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群体

少年群体（共10篇）

少年群体 篇1

时下,一谈到养生的课题,似乎那属于追求多活几年寿命的老年人“专利”。对如旭日东升的广大青少年群体来说,几乎成了易被遗忘的角落。其实,对正处于“长枝发叶”关键时期的青少年,及早纠正下列不良生活方式,才能铲除各种疾病的祸根,茁壮地长成根深叶茂的“大树”,打造一个健康的身体,迎接未来人生道路的种种挑战,其养生意义绝不亚于如夕阳西斜的老年人渴望抗衰延年之举。

饮食过精

有关部门曾抽样调查35个大中城市居民的饮食结构,发现荤、素食品年消费量比例为2:1,精、粗粮为1:0.07。究其因,大多为迎合家庭内“掌上明珠”——独生子女贪荤、喜精怕粗的不良饮食爱好而造成。在家,贪吃大鱼大肉、膏梁厚味,不吃或少吃蔬菜、杂粮;出外,则蛮食烧烤、冷饮等。殊不知,从小嗜吃精细饮食,摄入高脂、高糖、高蛋白、高热量、低纤维食品,不但营养不平衡,容易诱发龋齿、消化不良、便秘等症,有碍正常的生长发育,而且可能因摄入热量过剩,吃出“小胖墩”体型来,为步入中老年后容易患肥胖症、高血压、冠心病等疾埋下祸根。

熬夜玩乐

现代都市人夜生活丰富多彩。上网、看电视、打桌球、唱卡拉OK、泡酒吧等,青少年群体堪称为“主力军”。每逢双休日、节假日、不少平时作息有序的中小学生也一反常态,玩乐通宵,导致睡眠不足,疲劳过度,头晕乏力,视力减退,体内阴阳失衡,气血不畅,免疫功能下降,从而易诱发神经衰弱、胃肠不适、感冒、近视眼等病。

恋上烟酒

据报道,我国目前吸烟人数已超3亿,其中未成年者约500万。抽样检查,高中男生偷偷吸烟者占45%,女生占5%;初中男生占34%,女生占4%。卫生部曾对北京4所高校女生进行调查,发现女生吸烟者平均竟占18%。吸烟之所以危害健康,在于烟草燃吸时产生的一氧化碳、尼古丁、焦油等有害物质,很可能对早早练吸烟的青少年埋下了易诱发支气管炎、肺癌、胃炎、高血压、冠心病等顽疾的祸根!此外,吸烟还污染空气,破坏当今倡导的低碳生活环境,危及他人健康。至于青少年练喝酒,也日益增多。每逢节假日、足球大赛,常见三五少男少女聚会泡酒吧贪杯斗酒,平时嗜喝啤酒者也甚众。嗜酒,除易喝醉(急性酒精中毒)外,还易诱发肥胖、胃溃疡、高血脂、高血压、痔出血、肝癌等病。李时珍早在《本草纲目》告诫人们:“酒,痛饮则伤神耗血,损胃亡精,生痰动火。”

懒于运动

自身的惰性,父母的溺爱,升学的压力,网络游戏的诱惹等,使当今不少青少年疏于运动,贪图安逸。上学、下学常以车代步。看书、写字眼疲时,就连做5分钟时间的“眼保健操”也懒惰。中央电视台2004年在兰州市曾调查,17岁以下青少年前所创造的全国、省、市运动会项目记录,大多已保持10年以上,有些已15年,少数竟有30年以上未被打破的。有关专家指出,目前青少年身体素质呈下降趋势。除速度素质降幅较小外,耐力、柔韧、爆发力等其他素质均明显降低。一方面,“小胖墩”体型增多,既归罪于从小贪吃肥甘食物,也归罪于自幼懒于运动锻炼,造成热量“入大于出”而形成;另一方面,疏于运动又造成一批体高肢瘦、肌不发达的“豆芽”体型。当然,其中也包括为求“苗条”而节食减肥过度的少女。

心理失衡由于生活节奏加快,学习课程紧张,作业“减负”不够,在学青少年心理压力较大。加之高考落榜,就业较难,家庭不睦,早恋失恋,疾病困扰等原因,有些人更易心理失衡,诱发心烦失眠、头晕头痛、纳差便秘或月经不调等症,处于“亚健康”状态,并可能埋下日后诱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的祸根。

所以,青少年从小也须讲究养生之道:

一、饮食全面。除重视饮食卫生外,莫忘荤素搭配、精粗兼吃、食谱多样、营养平衡。鱼、肉、蛋、奶要吃,各种蔬菜、瓜茄、水果也要吃。不偏食挑食,不暴饮暴食,不嗜吃烧烤、油炸、甜腻的“肯德基”、“麦当劳”食品,不过食冰棒、冰淇淋等冷食,以利胃肠健康。摄入足量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各种维生素、钙、磷、铁、锌,及一定量的脂肪、膳食纤维和水分,满足生长发育的营养需求。

二、作息有序。不熬夜,每晚睡足8小时左右,以利养精力、促长高。

三、多参运动。每天坚持半小时的课余运动锻炼,如打乒乓球,打篮球,打羽毛球、跳绳、踢毽子、跑步、游泳等,练就一副健美身材,增强抗病能力,以利茁壮成长。

四、心态良好。不患得患失,不嗜炻贪杯,不早恋早婚,远离黄赌毒,多参加健康的娱乐活动,培养开朗、乐观、自信、友善等良好心态,以利心理平衡、青春永驻。

少年群体 篇2

一、指导思想

为了树立特困学生、单亲学生、留守儿童和学困生自强自立的精神，激励特困学生、单亲学生、留守儿童和学困生不畏困难，学会自学、自理、自护、自强、自律，做生活的强者。我校将把帮扶活动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关心帮助特困学生、单亲学生、留守儿童和学困生，架设起爱的桥梁。

二、情况分析

随着近几年的经济发展，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朱阳关镇也不例外，很多青壮年劳力举村外出，留下庞大的“留守儿童”队伍，隔代抚养现象十分突出;监护人的文化程度明显偏低。

老人溺爱孩子，对孩子的学习基本不作要求，导致学生学习能力较差，各学科基础薄弱。针对这一现状，我们特制定教师帮扶计划，并引导进行一对一互助。

三、具体措施

1、摸底造册，建立特困学生、单亲学生、留守儿童和学困生特别档案。学校德育组成员和班主任对特困学生、单亲学生、留守儿童和学困生的情况深入了解，随时关注留守儿童的动态。

2、任课教师要了解学生在家中学习、生活的实际情况，发现潜在的`问题，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与学习上的困难。主动、真诚地关心、帮助他们，让他们感受到来自老师的温暖。

3、在班级开展“手拉手、结对子”活动，让特困学生、单亲学生、留守儿童和学困生与班级同学成为“手拉手”小伙伴，一起学习，一起游戏，让特困学生、单亲学生、留守儿童和学困生感受到来自小伙伴的关怀与温暖。组成帮扶小组。

4、优先辅导。班级要从学习方面对特困学生、单亲学生、留守儿童和学困生分类分组，落实到每一位任课教师。由任课教师具体分析学生的学业情况，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学习帮扶计划，明确帮扶时间、，内容和阶段性成果。每个特困学生、单亲学生、留守儿童和学困生由教师牵头确定一名学习帮手，教师要对结对帮扶效果进行定期检查，建立进步档案。

5、实施教师结对帮扶制度。

少年群体 篇3

关键词：越轨行为；同辈群体；青少年犯罪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1-0155-03

近年来，有关青少年犯罪的案例不断被报道出来，“学做‘古惑仔一少年捅死一女大学生”、“引狼入室洗劫家财”、“青少年团伙犯罪日益增多”等等醒目的新闻标题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青少年犯罪不仅在数量和比例上大幅增加，其严重性和危害性亦是大大增加。青少年犯罪案件日益增多，并有愈演愈烈之势，成为我国乃至全世界都共同关注的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

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除了经济领域飞跃发展之外，社会领域中的一些社会问题也日益显现。例如社会安全领域中各种安全指标的恶化，主要表现为犯罪率的上升、居民安全感的下降、原先已经绝迹的犯罪现象的重新泛滥、新型犯罪类型（如白领犯罪和网络犯罪）的出现，以及犯罪对象的低年龄化和团伙化等。这其中，犯罪对象的低年龄化和团伙化，正好与青少年犯罪问题直接相关。

青少年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一直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而如今青少年越轨和犯罪现象日益严重，更是引发各个领域的研究兴趣，社会学界对此问题的探讨亦是内容丰富，各个社会学分支和社会学家都有提出过自己的理论和观点，本文作者将先对目前广为流传的有关青少年犯罪的社会学理论和观点进行论述和总结，其后，主要就同辈群体在青少年犯罪中的作用展开讨论，由于社会制度、文化冲突、家庭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致使青少年将主要精力放在同辈群体中，而青少年同辈群体又多是一群不成熟的孩子，他们在当下复杂多变的社会背景下如何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与如何减少并最终杜绝青少年犯罪这一社会问题息息相关。因此，青少年同辈群体的研究在分析青少年犯罪问题中至关重要。

一、文献综述：有关青少年犯罪的理论取向

（一）默顿（Merton）社会失范理论

默顿在其代表作《社会结构与失范》一文中，对结构强制与越轨行为之间的关系作了经典说明。他认为在社会和文化结构的诸要素中，有两个方面是最重要的：一是文化上明确规定的目标，二是社会结构所限定的达到这些目标的合法方式。一个社会在把某种普适的文化目标传输给其成员的同时，也用严格的制度规范来约束其成员，按照这一规范的要求，社会成员在追求某个目标的过程中，就明确了自己可以合法利用的手段。如果社会成员利用这些手段能够达到其目标，就不会产生紧张和越轨行为，因而有助于社会结构的稳定。如果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出现不和谐的状态，就会促使社会结构的瓦解，即价值崩溃（失范）。

（二）挫折-侵犯理论（frustration aggression hypothesis）

这一理论最早是由美国心理学家多拉德（J.Dollard）和米勒（N.E.Miller）等人提出的。多拉德提出，人的侵犯行为的产生是因为个体遭受挫折，即所谓的挫折-侵犯理论。当个人动机、行为受到挫折时，攻击与侵犯就成为一种原始而普遍的反应。伯克威茨（L.Berkwitz）认为，挫折的存在并一定会导致个体发生实际的侵犯行为，只能使个体处于一种侵犯行为的唤起状态。侵犯行为最终是否发生，取决于个体所处的环境是否给他提供一定的侵犯线索。

（三）班杜拉（Bandura）的角色示范和模仿理论

这一理论继承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传统，对儿童的侵犯行为的习得过程，进行了专门的实验观察。班杜拉最终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成人越轨角色的长期示范，以及大众媒体（如电视）中的暴力行为的宣传，将导致青少年和孩童学会类似的越轨行为，并学习模仿。尤其在全球化背景下，各种暴力的网络游戏和动漫作品出现在中国市场并广受欢迎，还没有形成自己成熟的价值观的青少年非常容易对作品中的人物角色进行模仿，可能引发青少年越轨行为的发生甚至引发犯罪。

（四）标签理论（label theory）

标签理论认为，社会和他人是否把一个人看作是越轨者，这对一个人是否产生越轨行为起着关键作用。一个人之所以成为越轨者，往往是因为在互动的过程中被贴上了诸如坏孩子、不良少年的标签，把这种标签式的越轨者同所谓的正常人区分开来。被贴上标签的人逐渐接受社会对其的评价，开始认同他人的观点，确认自己是一个坏人，并且逐渐进入越轨团伙，真正的成为一个越轨者。标签理论强调社会对越轨者的反应，包括斥责、辱骂、歧视、排斥等，认为社会的负面反应导致初级越轨者不断加深，最终走上越轨之路。

