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贸易（精选8篇）
版权贸易 篇1
摘要：版权贸易逆差是中国版权贸易中的特殊现象, 在分析版权贸易逆差对我国的影响性时, 容易以一种错误的思维定势来看待这个问题, 即“言逆差必不利”, 事实上, 即使在整个国际贸易领域, 版权逆差现象也不是全无益处的。正确的认识版权贸易逆差的优缺点有利于我们处理好版权贸易两端的关系, 更好地推动我国的版权产业健康发展。
关键词：版权贸易,逆差,优缺点
随着经济的发展, 中国与世界的融合与交流越来越深远,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版权贸易已经在中国发展起来,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尤其是版权引进数量呈上升势头。但是, 版权引进与版权输出之间的巨大逆差一直是中国国际版权贸易中存在的特殊现象。2014年, 我国版权输出10293种, 版权引进16695种。表1更是反映了我国从2001年到2010年10年间图书版权贸易的品种数量, 存在着巨大的贸易逆差。
这一现象会对中国出版行业、甚至整个社会造成什么影响, 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目前, 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认为版权引进大于输出对当前中国是有利的, 现阶段要坚持以引进为主;①还有一种认为版权贸易逆差的不平衡现象会影响中国版权贸易的健康发展, 当前中国应侧重版权输出。②笔者认为, 要正确认识版权贸易逆差的优缺点还必须回归到版权贸易本身的属性上来。版权贸易的本质属性是其经济属性, 兼有文化属性的特殊性, 以此为起点, 基本上可以将版权贸易逆差的优缺点定位在经济和文化两个方面。
一、版权贸易逆差在经济领域的影响
(一) 积极影响
经济动因是版权贸易得以进行的直接动因。从这个意义上讲, 在经济领域, 版权贸易在某些方面必然能够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与中国目前少量的版权输出相比, 大量的版权引进在短期内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存在着积极的影响。
1. 有利于出版企业的经济发展。
在版权引进的过程中, 扣除版税和必要的成本, 出版企业将获得剩余利润。销量越大, 出版企业获得的利润越高, 这也是出版企业进行版权贸易的直接动因。引进版图书是中国图书市场畅销书榜的常客, 这本身就说明引进版图书可以带来很大的销量。中国很多出版社看到了版权引进的商机, 积极开展版权引进工作。例如,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版权贸易的集团公司, 已经从版权引进中获益匪浅, 以其引进的“富爸爸”系列图书为例, 在中国已经达到了400万册的销量。此外, 还有一些出版企业在版权引进中制定长远的规划, 使引进版图书成规模、上档次、增效益、出品牌。一些领域的特色出版社已经形成, 如引进计算机书籍“四强” (电子工业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可以看出, 以上的这些出版社在国内出版社中都属于经济效益较好的出版企业。版权引进为这些企业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同时更好的经济基础又保证了更高水平的版权引进, 版权引进与出版企业的经济发展进入一个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资料来源:国家版权局http://www.ncac.gov.cn。
2. 有利于提升出版物质量。
造纸术和印刷术始于中国, 中国的图书出版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且在图书制作设计上享有很高的造诣, 但由于中国缺乏对外交流, 特别是近代历史上的闭关锁国, 使得中国图书制作技术逐渐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通过版权贸易, 可以大量引进国外高水平出版物, 丰富国内出版物市场, 提升国内出版物整体质量。最重要的是, 在版权贸易过程中, 国外出版商与国内出版商的合作并不是简单的货物贸易, 有的出版商会对整个图书出版过程提供建议和帮助, 这样就有利于国内出版商学习国外先进的出版物制作技术和艺术设计风格, 为自身的出版提供必要的参考和借鉴, 从而提升本国出版物的质量。
3. 有利于培养专业的版权贸易人才。
众所周知, 版权贸易工作是一个专业化要求程度较高的职业, 它要求涉足这一领域的人既熟悉国际贸易惯例, 具有敏锐的洞悉国际图书市场的能力, 还要至少精通一门外语, 同时兼具进行跨国营销的口才和经验。国际版权贸易的相关经验是可以通过实践操作而积累起来的, 在大量的版权引进过程中, 通过与国外出版商的接触, 不仅仅是引进了版权本身, 而且还可以学习到国外先进的出版理念和营销方式, 这本身就为中方参加版权贸易运作的人员提供了实践机会, 为增加经验提供了机会。
(二) 消极影响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以上的积极影响其实是得益于中国目前版权贸易中大量的版权引进。由于中国目前版权输出的数量极其有限, 因此无论在国外还是国际范围内都没有产生规模效益。中国版权贸易进程中, 版权引进和版权输出的失衡, 也会产生下列消极影响。
1. 不利于我国外汇创收。
众所周知, 进口导致外汇的输出而出口导致外汇的流入, 在一国范围内, 合理的进出口比例是外汇正常流动的必要保证。中国目前没有版权贸易产值方面的统计, 但仅从版权贸易数量上看, 版权引进量是版权输出量的数倍, 而且引进版权往往有较高的发行量, 从而需要向外商付出更多的版税, 这就导致了在现阶段版权贸易的过程中只有少量的外汇流入, 而大量的外汇流出。当然, 由于目前中国版权贸易份额在中国国际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比较小, 对于整体外汇流动的影响还不明显。但随着知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版权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通过版权贸易而造成的国际货币流通量将更为扩大。因此, 如果版权贸易中引进与输出的逆差现象不能改观, 那中国外汇流失的现象就会越来越严重, 从而影响到整个国际贸易体系的正常运行和发展。
2. 不利于提升我国出版行业的创造力。
大量的版权引进在短期内能给出版企业带来很高的效益, 相反, 即使没有版权输出出版企业也不会呈现明显的效益下降, 所以目前出版企业对于版权贸易中的逆差现象并不太重视。但出版行业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即出版选题策划的创造性。出版的目的在于制作既有社会效益又有市场效益的出版物, 其核心在于选题和策划, 因此创新在出版行业尤为重要, 这是出版企业竞争力的来源。国内出版企业在版权引进的过程中虽然也有对出版物内容的选择, 但从本质上来说是对外国版权的购买行为, 可以看成外国出版企业在中国推销出版物的中介。一些出版社在市场竞争压力和短期经济指标的驱动下, 对本版书的选题研发能力失去信心和耐心, 为加快图书生产周期, 视版权引进为图书出版的一条捷径, 以至于放弃原创, 让出版社成为外版图书的加工地, 不仅图书结构严重失调, 编辑也失去了选题策划的能力与欲望。
二、版权贸易逆差在文化领域的影响
(一) 积极影响
文化属性是版权贸易的特殊属性。版权贸易的一大目的即是在不同国家之间传播知识文化, 因此国际版权贸易必然会在贸易双方国家的文化领域内产生影响。这里的文化领域主要是相对于经济领域而言的, 属于广义文化概念, 它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诸多因素。①基于这个认识, 可以看到大量的版权引进对中国的文化领域产生了以下积极影响。
