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视角（精选11篇）
群体视角 篇1
1. 引言
对于性取向的定义、维度及其分类的研究仍无定论。Kinsey提出性取向是一个连续分布的观点[1], 即在性取向的评估中, 同性恋和异性恋等都不是单独独立的群体, 而是性取向连续分布上的区域。但是, 在实际的评估中, 很难对性取向的连续性进行评估操作, 所以实际中评估中仍是将不同的性取向当作是相互独立群体。
通常性取向被归为三类:异性恋、同性恋和双性恋。近些年, 无性恋和二禁恋的概念也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在涉及讨论性取向的问题时, 人们有意或无意的区分了不同性取向的群体, 如异性类群体、同性恋群体、双性恋群体等。
本文从社会支配论的视角, 通过对社会支配论相应观点的阐述与辨析, 探讨不同性取向群体之间的群体关系, 以及群体行为。
2. 在不同的性取向群体之中谁是支配群体
社会支配论认为, 所有人类社会都倾向于比构造为一套基于群体的社会等级系统。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
第一, 人们的归属倾向问题。人们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自己归入属于某一社会等级的社会群体, 成为其群体的成员。此时便会获得作为其群体成员所拥有的由社会赋予的社会权力、声望及特权。这种归属需要也被马斯洛列为人的五种基本需要之一。
第二, 社会等级系统的构成问题。在《社会支配论》[2]一书中, 着重强调了社会等级系统的两端:顶层和底层。顶层, 是一个或少数统治和支配群体;底层, 是大量从属群体。
那么, “支配群体一定是人数较少的群体, 而从属群体一定是人数较多的群体”吗?要阐明这个问题, 需要明确“顶层, 是一个或少数统治和支配群体;底层, 是大量从属群体”这其中数量关系的两点理解:
第一, “一个或少数统治和支配群体”:并不是指支配群体的成员人数是一个或是少数的, 而是指在同一范畴下的所有群体中, 统治和支配群体是其中的一个或是少数几个。
第二, “大量从属群体”:相应地, 也并不是指从属群体的成员人数是大量的, 而是指在同一范畴下的所有群体中, 处于从属地位的群体数量相对于处于支配地位的群体数量来说, 是大量的。
既然群体中的成员人数不是一个考察群体等级的标准, 如何来判断一个群体是处于支配地位, 还是从属地位呢?
社会支配论认为, “支配群体的特征之一是他们占有与他们的人数比例不相称的大量积极的或正向社会价值;而从属群体则拥有与其人数比例不相称的大量消极的或负向社会价值”。也就是说, 判断支配群体的标准是在众多群体之中, 是否占有了与其群体成员人数比例不相称的大量积极的社会价值。这些正向社会价值, 也许是有形的社会资源, 例如财富、舒适的工作环境、舒适的居住环境等等;也可以是无形的社会资源, 例如政治权利和权威、崇高的社会地位、各种社会服务、积极的社会态度、良好的工作机会等等。
2.1 社会支持差异
大学生群体在因为受到其年龄、学校教育、更多地接触到同性恋相关信息 (如从影视作品、动漫、学校同性恋文化宣传等) 的影响, 属于对同性恋群体态度较为宽容的群体。
即便如此, 在研究者庾泳、肖水源、王希、孙静对长沙市两高校大学生对同性恋的态度研究中表明, 大学生对同性婚姻的接受程度较低, 回答“同意”或“完全同意”的仅占20.7%, 而回答“反对”或“完全反对”的占44.2%, 中立占35.1%[3]。在对高校男同性恋的异性婚姻意愿的一项研究中表明, 仍有51.4%的男同性恋者迫于家人和社会压力, 将来可能会 (41.3%) 或一定会 (10.1%) 和异性结婚[4]。王毅等研究者对四川省绵阳城区的调查结果表明, 绵阳城区的男男性行为人群的抑郁症状检出率为37.8%, 高出其农村地区居民抑郁症状的调查发生率 (21.8%) [5]。
以上数据均表明, 同性恋群体受到来自社会的压力较大, 获得的社会支持较少, 较难获得社会的认同。
2.2 就业资源差异
深圳市一名男子阿易 (化名) 同性恋身份被网友曝光并大为宣传后, 该公司将阿易辞退。公司人事经理曾坦承, 阿易同性恋身份在网络上的曝光让他们感到压力, 要考虑到同事和客户的心理感受[6]。
阿易的事例, 是同性恋群体因其同性恋身份影响其工作机会的一个鲜活的事例。迄今为止, 尚未有报道表明, 曾有人因为其实异性恋而被剥夺原有的就业机会。
2.3 政治权利差异
在全世界224个国家和地区中, 仅有两位国家领导人公开承认同性恋身份, 分别是冰岛总理西于尔扎多蒂和比利时首相埃利奥·迪吕波。足以见得同性恋群体取得政治权利的困难。
综上所述, 在不同性取向群体中, 异性恋群体占有了与其群体成员人数比例不相称的大量积极的社会价值, 属于支配群体;而同性恋群体则拥有了与其群体成员人数比例不相称的大量消极的社会价值, 属于从属群体。
3. 在不同性取向的群体中群体关系是什么样的
社会支配论对于支配群体和从属群体的之间关系的探讨从两个层面来进行:第一个层面是, 竞争性关系。, 支配群体与从属群体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或发起反抗的关系;第二个层面是, 合作性关系。即《社会支配论》书中提及的:合作性博弈。
3.1 竞争性关系
支配群体对于从属群体的压迫, 主要通过实际层面的暴力威胁或武力威胁, 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合法化谎言。
3.1.1 法律层面
在当今的社会, 对于同性恋群体直接的暴力威胁或是武力威胁已经较为罕见。其主要的表现形式主要在法律法规层面。
在全世界224个国家和地区中, 允许同性恋结婚、保护同性恋婚姻合法权利的国家仅有10个, 分别是荷兰、法国、葡萄牙、比利时、丹麦、瑞典、德国、加拿大、西班牙和英国。
由此可见, 法律对于异性恋群体与同性恋群体的婚姻规定并不平等。
3.1.2 认知层面
合法化谎言包括态度、价值观、信仰、刻板印象以及意识形态, 它们为在社会系统中传播社会价值观的社会实践提供了道德上和知识上的正当性。依据社会支配论的观点, 合法化谎言可以成为为支配群体辩护, 压迫从属群体的工具, 其原因并不在于合法化谎言是否具有真实性。合法化谎言可以使真实的, 也可以是虚假的。它能否发挥作用, 其关键在于合法化谎言在多大程度上, 被人们认为是真实的、正确的和公正的。压迫同性恋群体的典型合法化谎言有:
3.1.2. 1“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在我国, 传承香火、子嗣的观念仍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在庾泳等研究者对大学生的对同性恋态度的研究表明, 被试最不能接受的是自己的儿子是同性恋者[5]。
这表明, 人们仍深受“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这一合法性谎言的影响。难以理性地接受自己的子女为同性恋者, 因此而对同性恋者产生不认同感, 甚至是歧视。
3.1.2. 2“男人就要有男人的样子”
由于社会化的影响, 对于男性性别角色的认同, 使公众对男性形成了一些刻板印象, 例如:坚强、勇敢、有男子气概等。这种“男人就要有男人的样子”的合法化谎言也已在很大的程度上深入人心。
庾泳等研究者对大学生的对同性恋态度的研究表明, 所有被试对男同性恋的态度明显比对女同性恋的态度更严厉, 且男生相比女生来讲, 对男同学恋的态度更严厉[5]。
这表明, 由于同性恋群体, 尤其是男同性恋者对于“男人就要有男人的样子”, 这一合法化谎言的挑战, 侵犯了人们对男性的性别角色认同, 故而, 那些认可传统性别角色的人, 更为厌恶同性恋群体。
3.2 合作性关系
社会支配论认为, 在支配群体和从属群体的关系中, 除了竞争性关系以外, 支配群体和从属群体之间还存在一种合作性关系。从属群体并不仅仅是被动的受到支配群体的压迫, 它们还能动地、积极地参与到了支配群体对它们的压迫中。社会支配论用不对称行为的概念, 诠释了从属群体是如何既被动又主动地与支配群体一起, 共同完成了支配群体对自己群体的压迫。
行为的不对称是指, 处在社会权利连续体中不同位置的群体成员 (如支配群体的成员和从属群体的成员分别处于社会权利连续体的两端) , 通常有不同的行为模式系统。而这些行为差异将促成并强化社会系统中基于群体的等级关系。
4. 在不同性取向群体中是否存在群体行为的不对称
群体行为的不对称主要表现为:不对称的内群偏好, 甚至是外群偏好;意识形态的不对称;自我贬抑行为。
4.1 不对称的内群偏好与外群偏好
社会支配论认为, 不对称的内群偏好是指, 支配群体的内群偏好比从属群体的内群偏好更加强烈。而当不对称的内群偏好发展到极端形式时, 就会出现外群偏好。
在同性恋群体中, 已经明显的出现了外群偏好, 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同性恋者会寻求异性婚姻, 以像异性恋群体靠拢, 掩饰其同性恋身份。如上文中提及的, 51.4%的高校男同性恋者可能或一定会与异性结婚。
4.2 意识形态的不对称
社会支配论假设, 意识形态能够调节内群偏好不对称的程度和特点。支配群体越是认可等级强化的合法化谎言, 他们越应该表现出比从属群体更多的内群偏好;相反, 如果从属群体越是认可等级强化的合法化谎言, 他们越应该表现出比支配群体更多的外群偏好。
异性恋群体 (支配群体) 越是认可我们前文提到的那些等级强化的合法化谎言 (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 , 他们越应该表现出比同性恋群体 (从属群体) 多的内群偏好, 即越认可异性恋, 而排斥同性恋;而对于同性恋群体 (从属群体) , 越是任何那些等级强化的合法化谎言 (如“一定要生养子女”等) , 他们越应该表现出比异性恋群体 (支配群体) 多的外群偏好, 即越不认可同性恋群体, 不能很好的接纳自己同性恋的身份, 或是认为一定要与异性结婚, 以掩饰自己同性恋的身份等。
4.3 自我贬抑行为
在社会支配论中, 自我贬抑行为是指, 平均而言, 从属者采取直接或间接伤害自己的行为的频率和强度都大于支配者。
在不同性取向群体之中, 是否存在自我贬抑行为呢?是否同性恋群体采取直接或间接伤害自己的行为频率和轻度都大于异性恋群体呢?
Stall[7]在美国四个大城市的男男性接触群体中调查发现, 男男性接触群体心理健康问题和高危行为及艾滋病感染有关。我国也有研究表明, 男男性接触群体的心理症状 (如焦虑、抑郁) 与艾滋病高危性行为和多性伴相关联[8]。
但这些证据, 仍不足以说明同性恋群体的自我贬抑行为, 仍需后续的研究加以佐证。
参考文献
[1]廖朝, 唐日新, 张璟.性取向定义的研究述评[J].社会心理科学, 2012, 27 (3) , 262-256.
[2]吉姆·斯达纽斯, 费利西娅·普拉图.社会支配论 (刘爽, 罗涛译, 方文校)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1.
[3]庾泳, 肖水源, 王希, 孙静.长沙市两高校大学生对同性恋的态度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0, 18 (3) :369-371.
[4]王希, 庾泳, 肖水源, 孙静.高校男同性恋QQ群用户异性结婚意愿及相关因素[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1, 25 (2) :122-127.
[5]王毅, 张洪波, 徐杰, 张光贵, 杨宏武, 樊静.男男性行为人群的抑郁症状及相关因素[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0, 24 (5) :366-359.
[6]男同性恋疑因被出柜遭辞退.羊城晚报, 2014年11月27日.
[7]Stall R, Mill T.C, Williamson J, etal.Associationofco-occurringp sychosocialhealthproblemsandincreasedvulnerabilityto HIV/AIDSamong urbanmenwhohavesexwithmen[J].Am JPublic Health, 2003, 93 (6) :939-942.
[8]郑迎军, 许娟, 张洪波.男男性接触者焦虑、抑郁与艾滋病高危性行为的关系[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5, 19 (10) :699-701.