二、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对青少年的影响

（一）中国进入社会转型期

21世纪以来，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中国已进入了转型时期，而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就是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社会转型必然会导致社会某一群体的不适应，正如上文中失范理论提到的，社会结构的转换引发社会秩序的暂时性混乱，社会普适价值观与多种外来价值观发生碰撞，此期间容易引发失范和越轨行为。青少年作为社会弱势群体，还没有形成科学的价值观，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转变，因此行为上常常变现出与社会普适的行为准则不协调的一面，成为社会中备受关注的异类，如果没有及时有效进行规范和劝导甚至可能被诱导为犯罪团体。

（二）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我国的教育体制也经历着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在体制改革方面卓有成效，人们对先进文化的需求得到了更好的满足，从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教育体制问题层出不穷，严重束缚了人才自由全面的发展。endprint

主要表现在：学生的课业负担过重。中小学生在校时间过长，课后作业太多，学习压力过大，这在中国大多数学校是普遍现象。虽然这几年素质教育一直被反复重提，但是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仍旧没有减轻。家长的期望和社会评价使学校在传统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之间来回摇摆，不知何去何从，也造成了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不平衡发展。另一方面，应试教育问题不断。现在的教育体制，“升学率”成了初、高中学校唯一追求的奋斗目标。数十年来，抓升学率似乎成了教育发展的一个标杆，好像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三）大众传媒与外来文化的冲击

大众传媒迅速地向青少年提供有关社会事件和社会变革的信息，还向其提供各种不同的角色定位、价值标准、行为规范等，对个体社会化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大众传媒在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电视暴力直接影响到青少年的侵犯行为与侵犯倾向；电子媒介的娱乐性暗示使得青少年的生活庸俗化和琐碎化；大众传媒在传递信息的同时也会削弱青少年心目中的权威形象，冲击传统社会化执行者的地位，对青少年的实际生活产生误导。

近些年，网络游戏、动漫产业、色情暴力网站等等大众传媒中的不良因素在青少年中广泛流传、屡禁不止，沉溺于这些虚幻、暴力、色情环境中的青少年容易模仿与学习其中的不良行为，置身于虚拟与现实之间无法清楚分辨。而来自欧美的网络游戏以及来自日本的动漫作品在青少年中广受喜爱，隐藏在背后的西方的价值观和文化背景却在无形中与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产生冲击和碰撞。青少年的心理还不成熟，在面对这种文化冲突时往往容易被误导甚至被利用而做出越轨和犯罪行为。

三、同辈群体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同辈群体（peer group），又称同龄群体或伙伴群体。它是由地位相近，年龄、爱好、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大体相同的人一起建立的一种非正式群体。同辈群体是一个独特的、极其重要的社会化因素，尤其在青少年中，它的影响日趋重要，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家庭和学校的影响。

同辈群体对青少年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积极作用：同辈群体可以帮助青少年形成社会意识，学习熟练社会技能；二是消极作用：青少年在价值观和道德标准方面还没有完全成熟，容易在人生转折阶段出现偏差。同辈群体内成员之间相互模仿学习，使得一些辨别能力较弱的青少年容易走上团体犯罪的道路。所以，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同辈群体并加以科学引导，促进同辈群体的健康发展。

如果青少年因为成绩不理想或是没有达到老师和家长的要求抑或偶尔犯错而被贴上“坏学生”的标签，则会从最初的越轨行为发展到进一步的越轨行为。最终一个原先接受社会广泛认可的价值体系的个人由一次偶然的越轨行为转向持续的越轨行为模式，成为一个越轨亚文化中的成员，其行为准则和标准支持他们去违反法律。这种具有自己的暴力亚文化的同辈群体，形成了亲暴力的价值观，传统意义上所说的“问题青少年”成为一个拥有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的亚文化群体的一员。犯罪团伙化即是这些拥有暴力亚文化的同辈群体衍生出的问题。

同辈群体对个人产生同辈群体压力对青少年健康成长影响深远。所谓同辈群体压力是指当同辈群体的意见或规范与该群体成员的思想或行为发生冲突时，成员为了保持与群体的关系，就需要遵守群体意见或规范，这时群体成员就会感受到的一种无形的心理压力。青少年学生中存在的不良英雄观、出风头、唱反调就使一些本来正常的青少年在心理上被潜移默化，产生盲从心理。如果同辈群体规范与社会行为规范发生冲突，同辈群体内这种强大而无形的制约力会迫使个体屈从群体行为规范。如果这种群体规范无视、忽略甚至违背社会规范，就会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特别是由常常表现出不良行为的青年组成的伙伴群体对其成员的健康成长会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

四、正确引导青少年同辈群体

同辈群体的性质不同，群体压力的作用的性质也就不同。同辈群体的规范直接影响其成员的思想和行为，从而影响社会普适价值观的传播和宣扬。积极型同辈群体中产生的群体压力有利于传播社会普适价值观；消极型同辈群体中产生的群体压力就会使成员形成错误的意识，偏离社会普适价值观，甚至出现反社会的思想和行为，这样就严重阻碍了青年的健康成长。因此，我们要鼓励和支持积极型同辈群体，大力教育和引导消极型同辈群体向积极型同辈群体转化，使其不断向社会普适价值观靠拢。

同辈群体具有它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因此研究青少年同辈群体的形成规律，及时了解青少年中各种同辈群体的类型和特点，使同辈群体充分发挥其对青少年身心发展的积极作用就变的尤为重要。而引导发挥同辈群体对青少年身心发展的积极作用，是家庭、学校、社会的共同责任。

首先，父母要深切关注子女的需求，端正其入群意识和入群行为，从教育内容的科学性、教育方法的针对性和父母的言传身教三个方面，积极营造和谐、民主、平等的家庭交往氛围。

其次，学校要注意引导学生群体行为，促进学生群体的健康发展。学校要尊重和理解青少年的同辈群体，对各种群体的性质进行区分和分析，通过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加强校纪校规建设、净化学校网络环境、美化校园环境等方式，传播社会主导文化，引导青少年中不良群体向健康方向发展。学校还应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技能，传播各种亲社会行为。

最后，个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发展，建设良好的社会环境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要环节，而形成正确的社会舆论导向和良好的社会风气是建设良好社会环境的关键。

参考文献：

〔1〕刘能.越轨社会学视角下的青少年犯罪[J].青年研究，2003.

〔2〕郭星华.社会失范与越轨行为[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2（1）：35-38.

〔3〕社会心理学第四版[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4〕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5〕吴亚荣.同辈群体及其对青少年社会性发展的影响[J].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9.

少年群体 篇4

关键词：网络舆论,群体极端化,原因,对策

一、引言

随着网络的日益普及,人们的精神生活也随之产生影响。一方面,网络空间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可自由交互的虚拟平台,为实现平等、民主提供保证;另一方面,网络平台的开发性和隐蔽性也易引发参与者的盲从心理,导致责任心的缺失,从而会引起一系列网络大事件的发生。如“郭美美事件”的轰动效应,引发了关于制度规范化的探讨;如“幼师虐童事件”的曝光,引发了关于社会道德的反思;如“表叔”被“人肉搜索”,引发了关于贪污整风的关注。

网络群体舆论极端化事件也从虚拟世界转向现实世界。例如,奥运会火炬在法国传递期间一度受阻,使得许多国人无比愤怒,北京市民自发抵制法国跨国公司家乐福超市。这种大动向,足以引起我们对网络群体舆论极端化事件的担心。

诚然,信息的大爆炸让我们更多人享受到拥有“话语权”的优越感,却也使“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为了提高关注度、增加点击率,网民学会了张扬、浮夸、肆无忌惮、暴力横行,网络秩序也陷入空前混乱。

当然,对网络群体舆论极端化现象的担心也有据可循,并不是说所有的网络话题都会引发该种现象,它是对某种“社会病”的一种病态反映,是某种情绪的激化、宣泄与反映。正确地看待和思考这些偏激的言行,有助于政府获悉民意、把握利益调整和制度改革的方向;有助于净化网络环境;更有助于营造和谐友善的社会环境。

二、“网络极端化现象”产生的原因

人们常常对某些网民的“两重人格”产生疑问,在现实世界里谈吐得体、彬彬有礼的人在虚拟世界中却会轻易火爆偏激。我们也带着这样的感叹和疑惑,调查探讨“网络群体舆论极端化现象”产生的原因。结果发现,网络群体舆论极端化现象是网民心理因素、社会因素、法律规范因素等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1、传播者的影响因素

(1)传播者群体的组成结构

从第四章案例分析中我们得出,网民群体舆论有易受煽动和误导、有放纵心理倾向、有年轻化的倾向,这些特征即传播者群体舆论的组成结构为网络群体舆论极端化的生成提供了基础。

通过对网络发言者的调查,基本上可以判断群体舆论极端化的传播者以男性居多,具体表现为:发帖篇幅较长、发帖次数较多、发言倾向多带有攻击性。

(2)传播者所处的社会环境

我国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至今一直并将长期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在此过程中,国家和社会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新兴力量不断崛起,社会的自由度也逐步放宽,个体的力量就显得渺小且孤独,导致很多个体在追寻、展现自我的过程中分化为两个极端:自恋或者从众。

2、信息的影响因素

(1)信息新闻价值

网络群体舆论极端化事件的话题在新闻价值角度看来更具“显著性”、“趣味性”、“时新性”。例如“俯卧撑”这一网络流行语,源于“翁安事件“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的陈述逻辑不明引起热议。事后网友用“做俯卧撑”来表示对某行为的荒诞和无奈的评价。许多流行语的形成大多来自于网民对某些突发事件娱乐特质的挖掘和宣传。

(2)信息的冲击力

当网络信息携带带有某种强大情感冲击力时,更能引起网络群体对话语权的渴望。如在“3.14 事件”中,西方媒体的扭曲报道,令中国留学生奋起反抗,为反击辱华势力自发组织开设网站。对整个事件的网络舆论呈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团结情绪。网络舆论的事件中往往包含较为复杂的情绪,这些强烈的感情因素是网络群体舆论极端化生成的构成因素和推动力。

(3)信息的颠覆效果

信息的颠覆效果是指新兴事件中包含对传统文化价值观具有冲击和颠覆意义的信息,可以引发广泛的舆论效果。例如“we are伐木累(family)”、“艳照门事件”、“范跑跑事件”等等,这些事件对我们的价值观有强烈冲击,对道德观念产生强烈的颠覆效果,更因为这些事件的小概率性,愈加能够引起对网络群体舆论化事件的激化。

3、媒介的影响因素

(1)网络的匿名性

网民群体在网络平台上自由表达意见时缺失了责任意识和法律意识。在一些不良的煽动和误导之下,该群体会发生过激言辞和非理性行为,从而引发网络群体舆论极端化事件。

(2)网络的互动性

网络平台的互动性和联动性,将群体舆论推至极端化的引爆点。虽然网站的信息是根据受众的不同需求而设定提供的,但是或大或小的社会团体,都能很快地朝自己的信念和行动的方向前进,因此网络平台的互动性和联动性增加了固定串联的频率。除此之外,“引爆点”正是观念发生戏剧性变化的拐点。

(3)网络表达的低成本

网络只需要一台电脑就可以做到声音,图像的多种形式同时传播,因此网络表达的低成本会促使网络群体舆论极端化的形成。

(4)网络的开放性

网络的开发性并不仅指明话题的开放度,也指明网络信息传、受双方的开放性,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其他媒体、媒介的多种审查模式。

4、接受者的心理影响因素

(1)群体的易受感染性

大部分网民在历经现实生活的压迫后,总是怀着娱乐休闲的心理浏览网上信息,他们大都懒得通过自己的推理来对某种信息做出理性判断,因此,在网络的传播中,简单明了、不容置疑的一面信息要比复杂谨慎的两面信息更具说服力。

而网民群体对事情的判断往往不能反映真正的社会舆论,他们会为“意见领袖”的意志所改变,会被多数人的重复所影响。这些受到意见感染的网民发表的意见已经不是基于自己的判断了。网络群体舆论极端化现象就产生了。

(2)群体舆论的偏执与专横

在网络极端化现象中,网民往往被要求发出“统一的声音”,而与主流意见不合的言论会遭受排斥甚至敌视,网民对舆论领袖所传达的意见全盘接受,对任何不和谐的音符,必声讨之。

