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环境版权司法保护

2024-07-30

网络环境版权司法保护(精选5篇)

网络环境版权司法保护 篇1

摘要:迅速发展的网络技术作为一把双刃剑, 在为人们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 也给传统法律提出了严峻挑战。可以说, 如今的网络侵权行为屡有发生, 这使得当前的网络版权保护面临较大考验。文章着重分析了网络环境下的版权特点及其冲突问题, 从立法、法制教育、网络道德建设、技术保障、建立版权集体管理机构、培养专业人才、加大网络侵权打击力度等方面, 对如何保护网络版权提出了一些思路和见解。

关键词:互联网,网络道德,版权

一、版权的定义

1. 版权与著作权。

在英文中, 著作权表述为“author’s right”, 而版权是“copyright”;如果从字面上讲, 前者着重的是作者 (author) 的权利, 后者着重的是利用作品 (copy) 的权利。对于中国, “著作权”和“版权”都是舶来品, 最早使用“著作权”一词的是《大清著作权律》, 该词由日本学者传入;而“版权”一词较早见于严复先生的论著, 官方文件见于1903年签订的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 该词由英美学者引入。但如今从中国的使用情况来看, “著作权”和“版权”是通用的, 其含义一致。对英文中的“copyright”, 中国香港地区一般译为版权, 中国台湾地区一般译为著作权, 中国大陆有的译为版权有的译为著作权;从撰写论文和出版图书来看, 尽管有的冠以著作权法, 有的冠以版权法, 但研究的问题是一样的。同时, 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五十六条之规定“本法所称的著作权即版权”。可见, 在中国, 版权与著作权在法律上是同义词。故此, 本文所说的版权也即著作权。

2. 版权的含义。

版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版权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创作者依法处分其作品的权利, 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两部分。版权包括: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复印权、发行权、展览权、表演权等7项权利。而广义的版权除了狭义版权以外, 还包括艺术表演者、录音录像制品制作者和广播电视节目的制作者依法享有的权利, 在法律称谓上, 通常叫作著作邻接权或者称作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此外, 我国著作权法还把图书报刊出版者的权利, 也置于著作邻接权的范围内。

二、网络与版权的特点及其冲突问题

1. 网络的特点。

从技术层面来讲, 互联网是相互连接的IP网络系统, 是数以万计的计算机网络通过TCP/IP网络工作协议连接而成的。它是世界计算机信息与通讯资源的集合体, 是一个全球信息媒体。它所组成的网络系统将世界联系在一起, 可以进行远程控制、分享数字化文件、网上交流、电子出版、查询信息、发送电子邮件等。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 互联网的技术日新月异, 成为继报刊、广播和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 并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它的发展, 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信息的传播与交流, 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交流方式和思想观念;另一方面,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 互联网在为人们提供便利的同时, 也深刻影响了传统知识产权的管理模式, 对现行的版权制度提出了挑战。而版权保护, 是互联网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中最为突出的。

2. 网络环境下版权的特点。

其一, 版权作品的种类和数量迅速增加, 版权作品的创作、传播、使用人数不断壮大。互联网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 使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创作, 并自行将作品通过网络传播给社会公众。每一个网民都有可能成为版权作品的创作者、传播者和使用者。其二, 网络环境下的版权保护新问题层出不穷、矛盾越来越突出。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 使得利用网络的方式也不断发生变化。其三, 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版权保护的难度增大。随着网络带宽的增加和传输质量的提高, 人们复制、传播与使用他人作品变得更加容易。任何一个人只要点击鼠标就可以获得作品, 并将其再次传播出去。其四, 一些网站未经授权, 大量非法复制、上传他人作品, 或以私服、外挂等形式非法从事互联网游戏经营。这严重侵害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扰乱了互联网正常的经营秩序, 影响了互联网产业的健康发展, 而且对图书、音乐、影视等传统产业也将带来巨大冲击。

3. 网络特点和版权特点的冲突问题。

正如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所言:“法学是人类古老的学问, 网络是当代新奇的发明。网络技术给法学及法律的发展提供了前人无法想象的空间, 同时也给传统法律理论和法律规范提出了此起彼伏的难题。”

(1) 专有性问题。在传统的传播环境下, 版权人能从出版社了解到作品的发行、使用等情况, 对侵犯版权的行为容易发现也容易向法院举证, 从而寻求司法保护;而网络上受知识产权法保护的信息多是公开的, 权利人通过传统的控制原件或复制件的方法保护自己权利的办法基本上是无效的, 版权人很难掌握其作品被发行、下载、复制的数量, 并为艰深复杂网络技术所羁缚, 难以向法院举证。故此, 版权的专有性正受到网络传播公开性的不断挑战。

(2) 无形化问题。在网络环境下, 版权的无形化显得更加突出, 比如软件、多媒体、数据库的销售和使用均可以在网上进行。产品的交付可以通过网上查询、下载等方法实现, 而货款的支付则可以通过网上银行的电子支付手段进行。因此, 也有学者认为, 在知识经济中, 商品生产出现了“隐形化”的趋势。

(3) 地域性问题。版权保护具有地域性, 即一国的版权只能在该国法域的范围内受到法律保护, 任何国家都不自动保护他国的版权, 除非该国加入的国际条约、签订的双边协议另有规定的除外。然而网络的普及, 作品可以很容易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 国与国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以国家利益为背景的版权保护地域性原则也必将被互联网所突破。

(4) 时间性问题。在网络环境下, 信息的传播速度极为迅速, 且范围更广, 这使得权利人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通过授权而获利, 因此版权的法定保护期有缩短的趋势, 这必然冲击到传统版权的时间性。

可见, 网络技术的发展已向传统的版权保护体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如何更好地在网络环境下保护版权人利益, 又能积极促进网络行业的发展, 已成为很多学者普遍关心并积极探讨的问题。

三、网络版权保护的对策分析

1. 与国际接轨, 加快立法步伐。

由于网络与版权的法律冲突导致网上侵权行为、执法主体等难以确定, 挫伤了网络信息资源开发者的积极性。因此, 网络环境下的版权保护最终要突破一国或几国立法的地域限制, 保护标准也要逐渐趋于国际化的统一。中国加入WTO后, 与世界各国的信息贸易出现快速增长, 当前必须紧跟国际版权保护的潮流, 加强版权保护的国际化, 这样不仅可以使中国信息产业在国际交往中减少法律交易成本, 促进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 同时也为中国版权人获得更多国家的版权保护铺垫道路。

