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关系（共11篇）
群体关系 篇1
一、引言
早期的雇佣关系研究主要是为了解决劳资问题, 而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市场化竞争的加剧, 加强对人力资本的管理成为众多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同时, 企业与员工之间的雇佣关系也在不断演变, 学术界对雇佣关系的研究也越来越多。
大量的文献表明, 雇佣关系与组织公民行为有着紧密的联系。组织公民行为理论的基本观点之一即员工表现出组织公民行为是为了回报组织的公正的对待, 而当雇主对待他们不当时, 员工就会抑制自己的公民行为 (Organ, 1982) 。同时, 研究者与实践者认识到, 工作团队将成为未来企业中的主要组织形式, 工作组的绩效水平将直接导致组织绩效水平的高低。因此, 组织公民行为研究领域必须关注企业中的工作群体, 关注群体层次的公民行为 (Group Citizenship Behavior, GCB) 。
对群体效能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效能感与员工工作绩效的关系。Prussia (1996) 的研究发现, 集体效能感在绩效反馈与团体目标及团体有效性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并在间接经验与团体有效性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现有的许多关于雇佣关系与群体公民行为、效能感的研究都在关注西方的企业, 而在中国情境下的实证研究明显不足。在中国情境下, 采取何种人力资源管理措施, 以取得竞争优势, 是很多企业关心的问题。
二、文献回顾
1、激励-贡献的雇佣关系模型
很多已有研究中都对雇佣关系进行了分析。本文采用基于激励-贡献框架的雇佣关系模型 (Wang, Tsui, Zhang&Ma, 2003, 见图1) 。这种雇佣关系是基于雇主视角的, 由两个维度组合而成, 一是雇主期望的员工贡献, 二是雇主提供的激励。贡献即指雇主期望员工做出的诸如良好的工作业绩、组织承诺及考虑组织的长远利益等的贡献。激励即指雇主为了使员工做出期望贡献而提供的激励措施。
按贡献和激励水平的高低不同, 可以将雇佣关系分为四种:
(1) 组织中心型雇佣关系。雇主期望通过高投资来得到员工的高回报, 是一种平衡的雇佣关系。这种雇佣关系以雇主与员工互相进行开放式的、长期的投资为特征, 包含了超越经济交换的社会交换如情感承诺。
(2) 投资不足型雇佣关系。雇主期望通过较低投入获得员工的高回报, 是一种偏向于雇主的不平衡的雇佣关系。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竞争比较激烈, 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很大的企业中。
(3) 过度投资型雇佣关系。雇主提供高投入, 但只要求较低的回报, 这是一种偏向于员工的不平衡的雇佣关系。事业单位、政府机构的雇佣关系多属于此类。
(4) 工作中心型雇佣关系。雇主的投资不高, 同时期望的员工贡献也不高, 是一种平衡的雇佣关系。这种交换非常明确而且稳定, 适合于任务简单且结果容易衡量的工作。
2、群体公民行为
群体公民行为是一种独特的群体现象, 工作群体表现出支持其他工作群体或作外的职责, 完全属于自愿而非强制的奉献行为。
3、群体效能感
随着工作小组在各组织中的普及, 群体自我效能感一词应运而生。Bandura在2 0世纪8 0年代中期提出了集体效能感 (collective efficacy) 。集体效能感是一个源自自我效能感的构念, 是后者在团体层面的扩展和延伸, 指团体成员对于团体成功地完成特定任务或取得特定水平成就的能力的共同信念。群体效能感高的群体, 其成功完成工作任务的动力就会更强。相反, 具有失败感的低效能感群体则会很容易放弃, 他们的完成任务动机大大降低。
三、研究假设
1、雇佣关系与群体公民行为
在工作中心的雇佣关系中, 工作群体关注的只是狭义的明确的工作任务和基于绩效的经济报酬。群体的公民行为不被期望, 甚至有可能被阻碍, 因为这有可能导致他们不能专注于自己的核心任务。在这种雇佣关系下, 群体公民行为应该是低水平的。
在过度投资的雇佣关系下, 虽然雇主给予员工大量的经济报酬和社会报酬, 培训他们以大量的知识和技能来承担更多的自身任务以外的工作, 但是雇主并未期望该工作群体的公民行为, 而且长期的过度投资会使员工逐渐习惯于、进而合理化组织的这种激励, 所以群体公民行为应该也是处于较低水平。
在投资不足的雇佣关系中, 群体公民行为会处于更加低的水平。根据行为劳动经济学中的公平感理论, 员工对雇主的不公平行为的消极反应, 会比他们认为公平或甚至对他们自己有利的雇主行为的积极反应更强烈 (Fehr, Goette&Zehnder, 2008) 。处于投资不足的雇佣关系下的工作组成员所得的回报与被期望的贡献水平完全不相称, 工作报酬不足, 工作安全也得不到保障, 但组织却要求其重视组织利益, 主动承担工作职责以外的任务, 雇主的过分要求会引起他们的强烈反感。因此, 我们认为在这种雇佣关系下, 群体公民行为比上述两者处于更低水平。
群体公民行为在相互投资的雇佣关系下应该是最高的。处于该种雇佣关系下的工作组员工能够获得广义的长期的激励, 包括职业安全和职业生涯规划。作为交换, 他们被期望做出有利于组织长期利益的贡献。这样, 员工的长期利益与组织的长期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 他们会更加有动力与其他人合作, 提供帮助, 有效利用组织的资源, 为组织的长期发展出谋划策。由此, 我们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1:群体公民行为在组织中心的雇佣关系中是最高的, 在工作中心和过度投资的雇佣关系中较低, 而在投资不足的雇佣关系中最低。
2、雇佣关系与群体效能感
既提供大量培训, 又期望员工高贡献度的组织中心的雇佣关系中, 员工可以获得大量专业知识和特殊技能的培训, 增强群体效能感。同时组织为他们设定了高目标, 前人的研究证实了团队目标能提升团队成员对团队工作过程及团队合作的满意度, 因此组织中心型雇佣关系工作组的群体效能感应该是最强的。
而在培训相对很少, 但绩效目标很高的投资不足的雇佣关系下, 工作组员工通常会被高目标激发高绩效水平, 在长期缺乏必要组织支持的情况下, 只能依靠自身克服各种困难, 这就需要很强的自信心和抗挫折能力, 群体效能感会比较高。
在过度投资的雇佣关系下, 员工可以轻松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他们无需承担高难度的任务, 他们没有强烈的动机来接受组织提供的培训, 这种宽松的环境和他们很少能吸收的培训难以建立起他们对所在工作小组的信心, 因此群体效能感会较低。
工作中心的雇佣关系下, 工作组成员只是按部就班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 群体效能感也只是处于较低水平。基于以上分析, 我们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2:群体效能感在组织中心的雇佣关系中是最高的, 在投资不足的雇佣关系中次之, 在以工作为中心和过度投资的雇佣关系中最低。
四、实证分析
本研究期望获得组织对整个工作小组的期望、小组的贡献以及小组的公民行为和群体效能感的数据, 因此我们以同一个岗位层次的工作小组作为样本。我们收到了185份有效问卷, 是由来自50个组 (部门) 的成员填写的, 也就是平均每组3.7人作答。
我们的假设包括1个自变量 (雇佣关系) , 2个因变量 (群体效能感和群体公民行为) 及6个控制变量 (工作组人数、职能专业、公司年限、公司规模、所有制性质、行业) 。首先, 我们将样本随机分成两组, 使用其中一组对所有自变量和因变量分别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 (EFA) , 检验问卷题项的相关性;使用另外一组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CFA) , 检验测量同一因子的各题项的一致性程度。接着, 通过计算50组群体样本数据的评估者间一致性指标来检验样本信度, 剔除各组中不符合条件的群体样本。随后, 我们对样本的自变量 (雇佣关系) 分别进行聚类分析 (Cluster Analysis) 获得四种雇佣关系。最后, 我们通过层次回归, 来比较变量间的相互关系, 验证假设。
样本的回归结果对于假设1、2的验证基本一致, 即部分支持假设1、2。检验结果大部分支持组织中心型雇佣关系即高的期望贡献和高的激励水平对组织的影响是优于其他雇佣关系对组织的影响的。
五、研究意义及未来改进的方向
本研究是在中国情境下基于岗位层次的群体公民行为与群体效能感的研究。我们的研究证实了组织中心的雇佣关系确实比其他雇佣关系能带来更好的群体公民行为和群体效能感, 因此, 对于为应对短期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而减少对员工的发展激励和物质激励的公司来说, 要想保持公司的长久持续发展, 公司应该通过适当的人力资源管理措施以建立组织中心型的雇佣关系。
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 我们使用的是方便抽样法, 这可能会造成数据的代表性不足。我们的样本数量偏少, 题项数与样本的比例刚刚达到因子分析的建议参考水平1:5 (Gorsuch, 1993) 。另外, 我们的调查问卷使用的是经过翻译的西方成熟量表, 可能与中国的真实情况有所差异。我们的研究支持了组织中心型雇佣关系是“最优”雇佣关系这一说法, 但是公司长期应该采取哪些人力资源战略, 在短期该运用哪些具体的人力资源措施以实现这种“最优”雇佣关系, 我们并未涉及, 这些留待以后的研究去探索。
参考文献
[1]、Bandura A.Self-efficacy:The ex-ercise of control.New York:Freeman and Company, 1997
[2]、Fehr, E., Goette, L.&Zehnder C.2008.A Behavioral Account of the Labor Market:The Role of Fairness Concerns.Working Paper No.394, University of Zurich.
[3]、Organ, D.W.&Hammer, W.C., Organizational Behavior[M].Plano, TX:Business Publications, 1982
[4]、Prussia G E, Kinicki A J.A mo-tivational investigation of group effec-tiveness using social-cognitive theory.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96, 81 (2) :187～198
[5]、Wang, D.X., Tsui, A.S., Zhang, Y.C., &Ma, L.2003.Employment relationships and firm performance:Evidence from an emerging economy.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4:511-535.
[6]、李锐, 凌文辁.工业与组织心理学中的集体效能感[J].心理科学进展, 2006, 14 (6)
群体关系 篇2
群体的凝聚力与生产效率的关系会影响企业的正常运作。
先说说凝聚力，什么是凝聚力呢？凝聚力是指群体成员之间为实现群体活动目标而实施团结协作的 程度，所谓群体是指人的集合，包括家庭、朋友、单位、集体、阶级、民族、国家等等。
凝聚力外在表现于人们的个体动机行为对群体目标任务所具有的信赖性、依从性乃至服从性上。世界上除某些科学发明，文学创作和书本学习等少数事情外大多数事情不是说依靠个体或少数人力量就能做的，所以也就需要凝聚力。群体的凝聚力是个性心理特征中的统一相应 的整体配合效能、归属心理在意志过程中的“共同责任利益意识”的作用下而形成的一种士气状态。说到士气，我不由得想起一句古语：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军队打仗讲求士气，而企业运行，也要讲求士气，这里的士气就是指凝聚力了。一个企业，好的群体凝聚力会使 企业迈向更好的发展方向。而企业群体凝聚力不够会使公司业绩下滑，严重的话还会倒闭破产，公司的群体凝聚力形成后具有它相对的独立性，自觉性一旦形成也是具有它的相对独立性，它对凝聚力不仅可能是正面的作用，也存在着负面的作用的可能。这表现在：一方面能、责、权、利分配不公正公平缺乏诚信的状况下自觉性过低会影响凝聚力的 健康形成，而另一方面过度的自觉性也会危害凝聚力。就过度自觉性来讲是因为群体成员高度自觉性的形成与建立是与高度的放权相统一的，而高度的放权又可能会形成 各群体成员之间的妄自尊大、自行其是，最终反而会严重影响群体成员凝聚力的形成。同时，群体凝聚力也一样影响着企业的生产效率。群体中权力的集中与下放表现为群体组织中的专权与民 主程度，群体组织中专权与民主就是一个矛盾，这矛盾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专权 就会减弱民主，民主减弱就会使群体成员自觉性降低。象我国秦朝和隋朝两个时期皇 权高度集中，固然是由此条件下创造了长城和京杭大运河两大宏伟工程，却也因此逼 使民众揭竿而起埋
葬了秦隋两大朝代。其次，要保证群体成员自觉性就需要民主放权，而民主放权就又会使群体倾向于失去组织控制。过度使用任何一种方式都会使得企业走向错误的道路。只有两者在企业管理中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才能实现生产效率最大化的效果。这既要要求企业管理者具有高超的管理艺术，同时也要求其下员工具有良好的素质才能使得公司里的群体凝聚力处于一个旺盛的状态。企业的群体凝聚力与生产效率，两者关系密切。因此提高群体凝聚力是首要考虑的问题。
怎样提高提高群体凝聚力？要提高凝聚力就应该了解影响团体凝聚力的因素。首先是外来压力的影响比较明显。通常外来威胁越高、造成的影响越大、压力越大，团队所表现出的凝聚力也会越强。当然如果团队成员感到团队根本没有办法应付外来威胁和压力时，就不愿意再去努力了。其次是团队领导人的风格、类型也影响凝聚力。领导是团队行为的一种导向和核心，采取什么样的领导方式直接影响到凝聚力的高低。另外，团队的规模、人员素质、团队的目标、奖励方式和激励机制通常也会影响凝聚力。不能否认和回避的是各行业都注入了大量的年轻人，也正因为人员年轻，他们充满活力，富有激情，也难免心高气傲，个性张扬，尤其成功后更容易目空一切。但高昂的头总会撞上门框，因为门框比我们想像的要低得多，想找到凝聚团队的大门，就必须首先低下头，学会以和待人，善待周围的人和事。对同事多一分关心，对工作多一分热心！很多人都可能迷惑：个性的独立会对团队产生不良的影响吗？显然不能。在当今社会中，人性的相对独立化越来越明显，每个人都想SHOW一把，独领风骚。但还有相当多的员工想的是我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就可以了，与其他人的沟通和配合是领导们思考的问题。孰不知这正是企业发展的大忌。所以团结协作精神可以说是一个团队、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在竞争中取胜的“秘密武器”！我们每个人做好了自己的工作其实就是为团队做好了一块砖，领导是建筑师，而团结精神就是将砖与砖粘在一块儿的水泥和石灰，正是团结和凝聚力才让一块块砖组合成了摩天大楼。个人的独立创造充分汇集，协同作战，想想看，这将是一种多么伟大的创造力啊！团队不仅强调个人的工作成果，更强调团队的整体业绩。团队所依赖的不仅是集体讨论和决策以及信息共享和标准
