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困境（精选4篇）
群体困境 篇1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社会结构的改变和利益的重新分配使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期。在社会转型期贫富悬殊和利益分配的不断扩大, 直接导致我国不同群体利益表达权利的失衡。一部分所谓的“弱势群体”或主观或客观的丧失了利益表达的权利和机会。于是“群体性事件”这种非理性而又暴力、直接的利益表达方式频繁出现。
2008年6月, 贵州省瓮安县部分群众因对一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 引发大规模人群聚集围堵政府部门和少数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突发事件;2009年6月, 湖北荆州市又发生一起因酒店厨师非正常死亡引起大量群众围堵扰乱正常秩序的群体性事件。诸如此类的群体性事件近年来在全国不同县市时有发生。据有关部门数据表明, 1993年至2003年我国群体性事件年平均增长17%, 1994年由一万起增长至2003年的6万起, 规模不断扩大, 参与人数平均增长12%, 从数量来看, 一直保持着上升势头。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直接影响我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如何平息并避免此类事件也是对党的执政能力新的考验。群体性事件的背后是群体性利益的诉求, 在贫富差距愈拉愈大的今天, 一部分弱势群体无法正常的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利来表达自己的诉求。于是他们用群体性事件这种暴力行为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并希望由此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关注。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也凸显了我国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有效机制的欠缺, 在现阶段, 如何完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这一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内涵和意义
弱势群体是社会结构变化和利益分配不均的产物, 也是市场经济社会的牺牲品。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 弱势群体是与这一理念不和谐的音符, 但它又是事实存在的一个群体。在我国, 弱势群体的提出是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从国民的收入差距、贫富差距、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各方面的指标评定进行划分的结果。“弱势群体是指在生活物质条件方面、权力和权利方面、社会声望方面、竞争能力方面以及发展机会方面, 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弱势群体分为两类:即社会性弱势群体和生理性弱势群体。其中, 社会性弱势群体包括城镇下岗和失业人员中的贫困群体、农村贫困群体、农民工以及正在形成中的弱势群体;生理性弱势群体包括老年人、残疾人、处境困难的儿童。”利益是人们从事政治活动的根本动因, 人们进行政治斗争, 本质上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斗争, “不同社会阶级、集团、政党、个人从事政治参与活动, 也同样是为了通过影响社会政治来获得或实现自己的政治权利, 并使之落实为政治利益的分配, 因此, 利益是人们政治活动的主旋律。”而利益表达则是人们在政治活动中表达自己政治诉求的一种正当的政治参与形式。公民的利益表达是党和政府作出方针政策的依据。
近年来, 我国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出现, 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的不健全。这一方面主观上由于弱势群体自身条件的限制。另一方面, 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渠道不畅、表达成本过高也是不可忽视的客观原因。这种非理性而又亟需的利益诉求最后就表现为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不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扰乱正常的社会公共秩序而且影响了公民之间的团结和谐社会的建设。群体性事件的危害也凸显了我国公民尤其是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亟需完善。
第一, 有利于党的执政和维护政治稳定。政治稳定是政治发展的前提也是经济、社会各方面有序发展的保障。同时它还是党执政能力的体现。群体性事件以暴力、突发、破坏性大为主要特征, 如果弱势群体的正当利益诉求不能得到认可、基本权益得不到合理的维护, 那么这种危害性极大的群体性事件就不可避免的会一再发生。这对党的执政和政治稳定都是极其不利的因素。
第二, 有利于保障人权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保障人权、以人为本是我党一贯坚持的执政原则, 公平和正义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弱势群体之所以“弱”, 主要体现在由于利益分配不均而造成的经济上的贫困。就是这种经济上的贫困导致弱势群体不能平等的享有社会发展的成果。这种由于经济上的不平等造成的政治上的不公平现象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只有让弱势群体享有和“强势群体”同等的政治权利和利益表达机会进而实现利益均衡, 这样才能体现和促进我国社会公平和正义。
第三, 有利于实现利益合理均衡分配和和谐社会的建设。和谐社会的核心内涵本质上指的是利益合理均衡分配, 逐步消除贫富差距达到共同富裕。目前, 由于我国贫富差距的逐步拉大, 我国的社会结构正在形成一个利益断裂层面。“在一个利益结构断裂的社会, 下层社会的利益诉求无从上达的情况将会导致执政党和政府的政策严重倾斜以及下层社会被剥夺情形的加剧, 并进一步恶化社会结构断裂的局面。”所以, 对于下层社会也就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进行完善, 让他们的利益诉求有合理合法的依据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方面。
二、从群体性事件看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1. 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缺乏主观能动性, 无自主意识。