1. 有利于促进我国吸收国外先进科技文化知识。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无论在经济还是文化领域, 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中国目前实行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 在此进程中广泛、积极地吸取国外的先进科学文化知识, 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必要条件。在版权贸易过程中, 其贸易对象版权承载着丰富的科技文化知识, 版权引进实际上也是对科技文化知识的引进。目前, 在经济管理、实用技术、科学理论等方面, 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尤为明显, 表现在出版行业, 即此类有影响力的出版物较少, 通过版权贸易, 大量引进此类版权, 无疑将直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2. 有利于丰富我国人民大众的生活。
历经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地提高。人在满足生存这一最基本的需求之外, 还有精神需求、信息需求等高级需求。随着中国大众经济消费水平的提高, 对于文化消费的需求在广度和深度上也会有一定的拓展。虽然西方的图书或影片等文化产品蕴涵着西方人的价值观念, 但其在艺术性上、在普遍的共同性上仍然能唤起各国读者和观众的共鸣, 为各国读者和观众提供一些新的有价值的东西。通过版权引进, 将西方的一些优秀文化内容引入中国消费市场, 无疑将满足中国大众高层次的文化需求, 丰富中国大众的生活。
(二) 消极影响
合适的版权引进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是有利的, 但版权输出作为版权贸易的另一个方面在中国出版界却微乎其微, 盲目引进外国版权而忽视中国版权输出, 造成中国版权贸易的逆差, 也会在文化领域产生诸多不利因素。
1. 不利于保障中国国内文化安全。
版权引进是国外文化输入到中国国内的一大途径。所谓版权引进中的文化安全, 不仅是指外来文化随着版权贸易这一渠道进入对本土文化的冲击, 更主要的是, 引进图书占有过多的市场份额, 必将对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影响。比如版权输出大国美国, 就在其输出的文化产品中极力鼓吹其文化的先进性, 试图影响和操纵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美国是中国版权引进的第一大国, 多年来, 美国的流行文化通过版权引进的方式大量涌入中国文化市场, 成为人们文化消费和精神生活的重要资源, 与之相反, 中国的文化产品通过版权输出的方式流入美国文化市场却非常有限。长此以往, 这种文化传播的不平衡将会使人们不仅可能在话语系统上受制于美国, 而且还可能在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上认同于美国。
2. 不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
版权贸易在传播文化的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宣传方式, 通过版权输出, 可以让本国的优势文化被国际社会所了解和接受, 从这一点上讲, 版权输出对于输出国的文化宣传就极为重要了。目前, 中国版权输出量很少, 即使在那些少量的输出版权中, 也大都是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类图书, 如《中国武侠史》《中医基础理论》等, 而关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政治文化现状的图书则更是微乎其微了。中国版权在国际市场上的缺失就使得国际社会丧失了一个了解中国现代社会的途径, 因此不可避免地会被一些错误信息误导, 从而对中国社会产生误解。
三、版权贸易逆差影响性评价
在分析版权贸易逆差对我国的影响性时, 容易以一种错误的思维定势来看待这个问题, 即“言逆差必不利”, 事实上, 即使在整个国际贸易领域, 版权逆差现象也不是全无益处的, 美国多年来处于贸易逆差状态, 但其经济却得到了稳步发展。从上文的分析中也可以发现, 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文化领域, 我国版权贸易逆差现象在现阶段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些正面影响的, 比如能够促进出版企业的经济增长, 能够满足我国群众的文化需求等。当然, 如果细细分析这些正面影响, 会发现它们基本上都得益于大量的版权引进, 而版权输出的增长并不会造成负面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说, 发展版权输出是有益无弊的。
在对版权贸易逆差正负影响的归纳比较中, 还发现一个规律, 即正面影响基本上是一种短期效应, 而负面影响则会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体现出来。现阶段, 大量的版权引进版图书经济效益良好, 某几个版权引进的成功可能就为出版社创造了大量的经济效益, 出版社对此趋之若鹜, 想在版权贸易领域切得一块蛋糕。从短期看, 这种优势明显。从本质上说, 出版社是一个文化创造传播部门, 而不是一个贸易部门, 在版权引进的过程中不注意自身选题策划能力的提高, 只是一味趋于寻求短期市场效应, 那会导致其核心竞争力的缺失, 是不利于出版社长远发展的。一个国家的整体出版行业在重视版权引进的同时也应该重视版权输出, 版权输出可以有效地提高出版部门的创作能力。同样, 在文化领域, 版权引进满足大众文化需求也是短期效应, 一个国家文化的发展从根本上要依靠本国文化创造能力的提高, 一国版权输出与文化提高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 发展版权输出是有必要的。
在现阶段, 中国版权贸易逆差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大量的版权引进在短期内会促进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 但因此而不重视版权输出, 任由版权贸易逆差现象的继续, 那么对中国经济文化的负面影响将逐步体现出来, 而且会对中国社会造成一种结构性的破坏。
注释
1 张明旺:《当前版权贸易要坚持引进为主》, 《编辑之友》, 2004年第1期, 第16页。
2 姬沈育:《当前中国的版权贸易应侧重版权出口》, 《经济经纬》, 2004年第1期, 第42页。
3 (1) 王仲士:《马克思的文化概念》, 《清华大学学报》, 1997年第1期, 第20页。
版权贸易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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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本合同签字日期为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
甲方（盖章）：_________乙方（盖章）：_________代理人（签字）：_________代理人（签字）：_________
中日图书版权贸易比较 篇3
日本是世界经济强国,各项贸易量均居世界前列,图书版权贸易也不例外。目前该国有4000余家出版社(90%都集中在东京)，形成了以中小企业和个体企业占绝对优势的出版产业结构。经济衰退和信息技术革命给日本的出版业带来了冲击,从1997年到2003年,出版业总的销售收入每年都呈下降趋势,陷入低迷状态，2004年出版业出现了复苏迹象。据日本出版科学研究所的统计：2006年上半年，日本出版物（主要指图书、杂志）销售总额为11092亿日元，比2005年同期销售下降了3.18％，其中图书销售比2005年同期增长1.7％，达到5082亿日元；杂志销售总额为6010亿日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6％。
中日两国均为版权贸易逆差国，有许多可以相互借鉴之处。本文从四个方面入手，分析比较两国图书版权贸易状况。
1. 引进与输出图书品种结构比较
从近年的整体情况来看， 2004年开始我国引进版图书市场增长势头逐渐放缓，贸易逆差状况有所缓解（见图表 1）。2005年我国图书版权两者差距逐步缩小。造成引进版图书市场增长放缓，甚至某些门类市场大幅萎缩的原因，总体上说，是全球化背景下文化战略选择的自然结果,微观方面的原因更为复杂。一方面是国家宏观调控的结果：2002年~2003年是包括出版业在内的中国文化产业增长速度最高的一年，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建立和谐社会等政策的出台，文化产业的发展重点由速度型增长向结构调整、资源优化方面转变，出版社也更加理性,由此带动了出版产业增长速度的放缓；另一方面，以“走出去”来应对全球化现实的文化战略，将鼓励出版业大力开发本土产品，弱化人们引进海外版图书的内心基础。
