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版权贸易经验谈（精选5篇）
图书版权贸易经验谈 篇1
摘要：作为科技类出版社的医学图书编辑, 除了策划、编辑医学科普读物外, 医学学术专著的出版也是重要的一部分。而进行医学专著图书的国际交流, 版权引进与输出则是重中之重。现就本部分工作中的一些思考赘述如下, 以飨读者。
关键词：医学专著图书,图书版权,版权贸易
版权贸易是通过对已有版权作品的使用而产生贸易的行为。医学学术专著图书的引进与输出是医学学术思想交流的重要手段和方式。
一、医学学术专著图书版权引进与输出现状
近年来, 我国总体图书版权输出已经取得快速发展。根据国家新闻广电总局相关统计数据显示, 2003年图书版权进出口比例为15︰1, 2006年这一比例为5︰1, 2012年此比例约为2︰1。但是, 图书版权贸易逆差, 尤其是医学专著图书, 是中国出版长久以来的痛楚, 表现为引进品种多于输出品种、引进价格高于输出价格。版权引进远超过输出, 虽然这有利于我们了解国外医学思想与技术的进展和应用, 开阔视野, 但是, 逆差也说明我国医学学术专著图书的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还有待提高, 走出去的能力还不强。医学学术专著图书是宣传我国医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 加大医学学术专著图书的输出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我国医学事业的国际影响力。
二、医学专著图书版权贸易逆差原因分析
(一) 宏观层面原因分析
首先, 西医起源于欧美发达国家, 无论从学术思想、技术水平上, 还是发展历史上看, 我国的西医医学学术成果还不足以引领全球, 因此号召力相对较弱。加之科学技术不够先进, 运用市场的能力不高, 出版业对国际医学专著图书市场把握不够, 版权管理也存在一定问题, 如省市版权管理部门对版权贸易重视不够, 管理力量不足, 对新技术产生的新内容和形式还没完全适应。其次, 中医药方面, 长期以来, 中华国粹一直饱受西医的排斥与攻击, 冠以“伪科学”之罪, 一度被要求撤销中医药;中医药特色优势逐渐淡化, 服务领域趋于萎缩;老中医药专家很多学术思想和经验得不到传承, 一些特色诊疗技术、方法濒临失传。中医药的学术出版自然受到很大的影响, 导致能走出去的中医药文化产品数量不足。
(二) 中观层面原因分析
版权输出的弱势反映出版界乃至民族原创力的缺乏, 以及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弱势地位。从行业来看, 国外尤其是欧美等发达国家, 都设有版权贸易的专门机构和人才, 如Springer出版社、爱思唯尔出版社等, 因此, 其在版权输出方面更专业。而我国版权贸易人才缺乏, 目前从事版权贸易的人才多由编辑或总编室人员兼职, 很多出版社没有专门的版权机构, 难以完全适应国际化专业分工的高要求, 丧失了版权贸易中的主导权。同时, 缺乏高素质翻译人才, 也极大地影响了版权输出的质量。
(三) 微观层面原因分析
医学专著图书产品方面没有可竞争的绝对优势, 一是我国西医在国际上还没有超越欧美等发达国家水平;二是具有特色的中医药长期受到排斥, 因而学术著作尚未形成大的规模, 更没有建立起良好的“品牌”医学专著图书。此外, 市场层面目标不是很明确, 缺乏主动出击的意识;营销方面, 没有抓住契机, 综合运用营销手段的能力不够。
三、解决策略——以进带出, 促进医学专著图书繁荣发展
(一) “引进来”
引进医学专著既考验编辑的专业水平, 又离不开编辑的独具慧眼。以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引进Springer出版社出版的《神经重症医学》为例。神经重症医学作为新型学科, 来源于普通重症医学, 要求又高于普通重症医学。主要体现在神经重症医学多学科协作更广, 设备要求更多, 因此对医护人员相关知识要求更广泛全面。然而, 与神经外科发展一样, 我国神经外科重症监护起步较晚, 神经外科开展初期, 基本上只有为颅脑损伤救治而设立的重症病房、简陋吸痰器和普通喷射呼吸机, 连像样的生理监护仪也没有, 近十年来, 随着神经外科的广泛开展, 对开颅术后生命功能监测越来越重视, 条件也不断改善, 全国大型神经外科中心陆续成立了专科重症监护病区 (ICU) , 除装备了普通ICU必备中心吸引和供氧, 现代化智能呼吸机、生理监护仪等外, 还配备了颅内压监护仪、电生理监护仪、经颅DOPPLER和移动CT等专科设备。各地也开始成立颅脑损伤与重症监护中心, 配备专人管理, 逐步形成了神经外科专科重症监护系统。但是, 国内这方面的专业工具书几乎为空白。
《神经重症医学》第一版于2008年问世以来, 由于读者反映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科学实用, 学术价值高, 需求量大, 于2012年又重新修订再版发行。
2012年3月, 经由相关专家向笔者推荐《神经重症医学》 (第二版) 一书。笔者获得样书后, 及时咨询神经内科、外科及其他相关专家, 专家们一致认为此书学术价值目前属国际一流;继续市场调研, 同时与Springer出版社取得联系, 对方表示此书读者评价很高, 虽属学术专著, 读者群较小, 但是销量也不错。社内讨论后, 认为可以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确定申报选题。
担任主译工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授、主任医师、留德医学博士, 博士生导师, 临床神经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外科学系教学副主任兼神经外科主任雷霆教授, 其第二语言是德语, 既保证了专业性, 又保证了翻译水准。
经典权威专著除了找到一流的作者, 其一流的作品也是用时间精心打磨出来的。如由Mosby出版社出版的骨科巨著——《坎贝尔骨科手术学》就是由国际著名专家—— (美) 卡内尔和 (美) 贝帝编撰的国际权威经典, 是骨科领域权威的著作, 同样也被我国广大骨科医生奉为经典。《坎贝尔骨科手术学》之所以成为经典巨著, 是因为:第一, 作者以丰富的临床手术经验为基础, 非常详细地叙述了各种手术的细节, 包括各种小诀窍和注意事项;第二, 作者以对疾病与手术的宏观掌控力, 正确地把握了手术指征、术前后处理和并发症防治原则;第三, 书中对不同手术做出了客观公允的评价和临床应用结果分析, 特别是当一种疾病具有不同手术方法时, 做出了科学的比较和个体化选择。这三大特点, 体现了本书极高的学术水平和编写水平, 更反映了本书的核心价值。因此, 此书被多次修订再版, 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被各国引进。
(二) “走出去”