(3)群体的从众心理

网络群体在意见表达过程中也存在“沉默的螺旋”现象,令网民一味地附和他人意见。正是这种从众心理,进一步激化言论的导向,激发网络群体舆论极端化现象。

5、社会的影响因素

(1)群众社会情绪导向被操控

各种力量利用社会情绪有意操控网络舆论,制造群体舆论极端化现象。如在哈尔滨警察打死大学生的事件中,网络舆论一边倒的倾向,形成同情死者的强大舆论。而当暴露出死者父亲的职业时,“房地产开放商”的身份、死者本人有吸毒等恶行时,网络舆论大逆转,声称:该恶少罪有应得。经证实,有人利用网络故意发布虚假信息,企图左右网络舆论。这里,网民成了某些利益体的强大助力。

(2)媒体工作人员的有意策划推动

诸如一些帖子、博文、甚至一些网络辩论,都是网络、媒体工作人员的“议程设置”。他们甄选出具有“娱乐卖点”的话题或事件,利用媒体人的优势发布“专家意见”,企图使该热点话题在最短时间内吸引眼球、蔓延于各种论坛社区。

(3)不法分子蓄意利用

国内外的一些分裂或极端分子蓄意利用网民的注意力,他们选择一些重大的活动期间或一些特殊日子,在网络上四处发布一些反动言论,制造轰动。无论这些言论是否逃过监控,或者是否引起关注,他们的行为都在破坏社会的和谐,实质上推动了网络群体舆论极端化的发生。

(4)网站对商业利益的追求

许多网站的营业商目光短浅,他们设立网站就是为了谋求商业利益,且从不考虑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为了获取高点击率,经常利用煽动性的标题和不良信息,甚至对网民的情绪化色彩浓重的言论持默许态度。

网络媒体监管责任的缺失对于网络极端化现象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5)法律的不完善

网络发展过程中法律的不完善,是对参与网络群体舆论极端化事件的网民和企图恶意利用舆论的人约束的缺失,责任主体的不确定性也为法律责任的追究增加了难度。

与蓬勃发展的互联网产业相比,国家的监管措施十分消极滞后。目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等,这些规定、办法显然无法应对日趋复杂的网络信息传播的发展。特别是在网络群体舆论极端化事件中,法律与现实的矛盾更为突出。

三、应对“网络极端化现象”的对策

1、政府主导方面

(1)源头遏制

目前,我国所有互联网服务供应商都为政府所有或有政府背景,并遵守网站管理委员会制定的互联网操作准则。鉴于网络群体舆论极端现象的频发性,网站管理委员会有权命令供应商关闭被认为危害公共安全、国家防务、宗教和谐及社会公德的网站。

(2)安全监管

以政府部门为首,网络业界代表和行业组织代表制定网络安全和监管方面的行业性规范,解决信息分级、检举举报和责任承担等问题。如:

1“信息通信伦理委员会”依据规范审查鉴定,出台网站地址的“黑名单”,要求互联网服务商加以屏蔽。由执行机构接受检举;

2监督检查供应商承担责任的履行情况,必要时给予经济、法律手段的惩处。

(3)导向监督

政府直接或间接参与“网路意见领袖”的活动,树立健康风风向标引导健康,从而形成良好的网络环境。

(4)司法保障

设立专门的网络管理的立法、执法机构。由执法机构对有害网络行为的实施经济和刑事处罚。

2、法律健全方面

加快网络立法建设的步伐,以法律手段来约束和制裁网络极端化现象行为。一个健康有序的网络环境是需要相对成熟的法律法规做制度保障的,但我国目前的有关互联网的法律法规存在一些问题:1现有的网络立法层次不够,多停留在部门规章的层面上:2法律法规不够系统,针对性不强;3可操作性不够,需要进一步完善,加强执行力。

因此,应针对现阶段网络传播的特点,尽快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

(1)制定《不当互联网站点鉴定标准》和《互联网内容过滤法令》,在法律框架上确定信息内容过滤的合法性,使相关部门有法可依;

(2)制定《危害国家和社会安全稳定的不适当信息发布和传播惩处条例》,第一次警告、第二次断网并处重罚金、第三次剥夺网络接入权。

(3)用明确的法律条文来约束和制裁恶性的网络极端化现象事件,这样网民的行为才能有法可依,真正成为解决网络群体舆论极端化负面效应的有效措施。

3、技术跟进方面

对于网络极端现象的问题,有了政府和法律的支持,我们还可以采取一定的技术控制方法,在“硬件环境”下控制极化的发生,可以采取如下方法:

(1)利用SEO(搜索引擎优化)的规则来提高目的网站在搜索引擎内的排名方式,为网站提供生态式的自我营销解决方案;

(2)用户实名身份登记上网(实名制),遏制网络匿名传播环境下的不文明行为和网络犯罪;

(3)研发、推广网络管理软件,过滤不符要求信息内容;

(4)鼓励家庭、学校、单位使用“绿色上网系统或软件”或采用研发技术从技术角度将用户的使用直接纳入技术管理范围;

(5)学校、网吧、重点监测部门单位网关等安装浏览自动监视器,链接政府经专门机构锁定的黑名单网站,达到过滤和屏蔽目的。

4、行业自律方面

一些网站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往往无视自己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为网络极端化现象事件的发生提供了平台。因此我们要提高网络供应商的责任意识。网络供应商承担行业规范中提到的内容合法责任,否则由网络管理委员会等专门机构予以经济处罚、断网等处理。对此,我们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1)由政府指导建立健全行业法规和标准,提高网络供应商的责任意识;

(2)完善行业组织主要成员的任用机制,最大限度地确保全社会对网络监管的参与和平衡。行业组织除了负责监督行业法规和准则的实施外,还应注重与政府监管机构和社会民众的沟通协调,支持政府各种监管措施的实施,并广泛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3)应促进网络行业内部的公平竞争,避免网络提供商为了谋取私利,提供非法网络信息和为不法分子提供从事网络犯罪的网络空间;

(4)网站的多元化链接。网民在得到群体内部认同的同时,也能听到反对的声音,看到不同的意见,进而可以多角度的看问题,进行换位思考,以避免由于信息窄化所带来的“群体舆论极端化现象”的发生。

5、教育并进方面

网络监控的问题,还应采用教育、教化的管理方式。在我国对一般网络色情、暴力内容的管理和控制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实现:1广电总局等相关部门出台相应的硬性规定;2官方或民间机构成立相关志愿者组织对受众宣讲培训;3利用已有软件“家庭上网系统”对各种不良信息进行过滤和拦截。

但是针对网络空间的群体舆论极端化现象与上述行为又有所区别,应当鼓励各个教育机构组织有针对性的教育活动,即使得普通网民利用网络媒体的媒介素养通过教育的手段得以提升。文明上网的公共教育和培训活动:

(1)学校、电视台电台加强文明上网教育教化引导、不文明上网的法律处罚条令的普及教育;

(2)学校可将网上文明教育纳入思想品德课,从各级各层教育环节将该教育衔接起来,不出现教育盲点;同时思想品德课内容随网络时代的来临更新,与时俱进、与世俱进、与实俱进;

(3)鼓励网民自律。网民的自律意识很重要,特别是在网络信息鱼龙混杂的状态下,网民应该学会对事件进行理性分析之后做出回应。在没有成熟的考虑之前可以保持沉默,静观事态的发展,以免成为别人利用的工具。

6、全面监管方面

设立专门监督机构,如:成立专门的网络违法和有害信息举报中心,负责监督互联网有害信息传播,接受社会各界民众举报信息。

建立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相互协调的监管体系。社会民众是网络信息的最终需求者,赋予社会民众一定的监管权力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

(1)充分发挥网络举报机构的作用

我国已成立了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和网络违法犯罪举报网站等投诉机构,但由于宣传力度和激励机制不够,这些机构的作用并没有充分显现。为此,应加强对该机构的宣传,尤其是网络宣传。并加强对举报行为的激励。

(2)政府应增加公共支出

重点青少年群体思想行为调查报告 篇5

各类重点青少年群体均是处于失学、失业、失教、失管的特殊群体，主要表现“五大思想行为特点”：

(一)理想信念时有波动。青少年时代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多数重点青少年理想信念模糊，生活态度消极，对社会、家庭和自身缺乏责任感。对“中国梦”、“十八大”等国家大事关注不多，认识不深;胸无大志，对人生没有规划，对未来没有追求，不愿意主动掌握就业技能，甚至缺乏就业热情。

(二)价值取向复杂多样。重点青少年大多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未成年人，价值观尚未成形，价值取向多元混乱。大部分存在贪图安逸、追求享乐的思想，人生观、价值观、事业观扭曲。有的过分追求流行时尚，对优良传统淡漠，有的过分强调权利，不讲义务;有的追求随心所欲，强调自由，不讲法律，狭隘的个人主义现象比较严重。

(三)是非标准扭曲模糊。社会转型变革期间，旧的标准被打破，新的标准未完全确立，各种观念思潮交织、冲突，某些理所应当，天经地义的事情都被所谓的“新”视角、“新”标准给扭曲了。正处在青春期的重点青少年大多无正式工作，游离正常社会关系和组织之外，“小圈子”亚文化流行，是非判断能力较差。

(四)道德观念碰撞交织。受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网络文化等多重影响，重点青少年道德观念呈现出多元化、矛盾化，好坏交织的状态。表现为道德认知水平较高，但行动上有欠缺，认同社会公德，却没有良好的遵守习惯;认同集体价值取向，行动上却讲实惠，重私利;普遍对不尊重父母和老人的行为不宽容，但对父母的管教行为又不尊重等。

(五)心理趋向矛盾失衡。青少年时期是个体心理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渡时期，容易出现情绪障碍和心理行为失衡的现象，而这种不成熟性在重点青少年群体表现的更加明显。重点青少年心理失衡表现在很多方面，例如，自卑又自负，对自己的某些行为、缺点很是敏感，但有时又觉得高人一等;渴望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别人的认同，又有较强的叛逆心理，总想展示自己的独特个性;喜欢对未来编织绚丽的蓝图，又怕吃苦受累，心生悲观等。

二、重点青少年群体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从家庭因素来看，主要表现为“三缺”

一是关爱缺失。很多重点青少年家庭结构遭到破坏，包括父母离异、父母一方或双方亡故、父母有残疾或重病缠身、父母犯罪服刑等。青少年既得不到正常的家庭教育，又没有正常的家庭关爱，同时也容易受到歧视，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会逐渐异化，逃避家庭，流浪社会，成为问题少年。二是管教缺方。不少家长对孩子一味迁就，青少年从小好吃懒做、贪图享受、以自我为中心、占有欲强等心理，导致青少年欲望无度，行为越轨。三是示范缺效。有的父母生活作风不检点、不正派，自身有酗酒、赌博、打架斗殴、吸毒、婚外恋等不良甚至犯罪行为，影响了子女的健康成长。

(二)从学校因素来看，主要表现为“三个滞后”

一是教育方式“滞后”。有的课程教育方法模式化，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和青少年的变化。二是教育内容“滞后”。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中小学校普遍“重学习、轻其他”、“重分数、轻德育”， 心理咨询、美德教育、法制教育、性教育、人身安全教育等课程流于形式。三是教育管理“滞后”。有些学校管理制度不健全，校风不好，同时有一部分教师自身品行不端，致使相当数量的学生丧失信心，逃学厌学，提前流失在社会上，最终成为扰乱治安、违法犯罪的后备军。

(三)从社会因素来看，主要表现为“三化”

一是社会思潮“多元化”带来的影响。当前，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趋频繁，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受到一定程度冲击。二是群体认识“污名化”带来的影响。污名化是指重点青少年群体遭受社会排斥、歧视和不公正待遇的过程和现象，主要包括贴标签、社群隔离等。三是就业压力“扩大化”带来的影响。许多重点青少年中学阶段就结束学习，学历低且技能匮乏，就业形势更加严峻，无闲散于社会，成为问题青少年，而有轻微违法犯罪记录或者被公认的问题青少年的就业压力更大，形成恶性循环。