近年来，我国把引进重点放在科学技术、管理等国家急需的产品上，引进的数量和结构基本符合我国战略需求。曾处于弱势的其他细类图书，如少儿类、生活类、心理自助类等，增势强劲。单品种市场效率方面,引进版文学类图书依然抢眼。版权输出方面，输出图书内容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中医、中药图书以及食品类图书的出口近几年来有所增加。此外，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增长点：反映当代中国文化、生活及人文景观的出版物版权输出数量上升；在自然科学、当代儿童文学等原创领域实现零的突破；随着世界范围内的“中国热”的兴起，汉语教材的出口也呈蓬勃发展之势。
引进版图书在日本占据很大的市场份额，在出版业持续负增长的情况下,一部分引进版畅销书大幅度地带动了国内图书销售形势。以《哈利·波特》系列为例,虽然书的价格较高,但依然为广大读者所承认并购买,最终带动了销售利润的增长。其精装版每本销售价格为30美元,是日本图书平均价格的三倍。2002年《哈利·波特》系列四本书的销售总额达1.675亿美元。2004年《哈利·波特与凤凰社》被日本网上书店BKI评为十大畅销图书,且位居榜首。日本提倡图书翻译,藤原株式会社已经将国外很多历史著作译成日文,而且超过了美国人的翻译量。然而，专业图书市场和高教图书市场这两个市场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图书进口，没有着力培育国内的专业、教育出版社。
在版权输出方面,日本漫画成为日本出版业走向西方的主打产品。在国外，日本漫画从20世纪80年代起输入世界各国，对美国和欧洲的漫画和动画片市场都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日本的连环画版权出口大约从1995年开始,最大的一家出版商一年仅版权收入可达500万美元,整个日本出版商在海外版权费收入以每年三倍速度增长。日本的漫画产业发展成熟,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2002年日本仅推销到美国的动画片以及相关产品的总收入达到43.5亿美元，是日本出口到美国钢铁总收入的4倍。在这之中电影电视放映版权费仅占一成，其余九成的收入是动画片形象的衍生产品的收入。日本漫画的成功输出表明，东方文化在走向西方的过程中可以利用“重图性”避开语言障碍。
2.版权贸易伙伴构成比较
地处亚洲东部的中国、日本，同属汉文化圈，有着共同的历史文化渊源。日本是我国版权贸易主要的合作伙伴之一，两国出版界交流频繁。2006年10月在韩国首都首尔召开了第三届东亚出版人会议，中日韩三国的出版人围绕应该如何求同存异，应对全球化与技术革命带给出版业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共同创造亚洲出版的新世纪等话题，共同探讨未来的合作。基于地理位置、文化渊源等因素，两国的版权贸易合作伙伴相似。近年来，我国出版业对外开放力度加大，并逐步与国际接轨，版权贸易合作伙伴日益壮大。从版权引进地分析，主要还是集中在欧美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等，还有部分近东亚国家，如日本、韩国；版权输出对象侧重周边国家与地区，如韩国、台湾、香港。日本与欧美国家及亚洲近邻保持密切合作。2000年美国对日本的书刊出口额达到14200万美元，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它一直是美国英语读物在世界上最大的非英语语言市场。日本书刊输出对象主要是亚洲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等。借助地缘优势，我们应当积极拓展亚洲地区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共建东亚读书共同体。
3.版权贸易方式比较
我国版权贸易方式从传统的“支付版税、合作出版”发展到“探求国外组稿、外商参与选题”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变等商机为捕商机。具体来说,现有的版贸合作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单纯引进/输出模式、合作引进/输出模式、共同开发(联合出版)模式。第一种模式被大多数出版社采用，合作出版。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本国出版社积极引进国外优秀的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同时也积极倡导将中国的优秀作品介绍给外国读者。书展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途径,促进了中外版权贸易和出版物的进出口。1986年由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创办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是世界上展示中文图书最大的国际性书展。该项书展已发展成为集贸易合作出版和版权贸易于一体的国际图书博览会。迄今约有全球近50个国家参与展览,它为中外出版业交流搭建了一个信息和交易平台。
日本利用各种形式的图书展览会来吸引全世界的目光。东京国际图书博览会（TIBF）于每年4月在东京举行。日本是世界第二大出版市场，日本人均图书消费比率为世界首位，TIBF的举办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出版业界人士进入日本出版市场创造良好的机遇。“东京国际图书版权交易会”是由日本政府承办的大型国际性例会。同时也是国际知识产权贸易的重要交流活动。
4. 版权部门职能比较
日本的出版业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版权产业, 有一套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体制。从日本的经验来看,版贸工作是一个专业性非常强的工作,版贸工作人员具有不可替代性。以日本出版产业大鳄讲谈社、小学馆和集英社的版权部门为例,出版社专设国际版权局(部),通常下设三个部:版权部,也叫知识产权部,主要负责版权信息搜集,引进项目登记管理等职能;版贸部,主要按地区分组,每一组有一个负责人(版权经理),负责开发版权项目;商标产品开发部,主要负责产品形象出售及延伸产品再开发业务。在日本，版权代理公司相对较少，但建立了十分健全的版权集体管理体制。相比较而言,我国出版社的相关职能部门不健全,重视度也不够。国内少数版权贸易做得好的出版社成立了对外合作部或版权部，由专人来负责版权贸易工作，而大部分出版社的版权贸易工作则是由编辑来负责，并没有设立专门的版权贸易部门。国内现有28家版权代理机构，经营范围大多比较狭窄，大多数图书代理机构处于亏损的境地，有的甚至名存实亡，只有个别几家收支可以持平，少数几家保持微利。多数代理机构仅仅向作品使用者提供版权法律咨询、代理收转版权使用费和图书代理等基础性服务，能够提供诉讼代理、调处版权纠纷的很少。
版权贸易 篇4
关键词：医学专著图书,图书版权,版权贸易
版权贸易是通过对已有版权作品的使用而产生贸易的行为。医学学术专著图书的引进与输出是医学学术思想交流的重要手段和方式。
一、医学学术专著图书版权引进与输出现状
近年来, 我国总体图书版权输出已经取得快速发展。根据国家新闻广电总局相关统计数据显示, 2003年图书版权进出口比例为15︰1, 2006年这一比例为5︰1, 2012年此比例约为2︰1。但是, 图书版权贸易逆差, 尤其是医学专著图书, 是中国出版长久以来的痛楚, 表现为引进品种多于输出品种、引进价格高于输出价格。版权引进远超过输出, 虽然这有利于我们了解国外医学思想与技术的进展和应用, 开阔视野, 但是, 逆差也说明我国医学学术专著图书的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还有待提高, 走出去的能力还不强。医学学术专著图书是宣传我国医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 加大医学学术专著图书的输出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我国医学事业的国际影响力。
