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困境（精选10篇）
精神困境 篇1
摘要：现代大学精神的重构面临价值困境、制度困境和管理实践困境,而要消除这三大困境,就必须重塑人文价值理性,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去除大学行政化弊端。
关键词：大学精神,人文价值理性,现代大学制度,去行政化
大学精神是大学自身内在孕育形成的具有独特精神气质的文明成果,其内涵包括自由独立精神、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考察我国大学发展历史和现实不难看出,大学精神的传统价值元素正在被市场经济所改变,伴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到来,大学精神的新理念新价值也在逐渐生成,因此,重构现代大学精神,已成为我国大学发展的时代性课题。
一、大学精神重构之困境
就目前中国大学发展之现状来看,大学精神重构主要面临三大困境:一是价值困境,二是制度困境,三是管理实践困境。所谓“价值困境”,主要是指大学精神陷入了媚俗化泥潭,越来越趋于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其最显著表现形式是高校官本位和学术功利性意识的日益膨胀化,对于大学而言,本是研究学问探求真知的场所,教师应以治学传道授业解惑为主业,可现实并非如此,相当多的大学教师热衷于做“官”,过分追求“名”和“利”。大学里潜心学术者少,把学术当作追逐名利之途径者多,学术在功利主义的驱使下越来越失去其本真意义。这不仅降低了学术的品位,而且更是对大学精神的无情践踏。长期以来,大学精神缺乏正向的价值导引,越来越陷入“价值”的困境。
所谓“制度困境”,主要是指大学的主事者们片面追求规范化管理,针对大学的各种事项,各个环节都设计了详细而全面的规章制度。从管理科学的角度来看,如此设计无可厚非,但从大学教育独有的运行规律而言,如此缜密的制度设计往往扼杀大学教育的“人文”性,对于教师和学生个性的发展与成熟而言,自然弊大于利。更为重要的是,过分依赖于制度化管理会造成大学生活的单调与乏味,使大学生活失去浪漫主义色彩。更何况,现实的大学校园深受社会“人情关系”的冲击,往往使大学的各种规章制度在执行的实践中大打折扣,最终陷于形式主义的“桎梏”,为了迎合或无奈遵循形式主义的逻辑,生活在大学里的教师或学生变得如同钟摆一般,每日里只顾按照各种规则摆来摆去,这显然不利于大学精神的形成,更谈不上大学精神的弘扬。当前大学的教学制度、考试制度、学生日常管理制度等形式繁杂,名目繁多,很多规定都带有“专制”的色彩,不仅束缚学生个性的培养,更是扼杀着学生的创造力和自主性。这些弊端无疑是现代大学精神重构的现实困境,要建构现代大学精神,就必须打破这种“制度困境”。
所谓“管理实践困境”,主要是指大学管理的高度行政化倾向。大学管理的高度行政化倾向是我国高等教育转向内涵式发展进程中的一大弊端,也是必须加以解决的现实性问题。我国大学现行管理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虽经三十多年来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其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政府大包大揽高等教育的人、财、物等一切权力,形成了高度集权、行政化和官本位的管理体制,不仅严重制约和影响了教育质量的正向发展,也干扰和阻碍了学术的活力和创造力,更严重损害了大学独立、自由人文精神的培育和发展。久而久之,大学逐渐沦为行政机关的附庸和行政指令的执行者,大学师生失去了创新的活力和正当的竞争力,如此以来,大学精神已无从谈起。诚如有些学者所言:“在政治力量的介入下,中国大学成为政府控制下的事业性单位,大学的工具理性逐渐占据上风,价值理性的缺乏侵蚀着大学精神的内核,大学逐渐失去其批判意识,大学精神也就走向失落的晚秋。”[1]
二、大学精神重构必须重塑人文价值理性
重塑人文价值理性是突破大学精神重构“价值困境”的必然选择。所谓人文价值理性,是指大学应当关注高雅人性的培养,以造就至善的人性为终极目标。英国教育学家纽曼曾经提出“大学是一个提供博雅教育、绅士的地方,是一个训练和培养人的智慧的结构,大学讲授的知识不应该仅仅是对具体事实的获得或实际技能的发展,而是一种状态或理性(心灵)的训练”。[2]由此可见,大学是实现人性至善和谐发展的文明场所,大学不仅要传授知识技能,还要注意造就学生良好的人格,培养学生高尚的人文价值理性精神。人文价值理性精神是消除大学功利主义价值误区的有力武器。通过人文价值理性的熏陶,大学可以营造出求真向善的学习学术氛围,使大学脱离世俗化的困扰,逐步回归其本真状态,形成“修身治学,止于至善”的完美境界。
人文价值理性也可以强化大学内在的凝聚功能。民族需要民族的哲学,国家需要国家的信仰,对于一所大学而言,自然承载着对民族和国家传统文明的延续使命,这就需要大学具备人文价值理性。只要在人文价值理性的引领下,大学才会形成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也只有在一个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师生们才会安定团结,乐业乐学,具有强劲的凝聚力,使整个大学充满生机和活力。大学作为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文明场所,重视人文价值理性的培养是其基本任务之一,大学只有关注人文价值理性的培育,突破传统的“重智轻德”的误区,才能实现学生的健康和谐发展,完成民族和国家赋予的历史使命。
三、大学精神重构必须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大学制度是大学人学习、生活、工作的重要保障,它规定着大学人所要追求的目标,并规定着实现目标的方式方法,也塑造着大学人的精神面貌。正如罗尔斯所言:“社会的制度形式影响着社会成员,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想要成为的那种人,以及他们所是的那种人。”[3]可以认为,大学制度不仅仅是一种规范性约束,更是一种塑造大学精神的重要力量。就现代意义而言,大学精神的核心在于实现大学人人性和自由精神的良性发展,因此,现代大学制度的建构应当以人为本,以关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然而,目前的大学制度缺乏对人性的关怀,过于体现的是其工具性价值,在这种制度下,人成了被任意驱使的对象,大学失去了思想的理性和行为的活力,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无奈地遵循着制度的指引,忙于各种琐碎事务。大学制度只有在人本理念的支撑下,才有助于现代大学精神的形成,也只有在人本理念的支撑下,大学制度才会成为大学人思想自由的保障,大学人需要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人本理念是现代大学精神的灵魂,失去了人本理念,大学制度会沦为大学精神的桎梏,大学人也会失去思想和创造力,大学的本真价值和意义也就无从谈起。只有坚持人本理念,建构现代大学制度,才能重构大学精神,“切实保证大学应有的学术自由空间,使大学的办学宗旨与大学活动逻辑一致,大学的性质与大学活动规律一致。”[4]
四、大学精神重构必须实现去行政化管理
对于大学而言,去行政化不是简单地取消其行政级别,而是要立足全局,科学设计,理清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政府要简政放权,给大学以充分的自主权和资源配置权,优化大学的管理机制。就本质而言,大学去行政化就是给大学以充分的自主管理权,提升大学管理的自由度,这也正是大学精神重构必须突破的“瓶颈”之一。而要实现去行政化,需从以下方面推进:
1. 实施教育体制改革。
大学行政化不是一个简单孤立的问题,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体制性问题。实现大学的去行政化不仅是深化高等教育领域改革的需要,也是我国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必须加以解决的现实问题。毋庸置疑,高校去行政化也是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客观需要,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在教育领域开展的具体表现形式,只有在实施教育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实现大学的去行政化管理,才能积极稳妥地实现大学的自主管理,依法办学,确保大学教育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2. 完善大学治理的法律法规。
在大学治理方面,我国应借鉴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依法治校的先进经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高依法治理的水平。虽然我国《高等教育法》已经规定大学是独立法人机构,不是行政附属机构。但对于大学的地位和权利尚缺乏权威的规定,存在很多漏洞,这需要通过法制的认可进一步明确和保障大学的法人地位和权利,切实实现大学的社会事业性,消除其行政化色彩,对于大学教职员工也要去除其传统的公务员色彩,强化其大学人身份。
3. 消除权力本位,倡导育人本位。
教育行政化实质上就是行政权力过度介入和干预教育,权力作为一种强制力,具有易于膨胀的特性,当它进入治学育人的领地极易导致教育活动的失真,偏离教育运行的内在规律。大学发展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只有坚持大学的自由独立、学术自治才能符合人才培养的规律,提升大学的品位。大学要去除行政化,首要解决的是让公权力退出它不该介入的领域,合理界定政府与大学的权限与职责,实行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实现大学的自主管理自主发展。当然,公权力退出并不意味着政府对学校彻底放手,放任不管,而是意味着各级学校不再是教育行政部门的主管对象,政府更多地扮演着出资者和监管者的角色,作为出资者,政府要确保教育经费的合理投入。作为监管者,政府要防止大学违规违纪,监督大学依法办学,依法治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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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桂华.大学理念与大学发展战略[J].中国高教研究,2010,(11):12~15.
