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困境（共12篇）
社会困境 篇1
1935年8月14日,《社会保障法》的签署标志着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正式确立,但其援助对象却仅限于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盲人、未成年人和残疾儿童。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社会保障政策逐步完善,内容涉及个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诸多方面,使美国社会保障形成特色,并成为名副其实的“福利国家”。1970年后,随着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失灵,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渐陷入困境,社会保障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出来,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成为政府与民众关注的焦点。
一、社会保障与财政危机
美国的社会保障分为三大类: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社会保险项目主要有老年保险、伤残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事故保险和医疗保险。社会救济项目主要包括:“补充收入保障”(对65岁以上未得到社会保险的贫困老人、盲人和残疾人发放救济金)、“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医疗补助”和“食品券补贴”。社会福利项目主要有公共医疗保健、教育津贴和“公共住宅补贴”。社会保障援助对象扩及失业工人、退伍军人等在内的各个阶层和群体,社会保障的项目也多达300多项。加之领取者标准的降低,社会保障的受益人数持续增多。
随着科技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社会保障各项目最低标准提高,开支不断扩大。以医疗保障为例,医疗手段的现代化使美国的医疗费用迅速上升。心脏搭桥手术的费用1970年为1.4万美元,到1991年增至40.7万美元,涨幅惊人。许多医生为避免治疗不当引起诉讼,往往从事“防御式行医”,即让病人做许多不必要的化验并常常要求其他医生会诊,使患者支付了一定数额的不必要的医疗费用。“第三方付费”的付款方式也没能鼓励病人和医生在治疗方面实行节约。医生不考虑廉价实惠的药方和治疗手段,患者及其家属也往往追求费用高昂但风险小、治疗效果好的医治手段,造成许多代价昂贵的技术过度使用。美国的医疗费用因此不断上涨,其总支出、占GNP比重和人均费用增幅都比较大。
1940-1979年40年间,老年残疾和医疗保障占整个社会保障项目的52.52%。居于第二位的是政府雇员的退休金,1979年占全部社会福利费用的14.84%;抚养未成年人子女家庭的费用1970年仅480万美元,1979年则猛增至1 100万美元。其他社会保障项目的开支也由于不同原因而增大。二战和朝鲜战争的发生,使退伍军人数量在短期内迅速增多。战后不到1年的时间,美国的武装部队人数便从1 200万减至300万人,到1950年更不满100万人。退伍军人数量的大大增加,造成退伍军人社会保障支出的上升。人口老龄化则导致了老年福利保障开支的增加。
社会保障项目的增多和各项开支的增大致使美国社会保障费用开始持续增加。美国总统经济报告提供的1929-1980年美国个人收入及其转移支付的福利收入情况数据表明:自1940-1979年的40年间,用于主要社会保障项目的受惠费用,由310万美元增至2 410万美元,增长了66.59倍。尽管自尼克松以来的历届美国总统均采取收缩性的社会保障政策,提高了受益者的审核标准,但由于积重难返,社会保障的开支仍然持续扩大,从1972年财政年度占DNP的16.6%增至1992财政年度的20.5%。
社会保障开支的增加,使政府的财政负担日趋沉重,引发且加重了政府的财政危机。美国政府早在1975年便出现15亿美元的社会保障赤字,1982年达122亿美元。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在20世纪50年代仅0.2%,70年代最高时达3.6%,80年代上升到5.3%,政府为削减社会保障开支而对社会保障政策大刀阔斧的改革往往受到在野党的攻击,保守势力和民众也对此持反对态度,最终只能作适度的调整,政府一直面临严峻的财政危机的困扰。
二、社会保障与工作伦理
失业保障援助的目的在于缓解劳动者因失业而引发的贫困问题,使其有时间重新就业。但是,一旦找到工作,他们便会失去领取失业保障津贴的资格。社会保障领取者并非因懒惰而不愿再就业。一项对领取者的调查表明,他们大多数都有工作的愿望,但同时有65%的人承认并不积极地寻找工作。这是因为大多数社会保障领取者特别是长期领取者往往缺乏必要的工作技能,他们能够找到的工作的工资收入一般较低,而且他们会因就业失去失业保障津贴。这笔津贴有时与他们的工资一样多,甚至高于其工资。失业者选择社会保障津贴而非工作,正是基于理性的经济选择。他们不必辛苦地工作就能够领取比实际工资收入可能还高些的社会保障津贴,大多数有工作意愿的失业者不得不权衡得失,选择社会保障。而那些少数的懒人更加游手好闲,甘愿等待国家的援助。失业保障没有对失业者产生多少有效的工作刺激,反而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使传统的工作伦理遭受强力的冲击。
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以下简称AFDC)对拥有未成年子女家庭的父母的工作刺激也是负面的。1981年里根政府对AFDC改革后,48个州中未就业父母和就业父母可支配美元的差距,12个州为负值,24个州在50美元以内,全国平均仅为26美元。AFDC使未就业父母与就业父母的收入相差无几,贫困家庭甚至在父母工作后反而比领取津贴时生活水平低,父母宁愿领取津贴而放弃工作是必然的选择。单身母亲因领取社会保障津贴可不必工作,许多单身男青年作为单亲母亲的男朋友“间接地享受了单身母亲的AFDC的福利津贴”。AFDC对这些单身男青年的工作积极性产生了间接的不利影响。
父母对工作的消极态度及对社会保障的津贴的依赖影响了子女的工作伦理。依靠社会保障家庭的子女在父母的示范作用下往往形成消极的工作态度,对社会保障有较强的依赖感。这些家庭虽可依靠社会保障津贴维持生计,但通常比较贫困。子女的受教育水平不高,劳动技能较低,他们能从事的工作的收入也不高。为了获取更多的收入,他们常常继续选择社会保障。这些家庭的子女难以摆脱其工作伦理和社会现实作用下时代依赖社会保障的命运。
失业保障和AFDC等社会保障项目对劳动者工作积极性的负面效应是不容置疑的。20世纪70年后,“工作福利”取代“现金福利”的政策迫使更多的社会保障津贴领取者走上了工作岗位,激发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重新确立并强化了正确的工作伦理。但是,美国政府在变革初期投入的经费过大甚至高于社会保障支出,并未缓解联邦和州政府的财政危机。
三、社会保障与家庭问题
社会保障本是维护已破裂家庭稳定性的补救措施,令单亲家庭的成员有一定的生活来源。始料未及的是,它却对美国的家庭结构产生了破坏作用。
已婚家庭的离婚率升高。母亲不必因为失业或经济不独立维持自己不满意的婚姻,因为AFDC和儿童营养补助等社会保障项目会在离婚后向她们提供津贴,婚姻对妇女的经济吸引力更小。社会保障解除了妇女离婚的经济后顾之忧,与之巩固家庭结构的初衷背道而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鼓励离婚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的离婚率持续上升。从1970年到1990年,与离婚家长生活的儿童数量增加了2倍,而且多数儿童与单身母亲生活在一起。多数州政府对无父亲家庭的补贴较高。那些接受经济补贴的家庭的父亲会发现,他为自己热爱的家庭成员所能做的最崇高的事情就是离开家庭,从此不再露面。只有这样他的妻子和孩子才能继续得到他们非常需要的帮助。许多贫困家庭的父母为了领取数目可观的津贴常常假装离婚。
单身青少年女性的生育率升高。AFD等社会保障项目的存在,消除了婚外生育的经济后果,这事实上同时消除了制约婚外生育的主要因素。国家提供抚养子女的费用,未婚母亲可依靠领取津贴取得经济独立,离开自己的父母独自生活。社会保障不但消除了单身青少年女性未婚生育的经济顾虑,而且满足了他们强烈的独立愿望,青少年女性不再惧怕未婚生育,未婚母亲越来越多,未婚生育率升高。
AFDC变革后规定青年未婚母亲领取社会保障津贴的前提是必须与其监护人生活在一起、必须完成高中学业或参加教育培训计划项目。这些变革有助于缓解未婚母亲家庭中的诸多问题。
四、社会保障与老年问题
二战以来,未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战争对人生命的威胁减小。而随着医疗技术的提高和健康医疗保障的不断完善,疾病造成人口死亡的可能性也降低了,老年人寿命延长、死亡率下降。美国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因此逐年增大。1929年占5.32%,1945年占7.75%,1960年占9.2%,1970年占9.8%,1980年占11.28%,1990年占12.3%。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或超过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或超过7%,即为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依照这一标准,美国人口结构在1980年已达到老龄化,而此后人口结构的老龄化日趋严重,真正进入“老龄化”社会。
寿命的延长使老年人退休后领取退休金和社会保障津贴的时间增长。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65岁的退休人员领取退休金的平均时间分别为男子11.9年,女子13.4年。到了90年年代,男子为15年,女子则为18.8年。老年人享受退休金等社会保障时间的延长和老年社会保障各项目开支的扩大使本已捉襟见肘的美国政府财政变得雪上加霜。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老年慢性疾病发病率增高,此类疾病的鲜明特点是疗程长、技术要求高、疗效低和费用昂贵。仅老年医疗保障一项开支就因此增大。美国社会保障资金主要采取“现收现付”的形式,用青年工作者与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障金和税款支付老年人的社会保障费用。随着人口结构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纳税人相对减少,而受惠者相对增加。在1995年,8个多的在业职工负担一个社会保险受益者,80年代末已降到33个在业职工支持一个受益者。持续上涨的财政开支和纳税人数的相对减少,使政府被迫提高税率以确保足够的社会保障资金,此举加重了青年工作者的经济负担。
二战后,大批退伍军人安家立业,人口生育出现高峰,美国人口在1940-1950年间从13 260万增至15 330万人,增加了2 000多万人。到2010年左右,人口生育高峰期的出身者将陆续进入老年期,人口结构的老龄化程度将更高,人口老龄化引发的政府财政危机、老年问题可能更为严重,青年工作者的负担将更加沉重。
1983年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法律,从2002年期退休年龄每年推迟2个月,到2009年时达到66岁,而从2020年再度开始推迟,到2027年达到67岁。美国国会这一决策旨在通过提高老年人退休标准,削减应退休者的人数,减少老年社会保障开支,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但是,推迟老年人的退休年龄,却使老年人依然占据工作岗位,虽然削减了应支付的老年社会保障开支,却减少了青年人就业的机会,政府又不得不向青年人提供失业保障津贴。
五、结语
社会保障是国家、社会群体和个人为使社会成员能够维持基本生活、实现生存权提供的援助和保证,社会保障制度使美国形成了庞大的社会安全网,成为美国社会文明的显著标志之一。它使劳动者在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更多,1947-1977年,美国劳动者实际工资加社会福利收入的比重从9.4%增加到30.7%,在维持劳动者基本生活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积极作用。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公私兼顾的管理体制引起了社会保障机构的庞大和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也造成了效率的低下。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并未能达到政府宣称的100%。然而社会保障项目多为针对失业等已发生的社会问题的补救性措施和政策,无法预防此类问题的出现。社会保障在缓解社会问题的同时却引发了其他的社会问题,使自身陷入诸多困境中。
摘要：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发挥了保护器、安全阀和调节器的作用,并且成为现代美国资本主义制度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它却面临着财政危机、工作伦理危机和家庭危机等困境,随着人口结构的老龄化,老年危机也成为与之相关的重大社会问题。
关键词：美国社会保障开支,工作积极性,社会影响
社会困境 篇2
关键词：社会认同; 意识形态;
作为描述自身群体特性和群体意识的社会概念，社会认同通过社会地位、成员资格、阶层意识、个人交往等向度来描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个人的行为思想与社会规范或社会期待趋于一致、个人对周围社会具有信任和归属感、承认有关权威和权力的合法性，对上述自我特性具备一致性认可，那么，这个社会就具备了基本的社会认同，反之，则认为是社会认同的流失。作为一个总体性的指标，社会认同是社会安全和稳定及有效运转的润滑剂。我国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传统的社会认同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单位人向社会人迅速转变，生活方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思想方式的多样化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开始滋生出诸如偏见、歧视、社会排斥、群体冲突等社会问题，进而演变成多方面的认同困境。
一、社会认同困境的表现
当前，我国社会认同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 一) 社会整合复杂化
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政党的意识形态是高度重合的，政党的思想理论基本就是社会的意识形态，其他思想意识很难有成长的空间，因此执政党不需要刻意进行社会整合，群众就已经自觉地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了。其实这并不难理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上追求“一大二公”、纯而又纯，不允许其它任何经济形式存在，思想上任何有关“私”的理念一萌芽就会受到打击，自然也就无法产生其它意识形态，依靠党的权威和社会影响就能够较快地实现社会整合。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以及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加上外来文化的强势介入，非主流意识形态迅速成长。经济结构的改变催生了利益的多样化，利益多样化又导致阶层分化，而阶层分化必然产生多样化的阶层意识，体现在意识形态上就是意识形态多样化。现在，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是社会意识的主要方面，但无法对社会领域实现全覆盖，这就使得部分社会成员尤其是新社会阶层成员无法在现有主流意识形态中找到归属感，对执政党履行改革和治理形成功能障碍。这就要求突破、发展并创新经典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实现意识形态的转型。
“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使我国出现了大量的新兴阶层。这些新出现的社会阶层都在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位置，阶层结构之间的矛盾已经开始出现。阶层的分化打破了传统的利益格局，新的利益格局还处在形成的过程中，有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利益冲突，这使得执政党整合社会的难度加大了。”[1]这就要求必须把握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和包容性问题。如果我们的意识形态不纯洁，就会使核心成员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丧失忠诚; 如果我们的意识形态包容性不足，新社会阶层成员对意识形态的支持率就必然下降。只有灵活地调整意识形态的表达方式，才能争取更多的受众。
新社会阶层对主流意识形态具有很高的敏感性，它们非常在意主流意识形态对自己是否认同，这是观察一个阶层政治上是否有地位的标志。社会整合是否顺利，主要看执政党所提出的意识形态是否能得到全体社会阶层的广泛认同。我们所进行的社会整合，当然不是把全体社会群体整合进同一所有制以及同一分配方式当中，而是在保持各利益群体的相对独立性、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实现多元化的社会整合，创造出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和普适性的社会利益关系，再通过意识形态来引领和反映这种关系。经厉这个过程，不可能向改革开放前那样通过强制手段和行政力量来实现，只能通过规制的办法依赖制度建设来塑造权威，这个要求使执政党的社会整合变得异常复杂。
( 二) 司法权威虚弱化
虽然我们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司法实践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司法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号召式立法、应付式普法、运动式执法、选择式司法”现象，立法为部门争利，普法走过场，执法有弹性、司法看对象，这种状况大大削弱了司法的权威，违背了依法治国的基本精神。
