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困境（精选5篇）
版权困境 篇1
人类已走向数字时代, 数字技术成为了信息传播的主要方式。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急剧加速的全球化进程, 给数字版权保护带来更大的发展机遇的同时, 也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对此, 日本学者中山信弘尖锐地提出:“在信息的个人利用产生爆炸性增长的21世纪, 权利人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 即不受其控制的利用在不断增长。以这种不受控制的利用为前提, 著作权法必须重新构筑。”
一、问题引出:“数字化”对版权保护带来的挑战
肇始于20世纪中叶的互联网正在以不可思议的发展态势全面渗透到了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 成为市场建设、经济贸易、科技创新、公共服务、文化传播、生活娱乐等诸多领域的新型平台。互联网借助于数字技术以及多媒体通信技术实现了世界各个地区之间的计算机网络化连接, 它的强大的生命力在于把几乎所有以传统介质为载体的信息“数字化”并在网络上实现共享。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为人类带来了更为轻巧便利的思想表达复制与传播的技术手段, 无论是在广度还是在速度上均将极大地释放出文明传承与递进的活力。
在享受网络为人们提供的便捷生活的同时, 我们必须警惕日益严重的网络环境下版权的保护问题。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数字化”冲击了传统的版权制度, 打破了传统版权法所建立起来的利益平衡机制。一方面, 几乎各种以传统媒介为载体的信息都将信息化, 这极大地便利了他人的复制以及在网络上进行传播, 从而使版权人的利益遭受损害;另一方面, 如果一味强调版权人的权利, 则容易阻碍信息流通, 不利于社会公众获取信息, 同时也不利于版权人享受通过作品“数字化”所带来的快速知晓的效应。如果不及时将这两者的矛盾进行协调, 必将阻碍数字版权产业在我国的发展。
二、病灶解析:数字版权保护面临的困境
从印刷时代到数字时代, 版权仍是激励社会创作的制度安排, 版权法的出发点就是通过赋予著作权人专有权而鼓励作品的创作与传播, 从而促进科学、文化和艺术的发展与进步。然而在复制便捷、传播迅速的网络环境下, 数字版权的保护面临着新技术带来的困境。
(一) 计算机上的“暂存”方式是否属于复制行为
在传统著作权制度中, 著作财产权以复制权为核心展开, 复制权是版权的基石, 如果不能复制, 版权的经济利益就无从实现。传统意义上的复制不仅包括信息的再现, 而且包括载体的增多。相比较而言, 在数字技术环境下, 计算机“暂存”这种复制方式只增加了信息的再现机会而未增加作品的载体。“暂存”方式是数字技术发展的产物, 数字环境下信息与载体之间的固定关系逐渐淡化乃至丧失, 数字作品的复制既便捷低廉又完美无缺, 权利人通过对作品复制权的控制来行使版权遇到了新的挑战。由于复制行为引发的数字版权纠纷逐渐增多, 如何解决网络著作权人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之间的冲突, 达到既能保护著作权人利益, 又能保持计算机网络的优势, 如何界定和解释计算机的“暂存”复制行为, 成为人们思考和解决的难题。
(二) “权利用尽”原则能否适用于数字环境下作品的发行
“权利用尽”也陈“权利穷竭”或“权利耗尽”, 体现在著作权法领域就是“发行权一次用尽”。所谓发行, 指的是用法律认可的方式向公众提供受保护作品的复制件。而向“公众”提供显然是指向不特定的人提供, 即相关作品最终到达谁的手中, 是著作权人并不关心且无法预知的。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相关作品复制件的每一次转手都需要征得著作权人的许可, 就会使正常的市场交易行为受到严重制约甚至障碍, 更会阻碍知识与信息的正常传播与交流。“权利用尽”原则正是以法律手段来对著作权人施以一定的限制, 使得权利人出售或以其他形式转让了作品复制件的所有权以后, 权利即告用尽, 权利人不能再干涉复制件随后的转售、分销。
然而, 在网络环境下, 不仅作品是无形的, 而且作品的载体也变成了不同于有形介质的“字节”, 著作权人对作品的控制力进一步减弱。版权作品首次借助与互联网环境实现“公之于众”是否会导致发行权穷竭?即“在线穷竭 (online exhaustion) ”, 存在较大的争议。
三、对症下药:对于数字版权保护困境的思考
在法的创制过程中, 认识各种社会利益是法的创制活动的起点……对各种利益作出取舍和协调, 是法的创制的关键。数字版权保护必须至始至终贯彻坚持利益平衡原则, 其作为一项公共政策, 从产生之日开始, 就从没有停止过在知识产权权利人个体利益与社会公众整体利益这两者之间寻求某种动态的平衡, 以实现既充分保护权利人利益, 又能促进社会经济文化事业全面、迅速、可持续发展的立法目的。面对数字时代一些不同的新特点, 需要我们结合国情制定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利益平衡数字版权保护模式, 进行数字版权的具体制度设计, 冷静面对数字技术给版权带来的挑战, 这样才能解决数字版权带来的问题。
(一) 计算机上的“暂存”方式不应认定为复制行为
