人文困境（精选6篇）
人文困境 篇1
世界高等医学教育的模式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研究生教育模式;另一类是欧洲和亚洲各国采用的本科式教育模式[1]。我国采用的本科式教育模式,其对医学生的教育时间远远短于研究生教育模式。这也是我国医学教育在某些地方落后于国外的原因。我们在短时间内要完成专业知识的学习和临床时间,还要进行人文教育,真可谓“时间紧,任务重”。因而要想医学人文教育更上一层楼,参考美国等国家的研究生教育模式,并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更更有利于医疗体制的完善和医学事业的进步。
一、坚持公平效率统一,政府主导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相结合
政府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如今医疗市场需要首先要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多层次的医疗需求,其次更要形成有序的市场竞争从而促进医学事业的发展。这里所说的竞争,一定是有序的竞争。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现代医学的过分技术化、商业化削弱了医生对患者的人文关怀,造成当前医学严重人文精神缺失,其深层根源是拜物主义思想泛滥,患者被异化、物化的结果[2]。
当然,改革是一个探索和创新的过程,没有最佳的成功模式,只有最适合自己发展和需求的模式[2]。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应遵循三结合的原则,即在教学中要做到师生结合、教学科研结合、课堂与社会实际结合[3]。据统计,我国84所医学院校人文社会类课程平均课时为62学时,仅占总课时的1.71%,临床医学专业人文课程只占总课时的8.85%[4]。同美、德的20%～25%相距甚远。可见,我国的医学人文教育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其对市场的正向催化剂作用还有很大的程度去提升。
二、坚持统筹兼顾,把完善制度体系与解决当前突出问题结合起来
目前的医疗体制仍存在很多的不足,而医学人文教育体制更是存在很多的问题。对于人文教育和医学人文教育的重要性,学者几乎没有疑义,但是对于什么是人文教育,人文教育和医学人文教育到底应该教些什么,我国医学人文教育困境的根源到底何在,学者和教育主管部门一直争论不休,难以达成一致意见[5]。一些医学院校的毕业生只能认识疾病和预防、诊断、治疗,不能认识疾病发生、发展的心理和社会原因,不能自觉地应用预防、诊断、治疗疾病的心理和社会手段;只见疾病,忽视患病的人;只重视人的生物学属性,忽视人的社会学属性。
反思当前我国医学院校的医学人文教育普遍存在:理科来源的医学生,文科知识薄弱;医学人文课程少,而其中又以政治教育为主;师生对人文社会关注不够;人文课程安排在低年级进行理论授课,没有临床体验,缺少在实践中养成人文行为的机会[6]。我们应进一步加强人文教务的建设,改善内容,加强师资,完善制度,努力建设一个良好的医学人文氛围。
三、坚持人文素质教育同科学教育相融合
通过医学人文的教育教学,要让医学生在价值观形成的大学阶段就树立正确的“三观”,比如在各医学高校建立医学人文系或工作室,使医学针对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当下社会的普遍现象对学生进行从思想到实践的正确教育,让广大医务工作者都能像毛主席说的那样,真正做到“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医学的本质是科学与人文,我们就是要通过人文教育和医学科学教育充分结合的方式,使人文素质教育同科学教育相融合,从而完成医学的本质教育。
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为基础的课程体系,从基础到临床,分科过于精细,课程门数越来越多,有的医学院校必修课竟达到50多门。这样的课程体系在系统性、完整性不断加强的同时,也造成学科之间缺乏联系,基础与临床之间脱节的问题。学生到大学三年级还没有接触医院,没有接触病人,更不会看病识病。为改变以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为基础的课程体系,应该重新构建新型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使低年级学生在第二课堂和社会实践中,早期接触临床实践,树立以病人为中心的思想;早期进入医生角色,先学做人,再学做事。通过课程体系改革、开辟第二课堂和参观社会实践活动,使医学生能够把医学科学与人文素养有机地交融在一起,从而逐渐产生指导他们今后医疗实践的内在价值导向和行为准则的因素。
综上,医学人文教育的要义是“全人教育”,不是半人或机器人,其目标是通过夯实的基础知识培训,完善的德、智、体、美教育培养和丰富的医学实践历练使奔向工作岗位的医务人员是一个身心全面协调发展的适应新时期医疗体制及医患关系的优秀人才。接下来的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都应有人致力于医学人文教育的领域,而接下来几百年甚至更久,我们都应将医学人文教育发扬光大。
摘要：坚持以人文本不仅是科学发展观的要义,更是人文教育的内涵。坚持公平效率统一,政府主导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相结合;坚持统筹兼顾,把完善制度体系与解决当前突出问题结合起来)的推动作用,坚持人文素质教育同科学教育相融合。在此基础上探讨当前我国医学人文教育的困境及出路。
关键词：医学人文教育,困境,出路
参考文献
[1]韦勤,李大钦.医学人文教育有效途径探讨.医学与哲学, 2008,3(29):54-55.
[2]王昕,郑绥乾.我国公立医院内部经营管理改革举措的前沿观察.管理现代化,2010年第4期,总第170期,6-8
[3]潘宇,陈俊国.西方国家医学人文教育现状及对我国的启示.医学教育探索,2009,8(11):1344-1346.
[4]彭丽,冉素娟,我国医学人文教育的现状与思考.西北医学教育,2009,5(17):929-931.
[5]蔡志刚,林丽.医学人文教育困境之根源研究.医学与哲学, 2010,4(31):50-51,,58.
[6]冼利青.从人文学在医学中的价值作用和新医改的需要探索医学人文教育.医学教育探索,2010,5(9):583-586.
我国电视新闻的人文困境及其出路 篇2
关键词：电视新闻 人文精神人文困境
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它是我们新闻报道的生命力所在。人文精神要求我们注重对人本身及生存状态的关注，注重对人的存在价值，尤其是人的心灵情感的关怀，追求社会公平，关注个人权利和尊严。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的新闻报道在这一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已成为新闻工作者的共识。但近年来 ，一些有悖于人文关怀的报道屡见不鲜，我们的报道遭遇人文精神缺失的困境。剖析其原因，指出其出路，对于坚持我国电视新闻报道的健康持续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电视新闻节目中人文精神的“两难境地”
电视新闻遭遇的人文精神困境，贯穿于新闻生产的整条“流水线”上，从生产前的新闻素材选择，到前期采访、后期编写、播报，都可以看到记者在困境中挣扎的身影。
新闻选择时“取舍两难”。新闻选择是编辑部在众多的已发生的新闻事件中进行取舍的过程，反映的是媒体的新闻价值判断以及对自身定位的身份认同。从本世纪初开始，我国电视新闻视角开始下移，新闻工作者放弃了原有的“俯瞰众生”式的贵族情怀，开始把自己定位于普通老百姓，关注普通人的普通故事，在新闻选择上向普通人倾斜。然而，这一可喜变化并没有带来可喜的结果，从今天的电视新闻现状来看，新闻工作者在新闻选择时，抛弃了解读生命灵魂和表达人文意义的能力。
