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困境（精选10篇）
司法困境 篇1
浙江温岭幼师虐童事件曝光之后, 几乎各大媒体都在争相报道, “群情激愤”、“道德败坏”、“严惩”这几个词使用率最高, 即使有一两个质疑的声音也被淹没。心情可以理解, 但是现在是法治社会, 任何行为都要遵循“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虐童案当事人颜某某最初被以涉嫌寻衅滋事刑事拘留后, 2012年11月5日温岭市公安局依法向检察机关撤回案件, 继续侦查, 11月16日无罪释放。从以前的张金柱、刘涌、李启铭 (我爸是李刚) 等案子到如今的温岭幼师虐童事件, 都能看到媒体的力量;而对于司法部门 (本文的司法部门为广义上的称谓) 的做法也让众人难以释然。虐童事件又折射出媒体司法的现象和司法部门解决问题在依法与符合群体意志两难的境地。媒体司法、司法处理结果与公众期望值问题是一个比较大也比较老的话题, 本文只作粗浅的讨论。
一、媒体司法的是与非
媒体司法是指传统媒体和现代媒体在对案件事实做客观报道的同时夹杂对案件结果的评判和指引。媒体司法又有“舆论审判”之说, 西方又称“媒体审判”。从主体上来看, 传统媒体包括报纸、电台、电视等, 现代媒体主要指网络媒体, 包括主流网站, 也包括个体的博客、微博、论坛、空间等;既有集体又有个体;既有专业法律人士又有非专业法律人士。从内容上来看, 媒体司法对案件的评判和指引包括代表集体观点的评判、指引和代表个人观点的评判、指引。这里的评判、指引包括专业法律人士从法律的角度对案件的解读和对案件结果的预测或者定论, 也有非专业法律人士从道德和社会公序良俗的角度对案件的评判, 在评判和指引过程中还有可能掺杂个人的感情色彩在里面。
媒体既是司法的宣传工具, 又是司法另一种监督。如今社会媒体深入生活各个领域, 司法也介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媒体运用社会舆论来评判是非, 弘扬善良正气, 追求道德上的公平正义;司法则运用法律解决矛盾, 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追求法律上的公平正义。双方在公平正义”这个终极目标上是一致的。媒体本质上的“正义感”, 使媒体过多关注司法 (几乎每个电视台都有法制类节目) , 加之部分媒体为迎合媒体受众者的猎奇心理而追求“看点”、“点击率”、“收视率”, 致使媒体在报道案件时过多介入, 以致有“炒作”、“干涉”司法之嫌。这样往往把司法部门推到社会舆论的浪点, 也致使有些案件的处理结果多少地受到媒体的影响。本来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变成“以媒体为准绳”了。这也造成了很多司法部门对媒体心存戒心, 致使本来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两个行业对立起来。笔者以为应该用“豪猪取暖”来处理两者的关系, 一方面媒体不要干涉司法独立, 还要对司法行为进行监督;另一方面司法可以为媒体提供普法素材, 利用媒体的监督提升办案质量。这样两者所追求的“公平正义”的终极目标才会实现。
温岭虐童事件从披露当事人被刑事拘留再到如今公安机关向检察机关撤回案件补充侦查、无罪释放, 期间很多媒体特别是个体网络媒体中涌现了“媒体司法”现象。但是司法部门借助媒体从刑拘到撤案补充侦查, 到无罪释放, 说明没有被媒体司法所影响, 保持了司法的独立性。
二、充分运用法官解释权, 依据现有的法律解决多变的问题
温岭虐童当事人是以涉嫌寻事滋事罪被刑拘的, 但是随后警方又撤回补充侦查。11月16日, 温岭警方已释放了涉案幼师。之所以撤回可能是因为当事人的行为不符合寻事滋事罪的构成要件;该事件是“虐待”, 但是又不符合虐待罪的主体条件;事件中的幼儿经鉴定没有受轻伤, 那么当事人也不构成故意伤害罪。也就是说目前的法律规定中找不到对大家“群体共愤”的虐童幼师刑事处罚的法律依据, 那是不是说虐童幼师的行为就是合法的而不要受到处罚呢?