群体视角 篇2
[摘要]在当前社会转型和经济转制时期，贫富差距日益增大，弱势群体问题愈发严重，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社会弱势群体问题已经成为当前亟须解决的重大课题，其解决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本文拟从弱势群体的概念出发，在了解经济法视角下弱势群体保护的现状基础上，提出了如何更好地保护弱势群体的具体对策。
[关键词]经济法;保护对策;弱势群体
经济法作为法律社会化的最具代表性的产物，突破了传统的法律概念、体系与范畴，使得法律相关部门间的严格界线逐渐淡化，使得法律朝着由法律分离再到诸法统一的趋势发展。经济法因其独特的法律角度，尤其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所包含的经济法的理念与价值，从根本上确定了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本文就是以此为基础，选择从经济法视角下探讨对弱势群体的具体保护。
一、弱势群体的基本概念
(1)弱势群体的含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关弱势群体的含义也得到了基本的统一，即指在一个国家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群体，主要表现在其力量、权力和社会财富等方面的弱势。
(2)弱势群体的特征
弱势群体主要包括四方面的特征：一是贫穷化。按照恩格尔系数的理论，食品消费在总收入中占的比例越高，其贫困程度越高。而弱势群体的恩格尔系数在80-100%，可见，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和经济条件都处于贫穷化的程度。二是脆弱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由于弱势群体的经济条件较差，因此，其在上层建筑和社会层面同样处于弱势地位。具体表现在：就业没有保障、缺乏可靠的物质基础、内心消极脆弱。三是边缘化。由于弱势群体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长期处于较低的地位，没有任何职业、教育和家庭方面的有利因素，因此，弱势群体很难融入主流社会生活方式，一直处于社会发展的边缘层面。四是低职化。弱势群体受教育程度较低，因此，从事的职业一般地位较低、待遇较差，有的甚至连工作都没有，大部分都是从事体力劳动，导致收入过低。
(3)弱势群体的分类
弱势群体主要分为两类，即生理性弱势群体与社会性弱势群体。其中，生理性弱势群体主要包括未成年人、老人、妇女、残疾人;社会性弱势群体主要是指下岗、失业等社会原因造成的弱势群体，主要包括农民工、失业人员以及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产生的拆迁户。
二、经济法对弱势群体保护存在的问题
(1)社会竞争的不公正
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和经济转制的过渡阶段，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问题，弱势群体由于自身权力和社会财富上的劣势，他们在市场上的竞争环境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比如，关于农民工的问题，农民工对城市建设和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然而由于其社会地位较低，一方面其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较差，另一方面很难得到与自身劳动成正比的待遇，城建中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普遍存在;国家经济体制和社会制度的转型，造成大量国企单位职工下岗，下岗工人的再就业问题比较严重;城市建设离不开房屋拆迁，而普通老百姓多半不愿意离开自己长期居住的生活环境，因此，政府的强拆问题越来越严重。这些社会不公正现象使得弱势群体缺乏一个自由、公正、平等的社会竞争环境。
(2)国家宏观调的不到位
国家宏观调控在弱势群体保护上存在很大的不足，没有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不健全的税收政策。一是表现在个人所得税上。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不断提高，但是较高的物价水平使得其依然无法发挥其对贫富差距的调节作用，违背了公平赋税的原则，不利于收入公平分配的实现;二是表现在就业问题上。税收在扶持对象上存在不公现象，优惠政策有限。不同形式的下岗工人享受的优惠政策不一，正规企业的下岗工人在创业上可以享受优惠，而非正规企业下岗员工无法享受优惠。另一方面是在财政支出上存在严重的.不合理现象。一是长期以来我国财政支出都偏重于工业和商业，对于农业的资金投入远远不够，使得农业一直处于较低的地位，农业发展严重落后于其他产业，在很大程度上严重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导致农民与城镇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过大，致使国民经济发展处于不均衡状态;二是我国财政政策在社会保障制度上的支出较少，并且主要保障对象是广大城市居民，而我国农民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其社会保障水平过于低下，普及范围小，缺乏对低收入贫困者的援助。
(3)社会责任意识的缺乏
目前经济法对弱势群体保护不力，不单单是不公平的社会竞争制度和不健全的国家宏观调控法的原因，也是全社会范围内许多非法现象的后果。社会转型时期，人们虚荣心膨胀，盲目追求社会财富和政治权力，导致一系列非法行为出现，滋生出许多腐`问题和偷窃、走s贩毒等诸多不负责任的社会现象，剥夺了弱势群体应有的社会资源，因此，全社会各界应该从自身做起，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对于不公正的现象加以制止。
三、经济法对弱势群体保护的具体对策
(1)完善税收政策，缩小贫富差距
完善税收政策是缩小我国贫富差距的重要途径，有助于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具体实施时，应该依据每个行业自身的特点进行改革，减少垄断行业中的不合理收入分配，促进公平竞争机制。首先，要建立健全税收政策，加强所得税在总税收中的比例，注重税收对贫富差距的调控作用，消除收入分配中的不合理现象;其次，注重改善税收的种类，对弱势群体减免部分不必要的税种，对于福利过高的人群加强征收力度，建立健全与行业特点和个人实际收入相符合的税收种类。
(2)加强国家调控功能，实现网络管理
一是完善国家宏观调控对就业信息的管理。就业问题是社会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基础，因此，国家应该加强对人才培养的资金投入，扩大就业中介机构的普及，有效管理弱势群体的就业信息，促进市场经济的顺利开展。二是建立健全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社会保障保障制度。弱势群体在城市建设中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用自己的双手从事体力劳动，然而其工作、生活环境和工资待遇得不到相应的保障，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实现;加上目前老龄化问题严重，给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因此，国家应该建立健全社会保险，加强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对弱势群体的扶持和援助工作。三是运用网络技术，加强弱势群体网络化管理。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网络的运用已经扩展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于弱势群体也是一样，应该加强弱势群体电子档案的建立，一方面可以有效减少现行社会存在的户籍限制，另一方面也能合理解决对于弱势群体权益保护不力的问题，提高弱势群体自身保护意识。
(3)完善与教育相关的法律制度，提高弱势群体的受教育程度
弱势群体在社会财富、生活质量和社会地位上都处于弱势，使得其受教育程度偏低;而较低的受教育程度也不利于其社会财富的获得，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要改变弱势群体的贫困现象，就必须从法律上为受教育者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和培训。虽然，希望工程已经实施了多年，但是依然没有完全解决弱势群体的教育问题;另一方面，虽然贫困地区的孩子接受了高等教育，但是在毕业后却很少有人愿意回到自己的家乡，不愿意为自己家乡的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些都不利于改善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因此，国家应该建立健全与教育相关的法律制度尤其是地方性法规的建立特别重要，增加教育和文化资金投入，从根本上促进弱势群体的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
对弱势群体的保护，需要国家、政府、社会以及市场等的共同关注、努力与支持。由于市场自身的竞争性、追强追富性、淘汰弱者性等自然特性，决定其不会积极、主动、自觉的对弱势群体加以保护，所以，对弱势群体的具体保护主要还要依靠国家与政府的力量。虽然如此，但我们依然不能完全忽视市场在保护弱势群体方面的作用与意义，因为，要真正的、彻底的扶贫扶弱，必须采取“造血式”的方法与途径，而这一对策的实现必须要靠市场。国家与政府保护弱势群体，消除歧视是首要任务，之后要大力实施倾斜政策的保护。当前，我国部分法律法规以及政策存在着明显的歧视状况，还有部分虽然在政策以及法律法规层面上不存在歧视，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却存在着显著的歧视状况。所以，从政策、法律法规以及执法层面彻底消除歧视，在根源部位就要保证一切社会主体的公平与公正，同时，在贯彻落实的过程中更要注重执法的平等性，确保弱势群体的权利与利益得到保护。
参考文献：
[1]贺艳梅.经济法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现状分析[J].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3).
[2]叶亚飞.论社会弱势群体权利的经济法保护[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4).
群体视角 篇3
宁波镇海PX事件概况
我国的环境引致型群体性事件正对社会稳定造成极大的风险。在GDP唯上的传统发展观念下，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牺牲已经很大，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达到一定规模，造成一定程度的社会对峙，给社会稳定带来了不良影响。
宁波镇海PX项目即中国石化镇海炼化分公司扩建乙烯炼化一体化项目，由中国石化集团和浙江省人民政府于2009年确立。根据2012年10月24日镇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网络发言人发布的《关于镇海炼化一体化项目有关情况的说明》，该项目是在宁波市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镇海炼化公司原有的生产规模基础上扩建，年产1500万吨炼油、120万吨乙烯扩建工程，主要由炼油工程、乙烯工程和公用辅助设施三部分组成，包含PX装置。镇海人民政府表示，镇海炼化一体化项目是由国家化工产业振兴计划所确立的国家生产力布局重点战略项目，项目的建设对国家海洋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炼化一体化项目按照环保部和省、市、区环保部门的要求，执行最严格的排放标准，采用先进的清洁生产工艺和技术，对工艺产品方案和主体装置组成进行优化，其中环保总投入约36亿元（项目总投资估算约558.73亿元），该项目已完成部分前期工作。
从2012年10月初开始，陆续有部分村民就该项目落户后的相关环保及村庄搬迁问题到镇海区政府信访。10月22日，湾塘等村近二百名村民，以居住点距离化工企业过近为由，集体到区政府上访，要求尽早将村庄拆迁纳入新农村改造计划。区政府以不同的方式约访村民，就国家环保部的有关规定几次作出说明，但没有给村民满意的答复，部分村民情绪激动，甚至围堵城区的一个交通路口，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已紧张的路面交通秩序。
10月22日的群体上访，引起外界对该项目关注。此后，自26日起，当地居民继续就此上访。10月27日，宁波市镇海区政府门户网站发布《宁波市公安局镇海分局公告》称“少数人员在信访和反映问题过程中，采取静坐、拉横幅、散发传单、堵路、阻断交通等方式，并随后演变成聚众冲击国家机关、故意毁坏财物、非法拦截机动车等严重影响社会正常秩序的行为”。10月27日下午，宁波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部署征求群众意见、维护社会稳定工作。27日晚，召开座谈会，就镇海炼化扩建一体化项目面对面听取群众意见。10月28日，当地居民就此项目的群体上访继续进行。28日晚，宁波市政府在压力下承诺不再建设PX项目，并停止推进整个炼化一体化项目。至此，镇海PX事件告一段落。
基于社会责任视角的环境引致型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分析
根据社会责任国际标准ISO 26000关于社会责任的定义，社会责任是指 “组织通过透明和道德的行为，为其决策和活动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而承担责任。这些行为：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包括健康和社会福祉;考虑利益相关方的期望;遵守适用法律，并与国际行为规范相一致;融入整个组织并在其关系中得到践行。”
为了实现负责任地运营，ISO 26000提出了社会责任两大基本实践，一是认识社会责任，二是利益相关方的识别和参与。为了帮助组织认识其社会责任并识别利益相关方，ISO 26000列出了七项核心主题，具体包括组织治理、人权、劳工实践、环境、公平运营实践、消费者问题、社区参与和发展;每个核心主题都包括一系列社会责任议题。这些核心主题和议题可以帮助组织界定其社会责任范围，识别相关的议题并设定优先事项。
纵观当前我国社会发生的诸多群体性事件，在决策之初缺少对利益相关方的识别以及对其关切的回应，缺少对社会责任核心议题和优先事项的识别是一个重要原因。具体说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项目方对其社会责任和利益相关方的期望认识不足。在我国，环境问题层出不穷。根据环保部每年发布的全国环境统计公报2008年至2010年的数据来看，尽管环境治理方面小有成就，许多污染的数量都有所下降，但从各项污染的绝对数来看，仍是居高不下，尤其是生活及工业三废排放量都非常高，这些污染物直接造成了目前我国严峻的环境污染形势。
镇海PX项目所在的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曾经发生多次环境污染事件。2007年9月，宁波LG甬兴化工有限公司因螺栓被盗发生400吨左右丙烯腈泄漏事件，造成附近空气和地下水污染。2012年4月底，澥浦镇一家化工厂偷排有毒气体，令到果园采蜜的300万只蜜蜂一夜全数暴毙。由于开发区地处镇海区西北，位于冬季偏上风向，其带来的环境问题也颇受镇海区居民的关注。2002年5月16日至17日，镇海居民就曾因因两家化工厂偷排有害气体而上街游行，堵塞交通。
尽管PX并没有公众所恐慌的那般有危害，只属于低毒物质，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将PX规定为第三组，即现有的证据不能证明对人类致癌，但高浓度和长期接触仍可对人体产生危害。但由于之前当地污染事件的影响使得群众仍然有很大的抵触情绪。虽然有前车之鉴，项目方仍然没有对环境问题引发的社会关切给予认真的考虑和积极的回应，虽然项目有36亿元的环保投入，对环境问题高度重视，但是并没有正面回应社会的期望，使得环境问题成为这次群体性事件产生的一个理由。
没有平衡考虑并回应不同利益相关方的期望。在镇海PX项目中，除了政府部门之外，当地社会和附近居民是项目的重要利益相关方，也是在项目建设中有重要利害关系的一方。项目方与政府部门的沟通比较畅通，但是与当地居民的沟通严重不足，对于居民的诉求没有正面的回应。而在意识到PX项目会影响环境后，群众纷纷通过上访等形式反映民意，政府却迟迟没有解决问题，无效沟通促使群众走上街头采用游行示威的方式进行抗议，在警方的暴力镇压过程中，警民之间出现失控场面。这一现象超出民众的容忍程度，最终促使游行示威活动范围扩大至市中心。
除了环境问题之外，当地群众的另一个关切是搬迁问题。从镇海政府部门发布的信息可以看出，在镇海PX项目中，群众最初上访的问题并非是环保问题，而是搬迁问题，即“要求尽早将村庄拆迁纳入新农村改造计划”。虽然作为项目的一方镇海政府部门与上访群众有过沟通，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回应民众的期望和诉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群众对项目的抵触情绪，最终使得环保问题成为重要原因，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没有及早与利益相关方进行有效沟通，透明度不足。在宁波镇海PX项目之前，国内已经发生多次群众反对PX项目的情况：2007年厦门PX项目因公众质疑而不得不易址建设;2010年大连PX项目也因民众质疑而宣布要搬迁。之前的PX项目受阻的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沟通，缺少对PX项目环境影响的沟通和说明，缺少与当地群众的沟通而使得民众对PX印象非常不好，一提PX项目就认为对人体有害。此外与当地民众的沟通也不通畅，政府部门往往也是在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后才出面进行说明和沟通。
在镇海PX项目中，项目方依旧未能在事前与各方进行有效沟通，回应利益相关方的期望和要求。首先，对PX项目的环境影响与当地民众沟通不够，缺少透明度，导致群众并不了解PX项目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也不了解项目方采用的高环保标准及环保投入，只能根据以往的信息认为这个项目会带来很大的环境影响;其次，对PX项目的社会影响未能给出积极回应，PX项目建设用地涉及当地群众的搬迁问题，这是很多项目建设都可能涉及的社会影响问题，项目方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和有效沟通，尽管项目投入中包含搬迁安置等费用和安排，但当地民众并不知情，也引发了群众的不满，进而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并最终使项目被停。
预防环境引致型群体性事件的对策建议
纵观我国发生的多次环境引致型群体性事件，项目方对自身的社会责任认识不足、缺少透明度、与利益相关方沟通不足、利益相关方参与不够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为了有效防范风险，我国应明确重大项目信息披露要求及沟通要求;同时，项目方应当重视其项目活动的社会和环境影响，重视利益相关方的识别和参与，重视信息披露和透明度问题，更好的促进项目的顺利和负责任的开展。
明确重大项目信息披露及沟通要求。随着公众对环境问题关注的提高，具有重大环境和社会影响的项目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为了更好地使公众参与环境保护，防范可能发生的环境风险，建议相关部门出台重大项目信息披露及沟通要求，明确要求项目方应在项目开工前就其环境和社会影响进行披露，并说明其为了承担其环境和社会责任而采取的措施，并鼓励项目方积极与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回应利益相关方的关切，充分考虑各类风险并采取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