因此, 要对现有版权法进行清理, 作出一定的限制或扩张以适应网络环境的需要, 同时要尽快顺应国际信息化发展的潮流, 为版权人在网络环境下版权的扩张设定新权利, 与国际版权保护立法趋势接轨。与国际接轨最重要的一点是对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两个条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 (WCT) 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 (WPPT) 网络版权保护的立法制度进行法律分析与吸收。这主要在于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及新加坡、韩国、巴西等发展中国家都已依照这两个条约修改本国知识产权法, 法国、菲律宾等国则通过法典化使本国法与条约一致, 以便加入该条约受到版权的国际化保护。从中国实际出发, 中国同样有必要在今后的版权立法中参考两条约的成熟立法经验。

同时, 版权立法在完善法律体系的同时, 也要兼顾网络产业的自身特点, 为技术创新留有出口, 保障赖以创新的公共资源的开放和社会公众合法获取信息的自由。

2. 加强网络法制教育。

打击网络环境下侵犯版权的行为, 营造健康有序的网络环境, 加强法律保护力度、加强版权技术保护措施等等, 都离不开网民及网络业的法制意识这一基础。只有加强网络法制教育, 才能使网民及网络业树立法制意识, 自觉遵守网络规则, 减少侵犯网络版权的行为。

当前, 网络立法还不完善, 网络立法的滞后性是一个世界性问题, 即使是发达国家的网络立法也有较多不完善之处。因为网络一方面在普及之中, 一方面又在发展之中, 制定出针对网络的稳定的立法难度较大, 而且网络法律的制定也需要全民网络法制观念的提高。因此我们应从增强网民及网络业的法制观念入手, 这是加强网络法制建设的基石。

首先, 我们要将网络法制教育纳入国家的全民普法计划中, 让大家了解到国家的网络立法, 减少一些网络法盲, 否则就有可能出现违法者不知道自己已违法的情况, 在现实中就有很多网民不知道破解版权人技术保护措施是侵犯版权的行为。其次, 要将网络法制教育融入到各种计算机的技术教育与培训中去, 在传授计算机网络知识、培训掌握网络技术的同时, 应当让人们能学习、了解到网络的法律规则, 从一开始就树立网络上必须守法的观念, 人们在学好计算机网络知识的同时, 也应当学好网络法律, 树立良好的网络法制观念。

3. 网络道德体系建设。

道德是凭借人内心的自我约束力来规范人的行为。加强人们在网络环境下内心的自我约束力, 是防止网络侵权的事前预防, 因此对构建网络道德体系的作用我们不应忽视。

目前, 国外对网络道德问题、网络伦理问题的研究非常重视, 一些研究组织纷纷成立, 并开始出现各种规模不等的学术讨论会。美国华盛顿布鲁克林计算机伦理协会从1992年开始每年都召开关于计算机伦理的年会。美国乔治亚州律师协会计算机法律部就设有网络伦理委员会。这些机构不仅为其成员制定了应该遵守的计算机和电子网络道德标准和伦理规范, 还针对出现的一些新的理论问题组织广泛的讨论和研究。在对网络道德研究的基础上, 国外一些计算机和网络组织为其用户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网络行为的方方面面。在这些规则和协议中, 比较著名的是美国计算机伦理协会为计算机伦理学所制定的十条戒律, 如:你不应用计算机去伤害别人;你不应使用或拷贝没有付钱的软件;你不应盗用别人的智力成果等等。

网络道德是一个新事物, 它的建设也需要一个过程。中国尽管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网络道德规范体系, 但各网站对用户提供服务的格式合同中都对网络道德规范有所触及。我们应当遵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指导方针, 去研究问题, 解决问题, 提出适合中国文化传统的、能被广大网民普遍接受的网络道德规范, 从而构建起良好的网络道德体系。

4. 技术保障措施。

利用加密、防火墙等计算机安全技术来加强网络信息资源的保护, 防止被非法访问和套录;通过入网控制、身份鉴别等, 加强客户端对资料访问的管理;采用防病毒技术, 通过在服务器上装载防毒模块, 在计算机上安装防毒程序、在网络接口安装防毒芯片以及使用杀毒软件等, 对网络进行病毒检测和病毒消除;访问控制技术中最常用的就是“口令”和“身份验证”, 可采用信息的访问控制技术来保护网络的版权;可以通过对用户赋予不同的权限, 来控制其访问不同的信息资源, 以防止非法用户的入侵和对知识产权的盗用。

5. 建立版权集体管理机构。

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方法, 建立统一的网络版权管理组织, 即为网络版权管理“开辟一条专用车道”。建立一个网络版权管理中心, 网站可通过该中心向版权人转交稿费, 也可将真实身份不明、无法送达稿费的版权人的稿费交至该中心, 并可将此作为抗辩今后版权人以未付稿酬为由提出的侵犯版权之诉。该中心从会员网站的登记费和经其转交的版权人稿费中提出一定比例作为经费。这种集体管理版权的方式, 使得网主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获得网络作品的授权、免除今后的侵权之诉, 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网络的维护、制作中去;版权人的版权也会得到更好的保护, 版权人也可全心投入到新作品的创作中去。

6. 培养专业管理人才。

搞好网络管理, 还要培养一批具有高素质的版权专业管理人才的队伍, 这是解决网络安全问题的关键。网络管理人才不但具备高学历、懂法律, 还应对版权法和计算机网络技术比较精通, 同时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需要。拥有这样一支专家型、律师型、网络管理型复合型人才队伍, 是执行网络版权法规, 有效保护网络版权的重要基础和保障。

7. 加大网络侵权的打击力度。

要不断加大打击网络环境下的盗版侵权的工作力度。各级新闻出版、版权行政管理部门, 要坚持日常监管与专项行动相结合, 坚决打击各类侵权盗版、查办网络侵权案件、关闭非法网站、没收服务器, 遏制网络侵权盗版活动的蔓延势头, 规范网络经营秩序, 在全社会形成保护网络版权的强大声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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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吴汉东.网络时代的版权保护问题及对策.中国新闻出版网