拜伦式英雄的精神困境 篇2
【关键词】拜伦式英雄 精神困境 理性 信仰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03C-0125-03
常耀信先生在《英国文学简史》中这样表述拜伦式的英雄：潇洒、侠义、慷慨、精力过人、宽宏大量，同时又是茕茕孑立、郁郁寡欢、自伤自怜、消极厌世。如此矛盾的统一足见人性的复杂。正如雨果所说的：“你在某些时候，不妨对于一个运用心思的人，望穿他那阴沉的面容，深入到皮里，探索他的心情，穷究他的思绪。在那种外表的寂静下面，就有荷马诗中那种巨灵的搏斗，弥尔顿诗中那种龙蛇的混战，但丁诗中那种幻想的萦绕。人心是广漠辽阔的天地，人在面对良心、省察胸中抱负和日常行动的时候，往往黯然神伤。”人性中的种种“搏斗”、“混战”、“萦绕”构成了人的精神困境。如果艾略特对拜伦的评价——“他制造了太多的噪音，却少有实质”——是中肯的，那么原因很可能是拜伦深陷自己的精神困境中不能自拔，虽然他带着火热的激情、非凡的才华左冲右突，却最终没有找到出路。他的作品中多的是怀疑和批判，少的是信仰和拯救。正因为如此，后世的一些学者认为拜伦的诗作缺少深度。
一、拜伦式英雄面临的精神困境及其形成原因
拜伦和他的“英雄们”面临何种困境？有的学者认为，拜伦式的英雄反抗社会“是出于个人的原因，追求个人的自由，没有明确的斗争目的，都只能以悲剧而告终”。也有学者认为，“拜伦之所以在他的诗作中塑造这样一种类型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叛逆者，其意图无非是通过他们表示对现实社会决不妥协的反抗精神，借以表达自己的忧郁、孤独、彷徨的思想……但就其整个世界观的核心而言，却是资产阶级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主宰一切，因为在其全部活动中贯穿着明显的对个人自由与发展的强烈要求。”以上两种观点都认为拜伦的精神困境是个人自由与发展的强烈要求在现实世界中得不到满足，从而产生失落、彷徨和忧郁。而造成这一精神困境的原因是拜伦奉行的个人主义使其远离群众，没有明确的斗争目标，他的叛逆和反抗不过是彰显个人的力量，盲目地寻求自由。还有的学者从当时社会的历史条件、诗人的成长环境以及他对现实的认识限度来分析，认为拜伦世界观的矛盾体现在“一方面，诗人憎恶当时的社会制度，憎恶政治的腐败和宗教的伪善，蔑视上层社会的腐朽寄生生活；另一方面，他又承袭了资产阶级和贵族的特性，难以超越习以为常的生活观念和习性，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虚无主义的影响难以摆脱”。毫无疑问，人的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个人的成长环境是分不开的。然而这种人物分析是在一种大而化之的模式下运行，不仅适用于拜伦，也适用于别人，例如，托尔斯泰笔下的聂赫留朵夫，因此也不能解释拜伦的独特的精神气质和心灵世界。
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来看，18世纪的欧洲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正处于人类理性的力量和宗教信仰的对抗，以及前者对后者的消解。“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为衡量一切的唯一的尺度。”（恩格斯《反杜林论》）敏感的诗人深深洞察到这一点。拜伦“在大学学习期间，阅读了法国启蒙运动时期许多文学作品以及大量哲学、历史著作，深受法国启蒙思想影响”。他在笔记中写道，“叫我不去运用理性而只是去信仰，那是毫无用处的。那就等于是让一个人不要醒着而只是永远睡着”。启蒙思想家用人类的理性去质疑权威存在的合理性，认为对权力不加束缚的崇拜和无条件的敬畏是盲目愚蠢的，这一点与拜伦的叛逆反抗、追求自由的精神气质不谋而合。拜伦短暂的一生都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他前期的很多讽刺诗表露出对宗教很大程度的不敬。然而，理性的力量为拜伦的精神世界带来的福祉不过如昙花一现。人类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本想获得自由，提高人的尊严。然而，现实中并没有“离开上帝之后的欢乐颂、人性战胜神性的凯歌，而是对人的本性及世界的恶的意识以及对恶无法作出说明、找不到力量来克制的无措感”。拜伦发现脱离了上帝的束缚之后，人类并没有获得预期的自由，反而要惊慌地面对从人性深处涌出的恶。为什么人类的理性不能遏制自身的恶？当上帝被近似于流放，哪种新的力量可以遏制人性中的恶？又有哪种力量为人类的精神世界负责？拜伦诗中的主人公多是离群索居，不相信世人的一个内在原因是他不知道应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和他人的，即人性中的恶。与其说拜伦式的英雄有着个人英雄主义的情结，倒不如说拜伦式的英雄如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莱特，“以诗人之眼看到那个时代抛弃了神圣信仰后，面对人本世界感到的迷茫和失落”。拜伦的诗作和雪莱的诗作最大的差别在于：雪莱刻画人类社会的罪恶和灾难，但仍然对人类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在雪莱的诗中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个未来的美好世界，到处弥漫着友爱、和平、欢乐的气氛。而拜伦的诗中却缺少这样明快、积极的色彩，有的是无法排解的忧郁和无法解答的困惑。他的一首诗《我的心灵是阴沉的》这样写道：
我的心灵是阴沉的——噢，快一点
弹起那我还能忍着听的竖琴，
那缠绵的声音撩人心弦，
让你温柔的指头弹给我听。
加入这颗心还把希望藏住，
这乐音会使它痴迷得诉出衷情：
加入这眼睛里还隐蓄着泪珠，
它会流出来，不再把我的头灼痛。
但求你的乐声粗犷而真挚，
也不要先弹出你欢乐的音阶，
告诉你，歌手呵，我必须哭泣，
不然，这沉重的心就要爆裂；
因为它曾经为忧伤所哺育，
又在失眠的静寂里痛得长久；
如今它就要受到最痛的一击，
使它立即碎裂——或者皈依歌唱。
拜伦对放逐了上帝之后的人类世界并不抱乐观态度。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的，“雪莱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是拜伦始终所没有的。”同时拜伦对人类的理性的态度不是单纯的拥护。这是因为拜伦“只爱激动和狂野的自然。”“只有那苍茫广漠的荒原、风狂浪恶的大海、雷电交加的天空才能满足他诡谲奇幻的狂想。”只有在这种大自然中，拜伦野马般奔腾的激情才能得到尽情地释放，才能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而启蒙思想家提倡的理性是和“平衡、节制、常理、有序”分不开的，他们旨在凭借人类的理性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理性王国”，社会按照人定的理性原则有条不紊的运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温和而又自制，人们拥有的自由是有限制的自由，人类理性追求是人类整体的最大的自由，而不是个体的最大自由。可见拜伦因其独特的精神气质并不是“理性王国”的合格公民。
拜伦式的英雄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孤独，这种孤独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为了维护独立和自由的代价；此外，孤独还有一个重要的内涵，即精神世界的无所依托。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人类理性都不足以支持诗人漫无边际的精神世界，就像他笔下的曼弗雷德“既不肯虽魔鬼到地狱去，也不肯接神力到天国去”一样，诗人的灵魂找不到归宿，只能依赖于“反叛这宇宙间任何东西的‘自我（执拗的意志力量）”，这种发展到极致的个人主义既彰显了拜伦式英雄的独特的魅力，又是诗人极其无奈的选择。
二、拜伦式英雄的精神困境的启示
拜伦、雪莱、济慈被冠以“积极浪漫主义诗人”的称号。他们代表着自由和民主，不妥协地反抗专制暴政。严格说来，符合“积极浪漫主义诗人”这一称号的只有雪莱一人。济慈的一生是执着地追求美的一生，致力于构建美好的心灵世界，“他似乎认为他生来就是为了追求美的，并把它当作其短暂的一生主要的职责”。拜伦的诗中虽然洋溢着民主的思想和斗争的色彩，然而他与雪莱通过斗争建立一个光明的未来社会的理想不同，拜伦斗争的出发点是为了从自己的精神困境中突围，为漂泊的灵魂找到归宿。他一方面积极有力地抛开了宗教信仰的束缚，另一方面又对自身依然的不自由感到手足无措；一方面为人类的理性力量的伟大而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又怀疑人类的理性会成为自由新的束缚；一方面有着堕落的欲望，另一方面又有提升生命境界的追求。“人的无穷无尽的欲望超越了需要的层面，就变成了一种匮乏。在人的心灵深处，有着生命本能的躁动，有着非理性与理性的对峙，也有着感性的生命要求与社会现实条件、某一特定的文化造成的悖论或者矛盾，还有着高傲与自卑、匮乏与补偿、破坏的欲望与升华的追求的撕扯挣扎，种种因素，纵横交错。”这种内在的、看似无法解决的冲突比之外在的设置种种障碍的环境更能使人不自由，更能消磨人的生命力，拜伦笔下的多是英年早逝的主人公与诗人自身的面临的这种内在的消磨和吞噬是分不开的。
然而，拜伦笔下塑造的人为毕竟被称为“拜伦式的英雄”，和哈姆莱特这个“忧郁的王子”仍有不同之处，其中的原因是拜伦式的英雄在自己的精神困境的突围中虽然失败了，但他一直都在痛苦地追寻着生命的意义和自由，没有自欺欺人地安于精神的困境，凭借着某些庸人的哲学来获得与不合理的生活的苟合。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一点使拜伦式的英雄在任何条件下不失英雄的风度和气度。
