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环境困境（通用10篇）
社会环境困境 篇1
摘要：高等教育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 受到了经济资本、政策措施、师资队伍、就业市场、跨国教育以及舆论氛围等社会环境要素的影响。我国的高等教育社会环境困境是系统内各要素组织关系、功能失调的结果。因此, 完整、准确认识社会环境困境的成因与影响, 是提出正确对策的前提。
关键词：社会环境困境,高等教育,对策,系统
一、高等教育社会环境困境分析
(一) 社会力量经济资本难以深入高等教育事业投资建设
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支出。一方面, 我国公办普通高等学校占全国普通高校总数的79% (根据教育部截止2015年6月统计数据核算得出) , 占据绝对力量和地位优势。另一方面, 我国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大都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受政治经济条件的影响, 加之没有同等受到政府及财政的支持, 民办高校的发展规模不大, 层次和办学水平不高。虽然随着市场经济的放活, 社会力量经济资本掀起过一阵投资建设高等院校浪潮。然而, 在政府主导高等院校运行的大环境下, 民办高校无法担负起改变“千校一面”的同质化倾向, 因此往往处于高等教育事业的边缘地带, 极易在高等院校竞争中处于劣势, 从而无法吸引优秀师资的流入, 无法获得就业市场主体的认同, 无法获得良好的舆论生态氛围, 最终必将面临破产。随着政府将大量财力投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梦想之中, 教育部对中国大学享有越来越大的控制权。这意味着中国大学一定紧跟着教育部的行政信号转, 而对高等教育中新出现的挑战置若罔闻[1]。实际上, 对高等院校进行行政级别的划分, 本身就是打破了高等教育生态环境系统内的要素的自由流动。
(二) 政策制定功利主义取向明显
受现有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影响, 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往往围绕着培养国家政治机关和经济部门人才, 而对文化领域、学术领域的重视不足。产学研模式在我国高等教育的作用发挥十分有限, 高等院校的学术成果、文化创意不能顺利快速地转化为生产力。其中就有由政府主控的高等院校的研究成果产权不明晰, 导致发明创造主体无法从中获得正当利益的制度困境。这显然是政策制定的功利主义倾向。由于政府本身既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发起者、设计者、推动者, 又是改革成果的评估者和认定者。随着改革目标越定越高, 级别越分越细, 改革本身也越来越功利。而要营造健康的高等教育生态体系, 必须改变凌驾于体系之上的政策精神, 使之回归到高等教育自身的使命任务上来。
(三) 高校专业设置与就业市场匹配度出现断层
高等教育是实行专业教育的, 一方面培养学术型人才, 一方面培养高级职业型人才。特别是适应社会需求的职业型人才, 由于与社会需求市场联系紧密, 在就业市场匹配度上更胜一筹。然而, 这种来自于高等教育系统内的批量人才输出并非基于动态调整激烈的就业市场需求, 带有滞后性。这种发端于教育系统内的就业市场环境困境, 具体而言就是结构性的失业。所以, 高校专业设置总是失调的, 区别在于程度性。如果是大面积的结构性失业, 则是外部就业环境与高等教育系统间的信息阻隔造成的反生态的环境困境, 而实际上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存在的, 更多的情况是正常性的结构性失业, 由于就业环境与高等教育系统间信息沟通不畅造成的反生态的环境困境。
二、解决高等教育社会环境困境路径的思考
高等教育事业是一个生态系统, 要解决高等教育社会环境困境, 其路径的选择应该是立足于整个生态系统的特性和要素间的联系。作为生态系统而存在的高等教育具有生态系统的特征和运行规律, 为了保持高等教育系统的生态可持续发展和稳定的生产力, 应当加强对生态系统的质量控制, 这是高等教育系统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基础[2]。
(一) 保持合理的高等教育发展速度
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毛入学增长率逐年升高。这种高速发展态势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 必须考虑到经济的支持能力和社会对毕业生的吸纳能力。为此, 高等教育在具体实施“低速增长, 稳步发展”方针的过程中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要从整体上控制规模, 把握速度, 不搞“一刀切”。二是切实解决部分高校已经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对于那些过度贷款搞建设的学校, 根据院校属性和定位, 有针对性地采取财政扶持。保持合理的高等教育发展速度, 就是要照顾到系统内各要素的比例和结构, 使之功能不断优化。
(二) 改变教师聘用制度, 实行定期合理流动
我国目前的高校师资数量大, 但专家型教师仍然十分有限。因此, 一方面要加大鼓励高层次人才从事教育事业, 另一方面就是要整合现有的优势教师资源, 使之不受聘用学校的人身束缚, 可以根据意愿和教学任务实际情况, 实行院校间合理流动。这就使有限的教师资源效用叠加, 释放出更多的光与热来。
(三) 加强复合型专业建设, 整合资源提升办学水平
我国高等教育结构从培养方向上看, 分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和普通学术研究型教育, 并且都属于专业教育。对职业和学术的人为分离, 始于人才培养分流的目的。但是随着就业市场的变化, 社会需求趋于理性, 对人才应用性的期望更高。这就使仅仅进行普通学术研究教育与社会需求相去甚远。毕业即失业, 以及招聘单位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人才, 与大学生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单位的矛盾极为突出。为此, 加强复合型专业建设, 整合资源提升办学水平, 无疑将提高人才与就业市场适配度。
(四) 社会舆论应当成为助推高校各方面革新进步的重要力量
舆论生态有它自身产生、发展与终止的过程与规律。如何从舆论中发现高校自身生存发展中的问题, 是试图革新高等教育者应关注的课题之一。社会舆论具有传播性强、时代脉搏感强的特点。它往往直接反映当前时空条件下高等教育落后的具体领域和问题。所以, 能够直接回应社会舆论, 实际上就已经抓住了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
参考文献
[1] (美) 罗纳德·哈里·科斯, 王宁著.徐尧, 李哲民译.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M].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3.
[2]贺祖斌.高等教育生态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农村社会治理困境 如何破解？ 篇2
关键词：重心下移；农村社会治理；协同共治；创新治理
中图分类号：F327.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16）04-0050-06
一、研究背景
农村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当今农村基层社会治理面临许多困境：如农村治理体系不够完善，传统的两委治理模式不能适应当前农村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农村经济发展迟缓、经营体制滞后，生产经营方式缺乏转变和创新；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完善；农村空心化严重、不稳定因素多发等。清远作为广东省面积最大的地级市，其对农村社会治理困境如何破解？清远农村群众在自发实践的基础上，探索出一些有益的经验。以此为基础，2012年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台《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将广东省清远市等地确定为农村改革试验联系点的批复》，将清远市确定为该办农村改革试验五大联系点之一，为创新农村各项制度提供实践依据。此后，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明确要求把清远作为粤东西北地区完善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的一个试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建立健全符合国情、规范有序、充满活力的乡村治理机制”；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探索不同情况下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要进一步“改善乡村治理机制”。2014年农业部等13部委《关于第二批农村改革试验区和试验任务的批复》明确指出，清远所承担的试验任务是“以农村社区、村民小组为单位的村民自治试点”，根据批复清远的试验任务有了明确时间表，即：要力争2016年底基本形成以村级党组织为核心，基层自治组织、农村经济组织、农村社会组织相结合的设置合理、功能完善、作用突出的乡村治理体系。其中，到2015年底，在全市各村民小组或自然村全面建立村民理事会，规范村民理事会的运作；同时，探索推进村委会规模调整，将现行的“乡镇—村—村民小组”调整为“乡镇—片区—村（原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以提高农村组织化水平为核心，继续推进“三个重心下移”和“三个整合”。
清远市围绕农村综合改革进行了积极探索，提出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村民自治和农村公共服务“三个重心下移”，把英德西牛镇，佛冈石角镇，连州九陂镇作为先行试点。目前，石角镇全面完成村、社区的“两委”换届选举工作，基层党支部和村民理事会下沉到自然村和村小组，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体系已基本确立，全镇形成了“乡镇—公共片区—村民小组”的基层治理架构。本次调研旨在深入清远的农村综合改革，对 “三个重心下移”提出的现实背景、具体措施、成效以及存在问题等进行探讨和分析，并从中总结经验、挖掘典型，发现改革过程中存在的弊端，并提出解决措施，进而探讨该模式有无可复制性与推广性，为其他地方的农村综合改革以及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借鉴。
二、调研基本情况
石角镇位于清远市佛冈县中部，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口集中，商贸活跃。全镇总面积388.52平方公里，下辖17个行政村，6个居民委员会，总人口11.6万人，其中农业人口约6万人。全镇耕地面积28600亩，林地面积375452亩，山地面积374312亩，在京珠高速公路、106国道、英佛公路沿线可供开发的土地3万多亩。龙塘村委位于石角镇的西北面。人口4320人，耕地面积4100亩。龙塘村委辖38个村小组，22个自然村。大田村隶属于石角镇里水平区，总面积0.56平方公里，现有耕地230亩（其中水田180亩），林地550亩，生活区用地50亩。大田村一直以来就有自然村自治的传统，是石角镇新农村建设试点村和名镇名村建设示范村。小谭村辖红崩岗村小组有22户，93位村民，通过发动干部和群众整合村中土地及资金，在一个月内顺利完成村中全部土地的整合，为走上一条“规模化经营、专业化生产”的现代农业发展铺平了道路。