二、医学专著图书版权贸易逆差原因分析
(一) 宏观层面原因分析
首先, 西医起源于欧美发达国家, 无论从学术思想、技术水平上, 还是发展历史上看, 我国的西医医学学术成果还不足以引领全球, 因此号召力相对较弱。加之科学技术不够先进, 运用市场的能力不高, 出版业对国际医学专著图书市场把握不够, 版权管理也存在一定问题, 如省市版权管理部门对版权贸易重视不够, 管理力量不足, 对新技术产生的新内容和形式还没完全适应。其次, 中医药方面, 长期以来, 中华国粹一直饱受西医的排斥与攻击, 冠以“伪科学”之罪, 一度被要求撤销中医药;中医药特色优势逐渐淡化, 服务领域趋于萎缩;老中医药专家很多学术思想和经验得不到传承, 一些特色诊疗技术、方法濒临失传。中医药的学术出版自然受到很大的影响, 导致能走出去的中医药文化产品数量不足。
(二) 中观层面原因分析
版权输出的弱势反映出版界乃至民族原创力的缺乏, 以及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弱势地位。从行业来看, 国外尤其是欧美等发达国家, 都设有版权贸易的专门机构和人才, 如Springer出版社、爱思唯尔出版社等, 因此, 其在版权输出方面更专业。而我国版权贸易人才缺乏, 目前从事版权贸易的人才多由编辑或总编室人员兼职, 很多出版社没有专门的版权机构, 难以完全适应国际化专业分工的高要求, 丧失了版权贸易中的主导权。同时, 缺乏高素质翻译人才, 也极大地影响了版权输出的质量。
(三) 微观层面原因分析
医学专著图书产品方面没有可竞争的绝对优势, 一是我国西医在国际上还没有超越欧美等发达国家水平;二是具有特色的中医药长期受到排斥, 因而学术著作尚未形成大的规模, 更没有建立起良好的“品牌”医学专著图书。此外, 市场层面目标不是很明确, 缺乏主动出击的意识;营销方面, 没有抓住契机, 综合运用营销手段的能力不够。
三、解决策略——以进带出, 促进医学专著图书繁荣发展
(一) “引进来”
引进医学专著既考验编辑的专业水平, 又离不开编辑的独具慧眼。以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引进Springer出版社出版的《神经重症医学》为例。神经重症医学作为新型学科, 来源于普通重症医学, 要求又高于普通重症医学。主要体现在神经重症医学多学科协作更广, 设备要求更多, 因此对医护人员相关知识要求更广泛全面。然而, 与神经外科发展一样, 我国神经外科重症监护起步较晚, 神经外科开展初期, 基本上只有为颅脑损伤救治而设立的重症病房、简陋吸痰器和普通喷射呼吸机, 连像样的生理监护仪也没有, 近十年来, 随着神经外科的广泛开展, 对开颅术后生命功能监测越来越重视, 条件也不断改善, 全国大型神经外科中心陆续成立了专科重症监护病区 (ICU) , 除装备了普通ICU必备中心吸引和供氧, 现代化智能呼吸机、生理监护仪等外, 还配备了颅内压监护仪、电生理监护仪、经颅DOPPLER和移动CT等专科设备。各地也开始成立颅脑损伤与重症监护中心, 配备专人管理, 逐步形成了神经外科专科重症监护系统。但是, 国内这方面的专业工具书几乎为空白。
《神经重症医学》第一版于2008年问世以来, 由于读者反映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科学实用, 学术价值高, 需求量大, 于2012年又重新修订再版发行。
2012年3月, 经由相关专家向笔者推荐《神经重症医学》 (第二版) 一书。笔者获得样书后, 及时咨询神经内科、外科及其他相关专家, 专家们一致认为此书学术价值目前属国际一流;继续市场调研, 同时与Springer出版社取得联系, 对方表示此书读者评价很高, 虽属学术专著, 读者群较小, 但是销量也不错。社内讨论后, 认为可以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确定申报选题。
担任主译工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授、主任医师、留德医学博士, 博士生导师, 临床神经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外科学系教学副主任兼神经外科主任雷霆教授, 其第二语言是德语, 既保证了专业性, 又保证了翻译水准。
经典权威专著除了找到一流的作者, 其一流的作品也是用时间精心打磨出来的。如由Mosby出版社出版的骨科巨著——《坎贝尔骨科手术学》就是由国际著名专家—— (美) 卡内尔和 (美) 贝帝编撰的国际权威经典, 是骨科领域权威的著作, 同样也被我国广大骨科医生奉为经典。《坎贝尔骨科手术学》之所以成为经典巨著, 是因为:第一, 作者以丰富的临床手术经验为基础, 非常详细地叙述了各种手术的细节, 包括各种小诀窍和注意事项;第二, 作者以对疾病与手术的宏观掌控力, 正确地把握了手术指征、术前后处理和并发症防治原则;第三, 书中对不同手术做出了客观公允的评价和临床应用结果分析, 特别是当一种疾病具有不同手术方法时, 做出了科学的比较和个体化选择。这三大特点, 体现了本书极高的学术水平和编写水平, 更反映了本书的核心价值。因此, 此书被多次修订再版, 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被各国引进。
(二) “走出去”
如果说“引进来”是当务之急, 那么, “走出去”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引进来”虽可解燃眉之急, 但绝对不是终极目标。只有在“引进来”的过程中, 不断地学习、剖析国际权威专著的成功之处, 取其精华, 有目的、有计划地策划国内知名专家撰写原创性、高质量专著, 并且成为国际行内专家公认的经典, 才是“王道”。
当然, 要注意图书内容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结合。二者的结合, 要求我国的图书内容既具有民族特色, 又能与国际接轨。就医学而言, 能担此大任的, 中医药首当其冲。
习近平说:“中医药是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先行者。”中医药历史悠久, 资源丰富, 理论独特, 在世界上有广泛的影响, 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和丰富的科学内容, 是我国医药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不仅是中国的优秀文化遗产, 也是世界的优秀文化遗产。因此, 将中医药学术出版专著作为走出去的先行者, 更具有切实可行的可操作性。
四、结语
开展医学专著图书的版权贸易, 是加强医学学术国际交流的必由之路。一方面, 要引进国外相对领先的西医医学专著, 进行学习、借鉴, 最终超越;另一方面, 要弘扬中国传统医学——中医药学, 将中医药学学术专著图书作为“走出去”工程的先行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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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贸易 篇5
一、不断拓宽新形势下国际版权合作的视野
版权合作与贸易对于中国出版业的重要意义，是随着中国出版业不断发展壮大而逐步凸现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翻译出版随着国人对世界了解的需求极大增长，经历了极其繁荣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初期仅有几家专业的翻译出版社，到现在全国500多家出版社几乎全部都在出版国外引进图书，市场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目前中国书业年出版品种达到32万种之多，仅仅依靠原创作品，不能支撑起巨大的阅读市场。中国每年引进输出图书版权达到15000～20000种，其中80%为引进版权。一方面，中国读者渴望了解世界的阅读需求，刺激了出版业引进国外图书的热情；另一方面，版权合作与贸易的确是出版社获得内容资源的重要来源。由此可见，版权合作与贸易不仅丰富了国内图书出版品种，满足市场阅读需求，而且为出版社经营发展带来了机遇。对于专业翻译出版社而言，版权合作和贸易还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第一，版权合作和贸易在现代出版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产业价值。版权合作和贸易是翻译出版的生存基础。译文社长期专门从事翻译出版工作，引进图书版权构成我们出书的主干，我们对版权贸易的地位作用有着尤为深切的理解。多年来，我们引进翻译出版了大量的国外优秀文学作品，其中涌现出大批畅销书，也不乏长期占据畅销书排行榜的产品。这些产品不仅为出版社经济发展提供了支撑，也为与我们合作的国外出版社和作者获得巨大的收益。目前，我们每年用于支付国外版权贸易的费用已经达到近千万元，各种图书授权收入也接近这个规模。可以说，版权贸易已经构成出版社收支的重大支撑点。从与我们合作的大量跨国出版企业的情况看，不少国外出版集团海外业务收入的比重都很高，甚至远远大于本国业务收入。中国出版业要走向世界，必然应当高度重视版权合作与贸易的产业价值。因此，面向未来，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和发掘版权合作与贸易的产业价值，努力扩大合作规模，提升版权合作与交易的能力。