提高项目运营的透明度。透明度原则是很多国际规则的重要原则，也是ISO 26000社会责任原则之一，在ISO 26000中具有重要地位。ISO 26000多处内容明确提出透明度和信息披露要求，这也是保障利益相关方知情权、促进利益相关方参与的重要方式之一。项目方应学会利用信息披露这样的方式，来获得利益相关方的信任和支持;通过保持一定的透明度，来规范自身管理和运作，提升企业形象和信誉，最终获得竞争优势和长远发展。
高度重视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诉求并积极与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缺乏有效沟通是当前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更好地进行沟通，就需要项目方根据自身业务活动的特点、所处的环境和条件，识别其影响及其利益相关方，从而确定其责任。在这个过程中，利益相关方的识别和参与也是非常重要的，加强与利益相关方的沟通可以帮助项目方明确其社会责任，更好地了解利益相关方的期望。项目方对利益相关方的期望进行积极回应，也有助于项目方赢得利益相关方的理解和支持，防范可能出现的各类环境和社会风险，营造良好的运营环境，促进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环境问题已成为群众首要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由环境问题引起的群体性事件也此消彼长。在多次事件之后，我们应该对此类事件进行理性分析，从负责任的角度出发，政府、企业、媒体和社区群众等各利益相关方通力合作，防范环境引致型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真正迈向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作者单位：于鹏，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李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社会资本视域下政府跨部门协同中的知识转移研究”;北京高等学校青年英才计划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群体视角 篇4
几乎从人类诞生的那一刻起,宗教便开始以各种形式与人类相伴相随。从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人类处在“人的依赖”之中,面对陌生而又神奇的大自然,面对各种灾难和疾病,人类在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前提下,开始将对自然的敬畏升华为对神灵的敬畏,于是宗教开始大行其道;及至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时期,随着人类利用科技征服自然力量的增强,人类的主体性也在一步步膨胀,由“人的依赖”步入到“物的依赖”时代,人类能够自己主宰命运,于是便“杀死”了上帝,宗教走下了神圣的灵堂,开始以世俗化的方式融入日常生活之中。
但是,不管是供奉在大雅之堂之上的神灵般的宗教,还是近现代以来的融入日常生活中的世俗化宗教、电子宗教,其对人思想的直接或间接控制却始终如一。与之前学者多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化学、民族学、宗教学、政治学等学科关注宗教的制度控制、组织控制和思想控制不同,本文以群体传播的视角,结合传播学中的经典理论“沉默的螺旋”来探讨宗教对其信徒群体的舆论控制和意识形态控制及其带来的群体认同,并揭示这种意识形态化的控制一旦被不当利用所带来的群体极化和宗教的异化。
二、“沉默的螺旋”与“螺旋”的沉默
人类社会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而每个具体的人的生命历程即是传播的历程。在传播历程中,各种传播主体自然而然会通过各种声音来表达其内心世界的各种诉求。但是作为传播主体的人在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的传播行为却受到社会环境的各相关因素制约,所以在某个特定的传播环境之中,社会在经历了大众媒介的“累积(媒体信息在跨媒体渠道和一段时间内重复)”、“和音(多种媒介长时间呈现同质性内容)”与“公开效果(意见气候中强势观点的广泛传播)”之后,某种声音会不断上升、扩大、强化,成为舆论场的主导性声音;与此同时,与之相冲突的声音在害怕被孤立的心理因素下不断下沉、缩小、弱化,成为舆论场的边缘化声音。在这种舆论场的声音交响之中,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呈螺旋变化的传播现象,德国传播学者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依曼将其称之为“沉默的螺旋”理论,如图1所示。
“沉默的螺旋”理论揭示了舆论产生的主要形式,揭示出在一个有着固定的传统、道德及特殊规范的领域内,如果一个人不想被孤立,他就必须表现和适应舆论中的意见和行为态度。而已有的秩序之所以能得以存续,一方面是因为个人对被孤立的害怕和对被认可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为公共性担负类似法庭的重任,使我们遵循业已形成的意见和行为态度[2]。受众正是在“大多数人的意见(即舆论)”所形成的舆论的无形压力下,出于对“被孤立的恐惧”而有意或无意地对“大多数人的意见”产生了顺从,人们的思想由此受到了社会主导舆论的控制。
相对于宗教信徒对于宗教的信仰而言,笔者认为,该理论所突显出的传播的强效果论,在群体传播中,尤其是在宗教这一特殊群体的传播中,受众的这种对社会舆论的顺从与宗教信徒对于宗教信仰的信从,即群体认同,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作为一种由超血缘、超地缘、超种族、超经济、超阶级的个体所组成的特殊社会群体,宗教信徒群体与其它社会群体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是以群体成员共同的宗教信仰和共同的宗教感情为基础形成的[3]。而这种共同的信仰与情感的形成主要来源于宗教对其自身存在的本质及其群体行为方式的神圣化解释与强有力规范的约束。例如,它将信徒们所信仰的对象解释为一种主宰一切的超越尘世的神圣力量;将其群体努力的目标解释为在于来世、彼岸和永恒的至福;将其种种群体规范和等级制度解释为是出自神意或神的启示[4],如此种种,借以说明现实社会“何以是其所是,又何以不是其所是”,由此而使得一切都变得富有神圣的意义。同时,这种宗教性的意义解释系统也赋予信徒们所期盼的身份认同,肯定其人生价值的意义,使得他的那种以承担某些角色为基础的社会行为与社会存在获得人间力量与超人间力量的双重认可,并由此而获得可理解性,从积极方面增强了信徒对其信仰宗教的认同。
这种认同的意义一旦获得神圣性,便意味着它具有不可冒犯的权威性与规范性,再加之每个宗教组织在其内部实行严格的科层化,制定严格的教义、教规,这些规范化的管理与信仰的崇拜和图腾崇拜及周期性的宗教仪式一起,通过长时期的“累积”、“和音”与“公开效果”,使宗教信徒在对其宗教信仰崇拜的同时,也会出于对神的惩罚的畏惧、对因违规而带来的来世可怕图景的恐惧,而对宗教所营造的神秘氛围下的现实产生一种深深的敬畏感,从而产生自觉的服从意识,产生强烈的群体认同感。宗教便由此获得了其对信徒群体的舆论控制,掌握了舆论主导的“螺旋”。
而就信徒这一特殊群体自身而言,其在被群体化的过程中,在其对宗教信仰的极度崇拜的过程中,已经被去除了个体化的异化认知,他们在群体内共同分享着高同质化的信息、感情和体验。即便是接收到了外界异质化的信息,但在这种共同体验与共同信仰的作用下,信徒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与自己信仰相一致的信息,而对异质化的信息或直接排斥,或在群体压力和群体思维的压力下有意识地与其群体中的主流立场、观点和标准保持一致,对信息进行选择性接触、理解与记忆,从而在维持群体认同体系稳定的同时,也使异质化的信息越来越“沉默”,异质化的思维的“螺旋”也停止了转动。由此,信徒群体这种高度认同的同质化使个体出于怕被群体孤立和排斥而表现出对宗教信仰的绝对信从和对宗教情感意义上的绝对依附。
三、极化的群体与群体的极化
如上文所述,信徒群体在思想上被高度同质化的意识形态所主导,在组织上其言行自由被严格的科层制所主导,即便是在宗教渐趋世俗化的情况下,这种规范化管理的色彩依然浓厚,只是在管理的形式上有些改变。因此,这种高度同一化、同质化,如果单纯从社会整合、提高社会凝聚力的角度来看,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是,这种高度同一化、高度认同的群体也极易产生群体极化,而这种群体极化一旦被不当利用,其在“沉默”中的爆发的威力更是不容小觑,甚而会最终使宗教走向异化。[5]
所谓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是指“群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经过群体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6]也就是说,“群体极化”意味着预先就持有一定立场或偏向的群体成员,在经过群体内讨论后,最终会形成比原有的温和立场更加强烈的观点(如图2所示)。“群体极化”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广泛存在,尤其是在群体所讨论的主题关系到群体的生存、价值观念的延续、共同利益的维护等非此即彼的关键性问题时,这种现象就会经常出现。
群体极化的产生一般需要三个必备条件:即初始的立场或偏向;群体内的讨论;群体所关心的议题。对信徒这一特殊群体来说,宗教信仰是其最主要的意义来源,其最基本的落脚点在于对“超自然存在”等非理性因素的无限敬畏和依赖,这种强烈的宗教情感所带来的认同作用使得其群体认同较之政党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等其他认同形式要牢固得多[8]。尤其是在全球化、现代化的冲击下,人们原有的传统价值体系面临崩溃,当今出现的“宗教热”现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不少人正开始将宗教作为其试图解脱恐惧、困惑和不安的最现实、最可行的选择。因此,与其他群体相比,宗教信徒的宗教信仰是其更强有力的初始偏向,因此其发生“群体极化”的可能性也更大。
信徒群体的这种可能性也正是蓄意利用宗教进行煽动以达到其自身目的的宗教极端组织最为看重的,他们往往选择某个议题,以“圈内商议”的形式促成已经有初始偏向的信徒群体进行互动传播,以便为其发生极化创造条件。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不少宗教极端组织,甚至恐怖组织已经开始利用互联网来进行信息传递,因为“网络群体成员的交流频率、交流深度往往高于传统的群体传播,这会使网络群体成员间的相互影响加深。”[9]虽然一般意义上的“群体极化”并不必然产生消极影响,但宗教本质中所蕴含的非理性,以及教徒对信仰和宗教群体的高认同、高凝聚力,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宗教极端组织或恐怖组织刻意利用信徒朴素的宗教情感与热情,刺激甚至教唆其进行极端和恐怖活动,以达到该组织政治目的的做法。例如9·11恐怖袭击事件、伦敦地铁爆炸事件以及膜拜团体集体自杀事件等,均说明了群体极化在被不正当利用后所带来的信徒的异化、宗教的异化。正如凯斯·桑斯坦(Cass R. Sunstein)所说“事实经验己经证明,当群体具有较高凝聚力,并且成员高度认同该群体时,‘群体极化’不但极易产生,而且其强度还会特别巨大。”[10]
四、结语
由上所述,群体传播在塑造宗教信徒的群体认同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沉默的螺旋”理论对于阐述信徒群体的认同过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宗教组织正是利用群体传播的强大效果来传递信息、营造仪式化的媒介环境,从而使其信徒群体产生强烈的宗教认同与情感依附,利用掌控的主导的“螺旋”塑造了信徒对于宗教无可争议的信从;再辅以严格的规范化的科层制管理和多样化的控制手段,信徒群体的高度宗教认同感便得以产生。
信徒群体的这种信从与认同如果从社会整合、提高社会整体凝聚力的积极意义上来看,在当今信仰虚无、认同缺失的现实环境下,以对宗教认同的探索来关照信仰认同、道德认同乃至民族认同无疑有重要意义。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二律背反的一面,物极必反的原理也告诉我们,这种绝对信从的同一化认同、这种高度同质化的思维的“螺旋”也极容易被不当利用,导致群体极化与集合行为,从而导致宗教的异化、认同的异化,其对现实的教训也极为深刻,尤其是在当今“网络为王”的新媒体传播时代。
摘要：宗教与群体传播密不可分。宗教沟通了人神关系的同时,也建构了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作为群体的宗教融合了作为个人的宗教和作为组织制度的宗教所呈现出来的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作为诞生于传播学领域的“沉默的螺旋”理论,其对分析信徒群体的宗教认同及其情感依附的过程有着很强的解释力。宗教组织正是利用了其所掌控的“舆论”的螺旋来对信徒群体进行意识形态化的舆论控制,促使其信徒对于宗教产生无可争议的信从与依从,即群体认同。这种认同如果从社会整合的角度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而一旦这种认同被不当利用,便为群体极化打开了大门。
群体视角 篇5
哲学思想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存在对立面的，事物对立面所产生的矛盾到底是对共同体的破坏还是对边缘化的凝聚，在哲学思想解决现代社会生活问题方面并未达成统一共识。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人口呈爆炸性增长，给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带来巨大的压力。鉴于此，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通过对人口的严格控制带来了巨大的资源效能。然而，当第一批独生子逐渐成家立业之后，这一政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开始逐渐显现，其中“失独”现象逐渐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性问题，给我国社会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
一、失独群体现状及相关概念界定
学术界对失独群体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到“失独群体”与“社会保障”两个概念，对“失独群体”的概念，学术界研究较少，对其准确无误的界定存在一定的困难，根据目前其在社会中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失独群体”通常是指其独生子女因灾害、疾病、意外、自杀等原因死亡，从而永远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们，其年龄多为四五十岁，并且一般情况下，由于年龄或其他原因而不能或不愿再生育、收养子女[2]。社会保障是指国家和社会通过立法对国民收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对社会成员特别是生活有困难的人员给予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3]。
根据2010年我国卫生部人口统计数据显示，每年大约新增7.6万个失独家庭，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我国失独家庭数量约为百万。2013年致公党两会间提案显示我国15～30岁独生子女数量约1.9亿，此年龄段的死亡率高达万分之四[4]，并且独生子女的数量还在不断攀升，这也说明失独家庭的数量会不断累加。左学金在相关研究报告中指出，独生子女家庭相对多生子女家庭面临“失独”的风险大20倍以上，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相关统计结果。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失独家庭”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会越来越严重，所造成的社会负担也越来越大。
二、失独群体社会保障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失独家庭的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是计划生育政策，而这一政策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太多的实施国家或地区。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原因是国家人口基数大，人口增长率过高，而多数国家的人口基数并不大，甚至如德国、俄罗斯、加拿大等人口基数小的国家反而鼓励生育。另外，西方国家的社会文化、社会理念、家庭观念、社会保障模式等与我国存在较大差异，这也使得西方欧美国家对失独群体的研究有限，相关研究方向也以零星的父母失去孩子的精神、心灵慰藉等为主。因此在失独群体的社会保障研究方面，一方面我们可以借鉴西方欧美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另一方面需要我们针对我国基本国情，不断探索来妥善解决关系百万家庭的重要社会问题。
（二）国内研究现状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认为，失独家庭造成社会性问题的起源是我国设计计划生育政策时对其风险预计不足，因此他建议国家应出台住房、养老、医疗等帮扶性政策予以支持[5]。
李友发在《关怀失独老人要建立社会服务体系》的文章中指出失独群体的社会保障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合力加以解决，主要从3个方面进行，首先对现行的社会管理体系进行完善，其次专门设计失独群体的社会管理体制和社会帮扶体系，最后依托社区和社会组织再构建失独群体的精神和物质的多元化家园。
李兰永、王秀银在《重视独生子女意外死亡家庭的精神慰藉需求》的课题调查报告中认为，失独家庭首先需要在精神层面进行疏导和慰藉，其次才是经济上的扶持。他认为子女是父母最大的精神支柱，失去子女给父母带来的精神打击和破坏是不可恢复的，精神上的慰藉应该是更为重要的。
汶川地震引发的失独家庭进一步引发社会的关注，孙静认为对失独家庭的社会性研究应该从社会适应的动态视角来考察失独家庭父母的适应问题。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海涛则认为，对失独家庭的指导应该进行分类，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可重点在精神上给予慰藉，经济困难的家庭则首先需要从经济和生活上进行扶持，在确保衣食无忧后再辅以精神慰藉[6]。
总体来说，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精神、经济、社会、政府几个方向，但研究多为学者个人式的探讨，多以零碎的形式出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系统。
三、国外相关制度的借鉴与启示
虽然英国并没有专门的失独群体研究，但其在国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构建上相当完善，其中法律援助制度成为西方各国效法的依据。法律援助制度的主要特点有：完善的法律体系为依托;明确法律援助作为政府的一项职责，政府必须履行;法律援助提供服务的范围不仅局限于律师事务所，社会非盈利机构亦可参与;法律援助实施与监管部门分离，避免自己监管自己的现象;法律援助的双方是合同关系。
