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理论（通用5篇）
版权理论 篇1
摘要：一个新颖、高收视率的电视节目模式, 能够延长电视内容产业链, 成为电视产业新的价值补偿方式, 而围绕节目模式的创新将会增强媒体的核心竞争力。本文以4C理论为基础, 结合市场营销组合的四个基本要素——消费者、成本、便利和沟通, 分别阐述电视节目模式的营销策略, 并提出引进节目模式对中国电视产业的启示。
关键词：节目模式,版权营销,4C理论
一、节目模式的概念及发展
早在20世纪50年代, “模式”这个词就开始使用于电视业, 电视节目的模式化实践也开始出现, 而直到20世纪末, 电视节目模式才蓬勃发展起来。时至今日, 有关电视节目模式定义的讨论仍然在进行中。笔者认为, 节目模式是具有可复制和相对稳定的节目制作框架, 它有一整套运作程序和规范, 是一个复杂的多种复合体, 通常由无形元素, 如“无形知产”[1]、节目产品咨询服务, 和有形元素, 如节目纸板模式、节目/模式指南、节目软件和数据图表、节目音响、节目台本、节目样带等多种元素构成。
近年来, 电视节目模式的国际交易越来越频繁, 已经成为世界电视产业重要的利益增长点。国际电视节目模式认证和保护协会 (FRAPA) 2009年发布了名为《电视模式走向世界》的报告。报告显示:2006—2008年, 共有445个原版电视模式在全球销售。在此期间, 电视节目模式产生的包括授权许可费、顾问费和其他辅助收入等在内的交易量, 已达到93亿欧元, 比2002—2004年增加了45%, [2]2009年、2010年全球电视节目模式销售额仍以大于10%的速度迅猛增长。在模式交易产业里, 英国是最大的赢家:2010年, 英国电视界以45%的份额占据全球节目模式出口总量的首位。目前, 英国拥有欧洲最多的独立节目制作公司, 每年赢利20亿英磅, 雇员人数超过20万。利润巨大的节目模式交易, 催生了一批致力于节目模式生产和代理的专业公司, 延长了电视产业的价值链。
二、节目模式版权营销的4C策略
4C理论是由美国营销专家劳特朋教授在1990年提出的, 它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 重新设定了市场营销组合的四个基本要素, 即:消费者 (Consumer) 、成本 (Cost) 、便利 (Convenience) 和沟通 (Communication) 。它强调企业应该把追求顾客满意放在第一位, 其次是努力降低顾客的购买成本, 然后要充分注意顾客购买过程中的便利性, 而不是从企业的角度来决定销售渠道策略, 最后还应以消费者为中心实施有效的营销沟通。在4C理念的指导下, 越来越多的企业更加关注市场和消费者, 与顾客建立一种更为密切和动态的关系。
在节目模式公司与电视媒体之间, 往往都有专业的节目模式代理公司发挥着第三方版权代理发行的作用。
1. 顾客需求策略。
节目模式产品是应电视台等节目播出平台的需求而产生的, 也是电视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一方面, 以前的成品节目交易已经不能满足全球电视台发展的需要, 由于文化、价值观、语言等方面的障碍, 成品节目难以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另一方面, 技术的革新与进步让各国的电视频道资源大幅度增加, 内容资源却越来越短缺, 节目模式交易则填补了空缺;再次, 节目模式的交易不仅丰富了播出平台的内容资源,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对购买方进行了节目制作技术技巧等方面的指导与培训, 这也是节目模式对购买方具有吸引力的重要原因。
针对这些顾客需求, 预售和定制营销成为节目模式版权营销的主要策略。很多发行公司在节目制作之前, 就制作好宣传册页, 到电视机构进行推介;有些节目公司则在大型国际电视节或电视节目交易展会上设立展台, 宣传未来的产品, 与有意向的购买者签订预售合同。在制播分离的体制下, 外国电视台向独立制片公司购买节目模式的方式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按电视台对节目类型的需求, 直接向独立制作公司购买节目模式和成品节目;另一种是电视台的委托编辑提出节目创意和方案, 委托独立制作公司制作完成。[3]因此, 许多节目模式是节目制作公司按照电视台的委托和要求量身定做的, 通常电视台会事先做好受众市场调查, 根据调查结果提出想法, 然后委托节目制作公司实践节目模式的创意。
2. 顾客成本策略。