(四)从自身因素来看，主要表现为“三种特质”

一是生理结构的特质。青春期是青少年身体急速发育成长的时期，性别差异日益明显，精力旺盛，好奇心强，生理需求等不到正确的引导，成为青少年产生不良行为的直接原因。二是心理结构的特质。重点青少年看问题简单、片面，情绪易受感染，缺乏克制力，不良习气和“以自己为中心”的自我意识得不到控制，容易走极端。三是社会认知的特质。由于文化程度低，对社会的认知并不全面，分辨能力差、抵御能力差，很难应对社会各方面的不良影响，同时自身又怕吃苦、不求上进、好逸恶劳等，造成不愿就业和不能就业，加剧了与社会的隔离。

(五)从监管因素来看，主要表现为“三个不健全”

一是组织网络不健全。重点青少年群体的人数较多，分布较广，流动性较大，情况较复杂，传统的政府部门和群团组织的管理服务和组织网络没有全覆盖。重点青少年处于社会边缘，社会照顾不上，家庭管理不了，组织网络不到，使这些青少年处于教育管理的空白点。二是联动机制不健全。没有独立编制的重点青少年专门管理机构和专业力量，相关部门各管一块，盲人摸象，没有形成合力，对重点青少年的整体情况都不熟悉，个体情况更是茫然。三是服务体系不健全。重点青少年相关的工作力量专业能力不高，关心关爱程度不够，管理服务的长效机制不完善。部分工作人员甚至存在歧视、厌烦心理，对重点青少年的帮扶、帮教没有感情，工作流于形式。

三、加强重点青少年教育管理工作的对策建议

(一)健全一个机制：即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协作配合、社会全员参与的“大帮矫”机制

各级党委政府要把重点青少年群体服务教育管理工作列入重要工作日程，纳入综合考评体系，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相关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加强督促检查，把工作抓牢、抓实、抓好。政法、教育、文化、民政等相关部门要明确各自职责，积极协调配合，各级团组织积极协调组织，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社会化共管、教育管理、财政投入、考核激励和监督建设等相关工作，形成统筹协调、各司其责、密切配合、整体联动的新格局，从根本上改变重点青少年教育管理薄弱的现状。

(二)构建一个体系：即构建重点青年群体分层分类教育体系

一是依靠专业力量，教育矫治有不良行为青少年。要充分发挥公检法司等组织化专业力量身份权威、方法专业、经验丰富的优势，开展教育矫治。积极引入专业社会工作力量和工作方法进学校、进社区、进未管所等，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等形式，规范和引导社会资源参与青少年不良行为矫正事业。加强专门教育学校建设，做好对严重不良行为青少年等群体的特殊教育工作。二是加强闲散青少年的教育管理。建立党政干部、社区干部、“五老”人员和志愿者等社会正面力量接触联系闲散青少年的长效机制，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分类服务引导，有针对性的解决他们的失学、失业、家庭贫困、心理障碍等实际困难。将闲散青少年纳入政府主导的职业技能培训、就业创业扶持等工程，尤其要保障贫困户、服刑人员等特殊家庭的子女就学。三是加强对弱势青少年群体的救助保护和关爱帮扶。强力打击控制、操纵流浪未成年人和强迫聋哑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黑恶势力和青少年犯罪团伙，让流浪乞讨未成年人回归家庭。推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的建设和管理。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做好校内教育管理和校外关爱帮扶，加强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整合社会资源，依托托管和服务基地，开展各类关爱互动。注重对服刑在教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心理干预和困难帮扶，解决实际困难。深化“青少年维权岗”创建活动，建立和完善省市县三级12355综合服务平台。

(三)培育一支队伍：即培育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当代青少年在传统的学习生活困难问题之外，在成长成才、身心健康、就业创业、社会融入、婚恋交友等方面面临着新的困难和问题，不同的群体之间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也大不相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有效整合各类社会力量，大力加强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健全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和网络，广泛在青少年工作中引入专业社会工作，有效满足青少年的个性化社会服务需求。一是加强青少年事务社工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加快研究制定工作岗位设置标准，重点在各级团组织、少年司法机构、青少年维权机构等青少年服务组织和结构开发设置工作岗位。加快发展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建立健全青少年社工专业队伍培养体系、考评体系、薪酬保障机制、人才流动机制等体制机制建设，推动大专院校设置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课程。二是优化和丰富面向青少年的政府公共服务产品，引导社会资金投向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服务领域。重点支持共青团承接青少年社会教育、就业创业、科技创新、扶贫帮困、生态环保、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等公共服务项目。三是发挥志愿者作用，打造“社工+志愿者”工作模式，进家庭、进学校、进社区、进特殊管教场所，有针对性的开展教育感化、心理干预，推动重点青少年群体服务管理与预防犯罪工作的专业化、社会化。

(四)完善一个网络：即完善家庭、学校、社会、政府“四位一体”的帮教网络

重点青少年群体各种突出问题的产生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是各种社会矛盾、社会现象相互作用的产物。做好重点青少年的联系服务帮教工作，既是家庭、学校的职责，也是社会和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必须建立家庭、学校、社会、政府“四位一体”的帮教网络，调动多方面的力量和积极性，多管齐下，综合治理。一是发挥家庭教育的基石作用。加强对家长的法律教育，引导和督促父母履行教育责任。开展家长教育能力提升活动，不断增强家长应具有的育人素质，帮助家长掌握正确教育方法，提高教育能力。二是发挥学校育人的关键作用。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观为根本，大力推进和创新青少年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德育教育，将少先队活动课固定列入中小学课表。广泛开展法制教育和自护教育活动，增强中小学生的法律意识和鉴别能力。要重点做好“双差生”(学习成绩差、行为表现差)的转化工作，避免从“差生”到“罪犯”。三是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要健全社区青少年工作体系，各级政府应加大投入，加强社区青少年工作的资金保障、工作队伍、工作平台与联动机制建设。探索在青少年聚集、条件成熟的社区和网格中建立社区青少年服务站点，组织专业社工进社区，直接面向重点青少年开展个案的联系服务。加强对重点青少年的信息监测，强化社区矫正工作。依托利用社区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在社区建立涵盖校外托管、就学帮困、就业指导、心理辅导、法律维权、志愿服务、婚恋交友、家教咨询、应急救助等的青少年服务平台，解决青少年实际困难。四是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各级政府要组织、协调各职能部门和其他社会组织做好青少年相关事务，克服各部门“都管又都不管”的尴尬局面。

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尽早建成适合未成年人年龄特点的活动场所，拓展其功能，为青少年提供法律援助、就业咨询、技能培训、安置帮教等综合服务，开展青少年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矫治、流浪儿童援助等工作。加强整顿文化市场，优化文化环境和网络环境，净化社会风气，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

(五)出台一部法规：即出台《湖北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

少年群体 篇6

关键词：新媒体；舆论引导；困境；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1；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2-0188-02

新媒体是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与传统媒体相对的、以数字媒体为核心的媒体，比如手机短信、网络、桌面视窗等相互融合的传播形式[1]。眼下新媒体正在以全新的信息传递形态迅速地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成为信息时代发展的重要特征。据CNNIC在2014年发布的《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和《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调查报告》[2]，截至2013年12月底，中国青少年网民规模达6.88亿，占全体网民的79.2%。青少年群体年龄虽小，但是作为“科技哺育的一代”的信息受众群体，对新媒体本身带有的即时交互性、无限兼容性等信息传播的特性却有着强烈的敏感与好奇心。他们可以接收到大量的国内外资讯，拥有更多的对社会问题的独立见解，对于政府、学校等管理群体的新闻宣传有了更强的辨识力，并且随着手机客户端技术的逐步完善和网络终端费用的逐步下降，青少年群体使用网络设备和网络条件更加便捷，参与社会公众舆论的积极性也日益高涨[3]。舆论引导是我国青少年群体服务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积极研究新媒体环境下的舆论引导问题，关系到青少年群体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形成和导向，关系到社会和谐以及政治稳定。如何适应信息社会的发展要求，针对新媒体自身不可避免的舆论引导弱点，提升驾驭新媒体的能力，有效引导青少年群体的舆论走向，是眼下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新媒体环境下青少年舆论引导的困境

舆论引导是我国青少年思想建设工作的重要内容。随着手机、电脑等新媒体工具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电视、期刊、广播等传统舆论媒体的影响力日渐减弱，互联网、博客、移动手机、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正相互结合，全面渗透到青少年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社会舆论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新媒体的传播深刻影响着当今青少年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活动方式，虽然给青少年群体的社会舆论的引导带来了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但不可避免地带来许多困难。

（一）新媒体与生俱来的自身弱点，导致新媒体舆论在一定程度上呈现负面效应。首先，由于信息渠道的来源广泛甚至无所不在，使得新媒体信息传播者的“从业门槛”大幅度降低。青少年的个人价值观尚处于形成和不稳定阶段，对信息的鉴别力、把握力、掌控力比较弱。其次，新媒体环境下信息量处于爆炸状态，但信息总量多，有效信息非常少。青少年作为一个亟需获取知识和有效信息的受众群体，在新媒体的环境下获取的知识往往呈现“断章取义”、“碎片化”状态。最后，微博、论坛等客户端发布信息并不需要网络实名，一些非绿色网站的信息发布内容也没有经过严格审核，使得青少年群体的心理道德底线受到网络思想的一再影响，严重影响了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二）地方政府、学校等管理群体对青少年舆论引导停留在传统的思维模式中，难以发挥引导作用。一是新媒体操作能力欠缺，舆论参与能力不强。随着微信、微博等智能手机客户端等新一代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应用，使得习惯于使用传统手段的校园管理者的网络社交力量不足。他们认识不到青少年群体在接受信息的同时也变成了能传播信息的“自媒体”。二是舆论引导手段相对单一，管理措施过于生硬。部分管理群体对于媒体环境当中不可回避的热点、尖锐话题还停留在回避、后台屏蔽、刪除信息等传统的处理方式上，这很容易引起青少年群体对于管理群体公信力的质疑。

（三）传播渠道的广泛性和不可控性对青少年群体的舆论和核心价值观的冲击力度比较大。一是新媒体的传播使得国内的舆论环境与世界各国建立了联系通道，舆论强势国家竭力借助新媒体输出他们的政治观、价值观、文化观和生活方式，力图以舆论影响青少年群体的思想，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如何对新媒体的使用方式进行有效的引导和规范，如何提升对信息的监管能力，是管理者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二是新媒体环境下舆论传播主体不再是单一的正面、主流价值观的“代言人”，多元群体学历、素质的参差不齐使得新媒体对负面事件和负面消息的报道率大大增加。

二、新媒体环境下青少年群体舆论引导的新机遇

新媒体的即时性和交互性对青少年群体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以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体轻松时尚、获取信息的便捷多样等特点，满足了青少年群体各种各样的信息需求和兴趣爱好[4]，这种信息渠道的依赖性也恰恰给政府和学校等青少年群体管理者带来了舆论引导的新机遇。

（一）新媒体拓宽了管理部门对青少年群体进行舆论引导的渠道。多媒体技术的整合与发展，使舆论传播方式从单一的文字形式发展为包括图像、视频、语音等多种直观生动的表现形式，包罗万象的信息含量和生动活泼的展现形式增强了舆论内容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使管理者在了解信息动态的同时借助更加丰富的信息载体与青少年群体进行思想互动。

（二）新媒体增强了青少年群体参与舆论的积极性。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微内容以极快的速度和极宽的覆盖被青少年群体广泛接受，实现了人与人之间即时沟通与联络[5]。新媒体作为一个开放的体系，高度的互动性与参与性使得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位成员都可以成为信息传播的主体，都可以加入新媒体这个天然的社会舆论发酵场中来，新媒体这种便于参与、能够直接受益的形式大大提高了青少年群体社会管理的主人翁意识和舆论参与意识[6]。