试论微博版权司法保护的创新问题 篇2

【关键词】微博;版权;侵权;司法保护

【作者单位】陈芳,郑州科技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微博充分利用互动、链接等网络技术,实现了信息生产、发布与传播模式和交流机制的深刻变革。然而,微博引发的普遍违法问题使版权立法与司法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被动和尴尬。虽然既有法律法规构成了版权制度的底线,但是微博的特点决定了对其版权纠纷的解决较一般侵权行为涉及的不确定性因素更多、更复杂,加之法律规范具有滞后性、笼统性的特点,这些因素增加了司法审判的障碍与难度。我们正处在一个全新的时代──全新的交流方式替代老朽的、滞后的传播方式,如果我们没有跟上它的脚步,那么就可能被它抛弃[1]。司法保护必须符合微博发展的节拍,既不能阻碍微博的发展,又要使侵权行为受到制裁。

一、微博版权的主体与客体

1. 微博版权的客体

尽管在相关案件中,微博的作品地位被法院认可,但是并非所有微博都构成作品。比如,包含对生活琐事的记录、对心情的简单描述、记录通常的问候语和只具有“5W要素”的时事新闻等内容的微博,都不是版权客体。微博版权客体的认定相对于非数字化作品要复杂得多,这与其篇幅较短而影响了独创性的表达以及其大多数出自“平民作家”之手有关。但是,只要微博不是抄袭而来,具有最低限度的独创性,就可以成为版权法保护的对象。换一个角度看,微博独创性的表达或许更具丰富性。因为微博借助技术手段可以把文字、图片、美术、音乐、视频等不同表达形式的内容结合起来,从而弥补文字微博篇幅短小、独创性不强的缺陷。微博可以是口述作品、文字作品、美术作品、摄影作品、图形作品、音乐作品等,还可以是音像制品。需要注意的是,口述作品這种无载体作品在微博中大量存在,具有区别于文字作品、美术作品、图形作品等有载体作品的版权特征,我国部分微博版权案件对这种作品已有涉及。

2. 微博版权的主体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版权人可以是自然人、法人与其他组织。比如,官方微博就可能具有法人性质或者职务性质。法人性质的微博,单位享有完整的版权;普通职务性质的微博,版权由单位内部的自然人享有,单位拥有两年内的优先使用权;特殊职务性质的微博,自然人只享有署名权,单位享有全部财产权和除署名权之外的精神权利。注册微博时,用户通常与微博平台(又称微博服务商)签订服务协议,微博权利的归属与行使要遵循协议条款规定。在微博实行实名注册制之前,许多用户不论是在前台还是在后台用的都是昵称。版权法规定,“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因此,如果使用昵称的微博用户主张权利,就需要证明其真实身份。在微博实行实名注册制后,由于后台管理着用户的真实信息,即便用户在前台使用昵称,版权人的真实身份仍然容易鉴别。

二、侵犯微博版权的表现与维权障碍

1. 侵犯微博版权的主要表现

一般认为,非经授权在微博平台外使用微博内容,属于侵权行为。比如,报刊非经授权对微博的复制、摘编、转载,图书出版者选择、收集部分微博内容结集出版等。微博平台之间非经授权的对微博内容的复制,同样构成侵权。学术界争议较大的问题是非经授权转发微博是否构成侵权。有学者认为,微博之所以成为大众传媒工具,就在于其具有简单、快捷的转发功能。此外,版权人在非常清楚其微博存在被转发风险的前提下仍然发布微博,而且未附带禁用声明,就是对用户转发微博的默许。同时,微博被尽可能多的用户转发,也是绝大多数微博版权人的意愿。另有学者指出,虽然转发行为符合微博传播特征,但是其在版权规则中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可见合理性不能代替合法性,合理性要以合法性作为支撑。还有学者持折中的观点,认为对非经授权转发微博的行为不能一概而论,应结合转发的目的、性质,以及对微博版权市场的影响做出综合判断。在我国现行立法体制下,非经授权转发微博既不满足合理使用的条件,也没有默示许可、法定许可的法律依据[2]。这种法律困境是在立法之外存在巨大的“法外空间”,社会规范取代法律规范,广大微博用户因为转发微博背负侵权原罪的症结所在。

2. 微博维权的难点与障碍

微博版权司法保护存在诸多障碍。其一,从理论上讲,凡具备独创性的微博都是版权法保护的对象,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对微博独创性做出判断并非易事。在部分微博版权纠纷案件审理中,控辩双方都围绕微博的独创性进行过争论。其二,微博以数据形式存在,极易被篡改或者丢失,原始版权人可能就此难以追查,而非真正的版权人却会站出来主张权利,法官难以甄别。其三,微博侵权具有隐蔽性,用户名千奇百怪并且可以随时注销,收集到的证据也无法确定侵权主体就是现实生活中对应的某个人,甚至无法分辨侵权主体是恶意侵权行为人还是使用某款软件生成的僵尸用户 [3]。其四,用户有从众心理,侵权行为会被很多用户模仿,面对众多侵权者,微博版权人不知道该把谁当成追责对象。其五,有评论称,稿费即便一个字2元钱,写满140个字稿费也不过280元。按照《民事诉讼法》第107条有关诉讼费的规定,知识产权案件受理费每件为500—1000元[4],稿费完全不足以支付案件的受理费用。以上归纳的这五点障碍,严重打击了微博版权人主动维权的积极性与信心。一项调查表明,即便有维权公益组织的帮助,仍然有39.27%的微博版权人表示“怕麻烦,算了”[5] 。

三、加强微博版权司法保护的思考

1. 建立微博侵权的认定要件

《侵权责任法》未明示网络侵权适用的归责原则,但是由于过错推定原则与无过错原则均由法律规定,网络侵权只能适用过错责任原则[6]。在此前提下,结合侵权构成要件,对侵犯微博版权的认定应考虑下列因素。其一,实施了侵害微博作品的行为。包括直接侵权(比如,对微博非经授权的复制粘贴、在微博平台外使用、在微博平台之间转载等)和间接侵权(比如,微博平台采用奖励积分或者其他优惠政策鼓励用户转发微博等)。其二,微博用户或者微博平台主观上存在过错。其中故意比较容易认定,但是过失的认定要考虑多种可能的因素。由于转发功能对微博具有重大意义,加之用户之间业已形成约定俗成的转发默契,因此对侵权过错的判断应当慎重,过错必须是显而易见的。其三,有显而易见的精神或财产损失,或者兼而有之。其四,损害结果与侵权行为有因果联系。这四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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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适用责任倒置的举证制度