第二，版权业务是数字出版时代出版社的重要业务开拓领域。数字出版已经成为当今出版业不可忽视、不能回避的重要发展趋势。数字时代到来将把版权资源的重要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如果说，传统出版业还能依赖垄断地位和不公平交易寻租来维持生存，那么，数字出版的发展将打破这些障碍，必然要求出版社具备真实的内容提供能力。数字出版条件下能够得到发展的出版社必然具备两大价值：一是能够对阅读内容进行专业选择和加工，二是能够对出版物进行大规模营销和传播。数字出版技术发展导致的出版介质变化，使得出版业逐渐渗透到信息、电子制造等许多新的产业领域，而出版社与新的出版载体合作越来越依赖版权贸易的方式。译文社长期从事版权合作，历来十分重视版权部门的建设，我们较早设立专门的版权部门并配备一定数量的版权经理人员。近年来，我们要求版权部门突破原有的单纯为编辑部门提供版权合同服务的工作模式，大力开拓数字版权等版权贸易新业务，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
二、积极探索国际版权合作的领域
译文社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翻译出版业务，因其业务的专业性，在版权合作和贸易中既有同其他出版单位一样的普遍做法，也有自身的特点。我们高度重视版权合作和贸易对于提升出版工作水平和出版社国际影响力的作用，在做好图书版权引进工作的同时，对其他出版领域的版权合作和贸易也进行了积极的拓展。
第一，全面专业地引进精品图书。在图书版权引进方面，我们坚持专业化出版理念，集中精力在外国文学、外国学术著作和外语学习教育读物出版领域进行开拓。近年来，译文社每年签约获得授权的外国图书在200种左右，在“量”上保持稳中有升，在“质”上力求好中选优。在每个出版门类中，重视构建从基础理论研究到高端专业作品乃至通俗作品各个层次的选题结构，力争全面反映各国文学、文化、学术领域的有代表性的作家、学者及其成果，便于读者和专业研究人士全面接触和了解。对于重要门类、国家和重点作家的作品，我们强调完整引进，形成系列，不仅有代表作和畅销作品，而且包括尽可能多的相关作品，其中不少作品是国内首次出版或者国内外同时出版。例如，在100多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中，我社已经出版了其中60位作家的作品集，如斯坦贝克、海明威、君特·格拉斯、纳博科夫、托妮·莫瑞森、索尔·贝娄、耶利内克、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等等。我们还推出了如米兰·昆德拉、玛格丽特·杜拉斯、苏珊·桑塔格、村上春树等数十位當今国际知名作家的较为完整的作品系列，每个系列多达二三十个品种，并仍在开放扩展中。这些作品不仅成为长期受到读者欢迎的常销图书，而且从中产生了大批累计印数百万以上的畅销书。
第二，成功探索开展期刊版权合作。1988年，译文社经国家批准，率先与法国桦榭出版集团在时尚类杂志出版方面展开了版权合作，推出了《世界时装之苑》。经过长期的努力，该杂志在国内读者中树立起强大的品牌号召力，已经占据时尚期刊广告市场的首位。目前我们在时尚类杂志的合作规模和品种方面也有了新的延伸。译文社在期刊版权方面成功的合作模式，也为以后国内大部分合作期刊所仿效。
第三，积极推进版权输出。基于业务定位，译文社以引进翻译出版国外图书为主业，但我们也高度重视发掘版权资源，积极探索版权输出业务。译文社拥有以《英汉大词典》为代表的中国学者自主研究编纂的多个语种双语工具书。目前这些双语工具书特别是大型词典因其起步较早、修订较多、权威性较高而广受读者赞誉，仍然在双语工具书市场上居于领先地位。另外，我们在长期的翻译出版实践中十分重视译者队伍建设和译本质量把握，积累了大量一流翻译家的译本资源。上述优质资源版权都是我们开展版权输出工作的雄厚基础。近年来，我们在做好这些资源的市场维护工作的同时，制订版权销售计划，要求版权部门努力挖掘版权输出潜力，使授权收入每年都获得大幅度的增长。
第四，开拓数字产品版权授权业务。随着数字出版热潮的兴起，版权合作与贸易出现了新的商机。我们敏锐把握这个新的机遇，充分发挥原创大型工具书适合数字出版的优势，迅速加大与国内外电子厂商和互联网运营商的合作，开拓了数字产品授权业务。在数字版权授权中，我们坚持少而精、高回报的原则，把突出图书品牌作为前提条件，注意选择信誉良好、业务成熟、实力领先的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作为合作对象，采取长期合作的方式，共同开发数字出版产品。迄今，译文社已有近20本词典工具书和学习类图书以及100多种文学名著授权了电子权利，产品类型包括学习机、电子词典、手机、手持阅读器和电子书，产品型号近100种，此外，还有40多种文学名著和词典工具书对外授权了翻译权、改编权和译本使用权。
三、成功开展国际版权合作
需要相关必要保障
版权合作与贸易不是一项孤立的工作，需要整个出版社各方面管理工作的支持。从某种意义来说，版权合作能力体现着一个出版社的综合实力。在多年的国际版权合作过程中，译文社始终十分重视从整体上提升版权管理的水平，塑造诚信形象，为扩大国际版权合作提供必要的保障。
出版社国际版权合作最重要的保障是品牌。译文社从建社以来，就一直强调出书的专业性。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已经成功树立起外国文学、西方哲学和双语工具书等领域的出版品牌。近年来，在大众图书市场激烈竞争的压力下，我们始终坚持把品牌建设放在出版社发展的首位，绝不降低出书品味，同时根据市场需求不断提高整体营销能力，使译文版图书在业界和读者中赢得广泛的声誉，也得到国外合作方的高度赞赏。在我们品牌出版领域，许多国外出版商和代理主动向我们推荐产品，并把译文社列入各类畅销书授权的首选对象之一。
国际版权合作也依赖于出版社整体管理水平提高。图书从引进到出版是一个很长的产业链，每个环节都会对版权合作产生影响。译文社版权交易合同数以千计，与译者、原创作家签订的有效期内的合同也达到数千份，每年都有大量新增合同，也有大量合同到期和续约，稍有疏忽，就会对出版社信誉和利益带来损失。为此，我们采用计算机管理手段，开发了应用软件，对版权合同的各项要素进行管理，随时提醒编辑和有关部门做好履约工作。与此相关，我们建立了十分严格的版税结算制度和销售报告制度，及时调度资金保证版税支付，同合作方和权利人建立起良好的商业信誉。另外，我们建立了强大的出版流程管理系统，将版权合同履约事项纳入其中，提高各个出版环节计划执行率，保证版权合同的正常履行。
专业的版权合作需要专业的工作团队。为保证国际版权合作和贸易顺利开展，译文社采取切实措施不断提高版权部门的地位和工作主动性。我们设有专门的版权部门，配备相当数量精通多种语言和版权法规知识、熟悉出版业务和合作对象的版权经理，建立专门的版权管理制度，将所有版权管理职责和权限集中归口。版权经理不仅处理合作接洽事务，而且介入选题列选，还负责所有版权法律事务。近几年，我们还进一步要求版权部门从版权事务机构向版权贸易主体转型，主动加强与国外出版商和作者的直接联系，为编辑部门提供更多及时的选题信息，积极开拓版权销售渠道，直接为出版社创造价值。整个团队分工细致，配合默契，工作高效，屡获嘉奖。