如果说“引进来”是当务之急, 那么, “走出去”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引进来”虽可解燃眉之急, 但绝对不是终极目标。只有在“引进来”的过程中, 不断地学习、剖析国际权威专著的成功之处, 取其精华, 有目的、有计划地策划国内知名专家撰写原创性、高质量专著, 并且成为国际行内专家公认的经典, 才是“王道”。
当然, 要注意图书内容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结合。二者的结合, 要求我国的图书内容既具有民族特色, 又能与国际接轨。就医学而言, 能担此大任的, 中医药首当其冲。
习近平说:“中医药是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先行者。”中医药历史悠久, 资源丰富, 理论独特, 在世界上有广泛的影响, 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和丰富的科学内容, 是我国医药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不仅是中国的优秀文化遗产, 也是世界的优秀文化遗产。因此, 将中医药学术出版专著作为走出去的先行者, 更具有切实可行的可操作性。
四、结语
开展医学专著图书的版权贸易, 是加强医学学术国际交流的必由之路。一方面, 要引进国外相对领先的西医医学专著, 进行学习、借鉴, 最终超越;另一方面, 要弘扬中国传统医学——中医药学, 将中医药学学术专著图书作为“走出去”工程的先行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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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图书版权贸易的一些思考 篇2
立足主业开发版权的老生常谈
通过在一些展会上与同行们的交流，笔者发现，国内大多数出版社的版权开发好像都已形成“思维定式”：在版权引进方面，非排行榜的不考虑；在版权输出方面，非民俗、中医等的选题不考虑。由于笔者身在版权基层工作，有时不得不扪心自问：如果社内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排行榜的书籍怎么办？如果社内没有开发民俗、中医等这样的选题输出时该怎么办？暂且不论是不是一定应该引进排行榜上的图书，以及是不是只能输出民俗、中医等这样的图书选题，首先肯定的却一定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么，这个“米”到底从何而来呢？
相对版权引进来说，版权输出可能更有说服性。笔者发现，很多成功输出的选题“好像”都是“无心插柳”。这些不期的成功，笔者认为其实更多都是基于出版社长期以来一直立足主业、认真积累所致。没有合理的出版规划、没有扎实的选题计划、没有优秀的出版作品，出版社在版权输出时一定会捉襟见肘。出版社应该立足于自身定位，高扬出版特色。
另外，在开展版权贸易工作中，无论是版权的引进还是输出，都需要非常重视作者的作用。在版权引进时，可以通过了解作者进一步加深对引进图书选题的认识，甚至可以通过直接联系作者对图书内容以及议价空间有更多的认识；在版权输出时，可以通过介绍作者进一步宣传图书故事人物和情节，甚至以作者和作品为点波及介绍以此点为圆心的相关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主流理念。在这里，笔者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国的出版社对作者的包装和介绍目前还不是非常重视，或者说，对作品的重视程度远较作者高。无论其中的盘根错节如何复杂，其作品、作者和出版社的关系永远都是非常清晰的：作者和出版社一同对作品负责，作者和出版社都是该作品（商品）的利益攸关方；作者，又是出版社另一个作品的潜在作者，也是出版社另一次收益的潜在授权方和合作方。因此，包装作者对出版社来说，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都是非常划算的，而且在包装“人”方面比包装“物”方面来得更容易和简单。在图书市场上，无论是图书购买者还是版权购买者，都更集中在对人（作者）的热衷上，因此，出版社千万不能忽视对作者作用的开发。
提高版权贸易工作的任重道远
从宏观来看，版权的引进与输出，其实就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一种冲击，是文化选择上的一种自觉。文化在比较上，尽管没有好与差之分，但却有强弱之说。从现在来看，我们的文化正处在相对弱势的层面。目前，荷兰、土耳其、西班牙、韩国等许多国家在推广本土文化方面不遗余力，在图书版权输出方面给予多种的优惠与便利，以便让本土的出版单位减少压力，开发更优秀的图书作品。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文化相关部门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中观来看，版权的引进与输出，需要整个行业的规范与积累。行业的规范发展一定会促进行业内各种组成要素的健康发展，反过来，各种组成要素的健康发展又会全面带来行业内的丰富积累。从历史来看，我国的版权贸易开展至今刚过而立之年（1980年我国第一次向国外正式购买图书版权，购买的图书版权是《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版权贸易的实训、管理、人才培养、相关策划出版等专业领域都还是起步阶段。以笔者的角度来看，做好版权贸易的根本前提，还是立足国内图书市场。具有真正切分国内图书市场的实力，也就具有了出版“有一定特色，又精又专的图书选题”的实力，同时也就具有了在版权输出方面更多选择和议价空间的实力。
图书版权贸易经验谈 篇3
图书版权贸易是版权贸易中最重要和常见的一种, 对于我国而言, 其涉及的主要内容包括翻译权的转让、大陆与港台间的中文专有出版权的转让等。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 我国图书版权贸易有了迅速和规范的发展。对于近年来的发展和现状,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其整体特征:
1.1 从发展速度来看, 引进和输出图书版权均有快速发展
近20年来, 我国图书版权发展非常迅速。1992年我国图书版权引进和输出贸易总数为1666种, 2005年为10150种, 2007年达到了12826种, 2008年超过了18000种, 期间增长了10倍之多。从图书版权引进方面来讲, 进入21世纪后尤其在2005年后, 图书版权引进数量呈高速发展态势。1992年的版权引进数量为1057种, 2006年为10950种, 2008年这一数字达到15776, 可见, 图书版权引进发展之迅猛。从版权输出方面来看, 虽然不如引进发展速度快, 但也呈总体上升趋势。1992年, 版权输出数量为609种, 2006年为2050种, 2008年这一数字达到2440, 期间增长了3倍。