根据《著作权法》第52条的解释, “复制”是指以印刷、复印、临摹、扩印、录音、录像、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多份的行为, 这几种复制行为都属长久复制, 不包括“暂存复制”。《版权条约》在所附声明中指出:“《伯尔尼公约》第9条规定的复制权及其例外完全适用于数字化环境, 尤其适用于以数字化形式使用的作品。以数字化形式在电子媒介上的储存构成《伯尔尼公约》第9条意义上的复制。”对此, 多数学者认为, 该条约在声明中所采取的似是而非的解释实际上是给了条约成员国依本国情况自行以立法或司法解释回答该问题的权利。承认“暂存”行为为复制, 有利于以信息输出为主的发达国家, 但对于广大依靠信息输入为主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啻为一场灾难, 作者连浏览一下作品的余地也没有了, 利益天平过于偏向版权人, 对于信息产业的发展十分不利。笔者认为, 不应该认定计算机上的“暂存”方式为复制行为, 更好地保护广大使用者的利益, 维护互联网“开放与共享”的信息自由, 促进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
(二) “权利用尽”原则应适用于在线发行
“权利用尽”原则是否能够适用于在线发行存在较大的争议。多数人认为, 发行权穷竭的前提就是有形复制件的首次销售, 不应包括在线传输。因为网络环境下复制件的投放量以及时空的限制不复存在, 作品一经上传后 (视为第一次复制) , 他人的在线阅读、转输、下载 (视为第二次复制) 将无以限制 (不考虑技术措施的因素) 。但也有人认为, 随着阅读方式的电子化与便携化, 数字出版与发行必然成为越来越普遍的选择;版权法也必须适用这种变化, 因而“权利用尽”原则也应当适用于在线发行。笔者认为, 在数字时代, 版权人应该划归部分因技术进步、渠道拓宽带来的经济利益给社会公众, 即允许“权利用尽”原则适用于在线发行, 以促使社会公众能够接触、了解和使用作品。但必须强调的是, 基于互联网新的技术特征, 必须对“权利用尽”原则的适用予以一定的限制, 即“权利用尽”原则针对的只能是“合法复制件”。只有那些经过认证的合法复制件或者其授权代码才能被其合法持有者转卖, 绝不能让非法的传输与复制成为合法行为, 以维护版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
摘要：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给数字版权保护带来了发展机遇, 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给数字版权保护带来的困境, 必须基于利益平衡原则合理界定计算机的“暂存”方式是否属于复制以及“权利用尽”原则能否适用于在线发行的问题, 以期维护版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
关键词：数字版权,挑战,困境,利益平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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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阅读的版权困境与对策探究 篇2
[关键词]微信平台;版权保护 ;维权意识
[作者单位]田维希，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自媒体在互联网上的兴起，使得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微博、微信、百度贴吧、知乎及优酷视频等自媒体平台进行创作和传播。其中，微信作为国内第一大移动即时通讯软件，截至2014年2季度末，其月活跃用户达到4.38亿，公共平台数量超过580万。每天，数以亿计的视频、图片和文章等信息通过微信传播到6亿用户的手中，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丰富的资讯。微信已成为中国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信息获取和阅读的平台之一。然而，在微信阅读应运而生的同时，平台推送、转载和分享信息所带来的侵权问题也给自媒体时代的版权保护带来了新的挑战。
一、微信中的版权侵犯类型
微信公共平台为了获得更多的用户关注，必须以内容来吸引粉丝的眼球。然而，原创性的内容需要时间、精力和金钱成本，很多公共账号无法支撑原创性内容的持续生产，于是便倾向于选择通过整合、转载甚至抄袭其他平台内容的方式来获得阅读量和粉丝关注。目前，微信中主要有以下三种侵权类型：
第一，不注明作者，不注明来源媒体，未经授权转载他人作品。如在2014年9月广东发生的首例微信侵权案件中，被告“最潮中山”公共号擅自发布了多篇与原告“中山商房网”公共号内容相同的文章，最终被判赔偿损失并赔礼道歉。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和2006年修订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此类传播行为不仅侵犯了原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也侵犯了其署名权。若转载过程中又对原作进行篡改，则还侵犯了保护作品完整权。
第二，转载内容注明作者，注明出处，但未经作者或媒体授权。根据“权利人明示许可制”，使用他人的作品必须取得明示许可并支付报酬，否则不得转载。目前，许多微信公共号的侵权行为主要属于这一种类型。在现实中往往由于侵权的自媒体分散、侵权作品数量小和被侵权媒体难以进行有效制止和维权，导致此类侵权行为不断产生。