运动式执法已是多年难治的顽疾，老百姓对“集中整治、赶鸭子”等运动式执法反映强烈，花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不说，运动过后就反弹，法律法规就像一块橡皮，刚性不足，弹性有余。城管执法即是各方反映最集中的问题之一，尤其是在食品安全、拆除违法建筑、非法营运、乱摆卖等领域，在某个特定的敏感时期，经常要“加大执法力度”。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干扰，一些执法部门却一直未真正形成有效的经常性管理，凡不投诉的即不处理，或仅仅在“整治周”、“整顿月”开展突击执法。由于缺乏日常的监管，所以影响了执法的效果和权威性，使违法者产生了不应有的侥幸心理、学会了打游击。一些执法部门为完成隐性执法指标而选择了执法难度低、不易引发矛盾的案子进行办理或处罚。
对于各种禁令，民众有选择地失明或者失聪，这和选择性执法有关。法律既然颁布，任何人都应该严格遵守，法不在严而在必行。当法律白纸黑字必然发生实际效力时，人们才会尊重法律，并且养成守法习惯，法治的社会基础才能因此形成。以打运动战的方式来实施法律，意味着法律不能常态地发挥作用，这种偶尔发作一下的法律，会导致法律逐渐失去社会规范的作用。当法律经常被闲置，违法行为不能及时被制止或者处罚，人们就不会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
尽管国家下大力气进行普法教育、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但是仍然有许多人不愿与侵权人对簿公堂，惧怕与司法机构发生联系。他们所顾虑的是诉讼成本高、效率低、举证难的问题，因为当事人往往被这种事情弄得精疲力尽、劳民伤财。实践中，赢了官司输了钱的情况并不少见，合法权利的真正实现往往遥遥无期，以至于“官了民未了、案结事不结”成了常态。这种消极放任行为也反映出司法公信力的逐渐流失。
( 三) 社会关系紧张化
社会诚信资源匮乏，人与人之间“信任感”缺失，以邻为壑，这是当前社会关系紧张的突出表现。互不信任是最具传染性的社会心态，患者置疑医生的仁心，消费者怀疑经营者的商德，群众不把干部的承诺当真，官员往往疑虑百姓的理智，穷人只信为富不仁，富人担忧穷必生乱，施援者时刻提防讹诈，受助者也怕误入陷阱。互不信任，使得社会可以共同分享的价值屈指可数。互信不存，必生冷漠。如果说工业化过程破坏了自然的植被，那么，市场化的过程则破坏了社会的植被。当前社会诚信缺失程度可谓触目惊心。其实，这种代价不一定是市场化过程必然要经历的，倘若我们在市场化过程中能够完善制度，建立规则，则情况不会象现在这么糟糕。由于罔顾规则、藐视制度，不仅破坏经济社会发展秩序，而且损害社会公正，妨碍社会进步。社会领域商业欺诈、制假售假、虚报冒领等现象屡禁不止，人们对“假鞋”、“假药”、“假唱”、“假文物”等现象深恶痛绝。这些现象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关系紧张化，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是： 劣币驱逐良币，使诚实的人放弃诚实; 今天是受害者，明天是加害者; 为了少承受风险，自己就要成为第一个出手的人; 道德逸出到社会现实之外，社会关系沦为丛林法则弱肉强食。
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尤以干群关系、警民关系、医患关系的互信破裂为甚。三公( 公权力、公益性、公众关注度高) 领域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如果不能公正的履行职责，就是对社会信任的摧残。以干群关系为例，基层群众对干部的形式主义作风深恶痛绝，群众对干部的认同度越来越低，干群关系出现裂痕，干部不是真心维护群众利益，群众不认可干部的工作作风。“农民对基层干部特别是组织的不信任，直接的后果就是国家的社会控制和动员能力下降。”[2]长此下去，会伤及社会认同的基础，进一步损害干群关系，危及执政党的执政安全。今天的群众工作，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就是群众权利意识逐渐增强、权利诉求不断增加。能否维护好群众的利益，取决于干部是否能调整自己的立场，真心实意地“对人民负责”。
城市化的窄空间、信息化的快节奏为社会关系的紧张化提供了外部环境。当今，世界所有地区都正在一步步地走向城市化，中国不也例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列茨认为，新世纪对中国来讲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是中国的城市化。21 世纪，中国城市化不仅仅决定着 6. 6 亿城市居民的安居乐业，更是一个决定着中国几亿农民最终命运的重大问题。因为城市化是减少农民的过程，也是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据预测，到2050 年，中国城市人口总量将达到 10 - 11 亿，也就是说，从现在起，中国每年将有 1200 万农民转化为城市人口。城市化的过程就是新移入城市居民和原城市居民共享城市资源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存在社会关系紧张的问题。工作压力加大致使家庭关系紧张，融入过程的生存竞争致使就业关系紧张，强资本弱劳动致使劳资关系紧张，富裕阶层的社会责任感缺失致使贫富关系紧张，市场规则不彰、特权阶层嚣张则共同促成人际关系的全面紧张化，当前的“仇富”、“仇官”、“仇垄断”现象即是社会关系紧张化的直接反映。社会关系紧张，就容易激化社会矛盾，使简单社会问题复杂化，会提高社会交易成本，最终将人人受损。
( 四) 社会焦虑普遍化
我国社会正在步入焦虑状态： 富人焦虑，穷人也焦虑; 城镇居民焦虑，农民工也焦虑; 失业的焦虑，已经就业的也焦虑; 民众焦虑，大学生焦虑，官员更焦虑。焦虑迅速蔓延到各个社会阶层，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每个人的抗压能力和情绪自我控制能力不同，任何社会都会有焦虑的个体。焦虑作为一个个体状态，本来并不值得恐慌，但是如果作为一个社会整体的焦虑，则不可忽视。因为，焦虑的背后，其实是不安。社会的不安全感和生存压力持续地考验着公众的心理承受能力，焦虑情绪不断积累加深，最终酿成为全社会性的问题，导致社会冷漠无情，抑郁症频发。
国人的经济生活在得到改善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弊端。例如，人们工作和生存压力加大，生活消费水平无止境上升，许多家庭的最基本需求都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随着腰包的鼓起而相应地提升。引发全民焦虑的，不仅仅在于收入赶不上 GDP，更在于收入不均、分配不公、腐败盛行、道德滑坡、社会无序。按规矩出牌的人赶不上不按规矩出牌的人，好人赶不上坏人，循规蹈矩的人赶不上投机倒把的人，遵纪守法的人赶不上违法犯罪的人。于是，一些人置法律和道德于不顾进行投机倒把、坑蒙拐骗的违法行为。社会进入了一种可怕的怪圈： 即大家都在埋怨社会无规则，而一有机会自己则又去破坏规则; 大家都在埋怨道德滑坡，而一有机会自己则成为道德滑坡的推手; 这些人既是焦虑的受害者，又是焦虑的制造者。
叔本华曾经说过： 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传统社会是自然经济、自我调节，社会个体的欲望在各种道德、宗教与制度的调节下，人们只能压抑。进入工业化过程后，经济迅速增长，物质极大丰富，人们的各种欲望也比较容易满足。殊不知，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欲望最容易膨胀，而经济发展则不可能永远是直线上升的，当经济进入下降趋势或者遇到金融危机、经济萧条时，原本很容易满足的欲望就可能无法满足了。这时候，人的心理就会产生巨大的挫折感，出现焦虑情绪。焦虑与内心欲望得不到满足和心理挫折是密切相关的。马尔库塞所描述的工业文明社会“单向度的人”在中国主要表现为焦虑的个体，焦虑伴随着不安，成为工业化过程中的主色调。在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下，多少人梦想着一夜成名或者一夜暴富，希望用极少的付出换取最大的回报，这种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下面，其实掩藏了人们对自身处境的不安以及对现实的不满。
以四个城市数千户居民为样本，有学者对我国社会转型期城市人群心理压力情况进行了心理测试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社会转型的变化与竞争、不确定性等压力源是形成焦虑的主要原因。[3]此外，民生保障不健全及社会不公现象，加剧了中低层民众的焦虑感。“入园难”、“看病难”、“就业难”、“买房难”等问题，大多数人必须面对。人们面临着太多的不确定性。例如，是持有股票、还是持有现金、抑或持有黄金，哪个更能保值，谁也说不清楚。这种不确定性尤其体现在国家经济政策上的变化。宏观调控政策多变，预期方向不明确，造成人们对未来经济走势的预期难以研判，这无谓地增加了很多社会焦虑情绪。
我国需要建立宏观经济调控的法律体系，依法进行宏观调控。如果我们都能按照法律法规来做，知道政府会如何出牌，那么政府就是可预期的政府。由于未来的高度不确定性，人们在心理上最容易产生紧张和不适。现在很多富人移民国外，不是对自己没有把握，而是对社会走势没有把握，不知道哪一天政府会出什么对他们不利的政策，焦虑由此产生。一些年纪大的人为社会保障和养老问题而焦虑，身体有病的人为看病焦虑，物价上涨让所有老百姓焦虑。就是做了大官，也有焦虑。官员怕说错了话，或者得罪了哪个领导，为个人前途而焦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通过明确的制度来调整，而是通过政策进行调整。由于政策缺乏连贯性，今天制定一个政策，明天再制定另一个政策，这样就增加了社会运转的不确定性，人们就容易对未来形成焦虑。
( 五) 社会冲突群体化
伴随着社会生活的细微变化，极易促使敏感的人们产生相应的社会态度和信念，这些态度支撑着一些约定俗成的行为。例如，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就符合这样的逻辑模式： 即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先把问题搞大; 一个人的问题没人管，一千个人的问题就有人管; 把问题摆到大街上去，威胁到社会“稳定”了，问题就会得到更好的解决。社会冲突的群体化发展，加剧了社会矛盾的内在张力。
每个国家处于不同的阶段都将面临不同的社会冲突并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当前我国群体性冲突事件的主要特点表现为以下几点：
1. 矛盾主体的两端是私对公。在社会全面转型的背景下，公众与地方政府、村民与村基层组织、职工与企业之间的群体性矛盾明显增多，矛盾基本表现为公权与私权的对抗。纠纷主体也由过去的公民与公民之间变为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之间。
2. 民意诉求表达方式呈现多元化。除了直接对抗的传统方式之外，目前出现了多种表达利益诉求的方式。因为，面对冲突，民众和政府都在极力避免直接对抗方式，努力探索更文明、更有效的表达方式，如“集体散步”、“集体喝茶”、“集体旅游”等。
3. 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燃点降低。有些群体性事件往往是由小摩擦或者小纠纷引起的，这些微小摩擦在执政当局眼中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只要有一个导火索，就能酿成大火，谁也不知道它的边界在哪里、发展到什么程度是终点。客观上看，人们对改革发展的预期普遍提高，但由于种.种原因，部分公众的诉求长期得不到有效地处理，以致心态失衡，加上潜在的社会矛盾的影响，一起很小的事情，就可能导致社会成员借机宣泄不满情绪，成为社会矛盾冲突的“导火索”。
4. 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因宣泄不满而参与到群体性事件中来。群体性事件的反抗对象可能不仅仅是施加生存压力的强势者，他们的生存压力和无法释放的不满可能会将整个社会作为宣泄对象，甚至指向无辜的普通民众。特别是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群体性事件，由于事发突然、动机多样、升级较快，所以导致难预防、难排查、难处置、难善后。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一部分公众认为改革发展成果没有得到共享，不认同现有的分配格局，一旦遇到事端，他们便借机表达不满，使事态不断扩大。
“ 年中国公共安全方面的财政支出增加了16% ，总金额高达 5140 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医疗卫生财政支出的 2. 6 倍，与社会保障和就业的财政支出相接近。”[4]政府花这么多钱，不是解决影响稳定的社会问题，而是用来阻止老百姓到北京上访。控制上访是中央对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一项指标，“截访”居然成了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一些基层政府每年因“截访”发生的开支惊人。公权滥用，维权制度不完善，沟通渠道不畅达，公民维权无门，前景迷失，信仰沦丧，在此背景下，群体性事件难以避免的升级与高发。
( 六) 精英流失加速化
年 6 月，中国颁布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 - 年) 》，提出到 2020 年中国人才发展要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而另一方面，却是以新富阶层、知识精英为代表的群体正在集中移民出走他国。 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我国海侨胞的数量超过4500 万，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
纵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三轮移民潮，上世纪 80 年代的移民带有一定的盲目性，90 年代的移民带有一定的理性，本世纪初开始的移民带有综合性特点。考虑到国外的环境、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综合因素，相比较于国内大城市户籍制度藩篱、高房价、竞争激烈的就业等因素，移民自然就成为不少人的选择。近年来，我国的移民潮不仅数量大幅上升，还呈现出高学历、高技术、高成本等特点。加拿大移民局的数据称： 2009 年，加拿大投资移民全球目标人数为 2055 人，中国大陆的名额就占了一半。以投资起步价 40 万加元( 约 235 万人民币) 计算，仅 2009 年从中国流向加拿大的财富至少是 23. 5 亿元人民币。尽管对我国的知识精英和财富精英是否集体“外流”这个问题仍存在争议，但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 中国能否留住人才，已经成为目前国内自上而下共同关注的问题。
中国社会正面临着中坚阶层的流失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中国巨额资金逃离的担忧。不少国人意识到投资移民引起财富外流的严重后果，有网友发表评论认为，这些通过投资移民手段出国的人是“没有责任感”，“一富就溜”。客观地说，富人移民是社会弥漫的非理性仇富情绪、体制性的歧视、缺少对个人私权尤其是财产权明确的法律保障以及社会交易成本过高等因素共同造成的，这折射出国内体制改革滞后、社会监督乏力和法治进程的受阻。国内的企业家感觉没有安全感，总是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的企业会被监管部门以什么理由把企业给毁了。
社会困境心理学的现状 篇3
关键词：社会困境；囚徒困境；即时后果
社会困境存在于除单独个体之外的任何群体之中，大量的跨学科研究聚焦于这个问题，包括人类学、生物学、经济学、数学、心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在本文中，笔者通过社会困境相关的关键性概念框列了社会困境研究的大纲，综合过去的研究，讨论了最近这个领域的发展，定义了未来的研究方向，以便繁荣这个重要且永恒发展的领域。
一、社会困境：超越囚徒困境和即时后果
社会困境有许多特点。有时候合作意味着给予群体，有时候意味着不从集体中拿或者消费；有时候其时间跨度较短，甚至短到只有一个单一的交互，有时候它是长期持续的，没有结束之时。社会困境可以包括两个人，也可以包括在一个城市、大陆的人或者世界上的所有人。社会困境多样性导致研究者对概念做出不同的定义。Dawes（1980）是首先定义社会困境的人之一，在一篇心理学综述中，他把社会困境定义为：a，每一个决策制定者都有一个主张不合作的支配策略（如选择最优于自己的结果，无论其他人如何选择），并且b，如果所有人选择这种支配策略，那么最终结果要比合作的结果更糟（如不充分的平衡）。但是就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当我们聚焦于困境的关键部分，这个定义对一些其他的结果结构是不公平的（或者更精确地说，是相互独立的结构），但这个定义没有包括临时的或者时间维度（如Messick & Brewer，1983；Van Lange &Joireman，2008）。
二、囚徒、斗鸡和精确困境
众所周知，囚徒困境常常用来作为定义社会困境的基础，它也是Dawes（1980）的定义。我们认为如果个人放松这种支配性策略的要求，其他两种相互依赖的结构也能被看作是社会困境。这两种结构包括斗鸡和精确困境。在这两个困境里，个人与集体冲突本质上对于社会困境仍然存在：行动的非合作过程会诱惑每一个人，并且，如果所有人都追求行为的不合作，最后的结果会比合作糟糕得多。
在斗鸡困境中，每一个人会被非合作行为诱惑（径直走向“对手”，从而努力获取胜利），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参赛者合作（改变方向），两边都可能会经历最糟糕的结果（死亡）。很显然，斗鸡没有涉及一个支配性的策略。对于理性的个人决策者来说，最好的决策取决于他/她可能会怎么做；如果一个人相信另外一个人会合作（转向或者退后），行动最好的方针就是不合作（继续径直走）。然而，如果一个人相信另一个人不会合作（不会转向或者退后），这个人最好的方针就是合作（转向或者退后），因为输掉游戏比都死掉更好。这种游戏和现实中的一些情景相似，如人们在面对困境时，在任何风险下，是否会维持荣誉感。
信任困境也同样缺乏一种最优支配性策略，并且当双方都选择合作时，有唯一的最高的集体和个人结果。这种对应的关系的结合于拥有的结果可能会建议解决方案是简单的，不存在困境。无论如何，如果一方认为打击另一方要比获得最好的结果更加重要的话，或者认为另一方是具有竞争性的，最好的行为方针就是不合作。因此，就像斗鸡困境一样，信任困境是一种情境，这种情境下一种非合作性的行为指针有时候会诱惑每一个个体，并且，如果参与者追求非合作的行为指针，结果要比合作更加糟糕。
三、结论
这些社会圈套情景或许和社会樊篱是对立的，或者就自我而言，行动导致消极结果的情景，如果人数足够多，会导致对于集体的积极结果。延迟社会樊篱的例子包括由于雇员不愿意参与到额外的规则行为而导致公司的积极文化最终被破坏，如做一种好的运动帮助新雇员适应。我们只有了解在社会困境下人们的心理机制以及影响因素，才会有的放矢地改善民众的生活质量，构建和谐的民主社会。
参考文献：
[1]Dawes，R. M. Social Dilemmas[J].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1980（31）：169–193.