1.2 图书版权的引进和输出对象均成集中化现象
在我国图书版权发展过程中, 不管是引进还是输出, 都成不均衡态势, 贸易对象比较集中。从版权引进方面看, 主要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在欧美地区, 图书版权引进主要集中在美国、英国、德国、俄罗斯和法国, 2009年列前3位的就是美国、英国和德国, 在亚洲, 日本和台湾是主要引进区域。从版权输出方面来讲, 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 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近两年来, 对美国的版权输出逐渐增长, 2009年排名前了位的是台湾、美国和韩国, 但总体上仍然以亚洲地区为主, 尤其对欧洲的输出非常少。
1.3 图书版权的引进和输出题材有很大区别
从图书版权的题材方面来讲, 引进和输出是有一定区别的。首先, 版权引进的题材已经逐渐由单一化向丰富化发展。到目前为止, 几乎涉及了科技、文化、经济、生活等多个领域, 不管是畅销书还是教科书都有骄人幅度增长, 大幅度地丰富了我国的文化市场。相比较而言, 我国图书版权输出的内容和题材略显单一, 基本上是以我国的传统文化为主, 主要包括传统的历史、文学、医学、美术、旅游等方面。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的主要是亚洲地区, 这也是图书版权输出主要集中在亚洲的一个重要原因。
2 我国在图书版权贸易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2.1 我国在图书版权贸易中存在的问题
2.1.1 图书版权的贸易逆差非常严重
一直以来, 我国在图书版权贸易中都存在较大的逆差, 引进多, 输出少, 之间的缺口比较大。1997～2006十年期间, 我国版权引进数量为58077种, 而输出版权数量仅为5362种, 二者比例相差10倍之多。近年来, 这一现象稍有改观, 2008年版权引进数量为15776种, 输出数量为2440种, 2009年, 引进和输出数字分别为12914种和3103种, 二者的比例下降为4:1左右, 但显而易见就是这个比例, 图书版权贸易逆差也是非常严重的, 同时由于多种原因影响, 逆差的形式还会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
2.1.2 图书版权贸易地区发展不平衡
图书版权贸易属于贸易的一种, 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的表现。从中国目前来看, 版权贸易的发展在各地域之间具有很大的不平衡性, 一般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和发达城市。在版权引进方面, 北京、上海、辽宁、江苏、天津等地是主要地区, 出版社相对实力比较强, 市场较发达, 在版权引进量上也占了全国的绝大部分, 不管是在经济效益还是在社会效益方面都具有较明显的优势。在贸易输出方面, 总体上看来具有较强实力的出版社较少, 目前主要集中在北京, 江苏、上海、浙江、吉林、辽宁等地区在贸易输出方面也占有一定地位, 而其他省市的版权输出则显得比较薄弱。图书版权贸易发展的区域不平衡体现了经济水平和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平衡, 是版权贸易不健康的表现, 也是市场系统不完善、不成熟的表现。
2.1.3 出版物缺乏文化内涵, 且盗版严重
从目前情况来看, 我国图书出版业一般都是商业性质的, 追求短期经济利益的多, 追求承诺长期社会效益的少。在出版书籍、发行杂志方面, 一般都是以畅销和经济收入为主要着眼点, 从而忽略了出版物的文化内涵。其实, 书籍出版的主要目的并不只是娱乐和休闲, 文化沉淀和社会价值具有更重要的地位, 尤其是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高, 应多出版发行一些具有高文化层次的内涵, 拉动版权输出。同时, 盗版现象越来越严重, 图书版权的盗版、剽窃等现象非常猖獗, 虽然近年来我国颁布了《著作权法》, 政府有关部门也在不断努力, 但执法力度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强, 盗版现象依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图书版权市场和对外贸易。
2.2 存在问题的原因
2.2.1 从运行机制方面讲, 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仍然影响着版权贸易的发展
虽然我国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 但传统的行政式管理模式具有较深的根源。从目前现状来看, 中国大多数图书出版单位都是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事业单位演变而来, 经过体制变革发展成为国有企业, 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同样, 图书版权单位在很多领域还保留着行政管理的痕迹, 所有者缺位、产权不清晰现象很明显, 企业自主权有限。在这种情况下, 版权企业很难实现自身效率最大化, 资源的浪费成为必然, 势必会影响版权贸易的发展。
2.2.2 从市场体系方面讲, 我国图书版权的市场还不完善
我国是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 和西方国家相比, 市场体系还很不完善、很不成熟。中国1992年才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 并开始真正参与国际版权贸易, 在这方面更是一个优质的产业, 不仅不能够完全按照市场规则操作和运行, 缺乏必要的市场竞争能力和海外市场拓展能力, 而且市场体系不统一, 地方保护主义严重, 再加上“中央社”和“地方社”区分, 很难形成公平有效的版权市场。同时, 在市场监管方面, 也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管理, 哄抬版税、盗版剽窃、恶性竞争都是市场不成熟的表现, 也是经常出现的现象, 一些出版单位在贸易过程中违规操作, 无序竞争, 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国出版业的国际形象, 不利于版权贸易的健康、快速发展。