首先，在一些地方台新闻栏目中，整版地报道鸡毛蒜皮的琐事，骇人听闻的奇闻和低级趣味的隐私。这种新闻选择隐含的一个前提是，受众热衷于这类弱智化题材，此假定本身是对受众的审美能力和价值判断的低估，甚至是对受众人格的漠视和亵渎。第二，当前新闻选择的最大弊病就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为了节约成本和规避风险，当前的电视新闻极少深入重大社会问题，不愿主动挖掘社会“黑洞”，最多是跟随有关部门进现场，或跟风纸媒或网媒炒作重大话题，但对于小摊小贩、摩托车夫等则步步紧逼。给城管打前哨，先期调查哪里的“走鬼”最多，后期要求城管驱赶，这是地方电视新闻的经典模式。然而，很少有电视媒体拷问过公共管理系统，为什么总是有这样一个群体？如何才能给予他们合理的生存空间？第三，对美女、名车、豪宅等与普通市民关联不大的新闻题材关注过度，“弱势群体恰是最需要阳光照耀的群体，一些看起来与他们无关的报道，如‘人乳宴’、‘胎盘宴’、‘人体宴’在违反人伦天性的同时，又以炫富斗奢的方式，刺激着‘不平衡’”。[1] 第四，在新闻角度选择上，打着“花絮”或“花边”的旗号，迎合小市民心理。比如在报道某地贪官落马的新闻中，角度选择却热衷于贪官的情妇，与哪位明星有染等等。第五，一些选题容易“想当然”，而其示范效应令人堪忧。比如寒假来临，一些记者就会想到会不会出现学生整容风、近视矫正风、甚至堕胎风，于是去相关医院打听，医院为了广告效应与记者一拍即合，假期各类“学生风”就这样刮起来了。殊不知，经过电视新闻的“提醒”，果真成为了一股“风”， 社会风气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受到伤害。
现场采访时“上下两难”。采访者与被采访者之间的平等关系仍未确立。首先，普通市民有不接受采访的权利，但我们在电视中经常可以看到记者以“法官”姿态“审问”市民的镜头，甚至有市民不接受采访遭到记者谩骂的事情发生。其次，在采访中，弱势群体的人格更应受保护。但有些记者为了寻求冲突感，刻意渲染寒苦，肆意放大痛苦，让“弱势”赤裸裸地暴露在观众的视野下。 第三，犯罪嫌疑人同样需要尊重。近年来，我国打黄扫非的新闻报道比较集中，记者跟随警方进入色情场所的报道屡见不鲜，“捉奸在床”激活了电视新闻的兴奋点，画面现场感也使得电视新闻在这类报道中占有优势，但记者镜头紧逼“捉奸在床”的当事人，以此来迎合观众的窥私欲，深深伤害了当事人及其家人的自尊心。第四，隐性采访盛行的当下，市民在与人打交道时一不小心就“被采访”。随着偷拍设备越来越先进，记者的隐性采访“技术”也越来越高明，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无孔不入，很多市民在全然不知的情况下接受了采访，市民的隐私权也屡屡被侵。
文字配写时的“高低两难”。采访结束，如何在写稿和配音中体现人文精神也是一门学问。如果将生活化语言全盘挪移到电视上来，生活中的阴暗面也会在电视上“放大”。这种文字还体现在标题中，为了增强标题的抢眼度，标题中的惊叹语气越来越常见，如《惨！钢筋从天降女子毙命》、《热！年度最热气温“烤熟”民工》、《怪！“女子”芳龄二十竟是男儿身》。“感叹式”，是近年来我国电视新闻中的标题风格之一，通过感叹的方式，放大当事人或遭遇的灾祸，或痛苦的境遇，或离奇的心态。为了使新闻更符合“官方需要”或“大众心理”，一些新闻在文字上做“文章”，比如贵州警方在解救护送被拐卖妇女的行动中， 被拐的妇女不希望接受采访，但是刚下火车，一群记者就包围了她们，为了躲避记者，她们把脸埋在两腿之间，有人开始泣咽。而之后出来的新闻报道却将“惶恐的泪水”描写成了“感动的泪水”，给这些妇女带来二次伤害。在播报一些灾难性事件时，播音员使用调侃的语气，比如称车祸中的司机为“那哥儿们”、“这位仁兄”，表面上迎合了观众的口味，实则是漠视他人的尊严。
音画编辑的“左右两难” 。随着新闻理念从宣传向信息的转变，目前的电视新闻在画面上已经扭转“左倾”，很多电视台对会议新闻作出硬性规定：即使是会议采访，也不能出现会议画面，而要根据会议内容补拍相关的民生镜头。这个转向，意味着新闻从业者从画面的角度对人文精神的理解。随着新闻娱乐化的蔓延，电视新闻中也掺入了大量娱乐元素，如配音乐、加包装的新闻在各类新闻中已不鲜见，这种做法主观上是为了尊重和取悦受众，但在实际效果中，却无意识地伤害了一部分人。比如给悲剧题材配上悲情音乐，能起到渲染感情的作用，却刺激了受害者亲属的神经。利用特技包装将新闻主角“小丑化”的现象也很常见，主观上是为了增强滑稽效果，但客观上却贬低了当事人的人格。电视新闻的前后片花、中间穿插的广告，不管是其音乐的悦耳还是色泽的鲜艳，都在散发着喜悦和激情，这种情绪指向与新闻内容是相冲突的，很大程度上是对新闻意义的消解，更是对新闻中的一部分人的痛苦的漠视。目前，我国的电视新闻正在进入波兹漫说到的“观众没有时间思考，制片人也不希望他思考”的时代，观众跟随电视的脚步，逐渐开始麻木了，“不管有的新闻看上去有多严重，它后面紧跟着播放的一系列广告就会在瞬间消解它的重要性。”[2]
“两难境地”的原因剖析以及出路探测
从电视新闻的两难境地可以看出，人文精神的困境并不是因为电视新闻从业者缺乏人文精神的主动意识，事实上，他们一方面在主观上追求人文精神，而另一方面，在这种追求中又造成“人文伤害”。这种看似无法自救的悖论，其缺口在哪里？又如何让当今的电视迷局走出人文困境？这种原因分析有利于我们从技术上寻求破解之道。
电视求真与人文精神“同床异梦”。电视新闻中，真实性的最关键因素体现在画面的现场感，即用画面的形式再现新闻人物形象和事件过程，展现新闻价值，刻画冲突现场。但是，近年来的电视发展却表明，对真实性的维护与对人文精神的追求两者之间，形成一对南辕北辙的矛盾体。第一，2007年，北京电视台“纸馅包子”假新闻被揭发后，全国电视界经历了一场新闻真实原则的再教育，一些新闻栏目重新制定纪律，任何报道必须有现场长镜头支持，作为真实性的“证据”。在这种思维指导下，一些赤裸裸的真实画面成为新闻工作者法律屏障的同时，也成了一把伤害新闻当事人的道德利刃。如一家电视台在调查某城市的城中村内吸毒者和艾滋病患者时，通过暗访镜头展示了这类人群的晦暗人生，通过特写画面刻画了人物的生活细节，给人强烈的逼真感，虽然其真实性不置可否，但这种“真实”对这个特殊人群的改造自新，有百弊而无一利。第二，对“全面真实”的偏执，也是人文精神的杀手。“全面真实”有助于受众从整体中了解局部事实，从宏观中掌握微观信息，是真实性原则的新境界。但全面真实并非口无遮拦地曝光所有信息。2007年，中国第一例成功“变性人”李国华，得到全国各大媒体关注之后，有记者还觉得不过瘾，通过一些方式获悉了他的家乡地址，奔赴湖南采访他年事已高的父亲，了解他的成长经历，导致他的家庭在后来的生活中遭遇尴尬。为了追求真实性，电视节目该遮蔽的镜头没有处理，该含糊的语言也照样犀利，最终导致的恶果是电视新闻因人文精神的丧失而遭到唾骂。
如何在人文精神的前提下求真，成为当前电视事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它走出庸俗化、低俗化，提高节目品牌影响力的根本途径所在。笔者认为，应从两个方面入手：第一，选择性地表达微观真实。细节刻画固然重要，故事化叙事也有其合理成分，但对于一些不宜在电视中出现的事实，可以忽略，或采用更委婉的艺术表达方法。这就对节目制作的叙事结构提出了更高要求，做到既没有出现虚假信息，又能让受众清晰理解节目内容，更能保护新闻当事人的隐私利益、维护受众群体的情感受力度。第二，技巧性地突出宏观真实。宏观真实与全面真实的区别在于，宏观真实是指意义层面上的主体客观性，包括纵向的背景和现状的真实，横向的政策环境、社会生态等方面的真实，强调电视节目内容在横向和纵向坐标中的位置、地位、意义的客观性；而全面真实仅仅指涉事实层面的真实，是所有事实细节真实性的叠加。如果在电视节目叙事中从宏观真实中巧妙布局，新闻真实的目的达到了，表达的意义价值提升了，人文精神也随之得以彰显。