[2]Van Lange，P. A. M.，& Joireman，J.A.How we can promote behavior that serves all of us in the future[J].Social Issues and Pol icy Review，2008（2）：127–157.
“社会责任理论”的困境与出路 篇4
一、社会责任理论举措实施的困境
社会责任理论主张通过新闻界、政府和公众三方面的互动推动媒体承担社会责任, 让媒体通过自身的话语权促进社会发展。但社会责任理论的主张过于理想化, 在实施过程中有种种难以解决的矛盾。
(1) 新闻界的自律和逐利的矛盾。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在中国, 媒体的经营都是自负盈亏, 如果不能实现盈利, 媒体基本只有倒闭或者转行两种选择。盈利是媒体最基本的生存需求, 而且即便所得利润足以维持媒体组织的运转, 但资本市场的逐利性仍会迫使媒体去追求更多的利润, 新闻界的自律和逐利之间的矛盾凸显, 这种逐利既可以是新闻从业者个人的逐利, 也可以是整个组织的逐利。
(2) 政府干预的滞后性、不专业性和自私性。政府的干预往往具有滞后性、不专业性和自私性。即通常在问题发生后, 政府才会介入其中, 运用法律和行政手段进行调控, 而且政府的目的是社会管理, 对新闻传播规律的了解和运用不够专业, 所以政府对媒体的干预可能往往是为了自身管理的方便高效, 而非顺应传播规律的顺势而为。
(3) 公众督促缺乏影响力, 并存在情绪化、片面性的局限。首先, 公众的监督是以个体的监督为基础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中,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松散, 公众对媒体的监督多为个体行为, 反馈也是以个人为单位进行, 缺乏有效的组织。其次, 公众的监督可能带有情绪化和片面性。毕竟公众不能完全了解新闻生产过程, 而且互联网生态让网民的思考更加碎片化、表层化, 网民的表达往往没有经过深思熟虑, 甚至有时候网民连新闻都没有看全, 只是看了个标题或者看了其他人的评论就开始情绪激昂。
总体来说, 新闻界的自律、政府的干预和公众的督促可以发挥一定作用, 但他们自身的缺陷导致这三种措施很可能失灵。
二、社会责任理论根基的困境
社会责任理论在20世纪40年代被提出的重要依据是媒体垄断了社会话语权, 如果媒体不能承担社会责任, 那也没有其他组织和个体拥有相等的话语权可以制衡媒体。
但是在互联网时代, 媒体的权力已经被解构。虽然与零散的个体相比, 媒体的传播力和话语权拥有绝对优势, 但是20世纪40年代媒介拥有垄断性话语地位的景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社会责任理论存在的根基已经被动摇, 社会责任理论也自然面临着困境。在这样一个媒体话语权被意见领袖、网络红人瓜分的环境下, 在传统媒体不知如何转型、新型媒体不懂如何盈利的情况下, 再谈社会责任, 它的根基和吸引力在哪里?
三、社会责任理论前提的困境
社会责任理论本就是西方新闻思想的舶来品, 是以西方的社会情境和历史环境为前提的。社会责任理论提出的前提是新闻媒体享有的自由, 显然西方媒体的新闻自由和中国媒体的新闻自由有着截然不同的差别。而西方的社会责任理论是针对西方新闻自由提出的, 即媒体在享有新闻自由的同时, 也应该对等地承担社会责任。
但是中国媒体的新闻自由与西方媒体的不同, 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媒体所需要承担的对等的社会责任其内涵和外延也与西方社会责任理论不同。社会责任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媒体, 或者说中国媒体是否需要社会责任理论是值得进一步推敲的。
四、社会责任理论的出路
面对社会责任理论举措实施、根基和前提三方面的困境, 要提出相应的对策才能找到出路。与以上三方面的困境相对应, 可以提出三条对策:一是用具体的法律和行业守则代替抽象的自律。二是社会责任理论的互联化应对根基困境。三是社会责任理论的本土化应对前提危机。
(1) 用具体的法律和行业守则代替抽象的自律。自律、责任这样的概念太宽泛, 在实际操作中不好把握, 而具体的法律和行业守则在新闻实践中能更有效地规范新闻工作者的行为, 也能提高新闻质量, 带动新闻行业的整体发展。
(2) 以互联网化应对根基危机。互联网时代新闻对信息和话语权的垄断已经被打破, 现在的许多突发性新闻和灾难性事件都是最先在社交媒体上引爆, 第一手的资料往往最早由网友发出。记者的速度再快也快不过比特, 记者还没有赶到现场时, 身在现场的受众就已经通过社交媒体第一时间发布了现场信息。
(3) 以本土化应对前提困境。中国与美国新闻自由内涵不同, 那么与之对应的社会责任的内涵也是有差别的, 社会责任理论的内涵要具体化本土化才能适合中国媒体的发展。那么中国媒体的社会责任是什么?最基本的一条是不说假话。绝对的新闻自由在哪里都不存在, 有的话是真话是事实, 但是并不适合现在说。所以有的真话记者可以不说, 但通过媒体发布的信息必须是真话。其次是记者在新闻生产中保持中立平衡的原则, 在消息源的选择上不能偏颇, 要给各方均等的话语权, 并且不掺杂主观推断。最后在宏观层面, 媒体还要有审美情趣, 能贴近群众, 扎扎实实地为人民服务, 推动社会的发展。
五、结语
社会责任理论是在20世纪40年代的时代背景和西方语境下提出的, 自身本来就有一定局限性, 并且在当下中国面临着前提和根基上的困境。没有哪种理论是完美的, 正因为它的不完美所以新闻工作者和学界研究者才要发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发展适合当下语境的新闻理论, 让媒体、公众和政府能良性互动, 共同促进社会向前发展。
摘要：社会责任理论是立足于20世纪40年代西方社会的社会环境而提出的新闻理论, 但无论是社会责任理论本身主张的措施, 还是它存在的前提与根基, 都面临着重重困境。本文提出应以具体的法律和守则代替抽象自律, 以互联网化和本土化应对社会责任理论面对的危机。
关键词：社会责任理论,困境,自律
参考文献
[1]涂光晋, 吴惠凡.传媒“社会责任理论”的现实困境[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2010 (06) .
社会工作实务中伦理困境探究 篇5
摘要：在社会对利益的不断追求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的评判标准和角色选择出现差异带来诸多伦理议题。社会工作实务中的伦理困境是两个相互冲突的价值所带来的公平和平等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着社会工作实践活动。本文主要针对产生伦理困境的原因，提出解决措施，从而为社工在实际工作中提供一些理论借鉴。
关键词：社会工作;伦理困境;道德特质;价值冲突;特殊服务对象
社会工作的过程离不开伦理困境，因此需要找出伦理困境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每个工作者在生活中都会遇到各种伦理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了解掌握它的基本套路。因此，对社会工作实务中伦理问题的探究既是社会专业化程度的要求，也是对社会工作者地位的肯定。
一、社会工作伦理困境的内涵
美国社会工作协会(NASW)伦理守则修订委员会主席Frederic G.Reamer()给伦理下过一个定义：“所谓伦理的困境是当专业核心价值中对专业人员要求的责任与义务发生相互冲突的情形，而社会工作者必须决定何种价值要优先考量。”简单来说，“伦理”是指在人们心中的一种道德权衡，“道德”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行为准则，当社会工作者在实践过程中遇到伦理问题，就会使用伦理和道德来解决矛盾冲突。也可以认为社会关系是带来“伦理困境”的源泉，伦理困境是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两者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其主要表现在伦理本身的障碍和工作者的价值取向差异。
二、伦理困境形成的原因
在社会工作实务中，道德一直伴随其发展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社会工作者在其工作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不同类型的伦理困境，并要做出一定伦理选择。本文介绍的在社会工作务实过程中伦理问题的产生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 伦理困境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价值观的冲突。在社会工作实践中，存在着的不同类型的价值观，会让社会工作者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在当下信息激烈的社会中，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不存在绝对的对和错。这种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中缺少一个标准来衡量，导致不能把社会工作专业与价值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同的价值观会在社会工作实践中起到不同作用，带来不同的影响，其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
第二,伦理困境产生的基础是道德特质。社会工作是一种道德实践，其一是在社会工作中将一向秉持的价值观践行于实践，把人的价值放在一个重要地位去考虑，意味着社会工作对问题的理解蕴含着道德意义。其二是社会工作对问题的理解和界定都贯穿着道德，并在实践工作中不断增进对服务对象的理解和在反思中超越自我。这种独特的道德特质是社会工作者自己创立并发展起来的。一方面,这个专业始终把人道主义、利他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准则，这决定了社会工作者的活动是对他人福利的介入，这种介入是需要依靠社会工作者凭借自己的道德良知和道德责任感来做出判断和选择的。正如北京大学王思斌教授所说“: 社会工作最深刻的本质特征是利他主义的社会互动。利他主义是无私地关心他人福利的伦理原则,行动者以奉献为特征而不求索取。”另一方面，社会专业的三项内容分别是：“为弱势、受压迫者服务”“关注社会情境中的个人福祉”“促进社会正义与社会变迁”。社会工作中更加强调为集体提供服务，认为他人利益高于集体利益，时刻关注社会的发展方向。在不同情境下的道德特质是伦理问题的意象化，带来不同形式的伦理问题。
第三,伦理困境的直接诱因是专业服务对象具有特殊性。因为社会工作专业的服务对象是处于社会中相对劣势的一部分群体，主要被分为两个大类：(1)由于生理和社会的原因而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的人。(2)处于非主流文化生活形态中的人。也许有学者认为第二类人中不都是脆弱的，甚至有的还掌握着重要权力，所以当他们成为社会的主体力量时则会带来一些不可估量的后果。Levy 提出了“relative vulnerability”(相对脆弱)的概念:“案主是带着迫切的需要和问题的, 正是这些需要和问题引导他们寻求社会工作者的帮助。处于危机或种种原因造成的绝望状态之中的案主, 很可能被削弱了判断的能力并过度地依赖于社会工作者。”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因为社会工作者服务对象具有特殊性，所以更加容易受到社会的限制，不利于社会工作开展和实施。当有问题的人群和正常人群的利益发生冲突时，社会工作者想要提出让双方都满意的方案是十分具有挑战性的，因此经常会陷入选择的两难境地。正常人群与作为问题人群的案主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存在一定的偏差后而产生的矛盾是不容易解决的，此时的社会工作者要明确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在实际工作中做出符合双方的决定。
三、伦理问题解决的.途径
我们所了解的伦理问题其实贯穿于社会工作的全过程，并在其中发挥着或大或小的作用。当问题产生的时候，社会工作者应该正视道德价值冲突和伦理判断所带来的问题,并通过及时沟通和处理解决眼前的问题，而不是一味地告诉别人如何做。本文通过直接实务工作和间接实务工作两个层面去说明如何解决伦理问题。
1.直接实务工作中的伦理困境
⑴案主的隐私权要得到保护。不管在哪个行业，尤其是对社会务实中的工作者而言，应该秉持为雇主保守隐私的原则，没有经过案主的允许绝对不能够泄露秘密。要把案主的利益放在行动的首位，以保密原则为基准处理和解决问题。如果在实际的工作中遇到一些因为特殊原因而不能做到绝对保密的情况，就应该提前与相应的人员进行沟通，保证案主和其他人员的权利。
⑵处理好案主的自决权与专业父权主义原则。自决权是指案主能够自己处理事务的权利，而专业父权主义是指强制于别人的行为，在社会工作中这两种原则都是比较普遍的。专业父权主义一般以三种形式存在：第一，为其保留某些信息和相关资讯;第二，为了案主的利益而对案主说谎;第三，违背案主的意愿而有身体上的强迫干涉。想要处理好社会实务中的伦理问题，首先需要处理好自决权和专业父权主义之间的关系，认清社会中所关系的侧重点和落脚点。
⑶确保对不同对象的忠诚。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有着不同的对象，每个对象也都有自身的特点。社会工作者在实践的过程中要树立忠诚的观念，把忠诚作为处理行为规范的准则。
2.间接实务工作中的伦理困境
⑴实现资源的有效分配。资源分配问题是社会关注的主要问题，它主要用来解决社会中分配不公平的问题，通过把资源合理有效地分配来解决社会工作中一些棘手的问题。此时，伦理抉择就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它能够引发社会有关公平与正义的争论，我们需要通过选择分配和伦理抉择的原则来处理间接实务工作中的伦理困境。
⑵权衡专业伦理与法律。社会发展离不开法律的约束，稳定的社会关系需要法律来指导。当社会工作者遇到社会法律不公正情况时，他们就会考虑是坚守自己的原则还是妥协遵守法律原则。社会工作者工作通常都有自己的行为准则，但有时也会遇到一些特殊情况。因此，解决专业理论与法律、法规之间的问题是重要的。
⑶研究与评估伦理困境。研究是指对一事件进行思考、调查、整理来了解的过程，而评估是对事件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科学的评判。大部分工作者都是因为自身的兴趣而选择的，但是也有一部分是因为客观要求，不论出于哪种选择的社会工作者都应该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伦理困境。研究与评估在社会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⑷揭发同事不正当的伦理行为。伦理行为需要正确价值观的指引，而不正当的伦理行为会给社会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在社会实践中可能会遇到同事有不合伦理的行为，这时大部分社会工作者就会陷入是向相应的机构进行揭发，还是低头不语的两难局面。虽然都知道同事的不正当伦理行为是错误的，但是大部分时候碍于情面会犹豫是否要揭发。因为我们明白揭发的结果不单单是伤害到同事的工作生涯，同时也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们需要清楚地明白社会离不开监督，监督是社会悬在社会工作者头上的一把剑。
参考文献
[1]罗肖泉,尹保华.社会工作实践中的伦理议题[J].学术论坛,(3).