在我国现阶段弱势群体处于社会的最底层, 他们更关心的是生活的温饱问题而很少有主动参与政治活动的意愿, 更多的是靠政府或媒体等力量来代表他们的政治诉求。这种被动的政治参与有很多的弊端, 一旦政府政策不能代表他们的呼声就会导致诸如群体性恶性事件发生。其原因还要从弱势群体这一群体构成特征来分析。前面提到, 弱势群体由农村贫困群体、城市的农民工、城镇的下岗无业人员等无经济收入的人群, 一方面这类群体文化程度较低, 知识面狭窄, 没有主动参与政治活动的意识。另一方面, 这类人群的法律意识淡薄。在我国, 公民有权利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有权利获得合法的利益诉求。但是绝大多数弱势群体不懂法律, 更不会运用法律武器去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所以, 弱势群体的自身局限性决定了他们利益表达缺乏自主意识。
2. 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导致利益表达成本高, 成效低。
弱势群体由于经济上处于弱势而丧失了很多的政治机会。弱势群体要想让政府了解他们的政治诉求就不可避免的会比其他群体产生更多的利益表达成本。信访部门本来是传达民众心声的部门, 但现在由于部门制度不健全、职责划分不明确等问题的存在, 信访部门很少能帮助群众解决实质性的问题。“群众信访反映的问题80%以上是有道理的, 但信访的解决率只有千分之二。由于信访部门的部门设置和地位的不合理以及很多政府部门存在着推诿、拖延的现象致使损耗了信息的传递。”另外, 由于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渠道不畅直接导致他们的利益诉求很难传达到政府决策层, 这样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政策影响力就大大降低了。
3. 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缺乏组织性。
从群体性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弱势群体表达自己的利益往往是孤立的个人或者是少数人松散的活动, 而不是有组织、有计划、有分工的政治活动。这样就导致利益诉求的力量分散而显得微弱。对政策的影响当然也微乎其微。利益表达要想最大可能地影响国家政策, 必须要有一定的影响力, 这取决于为此而进行的政治参与的强度和持久性。如果这类政治参与是以公民个人分散零星地进行的话, 那么他们的利益表达便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 难以引起政府的重视。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缺乏组织性是其自身局限性的直接体现。
4. 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缺乏制度性规范。
从群体性事件中可以看出, 弱势群体往往采用暴力、过激等制度外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这种表达方式不仅不能实现他们的利益要求而且给社会和其他社会群体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这种行为不仅影响了社会安定更破坏了我国的法制建设。
三、完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的建议
1. 调动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主动
性, 使他们自觉地、主动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而不再是让别人代替他们表达自己的意愿。要想调动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主动性, 首先要让他们意识到有捍卫自己合法的政治权益的权利, 摆脱政治冷漠的心理。其次是要运用正当的手段进行合理的利益诉求。根据弱势群体自身的局限性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 提高弱势群体的文化水平和素质。只有文化水平提高了才能使他们意识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 更好的认识自己在政治生活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享有的正当权益。进而提高政治参与的意识。另一方面, 在弱势群体中进行普法教育, 让他们了解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 并且学会如何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健全弱势群体利益传达机制, 是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渠道畅通、有效。
首先要解决信访部门虚设的状况, 提高信访部门工作人员素质, 力求为群众办实事。把信访部门建设成政府与群众沟通互动的桥梁。最大程度的把弱势群体的利益反映到政府决策层。其次, 拓宽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当今社会信息高度发达, 要充分利用报刊、媒体、网络等现代传媒工具将弱势群体的利益更好的表达出去。
3. 建立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组织。
要支持各种社会组织、利益集团尤其是代表弱势群体的社会组织在特定范围内合法发展。例如, 建立健全代表弱势群体利益的行业协会, 如工会、农会与农民工协会和其他形式的社团等。只有依附一定的组织, 弱势群体才能更集中、有效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也更能有效地影响政府决策。
4. 引导弱势群体在法律范围内活
动, 杜绝以暴力、激进的方式表达自己利益的现象。一方面, 在对弱势群体普法教育的基础上引导他们行使自己的正当权利时不危害他人利益、不扰乱公共秩序。另一方面, 进一步完善人大的民意代表制, 让更多的人大代表代表弱势群体的呼声。此外, 还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政府应高度关注弱势群体切身的经济利益, 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机制, 完善社会动员和救助体系, 尽早建立覆盖社会各阶层的社会保障制度。只有进行双方面的制度建设才能使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更加完善。
群体困境 篇2