商业追求与人文精神“背道而驰”。 电视事业的企业属性培育了电视新闻的专业主义精神，但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又使新闻在这场奔跑中不得不放下“斗士”姿态。今天的新闻栏目都是各频道中的创收主力，成本小，影响广，效益高，是地面频道开办新闻栏目的直接动因。从受众角度来看，新闻中处处充斥着商业画面，广告片将新闻四分五裂。从新闻工作者的角度来看，商业追求最大的后果，还是新闻栏目成为商家的“代言人”，从而失去新闻人应有的独立人格。每年的3·15打假报道中，常常有维护消费者权益的个案报道，但当涉及到广告商或赞助商时，维权利剑即时入鞘。传媒学者李希光早在世纪之初就预见到了这一趋势：“新闻作品不是以满足最广大人们群众的需求为目的，而是以满足广告商所代表的商业集团的利益，即满足有购买力的人群的目的。”[3] 传媒产业化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电视事业的改革内容和发展方向，从1979年第一条电视广告开始，广告就是电视行业的主要收入来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提升了电视媒介的竞争力。然而，从人文精神维度来窥探电视的商业追求，人文和商业二者之间的矛盾就不言自明了，这是当前我国电视人文精神失落的另一道门槛。
如何走出这个门槛，在困境中突围，既保证电视产业化的健康发展，同时又维护人文精神的尊严，笔者认为有三条路线图。第一，走高端路线，做精品节目，保住“钻石”受众，从而可以获得剔除低端广告的资本，目前凤凰卫视中文台就是走这一路线。第二，走主流路线，停播商业广告，提高自办栏目和自身的电视剧制作能力，节约社会成本，同时获取政府资助。目前，重庆卫视已经走上这一路线，此类电视媒体特别要注意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即自身并不是政府机构的全权代言人，而仍保持“第三者”身份客观独立地传播信息和表达意义，否则，这一路线很快会变成一场历史轮回，或者一种倒退。第三，走多元创收路线，提高非广告的经营能力。即在维持现有的商业广告基础上，增加内容输出、网络租赁、活动承办等方面的创收能力，尽可能降低广告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从根本上解决电视台的创收模式，节目制作者“受制于人”的感觉也会随之减低。目前，我国大多数省级以上电视台和发达地区的城市电视台都在往这个方向努力。
总体而言，目前这三种路线在国内都具可行性，但各有不同要求。高端路线难度较大，需要特殊的政策保护和环境支持，以此来保证获取节目素材中的稀缺资源；主流路线风险较大，需要高水准的节目制作能力，既保证主流价值又能吸引观众，所谓“叫好又叫座”，需要与政府高水平的沟通能力（而非单纯的惟命是从），否则一不留神就回到了改革开放前；多元创收路线要求电视人有全新的经营理念和资本运作能力，具备投资、融资、营销、品牌建设等方面的素质。
各种社会因素的干扰。今天的新闻已经成为各种社会力量博弈的场域，这些力量从各个角度对新闻事件进行发力，影响事件的发展，同时又形成新的新闻事件。“所谓媒介生态系统，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人—媒介—社会—自然四者之间通过物质交换、能量流动和信息交流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而构成的一个动态平衡的统一整体”。[4]可以看出，每一个角色在看似简单的一条新闻中，都有各自的利益诉求。在新闻策划中因某方利益得不到保证，而致使人文伤害的新闻事件在近年来时有发生。媒体版面无疑成为一种稀缺资源，而政府、企业、名人以及各种利益诉求者对媒体版面的争夺已是不争的事实，而此时媒体似乎只是一个被支配者，各种利益的碰撞，难以避免让媒体在挤压状态中“变形”，从而使人文精神失之偏颇。
如何抵抗各种利益冲击，走出被挤压的空间，这就需要电视媒体具有极强的“太极”回旋能力，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应付：第一，媒体是党的喉舌，但并不是某一个具体政府部门的喉舌，因此在与政府部门发生业务往来时，应保有独立和尊严，公正有效地传达信息，这也是对普通群众的一种尊重；第二，提高“反营销”能力。目前，企业利用媒体进行隐形营销的技巧越来越高，它们通过制造一些具有新闻价值的社会故事，将自己的产品或品牌注入节目中，神不知鬼不觉地推广知名度，但同时也让“广告”污染了受众眼球，因此，如何“反营销”，是当下我国电视提升人文精神的一个新课题。作为电视媒体人，首先需要有破解“营销”的眼力，敏锐发觉某些企业在利用媒体，寻找到“营销点”；其次需要有化解“营销”的手段，回避或拒绝“营销”主体，比如用“某企业”代替公司名称，在画面上回避品牌图样等等；第三，在名人节目中避免媚俗，名人为保持人气，隔一段时间会向媒体抛出一些事端或雷人语录，然后媒体大肆炒作，这种行为本身是对人文精神的践踏，低估了受众的欣赏水平，同时回避了受众所关心的国计民生问题，因此，对名人节目采取理性和节制态度，避免让媒体成为名人增聚人气的舆论场，对维护人文精神是必要的；第四，在一般市民报料中，保持中立态度。媒体在本质上并不是维护正义的机构，而是传递信息的机构，以“第三只眼睛”看事件是一种可取方法。但是，目前社会诉求渠道不畅、市民法律观念不强以及司法成本过高，导致了市民向媒体寻求舆论支持成为一种便捷有效而又成本低廉的途径，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媒体经常扮演“法官”，上演“媒介审判”，但由于电视人没有专业的法律知识，结果往往是偏袒于一方，而不自觉地伤害了另一方，导致电视的人文精神丧失。因此，只报道信息，不妄下结论，多方寻求证据，传达各方面声音，不失为有效避免失衡的一种方法；第五，在众多利益博弈中，电视人保持自身廉洁，只报道利益，不沾染利益，这是避免电视人文精神受到社会干扰的基本底线。
综观当前我国电视新闻生产的“流水线”，几乎每个环节都有与人文精神相悖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决定电视新闻遭遇人文困境的命运。上文在原因剖析中厘清四重关系，并在技术层面给出了部分答案，中国电视新闻的人文精神通过平衡四重关系来寻求出路。首先，正确认识现代人文精神要义，从潜意识中体会到尊重个体生命，尊重个体人格的重要性，认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并且在适当时候，利益的天平向弱者倾斜。其次，在坚持新闻真实原则的同时，平衡伦理、道德和人文关怀等要素。第三，商业利益固然重要，但丧失了人文精神，媒体就丢失了灵魂，商业利益也失去了长远的根基，因此，在二者间适当取舍，保有电视的高尚气节不被商业利益所要挟。第四，媒体要在新闻事件的角力中掌握主导地位，在平衡社会利益的同时，尽量主控新闻事件的发展导向，保护新闻当事人的各方权益不受其他社会力量的损害。从技术到理念二维层面把握人文精神的追寻和维系，才能说我国电视新闻走出了困境，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空间。
注释
[1] 罗建华：《用人文精神映亮新闻底色—“冷血报道”现象引起的思考》《新闻记者》2006年第4期。
[2]（美）波兹漫：《娱乐至死》，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35页。
[3] 同①，第11页。
[4] 邵培仁，《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0页。
作者：彭华新，四川大学新闻传播研究所博士生。
语文课程:如何走出人文性的困境 篇3
自1993年上海文学批评界提出人文精神的回归这个问题以来, 人文精神的火炬在正当经济转轨和文化转型之际的中国被高高举起。语文课程改革也乘此东风, 极力张扬失落的人文性。这种努力取得的效果是有目共睹的, 贯穿于语文课程的工具理性逐渐淡化, 价值理性逐渐强化, 人文关怀逐渐深入人心。但也无需讳言, 因为关于人文性的内涵、存在形态及实现路径等诸多理念长期以来一直语焉不详、含混不清, 致使这种努力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很突出。