三、调研方法
本次调研综合采用文献调查法、实地调查法和访谈调查法。首先通过阅读文献和查找相关资料，总体把握国内专家学者对清远农村改革的表现形式的认识；然后广泛走访石角镇和水头镇的龙塘村、大田村、红崩村这几个“三个重心下移”实施效果突出的村子进行实地观察；在调研过程中尤其注重访谈调查法，深度访谈镇政府官员、村委会干部以及当地村民。收录访谈录音7段，整理访谈记录4篇。访谈内容主要有以下方面：该地近几年在社会治理创新方面的改革措施以及相关成果；农村“两委”、农村民间组织、农村精英和农村村民在乡镇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参与情况，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否和谐；当前农村社会治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有哪些；改革前后在农村治理上的改变有哪些；当地农村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主要方式和方法是否就有可复制性；改革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还有哪些方面需要调整和支持。此外，我们还获取了一些与该地改革相关的资料，例如《清远市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工作60问》、“2015石角镇农综改革相关报道”等。通过调研对清远市实施“三个重心下移”破解农村治理困境有了较全面的认识。
四、“三个重心下移”的运行模式及作用机制
（一）村民自治下移：三级联动，协同共治
1.“组为单位，三级联动”。石角镇原来的架构是17个村委会，6个居委会。由于原17个村委会管理的范围过大，农村工作不能够很好的沉入一线，“脱节”、“悬浮”等执行问题明显，于是逐渐形成以“组为单位”的村民自治单元，由原来的行政村延伸下移到村民小组。石角镇重新将自然村划分为106个村小组并形成村委会，缩小了管理的范围，减少村民事务处理的臃肿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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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远自治组织下移后的区域划分呈现出“整体上合并，部分中细分”的特点。即合并原有村委，使之整合变大，随后根据实际状况分化村委，使之小而灵活。在自然村变为村委会之后，它的自主权利仍和原先的村委会基本相同。这也就形成了从镇（政府）-片区（服务站）-村民小组（村委会和理事会）的“三级联动”基层治理架构，重新构建一个能够紧密联系、上通下达、执行到位自治体系，实现村民自治的下移[1]。
2.“协同共治——理事会理村中事”。纵观我国基层治理历史，乡村治理显现“过度行政化”，单向行政力量疲软，治理普遍横向不到边。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提出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双轨政治理论”：“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皇权，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绅权和族权，二者平行运作，互相作用，形成‘皇帝无为而天下治’的乡村治理模式，塑造出一个形象而又独特的描述传统中国政治运作逻辑的‘双轨政治’模型。”[3]；秦晖在《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础控制》中把之经典的概述为：“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4]。乡贤理事会作为具有广州特色的农村治理主体之一，具有独特协同治理魅力和动员作用。通过理事会协同村委会处理村中事务，减少了行政下行的阻力，同时有利于团结村民，实现基层组织自治即“理村中事”。
（二）基层党组织建设下移：优化整合，强化“末梢”治理
1.调整“政府—村委主任”关系为“片区党总支—村支部”。为更好地落实和贯彻三个重心下移，建设好基层党组织，石角镇实现了基层党组织下移，将原来的“乡镇党委-村党支部”调整设置为“乡镇党委-党总支-党支部”，接轨镇（政府）-片区（服务站）-村民小组（村委会和理事会）的治理构架，基本确立了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体系。在这种治理框架下，各个村委设立的党支部，片区的17个服务站则相当于党总支。
现今佛冈县以自然村或村小组成立的党支部有489个。一些党员人数不足3人的村民小组，通过县直部门、乡镇党委或片区党总支临时下派党员来组成党支部，待村党支部自身党员人数超过3人且可以独立运作时，临下的党员即可将组织关系转回原党组织。在保证党组织对村民自治发挥领导作用的前提下，村与村之间可成立联合党支部，待条件成熟时再单独设立村党支部。这种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有别于之前政府—村委主任的关系，将党组织的力量下放到具体的村小组下面，发挥基层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强化“末梢”治理，村级党组织领导村级事务。为更好的发挥农村基层党的领导作用，治理好以“组”为单位的农村“末梢”，石角镇推行村党支部书记与村委会主任“一肩挑”、党支部委员与村委会成员交叉任职[5]。通过建立党群联席会议制度，确保党组织在讨论决策涉及本村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时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引导优秀的党员担任村委会、理事会和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导职务，发挥党员们的带头、榜样作用，紧密联系群众，“落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打通农村工作的“最后一公里”，共建美好乡村。
石角镇小潭下联村红崩岗村民小组充分发挥党支部领导、村民理事会等村级组织协调作用，通过多次召开了村民家长会，全村村民多方讨论、协商，从而提出解决方案，达成了统一意见，最后画押表决，对全村所有耕地归还集体进行再次分配。通过基党组织领导村级事务的方式，“小块变大块、多块变一块”的土地整合在一个月内就顺利完成，提高了红崩岗村级事务处理的效率[6]。
（三）农村公共服务下移：政府引领、多元共建
1.政府引领，指导搭桥。“解民难、排民忧”一直是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以解决村民“办事难”为切入点，在解决服务村民“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上，清远政府推行公共服务下移，在农村的体现则是农村公共服务的开展。政府通过将公共服务的权力下移给地方的村落，转变职能，对村落进行指导和搭桥，发挥村落自行的力量建设本村的公共服务。石角镇通过在行政村一级搭建社会综合服务站，指导集中开展代办服务，为农民提供8大类108 项的便民服务。
龙塘便民服务中心是提供村务、商务、服务三合一的村级综合便民服务。政府通过指导村民通过入股的方式整合资金，制定相关章程，然后按入股基金的多少，界定贷款的多少，成立龙塘便民金融平台。此平台只限定在本村的经济联合，并且以村民的诚信度和日常村生活表现作为贷款或者创业的基准，如果有村民有过黄赌毒等不良嗜好或者有其他不良品行，例如打架斗殴的，暂停其入股的资格。通过政府搭桥指导式的引领方式，让农村公共服务从内出发，迸发活力。
2.多方参与，多元共建。龙塘便民服务中心主要有9大模块：便民综合服务区；金融便利店；技术服务室；产业孵化室；勤廉监督室；青年创业中心；多功能室；农副产品服务以及农资服务站。通过集结邮政快递、电子金融、植物医院、农机服务、数字图书馆、合作社、企业和农民等多方力量，构建起一套由多方共同参与，多元共同建设的活力、有机的农村公共服务平台。这个多方共建的平台为龙塘的村民提供缴纳电费、电表的报装和迁移、劳动就业信息咨询、邮政快递等服务，采用现代化的电子金融手段来改变农村传统的现金交收方式，规范农村的“三资”管理，开通数字图书馆，丰富广大农民群体的生活和生产，“农技宝”这个农业经验平台，更是为农民、合作社、基地、企业等传播最新的农业技术和成功经验，使得农村在多方力量下积极、持续发展。政府统筹、农民主体、企业参与、社会支持的新农村建设合力得到了很好的探索与实践。
（四）“三个重心下移”的作用机制
1.化解不安因素，促社会稳定。基层治理框架的重建过后，相比之前的村子规模和构成，现在的村子规模更小，熟识度更高，村子工作的安排和实施更有利于建立在村民信任之上的理事会进行管理或者干预。村委会承接片区或者镇政府的文件或者工作时，难免会因组织的原因下行不畅，理事会发挥其优势，召集各家各户当家人将工作、精神进行告知、商讨，便能很快的将事情很好的落实下去。同时理事会能够及时了解村民的问题、难题，在其疏导和缓和下，通过村民间自行的排解，大大降低上访机率，疏通村民内部的不安因素，将其转变为“好商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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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团结能人，催发正能量。相较于政府生硬的行政命令，理事会在动员群众和整合资源上能够弥补村委会的不足，在把握好村民的生存需求的共同利益下，催发和诱导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理事会通过团结村子里走出去的“乡贤”、“农村精英”、“大老板”等的力量，以“能人治村”的理念为村子带来正能量，并且形成良性循环的利村制度。以黄花村理事会实行分红制度为例，将整合的本村涉农资金15%进行包含原村民的分红，团结迁出村民和本村村民，在利益上联成共同体。尽管迁出村民所获分红不多，但是心理层面的受到村子重视和关注的满足感促使行动上形成向心力，回乡建设，走出一条良性的村民自治之路。
3.传统创新，打造新制度平台。大田村成立理事会和监事会，推进自治重心和机制的下移，将“队委”自治这一草根自治形式制度化、规范化，为大田村民自治打造新的制度平台。通过设置经济协调员、环境监督员、民事调解员、宣传员等具体的岗位，共同领导协调新农村建设具体事务，职责比较清晰，分工较明确。同时，大田制定了相关的章程、规划及村规民约、保洁制度等，并且张贴公布，接受群众的监督，村民自我建设美好家园的内生性动力得到了挖掘。
4.打通“一公里”，农村工作沉入一线。（1）“农村自治下移”——打通农村工作沉入一线的“最初一公里”。农村自治下移，以组为单位的三级联动的协同共治模式使得基层农村工作“去悬浮”，“落地”基层，实现真正意义上调动村民积极性的共同治理，把治理从官方沉入民间，让乡贤理事会等社会基层组织参与治理，打通了这条通道的“最初一公里”，开启协同共治的格局。（2）“基层党组织建设下移”——打通农村治理“末梢”的“关键一公里”。农村作为我国组织建设的最末端，直通“末梢”，真正从民众中来到民众中去的制度才是合理的制度。基层党组织从行政村下移到村小组，随着时代和局势的变化及时延伸，开展工作，体现了这个制度的优越性，把握好“末梢”，实现党组织联系群众，领导群众，为群众服务的“关键一公里”。（3）“农村公共服务下移”——打通农村自我服务工作的“最后一公里”。随着我国发展的需要，政府职能正在转型中。在我们看来，一个好的政府并不是管的多的政府，也不是管的少的政府。政府不是单纯的划桨，也不是一味的掌舵，而是引导多元主体实现共建的政府。政府通过引导多元主体共建农村公共服务，形成一套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的公共服务体系，转变了过去落后的经营模式，让村民共享时代进步的成果，打通了农村在方便的解决日常生活、推进城乡基础金融的不平衡、引导农业向市场化发展等方面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五、“三个重心下移”仍需进一步探索