执着地寻求生命的意义和自由是可敬的，然而拜伦式的英雄又表现出自以为是，甚至消极厌世的色彩。对此罗素先生在《拜伦式的不幸》这篇文章中说道，“正像人类历史上的许多时期一样，今天，在我们中间有许多聪明人总以为自己已经把所有早年的热情看透，从而确信再没有什么值得为之生活下去的了……他们虽然并未得到真正的幸福，却为这不幸感到庆幸；他们将这归之于宇宙的本质，认为这是开明人士应持的唯一可取的理性态度……这些受难者无疑在他们的优越感和洞察力方面得到了一定的补偿，但这不足以弥补淳朴快乐的丧失。我个人从不认为，不快乐还有理性、优越可言……那些真心诚意把自己的哀怨归之于自己对宇宙的看法的人，是本末倒置了。事实是，他们之所以不幸，是出于一些他们并不了解的原因，而这种不幸便使他们去思索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里那些惹人不快的方面。”罗素认为人类的理性是应该为人生带来快乐的，但是只凭借理性自身是不够的。结合罗素先生其他的文章和生平可以看出，他的观点完整的表述应该是理性要结合信仰的力量才能发挥最大价值，而真正的信仰是能够和人类理性相互辉映、相得益彰的。罗素先生在1927年3月6日于全英非宗教主义协会南伦敦分会中发表了一篇名为《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的演讲。在他看来宗教是对人类理性的束缚甚至是扼杀。罗素不是基督徒，但却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信仰：“三种及其单纯然而非常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那就是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悲悯。”即使在他的晚年，他依然受到这种力量强烈的感召。例如，“1955年，罗素发动许多著名的科学家签署了反核武、争和平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1961年，89岁高龄的罗素因参加人民群众的静坐抗议活动而被迫入狱7天。1967年与萨特发起建立了一个民间的国际战犯审判法庭，并传讯发动越战的美国总统约翰逊，并于同年95岁高龄之际完成了自传的写作。”哲学家奎因说：“罗素漫长的一生是波澜壮阔的。”信仰的力量能将人类生命的境界无限地提升。罗素之所以批评“拜伦式的不幸”，是因为他惋惜于人们在抛开宗教信仰之后，却找不到新的信仰。在没有信仰的苍白无力的状态下，人们是没有能力从精神困境中走出来的。
联系到中国的现实，对于信仰一事应该如何看待？辜鸿铭先生在《中国人的精神》中大赞中国人以道德代宗教，超越性的道德极其高明但最终又落实在人间日伦（“极高明而道中庸”），可谓神奇入凡俗，凡俗成神圣，圣俗不二，达到“安详恬静、如沐天恩的心境”。然而，成先聪先生却对此忧心忡忡，“我感到中国传统文化在人—神关系向度上并未找到真正的‘神圣和‘高者。其所找到的是‘天、‘道，是体现‘天、‘道的‘圣人。但‘圣人只是‘先者（血缘之先）或‘强者（权能之强），尚不是真正的‘高者。‘神圣与‘高者的假冒，便是意义之源的遮蔽，便是价值之光向事实黑暗沉没。其结果是，凡在由‘神圣和‘高者出面裁成的地方，总代之以自然的权威；政治中的暴力，道德中的血缘，法律中的人情，信仰中的利害……‘神圣与‘高者的沉溺，是中国人历史性生存中较科学、民主的欠缺更为不利的事！我所忧心者，莫过于此！”道德的目的是教人如何做个好人，而宗教的目的是提升人的境界，使之无限接近神的境界；道德的辐射面是具有直接关系的人，比如说亲人、朋友等，而宗教的辐射面是全人类。道德是不能代替宗教的。而成先聪先生的忧虑更具有深刻的意义，可以看作是对国民失去信仰的精神状态的深刻反思。他所说的“神圣”、“高者”应该指的是“信仰”，或者说具有真正信仰的人。那么，就现阶段而言，国人的信仰是什么？中国是没有宗教信仰传统的国家，宗教信仰或许可以作为某些个人问题的解决途径，但是对于社会问题只能束手无策。即使在西方社会，宗教信仰传统经历了百年的风雨，也不可能回到最初的虔诚和纯粹。然而人是应该，甚至可以说是必须要找到信仰的。如果放弃宗教信仰，那么信仰应该采取何种形式？常耀信先生曾说过：“像但丁的《神曲》或者弥尔顿的《失乐园》这类旨在描绘整个人类生存全景画的宏大的文学作品，或者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将整个世界作为其着眼点的文学作品——所有这些文学世界里惊世骇俗的努力很可能只是作为一种文学传统而尘封在历史中，而那类从微观的角度出发，探讨部分人类经验的文学作品将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文学作品是人类文化中最能够反映人类社会的状态和人类对世界认识的文化样式，因此可以说当今社会中个人对自我的认识程度是之前人类历史任何一个时期都不能比拟的，这种个人化的状态一方面急切需要信仰的支撑，另一方面又担心某种信仰模式的束缚。除此之外，当今社会是多元化、开放型的，因而信仰应采取一种个人化的表现形式，即由个人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通过理性来寻找和裁定的。同时，它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而不是先定的某一种信仰模式等待所有的人来皈依。
当今社会物质富足，但是人们的幸福感却被屡屡冲淡。究其原因，有外在的原因，如社会发展节奏快、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也有内在的原因，人们被多种思潮冲击，却很难找到安心立命的所在。外在的原因很难靠个人的力量去改变，但人的内心可以凭一己之力获得安详宁静。基于对生命的热爱，以理性的力量来寻找和裁定个人化信仰。一旦找到，践行终生。罗素先生的信仰“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悲悯”就是很好的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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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困境 篇3
关键词：精神分析,蓄奴制度,精神贻害,黑人种族
资助课题号:07SJD750036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
一、引言
美国黑人女作家, 198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妮·莫里森是当今黑人文坛最璀璨的一颗巨星。她始终站在黑人种族、黑人女性的立场, “以现代艺术和人性的光芒实现诸如黑人妇女这样的双重 (多重) 弱势群体的观照和关怀, 为他 (她) 们和他 (她) 们的心灵修史。” (1) 她的代表作《宠儿》堪称集各种现代艺术手法大成之作, 调动了多种现代写作技巧和叙事手法揭示美国蓄奴制时期黑人复杂曲折的心路历程, 直击黑人心灵深处难以表述无法排遣的历史创伤, 并探索美国黑人生存和发展的出路。本文试图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 运用弗洛伊德、拉康等心理学家的理论剖析小说人物隐秘的内心世界, 透视创伤性记忆给非裔美国人民造成的心灵困境, 及其从迷茫到觉醒的灵魂自救。
二、奴隶制的精神贻害
《宠儿》叙述的故事分为“现在”和“过去”两条主线。“过去”的故事讲述美国奴隶制时期, 主人公黑人女奴塞丝逃离奴隶庄园“甜蜜之家”投奔婆婆贝比·萨格斯, 奴隶主追捕而至, 塞丝无奈杀死了一个刚会爬的女儿宠儿。“现在”的故事背景则是18年后蓄奴制业已废除的1873年。宠儿阴魂多年以来一直滋扰家人, 如今又化身少女重回母亲身边饕餮母爱, 致使塞丝心力交瘁几近崩溃, 社区黑人最终作法赶走宠儿。在铺展故事情节的过程中, 作者着力透析人物独特的心理世界。1873年, 美国黑人获得了法律上的人身自由, 然而奴隶制度和种族歧视造成的心灵戕害使得他们无法获得真正的心灵解放。小说中所有人物都试图压抑着痛苦的记忆, 但过去的经历犹如梦魇时刻侵袭现实生活, 将他们的自我从现实中抽离出来, 黑人们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人格畸变或癔症神经症候。
自杀婴之事, 被黑人社区视为异己的塞丝及家人从此离群索居。塞丝厌世消沉, 冷漠孤傲, 回避与一切人交往。她宁愿从自己工作的餐馆偷带食物回家, 以避免和其他黑人在百货公司排队买东西。自我封闭的塞丝将“情感处于‘窒息’状态, 而对与其有关的经历的记忆在意识中被切断” (2) , 呈现癔症神经症候。按照弗洛伊德的人格心理结构学说, 此时自我与超我的联盟构成压抑主体, 试图将创伤性记忆以及由此积聚的冲动深深压制在潜意识层次。然而, 本我一直伺机突破重围, 这场心灵之战局势难定。塞丝日日都竭力抗拒着回忆, “像那样开始一天的击退过去的严肃的工作, 再好不过了。” (3) (P.86) 。然而, 记忆总是无休无止地纠缠着她, “她的大脑对未来不感兴趣。它满载着过去, 而且渴望着更多的过去, 但不给她留下一点空间, 让她去想象、甚至去计划下一天。” (3) (P.83) 小说不断重复地描述这些经历:塞丝后背的树形伤疤, 曾被白人抢去奶水, 艰难的逃亡之旅, 小女儿丹芙的出生, 塞丝奴隶母亲的故事;还有其他人物各自沉重的往事:丈夫黑尔脸涂牛油突然的疯癫, 当年奴隶兄弟保罗·D“锈死的烟草罐”锁住的秘密, 婆婆贝比·萨格斯孩子失踪和临终前的凄惨状况, 斯坦普·佩德的改名和“红绸带”的来历……曾经沦落为奴的人们头脑里, 梦魇般的往事如影随形, 主观心理现实同客观物质现实呈现谵妄似的混乱、突兀地的转折, 历时的时序被完全打乱。这种特殊的共时心理状态反映了奴隶制对黑人精神的伤害, 如同拉康所说, “从某种程度上说, 神经官能症患者就是一个处于共时状态中的人, 被自己的历史反复叙述但对这历史茫然无知;而常人则是一个处于历时状态中的人, 既被自己的历史叙述也能叙述自己的历史。” (4)
在幽深的心灵世界里, 记忆的压抑与反压抑, 本我与自我超我联盟之间力量悬殊的角力异常艰难地进行着。通过小说人物的对话、独白、联想、回忆、幻觉、梦境, 有关痛苦往事的叙事从未直截了当地和盘托出, 读者每次只能捕捉到支离破碎、纷乱混杂的信息片断。人物在叙事的过程中, 常常是刚要触及事件关键部分, 话题便绕开, 在完成别的叙事后再绕回, 再绕开, 如此循环往复, 迂回曲折。如同保罗·D为弑婴一事当面追问塞丝时, 她不停地兜着圈子:先是深情回忆几个月大的宠儿已经会爬楼梯了, 接着回忆在“甜蜜之家”她的几个孩子是如何的顽皮, 自豪于她当年独自一人能够成功逃跑, 是为了能获得爱自己的孩子的自由, 等等, 一边在屋里“转个不停, 像绕着话题转一样绕着他兜圈子。” (3) (P.192) 这种避实就虚, 分裂残缺的叙事形式体现了弗洛伊德所界定的癔症心理性质:病人在潜意识中对记忆表示了抗拒 (因为惧怕由记忆带来的伤害) , 但意识中却没有认识到这种抗拒。抗拒是潜意识的一种自我防御体系, 叙述和记忆能力因此遭受破坏而成为潜意识屏蔽手段。
除了在语言和意识层面, 奴隶们的创伤性记忆还在身体上留下印迹:“甜蜜之家”的奴隶们集体逃跑失败了, 幸存的保罗·D亲眼见到其他黑人奴隶兄弟惨死之状, 从此就无法控制地全身性颤抖;杀婴事件之后, 塞丝万念俱灰, “从那以后, 她变得象母鸡一样色盲。” (3) (P.47) 塞丝最小的女儿丹芙也因此性格自闭, 曾经失聪两年……这些异常生理反应表明潜意识的心理活动给压抑的记忆提供一个身体出口——躯体依从, 实质上是典型的转换型癔症神经症, 因为“癔症患者试图把自己的心理障碍转变成生理障碍或疾病, 这是求助于表明他非正当行为是合理的逃避机制。” (5)
奴隶社会是非人性反伦理的人间炼狱, 黑人奴隶被剥夺了一切权利, 包括爱自己的孩子的权利。作为一位女性作家, 莫里森深刻敏锐地洞察到奴隶制度背景下特殊的母婴关系, 以及人生的早期生活遭遇的创伤性体验对人格发展的致命破坏。小说叙事的核心所在, 也是最震撼人心之处就是揭示这样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发展自我心理学家勒内·斯皮茨指出, “出生后的婴儿与母亲进入一种心理融合的状态, 延续着在子宫中时与母亲的心理寄生关系。婴儿和母亲象连体人一样依赖于彼此间的生命流动, 如果突然分离或者以任何方式剥夺了让婴儿最终获得独立能力的这一渐进过程, 都会有灭顶之灾。” (6) 婴幼儿时期塞丝由一位专门负责带孩子的独臂女奴“楠”哺乳养育, 她只能吃白人孩子吃剩的奶水, 有时根本吃不着。她的母亲必须在田里劳作, 根本无法给予她母爱的滋润, 后来尚处幼年的塞丝又亲眼见到母亲被吊死。罪恶的奴隶制残酷地割断了人类最亲密的母婴联结, 塞丝和母亲之间相互匹配的心理影响被生生剥夺。幼年的创伤使她体会到缺失母爱的刻骨之痛, 心无所托的恐惧无助, 所以成为母亲之后塞丝极度渴望给自己的孩子母爱的补偿, “要么是爱, 要么不是。淡的爱根本就不是爱。”然而, 奴隶主“学校老师”让人测量她的“动物性”, 将她视同动物, 而后她又被白人强行吸走属于她的孩子的奶水, 揭开了她心灵的伤疤。塞丝意识到没有自由就无法“好好的爱自己的孩子”, 为了避免幼年悲剧重演, 身怀六甲又身受重伤的塞丝凭借顽强的毅力独自一人奇迹般地逃回了已赎身获得自由的婆婆家蓝石路124号, 几个孩子也安然到家, 一家人获得了新生。然而, 数天之后“学校老师”带着一伙人追到家门, 出于同样的原因, 塞丝无奈亲手杀死女儿宠儿, 将“她最宝贵的东西”送到那个“能获得安全的地方” (3) (P.195) , 以惨烈极端的方式实现了她对女儿浓烈的母爱。