强化，它强调通过成员的共同贡献，能够得到实实在在的集体成果，这个集体成果超过成员个人业绩的总和，即团队大于各部分之和。团队的核心是共同奉献。这种共同奉献需要一个成员能够为之信服的目标。只有切实可行而又具有挑战意义的目标，才能激发团队的工作动力和奉献精神，为工作注入无穷无尽的能量。团队的精髓是共同承诺。共同承诺就是共同承担集体责任。没有这一承诺，团队如同一盘散沙。作出这一承诺，团队就会齐心协力，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集体。很多人经常把团队和工作团体混为一谈，其实两者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优秀的工作团体与团队一样，具有能够一起分享信息、观点和创意，共同决策以帮助每个成员能够更好地工作，同时强化个人工作标准的特点。在团队内部，决定其竞争力最重要的并不是战略目标和执行力，而是人力资源的优化和有效利用。这就彰显了“以人为本”的理念是团队竞争力的核心价值所在。要做到真正的以人为本最重要的就是尊重每一个人，尊重他们的才能。尽管企业内部有着不同的分工，但是每一个岗位一定是平等的，只是工作的性质不同，所要负担的责任不同而已。每个人虽然有能力的差距，但是他们都是对自己岗位负责任的员工。我们在总结能够不断取得胜利的军队的时候，很容易发现它们最大的特征就是团结。一个优秀的企业同样如此，强大的凝聚力来自于团结!在一个企业，信任是合作的基础和前提，互信能够提高团队合作。首先，信任让大家把焦点集中在工作而不是其他议题上。一个企业、团队中大家缺乏信任，这时人们的注意力已经不可能放在目标上，而会转移到做人方面：怎样平息个人间的矛盾，怎样做完这个事以后不会得罪其他人？防卫心理增加、小团队利益和个人利益会代替团队利益。其次，互信能够促进沟通和协调。缺乏信任，绩效平平的团队成员在描述问题的时候言辞比较含混，难以理解，而且表现出很强的防卫心理，也不会很明确地告诉你存在的问题。再次，互信能够提升合作的品质。要创造合作气氛必须遵守两项规则：一是要坦诚地分享信息，包括负面信息。二是要鼓励团队成员冒险，允许犯错误，要对错误总结。最后，互信能产生相互支持的功能。相互支持是很多团队成功的关键法宝，这种情形下团队成员会激发出一种平时没有的能量，面对各种障碍的时候也能跨越障碍。在企业内部，某个成员缺席，他的工作没人去完成，企业的其他员工就应当主动承担起他的责任，完成最终的任务。如果团队中有这样一种互相支援的气氛，团队成员就不会感到孤立无援，完成工作任务的可能性也得到了最大的保证。影响企业凝聚力的五大因素：1.企业员工之间的相容性 企业员工的相容性主要表现为企业员工的互补性。如：员工利益一致，关系和谐，互相关心、爱护和帮助，吸引力就大；反之，吸引力就小，甚至相互反感，相互排斥。2.企业活动对员工的吸引力 企业活动的目标、内容、形式、适合员工，吸引力就大；反之，活动不受员工的欢迎，吸引力就会降低，甚至会令员工产生厌倦、反感心理，从而脱离该企业。3.企业对满足员工个人需要的吸引力 企业满足员工个人的各种物质和心理需要，是增强企业吸引力的最重要条件。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要从低级到高级分五层，分别为基本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需要的层次具有很强的发展性。在一般情况下，只有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后，才会产生高层次的需要。假如要让一个薪水很少的人经常参加娱乐活动，一般很难，他往往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多挣钱上，以首先满足自己的基本需要。从这一点上来说，企业的凝聚力与企业成员的５层需要都有关联的。
4、企业规范 企业规范是企业每个成员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是统一员工行为观念的标准体系。企业规范包括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成文的如企业内部各种规章制度，不成文的如约定俗成的企业成员的思想观念等。企业规范是维系企业行为的无形力量。因此，企业规范是形成企业凝聚力的动力，它能够使企业员工明确个人目标，使之与企业目标一致。如果缺乏企业规范或有规不依，则企业的凝聚力就难以形成。
5、企业领导的行为与方式 领导是企业的核心。如果一个企业的领导层内部不团结，势必会影响到企业成员。而一个精诚团结、能广开言路、善于听取各种意见的领导群体会对企业成员起到示范作用，有助于企业成员的内部团结，形成一种良好的企业氛围，进而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提高群体凝聚力的方法：从群体内部的奖励方式和目标结构上来讲，一般个人奖励和集体奖励相结合的方式更有利于增强群体的凝聚力；个人目标和群体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也会更容易增强集体观念和凝聚力。工司每年除了奖励工人个人十佳员工奖，专业能手奖等外，每年
还会评出很多优秀班组集体，这样公司的整体奖励才显得更加的完美。与此同 时当我们把对自己的要求和公司迎接评估连接在一起时，我们才能够更加的严格要求自己，同时为公司的评估付出自己的一份力。从群体资格的严格限制上来讲，一般限制较严格的群体，群体对成员的吸引力 就将更大，而成员之间的彼此合作，尊重更加多，群体的凝聚力整体也将提高。就 拿我们进入大学来说，一般经过艰辛进入大学的，会对自己的大学格外的珍惜、尊重；而如果是由于落榜或者其他进入大学的，直多数会对自己的大学进行很多抱怨。从与其他群体的竞争来看，群体之间经常的竞争，会使群体成员之间更加的团 结，增强群体的凝聚力从而更好的达到群体的目标。比如，现在大多数公司会实行 各部门月绩、年绩评比，对成绩好的部门进行奖励表扬。这使得群体成员会为了群 体荣誉，为了自己的荣誉而更加的努力，彼此间更加的团结合作，共同努力着来提 高群体的业绩，完成群体目标。当我们知道影响群体凝聚力的一些因素时，我们就可以从这些因素中，寻找适 合提高群体凝聚力的方法，从而提高群体的业绩。群体的凝聚力对于群体业绩的提 高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我们应该重视它的作用。
论群体性事件与干群关系的重构 篇3
关键词：干群关系；利益调整；和谐社会；群体性事件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６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８２０７（２０１１）０１－００５０－０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１１－０９
作者简介：李鑫（１９６５—），男，辽宁阜新人，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曹德林（１９７９—）男，辽宁丹东人，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凤城市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辽宁省教育厅“官民矛盾显化期群体性事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９０１０３３。
一、群体性事件与干群矛盾的凸显
在干群关系和谐的社会中，干部与群众是一家人，是主人和公仆的关系，就像鱼和水一样相互依赖，不可分离。干部从群众中选出，干部的第一身份是“公民”，即是公民中的一分子。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自于人民，其党员干部更是人民中的一分子。在干群关系中，党员干部不是群众的“父母官”，恰恰相反，人民群众才是党员干部的“衣食父母”。
然而，理论与现实并非总是一致的。在实际生活中，有的干部虽然嘴上也说自己是人民的公仆，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但在利害面前，为了一己私利，则滥用权力。他们无视群众的利益诉求，动辄暴力相加，严重地侵害了群众的权益，导致群众对政府的极大不满和不信任，使干群关系恶化，冲突加剧，甚至引发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应该说，群体性事件的升级和频发，不是群众的诉求多了，而是一些干部的责任心少了，其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利益不是与绝大多数人民群众、而是与少数投资者利益联系在一起了，这也是干群矛盾的症结所在。一些干部长期生活于官场的“小圈子”，缺乏对群众的基本感情，不作为、乱作为，将干群之间的鱼水关系变成了水火关系，致使干群矛盾突出。正如小平同志指出的：“由于腐败现象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１］（ｐ１００）当前，我国部分地方的干群矛盾主要表现在：一是公然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一些干部改变了人民所赋予的权力的性质，把手中权力“私有化”，把权力的行使过程当成“权”与“权”、“权”与“钱”之间“等价交换”的过程，造成权力腐败，严重地侵犯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直接地损害了干群关系，成为社会秩序不稳定的诱发因素。二是利益表达制度化渠道不畅通，弱势群体的话语权被剥夺。广大弱势群体在形成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常常被边缘化，弱势群体的利益在公共政策中不能得到足够的体现。三是政府的执政绩效水平不高，公共政策未能体现足够的公平性。当前，政府在执政过程中未能确保最大多数人享受最大利益，即实现利益享受的最大化。
干群矛盾激化的直接后果是恶性的、泄愤式的群体性事件的频发。西方国家这类案件往往更多地具有反社会色彩，而我国的群体性事件则更多的是针对政府机关。笔者认为，我国目前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最危险的并不是群体性事件数量的增加，而是性质的改变。从２００８年的瓮安事件、深圳袭警事件和甘肃陇南拆迁事件，到２０１０年的昆明城管与商贩的冲突、城市拆迁中自焚等诸多事件中都有一个奇怪现象，即最后聚集的绝大部分示威者都与案情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不少参与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群众，本身并没有直接的利益诉求。”［２］他们更多的是在自己的生活中遇到过不公正对待，或者是经历了种种不如意，在别人的遭遇中，使自己心底长期积累的愤怒和不满被激活。他们的参与更多是为表达和发泄一种情绪。这类社会矛盾被称为“无直接利益冲突”，“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最大危险性在于较难化解。“直接利益冲突”往往针对性很强，就事论事，比较容易解决，而日积月累起来的不满情绪却很难在短时期内消除。缺乏合理的上诉渠道使不满情绪积聚，政府有关部门处置方式不当，作风粗暴，滥用警力和信息不公开，极易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使干群矛盾进一步激化。这不仅破坏了社会稳定，延误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步伐，且与党的执政理念背道而驰，扭曲了党和政府的惠民政策，损害了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形象。
二、“维权”与“维稳”：干群矛盾的症结点
我国社会健康、有序发展需要稳定是确定无疑的。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３］（ｐ２８４）笔者认为，这种稳定应是动态的、柔性的，而不是某些干部所说的那种绝对的、刚性的稳定。“维稳”者往往打着维持稳定的旗号滥用权力与警力，遇“事”不能从源头上找原因，从自身执政能力上找原因，而是凭主观猜想对事件做出归因、判断，习惯于把民众的这种“不服从”或抗议视为反政府的“敌我矛盾”。“刚性稳定的问题在于没有弹性，缺乏韧性，没有中间的地带。”［４］这将意味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一旦发生断裂，整个社会就有可能陷入不稳定状态。
由于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越来越重，各级政府对稳定重视的程度也越来越高，以至用“零上访”作为基层党组织业绩考核一票否决的先决指标。这种看似高度重视的政治要求，一旦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往往会导致基层政权组织为了不突破“零”指标而不得不煞费苦心地寻求应对之策，甚至不惜采用非法的、违反人权的手段，要么是层层设卡堵截上访人出门，以各种手段将事情压下或捂住；要么是无限地迁就上访者，以小恩小惠求得暂时的太平，“不求事解决，但求不出事”。不惜人力物力求得表面上的稳定，最后问题非但解决不了，矛盾还会日益激化。
其实，公民维权只是他们想在维护自己经济权益的同时向政府争取一些基本的正义和政治权利，如言论表达权、知情权、监督权、平等权和财产权等等，最后能够使公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尊重和有效的保障。与此同时，政府如果想要达到韧性的稳定，应该在“维稳”与“维权”之间做出谁前谁后的重要抉择，以期在二者之间获得平衡的支点。在一定程度上说，先“维权”后“维稳”要比先“维稳”后“维权”付出的代价要小。因为政府管理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获得合法性的认同，“使用少量钱预防，而不是花大量钱治病。”［５］（ｐ２０５）
据统计，目前在我国已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没有一个参与者是以颠覆政府、破坏社会稳定为目的的，广大人民群众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日常不满”的背后恰恰是对政府的信任而不是与政府为敌。各级政府对此应加以珍惜而不应压制，“一个允许冲突表达的社会更加具有弹性，因而更加持续稳定，一个不允许冲突表达的社会只会积累冲突的能量，而冲突一旦表达出来，对原来的社会体制将是毁灭性的”。［６］（ｐ３０２）在此意义上，“维稳”首先要教育干部，使他们能够认识到某些“不稳定”乃是社会发展之常态。正如美国政治家杰弗逊所认为的那样：“在共和政体下，人民‘偶尔发生一次小小的反抗是一件好事’”。反抗既可以保护人民的权利，又可以促使政府克服弊端，“这是为政府的健康所必须的良药”。［７］（ｐ５４）同时还要在制度上约束好那些有权定义何为不稳定者，在法律上真正地赋予民众一些基本权利。从理论上讲，政治冲突的作用并非都是消极的、破坏性的，相反，适度的冲突与不稳定还可以缓解社会压力，缓解社会紧张程度，减轻敌对情绪，减缓社会动荡，起到安全阀的作用，有利于社会的整合。
三、重构干群关系的途径
好的动机与目标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手段才能使动机与效果实现统一，否则只能是“目标热”、“方法盲”。干群关系的重构也是一样，假如将群体性事件比作一场大火，政府扮演的角色不应是简单的“消防队”，而是要求基层干部用真心去对待群众，用真情去抚慰群众，用真诚去面对矛盾，将可能引发大火的“薪柴”润湿，减少或者杜绝“小火星”燃起，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和问题，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样，群体性事件就能防患于未“燃”。而能将这些“薪柴”润湿的最有效方法就是尊重和执行法律，尊重和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增强政府的公信力，提高公民对政府的认同感。这就需要做到：
一是加强依法执政，构建责任政府，实行干部问责制。要增强法律意识，牢固树立依法执政的观念，使广大公务人员进一步提高法律素质，增强法制观念，真正做到懂法、用法、守法、护法。要全面端正执法人员的思想，树立正确的执法观念，坚决纠正那种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权乱法的行为，确保所有执法行为都依据法律来进行。要完善规章制度，切实保障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要按照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的要求，规范公务人员的行为。要实行干部问责制。群体性事件暴露的不仅是干部自身的问题，更有制度问题。权、责、罚不统一，导致部分干部坦然“不作为”或“胡作为”。为了有效抑制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党中央于２００９年７月颁布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当然，群体性事件的出现与扩散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但党政干部没有有效履行职责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通过问责制，增强党员干部的责任心，可以化解一些情绪性矛盾。在《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提出的７种问责情形，有两条与群体性事件有关。一条是“因工作失职，致使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或本单位发生特别重大事故、事件、案件，或者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发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另一条是“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