（一）如何进一步深化“三个重心下移”。随着三个重心下移的深入推进，我们发现，下移过程中出现了后劲不足的情况：一是随着前期目标的实现和完成，下一步计划开始模糊，陷入停滞；二是缺乏新的创新和动力机制。受当地资源和技术条件的束缚，不少地方在推行时遇到难题，例如村缺乏能人，能人贡献度有限问题；资金筹集不易，缺乏渠道和途径问题；缺乏平台技术对接项目，以致前景不畅问题。村和村之间差异大，镇和镇之间不平衡，如何全方位、宽领域地推行需要探索。
（二）如何将理事会类型的自治组织纳入社会管理体系。农村精英、乡贤是没有正式权力管理村民的，支撑起这个阶层服务村民靠的是伦理。如何使这些“能人”有序地发挥着自身管理优势，离不开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大力支持和政策引导，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将这些组织纳入农村治理的社会管理体系，使之合法化、合理化。在清远大部分地区都覆盖有乡贤理事会，但是民政局并没有对乡贤理事会进行登记承认，缺乏国家法律层面的认可、授权和保障，协同共治的积极性会有所削弱。
（三）如何解决改革合法性不明和党建青黄不接问题。访谈中发现，由于当前处于试点阶段，佛冈改革的相关成果尚未得到法律层面上的认可，以致新成立的村委会，合并村后的新村名以及村民的身份证、户口亟需改动，合同方面也面临问题。与此同时，农村党员老龄化严重，党员青黄不接，党支部办事效率不高。欧阳委员在接受访谈中也表示“‘三个党员，两颗牙齿’缺乏战斗力。”
（四）如何连接传统跟现代治理。随着“政党下乡”和“政权下乡”，国家政权力量延伸到村户，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纵向治理关系，而传统村民之间的横向组织联系大大弱化，家族被视为“封建落后力量”受到抑制和防范，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发展的能力非常弱。面对“一盘散沙”的农村基层社会，高度发达的纵向治理往往也无能为力，甚至处于被动和冲突状态。同时，我国的基层自治“行政化”严重，城市的吸引加上农村的自治活力不足，致使村民逃离农村成常态。因此，连接好传统和现代的治理需要引起学者和政府的关注与重视，以此重达自治，才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六、对完善“三个重心下移”的建议
（一）政治上肯定，经济上支持，为“三个重心下移”夯实基础。为真正促进乡村的发展，提升村民自治体制发展，政府还应加大支持力度。一是政治上要肯定。民政部门应该对符合条件的乡贤理事会登记为农村社会组织，逐渐对其进行规范化管理，而非继续保持政府登记备案状态；二是经济上需支持。资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单单依靠补助项目无法实现农村改革和转型。为此可以推广清远的一些经验，例如黄花村的理事会分红制。政府要为改革开拓多一些渠道和途径，把好的经验提取推广，做好引导的工作。
（二）完善对乡贤的激励机制，为“三个重心下移”积蓄合力。对于条件允许的村庄，可以适当考虑建立对履职支出的补偿机制。比如差旅费、误工费，以及税收优惠（如果是企业主）等，使兼职性的理事逐渐转变为专职性理事，更好地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服务。另外，由于理事会成员大多是经济能人或者杰出乡贤，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往往充当金钱“捐赠者”的角色。所以对他们的激励应该偏向精神层面，而非物质层面。最可行的是建立相应的名誉和荣誉褒扬制度。例如评选市镇“十大乡贤”活动进行公开投票，最后并对这些乡贤进行公示、褒扬。
（三）培养和引进技术网络信息方面人才，为“三个重心下移”储备人力。农村要实现要信息化，需要懂平台懂操作的能人，而这些人往往是农村欠缺的。因此可以通过类似“青年创业中心”等已有的资源进行人才培养，或者通过理事会的力量从外面招募人才，发挥乡贤理事会的协同共治作用。
（四）吸纳党员，优化农村党员队伍结构，为“三个重心下移”提升战斗力。发展党员工作向农村倾斜，其重点在村民小组长、村民理事会成员、经济能人中发展党员。以培养乡镇干部、优秀村党支部书记、村后备干部为重点，提升农村党员干部能力，增强村党组织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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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熊 飞）
社会环境困境 篇3
一、社会保障与财政危机
美国的社会保障分为三大类: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社会保险项目主要有老年保险、伤残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事故保险和医疗保险。社会救济项目主要包括:“补充收入保障”(对65岁以上未得到社会保险的贫困老人、盲人和残疾人发放救济金)、“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医疗补助”和“食品券补贴”。社会福利项目主要有公共医疗保健、教育津贴和“公共住宅补贴”。社会保障援助对象扩及失业工人、退伍军人等在内的各个阶层和群体,社会保障的项目也多达300多项。加之领取者标准的降低,社会保障的受益人数持续增多。
随着科技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社会保障各项目最低标准提高,开支不断扩大。以医疗保障为例,医疗手段的现代化使美国的医疗费用迅速上升。心脏搭桥手术的费用1970年为1.4万美元,到1991年增至40.7万美元,涨幅惊人。许多医生为避免治疗不当引起诉讼,往往从事“防御式行医”,即让病人做许多不必要的化验并常常要求其他医生会诊,使患者支付了一定数额的不必要的医疗费用。“第三方付费”的付款方式也没能鼓励病人和医生在治疗方面实行节约。医生不考虑廉价实惠的药方和治疗手段,患者及其家属也往往追求费用高昂但风险小、治疗效果好的医治手段,造成许多代价昂贵的技术过度使用。美国的医疗费用因此不断上涨,其总支出、占GNP比重和人均费用增幅都比较大。
1940-1979年40年间,老年残疾和医疗保障占整个社会保障项目的52.52%。居于第二位的是政府雇员的退休金,1979年占全部社会福利费用的14.84%;抚养未成年人子女家庭的费用1970年仅480万美元,1979年则猛增至1 100万美元。其他社会保障项目的开支也由于不同原因而增大。二战和朝鲜战争的发生,使退伍军人数量在短期内迅速增多。战后不到1年的时间,美国的武装部队人数便从1 200万减至300万人,到1950年更不满100万人。退伍军人数量的大大增加,造成退伍军人社会保障支出的上升。人口老龄化则导致了老年福利保障开支的增加。
社会保障项目的增多和各项开支的增大致使美国社会保障费用开始持续增加。美国总统经济报告提供的1929-1980年美国个人收入及其转移支付的福利收入情况数据表明:自1940-1979年的40年间,用于主要社会保障项目的受惠费用,由310万美元增至2 410万美元,增长了66.59倍。尽管自尼克松以来的历届美国总统均采取收缩性的社会保障政策,提高了受益者的审核标准,但由于积重难返,社会保障的开支仍然持续扩大,从1972年财政年度占DNP的16.6%增至1992财政年度的20.5%。
社会保障开支的增加,使政府的财政负担日趋沉重,引发且加重了政府的财政危机。美国政府早在1975年便出现15亿美元的社会保障赤字,1982年达122亿美元。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在20世纪50年代仅0.2%,70年代最高时达3.6%,80年代上升到5.3%,政府为削减社会保障开支而对社会保障政策大刀阔斧的改革往往受到在野党的攻击,保守势力和民众也对此持反对态度,最终只能作适度的调整,政府一直面临严峻的财政危机的困扰。
二、社会保障与工作伦理
失业保障援助的目的在于缓解劳动者因失业而引发的贫困问题,使其有时间重新就业。但是,一旦找到工作,他们便会失去领取失业保障津贴的资格。社会保障领取者并非因懒惰而不愿再就业。一项对领取者的调查表明,他们大多数都有工作的愿望,但同时有65%的人承认并不积极地寻找工作。这是因为大多数社会保障领取者特别是长期领取者往往缺乏必要的工作技能,他们能够找到的工作的工资收入一般较低,而且他们会因就业失去失业保障津贴。这笔津贴有时与他们的工资一样多,甚至高于其工资。失业者选择社会保障津贴而非工作,正是基于理性的经济选择。他们不必辛苦地工作就能够领取比实际工资收入可能还高些的社会保障津贴,大多数有工作意愿的失业者不得不权衡得失,选择社会保障。而那些少数的懒人更加游手好闲,甘愿等待国家的援助。失业保障没有对失业者产生多少有效的工作刺激,反而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使传统的工作伦理遭受强力的冲击。
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以下简称AFDC)对拥有未成年子女家庭的父母的工作刺激也是负面的。1981年里根政府对AFDC改革后,48个州中未就业父母和就业父母可支配美元的差距,12个州为负值,24个州在50美元以内,全国平均仅为26美元。AFDC使未就业父母与就业父母的收入相差无几,贫困家庭甚至在父母工作后反而比领取津贴时生活水平低,父母宁愿领取津贴而放弃工作是必然的选择。单身母亲因领取社会保障津贴可不必工作,许多单身男青年作为单亲母亲的男朋友“间接地享受了单身母亲的AFDC的福利津贴”。AFDC对这些单身男青年的工作积极性产生了间接的不利影响。
父母对工作的消极态度及对社会保障的津贴的依赖影响了子女的工作伦理。依靠社会保障家庭的子女在父母的示范作用下往往形成消极的工作态度,对社会保障有较强的依赖感。这些家庭虽可依靠社会保障津贴维持生计,但通常比较贫困。子女的受教育水平不高,劳动技能较低,他们能从事的工作的收入也不高。为了获取更多的收入,他们常常继续选择社会保障。这些家庭的子女难以摆脱其工作伦理和社会现实作用下时代依赖社会保障的命运。
失业保障和AFDC等社会保障项目对劳动者工作积极性的负面效应是不容置疑的。20世纪70年后,“工作福利”取代“现金福利”的政策迫使更多的社会保障津贴领取者走上了工作岗位,激发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重新确立并强化了正确的工作伦理。但是,美国政府在变革初期投入的经费过大甚至高于社会保障支出,并未缓解联邦和州政府的财政危机。
三、社会保障与家庭问题
社会保障本是维护已破裂家庭稳定性的补救措施,令单亲家庭的成员有一定的生活来源。始料未及的是,它却对美国的家庭结构产生了破坏作用。
已婚家庭的离婚率升高。母亲不必因为失业或经济不独立维持自己不满意的婚姻,因为AFDC和儿童营养补助等社会保障项目会在离婚后向她们提供津贴,婚姻对妇女的经济吸引力更小。社会保障解除了妇女离婚的经济后顾之忧,与之巩固家庭结构的初衷背道而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鼓励离婚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的离婚率持续上升。从1970年到1990年,与离婚家长生活的儿童数量增加了2倍,而且多数儿童与单身母亲生活在一起。多数州政府对无父亲家庭的补贴较高。那些接受经济补贴的家庭的父亲会发现,他为自己热爱的家庭成员所能做的最崇高的事情就是离开家庭,从此不再露面。只有这样他的妻子和孩子才能继续得到他们非常需要的帮助。许多贫困家庭的父母为了领取数目可观的津贴常常假装离婚。
单身青少年女性的生育率升高。AFD等社会保障项目的存在,消除了婚外生育的经济后果,这事实上同时消除了制约婚外生育的主要因素。国家提供抚养子女的费用,未婚母亲可依靠领取津贴取得经济独立,离开自己的父母独自生活。社会保障不但消除了单身青少年女性未婚生育的经济顾虑,而且满足了他们强烈的独立愿望,青少年女性不再惧怕未婚生育,未婚母亲越来越多,未婚生育率升高。
AFDC变革后规定青年未婚母亲领取社会保障津贴的前提是必须与其监护人生活在一起、必须完成高中学业或参加教育培训计划项目。这些变革有助于缓解未婚母亲家庭中的诸多问题。
四、社会保障与老年问题