节目模式的定价原则采用的是流行水准定价法。这是以本行业的平均价格水平为标准的定价方法, 是竞争导向定价方法中广为流行的一种, 其原则是使本企业产品的价格与竞争产品的平均价格保持一致。国际上通用的节目模式购买准则, 是需要按每季付授权许可费用, 播出的次数也要受到限制。关于版权模式的授权费用, 在国内是比较隐秘的问题。而在国外, 模式授权费用的标准是制作费用的8%—15%, [4]因此在国外的法律文件里, 一般要求明确该节目的制作费用。国内本土节目的制作花销在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 但购买进口模式要包含版权费用, 整体花费要比本土节目贵20%左右。
3. 顾客沟通策略。
在节目模式制作公司与媒体进行交易的初期, 由于双方对彼此都还比较陌生, 在语言、文化、法律、行业体制等各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 于是就催生了专业的节目模式代理公司。出于利益驱动, 代理公司会主动搜集节目模式信息, 然后向媒体推荐。这类公司具有掮客性质, 是节目模式公司与电视台之间的桥梁, 熟悉不同国家的法律和体制, 能够帮助双方顺畅交流、合作成功, 发挥着第三方版权代理发行的作用, 收取版权代理费。此外, 模式代理公司往往还会有附带的广告招商的服务。代理公司在向电视台推荐节目模式时, 如果引进费用合理, 并且帮助媒体找好了广告赞助商, 减轻模式购买方的负担, 可让后者更加放心地购买节目模式。一般来说, 经典节目模式出于品牌效应和良好的口碑, 会吸引国际知名品牌进行合作, 也提升了节目模式的形象。
4. 顾客便利策略。
节目模式公司的节目模式要被输送到世界各地, 离不开全球化的销售网络。电视台的节目制作部门可以利用电视台的渠道网络, 直接进行模式营销。独立节目制作公司也能够借助电视台的营销渠道。BBC是欧洲最大的电视节目出口商, 不仅向全球出口BBC自己的节目, 还利用其全球销售网络, 代理出口其他电视台的节目, 出口量占英国电视节目出口的50%左右。还有一些较小的发行代理机构, 成为模式买卖的中介, 情况复杂而灵活。各种大型的节目展会、交易会、电视节、艺术节, 都是与客户接触和交易的最佳场所。
三、节目模式引进对国内电视行业的启示
1. 充分发挥创新能力, 打造节目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其一, 从法律政策层面保证和保护创新活力。英国用国家法律的形式确立电视节目的创新原则, 这在世界范围内独树一帜, 这一创新原则也成为英国电视产业创新体系的源头;其二, 完善制播分离制度, 为创新提供制度保障。从经济学视角考量, 制播分离的实质是资源配置方式的重组与整合, 目标旨在选择相对高效的资源利用方案, 实现媒介内容资源和渠道平台资源的优化配置;其三, 注重节目模式创意的跨国合作。跨国合作的方式随处可见, 已经成为欧洲电视台和电视制作公司拓展国际市场的重要手段之一。如今跨国合作不仅体现在发行环节, 还深入到了节目模式设计和制作过程之中;其四, 积极开展“头脑风暴”。在节目模式的创意过程中, “头脑风暴”成为大多数独立节目制作公司的生存法宝, 每当电视台对节目模式进行招标时, 公司就会组织员工座谈讨论, 激发灵感。
2. 标准化生产, 打造本土电视真人秀节目模式。
国外对节目模式的设计不仅停留在创意, 更提炼出系统的设计思路, 对节目制作档案进行详细归纳和总结, 形成模块化文档。虽然我国电视行业越来越注重节目的制作, 但在节目模式的生产方面缺乏科学系统的研究。节目在策划和制作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经验和文档, 但没有专人和部门进行系统归档, 难以形成可操作和执行的模式宝典。[5]因此, 节目模式的系统性设计和模块化节目档案管理都是必不可少的。成熟的自主研发的节目模式还可以向海外推广, 形成国内电视产业新的利益增长点。
3. 提高版权保护意识, 创造良好的营销环境。
虽然各个国家对于节目模式的版权问题所持的态度不尽相同, 对于节目模式的法律保护还相对滞后, 但在业内已经形成了保护节目模式版权的共识, 国内的从业者也愿意遵守业内规则, 购买节目模式的版权。节目模式尚属新兴事物, 相关的研究和法律法规还在探索之中, 不够完善, 但是各国都已注重节目模式的版权问题, 努力将其纳入法律保护范围之内。尊重创意成果, 尊重具有独创性的知识产权, 正是电视这个内容行业赖以发展的基本规则。对节目模式版权的保护, 可有效避免同质化, 并推动创新, 促进电视产业健康持续发展。
注释
1[1]“无形知产”是西方业界和学术界常用的一个术语, 指的是不可言说的、用于操作、维护及应用的专业知识。
2[2]《好声音》唱火了节目版权生意[EB/OL].人民网, [2012.08.23].http://culture.people.com.cn/n/2012/0823/c22219-18812619.html.