群体性事件的增多，使维护稳定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问责制的根本意义不是惩罚，而是防患于未然，以此减少权力带来的腐败。虽然问责制只能亡羊补牢，却是制度维稳不可缺少的环节。安徽阜阳市颍州区原副区长曹颖，为帮助开发商逼走屋主，收取贿赂５万元，任由开发商员工打伤屋主，进行野蛮拆迁，被颍上县法院以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１１年，这一案例就是实行干部问责制的典型。
二是建立利益协商机制和维护公民权利的组织。在已经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都存在群众利益表达渠道不畅，政府与民众沟通不到位的问题。为了建立真正的公平、公正的社会体制，让社会各阶层真正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应建立或开放对社会不同群体的权益表达机制，要许可农民、工人和社会其它利益群体形成自己的利益表达组织，例如农会、工会、商会等。只有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参与，才能形成相对均衡的利益分配格局。针对群体性的利益冲突，通过社会维权组织和救助组织，使弱势群体的诉求能够以和平的、体制内的方式得到解决。另外，可以考虑成立由社会各界与事件没有利害关系的人士组成的重大事件独立调查委员会，以满足民众对事件真相的需求。在以往重大公共事件如“躲猫猫”事件、上海“钓鱼”执法等事件中，各界人士组成了独立调查组并对事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些都在实践层面上为今后我国构建独立调查制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三是调整现行的政策，构建社会保障网络，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要从公共政策的公平与正义角度来解决我国社会长期积累的种种问题。通过渐进的改革，在现行体制内寻找改写规则的突破口成了现实的理性选择。要调整社会利益关系，改善民生，构建社会稳定的基础。要从根本上解决群体性事件就要真正关注弱势群体，让大多数人都能够真正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因此，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是发力点。在包括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中，社会保障体系是基石。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必须坚持城乡统筹，让广大农民拥有享受与城镇居民同样的社会保障的权利。同时，必须统筹处理社会各阶层的发展关系，让广大的社会弱势群体享受与强势群体相同的公共就业、公共医疗和受教育的机会。帮助弱势群体解决就业难、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等切身困难，让社会弱势群体享受平等权利而获得发展能力。唯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公平，给民众生存减压，给社会稳定减压。“关注民生是处理突发事件的第一要义。”要“通过调查研究工作，倾听公众心声，反映社情民意。”［８］（ｐ１６２）同时，政府要信息公开，并与民众进行沟通。信息公开是维护政府诚信的前提条件。只有对公众开诚布公、坦诚以待，才能塑造诚信政府的形象。“谎言的传播速度快于真理，因为真理更为复杂，而今天，一个简单的谎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杀伤力。”［９］因此，要通过信息公开，着力构建透明政府、廉洁政府、公共政府、效率政府、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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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于建嵘．当前中国能避免社会大动荡吗？［Ｊ］．领导者，２００９，（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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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秦启文．突发性事件的管理与应对［Ｍ］．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４．
［９］莫蒂默·朱克曼．影像专制［Ｎ］．美国新闻世界报道，２００６－１０－３０．
（责任编辑：王秀艳）
Ｏｎ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ｏｕｐ Ｅｖ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ａｄｒｅ－ｍａｓ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Ｌｉ Ｘｉｎ，Ｃａｏ Ｄｅｌ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ｔ ｉ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ｃａｄｒｅｓ ａｂｕｓｅ ｔｈｅｉｒ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ｕｐｏｎ ｍａｓｓ’ ｒｉｇｈｔ ｔｈａｔ ｃａｄｒｅ－ｍａｓ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ｏｒｓｅｎ．Ｔｈａｔ ｌｅａｄｓ ｐｅｒｎｉｃｉｏｕｓ ｇｒｏｕｐ ｅｖｅｎｔｓ ｈａｐｐｅ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Ｂｕｔ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ｉｏｎｔ ａｔ ｉｓｓｕｅ ｉｓ ｔｈｅ ｒｉｖａｌ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ｄ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ｔｅａｄｙ”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ｄｉｎｇ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ｃａｄｒｅ－ｍａｓ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ｌａｗ，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ｒｅｓｂ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ｔ ｕｐ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ｄｅｆｅｎｄｉｎｇ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ｒｉｇｈｔｓ，ａｄｊｕｓｔ ｎｏｗａｄａｙｓ ｐｏｌｉｃｙ，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ｗｅｂ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ｓｙｓｔｅｍ．
群体关系 篇4
一、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含义和划分
弱势群体, 也叫社会脆弱群体、社会弱者群体。弱势群体根据人的社会地位、生存状况而非生理特征和体能状态来界定, 它在形式上是一个虚拟群体, 是社会中一些生活困难、能力不足或被边缘化、受到社会排斥的散落的人的概称。在200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朱镕基总理就首次提到弱势群体问题, 并指出要对弱势群体给予特殊的就业援助。
强势群体, 是指经济收入较高、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居于主导地位的人群的概称。
如果将今天的强弱势群体归纳起来, 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从社会因素角度来划分, 包括了经济上的、政治上的、文化上的强弱势群体。另一类是从自然生理的角度来划分。
从社会因素角度, 经济上的强势群体是指邓小平指出的先富起来的人。如今的企业家群体, 企业的高级主管, 高级技术人员等, 而经济上的弱势群体指那些物质生活处于贫困状况的人群。包括了农民, 城市下岗、失业人群。政治上的强弱势群体是政治上的影响力的不同而形成的, 政治上强势群体包括政府官员, 执政党群体。而政治弱势群体同样是农民、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强势群体可以有力的影响选举过程、政策决策, 而弱势群体因其掌握的政治资源很少, 虽然人数众多, 但他们很难在社会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他们的政治表达是微弱的。
从自然、生理的角度, 强弱势群体划分是由于人们在体力、智力、年龄差异而形成的, 如青壮年群体和老年群体、健康者群体和残疾、智障者群体。还有因自然地理条件所带来的人们生活劳动状况的不同而形成的强弱群体。如在风调雨顺中劳动、工作的人们和处于自然灾害的求助者等等。
由此也可以看出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强势群体各有不同, 而弱势群体往往是处于高度重叠的状况, 即农民、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往往处于多方面的弱势地位。
二、强弱势群体存在的原因
(1) 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是弱势群体产生的最深刻社会原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建立后, 产业结构重大调整, 严重冲击着计划体制的普通劳动者群体。技术进步使一些文化素质低下的职工被分离, 强化管理, 提高效率又使大批企业在人员中分流, 传统产业部门在市场竞争中倒闭。当时, 我们对改革的代价已有了充分的估计, 并期待在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能重新调整受损的利益群体。
(2) 现行的分配机制所致和不合理的收入、非法收入所致。
首先, 按劳分配原则是我国目前主要分配方式。按劳分配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分配方式, 促进了社会效率的提高。但正如马克思所说, 由于人类在生理、智能、能力上的天然差别, 即使是按劳分配也会导致收入的差异, 按劳分配用形式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按生产要素分配, 即按资本、土地、管理、劳动力价格等生产要素分配, 在收入上也易产生互动性的累积, 形成收入上的“马太效应”
其次, 由于存在侵吞公有财产和偷税漏税、行贿受贿、权钱交易等非法手段牟取利益的腐败行为, 还由于存在着垄断因素, 一些部门或地方凭借行业、部门、商品、服务的垄断, 取得额外收入, 成为导致强弱分化又一原因。
(3) 政治民主化进程中, 政治体制改革还需进一步完善。
在市场化的过程中, 许多国有企业管理者的任用是由当时滞后的干部管理体制决定的, 一些国有企业管理者在职位上, 不但没有恪尽职守, 反而贪污腐化, 不负责任, 使得拥有良好企业资质的国有企业陷入倒闭的境地。还有许多企业倒闭后, 被“内部人”收购, 这些“内部人”在获利后, 没有将企业的资金用于妥善安置下岗人员。许多国有企业职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劳动收入微簿, 在当时他们为国家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而在年纪大了以后被市场化的企业无情的分流出来, 成为弱势群体的一部份, 而导致这一结果出现不完全是市场化的竞争的作用, 而是在我国的企业转制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监管, 改革的过程缺乏民主化、公开化的决策程序, 使利益决策明显倾向于少数的管理者, 企业资金流转成为私人资产, 而大多数的劳动者的利益受损, 这暴露出改革过程中政府管理制度存在着漏洞。
三、强弱势群体之间的关系分析
(1) 强弱势群体之间和内部关系的多层次和相对性。
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从占据的社会结构来看处在社会的两极, 但并非所有社会人群都被划分到这两类截然对立的两类人群中。在社会中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还存在非强非弱的中间层, 即使是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内部也还存在一定的层次, 其特征并非是简单、清一色的强势和弱势, 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内部的多层次性也决定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相对性。即强势群体内部有相对弱势, 弱势群体中有相对强势。
如:强势群体在掌握政治权利、文化知识、社会财富上呈现出不同的多层次的区别, 在强势群体中, 曾出现警察群体自称“弱势群体”的现象, 虽然此提法遭受到许多人的反对, 但这自愿称弱现象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警察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强者地位的相对性。还有一项问卷调查显示, 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的党政干部受访者达45.1%;其“弱势”心态主要来源于以下几方面:一是官场竞争、严厉的问责制度和网络监督面前, 一些官员门工作谨小慎微, 二是虽然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正在逐步推进, 但是在某些地方依然存在论资排辈现象, 甚至“潜规则”盛行, 很多官员因没有背景, 成为官场“弱势群体”;三是公务繁杂, 既要有让上级看得见的政绩, 又要有能让老百姓满意的民心工程, 想要有所作为却困难重重; (2) 这也表明许多官员实际境遇也并非常人认为的那样强势。他们当中也有“相对弱势”存在。
(2) 强弱势群体存在着竞争、激励、互为存在条件等良性互动关系。
从市场经济角度来说:弱势群体产生的原因有不完善不公正的制度因素, 但也不都是不公正机制所带来, 作为中性手段的市场机制, 就会导致强弱的分化。市场遵循看似无情的优胜劣汰的法则。但它也是推动社会整体发展的重要动力, 中国选折走向市场化的道路就是我们认识到市场化的到来会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的效率。
市场价值规律要求商品生产者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 为了免于在竞争中被淘汰, 就必须尽可能跟着采用新技术, 甚至采用比先行者更新的技术。商品生产者在价值规律支配下加剧了分化, 因为没有力量改变技术或缺乏竞争能力就会越来越弱, 越来越穷, 直至破产, 而采用先进的技术的商品生产者, 就会越来越富, 市场竞争奖优罚劣的机制, 迫使商品生产者永不停息的奋进, 使企业必须努力采用先进技术, 降低产品成本, 提高产品质量。因此, 可以看出, 市场的贫富优劣分化既是市场机制产生的客观结果, 也是商品生产者追求发展的动因。相反,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 因为没有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来发展经济, 虽然客观上减弱各类企业之间的贫富分化, 从现象上看它没有使一家企业衰败或破产, 也未出现下岗、待业等城市社会问题, 但这些都是以牺牲社会效率为前提的, 它使各类企业无论其本身是强是弱都因有着“平均主义”“大锅饭”分配机制而捆绑在一起。使社会缺乏被激励和鞭挞等促动因素, 必然导致中国社会经济整体处于弱势地位。因而, 适度的强弱分化取代绝对的平等, 体现了效率优先的原则, 强弱势群体竞争促使中国社会经济整体的“崛起”和“强势”。