社会困境 篇6
摘 要： 随着返乡农民工群体不断壮大，他们回乡之后的社会适应问题也越发引人关注。通过对江西省泰和县T村返乡农民工的实地调查发现，返乡农民工群体中存在经济来源不稳定、社会支持系统缺乏、子女教育问题、文化娱乐方式单一等一系列社会适应困境。基于优势视角理论，从该农村社区文化背景出发，提出了以重建社区文化为目标，综合运用多种专业社会工作方法挖掘、利用返乡农民工自身和农村社区的资源，帮助返乡农民工实现社会适应的介入策略。
关键词： 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文化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3X（2016）01-0019-06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截止到2013年我国农民工总数将近2.69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超1.66亿人，在本地从业的农民工超1.03亿人，本地农民工人数较上年增长3.6%，已连续三年增长，这说明我国农民工回流现象明显增加。[1]回流的农民工即返乡农民工，是指因为某些原因暂时或永久回乡生活的农民工。他们如一群游弋的候鸟流动于城市与乡村之间，在城市中之中他们被视为“外来者”，往往受到歧视，而返乡后又不能很好适应返乡后的生活。那么返回家乡后的农民工适应状况究竟如何，从社会工作的角度能够为问题的解决做出何种努力，都是本次研究探讨的问题所在。
学界对于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个体发展的角度考察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的过程，以生命历程观把返乡农民工的社会适应相串联，从而形成对其社会适应的整体把握。[2]另一方面是将返乡农民工的社会适应划分为经济、社会、心理三个维度，考察返乡农民工的经济收入、回乡后的社会融入及获得社会支持的程度，[3]从时间维度、在微观层面考察返乡农民工在不同人生发展阶段的适应状况，从而形成对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总体特征的认识。前者注重对个体的研究，有助于清晰地掌握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的更多细节；后者从宏观的视角，整体把握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的主要方面，横向剖析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的差异。
目前对农民工其他领域的社会工作研究相对较多，而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属于农民工社会工作研究的一部分，国内的研究还相对较少。有学者就农民工社会工作的具体领域和专业介入做出了提纲挈领的划分，将他们分为就业、教育、培训等具体领域和社会福利、社区服务、重点人群等不同方法和群体的介入模式。[4]其他研究则以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为主，包括以工人社区为工作模式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强调社会工作赋权的重要性；[5]以家庭工作、政策引导、社区及企业三者共同支持为介入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工作支持研究，强调社会支持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作用；[6]以制度内动态服务取代西方静态服务模式的城市农民工社会工作新模式研究；[7]以经济、社交、心理三个适应方面为介入点，讨论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介入的价值与途径的研究，强调专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同构，社会工作教育与综合专业方法的运用；[8]以增权理论为指导的强调政府建构符合农民工切实政策需求框架的农民工社会政策研究；[9]以综合运用专业的社会工作方法介入农民工就业服务的研究；[10]以社会工作增进农民工社会功能并扮演多种服务角色为主题的研究。[11]由此可见，对于农民工社会工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社区和城市社会融入，这与专业社会工作产生的环境必然相关，也与宏观的治理背景相关。这部分研究有着强烈的城市中心色彩，把农民工社会工作的介入同城市发展密切相连，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农民工的主体性。除此之外，也有少部分立足农村社区的农民工社会工作研究。包括以新生代农民工自我价值认同介入为主题的研究，强调身处乡村的农民工在社会工作者的引导下恢复正确的自我认同；[12]以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的专业社会工作介入为主题的研究，强调综合方法的运用使返乡农民工摆脱困境；[13]同时也有基于缺乏视角下的提高返乡农民工人力资源利用效率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14]可见，对于返乡农民工社会工作的研究，是以农村社区为主要场域从多方面帮助返乡农民工个体摆脱困境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但多在现代性思维的指导下强调返乡农民工的不足与劣势。总体来说，返乡农民工社会工作研究不仅要联系城市社会工作，还要注重运用农村社区与返乡农民工个体所具有的优势和资源 。
二、T村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现状
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法和观察法，调查地点为江西省泰和县T村，文中的资料主要来自于2014年4月在T村对返乡农民工进行的深入访谈。期间共访谈返乡农民工13人，男性10人，女性3人。依照信息强度，本文选取了6个访谈对象作为深入分析的案例，通过对资料的整理分析发现，T村返乡农民工存有四种社会适应问题。
（一）经济来源不稳定
通过调查发现，返乡农民工回乡之后收入来源不稳定，主要表现在没有固定工作和农业收入不高。返乡农民工回到家乡后不能获得一份固定的收入，他们往往通过在村里打零工的方式获得经济来源，这与他们在城里相比落差明显。同时，未能获得固定收入也与他们缺乏农业劳动技能、乐于享受舒适生活相关。
案例1
Lzm，28岁，男，返乡前在广东从事物流行业的工作，回乡期间帮助父母种地。在谈到回乡的收入时，他说：“在家中种田，毛收入5亩地是一万五。在外打工的话，两夫妻一年能收入四万左右。在家种田很辛苦，在外打工赚得多。父母老了他们还会种田，自己也不会种田，不知道怎么种。打工的收入还是比种田的高。”
案例2
Lsb，24岁，男，返乡前在广东从事服务业的管理工作。谈到自己回乡的工作时，他说：“在家工作主要是帮人家做建筑，刚开始也学习、工作了三年，现在主要是砌砖和粉刷墙的活，工资是100块钱一天，还是比较低的。这个工作也不固定，现在是和一个村里面的老板包工做活。回家后也会种田，自己家里还有4亩田，因为小时候种过田，所以回来后就学得很快。现在种得少一些也不会累，但是怎么说农活还是累，谁也不愿意种田，可在家里面也没有办法。”endprint
可以看出返乡农民工离开城市，他们熟悉的谋生手段便失去了用武之地，种田只是他们的权宜之计。经营农业收益较低，农村缺乏非农就业机会是经济来源不稳定的原因之一。主观方面来说，返乡农民工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并未适应生活、工作条件的改变，导致了他们经济来源不稳定。
（二）社会支持系统缺乏
社会支持系统，即个人在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所能获得的、来自他人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帮助和支援。返乡农民工虽然回到家乡，但是他们的社会支持系统依然缺乏。因为他们在打工时形成的社会关系不能在空间上转移，而家乡原有的社会关系可能生疏，不能够提供相应的社会支持。在城市生活中业缘交往圈的消失成为返乡农民工情感支持缺失的一个方面。
案例3
Lll，29岁，男，回乡后一边帮着亲戚做油漆活，一边在家里种地。回家后他依然怀念一起打工的工友：“自己一直做的是家具厂的工作，交朋友交到现在手机里只存了一个人的号码，那是我在湖南的一个厂子里干活时遇到的一个朋友。当时和他吃了许多苦，他也给了我许多支援。与他认识是因为一次分货时打架，后来我们一起打工七、八年，有福同享一起吃苦。最困难的时候，两个人流浪用五毛钱买了一双筷子。这个朋友交的很值，现在还有时联系，但是比较少了。”当问到家中有没有类似的朋友时，他说：“家里面也有着这样的朋友，但是当时打工回来也是同学间聚会一下，工作中也有朋友，但都是工作方面交的朋友。”
来自家庭亲人、邻里挚友的支持是他们外出打工的动力和依靠，而回到家乡未能很好地建构、延续这样的支持就会给他们的生活尤其是精神心理层面带来影响，使他们心理上或停留于过去的打工经历或焦虑于未来生计。多次“打工—返乡”的经历造成返乡农民工生活时空的多次变换，使得他们的精神生活零碎而不确定。
（三）子女教育问题
返乡农民工在子女教育方面也存在适应问题。外出打工时子女多由家中长辈照料，可由于他们自身文化水平不高，回乡后并不能给子女在学习上过多帮助。他们通过打工经历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但是农村当中的教育资源相对有限。T村与另外一个村共用一个小学，而初中和高中则需要到几公里外的镇上就读。在这样的环境下返乡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问题，具体体现为父母教育角色的缺失和教育能力的不足。
案例4
Yns，女，37岁，在广东打工10年后回家务农。在谈到子女的教育问题时，说道：“自己虽然赶上了好时代，但是也没有读到书，出去了就发现还是有文化好，一般的普通员工挣不了多少钱。儿子在家里淘气，想着不能不让他读书就回来了，初中的知识自己也帮不了他。他也喜欢看书，集上有卖书的他就蹲在那里不走了，看的都是一些小说之类的，学习上面的书他也没看多少。现在就是回来管他，想让他上高中。他要读就会供他读，但就看他自己知不知道要读书了。”
案例5
Hns，女，44岁，2006年后一直在外打工，因办理手续返乡。谈及教育时她说道：“家里面有三个女孩，老大、老二上了大学，老三高中毕业就结婚了。老二现在在武汉，在准备考研究生。因为她去招聘发现还是没有好工作，就准备读个研究生。她还准备考会计师和教师证。也不知道这个研究生好不好考，最近她很忙又是带家教又是要考试的。自己现在没有牵挂，就是担心老二的前途。现在自己还能干得动，就想着能帮一把她们就再帮一把。她们的事情自己也不明白，但是会支持她们的选择。”
儿童、青少年的成长需要关心和陪伴，在陪伴过程中，父母不仅要教育子女基本生活常识，也要关注子女个体发展的诉求。而返乡农民工对于教育比较注重结果，如能不能考取高中、考上大学，忽视了子女个体发展的需要。通过对比两个案例可以发现，返乡农民工在子女未成年时焦急于子女的学业，并尽可能为子女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但在子女成年之后父母又会表现出更多的宽容性，乐于支持子女的选择，表现出了返乡农民工对待子女教育的被动性和无力感。
（四）文化娱乐方式单一
返乡农民工的文化娱乐生活单一，具体体现为村中公共文化空间缺乏和代际间交流较少。T村由于缺乏活动场所，返乡农民工只能在村委会旁的一间小卖部中进行夜间娱乐活动，而形式则以打牌、观看电视节目、谈天为主。村委会也有小型的阅览室，但几乎没有人去阅读。回到家中，也多是观看电视节目，少有互相之间的串门拜访。同时根据观察，村中的年轻人也很少与年长的村民交流，不同的生活经历使他们之间很难有共同语言。
案例6
Lxd，38岁，男，在广东和上海一共打工12年后回乡务农。谈到回村后的生活时他说：“与村里其他人的关系都还好，现在村里也是一个一个地生活，和邻居的关系也不错。晚上回来就是看看电视，或者去商店里和他们打牌，自己喜欢打牌，也没有其他事可以做。”
返乡农民工返乡后娱乐文化单一，不仅是由于村中的公共文化空间不足，同时也是受到消费主义文化影响。返乡农民工在农村拥有较多的闲暇时间，却缺少娱乐设施，容易产生越轨行为。由此造成的结果是，返乡农民工不关心村中公共事务，使村庄整合力下降。返乡农民工原本就长期在外，回乡后又不能通过闲暇生活融入村庄，那么在社区的适应方面则会产生消极影响，造成返乡农民工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困惑。
三、以重建社区文化为目标的介入策略
农村社区是返乡农民工生活的主要场域，也是社会工作者开展具体实务的天然平台。依照张和清以社区为本的观点，农村社区作为返乡农民工日常生活的世界，正好处于个人 、家庭与外部环境的连接点，在潜移默化中形塑个人、家庭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与此同时，个人能动性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社区氛围乃至自然社会环境。[15]具体到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的社会工作介入当中，以社区建设为主的社会工作既要保持稳定也要一定程度的革新，[16]不仅要尊重返乡农民工所生活社区的传统，也要依照社会发展的潮流作出改变。
（一）现实背景endprint
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公报指出，城镇化建设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体现了中央在观念上对于城镇化建设要以人为本，保留传统文化和地域特色的转变。[17]这样的顶层设计为实现以社区文化重建为目标的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的社会工作介入提供了宏观话语支持。与此同时，T村位于江西省泰和县，历史文化悠久，且作为宗族性村落，存在实践中的宗族活动仪式——上灯。该仪式作为本地宗族传承的宗族活动，强力整合了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此外，T村宗族祠堂保护完整，本地村民善学能工、文化底蕴深厚，又多具备木匠技艺。本村居民和当地政府部门也正在为宗族祠堂申请文化历史遗产保护，为社会工作的介入提供了有利的现实条件。这一系列本地文化传统资源不但为加强本村村民的联系提供了纽带，[18]也为社会工作的介入提供了切入点。①
（二）优势视角理论
优势视角是一种新的社会工作实践范式，以社会建构理论为基础。其基本信念包括：（1）优势，案主本身具有的潜能包括体验、天赋、社区资源等内容；（2）赋权，即探求人们和社区内部的力量，为家庭、机构、社区资源的连接提供机会，让案主远离自己的思维定式；（3）抗逆力，即个人自我纠正取向，是弯曲而不折断或弯曲之时可以反弹的能力；（4）成员资格，即一种身份参与权力；（5）悬置怀疑，即悬置对案主的怀疑，从信任案主的角度去建构一种新型的专业关系。[19]总之，社会工作中的优势视角强调在看问题时应关注案主的优势和能力，强调每个个人、家庭和社区都有优势，主张将关注点更多地放在案主优势和潜在能力的挖掘方面，要特别强调与案主之间的平等、合作和互助关系。
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的场域是农村社区，他们不可能过多借助于外界帮助来实现社会适应，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从返乡农民工自身、家庭、社区来寻找适于问题解决的资源。优势视角关注返乡农民工所能够拥有的有利条件，可以通过激发潜能的方式实现其返乡后的社会适应。
（三）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的社会工作介入方法
社会工作强调人在情境之中，对于返乡农民工的社会适应需要从他们此刻所处的环境中认识，注意综合方法的运用。以社区文化重建为目标，在其具体介入过程中，则可分别运用专业社会工作方法中的个案、小组和社区工作方法。
1.以改善返乡农民工经济问题为主的个案工作
在重建社区文化的目标下，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的个案工作，应当聚焦农民工个体。个案层面的介入需要引导返乡农民工将目光聚焦于当下，通过运用优势视角挖掘返乡农民工身上的潜力和过去工作的有益经历，增强他们对自我能力的肯定，改变对现有生活的态度，引导他们积极从事农业生产或通过就近就业等方式实现多元增收，从而解决返乡农民工生活来源的问题。可行的步骤有三步。首先，社会工作者调查返乡农民工现有经济水平并分析原因，了解的内容包括目前的经济条件、以往工作经历、今后工作需求等。其次，将具有相近工作经历以及需求的个案分类，根据返乡农民工掌握技能的高低以及经验，联系附近的工厂。最后，对需要提高工作技能的个案，帮助联系附近职业培训中心进行培训，对有意愿从事农业的个案，联系村委提供农资等帮助，对于有意愿开展个体经营的个案，联系上级政府部门提供费用减免等优惠条件。
2.以提供社会支持、改善子女教育为主的小组工作