二战以来,未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战争对人生命的威胁减小。而随着医疗技术的提高和健康医疗保障的不断完善,疾病造成人口死亡的可能性也降低了,老年人寿命延长、死亡率下降。美国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因此逐年增大。1929年占5.32%,1945年占7.75%,1960年占9.2%,1970年占9.8%,1980年占11.28%,1990年占12.3%。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或超过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或超过7%,即为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依照这一标准,美国人口结构在1980年已达到老龄化,而此后人口结构的老龄化日趋严重,真正进入“老龄化”社会。
寿命的延长使老年人退休后领取退休金和社会保障津贴的时间增长。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65岁的退休人员领取退休金的平均时间分别为男子11.9年,女子13.4年。到了90年年代,男子为15年,女子则为18.8年。老年人享受退休金等社会保障时间的延长和老年社会保障各项目开支的扩大使本已捉襟见肘的美国政府财政变得雪上加霜。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老年慢性疾病发病率增高,此类疾病的鲜明特点是疗程长、技术要求高、疗效低和费用昂贵。仅老年医疗保障一项开支就因此增大。美国社会保障资金主要采取“现收现付”的形式,用青年工作者与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障金和税款支付老年人的社会保障费用。随着人口结构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纳税人相对减少,而受惠者相对增加。在1995年,8个多的在业职工负担一个社会保险受益者,80年代末已降到33个在业职工支持一个受益者。持续上涨的财政开支和纳税人数的相对减少,使政府被迫提高税率以确保足够的社会保障资金,此举加重了青年工作者的经济负担。
二战后,大批退伍军人安家立业,人口生育出现高峰,美国人口在1940-1950年间从13 260万增至15 330万人,增加了2 000多万人。到2010年左右,人口生育高峰期的出身者将陆续进入老年期,人口结构的老龄化程度将更高,人口老龄化引发的政府财政危机、老年问题可能更为严重,青年工作者的负担将更加沉重。
1983年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法律,从2002年期退休年龄每年推迟2个月,到2009年时达到66岁,而从2020年再度开始推迟,到2027年达到67岁。美国国会这一决策旨在通过提高老年人退休标准,削减应退休者的人数,减少老年社会保障开支,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但是,推迟老年人的退休年龄,却使老年人依然占据工作岗位,虽然削减了应支付的老年社会保障开支,却减少了青年人就业的机会,政府又不得不向青年人提供失业保障津贴。
五、结语
社会保障是国家、社会群体和个人为使社会成员能够维持基本生活、实现生存权提供的援助和保证,社会保障制度使美国形成了庞大的社会安全网,成为美国社会文明的显著标志之一。它使劳动者在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更多,1947-1977年,美国劳动者实际工资加社会福利收入的比重从9.4%增加到30.7%,在维持劳动者基本生活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积极作用。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公私兼顾的管理体制引起了社会保障机构的庞大和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也造成了效率的低下。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并未能达到政府宣称的100%。然而社会保障项目多为针对失业等已发生的社会问题的补救性措施和政策,无法预防此类问题的出现。社会保障在缓解社会问题的同时却引发了其他的社会问题,使自身陷入诸多困境中。
摘要：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发挥了保护器、安全阀和调节器的作用,并且成为现代美国资本主义制度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它却面临着财政危机、工作伦理危机和家庭危机等困境,随着人口结构的老龄化,老年危机也成为与之相关的重大社会问题。
社会企业在困境中寻求发展 篇4
关键词：社会企业困境;公益性;商业性;创新
一、社会企业的含义
面对社会企业这一新领域，尽管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近几年社会企业这个名词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但真正对社会企业的认识依旧还停留在浅层面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认为，社会企业是一种介于公私部门之间不具备有营利性的组织。欧洲委员会认为，社会企业是合作社与非营利组织的交叉点，合作社包含劳动者合作社及使用者合作社，非营利组织包含生产型和倡议型非营利组织，而社会企业偏向于劳动者合作社与生产型非营利组织的混合体。
二、案例：南京爱德面包坊的运营模式
成立于1985年的爱德基金会在南京公益圈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单位之一。2002年初，爱德基金会创立了爱德慈佑院，成为南京首家为智障人士服务的专业化非营利机构。爱德慈佑院主要对6-40岁的智力障碍和轻度精神障碍人士进行生活技能培训，加强其生活自理能力。2007年，爱德面包坊的项目由爱德基金会正式发起，目的是给爱德慈佑院的学员提供正规的职业技能培训。2009年夏天爱德面包坊完成商业转型，注册成为一家“社会企业”，聘任香港烘培协会副会长、著名烘培大师邝振中先生担当总经理。
在2010年，爱德面包坊开始尝试以公益和营利混搭的方式来解决面包坊的收入问题。2010年7月8日，爱德面包坊开通淘宝店，主营曲奇、面包、巧克力等保质期较长、适宜快递的产品。30位大学生成立了淘宝店运营团队，义务帮助网店营销、宣传和客服。2011年，爱德面包坊的饼干和面包收入达到40万元左右，还有60万元则来自于中秋节月饼的收入。因当时谈下来几个月饼大客户，这些收入足以弥补一年的亏空，所以面包坊勉强存活下来。尽管压力重重，但南京爱德食品有限公司现任总经理朱广铨还是替爱德面包坊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坚持开设门店，目的是为了拓展市场，吸引有意向的人加盟。
三、发展中的困境
（一）社会企业发展需要的资金紧张。爱德面包坊的40万元启动资金是由香港爱心人士捐助，以借款的形式向爱德基金会借用。仅靠公益性资金支撑的运作方式，是制约爱德面包坊长期发展的隐患。爱德面包坊前期的企业化运营只拿回了之前的投入，社会企业的发展还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来开拓市场和扩大产能。社会企业不同于其他非政府组织，其资金主要来源不能来自捐赠。因为社会企业不仅要解决物质上的帮助，还要解决心灵上的帮助，依靠捐赠是解决不了受助者的可怜和自尊问题的。
（二）学员到企业就业遭遇困难。经过职业训练的智障学员完全可以胜任简单操作和重复性较强的工作，他们在这方面甚至有常人难以企及的优势。爱德面包坊将对他们工作后的表现提供后续的跟踪支持，但企业并不热心，因为企业不愿意承担额外的风险和安全责任，这些学员仍没有真正实现就业，没有真正融入社会。这与爱德面包坊职业培训的初衷不符。
克服这项困难，让用人单位能够放心接纳智障人士，需要爱德面包坊根据用人单位的要求和标准加强职业训练，也需要自己先做出一些成功案例让企业看到雇佣智障人士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风险。
（三）推销产品主打“爱心牌”不是长久之计。一直以来，爱德面包坊推销自己产品的时候，都是主打“爱心牌”、“慈善牌”、“公益牌”。营销口号是：你购买的不是面包，你购买的是“爱心符号”。社会对智障人士的认可度很低，甚至不乏反感和排斥，很难消费智障人士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
其实，爱德面包坊生产的面包、巧克力和糕点等产品，皆采用优质原料，也不添加任何添加剂、人工香料，一切皆为自然醇香，是一流的环保食品。
（四）社会企业商业性与公益性的两难。社会企业若要实现财务独立，有稳定的资金来源，不断提高自己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就必须实行商业化运营。如何在追求商业利润的同时不偏离组织的使命和目标，却是两难。如果拿非盈利组织的标准来衡量，社会企业经营过程中商业味则太浓，还要面对公众对其社会公信力的质疑。在商业领域有很多商业潜规则，社会企业不能用的，因其坚持社会目标的公益性。
爱德面包坊在管理层面上改变原有模式，采用了商业管理模式。确立了执行董事—总经理制度，在执行董事确保面包坊公益性的同时，总经理负责市场的运营，利用盈利用于夸大培训规模，增加学员人数。
近两年不断涌现出一批国际品牌面包西点入驻南京，相对于国际品牌而言，在技术以及综合实力上明显处于劣势，产品创新进度慢，工艺古老，产出率低，而其他品牌面包坊则是流水线工厂式生产，把半成品直接配送到门店，门店只需要整形烘焙就行了。爱德面包坊的面包都是现场手工做的，从配料、打面到整形、醒发，全都在门店里做，效率低太多。
朱广铨发现公益逻辑跟商业发展逻辑形成了冲突。如果面包坊规模够大，产品能够机械化生产，就没必要雇佣智障人士;如果面包坊规模很小，一天只做几十个面团，由普通员工很快能完成，也没必要雇佣智障人士。目前，在面包坊的8位特殊学员，都会做曲奇，但无法完成做面包需要的配料、打面、整形、烘焙的全过程。如果不追求商业，他们要怎么在市场中存活？
四、发展前景：如何走出困境
社会企业定位于解决社会底层问题，并在洞察社会领域中的内在规律的基础上，通过社会创新来加以解决，这往往能够超越市场规则和权力干预，通过制度创新进而取得一定的比较优势。在爱德面包坊从非营利组织向社会企业转型过程中，想要走出以上困境，就必须进行创新。
首先是解决企业的资金问题。可以通过淘宝网、微博、团购等方式继续扩大知名度，生产出优质的商品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其次是提高店内残疾员工的工作效率和工作水平，最大程度发挥他们的特点，寻找可以简单化、细分化以及格式化的工作，通过增加每个人所能承担的工种数量，解决细分化所造成的高成本问题。同时雇佣正常员工与他们一同工作，加大生产量，同时也可以提高质量。最后，若爱德面包坊要采取以质取胜的企业营销战略，必须摆脱非营利组织下的阴影。爱德面包坊需要从营销“爱心符号”转型为营销产品和品牌，无需告诉消费者产品是智障者生产的。对于消费者而言，跟其他面包坊的产品无二样。同时可以开发多元化的周边产品，积极跨入艺术行业，让面包坊的门店为年轻艺术家提供艺术展示的空间，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维持企业运作的关键就是不断发掘市场的需求点，不断尝试新的经营模式。同时不能忘记社会企业原本的社会愿景，要以解决某项社会问题为企业使命;以商业模式来解决社会问题;透过持续创新、适应及学习的过程来追求新的商机。
参考文献：
[1] 默罕默德.尤努斯.新的企业模式：创造没有贫困的世界[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2] 余晓敏，张强，赖佐夫.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社会企业[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1）.