第三，不经允许摘录、整合媒体的报道也属侵权。在一些自媒体公共号中，常常能看到摘编、综合多篇报道的“作品”。“摘录、整合”属于著作财产权中的汇编权，摘录、整合媒体的报道必须征得权利人同意，并且注明所引作品的标题和来源，才能汇编在新作品里。而只要不侵犯著作权人的权利，汇编人将拥有新作品的著作权。因此，若微信公共平台未经许可摘录、整合他人作品内容，又并未构成新的汇编作品，则将侵犯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以上三种是目前微信阅读涉及的主要侵权类型。此外，一些不常见的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新的侵权形式也值得引起注意。比如，在未经作者许可的前提下，将原创微信作品转载到报刊等媒体上，或者图书出版商未经许可将大量微信作品编辑成书出版，并不支付任何报酬等。随着微信阅读的普及和平台背后商业利益的驱动，跨平台、多样化的侵权形式将会层出不穷，为版权保护带来更大的难度和挑战。
二、微信所带来的版权保护新难题
第一，微信作品形式新颖、繁杂，涉及主体广泛，给司法判定造成了困难。在现有的法律条例中，法律所保护的作品难以涵盖微信传播中各种各样的作品形式，通过抄袭微信作品而获利的商业模式隐蔽而多样，出现侵权行为后，难以根据法律条例判定该行为是否“以盈利为目的”。同时，在侵权过程中，涉及平台服务商、原作者、侵权者和转发者等多个主体，也给保护工作带来了难度。
第二，微信作品的传播渠道多，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导致侵权行为不易被发现，取证、举证的难度较大。微信公共平台通过粉丝订阅方式传播信息，用户接受信息后，可以进行任意修改以及删除处理，也可以自由地进行转发和分享，甚至将微信中的文章以其他形式转发到其他的自媒体平台上去。很多网络作品经过多次复制和转载， 原文的出处很难查证。这样一来，原作者无法清楚地掌握其作品被利用的情况，也很难证明该作品的原创性，这给取证和举证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第三，维权意识薄弱，维权成本高，效果差。首先，多数用户将微信视作一个分享交流的平台，在传播信息时有很大的随意性，权利保护意识淡薄，对侵权内容进行转发和分享，事实上助长了侵权行为，自己却茫然不知;有时，作者出于传播目的，当他们的自身版权被侵犯时，也并不在意，不去追究相关责任。其次，维权诉讼过程漫长，举证烦琐，维权时间、精力和财力成本很高，赔偿标准不高，这些因素让很多被侵权者选择沉默，不继续追究。目前，通过向腾讯公司举报侵权行为，获得平台的相关处理是最常采用的、最有效的维权手段。然而，即使腾讯公司采取警告、删除原帖和封号的形式，也很难消除影响，挽回原作者的损失。
三、关于解决微信版权保护问题的几点思考
解决微信的版权保护问题，最重要的是在维护微信分享性、互动性和保护原创智力成果之间寻找到合适的平衡点。一方面，既要维护创作人的合法权利，激发原创动力;另一方面，也要维持微信自由、共享的活力，留存微信传播知识的积极功能。为此，需要政府、服务商和使用微信公共平台的机构与个人共同努力。
1.完善现有法律法规，出台新的管理条例
由于微信传播所呈现的新渠道、新形式和其本身的功能，现有的法律条例难以适用于管理此类网络平台，需要做出新的解释和修订。现行的《著作权法》对于“合理使用”行为采取列举式的方式，但显然其列举的使用方式已不适用于自媒体的传播方式。为适应自媒体的快速传播，可适当降低自媒体作品的“合理使用”范围，界定若传播人以非营利为目的，且传播范围较小，转发次数较少，在这种情况下，可不认定为侵权。这样既节省了执法资源，也可以为知识的传播营造健康的环境。同时，相关部门应尽快出台关于微信、微博等自媒体平台的管理条例，明确涉及的概念，界定具体的侵权行为，明晰第三方平台的责任与义务，为维护微信中的版权提供有针对性的法律依据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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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运营商建立授权机制，加强传播监管
腾讯公司作为微信平台的运营商，也必须承担维护微信中传播的信息版权责任与义务。首先，现行的《微信公众平台服务协议》需要进一步修改与完善，同时建立投诉平台，加大对投诉和制裁的处理力度，对曝光的侵权账号及其侵权行为，进行公开的严肃处理，起到威慑和保护的作用。其次，要建立微信作品授权机制。微信服务提供商要建立微信作品授权机制，微信用户在发布微信时可以选择设置不同的转发权限。比如，在界面上增设“原创”“署名”“随意”等“版权表情”备选，让使用者自己选择是否主张作品的版权。将转发设置的权利赋予作者，既能保护作者的选择权，也能发挥微信作品的传播功能。最后，还应利用技术手段对网络作品内容进行监管。建立强大的数据收集系统，利用比对识别技术将热门作品进行比较和审核，防止抄袭作品的肆意传播，从源头上保护创作人的著作权利。
3.树立微信版权概念，提升用户维权意识
解决微信的版权保护问题，不能仅依靠外部力量，更重要的在于使用微信的机构和个人。利用微信平台进行商业化运作的机构和企业，不能一味地通过大量转载他人的优秀作品来维持阅读量，必须要花力气，花心思，加大原创内容的制作力度，以优质的原创内容来吸引用户的关注。需要转载他人作品的时候，要事先征得他人的同意并主动标明来源与作者，充分尊重微信作者的版权。微信的普通用户，要提高版权意识，不对侵权作品进行盲目的转发和分享。同时，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增强风险防范意识，采取积极措施防止自身著作权受到侵害，并在遭受侵害时积极维权。用户之间可以在腾讯运营商的推动下签订知识共享协议。根据此协议，只要用户遵循“署名”和“保持作品完整性”，就可以非商业性地使用他人的“微作品”，促进知识交流与共享。
共享、互动和免费是微信阅读的关键词，然而，在微信中的随意抄袭、违规转载现象，会扼杀原创的动力，影响到微信未来的健康发展。保护微信中的版权，唯有在维护好个人版权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保证微信平台的活力，才能实现个人原创和用户分享、学习与传播的良性互动。
[1]余巍. 网络日志版权保护问题的法律研究[J]. 今日湖北，2013（10）.