在返乡农民工群体之间可以开展形式多样的小组活动，来为其提供社会支持并改善子女教育问题。T村外出打工者以家具制作为主，回乡后又多种烟草。社会工作者从实际需要出发，可以成立家具技能交流小组、种烟互助小组、宗族文化资料整理小组、妇女互助小组、留守子女教育关爱小组等。一方面，以返乡农民工日常生活的内容作为小组活动的内容可以使更多的人参与；另一方面，由于小组互动的实际性在改善返乡农民工社会支持、子女教育的同时，还能为解决其生产问题提供帮助。将以互助交流、文化资料整理为主的小组作为凝聚返乡农民工社区意识、实现自我身份认同、提供社会支持、建设社区文化的载体，可解决返乡农民工社会支持缺乏问题。开展留守子女教育关爱小组活动，社会工作者可以从父母和子女两方面入手，不仅要引导父母改变教育观念、加强亲子互动，还要引导子女树立正确坚强的人生价值观，并通过辅导的方式增强其学习能力。在小组工作中，主要是发挥返乡农民工自助互助能力，并以此建设互助团结的社区文化。
3.以改善返乡农民工文化娱乐生活为主的社区工作
在社区工作的介入层面中，社会工作者应充分利用村中传统资源，包括以祠堂为核心的物质设施资源以及以传统仪式为主的宗族文化资源。社会工作者借助以上资源，可以用开展社区庆典和社区晚会的文化活动形式丰富返乡农民工的文化娱乐生活。考虑成本和时间等因素，社区庆典内容应当以宗族文化为主。以上灯仪式为例，将该仪式作为社区庆典，以宴会的形式在祠堂中举行，邀请相关嘉宾参加。这不仅能增加活动的吸引力，也加强了效果，丰富了返乡农民工的生活。在庆典的组织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应当充分依靠村中宗族文化精英，充分利用传统优势发挥其协助作用。同时，可在村委会院中举办社区晚会，其形式可以包括老少联欢晚会、节日纪念晚会等，社会工作者此时要积极动员返乡农民工走出家门，参与晚会，和村民互动联谊。不论是社区庆典还是社区晚会，社会工作者都应从本社区的优势资源入手，使活动的策划和实施更符合本村实际，发挥传统文化资源优势，改善返乡农民工文化娱乐生活。
四、小结
返乡农民工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特殊群体，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返乡农民工的队伍会不断壮大。他们的社会适应问题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和发展，因此必须引起重视。通过对江西省泰和县T村返乡农民工的实地调查，发现返乡农民工存在经济来源不稳定、社会支持系统缺乏、子女教育问题、娱乐文化方式单一的社会适应现状。
社会工作强调助人自助，注重从案主自身发掘潜能，促进问题的解决。经过分析发现，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的社会工作介入策略可以以优势视角理论为指导，结合本地实际，从返乡农民工生活的社区入手，联系返乡农民工个体、家庭和农村社区，以重建社区文化为目标，通过个案、小组和社区工作的专业方法化解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中的问题，组织返乡农民工返乡后的生活，挖掘和利用返乡农民工自身和农村社区的文化资源，帮助返乡农民工实现社会适应。在此，社会工作者必须澄清角色并谨慎遵守专业价值，保持高度的文化自觉。同时，应当呼吁社会各界加强对返乡农民工的关注。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问题的化解不仅需要返乡农民工自身和社会工作者的努力，也需要民政机关、社会组织等政府部门和公益组织的资源支持和有效合作。endprint
①这里指泰和县宗族村落中的宗族“正在努力寻找一种既合乎传统又能适应现代生活的组织结构形式”，为社会工作的介入提供空间。例如，宗族祠堂的保护既有村民的主观意愿，也有政府的客观支持，这不仅保护了文化古迹，也为专业社工的介入提供路径。关于该地区文化传统及其变化参见钱行、谢维杨的《传统与转型：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一项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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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困境 篇7
关键词：社会排斥,残疾人,就业
一、研究的理论背景：社会排斥理论
社会排斥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50～60年代贫困 (poverty) 研究中的对社会剥夺 (deprivation) 等概念与理论的探讨。英国学者汤森 (To w n s e n) 是较早将“社会剥夺”一词用于定义与度量贫困的学者之一。他认为, 社会剥削是指“社会上大多数人认为或风俗习惯认为应该享有的食物、基本设施、服务与活动的缺乏与不足”, “人们常常因社会剥夺, 而不能享有作为一个社会成员应该享有的生活条件”。之后, “社会剥夺”作为一个有丰富内涵的词而被广泛采用。随着社会剥夺的概念内涵, 由物质层面向社会文化层面演进, 20世纪90年代, 它进一步发展为社会排斥理论。现在社会排斥理论被各个国家广泛接纳, 并发展出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排斥理论。法国是较早研究社会排斥的国家，它认为社会排斥主要指个人与社会整体之间关系的断裂 (Silver, 1994) 。从20世纪90年代起，社会排斥成为欧盟社会政策的焦点，它对社会排斥的界定是基于公民资格权利的思考，主要指社会权利的否认，或者这些权利未充分实现。20世纪90年代末，社会排斥研究在英国有了较快的进展，在英国学术界，社会排斥指个人未能充分参与主流社会或当时社会认为必要的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排斥概念的出现是在重大的经济和社会转型背景之下，对社会弱势群体重新进行概念化的一种尝试 (G ore, 1995) 。它已成为当今学术界研究弱势群体的重要理论。社会排斥理论的实质是研究社会弱势群体如何在劳动力市场以及社会保障系统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挤, 而日益成为孤独、无援的群体，并且这种状况如何通过社会的“再造”而累积和传递(李斌，2002年)。
失业的研究是社会排斥在社会政策的研究中的主要议题。在探讨失业与社会排斥的关系时，近期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讨论失业与社会排斥的关系。在社会关系量的方面，失业者参与社会活动和交往数量与频率略低，但并不明显;在结构和质的方面，失业对社会关系排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造成社会分割或孤立，从而使失业者获得的社会支持降低。但也有学者从政府和国家制定政策的角度指出，社会排斥不仅与失业相关，人们可能在参与国家运行中受到排斥，基于这样的原因，政府部门不仅应关注社会排斥问题，还需要检验所有政策建议对提高社会融合的作用，强调社会保障的作用。此外，石彤以转型期国有企业下岗失业女工为视角，对社会排斥的制度化进行了结构性、过程性分析。
当代社会排斥理论研究的主要趋势是关注社会机制、社会产品分配以及社会关系三个大维度。许多研究者在此纬度框架下结合具体的研究对象和中国的实际情况，从制度排斥、资源配置排斥及认知排斥的三个层面，对我国弱势群体的社会排斥现象进行分析。本文也拟从这三个层面对我国残疾人就业困境的社会性成因进行分析。
二、残疾人的就业困境分析
就业是残疾人的生存之基，给予具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平等的就业机会，不仅能保证其生活来源，同时也体现了他们的社会价值。然而我国第二次残疾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06年4月1日我国残疾人已达到8296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数的6.34%。城镇残疾人口为2071万人，占24.96%;农村残疾人口为6225万人，占75.04%。全国城镇残疾人口中，在业的残疾人仅为297万人。可见，我国残疾人的就业状况令人堪忧。主要表现如下：
残疾人就业与就业总体水平有较大差距，整体就业质量不高。外在环境和内在因素的双重压力下，残疾人就业水平与就业总水平差距较大。中国人口众多，劳动者充分就业的需求与劳动力总量过大的矛盾长期存在，就业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就业供给总量不减;历史遗留问题尚未全部消化，而新的就业矛盾又逐步凸显，这种就业背景十分不利于残疾人就业。另外，残疾人整体素质、就业能力与社会要求不相适应的矛盾也较突出，20世纪80年代末，残疾人文盲、半文盲占70%，残疾儿童入学率仅为20%，这一批人目前正处于就业年龄阶段，特别是随着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残疾人适应新就业岗位能力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残疾人就业的整体质量也不高，主要表现在：第一，残疾人就业的稳定性较差。全国55.45%的国有企业中有残疾职工下岗，再就业率不足20%。第二，残疾职工的收入水平偏低。福利企业残疾职工的平均工资不到社会平均水平的40%，许多地方残疾人工资甚至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第三，残疾职工劳动保障水平差。残疾职工参保率低，欠缴社会保险费和下岗残疾职工中断参保情况严重。第四，残疾人在就业机会、收入和社会保障等方面都存在不公平现象，同工不同酬、劳动价值和收入不对等的问题较突出。
就行业分布而言，残疾人在许多行业遭受排斥。在就业市场中，残疾人在许多行业遭受排斥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因而也造成了残疾人在行业结构方面分布极其不平衡的现象。根据1993年抽样调查统计，全国15岁以上的有劳动能力或有部分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当中，待业率为49% (正常人为3%) ，同时，残疾人择业时范围也很有限，在业残疾人中从事体力劳动的占96.6%，而从事脑力劳动者仅占3.4%。尽管经历了十多年的发展，劳动力市场对于残疾人的排斥仍旧严重和普遍，在同等的条件下，即使残疾人的人力资本存量更高，用人单位也愿意招收正常人，熊斌、董志强等学者曾通过对重庆市残疾人的实证研究, 证实了这一观点。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残疾人在劳动力市场上将会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若没有行之有效的就业保障措施，一系列新的社会排斥将会不断出现。
现行就业模式不适应就业形势发展的需要。从就业模式而言，我国残疾人的就业模式仍是“以集中就业为主，其他方式为辅”的模式，但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这种模式所受的冲击日益明显。由于市场经济运行的日益完善，大多数福利企业由于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等原因，经营困难，关停并转，大批残疾职工下岗失业，据统计，全国福利企业残疾职工人数已从高峰时的90万降至目前的不足70万人;同时相关政策严重滞后，现行政策规定，只有民政、乡镇、街道举办的集体所有制福利企业才可享受税收减免，其他企业则不能享受退税优惠，许多福利企业为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因此不再继续享受税收减免，此外现行政策中对福利企业经营范围的限制也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因此，大大影响了残疾人的就业。按比例就业难以贯彻，分散按比例就业是指将残疾人按企事业单位数的一定比例分散安排到各企事业单位就业的就业安置模式，它有利于残疾人就近就业，但是由于按比例就业缺乏全国统一的法律规定，行政执法主体不明确，难以有效地具体实施。目前有的用人单位以“残疾”为由, 把一部分具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拒之门外;有些用人单位宁可向政府缴纳残疾人保障金, 也不愿安置残疾人就业;有些用人单位为逃避缴纳保障金录用了残疾人, 但却不提供相应的岗位，而是让其闲置家中领取最低在岗工资。不少残疾人由于技能水平不高，缺乏资金，市场应变能力差，在市场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而政府对个体就业扶持范围也较窄，主要集中于加工、修理、修配等范围，对容纳个体就业最多的个体商业经营方面的优惠支持力度不大，使残疾人个体就业困难重重。此外，我国已实施的相当一部分残疾人就业法律、法规、政策，已不适应形势的需要，法律规定之间缺乏协调、易造成矛盾，政策刚性不足，不易落实，还存在一些法律、政策的空白，这使残疾人的就业缺乏有力的政策支持。
三、残疾人就业困境成因的社会排斥分析
社会排斥理论主要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如何被主流社会排斥而日益成为孤独无援的群体，以及这种状况如何通过社会再造和传递的。本文选择从社会排斥视角探讨残疾人就业困境的成因，深入分析社会排斥是如何造成残疾人走向就业市场的边缘，甚至被排斥出就业市场的。社会排斥是一个多纬度概念，本研究拟从制度安排层面、社会资源配置层面、文化性认知层面三个层面着手进行讨论。
1. 制度性社会排斥
制度性排斥是指由于制度的局限性或缺漏，使得某一部分人群遭受制度的排斥而无法获得必要的社会资源的支持，从而沦为弱势群体的过程和现象。这种排斥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比较突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社会保障制度一般尚未形成体系，存在较多的制度缺漏，对许多生活事件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当一部分人遇到某方面的问题而又无相应制度帮助时，就可能逐渐变得弱势和边缘化，社会排斥与制度因素的相关性显然强得多。就中国而言，这种排斥是造成残疾人就业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
美国社会学家皮奥里提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存在着两种劳动力市场，其一是收入高、劳动环境好、待遇好、福利优越的劳动力市场，也称为第一劳动力市场;其二是工资低、工作条件差、就业不稳定、福利低劣的劳动力市场，称为第二劳动力市场。两个劳动力市场是相互隔绝的，第一市场的求职者宁愿等待就业机会，也不愿到第二市场中谋职，而第二市场的失业者也根本不可能进入第一劳动力市场。第一市场和第二市场之间的区隔并不是纯技术的，更多的是一种制度性的隔离。我国残疾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受排斥状况主要表现为：失业或被排斥出劳动力市场及处于第二劳动力市场。目前我国的残疾人就业制度不够完善，现存的法规权威性又不够，甚至出现一些政策的不协调。例如：在处罚拒绝接收残疾人就业的用工单位和表彰接收残疾人就业的用工单位时，没有赏罚分明的有效制度，不利于创造公平合理的残疾人就业环境;而福利企业中的“四残”职工认定政策不协调，造成某类残疾人的就业遭到排斥，根据民政部、劳动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社会福利企业招用残疾职工的暂行规定》，残疾职工应包括：视力残疾者;肢体残疾者;听力、语言残疾者;智力残疾者。但是，近两年来，国家税务总局在对残疾职工认定上只限于“四残”(盲、聋、哑及肢体残疾)，将智力残疾排除在外，使雇用智残员工的企业不能享受退税。因此，由于制度的缺漏和不完善，大多数残疾人往往被排斥在第一市场之外，甚至被完全排斥出劳动力市场成为失业者。另外，受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影响，农村残疾人口的就业几乎不受政策的保护，处于自我保护状态，他们基本是完全被排斥在劳动力就业市场之外的。
2. 资源配置的社会排斥
(1) 信息资源的排斥。充分的信息资源是个体获取就业机会的重要途径，而信息的获取方式主要有两种，即正规的制度化的途径和非正规的非制度化的途径。前者主要指由国家或各地方政府规划、制定的，为就业者提供就业信息服务的方式;后者主要指个体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取就业信息的方式。对残疾人而言，前者提供的机会较少，尽管在各级政府政策的强制性要求和残联的倡导下，很多省市都开设了残疾人就业网站，有些地区还举办了残疾人就业招聘会，但其实效很差，很多招聘单位只是迫于压力走过场，没有真正招收残疾员工的意思。而第二种途径则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社会关系网的好坏决定其就业机会的大小和就业的好坏，有关系就能找到工作，没关系就业几率就很小。中国残疾人家庭主要分布在农村，城市残疾人家庭也多是一些贫困家庭，其父辈社会关系网较为薄弱，而残疾者由于个人的缺陷往往不愿意与他人交往，这样使得本就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残疾人的社会资本变得更为单一和薄弱。信息获取渠道的闭塞，导致了残疾人在就业市场中的边缘化。