[3] 刘小霞.社会企业：合法性困境及出路[J]，学习与实践，2012（10）.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困境与出路 篇5
一、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现状
(一) 宏观环境会计——绿色GDP的核算与披露
绿色GDP的提出源自人们对传统GDP的质疑。GDP作为政府对国家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计量与诊断的一项重要指标, 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是否进步的最重要的标准。但GDP没有将环境和生态因素纳入其中, 从中只能看出经济产出总量或经济总收入的情况, 无法了解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因而饱受指责。绿色GDP是在传统的GDP中扣除环境成本之后的真实国民财富增量, 但扣除的环境成本具体包括哪些内容, 至今并无定论。
我国在这方面也进行了相应的探索。2006年9月,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向媒体发布《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 (以下简称《报告》) , 这是我国第一次发布绿色GDP核算报告。但《报告》只计算了一部分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 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重要部分都没有涉及, 因而并不完整。对此, 《报告》也列举了各国开展绿色GDP核算时遇到的问题:一是将实物量转化为价值量困难;二是环境价值的经济评价, 特别是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损害的经济评价问题;三是污染损失评估问题。简言之就是绿色GDP核算需要以资源和环境实物量核算为基础进行价值量核算。但环境要素并没有进入市场买卖, 使价值量核算几乎不可能。即使能找到计算资源价值的方法, 其结果也可能因为时间地点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 其可比性无法保障。由于这些问题, 绿色GDP的核算和报告仍然任重而道远。
(二) 企业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
环境会计在许多国家的许多企业都已经实施。披露的形式包括在原有的财务报表中增加环境信息的内容和独立披露环境会计报告。我国也有部分企业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或者专门的企业环境报告中披露环境信息, 但披露的信息不可比。与绿色GDP一样, 企业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也面临着确认与计量难题。许多人“借鉴”环境经济学, 介绍了市场价值法、替代市场法等方法和一些复杂的数学公式, 计量对象往往是森林、矿产等公共自然资源。这些方法适用于宏观环境资源评估, 但企业环境会计的计量必须采用简单易行并尽量一致的方法, 这些复杂的方法很难被一般会计人员掌握并低成本地使用。
罗伯格瑞和简贝宾顿认为:大多数公司和会计师不愿意采取自愿披露的方式, 只有法律明文要求, 公司才会改善报告质量。这一论断得到了肖华、李建发 (2002) 调查数据的支持。他们认为, 由于没有现成的环境会计准则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规定可以依据, 企业在近期内不会主动披露环境会计信息。
对于大多数公司而言, 现在引进环境会计的原因在于成本与效益变化的逻辑结果, 而不是因为绿色理想主义。尽管鼓励组织注意“三维底线” (社会影响、经济影响和环境影响) , 但财务底线仍然左右着企业的思维, 而且当今仍是企业行动的主要动力。
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陷入困境的原因
(一) 环境压力不够——不情愿的披露
解释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原因最被人接受的理论是外部压力论。该理论认为, 绝大多数企业之所以披露环境会计信息, 是迫于来自法规及企业相关利益方的压力, 是试图通过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行为向社会传达一个企业关注环保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社会形象, 确立企业在行业中的竞争优势, 很少有企业是出于纯粹的理想主义。这一理论对宏观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同样适用, 绿色GDP的核算和披露直接影响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 从而影响其利益。
从国外实践来看, 发达国家一般都立法规定了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 环保执法和处罚力度很大, 其中对上市公司和强污染行业公司的监管更严, 给相关公司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而我国一直缺乏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条件, 直到1998年才设置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目前, 我国虽有环境保护法, 但环境保护往往屈服于经济发展的需要, 衡量环境保护社会意识的重要标志——环保NGO组织为数甚少, 影响力也还不足, 这些都意味着外界给环境信息披露主体施加的压力不足, 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也就不可能主动。
(二) 环境会计信息——货币计量难题
货币计量是会计的基本假设之一, 但环境会计的出现对这一基本假设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从各国环境会计的发展来看, 美国的环境会计是以货币计量为中心, 欧洲是以非货币计量为中心, 日本在2000年之前主要是非货币计量, 之后实行双重计量模式。总体上, 西方国家相关研究更加重视用实物量进行披露计量。用实物量计量解决了环境影响难以货币化的问题, 却又导致了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实物量之间不能比较, 因此这种信息实质上是没有价值的。实物计量的信息不具备相关性, 货币计量又不便计算, 即使计算出来也不客观。尽管排污权市场交易部分解决了这一问题, 但目前并没有得到推广。
(三) 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成本与效益的衡量
由于上述环境会计在实物计量和货币计量方面都存在不可弥补的缺陷,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地。许多学者呼吁要加强环境会计准则制度的建设。这种建议强制披露的出发点无疑是正确的, 但会带来两个新问题:第一, 强制披露出来的信息是否可以验证, 如何验证, 验证的成本是否小于效益;第二, 是否会导致会计超载。
准则制定机构发布大量的准则, 目的是不留下过多的判断和减少与会计原则相涉的诉讼数量;为保护公众利益和帮助投资者个人, 产生了各种各样、数目众多的政府和专业性规章制度与披露要求;为更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 需要更为详尽的准则和披露, 结果就出现了复杂和麻烦的情况。指令性的公认会计原则无论其数量、复杂程度以及专业性方面都有所增加, 无论是对大企业还是小企业而言, 对其编制财务报表的成本都产生了影响。环境会计的会计准则制定, 无疑将加重会计超载的程度。
事实上, 会计被认为是一种源自经济活动的商品, 它之所以存在, 是因为特定的信息存在着需求, 会计人员乐意并有能力生产它。企业环境会计目前仍不符合这个条件。由于环境成本及其经济影响计量的困难, 披露环境信息的成本过高, 加上其他相应的顾虑, 导致相应的会计主体不愿意披露相关信息。
三、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对策
(一) 多管齐下, 施加环保压力
环境会计的发展, “功夫在诗外”。要使企业在决策中考虑环境因素, 需要外界给予足够的压力, 在一切为GDP服务的经济环境下, 在一个环境污染不受惩罚的法律环境下, 没有企业只是出于道德上的自律去主动采取环境保护的措施。环境会计要发展, 必须在法律、行政、舆论各个方面施加强大的压力, 包括: (1) 及早启动对于环境污染的民间诉讼立法。民众的诉讼对企业是最大的威慑力量。建立一个完备的民间诉讼赔偿机制, 势在必行。 (2) 各级政府在治理污染的问题上态度不坚决, 为经济发展而牺牲环境, 纵容了企业违法排污的行为, 使污染问题没有得到根本遏制。因此在制定较为完善的环境法律体系的同时, 还应加强法律规章的执行力度, 政府应采取坚决的态度严惩违法企业与部门。 (3) 加强环保宣传和教育, 这方面可以借鉴日本一些企业的做法。
(二) 推行绿色GDP的核算
人民是整个国家环境资源的所有者, 政府代替人民行使管理权, 因此, 宏观环境会计信息的主要使用者是政府。政府作为环境的管理者, 对环境保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实施绿色GDP, 主要是将其纳入现行政府官员考核体系, 使行政系统对此提高认识, 通过行政系统的传导作用, 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我国绿色GDP的推行固然有技术上的障碍, 但最大的问题仍然是地方政府的不合作, 这是因为推行绿色GDP会改变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 影响其利益。必须意识到, 宏观环境会计信息的最重要的目的不是精确地对环境成本进行核算, 而是从机制上唤起相关群体的重视。绿色GDP的推行与否, 直接验证各级政府是不是真正践行科学发展观。
(三) 推广排污许可权交易
解决环境会计信息质量不高的问题, 一个解决方案是审计, 通过独立的第三方对信息提供鉴证服务, 以提高信息含量, 但这同样面临着环境会计的核算难题, 因此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另一个解决方案是对激励机制进行创新, 使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尽可能重合, 让代理人有动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采取有利于委托方的行为。笔者认为, 环境信息披露的重点应该适时转移到第二种方案上来, 即致力于提供相关的激励机制。由于污染具有外部性, 因而经济学家认为可以通过经济手段使企业为污染付费, 有效地解决外部性带来的市场失灵, 并达到让企业减少排放的目的。各国政府除了采用行政指令控制手段和法律手段来控制企业和其他污染源的污染物排放外, 出于效率的考虑, 各国越来越倾向于采用经济激励手段。如通过收取排污费、排污权交易等手段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 以寻求用较低的治理代价, 减少社会污染物的排放水平, 从而实现环境质量的不断改善。
排污权交易出于这样的构想:为了实现对污物排放的有效控制, 政府作为社会的代表和环境的监管者, 可以向污染者出售一定的污染权, 这种权利可以在持有污染权的污染者之间交易。这样, 通过市场交易潜在的“污染权”, 最大限度地实现对环境污染的总量控制, 并且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对“污染权”的优化配置, 提高全体排污者的总体经济效益。
交易排污许可证制度通过引入市场, 较好地解决了环境会计信息货币计量困难的问题,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逐步得到实践和应用。在我国, 上海黄浦江水源区在20世纪80年代就出现了初步的排污权交易, 上海、深圳等地也在积极探索可交易排污许可证制度在污染控制方面的实践应用。但目前排污许可权交易还在探索中发展, 我国也远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排污许可权交易平台。
(四) 重视企业环境管理会计
企业会计可以分为对外披露会计信息的财务会计和主要针对企业内部管理的管理会计。由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还存在许多短时间内难以解决的技术问题, 因此加强环境管理会计的研究也不失为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环境管理会计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公司内部成本, 不包括企业难以确认的外部社会成本或外部环境成本;强调与环境有关的成本, 如废弃材料的损失价值、废物管理成本;强调以实物量表示的材料和能源流动的信息;强调在环境管理中的运用, 但也可用于企业内部管理和决策的许多领域, 并日益用于外部报告。环境管理会计的主体是企业自身, 企业对自身的情况最为了解, 出于管理的需要而进行环境成本的核算, 无疑是最切实可行的。目前, 西方学术界对环境会计的研究, 特别重视环境问题的管理决策与控制, 主要将环境问题视为环境管理会计重点考虑的内容, 因此, 格外重视环境成本、环境影响内部报告。环境管理会计能够为企业决策提供一整套方法依据, 使企业在决策时考虑环境因素, 从而从源头控制对环境的不良影响。