当微博版权人发现侵权问题时,应及时采取复制、截图、收藏等方式收集和固定证据。然而,由微博版权人自己获取和固定证据是非常困难的。这时,微博版权人可以申请法院帮助收集证据。公权力的介入能够减少微博版权人收集证据遇到的壁垒[7]。在网络侵权中,版权人采用较多的还是对证据进行公证保全。公证保全是公证机关依法进行的证据保全活动,可以有效防止证据灭失,为法院和行政机关及时解决纠纷提供可靠依据,对于预防纠纷,减少诉讼,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8]。但是,法院收集证据、公证保全证据在时间上都有滞后性,并且微博版权人都要支出相应的成本,加之微博侵权的赔偿金数额通常较低,在无法预判是否胜诉以及预估获得赔偿金数额的前提下,大多数版权人不会选择申请法院或者公证机关保全证据。所以,建议对微博版权纠纷案件的审理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由被告举证,减轻版权人的举证责任和负担。

3. 制定针对性的侵权赔偿标准

实际损失、违法所得、法定赔偿是我国版权制度设置的三种赔偿金数额计算方法,三者是层次递进的关系。立法机关的本意,法定赔偿是万不得已才适用的方法[9]。在微博版权纠纷案件中,由于版权人的实际损失与侵权者的违法所得都是难以精确计算的,法院通常会按照基本稿酬的2倍至5倍来确定赔偿数额。我国稿酬标准较低,微博的篇幅又较短,即便按照稿酬标准上限倍数赔偿,微博版权人获得的赔偿金数额也不高。虽然在个案中微博版权人获得了较高的赔偿金,但是其并不具有被其他案件遵循的效力。同时,裂变式传播效应对微博版权人利益的负面影响是传统技术条件下的侵权行为无法比拟的,适用现行稿酬标准来计算微博的赔偿金没有合理性。因此,建议针对微博制定一个独立的赔偿标准,结合侵权者的主观过错、侵权性质、持续时间、点击率、微博版权人的知名度等因素综合确定赔偿金数额。对于恶意侵权、反复侵权行为,建议处以惩罚性赔偿金。

4. 明确微博平台的法律责任

微博平台不对微博存储与传播行为具有控制权,但是对微博侵权并非没有责任。一方面,如果微博平台非经授权地直接使用微博作品(比如将其他微博平台的微博复制到本平台),就构成直接侵权。另一方面,如果微博平台为直接侵权提供了帮助与诱导,则可能构成间接侵权。现行网络版权间接侵权免责规则适用于微博还存在不适应的问题。其一,微博平台通过内部的举报处理机制解决了大量的纠纷,积极作用毋庸置疑,但是举报能否被视为法律意义上的通知呢?微博平台能否按照举报删除相关微博内容呢?其二,“红旗标准”与“避风港”规则的关系未能得到很好的协调,存在滥用“红旗标准” 过分加重微博平台责任的弊端,或者随意扩张“避风港”规则过于弱化微博平台责任的问题。此外,尽管微博平台对微博不具有审查责任,但是對其合理注意义务的要求并不明确清晰。

5. 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在“张海峡诉于建嵘侵害著作权纠纷案”中,被告的行为无法对应现行版权制度设置的合理使用情形,一审、二审法院按照对《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1条的理解,行使自由裁量权,认定被告的行为构成合理使用。虽然该案件的判决至今在学术与司法界存在争议,甚至被认为是法官造法或者违法裁决,但是我们却可以从中认识到自由裁量权对解决微博版权纠纷所具有的价值。自由裁量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受到法官的知识背景、司法经验、审判倾向,以及其对法律法规理解的影响,可能会产生同案情而判决结果不同的问题,从而降低司法的公信力。因此,有必要建立具有针对性的审判规则,对法官享有的自由裁量权进行限制和监督,对枉法裁判追究责任,还应通过立法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控制在最小范围。比如,对合理使用清单做出调整,以涵盖微博等新媒体,即便赋予法官判断合理使用的自由裁量权,也应当以法律对“三步检验法”地位的明确认可为前提。

6. 构筑便捷高效的维权机制

微博是一种大众传媒工具,侵权行为俯拾皆是,利益纠纷层出不穷,如果都通过诉讼途径解决效率极低,而且法院不堪重负。微博篇幅较短,诉讼标的不高,选择诉讼方式解决纠纷对微博版权人来说并不合理,所以,有必要构筑便捷快速的微博版权纠纷解决机制。调解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其一,人民调解是指人民调解委员会采用说服、疏导等方法,促进微博版权人与侵权者达成和解协议,该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其二,行业调解是指中国互联网协会调解中心、新媒体版权联盟参与的调解。微博平台也可以充当调解者。一方面,微博平台是微博的受益者,微博内容可以给微博平台带来较高的点击率。另一方面,微博平台立场中立,不偏不倚。此外,微博平台掌握着翔实的微博传播、转发、复制的数据,调解有据,分析客观,能令双方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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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环境版权司法保护 篇3

1 数字版权管理 (DRM) 概述

对于数字版权管理DRM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 目前还没有一种一般的普遍接受的定义, 但简单地说, 数字版权管理 (DRM) 是保护多媒体内容免受未经授权的播放和复制的一种方法。它为内容提供者保护他们的私有音乐或其他数据免受非法复制和使用提供了一种手段。DRM通过技术对数字内容进行加密和附加使用规则对数字内容进行保护, 其中, 使用规则可以断定用户是否符合播放数字内容的条件, 并且可以防止内容被复制或者限制内容的播放次数。操作系统和多媒体中间件负责强制实行这些规则。数字版权管理 (DRM) 虽然运用多种技术手段, 阻止数字化的内容未经权利所有人的同意被传播和使用, 但是, DRM不仅仅是一种技术, 它对数字内容的保护并不等同于技术保护。除了技术外, 它还同时并行运用著作权人与消费者之间的使用许可合同;著作权人、DRM开发商、硬件和软件制造商之间的多方技术许可协议以及反规避法等来保护数字内容。多种数字内容保护方式的融合, 加上相关法律的穿插支持才形成了特有的DRM对数字版权的保护模式。