哲学思想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存在对立面的，事物对立面所产生的矛盾到底是对共同体的破坏还是对边缘化的凝聚，在哲学思想解决现代社会生活问题方面并未达成统一共识。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人口呈爆炸性增长，给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带来巨大的压力。鉴于此，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通过对人口的严格控制带来了巨大的资源效能。然而，当第一批独生子逐渐成家立业之后，这一政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开始逐渐显现，其中“失独”现象逐渐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性问题，给我国社会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
一、失独群体现状及相关概念界定
学术界对失独群体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到“失独群体”与“社会保障”两个概念，对“失独群体”的概念，学术界研究较少，对其准确无误的界定存在一定的困难，根据目前其在社会中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失独群体”通常是指其独生子女因灾害、疾病、意外、自杀等原因死亡，从而永远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们，其年龄多为四五十岁，并且一般情况下，由于年龄或其他原因而不能或不愿再生育、收养子女[2]。社会保障是指国家和社会通过立法对国民收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对社会成员特别是生活有困难的人员给予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3]。
根据2010年我国卫生部人口统计数据显示，每年大约新增7.6万个失独家庭，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我国失独家庭数量约为百万。2013年致公党两会间提案显示我国15～30岁独生子女数量约1.9亿，此年龄段的死亡率高达万分之四[4]，并且独生子女的数量还在不断攀升，这也说明失独家庭的数量会不断累加。左学金在相关研究报告中指出，独生子女家庭相对多生子女家庭面临“失独”的风险大20倍以上，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相关统计结果。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失独家庭”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会越来越严重，所造成的社会负担也越来越大。
二、失独群体社会保障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失独家庭的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是计划生育政策，而这一政策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太多的实施国家或地区。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原因是国家人口基数大，人口增长率过高，而多数国家的人口基数并不大，甚至如德国、俄罗斯、加拿大等人口基数小的国家反而鼓励生育。另外，西方国家的社会文化、社会理念、家庭观念、社会保障模式等与我国存在较大差异，这也使得西方欧美国家对失独群体的研究有限，相关研究方向也以零星的父母失去孩子的精神、心灵慰藉等为主。因此在失独群体的社会保障研究方面，一方面我们可以借鉴西方欧美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另一方面需要我们针对我国基本国情，不断探索来妥善解决关系百万家庭的重要社会问题。
（二）国内研究现状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认为，失独家庭造成社会性问题的起源是我国设计计划生育政策时对其风险预计不足，因此他建议国家应出台住房、养老、医疗等帮扶性政策予以支持[5]。
李友发在《关怀失独老人要建立社会服务体系》的文章中指出失独群体的社会保障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合力加以解决，主要从3个方面进行，首先对现行的社会管理体系进行完善，其次专门设计失独群体的社会管理体制和社会帮扶体系，最后依托社区和社会组织再构建失独群体的精神和物质的多元化家园。
李兰永、王秀银在《重视独生子女意外死亡家庭的精神慰藉需求》的课题调查报告中认为，失独家庭首先需要在精神层面进行疏导和慰藉，其次才是经济上的扶持。他认为子女是父母最大的精神支柱，失去子女给父母带来的精神打击和破坏是不可恢复的，精神上的慰藉应该是更为重要的。
汶川地震引发的失独家庭进一步引发社会的关注，孙静认为对失独家庭的社会性研究应该从社会适应的动态视角来考察失独家庭父母的适应问题。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海涛则认为，对失独家庭的指导应该进行分类，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可重点在精神上给予慰藉，经济困难的家庭则首先需要从经济和生活上进行扶持，在确保衣食无忧后再辅以精神慰藉[6]。
总体来说，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精神、经济、社会、政府几个方向，但研究多为学者个人式的探讨，多以零碎的形式出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系统。
三、国外相关制度的借鉴与启示
虽然英国并没有专门的失独群体研究，但其在国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构建上相当完善，其中法律援助制度成为西方各国效法的依据。法律援助制度的主要特点有：完善的法律体系为依托;明确法律援助作为政府的一项职责，政府必须履行;法律援助提供服务的范围不仅局限于律师事务所，社会非盈利机构亦可参与;法律援助实施与监管部门分离，避免自己监管自己的现象;法律援助的双方是合同关系。
对于养老保险制度而言，德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是世界上较早也较为完善的制度之一。德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主要针对老年人、丧失或部分丧失生活能力者、遗属，且遵循3个原则：保障生活标准、工资挂钩、经济发展成果展现。德国养老保险制度的特点有：多因素下精密的养老保险金计算方法，颇具创新性的“职业恢复”制度，代际契约制度，即“下一代养上一代”[7]。
英国的社区照顾制度与美国的集中养老制度同样具有鲜明的代表性。英国社区照顾制度一是为老人提供社区内服务，二是动员社区资源，运用社会力量支持系统开展服务。照顾内容则包括孤寡老人的养老院、社区服务设施（比如老年活动中心）、上门服务。社区照顾服务管理人员的构成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府出资雇佣，另一方面是社会志愿者，并且政府会对管理人员提供部分补贴。美国的集中养老制度中的养老院则更为多元化，养老机构课分为医疗服务型养老机构、护理型养老机构、一般照顾型养老机构。集中养老制度是由政府和民间共同参与支持，养老机构既有非盈利的政府机构，亦有市场化的私营机构。