参考文献
[1]艾哈迈德·里亚希·贝克奥伊著, 钱逢胜等译:《会计理论》,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罗伯·格瑞、简·贝宾顿著, 王立彦、耿建新译:《环境会计与管理》,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史迪芬·肖特嘉、罗杰·布里特著, 肖华、李建发主译:《现代环境会计:问题、概念与实务》,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郭晓梅:《环境管理会计研究——将环境因素纳入管理决策中》, 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5]耿建新、房巧玲:《环境会计研究视角的国际比较》, 《会计研究》2004年第1期。
[6]牛文元:《“绿色GDP”与中国环境会计制度》, 《会计研究》2002年第1期。
[7]葛家澍、徐跃:《会计计量属性的探讨——市场价格、历史成本、现行成本与公允价值》, 《会计研究》2006年第9期。
[8]李连华:《论环境会计的概念及学科特征》, 《当代财经》2000年第7期。
环境艺术设计的困境与出路 篇6
1、环境设计手法单一, 缺乏特色
近年来千篇一律的建筑, 陈陈相因的室内装饰, 毫无特色的公共空间。这些苍白的环境, 使许多城市都陷入毫无特色的窘境中。当代环境艺术设计应该使我们的生存环境从这种窘境中解脱出来。欧美发达国家的广场、剧院、议会厅及其它公共空间极少有雷同的, 家庭装修也是如此。因其个性化, 其环境才能不断地给人以鲜明印象, 并以此散发出勃勃生机。
2、环境设计中自然因素关照不够
城市化的必然结果是人类逐步远离自然。虚妄的“自然主义”的意识, 驱使人类试图独立于生态系统和自然环境之外去考虑规划和设计。当今城市到处是高楼大厦、广场、立交, 让人觉得自然离我们好像越来越远, 我们周围的环境不再那样的舒适、和谐。比如, 在我国一些流经城市的河道治理与滨水空间的设计中往往都采用混凝土的砌筑护堤。当然这种设计的前提主要是满足防洪、排污的功能, 但类似的设计显然有只注重功能的满足, 没有考虑到它在环境整体中的自然属性和人性。
3、本末倒置使设计构思受到限制
我们的周围有许多看起来奇怪的东西, 如与环境格格不入的富丽堂皇的酒店, 为弥补规划失误, 而随便添加离题太远的雕塑作品乃至水体绿化;同一个公园里风格不统一, 形形色色的建筑零乱分布;一些具体施工中, 盲目选择高档装修材料来掩盖设计的缺陷……这些表面的装点办法, 绝非正确之道, 只能带来不良的后果。倘若设计没有着眼于或没有体现其整体空间构思意境内在联系的话, 则会导致东拼西凑、杂乱无章、乱贴材料等毫无章法的肤浅效果。
4、环境艺术设计过程中公众参与力
度不够
我国目前的环境设计, 无论是广告设计、市政设施设计、建筑设计、绿化设计等, 都是由个人或单位来设计施工, 在征求市民的意见与想法方面有一定的欠缺。某些环境设计变成了长官意志的产物或者设计者宣泄个性的场所。环境艺术的整体性与复杂性决定了它必然要进行多方协调、共同参与。在日本, 公共环境设计过程中设计事务所首先要派调查员深入到使用者中广泛征求使用情况及意见, 并在调查的基础上形成设计方案。即设计首先要满足人们的使用功能和心理要求, 然后再发挥其设计者的创造性。
二、环境艺术设计的出路
1、重视自然景观与实用功能的完美结合
环境艺术中的自然景观设计具有多种功能, 主要可以归纳为生态功能, 心理功能, 美学功能和建造功能多种。生态功能主要是针对绿色植物和水体而言的, 在环境中他们能够净化空气, 为人们提供新鲜的空气, 调节气温湿度, 降低环境噪音等, 从而成为较理想的生态环境。环境中自然景观可以使人获得回归自然的感觉, 使人紧张的神经得到松弛, 情绪得到缓解;同时还能激发人们的某些认知心理, 使之获得相应的认知快感。至于自然景观的审美功能, 早已为人们所熟识。与此同时, 自然景观也常用来对环境进行美化和装饰, 以提高环境的视觉质量, 起到空间的限定和联系的作用, 发挥它的建造功能, 而且这种功能与实体建筑构件相比, 常常显得更有生气, 更有变化, 更有魅力, 更有人情味。
2、在设计中注入文化内涵
环境艺术设计不仅仅是单纯的绿地规划、设计要素的堆砌, 更重要的是对设计有整体风格的定位。因此, 景观设计应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审美意境。当代的中国环境艺术设计应借助于传统的人文环境与其周围的建筑物、街道、周围环境, 共同构成一个艺术环境文化活动的中心。比如, 在设计文化广场时, 注重设计的文化内涵。将不同文化环境的独特差异和特殊需要加以深刻的理解与领悟, 设计出该地域, 该文化环境下, 该时代背景的文化艺术环境。文化环境在具体的情况下, 有许多不同的表现, 例如:历史文脉、传统民俗、乡土风情、源与流、宗教、童话、神话以及纪念性的、闻名的、怀古的、原始艺术、人类的能量、文学与书法、诗意、符号学等等。
3、将现代科技引人现代环境艺术设计
在当代环境艺术设计中, 强调高新技术成果的有效利用, 以及环境艺术设计自身的科技含量, 将会成为优秀的环境艺术的重要标志之一。另外, 生态科技的发展是促进今天环境艺术设计进步的重要动力, 在实践中创造出一系列实用又有环境艺术价值的技术手段, 它带来的新技术是促使当代景观面貌改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例如, 在设计项目中使用建造绿色材料, 将会逐步取代传统的建材而成为建筑材料市场的主流。
三、结束语
尽管近年来我国的环境艺术设计存在着许多问题, 但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在中国民族传统五千年文化的基础上, 吸取人类新的科技成果, 创造解决当前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危机与环境问题的新的设计文化, 必将成为环境艺术设计发展的趋势。
参考文献
[1]杨文会:《环境教育艺术》[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1]杨文会:《环境教育艺术》[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
浅析如何走出我国环境司法的困境 篇7
近年来,国家对环境污染问题越发重视。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聚焦依法治国,提出用“最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据相关资料显示,截至2014年12月9日,全国共有20个省(市、自治区)人民法院设立了环境资源审判庭、合议庭、巡回法庭,合计369个。[1]目前,有着全国影响力的多个环保公益诉讼案件正在审理中。2015年1月1日,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开始实施。
不容忽视的是,虽然政府致力于环境保护工作,但是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却依然频发,雾霾天、黑水河、黄沙地事件屡见报端,环境群体性事件与环境纠纷与日俱增。此外,虽然我国成立了300余个环境法庭,但是大多数却面临着“无案可审”的局面,环境资源审判法庭形同虚设,环境司法亟待走出困境。
二、环境司法困境产生的原因
1. 环境法的特殊性导致在传统判案规则的庭审中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
大多数的环境侵权案件,主要的侵权行为集中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方面,这些侵权行为侵害的对象不仅包括人们的健康、财产、精神,还有环境。这种环境侵权的后果涉及个人、集体和社会的利益,存在直接损害与间接损害,实际损失与未来风险等多重后果。如果运用传统的判案规则来审理此类复杂难测的环境侵权案件,很有可能导致“案难结,事难了”。[2]
2. 环境保护领域的“执法不力”现象广受诟病
常言道,徒法不足以自行。已经制定的大量环境法律法规得不到有效的实施是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执法过程中存在的一个通病。目前中国制定的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30多部,实施的法律涵盖多个特定的污染防治、资源保护领域,如《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另外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自身管辖区域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制定了大量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可以说,中国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已经趋于完善,环境法体系逐渐建成,能够达到“有法可依”。但目前中国的环境污染却不见显著改善,反而污染事件频发,这与在执法过程中普遍存在“执法不力”的现象不无关系。
3. 政府信息公开不及时,公众与政府沟通度低
纵观近几年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力的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如陕西凤翔“血铅”事件、松花江特别重大水污染责任事件、兰州自来水苯含量超标事件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政府掌握的信息没有及时公开的问题,从而造成公众恐慌。虽然新环保法专章规定了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但是具体的实施效果还有待考证。另外,在一些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前,一些群众曾多次上访,联系有关的管理部门,提出治理或者赔偿诉求,但是由于问题得不到解决,他们中不少人会选择较极端的方式来维护自身权益,这不仅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同时更会弱化政府的公信力,让公众对政府失去信心。
三、解决我国环境司法困境的途径探讨
1. 建立环境专门法院,推进环境司法专门化
环境污染案件复杂疑难,审判难度较其他民刑案件大,虽然目前已建立大量的环境资源审判法庭,但传统的审判规则已不能适应环境污染案件审理的需要。因此,除了目前已建立的环境审判资源法庭和环境诉讼专门制度之外,还应建立环境专门法院,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环境审判程序,加快培训法官,提高法官的职业素质和办案能力。针对目前很多环境诉讼案件存在的区域广、案件复杂、涉案人员多等问题,可以参照最高院的巡回法庭设置,实现环境案件的跨区域管辖。此外,积极推进海事法院主管流域污染案件试点,形成符合生态环境规律的案件管辖与审理体系。[2]
2. 完善法律,增强执法可操作性,建立执法追责纠错制度
一方面,完善与环境污染相关的防治法律规范。每个行政区域应根据本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能力就每种具体污染物质的排放量制定更为严格的排放标准,将标准尽量细化,实行有差别的区域排放标准,加强环境监管和执法力度,增强执法可操作性。另一方面,针对执法过程中的执法不履行、违法执法和不当执法等行为,建立严格的执法追责纠错制度,将过错追究细化到个人,确保执法得当,减少因执法不力所造成的重大损失,提高政府公信力。
3. 注重环境污染事件的信息公开,强化公众参与
在推进环境司法进程中,应建立和完善信息公开制度,明确各机关部门的职权范围及执法程序,及时公布处理环境污染案件的侦办进度、侦办结果及信息反馈等,接受公众和媒体的监督,切实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使公众监督贯穿政府权力运作的全过程。另外,政府执法人员需重视群众的信访或上访诉求,保障公众充分的话语权,对公众的合理诉求应当重视,并及时调查和解决,将可能存在的危害社会和谐的环境污染事件彻底根除。
四、结语
目前,虽然国家和政府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不断探索,建立了环境资源审判法庭,环保公益诉讼案件也走进人们的视线,取得不错的成效,但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仍不容小觑,环境治理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摘要：我国环境污染问题形势严峻,虽然我国对其进行了立法规制,但我国环境治理仍存在许多困境。通过对我国环境司法现状及困境产生原因进行分析,作者认为,完善法律,增强执法可操作性,建立执法追责纠错制度;注重信息公开,强化公众参与;结合目前我国环境诉讼案件的特殊性,建立环境专门法院,推进环境司法专门化建设等措施才能解决我国环境司法现存的困境。
关键词：环境司法,司法现状,途径探讨
参考文献
[1]杨青.环境司法[N].人民法院报,2015-01-05.