如有论者提出:“语文课程性质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 这就要求在语文教学中既要重视言语内容, 正确理解文本的思想, 挖掘其中的人文因素, 培养学生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又要重视言语形式, 注意语文基础知识的掌握和基本的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 达到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结合, 言语内容和言语形式的统一。”[1]这实际上是列出了两个公式:
按此公式推理:如果一节语文课没有关注选文的言语内容, 就意味着丧失人文性;一节课关注言语形式的比重越大, 人文性流失也越严重!这种认识导致我们的阅读教学只能引领学生去探讨选文写了什么, 而不敢琢磨选文的内容怎么写、用何种形式来表现。好像一这样, 就是追求纯工具性而忽视人文性。甚至有论者提出:学习语文就是学习文化[2];并将一节带领学生几乎整节课浅层次地讨论过年风俗的课评为“言语实践与文化学习双赢”的好课。于是, 阅读教学只好来研究课文内容。在当前大背景下, 这种做法好像更能体现课程的人文性, 但实际上造成的后果相当严重, 正如王荣生教授所说:“长期以来, 我们的许多语文课, 就是以这样的方式, 用比这要糟糕得多的教学设计, 不断地教学生由课文所传递的‘天文地理、五花八门’的东西 (课文内容) , 甚至文学作品也是这样地处置。于是, 语文课程‘不像语文’了, 语文教师当了‘杂家’, 而语文教材则成了‘杂货铺’。”[3]李海林教授也指出:“这种把语文本身悬置、架空以使之空洞化的语文教学对语文课程的破坏, 对语文课程独立价值的消弭, 是‘老鼠搬家’式地渗透在日常语文教学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教学设计当中的, 并在不知不觉中将其掏空。它看不见摸不着, 很难被教师们自觉, 因而其危害甚烈。”[4]
现在, 这样的情形已并非某些论者认为的那样“主要表现在展示课上, 大量的日常语文课则是顺着应试的轨道我行我素”[5]。经过十几年的新课程改革, 人文性泛化已成为语文教学的通病。但这还只是表面现象。如果深入考察, 我们会发现, 在泛化的表象下, 人文性依然处于弱化状态, 表面上的“泛化”导致了它实质上的“弱化”!人文性在语文课程里还远未实现真正的回归。
因此, 我们非常有必要探讨一下人文性在语文课程中的存在形态及其实现路径 (本文论述主要从语文课程的重头戏———阅读教学角度来展开) , 这对语文课程走出“泛化”和“弱化”的双重困境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人文性在语文课程中的存在形态
总体来看, 语文课程的人文性以显性或隐性状态存在于语文教材选文、语文知识和语文教学对话中。
1.人文性存在于语文教材的选文之中
人文性首先存在于语文教材的选文中, 尤其是中华民族和世界其他民族几千年来沉淀下来的优秀的、经典的文学、历史、哲学和伦理等人文含量最丰厚的作品中。在这里, 由于处于语文课程这个特定的语境中, 人文性虽然作为体现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特性, 却并非如一些经典定义界定的那样无所不包地关涉人类文化。诚然, 人文性的具体内涵处于流变和动态发展之中, 在不同的时代和民族中有不同的内涵, 但语文课程所指的人文性应该主要关涉人类文化最核心的精神品质, 即能够体现以人为本、具有人类生命关怀本质的价值和规范, 如仁爱、正义、智慧、诚信、勇气、宽容、谦逊、刚健、民主、自由、理性和个性等, 也包括人类各民族在审美、思维、性情甚至科学探索等方面的深层文化内涵 (而非具体内容) 。如果人文性在这里囊括一切, 学生要学习的东西就太多了, 人文性就会成为语文课程不能承受之重, 成为制约语文课程前进的羁绊。学生要通过对作品思想内涵深入细致的解读, 接受并将以上所述这些人文精神内化到自己的血肉之中。如《论语》追求的人际关系的和谐, 《道德经》倡导的超脱世俗的高洁, 《皇帝的新装》对极权的批判, 《鲁滨逊漂流记》体现的开拓精神。
人文性不仅存在于教材选文的言语内容之中, 也表现在其言语形式之中。我们过去主流的文学观认为:文学作品的内容就是内容, 形式就是形式, 内容决定形式。但近来对我们影响颇大的俄国形式主义者却认为:真正使文学成为文学的是形式而非内容, 正是形式才使文学区别于其他艺术。也就是说, 从某个角度来看, 文学形式本身就是内容, 就蕴涵了作者的某些人文理念。所以, 带领学生解读选文的言语形式, 发掘其中蕴涵的人文精神, 也是语文教学的重要任务。夏丏尊、叶圣陶先生认为:“学习国文, 应该着眼在文字的形式上, 不应该着眼在内容上。”[6]这话虽非真理, 但确有一定道理。
如《诗经·黍离》委婉的表达方式,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对专制权威批判所用的隐笔手法, 都在表现中国人内敛含蓄、不事张扬的文化传统。钱钟书的《吃饭》等“形散神亦散”的散文手法实则表现了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追求。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等“追求有意味的形式”的先锋派小说突破了传统小说着重“写什么”的范式, 转而表现出对小说叙事技法———“怎么写”的热衷, 这些小说独特的叙事形式本身也蕴涵了对旧体制和某些不合理传统的颠覆, 同样具有人文内涵。
李宇明教授深刻指出:“在语言、文字之中, 在语言文字的运用之中, 都深深积淀着包括心理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在内的各种文化内容。”[7]因此, 人文性不仅体现在语文教材选文的内容和形式之中, 也体现在作家对作品的创作过程之中。在此过程中, 作品被灌注进去丰厚的人文内涵。首先, 是作家的创作态度。如巴金的《小狗包弟》和茅以升的《中国石拱桥》分别体现出了真诚自然和科学严谨的写作态度。其次是作家的创作风格和个性。如舒新城散文《故乡》“像寻常谈话一般, 读了亲切有味”[8]的文风。最后, 作家身上秉承的哲学、思维和心态等方面特定的民族文化也会灌注进作品之中。如《诗经·关雎》里蕴涵的中庸平和的民族性情, 《荷马史诗》里蕴涵的激情进取的民族性情;法国作家布封的《马》体现出的是西方人物我两立的“分”的思维旨趣, 冯骥才的《珍珠鸟》、沈石溪的《斑羚飞渡》同样写动物, 却体现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合”的思维旨趣。
2.人文性存在于语文知识之中
在当前“淡化知识”的语境中, 语文知识意味着缺乏人文精神的“纯工具”。这是个极大的误解。事实上, 在语文知识本身的内涵中以及语文知识的产生目的、产生过程和接受过程中, 都隐性地蕴涵了特定的人文精神, 对学习者具有很高的精神教化价值。
首先, 任何语文知识都不可能是价值无涉的, 其本身都有体现特定价值和规范的人文内涵。如“白描”的概念这个陈述性知识:白描是指描摹对象时笔法简练迅速、用词凝练简洁, 寥寥几笔抓住主要特征, 留下某些空白给人以想象和启迪, 达到栩栩如生的写意效果的描写手法。这种以比喻性、模糊性和象征性的“形”来传扩大化的“神”的手法中蕴涵的重主观、重诗意的倾向, 和西方描写方式注重追求艺术对象的细节全面、自然真实的重客观、重理性的倾向, 实际上代表了两种文化旨趣。又如英国学校委员会建议儿童阅读文学作品的方法 (属程序性知识) :拿到一本书, 要学会提出几个问题:
1.这本书是真实的吗?
2.这本书是不是故意把读者引入迷途?
3.这本书会在我身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4.这是作者虚构臆造的吗?
5.实际上人们真能像这本书里的英雄那样行动吗?