2.2.3 从相关主体方面讲, 不管是版权代理机构还是人力资源主体的素质都有待提高
首先, 在版权代理机构方面, 并不是专业的代理主体, 大部分是由出版社自己组织和成立的, 不管是在实力上, 还是在管理和运营经验上都和国外代理机构比较有一定距离, 在国际版权贸易市场上很难形成自身的影响力和品牌, 大大影响了版权交易的效率。实际上, 版权贸易代理机构应该是一个专业机构, 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在运作和管理上都有和出版单位不一样的特点。我国目前只有28家版权代理机构, 且经营效益也较差, 远远不能满足版权贸易的需要, 成为制约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其次, 在人才队伍方面, 人才也比较匮乏。版权贸易是一个专业化程度很高的产业, 对人员素质的要求也非常高, 不仅需要了解国际惯例、市场行情、图书运作规律等专业知识, 还应该掌握外语、法律和一定的管理技能, 要求具有多方面的能力。而在我国, 这方面的人才是比较缺乏的, 认识程度的不够和片面性, 导致专业素质的人员较少, 影响了版权贸易健康、稳定的发展。
3 加快发展我国图书版权贸易的建议措施
3.1 进一步深化图书出版业管理体制的改革
深化体制改革, 从根本上说就是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 对图书出企业进行根本性变革, 调整内部管理机制, 优化配置资源, 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 提高自身的运营效率。在实际操作上, 就是通过彻底的企业化改制, 实现政企分开, 淡化行政关系, 减少行政干预, 使其真正成为一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形成比较完善的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版权贸易体系。
3.2 不断完善版权贸易市场体系
对政府而言, 应进一步建立健全各项法律法规, 加强对市场的监督和管理, 严厉打击盗版、恶性竞争等不良现象, 加大监管和惩罚力度, 维护我国图书版权贸易正常秩序, 为其提供健康、有序、公平的市场环境。对企业而言, 应充分了解市场规则, 能够熟练分析市场、研究市场、了解市场的供需变化情况, 并在此基础上, 结合实际情况, 抓住机遇, 充分利用市场资源, 建立自己的品牌和特色, 走专业化发展的道路。同时加强同其他企业、部门以及国外出版业的联系与合作, 充分利用各种那个平台, 宣传和展示自己, 提高自身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3.3 加强对图书版权贸易的扶持
我国图书版权贸易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 还基本处于初级阶段, 这就需要国家对该产业进行必要的支持和帮助。一是从政策上, 简化出口报关、退税等手续, 完善各项法律法规, 做好版权贸易的服务和保障工作;二是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设立专项补贴资金, 在物质上鼓励文化产品的输出;三是加强指导和协调, 在图书出版和贸易的整体方向上多进行一些帮助和指导, 多出版一些反映中国文化的优秀作品, 同时加强国内各部门之间协调和沟通, 共同推进版权贸易的发展。
3.4 加强图书版权贸易人才的培养
一方面, 强化图书版权贸易的高等教育教育, 可在大学本专科和研究生层面设立该学科专业, 扩大招生规模, 培养更多的具有懂法律、外语、经贸、营销、图书信息等多方面专业知识的大学毕业生, 充实我国版权贸易的人才队伍。同时, 也可以加强高校的职业教育, 为从事该行业的人员提供更多学习和进修的机会, 不断提高人才队伍的素质。另一方面, 可根据实情情况, 建立版权贸易人才职业资格认证制度, 从事该行业的人, 必须获取资格证书才能够上岗, 这就提高了从业资格的门槛, 强迫更多的人学习专业知识。
3.5 完善图书版权贸易代理机构
首先, 要以专业化和规范化为方向, 转变代理机构单纯的“中介人”和“经纪人”角色, 参考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 在信息服务、业务代理等方面加大投入, 广泛参与策划和市场活动, 深入拓展服务范围, 完善代理机制。其次, 根据实际情况成立全国性的版权贸易协会, 基本上实现行业自律管理, 维护市场秩序, 建立信息平台, 充分发挥自身的桥梁纽带作用, 积极推动全国图书版权贸易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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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版权贸易经验谈 篇4
【关键词】版权贸易；分析报告；“走出去”
【作者单位】貌晓星，机械工业出版社。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5年9月公布的《2014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显示，2014年，全国共出版图书448431种，引进版权16695种，输出版权10293种，其中引进图书版权15542种，输出图书版权8088种，图书版权贸易引进和输出的比例为1.9∶1，与2013年的2.3∶1相比，图书版权贸易逆差有较大幅度缩小。
一、2014年版权输出止跌回升
2014年，全国图书版权贸易总额为23630种，比2013年减少300种。
2010—2014年，中国图书版权引进连年增长，但是，2014年图书版权引进五年来首次出现下降，比2013年减少1083种，下降6.5%。
2010—2014年，中国图书版权输出连年增长，图书版权贸易逆差呈逐年缩小的趋势，但是2013年，图书版权输出五年来首次出现下降，比2012年减少了353种，而2014年止跌回升，增加了10.7%（783种）。
2010—2014年，这五年间，图书版权引进增加了1818种，输出增加了4208种，引进和输出比例由2010年的3.5∶1，缩小到2014年的1.9∶1（见图1），图书版权贸易逆差整体呈逐年缩小的趋势。
二、多地引进版权数量降幅较大
2014年，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仍然是我国图书版权的主要引进地。从全国图书版权引进地来看，美国以4840种连续多年高居榜首，全国图书版权引进地按引进数由大到小依次为：美国4840种，英国2655种，日本1736种，台湾地区1171种，韩国1160种，德国807种，法国754种，新加坡211种，香港地区181种，加拿大160种，俄罗斯97种，澳门地区8种（见图2）。