(2) 公共设施资源的排斥。公共设施是社会为方便其社会成员的工作和生活提供的一系列服务设施。为残疾人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是保障残疾人融入社会的重要条件，有利于实现“平等、参与、共享”的社会目标。残疾人公共服务资源包括：文化体育服务设施、无障碍设施等方面。其中无障碍设施是保障残疾人外出工作的基础条件，它的缺乏，无疑会影响残疾人的外出工作。在政府的努力下，我国无障碍设施建设取得了较大进展，一些发达大中城市的主要道路和商场、机场等公共建筑物及居民住宅，都设置了一批盲道、扶手等无障碍设施，不少电视台开办了电视手语新闻栏目，但目前这些无障碍设施还远远不能满足残疾人工作、生活的需要，例如：高层电梯、地铁等公共场所没有设立无障碍通道或没有投入使用，许多中小城市除了常见的盲道外基本没设立什么无障碍设施，连公共汽车都经常不报站，更别说其他设施了。无障碍设施的提供不足或使用率还很低，甚至有些设施闲置不用。这种状况主要源于制度上的排斥，导致他们资源分配上的边缘化，他们弱势的地位，使他们丧失公共话语权，因此，人们不会过分地关注他们需要什么，怎样为他们提供便利，怎样保证他们正常工作和生活，忽略他们的生存与发展状况，从而直接影响了他们顺利地开展工作。
(3) 教育资源的排斥。教育是提高个人素质和能力的重要途径，接受的教育和职业培训层次越高，个人的生活能力就越强，获得工作的机会就越多。因此，对于残疾人就业而言，教育显得尤为重要。但纵观我国所有关于残疾人教育的法律条文, 不难发现相关的法律条文都过于笼统、不便于操作, 残疾人教育保障体系并不健全。长期以来, 残疾人遭到的教育排斥十分严重。据全国第二次残疾人抽样调查统计, 2006年，全国残疾人口中，15岁及以上残疾人文盲人口 (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 为3591万人，文盲率为43.29%。6～14岁学龄残疾儿童为246万人，占全部残疾人口的2.96%，学龄残疾儿童中，63.19%正在普通教育或特殊教育学校接受义务教育，但中等以上的教育水平仍旧不理想，尽管1984年后修改了体检标准, 每年有1700人左右符合政审、成绩和体检标准, 应被大学录取, 但每年仍有900人被排斥于大学之门外。到2006年，具有大学程度 (指大专及以上) 的残疾人为94万人，仅占残疾人总数的1.1%。初级教育是教育的基础，发展至今残疾人的初级教育入学率仍旧无法与健全儿童的入学率相比，从而影响他们接受高层教育的机会，同时针对残疾人的职业培训机构也极少，导致了残疾人就业市场的弱势地位。
3. 文化认知层面上的社会排斥
(1) 认知偏差：偏见和歧视。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偏见根源于两个群体的差异性及彼此缺乏沟通，这种认知上的偏见往往导致行动上的歧视，残疾人就业机会的缺乏，较大程度上是文化价值观上的歧视与偏见造成的。宏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观念, 在形成有关残疾的文化观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外文献中，我们不难发现无论中国还是外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都曾对残疾人做出过负面、扭曲的理解。珂维曾经把人类社会分为“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人的时代”三个阶段。“神的时代”和“英雄的时代”可谓是无知和迷信的时代，人们往往从宿命论出发, 认为残疾是上天 (神明) 对一个人的惩罚，形成了宿命论的残疾人观。而在中国社会中，“残”即“废”的观念严重地损害和歪曲了残疾人的形象，并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一部分。随着社会的进步，这种观念仍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 仍有意识、无意识地控制着人们的想法和行为，尽管法律明文规定了残疾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享有同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但是由于社会偏见与陈腐观念等非正式约束的存在, 社会主导群体在观念上没有很好地接纳残疾人, 还普遍认为，残疾人能保证基本的生存权就可以了，还需考虑什么发展权。总之, 社会对于残疾人的观念上的排斥, 是残疾人参与社会和获得平等权益的最大排斥, 是其他各种社会排斥的根源。
(2) 公众的社会责任感缺乏。西方发达国家残疾人的就业权益和其他权益能得到较好的保障，是与它们充分的社会责任感和浓郁的慈善意识分不开的。在西方，受基督教神学中的“恩宠论”的影响，人们从小受到感恩观念熏陶和回馈社会的教育，培养了公民的公益意识。而由于受传统人伦道德的影响，中国人的慈善观是由血缘人伦向外推及的慈善，难以产生对素不相识的人的关怀，缺少现代公益的基因。据一份慈善公益组织的调查显示：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即99%的企业从来没参与过捐赠，只有1%的企业曾经参与捐赠。因此，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残疾人慈善事业起步还较晚，缺乏民间基础，加之一些部门领导不太重视，或是分而不管，或是表面应付，又或是对执行残疾人的优惠政策不感兴趣，寻找各种理由拒不执行，扶残助残意识淡薄，这种现代公益基因的缺失，使本就遭受偏见和歧视的残疾人更是孤立无援，在无助中，被推向就业市场的边缘。
综上所述，残疾人的就业困境主要是多重社会排斥的后果，因此，要改善这种状况，促进残疾人融入主流的就业体系，必须尽量消除社会排斥的影响。首先，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政府应充当合理规则的制定者，建立完善的残疾人就业制度，为残疾人就业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其次，在资源配置方面，完善残疾人就业信息服务体系，加强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建立明确、权威的法律制度，让残疾人遇到教育不公问题时有法可依;最后，应通过多种渠道培养人们正确的价值观，消除对残疾人的偏见和歧视，培育社会责任感，共同关心残疾人的生存与发展，但偏见的消除是个双向互动过程，需要公众和残疾人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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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困境 篇8
关键词：社会工作,单亲家庭儿童,社会化困境
农村单亲家庭儿童指的是生活在农村中的儿童, 其父母双方中有一方因为去世、离异、分居等造成了家庭主要成员不齐。由于家庭的不完整, 这些儿童在社会化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种种困境,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类儿童的性格成长和不良行为的产生。对该类儿童社会化困境的成因进行分析, 同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对于促进该类儿童的社会化的顺利发展有重要意义。
一、农村单亲家庭儿童社会化困境原因分析
对于造成农村单亲儿童社会化困境的影响因素可以从多方面分析, 社会化拥有家庭、学校、大众传播媒介、参照群体等四个载体, 本文从家庭和社会两个大的层面出发, 分别分析家庭、学校、社会团体及个人对农村单亲儿童社会化的影响。
(一) 家庭因素
家庭在社会化中地位独特, 作用突出。家庭是个体社会化的起点, 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社会化因素。这主要是由于三个原因:第一, 童年期是人一生社会化的关键期。儿童时期的智力水平、个性特征、社会品质的形成和发展对后来的社会化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第二, 儿童时期在生理和心理上对家庭的依赖是一生中最强烈的时期。父母对儿童有着足够的权威和支配作用。这一时期儿童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家庭中度过的。第三, 家庭是社会结构中的一个基本单位, 各种社会关系通过家庭这个中介反射到儿童身上。农村单亲家庭本来就属于不完整的家庭结构, 加上父 (或母) 对于子女的社会化问题重视程度不够, 再加上父 (或母) 要为家庭的经济所奔波忙碌, 哪有空暇时间来管子女社会化的问题, 他们也许只是在乎怎么吃饱穿暖的问题。由于家庭经济的限制, 农村单亲儿童面临着辍学的困境, 本来父母不能够帮助到的事情可以交给学校予以补偿, 运用科学文化知识熏陶, 这样一来连最后的希望也遭破灭。随着社会的发展, 年轻的父母把子女的教育甩给自己的父母, 自己忙事业、忙赚钱、打麻将等, 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做法给自己孩子的成长和家庭的未来留下了隐患。这种“隔代抚养”由于年龄、思想、知识观念上的差距, 教育的内容和方法难免陈旧, 这在孩子走向社会时就很容易留下隐患。
(二) 学校因素
学校是除了家庭之外人生成长最为重要的场所, 父母的知识有限, 不可能在各个方面都给予孩子很好的教育与引导, 必须要有更专业更多的人来共同教育孩子, 学校是最好的选择。学校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向个体系统传授社会规范、价值观念、知识与技能的机构, 其特点是地位的正式性和管理的严格性。个体进入学龄期后, 学校成为其社会化最重要的场所。学校是道德教育的主阵地, 学校的道德教育应被重视起来。发展道德教育, 学校应加强对道德建设的认识并协调社会、家庭建立三位一体的教育网络, 丰富道德教育的内容, 开展形式多样的道德教育。以政治课教学和学科教学为主阵地, 积极开展政治课教学改革, 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 树立学生的主体地位, 提高德育工作的教学效果, 为农村单亲家庭儿童社会化提供有利平台, 为下一代的成长做出贡献。如果没有发挥好学校教育这一有利因素, 会对农村单亲家庭儿童社会化的进程造成多大的影响可想而知。
(三) 社会因素
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侵犯农村单亲儿童合法权益的例子比比皆是:虐待、剥夺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雇佣未成年人进行超负荷劳作、逼迫其出去乞讨等。这些行为严重侵害了农村单亲家庭儿童的人身、受教育等相关合法权利。由于人们对法律的认识不够深刻, 加上他们对农村单亲儿童的认知度不高, 在他们利益心的驱使下, 经常做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举动。再者说, 农村单亲儿童在法律方面的知识也非常单薄, 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合法权益是什么, 也不知道自己的权益怎么会受到侵害, 更不知道在受到侵害的时候如何采取措施予以补救, 这也是社会法律保障的薄弱环节, 正是因为社会法律的普及不够到位, 让他们成为了所谓的“法律文盲”, 又不能在他们相关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提供及时的支持和帮助, 导致一系列侵害农村单亲儿童合法权益的案件的发生, 让饱经摧残的他们的处境雪上加霜。既然社会让他们这么失望, 他们又何尝不想远离, 这种心理更是让他们对于社会让而却步。
二、农村单亲儿童社会化困境的对策建议
(一) 触发家庭自助行动, 形成家庭互助模式
家庭是首要的、基本的社会化场所。单亲儿童在家庭中所受到的血缘继承、婚姻状况、收养关系等的牵连, 尤其是父母的态度对于其成长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家庭气氛也是影响孩子性格的重要因素, 专制的家庭会使孩子创造性下降, 产生怯懦、逃避等心理特征;而民主家庭则会使孩子有较强的创造力, 敢于创新, 勇于开拓进取。而自由度和亲密度也会影响着孩子的心理特征, 自由的家庭氛围会使孩子自由、开放, 代际之间亲密无间的家庭氛围会使孩子充分享受在家庭的温馨之中。因此, 家庭不光要满足单亲儿童的物质需求, 更应该全方面的关怀其内心世界。农村单亲儿童的抚养人通过辛勤劳作 (外出务工、务农等) , 不管是自己找工作还是通过救助机构寻找工作, 应该尽最大努力来满足单亲儿童基本的物质需求, 如吃饱、穿暖等, 给予最大的支持和帮助来保障其最基本的需要, 在此基础上努力改善家庭生活环境, 为其成长生活提供一个良好的空间。同时, 保证必要的经济条件供孩子上学接受义务教育, 以提高文化素质水平, 加深内涵, 促进社会进程。在单亲家庭生活当中, 抚养人应该承担起父母双亲的责任, 全方面地给予孩子完备的关怀, 以弥补单亲给他们带来的爱的缺失。在农村中, 一个家族中, 亲戚朋友们都要关心孩子的成长, 多与其进行心理的沟通交流, 全面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 这样才能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以便提供及时的疏导和帮助。同时, 他们把心里的感受用语言表达出来, 有利于减轻心中的压力和负担, 排解内心的不痛快。在农村单亲家庭中因为抚养人在努力劳作维持家庭运转的时候, 往往会忽视对孩子心理的照顾, 导致孩子出现心理问题, 他们更应该注重情感关怀这一方面。物质需求虽很重要, 精神关怀也必不可少。
(二) 构建社会支持网络,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是农村单亲儿童社会化的平台, 政府的相关政策是保障, 学校教育是手段, 在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的帮助和支持下, 为其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化平台, 让他们更好的学习, 更好的生活, 更好的实现社会化进程。学校不光要敞开大门迎接农村单亲家庭儿童, 让他们能够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写字, 还应该积极帮助那些家庭困难的学生, 通过降低门槛、减免学杂费、给予一定的生活费援助、提供勤工助学岗位等一系列措施帮助农村单亲家庭减轻经济负担, 让那些没有能力上学的农村单亲家庭儿童能够步入课堂, 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凭借自身能力改善家庭生活环境。社会组织针对农村单亲家庭儿童进行慈善救助活动, 如社会募捐、红十字会项目、物资捐赠、资金援助、心理辅导和医疗队伍下乡等慈善事业, 以助其摆脱物质生活困境, 使其能够吃饱穿暖、健康得到保障、能够上学念书等。其实在农村单亲家庭儿童社会化的道路上, 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不可避免的责任。在保障农村单亲家庭儿童合法权利, 保护其基本利益不受侵犯方面, 政府针对各种侵犯行为现象制定并实施相关政策, 以严厉打击各种侵权行为。同时, 社会保障政策应该确保从各个层面保障农村单亲家庭儿童享有他们依法享有的权利, 不管是物质保证、教育保障, 还是合法权益的保护, 都应该把这些保障制度细化并落到实处, 让他们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
(三) 发挥社工救助功能, 帮助解决相关问题
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 作为一个弱势群体的农村单亲家庭问题不断突显。农村单亲家庭在经济上存在很大困难, 而获得的支持却极为有限, 单亲家长情感上有很大的困惑, 然而没有办法自己解决, 又得不到个人或组织的帮助, 政府虽有帮扶单亲家庭有这个意识, 但是力量有限, 而农村社区对单亲家庭的帮扶几近空白。在农村单亲家庭的帮扶中引入社会工作的理念与方法是解决单亲家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的有效途径。社会工作者采用调查问卷、实地走访调查等方法对农村单亲家庭的境况以及农村单亲儿童社会化问题进行了解记录、归纳总结, 并记录在案, 让这些问题明朗化、具体化、系统化, 方便政府、社会更为清楚明白地看到农村单亲家庭的问题以及农村单亲家庭儿童社会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压力和苦难, 以便于发动整个社会去帮助支持他们。在社会化问题得到呈现的同时, 把总结归纳好的问题向上级或政府反映, 引起他们的重视。社会工作者从专业视角出发, 以农村单亲儿童社会问题为中心, 针对实质性问题进行探讨研究, 提出有利可行的解决方案, 并向上级或政府申请考察执行, 为农村单亲儿童争取每一个有利的援助和支持。社会工作者是所有计划的实施者, 在这个过程中, 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 以农村单亲儿童社会化问题为中心, 以计划内容为依据, 切实做好每一个步骤, 在其中充分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从每一个细节入手帮助改善农村单亲家庭的境况, 为孩子争取每一个机会, 让他们能够吃得饱、穿得暖、有书可读、依法享有合法权益, 为他们扫除社会化过程中的障碍, 让他们茁壮成长。