勒内·斯皮茨描述新生儿个体的心理状态是“未分化” (u n d i f f e r e n t i a t e d) , 母婴则是“非分化” (nondifferentiated) 。母婴共生联合关系的突然断裂给双方造成的心理危害在小说中得到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充分表现:惨死的“刚刚会爬”的宠儿变成一个小怨鬼, “124号恶意充斥, 充斥着一个婴儿的怨毒” (3) (P.3) 18年来, 宠儿天天施术捉弄报复家人, 两个哥哥因此相继离家出走, 奶奶贝比·萨格斯也郁郁寡欢而终。而失去爱女之后塞丝失魂落魄, 接受甚至欢迎小鬼魂的闹腾。后来宠儿托身为少女, 前来索取母爱, 母女二人难舍难分, 亦疯亦癫。弗洛伊德将人格心理结构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受生物本能的驱动:生本能 (性本能、自我本能) 和死 (破坏) 本能。在此意义上, 婴儿是未经驯服的本能张力的动物, 是一个史前动物, 并不完全出于社会规范控制之下。处于婴儿期的宠儿自我超我尚未得到发展, 更没有接受受到社会的规训, 在本我生物本能的驱动下, 从受害者变成了施害者。她对家人的捉弄报复彰显了“破坏本能”的冲动;而后化为血肉之躯对母亲永不餍足的纠缠, 一方面显示了缺失母爱多年、心智停留在婴儿状态的宠儿化身将力比多固着在幼年爱的客体——母亲身上, 并形成神经症, 以致不受控制的使用客体, 尽情榨取塞丝的母爱情感;另一方面表露宠儿因婴儿期丧命母亲之手导致母婴关系发生异变, 她对塞丝爱恨交织, 欲图在完全占有中毁灭母亲的这个欲望客体。心怀愧疚的母亲塞丝心理同样停留在与宠儿的“非分化”状态, 导致她自甘受虐的病态母爱。通过书写宠儿化作怨鬼和托身为人的故事, 小说以虚构的艺术手法表现了特殊的心理真实和社会现实, 以艺术的真实揭露奴隶制度扼杀母婴联结, 制造早期创伤和人伦悲剧的深重罪孽。
三、走出心灵困境
美国黑人应该如何摆正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卸下心灵的包袱, 拥抱希望与未来?如同一位精神治疗大师, 莫里森借助小说人物的经历给予黑人民族、给予读者以智慧的启迪, 指明了走出心灵困境的出路。
弗洛依德与布洛伊1895年合作的一篇精神分析论文《一份初步交流》提到癔症患者主要是遭受记忆恢复的痛苦, 这些回忆和情感从未以正常方式被经历;它们与心灵的其他部分割裂, 结果积累恶化, 以破坏性的而且是无法解释的症状形式在表面浮现出来。如果追溯这些症状的源头, 症状的意义就会变得清晰, 情感就会在大量宣泄中得以释放。然后症状就会消失。因此, 把自我主要通过语言或辅以其他方式表达出来的叙事治疗是精神治疗的主要方式。叙事治疗过程中, 病人在与精神治疗师建立理解信任的心理基础上, 将之作为移情对象, 从而可以顺利地唤醒自己全部系列的心理经历, 释放压抑的潜意识, 从而攻其病症。
塞丝在杀婴事件后就封闭了自己的情感, “再容不下别的什么东西, 别的什么人了”。 (3)
(P.51) 18年后, 当年暗恋过塞丝的奴隶兄弟保罗·D长途跋涉来到她身边, 并期望与之共创未来, 塞丝已如止水的心灵此时泛起了涟漪——“一切都恢复了本来面目:单调看着单调了;热的热起来。窗户里忽然有了风景。” (3) (P.48) 同时, 保罗·D的出现也搅起了有关奴隶庄园的生活记忆, 解开了困扰彼此已久的秘密:当年塞丝如何成功出逃, 丈夫黑尔为什么没有如约一起逃跑, 其他黑人奴隶的下落……“她知道保罗·D在给她的生活增加某种东西——某种她想信任又怕信任的东西。现在他又增加了更多的东西:令她心碎的新的画面和旧的记忆.” (3) (P.113) 之后宠儿又现身, 她深深地迷恋着塞丝, 渴望了解有关母亲和她自己的一切, 贪婪地要母亲讲述过去的事情并从故事中得到深深的满足。小女儿丹芙也总是喜欢听妈妈叙述当年艰辛的逃亡旅途, 以及自己出生的传奇故事。面对至爱的亲人们, 塞丝逐渐坦露心扉, 打开了紧锁的记忆之门, 尘封的往事慢慢地从心灵最深处浮现。保罗·D、宠儿、丹芙成为塞丝的移情对象, 在无意中形成治疗联盟, 过去的事情一步步、一桩桩露出了真相, “谈话疗法”的叙事治疗形式使塞丝压抑多年的负面情感在叙述中得以释放。
这是一个特殊的治疗联盟:每个成员都是遭遇精神创伤需要叙事治疗的病人, 同时又兼作精
神治疗师充当其他人的移情对象。住在124号的人们组成了一个命运相连, 休戚与共的温暖大家庭, 他们渴望填补彼此记忆的空白, 卸载往事的重负, 彼此倾诉与倾听, 如同一首配合默契的协奏曲, 在叙述中心灵愈加贴近。保罗·D见到塞丝, “他头脑的关闭部分像上了油的锁一样打开了。” (3) (P.50) 丹芙有了宠儿作伴, 就再也不去“祖母绿密室”排遣孤独。精神分析学将这种集体治疗的模式称为团体治疗, “团体治疗的场面会激发心灵的开放感, 扩大泄露的深度和范围, 病人迅速失去了自觉的阻抗, 从而帮助病人达到个人的了解和内省……” (7) 同病相怜的人们在一起能获得“家庭感”“归属感”的满足, 他们之间的互动合作将使治疗更有成效:小说人物压抑在潜意识的记忆再现过程由举步为艰至步步紧逼, 心理阻抗防线则渐渐塌陷至完全瓦解, 全部记忆得以进入意识;叙述的内容在“不停地绕圈”状态中迂回前进, 抽丝剥茧:最终塞丝向大家正面说出了杀婴事件的真相, 而保罗·D也道出了18年来九死一生四处流亡的辛酸往事…124号的4个人物各自代表不同的黑人身份, 塞丝------黑人女奴, 保罗·D------黑人男奴, 丹芙------黑人的下一代, 宠儿------奴隶制的牺牲品, 借助他们集聚一起“团体治疗”的形式, 莫里森启示黑人们在民族家园中团结携手才能更好地治疗心理创伤。
“弗洛伊德及其后的精神分析, 在精神建构和精神分析治疗时都优先考虑语言的作用。但是,
不是所有沟通都是通过语言实现的。” (8) 尽管谈话疗法是叙事治疗的重要形式, 深谙心理学的莫里森知道一元化治疗法的不充分性, 因此她在小说里展示了多种精神治疗手段为她深爱的黑人民族疗伤。
贝比·萨格斯生前经常在“林间空地”举行“召唤”活动, 这是她传承非洲黑人传统的巫术活动、并糅合个人智慧创造出的一种半宗教性质的精神活动。她先进行祈祷仪式, 然后号令大家大笑、跳舞、哭泣, 举行一场身体的狂欢。等人们精疲力竭安静下来, 她面对众人布道:“在这个地方, 是我们的肉体;哭泣、欢笑的肉体;在草地上赤脚跳舞的肉体。热爱它, 强烈的热爱它……” (3) (P.105) 而后, 贝比·萨格斯舞动身体, 众人相和唱黑人宗教圣歌为她伴奏。身体是相对于言语的另一种工具, 因为“身体能够记忆精神困惑” (9) 痛哭、大笑、手舞足蹈种种剧强烈的躯体运动能够释放最原始的生物能量, `从而宣泄精神压力。历经沧桑、具有“伟大心灵”的贝比·萨格斯, 以身体为媒将人们内心压抑的情感外化, 运用宗教的力量和智慧的语言让痛苦茫然的灵魂得到归依, 非洲宗教圣歌则使黑人精神相通心灵升华。“召唤”活动深深地抚慰着黑人们受伤的心灵, 赋予他们强大的精神力量。
除了“召唤”活动出现的宗教歌曲, 在其他情境的描述中读者也经常可以“听见”小说人物开口唱起各种歌曲:塞丝逃亡途中奄奄一息之时得到白人女奴爱弥相救, 并给她唱起妈妈教的摇篮曲, 唤起了塞丝的求生欲望;宠儿轻轻地哼唱小时候母亲唱给她听的歌, 塞丝听完歌儿之后, “才回想起那一声咔嗒——让那些信息的碎片依原样各就各位的声音” (3) (P.209) ;保罗·D来到塞丝家的第二天, 起床之后一边修理被宠儿鬼魂打坏的家具, 一边唱着歌, 塞丝心里的坚冰开始解冻;无论生活多么艰辛, 富有艺术天赋、生性乐观的黑人民族都没有停止歌唱, 与当时他们受苦受难的生活场景形成鲜明对照:在“甜蜜之家”辛苦劳作、南北战争期间被抓作壮丁、甚至锁着铁链充当苦囚之时:“他们唱出心中块垒, 再砸碎它…他们唱着与他们相识的女人;唱着他们曾经是过的孩子;……他们唱着工头、主人和小姐;唱着骡子、狗和生活的无耻。他们深情地唱着坟墓和去了很久的姐妹……” (3) (P.130) 歌为心声, 歌唱帮助他们“叙说”生活的遭遇, 宣泄屈辱和悲伤, 抒发对美好生活的热望, “音乐疗法”成为修复心灵创伤的一贴良药。
叙事治疗最具建设性的一环是“情景再现”:“让病人再次面对原来的创伤, 再次经历原来的痛苦。” (10) 治疗过程中, 早期的创伤性因素进入治疗情境, 一些失败的环境因素会再现, 此时容纳性的环境替代失败的环境, 患者才能获得真正的满足和完全的修复。在小说的结尾, 塞丝因力图赎罪对宠儿盲目顺从, 精力耗竭, 完全被宠儿控制。丹芙走出家门向社区黑人们求救, 一群黑人妇女来到124号, 依照“召唤”活动的形式集合一起作法驱鬼。当时白人鲍德温正巧来到门前, 精神恍惚的塞丝误以为当年的场景再现, 奴隶主要抓走自己的孩子们, 于是手拿冰锥刺向鲍德温, 但被黑人妇女制止, 宠儿就此悄然地消失, 再也没有出现。这回塞丝想杀死的是白人而不是自己的孩子, 这一关键举动体现了之前塞丝通过对宠儿母爱的宣泄唤醒了她的主体意识。因此在面对相似的情境时, 塞丝能够积极的自我实现, 真实的心理创伤获得投射外化, 并作出根本的改变, 从而使她从对过去的固着状态回归现实世界。塞丝得以恢复心理健康, 不仅归功于多种精神治疗手段, 更取决于健全的人际关系以及它所依附的健康的社会土壤——丹芙走出家门沟通了塞丝一家和外界的联系, 使黑人社区最终理解了塞丝当年的杀婴行为并认同她的族群身份, 打破多年的隔阂主动援救。此外鲍德温兄妹等许多白人的无私帮助、保罗·D由误解到真正接纳塞丝与她迎接明天, 种种精神力量汇聚一起给塞丝注入强大的生命力使她获得新生。小说借此启迪饱受精神创伤的美国黑人们只有将个人融入族群, 植根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 团结起来凝聚黑人民族的集体力量, 并依靠男女两性、不同种族的默契合作建构和谐的人类社会, 黑人民族才能走出心灵的困境, 拥抱美好的未来。
四、结语
小说《宠儿》立足精神分析的视角瞻望了蓄奴制背景下美国黑人的精神苦旅, 并昭示了心灵治愈之路和黑人希望所在。荣格指出, “艺术的社会意义正在于此:它不停地致力于陶冶时代的灵魂, 凭借魔力召唤出这个时代最缺乏的形式。……正如个人意识倾向的片面性从无意识的反作用中得到纠正一样, 艺术也代表着一种民族和时代生命中的自我调节过程。” (11) 通过对人类精神家园的回望与阐释, 解救种族、性别乃至人类心灵深处的危机, 庶几只有文学艺术堪当此任, 这正是对小说《宠儿》价值的最好注解。
参考文献
(1) Toni Morrison:Beloved[M], 北京:外语教学与出版社, 2000年6月, 前言iii。
(2) Breuer, Josef and Freud, Sigmund Studies on Hysteria[M], Penguin in Books, 1991, p.37.