3[3]肖叶飞, 栾颖.中西电视制播制度的比较分析.传媒, 2010 (5) .
4[4]刘亚娟.海外节目中国式生长.综艺报, 2011 (9) .
5[5]吴克宇, 郑肃, 禹远东.《梦想合唱团》引进海外节目模式的启示.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12 (5) .
从版权引进到版权输出 篇2
我于2005年7月研究生毕业后，来到北京大学出版社，入职海外合作部，从事版权贸易工作，具体负责北大出版社与欧美国家出版社版权贸易项目的洽谈与签约。北大出版社一直把发展版权贸易作为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途径，版贸工作在国内同行中一直保持领先。置身于这样专业且优秀的团队，在经验丰富的版权前辈的帮助下，我很快了解并熟悉了版权贸易工作的规则和特点，投入了具体工作。
版权引进：坚持“为我所需”“双效并重”
从事版贸工作至今已逾10年，我的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5-2010年，期间工作重点是版权引进。在版权引进中，根据北大出版社的发展战略，坚持“为我所需”“双效并重”，秉承北大社引进工作十字原则：“补缺、经典、前沿、健康、双效”，我成功操作引进人文社科类经典学术专著及优秀教材近400种，下面2种代表性项目的操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上、下册），这是享誉世界的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代表作，自1970年初版问世以来，以其内容的全面性和现实性备受史学家和读者推崇，被译成多种语言流传于世，可谓经典之中的经典，因此一直都是国内多家出版社关注和争夺的目标。作为版权经理，我向授权方及时更新中文版本的出版与销售信息，严格按照合约规定提交详尽且准确的版税报告，按时结算支付版税，赢得了对方的信任，很好地维护了这部经典图书的最新版本也是作者最终版本的中文版权。且在之后的工作中，我又成功洽谈了此书的青少年版、精编版等多种版本，协助编辑完成了现有选题的深度开发。直至今日，此书依然畅销不衰，每年保持20-30万册的销量，且多次获评优秀引进版图书奖项。
《科学的旅程》，此书英文版原著是由美国著名作者雷·斯潘根贝格和黛安娜·莫泽合著的一套科普类图书，按时间顺序分为5册。我社在策划中文版时根据国内市场实际情况计划将5册合成1册出版，同时希望增添大量彩色图片，以增强可读性和视觉效果。作为版权经理，我负责将此变动及其原因、市场预期详细地解释给授权方，获得了授权方和作者的许可，同时厘清图片的第三方版权事宜，协助编辑以最佳方案出版。该书一经推出，不久便荣获文津图书奖，至今已获得从我国出版领域最高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到行业协会奖、社会团体奖等十余项荣誉，截至目前印量近二十万册，获得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丰收。
作为版权经理，并不仅仅是被动联系编辑选定的图书，还需要积极利用与外国出版商沟通的机会搜集选题进行推荐。通过工作经验的积累，版权经理不仅熟悉本社选题重点，而且也可以筛选出与本社出版领域相契合的国外出版商，这种有针对性的沟通可以更为高效地完成版权项目的引进，成功地帮助编辑发现好书、出版好书。
版权输出：应对挑战，推动走出去
第二个阶段是2011年至今，以版权输出为工作重心。这个阶段正是国家大力倡导图书出版“走出去”的时期，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与推动下，北大社版权输出数量连年保持增长态势，成功输出了一大批产生国际影响力的学术著作，自己在此中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与体会。
首先，选准图书与合作伙伴是版权输出成功的两个关键性因素。北大社的品牌定位是学术和教育出版，在这方面拥有很大的资源优势，因此我一直坚持以人文社科类高端学术著作为中心，与出版领域对口的国际一流学术出版社合作，扎实推进北大学术精品“走出去”，努力树立北大出版的国际品牌。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就是《中华文明史》（四卷本）的多语种版权输出。这是由北大中文系教授、著名学者袁行霈先生主持编写、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组织撰写的一部重要学术著作，高学术性和思想性的学术图书一直是海外汉学界感兴趣的热点之一，因此具有极大的版权输出意义和价值。但是对于这种篇幅巨大、内容严肃的学术专著来说，必须落实到有实力和影响力的外方出版社，才能确保项目的成功。剑桥大学出版社是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和学术出版社之一，享有极高的专业权威性和学术影响力，其中在历史图书出版领域也是成绩斐然，剑桥史系列图书规模庞大，在学术界享有盛誉，无疑是最符合这个项目的出版商。经过初期联络与洽谈，英方即表达了很大的兴趣，在经过了剑桥大学出版社学术委员会的严格评审后获得批准，双方顺利签约。事实证明，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版权输出，《中华文明史》英文版作为“剑桥中国文库”的第一个项目在2012年英国伦敦书展举行了新书首发式，吸引了众多国内外学者及新闻出版界人士的关注，成为展示中华文化、沟通东西方学术文化交流的新典范。作为大部头学术著作，《中华文明史》英文版在市场上也取得了非常亮眼的成绩，出版至今销售累计近2000套，实现版税收入超过20万元人民币。英文版的成功为其他语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之后又陆续签订了日文版、韩文版、俄文版、塞尔维亚文版、匈牙利文版等版权输出协议。