从强势群体对整个社会贡献来看:处于强势群体当中的高级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执政党官员大多人通过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的竞争机制走到重要的岗位上的, 他们成为社会的精英群体, 在许多方面成为社会的榜样, 代表着社会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的方向, 对社会起着示范效应。以中国的企业高管来看, 海尔的张瑞敏以他的企业家良好的文化素质, 专业的管理能力, 在企业管理上的不断创新赢得了世界管理界的高度评价。28年来, 海尔集团已由一个亏空147万元的集体小厂, 发展成为2007年全球营业额1180亿元的中国家电第一品牌, 并在全世界获得越来越高的美誉度。2008年3月, 海尔第二次入选英国《金融时报》评选的“中国十大世界级品牌”。张瑞敏和他的团队以持续的创新, 为振兴中国民族工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再以党政官员来看, 大多数的党员领导干部在正确执行国家发展方向的方针政策, 在工作中勤政、廉政, 为推动社会的正常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像王瑛、沈浩等勤政廉政典型人物事迹在党员干部中就是代表。沈浩作为选派干部, 从省财政厅来到小岗村任党委第一书记。他扎根基层, 团结带领村民脱贫致富, 为小岗发展鞠躬尽瘁。2009年11月, 沈浩积劳成疾, 猝逝在工作一线。他的事迹深深打动和震撼了无数的普通百姓。
(3) 强弱势群体之间存在着冲突、排斥等对立关系。
即使是在纯市场化机制作用, 强弱势群体的分化应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 如差别加剧超出人们容忍的度的范围, 就会引发明显的冲突、排斥。另外, 权力资本参与市场从中获利、行政资源市场化, 这些非市场经济因素导致垄断, 与市场精神完全相悖, 也是加剧对立关系的原因。强弱之间表现出的不良关系, 有以下几个方面表现:
(1) .强弱群体经济利益分化成过度趋势, 其结构亦不合理。2000年, 我国的投资率是36.8%, 消费率为61%, 分别比这一时期美国高出13.5个百分点和14.3个百分点。四年后, 这种情形进一步加剧。2004年, 我国投资率达到44.16%, 相应的消费率则下跌到53%。初次分配不公平还体现在, 中国的财产性收入今年来越发增加, 而相应的劳动收入却多年停滞不前。2000年的数据显示, 中国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人口手中的财富仅为全社会总财富的4.72%, 中国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人口则掌握着整个国家的50.24%的财富。而这种分化的趋势还在加剧。
(2) “强势”与“强势”相护, 引发社会冲突加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某些政治强势群体常常偏向于维护经济强势群体的利益, 引发群体性冲突事件的发生。如因农村征地、城市拆迁, 企业兼并重组等导致的干群矛盾、劳资矛盾、城乡矛盾。例如:宜黄事件是发生在《物权法》颁布数年之后, 许多法律保护的私人领域, 阻挡不了推土机。纵观多起拆迁悲剧, 本该保持中立的地方政府, 却一次次在商业拆迁中冲锋陷阵。
(3) “强势”与“黑势”相护, 引发社会不安定。某些政治强势群体违法乱纪、以权谋私、贪赃枉法、受贿敛财, 或庇护走私, 充当黑社会性质保护伞, 损害弱势群体利益而打造“政绩工程”, 诸如此类, 已成为引发社会不安定的导火索。例如:当重庆亿万富翁黎强因被控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聚众扰乱交通秩序、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行贿、非法经营等九宗罪推上被告席时, 原重庆市沙坪坝区交通运输管理所所长肖庆隆、原重庆巴南区公路运输管理所所长蒋洪、原重庆市委市政府信访办来访二处处长姜春艳与黎强等也一同站在法庭上, 因涉嫌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和受贿罪接受法律制裁。 (3)
(4) 强弱势群体地位在变化中发生的转化
强弱势群体的之间按照矛盾的对立转化规律, 向着各自的地位转化。如果双方的地位按照公平的社会规则转化, 会给社会心理的认同带来积极的影响。反之, 如果没有遵循正常有序的转化, 即既得利益群体总是通过用潜规则, 和一切不正当手段保护已有的利益, 获得更多的不合理的利益, 弱势群体的境况又无法通过现有的机制得到改变地位, 就会导致社会强烈的不认同和社会的攻击性心理。转化包括的两种情况如下:
(1) 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常态型转化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使计划经济时代的身份社会向市场经济的契约社会转变, 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弱势群体更多的均等机会, 农民向城市的流动, 下岗职工再就业, 以及他们子女通过高考改变弱势命运都成为可能。人们客观地观察就会发现一些知名企业家原为草根身份, 下岗职工子女或农民子弟因家境的困难反而造就他们克服困难的顽强意志, 在学业上获取了骄人的成果。许多下岗职工在再就业中开拓新领域, 并取得社会认可。
强势群体其社会地位也常发生跌落, 如因违法犯罪、或因失去社会道德、奋发有为的意志, 或因年龄、能力已不能适应社会, 或因市场的风险, 市场经济的带来的契约化的机会均等比计划经济的身份限定, 是制度规则上的进步, 公平竞争的机制使人的地位常发生强弱的转变。
(2) 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非常态型转化
有时强势群体总是滥用权力维护自己的地位。如在违法犯罪后利用权力逃脱法律的惩罚, 对李刚现象的高度关注, 就是因为社会上强势群体当中的一些人总在高位上示强, 常用潜规则、违法手段代替法律的公平规则, 使本应受到法律惩罚的违法犯罪分子逍遥法外, 依旧享受强势群体的优越地位。事实上这些人的强势群体的地位已丧失合法性和合理性, 引起社会大众的强烈抨击, 他们最终会被社会所淘汰。
而在弱势群体问题上, 弱势群体即使处在极限的状态中也少有人问津, 如打工者在极端天气中被冻死, 保洁工人在酷暑中劳作死亡, 他们的生存危机的现状的不断暴露, 能否带来工作条件的改善和社会利益机制的合理调整, 结果往往是不尽人意的。因为弱势群体缺乏资金、权力、能力和关系等资源优势, 仅仅依靠自身的努力难以摆脱劣势地位。于是他们的一部份只能在忍耐中苟延, 另一部分将积蓄的不良的心理能量朝着非常态的方向转化, 如在绝望中求助于超自然力量的帮助, 陷入迷信、邪教的泥潭。如通过贩毒、走私、卖淫等犯罪方式来获得经济来源, 转化为黑恶强势.。更为极端的一种用暴力危害公共安全, 伤害无辜、报复社会。像前期出现在泰兴、广州的杀害幼童事件, 则是这一极端的表现, 还有因企业改制、农村征地而导致规模较大的静坐、上访等群体性事件, 则会对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产生直接的危害。
(5) 强弱势群体之间的矛盾关系是非对抗性矛盾关系。
笔者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 强弱势群体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的对抗性矛盾, 在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不断调控下, 强弱群体内部和之间会发生新的、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的变化他们之间虽然存在差异、排斥、对立, 但这些矛盾是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自身来调节的。2002年3月, 朱镕基总理在九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使用了“弱势群体”这个词, 说明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弱势群体问题。《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在总体要求提到:“着力健全改善民生的保障机制;把提高经济效益与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 着力形成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体制机制” (4)
随着中央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措施的不断贯彻, 强弱势群体之间一定能形成互相促进的、统一和谐的关系。从而形成和谐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
四、如何正确处理强弱势群体关系,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调节收入分配制度,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强化税收调节功能, 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 个人所得税应重点调节高收入者, 并开征物业税、遗产税和赠予税。改革分配制度理顺分配关系。应保护合法收入, 鼓励勤劳致富, 保护投资者高层收入, 取缔非法收入, 严惩贪污、受贿、生产经营假冒伪劣产品等犯罪行为。
对国有控股企业的职工, 应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对大中型的高级管理人员建立规范的管理制度, 同类型企业差距适度, 对垄断性行业的收入水平应适当控制和调整工资与效益挂钩的比例。对非公有制职工的收入应确保各地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得到执行, 继续完善各地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制度, 定期向社会公布职业的工资价格。继续采取各种措施增加农民收入, 加快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步伐, 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别。
(2) 不断完善政治体制改革, 使弱势群体能够影响决策过程。
弱势群体对改革的存有的一些批评的言辞和看法应该予以宽容, 不应把他们的批评看作异己力量加以防范, 如果我们连批评都不能容纳, 弱势群体只能用最后的群体性事件来表示“发言权”, 这是基层政府行政能力下降的表现。要充分尊重和保障弱势群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 保障弱势群体的参与权利, 尤其是保障其参与与其有关的各项决策的权利, 使其能够表达和维护自身的权益。从目前完善政治体制的角度来看:只有改革完善决策机制才能使政策反映弱势群体利益, 只有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才能使政府管理体制公正透明、廉洁高效, 避免在国有企业管理干部任用中的不合理现象, 把政府职能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上来, 只有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才能增强弱势群体在干部任免中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只有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的权利运行机制, 才能加强弱势群体在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从而维护社会总体稳定, 完成改革发展的历史任务。
(3) 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
除了强调对弱势群体的经济地位提升外, 强势群体应对弱势群体以平等人格相待, 弱势群体的处境决定了他们的思想倾向和特点。强势群体总把他们放在对立的地位上批评他们, 是不妥当的。人的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 它客观存在的现实根据。虽然弱势群体的弱点的形成有其自身原因, 但是他们自身存在的种种不足一定程度上也是有历史成因, 不应由他们个人完全来承担这种改革的成本。强势群体应弘扬他们的坚韧、质朴、勤劳善良的美德, 帮助他们摒弃不良的陋习, 提高文明素质, 以赢得与社会良性的互动, 以此提升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 央视对旭日阳刚、西单女孩的启用可以看作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体现, 对此炮轰的人大代表则是没有看透这层意义。强势群体应意识到自身有更强的社会导向效应, 应加强自律, 做社会文明的表率, 这样才有利于避免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排斥, 有利于社会不同群体关系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6年版第264页
[2]《调查称近五成党政干部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2010-12-05来源:西安晚报
[3]《重庆黎强涉黑案:三名官员被指充当“保护伞”》2009年10月26日来源:中国新闻网
群体关系 篇5
摘要：在政府决策视域下，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在于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参与不足，使相关利益群体诉求得不到有效解决或者利益受损，引发公众采用非理性的方式对政策进行抵制，引发群体性事件。为此，就要革新政府决策习惯，正确处理公众参与价值层面和操作层面的矛盾，构建有效的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途径，化解矛盾、缓解冲突，以避免或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 政府决策 公众参与
中图分类号：D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8）07-0235-02
一、政府决策视域下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分析――公众参与不足――以厦门“集体散步”等事件为例
政府决策过程中，公众参与不足是造成许多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众多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现实轨迹就是有力的明证。
厦门“集体散步”事件。2004年，厦门逾投资百亿建设PX化工项目，但距离市区过近，并有污染泄漏爆炸的危险。2007年3月，105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上书建议项目迁址，后经媒体报道后，进入公众视野，引发厦门市民“集体散步”抗议，最终项目迁址。厦门PX项目本是按照法定程序审批通过的合法项目，为何会引发“集体散步”？关键原因之一就是公众参与的缺失。从2004年2月项目通过国务院审批开始，到2007年3月政协委员提出议案之前，一直被隔离于公众视野之外。项目环评过程中几乎没有正式的信息公开，前期决策过程中没有引入相应的公众参与程序，如果不是政协委员的提案，不是媒体的关注曝光，PX项目或许到今天还是一个公众未知晓的事件。也正是前期公众参与的缺失，使得公众一旦通过某种途径获知并理解相关决策事项对自身权益的利害，公共行政的危机将立即显现，“集体散步”事件的发生即是明证。[1]
再比如，江苏邳州征地事件。2009年12月，徐州海天石化公司欲征河湾村耕地进行扩建，受到村民强烈阻止。2010年1月7日当地两名镇政府领导与村干部连同100余名社会人员到现场进行强行勘探，与村民发生暴力冲突，造成村民一亡三伤。事后调查表明，当地镇政府并没有严格按照要求制定与海天石化公司合作的公共政策，土地征收过程中信息完全封锁，民众没有参与进来，在自身利益受到侵犯时，村民进行抵制从而引发了群体性事件。2011年3月份的南京梧桐树事件，也是由于南京市政府在“移植梧桐树”的过程中缺乏民意征集而诱发的，突然间莫名消失的梧桐树，触及了对梧桐树怀有深厚情感的南京市民的敏感点，点燃了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