通过对英国、德国、美国等国家的社会保障和养老制度的分析，虽然并未有专门的失独群体社会保障、养老、医疗制度和体系，但其社会保障和养老制度仍然有许多值得我国借鉴的地方。
四、长远视角的失独群体社会保障体系构建
（一）失独家庭的精神家园再构建
1.失独家庭的自我排斥与社会支持网络的断裂。现代家庭的构成多为“4-2-1”或“4-2-2”的倒金字塔结构，这种家庭结构具有天生的脆弱性与风险性。独生子女往往是家庭的精神重心，这个重心具有单一性、不可重复性和不可替代性，一旦独生子女因各种因素早逝，导致家庭纽带断裂，将会使家庭结构彻底破裂。这种情况下，失独家庭中的父母顿时产生无价值感、无目标感、无存在感，进而产生自我排斥、社会支持网络断裂。失独父母多选择提前退休导致工作关系破裂，害怕团圆造成亲戚关系疏远破裂，因惧怕触景生情导致邻里关系中断。
2.失独家庭社会支持网络的反思。从社会支持网络的社会支持主体、社会支持资源、社会支持效果、社会支持网络构建4个方面进行分析可知，目前我国失独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非正式网络支持的“有心无力”和正式支持网络的“力不从心”。非正式支持网络中的亲属支持不持久、社区支持不健全、邻里支持不坚挺、专业社工支持不给力，正式支持网络中的政策支持不完善、经济补助不足、制度支持不完整等，在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中均存在较多问题。因此今后对失独群体精神慰藉的研究方向应该是理念的转变和方式的完善，应该重视非正式社会支持，政府引导将正式社会支持与非正式社会支持有机结合起来。
3.失独家庭精神家园的再构建。首先，积极向政府寻求政策上的正式支持，徐继敏在《成年独生子女死残的困境与政府的责任》一文中表示，独生子女家庭是由国家强制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而形成的，且在政府诸多文件中体现出了对独生子女家庭的辅助承诺，政府有责任分担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8]。其次，非正式社会支持是失独家庭精神家园再构建的基础和主要力量，目前实践过且有效的方式是组织相关失独社团的模式，以社团为桥梁和纽带与社会、朋友、同事、亲戚、邻里重新建立关联，或者与同命人之间建立联系，进而给予失独家庭父母归属感和安全感。第三，在外界的帮助下或者自身努力下，构建新的精神寄托。较为有效的精神寄托构建内容包括再育、领养，当条件不允许时，可借助信仰来获得精神上的寄托。此外，实现特殊自我价值亦是一种有效的精神寄托。
（二）失独家庭的法律层面权益保障
借鉴英国的法律援助制度的经验，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建立完善的失独家庭法律保障体系。明确提供法律援助是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责，确保国家政府支持以法律形式进行约束和监管;完善法律援助的立法体系，扩大法律援助范围，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政府在法律援助经费上的财政拨款和多渠道筹措的权利和义务;设立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职能进行全面强化。
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关于失独家庭相关条例明确化，对模糊描述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条件将政府最低补偿标准明确写入法律，提高《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法律可行性。
从法律层面完善失独家庭收养子女的法律制度，比如适当放宽收养成年人的条件，立法形式明确收养的程序和收养负责机关，立法规定试收养制度等。加强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立法，以及借鉴德国、美国的相关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建立集中养老和社区养老相结合的法律制度。对失独家庭集中养老和社区养老的分配应建立在失独家庭实际情况和需求之上。
（三）可持续帮扶的社会保障体系构建
1.政府支持体系。失独群体的社会保障是国家性的社会问题，政府理应担负重要责任，政府在失独家庭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过程中要认清自身的地位和作用，把控全局，重点在社会养老保障、社会医疗保障制度建设上。政府在有效监督、管理、控制的作用下，督导社会帮扶体系的构建。在经济上，国家政府加大投入力度，依据地区经济形势完善经济补偿政策，比如增加辅助资金、放宽辅助条件、建立专项扶助资金、提供就业帮助等。在失独家庭社会养老制度方面，完善养老模式，实现居家养老与机构养老相结合的模式。在政府及立法的引导和监督下，可允许引入非政府组织开展居家养老服务。另外，可由政府建立专门的失独者养老院，使他们在共同的遭遇下产生心理归属感。政府引导健全医疗服务体系，完善医疗制度，比如优先护理、护理费减免、临终关怀、社保医疗协调等。政府建立专业的心理疏导结构，配合失独家庭父母的精神疏导，缓解他们的压力。除此之外，政府还有一项重要的支持策略，即建立明确的领养政策与机构，建立独生子女家庭生育保障转向基金。政府引导下的领养能够获得最大限度的保障，给失独家庭解决后顾之忧。同时如果失独家庭提出生育二胎要求，政府应该积极支持、鼓励与帮助。对于能够正常生育的要给予政策支持，对于尝试试管婴儿的失独家庭父母，建立专项救助基金或医疗支持基金，解决医疗费用的后顾之忧。
2.社会帮扶体系。政府固然在失独家庭的社会保障体系构建中占据重要的作用和主导地位，但仅政府的参与远不够，还需社会各类慈善机构、扶贫机构、非政府社会团体等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从而形成政府保障与社会帮扶的完善体系。对于失独群体所需要的经济支持、生活照顾和精神慰藉3个方面，经济支持方面政府处于主导地位，而生活照顾与精神慰藉方面，非政府社会组织则可起到主导作用。比如更具有专业性的社会工作机构、社会义务工作者、心理辅导机构、社区专业服务与管理人员等，均可对失独家庭提供生活上的照顾与精神上的慰藉。此外，亲戚的支持与鼓励在失独家庭精神慰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无可替代的优势和作用，因此需要亲戚、朋友发挥重要作用，积极投入到失独家庭的帮扶体系中来。
失独群体社会保障是一个社会性问题，需要社会的共同参与建立社会保障系统。对失独群体的相关研究目前处于发展阶段，随着失独家庭规模的增大，需要全社会投入失独群体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来，为社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1〕易怡.我国失独群体养老保险的分层设计研究[D].广西大学，2013.