参考文献
[1]井欢.单亲家庭儿童社会化问题分析及其解决对策[J].邢台学院学报, 2011, (06) .
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困境与出路 篇9
当前的我国各地区发展的水平仍然不平衡,社会保障制度虽然已经有所普及,但对于偏远的农村来说,家庭养老保障还是主要的养老保障形式。为促进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全面发展,应当对农民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深化改革,在农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具体实行中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加深农民对养老保险的接受程度,并进一步对一些地区进行普及推广工作,提升我国农民参与养老保险的投保层次,以完善的政策支持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推进。
一、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困境
(一)筹资困难,保障水平较低
就目前来看,我国农村的经济水平还比较落后,农民自身持有的可支配现金比例较小,大部分都被用于维持家庭开支,甚至在有些极为贫困的山区农村,农民的日常生活开销都难以依靠可支配现金维持。在这样的农民收入基础下,农民养老保险的筹资困难性显而易见,而且对于养老保险缴纳层次过低的农民来说,结合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的相关影响,即使缴纳了养老保险也极有可能不能满足日后的养老保障需要,农民的养老保险并不能真正达到养老的效果[1]。
(二)政策落后,缺少硬性支持
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改革和深化,已经拥有了一套相对成熟的体系,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相对农民来说较高,各方面筹资来源都较为丰富,但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却很难使用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的体制,传统的城乡分割福利制度至今占据主导,农民能够得到的福利实际上并不多,国家也未曾着重对农村的养老保险进行财政支持,对于经济发展平均的地区来说,农村养老保险能够顺利推广实行,而对于偏远农村来说,享受不到财政政策的支持就只能依靠农民利用手中可支配现金自行缴纳,农民养老保险也失掉了福利性质,缺乏政策的硬性支持,也是当今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困境之一[2]。
(三)消息闭锁,农民观念落后
农村的信息网络还没有普及,农民对于社会养老保险的了解程度较低,甚至有农民根本不知道农民社会养老保险这样的福利制度。有些贫困山区信息更加闭锁,对传统的家庭养老保障模式思想根深蒂固,缺乏现代化的社会福利保障意识,对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嗤之以鼻,难以接受。农民消息闭锁,社会和经济福利观念的落后,导致了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较难进行。
二、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出路
(一)提升农民投保层次
当前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因此应当采用低层次的农民社会养老保险投保层次对偏远及贫困山区开放实行,对经济条件尚可的先进村镇进行较高层次的社会养老保险参保层次,不仅能够根据我国地区发展不均的实际情况满足各个地区不同收入层次的农民的社会保障需要,而且能够提高农民参与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保证各个地区的农民都能享受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这项福利制度[3]。另外,还需要强化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基金管理与运作效果,达到农民养老金增值和保值的长远目标,将不同层次的筹资进行不同层次的管理,以期完成最大程度的增值与保值。
(二)全面完善相关政策
国家财政支持是完善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关键,由于农村的经济普遍较为落后,因此促进农民收入增加和缓解农民经济生活负担将是政策制定的主要依据。不仅如此,还应当实行分地区的政策制定,将家庭养老模式与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结合起来,进行短期过渡,对于经济条件更差的农村可以采用更加具有执行力的相关政策对农民社会养老保险进行强有力的支持,使农民不论贫富都能够享受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福利待遇。
(三)强化农民投保意识
农民所处地理位置普遍较为偏远,社会福利保障意识不强,对农民养老保险制度了解不深刻,因此政府需要将宣传任务分派给各个乡镇村委会,对农民进行农村保障体系和社会养老福利待遇方面的宣传,对比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和家庭养老保障模式的优缺点,让农民对社会养老保险福利方式产生认同感,强化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意识,消除农民对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疑心,促进农民积极踊跃进行投保[4]。
结论
有效的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能够很大程度上解决当前我国农村老人的养老保障问题,但在健全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同时,也需要利用强力而高效的宣传解放农民群众的思想,让农民对社会养老保险产生信任感,深化农民投保意识,解决当前我国存在的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困境,进而为农村老人提供更为优质的养老保障,实现我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戴卫东.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研究述评[J].中国农村观察,2007(01).
[2]杨翠迎.中国农村养老保障何去何从?——对农村养老保障现状与问题的思考[J].商业研究,2005(08).
[3]何文炯,金皓,尹海鹏.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进与退[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03).
社会工作专业就业困境及对策分析 篇10
1 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就业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1 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与职业化相脱节
社会工作源于西方, 西方国家社会工作的发展和现实社会问题的出现促使社会工作得以产生。社会问题的产生促使一些人为弱势群体服务, 进而发展为培养专业人员提供专业服务, 而专业服务的提供就需要对从业人员提供专业训练, 从而形成社会工作这个学科。我国则相反, 先有社会工作专业, 然后为这个专业设置岗位, 开展资格认证考试。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出现一个时间差, 一方面各个高校有很多的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 另外一方面就业层面却没有适合的岗位来吸纳这些毕业生。因此, 也使得很多社会专业毕业生纷纷转行, 专业就业对口率低。而比较适合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就业的民政系统, 却是非专业人员做着专业社会工作的事, 这些工作人员中约有70%的人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训练。总之, 社会为具有社会工作专业的毕业生提供的职业化服务岗位稀缺, 这种专业化与职业化相脱节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困境。
1.2 社会工作专业认同度低
社会工作专业的认同度体现在该专业的社会认同度、家长的认同度、学生的认同度等方面。首先, 社会方面, 一些政府部门和一些准政府组织代替了社会工作的职业功能, 社会各阶层对社会工作缺乏认可与了解。因此, 在政府公务员、事业单位的招考中, 社会工作岗位也比较稀少。在招聘会上, 很少有单位招收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通过对社会工作在校学生进行调查发现, 在专业的选择上, 大多数是调剂的, 很多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是迫不得已才选择这个专业, 很多大学生是在对专业几乎不了解的情况下进入高校学习的, 而学校其他专业的同学、学生家长对这个专业也是知之甚少。学生家长不知道社会工作专业, 不知道这个专业是干什么的。专业的知晓率是社会对该专业认同度的一个体现, 这种现象进而影响到学生对该专业的认同度。而对就业前景的预期及社会工作专业就业的薪资水平进一步降低了社会工作专业的认同感, 导致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人才流失现象严重, 专业就业率较低。
1.3 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存在问题
高校社会工作的师资来源主要有两个渠道:相邻学科比如社会学、心理学等转岗而来, 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的年轻教师, 总体上对于社会工作专业来说这样的师资在职业经验和专业训练方面明显不足, 因而在专业教育当中多以理论课程为主, 实践课程不足, 导致学生缺乏实践锻炼、缺乏实际经验积累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而社会工作专业对实践动手能力要求较高, 因此, 导致高校社会工作毕业生一旦走入社会, 就会因不适应社会需求而陷入就业困境。
2 提升社会工作专业就业质量的对策分析
2.1 国家政策保障, 创造有利于社会工作发展的大环境
(1) 设置社会工作专业就业岗位, 为毕业生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国家应进一步完善社会工作职业化的配套政策, 为社会工作专业提供政策支持。对社会工作进行宣传, 提升公众对社会工作的了解, 提高社会工作的社会认同度。政府主导、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参与, 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支持非政府组织的成立和发展, 规范居委会、街道及社区的社会工作者队伍。将社会工作者纳入人员编制, 相关社会工作岗位提供公务员及事业单位招考的岗位;出台相关法规政策来保障社会工作者的合法权益。总之, 就是形成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多样化的就业渠道, 为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2) 不断完善社会工作者资格管理制度, 给予社会工作从业者一定的行业保护措施。对非社工专业毕业生从事社工职业, 要参加达到一定学时的课程培训, 参加资格认证考试, 实行持证上岗。此外, 还需要从法律、制度层面对从业者资格的认证、不同资格级别的晋升方法、工资福利、权力义务等方面进行细化, 这样才能提高社会工作专业的职业化水平, 才能吸引更多的专业人才加入到社会工作者的队伍, 才能推动我国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
2.2 要对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进行改革
(1) 社会工作专业本土化中国化。社会工作源于西方, 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 根据欧美国家社会实际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和采用的方法、技巧而形成的适合西方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理论体系。我国社会工作教学以借鉴西方的理论体系为主, 因此, 高校社会工作改革的第一步应该是社会工作的本土化, 应结合我国国情, 创建适合我国本土化的社会工作理论体系。
(2) 高校的课程改革。社会工作专业是实践性很强的专业, 特别强调学生动手实践能力的培养, 因此, 在课程培养目标、课程设置、课程实施及学生评价上要向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倾斜。此外还应在调研分析的基础上, 确定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的具体岗位及岗位群的人才需求规格、知识、能力结构。此外, 还应结合本地区的特点、学校特色、教师特色制定教学改革的目标方案和措施。
(3) 提升高校教师素质, 引导进行“双师型”教师培养。社会工作专业的教师很多是社会学、哲学、教育学、心理学、思想政治等专业毕业, 这些专业虽然与社会工作相关, 但还缺乏一定的契合度, 因此, 需要对这一部分教师进行再教育, 把专业的理念、专业的价值技巧与教师自身专业有效结合。并且, 社会工作专业的实践性要求教师具有充分的实践经验, 因此, 处在教学一线的社会工作专业教师要依托项目、依托社工机构, 不断积累提升自身实践经验。
(4) 依托区域要求, 与社区、民政等社会工作相关部门联合培养人才, 着重提升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社会工作课程要安排一定的实践课时, 这部门的教学可以走出学校, 在教师督导下在社区等部门进行实践锻炼, 将理论知识及时运用于实践当中。而锻炼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实习则要对学生提出明确要求, 实习指导老师与实习单位共同督导, 以确实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 并达到实习之前有方案, 实习过程有监督, 实习之后有成果。
2.3 充分发挥社会公益性民间组织在社会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离不开非政府组织 (NGO) 。社会政策的导向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各类民间公益性组织纷纷成立, 而在实践层面良莠不齐, 国家政府应规范对此类机构的管理, 对他们进行充分的政策和物质支持, 创造有利于民间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政策环境, 建立政府向民间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制度, 促进公益性组织机构的良性发展。鼓励民间社会组织创造出更多的社会工作岗位, 为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就业提供机会。
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全国有200多所高校先后开办了社会工作专业, 但是很多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却在毕业时面临就业困难。本文对目前社工专业毕业生就业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分析, 在此基础上提出提升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就业质量的对策。
关键词：社会工作,就业,困境及对策
参考文献
[1]陈锋, 陈涛.中国社会工作政策与规划之分析:内容、特点与前瞻[J].社会工作与管理, 2014, 14 (2) .