打击盗版侵权是成功开展国际版权合作的重要支撑。长期以来，盗版侵权是困扰品牌出版社发展的顽症，在国际版权合作中问题尤为突出。许多国外出版商和作者对此极为敏感和不满。维护国外权利人的著作权，做好反盗版侵权工作，是出版社进行国际版权合作与贸易的必要责任。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国内打击盗版侵权的成本较高，导致许多出版单位为权利人维权的力度不足。近年来，译文社总结了以往维权工作的经验教训，显著加大了打击盗版侵权的力度。我们选择若干屡遭侵权盗版的品牌图书，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永别了，武器》，杜拉斯的《情人》，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再如享有盛名的品牌词典《新英汉词典》《新英汉小词典》和《新德汉词典》等作为重点，采取有效的法律手段主动出击。几年内处理各类侵权案件近40起，获得赔偿近百万，并对其中典型案件通过媒体反映，以实际行动向合作方和权利人宣示我们保护其权益的力量和决心，取得良好的社会反响。
四、努力破解当前国际版权
合作中的问题
国际版权合作和贸易是出版业“走出去”的最基本的形式和渠道，理所当然成为中国出版企业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然而在实际工作中，目前出版社开展国际版权合作和贸易也面临诸多制约和新问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突破。
例如现在引进版权存在较多的无序竞争问题。国内出版社现在几乎都在出版引进版权图书，加上不少有实力和策划能力的民营出版工作室也加入引进版权竞购行列，版权竞争日益激烈。相当部分出版单位和民营出版公司更加看中引进图书的市场价值，把引进版权图书作为开发选题的捷径，集中力量争夺畅销书，甚至不惜开出天价版税预付金。引进版权的市场竞争固然有一定合理性，但图书出版有自身的规律。一个作者的作品有畅销的，也有不那么畅销的，专业的出版社应当考虑对作者、出版门类和内容领域的全面反映，而不应仅仅盯住畅销书。另外，作者和作品的市场影响也有一定的培育过程，出版社将国外作者和作品介绍到国内并产生影响，需要一定的市场投入，因此，专业的版权授权做法都会考虑到已经购买版权的出版社在新作品版权购买时的优先权。更何况，翻译图书的质量与出版社选择译者能力及编辑的专业加工把关水平密不可分，译本质量也应当是版权引进的重要标准，而目前国内出版业对翻译出版并无资质管理的门槛。如果不讲上述前提，一味只以报价高低来竞争版权，那对出版业发展必然产生不良影响。对此，译文社的态度是坚持将出版品牌建设作为追求，在此前提下不断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力争以综合优势来赢得市场和合作方的信赖。我们决不在乎一两本畅销书版权的得失，但我们一定会尽全力将我们看中的优秀图书的质量和市场推广做到最好。
又如数字版权开拓是出版社版权合作和贸易的重大课题和新的增长点，但目前还存在许多法律上、經营上的难点。开展数字版权授权必须拥有数字版权，而目前国内出版业对数字版权的法律定位没有定论，出版社要取得数字版权也不大容易。在这方面，翻译出版似乎有突破的可能，国外的出版商也开始重视对中文译本版权的争夺。另外，国际国内对数字版权商业模式的界定也比较模糊，也没有形成公认的定价原则。然而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完善出版社数字版权的法律文本，尽量开发出版社自有知识产权的产品，努力掌握获取数字版权的主动权。
开展国际版权合作和贸易是中国出版业走向国际化的基本功，我们应当从参与国际出版竞争和适应出版业数字化的发展趋势等新的视角来观察和看待这项工作，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新的途径，促使中国的出版企业更快更好地迈向世界。
版权贸易 篇6
一、版权贸易现状
2011年,我国版权进口16639种,其中,图书和期刊出版物版权引进14708种,录音制品版权引进278种,录像制品版权引进421种,电子出版物版权引进185种,电影版权引进37种,电视节目版权引进734种,软件版权引进273种,其他版权引进3种。北京引进版权7919种,占版权引进总量的53.8%,上海引进版权1260种,占版权引进总量的10%,引进版权最多的五个地区是北京、上海、江苏、吉林、浙江。我国版权输出7783种,其中,图书和期刊出版物版权输出5922种,录音制品版权输出130种,录像制品版权输出20种,电子出版物版权输出125种,电影版权输出2种,电视节目版权输出1559种,软件版权输出5种,其他版权输出20种。北京输出版权3096种,占版权输出总量的43%,上海输出版权1506种,占版权输出总量的21%,输出版权最多的五个地区是北京、上海、安徽、湖北、江苏。输出到美国766种,输出英国422种,输出德国127种,输出法国126种。版权引进品种与输出品种比例2.1∶1。
2012年,我国版权进口17589种,其中,图书和期刊出版物版权引进16115种,录音制品版权引进475种,录像制品版权引进503种,电子出版物版权引进100种,电影版权引进12种,电视节目版权引进190种,软件版权引进189种,其他版权引进5种。我国版权输出9365种,其中,图书和期刊出版物版权输出7568种,录音制品版权输出97种,录像制品版权输出51种,电子出版物版权输出115种,电影版权输出0种,电视节目版权输出1531种,软件版权输出2种,其他版权输出1种。输出到美国1021种,输出英国606种,输出德国352种,输出法国130种。版权引进品种与输出品种比例1.9:1,进一步缩小了版权贸易逆差。
2013年,全国引进版权18167种,其中,引进美国版权超过6000种。全国输出版权10401种,其中,对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加拿大、日本输出版权3342种。
出版物版权,引进17613种,输出8444种。图书出版物版权,引进16625种,输出7305种。录音制品出版物版权,引进378种,输出300种。录像制品出版物版权,引进538种,输出193种。电子出版物版权,引进16625种,输出7305种。版权引进品种与输出品种比例1.7∶1。版权贸易逆差额2亿元。
2014年,全国版权引进16695种。版权输出10293种,版权输出品种保持基本不变;其中,出版物版权输出8733种。全国版权引进品种与输出品种比例1.6∶1。
2015年,全国版权引进16467种。版权输出10471种。版权引进品种与输出品种比例为1.57:1。
中国版权贸易整体呈现出快速发展态势。版权贸易逆差比例逐步缩小,版权输出快速增长的背后力量,是内容生产质量和文化原创能力的提升。版权贸易与货物贸易的一个显著不同:货物贸易开始可以通过低价策略占领海外市场,然后再逐渐提高质量;版权贸易开始就必须以高质量的内容为基础,没有高质量的内容,免费赠送也没有市场。但版权贸易逆差长期存在。版权贸易种类逐步优化,但不合理现象仍然严重。传统出版物版权输出持续增长,版权贸易种类相对集中,图书仍是最主要的品种,引进和输入量均占到70%以上,年均1万种以上,其他类别作品的版权贸易由于种种原因的制约至今没能超过图书版权贸易。北京、上海及沿海地区的版权贸易量占据了全国版权贸易量的大半;新疆、内蒙等内陆地区的版权贸易量较小。中国版权引进地以美欧为主,除俄罗斯外,大部分为文化产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例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美国一直是中国最大的版权引进来源国。版权输出地以亚洲地区为主,例如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近几年,中国对美、英、德、法等欧洲的国家的版权输出有赶超之势。
二、版权贸易前景
数字版权贸易继续突起。数字出版的蓬勃发展意味着数字版权贸易将成为未来的一股潮流,数字出版技术发展,为整体版权贸易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数字版权是非独家的,可以重复售卖,数字版权贸易前景十分乐观。数字出版在因其互联网属性带来的海量存储、搜索便捷、传输快速和互动性强等优势日益显现的同时,也迫切需要突破IP的授权与交叉授权规范路径、版权保护与可持续运营等方面瓶颈。
国际版权合作继续深入。版权贸易的发展离不开国际间的合作,版权合作有利于提升出版业工作水平,也有利于扩大出版社的国际影响力。国际合作出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国际合作出版,包括不同国家出版商之间开展的各种出版活动,产品包括书报刊等各类出版物。狭义的国际合作出版co-publish-ing是各种国际出版合作方式中的一种,与其他出版合作方式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共同策划、共同投资或通过在编辑、制作和发行等环节上的分工合作出版某部或某系列作品”。狭义的国际合作出版的常见方式有版本合作、图书包、选题合作和综合方式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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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贸易 篇7