其次，根据海外市场需求，对现有选题资源进行合理整合与再策划。在版权输出实践中，我们逐渐发现系列图书的出版能够形成规模效应，提升市场认知度。因此随着与国外出版商的合作加深，我也在有意识地梳理现有选题资源，建议合作方根据实际需要组合成新的系列，推向国际市场。
例如，在与德国斯普林格出版社的合作中，《中国企业的多元解读》《超前引领：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与思考》《在集聚中走向平衡——中国城乡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政企纽带——民营企业家成长与企业发展》本不属于同一系列，但我认为鉴于他们均以中国经济为研究主题，整合成系列出版，在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有利于进行推广宣传，更易成为市场关注热点。再如，在与俄罗斯东方图书出版社的合作中，我建议将《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千古文人侠客梦》四本独立的学术著作整合成一个系列，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为系列名称出版。这种基于对选题本身及海外市场正确认识和深入研究而形成的合理化建议均得到了国外合作方的认可与接受，系列丛书出版后也得到了市场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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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及时了解国家“走出去”相关政策，紧抓机遇与热点，推动自身版权输出工作的发展。2013年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想，2014年底，这个合作倡议得到沿线60多个国家的积极响应，至2015年，成为“一带一路”倡议延展铺开落实的重要一年。借助政策的东风，我在2015年的实际工作中除巩固与发展英语、法语等既有大语种的版权输出业务之外，也紧密结合政策要求重点开拓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版权输出，拓展了北大社“走出去”的地域版图，版权输出数量及版税收入都取得显著提高。
俄罗斯是“一带一路”沿线最重要的国家之一，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以及中俄两国关系持续向好，中俄两国在文化领域交流也越来越频繁，这使得对俄版权输出有了很大的空间和潜力。借此机会我对俄罗斯市场进行了重点开拓，有针对性地接洽俄罗斯学术及教育出版商，达成了多项俄文版授权协议。与此同时，我也兼顾到了俄罗斯周边的前独联体国家，例如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克斯坦等国。因为历史原因，这些国家在语言、文化方面与俄罗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借助这种天然优势，我整理了对俄版权输出成功的项目形成“文史中国文丛”系列，实现了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的版权输出共计12项。另一个取得突破的地域是阿拉伯国家，2015年北大社与埃及智慧宫出版社签订了文学、历史、文化、经管、外交等学科近10项阿拉伯文授权协议。
最后，一个成功的版权输出并不只是完成版权协议的签署，还包含着出版进度跟踪、出版后信息的收集整理、样书收取、版税结算等一系列重要工作内容。因此在注重加大版权输出力度的同时，对已签约项目也要加强管理，注意项目的后期跟进与监督。要高度重视输出图书的学术及社会影响力，积极做好重点图书出版后销量、书评、下载量、引用率、获奖情况等数据、信息的收集与整理，及时反馈给作者。一流的作者一直是北大出版社最重要的资源和优势，他们非常重视自己的著作在海外出版的情况，做好这部分工作可以更好地服务作者，维护好作者资源，同时中国学者国际声望的提升反过来可以更好地促进版权输出工作，使二者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中国出版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良机。在这个巨大的历史机遇中，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实践“走出去”战略，应对挑战，不断探索，为实现更高质量的“走出去”寻找机会与途径，为提升我国出版业在国际市场上影响力和国家文化软实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视频网站版权之争,利在版权方 篇3