对于养老保险制度而言，德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是世界上较早也较为完善的制度之一。德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主要针对老年人、丧失或部分丧失生活能力者、遗属，且遵循3个原则：保障生活标准、工资挂钩、经济发展成果展现。德国养老保险制度的特点有：多因素下精密的养老保险金计算方法，颇具创新性的“职业恢复”制度，代际契约制度，即“下一代养上一代”[7]。
英国的社区照顾制度与美国的集中养老制度同样具有鲜明的代表性。英国社区照顾制度一是为老人提供社区内服务，二是动员社区资源，运用社会力量支持系统开展服务。照顾内容则包括孤寡老人的养老院、社区服务设施（比如老年活动中心）、上门服务。社区照顾服务管理人员的构成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府出资雇佣，另一方面是社会志愿者，并且政府会对管理人员提供部分补贴。美国的集中养老制度中的养老院则更为多元化，养老机构课分为医疗服务型养老机构、护理型养老机构、一般照顾型养老机构。集中养老制度是由政府和民间共同参与支持，养老机构既有非盈利的政府机构，亦有市场化的私营机构。
通过对英国、德国、美国等国家的社会保障和养老制度的分析，虽然并未有专门的失独群体社会保障、养老、医疗制度和体系，但其社会保障和养老制度仍然有许多值得我国借鉴的地方。
四、长远视角的失独群体社会保障体系构建
（一）失独家庭的精神家园再构建
1.失独家庭的自我排斥与社会支持网络的断裂。现代家庭的构成多为“4-2-1”或“4-2-2”的倒金字塔结构，这种家庭结构具有天生的脆弱性与风险性。独生子女往往是家庭的精神重心，这个重心具有单一性、不可重复性和不可替代性，一旦独生子女因各种因素早逝，导致家庭纽带断裂，将会使家庭结构彻底破裂。这种情况下，失独家庭中的父母顿时产生无价值感、无目标感、无存在感，进而产生自我排斥、社会支持网络断裂。失独父母多选择提前退休导致工作关系破裂，害怕团圆造成亲戚关系疏远破裂，因惧怕触景生情导致邻里关系中断。
2.失独家庭社会支持网络的反思。从社会支持网络的社会支持主体、社会支持资源、社会支持效果、社会支持网络构建4个方面进行分析可知，目前我国失独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非正式网络支持的“有心无力”和正式支持网络的“力不从心”。非正式支持网络中的亲属支持不持久、社区支持不健全、邻里支持不坚挺、专业社工支持不给力，正式支持网络中的政策支持不完善、经济补助不足、制度支持不完整等，在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中均存在较多问题。因此今后对失独群体精神慰藉的研究方向应该是理念的转变和方式的完善，应该重视非正式社会支持，政府引导将正式社会支持与非正式社会支持有机结合起来。
3.失独家庭精神家园的再构建。首先，积极向政府寻求政策上的正式支持，徐继敏在《成年独生子女死残的困境与政府的责任》一文中表示，独生子女家庭是由国家强制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而形成的，且在政府诸多文件中体现出了对独生子女家庭的辅助承诺，政府有责任分担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8]。其次，非正式社会支持是失独家庭精神家园再构建的基础和主要力量，目前实践过且有效的方式是组织相关失独社团的模式，以社团为桥梁和纽带与社会、朋友、同事、亲戚、邻里重新建立关联，或者与同命人之间建立联系，进而给予失独家庭父母归属感和安全感。第三，在外界的帮助下或者自身努力下，构建新的精神寄托。较为有效的精神寄托构建内容包括再育、领养，当条件不允许时，可借助信仰来获得精神上的寄托。此外，实现特殊自我价值亦是一种有效的精神寄托。
（二）失独家庭的法律层面权益保障
借鉴英国的法律援助制度的经验，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建立完善的失独家庭法律保障体系。明确提供法律援助是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责，确保国家政府支持以法律形式进行约束和监管;完善法律援助的立法体系，扩大法律援助范围，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政府在法律援助经费上的财政拨款和多渠道筹措的权利和义务;设立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职能进行全面强化。
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关于失独家庭相关条例明确化，对模糊描述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条件将政府最低补偿标准明确写入法律，提高《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法律可行性。
从法律层面完善失独家庭收养子女的法律制度，比如适当放宽收养成年人的条件，立法形式明确收养的程序和收养负责机关，立法规定试收养制度等。加强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立法，以及借鉴德国、美国的相关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建立集中养老和社区养老相结合的法律制度。对失独家庭集中养老和社区养老的分配应建立在失独家庭实际情况和需求之上。
（三）可持续帮扶的社会保障体系构建
1.政府支持体系。失独群体的社会保障是国家性的社会问题，政府理应担负重要责任，政府在失独家庭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过程中要认清自身的地位和作用，把控全局，重点在社会养老保障、社会医疗保障制度建设上。政府在有效监督、管理、控制的作用下，督导社会帮扶体系的构建。在经济上，国家政府加大投入力度，依据地区经济形势完善经济补偿政策，比如增加辅助资金、放宽辅助条件、建立专项扶助资金、提供就业帮助等。在失独家庭社会养老制度方面，完善养老模式，实现居家养老与机构养老相结合的模式。在政府及立法的引导和监督下，可允许引入非政府组织开展居家养老服务。另外，可由政府建立专门的失独者养老院，使他们在共同的遭遇下产生心理归属感。政府引导健全医疗服务体系，完善医疗制度，比如优先护理、护理费减免、临终关怀、社保医疗协调等。政府建立专业的心理疏导结构，配合失独家庭父母的精神疏导，缓解他们的压力。除此之外，政府还有一项重要的支持策略，即建立明确的领养政策与机构，建立独生子女家庭生育保障转向基金。政府引导下的领养能够获得最大限度的保障，给失独家庭解决后顾之忧。同时如果失独家庭提出生育二胎要求，政府应该积极支持、鼓励与帮助。对于能够正常生育的要给予政策支持，对于尝试试管婴儿的失独家庭父母，建立专项救助基金或医疗支持基金，解决医疗费用的后顾之忧。
2.社会帮扶体系。政府固然在失独家庭的社会保障体系构建中占据重要的作用和主导地位，但仅政府的参与远不够，还需社会各类慈善机构、扶贫机构、非政府社会团体等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从而形成政府保障与社会帮扶的完善体系。对于失独群体所需要的经济支持、生活照顾和精神慰藉3个方面，经济支持方面政府处于主导地位，而生活照顾与精神慰藉方面，非政府社会组织则可起到主导作用。比如更具有专业性的社会工作机构、社会义务工作者、心理辅导机构、社区专业服务与管理人员等，均可对失独家庭提供生活上的照顾与精神上的慰藉。此外，亲戚的支持与鼓励在失独家庭精神慰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无可替代的优势和作用，因此需要亲戚、朋友发挥重要作用，积极投入到失独家庭的帮扶体系中来。
失独群体社会保障是一个社会性问题，需要社会的共同参与建立社会保障系统。对失独群体的相关研究目前处于发展阶段，随着失独家庭规模的增大，需要全社会投入失独群体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来，为社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1〕易怡.我国失独群体养老保险的分层设计研究[D].广西大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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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谢勇才，王茂福.我国发达地区失独群体社会保障模式比较与对策研究[J].学习与实践，20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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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S视角下网络性群体事件探究 篇6
群体性事件是指由某些社会矛盾引发, 特定或者不特定的一群人组成的偶合群体, 以人民的内部矛盾的形式, 通过没有合法依据的规模性聚集、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群体活动、发生多数人语言行为或肢体行为上的冲突等群体行为的方式, 或表达诉求和主张, 或直接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 或发泄不满、制造影响, 因而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各种事件。网络形成以前, 群体性事件具有:1) 偶然性;2) 地区性;3) 传播效果的局限性。由于具有以上的特点, 群体性事件在网络迅速发展之前, 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控制。而网络的诞生形成了新型的群体事件的阵地, 它具有的新特点有以下几点。
1.1 频繁偶然性
由于网络的产生使得“网络舆论事件与群体性事件形成了共振”。其不仅仅是共振, 现实当中的网民利用了网络这一特殊而有效的传播手段。由于网络的参与性高, 网民的素质参差不齐以及社会监管的缺失, 网络性群体事件在2009年左右成为最新的群体性事件趋势。网络中人与人交往方式改变了以往面对面的直接形式交流, 形成了通过网络传输信号, 实现了即使不见面甚至不用声音, 只需要打字来畅所欲言, 这种传播方式使得群体性事件的偶然性变得更加多发, 而且在传播过程中, 信息一旦不被完全而全面的传递, 其中导致的受众的误读会使得“小事变大事”。这里所说的频繁偶然性, 是指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特点仍然具有偶然性。但是由于网络的高集散率, 这种偶然性成为一种高发情形。
1.2 地区性与全国性相互影响
正是由于网络的覆盖, 地区事件扩散的速度和全国范围的反映越来越迅速。
2010年6月, 内蒙古一个牧民在自家的牧场上被轿车撞倒。这个事件本身被当地政府将信息封闭住, 然而网民在第一时间把消息传播出去, 7月, 大量网民尤其是少数民族网民通过网络对此事发表了极大的关注。事态的发展经过网络的传播蔓延到了全国的很多地方。到7月底, 在人人网, 腾讯空间等大型网站里超过了数万计的网民转载。
而我国的网民数量早在2008年就达到2.53亿, 超过了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网络群体, 而2012年7月19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发布的《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我国的网民规模突破5.38亿。地区性事件往往能通过网络迅速蔓延到全国的舆论的浪口风尖, 而同样的这种反馈也及时而有效。 (只是一个例子而已, 没有写出地区性与全国性相互影响)
1.3 传播的时效性强
以往的传播方式基本上都是点对点的线式传播模式, 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不会在极短的时间内产生巨大的影响。网络的产生改变了这一现状, 网络的传播方式趋于辐射状, 这种传播产生了高速的信息化传递。有人曾做过研究并获得了数据, 下表是某一个网站中某一论坛的3个板块21个月的数据。如下表:
摘自 (刘云。《网络舆论传播中若干算法的研究》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以天计算的帖子数是多么庞大, 这种传播效果是非常可观的, 突破了以往的传播方式的局限性, 没有了空间的束缚, 信息就像奔腾的水流一样贯穿到每一个受众。网络的传播方式如其字面意思一样, “网状”的传播突破了之前的语言传播, 文字传播的“点-点”形式, 而进入电子传播时代, 广播, 电视, 电台等从信息采集到信息加工直到最后的信息传播, 这一系列过程往往要一天或者更久的时间, 虽然说它们的传播已经初具“网状”模式, 但是网络技术的发展压缩了信息传播的这个中间过程, 而受众面随着普及更甚于前者,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传播速度。
传播的过程控制是行之有效的途径, 那么从传播的过程中参与影响可以改变舆论导向。
2 传播过程控制
在社会心理学的观点看来, 舆论 (public opinion) 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机制, 对个人和群体具有强大的约束力。
其实在互联网这种新传播媒介诞生之前, 包括电视, 广播, 报纸这些传播媒体大多掌握在具有公信力的政府手中, 舆论所产生的心理影响力会被政府来操控, 而口传身教这种最原始的传播手段在前几者眼中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这就印证了这种强大约束力的这种话语。约瑟夫.B.瓦尔特曾指出:“CMC (以计算机为媒介的传播) 只是提供给人们机会, 以人们渴望的交流方式进行交流, 这种想法和冲动是人自身具有的, 只不过通过科技手段更容易地实现它们”。通过网络人们建立起一种可以不通过暴露自己身份的相对安全方式表达自己意见和看法, 这就脱离了他们对“社会孤立的恐惧”, 形成一种无监管的”自由”状态。既然群体性事件在网络时代可以通过高速的聚集观点和传播, 那么我们可以从传播的过程当中来组织和筛选信息, 以往的传播媒介中, 总有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扮演着传播过程中的“把关人”。他们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 对来自各种传播者的信息进行筛选和过滤, 这种传播行为就是把关。这个概念最早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传播学奠基人之一的库尔特·卢因提出。有人称新时代的把关人已经转变为新形式的“引路人”但是这种引路人的角色并不能有效的控制每一个信息的质量, 这种控制或者说引路还是需要加强, 而网络是以往各种传播媒体的“综合体”。从而达到控制群体性事件的目的。隔断传播者和受众中间的直接环节是至关重要的。传播要素包括传播者, 传播内容, 传播媒介以及受众。
一种媒介是另一种媒介的载体, 网络媒体上的传播内容不仅仅是一个网页或者一个视频, 其文字内容的显性和隐形信息都值得注意。其中, 网络舆论导向与群体事件其中博弈一直贯穿其中, 成为当代网络博弈的主角。
3 网络舆论导向与群体事件的博弈
网络舆论伴随着网络的兴盛成为新闻业和广告业的“黑马”, 成长速度迅猛。网络舆论的导向作用也越来越明显。正面来说, 网络舆论代表着大众的喜好, 正所谓群众喜闻乐见的事情就是舆论的焦点。一方面, 网络舆论将这些事情整合, 引导群众观点, 散发正面信息以规整群众舆论, 例如钓鱼岛事件发生后的打砸抢烧事件, 凤凰网等多家媒体跟踪报道的后期增加了独家评论:拿什么终结暴民。类似的评论在网页, 新浪等也存在。这种导向作用充分发挥了主体舆论的“舆论领袖”职能;另一方面, 公益性质广告也在潜移默化的改变网民的道德观, 相比较电视媒体, 公益性广告带来的网络效益能明显, 调查显示我国网民主体向低学历和低收入的“双低”阶层倾斜, 其中学历在高中以下 (包括高中学历) 的网民数量占76.9%, 这个数据表明我国网络的引导作用至关重要, 由于网络充斥着大量虚假信息和错误言论, 网民年轻化带来的网民自控能力差, 辨别是非能力不强等等因素成了群体性事件的潜在弊端。弥补和规整这种缺陷是一个长期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如果将网络群体性事件比作一种病症, 网络舆论可以在预防和控制方面起作用。
但是新闻毕竟是新闻, 无论是出版社还是网站背后的投资方当然是以获得经济利益为第一的。新闻的目的即吸引大众眼球, 吸引到点击量和广告商的青睐无疑是网站的目的。因此只要类似于曝光, “人肉”搜索, 暴动, 对抗等等的事件会第一时间出现在新闻网站上, 这种传播的效益同时也会激起“同感者”的目光, 甚至同样地位和利益的集团当中的人发现同类人受到损害, 激烈者甚至会用各种手段进行抗争, 也就很容易造成网上传播带来的群体性事件。媒体片面的追求负面信息带来的刺激性, 利用网民的猎奇心理种种都会诱发了人们的不满情绪, 对社会影响巨大, 不良的后果明显。
因此, 针对网络群体事件, 我们要做的首先是:
1) 建立行之有效的网络公信舆论中心。这种机制必须能缓解来自多种渠道的不满。将传播者想要通过大规模传播“造势”的行为扼杀在最初阶段, 而从公信力角度来解决无非是最好的办法。一种迅速而便捷的信息通道能够让社会的声音有到达的地方, 就会减少社会群体的不满和情绪压抑。传播过程中的“沉默的螺旋”随着人群的庞大可能更甚, 而人们的从众心理在其中作祟, 政府的公信力在这个方面是最基础也是最有效的控制群体性事件的行为;
2) 增加信息筛选人。网络筛选人, 也就是传播学中所称的把关人可以有效整合信息的收发过程, 并且在其中施加的影响也起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然而这种把关人的数量和不限量增加的网民数量在网络媒体上升时期逐渐失衡, 带来的后果就是网络舆论无法控制, 因此在网站提供信息平台的同时应该提供多重屏障保护, 增加把关人的数量, 以法律的和政策的强制力要求网站对发布的信息负责;
3) 分析受众心理并且从中加以影响。在传播过程的最初阶段, 也是受众心理未被影响的初始阶段, 可以针锋相对的对受众的心理从视觉, 听觉等感知系统上加以影响。美联社1962年8月9日从加州桑塔摩尼卡发出的一篇报道中说:将近100名违反交通规则的人看了一部警方摄制的车祸影片, 以此补偿自己的过失……影片展示的是扭曲损毁的汽车, 碾压变形的肢体, 配有车祸现场受害者建立惨叫的录音……“有两个人因为恶心和休克而不得不接受治疗”。但凡媒介的信息都是给与受众心理能够造成影响的信息。从这则报道我们可以看出, 经过安抚之外的这种视觉冲击转而的心理冲击法, 对遏制犯罪是非常有效的。因此在网页中增加类似的这种具有强烈冲击的视频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集群行为。
4 结论
正如群体性事件是指群体性事件是指由某些社会矛盾引发, 特定群体或不特定多数人聚合临时形成的偶合群体, 以人民的内部矛盾的形式, 通过没有合法依据的规模性聚集、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群体活动、发生多数人语言行为或肢体行为上的冲突等群体行为的方式, 或表达诉求和主张, 或直接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 或发泄不满、制造影响, 因而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各种事件。正如爱尔兰诗人, 剧作家威廉·巴特勒·叶芝 (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1939) (所形容“看得见的世界不再是真实, 看不见的世界不再是梦想”。网络提供了太大的空间, 既能容纳知识的流通, 又能滋生群体犯罪的力量。“从社会层面上说, 正是群体压力和刺激的积累, 才复发了抗击刺激物的发明和革新。”而“治疗, 无论是身体治疗还是社会治疗, 是一种抗刺激机制”这是传播学家, 社会学家麦克卢汉的一句话, 正如麦氏所言, 本文的宗旨是对群体性事件通过网络传播过程中的各方面进行控制, 寻找新的机制和方法, 不久将来可能出现新的发明, 届时这种控制可能更加有效。
参考文献
[1]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北京:商务印书馆:76-80.