三、多地版权输出数量增幅较大
2014年，从全国图书版权输出地来看，中国台湾地区仍然长期雄踞榜首。全国图书版权输出地按输出数量由大到小是：中国台湾地区2284种，美国734种，韩国623种，英国410种，日本346种，法国313种，德国304种，中国香港地区277种，新加坡248种，俄罗斯177种，加拿大67种，中国澳门地区13种（见图4）。
四、各省图书版权贸易分布不均
2014年，全国图书版权贸易总额为23630种。北京、上海和安徽版权贸易数量位居前三甲，图书版权贸易均超过1000种。
图书版权贸易十强省依次为：北京12337种、上海1633种、安徽1273种、江苏817种、湖北792种、江西729种、浙江658种、山东585种、辽宁444种和重庆417种。青海和西藏无统计数据。北京以12337种稳居全国之首，北京一地图书版权贸易量即占全国总额的一半以上（52%）。在图书版权引进中，北京引进8555种，占全国总数15542种的一半以上（55%）。
图书版权引进十强省依次为：北京8555种、上海1459种、湖北486种、江苏435种、山东396种、安徽361种、天津346种、重庆343种、浙江334种、陕西325种。引进超200种的省份除了前十强，还有广西318种、江西315种、河南283种、湖南269种、辽宁233种。四川、海南、黑龙江、吉林、河北和云南在100-200种之间；广东、福建、贵州、山西和新疆均不到100种；甘肃、内蒙古和宁夏不到10种，而西藏和青海无统计数据。
在图书版权输出中，北京输出3782种，几乎占全国总数8088种的一半（47%）；安徽连续两年跃居全国第二位，而上海由2013年的第七位跌出前十强，降至第十一位。
图书版权输出十强省依次为：北京3782种、安徽912种、江西414种、江苏382种、福建364种、浙江324种、湖北306种、辽宁211种、山东189种、广东181种。版权输出超100种的省份除了前十强，还有上海174种、广西164种、湖南110种。吉林、河北、甘肃、四川、新疆、天津、黑龙江、陕西和河南均不到100种；云南不到10种；内蒙古、海南、贵州、青海、宁夏和西藏无统计数据。
五、政府扶持力度加大，版权输出形势喜人
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逐渐提升，改革开放步伐加大，我国的国际影响力逐渐增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出版“走出去”，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和支持出版“走出去”的政策，出版“走出去”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版物实物出口贸易在“走出去”中还占有一定比重，版权输出成为“走出去”的重要方式，合作出版、海外投资开办或收购印刷厂、出版公司、书店逐渐增多，出版单位参与越来越多。政府扶持力度越来越大，政府为出版界“走出去”提供包括资金、国际书展参展等扶持，基本形成了“走出去”的立体格局。
为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鼓励和支持文化企业积极开拓国际文化市场，提高文化企业国际竞争力，推动我国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快速发展，商务部会同中宣部、外交部、财政部、文化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务院新闻办等部门，于2007年制定了《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指导目录》，并于2012年进行了修订。国家每年组织评定公布《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目录》，对其进行奖励，每年新闻出版界都有很多单位获得出口奖励。在此背景下，全国出版界参与“走出去”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出版单位向周边国家的版权输出比重较大，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版权输出增幅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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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与其他国家互办“国家年”“文化年”、国际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汉语年”“旅游年”“青年友好交流年”“媒体交流年”“中外互译出版”等文化活动，与海外大学合办孔子学院，海外陆续设立中国文化中心，举办中外文化论坛、出版论坛、版权论坛、数字出版论坛和中国文学翻译研讨会等文化人文交流活动，都有效地推动了中国文化“走出去”。文化“走出去”不但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增进了中外文化交流，还大大增强了我国新闻出版业的国际传播力、竞争力和影响力，有效地提高了我国文化软实力，逐步树立了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
海外汉学家、翻译家参与文化“走出去“的程度也很高。如埃及汉学家白鑫在华注册了文化传媒公司，专门开展中国图书向阿拉伯国家的版权输出和组织翻译工作，积极为中阿出版与版权合作牵线搭桥。另外，文化部、中国作协、中国翻译协会和中国出版集团等部门近年举办了一些对外翻译出版培训研修活动，产生良好反响。
随着王蒙、铁凝、莫言、麦家、阿来、刘震云、刘慈欣、阎连科、曹文轩、姜戎、余华和毕飞宇等中国作家作品多语种海外逐渐热销，中国作家作品越来越引起海外的关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步伐越来越大。
六、如何从“走出去”到“走进去”？
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形式很多，如实物出口、版权输出、海外投资建厂和收购海外出版、印刷、发行企业等。但是，我国文化“走出去”也面临很多问题，比如，各地政府部门都在推动文化“走出去”，都在设计落实“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问题，但是，各地部门资源分散，对外缺乏整合力；各部门对海外新闻出版、文化交流的政策法规了解不够，输出有很大盲目性；各地政府部门对版权输出、海外版权运营与保护问题研究不足，缺乏有国际影响力的名家名作、知名版权作品品牌；出版单位过分依赖政府资助，政府提供资助的图书“走出去”实际效果需要科学客观评价；缺乏全国版权输出的统计方法，作家、版权中介机构和民营机构对外合作出版和版权输出统计数字没有统计标准和要求，也没有纳入政府部门的统计范围；出版界普遍缺乏版权输出和海外推广的能力；“走出去”的后续市场跟踪调研缺乏评价体系。目前，“走出去”的几大工程需要进一步完善资助机制，让参与“走出去”的国内出版单位、版权代理机构、海外出版机构、汉学家和翻译家真正得到奖励，感受政府温暖。