社会环境困境 篇8
关键词：支付结算,金融生态环境,调查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 “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用十七大精神和科学发展观指导农村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 优化农村地区支付结算环境, 推行新型支付结算工具, 对活跃农村地区社会经济活动, 提高资金周围效率, 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分析某县域地区支付结算环境所面临的现状, 提出优化农村地区支付环境的对策建议。
一、农村地区支付结算所面临的困境及原因
目前, 县域金融机构支付体系保持平稳、高效运行, 有力地支持了县域经济发展。非现金支付工具推广应用进一步增强, 支付系统业务量快速增长, 促进了经济金融资金的高效运转, 银行结算账户稳中有升, 经济活跃程度明显增强。但是, 由于种种原因, 农村地区支付结算环境还存在诸多制约因素。致使农村地区支付结算方面存在现金收付仍然是支付结算的主要方式、农村非现金支付发展较为缓慢、非现金支付工具以银行卡和汇兑为主、新型支付工具推广应用困难等特点。分析上述困境存在的原因, 归纳起来, 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 制度设计和安排与客观实际出现脱节。
主要表现在:一是相关法规条款不具体, 可操作性不强。目前, 已颁布实施了《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人民币管理暂行条例》等支付结算法规制度, 对加强支付结算管理工作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随着经济金融的快速发展, 个别条款已不能完全适应当前支付结算工作的需要, 制约了支付结算业务的健康发展。二是支付结算监管机制不协调, 职责履行不到位。金融机构之间的客户资源竞争淡化了现金管理, 开户银行对开户单位的现金管理制度流于形式, 使现金结算居高难下, 非现金结算受到严重冲击, 一些新的支付结算工具无法得到广泛使用。三是支付工具设计与对自身的推广产生制约。一些票据, 如银行汇票、商业汇票, 其要式性和文义性较强, 填写签章稍有不慎, 便会导致票据无效或票据权利丧失。有的甚至因简单的书写不符合过于严格的规范要求, 导致票据作废, 客户认为太苛刻。
(二) 支付结算环境主体和客体还有不适应的地方。
一是农村金融机构单一, 金融服务力度不足。在县城的企事业单位, 有的如社保资金、担保基金有明文要求在国有商业银行存储, 农信社和邮政储蓄银行不能办理, 加剧了金融服务在农村地区的缺失。二是支付结算宣传力度不够, 新型结算工具未得到有效推广。长期以来, 由于农村地区的结算环境较差, 结算基础设施相对落后, 结算工具得不到有效推广。加之银行对结算知识的宣传力度不够, 导致农村地区结算知识普及程度非常低。三是观念陈旧, 社会公众对非现金支付工具认识上存在偏差。对银行卡、网上银行、支付系统等新业务以及银行的有关制度规定了解不够。还有一部分客户出于逃避监督的目的, 不愿意使用非现金结算工具。在对电力、通讯、公用事业等单位的调查座谈中了解到, 直接原因是观念跟不上, 对新型支付工具心存疑虑, 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非现金支付工具的吸引力不大。四是外出务工人员的偏好与农村地区金融体系缺位之间的矛盾, 影响非现金支付工具推广应用。由于务工人员所在城市都是大中城市, 当地的金融机构众多, 支付结算工具和支付结算银行可选择余地大, 而一些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服务相对国有商业银行、农信社、邮政储蓄银行更具有竞争优势, 对务工人员劳务收入存取具有较强吸引力, 而在家乡所在地又没有相应的金融机构, 使务工人员在选择支付结算银行处于两难境地。四是农村地区结算体系不健全, 非现金支付工具覆盖面不广。由于商业银行在广大农村的业务收缩, 农信社已成为农村地区支付结算的主渠道。但是农信社直达通汇网点少, 结算层级多, 除了传统的汇兑、支票、社内往来外, 新型支付工具仅开通银行卡, 支付结算供求矛盾突出。一些个体工商户和广大农民, 对非现金支付工具和结算方式的内涵不熟悉, 支付结算工具选择余地小。邮政储蓄银行也存在跨系统异地汇款要经过其他金融机构进行二次录入, 影响客户资金周转效率。五是财政资金结算渠道不畅, 支付系统资源利用效率低。目前的公共财政体系建设和政府收支分类、财政单一账户改革, 使公共服务的资金支持需求猛增。国库核算系统与支付系统的平台具有较强的超前性。但是, 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 国库办理移民资金、养老金、农民粮食补贴等专项资金直接支付还在于推广尝试阶段, 现有的财政资金从财政部门到款项收取人之间的环节多, 效率低, 当前先进的支付系统资源仍然不能充分利用。
二、改善农村地区结算环境的建议
1.加大支付结算知识的宣传力度。
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及农村金融机构要为农村地区普及支付结算知识做好宣传工作, 要农民冲破陈旧观念的束缚, 打破传统习惯, 使他们认识到使用非现金支付工具带来的方便、快捷。同时要使他们了解各种非现金支付工具如何使用。农村地区的政府在努力发展当地经济的同时, 应注意向农民普及金融知识, 提高农民的理财意识。把金融知识纳入到农村干部培训内容, 切实补充农村地区居民金融知识, 逐步培养农村居民的理财意识和非现金支付习惯。农村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要提高自身素质, 在支付结算工具的宣传和实际应用中, 学在前, 用在前, 发挥好示范作用。
2.健全农村多元化金融服务体系。
在农村增设金融机构网点, 加快金融组织体系建设, 成立村镇银行、支付结算中介组织, 在农村构建一个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体系, 不断促进农村地区金融环境的良性竞争, 以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不足、金融网点覆盖率低以及竞争不充分等问题。
3.增加农村地区支付结算基础设施投入。
不断完善农村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建设, 缩小城乡金融发展差距。当前, 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都应抓住改革契机, 加大在支付结算体系建设上的投入力度, 改善乡镇网点办公环境和业务系统用设备和网络, 在银行卡使用率较高的乡镇布设ATM、POS机以改善银行卡受理环境。尽快将乡镇信用社接入现代化支付系统。
4.拓宽支付结算信息空间。
全面开展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活动, 增强全社会的信用意识, 优化社会信用环境;加强征信体系建设, 健全完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进行银行业务系统整合, 实现系统资源共享, 提供企业和个人信用报告网络查询服务、个人信用资信认证、企业信用等级评估和信用咨询服务, 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 切实防范信用风险;提高防伪技能, 防范技术风险;降低非现金结算成本, 切实扩大推广使用范围;降低支付结算成本, 逐步推行现金结算的收费控制措施, 根据现金使用的不同用途和不同额度实行不同的收费标准, 增加现金结算成本, 达到抑制现金使用的目的, 严格执行支付结算统一收费标准, 切实保护客户的合法权益。
5.加强支付结算违规行为监督检查。
进一步明确人民银行的支付结算监管职能, 强化分支机构的支付结算监管权, 成立专门的监管机构, 充分发挥中央银行的支付结算监管职能。建立人民银行与银监部门之间结算管理信息共享机制, 定期召开结算工作联席会议, 形成有效的监管协调机制。要强化金融机构的现金管理和反洗钱职能, 加大现金管理力度, 维护正常的结算秩序, 促进现代化支付体系稳健运行。
6.统筹规划支付工具的设计和创新。
建议支付结算主管部门统筹整合资源, 充分考虑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状况, 开发、设计、创新新型现代化支付工具。加大业务创新, 大力推广运用多种非现金支付结算工具, 逐步健全完善以汇票、本票、支票、银行卡“三票一卡”为主体, 以电子化支付工具为发展方向, 适用多种经济活动需要的先进的、多样的、安全的、快捷的支付工具体系, 不断丰富支付结算品种。积极稳妥地推行“支票圈存”业务, 减少支票收妥抵用环节和时间, 提高服务质量。在一些现金结算量大的交易市场推行定额和不定额银行本票, 以适应不同层次、不同交易特点的个体私营者的结算需要。稳步发展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汇票业务, 推动商业信用健康发展, 不断提高其非现金支付结算工具的使用率, 拓宽结算渠道。进一步完善现代化支付工具的功能, 扩大使用范围, 实现购物消费、缴税付费“一卡通”或“一本通”, 着力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建立国库直接支付通道, 提高公共财政资金服务体系效率。切实落实银行账户实名制, 大力推行公务卡, 减少现金交易。
参考文献
[1]黄厚兴, 黄少青等.农信社支付结算的制约因素与化解对策[J].金融会计, 2005, (9) :28-31.