群体视角 篇7
1 相关概念的界定
1.1 酗酒的定义
有害饮酒行为通常被称为酗酒,可以指一次性大量饮酒或者指反复性的大量饮酒,也可以是指对饮酒失去控制。目前国内还没有关于酗酒的比较通用的定义,因此本文借鉴美国国家酗酒和药物依赖委员会与美国药物成瘾协会联合起草的关于酗酒的定义 :酗酒是一种原发性的慢性疾病,遗传、心理、社会环境因素都会影响其发展和表现。这种疾病常常呈现出进展性和致命性。其特点是对饮酒行为不能自控 ;思想关注与酒 ;饮酒不计后果 ;患者有明显的思维障碍。每一种症状可以是持续性的或周期性的。
1.2 萨提亚的“冰山理论”
萨提亚的冰山理论实际上就是一个隐喻,它指一个人的“自我”就像冰山一样,我们能看到的只是表面很少的一部分,即行为,而更大一部分的内在世界却隐藏在更深层次,不为人所知,就如一座冰山。社会工作者及心理治疗师需要做的就是透过案主的表面行为去探索案主的内在心理,并从中找出解决之道。萨提亚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冰山,认识到自己的冰山,就会对个人的人生有所改变。
对于酗酒者,我们看到的只是冰山的一角,是一种外在行为,应对问题的外在表现,在这种外在行为下面蕴藏着情绪、感受、期待、渴望和真正的自己,对于冰山下面的这种内在心理我们并没有真正去体会和察觉沟通。
2 基于冰山理论对中年群体的酗酒行为浅析
用冰山理论来分析酗酒者的酗酒行为,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了解酗酒者的内心世界,进而帮助酗酒者认清现实、直面现实,减少酗酒次数、酗酒量。
2.1 酗酒者内心的“冰山”
萨提亚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座“冰山”,而外在被看到的行为表现及意识层面只是冰山的一角。我们对酗酒者的认识也只局限于冰山的一角,是一种外在的行为表现,而个体本身所感知的内在的由上至下的感觉需要我们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例如,一个中年男性因为一些压力,想让妻子帮忙分担,妻子没有给与回应并表现出反感情绪,或对其行为进行指责。他首先的应对方式就是酗酒,用酒精麻醉自己,让这些压力暂时的远离自己。而应对方式之下他的感受就是不被理解,他可能感到委屈、愤怒等等,此时的感受可以通过酒精来麻醉,可以肆意的放松自己,也算一种个人的发泄渠道。在酒精的作用下,当他开始默默的流泪的时候,他会感受到自己的无能与无助,“男儿有泪不轻弹”是自古对男性的期望,在感受之下他的人生观就会扭曲为自己的无能观。同样受传统因素的影响,丈夫是家里的顶梁柱,社会、家庭对自己有一个期望,自己对自己也有一个期望,那就是个人存在的价值他期望自己是坚强的,期望得到他人的充分理解与尊重。而他的这些期望都来源于更深层面的一个动力,及人类普遍拥有的渴望,渴望被认可,渴望被接纳,渴望被爱等,而这一切都指向一个核心的目标 - 自我价值的实现。在人的冰山理论中,自我和渴望层面对于这个人的外在行为具有本质上的决定作用。当我们指责这些不合理的行为时,可曾想过引起这些行为发生的原因,这些不良行为的出现有来自朋辈群体的影响、社会因素的影响、家庭的影响、压力的促使等,我们所看到的知识冰山的一角,需要意识到冰山后面的那些因素。
2.2 中年群体酗酒行为的成因分析
1. 遗传因素 :科学家已经采用多种研究方法来证实酗酒的遗传学基础。大多数动物实验都证实遗传学对酗酒的影响,现已有充分的证据支持酗酒的家庭延续性这一事实。
2. 心理因素 :酗酒能使人消除焦虑或紧张,得到放松,应对或回避一些不愉快的感觉。当人们面对一些自己不愿意面对的问题是就会习惯性的用酒精来进行自我麻痹。
3. 社会或环境因素 :个体生活的家庭或社会环境影响其行为。生活在一个酒文化盛行的国家,劝酒、高度的攀比心理都会对一个人的饮酒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
影响一个人酗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分析中年酗酒群体的酗酒行为时,要综合多方面的因素,了解其潜在因素背后的真是动因。
3 冰山理论对解决酗酒问题的启示
面对酗酒者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反感,给他们贴上“酒鬼”的标签,亲近的人多表现出无奈的表情,醉酒时置之不理,酒醒后发泄各种不满,进行指责和抱怨,有些家庭甚至会因为家里有一个“酒鬼”而感到羞愧。殊不知身边人的这些反应会进一步加剧酗酒者的酗酒次数和酗酒量,原本只是酗酒者自己的问题会转换成家庭矛盾,甚至是社会问题。萨提亚女士曾经说过,行为不是问题,如何应对才是问题。如果我们想有效地解决酗酒问题,就要思考如何应对问题。
3.1 寻找行为背后的正面动机
如同冰山的基座,酗酒群体的深层次的期待和渴望与相关群体是相通的,且作为人类进步的能量和动力源,大都是积极的,只是表现的方式出现了一定的误区。由此,我们可以不认酗酒者的行为,却可以尝试接纳酗酒群体不良行为背后的正面动机。如果酗酒者在饮酒前对妻子絮絮叨叨,妻子能不厌其烦给予积极的回应,并共同努力寻找解决措施,那也许在动机上就会减少酒醉的的酗酒动机或者酒醉后表现出自责的心态,进而在遇到问题时第一反应不是麻醉自己而是寻找解决措施。
3.2 觉察中年酗酒群体的内在心理
每一个人,因为一定的生活环境,周围的朋辈群体等,会表现出不同的内在心理。觉察酗酒者的内在心理,有助于我们了解其酗酒动机、酗酒行为。在同酗酒者的对话中,相关群体如果能给予酗酒者一些积极的回应,并通过一些简单问句去探索酗酒者的酗酒动机和意图,如在酗酒者醉酒后给予一些基本的生活照料,在酒醒后问一些相关性问题 :这次为什么喝酒,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还记得在醉酒后自己做过哪些事?如果醉酒者在酒醉后有不良行为,可以试图给予其一定的提醒,告诉他他的醉酒行为对爱他、他爱的人的影响。有了这些了解就可以对不同的酗酒群体给予适度的回应。
3.3 挖掘中年酗酒群体负面情绪中的正面价值
冰山理论告诉我们,人出现的各种负面情绪,除了及其少数的几种之外,其余的都有其正面的价值和意义。有些酗酒群体会表现出强烈的负面情绪,包括逃避、自责等。中年群体一般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局面,压力让他们用酒精来麻痹自己,进而逃避现实。挖掘出中年酗酒者负面情绪中的正面价值,可以更有针对性的帮助这些酗酒群体。
冰山理论在分析酗酒者内心世界的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年酗酒者在饮酒之前,显性需求是通过酗酒麻醉自己或自我虚荣心的满足,隐性需求则是对环境、对工作、对家庭、对现实等的需求。通过对中年酗酒群体内心的了解,透过其语言、行为,探索中年酗酒者需求的内在冰山,从中分析酗酒者内心进一步的需求,可有效解决酗酒者的隐性需求。如果在酗酒者未酗酒之前,相关人群已给予酗酒者充分的考虑或满足,酗酒者的酗酒意愿就会降低,有利于减少酗酒者的饮酒次数,合理控制每次饮酒的量,充分发挥中年酗酒者在社会建设中中坚力量的作用,实现家庭和谐社会稳定。
摘要：薇琴妮亚萨提亚作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治疗大师,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像一座巨大的冰山,外在的行为表现只是内在自我状态外化的冰山一角,借助萨提亚的“冰山理论”探索中年群体酗酒行为表象下源自深层的推动力,我们将更加清晰的认知中年群体酗酒行为的成因,并在此基础上寻找出一些有效地措施,控制其每次饮酒的量和酗酒的次数。
群体视角 篇8
一、环境群体性事件凸显了我国公众参与的不足
2012年, 环保部原总工程师、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杨朝飞披露, 自1996年来以来, 由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一直以年均29%的速度增长。其中由重金属和危化品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呈高发态势, 个别事件还上升为暴力冲突, 造成了十分恶劣的社会影响。环境群体性事件正不断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制约经济发展的一大重要因素。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暴露出了我国环境保护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更凸显了我国公众参与的不足。
1. 环境群体性事件凸显了地方政府重经济轻环保。
我国以经济发展为主的发展模式使得地方政府重视经济责任, 轻视环境责任。目前, 我国很多地方发展经济脱致富的任务仍然繁重, 经济发展仍然是考核官员的主要指标, 而这种指标又主要是以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为核心的, 一些地方政府甚至沿用传统的“经济增长一票否决制”的思维, 把经济增长作为政府的主要目标。在这种情况下, 地方政府很难遏制经济发展的冲动, 对高资本投入、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有强烈的偏好, 用高强度开发向土地、资源、环境要经济效益。相应地把环境保护放到次要位置, 甚至不惜牺牲环境换取经济的发展。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公众对环境质量的要求提高, 当公众的环境诉求与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冲突的时候, 政府为了经济发展又千方百计维护经济投资, 当公众环境诉求无法解决时, 只能采取极端手段, 造成了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频发。
2. 环境群体性事件凸显了我国公众环境维权意识的增强。
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质量提高, 人们已经开始逐步从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向高质量的生活质量需求过渡。在保障基本生存权的同时, 将清洁的水和空气等环境要求也作为了基本的利益诉求。最近几年频频爆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地区如厦门、大连、浙江、江苏、成都、广东等都是我国经济比较发达、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比较高的地区, 其关注焦点已经从生存问题转到了生活质量问题, 环境维权意识日益增强。而由粗放型经济发展带来的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破坏日益危害着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引发公众普遍关心与担忧, 尤其是“癌症村”现象令公众十分恐惧, 害怕遭到类似伤害。因此, 一旦遇到可能造成污染的环境事件, 公众很容易产生抵触情绪和抗议行动, 这是导致环境信访和群体性事件增多的重要原因。
3. 环境群体性事件凸显了政府对公众参与的忽视。
2008年5月1日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环保部《环境信息公开办法 (试行) 》的生效, 原本给了环保团体和公众很大的希望, 以为环境领域的参与式民主进程迎来了春天。但是, 现实中政府信息公开的状况令人非常失望。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促成建设项目, 推动本地经济的发展, 主观上不愿意公开建设项目的相关信息。社会公众基本无从了解项目审批和建设的完整真实信息, 经常是偶然发现了项目“不合法”或“不合理”, 而此时的项目, 有的未作环境影响评价却已违法开工, 有的环境影响评价已在公众参与不充分的情形下匆匆结束。如果没有媒体的曝光, 社会公众基本无从了解, 更别说参与了。在环境群体性事件酝酿之际, 公众通过各种渠道发现项目“不合法”或“不合理”的时候, 相关的公众会到政府部分反应意见, 表达关切和担忧, 对此政府本应积极吸纳公众意见, 深入群众中去查明根本的原因, 进而为利益受损民众的合理诉求找到可操作的解决途径。而现实中, 政府对日趋恶劣的环境问题不予重视, 拖延行动甚至听之任之、不予回应, 没有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对利益受损的民众进行补偿, 未对企业的排污和侵害行为进行有效制止。结果, 公众的利益诉求无法得到回应和根本解决的时候, 只能采取集体对抗的极端方式奋起抗争, 结果就酿成了严重的环境群体性事件。
4. 环境群体性事件凸显了环评公信力的缺失。
我国高度重视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2002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2006年国家环保总局正式发布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 这是中国环保领域第一部公众参与的规范性文件。理论上讲, 除极个别未评先建项目外, 目前全国所有开发建设项目均开展了环境影响评价, 我们的环境应该是安全的, 尤其是预防和治理措施是到位的。但从我国频发的环境群体性事件看, 公众经常对环评的作用和结果是不完全信任的。究其原因, 民意表达不畅是重要导火索, 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不够公开, 没有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其中, 对项目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和制定的预防措施没有及时有效公之于众。另一方面, 不少地方的项目环评论证会、听证会存在着走过场、流于形式的问题。而一些环评机构和专家理解地方政府抓发展的迫切愿望, 只要不会造成比较大的环境影响一般不会断然否定项目建设, 使得一些环评报告具有先天缺陷。而一些投资者在项目启动后对环评确定的防污治污措施没有认真落实, 项目一启动就发生了污染, 环评失去了应有作用。另外, 在项目建设中, 还存在着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造假的严重问题。以上种种原因, 导致群众对环评的结果不知晓、作用不认可, 环境影响评价缺乏公信力, 导致了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二、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不足的原因
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不足既有法律制度方面的原因, 也有公众参与方式的因素, 更重要的是政府传统管理模式的惯性思维使然。
1. 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 忽视环境保护。
纵观近年来全国各地发生的环境群体性事件, 其共同点是:发生严重污染的企业往往都是当地的支柱产业, 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和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而经济增长又是衡量政绩的主要指标, 地方政府为了政绩, 片面追求GDP增长, 为招商引资不惜过度地付出环境代价。地方政府之所以不顾公众的利益诉求, 片面追求GDP的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我国干部的政绩考核体制。目前, 我国对地方官员的考核主要是以经济增长为主要任期考核指标的, 基于此, 相较于公众的环境利益, 地方官员必然优先选择GDP和税收财源的增长, 从而导致他们容易采取重增长、轻环保的污染保护主义行为, 并与追求利润的企业家结成利益同盟。由于影响官员政绩和政治前程的是经济增长而不是环境保护, 是有资本的企业家而不是分散的公众, 面对公众的环境保护和环境利益诉求的时候, 地方政府常常会出现立场性的偏差, 会优先保护企业, 公众免于环境污染以及因污染受害应获得补偿的权利不得不退居次要地位。政府成为某些利益团体的代言人, 丧失了作为调节社会矛盾的仲裁者角色。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 政府对公众参与采取有意无意的回避态度。更有甚者, 一些地方政府直接充当污染企业的“保护伞”, 对公众的意见和利益诉求完全漠视, 或者采取敷衍的态度, 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 民众只能放弃制度化的渠道来解决问题的方式, 公民政治参与的无序化现象出现, 就导致环境群体性事件爆发, 这也使得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日渐降低。
2. 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不完善。
我国《宪法》并没有将环境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而加以确认。现有的立法基本上都没有直接、正面和系统地规定“环境公众参与”, 大多都是从间接的角度、侧面和局部地涉及“环境公众参与”。虽然有了若干关于公众参与制度的法律规定, 但是没有形成环境知情信息、环境立法参与、行政参与、司法参与和权利救济等各个方面法律逻辑体系。而且目前我国立法赋予政府的权力多于义务, 缺乏对政府责任的明确规定, 使得确立公众参与制度的目的不能很好实现。而且, 我国有限的公众参与制度以末端参与为主, 缺少源头参与。《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中规定:公众有权对污染大气、水环境的行为检举控告。而《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暂行办法》的规定, 在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前需要征求公众意见。根据上述法律规定, 可以看出我国公众参与主要集中在行政过程中的两个阶段:已经发生污染阶段;已经立项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理应贯穿于有关环境立法、司法、行政等活动的过程中, 但现实是公众参与环保主要集中在行政过程的末端, 缺少有关环境保护立法等源头参与。总体而言, 现行关于公众参与的立法相对分散、较为片面并且法律位阶低:从宏观上看, 缺乏对于公众环境参与权等关键事项做出的明确的、直接的和系统性的规定;从微观上看, 仅对于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等个别事项进行了散见的、间接的和局域性的规定。由此导致环境公众参与的主体有限、方式单一和程度不深。