最近几年，出版界出现一种奇特的现象，就是作品国内翻译印刷出版，国外销售的模式。目前，由于国内印刷厂较多，印刷工艺比较先进，印刷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低，周边国家运输成本低廉，所以，国内印制成本很低，北京华联、深圳利丰雅高等印刷企业接受大量海外订单，承印俄罗斯等很多周边国家的图书印刷任务（童书、图文书和礼品书）。在国内印刷有节省成本等很多好处，但是，由于我国对出口成本图书的政策管控严格，国际运输成本往往是国内图书定价的若干倍，而运到国外，图书销售网络也不一定认可这类图书，市场反馈情况无从知晓，甚至有些书即使免费送出，效果也并不乐观。如果将国际运费考虑在内的话，这种国内印制、国外销售的模式，成本高，而市场反馈无从考证。因此，这种模式需要谨慎对待。
那么，中国出版如何才能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让中国图书产品和服务进入海外主流市场呢？为此，笔者建议：
第一，了解政策，把握机会，多方借力
“一带一路”战略是党中央确立的新时期我国对外政策的优先发展方向。鉴于我国与沿线国家对外交往的历史传统和现实需要，我国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出版与版权交流，应从地缘、语言、历史传统习惯和对中国文化的接受程度等角度加强实务操作性研究，进而采取相应的对策。
第二，要充分重视、发掘海外汉学家、翻译家的作用
海外汉学家、翻译家大都掌握本国图书市场的需求，了解本国人对中国的需求，了解本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本国作者的表达方式，同时出于对中华文化和汉语的热爱，都有主动翻译、介绍中华文化的热情，同时也是非常好的中文译者和中国文化的传播者。这些年来，在中国对外文化人文交流领域最活跃的就是海外汉学家、翻译家。林语堂的《中国人（又译“吾国与吾民”）》、姜戎的《狼图腾》能够在俄语国家翻译出版，主要得益于作为作家代理人的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与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国汉学家、翻译家的长期交往。同时，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也在帮助海外汉学家、翻译家获得中国作家授权、政府资助补贴等方面提供必要的协助。
第三，了解海外图书市场需求，掌握海外出版商对中国图书的需求信息
了解海外需求信息和拥有海外渠道是版权输出的关键。了解海外翻译出版中国主题图书情况，既要联系有关出版商、汉学家和翻译家，更要联系对象国的国家版本图书馆。在很多国家，国家版本图书馆都是出版物收藏保管的法定机构。为了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版权贸易，我们必须要了解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主题图书的翻译出版现状。为此，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启动了《“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中国主题图书翻译出版现状与需求调研》课题研究。2015年，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完成了《中国主题图书在俄罗斯出版情况调查分析报告》。该报告对10年来俄罗斯出版中国主题图书情况，从发行量和中俄出版交流政策等要素方面做了详细的调查、分类和走势分析。这是中国出版单位与俄罗斯开展版权合作的重要市场行情指南。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今后还将陆续开展对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等俄语国家的中国主题图书出版情况调研。
第四，版权输出、合作出版应该是“走出去”的主要形式
无论是在国内翻译，还是国外翻译，中国作品只有首先翻译成外语，翻译成对象国语言，才有可能进入海外主流市场，被外国人所接受。同时，版权输出和引进要同时进行，才会让外国出版商产生兴趣。
第五，完善并改进政府对“走出去”的资助模式
对有些国家，有些“走出去”项目需要中国政府部门出面，直接提供资助。而大量的海外实践告诉我们，民间外交、民间机构更容易被海外接受，海外推广效果会更好。中国已经与很多国家开展互译出版项目，但是效果不同，需要集中评估，总结经验与教训并及时改进。文化“走出去”应该重点发挥具有国际交往经验的非营利社团、基金会和民间机构的作用，让他们去承办一些项目、展会、研讨会和调研课题等，这也是很多国家民间外交的经验。文化“走出去”要实行重点项目全部资助，普通项目全部奖励的方式，让真正参与“走出去”的国内出版单位、版权机构、海外出版机构、海外汉学家和翻译家得到政府的肯定与实实在在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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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建立并完善中国图书走出去的海外评价体系
目前，我国政府部门的走出去资助计划都缺乏对海外出版的后续追踪研究、评价体系。有的出版社申请到政府资助后，只是按照要求在国内翻译完后，数码快速印刷几十本，向上提交就完事，但是这些书是否走出了国门，是否进入了海外图书市场，“走出去”的效果如何，国内都无从知晓。或许，有的书也可能根本就没有走出国门。政府部门应该对重点书重点资助，一般书普惠奖励，重点掌握海外出版商的资信情况、中国图书的海外发行情况和市场反馈情况，了解电子书销量和媒体评价等。政府部门应该站在幕后，由具有社会公信力和国际交往经验，尤其是具有国际版权贸易经验、熟悉两个市场的非营利的第三方中立机构承担具体评选和资助工作。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评审办法值得借鉴。各出版单位不能一味地追求版权输出的量，更应该注重输出的质，要关注图书的海外影响力和市场反应。