这几个问题的提出, 目的是要教会儿童对通俗文化的消极面作出自觉的反应, 并培养他们对真正优秀的文艺作品的兴趣。更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读书法内含了一种对学生精神世界成长极为重要的批判态度和质疑精神, 这对学生在现代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是极为有用的。实际上, 在语文知识中, 即便是一项小小的技能, 也关乎人的精神世界的成长。如《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要求的“诵读古代诗词, 阅读浅易文言文, 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基本内容”这样的技能, 也是在要求学生用一种自尊、自信、自立、自为的主动精神来参与学习过程, 而过分依赖听讲、做笔记这样的阅读技能培养的则是另外一种被动人格。
其次, 从语文知识产生的目的来看, 指导学习者“如何更好地、更合适地听说读写”的语文知识产生的目的就是支撑学习者言语能力的形成。“学习者合宜的语文能力需要合宜的语文知识来支撑”已逐渐成为语文学界的共识。学生获得言语能力, 才能拓宽文化视野, 获得文化创造力, 使人性的展现和精神的自由获得更大的活动空间。因此, 语文知识的产生, 体现了对学生的人文关怀。相反, 忽视语文知识的语文教学是缺乏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精神的。
再次, 语文知识产生的过程也蕴涵着人文精神。语言和语文知识产生的过程, 凝聚了人类精神世界的欢乐、痛苦、成功、挫折、想象和美感等。如散文“形散神不散”这样凝固特定僵化意识形态的知识发展为“散文含有‘反文类’倾向, 散文的首要特征就是‘无特征’”[9], 就体现了我们在语文知识探索道路上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解放思想的勇气。
最后, 学习者对语文知识的正确接受过程也可以体现人文精神。从学生对语文知识的学习、接受和掌握过程来看, 语文知识需要学习者在具体的情境中体验、实践, 然后动态地生成, 在此过程中实现存在于言语对象中的形式结构向人的心理结构的迁移, 从而实现知识的内化和能力的形成。这个重视学生个体实践的过程就体现了张扬学生主体精神的文化品格。
3.人文性存在于语文教学对话之中
语文教学过程中的对话, 包括语文教师、学生、文本和教材编辑等各个主体之间的交流和沟通。真正的对话应该具有如下特征:对话是平等、谦虚的交流;对话是尊重差异性、尊重批判性的共同生活;对话是爱心的付出。可见, 语文教学对话本身也隐性地蕴涵了浓郁的人文精神。优秀的语文教学模式 (如美国教育家史密斯的“认知———理解———评价———创造”四级阅读模式) 、优秀的语文教学方法 (如段力佩先生的“读读———议议———练练———讲讲”茶馆式教学法) 和适宜的学习方式 (如自主、合作、探究) 都能体现教学对话中的人文精神。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教学应引导学生钻研文本, 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 加深理解和体验, 有所感悟和思考, 受到情感熏陶, 获得思想启迪, 享受审美乐趣。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教师应加强对学生阅读的指导、引领和点拨, 但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 不应以模式化的解读来代替学生的体验和思考;要善于通过合作学习解决阅读中的问题, 但也要防止用集体讨论来代替个人阅读。阅读教学应注重培养学生感受、理解、欣赏和评价的能力。在理解课文的基础上, 提倡多角度、有创意的阅读, 利用阅读期待、阅读反思和批判等环节, 拓展思维空间, 提高阅读质量。”[10]
以上这一段对阅读教学对话的阐释, 充分体现了对作品解读过程中内蕴的“激情、创造、个性、尊重、自觉、合作、探索”等人文精神的积极肯定。杭州外国语学校郭初阳老师带领学生创造性地解读《项链》, 认为作品是“对‘灰姑娘’故事模式的创造性改写和颠覆”。这个见解是在尊重文本的基础上, 通过引导学生对作品进行细读得出的, 教学对话本身就是对人文精神的极好诠释。
三、人文性在语文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语文课程的核心内容包括两块:一是承担提升学生文学文化素养任务的经典作品 (即语文教材中的定篇文) , 一是承担提升学生听说读写能力任务的语文知识。对阅读教学来说, 语文课程的实施就是搞好属于语文课程内容的定篇文的教学, 以及属于语文教材内容的例子文、样本文和用件文的教学。
定篇文的教学任务是深入细致地挖掘作品方方面面的内涵。人文性在这里的实现路径主要就是师生对作品言语内容、言语形式和作品创作过程中的人文内涵进行细读、探讨。郭初阳老师执教《愚公移山》, 和学生一起首先探究文本的励志故事特征;接着引导学生认识愚公神话特有的异质;之后, 又在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精神、中国传统的生殖观和成败观、老人崇拜、家长权威和“诚”等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探究愚公故事之所以产生并且经久不衰的文化内涵;最后通过比较探讨东西方文化特质的差异。这个案例可以说是定篇文教学的一个典范。当然, 在定篇文的教学过程中, 优秀的教学对话也蕴涵了积极的人文精神, 可以作为人文性实现的隐性路径。
例子文、样本文和用件文的教学实质上就是语文知识教学。人文性在此处主要是通过语文知识这个路径来实现的, 即在教学过程中, 让语文知识内含的或依附于语文知识的人文精神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 影响学生的精神世界, 教师不必明讲。语文知识教学过程中优秀的教学对话内蕴的人文精神发挥作用, 当然也是人文性实现的隐性路径。需要指出的是:这三类选文文本中内蕴的人文精神同样应以隐性方式发挥作用, 师生不必像对待定篇文内蕴的人文精神一样将其作为教学内容探讨。
人文性在语文教材选文中基本上以显性状态呈现, 相对容易发现, 而在语文知识和语文教学对话中则以隐性状态呈现, 相对不易觉察。因此, 目前大多数人对语文课程人文性实现路径的认识还主要停留在选文上, 尤其是选文的言语内容上 (相对于选文的言语内容来说, 其言语形式中和创作过程中内蕴的人文精神更加隐蔽) 。一方面, 由于认识不到人文性实现路径的多元, 只能看到选文中尤其是选文言语内容中蕴涵的人文性, 致使教学中不论拿到何种类型的选文, 都会不顾其他而热衷于解读并拓展选文的言语内容, 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文性的泛化;另一方面, 对语文知识和语文教学对话中内蕴的人文性的忽视, 又导致了“淡化知识”倾向和缺乏对教学对话正当性、合宜性的反思, 从而又在很大程度上妨害了对选文内蕴人文精神深入、有效的解读, 甚至还会出现用反人文精神的姿态来解读有人文内涵的作品!这实际上又导致了人文性繁荣表面下的依然弱化, 人文性只能悬在空中。
总之, 深入、全面地认识语文课程人文性的存在形态及其实现路径, 正确对待人文性, 可以使语文课在着眼于选文内容解读的时候不必担心被指责为“人文性泛化”, 而在关注选文形式和大胆进行语文知识教学的时候不必担心被指责为“丧失人文性”, 从而使人文性真正地在语文课程中落地生根、茁壮成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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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傅道春, 江平, 袁冬华.学习语文就是学习文化——《本命年的回想》教学实录与访谈.语文建设, 200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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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海林.语文教育的自我放逐 (上) ——评当前语文教育改革的几种倾向.语文学习, 2005 (4) .
[5]钱梦龙.为语文教学招“魂”.中学语文教学, 2004 (2) .
[6]夏丏尊, 叶圣陶.文章讲话.北京:中华书局, 2007.
[7]李宇明.语文现代化与语文教育.语言文字应用, 2002 (1) .
[8]朱自清.朱自清散文全集 (下集)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8.
[9]南帆.文学的维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8.