[2]人行济南分行课题组.推广和改进支付工具使用, 促进商业食用健康发展[J].中国金融, 2006, (6) :64-66.
[3]欧阳卫民.全面推进中国支付体系现代化[J].金融会计, 2008, (4) :20-24.
[4]高阳宗.我国支付服务市场中存在的问题与建议[J].金融会计, 2008, (4) :25-32.
社会环境困境 篇9
一边是“垃圾围城”窘境困扰我国近2/3的城市，另一边是社会公众对各地公共环境项目的默契抵制。各地政府对于公共环境项目“一闹就停”，然而，“垃圾围城”仍在继续，拖延战术无法彻底解决问题，更可能引发环境压力到达临界点之后的全面崩盘。
首先，政府应当明确一个理念：与填埋的处理方式相比，垃圾焚烧“具有无害化效率高、处理速度快、工程用地省、残渣少等优点”。垃圾焚烧厂必须建，这是促进环境保护、破解“垃圾围城”的重要举措，不容置疑。其次，在向公众全面公开垃圾焚烧厂技术标准、管理制度等信息的基础上，政府应当吸纳公众代表组成选址委员会，通过公开、民主的讨论确定项目选址。最后，严格落实责任追究、责任倒查机制，一旦项目出现环境污染等问题，上到当地政府领导下到具体项目责任人都要受到法律追究，真正让公众吃下定心丸。此外，政府领导、公职人员可以带头搬到垃圾焚烧厂附近居住、工作，用实际行动证明项目安全性。
其实，社会公众对公共环境项目的质疑只是冰山一角，水面下隐藏了政府公信力缺失的时代之痛。如何真正尊重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重树政府公信力，是各地政府要下大力气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惠州市而言，不妨就拿垃圾焚烧厂项目作为一项“民心工程”，全程公开、吸纳民意，用一份百姓满意的政绩答卷赢得公信力。
（《检察日报》）
农村环境治理的困境与对策分析 篇10
关键词：农村,环境治理,困境
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国家惠农政策的实施, 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农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由于发展过程中对环境保护的疏忽, 伴随着经济发展, 农村生态环境破坏、农业生态环境恶化、农村生活环境呈“脏、乱、差”的样态。在这种情况下, 农村环境已经成为制约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 农村环境治理已经迫在眉睫。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要努力建设美丽中国, 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强调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这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抉择, 是在发展理念的与发展实践的重大创新。新的时期对农村环境的治理与保护是推进农村现代化变迁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加强农村环境治理对于促进农村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农村环境治理的现实困境
(一) 农村环境的持续恶化制约农村社会的发展
近来年来伴随着经济发展, 农村生态环境持续恶化。随着各种农业生产资料的应用, 给土壤及地下水资源带来极大的危害。由于农药、化肥、农膜的大量应用, 中国1.5亿亩耕地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土壤耕种能力对化肥、农药的依赖性增大。在农业耕种过程中大量的农药使用造成农作物药物残留问题, 农产品质量下降。虽然农村社会的生产方式与经济水平大幅度提高, 但是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仍停留在传统阶段, 生活垃圾随处倾倒, 白色垃圾随处可见。很多地区的池塘都受到生活垃圾的污染, 农村整体环境呈现“脏、乱、差”的景象。一些污染大的企业向农村地区转移, 如造纸厂、化工厂等污染大的企业污水随意排放, 对地上河流、地下水资源等造成极大危害。如一些化工厂急于追求经济利益, 不顾环境危害, 将污水直接排向地下, 由于地下水的隐蔽性, 一时难以发现, 但是对农村整体地下水资源的危害确是毁灭性的, 造成了农村生态环境的恶化。
(二) 重城市、轻农村的环境治理政策导致农村环境治理缺位
由于农村地区幅员辽阔, 长期以来农村地区的环境污染一直处于隐蔽状态, 在中国的发展战略中, 一直对城市环境治理工作高度重视。在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 对于农村环境污染的严重态势缺乏科学、客观的认识。加之地方政府发展理念中的重经济因素的偏向, 导致对农村环境治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一方面, 农村是城市工业生产的原材料和自然资源的输出地, 消耗了农村大量环境资源。另一方面, 由于城乡产业结构的不同, 城市环境排放的废物远远大于农村, 不断向农村转移, 导致农村环境不断恶化, 而由此造成的损失, 城市并未向农村按“谁污染, 谁治理”原则支付治理补偿费。 一些农村地区成为环境污染的受害者, 并未得到应有的补偿。中国的“排污收费”制度, 一些污染物排向农村却不包括在治理范围之列, 并且对于农村小水体、水源地、耕地等治理和保护也未加考虑。作为环境治理的政策长期主要用来治理城市环境, 对广大农村环境的治理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地位[1]。
(三) 缺乏农村环境治理的机制
中国环境治理的主要工作集中在城市地区, 对农村环境关注较少。在中国城市地区, 基本上建立了完善的环境治理机制。在广大农村地区, 环境治理机构不健全, 农村环境治理、监督体制不完善。这源于多年以来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体制, 以及对农村环境问题的忽视。政府在农村环境领域的公共管理职能长期缺位, 未能充分发挥市场在农村环境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环境利益是一种公共利益, 个人或企业不能代表公共利益, 只能由公共的权力机关来代表公共利益。 在环境治理的框架中, 政府不但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公共的利益, 而且基本垄断了环境制度的供给, 应当充分发挥公共管理职能, 积极推动农村“环境良治”的实现。因此应发挥政府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主体作用, 在政府的引领下, 发挥群众在环境治理中的监督作用, 积极参与到环境治理的行动中来。
(四) 农村居民环保意识仍需提高
长期以来, 农村居民一直沿袭传统的生活方式, 他们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 对环保的知识掌握不足、环保意识较弱。 在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他们大多关注自身经济条件的提高。对环境的重要性并未上升到重要地位, 甚至一些居民认为环境保护是政府的事情, 与居民无关。在这种错误的认识下, 难以发挥环境治理的主体与监督作用, 导致环境治理难以收到科学的反馈信息, 环境治理效果较差。
三、对策分析
(一) 以政府为主体切实加强农村环境保护的意识
随着经济发展造成的全球生态环境恶化, 环境问题被世界各国广泛关注。以可持续发展观为引领, 生态文明观、环境公平观、环境正义、与自然和谐相处等环境保护新理念开始深入人心。在此背景下加大环境治理和保护力度, 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成为当前农村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之一。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农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应以政府为主体, 贯彻科学发展观的理念, 切实加强农村环境保护的意识, 强化环境观念。转变过去经济发展优先忽视农村环境保护的不合理的思想, 树立环境是农村发展的根本的理念, 在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基础上切实维护农村居民的环境权益。
(二) 以政府为主导, 建立多方参与与监督的环境治理体制
环境治理是一项长期工程, 作为公共事务的代理人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 根据国家发展的长期战略制定农村环境治理的目标体系。以政府为主导, 建立多方参与与监督的环境治理体制。对环境治理的力度纳入政府考核的主要目标, 同时在地方发展中坚持环境为本的发展策略。在环境治理过程中, 农村居民及各级组织既是环境保护的参与者, 同时也应积极发挥他们的主体性作用, 提高农村居民的环保意识。把环境保护与社区发展结合起来, 让村民在环境治理中监督治理的效果, 并积极参与到环境保护、环境治理的行动中来。
(三) 健全环境治理的法律法规
从目前来看, 农村环境治理缺乏完善的法律体系。虽然在某些方面存在环境保护的法律条文, 但是总体来看, 呈碎片化的状态。因此应从农村长远发展的角度, 逐步健全农村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制定针对性强、操作性强的农村环境保护法律是改善农村环境状况、加强农村环境监督管理切实有效地防治农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法律依据。为了适应农村环境保护的需要, 尽快修改完善农村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相关内容, 建立健全农村居民环境权益诉求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同时健全和完善权利保障法律机制, 使农民在农村环境保护实践中发挥更大作用。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农民的各项环境权利, 这是实现农民参与环境保护的法律基础和根本保证。在微观层面, 对于农村环境治理应该以村委单位, 建立建立农村环境保护规章制度并有效落实制度。
四、结论与讨论
自然环境是农村和谐发展的根本保证。中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导致生态环境急剧恶化。 农村环境已经成为制约农村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 农村环境治理已迫在眉睫。要改变传统的发展理念, 通过多种形式提高农村居民的环保意识, 以政府为主导, 建立多方参与与监督的环境治理体制。从农村长远发展的角度, 逐步健全农村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制定针对性强、操作性强的农村环境保护法律, 发挥农村居民环境监督作用。 建立健全农村居民环境权益诉求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
参考文献
[1]李书舒, 陈锐.农村环境治理关键问题分析[J].生态经济, 2012, (6) :186.
[2]李宾, 张象枢.优化中国农村环境治理机制的主要途径[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2009, (3) :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