〔2〕谢勇才，黄万丁，王茂福.失独群体的社会救助制度探析——基于可持续生计视角[J].社会保障研究，2013，（1）.
〔3〕王茂福，谢勇才.失独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探析——以北京模式为例[J].兰州学刊，2013，（7）.
〔4〕徐赟.“失独群体”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难点及对策分析[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13，（2）.
〔5〕柯仕学.精神共同体：“失独”家庭社会支持网络重建[D].华中师范大学，2014.
〔6〕谢勇才，王茂福.我国发达地区失独群体社会保障模式比较与对策研究[J].学习与实践，2014，（11）.
〔7〕黄鹂，蔡弘.失独家庭与失独关怀研究[J].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9）.
弱势群体教育的困境与消解 篇3
弱势群体的概念及成因
弱势群体又被称为“处境不利群体”或“脆弱群体”、“边缘群体”, 它主要是一个用来分析现代社会经济利益和社会权力分配不公平、社会结构不协调、不合理的概念, 一般是指由于自然、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低下状态而导致其在社会权力和利益分配中处于不利状况的人群。弱势群体包括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精神病患者、失业者、贫困者、下岗职工、灾难中的求助者、农民工、非正规就业者以及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人。
弱势群体一般分为生理性弱势群体和社会性弱势群体两类 (1) 。改革开放前, 由于实行计划经济, 我们吃的是“平均主义大锅饭”, 没有强弱之分;改革开放之后, 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 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 才有了贫富之分、强弱之别。
实践证明, 社会性弱势群体形成的根源, 就在于我们对利益的制度设计与固化。
马克思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 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 (2) 恩格斯说:“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表现为利益。” (3) 可见, 利益是人类进行社会实践的根本动因, 当然也是改革的发轫, 因为改革就是利益的再分配和权力的再调整。
受传统“重义轻利”思想的影响, 长期以来我们只讲觉悟、讲奉献, 多劳可以, 多得就不行。邓小平指出:“不讲多劳多得, 不尊重物质利益, 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 对广大群众不行, 一段时间可以, 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宝贵的, 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 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 如果只讲牺牲精神, 不讲物质利益, 那就是唯心论。” (4) 在这一正确思想的指导下, 我们真正落实了“按劳分配”原则, 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 中国改革开放之船得以起航。
“按劳分配”原则是把“双刃剑”, 它的有效实施, 激发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中国开始走出“共同贫穷”的阴霾。但“按劳分配”的制度设计有三个前提条件:一是有劳动能力。社会上存在大量没有劳动能力的人, 如: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精神病患者。他们大多属于生理性弱势群体。二是有各种工作岗位。有些人有劳动能力, 但由于种种原因, 可能没有工作岗位, 如失业者、下岗职工、非正规就业者。他们大多属于社会性弱势群体。三是仅对单独的个体。由于我们的社会保障、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制度的不健全, 一些劳动者背负着“上养老, 下养小”的重担, 虽然从“按劳分配”的角度看, 对“劳动者”是公平的、合法的, 但其家庭仍然会沦为社会性弱势群体的一种——贫困户。
弱势群体教育的困境
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第一, 受先天素质和性别因素的影响, 残疾儿童和女童在受教育的机会上处于劣势。据统计, 2008年, 正常儿童在小学、初中的入学率分别为99.54%、98.5%, 但视力残疾、听力语言残疾、智力残疾儿童少年的入学率分别为67.1%、81.9%、84.2%。 (5)
传统的男尊女卑思想, 导致女性群体尤其在农村地区的女性群体, 在受教育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各地区分性别的15岁及15岁以上文盲半文盲人口数据显示, 无论是东部发达地区, 还是中西部不发达地区, 女性的文盲半文盲率都高于男性, 有的地方甚至高达4倍多。 (6)
第二, 受地区因素影响, 东西部地区以及城乡之间学生入学率和辍学率等方面存在差距。
在义务教育阶段, 农村初中生辍学流失现象严重。初中生辍学率超过3%的县全部集中在中西部地区, 还有10%的学校辍学率高于7%, 有的甚至达10%以上。 (7) 到了非义务教育高中阶段, 高中生总人数中就读于农村高中的人数呈明显下降趋势。
第三, 受家庭环境和生活环境的影响, 流动人口子女入学问题突出。