[2]余张卓娜. 微博版权保护探讨[J]. 中国国情国力 ，20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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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困境 篇3
关键词：文化创意产业,版权保护,困境与出路
一、文化创意产业的概说
文化创意产业, 也被称为版权产业、文化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概念首次出现在英国创意产业路径文件中。该文件明确指出, 所谓的文化创意产业, 是利用个人的创造力和技能来获得企业的发展, 以及那些通过知识产权发展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的活动。
我国一些学者和政府部门也对文化创意产业进行了一般性的界定。有学者认为, 文化产业是指对产业的收集、存储和提供相关的信息的再现、发行、传播的信息产业。也有学者认为, 文化创意产业就是指生产文化产品、提供文化服务的类似或密切相关的产品、服务的企业。
笔者认为, 文化创意产业是以知识产权的开发和应用为基础, 从知识产权的开发和应用的基础上实现财富创造的行业。因此, 在文化产业中但凡可以通过创意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 都可以称为文化创意产业。总之, 文化创意产业是指一种文化作为资源、创意作为手段、产业链是生产营销模式的新兴产业。
二、文化创意产业版权保护的困境
文化创意产业日益成为各国在产业战略调整方面普遍的关注点。文化创意产业已经逐步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 并对其他行业起着极大的带动和促进作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与版权保护程度息息相关, 版权制度的完善与否直接影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步伐。但是, 从当前情况来看, 我国的版权保护还相对较为薄弱, 这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健康发展。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文化创意产业版权保护的现状和困境进行说明。
( 一) 关于版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善
目前, 我国已经出台了《著作权法》、《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等一系列关于版权保护的法律法规。但是, 它们无一对文化创意产业进行统一界定和规范, 这显然与在我国正迅猛发展的文化创意产业无法匹配。在实践中, 我国各个城市对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划分标准都不尽相同: 上海市将其分为5 类, 而北京市则以9 大类、27 种类、88 小类为分类方法, 可见二者的划分方法差异明显。更有些地方由于经济发展状况和法制运行情况不甚良好, 文化创意产业的版权保护办法仍处在起步阶段, 没有专门的法规进行调整。界定侵权行为、市场准入、行政垄断和问责等问题, 需要法律法规对此进行回应。
( 二) 版权交易制度尚待完善
文化创意产业财富的主要来源是进行版权交易。版权交易是文化创意产业链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它主要包括版权许可和版权转让这两个方面。现阶段, 在版权交易的研究领域里, 很多学者主要都关注于转让制度和许可使用制度等方面。我国版权交易的法律研究及相关制度的缺失, 不利于版权交易的健康发展。
( 三) 公众的版权保护意识不强
基于我国版权制度发展比较晚的现实情况, 加之宣传力度不足, 公众的版权保护意识较为欠缺。尽管当下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正蓬勃发展, 但在企业管理过程中版权保护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由此引发版权侵权行为屡次发生。许多企业因为没有这个意识, 在侵权行为产生后也没有及时采取措施, 这不但会使自己蒙受损失, 也会使整个行业发展受阻。
三、加强文化创意产业的版权保护的出路
( 一) 在立法上统一文化创意产业的概念
目前, 我国许多地区根据自身发展的特点和该地区的文化特色制定了符合自身条件并能推动该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地方性的法律法规, 但这些规定差异较大, 因此有必要出台国家层面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相关法律文件, 对其进行清晰的分类和界定, 使文化创意产业的法律法规更为细致, 执行力更强。此外, 要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版权保护的地方立法。地方立法机关要结合当地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情况, 制定操作性强和高执行力的版权保护法。
( 二) 加强公众和文化创意企业的版权保护意识
目前大量盗版产品交易的存在, 说明很多消费者还没有形成对文化创意产品进行版权保护的意识。