(3) [美]托妮·莫里森:《宠儿》[M], 潘越、雷格译, 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 1999年5月。
(4) 马元龙:《雅克·拉康语言维度中的精神分析》[M], 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6年9月, 第23页。
(5) P.116, [印]S·K曼格尔:《变态人格心理分析》[M], 胥波、王本浩、陆杰荣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88年6月, 第116页。
(6) [美]斯蒂芬·A·米切尔, 玛格丽特·J·布莱克:《弗洛伊德及其后继者-----现代精神分析思想史》[M], 钱铭怡主编, 陈祉妍、黄峥、沈东郁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年, 第56页。
(7) [美]约瑟夫·洛斯奈:《精神分析入门——150个问题的解说与释疑》[M], 郑泰安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7年1月, 第94页。
(8) McDougall, Theatres of the Body:A Psychoanalytical Approach to Psychosomatic Illness[M], London:Free Association Books, 1989:11, p.79.
(9) Reich, W., The Function of The Orgasm[M], New York, Orgone Institute Press, 1927, p.78.
(10) David L, Middleton, (ed.) .Toni Morrison’s Fiction:Contemporary Criticism[M], New York and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2000, p.125.
精神困境 篇4
这是一个信仰缺失的社会，大陆三大宗教信众加起来有两亿人口，还有超过十亿的人，灵魂无处安放。美国保守主义之父，思想家列奥·斯特劳斯说：“没有信仰，就没有道德基础。如果道德上采取相对主义，那么吃人就仅仅是口味的问题。”
神和道德不是解决当下精神困境的全部药方，体制缺憾也不是唯一借口，在现今中国复杂语境下，把问题归在任何一个原因之下，都像穿错姐姐衣服的半大小子一样，显得粗楞怪异不合身。
一直以来，威权价值观会为你提供这样的生活逻辑：为家国大业去奋斗，为社会进步去拼搏，为民族利益献出血泪甚至生命，总之，是为各种宏大叙事去活着。唯独没有对个人生活的建议。
回想一下你学过的语文课本吧，起码在“快乐教育”和“生命教育”方面，是有缺失的，很多时候你是要被一些英雄人物感动，放弃生命去维护一些别的什么东西。
那么，在被量化和货币化的幸福感，被成功学奉为圭臬，也就不难理解，站在清晨或黄昏的城市，那种大机器开动下众人如蝼蚁刨食的苍茫感何来；也不难理解不少地方官员为了个人政绩和腰包的光鲜，开动暴力工具拆掉“阻碍城市发展”民房的积极；更不难理解那些把孩子送去读各种补习班，不想输在起跑线上的家长的焦虑目光……
人被异化了，在自己所创造的物面前，越来越被动（马克思语）。
精神困境 篇5
一、中国式的血亲复仇主题
从文本的表层结构来看, 剧本讲述的是一个复仇的故事。仇虎回到家乡之后, 燃烧着复仇之火的他迫切地想找到焦阎王报仇。但很快他就知道了原本要报仇的对象焦阎王死了, 因此, 复仇对象开始转移。受封建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 “父债子还”、“血债血还”的文化思想让仇虎再一次燃起复仇的欲望。这次复仇的对象成为性格懦弱的焦阎王的儿子焦大星以及瞎婆子焦氏。因此, 他先找到了自己的未婚妻金子, 重新复合, 然后又借焦氏之手杀死了焦大星和他的儿子黑子, 让焦家断子绝孙, 留下焦氏一人活活受罪。他的这种极端的报仇方式也是自己得到了相应的报应, 当他和金子逃跑后, 焦氏报告了纠察队。仇虎和金子在林中迷路, 内心因受到谴责而精神错乱, 最后惨死在丛林之中。
从表层结构来看, 《原野》的戏剧冲突展现的只是仇虎与焦阎王一家的矛盾, 但从深层结构上来看, 这是人的内心的心理矛盾, 是宗法观念与因果轮回的冲突。通过这些冲突, 展示了人性的复杂以及人类无法摆脱命运的束缚这一生命的本质。仇虎复仇之后, 却陷入了深深的忏悔中。从复仇前的狡恶、机诈、从容到复仇后的焦虑、恍惚甚至恐惧不安, 这些心理变化无疑都清晰地显示了仇虎对自己良心的拷问。一方面, 他认为为父报仇天经地义, 但是面对性格懦弱的焦大星和幼小的黑子, 他却经不起良心的拷问。因而, 仇虎陷于良心责难的泥潭中无法前行, 在逃进叶声肃杀、黑影幢幢的林莽中, 他良心的自责使他出现了种种幻象:黑林子仿佛是一座幽冷可怖的阴曹地府, 到处缠绕着大星屈死的冤魂, 小黑子惨死时的情状像一根带毒的针刺, 深深地镶嵌在仇虎良心的伤口上。
从文本来看, 我们可以窥见仇虎身上所具有的善良与正直的本性。惩恶扬善原本是非常正义的, 也是人们对命运的主动把握, 然而到仇虎身上, 却成了他精神分裂的主要原因。随着第三幕作者对仇虎精神分裂的描写, 表现出人们在命运之前的渺小与无奈, 沦落为生命和文化的悲剧。
面对命运, 仇虎的反抗死出于本能的反抗, 是人类面对不幸与灾难的, 发自本能的一种强悍和残忍。每个人都有善良和残忍的一面, 面对不幸, 仇虎表现出了人类最强悍的反抗。因为“杀父之仇”与“夺妻之恨”, 是他最有利的情感力量。然而, 他的这种反抗却只是停留在个人仇恨当中, 他没有意识到造成自己人生悲剧的是现存的不合理的文化, 因而, 这才导致了仇虎把复仇对象转移到弱小者身上。
从戏剧中的人生意义上来讲, 向弱者复仇和向强者复仇会受到不同的对待。仇虎的复仇是向弱者的复仇, 这不仅仅是一种暴力的罪恶, 同时也是一种心理和人格上的卑怯。这种“后复仇”行为, 从文化意义上来讲是受到谴责的, 但如果从阶级角度来讲, 则是一种十分正常的行为, 甚至还会受到大家怎样, 认为是压迫阶级的反抗。但是, 笔者认为, 如果仅仅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这部作品, 那么就完全误解了作者的本意。
因此, 对于仇虎来说, 他之所以在复仇之后受到良心的谴责而出现种种幻想, 是受到文化意义上的“后复仇”行为的制约的。从文化角度上来讲, 仇虎的复仇不仅仅不具备任何合理性, 而且还要背负一定的道德和心理上的负担。他泯灭了人性最善良的一部分, 埋没了自己的良知使得这种复仇行为不具备正义性可言。但如果单纯从阶级性的角度来讲, 这种向弱者复仇的行为实在是相当残忍。
二、戏剧悲剧空间的新开拓
真正经典的作品是能够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原野》为中国戏剧的叙述空间开拓了一片新的天地, 特别是戏剧的第三幕仇虎与金子在林中的逃亡, 成为这部作品的亮点所在, 也是这部戏剧悲剧效果的最佳体现。
(一) 心里透视与梦幻——表现主义手法的运用
《原野》是曹禺的一次伟大尝试, 他成功地运用了细致的心理透视的表现方法, 挖掘出人物内心的心理层面, 表现了人物自身内在的精神追求。而这种写作方法, 正是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所提倡的戏剧写作方法, 它不注重对人物外在言行的描摹, 而是将笔深入到人物的内部世界, 并通过心里透视等方法表现人物的情感、欲望以及潜意识。
《原野》的故事情节看似简单, 但故事本身却并不是作者的写作本意。通过对仇虎从开始复仇到展开复仇行动以及复仇结束之后的一系列心理活动的描写, 既揭示了被压迫阶级走个人反抗道路的无效, 同时也表达了一种现实社会与宇宙人生的独特观念。
仇虎杀死大星和黑子之后, 由于焦母告密, 仇虎与金子开始了逃亡生涯。他们一起逃进了黑林子, 而此时仇虎开始良心不安, 毕竟他害死的是两条无辜的生命。生性善良的虎子在“好黑, 好黑的世界”中, 不断地受到良心的拷问和责难。一方面, 他所坚守的“父债子还”等为其复仇行为增加了正义性, 而焦母的严厉指责以及伤害两条无辜的生命, 又使得他对自己的复仇行为产生的质疑, 因此, 精神上陷入了极大的矛盾与痛苦之中。他时而诅咒自己, 时而忏悔, 内心深深地陷入极度惶恐和恐惧之中。
当仇虎身处黑暗的林中时, 他开始极度不安, 不断地出现幻觉。他看到了死去的父亲、妹妹、焦阎王、服苦役的囚犯以及阴曹地府的阎罗、判官、小鬼等一起涌现在面前, 听到了吃力的喘息声、哭泣声、叫喊声、皮鞭的响声, “在月光下, 传到观众耳里.其声诡异, 不似人音”。更让仇虎崩溃的是, 他看到父亲惨死的情景以及妹妹被卖到妓院被活活逼死的惨烈情景。当他开始向阎王爷如实禀告自己的深仇大恨时, 阎王爷却要让自己的父亲和妹妹下油锅。这次, 仇虎彻底崩溃了, 在地狱中都无法申冤, 他也就难以找到走出厄运的路口, 更无法挣脱命运困境的羁绊。人生都难以逃出命运的羁绊, 即使死后也很难摆脱。
这种梦幻叙述的独特之处在于把这些貌似杂乱的幻觉、幻象随着潜意识的流动贯穿起来, 既起着“潜在情节”的作用, 又着力地透视出仇虎深层的心理真实, 从而深刻地回应了剧作家独具风格的艺术追求和创作理想。
(二) “原野”意象
戏剧以“原野”为名, 而原野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意象, 包含着丰富的深层含义。
曹禺之所以运用大量的意象, 主要是为了增加人物形象的复杂性, 通过对人物所处环境的描写, 细致地刻画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 表达了作家对人生的一种独特体验和认知。
原野, 本身蕴藏着无限的生机与活力:散香的泥土、滋长的禾根、飞动的秋蝉到苍劲的巨树, 这些都是内在生命力的象征。他们在广阔的原野上自由地生长着, 但同时却有一棵苍茫中的巨树被“羁绊在石岩上”, 无论怎样努力, 都无法挣脱。显然, 这是仇虎人生的真实写照, 虽然仇虎能够砸开脚上的脚镣, 但他却难以解开内心那条沉重的锁链。如果说镣铐象征一种心灵的囚禁, 那么, 良心、道德上的自责与忏悔、沉重的宗教意识才是它的真正内涵。
除了意象的运用, 作者还运用了梦幻的表现方法。仇虎和金子向往着天外“铺满金子的地方”, 但却陷入了“黑林子”。面对一个没有星月的“好黑, 好黑的世界”, 原本自信满满的仇虎, 却在此幻听到了焦氏那一声声幽长怪厉的叫魂声, 因此, 内心深处变得更加沉重起来。屈死的冤魂与焦氏似乎成了“手拿拘魂牌”的复仇死神, 使仇虎绝望地挣扎在恐怖的阴影中, 昔日的复仇者变为现在的精神逃犯。古老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中宗教性的天地鬼神观念世代沿袭, 已经在人们内心深层处积淀成一个无法化解的“心狱”。仇虎无论如何也不能够冲破这心灵的樊篱。因此仇虎的命运悲剧, 是一部极其深刻的宗教性悲剧, 是沉重的封建宗教意识观念网织成的命运困境绞杀了仇虎那鲜活而顽强的生命。
综上所述, 表现主义手法的运用, 从内部开拓了戏剧文本的表现空间, 加强了作品的艺术张力, 从而在整体上提高了作品的艺术含量和美学品格。作品通过对主人公仇虎内心世界的多侧面描绘, 展现了一个复仇者与命运抗争而遭到失败的故事, 更高层次地对人性进行观照, 表现了抽象意义上的人性。因此, 《原野》中仇虎以及其他人物的悲剧命运深刻地展示出作家对“人生困境”的困惑与索解以及对神秘宇宙的哲学思考:人类如同困兽一样的反抗命运, 但却永远走不出命运的手心。