“农民工”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概念, 是指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 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 (8) 可见, 流动人口的主力军是农民工。
农民工子女就学现状有三种:一是完全辍学;二是在流入地公办全日制学校借读, 但借读费较高, 而且存在不公平待遇;三是在“民工子弟学校”上学, 这是大多数农民工子女的选择, 但这些学校多为私人办学, 教学质量难以保证, 有的还存在卫生安全隐患。
教育过程的不平等。
教育过程的不平等体现在多个方面:师资力量、教学条件、教学过程和教育经费等。弱势群体特殊的社会地位和所处地域的环境, 决定了其子女很难进入办学条件好、教育质量高的学校就读。现实中, 学生的家庭背景强烈地影响着学生进入重点或非重点中学。出身高阶层家庭的学生中, 在重点中学就读的高达61.9%, , 在普通中学的为38.1%;而出身低阶层家庭的学生则恰恰相反, 在重点中学就读的为38.9%, 在普通中学就读的为61.1%。 (9)
教育结果的不平等。
这里的教育不平等, 主要是指通过教育不能使每个学生都达到其所能够达到的基本水平, 使每个学生都得到和谐主动的发展。就社会弱势群体而言, 主要表现为中考、高考分数线存在地区差异, 不同家庭背景、不同阶层子女的成功机会、毕业后的就业机会有着极为明显的差别等。
弱势群体教育困境的消解
教育的公益性, 决定了公平是教育的内在特征。公平的教育有利于改变社会分层、形成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 也是缩小社会差别、促进社会公平建设的重要手段;不公平的教育却能够成为凝固和复制贫富差距的工具, 加速两极分化、影响社会稳定, 与构建和谐社会背道而驰。对于弱势群体而言, 由于处于不利地位和状况, 改变自身劣势的能力有限, 因此政府有责任也有必要消解弱势群体教育的困境。
解放思想, 更新观念, 用不平等的政策解决事实上的不平等。
思想观念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往往是持久而深刻的。要消解弱势群体教育的困境, 就必须解放思想, 更新观念。因为如果按传统的平等观——“人人平等、机会均等”来推进现代教育的话, 势必会出现弱势家庭、父母和其子女之间的一种往复恶性循环, 形成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马太效应。所以, 必须坚持差异的平等观, 树立“弱势补偿”和“优先扶持”的基本理念, 用不平等的政策解决事实上的不平等。
所谓“教育补偿”, 就是对教育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受教育者采取补偿性政策措施, 以弥补其由于不利地位所造成的教育损害。对弱势群体的补偿和优先扶持, 应当始终贯穿于我国教育政策的制定、决策、目标和实施体系中。
创新制度, 完善法律, 依法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
教育不公平问题, 往往是由于政策和制度的缺失或不健全所造成的。解决弱势群体的教育问题, 仅仅具备科学的理念还不够, 必须创新制度, 完善法律, 依法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
一是建立教育公共治理的社会参与制度。为了使各类教育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弱势人群充分自由地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 除了重大教育决策实施听证制度和咨询制度以外, 应在各级教育决策系统特别是学校管理的决策活动中建立教育行政听证制度、咨询制度和监督制度, 保证教师、家长、学生、社区人员等所有的教育利益相关者, 能够有机会参与教育的公共治理。特别是对于社会上的弱势群体, 更要给他们提供平等的参与机会, 共同讨论制定与其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教育公共政策。
二是逐步完善弱势群体法律保护制度。我国《宪法》第46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我国也有《残疾人保障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 但由于内容的规定过于笼统, 被保障人的许多合法权益只是落实在文字上, 走不进现实中。所以, 我们迫切需要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 如美国的《教育所有残疾儿童法》和《特殊教育方案》, 根据不同的教育对象来进行教育立法, 以完善现有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
三是建立教育补偿制度。对社会弱势群体的补偿是衡量社会公平的重要尺度之一, 要把弱势群体教育保障工作纳入政府工作计划, 作为一项长期工作常抓不懈;要适当调整宏观教育政策, 缩小地区间的教育发展差异;要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弱势群体教育保障政策、法规, 如《弱势群体教育保障与资助办法》, 对弱势群体教育保障的经费来源、组织管理、政府责任等做出明确的规定。将对弱势群体的教育救助从临时性资助向制度性资助转变。
全民关注, 共同参与, 构建多元化的教育社会救助网络。
在一定意义上, 社会救助可以被认为是个体利益向公众利益的让渡行为。为此, 政府应当通过营造宽松和鼓励性的政策环境, 推动社会组织及个人对教育救助的支持, 构建一个全民关注、共同参与的教育救助网络。一是实行倾斜性政策, 如减免税收等, 引导个人和企业捐资教育。二是建立表彰制度, 宣传和表彰教育捐助行为, 提高企业或个人的社会知名度、美誉度。三是建立联系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多元化渠道, 吸引更多的社会捐资, 甚至可以考虑发售教育彩票, 筹措资金用于教育救助。四是积极争取国际社会援助, 争取世界银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以及海外华人的帮助。五是建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并完善相应的管理制度, 提高社会捐助财、物的管理能力与社会公信力。