一、视频网站趋向完善和成熟, 版权需求日趋增长
视频网站的发展时间不长, 可用一波三折来形容。先是监管部门的执照颁发问题让所有视频网站胆战心惊, 当时坊间曾流传执行层面会相对照顾电视台、报社等单位, 民营视频网站可能会靠边站。经过几次执照的颁发, 总算皆大欢喜, 视频网站渡过了这一政策关, 获得准生证。再就是经济危机的到来, 门户网站重新洗牌, 行业门槛提高, 各大视频网站开始提前过冬, 缺乏资本支持的视频网站纷纷关张或被兼并。接下来就是内容审查, 主要是针对某些敏感话题和健康内容进行的监督和自我审查。视频网站在政府的指导下对内容的审核开始升级, 但是此时还没有将矛头转到版权问题上来。反盗版联盟的成立, 标志着视频网站的洗牌到了一个较高的竞争层面, 那就是版权的市场竞争。
二、盗版严重泛滥, 网络版权竞争激烈
互联网步入视频时代, 网络视频版权保护和版权竞争也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在此之前, 针对版权的维权活动从来没有断过, 但都是雷声大雨点小甚至不了了之。目前, 维权成本过高是版权方难以长期坚持维权的主要原因, 一是时间成本, 二是诉讼成本。
从商业竞争层面分析, 正版网络提供商与盗版网络提供商之间面临着劣币驱逐良币的窘境。张朝阳从不讳言搜狐反盗版, 一方面是为了维护行业健康发展, 一方面是从维护本公司合法商业利益考虑。目前参与网络版权的竞争对象日趋多元化。
(一) 电视台视频网站的内容和渠道优势
电视台视频网站的商业开发具有一般视频网站不具有的优势。一是内容优势, 电视台多年积累下来的版权内容用海量来形容并不为过, 这些影视节目通过分类整理和技术处理, 重新进行商业包装和开发, 其系统性和完整性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另一方面, 属于强势媒体的电视台, 凭借自身的传播渠道和资源优势, 很容易通过视网联动提升自有视频网站的流量和知名度, 再加上高认可度和权威性, 电视台自有联办的视频网站有可能出现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品牌。
(二) 商业视频网站之间的版权竞争加剧
网络视频在国内得到风险投资商的青睐, 国外视频网站YouTube的成功, 极大地刺激了国内视频网站的遍地开花, 一夜之间冒出上百家。随着门槛的提高和市场环境的变化, 缺乏雄厚资本支撑的视频网站或者关张, 或者被兼并。经过近四年的探索, 视频网站的盈利模式逐渐清晰, 主要是类似于出售广告时段。和电视的广告时段不一样, 视频网站的广告时段极其丰富, 每一部网络视频都可以在任何时间段被网民消费, 于是产生了片头片尾广告等贴片广告和电视剧场的模式。另外, 网民观众在年龄、收入、职业等参照标准方面, 都比电视观众更具有市场价值, 所以, 广告主和广告公司针对网络视频的广告投放也处于不断增长的状态。因此, 视频网站对视频内容的需求也水涨船高, 导致大量盗版现象的产生。
搜狐目前能出头组织反盗版联盟, 与其网络游戏收入的井喷、奥运会赞助商的身份所带来的品牌收入和广告收入的增长不无关系, 较为雄厚的财力也为其下定决心将正版进行到底提供了物质基础。视频网站巨大的商业前景和日趋清晰的盈利模式让各大视频网站摩拳擦掌, 力图重新瓜分商业版图。优酷作为视频网站的领头羊, 无论从收入还是影响力方面, 都高出同行一筹。另一方面, 优酷的视频分享网站的定位存在软肋, 大量网民上传的侵犯版权的影视作品让优酷难以远离被竞争对手超越的厄运。搜狐作为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 在资本市场的融资能力和打持久战能力是优酷难以比拟的。优酷运作三年以来, 还处于投入阶段, 真正的收入时期还远未到来, 搜狐此招一出, 力图从资金层面与优酷竞争到底。
从传播优势来讲, 视频形式的内容传播效率和广度远远高于文字和图片, 主要原因就在于视频内容的形象性、现场感所带来的吸引力。所以视频网站能在短短两到三年的时间在流量方面超过很多老牌门户网站。流量就是注意力, 注意力最终转化为商业利益, 这种商业利益包括直接的广告收入、互联网增值服务等等。所以拼流量也一度成为各门户网站的头等大事, 甚至出现不同版本的流量排名之争。从商业模式来看, 目前视频网站的盈利模式主要克隆电视台, 以在网络视频播放前后的贴片广告为主, 部分网站也在会员收费制和点播收费制方面进行了尝试, 但是情形并不乐观, 在中国网民习惯了“免费午餐”之后, 收费模式究竟能走多远, 还是一个未知数。另外, 从品牌影响和行业健康发展的角度来讲, 盗版本身的非法性所带来的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要解决的地步。目前反盗版联盟对优酷等视频网站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 也难怪优酷CEO古永锵甚至以侵犯商业名誉的名义起诉搜狐等公司。盗版所带来的法律问题直接影响着视频网站的品牌形象, 版权问题是视频网站发展的最大障碍。此次反盗版联盟也顺带对在优酷等网站的侵权内容上投放广告的广告主也进行了谴责和连带起诉。对于优酷来讲, 最大的杀伤力正是来自广告主的犹豫, 面对版权模糊的视频分享内容, 广告主很有可能望而却步不再投放。而优酷等网站目前最主要的收入几乎全部来自广告主, 衣食父母掉头走掉, 生存自然成为大问题。