在厦门“集体散步”事件、江苏邳州征地事件和南京梧桐树事件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政府决策过程中，由于缺乏民众参与，民意表达缺失，引发公众不满，最终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2][7][8]
二、政府决策过程中公众参与在预防群体性事件中的价值
政府决策过程中引进公众参与，有利于增加决策的可接受性，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增强决策的合法性，避免或减少与公众的冲突，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3][10][11][12]
（一）公众参与政府决策可以增加决策的可接受性
公众参与决策过程，改变了以往政府部门单方面命令、强制，公众被动接受、服从的决策模式，促使政府决策向平等、协商、对话、沟通的模式转变。公众在政府引导下，面对面地就分歧问题进行商谈，求同存异，相互求得谅解，形成共同意志，使政府决策成为得到公众认同的规范化产物，从而减少执行阻力，降低执行难度。即使最终决策没有满足或没有完全满足公众诉求，也会因为决策程序的公正而增强公众对决策的认同感，提高决策的可接受程度。因为，“如果人们被允许参与决定，他们就会觉得得到了比较公正的对待。”[4][6]
（二）公众参与政府决策可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公众（包括专家）参与可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其一，公众参与有助于决策者发现问题，获取信息。[5]公众参与政府决策过程中，公众诉求、公众心声的表达，决策者对公众意见的广泛征询，不仅有助于决策者有效地发现问题，准确地界定决策目标，而且能够获取比较全面、有效、真实的决策信息，据此作出的决策方案更切合实际。同时，公众参与政府决策，也是对政府决策的有效监督，能够促使政府决策充分考虑各方利益诉求，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其二，公众参与决策，可以集思广益，促进决策方案的优化。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人民群众处在实践的第一线，对事物，对情况有着最细致、最透彻和最深刻的理解，决策者从中吸取营养，制定出的规划决策最联系实际，最符合事物发展规律，最科学有效。其三，专家的专业知识，对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不言而喻。从我国近几年高度重视智库建设可见一斑，放眼国际也莫不如此。
（三）公众参与政府决策可以增强决策的合法性
决策合法性是决策获得公众认同的基础。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过程，是民意表达的过程，它既保证了政府决策的公共性，更赋予政府决策以合法性。“根据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与宪政原则，只要是影响公民权利义务分配的，就应征得公民的同意。公众参与政府决策便是公民实现利益诉求表达的有效方式，也可以实现民意对政府决策活动的渗透，从而对政府决策进行合法性赋予。”[9]
三、政府决策过程中制约公众参与的因素
（一）主观方面，政府部门的决策习惯和矛盾心理
（1）封闭决策的习惯。受传统“官本位”思想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政府一直将公众视为政府决策的客体，理所当然地认为公众只能被动接受和服从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同时，由于长期以来干部选拔任用考核以GDP为导向，出于政绩考虑，很多地方政府着力于政绩工程和项目的兴建，只唯上不唯下，使得政府部门漠视公众对政府决策的参与。厦门“集体散步”事件、江苏邳州征地事件就是在这种错误观念的指导之下上马的。
群体关系 篇6
通常以1927年为界，将鲁迅的思想和创作分为前后两期。促使鲁迅思想转变的是1925-1927年他所遭受的不幸：政府通缉，文人倾轧，在北京的处境也直转急下，不得已离京南下。但是在南方也是屡遭不顺：学生的背叛和同事的排挤促使鲁迅对自己以往的行为和与两者间的关系进行反思。在和许广平的信中，他曾多次抒写痛苦的心境。
但是尽管这一思想在《两地书》中表达的十分明确，却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对《两地书》的研究，多集中在鲁迅的社会思想等外在视角上。对于鲁迅内在心态和思想的变化，关注得很少。本文从他与学生和“现代评论派”文人的两种关系中，探究他对于个体和群体关系的认识。
一、英雄和庸众
1925年，鲁迅因为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中公开表明支持学生，遭到章士钊、陈西滢等人的攻击，在北京的处境急剧恶化。次年受时任厦门大学国学系主任的林语堂的邀请，鲁迅离开北京，南下厦门。在这期间同许广平的信中，曾多次提到自己“绥惠略夫”般悲凉的处境。
“我在静夜中，回忆先前的经历，觉得现在的社会，大抵是可利用时则竭力利用，可打击时则竭力打击，只要对他有利。我在北京这么忙，来客不绝，但一受段祺瑞、章士钊们的压迫，有些人就立刻来索还原稿，不要我选定作序了。其甚者还要乘机下石，连我请他吃过饭也是罪状了，这是我在运动他；请他喝过好茶也是罪状了，这是我奢侈的证据。”
鲁迅在北京时创办《莽原》等刊物，提携、帮助了一大批有理想有抱负的文学青年。但是时过境迁，如今为暂时躲避迫害而移居南方荒岛，很多青年即刻割席，不但极力撇清自己和鲁迅的关系，还落井下石，以交往期间鲁迅的种种表现作为逆反的证据，向当局示好，甚至还公开批判鲁迅。
这些青年中，尤以高长虹为首。高长虹早前以创办的月刊《狂飙》得到鲁迅的赏识，与鲁迅、韦素园等人合办《莽原》，并作为主力发表了大量作品。然而因为自己以为鲁迅横刀夺爱而心生怨恨，在北京时畏于鲁迅的威严不敢提及，在他离开后才骂的鲁迅一个莫名其妙。“于是遂带其纸糊的‘思想界的权威者’之假冠，而入身心交病之状态矣。”尽管如此，高长虹在八月份《新女性》的广告中还说自己“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合办《莽原》”来提高自己的身份。如此卑鄙低贱的做法，连对青年一直忍让的鲁迅都难以忍受：“一面自己加我‘假冠’以欺人，一面又因别人所加之‘假冠’而骂我，真是轻薄卑劣，不成人样”。
鲁迅曾称自己是“好事之徒”，多少有点自嘲的意味。他关怀、帮助文学青年，本是责任范围外的事情，于他本身并无一点益处，甚至还要担受风险。但是自己一旦落魄或稍稍触动他们的利益，青年们就纷纷倒戈，露出狰狞的、鄙陋的面目，完全忘却往日的恩情。此刻看来，他先前种种的牺牲和退让，竟然都成了软弱的象征。自己的苦心操劳别人不知也就算了，连学生都不领情。你说他们忘恩负义，恐怕学生们都会辩解，因为他们丝毫不觉得鲁迅的痛苦是因他们造成。这是何等悲哀！
鲁迅的悲愤是典型的英雄的悲愤。这悲愤的根源在于“英雄”自觉地给予和群众不自觉地接受之间的矛盾。“英雄”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一己之私。但是在牺牲自己、成全他人的同时，受帮助的群众并未表达任何的感激。他们认为自己的所得在“英雄”的责任范围之内，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当“英雄”无法再满足群众的欲望或者显示出某种弱势时，群众们便改变了示好（并非来于感恩，而是欲望得到满足后的愉悦）的态度，转而“以众虐独”，对英雄采取蔑视和攻击——这也就是鲁迅的“散昨”论。
让鲁迅形成这种理论的导火索，是北京大学在反对讲义收费的学潮中开除了一名学生冯省三，而学生胜利后并没有一人为冯祝福。“即小见大，我于是竟悟出一件长久不解的事来，就是，三贝子花园里面，有谋刺良弼和袁世凯而死的四烈士坟，其中三块墓碑，何以直到民国十一年还没有人去刻一个字。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昨’这一件事了。”英雄担当了生前事，却未赢得身后一丝一毫的感激。就像《药》中的夏瑜——革命者的下场就是被群众围观砍头，他的血也成了治疗痨病的良方。对于他的死，群众没有任何的同情，反而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他们并没有发觉夏瑜的奋斗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所做的，只是在茶余饭后笑谈几句而已。而这帮学生，又何尝不像华老栓和他店中的那群茶客？
“我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而现在呢，人们笑我瘦弱了，连饮过我的血的人，也来嘲笑我瘦弱了。”
认识到自己非救赎者而是工具，是鲁迅及其所代表的“英雄”所要面对的最沉重的现实。鲁迅曾多次表示再也不管闲事，“关门大吉，自己看书，吸烟，睡觉。”但是鲁迅终究是为人的，他自己也在信中说“能帮也还是帮，不过最好是量力，不要拼命就是了。”可见他在不断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怀疑之后，他一直坚持的“自我”观念开始转变，不再是绥惠略夫的“个人无治主义”，而是更加直面现实、珍视生命。他反抗之前无谓的牺牲和“幼者本位”，在后来的一封信中终于决计不再一味迎合群众，大声疾呼：“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
对于“英雄”和庸众的对立关系的认识，是鲁迅告别舍弃自我、全然听受他人安排的生活方式的开始。抛弃了对自己生活和地位的种种顾虑，使得鲁迅更加坚定地走上了为民族而战斗的道路。
二、过客和联盟
鲁迅南下厦门的原因之一，是与陈西滢等人的论战。陈西滢对鲁迅在女师大风潮中的表现颇有微词，由此展开了与鲁迅长达一年的论战。其间徐志摩曾出面要求双方“带住”。而鲁迅仍不肯罢休，写下《我还不能“带住”》，指责对方串戏。论战的激烈程度，由此可见一般。
虽然南下厦门，但他依然为“现代评论派”所扰。曾公开表示佩服胡适、陈西滢的顾颉刚，不仅自己在厦大落脚，还推荐其他同道中人；被荐者来了之后，又推荐其他熟人，“日日夜夜布置安插私人”，大有安营扎寨之势。他们对鲁迅自然也是严密盯防。
“我看这是确的，这学校，就如一部《三国志演义》，你抢我剑，好看煞人。北京的学界在都市中挤轧，这里是小岛上挤轧，地点虽异，挤轧则同。”
不论怎样的出走，到最后结局都是一样。鲁迅对此应当是十分了解的。从绍兴到南京，从南京到北京，再从北京到厦门，不管在哪，鲁迅都难以找到归属感。他一直是游离在主流之外的孤独者。究其原因，是因为鲁迅对于世情和自我都有着太过清醒和透彻的把握。他对于集结起任何一个群体的价值观或信仰都存在着深深的怀疑和批判。以“现代评论派”为例，他们坚持的自由和民主，在鲁迅看来，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把戏。他们“言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同西方之术弗行”。自己已经不自觉地奴役于外人，丧失了“自由地思想”的能力，还口口声声提倡自由。对于他们所持的“好政府主义”、民主主义的政见，鲁迅更认为不过是拿在西方听来的新鲜话语欺骗众多懵懂的国民，以建立自己的权威的工具。“稍稍耳新学之语”便“横取而施之中国”，对于西学能否适合中国本身的文化土壤，他们丝毫没有思虑和实践。而面对在现代社会下苦苦挣扎的同胞，他们没有丝毫同情和忏悔，而是大加嘲笑、肆意践踏。
任何一个群体的形成，需要的都是这种存在弱点而不自知的个体——从某种角度而言，也可以说是具备无赖特性的个体。而鲁迅显然不是。他固然也存在弱点，但是他能够深刻、冷峻地批判自己、否定自己。他洞悉一切，包括自己。在清楚的认识到任何事物——包括自己的弱点后，“相信”就变得困难了。他在《野草》中就曾经说过：“呜呼呜呼，我不乐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犀利的眼光和悖论式的思维方式使得他无法苟同任何一种价值观，因而也就没有同伙。他在当时文化界的处境，也就可以理解了。
鲁迅本来打算在厦大执教两年，但是因为无法适应此地恶劣的生存环境，只一年半便匆匆辞去，转而去了中山大学。最令他反感的，是“现代派”的学者们浅薄鄙陋的面目。一次孙伏园出行。此间朱山根引荐人到国学院未成，恰巧伏园在普陀寺的佛学院有每月五十元的讲学，就借口伏园假期已满（实际未满）而不来，似是另就别处，便把人安排在了普陀寺。还派人到鲁迅那里探伏园的风声。
“你看‘现代’派下的小卒就这样阴鸷，无孔不入，真是可怕可厌。不过我想这实在难对付，譬如我要和此辈周旋，就必须将别的事情放下，另用一番心机，本业抛荒，所得的成绩就有限了。‘现代’派的学者之无不浅薄，即因为分心于此等下流事情之故也。”
既然称之为联盟，那么身在其中的个体，就必然要丧失一部分自由的权利为集体服务，譬如现代派的学者“分心于此等下流事情”。或许其中有人觉察出这样的事情下流、无用，但基于对集体的责任和周围人盯视的压力不得不做。这就是身在联盟的悲哀——除了“以众虐独”的快感，再无其他好处。甚至被琐事耽误，本业也要抛荒，失去了自身的价值。无可利用之处，再想利用集体，怕也难了。我认为这也是鲁迅坚持自我的原因之一：放弃自我，“泯于大群”，或许可以暂时地寻求群体的庇护，但是长远看来，却丧失了探索更高价值的动力和可能。这对于认识到自身背负“中间物”的使命的鲁迅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在《过客》中，过客和老翁有这样一段对话：
客——但是，那前面的声音叫我走。
翁——我知道。
客——你知道？你知道那声音吗？
翁——是的。他似乎曾经也叫过我。
客——那也就是现在叫我的声音么？
翁——那我可不知道。他也就是叫过几声，我不理他，他也就不叫了，我也记不清楚了。
客——唉唉，不理他……（沉思，忽然吃惊，倾听着）不行！我还是走得好，我息不下。
前方的坟墓时常会传来召唤的声音。但是大多数人，都像老翁一样，充耳不闻。或者起初有些前进的动力，但是久而久之，自己也就作罢了。只有像过客这样少数的灵魂迥异之人，才能追随希望的召唤，摧毁庸伪的世界，去探寻更高的价值。鲁迅无疑是后者。而那些“灭裂自我”、随波逐流的学者们，只会在日复一日的常务中，泯灭了文化使命感，沦落于末人世界的洞穴生活。
正是因为泯于群是如此可怕，所以鲁迅不会屈从于任何的联盟和群体。1927年鲁迅返回北京，有人劝他留在燕京大学任教，他断然拒绝。
“这些天有一个人对我说：燕大是有钱而请不到好教员，你可以来此教书了。我即答以我奔波了几年，已经心粗气浮，不能教书了。我想，这些好地方，还是请他们绅士们去占有罢，咱们还是漂流几时的好。”
他的“过客”生活，虽然也有无奈的因素，但是同样也是鲁迅自己的选择。他的任务是向更高处漫溯，而不是与价值鄙下者同谋。正是因为他对个体与群体关系的清醒认识和深刻批判，他才能始终保持自己的斗士精神，用自己无可损伤的脚踵，踏出了一条通向光明和希望的道路。
[1]鲁迅.鲁迅全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汪卫东.鲁迅前期文本中的“个人”观念[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4]郜元宝.鲁迅六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决策群体构成与决策绩效的关系 篇7
尽管理论上群体决策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严密体系[1], 但是, 近几年关于群体决策的研究兴趣在显著地增加[2]。在实践中, 群体决策有其优势, Brodbeck等 (2007) 指出, 群体决策中的参与提高了方案的认同度和执行的承诺度; 此外, 群体可以整合不同的知识和经验, 而作出高质量的决策[3]。
群体决策研究有两个变化趋势, 一是“权变”的趋势, 即不是简单地、笼统地研究群体决策是否优于个体决策, 而是仔细地、具体地探索在什么情境下群体决策优于个体决策, 什么情况群体决策下不如个体决策, 探索各种具体情景下, 影响群体决策质量的关键因素[4]; 二是研究“范式”的转变, Moreno-Jimenez等 (2008) 认为群体决策研究的主导“范式”已从聚焦于个人偏好, 向聚焦于信息转化[5], 即信息交换与利用的程度, 决定群体决策的质量。Stasser (1985) 从群体成员中的共享信息与独占信息的角度 (shared versus unshared information) 研究了信息交换与决策质量的关系, 提出了信息取样模型 (Information Sampling Model) [6]。
在“权变理论”与“信息”分享与加工的框架下, 人们探索了群体的人口统计变量与心理变量[7]对群体决策绩效的影响, 以及不同沟通方式对群体决策信息利用的影响[8]。但是, 探索“群体的形成”或“群体的结构”对群体决策绩效影响的研究尚不多见, 探讨其交互效应的更是少见。
根据Kocher (2007) 的研究, 群体决策的结果与群体决策过程以及决策任务性质密切相关[9]。因此, 本文试图在“权变理论”的框架下, 探索不确定性决策的有效决策方式。具体地, 探索“自变量”——群体的形成方式和群体结构, 对“因变量”——群体决策绩效的影响, 用“信息取样模型”分析其作用机理。