第七，文化“走出去”要充分利用我驻外使领馆、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海外出版商的自身发行传播渠道和其他海外渠道，加强中国图书的海外营销推广宣传
纵观姜戎的《狼图腾》、麦家作品、刘慈欣的《三体》在海外的市场反应，无一不是大力进行海外营销推广的结果。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自2013年承担中俄两国政府间的“互译出版项目”以来，2014年在国内翻译出版7种俄罗斯文学作品，俄罗斯翻译出版10种中国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的积极协调下，我驻俄使馆和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专门组织了五次新书首发和推介活动，向俄罗斯国立图书馆赠书，并积极组织媒体报道和专家研讨，获得良好社会反响。在国外，图书馆是图书的主要销售渠道，借阅率也反映一本书在当地的受关注度。图书馆这个渠道不应该被忽视。
第八，提高出版单位的海外版权运营和保护能力，努力打造国际知名作家作品品牌
文化“走出去”可以通过一次投入，实现多语种出版，一次销售，多个版权权利出售。俄罗斯是“一带一路”沿线俄语国家的“桥头堡”，只要对俄罗斯输出版权，利用俄罗斯大型出版集团、发行网络，可以将很多俄语图书销售到俄语国家。同时，我们可以先与俄罗斯开展合作，然后利用俄语图书与其他前苏联国家开展版权贸易，这样也更加容易和便捷。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代理输出《狼图腾》《中国人》《笨花》等作品俄文版后，这些作品的白俄罗斯语、乌克兰语和阿尔巴尼亚语版权也顺利输出。李克强总理的“高铁外交”引世人瞩目，随之而来的是出版界应该向购买高铁的国家输出高铁图书、高铁培训教材，并有计划地开展高铁衍生产品的版权授权。我国需要打造“托马斯和他的朋友们”“鼹鼠的故事”“帕丁顿熊”这类全球知名的全版权运营品牌。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领导力与日俱增，出版与版权交流作为文化与人文领域交流的重要内容，通过版权贸易等潜移默化的形式，经过精心的运作与推广，可以产生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前景广阔。
我国图书版权贸易中的问题与对策 篇5
一、我国图书版权贸易引进情况分析
1图书版权贸易引进增长迅速
我国图书版权贸易引进从1996年以来增长速度明显加快、1996年引进图书为2915种；1998年为5469种，1999年为6461种，2002年突破10000种，2003年引进图书为12516种。另以美国为例，2005年美国向我国出口书刊等印刷出版物总额为5386.4万美元，2005年比2001年增长了65.08％。
2图书版权贸易引进来源以西方国家为主
2003年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引进图书版权贸易最多的一年。2003年我国图书版权引进为12516种，其中西方发达国家占重要地位。2003年列中国图书版权引进地前几名的国家和地区均为美国、英国、台湾地区、日本、德国等。其中2003年从美国引进图书版权5506项，约占当年我国引进图书版权总数是44％，2004年我国从美国引进图书版权4068项，约占当年我国引进版权总数的40.5％。
3引进题材从相对单一变得比较丰富
近些年来，引进财经、科技电子类图书数量逐步增多，引进热点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热点相吻合。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引进作品多以语言类、文艺类、生活类书籍为主，品种略显单调。但近几年来，引进图书内容越来越丰富，以2003年为例，几乎涉及经济、文化、科技、生活等所有领域。近几年引进的图书又呈现以下明显特点：一是电子信息类、财经类书籍大幅度增多，由于我国电子信息工业的快速发展及计算机应用的普及，加上西方国家在此方面的领先地位，使得我国出版社引进此类书籍较之以往明显增加，其表现不仅品种多，印数也很大，财经类书籍也是如此。二是其他畅销作品增多，我国出版社一直十分热衷于获得西方畅销书的版权。三是教材的引进大幅度增加，我国对这些领域的图书也申请了更多的英语影印版权。
4引进图书版权质量不断提高
一些出版社在引进过程中非常注意系统地引进高品质、高质量的精品图书，尤其是世界级的社科经典、名著和大师的作品。学术著作具有很高的含金量，多采取丛书、译丛的形式成批引进，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科学、哲学基本著作丛书，商务印书馆的汉化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法律出版社的当代德国、法国名著丛书等。
二、我国图书版权贸易输出情况分析
1我国图书版权贸易逆差较为严重
多年来，我国图书版权贸易可以说是引进大于输出，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年鉴资料表明，近年世界图书销售总额约860亿美元，美国1997年销售额为212亿美元，占世界总销售额的25％，德国为95亿美元，占11％，日本为84.5亿美元，占10％，英国为45亿美元，占5％。
而从1995年～2003年九年间我国出版社图书版权引进与输出的比例为10.8: 1；这十余年中我国图书输出品种数年均只有591种，这还不足发达国家的一个大型出版集团的年平均图书输出种数。1996年～2004年，我国图书版权输出总量为6346种，相对于66293种的我国图书版权引进数量简直是微不足道，因此我国图书版权贸易逆差较为严重。
2我国图书版权输出主要集中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
2003年我国图书版权贸易输出地统计显示，我国大陆的图书版权主要输出到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和几个亚洲国家。市场范围也仅局限于东南亚一带的华文圈内，在欧美只有零星的分布。以2003年的版权输出地为例，811个类别的我国输出图书中，输往台湾地区的占472种，香港地区占178种，韩国占89种，日本占15种，新加坡占9种。而我国出版物在海外的最终读者，也主要是华人和部分汉学家。
3我国图书版权输出以传统文化为主，内容单一
总体上我国图书版权输出还是以有关我国传统文化、传统医学、美术典籍居多。例如有关我国传统文化，艺术语言类书籍主要集中于古籍整理，旅游风光，名胜古迹，古今建筑，工艺美术画册，文学，历史，医药等领域。日韩等国对中国的文学，哲学以及传统医学类图书感兴趣，引进了《中国哲学大纲》、《中国武侠史》、《中国药膳大词典》等，欧洲国家则引进了《中医内科学》、《中国保健推拿图谱》、《西藏风貌》、《中国瓷器绘画艺术》、《敦煌吐蕃番文集成》、《气功精要》等。