（三）新媒体主体为管理者对舆论引导提供了更有利的工具。群体化动员与社会化动员相结合是青少年群体舆论引导的一大特点和优势。新媒体的运用，不仅可以在群体化动员中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扩大宣传力度，还能够在一种覆盖面更广、更加高效快捷、青少年更乐于接受的动员方式在社会化动员的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三、新媒体环境下改善青少年舆论引导困境的积极的对策

面对新媒体给青少年群体舆论引导造成的困境、带来的机遇以及在现实工作中遇到的实际情况，我们从舆论引导者的群体公信力、网络事件监测体系建设、政务信息公开、舆论管理法制化等方面不断更新观念、与时俱进，提出舆论引导的积极对策。

（一）提升管理部门对青少年的影响力，在管理群体当中培养舆论引导者。在青少年的舆论群体当中，能够处于核心位置的必定是那些有着更开阔的视野、积极参与讨论、能不断提出引人注目的、个性鲜明、观点前卫的舆论引导者。政府和学校等管理群体想要有效引领青少年新媒体舆论，就要改变传统的发布信息、回复留言等简单的管理策略，走精准化路线，培养一批新媒体专业技术人员并深入到青少年群体舆论场当中去，帮助其树立在青少年群体感兴趣的特定领域内的权威形象。

（二）保障青少年群体的知情权和监督权，积极推动政务信息公开。新媒体的出现推动了管理部门信息公开的进程，也对政府信息公开的的信誉和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政务信息要具备权威、准确以及时效性强的特点，保障青少年群体对于管理部门相关政策的知情权、监督权与表达权，使青少年参政、议政在新的环境和形势下成为现实。同时，管理部门还要及时吸纳新出现的新媒体热门应用形式推进信息公开，保障青少年群体在该群体参与社会管理、表达诉求的渠道更加广泛和畅通，进而有效帮助管理部门梳理和公布相关信息，避免不良信息的产生。

（三）健立健全新媒体舆论监测体系，构建预警常态工作机制。最近几年，青少年群体的舆论监测工作已经成为各级管理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制度化管理、规范化发展已经成为青少年群体舆论管理的一个新模式，我国从中央到地方的舆情监测体系也陆续建立。管理部门充分利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中央调控能力的优势，有针对性地对自身管理的领域实施舆情监测，建立青少年群体的舆情监测分析系统和预警系统，积极关注全国范围内有普遍影响力的议题。同时，随时了解网络动态，提升对新媒体突发舆情的应对能力，结合青少年群体的需求，正确处理突发事件，给予公众满意的答案，化解舆论危机。

（四）推进新媒体舆论管理法制化，营造青少年有序参与的新媒体环境。新媒体舆论的法制建设离不开每个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完善新媒体舆论的法律法规建设一方面要保证公民的言論自由，同时，又必须有效地规范新媒体环境下的言论行为，引导青少年合理合法合情地发表言论，有序地参与到社会环境当中去。在新媒体舆论法制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建立健全新媒体舆论监督的各项法律法规，实现新媒体虚拟社会法制化的建设与管理。青少年群体的法律意识也必须随着新媒体的影响力的扩大而不断提升。首先，完善新媒体时代舆论制造者制度。青少年网民既是网络信息的知晓者和参与者，同时也是不良虚假信息的制造者，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对青少年网民进行约束是打造新媒体有序环境的有效手段，是符合新媒体发展潮流的。其次，完善新媒体管理中网络犯罪、个人隐私保护等相关方面的立法。

参考文献：

〔1〕廖祥忠.何为新媒体？[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8，（5）：121-124.

〔2〕互联网法律法规[DB/OL].中国网.www.china.com.cn.

〔3〕谢金林.政府要有效引导网络舆论[J].理论探索，2010，（02）：67.

〔4〕徐振祥.新媒体：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机遇与挑战[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7，（06）：64-66.

〔5〕匡文波.“新媒体”概念辨析[J].国际新闻界，2008，（06）：67-68.

少年群体 篇7

同辈群体又称同辈集团或同龄群体, 是指在相同年龄阶段中, 由价值观、生活态度、兴趣、爱好等大致相同或相近的人组成的互动频繁且关系密切的非正式群体。同辈群体作为普遍存在的人际交往环境, 并在青少年群体中广泛存在, 具有以下五个基本特征:

(一) 群体成员意愿的自由性

群体成员个体可以在平等的基础上自由组合, 并且根据群体内大部分成员的意愿安排群体内的活动内容, 即使少部分成员需要迁就、妥协和服从也是相互协商的结果, 极少带有强制性, 绝大部分情况下是个体愿意接受的。

(二) 行为规范及价值准则的独立性

同辈群体有自己的一套行为规范、价值准则。从服装、发型等审美标准到沟通的语言习惯、交往方式、消费标准乃至心目中的榜样都体现了鲜明的个性特征, 这种特征对个体的思想价值观念有着重要的影响。通常情况下, 为了避免群体内部的压力和排斥, 群体成员一般都会自觉遵守群体内部的行为规范。

(三) 同辈群体内核心人物的权威性

群体内的核心人物往往属于非正式性质的, 既非他人派遣过或任命, 也非成员内部选举产生。而是在群体内部活动中凭借自己的才华、阅历、知识、修养等各种内化因素获得了群体内大部分成员的普遍认可后自然而然产生的, 核心人物对群体成员的影响力依靠的并非权力, 而是来自于同辈群体内成员的追随所产生的号召力、感染力。

(四) 同辈群体内成员交往方式的多样化

现代通讯工具的进步, 改变了青少年以往面对面直接单一的交往方式, 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的交往方式呈现出多样化, 如手机信息沟通、手机电话沟通、互联网沟通等等。交往方式的多样化又进一步促进了同辈群体之间交流的频繁化日常化, 增进了同辈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

(五) 同辈群体价值追求的多元化

改革开放以来, 许多传统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规范遭受到日益严酷的挑战, 特别是来自部分西方的消极文化, 给青少年在道德标准与行为准则上带来了困惑, 人生理想和价值取向的迷茫, 致使青少年同辈群体的价值追求由单一化转向多元化。

二、同辈群体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

同辈群体对青少年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 有其他教育途径所不可比拟的优势, 它对于青少年形成积极的价值观、锻炼自身人际交往能力、培养高尚的兴趣情致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首先, 表现在积极方面的影响有以下四个方面:

(1) 有助于提高青少年的群体交往能力。青少年在同辈群体中, 通过与同伴日常交往, 逐步学会了与他人沟通合作的有效方式。在出现不可避免的矛盾摩擦时, 学会让步、宽容与谅解, 学会换位思考。这为他们以后的工作与生活中与他人团结协作, 自觉遵守基本的社会公德规范及各种规章制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 充分满足了青少年情感交流的需要。青少年渴望与同龄人交往, 渴望得到理解, 时常在彼此频繁的交往中, 形成心灵上的依赖感, 实现彼此内心真实的沟通, 相互尊重, 相互支持, 相互关心, 抵御内心的孤独感, 最终获得心理归属感和价值认同感, 有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

(3) 青少年在同辈群体内所学的内容广泛, 而且影响深远。由于同辈群体成员间的相互信任, 使得青少年能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意见, 探讨一些问题。青少年在同辈群体的交往中更加直接、更加亲切。青少年心理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好奇心强和求知欲旺盛, 他们从对方那里获得大量的常识经验、新闻信息和价值观念。这种获得方式比从课本上获得随意, 且印象深刻。一般说来, 个体最初选定生活目标时, 很大程度上受到家庭的影响, 但走入校园, 接触了更多的人之后, 由于心理上的相近相容, 使得家庭的影响逐渐不敌同辈群体间的交流与相互影响。

(4) 来自同辈群体内的批评建议更易被青少年接受。青少年正处于青春期, 逆反心理较强, 往往不愿意接受来自家长和学校老师的批评与建议, 而更愿意接受同辈群体成员的批评教育。成员之间共同分享学习经验和心得, 大家共同提高, 且同伴榜样也能传递一种行为的功能价值信息, 因而激励同伴更加努力, 在群体中提升自我并追求卓越的目标。

2.同辈群体在青少年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积极作用的同时, 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其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同辈群体不具稳定性, 且情感纽带单一。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自我意识、独立人格初步形成, 在同辈群体的交往过程中, 由于群体成员与成员之间交流沟通内容的不稳定性以及群体成员之间情感纽带的单一性, 与家庭父母及教育者之间的情感交流日益削弱, 反之容易让青少年产生对群体的盲目依赖, 在青少年中越来越多的出现了煲电话粥、拇指一族、低头族等群体, 使得青少年在群体中迷失自我, 阻碍其独立意识的发展, 集中表现为情绪自控障碍, 自我认知障碍。

(2) 同辈群体核心人物意识一旦出现偏颇, 就有可能导致群体性消极。青少年在同辈群体的交往中习惯性的在思想和行为上追随核心人物,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 一旦群体中的核心人物的言行举止偏离了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轨道, 群体内的其他成员也很容易误入歧途, 产生内在的价值观念与道德准则歪曲的问题, 如果外化在行为上, 对其个人乃至社会都会产生恶劣的影响。

(3) 群体成员之间感性建议较多, 理性指导缺失, 易导致青少年价值观念错位。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是导致青少年价值取向错位。具体表现为从注重精神到更注重利益;从助人为乐到注重索取;从注重修养到注重金钱;从注重集体到只注重自我, 甚至有青年把立足于绝对自我基础上的“自我设计”当成一种时尚, 这种过分的“自我设计”带有明显的过于感性的色彩, 这必然导致青少年的价值观错位, 道德行为失范, 在青少年群体中传播消极文化。

三、引导同辈群体在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积极作用

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关注生活、贴近学生实际, 要有效提高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学生的感染力、号召力和有效性、针对性。而同辈群体是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 因此, 思想政治教育要重视同辈群体, 应着力掌握同辈群体的基本特征, 积极引导同辈群体在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正面作用, 趋利避害, 确保青少年在同辈群体中健康成长。

1.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需要积极地通过同辈群体真实地了解青少年的内心世界。青少年身心都在快速的发展, 他们大部分都有强烈的人格独立愿望, 而这样的独立愿望往往不被老师、家长所理解。于是他们在心理往往更加贴近同龄的伙伴, 愿意与同龄人在一起, 将自己内心烦恼与忧虑都与同龄人诉说。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 要充分了解教育对象即青少年的真实想法, 注重自身角色的调整, 不要总是摆出高姿态, 而是带着与学生交朋友的心态亲近他们, 才能够根据他们的想法和需要, 有效的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2.在群体活动中植入思想政治教育, 培养同辈群体的道德素养。同辈群体在思想政治教育上的作用表现在引导青少年做一个合群的人, 而同辈群体形成后就会有封闭倾向, 活动范围往往局限于成员内部, 这样的封闭可能滋生狭隘和偏激的文化, 因此要将思想政治教育寓于群体活动中, 使得青少年在开放、健康的群体活动中发展自我、完善自我。也可以通过形式多样的课外群体活动, 为青少年同辈群体提供平台, 使主流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于群体活动中。

3.引导青少年树立群体意识, 并提高青少年的交友辨别能力。群体意识是指群体中的成员所共同达成的意识, 决定着群体的行为。同辈群体是在相似或相辅的兴趣爱好和其他条件的基础上形成的, 其成分复杂, 因而群体意识也不都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帮助树立端正的群体意识, 鼓励青少年的参与群体活动, 指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交友准则, 培养他们独立的判断力、是否能从同辈群体关系中得到进步和成长, 认清“江湖义气”“拔刀相助”等不健康关系与志同之友、知心之友、德高之友之间的巨大差异。

4.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自我意识, 培养青少年人格的独立性。树立正确的群体意识的同时, 正确的自我意识对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同样至关重要。青少年对于群体的依赖在增强其人际交往能力的同时也容易导致自我意识的缺失, 独立性的欠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帮助青少年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点, 即帮助青少年在遵守正确的群体行为规范的前提下, 保持内心与思想的独立, 不事事依赖于他人, 不在群体中迷失自我, 并逐步实现自我教育, 自我管理, 自我成长。