选择“不确定性决策任务” 的原因在于它与创业的不确定性特征相匹配;选择“群体形成”这个自变量, 模拟创业团队的自愿形成与非自愿形成特征;而用“有无领导”模拟创业团队中的“股权结构”中是否有大股东。当然, 从信息交换的角度看, 这两个自变量会影响成员对决策过程的责任心, 从而影响信息加工的数量与质量, 最终影响决策绩效。我们期望通过本文研究得到对提高创业绩效有指导意义的结论。
2 研究假设
Cook和Kernaghan的研究表明, 群体会比个人做出更优的决策[10]。就准确性而言, 由于群体中不同的个体有不同的知识与经验, 群体提供了更全面、更完整的信息, 并且, 群体至少增加了懂得如何解答问题的人出现的可能性[11], 因此, 群体决策可能更准确。但是, Kocher (2007) 的研究表明, 群体决策并不一定优于个体决策, 在不同任务情境下, 结论并不一致[12]。也就是说, 群体决策的优越性是有边界条件的。针对不确定性决策, 群体如能分享各成员的独占信息, 则可降低不确定性, 从而提高决策绩效, 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 在不确定性决策中, 群体决策绩效高于个人决策绩效。
Karmel Barbara研究了群体成员的态度对群体决策绩效影响, 发现了与常识相悖的结论:由不喜欢群体决策, 而相信个人做事的个体构成的群体, 其群体决策绩效高于喜欢群体决策的个体构成的群体[13]。对这种与常识相悖的现象解释是:任务导向超越了态度的负面影响, 即任务的本质与形成群体的目的决定了群体决策的绩效, 愿不愿意参与群体的影响处于次要地位。对于不确定性决策任务, 自愿构成的群体与随机构成的群体对群体决策的绩效否有显著性影响?有待进一步检验。在经济学上, 自愿参与意味着期望收益大于成本, 因激励相容, 参与者会积极参与并认真作出决策。自愿组合的群体, 更愿意交换信息和深入系统地处理信息, 从而降低不确定性、提高决策的绩效。这样我们提出:
假设2a 在不确定性决策中, 自愿组建的群体决策绩效高于随机组合小组的决策绩效。
关于领导对绩效的影响, 早已不是简单地探索有无领导对绩效的影响, 而是探索什么情况下, 什么样的领导形式更有效[14]。Karmel Barbara对群体决策中有领导与没有领导对群体决策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对比实验, 发现是否有领导对群体决策绩效没有显著性影响。对此, Karmel Barbara解释为美国的文化是独立意识强, 不认同被领导者领导, 不愿被认为是追随者。Hofstede的研究发现美国的“权力距离” (Power distance) 小, 而中国的“权力距离”大——对权力分配不平等的接纳与认可程度大[15], 即对领导的默认程度高。因此, 我们推断:中国背景下, 对于不确定性决策, 群体中有领导, 则责任明确, 领导者有动机组织好决策过程, 充分听取各方意见, 认真作出决策。反之, 没有领导, 将导致决策效率低、责任不清且激励不相容, 难以得到好的决策效果。因此我们提出:
假设2b 在不确定性决策中, 有领导的群体决策绩效高于无领导的群体决策绩效。
由于群体的自愿形成和有领导两个因素都会提高对决策过程的责任心, Scholten等 (2007) 认为对决策过程的负责, 有利于信息的交换和深度挖掘、有利于降低不确定性、有利于提高决策的质量[16]。四种群体决策模式的决策绩效会有显著性差异。因此, 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c 在不确定性决策中, 四种决策模式的决策绩效存在显著差异。
假设2d 在不确定性决策中, 自愿形成且有领导的群体决策模式的决策绩效高于其他三种群体决策模式的决策绩效。
Shaw早就认为, 群体决策中的互动提供了纠错功能, 互动促使群体中的个体认真投入和思考[17]。不少学者认为互动的数量与质量越高, 群体成员对决策过程的满意度和对决策结果的认同度就越高。最近Charness等 (2007) 的研究表明[18], 互动能改善决策过程和决策绩效。因此, 我们可以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 在不确定性决策中, 群体对决策过程的满意度, 对决策结果的认同度等主观绩效与决策的客观绩效正相关。
总结以上假设, 本文的概念模型描述如图1所示。
3 研究方法
3.1 实验设计
本文采用2×2因子设计, 两个因子均为组间设计。共有193位研究生参加实验, 被试分为4组:自愿形成的组为A组, 随机形成的组为B组, 将A、B两组各分一半, A1、B1中每组有一位领导负责, 最后方案由领导决定; A2、B2中每一位成员都有一票否决权, 最后方案由集体决定。A1、A2、B1、B2分别有10个小组。实验分组列于表1。
3.2 实验任务
本文选择从2000多个真实事件中提炼出来的“沙漠求生”案例作为实验任务。该案例的不确定性持点与创业活动的特征一致, 一方面, 被试不知道许多与决策密切相关的信息, 如等待获救的概率; 另一方面, 被试难以知道15种物品与求生相关的功能。
具体任务如下, 假设被试所乘坐的飞机失事, 迫降于美国西南的大沙漠内, 生存者正好是所在小组的人员。在飞机着火前已经从里面抢救出了15件物品。现在的任务是根据其重要性对物品进行排序, “1”表示最重要, “15”表示最不重要。首先, 每个人独立地对物品的重要性进行排序, 然后进行小组排序。一旦进行小组排序, 个人排序不允许改变。在进行小组讨论后, 有领导的小组, 最后排序由领导决定, 没有领导的小组, 最后排序由小组集体决定。
3.3 变量测量
决策绩效包括客观绩效与主观绩效。“客观绩效”包括三个指标:①平均个人分——小组内个人对15种物品的排序与专家排序差异的平均分, 它是对个体决策效果的测度;②小组分——讨论后小组集体的排序与专家排序的差异分;③改进——相对于小组内个人排序与专家排序差异的平均分, 集体排序的改善情况, 即②与①的对比。
“主观绩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群体成员对决策过程的满意度, 二是对决策结果的认同度。量表是阅读了相关中外文献自主开发的, 采用利克特7点量表测量。题项的因素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表明各有三个题项分别测度了群体成员对决策过程、决策结果的满意度。
4 研究结果
4.1 群体决策和个人决策结果比较
群体决策和个人决策的决策绩效比较, 本文采用Independent-Samples T Test检验。从表3可以看出, 个人决策为78.67分, 群体决策为77.98分, 两者相差很小。参数检验显示群体决策和个人决策绩效没有显著性差异 (t=.576, p>.05) 。即, 假设1不成立, 群体决策与个体决策没有显著性差异。
注: 分数越低代表决策与专家的差异越小, 绩效越好。
4.2 四种情况下群体决策绩效比较
采用两个指标比较群体决策的绩效差异, 一个是小组与专家的差异分数, 简称“小组分数”; 另一个是小组集体排序相对于个人排序的改进情况, 简称“效果改进”。选用多元方差分析方法, 比较四种情况下群体决策的绩效。
(1) 群体形成方式与决策绩效
从表4可以看出, 不同群体形成方式的“小组分数”和“效果改进”都有显著性差异, p小于0.05, 拒绝零假设。表明群体形成方式对“小组分数”和“效果改进”都有显著性影响。具体何种群体形成方式较优?从表5可以看出, 自愿形成的小组与非自愿形成的小组相比, 不但与专家的差异小 (76.05对80.06) , 而且改进效果要大 (2.27对-1.26) 。
结果是, 自愿形成的群体决策绩效显著地优于非自愿形成的群体决策绩效。
(2) 群体结构与决策绩效
从表4还可以看出, 不同的群体结构对“小组分数”和“效果改进”都有显著性影响, p远小于0.05, 拒绝零假设。即, 在群体中有领导和无领导这两种决策模式下, 决策绩效存在显著性差异。从表5可以看出, 有领导组的“小组分数”均值比无领导组的小 (75.25对80.92) , “效果改进”比无领导组的大 (3.18对-2.25) 。
综合表4和表5的结果可以得出, 有领导小组的群体决策绩效优于无领导小组。
注: **表示p<0.01。
注: 小组分数越小与专家的差异越小, 即决策绩效越好;改进越大, 说明小组决策绩效越好。
(3) 群体形成与结构的交互效应
从表4还可以看出, 群体形成方式与群体结构对“小组分数”和“效果改进”的交互效应的显著性系数p也小于0.05, 拒绝零假设。表明群体形成方式与群体结构的“交互效应”对决策绩效有显著性影响。
从表6可以看出, 自愿有领导小组的决策绩效与其他三小组的有显著性差异, 其“小组分数”差异的p值都小于0.05。而其它三个小组之间的p值均大于0.05, 即无论是“小组分数”, 还是“效果改进”, 其它三组之间的决策绩效没有显著性差异。
从表7可以看出, 自愿有领导的小组的决策绩效最优。不仅其“小组分数”的均值比其他三个小组的低, 而且“效果改进”也比其它三个小组要大。
图2表明交互效应的存在。 自愿形成且有领导小组的排序, 与专家的差异, 显著性地小于其他三个小组, 即“小组分”显著性地低于其它三个小组; 而其他三个小组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在本实验中, 只有在自愿形成且有领导的情况下, 群体决策的绩效才会表现出显著性的优势。
不难看出, 在交互效应存在的情况下, 简单独立地判断单一变量”群体形成方式”或“群体结构”对群体决策绩效的影响, 是没有意义的。
4.3 主观绩效与客观绩效的关系
从表8可以看出, 只有“效果改进”与“小组分数”这两种客观绩效正相关, p<0.01;其它显著性概率p都大于0.05, 所以, 主观绩效的两个效标 (过程的满意度和结果的认同度) 与客观绩效的两个效标 (小组分数和效果改进) 的相关系数与0无异, 即主观决策绩效与客观决策绩效之间并不存在显著性的相关。
注: 括号外的显著性系数是“小组分数”, 括号内的是“效果改进”。**表示p<0.01。
注: 小组分数越小与专家的差异小, 即决策绩效越好;改进越大, 说明决策绩效好。
注: **表示p<0.01。
5 讨论与结论
根据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和实验结果, 进行三个方面的讨论, 期望得到有意义的结论。
5.1 群体决策与个体决策的有效性边界
一般认为群体决策优于个体决策, 本研究发现, 群体决策的绩效与个体决策的绩效没有显著性差异, 表明群体决策的有效是有边界条件的, 不能笼统地断定群体决策优于个体决策。
Stasser和Birchmeier (2003) 认为, 群体决策互动的方式决定了群体决策的绩效。群体决策优于个体决策的条件是:群体信息驱动 (information-driven ) 的互动, 而不是偏好驱动 (preference-driven) 的互动。信息驱动的互动是一种更系统、更努力的信息认知加工过程, 它导致更深入、更精细、基于论点的信息评价, 它不仅要求信息得到充分的交换, 而且有效的信息得到甄选, 最后与其它信息有效地结合起来。不满足以上条件, 群体决策的质量难以提高, 原因分析如下。
第一, 群体互动的模式选择, 导致群体决策质量的高低。在“偏好驱动”的群体互动中, 成员们表明他们的偏好, 通过聚集群体偏好形成决策, 它隐含的逻辑是多数人同意的方案就是正确的方案。反之, “信息驱动”的群体, 以沟通和整合相关信息, 系统地处理信息为特征。“偏好驱动”的群体互动, 决策快而风险大;信息驱动的群体互动, 需更努力、但风险更小、更可能产生高质量的决策。
第二, 即使是信息驱动的群体互动, 当正确的信息没有得到采纳时, 群体决策的质量也不一定高于个体决策。研究表明, 信息交换本身并不能保证决策的正确性, 因为群体决策时, 主要讨论的是共享的信息, 它以牺牲独占信息为代价, 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决策的质量 (Stasser, 1985) 。当个人独享有价值的信息时, 交换信息并不能保证独享信息会引起重视, 更不能保证独享信息会被深入地分析、正确地采纳。只有深入、系统地处理信息, 探究每条信息提出的理由, 才可能挖掘、利用有价值的信息, 从而提高群体决策的质量。
第三, 或许更为重要的是, 群体成员是否认真负责地对待决策过程, 决定了群体决策的质量。研究表明, 成员对决策过程不负责任, 会导致决策质量低下 (Scholten等, 2007) 。
在沙漠求生实验后, 当问及为什么放弃了一票否决权时, 被试者给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 最深刻的理由是:“因为这是模拟实验, 其实排序如何, 并不影响我们的真正的生死存亡, 所以放弃了自己的意见”。
此结论对创业的启示是, 对决策过程负责决定了决策的质量, 因而不能简单断言个体创业优于群体, 或者群体优于个体。决策成员的构成, 一要选择决策结果与其密切相关者, 二要选择对决策过程认真负责者。
5.2 群体的形成与结构对决策绩效的影响
群体的形成方式、结构对群体决策绩效都有显著性影响。
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除了自愿有领导模式以外, 其他三种决策模式并没有显著性差异, 这样假设2c不成立。同时, 由于组队方式与群体结构对决策绩效存在较大的交互效应。因此, 并不能简单的得出自愿组绩效高于非自愿组, 或者有领导组高于无领导组的结论。
群体的形成与群体结构的交互效应, 使单独讨论其中任一自变量与群体决策绩效的关系变得无意义。 需要自愿形成和有领导这两种条件同时存在, 决策绩效才最优。因为对于不确定任务, 存在任务环境多变、信息不充分等特点。因此, 在群体是自愿形成的情况下, 由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权力距离大, 也需要一位领导来负责决策过程, 以达到信息充分交换和深入系统地处理的目的;在有领导的情况下, 仍然需要团队采用自愿形成方式, 才能激励相容, 使群体成员积极参与决策过程, 更好地促进信息的交流与深度挖掘, 提高决策效果。
不难推断:在中国文化背景下, 对于不确定性任务, 如创业, 除了成员要自愿形成外, 创业团队中有一个领导, 一个大股东, 其创业绩效会更好。
5.3 不确定性决策中, 主观绩效并不一定 与客观绩效相一致
实验结果表明, 对决策过程的满意和对决策结果的认同, 并不等于决策绩效的高。
在本实验中, 如果被试没有准确地把握决策的大方向, 即不知道救援的概率, 或者没有关于所需排序物品的具体知识, 即使进行了充分讨论, 成员对决策过程满意、对决策结果认同, 也不会产生好的决策效果。
研究表明, 独占信息的分享提高了群体决策的质量, 因此, 群体成员的异质性 (heterogeneity) 是信息交换的一个调节变量。因为群体成员的异质性高, 意味着独占信息多;群体成员的同质性 (homogeneity) 高, 则意味着独占信息少, 独占信息少则信息交换、分享的边际效用小。本研究中, 被试均为研究生, 同质性高, 因而导致信息分享的增值不显著, 即使对决策过程与结果的满意, 并不一意味着实际的决策质量高。
此结论的启示是, 由知识与经验互补的成员形成的创业团队, 创业成功的可能性会更高。
5.4 研究进展与展望
本文的主要进展如下:①群体决策不一定优于个体决策, 只有群体互动是“信息驱动”时, 才会导致“独占信息”进入认知加工系统, 提高群体决策的绩效。②对于不确定型决策任务, “自愿参与并且有领导的群体”是促使成员交换、深入系统地加工“独占信息”的条件, 只有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 才能提高群体成员的责任心, 促使成员深入系统挖掘、利用“独占信息”, 从而提高决策质量;③间接地发现, 群体的异质性 (heterogeneity) 是群体决策质量提高的调节变量。群体的异质性高, 则信息交换的边际效用大、提高决策质量的增值大;同质性高, 则信息交换的边际效用小、对决策质量提高的增值小, 甚至无增量可言。于泳红等 (2008) 在文献综述中有类似的研究结论——群体的多样性会导致高水平的信息认知加工, 从而提高决策绩效[19]。
要说明的是, 本文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还存在着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地方:首先, 有必要对实际创业者进行研究, 以检验本研究结果的生态效度;此外, 影响“独占信息” 的加工处理深度的因素, 除了群体的“形成和结构”外, 其它因素还有待探索; 最后, 群体异质性的调节变量作用, 还有待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群体关系 篇8
关键词：弱势群体,主流受众,传媒,受众研究
一、论题的提出
在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 与“对谁说”相关的内容都被划归为受众研究的范畴, 在这个研究范畴中, 有关弱势群体的研究, 因为既具有理论探讨意义又具有现实指向性意义, 而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关注弱势群体在大众传媒中的地位、关注弱势群体通过传媒来实现自己话语权的表达、关注弱势群体与主流受众群之间的互动关系等, 不仅对于“对谁说”的研究具有明显的充实作用, 而且对于“谁在说”、“说什么”等其他新闻传播的基本命题具有叩问、启迪与解答作用。