(三) 版权方将成最大赢家
网络盗版的大量存在一方面是目前网民的知识版权概念比较淡薄, 影视内容上传随意性太强, 视频网站在获取影视内容方面也存在着原罪和自我把关不力。正如张朝阳所言, 在技术层面上控制盗版侵权现象, 操作起来并不困难, 从法律层面来讲, 网民的上传行为虽然没有直接获利, 但是没有征得版权方的认可或授权, 私自上传影视内容, 也有违法之嫌。目前国内对盗版的惩罚、监控还是非常不力, 内容生产商成为最大的受害者。此次反盗版联盟大张旗鼓的行动对版权方来讲是一个利好消息, 影视剧网络版权的一路看涨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1. 电视台:
电视台作为内容生产商具有无可比拟的人才优势、政策优势、资源优势, 无论是电视剧、电影、栏目都有一套完善的投资、制作、发行、播出渠道。近年来网络崛起, 电视台后悔没有赶上门户网站的末班车, 现在到了网络视频时代, 各大电视台绝不甘心再落后于人, 先后成立专门的新媒体部门, 对所属影视、栏目等视频资源进行整合开发。电视台的媒体属性和内容生产商属性为电视台的发展壮大提供了绝好的机会。视频网站对电视台制作内容的网络版权的竞争将会进一步扩大电视台的收入。
2. 影视公司:
包括民营影视公司和国营影视公司, 它们仅仅作为影视内容生产商的身份存在, 缺乏播出渠道, 对播出渠道严重依赖, 缺乏风险抵抗能力。网络视频版权等衍生权益的商业化操作给影视内容生产商带来了一丝曙光, 但是目前影视公司维权成本较高, 在商业利益方面还面临电视台、视频网站、音像出版商的利益挤压, 缺乏强有力的维权信心, 也是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主要原因。搜狐等网站牵头影视公司成立反盗版联盟, 影视公司自然是一呼百应, 有百益而无一害。本来影视投资就属于风险投资, 目前的市场环境并不理想, 市场竞争激烈, 播出选择又非常有限, 很大比例的投资商血本无归。所以, 作为投资人和版权方, 无论是政府牵头组织的还是行业网站自律性质的反盗版行为, 肯定都会得到影视公司的坚决拥护。
反盗版, 一方面需要行业自律, 意识到盗版的危害从而切实行动, 另一方面政府部门的监管到位也刻不容缓。政府部门、视频网站、版权商联合起来共同促进版权的合法使用方为上策。业内人士认为, 近日网络视频行业的版权诉讼此起彼伏, 如果一味地靠打击盗版的“围追堵截”的手段, 很可能会让刚刚兴起的网络视频行业受到重创。因此, 视频网站、正版发行方应该通过思路创新、产业链条改造或者技术手段, 找到一条网络版权问题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才是行业实现良性长远发展的最佳途径。高额索赔, 谩骂, 并不足取。
世界版权公约与世界图书和版权日 篇4
最早为图书和版权专设纪念日的想法起源于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一种传统活动。自1923年起，这种传统活动已成为一种供奉图书的风俗。同时，4月23日又是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守护神圣乔治的复活日。每年4月23日，西班牙人都要在圣乔冶之日献上一本书和一枝玫瑰花。
但更重要的是，4月23日这一天对于世界文学具有象征意义。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和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三位享有盛誉的作家都在1616年4月23日与世长辞．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著名的作家诞生或逝世于4月23日。
版权理论 篇5
1 数字版权管理 (DRM) 概述
对于数字版权管理DRM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 目前还没有一种一般的普遍接受的定义, 但简单地说, 数字版权管理 (DRM) 是保护多媒体内容免受未经授权的播放和复制的一种方法。它为内容提供者保护他们的私有音乐或其他数据免受非法复制和使用提供了一种手段。DRM通过技术对数字内容进行加密和附加使用规则对数字内容进行保护, 其中, 使用规则可以断定用户是否符合播放数字内容的条件, 并且可以防止内容被复制或者限制内容的播放次数。操作系统和多媒体中间件负责强制实行这些规则。数字版权管理 (DRM) 虽然运用多种技术手段, 阻止数字化的内容未经权利所有人的同意被传播和使用, 但是, DRM不仅仅是一种技术, 它对数字内容的保护并不等同于技术保护。除了技术外, 它还同时并行运用著作权人与消费者之间的使用许可合同;著作权人、DRM开发商、硬件和软件制造商之间的多方技术许可协议以及反规避法等来保护数字内容。多种数字内容保护方式的融合, 加上相关法律的穿插支持才形成了特有的DRM对数字版权的保护模式。
2 数字版权管理 (DRM) 的构成
2.1 技术