5.重视榜样的作用, 以带动整个群体的健康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对群体核心人物进行重点培植, 发挥他们的典型示范作用。对于那些影响力较为积极, 并具有一定领导水平的核心人物, 要尽早将他们纳入到学生管理队伍中, 为他们提供一个更高层次的平台发挥他们的模范带头作用。反之, 对于其他一部分与主流价值观有所偏离的群体核心人物, 要加强教育和管理, 认真细致的做好思想工作, 摒弃不良习气, 促使其带领群体成员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 积极向主流文化靠拢。而对于那些屡教不改的破坏性群体, 尤其是青少年犯罪团伙, 要用法律的手段加以制裁。

6.家庭应与学校加强沟通, 密切配合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家庭要与青少年保持良好的交流与沟通, 保证彼此间的情感共鸣, 在子女遇到问题时, 不要总是一味责怪, 避免冲突, 进行理性的指导。并与密切配合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加强与学校、老师的沟通, 及时了解子女的在校表现, 与子女的交友情况。适时的鼓励青少年取得的进步, 及时的对其思想上出现的偏差、困惑进行指导。

综上所述, 在社会发展日趋多元化的今天, 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提升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加强对青少年同辈群体特点的研究, 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同辈群体在青少年发展影响中的积极因素, 并努力克服用同辈群体在青少年发展影响中的消极因素, 在传统教育方式外为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开拓更广阔的空间。

摘要：同辈群体作为普遍存在的人际交往环境, 并在青少年群体中广泛存在, 对青少年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 有其他教育途径所不可比拟的优势。它对于青少年形成积极的价值观、锻炼自身人际交往能力、培养高尚的兴趣情致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 思想政治教育应重视同辈群体的存在, 应着力掌握同辈群体的自身特点, 重视引导其在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积极作用, 趋利避害, 确保青少年在同辈群体中健康成长。

关键词：同辈群体,价值观念,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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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丽芳.同辈群体与当代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初探[J].哈尔滨学院学报, 2007, (9) .

少年群体 篇8

1 太极文化的内涵

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太极文化作为文化的分支, 并作为非物质遗产文化, 太极文化是太极拳技术及相关理论的总称。[1]太极讲究“天人合一”, 人与自然和谐, 并要求气沉丹田, 动作形如流水, 柔中带刚, 刚中带柔, 四两拨千斤。太极文化将中国的“和”文化孕育于太极拳文化之中, 讲求万事万物以和为贵, 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武术的至高境界。太极文化作为优秀的传统文化, 将德育中的“和”文化与体育中的健身功能相结合, 在育体中育人, 育体中育德, 达到一种真正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1 . 1 太极拳对青少年群体的作用

青少年是人类发育过程中的一段时期, 介于童年与成年之间。在这段时期里, 人类会经历一段青春期, 也就是性成熟的过程。青少年阶段是人的生长和发育的关键时期, 通过太极拳的练习有利于促进青少年心血管系统、骨骼肌肉的健康发展, 增强神经系统的灵敏性, 提高柔韧度与肌肉耐力, 缓解日常中的各种生活和学习上的精神压力。通过对青少年进行太极文化中“武德”的学习与教育, 有利于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与不骄不躁的心理品质。通过参加对练和集体演练的项目有利于扩大练习者的交际圈, 培养青少年团体协作的能力以及团体意识与社会责任感。

1 . 2 太极文化在青少年群体传播中的障碍

太极十年不见功, 形意一年出真功。太极及各类武术精髓于一身, 内涵深测奥秘, 相对青少年群体晦涩难懂。太极拳讲究动作柔和, 呼吸、意念与动作相通, 身轻体松, 但青少年正处于一个好动与注意力相对不能集中的阶段, 太极拳对于青少年来讲缺乏了许多的趣味性, 不能很好地激发青少年的学习兴趣, 再加上太极服饰的单一性与青少年所追求的个性化产生矛盾。难以满足青少年的审美。太极拳修习者的平均年龄都在50~60岁, 因此, 也被称为“老人拳”。[2]这就造成了太极文化在思想和练习群体的脱节。青少年的性格好强、好斗、好胜, 太极文化难以满足其内心需求。以上这些方面的阻碍导致太极拳在青少年阶段的传播产生了较大的困难。

2 太极文化在青少年传播途径创新

传统的太极文化的传播包括师徒、书籍、网络、电视、电影、教学传播。这些传播相比以前的传播有所突破, 但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与突破, 尤其是在青少年这个年龄阶段。面对青少年阶段进行的太极拳文化的传播, 笔者可以做以下几方面的创新。

2 . 1 推广太极拳的对练模式。

对练是练习者利用单人套路中攻防动作与对手进行攻防转换的练习。通过对练模式的练习改变原有单一练习的枯燥与乏味性以及原有的会练不会用的表演模式。通过对练推广不仅有利于练习者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与练习的兴趣, 同时也能够培养他们的乐趣, 符合青少年身心发展阶段的需求。对练模式有助于增进青少年了解太极拳技击的含义和运用, 相比单人练习更具趣味性与竞技性。

2.2 推广段位制

段位制涵盖了单练、对练、拆招技法等各项能力的评判标准、考核标准以及理论知识的考核。进行段位制推广, 可将无形的东西有形化, 并将其进行量化。通过段位制的评判标准, 使学习者可以将一个长期的目标分解成一个个子目标。通过段位制的考核可以使练习者看到自身所处的阶段以及自身的进步, 激发学习的兴趣, 推动青少年的斗志与积极进取的精神。将段位制引入各个学校, 有助于增进青少年对段位制的了解。同时它对练习者的理论知识和技能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 可以达到积极地传播的作用。

2 . 3 举行青少年太极拳比赛

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体育活动成为人们的需求, 体育赛事成为人们闲时所谈论、观赏的一项重要事件。尤其是各项竞争激烈的体育赛事更是受到了青少年的迷恋与追捧。通过举行青少年太极拳比赛有利于吸引更多的爱好者参与、观看, 并将潜在的爱好者转化为运动参与者。同时也有利于激发青少年学习太极拳的积极性。通过这种比赛形式不仅做到了在比赛者之间的推广传播, 同时也激发了其他潜在的参与者的兴趣, 促使这些潜在的练习者成为喜爱太极的一员。

2 . 4 创编新式简易太极套路

纵观青少年群体所学武术套路动作, 不难发现他们喜欢学习外部看起来更为刚健有力的各种武术动作和跳跃性动作。这些动作符合青少年的审美标准和心理需求, 有助于他们将内心的各种好争、好斗、好胜的需求通过这些动作的练习表现出来。太极的精髓在于将人的浮躁和杂念消除, 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 达到一种忘我的境界。以青少年的各项心理特征, 要达到这样的水平, 确实非常困难, 但我们并不能因为其困难, 而听之任之。应根据太极原理创编一套简易的适于青少年的太极健身套路, 为我国太极文化在青少年群体的“断层”填补空缺。

2 . 5 设计新型太极服饰

目前, 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人们的生活、饮食文化、出行工具和审美发生了巨大改变。穿衣风格摆脱了原有的单一色调, 更趋向于多色调的混合搭配, 以及图案的印刷。基于这样的文化挑战, 传统服饰的风格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动。同时西方思想的传播, 使青少年群体受到西方文化强烈的冲击, 他们在服饰上追求个性化。面对目前社会巨大的服饰文化冲击, 太极服饰作为太极文化的一部分, 对其进行改革势在必行, 它既是太极文化传播的必由之路, 也是传播推广的重要策略。利用现代服饰潮流和青少年的审美标准, 为青少年设计新型太极服饰, 引导青少年对太极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 不失为一种重要的传播途径。

3 结语

太极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具有优越的民族特色和悠久历史, 对塑造青少年的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传播太极的途径有多种, 需要我们不断地进行挖掘和实践, 找出其最佳的传播途径。我国目前在青少年阶段的传播相对薄弱, 加强太极文化在青少年群体的传播已成为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 需要各领域研究人员通力协作, 为太极文化在青少年群体之中的传播开辟出一条具有民族特色的传播之路。太极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 源于中国, 属于世界。青少年作为中国的新一代力量更有责任、有义务将中国的传统武术文化, 尤其是太极文化发扬光大, 推向世界, 推向奥运会的舞台。太极文化作为国之精粹, 作为当代青少年的精神食粮, 是中华传统武术文化强有力的代表。但传播太极文化并非一朝一夕, 需要长期的坚持和努力。

摘要：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源远流长。太极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武术文化之精粹, 在当今社会更是作为一种时代的主流带领中华武术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太极文化以其刚柔并济, 以守为攻, 攻防结合的技击动作, 向世人展示出中华民族的以德服人, 以和为善。在这个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时代潮流化的大背景下, 对太极文化进行深入挖掘和剖析, 使它发出耀眼的星光, 并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该文采用文献综述, 叙述了太极文化对青少年的作用和传播中的众多障碍, 并针对当今太极文化的传播途径和传播对象的不足, 为太极拳文化传播途径做出几点创新理论。

关键词：新视阈,太极文化,太极拳,青少年,传播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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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群体 篇9

一、应然目标:以刑事司法二元体系下的少年司法理念为依托

毋庸置疑,重点青少年群体教育帮助和犯罪预防工作属于广义少年司法体系中的一环。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如火如荼推行的重点青少年群体教育帮助和犯罪预防工作模式在多大程度上不是一种“戴着脚镣跳舞”式的“自娱自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少年司法的理性认识。我们应以革新发展的眼光,牢牢固本于少年司法的对象群体———青少年这一具有特殊社会价值和法律价值且需要特殊关照的社会群体,将该模式置于独立的少年司法(尽管中国尚未建立独立于成人司法的少年司法制度)前瞻视野中反思远瞩,否则很容易偏离初衷而难以收到预期效果。“当前刑法学和刑诉法学的专家们试图把零散的、有关未成年人司法处遇的法律条款生硬地放进成人司法体系中,既可以说这是一种权宜之计,也可以说这是对少年司法本质属性的一种误认,是不承认少年司法所独具的基本原则、理念和体系架构。”[1]

传统司法对象的着眼点仍然是刑事司法一元体系下的犯罪人整体,青少年被视为穿着小号衣服的成年人,没有从成年违法犯罪人中独立出来。我们需要转换视角,把目光聚焦于刑事司法二元体系下有别于成年人的特殊对象青少年群体,以少年司法理念作为青少年群体教育帮助和犯罪预防模式构建的应然目标和理念。

第一,国家亲权理论。作为少年司法最重要理念之一的国家亲权理论源自于拉丁语的Parens Patriae一词,其字面含义为国家家长,深层意蕴则是国家居于无法律能力者(如未成年人)的君主或监护人的地位。国家亲权理论有三条基本原理:(1)儿童期是一段具有依赖性、充满危险的时期,其间,监管是生存的基本需要;(2)家庭在儿童监管中居于首要的地位,但是国家在儿童教育中起着首要的作用,并且当家庭不能提供充足的养育、道德训导或监管的任何时候,国家应当进行强有力的干预;(3)当儿童处于危险境地的时候,政府官员有权决定何为儿童的最佳利益[2]。根据该理论,青少年不当行为的责任(包括刑事责任)理所当然地部分分担为国家责任、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并且当青少年的父母因其监管不力而失职或者失去父母时,国家天然地承担起对青少年的监管和保护义务,但其职责不是报应和惩罚,而是诊断病因并对症下药。显而易见,国家亲权理论蕴含着国家对青少年的“脉脉温情”。这种“脉脉温情”应该蕴含和体现在我们构建的重点青少年群体教育帮助和犯罪预防工作模式中:国家权力机关和社会不应该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强制管控姿态介入重点青少年群体教育帮助和犯罪预防工作模式中,必须以一种父母特有的宽容和谅解的姿态体现对青少年个体的尊重和关爱。