2 数字版权管理 (DRM) 的构成

2.1 技术

首先, 为促进数字内容和相关网络著作权的自动交易, DRM用所谓的“元数据”metadata, 去描述数字内容和相关参数。内容提供者能够利用“元数据”, 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控制哪些消费者可以访问和使用这些内容, 并且控制消费者在哪种情况和目的下使用其内容;其次, 这种“元数据”可能存储在数字内容版式的专门区域, 也可能用“数字水印技术” (digital watermarking technologies) 等加密技术直接将其嵌入内容中。有了“元数据”, DRM不仅能够控制对内容的访问, 而且能够控制受保护内容在地理上的传播。例如, “地域性代码回放控制” (regional code playback control) 被用在DVD标准中, 可以阻止欧洲消费者在其国产的DVD播放器上播放美国的DVD;再次, DRM对数字内容不仅仅提供消极的防御机制, 它还用各种方式去阻止对其安全系统的破坏, 并对破坏行为作出积极反应。例如, 专门的过滤器能阻止你进入盗版内容, “公平交易议定书”用技术手段, 确保消费者在支付相应的费用后才能进入受保护内容, 更进一步的是使消费者的解密装置无效;最后, 为了获得巨大的市场成功, DRM包含的各种技术将会以一种标准化的方式被嵌入消费者使用的播放器中。总的说来, 从技术角度讲, DRM是一整套交错技术的通用名词, 它建立起一条数字版权内容传播的安全链条。

2.2 法律

尽管数字版权管理DRM承诺提供一种高水平的技术安全保障, 但事实上, 没有一种商业化的操作系统能做到100%的技术安全, 技术保护方法在过去受到破坏, 在可预见的未来, 这一点也不会有所改变。为了提高DRM技术的整体安全性, 在过去的几年中, 美国和欧盟出台了专门的反规避法令, 禁止对技术保护措施的规避, 并且禁止能规避技术保护措施的设备、器材的交易和流通。此外, DRM中的技术保护措施也可能作为商业秘密受到保护。

欧盟1991年《软件指令》的第7条第1款第3项禁止任何仅以规避计算机程序保护技术措施为目的的工具的流通, 和以商业目的对该工具的持有。最重要的欧盟反规避条款可能存在于《2001年著作权指令》中, 而且欧盟各国都必须在2002年12月22日以前实行这个指令。该指令的第6条第1款和第2款为数字版权管理DRM技术提供了相当广泛的保护。《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著作权条约》WCT的第12条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PPT的第19条有关于禁止删除“元数据”的规定。

我国2001年修改后的《著作权法》第47条也规定了, 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 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权利人为其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采取的保护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技术措施的;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的许可, 故意删除或者改变作品、录音录象制品等的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将追究行政责任, 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

2.3 合同

2.3.1 著作权人与消费者之间的使用许可合同

在数字版权管理DRM中, 内容提供者需要和消费者签定使用许可合同, 使消费者在满足某种条件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受保护作品。因此, 在这样一个契约性保护的DRM中, 消费者如果想要获得一些能够使用DRM的硬件或软件, 或者消费者想要访问和使用DRM保护的一些内容, 都必须签定一份使用许可合同。一项对苹果iTunes、微软Windows Media DRM和德国Phonoline以及之前的Pressplay的使用许可合同的分析表明, 大多数使用许可合同都有着相似的形式。例如, 很多DRM使用许可合同都直接禁止消费者复制、传播、广播或修改版权作品, 禁止修改或删除相关的元数据和使用规则。

2.3.2 多方技术许可协议

DRM使用许可合同并不是用在DRM中的唯一的契约性保护措施, 技术许可协议也存在于其中。DRM各种技术的许可方主要是开发DRM技术的公司, 或者是一些专门的许可机构, 这些机构代表技术开发公司管理、实施许可;而DRM各种技术的被许可人主要是计算机、其他电子产品、存储器和其他能使用DRM的装置和元件的制造商, 以及内容提供者。虽然著作权人并不是技术许可协议的许可方, 但是他们的利益仍然受到了技术许可协议不保护, 因为, 电子产业只有在他们的产品与DRM相结合能够保证作品传播足够安全的情况下, 作品创作业才愿意将其作品以数字形式传播, 电子产品和元件制造商必须考虑著作权人的利益。

3 DRM的特征及其在保护数字版权流程中的体现

技术、法律和合同并不单独发挥作用, 而是技术、法律贯穿于内容提供者 (著作权人) 、DRM技术开发商、硬件和软件制造商之间相互签定的契约中, 使技术、法律和合同在保护数字内容的过程中, 相互支持, 互为条件, 形成对著作权人的交错保护之势, “交错保护”正是数字版权管理 (DRM) 的基本特征。只有将DRM对数字信息的保护当作一个整体来看, 才能发现它的革新和潜力。

线索 (1) , 著作权人与DRM开发商之间签定技术许可协议, 这样, 加密技术和其他一些技术会被著作权人用来控制消费者对数字内容的使用 (技术保护) ;如果有黑客能规避这些技术, 那么他有可能会违反相关的反规避法律 (对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 ;

线索 (2) , 著作权人与消费者之间签定内容使用许可。同时消费者只能根据和著作权人签定的使用许可合同的要求复制规定的份数 (合同保护) ;使用合同中的这些规则又能被表达在作为嵌入内容的元数据中, 这样, 合同中著作权人制定的使用规则就和内容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 (技术对合同保护的支持) ;如果黑客仍然成功地修改或删除了元数据, 反规避法的条款又会运用于此 (法律保护) 。

线索 (3) , DRM中各项技术的开发商与硬、软件制造商签定技术许可协议, 使其产品能使用DRM保护下版权作品 (合同保护) ;同时, 技术许可协议中约定, 禁止使用DRM的电子消费产品和软、硬件制造商生产能规避技术保护措施的装置;如果硬、软件制造商违反了合同约定, 或合同虽然没有约定, 但制造了规避装置或软件, 又会受到反规避法的约束 (对技术的法律保护) 。