[2]谢启文.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与就业的调查思考[J].中国成人教育, 2011 (20) .
社会困境 篇11
章乐在《教育发展研究》2015年第8期《风险社会的道德困境与学校教育应对》一文中指出，由于现代化发展，我们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风险社会。它是一个“人造风险”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是一个“孤独的个体”普遍化的社会，是一个被“恐惧文化”所笼罩的社会。在风险社会里，我们会遭遇三种道德困境：科技伦理的失效；道德与价值共识的困境；道德冷漠的蔓延。
学校应如何应对这三种道德困境呢？首先，开展德育伦理教育，这种伦理教育基于对恶的恐惧，具体而言有两条途径：其一，想象技术行动的长远后果。新型伦理通过灾难的创造性想象代替了实际灾难经验的作用，由于这种想象不可能自发产生，因此需要进行有目的地引导，即通过威胁的可视化来激起人们的恐惧，引起人们的重视；其二，在完成第一大任务的基础上，培养学生审思慎行的态度，产生改变行为的动机。其次，提升道德判断力和对话的能力。可通过向学生提供道德两难困境，让他们充分陈述其道德理由，并在不同的道德理由的冲击下，提升原有的道德发展水平。再次，培养道德敏感度和社会行动力。前者可应用“体谅”模式，以一套包含丰富人际-社会情境问题的《生命线》教材为基础，并通过角色扮演的方法来培养；后者则可应用社会行动模式，让学生不断地实际参与社会行动（即直接影响公共事务的自觉行为），在行动中提升能力。
nlc202309081006
社会困境 篇12
公民社会 (Civil Society) 是指围绕共同的利益、目的和价值上的非强制性的集体行为, 它不属于政府的一部分, 也不属于盈利的私营经济的一部分。换而言之, 它是处于“公”与“私”之间的一个领域。通常而言, 它包括了那些为了社会的特定需要, 为了公众的利益而行动的组织, 诸如慈善团体、非政府组织、公益组织、社区组织、专业协会、妇联、工会等。
公民社会是个历史范畴。两千多年来, 随着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 公民社会概念共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型, 一共经历了三种形态。
1. 公民社会的古典形态。
西方文明一直到17世纪前的社会状况, 国家与社会并未分离或者并未完全分离, 整个社会表现为高度政治化的一元结构, 这一状况在中世纪达到顶峰。这一时期的市民社会的等级和政治意义上的等级是同一的, 因为市民社会就是政治社会, 因为市民社会的有机原则就是国家的原则, 市民等级和政治等级的同一就是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同一的表现。显然, 这一时期对于公民社会的描述是笼统而混淆的。
2. 公民社会的现代发展。
现代意义的公民社会理论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形成。他们应用“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的两分法来分析社会的总体结构, 把市场经济当作公民社会的核心部分, 认为公民社会是相对独立于政治国家的, 在商品经济社会中直接从生产和生活交往中发展起来的非政治的社会自主领域不能与政治国家相混淆, 也不能为政治国家所淹没。
3. 公民社会的当代转型。
20世纪以后, 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 公民社会观念也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有了“重建公民社会”的理论主张。认为应该把经济领域从公民社会中分离出去, 把社会组织和民间公共领域当作公民社会的主体, 并系统提出“政治社会—经济社会—公民社会”三分的社会生活划分模式, 从而完成了将公民社会指向社会领域的当代转型。 (1)
二、公民社会中公民参与的价值
无论是在现代的“政府—社会”的二分结构中, 还是在当代的“国家—市场—社会”的三分结构里, 公民参与在公民社会的政治价值意蕴都是显而易见的。 (2)
1. 公民参与有助于形成公民社会。
公民参与各种日常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中, 体验自由、独立、平等、博爱的民主精神, 形成良好的公民参与精神, 培育了独立的、自由的、理性的人, 最终形成民主的生活方式, 这些都将有助于公民社会的完善。公民社会是现代民主的社会载体, 是国家威权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缓冲地带, 是民主力量成长和积淀的基地, 是民主平衡有序发展的砝码, 这些都离不开公民作为一个个体的直接参与。
2. 公民参与更容易保护公民的权利。
公民社会是公民独立自由的保护伞。公民社会在于使政府的强制最小化, 保障政治自由, 改善人的生活。而这一切, 离开公民真正的参与就将形同虚设, 不能完成公民社会自身的使命。
3. 公民参与有助于监督权力的运行。
公民社会具有独立性, 使人们对公共权力采取一种审慎、怀疑的态度, 这对公共权力的行使能够构成看不见的制约。公民的广泛参与, 可以提高公民社会对国家和市场权力关系的有效制衡力, 它作为社会的制衡监督着国家, 使之不沦为多数人的专制。
4. 公民参与是政府获得合法性的有力促进。
合法性主要是指公民对政治统治权的认同感和支持, 而公民参与可以使得这种认同感得以固定化。民主政治中的政府行为必须具有合法性依据, 即必须得到广大公民的共同认可、信赖和支持。政府合法性只能到公民社会中去寻找, 只能由第三部门来供给。公民参与带来的政治认同感在公民社会的活动中得以培育和强化。
5. 公民参与是公民人格生成的重要途径。
公民社会是免费的民主大学, 公民社会能够刺激公民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 能够培养和强化公民的民主意识, 形成健全的参与性公民人格并通过公民事务的参与来践行维护民主的原则和价值。
在社会管理民主化、国家政治文明化的发展进程中, 公民社会是不可或缺的强力支撑, 而公民参与无疑是这个支撑上最有力的一环。如果公民参与程度不高, 公民社会的权利得不到实现, 其他一切都不可能实现。就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而言, 公民社会是第一位的, 国家则是第二位的。如果政治国家不能保障公民社会的权利要求, 它就没有存在的合法性。公民社会的权利主张决定了现代国家的特性。不同宗教信仰、不同道德价值的信奉者, 即抱有不同的价值目标的公民们都在不断的政治参与中追求自己的权利。
三、困境
“政治参与是旨在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的普通公民的活动。” (3) 从公共政策角度看, 公民的政策参与实际上是公民在利益表达上积极性和有效性的反映, 是公共政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尺度。现阶段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较之改革开放前有了明显的变化, 这与我国现阶段政治、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相适应, 具有进步性。主要表现为:由政治运动式参与向分配利益性参与发展;由单一的政治利益群体参与向多种利益群体共同参与发展;由表态性的被动参与向智能性的主动参与发展;由单一的官方参与渠道向多样化的民间参与渠道发展;由失衡性参与向平衡参与发展。 (4)
同样, 在公民社会当中, 由于其不可避免的涉及或影响到相关政策的制定, 我国公民参与在深度和广度上仍很不够, 存在诸多限制性因素。
1. 政治社会化程度不高。
政治社会化的定义表述有很多种, 在这里, 我们这样定义:政治社会化是社会个体在社会政治互动中接受社会政治文化教化, 学习政治知识、掌握政治技能、内化政治规范、形成政治态度、完善政治人格的辩证过程;是社会政治体系的自我延续机制和功能运行机制。 (5) 由此可见, 政治社会化是社会对其成员的政治文化教化。因此, 社会的组织和群体是政治社会化的实施主体, 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居于支配地位, 起着主导作用。社会组织和群体把现存政治体系认可的政治思想、政治观念、政治价值规范和政治行为准则灌输、传授给社会个体, 把社会人培养成为政治人, 以便传承政治文化、维系政治社会的运行和延续。政治社会化程度越高, 越能够培养公民政治人的形成, 进而形成稳定的政治参与, 稳定政治体系的秩序。在我国, 政治社会化程度不高极大地阻碍了公民参与的稳定性和推动作用。
2. 公民社会内涵不清晰, 公民参与动机不明确。
国家与社会, 作为人类组织和秩序供给的两种基本形式, 两者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经过古希腊罗马的酝酿、中世纪的转型以及文艺复兴的推动, 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与实践在近代逐渐发展成熟。从理论的角度, 探讨这一时期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内在逻辑和思维框架, 梳理西方学者的价值取向和分析路径, 挖掘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个性与特征, 对于我们正确理解现代西方政治文明内涵、准确把握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趋势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6)
3. 沟通渠道不畅, 信息不透明。
长期以来, 我国的决策机制缺乏自下而上的参与渠道, 缺乏政府与公众的互动, 因而极易导致一些利益受损的群体和个人要么采取非制度化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要求和不满, 要么选择干脆不参与的方式。另一方面, 我国现有的管理体制也不完善, 而这些规章制度大多没有公众参与的明确要求, 因而公众的作用难以得到有效发挥。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和有效性。
4. 公民参与伦理规范程度不高。
公民伦理本质上属于公共伦理的范畴, 是市场社会充分发展的产物, 主要是用以处理以公民身份出现的私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组织利益与组织利益之关系的规范体系。 (7) 由于公民伦理是植根于公共交往与公共生活之中的, 因此, 公民伦理的显现领域一定是在公共交往和公共生活中。而在我国, 公民伦理一直被放在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位置, 这方面的培养似乎都已经被轻描淡写一带而过了, 由此, 公民伦理规范程度不高就使得公民参与性打了很大的折扣, 进而影响到公民社会的构建, 而真正受伤害的, 恰恰是公民自身的权利。
5. 受教育程度偏低。
在影响政治态度的诸因素中, 除了公民个体的性别、职业、收入、年龄等之外, 教育水平对公民政治态度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显然与公众参与热情是成正比的。 (8)
四、如何更好地发挥公民参与的对策分析
1. 健全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 实现公民参与保证。
在我国, 人们还没有对社会保障机制形成深入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 而其基本要旨恰恰是要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全方位、多渠道服务的社会保障体系平台。民间互助是我国传统的保障形式, 我国目前的民间保障, 除了具有悠久历史的家庭保障外, 还有工会系统组织的互助会和互助保险、农村的合作医疗、非营利性的慈善机构及基金会等形式。今后, 应充分发挥公民参与精神, 发挥民间保障的作用, 在城镇职工中, 应大力发展工会组织的互助保障, 以使参加互助组织的职工在遇到生、老、病、伤、残及灾害等生活困难时, 及时得到互助组织物质上和经济上的帮助。 (9) 这样, 既是公民参与的过程, 同时也能在促进社会保障机制完善的同时, 加快公民社会的形成。
2. 积极发挥社会团体优势, 拓宽公民参与途径。
我国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早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 必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在宏观层面上为完善社会管理体制确定了指导原则。“社会管理的主体是多元的, 不仅政府机构, 而且还包括各种民间组织乃至企业, 他们在规范、协调、服务等社会管理活动中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10) 社团是社会管理的主体, 也是社会管理的对象, 在社会管理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国社团的发展迅速, 应当充分发挥社会团体的优势, 形成以社团成员积极参与为主的社团发展模式, 社团内部管理要符合民主、法治原则, 不得以自治或内部行为为由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这些制度原则可能以强制性规则的面貌出现。
3. 完善社会监督机制, 提高公民参与效率。
我国目前监督管理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采取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的双重管理体制, 资产来源属于国家资助或者社会捐赠、资助, 并接受审计机关的监督。这样做不仅操作成本很高, 而且假借公益名义谋取私利的组织往往并不能被发现。而从国际经验看, 社会监督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机制。 (11) 在这其中, 广泛的公民参与必能使得这样一种社会监督的机制更加运行稳当, 更容易受到监督。另外, 非营利组织由于其民间性和非营利性, 与政府和企业的财务制度有着许多不同之处, 如利润计算、报表项目、评价标准等, 因而建立非营利组织独立的财务和审计制度, 是对其实行监督管理的前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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