首先, 无论是文化创意产品的创作者还是一般的消费群众, 都应该树立对文化创意产业进行版权保护的法律意识。从不购买盗版软件等文化创意产品的小事做起, 在社会上形成尊重和保障文化创意产品价值的风尚。只有这样, 文化创意产业的版权保护才有可能得到实现。
此外, 文化创意企业也要加强利用版权进行自我保护的意识。文化创意企业在研发文化创意产品之余, 也要将版权登记工作置于重要位置。虽然说版权保护有自动保护原则之说, 但是为了避免保护力度不足、举证困难等问题, 企业应当采取积极主动的版权登记措施, 以更有效地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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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困境 篇4
而在“合作共赢”的大趋势下,湖南卫视却于2014年提出“网络独播”战略,其自主拥有知识产权的电视节目(包括购买节目和自制节目)的互联网版权将不再分销,统一由芒果TV独播。湖南卫视此举意在摆脱对第三方网络视频网站的渠道依赖,全力打造自己的网络传播平台。
湖南卫视携芒果TV实施独家版权战略的背后,是中国电视节目版权管理长期以来存在的种种问题和难解困局;而芒果TV在电视版权营销上的积极探索,则是我国电视节目版权管理突出重围的一次有益尝试。
一、当前我国电视节目版权管理的困局
过去的几年里,各个电视台都处在谋求变通的压力之下。一边是传统的广电系统运行格局,一边是网络视频平台来势汹汹的冲击,各家卫视都陆续找到合作伙伴,打通了电视节目登上互联网的途径,这种传统电视台接入网络平台的探索并没有统一的定式。
总体来讲,目前电视台节目的网络版权管理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比较普遍的招标授权方式,即电视节目的生产者(电视台或栏目组)与网络视频平台签订合作协议,以一定的价格将特定的电视节目的网络版权销售给一个或几个网站,网络点击量的盈利由电视台和网站协商分成;二是电视台成立专门的新媒体部门或新媒体公司,统一对外进行本台电视节目的网络版权分销,如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就采取这种方式;三是电视台外购的一些影视剧和综艺节目,会由制片方负责进行新媒体版权的授权合作事宜,多适用于实力较强、资源较丰富的制作方。
由于牵涉环节众多,各方立场不同,电视节目网络版权分销的过程中常常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引发了诸多争端。对于一档电视节目而言,电视台节目制作方的诉求就是单一电视端的收视率,他们对于分销网络版权通常持消极态度,因为网络端的节目播放势必会对电视收视率造成消极影响。但电视台新媒体部门或公司的立场则完全不同,他们的目标是节目版权的分销收入。电视台管理层需综合考量节目的电视收视率和网络人气,但在平台的选择上他们也时常陷入纠结——选择较为成熟的商业视频平台显然更有利于使节目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但若不着力培育自己的网络播出渠道,将永远受制于人,甚至被瓜分蚕食。除此之外,电视节目在网络平台播出后往往会有许多衍生的收益,这其中的利益分配往往也是十分敏感的问题。
随着合作的深化,不少电视台都已意识到这些矛盾,提出要将电视节目版权“统一归口管理”,纷纷做起了自己的网络视频平台。但电视台对于网络渠道的探索注定也是困难重重,很难与业已成熟的视频网站相抗衡——电视台自建视频平台立足于本台的节目内容,节目数量和质量都显得单薄,而商业视频网站则可以广泛整合丰富的内容,且几大网站的内容生产模式也已发展得比较成熟;电视台的视频平台起步晚,多由台内人员管理,缺少专业的运作团队,在运营能力上也处于劣势;最致命的一点在于资金的实力,目前各大视频网站基本已整合完毕,形成相对稳定的寡头局面,坐拥丰厚的资本,相比之下,电视台的自办平台就显得“财小气虚”了,在宣传、运作等各个方面都会受到限制。
二、“芒果模式”
在普遍的电视节目版权管理的困境之下,湖南卫视却携芒果TV走出了一条不同以往的“独播坦途”——自湖南卫视在2014年5月宣布其自制节目在芒果TV进行独播后,后者就取得了既叫好又叫座的双赢局面,不仅2015年的广告招商金额成功覆盖往年分销版权的收入,而且用户的活跃时长在所有互联网企业中稳居第一。
芒果TV隶属湖南广播电视台,由湖南快乐阳光互动娱乐传媒有限公司负责具体运营。在芒果TV刚刚起步时,它主要播放湖南卫视晚黄金时段的独播剧及热播的综艺节目,湖南卫视同时仍与第三方网络视频平台进行版权分销与合作。芒果TV的负责人曾表示,芒果TV是湖南广电的品牌延伸,同时也是渠道上的拓展。发展至今日,芒果TV已经以最短时间进入视频网站的第一阵营,不仅为湖南广电解决了网络版权分销的种种难题,还形成自己的独特生态。
(一)湖南卫视的良好根基
湖南卫视+芒果TV的“芒果模式”之所以可以突破电视节目版权管理的一贯困局,首先有赖于湖南卫视在电视界良好的根基。从早些年的超级女声开启国内选秀节目的进程,到首创卫视举办《跨年演唱会》;从《快乐大本营》《天天向上》等综艺节目的长盛不衰,到率先引进《爸爸去哪儿》《我是歌手》等国外节目版权创造收视传奇;湖南卫视一直走在各省级卫视的前列,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我国电视节目业态的发展。湖南卫视从来不缺优质的IP资源,无论是影视剧还是综艺节目,这些IP具有强大的广告效益。凭借优质的内容,湖南卫视在长期发展中积累了大量的稳定用户,国内首个电视粉丝节就是由湖南卫视创办。依靠现象级的优质IP和可观的用户基础,湖南卫视比其他卫视更有能力和可能改变用户原本的网络习惯,将其他平台的用户引导至芒果TV的独播平台。事实上,芒果TV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积累了超千万级别的用户规模,且用户黏性极佳——艾瑞数据显示,芒果TV用户的单页浏览时间是行业中最长的,比第二名要多出50%以上。