4 DRM的实践及可能带来的法律问题

数字版权管理 (DRM) 这一概念在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已引起了广泛地关注和研究, 它和著作权权利限制、个人隐私权等的关系也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 美国法院已经适用了《千禧年数字版权法》中反规避的条款作出了相关判例。中国的数字版权保护才刚刚起步, 数字版权管理的相关技术也还不太成熟。但值得庆幸的是, 中国也有了中星微这样的具有核心技术实力的机构, 其研发的数字多媒体格式VMD技术 (Versatile Media of Digital Format) 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一跃成为数字版权保护芯片领域的领头羊。技术领域的发展必然推动相关法律保障的进步, 相信对我国在不久的将来在数字版权管理领域的发展有借鉴意义。

DRM为我们在数字化时代保护知识产权, 一方面, 其优点很明显, 它能在网络环境下尽可能地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 阻止侵权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 它也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 冲击了传统著作权法的框架, 例如:1) 著作权法对权利人的保护从来都是受到限制的, 而DRM对数字内容的保护从理论上讲, 是可以没有限制的。因此我们需要考虑, 在DRM中, 著作权人能够用各种方法来保护他们的权利, 但消费者和社会大众的合理利益仍然需要法律来保护, 就像Lawrence Lessing教授指出的:“问题将不再集中在作品的权利上, 而集中在作品义务上——受保护财产的权利人使其财产能够容易被利用的义务。”2) 合同权利向来被认为是相对权, 但著作权人与每一个使用者签定的合同加起来, 事实上形成了“合同的绝对权效力”。这是否违背了合同的本质特性, 又是否与著作权的绝对效力等同?

尽管DRM的出现带来了一系列的法律问题, 但它的确是保护数字版权的发展方向, 因为知识产权法的初衷正是要保障创作的源泉——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法律是需要对新技术和新现象作出积极回应的学科, 需要在新的技术环境下对各方利益进行调整和平衡。

参考文献

[1]Stefan Bechtold ,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2004, spring:338.

[2]反规避法的思想并不完全是全新的,早在1984年,美国通信法就有一条规定,禁止个人非法拦截卫星电视的加密信号。而且,英国1988年的版权、外观设计、专利法案的296—299页也有类似反规避法规的规定.

[3]See Severine Dusollier, Electrifying the Fence: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Technological Measures for Protecting Copyright, 21 Eur. Intell. Prop. Rev. 285, 286 (1999) ; Wand, supra note 38:64-76.

[4]然而,几乎所有的成员国,包括德国也没有遵守这个期限.

[5]Stefan Bechtold ,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2004, spring:340-342.

[6]See Stefan Bechtold ,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2004, spring:353.

[7]参见袁真富,数字版权保护亟待解决,DRM技术有望护航http://www.lawking.cn/onews.asp.

网络环境版权司法保护 篇4

随着数字新媒体强势崛起, 使纸媒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除了信息传播的广度和速度远远不及数字新媒体外, 纸质报刊的内容被数字新媒体, 特别是网络媒体无偿、无限制性地侵权使用, 更进一步压缩了生存和发展空间。纸质报刊该如何加强版权保护?

一、“拿来主义”冲击纸媒“内容为王”

伴随着信息技术、存储模式的不断发展, 传播媒介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人们通过笔记本电脑、手机等移动终端媒介获取信息、在线阅读报刊的人数得以快速增涨。据《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2013年12月, 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5亿, 较2012年底增加8009万人, 增长率19%。手机网民规模继续保持稳定增长。

在新的移动互联技术和软硬件快速发展之下, 出现了越来越多传播媒介, 如楼宇液晶屏、手机终端、平板电脑终端、微博、微信等, 已经在广播、电视、报刊和户外四大传统意义上的媒体之外形成全新的生态环境, 因此, 被形象地称为“第五媒体”。较之于传统媒体, 新媒体自然有它自己的特点。

尽管内容是传统报刊的核心竞争力, 但纸媒的内容刊发以后, 可能会在很多平台上出现。有的不署记者的名字, 有的甚至连媒体的名字也不署, 甚至有的干脆改头换面变成人家的东西。

网络的“无限”传播已经对纸介传媒的发行和广告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二、纸媒维权“步履维艰”

由于之前传统媒体对版权问题的“忽视”, 在全新的媒体运营环境之中, 纸媒自采的内容往往或低价或“无偿”地被新兴媒体, 甚至被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大量“复制”使用。

近年来, 作为地方性制党报的《哈尔滨日报》, 以“政治家办报、企业化管理、市场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为经营思想, 不断对刊发稿件的内容和质量进行全面提升, 从“松花江新世纪第一漂”、“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行”再到“关爱母亲河, 我们在行动”等一系列独家活动报道, 使得《哈尔滨日报》的内容获得同业的广泛认可。

然而当奔波在一线的记者采回鲜活的报道后, 部分门户网站通过之前以低价打包获得资源轻松转载, 个别网站则通过“复制”、“粘贴”后直接“盗取”内容, 广播也通过“早报早读”等形式将相关内容直接“口播”, 而移动互联“新贵”—“今日头条”更是通过“推送”方式, 将此类内容轻松发布在读者面前。面对“来势汹汹”的新老媒体, 纸媒的弱势日益突显, 从2006年以来, 尽管以新京报为首的纸媒陆续通过法院向“侵权”者提起版权诉讼, 但时至今日, 并未收到明显的改观。

例如, 2007年10月, 新京报曾以浙江在线网站未经授权使用其采编原创作品共7706篇为由, 向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提起诉讼, 并提出近200万元赔偿。期间, 浙江在线通过以管辖权疑议等为由, 迫使新京报将起诉法院更改为杭州中级法院, 又经过近两年的“拉锯战”, 2012年3月29日, 杭州市中级法院作出一审裁定, 驳回新京报起诉。新京报状告浙江在线败诉后, 该报代理律师刘家辉曾愤怒地说:“按一年250个工作日算, 每天审一个案子, 要30年才能审完。”

同时, 在现行的中国知识产权制度下, 传统媒体目前还面临“时事新闻不受版权法保护”、“新闻作品版权归属不明晰”等维权问题, 在这样的环境下, 大部分传统媒体在时间、精力和财力的巨大消耗前选择了沉默。