第二,青少年之“践习许可”期。践习许可,或称见习驾车许可,即指对达到一定年龄、具备相应能力的人予以的驾驶机动车辆实践学习的许可,待其通过相应的考试后,方能正式领取驾驶执照。处于向成人阶段过渡的青少年,除了因神经系统和大脑发育程度导致的生理心理的不成熟及辨认和控制能力不完全外,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社会化程度的不足。从生物人到社会人,从感性人到理性人的社会化过程,是一个将社会规范内化、不断汲取经验走向成熟的过程。但是,立法无法规定成熟,成熟需要实践。处于这一阶段的青少年,就像等待正式领取驾驶执照的上路新手,发生点儿事故往往在所难免。“绝大部分少年罪错行为是限于青春期的,也就是说,只要罪错少年能挺过这个阶段,他们未来的生活机会没有被终结,那么,他们就完全有望发展成为一个有益社会的公民(至少不是罪犯)。”[3]面对这一任何人都不可避免且发生或可能发生罪错的人生历程,要“非常注重对犯罪原因的理性关照,尤其是着眼于理智地看待少年社会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客观风险……注重教育,注重帮助,注重化解,以及刑罚宽缓,尤其是强调法律适用的善良秉性,而对‘以恶报恶’的传统古典报应主义刑罚理念予以根本的摒弃”[4]。青少年在青春期的不良行为常被看作是一种“正常”的成长现象,重点青少年群体教育帮助和犯罪预防工作模式绝不允许用成人标准的强权肆意抹杀其践习成长的权利,而是需要合理界定哪些罪错行为是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践习许可”期之行为,合理区分有针对性地给予青少年以适当处遇。

第三,青少年之特别保护。青少年之特别保护指鉴于青少年身心特殊性及突出的社会价值,国家应当给予青少年超过一般社会群体的特别保护措施与策略,以契合青少年身心的特殊性,适应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特殊需要,保护青少年突出的社会价值。青少年之特别保护,意味着青少年与成年人之间的重大差别:具备成年人的体魄却不具备成年人的成熟,社会化程度尚存较大缺陷。这就决定了对青少年处遇的人性假设因其社会化不足只能做“感性人”假设,与之对应,对“感性人”的青少年绝不可简单贸然地采用“自由意志”的“理性判断”。少年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需要与成人全然不同的理念和规则来规范,继续用成人司法的标准来处置少年法律事务应当被认为是一种居高临下的粗暴。这个差别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客观事实,是建立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的根本依据,不能因成人社会的话语霸权而遭到否认。质言之,特殊保护就是对未成年人的司法处遇要有特殊的理念,特殊的组织,特殊的法则,特殊的程序,特殊的手段[1]。重点青少年群体教育帮助和犯罪预防工作模式需要考虑到青少年身心的特殊性,以保护为终极目的而非一味惩戒。

第四,最佳利益理念。所谓儿童最佳利益,又称儿童福利,是指未成年人不应为其不当行为接受惩罚,相反鉴于其年幼无知的现实,各国政府提供高效的儿童保育、矫正、教化等措施来纠偏[5]。《儿童权利公约》第3 条第1 款规定:关于儿童的一切行为,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佳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最佳利益理念要求青少年生存所依赖的所有权利均需最大可能地予以满足,任何漠视、侵犯或可能侵犯青少年权利的言语行为均被无条件地禁止。最佳利益理念不仅适用于尚无不当行为的青少年,更应适用到有不当行为的青少年身上。有不当行为的青少年在现实中实质上处于弱势地位,对有不当行为的青少年进行相应处理时,不能打着惩戒、纠正的旗号侵犯青少年之利益,更不能在“教育帮助”的名义下剥夺其应有之权利。对青少年为一切之行为必须考虑其作为特殊群体的最佳利益,脱离最佳利益这一理念的理论、制度抑或其指导下的行为都毫无例外地失去正当性而最终对青少年造成不应有的伤害。在重点青少年群体教育帮助和犯罪预防工作模式构建中,最佳利益应该始终是我们遵循的准则和目标。

二、反思与整合:价值取向相左的理论依据

(一)社会控制理论及其评析

通常认为,社会控制理论是解释和实施中国当前重点青少年群体教育帮助和犯罪预防的重要依据。社会控制理论又称社会联系理论、社会键理论(social bond theory),是美国著名犯罪学家特拉维斯·赫希(Travis Hirschi)于1969 年出版的《少年犯罪原因》一书中提出来的。赫希认为,任何人都有犯罪的倾向,如果不进行控制的话,任何人都会进行犯罪。青少年犯罪是个人与传统社会的联系薄弱或破裂的结果。社会联系是指个人与传统社会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一般通过社会机构表现出来。赫希认为,社会联系由下列四个方面组成,这些方面可以用来解释青少年犯罪产生的原因:(1)依恋(attachment),这是阻止青少年犯罪的情感因素。依恋是个人对他人或群体的感情联系,主要包括对父母的依恋、对学校的依恋、对同辈朋友的依恋,对正常人来说,这种感情联系是犯罪的重要抑制因素。(2)奉献(commitment),这是阻止青少年犯罪的成本因素。如果人们为了顺应传统的生活方式而花费时间和精力,致力于传统的生活、财产、教育、名誉等活动中,就不大可能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其原因在于犯罪的成本太高,当然这种犯罪的成本包括失去已经获得的财产、教育、名誉等,也包括可能获得的预期。(3)卷入(involvement),这是阻止青少年犯罪的时间精力要素。卷入即花费时间和精力参加传统活动。赫希认为,卷入传统活动(如传统的工作、运动、娱乐和业务爱好、学校学习等),会将个人从犯罪行为的潜在诱惑中隔离出来,使得个人没有时间和精力感知诱惑,考虑和从事犯罪活动。(4)信念(belief),这是阻止青少年犯罪的道德因素。信念即对共同的价值体系和道德观念的赞同、承认和相信。如果缺乏或者使其削弱,个人就有可能进行越轨及犯罪行为[6]。

不可否认,社会控制理论在解释和实施中国当前重点青少年群体教育帮助和犯罪预防工作模式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必须明确的是,这一理论具有缺陷:

第一,社会控制理论存在着单一因素分析的缺陷。赫希援引了犯罪学古典学派自由意志或理性选择的观点,强调人是理性的动物,当种种情境有利于犯罪时,犯罪自然就发生。然而,社会控制需要其他情境因素的配合才会发生,这里的情境因素是指控制犯罪的条件及机会因素,这些情境因素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即便控制青少年犯罪的每一个单一条件都具备,如果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不能形成良性互动,则犯罪控制的效果很难真正达到[7]。同时,社会控制理论仅仅关注社会因素,没有认识到青少年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犯罪原因异于成年人之处,忽略了青少年致罪的个体因素,片面性明显。

第二,社会控制理论体现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性控制取向,强制性有余而温情不足。青春期发生不良行为通常也被认为是青少年的一种“正常”成长现象,而大部分青少年在度过青春期后并不会把不良行为带入成年期,这被称为青少年不良行为的“自愈”[8]。但社会控制理论指导下构建的重点青少年群体教育帮助和犯罪预防工作模式通常不会等待青少年自愈即会采取措施,难以体现对重点青少年的宽容。自上而下的制度性控制不但严厉而且采取措施的对象宽泛,即使部分青少年尚未达致严重不良行为或犯罪行为也会被采取相当严厉的措施,“具有超前干预的预防犯罪措施所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早已经受到犯罪学中的经典理论—标签理论(labeling theory)的深刻‘提醒’”[8],个体极有可能因标签效应成为人为制造的犯罪人而成为该理论的牺牲品。

第三,社会控制理论把古典学派的自由意志或理性选择的假设作为其理论成立的前提,但该前提值得商榷。如果说成人犯罪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自由意志或理性选择进行解释尚有一定合理性的话,将其运用在解释青少年犯罪的原因上则未免牵强。青少年除了具有尚不成熟的身心特质外,还具有社会化程度欠缺的特点。青少年犯罪多是被决定而非理性选择的结果。以社会控制理论作为重点青少年群体教育帮助和犯罪预防工作模式构建的理论依据,不可避免地将青少年作为成年人看待,多带有对待成年的惩戒色彩而失却对待青少年的温情。

综上,自上而下的制度性控制取向的社会控制理论虽然也注意到了社会因素在青少年教育帮助和犯罪预防中的作用,但是其人文关怀、人道主义的精神特质缺乏,较难契合少年司法的相关理念,有待完善或改进。

(二)社会支持网络理论及评价

社会支持网络理论最先于20 世纪70 年代在美国发展起来。社会支持网络理论认为,应当重视在问题中的个人的社会网络以及获得支持的程度,协助个人发展或维持社会支持网络,以提升其因应生活压力事件的资源。而资源又可区分为个人资源和社会资源,前者包括个人的自我功能和因应能力等,后者指个人的关系网络广度与网络中的人能够发挥支持功能的程度。社会网络干预的目的在于强化个人的社会资源,以增强个人的社会整合度,协助个人解决生活中的问题[9]。

犯罪学理论认为,青少年犯罪是主客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社会支持网络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关注了青少年个体,也关注青少年所处的环境因素,对犯罪原因的解释较为全面;该理论强调个体与社会的互动,较之于从上之下的强制性单一控制其人文关怀要浓;个体在该理论之中具有独立的主体地位,凸显青少年群体独立的价值。概言之,该理论以青少年个体和社会情境的人本支持为取向,以其为依据构建的青少年教育帮助和犯罪预防工作模式应较能体现少年司法的诸种理念;但不可忽视的,由于该理论过于聚焦问题中的个人,宽仁有余而矫教不足,没有考虑到重点青少年群体的不成熟、任性、需要一定的管教等特点,仍然需要予以补正或完善。

(三)适当整合与完善:价值取向上的互补

综上可以看出,社会控制理论与社会支持网络理论具有价值上的互补性和兼容性,且二者结合可以达致“宽严相济”、帮教适中之要求,故笔者赞同曾培芳教授的整合观点:社会控制理论的出发点是社会对个人的规范要求,在实务操作层面是自上而下的控制取向;社会支持网络理论的目标与社会控制的目标并不矛盾,但其理论出发点则是对各种原因导致行为偏差的青少年给予必要的支持与关怀,在实务操作层面上是自下而上的支持取向,这两种理论的整合,将有助于建构真正具备综合而系统特征的青少年犯罪预防和矫正社会服务体系……无论在对犯罪原因的解释上,还是在青少年犯罪问题的预防和矫正工作上都有一定的理论优势和实务技术优势。两种理论取向在目标构建上是一致的,在方法上互相补充,互相支持[7]。

不过,笔者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整合绝非简单相加,而是在互补基础上从青少年的特质和社会因素两方面指导构建致力于实现少年司法理念的青少年教育帮助和犯罪预防工作模式。这需要做到至关重要的两点:一是社会控制的强制性色彩需要柔性化的管理予以冲淡,二是青少年社会联系薄弱的修复需采取“润物细无声”的融入方式而非特意或不经意凸显特定青少年个体致形成标签效应的方式。

三、模式的构建:社会控制和社会支持网络理论指导下的尝试

现行的青少年群体教育帮助和犯罪预防工作模式在构建上多失之偏颇:要么以强制性的管控为主,要么以松散无目标指向的“服务”为主;要么偏重于社会环境的调控,要么偏重于个体因素的提升,在实践操作上既无法充分考虑青少年这一特殊群体的特质,更无法实现少年司法理念的目标。究其根源,在于模式构建的理论依据片面或单一,模式构建的目标理念出现偏差。据此,笔者试图以社会控制和社会支持网络的整合理论为依据尝试构建实现少年司法理念目标的青少年群体教育帮助和犯罪预防工作模式:

(一)社会控制理论指导下的构建

在社会控制理论的指导下,不仅需要健全青少年群体教育帮助和犯罪预防组织管理系统,更需要专业化的人员依据少年法律将管理工作贯彻到社区及青少年个体,具体来看,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