首先, 为促进数字内容和相关网络著作权的自动交易, DRM用所谓的“元数据”metadata, 去描述数字内容和相关参数。内容提供者能够利用“元数据”, 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控制哪些消费者可以访问和使用这些内容, 并且控制消费者在哪种情况和目的下使用其内容;其次, 这种“元数据”可能存储在数字内容版式的专门区域, 也可能用“数字水印技术” (digital watermarking technologies) 等加密技术直接将其嵌入内容中。有了“元数据”, DRM不仅能够控制对内容的访问, 而且能够控制受保护内容在地理上的传播。例如, “地域性代码回放控制” (regional code playback control) 被用在DVD标准中, 可以阻止欧洲消费者在其国产的DVD播放器上播放美国的DVD;再次, DRM对数字内容不仅仅提供消极的防御机制, 它还用各种方式去阻止对其安全系统的破坏, 并对破坏行为作出积极反应。例如, 专门的过滤器能阻止你进入盗版内容, “公平交易议定书”用技术手段, 确保消费者在支付相应的费用后才能进入受保护内容, 更进一步的是使消费者的解密装置无效;最后, 为了获得巨大的市场成功, DRM包含的各种技术将会以一种标准化的方式被嵌入消费者使用的播放器中。总的说来, 从技术角度讲, DRM是一整套交错技术的通用名词, 它建立起一条数字版权内容传播的安全链条。
2.2 法律
尽管数字版权管理DRM承诺提供一种高水平的技术安全保障, 但事实上, 没有一种商业化的操作系统能做到100%的技术安全, 技术保护方法在过去受到破坏, 在可预见的未来, 这一点也不会有所改变。为了提高DRM技术的整体安全性, 在过去的几年中, 美国和欧盟出台了专门的反规避法令, 禁止对技术保护措施的规避, 并且禁止能规避技术保护措施的设备、器材的交易和流通。此外, DRM中的技术保护措施也可能作为商业秘密受到保护。
欧盟1991年《软件指令》的第7条第1款第3项禁止任何仅以规避计算机程序保护技术措施为目的的工具的流通, 和以商业目的对该工具的持有。最重要的欧盟反规避条款可能存在于《2001年著作权指令》中, 而且欧盟各国都必须在2002年12月22日以前实行这个指令。该指令的第6条第1款和第2款为数字版权管理DRM技术提供了相当广泛的保护。《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著作权条约》WCT的第12条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PPT的第19条有关于禁止删除“元数据”的规定。
我国2001年修改后的《著作权法》第47条也规定了, 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 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权利人为其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采取的保护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技术措施的;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的许可, 故意删除或者改变作品、录音录象制品等的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将追究行政责任, 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
2.3 合同
2.3.1 著作权人与消费者之间的使用许可合同
在数字版权管理DRM中, 内容提供者需要和消费者签定使用许可合同, 使消费者在满足某种条件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受保护作品。因此, 在这样一个契约性保护的DRM中, 消费者如果想要获得一些能够使用DRM的硬件或软件, 或者消费者想要访问和使用DRM保护的一些内容, 都必须签定一份使用许可合同。一项对苹果iTunes、微软Windows Media DRM和德国Phonoline以及之前的Pressplay的使用许可合同的分析表明, 大多数使用许可合同都有着相似的形式。例如, 很多DRM使用许可合同都直接禁止消费者复制、传播、广播或修改版权作品, 禁止修改或删除相关的元数据和使用规则。
2.3.2 多方技术许可协议
DRM使用许可合同并不是用在DRM中的唯一的契约性保护措施, 技术许可协议也存在于其中。DRM各种技术的许可方主要是开发DRM技术的公司, 或者是一些专门的许可机构, 这些机构代表技术开发公司管理、实施许可;而DRM各种技术的被许可人主要是计算机、其他电子产品、存储器和其他能使用DRM的装置和元件的制造商, 以及内容提供者。虽然著作权人并不是技术许可协议的许可方, 但是他们的利益仍然受到了技术许可协议不保护, 因为, 电子产业只有在他们的产品与DRM相结合能够保证作品传播足够安全的情况下, 作品创作业才愿意将其作品以数字形式传播, 电子产品和元件制造商必须考虑著作权人的利益。
3 DRM的特征及其在保护数字版权流程中的体现
技术、法律和合同并不单独发挥作用, 而是技术、法律贯穿于内容提供者 (著作权人) 、DRM技术开发商、硬件和软件制造商之间相互签定的契约中, 使技术、法律和合同在保护数字内容的过程中, 相互支持, 互为条件, 形成对著作权人的交错保护之势, “交错保护”正是数字版权管理 (DRM) 的基本特征。只有将DRM对数字信息的保护当作一个整体来看, 才能发现它的革新和潜力。