3. 重要参与制度存在着执行障碍。
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冲动下, 会选择性的执行环境保护政策, 导致一些重要参与制度存在执行障碍。首先, 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存在执行障碍。为了保护公众对环境信息的知悉权,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环境信息公开办法 (试行) 》使公开环境信息成为政府法定义务, 并对公众如何申请获取信息做了程序上的规定。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在涉及比较敏感的环境信息时, 往往进行有意无意的隐瞒, 通过尽可能多的方式使信息公示从时间上和空间上都缩至最小范围, 避免使公众知晓。其次, 听证会制度执行存在着流于形式的问题。听证会制度是重要的公众参与方式之一。听证流于形式同听证制度的优越性发挥也是当前的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听证会的参与者往往没有考虑到真正的公众, 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选择有限公众的形式主义, 并不能真正反映民意, 表面的公正的模式下很难照顾到利益直接相关群体。即使是公众通过听证参与了环境决策, 其对决策的实际影响力以及决策结果的利益相关度也是打着问号的。最后,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存在造假问题。环评在公众参与部分的造假行为, 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 使得质疑、反对新建项目的群众越来越多。
4. 公众环境救济渠道不通畅。
就目前而言, 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救济渠道主要有举报、信访和诉讼三种。大多数因为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 相关利益群体并没有在事情一开始就采取极端的暴力手段来表达诉求, 而是采取举报投诉、选取代表上访、向法院起诉等较为理性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比起司法救济, 行政救济更直接、迅速、有效, 而且对于公众而言维权成本低, 但举报、信访对部分企业、投资者具有一定的制约力, 但对政府确定的重要规划和重大项目等事项就失去了作用。司法诉讼本应是最有效的方式, 但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不健全, 环保官司难打是社会公认的问题, 原告起诉难、举证难、法院审判难十分突出, 司法救济被大多数公众弃之不用, 这些做法使公众离法定的维权渠道越走越远, 不利于环境保护的长远发展。有数据显示, “十一五”期间, 我国环境信访30多万件、行政复议2614件、行政诉讼980件、刑事诉讼30件, 通过司法诉讼渠道解决环境纠纷的不足1%。当制度化的渠道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回应, 民众一旦遇到政府决策事项, 举报和信访遇到阻力时, 群众只有选择集体抗争或采取过激方式给政府施压, 以寻求解决路径, 这就引发了群体性事件。
5. 我国环保NGO组织发展滞后。
西方国家的环保NGO组织在环境保护和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它们既可以充当政府和民众的桥梁, 缓和矛盾, 又有助于增强民众参与的专业性, 还能监督政府和企业生态保护的自觉性。我国台湾应对环境抗争运动的重要经验之一也是借力社会组织。一旦环境问题产生, 通过组织的力量使得环境事件通过协商对话方式得以解决, 而不致发展成为群体性事件。由于我国的环保NGO组织起步较晚、数量很少且普遍缺乏政府引导, 同时还受到资金、运行体制等多方面的限制, 因此发展滞后, 使得政府与公众之间沟通的桥梁与枢纽缺失。当环境问题产生时, 政府与公众之间就会产生直接、尖锐的矛盾冲突, 最终酿成严重的环境群体性事件。
三、完善公众参与, 破解环境群体性事件困局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 公众参与不足是造成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因, 因此我们必须改善公众参与的状况, 化解预防环境群体性事件, 破解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困局, 维护我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 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建设生态文明。
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源在于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 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新要求。要解决环境群体性事件, 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把粗放式增长转变为集约式发展, 把高耗能、高污染转变为低能耗、低污染, 把高碳经济转变为低碳经济、绿色经济, 从依靠资源消耗向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实现“原料和能源低投入—产品高产出—环境低污染”转变, 从而实现环境友好、资源节约、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长期以来官员考核中GDP的比重过大是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的原因之一。要真正转变经济增长是方式, 建设生态文明, 必须依靠制度的力量。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又明确指出, 建设生态文明, 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 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 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我们要以此为契机, 探索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干部考核制度、责任追究制度、源头保护制度等, 真正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建设生态文明, 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不协调的状况, 减少环境冲突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2. 完善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
要完善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从根本上来说就要重塑立法指导思想, 改变末端参与的模式。《宪法》应当明确将环境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 这样作为其子权利的公众参与权才有依托。其他的法律和法规才能对其做更详细的规定。要积极利用当下正在进行《环境保护法》的修订工作的契机, 在环境保护基本法的层面, 确立和明确环境公众参与制度的应有地位和关键性内容, 保证公众参与贯穿于环境保护的始终, 改变传统的末端参与模式, 鼓励源头参与, 这既符合“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的环保政策, 也有利于充分保证公众的环境权利, 降低公众与政府之间矛盾激化的可能性, 使群众依法对环境保护进行公众参与, 减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等将来条件成熟, 应借鉴国际上公众参与比较完善国家的经验, 制定专门的《环境公众参与法》, 确保公众参与真正实现, 保障公众的环境权利。
3. 确保公众参与的重要制度执行到位。
在目前条件下, 当务之急是要确实保证公众参与的重要制度要执行到位。首先, 保证环保信息公开制度执行到位。政府要加强信息公开, 为公众参与提供基础保障。政府一方面应该完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 建立一套覆盖环保行政许可各领域、各层次的环境信息披露体系, 用更加具体的制度和更加可行的程序来保证公众对环境事务的有效参与, 充分利用各种媒体的力量, 真实有效的发布相关及其, 让公众能够及时、准确地了解到自身周边环境的变化, 在污染项目引入的前期就可以及时地参与到政府决策中去, 增加事前监督的作用, 避免污染企业和公众之间的矛盾升级。其次, 保证环境影响评价听证制度执行到位。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对公众参与听证有了明确的规定, 但是由于对公众参与的规定过于宽泛、模糊和可操作性不强, 导致听证制度执行偏差的现象时有发生, 出现了走过场、形式化等严重问题。因此, 政府应严格按照法律制度的要求选择听证代表, 对听证的程序应更为透明, 听证的范围应该尽可能广泛, 同时要有相应的惩罚措施。通过强化公民环保参与的实效性, 来保证环境决策的科学化及合理化。最后, 坚决杜绝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造假。环境影响评价造假会影响公众与政府的关系, 是造成全体性环境事件的重要原因, 更严重的后果是造成政府公信力的下降, 因此要坚决杜绝环境影响评价造假。对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要坚决按照法定程序严格执行, 公众参与要公开透明, 接受社会的监督, 并且要加大造假违法的责任追究, 提高违法成本。
4. 畅通公众环境救济渠道。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其中大多都曾经试图通过法律的救济途径来解决, 但是由于行政或司法的环境救济渠道不通畅, 导致最后事件以非法律、非理性的方式爆发。因此, 保障公众的环境救济权也是保障公众环保参与的重要内容。当前, 要完善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赋予民众就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提起诉讼的权利, 一旦发生因环境权利受到侵害而引起纠纷事件, 就可以按照既定的环境公益诉讼程序提起诉讼, 这样会最大程度上杜绝非法手段的使用, 防范游行、堵路、围攻现象的发生。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突破原有“直接受害人才有权利提起民事诉讼”的现行环境诉讼法律规定, 最终形成任何公民都可以为了社会公共利益以自己的名义向国家司法机关提起诉讼的制度, 畅通民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渠道。
5. 发挥环境NGO的作用, 架起民众与政府沟通的桥梁。
在当前社会转型期及环境敏感期, 要想有效解决环境群体性事件问题, 仅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要借助于社会组织的力量, 尤其是具有民间身份的环境NGO。环境NGO组织在我国的环境保护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比如温州市的民间环保组织在2013年3月份组织的“江湖大会”, 对温州的水环境形势及保护进行探讨交流, 并就此与政府进行沟通, 获得了比较良好的社会效果。因此, 我国应加大鼓励、扶植、发展和完善环保NGO的力度, 扩大群众性环保组织活动的空间, 使它们在倡导节能减排, 发动公众生态维护参与、表达民众环保诉求、沟通民众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环保交流起重要的纽带作用, 这可以降低环境群体性事件所产生的机率, 对于从根本上解决环境群体性事件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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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视角 篇9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创造了海量的信息,更使信息成为物质和能源之外的重要资源,对信息的掌握和利用能力即信息能力成为衡量个人、组织和国家成败的重要标准。基于信息能力的不同,社会由此产生新的分化——信息弱势群体与信息强势群体的分野。信息弱势群体也称为信息贫乏者、信息贫困者、信息贫困人群,是指在当代社会信息化发展过程中,由于信息分化的作用而在我们的社会中凸显出来的一种在信息拥有与利用方面处于明显劣势地位的信息贫困人群[1]。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迈进的转型期,信息弱势群体的产生与存在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但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信息弱势必然“导致成员生存与发展的不平等、新的‘种族’歧视及基本人文关怀和伦理道德的丧失,这必将加剧精神贫困,而精神贫困又会引发新的信息贫困及经济贫困。如此恶性循环,便会导致人类进一步全面贫困化”[2]。基于此,对信息弱势群体及其信息能力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本文在分析信息弱势群体信息能力表现与特征的基础上,以信息公平为视角,提出有效策略与方案。
1 信息弱势群体产生的源自性分析——社会资源占有量的非合理性差异
根据瑞典经济学家米尔达尔“因果循环、累积原理”原理:穷人之所以穷就是因为他穷,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富,富有和贫穷的分野主要来自于资源占有的状况。信息弱势群体信息能力之弱的根源在于社会个体在社会资源占有量的非合理性差异。
1.1 教育资源的不合理分配
起点公平是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的基础和前提。教育作为个体发展的起点,直接决定了人的竞争能力、职业选择和发展前景,公平是其应有之意。2007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教育公平是重要的社会公平。然而我国教育的公平性还远未实现,主要表现在:一是国民占有教育资源的严重不平等。我国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城镇与农村、中心城市与边远地区,在教育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上都相差甚远,其中尤以城乡差别为甚,无论是教师素质、教育条件还是教育投入,农村占有的教育资源都远远低于城市。以2002年为例,全年全社会各项教育投资为5 800多亿元,而占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却只获得其中的23%[3]。即使在一个城市中,优质教育资源的分布也是不均衡的。二是群众接受教育机会不平等,如农民工随迁子女不能进入城市中小学就读、国家助学体系尚没有覆盖普通高中教育、残疾儿童受教育水平远落后于普通儿童、部分地区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少等。
1.2 信息资源的不合理分配
大量的社会信息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虽然有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但是大量的信息仍然没有真正流向社会,还有一部分信息以市场手段在社会中流动,信息实际上是有钱者得之。这种分配的不公平直接使得长期得不到信息的群体沦为信息弱势,这反过来又会加深信息不公平。长此以往,必然形成恶性循环,不仅影响信息弱势群体的工作和生活质量,更会影响社会稳定。此外,大众传媒将信息服务的重点锁定在信息强势群体,在服务内容、服务方式上都向信息弱强群体倾斜,各类媒体上充斥大量休闲娱乐、卫生保健、美容美体等信息,但对于农牧民急需的农牧市场信息、政策信息和科学养殖信息却罕见踪迹。以报刊杂志为例,近20年来,面向市民的报刊杂志发展迅猛,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受众拥有的媒体资源却极为有限。我国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0%左右,而我国农业期刊仅占邮发期刊总数的3.23%。在中国学术期刊收录的论文中,农业专辑论文只占总数的7%[4]。在信息化发展进程中,农民、农村、农业和农民工成为被遗忘的角落,他们所能够获取的信息无法满足生产和生活需要。
2 信息弱势群体信息能力的表现与特征
信息能力是一个时代概念,是计算机技术和信息通讯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所谓信息能力,指的是一个人通过培训,能把信息资源应用到其工作中的能力,包括把信息资源应用到具体工作之中;具备使用信息工具和主要信息员所需的技能;利用信息的目的是解决实际问题(Paul Zurkowski)[5]。由此可见,信息能力是构成一个社会的各种主体在其信息活动流程中表现出来的属性特征的综合,它只有在确定了社会的边界后才具有明确的整体的意义,因此,对于信息能力的研究有必要明确界定信息能力的范围与结构。根据众多学者的观点和我国信息社会现状,笔者认为信息能力主要包括三类,即信息获取能力、信息分析能力和信息利用与创新能力。为了考察信息弱势群体信息能力的基本情况,笔者对武汉市农民工、聋哑人、盲人、60岁以上群体和在校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主要调研结果如下。