弱势群体作为受众身份时具有明显的弱势受众属性, 而当它作为媒介的被报道对象时又处于被解读的地位。本文选择将弱势群体作为主要探讨对象, 并为了将这一研究对象文本更立体更具化, 同时还引入了与弱势受众对应性和相对性很强的主流受众的概念。文本的研究对象间的结构关系图可以用如下的图示来描述:
二、“弱势群体”概念的界定
弱势群体 (social vulnerable group) , 也叫社会脆弱群体或弱者群体, 主要是一个用来分析现代社会经济利益和社会权利分配不公平、社会结构不协调、不合理的概念 (1) , 是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法学、经济学、心理学、社会政策研究等诸多领域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尽管有关弱势群体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 尽管诸多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者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对弱势群体抱有强烈的兴趣, 但有关弱势群体概念的理解目前仍存在广泛的争议和不确定性。因此, 对于弱势群体的界定必须从相对性与参照性上予以理解并达成意义, 同时也没有必要刻意追求概念上的一致性。
媒介社会中, 在新闻传播的基本权利方面受到不公平待遇或利益被侵害的所有人群都可以被称为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弱势群体, 主要表现是在媒介与社会互动中表达自己利益与权利主张的话语权不充分或得不到应有保障, 在媒介参与中、在话语阵地中缺乏声音或“音量”不足甚至话语立场被消解而被忽视。因此, 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弱势群体概念更偏重于“话语权力弱势群体”。这里同样存在相对性的问题, 相对于高度组织化的传播组织, 分散的受众群是弱势群体;相对于社会的主流阶层, 处于社会权力边缘的人群属于弱势群体;相对于掌握知识权力的阶层, 无教育经历或低教育程度者属于弱势群体。本文倾向于从经济角度和社会价值实现能力的角度来对弱势群体进行界定。
三、弱势群体与传媒间的关系:弱势群体易被弱视
当探讨弱势群体与传媒之间的关系时, 弱势群体是以双重身份出场的:作为传媒“谁-说什么”的对应者时, 弱势群体是受众群体中的组成部分;当弱势群体进入媒介报道的文本领域时, 弱势群体成为被“主流受众群”解读的对象。无论是哪种身份出场, 弱势群体面对传媒时容易成为被弱视的对象。以下从表现与原因两个方面来予以探讨。
1、弱势群体被传媒弱视的表现
首先, 从弱势群体在传媒的受众定位中所处的地位来分析。由于媒介综合竞争的不断升级, 围绕获得更高经济收益和社会效益, 媒介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也必须定位于最能实现这个目的的有效目标市场。以报纸传媒来说, 无论是传统的时政报纸传媒、都市报纸传媒还是新锐的财经媒体, 都在追求着高端的定位。就新兴的财经类报纸而言, 不约而同地把主要的目光投向了具有高社会地位、高消费能力、高话语影响的那些人群, 因为后者更容易成为社会的意见领袖, 至少引领着社会的主流动向。大量的本具有差异属性的媒介盲目定位于高端受众, 很容易产生巨大的外部性问题, 对社会其他成员形成负的外部性, 提高了后者获取信息的难度, 降低了获取社会信息的选择范围, 损害了社会的福利水平 (2) 。众多市场化媒介因为逐利性的驱动 (最直接的是获得作为社会资本拥有者的广告商的支持) 进行高端定位, 使得某些领域内的中低端市场出现空白, 这对中低端受众选择媒介的权利是一种损害 (3) 。作为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 外部性是指行动主体的行为对与此相关的第三者产生的影响。媒介竞争条件下, 媒介通常为获取更大的现实经济利益和无形影响力, 而优先争夺具有较强购买力或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高端受众, 而后者通常是处于主流受众群体范畴的, 这种情况下, 媒介的高端定位对社会弱势群体就产生了被排除在外的“外部性”。因此, 弱势群体是大众传媒的受众群, 但绝不是大众传媒的理想化受众群和主流受众群。
其次, 弱势群体承受着社会传媒资源分配不均衡的状况。传媒资源本应是社会公共资源, 在传媒资源的分配利用上, 社会各阶层应享有完全平等的待遇与机会。然而, 现实状况是传媒资源越来越向只占人口少数的“主流人群”倾斜, 最明显的反映来自报纸栏目版面的设置和电视频道的设置上。以定位农民、农村、农业的各类媒体来看, 我国农民群体从数量分布上是绝对多数的社会成员, 然而目前全国现有的9000余种期刊中, 农业期刊不足两百种;有报纸2000余种, 而以农民群体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报纸仅几十种;同样, 全国各类电视台有上千家, 开办的对农栏目仅占所有栏目中的极少比例。这种现状对于满足社会转型时期和新农村建设时期中农民的实际媒介需求相去甚远。
因此, 暂且不提弱势群体的媒介使用能力和媒介素养, 仅就弱势群体掌握的媒介资源来看, 他们在传媒资源的初次分配中就已经处于劣势的格局之中。涉及弱势群体的利益时, 他们自己的话语主张、立场表达通过传媒来表达, 相比社会主流人群来说显得难得多。
再次, 从弱势群体在传媒中的现实媒介呈现来分析。目前, 弱势群体不是大多数市场化媒体的理想目标受众, 但弱势群体作为一种特殊的被报道资源依然是媒体重要的报道对象。因为关于弱势群体的媒介故事是媒体整体叙事的一部分, 在特定的场合下, 对于弱势群体的书写, 会为媒体构筑起意想不到的社会影响力从而间接实现媒体提升影响力的目的。近年来, 弱势群体报道不仅在数量上越来越多, 而且在报道深度的开掘和广度的拓展上也有了新的突破, 一个屡次被提及的具体案例是已成为传媒报道中标杆性事件的2003年的孙志刚案。
由于独有的优势和特性, 网络媒体在关注弱势群体方面出现许多亮点, 对弱势群体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关注, 成为网民群体最为关注的对象之一。网络媒体因而也被寄予厚望, 成为弱势群体寻求媒介突围的最有效渠道和依托。
尽管有进步也有亮点, 但牵涉弱势群体的新闻报道实务还是有不少有待改进的地方, 或许促成这些改进发生的不是具体的报道手法, 而更重要的是新闻媒介在理念上、意识上的改变, 因为新闻报道实务最终反映的还是报道理念以及背后的传媒价值利益主张。
2、弱势群体被传媒弱视的原因
2.1 传媒自身方面的原因
首先, 在追求经济利益的驱动下, 弱势群体的媒介话语需求得不到重视。媒体作为有营利诉求的市场公民, 不得不考虑其经济效益的提升。在媒体竞争白热化和融资渠道多元化的条件下, 几乎所有的媒介和媒介投资者都把目光对准了社会强势人群和主流人群。弱势群体的信息需求、话语主张得不到充足的满足, 他们的话语权容易受到削弱。商业的介入使有的媒体更多地去迎合受众而不是引导受众。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 许多媒体存在着“嫌贫爱富”的心理, 精英、富豪向来是媒体的最爱, 而弱势群体总是被排斥在外 (4) 。
按照传媒研究专家喻国明教授的观点, 传媒产业的经济本质不是注意力经济而是影响力经济。传媒影响力来源于它所吸聚的受众的社会影响力, 并且“这种对于受众的影响力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进一步地影响社会进程、影响社会决策、影响市场消费和影响人们的社会行为。” (5) 通俗地讲, 对传媒发展具有真正意义的不是有多少人在看, 而是多少有影响力的人在看。
从社会价值角度来讲, 以主流人群为目标受众, 传媒的权威性和社会声誉将得到极大的提升, 进而对社会舆论的形成和发展发挥强大的导向作用, 对社会整合和文化的发展也将产生重要的作用 (6) ;从经济价值角度看, 广告收入是传媒最重要的经济来源, 而广告商看重的不是受众的绝对量, 而是与其商品的相关量。也就是说, 传媒的有效受众接触率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而主流群体具有强大的消费能力, 自然会成为广告商最为理想的目标群体 (7) 。由此可见, 传媒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制于一种无形的经济控制力量的, 这种力量明显偏爱的不是处于社会低端的人群。
因此, 从传媒影响力经济的视角来分析, 无论是弱势群体受众的社会价值还是经济价值都极为有限。弱势群体被动地在传媒影响力经济的构成中处于边缘化地带, 这也就是不难理解的演化逻辑。
其次, 深度人文关怀精神欠缺。从传媒的可持续发展本身来说, 我们呼唤一种传媒本应该坚守的人文关怀精神, 这也是不少市场取向意识强烈的传媒所缺少的东西, 同时这也关乎健康传媒生态的形成与发展。
人文关怀精神的本质是要尊重人, 因为每个人都是有尊严、有价值、拥有权利的, 无论他是强者还是弱者。大众传媒的人文关怀精神解读也应该离不开这个本质 (8) 。对于大众传媒来说, 人文关怀应倡导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倡导社会公平与平等、维护和尊重每一个人的尊严和权利, 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权益。从人文精神的本义而言, 人文精神不仅仅是关怀别人, 更重要的是理解人、尊重人;不仅仅是实现自我的价值, 也要为别人自我价值的实现提供条件。媒体作为中介理应通过自己的报道沟通社会各群体, 消除偏见和歧视。媒体应深入“弱势群体”的生活, 报道他们的生存状态、所思所想, 让受众全面地了解他们, 进而理解他们, 这比仅提供同情更能体现出人文关怀, 也更能反映出报道的深度和广度 (9) 。这方面的典范便是《南方周末》, 该报以理性为导向、以启蒙为己任, 宣扬“让无力者有力, 让悲观者前行”, 使报纸整体上呈现强烈的人文关怀色彩, 至少从传媒高度和深度上成为真正的主流报纸。
2.2 传媒纪律与政策方面的原因
有观点说认为, 弱势群体受到传媒的弱视既是传媒界的问题但又决不仅仅是传媒界的问题。这里涉及相关的传媒纪律与政府政策的问题。尽管传媒背后的经济利益是一种强势的力量, 但作为事业性单位的我国传媒同时也必须顾及新闻纪律和宣传政策, 如果不在传媒纪律与政策的允许范围之内, 尽管涉及弱势群体的介入, 依然是不能进入媒介议程和视野的。
2.3 弱势群体自身方面的原因
不同的群体出于对个体或整个社会发展形势的考虑, 拥有将自己的诉求、建议和意见通过大众传媒表达出来的权利, 称为媒介话语权。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提出大众传媒具有“社会地位赋予功能”:如果一味地把媒体资源这个公共平台向强势群体倾斜, 那么, 可能出现的一个结果就是强者更强而弱者更弱。从客观方面来说, 由于弱势群体本身教育程度偏低, 人际交往范围处于社会低端地带, 直接导致他们媒介素养的缺乏。从主观角度来说, 弱势人群对大众传媒的认识、利用和参与方面的知识都相当缺乏, 使他们不能充分利用媒介去表达自己的意见, 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四、弱势群体与主流受众的关系
作为社会成员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弱势群体在与传媒的相互关系中具有作为受众和作为被报道对象的双重身份。那么, 当把弱势群体和社会其他非弱势群体放在同为受众面的角度上考察时, 如何看待两者间存在着的互动关系 (尽管这种互动显得不太均衡) 呢?为了分析论说的清晰性, 这里暂且把“非弱势群体”受众等同于社会主流受众群体或强势受众群体, 尽管两个概念不能完全等同, 但至少两者在和“弱势群体”相比时, 具有高度的重合性。主流受众在这里可以理解为拥有较多消费话语权、知识话语权、时尚话语权、管理话语权以及最具社会行动能力和影响力的主流社会人群。
1、作为受众身份的弱势群体与主流受众间的现实关系
面对大众传媒, 弱势群体与主流群体同为受众身份出现。“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尽管两者拥有身份上相同的一面, 但现实分层中, 更多的是他们各自间经济社会地位、所能拥有的媒介资源、话语权影响、价值观念、相互认同感方面极为明显的落差。
而从社会学文本分析来看, 社会转型会涉及到利益变动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 诸如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等问题会逐渐凸显为社会最重要议程的行列, 反映在其后的关系也能反映出作为受众身份的弱势群体与主流受众间的现实关系。
2、弱势群体报道与主流受众间的关系
当有关弱势群体的报道成为媒介所传播的内容时, 主流受众如何看待这类报道、以怎样的心理来解读这类报道、有着什么样的动机?以下试作简要探讨与分析。
首先, 作为社会主流身份的受众群对于弱势群体的报道是有所关注的。在当代社会步入转型期的阶段, 弱势群体现象是一个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突出的问题。作为社会主流的强势受众群体一般是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高并因此拥有话语权的群体, 他们对于社会互动或传媒互动的特点之一是关注现实, 关注社会公共事物。对弱势群体的援助和关注成为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于是, 当弱势群体的报道以较为强化的形式出现时, 总是能引起主流受众的注意力。现实中也确实存在着许多为弱势群体代言的社会精英分子, 这是因为弱势群体能影响或引导主流社会的能力和话语音量有限, 而反映他们利益诉求的任务通常由不属于他们这个群体的那些强势阶层的人来完成, 由后者来代言。另外, 在网络上, 那些有关弱势群体主题的帖子通常总能引起主流人群的强烈共鸣。还有一个能说明这一观点的就是有关慈善类的媒体报道在内容和形态上的逐渐增多。这方面的具体案例有《中华慈善报道》、胡润中国慈善排行榜、福布斯中国慈善榜等。
其次, 主流受众关注弱势群体报道的心理动机分析。有关受众进行媒介接触的需求及动机的研究已经有很多的视角和思考成果, 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主流受众关注弱势群体报道的情感性需求。如果将这种情感性需求进行归纳的话, 大致可分为真实关切、同情之心、仁爱之心、恻隐之心、正义之心、看客心理等;这种分类并没有严格的依据和标准, 但大体上能反映出弱势群体成为被解读文本时, 主流受众个体或集体可能会具有的心理表现。在这方面, 中央电视台以“关注弱势群体, 搭建互助平台, 讲述新闻故事, 彰显和谐关怀”作为使命的栏目《共同关注》因为契合了弱势群体这种情感需求而成为“关爱, 从关注开始”的真正践行者。
五、结语
作为现代社会中具有高度相对性的社会成员, 弱势群体理应成为大众传媒关注乃至关爱的对象, 然而, 在具体的媒介生态分析后却发现要完全实现这样的设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作为现代传媒的受众, 他们应该有平等利用传媒的权利以实现自己的主张和话语陈述;作为担负神圣社会责任的传播媒介, 应该为这样的目标去创造条件并去实现它。但这些不但需要体制政策的支持也需要健康传媒生态的形成, 而这些又不仅仅是传媒自身能解决的问题。
注释
1 肖遥:《弱势群体报道研究》, [D]《.武汉大学学报》2005:P.3
2 (3) 崔明军:《弱势群体的媒介权益---媒介竞争中的外部性问题》, [J《].东南传播》, 2006 (02)
3 (4) 蒋万知:《论传媒对弱势群体问题报道地责任与失衡》, [J《].南昌高专学报》, 2007 (2)
4 (5) 喻国明:《影响力经济---对传媒产业本质的一种诠释》, [J《].现代传播》, 2003 (1)
5 (6) (7) 付晓静:《弱势群体的传媒失语分析》, [J《].当代传播》, 2006 (6)
6 (8) 孙丽萍:《人文关怀精神对大众传媒的影响和意义》, [J].《新闻大学》, 2001 (夏) :p13
群体关系 篇9
1、王莽对于儒学的支持
王莽身为西汉后期儒家的领袖人物,特别是以外戚权臣的身份辅政,在他统治期间,采取措施来促进儒学的发展。元始三年王莽下令:在太学受业的士人子弟不再受名额限制,扩大博士出身的选官人数。并且在同年奏立学官,成就中国历史上首次普遍推行成体系、建制的教育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一套严整的儒学教育体系,这对于儒家教育普及和儒学精神推广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完善太学的相关建制,确立古文经为官学,招募天下博学士人,并提供非常便利的食宿与交通保障。不管是否在实际上促进儒学的发展,这种提高儒学社会地位的作为,也是为士人群体所感念的。