三、我国图书版权贸易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语言和科技文化方面的障碍
虽然我国历史悠久、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我国的文化影响力还很有限，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强势文化仍然有较大差距。在世界上，只有我国和新加坡将汉语作为官方语言。中文还不是世界上的主流语言，世界上其他国家很难读懂中文图书。从我国实际输出的图书版权种类来看，传统文化产品，古籍、绘画书法，中医药类版权占了大部分，虽然近几年儿童图书做得比较好，但社科人文、計算机等方面主要还是靠图书版权引进。在我国图书版权引进品种中，经营管理、科学技术和文学三类占了大部分。
2图书版权贸易代理发展滞后
国外图书版权贸易活跃，出版业能走向全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图书版权代理机构的强力支持。如图书版权贸易最大户的美国，有600多家图书版权代理公司，英国有200多家，而其他出版大国如法国、德国、日本等图书版权代理机构也为数不少，正是这些版权代理机构的存在，推动了全球图书版权贸易的发展。而我国作为一个图书出版大国，目前只有28家图书版权代理公司，而且还是国有专营，这与我们拥有560多家图书出版社、400多家电子音像出版社、8000多家杂志社，年出版图书10万种以上的出版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
3行政管理体制导致图书版权贸易低效
另外我国虽然已组建了比原有出版社规模更大的出版集团，但在原有出版体制的制约下，许多出版集团做大了但未必能做强，“国企病”仍困扰着出版集团。2002年2月实施的《出版管理条例》再次明确了设立出版单位的审批制度。虽然引入了版权代
理，但是版权代理机构只作中介不能涉及图书出版，而且代理的门槛也很高。同时，相对于其他贸易领域而言，我国的图书版权贸易受到的政策限制更多更严格，如出口审批制度严格，报批手续烦琐，拥有出口权的出版机构寥寥无几等。可以说我国出版体制的不完善，是我国图书版权贸易存在问题的重要因素。
4图书版权贸易人才缺乏
我国在图书版权贸易人才方面，全国图书版权代理机构的总人数不超过100人，而各出版社自己选配的图书版权贸易人员虽然也有一些，但水平参差不齐，整体专业素质不高，可以说懂外语、懂出版业务、懂版权法和国际贸易规则的同时又会经营的出版贸易人才严重缺乏，加上外国大公司在中国招聘本土出版贸易人才，使得人才竞争更加激烈，形势更加严峻。我国图书版权代理机构的不健全，版权贸易人才的严重缺乏，是制约我国版权贸易发展的严重“瓶颈”。
5出版社对图书版权贸易的认识存在误区
出版社常常把图书版权贸易同图书贸易等同起来，往往是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参加各种世界性的图书博览会，结果是只卖掉本社出版的很少部分的图书。从图书出口贸易的实际效果来看，在海外，中文图书的读者仅限于海外华人和懂中文的外国人，而通过版权贸易、合作出版等渠道，把中文图书翻译成相应的外文，图书才可能通过书店或图书馆使更多的外国读者接纳，才可以真正做到让中国图书、中国文化进入西方主流社会。
四、发展我国图书版权贸易的对策
1 建立国家扶持版权贸易的机制
由于版权输出要投入很大精力，费用支出较多，而且收益相对较小。因此政府要加强对出版社图书版权贸易的政策扶持和引导，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鼓励文化产品的输出。可以依照其他国家的经验，对输出版权进行物质上的鼓励。例如韩国，1998年正式提出“文化立国”方针，推出了文化产品的研发、制作、出口等系统扶持政策，设立了文化产业振兴基金、信息化促进基金、出版基金等。我国政府也应该在完善文化贸易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出台更多的扶持政策，包括简化出版物出口报关、退税等手续，为出口企业做好服务；加强新闻出版、外宣、侨务、文化、外交等政府各机构之间的信息沟通与协调，充分利用各部门在海外的渠道，销售和展示我国的出版物，共同推进文化输出。
2精心选择版权产业的市场定位
要了解国外消费者文化流行趋势，对中华文化的兴趣取向，分析国外消费者的心理，输出产销对路的产品。目前我国内地图书市场的许多选题不适合海外读者，包括文化差异、理论结构、内容体系等，对海外读者了解不足，无法开发出适合海外讀者需求的图书。例如，在德国市场上，有很多介绍中医、气功的畅销书籍，但基本上都是德国人写的。究其原因，就是中国自己出的相关书籍，并不符合普通德国民众的阅读习惯。因此，输出版权首先就是要了解市场，通过专业的版权代理机构开展针对海外图书市场需求的市场调研，有目的地生产适合海外读者口味的图书。
3创新版权出口贸易形式
我们要转变“重出版物轻版权输出”的观念和做法，大力挂靠图书版权输出。因为当前中文出版物的海外客户不多，基本上是图书馆和中文书店，所以中文出版物出口不应成为当前我国出版业出口贸易的主要形式，图书版权输出和合作出版才应是当前中国出版业出口贸易的主要形式。
输出版权就是输出文化，扶持版权输出是许多国家的重要政策。德国为了加强版权输出，设有多家基金会资助翻译出版：法国文化部，外交部也设立专门基金资助法语作品在国外的翻译出版。我国政府对于图书版权输出，不能完全由出版社承担作为公共品的知识生产和文化国际传播任务，而应设立专门的版权输出基金或在出版基金中明确导向，组织并资助版权输出活动。
4进一步深化版权代理管理体制改革
将目前附属于版权行政管理机构的版权代理机构从其上属部门脱钩，独立出来并进行企业化改制，使其作为一个市场经营主体，自负盈亏，独立经营。为了更好地借助业外、境外资金、管理手段和业务网络发展我国的版权代理业，国家可以适当放宽和明确业外、境外资金进入我国版权代理领域和设立中外合资的版权代理机构的政策，以适应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5加强版权贸易人才的培养
图书版权贸易人才不仅要懂外语、法律、外贸、营销等专业知识，而且需要创新意识。他们不仅要及时了解海外的出版动态，畅销书的动向及原因，准确分析海外读者的阅读偏好，而且要对国内出版界有较好的把握，能够准确地选书，知晓图书商务方面的知识。加强图书版权贸易专业人才的培养，要制定切实可行的人才培养计划，在高校及科研院所开设版权贸易专业，在出版机构对相关人员进行系统培训，聘请国内外专家及版权贸易成功人士来授课，条件允许的，可派人到国外进修。通过各种途径培养大批懂外语，懂出版业务，懂版权法和国际贸易规则的同时又会经营的版权贸易人才。
6成立版权贸易协会，规范版权贸易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