突出重点, 破解难点, 加大教育补偿力度。
长期以来, 我国财政一直把教育支出作为必保的重点, 财政教育投入增长幅度较快。近两年, 我国财政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已达3%左右, 但仍不及世界平均5%左右的水平, 而且在教育投入中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比重所占份额仍然很低。要从根本上改善弱势地区、弱势学校、弱势群体教育长期积贫积弱的现状, 必须继续加大对弱势群体和中西部地区的教育投入。建议根据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 规定县财政中义务教育、尤其是弱势群体教育的比例, 设立弱势群体教育保障与资助专项资金, 建立由中央和省级财政为主的规范的转移支付或专项补助制度, 确保贫困地区学生接受最低限度的义务教育, 基本普及残疾人义务教育, 切实把特殊教育纳入中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总体规划之中, 保证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弱势群体学生也能够顺利完成学业。
加大执法、司法力度, 确保弱势群体受教育权的落实。
要通过各种宣传教育手段, 提高弱势群体成员自身的素质和权利意识, 并成立教育弱势群体维权中心;要建立健全完善的法律实施监督体系, 通过严格的教育执法来强化教育法律、法规的权威性;要对各种侵犯弱势群体受教育权的行为进行实质性司法干预, 对违法违规行为给予相应的法律制裁, 确保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权落到实处。
摘要：社会公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而教育公平则是维系和促进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 但是, 由于我们对利益的制度设计与固化出现偏差, 导致现实中弱势群体教育陷入困境。为了消解弱势群体教育的困境, 只有解放思想, 更新观念;创新制度, 完善法律;全民关注, 共同参与;突出重点, 破解难点;加大执法、司法力度, 才能确保弱势群体受教育权的真正落实。
关键词：弱势群体,困境,教育,消解
注释
1 本文主要探讨社会性弱势群体的成因。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187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209页。
4 《邓小平文选》 (第2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第146页。
5 中国教育新闻网资料中心:教育部发布200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09年7月17日公布。
6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7》,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8年版, 第472页。
7 陈至立:《力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 《中国教育报》, 2006年11月30日。
8 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起草组:《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 《改革》, 2006 (5) 。
群体困境 篇4
一、我国草根NGO的伦理特性
草根NGO生存于社会生活之中, 受到特定社会关系的影响, 在这些社会关系之下必然有它的伦理特性。
1、公益性
公益性是草根NGO最核心的伦理特性, 它规定了草根NGO的服务对象和服务领域以及应该持有的职业操守。公益性要求其所提供的服务必须是符合公共利益的公共服务, 服务的受益群体是社会大众。提供服务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 承担一定范围内的公共事务责任。
2、慈善性
在我国的转型时期, 草根NGO不仅会参与到社会公益性的服务之中, 还会参与到社会救助性的服务之中。通过对社会资源的整合与再分派, 让社会弱势群体能够得到救助和人道主义关怀。因此, 草根NGO也具有慈善性的伦理特性。
3、利他性
利他性是公民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伦理价值, 与经济社会的排他利己相对应。草根NGO的公益性和慈善性也决定它具有明显的利他性, 除了维持自身的生存之外, 还必须以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为出发点, 以提高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和整个社会的质量为奋斗目标。
4、志愿性
志愿性是每个NGO工作的动力来源, 是自愿的、不计报酬地参与推动人类发展、促进社会进步和完善的工作。只有基于志愿的伦理特性, 才能带来工作的主动性, 才能集聚更加团结的服务力量。
二、草根NGO介入弱势群体救助工作的伦理困境
目前, 我国社会的发展远远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 社会资源分配不平等, 社会凝聚力下降, 公众信任出现危机, 社会分层日益加剧, 逐渐显现出特权阶层和弱势群体。弱势群体生活在社会的底层, 权力、能力、财力、人力、物力、信息多种社会资源整体缺乏, 导致他们不仅物质生活贫困, 精神生活也非常脆弱, 很容易诱发社会冲突。