论高校人文通识教育的现状和困境 篇4
关键词：人文通识教育,现状,困境
人文通识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应有之义, 通过全面、系统、均衡的教育实现对大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 最终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当前高校人文通识教育在各界的努力之下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但也存在学校重视不够、教师教法单一、教学内容枯燥等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成为通识教育良性发展的严重阻碍, 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势必对通识教育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
一.高校人文通识教育的现状
人文通识教育兼有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的双重特点, 在中西方教育理论中都被多次提及。如果说, 人文通识教育是给公民提供和其他公民共同相处的教育, 实现了培养独立人格和生活能力。那么, 中国古代的“六艺”和西方古希腊的“自由教育”思想 (亚里士多德语) 堪称是这类的雏形。在当代, 通识教育的定义已然不同, 其内涵则更加丰富。但一般认为和专业教育不同, 美国教育家赫钦斯认为“高等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发展理智能力, 其他的任何目的都是次要的”。[1]按照哈佛报告的理念, 通识教育培养的人应是人格健全、明辨是非、品德高尚、理性好学, 并明确真善美的价值。在潘光旦先生看来, 通识教育目的不是培养“匠人”, 而是对理性和心智的培养, 帮助学生获得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 实现对自然、社会、人文的全面认知。可见, 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 抑或是古代和现代, 对通识教育的人文性都是极为推崇的, 毕竟教育是以人为对象的, 以提高人的素质为基本诉求的。
虽然人文性是通识教育的应有之义, 但是人文通识教育的实施并不容易, 在中国尤其如此。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历程是比较特殊的, 由于建国后教学体制借鉴了苏联模式, 非常重视专业教育, 学生在一年级进行专业教育, 忽视了大学应有的通识教育。这种模式虽然适应了当时国情和时代的需要, 短期内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应用型人才, 其地位和功绩不可忽视, 但缺点和优点一样突出。事实证明, 重视专业本无可厚非, 但轻视通识是极为短视和功利的。这样的结果是:以专业教育为核心来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同专业教育无关的课程都沦为补充, 也没有相对应的通识教育课程, 导致整个课程体系的建构缺乏科学和均衡, 并不符合现代的教育理念。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高校体制改革的深入, 这种教学模式的弊端也日渐暴露。比如专业划分过多过细, 交叉学科了解不足;专业知识有余, 人文知识缺乏, 甚至学生缺乏健全人格, 对大是大非问题缺乏认知等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后, 人文教育逐渐成为了高校改革研究的热点, 很多高校也希望借助通识教育的平台来进行人文教育, 通过增加人文素质课程, 来弥补理工科学生人文素养的不足, 以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于是各级教育管理部门也顺势加强了指导, 教育部在《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通过对大学生进行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 提高他们的文化品味、审美情趣、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2]于是人文通识教育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 相关的改革也逐渐走向深入, 并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效。纵观各校的改革, 不难发现虽然具体措施各有差异, 思路也各有不同, 但核心理念是一致的。即打通专业的严格壁垒, 实现通识教育, 帮助学生获得多学科知识, 实现学生知识结构的合理化。在这方面, 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走在国内的前面, 北京大学通识教育将通识教育课程分为数学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与伦理、历史与文化、语言文学与艺术五大类别。武汉大学把通识教育课程分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数学与自然科学、中华文明与外国文化、跨学科领域五大类别。复旦大学则分为文史经典与文化传承、哲学智慧与批判性思维、文明对话与世界视野、科技进步与科学精神、生态环境与生命关怀六大门类。这些大学在分类的同时, 还制定了相关的通识教育课程标准, 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通识教育体系, 获得了各界好评。但放眼全国, 能进行这些改革的高校毕竟有效, 国内的更多学校尚未对此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 或者有了初步的想法, 却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将这种改革贯彻下去, 这是非常可惜的。
二.高校人文通识教育的困境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高校人文通识教育的发展趋势良好, 无论是课程设置还是教学内容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不足也是存在的, 这主要体现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比如校方重视不够、教师教法单一、教学内容枯燥等问题。
第一, 校方重视不够, 课程设置不合理
人文通识教育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 但校方对人文通识教育的重视更多停留在认识上, 有口惠实不至的嫌疑。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 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不能认清人文通识教育的定位, 不能平衡专业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关系。我国通识教育的体系建设虽借鉴了西方的教育理念和成功经验, 尤其是哈佛大学, 但“形”似, “神”不似。也就是说我们学到了西方的分类方法, 把通识课程划分了很多门类, 但没有深入研究这种划分的理由。这种体系性不强, 逻辑性不明的开课方式危害极大。造成了通识课程开设的门数虽多, 似乎也给学生提供了自由的选课空间, 但课程的目的性和针对性都有所欠缺, 教学效果自然欠佳。需要指出, 美国大学的通识课程虽因学校的差异有所不同, 但共同点是本科生要学习两年的核心课程。哈佛大学的核心课程分为历史学、外国文化、文学与艺术、伦理学、自然科学、社会分析六个部分, 这些课程作为核心课程和基本的学术训练课程, 所以并不刻意强调内容的精深广博, 而是希望学生能够通过学习获取本学科必不可少的知识, 掌握不同的分析、研究方法, 以及不同文化的价值和意义。相比国外成功的教学改革, 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就显得薄弱许多。由于国内很多高校对通识教育认识的偏差, 常把人文通识教育看作专业课程的补充, 满足于课程开设的门数, 追求所谓的“广”和“多”。导致学生以为通识教育目的就是每个课程都去“了解了解”, 这无疑违背了通识教育的初衷。
第二, 师资队伍薄弱, 授课内容随意
由于校方对人文通识课的重视不够, 造成了人文通识课的尴尬地位, 让承担人文通识教育的教师地位更加尴尬。首先, 造成了师资队伍的薄弱。当前国内众多高校都在朝着研究型大学努力, 不少高校一味强调科研, 无形之中忽视了教学的本位。不少人戏言“一流人才搞科研, 二流人才搞教学”, 高职称高学历的教师申请项目尚且无暇, 根本没有精力分身专业教学, 自然也无力顾及人文通识教育了, 这种现象目前尚未有停息之势, 这直接导致了高校没有稳定的人文通识课教学团队。很多高校承担人文通识教育的教师人数少, 流动性大, 造成开课门类的不足, 开设课程不稳定, 可供学生选择的余地不大等问题。不少高校都存在热门课程“一课难求”、班级容量太大的问题, 这都影响了教学的质量。其次, 教授内容和教学态度随意。由于人文通识教育的特殊性, 加之课程多安排在专业教育之外的时间进行, 不少教师以完成任务的心态进行教学, 这就造成了教学的随意。第一, 教授内容随意。一些教师贪图方便, 不少人文通识课程成为了概论式的课程, 什么都讲, 但什么都讲一点点, 这种蜻蜓点水, 浮光掠影式的教法不仅没有解惑, 反而造成了学生的一知半解。另外一些教师授课随意性较大, 严谨不足。甚至没有教学大纲、没有教学进度、没有固定内容。第二, 教学态度随意。在一些高校, 此类课程没有纳入学校的监管体系, 校方的管理不严格, 也让一些教师产生了应付的态度, 造成了种种问题。如内容枯燥, 形式创新不够;教法单一, 师生互动不够;照本宣科, 缺乏互动。这样的教学是难于让学生满意的, 学生排斥这种教学也不奇怪。
第三, 学生重视不够, 学习态度欠佳
相对于教师的重视不够, 学生漫不经心的学习态度自然也不奇怪。首先, 很多学生对人文通识课的认识是模糊的。研究表明, 因为学生并不明确人文教育的意义和定位, 对他们而言, 专业的好坏对就业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专业学好了, 就业才有保障。加之选课前校方也没对学生进行专业的指导, 学生选课比较盲目。课程的难易程度、个人的兴趣爱好都会直接影响选课, 他们或抱着好奇的心态, 或抱着容易通过的心态, 甚至抱着无所谓的心态去选课。他们选课一般是这样的:第一, 偏重轻松课程。学生更加偏爱《音乐欣赏》、《文学作品欣赏》、《电影赏析》这样简单易学、轻松娱乐的课程, 对理论程度较深课程敬而远之。第二, 偏重实用课程。学生偏爱和就业密切相关的课程, 如《大学生就业指导》之类的课程, 而排斥那些真正意义上的通识课程。另外很多学生上课的态度非常随意。由于对课程重要性缺乏认识, 加之教师教法欠佳、和专业课程冲突、考勤不严等问题, 造成了学生对此类课程的重视度远不如专业课程。于是很多高校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选课积极, 上课消极, 选课人数众多, 教室门可罗雀。这种无所谓的态度反过来也影响了教师的心态, 从而让人文通识教育的教学效果一直很难提高。
这些问题说明, 人文通识教育存在某种缺憾。作为教育工作者应从多方面入手解决这些问题, 推动人文通识教育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方展画.赫斯特[A].赵祥麟.外国教育家评传 (第三卷) [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4.