2.1 信息获取能力
信息获取包括信息需求感知、信息查询两个环节。信息需求感知是个人感受到自己某一方面信息的匮乏、产生寻找信息欲望的过程。信息需求感知是信息行为的前提条件,也是推动信息能力提高的动力。如一个下岗失业人员会产生迫切的寻找就业信息的需求,从而促使其通过各种途径获取有关信息,直至找到合适的工作,这种需求才会降低。信息查询是指通过一定渠道搜集所需信息的行为,是信息获取的关键环节。信息查询一般有四个渠道:一是政府发布的信息,二是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传播媒介发布的信息,三是网络信息,四是通过私人关系告知的信息。政府发布的信息数量有限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广播电视、报纸传递的信息量大但是没有针对性,信息弱势群体很难从中找到自己急需的信息;网络信息传播速度快、信息量大,是现代信息获取的主要渠道,但是对于信息弱势群体来说,由于缺乏基本的计算机技术和设施,且无法判断信息的真伪性和权威性,很难实现网络信息查询,往往最终都是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获得信息,但这种信息往往质量不高。调查结果显示:68.1%的被调查者无法准确完整地表达自己的信息需求;81.1%的被调查者通过私人关系告知方式获取信息;8.2%的被调查者通过网络获取信息(主要为在校大学生);7.6%的被调查者通过传统媒介获取信息;而通过政府发布的途径获取信息的被调查者只有3.1%。由此可见,信息弱势群体在信息需求感知上较不敏感,且缺乏完整、准确表达信息需求的技能;信息获取的渠道和方式上较为单一,由此导致信息获取量少、质低。
2.2 信息分析能力
现代社会信息的丰富和复杂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这对个人的信息分析能力提出了挑战。信息分析能力一般分为三个层面:经验分析、工具分析和理性分析。信息分析工具的合理使用决定了信息分析的质量和水平,而大多数信息弱势群体(占被调查者的53.9%)还停留在对信息的经验分析方面,缺乏必要的科学手段和理性分析,如很多农民工都有被亲戚骗去做传销的经历,究其原因在于缺乏分析工具和理性判断能力。
2.3 信息利用和创新能力
信息的价值在于被利用,利用的最大化也就是信息价值的最大化。我国信息弱势群体在信息利用方面是弱势,他们普遍对信息敏感度低,不能正确、及时感知有用信息的价值并加以利用,导致信息成为“沉沦信息”。如2009年开始,大学生被纳入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范围,这是大学生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重大举措,可以提高大学生医疗保障力度,同时也促进各类学生在医疗保险方面的公平性,但很多大学生对于这条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消息却熟视无睹,据《广州日报》2009年11月17日消息:作为实施大学生医保的首年,参保比例并不理想,以有1万3千多名在校学生的佛山某高校为例,参保的学生仅有97人,个别高校甚至无学生购买医保。根据在武汉大学、珞珈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的个别访谈中发现,很多学生对这一重要信息极为漠视,参保积极性很低。
3 公平视角下信息弱势群体信息能力提升路径
温家宝总理曾经说:“如果说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那么公平正义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公平正义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维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为每一个人创造全面发展的机会。如果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政府的天职,那么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就是政府的良心。”[6]在信息社会中,公平不仅表现为经济公平、政治公平、文化公平,更多地表现为信息公平。“信息在个人、群体、地区、族群以及其他各种社会组织之间公平合理分配,使所有人在生活中都有机会获得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及有意义的所有信息”[7],是实现信息公平和社会公平的基础和前提,而这有赖于信息弱势群体的信息能力普遍提高。
3.1 信息弱势群体信息能力提升中的政府角色定位
从我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来看,提高信息弱势群体的信息能力、实现信息公平,必须以政府为主导,通过各种制度、政策、规章的制定来带动全社会共同参与到实现信息公平的伟大工程上来。从理论角度看,政府在信息公平问题上起主导性作用有广泛的理论基础。第一,西方经济学中的国家干预主义理论。该理论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并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也会出现市场失灵的现象,这就需要国家积极干预经济。同时信息从本质上说不是商品,而是一种公共物品,这就决定了不能采取市场手段或者说不能完全通过市场手段来提供,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必须发挥主导作用,防止“马太效应”拉大群体间的信息差距。第二,社会实践活动效果的条件差异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实践主体在实践活动中受到各类条件的影响,而不同实践主体的影响条件是不同的,包括经济的和社会的、自身的和外在的、先天的和环境的,等等,这种活动条件的差异导致各实践主体的行为结果迥异,若任由实践条件差异扩大则必然造成社会分化。信息弱势群体的致弱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社会因素、经济因素、生理因素、受教育因素等,有些因素仅仅依靠信息弱势群体自身实力很难克服,作为人民利益代表者的政府不可避免地要负起改善信息弱势群体信息环境、消除数字鸿沟的重任。
从实践角度看,政府在信息服务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是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和取向,美国、日本、新加坡等信息化强国在解决信息鸿沟、实现信息公平方面政府都发挥了主导性作用。如欧盟于2005年推出了“包容的电子政务计划”,政府以倡导“电子政务惠及全民,没有一个人被落下”的原则,为处于社会弱势、经济弱势、技术弱势的人们提供援助,构建缩小数字鸿沟管理体制[8]。韩国为解决信息分化,专门在信息通信部内设立了国家信息振兴局(Korea Agency for Digital Opportunity & Promotion,简称KADO),专门负责制定并执行防止和减小信息分化的有关政策;2004和2005年又制定了“缩小数字鸿沟行动计划”,为信息弱势群体公平地享受信息权提供了组织和政策保障。世界上信息化强国政府在信息分化问题中的政府定位和具体措施,对于城乡间、地区间仍存在严重数字鸿沟的中国来说具有很大借鉴价值。
3.2 惠及全民的信息制度——信息能力公平的保障
正如诺斯所言: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制度规范着人们的行为,调节着社会基本关系,其生命在于公平和正义。通过信息制度保障公民的信息权利,尤其是信息弱势群体的信息权利,是公民进行信息活动的前提,更是信息弱势群体获得公平发展的保障。
首先信息制度必须以公平为宗旨。哈耶克(Havek)指出:“不论环境如何重要,我们都不应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个人生来就极为不同,或者说,人人生而不同” [9]。因此,人的不平等是客观存在的,这就决定我们的制度和政策不能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人,因为这种平等的发展机会的平等对待“并不产生平等结果(无论在机会的利用还是在其他方面)这一事实如今已得到公认。无论平等的法律多么重要,它只给我们留下法律面前的平等,而特权阶层和享受基本权力较少的阶层、天才和无才者却依然如故”[10]。由于各种原因,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不同个体在信息能力方面天然地存在不平等,如一视同仁地提供无差异性的信息服务和信息发展环境,势必导致信息能力的“马太效应”——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进一步拉大信息鸿沟。因此,我们的信息制度必须正视公民在信息获取、信息利用等方面天然存在的不平等,并积极采取措施提高信息弱势群体的信息能力,通过政府的“扶弱”实现“信息面前人人平等”,为信息弱势群体提供一个实现公平的发展环境,保障每一个公民获得公平的发展权。
其次,以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为前提。政府作为社会最大的资源掌控者,掌握了80%的社会信息资源。从本质来说,这些信息资源属于公共物品,是全社会共有,理应向社会公开,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刑不可知则威”的固有观念,导致政府总是以红头文件或内部规定之名不公开信息资源,这种信息资源的垄断性导致信息资源利用的低效性,大部分信息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价值。政府信息的有效公开是提高信息能力的前提,因此,有必要制定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渠道、责任、监督等做出明确的规定,使公开成为原则、不公开成为例外,提高信息资源的利用率。在政府信息公开方面西方国家是先行者,许多国家都颁布了专门的法律,如:美国在1967年颁布《信息自由法》,强调了各联邦政府向公众公开其所拥有的信息资料的义务;1984年加拿大出台《查询信息法》;有的国家还出台了反信息垄断法等。我国于2008年5月1日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标志着我国信息公开制度的确立,这对于信息公平分配、消除信息特权、减缓信息分化有重要意义。
第三,以信息公益制度和信息救济制度为重点。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仅从信息源的角度消除了信息垄断,从源头上保障了信息的可获取性,但并不能保证每一个公民能够平等地获得所有信息,对信息弱势群体实施信息救济和公益服务是保障信息公平的必要条件。公共图书馆是政府利用公共资金向社会提供信息服务的重要方式,是消除数字鸿沟、实现信息公平的重要制度保障。“权利依赖于救济,无救济则无权利”[11]。没有救济制度,政府信息公开则形同虚设,公民的信息权难以得到实现,因此,须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信息救济制度,并适时出台《信息救济法》,对信息弱势群体提供信息救济的主体、权利义务关系、救济程序等做出明确的规定。
3.3 加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实现信息供给渠道多样化——授之以鱼
信息基础设施是信息化的物质基础,信息基础设施状况与信息活动有直接关系,并进而决定信息分化,消除信息不公平要以信息基础设施的普遍享用为基础。在党和政府的努力下,我国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迅速,至2008年底,全国光缆线路总长度达676.8万公里,其中长途光缆线路长度为79.3万公里;固定长途电话交换机容量为1 704.6万路端,局用交换机容量(含接入网设备容量)为50 878.9万门;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为114 350.8万户;基础电信企业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新增2 388.8万个,达到10 928.1万个;全国互联网国际出口带宽640 286Mbps,同比增长73.6%[12]。但我国总体信息基础设施的健全和完善并不能掩饰实际运用中的鸿沟问题,根据国家信息化中心“数字鸿沟”课题组的调研报告显示:2007年中国城乡数字鸿沟指数为0.64,地区数字鸿沟指数为0.53[13]。这表明我国还存在严重的地区间、人群间数字鸿沟,这种鸿沟不仅表现在信息利用方面,更表现在信息基础设施供给的非均衡性上,而恰恰是信息基础设施供给上的非均衡性直接导致了信息弱势群体的产生。因此,解决信息分化,首先必须使社会全体成员公平地享有信息基础设施以及由此带来的公共信息服务。
首先要建设覆盖广、低成本、高能效的广播电视网络、互联宽带网络和3G网络,针对不同环境特点做到网络的普及。经过“村村通”工程,我国已经建立了覆盖全国的广播电视电话网,实现了村村通电话、村村通广播、村村通电视,但是我国农村地区的互联宽带网络和3G网络尚未实现村村通,作为信息社会最主要信息工具的网络的缺失无疑会影响信息共享的实现。
第二,家庭普及信息设备。仅仅有公用信息基础设施还不足以实现全面的信息普及,作为信息利用的主体——个人同样必须要拥有信息设备,如有线电视、电脑、宽带接入等。由于经济原因,很多家庭并没有接收信息的基本设备,比如在云南省红河州泸西县永宁乡的电视普及率只有82.85%,固定电话拥有率为17.36%,移动电话拥有率为30.87%,电脑和宽带接入数则更是少之又少[14],信息设备的缺乏使得这部分家庭和人口成为信息弱势人群。改变这种弱势需要政府和全社会的介入。世界上信息化强国在消除信息不公平问题上普遍采取政府、社会和市场三方合作的办法,如新加坡就实施“计算机再循环计划”、“新电脑加强计划”,政府与企业、志愿者组织合作,共同为贫困家庭提供计算机和网络接入援助,一万户贫困家庭只需每天支付30新加坡分,就可以租到一台已经装有软件的电脑和三年的免费宽带服务。
第三,鼓励市场开发残疾人信息工具,保障残疾人的信息无障碍。残疾人是一个特殊群体,基本处于信息弱势地位,他们有着和常人同样的信息需求,如求职信息、社会保障信息等,但是他们基本没有信息获取的途径和渠道,尤其是盲人他们无法看电视、无法通过网络来了解世界,这对他们是不公平的。政府应该提供政策支持市场开发残疾人使用的信息设备,如盲人语音计算机软件、盲人导航仪,从而拉近信息化与残疾人群体的距离。
3.4 实施全民信息普及教育——授之以渔
卢梭说:在那些区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差别中,有许多被认为是天然的差别,其实这些差别完全是习惯和人们在社会中所采取的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产物……教育不仅能在受过教育的人和没受过教育的人之间造成差别,而且还会随着所受教育程度的不同而增大存在于前者之间的差别。受教育是基本人权,是人们积累社会资本、提高社会能力的基本途径,在存在经济差距和社会地位差距的情况下,受教育是弱势群体改变生存状态、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的信息教育实行的是专业化教育,主要培养专业信息人才,而缺乏全民的信息普及教育,使不少人成为“信盲”,有的信息弱势者甚至连什么是互联网、计算机都不了解,自然谈不上利用。针对我国目前信息教育的现状和信息弱势群体的信息能力现状,全民信息普及教育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多管齐下:
从义务教育阶段开始实行终身教育。西方发达国家在信息普及方面走在前列,许多国家从小学阶段开始进行信息能力培育,并使信息教育伴随终身,对于走向工作岗位尚未具备基本信息技能的人实施继续教育,这是西方发达国家顺利实现工业化向信息化转型、成为信息化强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的信息教育还没有形成体系,无论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基础能力培养,还是提高专业技能的继续教育都有所欠缺,造成社会上除了少数受过信息学历教育的专业人才外,大多数人并没有很好地掌握信息技术。因此,我国有必要从义务教育阶段开始普及信息教育,并实行终身教育,且按照群体的不同实施差异化教育和无差异化教育。基于宪法和人权,义务教育阶段应是无差异化教育,即所有适龄儿童都享有免费义务教育的权利,不因区域、经济等因素而被排斥于义务教育之外。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信息教育尚未普及,尤其在偏远地区、落后地区的中小学没有电脑设备和网络接入。在信息继续教育方面,针对信息弱势群体开展差异化教育,对信息弱势群体在接受信息教育方面的困难予以一定的帮扶,如提供免费信息基础教育、减免一定的网络接入费用等,通过差异化的对待保证信息教育的公平性。如美国就开展了针对信息弱势群体的特别项目和计算机教育试点学校,为低收入家庭、有色人种和少数民族家庭的孩子实施免费信息教育,同时开展了教育折扣项目(Education Rate,简称E-rate),对偏远乡村在购买路由器、交换机等硬件设备和配套软件以及网络接入等方面,按地区经济水平和贫穷程度给予不同程度的折扣,这对消除城市和乡村的数字鸿沟大有裨益。
全民信息普及教育主体的多元化。全民信息普及教育是一个浩大的工程,绝非政府一己之力所能完成,需要社会力量和全体国民的积极参与。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企事业单位或者居民自治组织、社会非盈利组织积极加入信息普及教育事业中来,实现投资主体和教育主体的多元化。如上海市就通过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学校、社区等多元主体合作,开展了“百万家庭网上行”项目,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全民信息普及教育形式的多样化。可以针对不同信息弱势群体采取不同的教育形式,如开展各种类型的培训班、远程教育,编纂发放通俗易懂的信息读本。新加坡政府针对老年人推出了“银发大使计划”,通过志愿者教他们使用一些新的科学技术,比如利用数码摄影技术吸引他们的兴趣,并逐步教他们学会使用电脑、互联网等其他先进科技;针对公务员则实施“数字脱盲”,对公务员开展信息技术培训,提高其应用计算机和互联网的能力。