(二)芒果TV的积极探索
其次,芒果TV自身也采取了诸多举措,强势“圈粉”并“吸金”。对于无缝承接的湖南卫视优质内容,芒果TV不遗余力地对其进行开发,全力放大其IP价值。如《爸爸去哪儿》《全员加速中》等综艺节目热播时,芒果TV会对节目中的精彩片段和趣味花絮进行剪辑,或对节目中的明星进行专访,以纪录片或小短片的形式上线,为粉丝提供更多看点。另一方面,芒果TV全力推行会员制,并以此为基础推广付费观看模式。如《妈妈是超人》的衍生节目《超人妈妈带娃记》采取付费会员当周观看、非会员延迟观看的形式;韩国明星宋仲基首次亮相中国的那一期《快乐大本营》,芒果TV则采取了付费看直播的形式,取得了良好的点击率。除此之外,芒果TV近几年也一直在自制内容上发力,推出了《2016超级女声》《明星大侦探》《香蕉打卡》等综艺节目及多部网生剧,承接了《我是歌手》巡回演唱会的独播,还取得了多档国外重磅音乐节目的独播权。目前,湖南卫视的内容在芒果TV上的占比已不足40%,未来芒果TV还将探索制播分离的模式,成立内容孵化基金,培养内容生产公司。
(三)政策条件的利好与限制
近年来,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版权管理有了更明确的规定,版权的保护愈发严格,这对于以往时常发生节目版权争端的情况起到了规范和管制的作用。在这样的环境下,湖南卫视实行独播模式,是对版权保护及版权价值发掘的推动,符合当前的发展趋势。此外,我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电视节目的监管呈收紧之势,近几年出台的文件和通知越来越细致,对电视台和网络视频平台做出了诸多要求和限制。例如:2014年9月总局发文规定视频网站购买境外影视剧的总量不得超过上一年度购买播出国产剧总量的30%,这对于独立的视频平台而言无疑是一副沉重的“紧箍咒”,它们都面临着外剧粉丝大量流失的风险,2015年起,电视剧“一剧两星”政策实施,电视台采购方案也不得不进行调整。这些规定都引导着视频节目向精品化、高雅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为各电视台和视频网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两者间的合作关系也在政策的变化中不断受到冲击。在这样的形势下,湖南卫视实行芒果TV独播模式,电视台和自家的网络平台可方便地进行协调,有效提高了应对政策变化所带来的风险的能力。如综艺节目《妈妈是超人》原定是在湖南卫视上星播出,但广电总局出台了限制未成年人和明星二代参与真人秀节目的规定,使得其无法在电视端播出,最终该节目由芒果TV承接独播,取得了尚佳的网络播放量。
三、未来电视节目版权分销的可行性策略
“芒果模式”的成功并非偶然,湖南卫视和芒果TV在电视节目版权经营模式上的探索,充分实现了优势资源的整合,契合了普遍的电视节目发展规律,为其他电视台谋求节目版权分销新模式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与启发。鉴于各个电视台资源占有情况不同、发展态势各异,笔者认为未来电视节目在版权分销策略上应秉承打造优质IP、放大用户价值的共性原则,结合自身情况谋求适当的合作。
对于电视台而言,成熟的节目制作团队是其核心优势之一。在渠道拓展、终端泛化的背景下,优质IP愈发成为竞争的焦点。无论是打造自身网络平台还是与商业视频平台合作,高质量的节目都应成为电视台的核心竞争力。反观当下局势,不少电视台开办的网络平台始终人气惨淡、难以盈利,就是因为缺少优质的乃至现象级的节目IP。没有好节目的电视台,即使是与视频网站合作也很难获得符合预期的版权销售收入。因此,各家电视台应充分利用自身的人才、设备条件,发挥专业化优势,全力开发优质节目资源,在版权分销中占据主动权。
其次,电视台在长期的发展中拥有相对稳定的电视端用户群体,如何将用户引流至网络端并释放用户价值,是电视台应当思索的另一个问题。目前,会员付费和付费点播模式是各视频网站都在积极尝试的版权变现方式,而随着版权保护进程的推进,也有越来越多的用户接受了这种消费模式。电视台在电视端应进行适当的引导和宣传,在网络端采用合适的营销策略,引导用户注册会员、享受会员权益,以此提高用户黏度。而随着视频经济的红利不断释放,视频网站的会员体系还将具有更丰富的可能性,释放出更大的经济潜力。
而在具体的分销模式上,各个电视台应当量力而行,结合自身状况采取适当的发展方式。以湖南卫视为代表的发展状况良好的电视台,如浙江卫视、北京卫视等,具备发展独立网络平台的现实条件,应积极建设自己的网络渠道,毕竟独播途径可规避诸多风险,更具稳定性、持续性,也更加自主、灵活。发展状况平平的电视台,应与商业视频网站谋求良性互动合作,实现人才和渠道的互动共享——不仅是电视台的节目在网络上播出,网站的自制内容也可在电视上出现;视频网站的人才熟知互联网传播规律,电视台的人才更具专业性优势,二者的合作将促进双方内容的共同优化。而对于发展较差的电视媒体单位,其内部必然存在严重的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在渠道拓展与整合的趋势下,发展较差的电视台应在官方主导下优胜劣汰和资源整合,并以此为契机实现改革,建立多渠道、多终端的节目生态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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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罗赟.芒果TV如何从电视台基因中突变成长——快乐阳光的媒体融合路径研究[J].中国记者,2014(11).