从现阶段的情况来看, 我国主要是依靠向弱势群体展开社会救助工作来缓解阶层对立的矛盾。政府作为提供社会救助的主体, 由于资源和能力的有限, 很难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中, 做到细致入微。这就需要除了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来协助政府为弱势群体提供救助服务, 其中草根NGO的表现尤为突出。
不可否认, 草根NGO在介入弱势群体的救助工作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但同时在工作的过程中, 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 这些问题破坏了草根NGO的伦理特性, 让其陷入伦理困境之中, 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以结果主义为向导的服务模式
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来看, 草根NGO要依靠政府不断购买服务项目, 才能生存和发展, 这种模式直接导致草根NGO以结果主义作为服务模式的向导, 只要在较短的周期内, 具有明显的成效, 政府就愿意继续购买服务, 草根NGO就有资金继续持续生命。而事实上结果主义为导向的服务模式是与草根NGO应该具备的伦理特性相背离的, 也是与社会救济的本质要求相背离的。
2、工作手法单一且粗暴
草根NGO中具备社会工作专业背景的工作人员十分有限。一方面, 草根NGO缺乏资金和途径引进专业人才, 不能向专业的人才提供有吸引力的薪资和福利待遇, 也不能提供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另一方面, 我国社会工作的职业化水平还比较低, 且缺乏制度的保障, 使培养出来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并没有对口的服务机构, 这就直接导致草根NGO的工作方式单一甚至粗暴, 工作效率较低。在对弱势群体进行救助服务的时候往往只有“爱心”和“热情”, 缺乏科学的工作方法。
3、由助人自助的角色演变为“万能的保姆”
在实际的工作中, 多数草根NGO并不是从自身的能力出发, 而是努力将服务辖区内的弱势群体都发展为服务对象, 凡是服务对象能想到的需求, 都竭尽全力去满足。这样一来, 不仅草根NGO对自身的角色认识不清, 也滋生了服务群体的惰性, 让其越来越依靠外部力量带来的改变。
4、弱势群体成为草根NGO组织内部排他的牺牲品
草根NGO的决策层或管理层容易被初级群体所垄断, 对群体之外的成员具有很强的排他性。这导致机构的决策层或管理层组织结构十分稳定, 很难有初级群体之外的人员融入, 同时, 直接接触弱势群体的工作人员往往是决策层以外的志愿者。这些志愿者多为高校学生、社区热心居民, 本身就具有很高的流动性, 导致参与救助服务的一线工作人员结构极不稳定, 服务对象与工作人员很难建立健康稳定的专业关系, 大大降低了服务的质量。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 我国的草根NGO始终在一个低水平循环中, 很难实现发展和进步。
三、基于赋权理论的改善对策
我国学者认为, 赋权就是指改变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 为弱势者赋权授能, 使它们获取资源、机会与能力, 改变生存与发展状态。从赋权的概念中可以得到四层含义: (1) 赋予弱势群体参与社会生活的平等机会; (2) 为弱势群体提供个人发展必备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 (3) 提高弱势群体维持生存、应对危机、获取资源和信息的能力; (4) 给予弱势群体作为个体应该从群体中获得的尊严。从这四个方面出发, 草根NGO可以通过以下几点来应对目前面临的伦理困境。
1、遵循社会工作的专业伦理价值
草根NGO应将社会工作的伦理价值作为自身的职业伦理, 并以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为科学的工作方法, 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 尊重弱势群体自己决定命运的权利, 承认每个人都有能力维持自己的生命, 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秉承助人自助的原则, 在帮助弱势群体恢复社会功能, 重新适合社会环境, 开发个人潜能, 谋求更多福祉的同时, 实现机构的发展。
2、与政府建立良性互动的关系
随着公民社会的发展, 草根NGO是大势所趋。一方面, 政府应该对草根NGO有序放权, 并提供资金和人力的支持, 让草根NGO不会因为生存所迫而陷入伦理困境;另一方面, 政府也应该完善草根NGO的监管体制, 利用第三方中立组织或机构, 对草根NGO的工作过程和成果进行专业的评估和督导。只有政府和草根NGO建立良性互动的关系, 才能够共同为社会救助事业出谋划策。
3、加大自身的能力建设
草根NGO加强自身建设是当务之急。首先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 规范内部运作, 避免初级群体垄断组织决策权;其次要发觉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根据实际情况创新救助服务的内容和方式;另外, 还应该积极投身于实务工作挖掘潜在的资源;建立团结稳定的志愿者队伍。
摘要：草根NGO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由于外部环境因素, 导致其在介入弱势群体的救助工作中时常陷入伦理困境。文章分析了草根NGO陷入伦理困境的原因, 并基于赋权理论的视角提出了改善对策。
关键词：草根NGO,弱势群体,伦理,赋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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