三、纸媒维权不止于司法

传统媒体的危机, 让纸媒更关注自身的著作权保护;同时, 随着技术的进步, 侵权的形式也在改变, 变得不太明目张胆。就以“今日头条”的经营来说, 它并不是简单地转载其他媒体的内容, 而是机器抓取热点新闻, 在自己的App界面上形成新闻标题, 再链接到原来媒体的新闻网站上。这样, 其堂而皇之的辩解是:我们在做搜索链接, 而不是“复制”。

“我们做技术, 不做内容”, 这种辩解似曾相识。上个月, 收到2.6亿元罚款的听证通知书的“快播”, 之前也是这么辩解的, 也终尝苦果。

今年6月, 《广州日报》和《新京报》再次打响了纸媒向网络、新媒体维权的第一枪。靠抓取其他媒体制作的新闻资讯App应用的“今日头条”, 从未向媒体支付分文。于是6月4日, 享有《广州日报》版权的广州交互信息向北京海淀法院提起诉讼;6月6日, 《新京报》发表了社论讨伐“今日头条”侵权行为, 也引发众多纸媒、原创自媒体平台的共鸣。

目前许多党报集团仍缺乏版权价值意识, 轻易就将集团下属所有报纸的网络传播权全部打包, 低价卖给门户网站。连新浪都知道分拆新浪乐居、微博等分别上市, 纸媒再也不能做打包贱卖的生意了。同时, 纸媒体制改革要跟上, 要赋予都市报法人地位, 缩短决策反应弧, 以便更好地实现新闻价值。而与之相呼应的时, 各家地方纸媒也纷纷从技术方面开始有意识地保护版权, 其中, 黑龙江新闻网和哈尔滨新闻网纷纷通过镜像和延迟上稿时间等方式, 加强对自身发布内容的保护。同时, 就是有条件的传统媒体, 要应势而动, 积极搭建自身的新媒体平台, 努力在自己掌控的渠道中实现新闻价值。

网络环境版权司法保护 篇5

本文主要通过对WCT和WPPT实体内容的解读, 来探讨数字网络环境下版权保护的新问题以及新发展, 并对我国网络版权保护制度作一简要分析。

一、网络环境下版权保护的新问题和新发展

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向传统的版权保护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 但是与此同时, 也在推动着版权保护制度向前发展。除了WIPO的两个“互联网条约”以外, 美国、日本等一些国家也相继研究网络环境下的版权保护问题并对立法做出相应调整, 比如美国于1995年9月颁布了《知识产权与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白皮书》、1998年10月通过了《数字化时代版权法》, 欧盟于1995年6月公布了《关于信息社会的版权和有关权的绿皮书》、1996年11月公布了《关于信息社会的版权和有关权的续绿皮书》等。 (1)

具体而言, 网络环境下版权保护制度的新问题和新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作品和录音制品的数字化问题

将一部传统形式的作品上载到网络上进行交流, 首先就要对作品进行数字化转换。对传统作品进行数字化, 到底属于何种性质的行为呢?

对此问题, WCT和WPPT虽然没有在实体条款中加以任何规定, 但是却在所附的议定声明中给出了明确的解释。关于WCT第1条第4款的议定声明规定:“《伯尔尼公约》第九条所规定的复制权及其所允许的例外, 完全适用于数字环境, 尤其是以数字形式使用作品的情况。不言而喻, 在电子媒体中以数字形式存储受保护的作品, 构成《伯尔尼公约》第九条意义下的复制。”关于WPPT第7、11和16条的议定声明中也有内容相似的针对表演和录音制品的规定。这样, 传统的复制概念就被解释到或者说延伸到了数字网络环境下, 解决了数字化的性质问题。

复制权是版权理论中最为重要的一项财产权利, 是版权和相关权利的核心。作品在网上传播的过程中, 会有一系列的复制发生。这包括版权所有人将数字化作品上载到网络系统中的复制, 也包括作品在传播过程中由一系列网络服务器或计算机系统所做出的自动的和暂时的复制, 还包括访问者在阅读作品时在自己所使用的计算机中发生的自动的和暂时的复制。但是, 传统的复制概念显然不具有网络传播中的种种复制的含义, 尤其不包括各种形式的自动复制和暂时复制。 (2) 如果不在立法中对这些网络环境下的复制行为加以明确, 那么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将得不到有力的保障, 从而不利于网络环境下知识成果的发展。WCT和WPPT议定声明的规定, 扩大了复制权的范围, 加强了对于权利人的保护, 解决了这一长期困扰人们的难题。

2. 计算机程序和数据库的保护问题

数字网络技术的发展也使计算机程序和数据库的重要性日益体现, 为了加强对于他们的版权保护, WCT对计算机程序和数据库的法律地位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WCT第4条规定:“计算机程序作为《伯尔尼公约》第二条意义下的文学作品受到保护, 此种保护适用于各种计算机程序, 而无论其表达方式或表达形式如何。”WCT的这一规定, 说明了计算机程序的法律性质, 即计算机程序属于文学作品, 受到版权的保护。计算机程序具有一般文学作品的外在形式, 因此, 将其纳入文学作品的范畴是比较合适的。但是, 计算机程序的内在功能毕竟与一般文学作品不同, 因此在受版权保护方面也会显现一些不同的特征。

对于数据库的保护, 根据《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的规定, 只保护作品的汇编, 而不保护由非作品的数据或资料构成的汇编, 这样事实上就把那些由非作品的数据或资料构成的数据库排除在版权保护之外。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完善, 数据库得到更为迅速的发展和更为广泛的应用。对于那些投资大、用途广, 但又不符合上述条件而得不到版权保护的数据库, 显然是极为不利的。为此, WCT扩大了受版权保护的数据库的范围, 无论采用任何形式, 只要其内容的选择或排列构成智力创作, 就受到版权保护, 不仅包括由受版权保护的数据或资料组成的汇编, 如传统的百科全书和选集之类的汇编, 而且也包括由不受版权保护的数据或资料组成的汇编, 如以电子数据库等形式体现的汇编。