版权困境 篇5
一、“互联网+”时代我国网络版权侵权的基本状况
Taylor Swift案例只是我国网络音乐版权众多侵权行为中的典型案例之一。随着互联网的推广与普及,国内各类数字平台大量兴起,不断创新的网络资源分享渠道使得网络侵权现象日益泛滥,侵权行为越来越严重。现阶段,我国网络版权侵权的形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网络音乐服务商对著作权享有者的侵权行为。
Taylor的案例即属于此类。网络平台服务商在未经权利主体允许的情况下擅自将其作品发布在网络空间中,从而达到盈利目的。这也是一种较为普遍的侵权行为。
(二)网络音乐服务商之间的侵权。
2014年至2015年7月间,我国数字音乐市场“侵权之风”盛起:QQ、网易云、Kugou、“唱吧”、阿里等音乐服务平台先后提起5起音乐侵权讼诉。数字音乐侵权行为涉及网络音乐平台、音乐播放软件方、K歌软件方等众多相关者,最终导致多方利益受损。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网络音乐服务商之间的侵权行为日益严重。
(三)网民的侵权行为。
相较网络运营商而言,网民的侵权行为更为严重,而且范围更广泛,数字音乐、网络视频、电子著作等领域均有侵权行为发生。网民侵权主要有盗版和正版两种情况。其中,盗版现象主要发生在影视领域,即所谓的“枪版”。正版侵权,则是“相关人士”利用私人渠道将正版作品据为己有,并通过网络平台进行传播。网民侵权行为主要是通过社交平台、新兴的云端存储等渠道发生,如以QQ、Wechat为代表的即时通讯软件,以新浪微博领衔的信息分享平台,以及百度云盘、天翼云、360云盘、微云等云端存储平台。这些通讯软件、分享平台与存储平台使得网民可以在著作权享有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资源发布到平台上。以新浪微博为例,据相关人士统计,2015年3月新浪微博拥有的月活跃用户数为1.98亿,相比上年同期增长38%。这意味着,一旦作品被分享到平台上,约2亿的用户可以在几秒钟的时间内直接或间接地享受到免费服务。
网络版权侵权现象日益严重,不仅打击创作者的创作积极性,而且造成网络版权市场的混乱,阻碍文化产业的发展,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
二、“互联网+”时代我国网络版权保护面临的困境
(一)网络版权保护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
1. 当前我国在网络版权的保护方面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相关法律制度建设与实施存在空白。
2006年出台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包含了网络信息传播权的保护与规范,但是对网络版权侵权的相关规定甚少。2010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对著作权的定义、保护、归属以及作品的出版、表演、播放,侵权的法律责任和执法措施都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大多数条款仅针对报刊、广播和电视等传统媒体,只有不到五条明确提到网络信息传播,而且只有三款涉及规范网络平台中的侵权行为。
2. 网络版权保护制度可操作性不强。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第四十八条中针对八种不同的侵权行为提出了相应的处理措施,其中有三条针对网络上的侵权行为,但是这些条款并不具体。同时,法律条款之间存在着重复与矛盾,导致现实操作中难以判断,大大降低了执法与监管的效率,让许多侵权行为得以继续。
3. 法律制度内容适应性较差。
由于互联网本身具有虚拟性、开放性与交互性等特点,因此,互联网上数字作品的版权管理与一些实体作品的版权管理有着很大的区别,因此,将《著作权法》直接应用到网络版权保护领域,便会出现不适应。例如,《刑法》对侵犯知识产权罪定罪有一个必要的前提———“以营利为目的”,但是,互联网上的网络侵权更多的仅是为分享资源、集聚人气,并不符合以营利为目的的犯罪前提。此时,相关法律规定无法适用。
(二)政府网络版权保护监管薄弱。
现阶段,我国数字音乐传播的媒介主要包括:搜索引擎类、在线音乐网站类、播放软件类、音乐论坛类等。音乐服务平台的主要盈利模式是:通过上传发布免费的音乐吸引网民的点击量,当平台影响力扩大到一定水平之后,平台便可招标,吸引一些广告商,与其合作,通过广告获得收入,之后再将部分利润分给版权商。该模式中最关键的一环是点击量,而点击量的提高则依赖于海量的音乐资源。因此,人气最高歌手的最新专辑和歌曲通常是各大音乐网站的竞争对象。但是,热门音乐资源是有限的,于是,侵权便成为了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网络平台服务商赚取点击量的唯一途径。而且,这种侵权只需平台服务商点击鼠标即可实现,在缺失政府监管的情况下,侵权成本较低。该种行为一旦被发现,只要政府及时进行打击,是可以有效制止,并减少侵权损失的。但事实上,针对此类侵权,政府目前还没有掌握充足的技术手段。而且,现阶段政府只有宏观层面的监管与规范意见,并未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和健全的监管机制,从而导致制度约束力不强,侵权现象频频发生。