图书版权贸易是版权贸易中最重要和常见的一种, 对于我国而言, 其涉及的主要内容包括翻译权的转让、大陆与港台间的中文专有出版权的转让等。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 我国图书版权贸易有了迅速和规范的发展。对于近年来的发展和现状,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其整体特征:
1.1 从发展速度来看, 引进和输出图书版权均有快速发展
近20年来, 我国图书版权发展非常迅速。1992年我国图书版权引进和输出贸易总数为1666种, 2005年为10150种, 2007年达到了12826种, 2008年超过了18000种, 期间增长了10倍之多。从图书版权引进方面来讲, 进入21世纪后尤其在2005年后, 图书版权引进数量呈高速发展态势。1992年的版权引进数量为1057种, 2006年为10950种, 2008年这一数字达到15776, 可见, 图书版权引进发展之迅猛。从版权输出方面来看, 虽然不如引进发展速度快, 但也呈总体上升趋势。1992年, 版权输出数量为609种, 2006年为2050种, 2008年这一数字达到2440, 期间增长了3倍。
1.2 图书版权的引进和输出对象均成集中化现象
在我国图书版权发展过程中, 不管是引进还是输出, 都成不均衡态势, 贸易对象比较集中。从版权引进方面看, 主要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在欧美地区, 图书版权引进主要集中在美国、英国、德国、俄罗斯和法国, 2009年列前3位的就是美国、英国和德国, 在亚洲, 日本和台湾是主要引进区域。从版权输出方面来讲, 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 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近两年来, 对美国的版权输出逐渐增长, 2009年排名前了位的是台湾、美国和韩国, 但总体上仍然以亚洲地区为主, 尤其对欧洲的输出非常少。
1.3 图书版权的引进和输出题材有很大区别
从图书版权的题材方面来讲, 引进和输出是有一定区别的。首先, 版权引进的题材已经逐渐由单一化向丰富化发展。到目前为止, 几乎涉及了科技、文化、经济、生活等多个领域, 不管是畅销书还是教科书都有骄人幅度增长, 大幅度地丰富了我国的文化市场。相比较而言, 我国图书版权输出的内容和题材略显单一, 基本上是以我国的传统文化为主, 主要包括传统的历史、文学、医学、美术、旅游等方面。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的主要是亚洲地区, 这也是图书版权输出主要集中在亚洲的一个重要原因。
2 我国在图书版权贸易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2.1 我国在图书版权贸易中存在的问题
2.1.1 图书版权的贸易逆差非常严重
一直以来, 我国在图书版权贸易中都存在较大的逆差, 引进多, 输出少, 之间的缺口比较大。1997～2006十年期间, 我国版权引进数量为58077种, 而输出版权数量仅为5362种, 二者比例相差10倍之多。近年来, 这一现象稍有改观, 2008年版权引进数量为15776种, 输出数量为2440种, 2009年, 引进和输出数字分别为12914种和3103种, 二者的比例下降为4:1左右, 但显而易见就是这个比例, 图书版权贸易逆差也是非常严重的, 同时由于多种原因影响, 逆差的形式还会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
2.1.2 图书版权贸易地区发展不平衡
图书版权贸易属于贸易的一种, 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的表现。从中国目前来看, 版权贸易的发展在各地域之间具有很大的不平衡性, 一般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和发达城市。在版权引进方面, 北京、上海、辽宁、江苏、天津等地是主要地区, 出版社相对实力比较强, 市场较发达, 在版权引进量上也占了全国的绝大部分, 不管是在经济效益还是在社会效益方面都具有较明显的优势。在贸易输出方面, 总体上看来具有较强实力的出版社较少, 目前主要集中在北京, 江苏、上海、浙江、吉林、辽宁等地区在贸易输出方面也占有一定地位, 而其他省市的版权输出则显得比较薄弱。图书版权贸易发展的区域不平衡体现了经济水平和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平衡, 是版权贸易不健康的表现, 也是市场系统不完善、不成熟的表现。
2.1.3 出版物缺乏文化内涵, 且盗版严重
从目前情况来看, 我国图书出版业一般都是商业性质的, 追求短期经济利益的多, 追求承诺长期社会效益的少。在出版书籍、发行杂志方面, 一般都是以畅销和经济收入为主要着眼点, 从而忽略了出版物的文化内涵。其实, 书籍出版的主要目的并不只是娱乐和休闲, 文化沉淀和社会价值具有更重要的地位, 尤其是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高, 应多出版发行一些具有高文化层次的内涵, 拉动版权输出。同时, 盗版现象越来越严重, 图书版权的盗版、剽窃等现象非常猖獗, 虽然近年来我国颁布了《著作权法》, 政府有关部门也在不断努力, 但执法力度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强, 盗版现象依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图书版权市场和对外贸易。
2.2 存在问题的原因
2.2.1 从运行机制方面讲, 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仍然影响着版权贸易的发展
虽然我国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 但传统的行政式管理模式具有较深的根源。从目前现状来看, 中国大多数图书出版单位都是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事业单位演变而来, 经过体制变革发展成为国有企业, 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同样, 图书版权单位在很多领域还保留着行政管理的痕迹, 所有者缺位、产权不清晰现象很明显, 企业自主权有限。在这种情况下, 版权企业很难实现自身效率最大化, 资源的浪费成为必然, 势必会影响版权贸易的发展。
2.2.2 从市场体系方面讲, 我国图书版权的市场还不完善
我国是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 和西方国家相比, 市场体系还很不完善、很不成熟。中国1992年才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 并开始真正参与国际版权贸易, 在这方面更是一个优质的产业, 不仅不能够完全按照市场规则操作和运行, 缺乏必要的市场竞争能力和海外市场拓展能力, 而且市场体系不统一, 地方保护主义严重, 再加上“中央社”和“地方社”区分, 很难形成公平有效的版权市场。同时, 在市场监管方面, 也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管理, 哄抬版税、盗版剽窃、恶性竞争都是市场不成熟的表现, 也是经常出现的现象, 一些出版单位在贸易过程中违规操作, 无序竞争, 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国出版业的国际形象, 不利于版权贸易的健康、快速发展。
2.2.3 从相关主体方面讲, 不管是版权代理机构还是人力资源主体的素质都有待提高