线索 (1) , 著作权人与DRM开发商之间签定技术许可协议, 这样, 加密技术和其他一些技术会被著作权人用来控制消费者对数字内容的使用 (技术保护) ;如果有黑客能规避这些技术, 那么他有可能会违反相关的反规避法律 (对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 ;
线索 (2) , 著作权人与消费者之间签定内容使用许可。同时消费者只能根据和著作权人签定的使用许可合同的要求复制规定的份数 (合同保护) ;使用合同中的这些规则又能被表达在作为嵌入内容的元数据中, 这样, 合同中著作权人制定的使用规则就和内容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 (技术对合同保护的支持) ;如果黑客仍然成功地修改或删除了元数据, 反规避法的条款又会运用于此 (法律保护) 。
线索 (3) , DRM中各项技术的开发商与硬、软件制造商签定技术许可协议, 使其产品能使用DRM保护下版权作品 (合同保护) ;同时, 技术许可协议中约定, 禁止使用DRM的电子消费产品和软、硬件制造商生产能规避技术保护措施的装置;如果硬、软件制造商违反了合同约定, 或合同虽然没有约定, 但制造了规避装置或软件, 又会受到反规避法的约束 (对技术的法律保护) 。
4 DRM的实践及可能带来的法律问题
数字版权管理 (DRM) 这一概念在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已引起了广泛地关注和研究, 它和著作权权利限制、个人隐私权等的关系也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 美国法院已经适用了《千禧年数字版权法》中反规避的条款作出了相关判例。中国的数字版权保护才刚刚起步, 数字版权管理的相关技术也还不太成熟。但值得庆幸的是, 中国也有了中星微这样的具有核心技术实力的机构, 其研发的数字多媒体格式VMD技术 (Versatile Media of Digital Format) 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一跃成为数字版权保护芯片领域的领头羊。技术领域的发展必然推动相关法律保障的进步, 相信对我国在不久的将来在数字版权管理领域的发展有借鉴意义。
DRM为我们在数字化时代保护知识产权, 一方面, 其优点很明显, 它能在网络环境下尽可能地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 阻止侵权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 它也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 冲击了传统著作权法的框架, 例如:1) 著作权法对权利人的保护从来都是受到限制的, 而DRM对数字内容的保护从理论上讲, 是可以没有限制的。因此我们需要考虑, 在DRM中, 著作权人能够用各种方法来保护他们的权利, 但消费者和社会大众的合理利益仍然需要法律来保护, 就像Lawrence Lessing教授指出的:“问题将不再集中在作品的权利上, 而集中在作品义务上——受保护财产的权利人使其财产能够容易被利用的义务。”2) 合同权利向来被认为是相对权, 但著作权人与每一个使用者签定的合同加起来, 事实上形成了“合同的绝对权效力”。这是否违背了合同的本质特性, 又是否与著作权的绝对效力等同?
尽管DRM的出现带来了一系列的法律问题, 但它的确是保护数字版权的发展方向, 因为知识产权法的初衷正是要保障创作的源泉——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法律是需要对新技术和新现象作出积极回应的学科, 需要在新的技术环境下对各方利益进行调整和平衡。
参考文献
[1]Stefan Bechtold ,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2004, spring：338.
[2]反规避法的思想并不完全是全新的，早在1984年，美国通信法就有一条规定，禁止个人非法拦截卫星电视的加密信号。而且，英国1988年的版权、外观设计、专利法案的296—299页也有类似反规避法规的规定.
[3]See Severine Dusollier, Electrifying the Fence: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Technological Measures for Protecting Copyright, 21 Eur. Intell. Prop. Rev. 285, 286 (1999) ; Wand, supra note 38：64-76.
[4]然而，几乎所有的成员国，包括德国也没有遵守这个期限.
[5]Stefan Bechtold ,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2004, spring：340-342.
[6]See Stefan Bechtold ,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2004, spring：353.
[7]参见袁真富，数字版权保护亟待解决，DRM技术有望护航http://www.lawking.cn/onews.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