经济学家、哲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指出,“每一个经得起争辩的有关社会安排方面的理论,总是倾向于要求实现某个空间的公平性,要求每个个体在某些非常重要的方面被平等地对待。”[15]信息能力的公平性需要国家和政府做出合理的社会安排,使每一个个体都能获得公平的发展空间,不让任何人输在起跑线上,最终实现社会发展的基本宗旨——人人共享、普遍受益。
摘要：信息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信息分化逐渐形成信息弱势群体,信息弱势群体信息能力低下严重阻碍其共享信息化所带来的社会发展成果,导致信息不公平现象并进而引起和加剧社会不公平。提高信息弱势群体信息能力是消除信息不公平、实现社会公平的关键,政府必须发挥主导性作用,进一步完善信息制度,对信息弱势群体授之以渔和鱼。
群体视角 篇10
关键词：群体亚文化；遗体捐献意愿；对策研究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1、国内对遗体捐献的研究
我国遗体捐献开展较晚，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人志愿捐献遗体用于医学研究和解剖学教学，但只是进入90年代后，才在南京、上海、北京以及扬州市开始大规模地接收志愿者的遗体捐献。总体上，我国遗体捐献呈现开展晚，发展慢的局面，但地区之间还是存在差异性。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发现：遗体捐献现在主要是集中依靠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欠发达地区尤其是经济落后区几乎趋于零。比如孙福川、丘长红的《我国遗体捐献现状及其制约因素的研究》中对其遗体捐献现状做了总述，“现在每年最终捐献的遗体近300具左右，但这个数字离医学教学一年需要的700具还相去甚远”。再者，储瑞耕的《关于遗体捐献的思考》，“现在的人体解剖、人体器官移植等都需要大量的遗体来源，捐献遗体与临床医学的用途需求缺口相当大，只达十分之一”。遗体捐献对于社会医疗卫生的发展至关重要，我国面临遗体捐献欠缺的困境。
2、国外对遗体捐献的研究
国外学术界对遗体捐献只是停留在器官捐献的现状和捐献程序层面。比如李瑞涛的《国外器官捐献概况及对我国器官捐献的启示》详细描述了国外器官捐献的现状，西班牙是世界上器官捐献比例最高的国家，在器官捐献领域，是当之无愧的领先者。“所有西班牙公民都被视为器官捐献者，除非公民本人在生前表达了拒绝捐献”，这是西班牙捐献法的明文规定。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器官移植及移植数量最多的国家，早在1968年就出台了《联邦遗体捐献法》，1984年就投票通过了《国家器官移植法》，并成立专业机构负责器官的捐献与分配。尽管已有20多年的发展历史，美国器官捐献体系扔在不断完善之中。“从2006年9月1号开始，英国针对除苏格兰的英国地区推出新的《人体组织法》，赋予那些在临终前决定捐献器官的人，坚持个人意志的权利”。
二、群体亚文化对我国老年人遗体捐献意愿的影响
1.传统亚文化的影响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落叶归根”“死要全尸”等传统思想观念，有些老年人本来有遗体捐献的意愿，但迫于这些观念的影响，往往迟迟做不了决定。即使表达了此意愿，也会遭到家属的反对。老人过世后，亲属处在悲痛之中，医生也也不方便向家属讨论遗体捐献的事。
2.现代亚文化的影响
（1）家庭亚文化：家庭是老人遗体捐献的载体，很多老年人虽然有捐献的想法，但迫于压力还是不敢向子辈群体提及。201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党员干部去世后带头捐献遗体的意见。于是，一些高素质党员干部敢于提出想法并勇于签订遗体捐献承诺书，形成并保持遗体捐献的家庭氛围。
（2）社区亚文化：社区是老人茶余饭后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老人有交流意见，互吐心声的需求。因此，一部分有捐献意愿的老人通过和周围人的分享，有时候会遭到反对，他们受到同辈群体压力的影响而把自己的想法埋在心里。同时，由于社区内各种政策贯彻不到位，社区支持网络的欠缺不利于形成良好的遗体捐献氛围。
（4）社会舆论亚文化：当前我国社会舆论总体偏向于鼓励老年人去世后进行遗体捐献，但据调查，仍有大部分有捐献意愿的老人对我国的遗体捐献体系建设持不信任态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立法的完善，另一方面某些大众传媒大肆宣扬遗体买卖，地下交易之风，很多老人怀疑捐献遗体后自己的遗体会被拿去交易，为不法分子牟取暴利，他们也不想自己的身体被“浪费”。
三、群体亚文化视角下老年人遗体捐献对策研究
1.转变传统观念，营造为国家遗体捐献事业献身的氛围
我国受传统思想及道德观念的影响，遗体及器官捐献率一直较低。每年我国需要大量的器官移植，数以万计的接受者需要进行器官移植。老龄化是我国社会面临的大的趋势，老年人去世后为现实世界留下一双眼睛或是一个肾脏不仅可以帮助更多的人获得健康，也可以提升老人乃至全社会的奉献精神，营造积极良好的氛围，弥补国家遗体捐献的缺口，实现人身价值。
2.维护捐献者的知情同意权、尊重捐献者的意志
知情同意，即捐献者有权知道去世后遗体将用于哪些方面，有权知道遗体捐给哪些人。因此，捐献者在签订了遗体捐献书后，委托家人或律师对遗体进行监管，对不符合捐献书使用的行为有权向法院起诉撤销遗体捐献承诺。维护捐献者的知情同意权，不仅可以让遗体得到有效利用，更能够严控国家的器官买卖行为，从而维护法律的尊严。
3.社区鼓励、邻居支持的原则
很多老年人签署了遗体捐献书后招来社区、邻居的冷眼旁观，他们认为老人去世后不能归于尘土是不详的征兆。社区居委会要带头做好鼓励工作，对这类老年人给予特殊的照顾，比如节假日补助，上门看望等。邻居也要改变传统落后的价值观念的束缚，捐献行为是一项服务社会的高品质行动，是为国家作贡献的有益行为，是值得表扬及赞美的行为，每个人都应该尊重老年人的无私奉献。
4.公平、公开、公正的使用遗体
害怕自己的遗体被不法分子利用甚至是买卖是很多老年人不愿捐献遗体的重要原因。相关医疗机构接收到老年人的遗体后，要与其家属之间签订相关协议，保证遗体的处理及使用是在合法的程序下进行。老人遗体器官的每项用途（医学实验、器官移植）都应该出示国家权威机构的认证，家属有权过问老人遗体的具体使用情况。相关医疗机构不能为了私利及医疗声誉对遗体进行侮辱甚至毁坏遗体。
5.建立激励机制、适当物质报酬的发放
老年群体选择遗体捐献一方面是为了自我实现，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国家的遗体捐献事业作贡献。我国奉行的无偿捐献制，很多老年人觉得遗体捐献仅仅只能获得一纸承诺书，自己身后事还是未知数。因此，建立适当的鼓励遗体捐献的激励机制，发放相应物质报酬，对于提高老年人的遗体捐献热情，激励更多的老年人捐献遗体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四、总结与反思
我国遗体捐献率低，伴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很多老年人有遗体捐献的意愿。发挥群体亚文化的作用，鼓励更多的老年人群体捐献遗体，不仅可以完成老年人的自我实现，而且可以缓解我国遗体器官需求紧张的现实状况。对个人、群体、社会都是一种正能量分，我们要积极鼓励支持此类文化的发展，以此来推动我国遗体捐献事业迈向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1]储瑞耕.《关于遗体捐献的思考》.中共石家庄市党校学报.2012
[2]孙福川，丘长红，柏宁.《我国遗体捐献现状及其制约因素的研究》.中国医药学伦理.2005
[3]张安勇.《解析遗体捐献瓶颈的成因及解决措施》.中国医药学伦理.2009
[4]詹东，王金德.《遗体捐献的现实意义和人文反思》.医学与哲学（人文科学版）.2011
群体视角下的纪录片社会认识价值 篇11
纪录片群体视角的社会认知价值分析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 群体视角更容易使多数人产生共鸣。纪录片的视角对象按照数量来区分, 可以分为个体和群体, 中国习惯将三人以上称为群。由于群体视角的每个个体从不同的方面展现了丰富的社会人生, 所以她们中某人的经历很容易使观众联想到自己或者亲朋好友, 吸引观众的广泛关注, 并在审美过程中与之产生情感共振即共鸣, 从而达到某些程度的认识升华。
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 群体视角能够多方面反映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唯物辩证法向我们揭示了普遍矛盾与特殊矛盾的关系, 指出:矛盾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 必须通过特殊矛盾来表现。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体都是矛盾的特殊性, 她们都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 但是群体是部分个体的集合, 由于是群体视角, 每个个体集体表达矛盾的普遍性时, 显得更加丰富多彩, 而且更有深度和广度。例如《远在北京的家》, 对女性农民工进城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 从每个人不同的遭遇中生动地、具体地揭示出来。
群体视角能够更好地实现纪录片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首先, 群体视角所反映的社会问题更容易获得大众的承认。由于大众大多数有从众心理, 对于社会的普遍矛盾, 虽然从辩证法的角度来讲, 群体和个体都是矛盾的特殊性, 都能反映普遍存在的社会矛盾, 但是人们往往将个体反映的问题探究他的个体因素, 却把群体所反映的问题看做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 换句话说, 群体视角的纪录片所反映的社会问题更容易得到大众的承认, 也更容易引起决策者的注意。
李京红的《姐妹》, 让人们认识了发廊妹及其他农民工姐妹生存的艰难, 以及她们为了改变命运吃苦、耐劳、坚忍不拔, 感动了许多人, 也改变了许多人对她们的看法。在采访李京红时, 李说:“‘我以前的女朋友也是开发廊的, 我看不起她, 但现在看了《姐妹》, 我一定要找到她, 我要和她结婚。’……每次看到这些短信, 我的眼泪都会止不住地流下来。”[3]
总之, 群体视角让人们看出了问题的复杂性, 有较高的社会价值, 同时作为时代的记录, 成为一种珍贵的史料。
《远在北京的家》多方面社会认识价值的案例分析
陈晓卿等拍摄的《远在北京的家》是1992年到1993年之间拍摄的, 记录了一群从安徽省无为县到北京打工一年的女性的生活历程。主要人物有张菊芳、谢素平、刘春花、刘红春、张红芳等五位农村姑娘。她们在北京寻找挣钱的机会, 颠簸不宁, 不断地寻找工作, 被辞退, 再寻找自己能干的工作, 在远离故乡的北京, 竭力寻找一个立身之所。本片客观记录了20世纪90年代初民工潮刚刚出现时的各方面社会矛盾冲突及其现象, 有多方面的社会认知价值。
在民工潮中, 女性占的分量越来越大。本片以女性为主题, 她们远离家乡进城做保姆、卖菜、卖小吃, 许多工厂中的手工工人大多数也是女性, 而且女性的身份由未婚到已婚, 以及有孩子的妇女。这个趋势改变了男人闯世界、女人守家的传统, 同时也带来新的社会问题, 如留守儿童的教育与抚育、农民工子女进城的教育等。谢素平夫妻两人出外打工, 一对双胞胎孩子留给了家中的爷爷、奶奶。
反映了农民工进城生活与生产面临的问题。一是农民工进城需要知识、技术培训。从片中可以看到, 张菊芳、谢素平等小姑娘进城前没有任何心理、知识和技术的准备, 她们认为这是一件只要出力就会很容易做的事, 但是进了城, 她们有的由于不能满足雇主的需要, 被辞退或者勉强聘用。张菊芳第一次走进城里人的家, 感到忐忑不安, 煤气灶、微波炉这些东西她可能连听说过都没有, 当然也不会用, 所以只干了三天就被雇主辞退。二是农民工工作不稳定, 生活没有保障。在一年中, 张菊芳曾换了六次工作, 做过保姆、卖过早点和菜、做过饭店服务员和工厂计件工。谢素平也换了三次工作。
多年来的城乡差别政策, 已经导致一些社会问题。谢素平家住的是破旧的茅草房, 贫穷环绕着她们, 与她们就职的城市截然不同, 来到雇主家更是令她们感到卑微。这些经济差别也必然导致个人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还有社会地位的不公平。
在北京三八家务服务公司, 片中安徽无为保姆在争辩“做人的尊严”, 同时也无奈地承认自己“没有身份, 没有地位”。虽然她们是针对某些雇主, 但是这已经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早些年代许多城里人包括媒体在内都将农民工称为“盲流”, 这种歧视性的称呼, 后来在有识之士的呼吁下才改正。
当时主流话语权者忽略了农民工进城所面临的生存困境。片中选择了社科院的研究员、省政府办公室的秘书长等对农民工进城发表评论, 他们代表了当时的主流话语权, 关注农民工进城为农民工自己的生活带来了好的改变, 甚至是个人命运的转变, 并认为符合社会发展的进程, 但是忽略了农民工进城后尤其是青年妇女进城后, 他们为追求幸福所付出的艰辛和痛苦。正如片中主持人所言:“像谢素平那样的幸运者并不多, 保姆能考上大学、研究生的毕竟是少数, 在北京三八服务公司每天都有被雇主辞退, 或者其他原因滞留在这儿的女孩。”这种现象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主流话语权阶层对农民工生存状况的关注较少。
总之, 该纪录片真实地记录了社会转型期农民工群体面临的发展机遇与生活状态, 具有较高的社会价值。陈晓卿《远在北京的家》反映了农民工进城的多方面社会问题, 社会认知价值较高, 同时也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中央电视台1993年播放该片, 并获得1993年四川国际电视节大奖、1993年全国社教节目评比特等奖, 并针对该纪录片召开了研讨会。
但是, 由于缺少必要的宣传和社会认知价值的揭示, 没有引起应有的社会广泛关注, 因此农民工当时面临的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 以至于现今衍生了一系列其他社会问题。如留守儿童问题、农民工子女在城里入学问题、城乡差别拉大、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等问题, 这确实是一种遗憾, 这也是本文关注群体视角纪录片的社会认知价值的主要原因。当然, 农民工群体存在的问题, 现今得到了广泛关注, 成为我国“十二五”规划中中央和地方致力解决的问题。
《姐妹》社会认识价值的案例分析
李京红拍摄的《姐妹》是2000年初至2003年底拍摄的。以一个20多平方米的发廊为中心, 记录了来自浙江衢州的一对亲姐妹章桦、章微及其招收的几名打工妹阿文、小芳、阿美等的真实故事。片中, 主人公因坚持正规营业, 拒绝色情服务而惨淡经营, 同时, 她们的感情生活也同样充满坎坷——有的离婚, 有的遭男友始乱终弃, 为了生存、为了孩子, 她们苦苦与命运抗争。这部片子从多方面反映了女性进城后的生活状况及其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
看过该片以后, 无论是农村人还是城市人都给予了她们理解和支持。该片在电视台推出后, 反响十分强烈, “从歧视不解到宽容理解”[4]。在章桦姐妹的老家, 人们以前认为她们在深圳发了财, “在看了电视后终于了解到她们的艰难, 纷纷表示理解和同情”[4]。纪录片《姐妹》的主人公章桦说:“以前我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 但是, 现在把我们的生活浮出了水面, 很多人对我们表示了支持和理解, 这一点是我没有想到的。”[5]
城市成为农村女性改变命运的天堂, 但同时这个地方也给予了她们诸多的无奈。正如片头的字幕所言:“经历贫困、落后, 渴望自由、小康;辗转人生旅途, 追寻自尊、希望。”片中的章桦姐妹、阿文、小芳等, 她们来自浙江、贵州、湖南偏远的农村, 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挣些钱, 在深圳这个当时最开放的城市艰苦奋斗, 希望改变自己贫穷的命运, 并能拥有一个幸福的家。结果是生活虽然有了一些改观, 但是她们也独自承担了一系列不幸及痛苦, 如婚姻不幸、生活没有保障、孩子无法抚养等诸多问题。
随着社会交流的扩大, 跨地区婚恋增多, 为此面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日益增多。在《姐妹》中, 跨地区婚恋增多所出现的最突出问题, 是未婚生育子女的妇女权利保障和子女抚养教育问题。章桦来自浙江衢州, 与山西太原的一位男士相恋, 生下一个女孩, 男方强行抚养孩子, 自己却不能照顾孩子, 后来得知男方在家乡又与别的女子结婚生子。阿文来自贵州, 与广东的一位男士相恋并生下一个女孩, 男方在其怀孕7个月后托词三年之约离开, 自己带着孩子艰难地等着自己的男友, 可三年过后自己并没有等来预想的婚姻, 只好将孩子托付给孩子的爷爷、奶奶照料。
现今家庭暴力的发生仍然较为频繁, 严重影响了女性的正常生活, 甚至生存。片中的章微, 由于遭受家庭暴力, 离婚后带着孩子艰难地生活, 但是仍然不断受到前夫的威胁, 以至于无法正常生活、工作, 孩子也无法正常求学。
总之, 由于该片多方面真实记录了社会转型期一群农村女孩进城的艰辛与奋斗的经历, 并且由于该片在制作中注重揭示纪录片中的社会认知价值, 受到了观众、媒体的广泛关注, 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也成为《南方周末》“2004致敬之年度现场报道”。
结语
纪录片的社会认识价值是其主要价值所在, 群体视角纪录片为我们提供了多方位认识社会、解读人生的途径。注重群体视角的社会认识价值的分析和挖掘, 可以在创作中充分利用这个优势, 有计划地策划选题与抓拍, 使作品内涵更为丰富, 充分表现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普遍性;在作品后期制作和宣传的时候, 能够充分考虑群体视角与观众的共鸣点, 充分体现纪录片的社会认识价值, 可以让纪录片更好地实现社会影响力。
注释
1[1]吕新雨.记录中国: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158.
2[2]杨明德.深化电视纪录片的主题[J].新闻爱好者, 2010 (8上) .
3[3]张品.李京红:与《姐妹》同行[J].新电视.2006 (2) .
4[4]新浪宽频.广州日报:零距离追踪“发廊妹”悲欢离合[EB/OL].http://video.sina.com.cn/tv/2005-02-02/1048473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