首先, 在版权代理机构方面, 并不是专业的代理主体, 大部分是由出版社自己组织和成立的, 不管是在实力上, 还是在管理和运营经验上都和国外代理机构比较有一定距离, 在国际版权贸易市场上很难形成自身的影响力和品牌, 大大影响了版权交易的效率。实际上, 版权贸易代理机构应该是一个专业机构, 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在运作和管理上都有和出版单位不一样的特点。我国目前只有28家版权代理机构, 且经营效益也较差, 远远不能满足版权贸易的需要, 成为制约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其次, 在人才队伍方面, 人才也比较匮乏。版权贸易是一个专业化程度很高的产业, 对人员素质的要求也非常高, 不仅需要了解国际惯例、市场行情、图书运作规律等专业知识, 还应该掌握外语、法律和一定的管理技能, 要求具有多方面的能力。而在我国, 这方面的人才是比较缺乏的, 认识程度的不够和片面性, 导致专业素质的人员较少, 影响了版权贸易健康、稳定的发展。
3 加快发展我国图书版权贸易的建议措施
3.1 进一步深化图书出版业管理体制的改革
深化体制改革, 从根本上说就是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 对图书出企业进行根本性变革, 调整内部管理机制, 优化配置资源, 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 提高自身的运营效率。在实际操作上, 就是通过彻底的企业化改制, 实现政企分开, 淡化行政关系, 减少行政干预, 使其真正成为一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形成比较完善的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版权贸易体系。
3.2 不断完善版权贸易市场体系
对政府而言, 应进一步建立健全各项法律法规, 加强对市场的监督和管理, 严厉打击盗版、恶性竞争等不良现象, 加大监管和惩罚力度, 维护我国图书版权贸易正常秩序, 为其提供健康、有序、公平的市场环境。对企业而言, 应充分了解市场规则, 能够熟练分析市场、研究市场、了解市场的供需变化情况, 并在此基础上, 结合实际情况, 抓住机遇, 充分利用市场资源, 建立自己的品牌和特色, 走专业化发展的道路。同时加强同其他企业、部门以及国外出版业的联系与合作, 充分利用各种那个平台, 宣传和展示自己, 提高自身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3.3 加强对图书版权贸易的扶持
我国图书版权贸易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 还基本处于初级阶段, 这就需要国家对该产业进行必要的支持和帮助。一是从政策上, 简化出口报关、退税等手续, 完善各项法律法规, 做好版权贸易的服务和保障工作;二是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设立专项补贴资金, 在物质上鼓励文化产品的输出;三是加强指导和协调, 在图书出版和贸易的整体方向上多进行一些帮助和指导, 多出版一些反映中国文化的优秀作品, 同时加强国内各部门之间协调和沟通, 共同推进版权贸易的发展。
3.4 加强图书版权贸易人才的培养
一方面, 强化图书版权贸易的高等教育教育, 可在大学本专科和研究生层面设立该学科专业, 扩大招生规模, 培养更多的具有懂法律、外语、经贸、营销、图书信息等多方面专业知识的大学毕业生, 充实我国版权贸易的人才队伍。同时, 也可以加强高校的职业教育, 为从事该行业的人员提供更多学习和进修的机会, 不断提高人才队伍的素质。另一方面, 可根据实情情况, 建立版权贸易人才职业资格认证制度, 从事该行业的人, 必须获取资格证书才能够上岗, 这就提高了从业资格的门槛, 强迫更多的人学习专业知识。
3.5 完善图书版权贸易代理机构
首先, 要以专业化和规范化为方向, 转变代理机构单纯的“中介人”和“经纪人”角色, 参考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 在信息服务、业务代理等方面加大投入, 广泛参与策划和市场活动, 深入拓展服务范围, 完善代理机制。其次, 根据实际情况成立全国性的版权贸易协会, 基本上实现行业自律管理, 维护市场秩序, 建立信息平台, 充分发挥自身的桥梁纽带作用, 积极推动全国图书版权贸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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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版权贸易更完善 篇8
推动行业协会的完善和发展，逐步建立行业规则，以规范和制约引进过程中不良现象的产生和蔓延。由于目前阶段北京地区版权贸易工作的主体是各出版单位，因而在图书版权引进过程中，为了本单位利益而不顾全局的现象时有发生，对一些不规范操作和不正当竞争行为一直没有相应的行业规则予以约束。因此，建议成立北京市版权贸易协会，在北京市新闻出版局、版权局、北京市出版工作者协会或版权保护协会的指导下开展工作，以便及时反映版权贸易从业人员的诉求，解决一些共性的问题，制定行业规范标准，开展人员培训，拓展国内外版权信息交流的新途径等等。
培育成熟的版权代理市场，以补充部分中小规模出版社版权贸易业务能力的欠缺。版权代理作为版权贸易的重要一环，在我国出版业版权经济发展中明显缺位，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北京地区的版权代理市场尚不发达，保障机制不健全，版权代理行为处于一种无序状态。目前，北京地区的版权代理大致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政府相关部门下属的国有版权代理机构一第二种是外国出版公司或代理公司在北京的办事处。第三种是使馆文化处、民间机构及个人代理公司。现在比较活跃的是外国出版公司或代理公司在北京的办事处。国有版权代理公司由于版权代理资质认定没有统一的规范，加之体制内用人制度的问题，使得其人员业务水平参差不齐，又经常更换，很难与出版社形成长久的良好的合作关系；使馆或其他文化机构和大部分个人代理的业务很不固定，通常是单项合作，很难形成规模。因此，要下大力气培育成熟的版权代理市场，树立版权代理专业化的理念，实行版权代理机构准入制度和职业认证制度和版权代理人持证上岗制度，推动版权代理行业协会的建立与发展，规范版权代理竞争秩序，才能够真正发挥版权代理在版权产业发展中的作用。
“走出去”要从源头抓起，大力支持和鼓励优秀原创作品的开发。中国图书要想走出国门，归根结底是要靠优秀的原创作品来支撑。近年来我国版权输出的经典案例，如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狼图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汉语900句》、辽宁出版集团的《中国读本》的成功输出，无一不是经过出版社和作者共同精心策划，精雕细琢、倾心打造的精品力作。而目前图书市场上除教材和教辅图书之外，各种形式的雷同选题占很大比例，这使得许多出版社根本拿不出合适的本版图书。如果各出版单位都只注重眼前利益，不肯长期投入财力、精力和时间来培育优秀作者和优秀作品，那么我们的“走出去”战略将成为无源之水，很难扩展，也很难持续。因此，要想使更多的承载中国信息的图书产品走向世界，就要从大力支持和鼓励原创作品的开发与创作抓起，从出版的源头抓起。
搭建多功能平台，为“走出去”做实质性的服务工作。进一步完善现有的版权公共平台并增强其性能，使这个平台不仅限于公布一些联系方式，而是要提供海量的中外出版信息并具备一定的互动功能。如：信息服务功能：大多数出版社反映对国际市场不够了解，导致版权输出无从下手，所以需要了解世界各地的中文图书需求情况及相关信息，中文图书推介功能：大力宣传和推广中文图书版权，向各出版单位征集最新图书信息，并提供信息咨询等增值服务；版权代理功能：为那些没有能力或精力开展版权贸易的出版单位提供版权代理服务。北京有三分之一的出版单位每年的版权交易量几乎为零，这部分出版社将成为该多功能平台的最直接客户。
将版权贸易从业人员职称评定纳入出版业职称评定序列。目前行业内认为版权经理的工作属行政事务性质的观点仍占多数，且职称评定时有的参照编辑标准、有的参考行政人员标准的做法，也使从业人员看不到此项工作的职业发展前景。因此，建议将版权贸易从业人员职称评定纳入出版业职称评定序列，以提升出版行业内部对版权贸易工作实质的认识和对版权经理专业化、职业化水平的认可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