人文困境 篇5
关键词：人文关怀,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
人文关怀强调以受教育者的实际为出发点, 以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为教育的根本目的。在整个教育过程中, 注重培育受教育者的主体意识, 充分发挥其自觉能动性和内在潜能。由于其对人性的关怀和对个体的尊重逐渐成为医治传统教育弊端的良药和摆脱传统教育困境的出路。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现实困境
(一) 学习动机缺乏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 学生必须有志于学, 才能乐于学。学习动机的指向和水平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行为和学业成绩。学习动机是直接推动学生进行学习活动的内部推动力, 它由内驱力和诱因两个基本要素构成。内驱力是指在有机体需要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内部推动力, 是一种内部刺激。比如一个强烈渴望读书的学生肯定比一个不愿读书的学生有更强的内驱力, 而且当他的这种精神需要得不到满足时, 会想办法采取行动满足这种需要。诱因是指能引起个体动机的外部刺激或情境, 是有机体取向或回避的目标。[4]就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学生学习动机缺乏而言, 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 学习内驱力不足。长期以来,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只重视知识的讲授和传播, 把道德知识和理论知识的传播等同于道德教育和理论教育, 片面追求知识的记忆和灌输, 学生形成的只能是关于“道德观念”的认知而不能形成“道德观念”, 这样与人主体需要和价值追求脱节的知识传授, 自然不能使学生将客观的道德知识转变成主观的道德行为选择, 更谈不上克服各种困难满足道德提升的精神需要。由于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驱力不足, 学生自然就会失去学习的主动性。另一方面, 诱因趋于功利化。在实际生活中, 大多数学生更愿意把时间和精力放在专业课学习上或是各种职业资格证书的考取上。他们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只是为了通过考试完成学分, 或者是为了将来考研和就业做准备, 并没有把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当做主体道德提升的内在需要, 也没能认识到提高思想道德修养对于他们成长成才的重要作用。
(二) 学习目标模糊
长期以来, 思想政治教育被视作纯粹的意识形态教育, 这与中国传统“社会本位”思想的影响分不开。“社会本位”思想只重视国家和整体的利益, 过分强调个人利益必须服从于国家和整体利益, 忽视个人的生理和心理需要, 个人利益完全受到轻视。受这种思想影响,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 教育者往往只强调将学生培养成无私奉献、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大公无私的“圣人”, 注重社会价值的实现, 而不顾学生个体的实际需求和基本道德素质的培养, 忽视个体价值的实现, 这与“90后”大学生的思想行为特点相悖。“90后”大学生与“70后”、“80后”相比个性张扬、独立意识强, 更需要尊重和理解, 他们认同社会价值, 但并不把社会价值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 而是更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那么,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用高、大、全的理想人格来要求学生, 把思想政治教育等同于理想教育而排斥现实取向, 就会使学生产生逆反心理和厌烦情绪, 更不会把这种脱离实际和人性发展的目标内化为自觉追求的价值目标。即使一部分学生认同这样的价值目标, 但也觉得这种目标与自己生活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和难以达到的距离, 心生敬畏, 而放弃目标。其结果就会导致学生在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过程中, 学习目标模糊, 不仅没有成为“圣人”, 一些学生甚至连基本的道德素质都不具备。
(三) 学习态度消极
“考前突击、论文百度、逃课普遍、及格万岁”可以说是大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态度的真实写照。相当长的时期内,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只是片面强调单向灌输, 把学生视为接受知识的工具和容器, 而不是活生生的、有思想、有情感的人。教育者只陶醉于自己的理论高深与逻辑紧密, 学生却因为理论枯燥而一心只读课外书。将主体性的人异化为工具性的对象, 否认其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必然使教学内容不符合学生的实际、学生的生活和学生的思想品德发展规律, 使学生误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只是理论的简单灌输和反复说教, 与自己关系不大, 学或不学没有什么意义, 学习态度自然不会积极。另一方面, 价值观念多元化、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与冲突等社会因素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出了巨大挑战。尤其是受一些负面社会意识如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影响, 一些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产生质疑, 大大降低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 削弱了它的正面教育功能, 严重影响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行为, 阻碍学生主体性的发挥。
二、人文关怀:破解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困境的出路
(一) 教育理念:以人为本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 以人文本归根到底就是以生为本, 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一是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和成长规律制定教学计划、进行教学设计、完善评价机制, 使学生自主参与到教学过程中, 激发他们自我构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使学生真正成为教学过程的主体。二是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只重视对思想品德规范和现存知识的灌输, 并强调一致性, 是一种“复制”式的教育, 只重限制不重发展, 忽视了学生的个性差异。其实, 由于学生自然的、社会的特性不同, 生活的环境也不同, 他们是存在着个性差异的人, 这种差异是具体的, 现实的, 主要表现在思想觉悟、整体素质和实践能力等方面。因此, 如果是忽视这些差异性,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就达不到预期效果。三是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平等是师生关系的本质特征, 也是处理两者关系的基本准则。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 要做到学生与教师在人格上的平等, 学生是与教师地位平等的对话者。只有在平等相处和平等交流的氛围中, 才能破除人为的感情屏障, 实现教师与学生“神”的结合与沟通, 调动学生参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5]
(二) 教学方法:多元互动
人们在思想观念上, 长期以来逐渐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 即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其实, 这种观念恰恰颠倒了教与学双方的矛盾关系, 其结果便是教师如何有效地传授知识成为我们研究和强调的重点, 而忘记了教师教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教师之所以进入教学过程是为了学生的“学”, 为了学生的“学”能够最终摆脱教师的“教”, 从而走向独立地、自主地获取知识的自由王国。[6]因此, 变革教学方法, 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重点。一是采用探究式教学法。探究式教学法是指学生在学习概念和原理时, 教师只是给他们一些事例和问题, 让学生自己通过阅读、观察、实验、思考、讨论、听讲等途径去独立探究, 自行发现并掌握相应的原理和结论的一种方法。具体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 在学习某一概念或原理时, 以现实生活中的热点或难点问题为例提出问题,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 带着问题去学习, 通过收集材料、课堂讨论、反复求证最终寻找到答案, 使学生在整个教学过程成为一个“发现者”, 激发他们的主体意识。二是开展情境教学法。情境教学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与目的地引入或创设一定场景, 以引起学生一定的态度体验, 从而帮助学生理解教材, 并使学生的心理机能得到发展的教学方法。在情境体验中, 学生通过自身各种形式的体验, 把外在的道德规范内化到自己的思想品德结构中。此时, 学生既是受教育者, 又是教育者, 既接受教育, 又进行自我教育, 主体性得到充分发挥。诸如心理游戏、角色扮演、诗歌朗诵等都是最常见的情境教学方法。三是利用现代化手段。以课程网站为依托, 多媒体教学为主线, 辅之以教师博客、微信等现代化方式, 综合运用图、文、音、视、动画等数字化资源, 开展信息化教学, 改变传统一说多人听的教学模式, 极大地丰富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 原本枯燥的理论课变得生动活泼, 学生也由“要我学”变为“我要学”, 主体意识增强。
(三) 考核体系:全面可持续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一个重要评价环节就是考核。合理科学的考核体系不仅可以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 也可以促进学生主体能力的提升。完善考核体系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阶段性与长期性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有固定的学时安排, 具有阶段性。而学生在大学生活四年, 不能因为完成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对学生品德养成与行为提升的考核评价就戛然而止, 应把课程考核与动态追踪相结合, 在课程学习过程中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在动态追踪的过程中, 提升学生自我教育的能力。二是知识与实践结合。在知识考核的基础上, 采用适当的实践考核方式, 提高学生主体能力, 比如, 把平时成绩纳入考核内容, 改变学生“知行脱节”的尴尬现象;把口试、答辩等引入考核体系, 在学生思想品德提升的同时, 也提高了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三是多方评价结合。, 建立多方联合评价机制, 理论课教师负责知识内容的考核, 辅导员负责平时表现的考核, 学生互评与自评, 全方位、多角度进行考核。[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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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困境 篇6