摘要：作家运用现实主义与表现主义的艺术方式, 采用心理透视、梦幻叙述、意象暗示等叙述手段, 赋予剧中人物超现实的神秘色彩, 表现了人类所面临的无法挣脱的残酷生存困境这一哲学命题。本文拟从剧本的思想蕴涵和艺术追求这两方面入手, 对文本进行细致的解读。
关键词：复仇者,精神困境,《原野》
参考文献
[1]、田本相:《曹禺传》,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8
精神困境 篇6
一人文精神培养对于美术教育的意义
1. 人文精神培养是美术教育的目标和真谛所在
人文精神表现为人们对于“真、善、美”的价值取向和执着追求。中学美术教育通过美术课程传授, 引导中学生在学习美术技能的同时, 产生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人文精神的培养在于如何培养中学生对美的兴趣、如何提高审美能力, 以及如何将美内化到自我人格中去。
2. 人文精神培养是美术教育的内在要求
人文精神的培养能够使学生在学习基础美术技能的同时, 陶冶情操, 养成良好的人文素养, 提高生活品质, 促进身心健康, 激发学生们的创新精神, 增强实践能力, 从而使审美和创新水准得到提升, 增强作品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品位。
二农村中学美术教育人文精神培养存在的问题
1. 学历偏低, 人文精神培养意识缺乏
中学美术教育教师, 特别是农村中学美术教师, 第一学历大多是中专或者大专, 很少有美术专业本科出身的教师, 因此, 美术教师自身美术修养较低, 对于培养中学生人文精神和人文素质意识不够, 给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带来阻碍。
2. 过于注重专业技能的学习, 忽视人文素质的提高
中学美术教育教学侧重于学生专业绘画、手工的训练和培养, 大多美术教师认为只要学生绘画得好, 绘画得像就可以了, 关于美术史和美术作品中所展现的人文背景和人文精神只是一带而过, 忽视了对中学生人文素养和人文精神的培养和提高。
3. 专业教学思维狭隘, 缺少与其他学科的衔接关联
美术教育教学实际上涉及绘画技巧, 文化氛围和自然科学等相关知识, 而现在农村中学美术教学过程中却忽视了与其他学科的关联和衔接, 教学思维狭隘, 导致人文精神素养不能在美术教学中得到体现和运用。
三农村中学美术教育人文精神培养的对策
季羡林先生曾说:“培育大学生人文精神, 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 必须方方面面通力协作。”针对当前农村中学美术教育人文精神培养存在的问题, 笔者尝试提出对策:
1. 加强农村美术教师“置换培训”, 提高其美术专业素养
针对农村中学美术教学师资水平较低情况, 可以试行教师“置换培训”, 即教育主管部门可以组织部分美术教师到高校美术学院进行深造或短期 (1~3个月) 培训, 让教师在高校学习吸收美术教育先进理念、美术专业绘画技能技法, 感知美术教育中人文精神。学习结束后, 再回到学校教学;置换出来的这段时间, 可以安排美术学院研究生或者本科生顶岗任教, 这样既能把高校中美术教育先进理念和绘画技法传授到农村中学, 又锻炼了大学生的实践教学能力。
2. 采用多途径教学方法, 培养学生艺术创作个性化
针对农村美术教育教学手段和方法的单一和枯燥化, 美术教师可以思考运用更多的教学手段和方法参与到美术教学过程中去, 如多媒体运用、外出写生、感受大自然等形式和方法, 让学生在普通临摹基础上, 注重作品创作的个性化, 体现符合学生个人意识形态人文因素。
3. 整合其他学科人文因素, 创设美术教育人文精神培养
美术教育不单纯是单门学科的教学, 而是要与其他学科结合, 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全面发展。因此, 可以尝试整合学科优势, 充分利用其他学科对美术教学影响和补偿作用, 创设美术教学中人文素养和人文精神培养, 这也是当前美术课程改革内容之一。在美术情境教学中研究、探索和发现与美术相关的因素, 在寻求理解美术教学中人文背景和人文精神时, 主动融合不同学科内容, 根据学科特点, 挑选与美术教学内容相匹配的因素。如在教授山水画时, 可以辅以古诗词讲解, 让学生理解山水画的意境;又如在教授素描时, 可以辅以数学知识让学生感知人物或物品之间绘画比例, 抽象艺术可以运用音乐感知等, 以此触类旁通, 引导学生创设性的进行美术人文精神感知和培养。
摘要：美术教育蕴含着浓厚的人文精神, 笔者通过阐述人文精神培养对于美术教育的意义, 分析了当前农村中学美术教育教学中人文精神培养所面临的困难, 提出了农村中学美术教育教学中人文精神培养的对策, 旨在更好地提高农村地区中学美术教育中人文意识和人文精神。
关键词：农村中学,美术教育,人文精神,培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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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困境 篇7
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受多方因素的影响, 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任何企业和企业家都是在特定的地域环境和文化制度中生存和发展的, 必然与其文化有着深层的地域文化根源。东北传统文化中有许多优秀基因对培育企业家精神有着积极正向的影响:比如以开拓探险为核心的“闯关东”精神有利于企业家创新、冒险精神的培育, 豪放重义的文化性格对有利于培育企业家团结协作、重视社会责任的精神, 东北地区独特的艰苦奋斗生活方式有利于培育企业家吃苦耐劳的精神……
但是, 东北传统文化对培育企业家精神的负向影响也不容忽视, 美国学者英格尔斯说:“如果执行和运用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 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 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
其一, 闭塞的地理环境造成的保守的文化性格不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因为山岭、戈壁、荒原、海洋的自然地理阻隔, 历史上东北地区缺乏与外界的文化往来与人才交流形成了相对封闭保守的地域文化特点。这种文化性格在过去并未显现出太大的劣势, 而今天面对瞬息万变、摧枯拉朽的市场环境, 保守封闭意味着安于现状、不思进取, 缺少进取精神和挑战意识, 对变化回应速度较慢, 由此必然导致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就是一种不安于现状, 就是要重构既定的秩序和格局。企业家通过具有“创造性破坏”的观念和思路, 打破原有的路径依赖, 把人力、物力、财力等社会资源进行有机整合, 变成收益和财富, 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东北地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反应迟缓、步履蹒跚与企业家思想不够解放、观念保守落后密切相关。尤其是对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后, 更需要勇于承担风险、主动开拓创新, 善于抓住市场机会、善于拓展外部发展空间、善于判断未来经济走势的企业家, 更需要摒弃传统的东北文化中保守的文化性格。
其二, 多元的文化构成造成的粗放的文化性格不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东北文化历史上以传统的中原文化为主体, 再加之殖民地文化、本土文化及现代体制文化交融混合, 构成了文化的多元与复杂性。当年的山东、河北闯关东的流民所传入的文化主体是粗犷的乡野气息浓厚的民间文化, 东北地区缺少精英文化的积淀。粗犷豪放, 勇猛彪悍的荒野文化的劲力也曾在某些历史时期显现为巨大的优势, 但在工商文明取代传统的游牧文明时, 这种粗放的文化性格就是成为现代性的阻力, 成为企业家精神培育的羁绊。再者, 大自然给予的东北地区优裕丰饶的资源, 让东北缺乏南方的精耕细作精神, 不仅在宏观决策与微观的精打细算上逊人一筹, 而且也缺乏当下最需要的以敬业、追求卓越为核心的工匠精神。任何产品都附着着人的精神因素和文化品格。粗放, 必然对产品的品质缺少精益求精, 精雕细琢, 缺少专注耐心、信念坚持, 而这些品质恰恰是企业家精神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其三, 传统的权力意识造成的依附的文化性格不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南人重商, 北人重仕”, 这是历史上的说法, 但东北人沿袭至今的权力本位的理念无助于产生经济发展的冲动力。当年东北地区受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影响, 行政权力的高度集中, 其所塑造的文化模式与社会心理必然会带有高度的依附性。官本位对人的价值观的扭曲, 权力过分参与到社会生产与生活中, 人们头脑中靠资源、靠政府, 重人情、重关系的观念较重, 主动求变的竞争创业、市场经济的缺乏, 过于崇拜权力, 缺少以人为本、以规则为本的理念, 因为缺少独立意识、自主意识, 缺少个性自由和经济自由, 这是生产力解放、思想解放的极大阻力, 也是企业家精神培育的最大障碍。
新一轮东北振兴的大幕已经拉开, “市场活力来自于人, 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 来自于企业家精神。”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的是培育和涵养企业家精神的不要或缺的条件。今天的东北要重拾“闯关东”精神, 对企业家来说更是如此, 要突破封闭观念, 重塑不屈不挠的进取精神、敢于抗争的拼搏精神、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和宽容大度的人文精神;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政府真正做到减政放权、革除顽疾,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权力不再对企业横加干涉, 营造健康开放的市场环境, 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法律体系, 让企业家无后顾之忧, 敢于创新, 东北经济方可重生;营造有利于企业发展和企业家成长的文化环境。要高度重视企业家对社会的巨大价值, 肯定企业家对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 要形成尊重、理解、关怀、支持企业家的氛围。在东北经济闯关夺隘、攻坚克难之时, 构建新型清明的政商关系, 充分激发企业家奋发向上的动力, 为东北新一轮的振兴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摘要：作为企业持续发展动力之源的企业家精神一定要受到整个地域文化母体的深刻影响, 据此, 从东北传统文化的视角分析了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形成的负面因素。