最重要的是提升儒学的价值,对此王莽也是不遗余力的,新莽时期的儒学完全做到在政治运作上成为支配一切基础,儒家理论在政治活动中发挥主导作用,并且不考虑其可行性。王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里,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公卿旦入暮出,议论连年不决,不暇省狱讼冤结民之急务”。王莽将儒学运用于政治实践的另一表现,就是让士人群体参与政治活动。
2、士人对于王莽的“歌功颂德”
“先秦之世,仁人志士,以其时之社会组织为不完善,而思改正者甚多……此等见解,旁薄郁积,汇为洪流,至汉而其势尤盛……此等思想虽因种种阻碍,未之能行,然既旁薄郁积如此,终必有起行之者,则新莽其人也。新莽之所行,盖先秦以来志士仁人之公意”。新朝对于士人群体的礼遇,也得到士人群体的积极响应。因此不难理解为何会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支持王莽改朝换代。
士人群体在王莽“代汉”的过程中,很尽力的为其歌功颂德。这其中可能有一些人为是将其心目中的“王道”理想寄托于王莽,但是大多数人倾向于博取“功利”。“卒至王莽代汉,一世士大夫翕然归美,故自有故。殆数百年来,师师所口授面命者,皆以抑于汉家不得伸,亦所以积怨而发愤者也……近世每称王莽所为为社会改革,岂知王莽所为,一一皆数百年之间之经说哉”。这表明士人群体的“梦想”,既包含实现“理想社会制度”的终极梦想,也包含他们的对于事业和财富的名利追求。所以说王莽的“崇儒”行为,更多的是给予士人群体广泛参与政治的希望。
王莽的言行确实在外观上的与士人群体的价值观相吻合,他站在经典的旗帜下寻求权力,一面运用“天命”来代替汉室天下,一面又借助“复古”来推行改制。居摄三年,王莽母亲病逝,按礼制其应辞官,为母守孝三年。可是此时的王莽正处在取而代之的关键时刻,自然不会愿意辞职,于是刘歆作《功显君丧服议》,论证王莽辅政的重大意义,接着论述汉朝复兴大业需要由他完成,进而将他与汉室结成整体,一并解决王莽夺权的合法性,公开为其不为母亲守丧创造理论依据,显示其效忠王莽真实用心在于获取功利。在此价值取向引导下,“孝”也就成为争夺“权”的牺牲品。
二、王莽与士人群体的“分道扬镳”
1、“改制”过程中的价值观分歧
王莽的“王田”制与儒家理想土地制度并不完全符合。由“公田”和“私田”共同构成的“井田”制,在“王田”制下全部变成“公田”。王莽事实上并不想恢复上古时代的井田制,也不可能禁止土地私有,他只是想利用“王田”制度来收缴全国土地,达到抑制土地兼并的目的,并且将其中部分土地给予那些失地的农民,暂时缓和社会矛盾,从而能够稳定刚建立的“新朝”。“王田”制不仅同士人“复古”追求不一致,而且是根本违背客观现实,既触犯地主豪强的利益,最终也失去民众的信任。
王莽的五均赊贷与西汉时期的均输与平准法十分相像。平准与均输法虽然存在弊病,却可以让朝廷达到增加收入和平抑物价的功效,王莽对此项政策的继承发展,目的在于增强对国家经济的控制力。至于“六筦”政策,也在西汉时期推行过,王莽和他的支持者虽然为“六筦”政策找到理论支持,但是“六筦”政策是为士人们所批判的。“盐铁会议中,士人群体极力攻击盐铁专卖,称盐铁专卖是民生疾苦的根源,提出罢盐铁、酒榷、均输等官营事业”。看来王莽此项政策,也与士人理想背道而驰。
王莽的民族政策,也不符合儒家推崇的“去武行文,废力尚德”,对外侵略加剧只会本已严重的社会问题。他在民族问题上的骄狂与浮夸言行,只会与士人群体的“理想的”渐行渐远。“托古改制”不仅依靠严刑峻法来强制推行,同时增置司法机构,还制定新的罪名与刑罚,显然不符合儒家的“仁政”治国理念。
王莽十分热衷于繁琐无用的名字改易,可是对于官员最关心的俸禄保障几乎漠不关心。“《周礼》膳羞百有二十品,今诸侯各食其同、国、则;辟、任、附城食其邑;公卿、大夫、元士食其采。多少之差,咸有条品。岁丰穰则充其礼,有灾害则有所损,与百姓同忧喜也。其用上计时通计,天下幸无灾害者,太官膳羞备其品矣;即有灾害,以什率多少而损膳焉”。将官僚的信封与地方财政收入相联系,必然为官员贪污腐败大开方便之门。王莽既无法满足在野士人的为官需求,也无法满足执政士人的俸禄需求。“功利”与“理想”的追求双缺失,加快士人群体与王莽的决裂。
2、士人群体的“怀旧”情结
王莽“托古改制”与士人群体的“理想”格格不入,不能提供士人对于功利的追求,同时导致社会陷入混乱,人们十分期盼天下太平。刘秀以“复兴汉室”的名义起兵,并且标榜自己的“崇儒”,以此吸引士人群体投入反抗王莽统治的队伍之中,“人心思汉”的思想逐渐兴起。正如赵翼所讲“汉自高、惠以后,贤圣之君六七作,深仁厚泽,被于人者深即元、成、哀三帝稍劣,亦绝无虐民之政……故虽时代改易,而民心未去,加以莽政愈虐,则思汉之心益坚”。足见“复兴汉室”又成主流思想。
“托古改制”的惨痛失败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一方面是士人群体不能接受和容忍改革的失败;另一方面是王莽的“篡汉”举动彻底粉碎他们的精神信仰。士人群体无法支配自己的前途,亲眼见证王莽政权内部的血雨腥风,特别是在改革失败后产生的社会对立,使其感到无比的困惑。
王莽“托古改制”的出台,使得全社会几乎无视汉家制度的合理方面,但是这种近乎于痴人说梦的理想社会,与王莽政权一起被堙没与历史的长河中。“托古改制”通过历史的实践证明是无法实行的。如同陈启云所言“王莽取代汉室,是改制思潮的极致;王莽的失败,是改制理想的破灭”。在“复兴汉室”舆论趋势下,士人群体重新对“汉家制度”的进行理性思考。人心思汉的思潮为东汉的建立做出贡献,这不仅是对汉代“儒法并重”体制的认同,也是对汉王朝的情感怀念。
参考文献
[1]﹝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群体关系 篇10
一、个体目标与群体目标的关系
群体由个体组成, 群体与个体是对立统一的有机体。群体与个体都有各自的物质和精神目标, 二者之间并不总是完全一致。这在文化馆大致有三种表现。
一是个体充分自由发展。此时每个个体的动力都很足, 能量也很高, 但个体目标与群体目标方向不完全一致, 甚至有相互抵触的现象。这将演变为文化馆工作的“无为在而治、放任自流”, 造成创作辅导干部关起门来写作品, 美术辅导干部自己采风画画, 而音乐和舞蹈辅导干部或自己办经营性的培训班, 或奔波于电视台, 或为企业组织庆典演出活动, “抽大灶里的柴煮自己小锅的粥”。其结果是个体目标全部或大部实现, 而文化馆却冷冷清清, 发挥不了社会功能, 也失去存在价值。当然这种模式是极少数。
二是为了个体与群体目标完全一致, 把个体目标硬扭到统一的群体目标上, 使个体不能充分发展, 群体也难以获得更大能量。演变的结果是:全体成员准时上下班, 服从上级统一号令, “撑船便撑船, 舂米便舂米”。这从表面上看确实人人出工, 但实际上却死气沉沉, 使文化馆的知名度越来越小, 吸引力越来越低, 业务范围越来越窄, 各类人才难以发现、培养和提高, 各种活动缺乏质量。这样的模式在实际中并不罕见。
三是个体与群体目标在大方向基本一致的前提下, 允许个体充分发挥“小自由”的作用。这需要管理者能充分尊重和支持个体目标的设置, 并在方向上可以将个体目标与群体目标协调一致, 而且还要创造条件, 帮助个体实现目标, 同时提高文化馆各项活动质量。
二、目标和谐是管理者的职责
人总要生活在一定的群体之中, 个人谋求自身价值的实现和自尊心的满足, 主要是通过自己所在群体成员的赞同和支持, 而个体积极性与群体活力的和谐一致, 则是个体旺盛的创造力得以发挥、群体活力能对社会有所贡献的基本条件。其表现形式是:在正确的群体目标引导下, 个体需求能分层次得到满足, 群体对个体积极性有合理的组织调节机制, 个体的个性与自由得到充分尊重, 并有充发发挥其创造力的环境和条件。
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首先, 领导者要承认、重视和帮助个体目标的实现。群体目标这固然重要, 而且是领导者职责所在, 但个体目标同样不能否认, 更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强制改变, 因为文化馆的工作性质有一定的特殊性。在企业的生产流水线上, 一个工人需要无休止地进行某项单一程序的操作, 这是其生产力方式所决定的, 但要求一个有专长的文化馆干部也是如此, 那么即使他倾其全力, 其特殊技能的发挥也会大打折扣。这正如日本索尼公司创办人之一, 秋尾森田说过的那样:“我可以叫工厂的工人在早七点准时来上班, 一上班就生产, 可是我不能叫研究员、工程师一上班就拿出好主意来。”文化馆的工作需要每一个干部都思维活跃, 富有胆识和创造力, 而强求化一则会窒息个体的积极因素, 并因此导致群体僵化, 使整个群体毫无生气。
其次, 群体目标的设置要充分发挥个体的积极性。文化馆的管理是有组织的群体活动, 没有一个共同目标来统一全体人员的思想和行动, 组织将是一盘散沙。为避免阻碍群体目标实现的行为发生, 以及内耗增大, 必须合理调置目标以激发人们的动机, 指导人们的行为, 使大家明确努力方向和要达到的标准 , 自觉用目标指导行动。要做到这一点, 必须重视目标协商, 让大家参与目标制订, 了解目标的内容和实现的意义, 使实现目标变为大家的自觉要求, 把满足个体需要同实现群体目标结合起来。
三、目标——动力的源泉
个体怎样才能发挥其积极性, 从而做出优异的成绩呢? 从行为科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分析, 一般是取决于两个力, 第一是能力, 第二是动力。一个合格的文化馆干部, 首先要具备工作能力, 这既包括观察、抽象思维、语言文字等一般能力, 也包括某些特殊能力, 如文学辅导干部的形象思维表达能力, 音乐辅导干部的声音语汇能力, 美术辅导干部的色彩线条表达能力等。人们的特殊能力有高低之分, 才能也就有大小之别, 从而形成个体差异, 但能力能否最大限度发挥, 则要由主乏味观条件决定。
就个体角度看, 其能力发挥的程序取决于动力大小, 而动力大小的源泉, 又是目标价值和达到目标可能性的乘积。目标是吸引人们为之奋斗的动力, 一个人如果没有什么目标, 整天浑浑噩噩混日子、得过且过, 就谈不上有什么动力。相反, 具有远大理想和具体奋斗目标, 就会有冲天的干劲, 就能克服一切困难, 对外部的各种不利因素, 就能产生高度的忍耐力, 用顽强的意志和毅力去战胜它。目标价值大, 引力就越大, 动力也越大。但如果目标的难度太大, 达到目标的可能性很小, 也不会构成真正的动力。至于具体目标的设置, 则要因人而异、视需要而论。有的可能想发表一篇小说, 有的可能争取在美展中获奖并为取得中高级职称增添砝码, 有的甚至只希望得到领导的表扬和同事们的认可。
群体关系 篇11
催乳素受体 (PRLR) 基因最早是在乳腺组织中被发现的, 定位于人的5号染色体、猪的16号染色体上, 该基因的配体之一就是催乳素 (PRL) , 由垂体嗜酸性细胞分泌, 主要作用是刺激乳腺发育和促进泌乳, 增强雌性动物的母性行为, 如禽类抱性、鸟类反哺行为等。
在Lucas B K等[2]的研究中, 通过对小鼠进行试验, 抑制PRLR基因的表达, 利用基因定位技术能够直接检测到PRLR基因对小鼠母性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 PRLR 基因的一个无义突变会导致小鼠母性行为的缺陷。崔世泉等[3]研究了民猪和长白猪的PRLR 基因cDNA第1 620位点单核苷酸的突变, 分析了PRLR基因的cDNA第1 620位点存在NaeⅠ多态性。研究表明, AB基因型母猪与其他2种基因型母猪相比, 由较低的侧卧转为其他姿势的频率以及由母猪结束哺乳的频率差异显著 (P<0.05) , 其他母性行为在基因型间差异不显著 (P>0.05) 。陈从英等[4]、杨竹青等[5]研究了PRL、PRLR 基因在白色杜洛克×二花脸F2资源群体中的遗传变异及其与母猪杀仔行为的关联性。通过TDT分析发现, PRL和PRLR基因所有检测SNP位点, 无论基因型还是单倍型均与母猪杀仔行为无显著相关。试验在此基础上扩大了研究品种范围 (大白、杜洛克、大×长、长×大) , 应用PCR-RFLP方法分析PRLR基因的多态性, 进而判定PRLR基因对母猪母性行为的影响。
1 材料
试验母猪, 由保定市远方牧业公司提供。选用120头母猪作为研究对象, 其中大白、杜洛克、大×长、长×大各30头。
2 方法
2.1 表型观察
母猪的衔草做窝、奶水好坏、踩压仔猪、姿势改变、对人类的攻击性及躲避行为的观察记录方式参照参考文献[4]所述:对母猪母性行为的观测分2个时段进行, 第一, 从母猪预产期前24小时开始观察至母猪开始分娩时为止;第二, 从母猪产下第1头仔猪开始到产后的24小时为止。各时段观测时间为8:00—10:00, 15:00—17:00。在每次观测时间内只要观察到母猪存在衔草做窝行为就记录为1, 没有则记录为0, 其他行为类似。记录每次观测时间内母猪姿势改变次数用以评价母猪母性行为。观察期间只要母猪姿势改变1次就视该母猪有姿势改变。此外, 还要对踩压仔猪行为进行记录。所有这些行为都当作独立事件发生, 以1/0形式记录。母猪奶水的好坏依据猪场的判定记录。
2.2 DNA的提取
以试验用母猪胎盘作为组织样品, 采用标准的酚-氯仿法提取基因组DNA。
2.3 PCR扩增反应
在NCBI网站搜寻PRLR基因的cDNA序列 (登录号为NM_001001868) , 根据该序列设计引物, 利用Primer Premier 5.0设计出的引物:PRLR-F 5′-GCTGCTCTATTTTCACGC-3′, PRLR-R 5′-TCTCCTTGGTTGGTTCTTC-3′。
PCR扩增反应体系 (25 μL) :10×PCR缓冲液2.5 μL, 10 mmol/L dNTPs 2 μL, 10 pmol/L引物各1 μL, 5 U/μL Taq DNA聚合酶 0.3 μL, 50 ng/μL DNA模板1 μL, ddH2O 17.2 μL。PCR扩增条件:94 ℃预变性5 min;94 ℃变性45 s, 56.4 ℃退火45 s, 72 ℃延伸40 s, 共34个循环;72 ℃延伸10 min。将PCR产物用1%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 用UV凝胶成像系统进行凝胶成像。
2.4 PCR-RFLP检测
用NaeⅠ对PCR产物进行酶切。酶切反应体系 (10 μL) :PCR产物6 μL, 10 U/μL NaeⅠ 0.2 μL, 10×L Buffer 1 μL, ddH2O 2.8 μL, 37 ℃酶切反应8 h。酶切产物用1%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 用UV凝胶成像系统进行凝胶成像。
2.5 统计分析
运用SAS软件对PRLR基因的多态性与母猪母性行为的相关性进行Logit二项回归分析, 模型为Yijk=μ+Gi+Bj+Gi×Bj+eijk, 其中 Yijk为性状观察值, μ为总体平均数, Gi为第i个基因型的效应, Bj为第j个品种的效应, eijk为随机误差。用二项回归检验分析各种基因型频率在不同猪种间的差异性。
3 结果与分析
3.1 PCR扩增结果
对PCR扩增产物进行1%琼脂糖凝胶电泳, 在大约500 bp附近有1条特异性条带, 与预期片段大小相符, 见图1。
1, 2.大白PRLR基因PCR扩增产物;3, 4.杜洛克PRLR基因PCR扩增产物;5, 6.大×长PRLR基因PCR扩增产物;7, 8.长× 大PRLR基因PCR扩增产物;M.DL-750 Marker。
3.2 PCR-RFLP分析
用NaeⅠ酶切PCR产物, 酶切结果显示出3种条带;分别在533 bp、409 bp、533 bp和409 bp处各有1条条带。PCR-RFLP分析结果见图2。
M.DL-750 Marker;1, 5.杜洛克酶切结果;2, 6.大白酶切结果;3, 7.大×长酶切结果;4, 8.长×大酶切结果。
3.3 不同猪种基因型频率和基因频率的分布 (见表1)
注:括号内数据为个体数。
3.4 基因型与母性行为的二项回归分析
将分析出的3种基因型与母猪母性行为进行二项回归分析, 试验结果表明, PRLR基因的多态性与5个母性行为间均无显著相关 (P>0.05) , 各品种间母性行为的差异也无显著相关 (P>0.05) , 见表2。
注:P>0.05表示差异不显著。
4 讨论
PRLR基因的主要作用是刺激乳腺发育和促进泌乳, 增强雌性动物的母性行为。试验根据PRLR基因对雌性动物母性行为的影响, 将其作为影响母性行为的候选基因。采用PCR-RFLP方法分析了PRLR基因不同基因型与母性行为的相关性。通过二项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PRLR基因外显子10的突变与5个母性行为之间无显著相关。Lucas B K等[2]的研究结果表明, 小鼠PRLR基因的无义突变会导致母性行为的丧失。崔世泉等[3]通过对不同品种母猪PRLR基因的研究发现, PRLR 基因cDNA第1 620多态位点的等位基因A可能是影响母猪母性行为的不良基因。陈从英等[4]研究了PRL、PRLR 基因的遗传变异及其与母猪杀婴行为的关联性。通过TDT分析发现, PRL和PRLR 基因所有检测SNP位点, 无论基因型还是单倍型均与母猪杀婴行为无显著相关[6,7]。原因可能是PRLR 基因附近区域内可能不存在影响母猪母性行为的主效基因;不同品种母猪的差异会对PRLR 基因的表达有一定影响;试验研究的母猪个体数较少, 母性行为属于复杂行为性状, 因此有必要加大样本进一步验证[8,9,1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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