第一,进一步健全组织管理体系。中国目前的青少年群体教育帮助和犯罪预防组织管理体系具有明显的“漏斗效应”———越往基层管控能力越弱,这与该系统在职能设置上越往基层管理部门越少、管理部门越不专业、基层社区专门管理部门缺失有密切关系。结合中国相关职能部门的设置,笔者认为,在区县以上级别宜应由政法委及团委共同成立青少年群体教育帮助和犯罪预防组织管理机构作为领导机关,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司法局等作为成员单位共同承担青少年群体教育帮助和犯罪预防工作,在街、镇直至社区中,则由领导机关和成员单位设立或组织派出机构、派出人员如社区警务填补真空漏洞,健全组织管理系统。

第二,组织专业的社区工作队伍。对大部分青少年群体而言,除了学校、家庭外,社区是其主要的生活空间,组织专业的社区工作队伍对其进行教育帮助和预防犯罪工作就成为必然。就目前的情形看,短期内普遍建立数量较大的以社区工作者为主体的社区工作队伍并不现实,采取志愿者与社区工作者相结合的方式就成为首选。对志愿者的筛选除了把握品行和责任心关口外,更要注意专业的甄别,尽量使具有社会学、犯罪学、心理学、法学等专业背景的志愿者纳入其中,打造专业过硬的社区工作队伍,在青少年群体教育帮助和犯罪预防组织管理机构的领导下切实发挥作用。

第三,青少年群体教育帮助和犯罪预防相关法律的完善和落实。为促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需要为青少年提供的法律保护是多方面的,而中国关于青少年保护的法律显然不足且零散。从法律政策逻辑的纵向维度及借鉴国外少年立法实践,中国宜采取少年福利法、少年保护法、少年案件处理法的立法模式。少年福利法致力于青少年基础性社会关系普惠性的合理调试,是未雨绸缪式的积极治理策略;少年保护法致力于青少年特定问题的缺漏修复与关系协调,是遮风挡雨式的局部性消极防范策略;少年案件处理法则致力于青少年违法犯罪具体个案的处理,是亡羊补牢式的司法保障策略。在立法上完善上诸法律之时,更要注重该法律在实践运用中的贯彻和落实。

(二)社会支持网络理论指导下的构建

在社会支持网络理论的指导下,需要针对青少年群体建立不同层面的社会支持网络,从儿童福利和少年的特殊保护理念角度给予青少年群体以最佳利益。从司法的纵向逻辑维度及借鉴其他发达国家少年法的基本策略,需要做好以下层面的模式构建:

第一,日常生活中的福利照顾,力求预防。考虑到青少年特殊的身心特征、发展规律及环境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在日常生活中,对青少年群体应当首先注重以福利政策来优化其生存的社会环境,减少甚至消除环境对青少年的不当影响,促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进而体现预防优先的少年司法理念。《利雅得准则》第5 条明确指出:青少年从其幼年开始的福利应是任何预防方案所关心的重心。福利政策的内容应当包括教育、医疗、收养、就业、反家庭暴力、对处于困境的儿童的救助等诸多内容,全面周详地构筑儿童生活的福利网,一方面,“少年儿童之福利之工作,重在提供足以促进其心身正常发展之健康环境,俾使民族幼苗,得能善加栽培,个个成为国家社会有用之材”[10];另一方面,其也是“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的体现。福利照顾是较易实施却又难以全面实施的措施,但在青少年教育帮助和犯罪预防模式中具有基础性和优先性的地位。

第二,违法犯罪青少年处理中的适当宽缓,最小伤害。由于中国尚未建立独立的少年司法体系,违法犯罪青少年在司法过程中基本上和成年人一视同仁,虽然也有轻缓,但二者的实际处遇相差无几。必须明确,青少年绝不是穿着小号衣服的成年人,其违法犯罪很大程度上是被决定的结果,对其适当宽缓处理具有确定依据。在具体处遇措施上应做到:尽量使用较之于成年人较轻的刑事强制措施、行政处罚;尽量适用轻缓的刑罚、非监禁刑;司法或行政等程序中尽量保障其权益;羁押拘留中与成年人的分离;避免违法者或犯罪等标签性称谓的出现,等等。不扣否认,违法犯罪青少年形式上也要接受一定的惩戒,但这种惩戒的方式及程度均应该在适度轻缓基础上具有最小伤害性,体现对青少年的人道和宽容。

第三,违法犯罪青少年处理后的保全发展,帮助教育。此措施之根本目的在于强化青少年与社会的互动,加强其社会支持的获得,避免其因社会联系薄弱而被边缘化直至被社会抛弃。保全发展的具体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前科封存制度、身份信息保密制度、非监禁刑、相对宽松的监外执行、减刑、假释制度、教育权的适当延续、死刑的绝对禁止与无期徒刑的相对禁止、等等。教育帮助的具体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法律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就业安置与帮扶、生活困窘的救济、重要信息的通告、心理的疏导、矫治与辅导、社区矫正、公共活动的参与、社区居住者的沟通交流的促进等等。一定程度上看,保全发展、教育帮助既是违法犯罪青少年处理后的措施,也是对青少年的福利照顾、预防措施。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纵向逻辑维度的三个层次之措施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如福利照顾、力求预防之相关措施就贯穿于青少年教育帮助与犯罪预防模式的全程,需要我们在实际操作中根据情况对上诸措施有所取舍或整合。

四、结语

少年群体 篇10

【关键词】青少年消费群体；影响及对策；微信电商

现代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捷，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推动了社会的极大进步。现如今，微信等新媒体终端的飞速发展，人们逐步进入到了现实与虚拟相结合的“微媒体时代”。微信就是一个为智能终端提供即时通讯服务的免费应用程序。它是一款可以快速发送文字和照片、支持多人语音对讲的手机聊天软件。用户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网页等快速利用微信息发送语音、视频、图片和文字以便于电商快速传播。

微信等新媒体发展迅速，其用户数量尤其是青少年用户群体数量剧增。微信自2011年1月21日发布第一个版本，至2013年1月15日，用户数量已经正式突破3亿。微信账号已经成了多数青年人的必备账号。随着用户数量和广泛度活跃度不断增长，同时公共账号功能出现之后，微信又添加了“营销平台”这个定义，微信电商也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一、微信电商发展

微信是一个天然的高广泛度的社交平台，微信电商不局限于传统的销售与买卖，而是集电商与营销于一体，通过社交平台自身的社交性进行产品宣传与推广，这对于微信电商商家本身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随着手机用户的不断增加，微信的注册群体也在迅速扩大，微信电商就是伴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手机APP发展而出现的一种网络营销模式。

自微信公众账号开通，第一家接入微信电商的厂家因其后台界面过于繁琐、浏览体验不佳、交易不方便等原因而达不到预期效果，但是这一举动在接下来的电商试水中起到了推动作用。随着越来越激烈的商业尤其是网络模式的竞争，商家的营销模式从线下到线上，从传统广告到互联网再到借助手机APP渠道的微信等新媒体渠道，商家在不遗余力地增加信息的宣传与推广。

作为目前全球使用人数最多的移动互联网应用，微信电商服务因其移动性、便携性、个性化、支付方便、可靠性高等特点深受广大用户尤其是青少年的欢迎。但随着其快速地普及，极大地影响了青少年的学习、生活和消费等习惯。

二、微信电商在青少年消费群体中走红及影响研究

1.微信电商的在青少年中的使用现状调查。

近几年以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迅速发展，该类新媒体平台凭借其自由平等化的传播特点以及操作的便捷性和收发信息的及时性吸引了网民的眼球，用户通过该平台的“一对多”、“一对一”、“多对多”等传播方式实现了表现自我的价值追求。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用户数量激增到3亿、5亿。青少年群体成为了新媒体的主要使用者，利用新媒体的优势拓宽了自己信息获取渠道，扩大了人际交往空间，合理打发了碎片化时间，但是同时也影响了作息规律，影响了现实世界人际关系，以及由于虚拟与现实世界的错位带来的心理影响。

国家统计局所属的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近日结束的调查显示：21世纪中国青少年正在影响并逐步参与家庭的消费决策；多媒体世界的影响使“明星效应”率先在青少年中流行；高新技术的涌动让青少年在好奇的朦胧中有意无意地进入并领导超前消费。因此，青少年作为未来消费的主体，越来越成为公众关注的新兴市场动力。

2.微信电商在青少年消费群体中的影响。

关于新产品、新品牌或新流行的信息来源的主要渠道，青少年把同学和朋友放在了第一的位置上，媒体居于第二位。可见，当代青少年在消费行为上互相带动、互相影响的程度非常高，功能强大、种类多样的电视、广播等媒体也不得不尾随其后。值得注意的是，父母和家庭成员的作用排在了第四位，还不及百货商店、超级市场的影响力，青少年已不知不觉地把家长放在了“不了解时尚，不懂得流行”、“老土”的位置上。

三、针对青少年消费群体的素养培养

对于微信来说，电商是把双刃剑。如果能控制得好，那么就贡献营业收入，还能增加平台的推广和活跃度，否则则可能会给消费群体的体验造成难以估量的利益损害。青少年容易接受新事物新技术，受教育程度较高，接触社交媒体频率较高，而微信电商时间要求较低，信息传播范围广，最终导致微信电商在青少年中走红迅速，但因大学生对媒介信息甄别不够，容易被误导，媒介素养缺失以及唯心电商其缺乏完整运营体系、破坏正常交往等原因，必须对青少年进行素养培养，净化微信生态环境，促进微信与电商的良好发展与合作。

1.有效培育青少年消费群体的购物习惯。

在移动端，产品体系和与用户的交互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但仍旧与消费者所习惯的购物方式和购物流程不符，这就意味着微信需要花费大量的用户教育时间和成本，而且能否成功并不明确。因此教育消费群体、改变青少年消费群体的购物习惯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在教育青少年消费群体形成良好微信购物习惯这个问题上微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微信购物环境的打造。

微信电商是一个包含多种业务的复杂购物环境，需要形成的也是更为复杂的生态体系。作为平台存在的大型电商需要同时服务好消费者和商家，这样才能有效、可持续发展。因此，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打造相对完善的电商商家管理体系、产品管理体系、供需链条管理体系、安全支付体系、信用评价体系、流量分配体系、数据管理体系、营销体系等以及能够有效支撑平台的购物环境。

3.青少年消费群体新媒体素养培养。

有学者指出，媒介信息能否被正确的判断和评估以及积极的媒介信息能否有效的被传播，这取决于人们媒体素养的高低。青少年可以看做是我国媒体素养较高的一个群体，他们在接触媒体、使用媒体、关注媒体等方面具有较高的积极性。一方面，青少年群体思想先进、思维敏捷、积极接受新鲜事物，这些为微信电商在这个青少年群体的扩散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年龄较小和阅历不足，青少年消费群体的心理尚未真正成熟，情绪容易产生波动，意志也较为脆弱，其媒体行为易偏激、易被误导，使得青少年群体容易受到新媒体的负面影响。因此，需要社会各界和青少年群体自身共同努力，对青少年群体的媒介素养的培养做出规范性指引。

新媒体时代尤其是微信的兴起，使青少年群体能够敢于表达、乐于沟通、敢于挑战新事物。在新媒体所提供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大学生在新媒体环境下应增强对信息的筛选和甄别的能力，要多方搜集不同信息，用置疑的目光接触新媒体信息，对不良信息具有一定的辨别和抵制能力，要遵循选择性定律，做到对信息的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正确地、合理性地运用新媒体传播，有效使用信息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进步。

参考文献：

[1]唐郡.微信口碑营销对青少年消费行为的影响[J].科技传播，2015.01.

[2]张燕.移动营销对青少年消费行为的影响[J].商，2015.05.

[3]鲁莎.微商对当代青少年创业的影响调查研究[J].青春岁月，20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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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仇菲菲.基于青少年购买意愿的微信营销策略研究[D].新疆财经大学，2014.

[6]胡安川.媒介素养教育探析[J].中国成人教育，2013.

[7]刘霞.传播学视角下青年网络消费研究[D].湖南大学，2014.

[8]杨晗之.当前青少年生活方式中的不良倾向引发的道德问题研究[D].吉首大学，2014.

课题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