精神困境 篇8
国内, 以下三方面原因引起的通货膨胀率逐月高涨: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大量投放的货币, 从2010年开始持续推升物价上涨;美国实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引发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 导致输入型通胀压力;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的刚性成本。由下图数据可以看出, 我国2011年CPI数据以年初月度同比涨幅4.9%为基点一路上扬, 5月之后, CPI涨幅更节节攀升、连创新高, 7月份甚至涨到6.5%, 创下37个月的新高。
国外, 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对我国的影响也越来越严重。这使企业经营环境恶化: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涨价、存款准备金率连续上调, 出口形势严峻……
二、相关理论
企业家精神是一种反映企业家独特的个人素质、价值取向以及思维模式并且在实践中应用的经营意识、理念、胆魄和魅力等综合的精神品质。主要包括:创新精神、冒险精神、合作精神、进取精神、社会责任等。
企业行为是企业家精神的具体化表现, 企业家精神决定企业的行为。同时企业的行为会反作用于企业家精神。
三、浙江私营企业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011年, 独领我国民营企业30年风骚的浙江民企面临困境。据数据显示, 2011年1-9月浙江省消亡企业数2.5万家, 比上年增加5%。2008年, 浙江省全年私营企业注销数2.2万家, 为当时的近6年最高。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涨价、存款准备金率连续上调、欧债危机愈演愈烈, 出口形势严峻……在这样的经营环境下, 着重分析浙江私营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
1. 盲目多元化。
浙江私营企业大部分是中小企业, 企业没有长远的策略计划, 利润是他们的主要目标, 只是一味追逐利润, 哪个行业利润大就涉足, 涉足房地产、红酒、轮船制造业等。
2. 实业“空心化”。
在浙江很多私营企业更是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 对急需大量资金投入的产品创新“望而却步”, 转而向收益更快的楼市股市投资, 长此以往, 客观上也造成了浙江产业日趋“空心化”。
3. 民间融资拖垮企业。
在银根收紧背景下, 一些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越来越难, 只能借助月息高达6分, 甚至8分的民间借贷, 而此时企业利润却还在不断下降, 甚至利润远低于高利贷的利息, 这就无异于“饮鸩止渴”。
4. 安于现状。
从大的经济发展背景看, 低附加值, 没有很强的研发设计。总的来说, 浙江传统制造业中的民营企业都站在转型升级的关口上。
5. 企业诚信问题。
据统计, 2011年1-9月浙江共发生228起企业主逃逸事件, 为近年同比最高, 其中不乏员工数千人的企业, 欠薪人数和欠薪数额均为历史之最。
四、浙江私营企业的困境分析
上述分析的问题表面上看似没什么联系, 却有一根主线贯穿起来, 那就是企业家精神。根据“一个人的命运由性格决定, 一个组织或群体的命运由文化决定。”这一逻辑关系可以推论:浙商的命运正是由其文化或者精神决定的。图2是2008年第一季度至2011年第四季度, 企业景气指数与企业家信心指数的关系图, 从图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到企业景气指数与企业家信心指数的相关性。
1. 从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角度分析。
创新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产品创新。产品创新不仅能够创造一个好的品牌, 而且能够通过不断追求产品质量的改进与提高, 来维护、发展和完善这个品牌, 并通过这种创新来获取最大限度的长期收益。二是技术创新。善于发现新的技术发现和发明, 勇于引入新的技术和工艺, 不断创造新的生产方式和方法, 以此来推动企业技术的不断升级和生产方式的不断发展。三是市场创新。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 对市场结构、市场分布进行分析与比较, 并通过分析与比较, 发现和开拓新的市场, 占领市场发展的制高点, 提高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与收益。四是组织和制度创新。
通过研究发现, 浙江私营企业目前在第一、第二和第四点上的创新尤为不足。这与浙江私营企业家身上企业家精神、素质和能力的不连续是必然相关的。浙江私营企业家的创新不足使企业没有任何进步, 当传统企业发展到瓶颈期时, 就需要考虑创新, 比如产品创新, 技术创新, 市场创新, 转型等。不进则退, 没有创新只能被淘汰, 尤其在外部环境严峻的情况下。
2. 从企业家的冒险精神角度分析。
对一个企业和企业家来说, 不敢冒险才是最大的风险。企业家的冒险精神主要表现在:企业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上;企业生产能力的扩张和缩小上;新技术的开发与运用上;生产品种的增加和淘汰上;产品价格的提高或降低上。当然这个冒险是指理智冒险, 冒险60%, 理智40%。
而浙江私营企业家, 在外部经营环境恶化, 国际以及国内的环境急需企业转型的情况下, 尤其在企业面临转型发展的挑战时, 魄力和能力不足。由于创业的艰难, 以及求稳的心态, 使浙江企业家安于现状, 不敢大步前进, 这样的企业无法避免破产倒闭的命运。
3. 从企业家的敬业精神角度分析。
中小型企业之所以容易倒闭, 是因为太多的老板没有把企业当事业做, 他们只是把企业当生意做。如果一个企业家能把自己的企业当事业来做, 那么他就会很专注。他的着力点会想着如何把事业做得更大, 更好。他一定会执着、坚强、专一、长久地做自己领域的事, 他工作的动力不仅仅是想着如何赚更多的钱, 而是想如何追求工作的成就感, 如何成为行业的第一名。对一个做生意的人来说, 肯定是什么赚钱就做什么, 他们更多的是注重眼前赚钱的机会, 而绝不会关注市场未来的变化。
浙江私营企业的实业“空心化”、民间融资拖垮企业等问题都可以用企业家的敬业精神来解释。因为大部分浙江私营企业的老板都是迫于生计白手起家的, 文化水平有限, 导致他们经营的唯一目的就是赚钱, 这往往让他们只顾眼前利益, 而忽略了企业的长远发展。
4. 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角度分析。
中小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 社会责任日益成为企业家必须面对的一个迫切问题。一个优秀企业家具备的企业家精神不仅体现在为社会财富所做的贡献, 还应该体现在社会发展及承担社会责任等方面所做的工作。一个企业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会给这个企业带来良好的声誉, 这是一种无形资本。
浙江的“跑路朝”不禁让人反思, 浙江私营企业的企业家诚信、社会责任心何在?在资金紧张, 外部环境恶化的情况下, 企业的经营很困难, 这不仅是危机, 也是机遇, 正是行业大洗牌的时候。企业如果能抓住这个关键时机, 让企业转型, 迅速适应外部环境, 那么这个企业就发展起来了。然而, 很多私营企业的企业家选择跑路, 这不仅使企业的信誉一扫而光, 同时也反映出企业家的诚信问题。
五、结论与后续研究建议
通过对浙江私营企业困境的分析, 我们看到企业家精神在企业运营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企业家精神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企业家应该随企业的成长而成长, 只有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发展相适应时, 才能让企业与时俱进, 跟得上时代步伐。所以, 企业家一定要注意企业家精神的培养。当一个企业在资源、能力和制度方面都没有任何优势的情况下, 能够不依靠尖端技术、不依靠国际人才、不依靠国际资金实力, 如何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国内市场占据一席之地?无数企业以亲身实践论证了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的重大意义, 也证实了企业家精神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唯一真实来源。
摘要：企业家精神是一种反映企业家独特的个人素质、价值取向以及思维模式, 并且在实践中应用的经营意识、理念、胆魄和魅力等综合的精神品质, 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唯一真实来源。基于企业家精神分析浙江私营企业发现:在浙江私营企业中存在着盲目多元化、实业“空心化”、民间融资、企业诚信等问题。浙江企业界一定要注重企业家精神的培养, 以确保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关键词：企业家精神,私营企业,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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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困境 篇9
关键词：资金支持；医疗补助；部门合作；知识普及
新余市地处江西省赣西片区，市区通高铁、动车，交通便利，环境优美。近年来，随着光伏和钢铁产业的发展，经济逐年向好。经济发展的同时，外来流动人口也不断增加，流动人口中流浪精神病人在新余市城乡逐年增多。流浪精神病人由于疾病的特殊性，严重影响了新余市城乡的社会安定和市容市貌，给政府管理带来巨大的压力。
一、新余市流浪精神病人社会救助存在困境
1.流浪精神病人数不断增加，救助无止境