3. 作品和录音制品在网络环境下传播的问题

随着无线和有线传播技术的发展, 在国际公约和各国立法中已经规定了一些传播权, 但是, 作品在网上的传播, 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有别于其他的传播方式。在网络环境下, 作品的传播是交互式的, 公众可以在自己选定的时间和地点通过交互式网络服务系统 (即信息高速公路) 获得有关的作品。而且, 网络技术的发展, 也使作品的传播变得更为便捷与快速, 从而削弱了作者对于作品传播的控制能力。美国的《知识产权与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白皮书》以发行权来反映权利人对于作品在网上传播的控制。不过, WCT并未采纳这一建议, 它规定发行权的客体仅限于可作为有形物品投放流通的固定的原件和复制件, 那么显然不包括网络传播中以数字化形式出现的没有固定在有形物上的复制件, 也就排除了以发行权涵盖作品在网上传播的可能性。

WCT针对网络传播这一新的作品传播方式和手段规定了另外一项权利, 即向公众传播权。根据第8条的规定, 在不损害《伯尔尼公约》有关传播权的前提下, 文学艺术作品的作者应享有专有权, 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 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 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获得这些作品。向公众传播权的规定, 使作者享有了控制将其作品通过网络进行传播的权利, 解决了网络时代版权保护中的一大难题。相对应的, WPPT的第10条和第14条也对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对其享有版权邻接权的录音制品的传播作出了相应的规定。

4. 作品和录音制品的出租权保护问题

对于传统的文学艺术作品而言, 作品的出租并不是主要的商业利用方式, 对作者的利益影响并不是太大。但在数字技术发展起来以后, 由于数字作品的出租极易造成大量不受控制的复制, 从而对作者的合法权益造成重大损害, 因此有必要规定作者的出租权。

WCT第7条第1款规定:计算机程序、电影作品和按缔约方国内法的规定以录音制品体现的作品的作者, 应享有授权将其作品的原件或复制件向公众进行商业性出租的专有权。与此相应, WPPT中对于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的出租权也做了规定。WCT和WPPT把出租权从传统的发行权中分离出来专门加以规定, 强调了对于出租权的保护。但是, 如果出租的主要对象并非计算机程序本身, 如出租装有必要程序的计算机, 则不受出租权的限制;如果出租电影作品, 并未导致对此种电影作品的广泛复制, 从而严重地损害了复制专有权, 则也不受出租权的限制。与发行一样, 根据相关的议定声明, 出租权的客体也专指可作为有形物品投放流通的固定的原件和复制件。

二、我国的网络环境版权保护制度

从1999年我国发生第一起网络版权纠纷开始, (3) 到一系列网络版权保护法律法规的出台, 我国的网络版权保护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立起来, 并且正在日益成熟和完善。

2000年,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规定了网络版权纠纷案件的管辖、作品数字化和网络传播后的版权归属、侵权行为的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及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适用等问题, 成为当时处理网络版权纠纷的主要依据。

2001年, 我国对1990年著作权法进行了重大修改, 明确提出了信息网络传播权, 为网络环境下的版权保护提供了更为明确的法律依据。2002年,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对版权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随后, 国务院各相关部门也陆续制订了一系列的部门规章, 以应对网络技术对版权保护的挑战。2002年,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信息产业部联合出台了《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2003年,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公布了《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 文化部公布了《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 国家版权局公布了《著作权行政处罚实施办法》。2005年, 国家版权局和信息产业部联合发布了《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等。

2003年, 最高人民法院修订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对网络版权纠纷案件的管辖、网络版权作品的默示许可使用、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网络内容提供者的侵权责任等进行了更加明确的规定。

2006年7月1日,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正式开始施行, 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权利内容、权利限制、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以及免责条款、法律责任等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 进一步完善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制度。

更为重要的是, 2006年12月29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的决定, (4) 我国由此正式加入这两个国际条约, 标志着我国网络环境版权保护水平又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并且表明了我国积极参加建立网络环境版权保护国际新秩序的态度。

加入“互联网条约”, 不仅有利于加强我国在版权保护方面与国际社会的合作, 借鉴国际社会在网络环境下版权保护的成功经验, 完善我国的版权法律制度, 而且也有利于提高我国网络环境下的版权保护水平, 促进我国互联网产业的迅速发展。

瞬息万变的数字网络环境对传统的版权保护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新的挑战, 虽然许多相关的问题已经提上日程并逐渐得以解决, 但是, 网络环境下的版权保护面临的问题仍然很多, 需要我们不断摸索与前进, 推动版权保护法律制度在网络时代中的发展与进步。

摘要: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 引发了传统版权保护制度的革命。为了适应技术的发展,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于1996年通过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与录音制品条约》, 被称为“互联网条约”。

关键词:网络环境,版权保护,我国

参考文献

①李明德.网络环境中的版权保护.环球法律评论 (2001年春季号) .5.

②李明德.网络环境中的版权保护.环球法律评论 (2001年春季号) .6

③1998年4月, 世纪互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世纪互联公司) 成立“灵波小组”, 并在其网站上建立了“小说一族”栏目, 在该栏目中刊载了王蒙等六作家的《坚硬的稀粥》等作品, 其中王蒙、张洁、毕淑敏等三位作家的作品是“灵波小组”成员从其他网站上下载后存储在计算机系统内, 张抗抗、刘震云、张承志等三位作家的作品是由他人以E-mail方式提供到世纪互联公司的网站上后由“灵波小组”成员存储在计算机系统内, 然后通过WWW服务器在国际互联网上进行传播。联网主机用户通过拨号上网等方式进入世纪互联公司的网址主页后, 通过点击即可浏览或下载作品的内容。1999年5月31日, 王蒙等六作家以世纪互联公司侵犯著作权为由, 分别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http://www.chinaiprlaw.com/alfx/alfx41.htm (最后访问日期:2007年1月13日) 。

④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12/29/content_5548001.htm (最后访问日期:2007年1月28日) 。

[1]郑成思.知识产权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2]沈仁干, 钟颖科.著作权法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3]吴微.数字化、网络化与著作权保护[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3, (2) .

[4]田文英, 孟娟.网络环境下的版权保护[J].当代法学.2006, (6) .

[5]乔生.国际信息网络传播权对我国立法影响评析[J].河北法学.2005,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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