(三)社会公众版权保护意识不足。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包括网络音乐在内的诸多网络文化产品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人们都乐于接受这些网络服务。但是,大部分人往往不重视或忽视知识产权保护。一方面,许多版权所有者,即使自己的作品被侵权了也无动于衷,甚至认为是扩大自身影响力的好办法。另一方面,社会公众往往更愿意接受免费的音乐资源。自2002年起,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许多网上音乐共享平台进入公众的视野,网民们可以通过该平台免费获取自己喜爱的歌曲作品,而音乐版权费则是由渠道方(音乐平台)向内容方(唱片公司)支付。因此,对于国内消费者来说,免费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网络版权侵犯就会无意识中出现。
三、“互联网+”时代加强我国网络版权保护的对策
(一)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网络版权保护法规。
网络市场秩序的规范需要制度保障。一是要从制度建设入手,根据网络与网络版权的特殊性,对网络出版行为重新定义,制定数字版权相关法律,制定可操作性强的具体措施,明确版权所有人、作品属性及网络出版保护方式。二是在传统出版权利范围的基础上加入诸如“网络传播、合理的传播形式”等更为适用的权利内容,以及对出版所涉及的特殊问题作出更为细致、妥善的安排,并针对各种不同情况提出相应的处理措施。
(二)扩大网络警察职能,加强网络监管力度。
近年来,网络警察在规范网络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打击网络犯罪上有较强的能动力,但是网络警察的职权范围仅针对网络犯罪。因此,可将网络版权保护也纳入网络警察的职责范围,设立“数字作品传播监管中心”,下设相应子部门,深入各大网络平台实施监管。网络警察实时监控,覆盖面广、时效性强,能够及时发现违法行为并进行打击,有利于增强监管力度,有效加强网络版权的保护,从而有利于稳定互联网市场中的交易秩序。
(三)实行激励奖惩机制,引导公众参与网络版权保护。
由于网络的开放性与自由性,仅凭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的作用,将其纳入到网络版权保护中来。制定并实施激励奖惩机制,对侵权行为实行严厉惩罚,对积极举报侵权行为的公众给予奖励。通过正激励与负激励,引导社会公众参与到网络版权保护中来,能够很好地限制侵权行为,提高网络版权保护的水平与管理效率。
(四)创新网络平台服务商的盈利模式,逐步推行收费政策。
目前传统单一的盈利模式使得不少音乐平台服务商难以为继,不得不侵权。因此,各大网站应主动创新盈利模式,保证盈利的同时,控制网络侵权行为的发生。以音乐收费为例,腾讯公司率先实行音乐收费制度,并不断深化音乐资源的多元化经营,如出售数字音乐专辑、在线演唱会直播、社交互动挖掘粉丝经济等等。目前来看,其最成熟的盈利方式是会员制,绿钻会员收费是QQ音乐盈利最多、最稳定的板块。通过音乐收费制度,腾讯公司既实现盈利,也很好地保护了网络音乐版权。据调查结果显示,许多网民非常认可这种模式。因此,对音乐网络平台服务商而言,逐步推广收费政策是可行的,关键要通过多元化经营满足消费者不同层次的需求。
(五)加强法制教育,提高公众版权意识。
版权保护与公众生活息息相关,由于大家的版权意识匮乏,没有意识到该问题的严重性,侵权行为才会频繁发生。因此,要通过各种方式,包括学校教育、社会宣传等传统手段和网络平台、自媒体等现代手段,加强版权保护宣传。提高公众的维权意识,让公众了解维权的手段,明确侵权的危害,提高公众自制力,从而减少侵权行为的发生。对于网络音乐版权保护来说,可在音乐网站广告栏设置电子宣传标语。
(六)利用新技术手段,加强版权保护。
可通过增加数字产品的权限设置来实施网络版权保护(DRM)。目前数字出版领域常用的数字版权保护技术有数字加解密技术、数字指纹技术、数字签名技术、数字水印技术等。早期的数字版权管理系统主要集中在资源使用的安全性和加密的管理方面,而目前新一代的数字版权保护系统则侧重于DRM系统的权限管理,其版权使用形式多种多样,主要包括描述、交易、维护、监控等方面。
摘要：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随着网络媒体、社交平台的发展壮大,网络侵权行为日益严重。网络版权侵权现象阻碍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因此,面对日益严重的互联网侵权行为,现行的网络数字作品版权的保护力度严重不足、效果不够显著。因此,必须从制度建设入手,不断加强监管,引导网络平台服务商实现自我约束,公众需要提高版权意识。同时,结合互联网自身的特性,积极采用新技术,充分运用先进科技方法逐步解决网络版权的侵权问题,形成网络版权保护的良好环境。
关键词：“互联网+”,网络版权,版权保护,版权侵犯,数字音乐
参考文献
[1]黄文萱.我国当前数字音乐传播现状与分析——关于“一听音乐网”的调查与研究[D].南京艺术学院,2012
[2]杨晨晨.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版权保护面临的挑战与对策[J].剑南文学,20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