精神障碍已经成为影响人类生活质量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常见病和多发病，给社会和国家带来沉重的负担。随着经济发展，流动人口增加，新余市本地农村集镇人员和新余市周边地区萍乡、宜春、高安、樟树、吉安等地进入新余市务工的流动人口直线增加，形形色色的流动人口中也包含了流浪人群。国外的流行病学研究显示，在流浪人员中1/3～1/2是重症精神障碍患者。
2.流浪精神病人肇事肇祸，不利于新余市社会安定
经了解，流浪精神病人大部分都是重性精神病人，由于疾病本身的影响，有伤人、毁物、自杀、自伤等四种行为，今年来各地“武疯子”的报道不少见。新余城乡流浪的精神病人，抢劫路边行人和街边小摊小贩，甚至把路人当成其被害妄想的对象进行殴打、辱骂，还发生自伤、杀人等肇事肇祸事件；对城乡的基础设施进行打、砸、烧破坏，特别是到了冬天，流浪精神病人在寒冷的驱使下，拆除路边垃圾桶、指示牌、路灯等设施烧火取暖，埋下火災的安全隐患；在农村恐吓农村留守儿童和老人、烧毁村委会、拔除田间农作物等。新余市公安局报警中心每天都可以接到群众报警电话。
3.流浪精神病人救助救治难度大，精神病医院和救助站进退两难
笔者在新余市民政局了解到流浪精神病人由于长期在外流浪，风餐露宿，身上都有一种或多种其他的疾病，如：营养缺乏、皮肤病、消化道溃疡、骨折、皮外伤、烫伤、老年疾病（高血压、糖尿病），不排除肺结核等传染性疾病影响公共卫生，甚至部分女病人被救助的时候发现怀有身孕，给救助工作增加了难度。救助过程中一部分病情较轻，安置在救助站，重病人则收住到精神病医院。对精神病人的监护人、家属缺乏相应的有效约束，有的流浪精神病人的家属找到了，不来接走，有的接出去还是放纵自流，最后又回到医院。
4.救助经费的缺口巨大，救助受阻
资金是困扰救助工作最大的问题，流浪精神病人的吃喝拉撒和治病用药都要钱，普通精神病人一个月入院费用在五千元上下，国家和政府有一定的资金支持，但拨付的资金杯水车薪。
二、解决流浪精神病人社会救助的对策
在救助流浪精神病人的工作上，问题一直源源不断，但是，有问题不可怕，需要社会、政府和家庭一起来积极努力，寻求合理的办法帮助流浪精神病人。
1.发动社会力量，提供资金支持
流浪精神病人没有自知力，是名符其实的弱势群体，由于疾病的影响，被家人抛弃，在流浪过程中身心备受煎熬，需要全社会来共同关注他们。
2.加大医疗补助，充分应用国家政策，增加流浪病人救治的
空间
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救助流浪精神病人最主要的方法是让他们获得及时救治，按时吃药防复发。目前国家刚刚出台对精神病人免费救治的政策，各省市政府、医院要充分领会国家法律和相关会议精神，坚决执行。
3.各部门联动，密切合作
由于对流浪精神病人的救助不是单纯的救治行为，而是一种综合性的救助行为，它涉及民政、公安、卫生、财政等部门的通力协作。
4.做好精神病人的建档工作和精神病知识的普及和预防
面对医院和救助中心滞留了无主流浪病人，相关部门如能在全国范围内为精神病病人建立个人档案，有条件的尽量采集指纹和血样，以便流浪精神病人能准确及时找到家属，得到家庭帮助和照顾。
流浪精神病人长期存在，短期内不可能解决，需要全社会不遗余力，前赴后继努力，给予他们更多的人性关怀和经济救助，不放弃任何一个流浪精神病人，避免他们流浪街头，疾病缠身。政府和全社会一起，设置保护精神病人的法律法规，筹集救助基金，培养专业人员，开辟更多救助场所，畅通救助渠道，奖励举报和主动运送流浪精神病人到救助站的群众，真正为流浪精神病人提供法律、经济、制度、医疗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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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困境 篇10
在打破延续几千年的封建藩篱,女性的“人”性受到了重视,并作为了独立个体的存在在社会中,也终于赢得在公共空间言说的话语权利,于是女性的对人性解放、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迫切要求达到了满足,女性显性的生存困境相对已经解决,然而隐性的精神困境却对她们的生存价值构成了威胁,且比显性困境的影响更持久,更剧烈。
在池莉、毕飞宇等作家以独特的视角透视当代女性所遭遇的生存、情感、家庭的困境,紧接着的温亚军就以其平淡无奇的对人物关系的叙述中不动声色的将女性所遭受的精神困境的现状呈现出来,构成当代女性所遭遇的又一沉重话题。
温亚军的这篇《桃花落》就以桃花凋谢的意象展现出一位当代女性在遭遇一系列事情之后的心理状态。“桃花落,闲池阁”,当桃花随风散落四处,也恰恰暗示了当代女性心灵的无所寄托,精神世界的荒芜。
小说中的主人公庄晓然毕业于名牌大学,可以说,她就是当代的知识女性的代表,拥有知识、独立、自由的人格。女性的自由、生存意识一旦解决,表面上她们自己能够独立生存,不再是男人或者是家庭的附属品,在社会中的“人本职”的属性也日益完整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逐渐巩固,男女平等也越来越具实际、具体的内涵。但是现代社会给女性施加的压力却从未减少,女性实际上也从未能够减压:她们不仅要承担同男人相同的责任,更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于是,她们至始至终的在寻找精神家园,寻找生命的依托,为维护其珍惜的情感寄所而不惜付出一切,但现实却一次又一次将其理想打击、毁灭的一干二净,使她们一次又一次的对精神家园产生迷茫、困惑。
庄晓然是芙蓉里飞出的“金凤凰”,她坚韧、好强,不仅从芙蓉里走出去,而且作为大学生还给庄家挣足了面子,但她也有着虚荣心,由于好面子,她将父亲送到豪华医院入住,进而欠下十七万元的医药费。也正是这“十七万”成为庄晓然转变的关键,使她对原本温情脉脉的人与人的关系的一次真正的认识,正如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的娜拉,这位当代女性依旧逃脱不了“玩偶”式的遭遇:她生活在虚假的表面关系之中,当利害关系一被触及,所有的温情包装立刻失效。而随着这种温情的人脉的突然变质,庄晓然也对原本库鲁追求的精神依托的彻底绝望。
小说虽然没有详细描写庄晓然的初恋,但是她整个生活却无时无刻不笼罩在初恋的阴影下。早在鲁迅的《伤逝》中,我们就能看到一个五四的个性解放的青年“为爱而生,为爱而死”的同居爱情生涯。“爱情在女子身上特别显得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于爱情和推广成为爱情,她只有在爱情里才找到生命的支持力。如果她在爱情方而遭遇不幸,她就像一道光焰被一阵狂风吹熄掉。”②也正如黑格尔所说,温亚军笔下的庄晓然——这位具有独立人格、自由意识的当代女性也毫不例外,为了构建爱情这座精神家园而加入同居时代的队伍中,并不惜为男友生下了私生女。然而,最终爱情给了她受伤的心灵以外,什么都没有留下。这样一个独立自由女性寄托于爱情的希望,被初恋男友因为“生存”层面的问题(即金钱)而抛弃,已经心灰意冷,对爱情的憧憬失去信心。
当庄晓然备受爱情苦果的煎熬的时候,遇到了她心目中的“完美的男人”并与之成婚,她开始将她的理想想寄托于“美满幸福婚姻”中,毅然决心对婚姻付出一切,因此,她一改以前的脾气,变得小鸟依人。著名女权主义者波伏娃指出:“婚姻是要联合两个完整的独立个体,不是一个附和,不是一个退路,不是一种逃避或一项弥补。”在庄晓然与其丈夫陈家豪的婚姻中,婚姻是残缺不全的,也不能称之为婚姻的。当其丈夫发现她以前所作的荒唐的事情的时候,态度立马就变了,有句话说的好,翻脸比翻书还快。这句话用在她丈夫身上再合适不过。他一心只想着自己的处境,自己曾受到过多大的欺骗和侮辱,却从没有设身处地的为庄晓然想过,他不顾庄晓然所承受得的巨大的精神压力,他们的婚姻已完全没有平等的意义,都成了弥补、退路、伤害的结合体了。在庄晓然遇到困难的时候,丈夫陈家豪不仅没有帮一丁点儿忙,甚至连应有的安慰都没有。而在办理离婚清算的时候欺骗她,置她于困境而不顾,夫妻之恩在其心目中没有任何位置,这些都是在妻子面临困境的时候,作为其最亲密的人——丈夫的表现。这必然使庄晓然陷入了婚姻的漩涡,彻底被其的无情打倒在对婚姻的无限憧憬的虚坟中。
在对婚姻心灰意冷之后,她把希望寄托于家庭,一个将其视为主心骨的家庭,但是又一次将她的希望甩断。小说从一开始庄晓然的懦弱、胆小、唯命是从的五弟庄晓虎狠狠抽了她两巴掌,这狠命的两巴掌让原本温情脉脉的亲情霎时消失殆尽,使庄晓然沉浸在家庭温情中的心瞬间破碎。庄晓然一心在家庭中构建她的理想的理想实际上却从未得到家庭的认可。显然,庄晓虎并没有把这个姐姐置于他们的家庭中,只一味的想着,姐姐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女人的虚荣心,而没有替自己的弟弟着想。这也使庄晓然的寄托于家庭的理想的破碎、毁灭。两个妹妹的冰冷、冷漠的目光,也更使庄晓然失去了对亲人这个概念的温暖感觉,自己辛辛苦苦为家里所作的事情都没有被认可。更是给她的施加了精神压力,把她逼向了精神边缘。
直至最后,庄晓然走投无路,将希望寄托于工作单位的时候,主任以公款为名义利诱她致使她作其情妇,她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也不得不屈服,事情发展于此,她的感情应该可以说是彻底的空白了,也成为身心上的孓然一身。
黑格尔认为构成悲剧冲突的双方代表的伦理力量有各自的合理性和神圣性。③而构成当代女性的悲剧冲突的另一方也没有伦理力量的合理性,而只是人生持续的荒诞。当庄晓然对这一切幡然醒悟,她彻底醒悟到人际关系的脆弱,人际关系的弱不禁风,当人际关系的真实面貌展露的时候,所有人做这些有悖于常理,有悖于道德的事情,在“金钱”这身外之物的利诱下,却又那么的“合乎常理”。
于是,五弟的痛哭流涕、丈夫的假仁假义、主任的一丝温情,都已弥补不了她已冷却的心,因此,她最后说出了“除了钱,我什么也不相信”这句话。鲁迅曾经说过“人生最大的痛苦是醒了无路可走”。庄晓然这个从一直生活在虚幻中直到最后被打醒的女人,却也无可避免的成为了无路可走的女人。她清醒了之后,就对现实社会具有了清醒的认识:她厌恶自己所处的那种令人窒息的生活环境,但又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有所醒悟却又无路可走,最终被黑暗所吞噬。
伽缪说过:“看到生活的意义被剥夺,看到生存的理想消失,这是不能忍受的,人不能无意义地生活”。④而庄晓然就是这样一个亲身经历人生阶段、情感位置的变化,这样一个在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里完成着生命的被扼杀的故事的当代女性。这是一种从期望到情感到意志到思想的全面扼杀,把庄晓然的生命的意义、价值、理想的家园残酷摧残的现实生活,这使生活本身的价值值得严重怀疑。
当娜拉走出家庭、婚姻的坟墓,并没有提及她在社会上的遭遇,而庄晓然却深受爱情、婚姻、家庭、社会四重打击,在现实中经历痛苦铭心的亲情、爱情、而感到了更加巨大无际的孤独与失落,使得生命的价值变得苍白和虚弱。这位走入精神边缘的女性将当代社会中女性的精神困境提升到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程度,使当代女性沉浸于浮华背后的无处安放的心的险境展现于时代生活中。
注释
1温亚军：桃花落[J]．人民文学．2007(4)．
2黑格尔：《美学》[M]第一卷．P327
3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