一、高等职业院校大学生人文素养培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人文素养培育能让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职业能力的培养本来应当是高等职业教育的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 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其实质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把国家、民族和人民联系起来, 如何实现中国梦, 就是坚持中国道路, 弘扬中国精神, 依靠中国力量。党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 大学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接班人, 是实现中国梦的骨干力量, 这就要求当代大学生要有良好的人文素养。对高等职业院校大学生人文素养的重视, 是顺应时代要求, 增强紧迫感,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促进我国教育事业改革的重要保证;是我国更好的融入世界发展潮流的重要途径。
(一) 加强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培育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必然要求
高等职业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过去以解决温饱为主的发展阶段, 社会关注的更多的是人的生存物质需要问题, 而对人的本身的发展、人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关注很少。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我国进入物质条件更加改善、全面实现的小康阶段, 人的发展、人的精神需要会更加凸显。高等职业院校大学生人文素质培育体现了对人的关注, 就是要启发学生对人的生命价值的觉悟, 更好地满足学生全面发展, 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必然要求。
(二) 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培育是素质培育发展的需要
改革开放后, 我们的教育事业改革发展, 取得了巨大成绩。同时大家也看到了急功近利和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 不断滋生, 愈演愈烈。学校、家庭、社会都不可避免地要承受急功近利和实用主义教育带来的弊端和恶果。急功近利和实用主义的教育, 忽视学生全面发展, 忽视人文素质培育和养成, 不仅损害了学生自身的健康快乐, 也压抑了他们的创新潜质。缺乏社会责任感、诚信和艰苦奋斗的精神, 不善与人合作, 等等。这些在企业、用人单位看来最重要的品质, 恰恰是我们教育的软肋。把立德树人放在首位, 要重视学生的人文素养,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三) 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培育是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的时代呼唤
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 我们和世界各国的交往越来越多。在与世界交往融合的过程中, 需要我们的公民有良好的素质。然而, 目前的情况确实不容乐观。在就业选择中, 有一部分高职院校学生在物质和精神关系上过分关注眼前的机会和发展, 把求职当作寻求捷径的手段而忽视了远大的理想和目标。他们追求享乐主义, 不从自身特点和实际情况出发, 也不考虑个人发展和事业前途, 盲目随从, 将实现较高经济收人和社会地位放在人生的第一位。国民素质的提高, 学校教育是基础, 是希望所在。要通过加强人文素养培育过程, 使年轻一代为国家形象树立和世界文明作出新的贡献。
二、高等职业院校大学生人文素养培育的路径分析
(一)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实现文化育人
校园文化活动可以说大学生的第二课堂, 是高等职业院校大学生接受人文素养的活动基地,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有利于发挥他们的主人翁地位, 培育人文精神, 从而提高高等职业院校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学校还应成立各种各样的社团, 社团要举办形式多样的人文素养实践活动, 在实践中丰富人文知识, 培养人文精神。学校社团可以举办人文社科类的讲座;邀请知名学者和专家做人文类的学术报告;利用特殊节日举办文化艺术节和主题教育活动, 以此弘扬传统文化, 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养的道德品质。校园媒体可以以多种途径来营造大学精神的舆论氛围。校园媒体传播的内容可以是名师泰斗的思想, 也可以是年轻小辈学术的张扬, 这些都是课堂的延续和知识的升华, 是培养大学生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的有效手段。另外发挥学校图书馆作为高等职业院校大学生人文素养教育培育基地的作用, 图书馆图书资源丰富, 种类齐全, 且可供阅读的形式多样化, 电子网络信息资源储量大。尤其要收藏一些如文学、历史、哲学类等人文社科类书籍, 这些书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结晶, 具有很高的艺术魅力和文化内涵, 这些文化资源成为高等职业院校大学生提升人文素养的物质保障。
(二) 丰富高等职业院校大学生实践内容, 增加实践机会
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是加强人文素养教育的重要方面。因此, 要重视高等职业院校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 要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参观校内外的人文景点、历史博物馆、自然科学博物馆, 参加社会调查、访谈等活动, 参与社会服务工作, 使学生在实践中提高自身的行为修养。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相结合,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能有效巩固大学生在课堂上所学的理论知识, 又能利用理论知识来知道社会实践。提高大学生人文行为的重要途径。第一课堂主要是开好人文素养教育的必修课和选修课, 对理、工、农、医科学生重点开设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对文科学生适当开设自然科学课程。所开课程要在传授知识的基础上, 更加注重大学生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的养成和提高。第二课堂主要是组织开展专题讲座、名著导读、名曲名画欣赏、影视评论、文艺汇演、课外阅读、体育活动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以丰富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 陶冶情操, 提高文化修养。教育与社会实践结合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途径。高等职业院校要从实际出发, 加强对学生的社会实践教育, 使其接触自然、了解社会, 教师要组织知道学生参与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活动。
(三) 优化社会人文素养氛围、发挥新媒体的舆论导向优势
优化社会人文素养氛围, 首先要发挥社会的文化教育功能, 要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指引方向, 引导大学生形成文化自觉性和责任感;利用高雅文化丰富大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 提高其对美和艺术的鉴赏能力;弘扬社会主流价值观, 引导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 形成正能量;有效利用博物馆、纪念馆, 陵园、展览馆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文化引领作用。培养高等职业院校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创新精神。新闻媒体要宣扬主流价值观, 以正确的社会舆论引导大学生, 并坚持知识性和趣味性的统一,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只有这样才能提高高等职业院校大学生的鉴别能力, 从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才能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当今世界是网络高速发展的时代, 而高校学生是接触和使用网络最大的群体, 受网络的影响也最大。因此各级网络管理部门要加强对网络的监管, 要建立绿色网站, 加强网络道德教育, 引导主流思想, 引用严格有效的技术手段抵制网络垃圾和不良信息, 净化网络环境, 传播社会正能量, 为高等职业院校大学生人文素养和健康成长创造有利条件。
(四) 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明确教育目标
21世纪是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 国际竞争力的强弱越来越取决于科学技术的高低。因此我国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 科学技术教育在综合国力的形成中处于基础地位, 综合国力的强弱决于劳动者的素质, 取决于人才的质量, 而人才的培养要靠教育。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我们要继续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推进人文素养教育, 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和知识基础。实施人文素养培育, 就是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是价值观与方法论的统一, 有教育论哲学和政治轮哲学的内涵, “以人为本”就是要求我们:一是要把促进人的发展作为高校的根本任务来抓, 使高校学术德智音体美得到全面发展, 达到培养目标共性要求与个性优化发展的和谐统一;二要尊重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尊重学生的独立的人格, 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三要发挥教师教育实践的积极性, 教师教育实践的主动性和教师教育实践的创造性, 引导高等职业院校大学生进行自我教育, 充分调动其学习的积极性。
摘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指出:“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树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观, 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树立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教育发展大学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设的中坚力量, 是国家发展、强盛的中流砥柱, 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 意义重大。全面实施人文素养教育, 提高教育质量, 提升大学生自身人文素养的需要, 是素质教育发展的需要, 是国家发展的需要。然而当代大学生尤其是高等职业院校大学生的人文素养现状却不能令人满意, 因此全面提升高等职业院校大学生的人文素养不仅是国家发展和时代的要求, 也是自身发展的需要。
关键词：高等职业院校,人文素养,路径
参考文献
[1]范志华.人文素养在当代大学生中的缺失与重建[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05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