法律制度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物质生活条件的综合反映, 是对当时社会生活的整体折射[1]。现实生活不但是发展变化的, 物质生活条件也是在不断变化的。虽然立法者总是穷尽一切手段力图条文内容涵盖已知未知的社会层面, 囊括已知未知所有的法律行为。但是立法者的知识有限性和社会突变性必然形成法律的滞后性。再加上中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 各地区文化差异大, 经济发展不平衡, 这必然对法律的适用带来新的挑战。解决这个问题有两条途径:一是“司法解释”, 二是“法官解释”。这两种解释理论界多有诟病, 但是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司法解释”应该是一种有权 (授权) 解释;而法官解释权应该是自由裁量权, 自由裁量权不光是“有法可依”时对量刑做一定的衡量, 当“无明显法可依”时, 应当根据现有规范的旨意和法律精神, 通过法律思维, 对法律适用与案件事实进行释明。正如陈金钊教授所讲:“法律解释就要在法律与事实之间的目光往返中建构裁判规范。这里的裁判规范是指那种建立在一般法律规范基础上, 由法官在其与事实的互动关系中找出的针对个案的判决标准或理由。”[2]2003年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警方侦破的秦淮区法院审理的“同性卖淫有罪案”就是一个很好的解释权发挥作用的例子[3]。
当然法官的解释权也不能滥用, 必须建立在法官具有一定的知识水平和极高的道德修养基础之上, 并保持中立还要具有一定的经验。
三、进行刑法修正, 规范以后虐童行为
中国刑法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最早出现在1910年《大清新刑律》, 表述为:“法律无正条者, 不问何种行为, 不为罪。”[4]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 是法治社会坚守的底线。解决困境的方案是立法者的法律解释和增设新的罪名。法律是僵化的, 而社会是发展的, 新的事物和行为的出现必将超出立法者的意料, 这就需要立法者通过司法解释或增设新的罪名来对新事物和新行为进行规范, 成为司法的准绳。像“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等罪名都是在新事物或新行为出现后增设的。
温岭虐童事件的被害人是未成年人, 为特别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也可以在虐待罪中增设一条针对未成年人的虐待行为, 虽达不到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但是情节严重的也构成虐待罪, 这样就避免了类似虐童事件适用虐待罪主体上的纠结。著名法学家何兵教授主张“虐童行为”作为“伤害罪”里面量刑情节加重处罚, 目前“伤害罪”的依据是肉体伤情, 没有“精神伤情”的标准依据。“我们以前说故意伤害, 会强调肉体 (伤害) 的客观标准, 比如肋骨断了三根属于重伤, 肋骨断了一根属于轻伤, 就没有考虑给人的精神损害, 如果把精神损害算进去, 那我觉得那确实也可以重新考虑是否构成犯罪了。”[5]这也是不错的建议, 虽然不是罪名在增设但是也是要涉及到刑法的修正。
事件中儿童受到伤害是明显的, 目前这种法制状态下, 幼师还是能够受到处罚的, 儿童也是可以获得一定的救济。虽然幼师没有受到刑事处罚, 但是不代表本人和涉案幼儿园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都是有先例和可行的。
“真正的法律和正义是同义语。”[6]媒体有权利对虐童事件女幼师进行评判、贬斥, 但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舆论一边倒, 显示也是非理性行为。虐童事件的主角以无罪释放落幕, 应该可以看做是涉案当事人在现行法制框架内被公正处罚, 也许会像2003年发生的“孙志刚事件”那样, 对虐童行为进行规范的法律困境因该事件而有所突破。
摘要：温岭虐童事件又反映出媒体司法的影子, 但该事件司法没有被媒体所影响。面对虐童行为的严重性和媒体的呼声, 可以通过法官的解释权、增设罪名、增加量刑加重情节等方式解决司法困境, 保护儿童合法权益。
关键词：虐童,媒体司法,解释权,刑法修正
参考文献
[1]曾宪义.中国法制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1.
[2]陈金钊.法律解释 (学) 的基本问题[EB/OL].法律教育网, http://www.chinalawedu.com/news/20800/209/2006/8/zh6083194911178600216807-0.htm, 2006-08-07.
[3]郭晓飞.对一起同性卖淫案的法理学解读[J].开放时代, 2004, (5) .
[4]宫本欣.法学家茶座:第七辑[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1.
[5]熊俊敏.南都公众论坛嘉宾何兵作题为《从三打两建看人民司法》的演讲[EB/OL].金羊网, http://news.sohu.com/20121119/n357956363.shtml, 2012-11-19.
[6]石泰峰.西方法律史[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4:45.
司法困境 篇2
贺卫方
作者按：本文刊登在2008年9月18日《南方周末》“大参考”版，是我对于所谓司法民主化的一篇相对系统的文字。《南周》版作了一些删节，这里是完整版。贴在这里，请读者指正。
摸起石头过旧河
1999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组织了一次题为“依法治国与司法改革”的研讨会。跟那段时间举行的许多有关司法改革的研讨会一样，法学所的会议上也是洋溢着一派乐观的情绪。一年多之前，中共十五大报告以前所未有的高调正式提出司法改革的命题：“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学术界以及司法界对此都颇为兴奋，以极大的热情为改革出谋划策。不过，在那次会议上，我个人对于司法改革的前景却没有表达乐观的看法，其中的原因，一是对于司法改革究竟朝向怎样的方向尚缺乏基本共识，二是，在政治体制以及意识形态的约束条件下，司法改革能够走多远自己没有把握。我的发言用了一首题为“司法改革感言”的打油诗作为结束：
棋局交困兵马车，法眼迷离儒道佛。
庙堂新招频频闪，摸起石头过旧河。
岁月如白驹过隙，一转眼，将近十年的时间就过去了。今天，司法改革大致上处在一种犹豫彷徨的状态。十多年来，司法界甚至人大出台了很多的改革举措，但是，由于对于改革的目标以及实现的途径等方面缺乏共识，不少措施相互冲突和抵消，并没有产生“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效果。改革的持续没有提升司法的地位，人们看到的反而是司法权的愈发边缘化。技术思路的改良也由于大框架本身的阻却而难以在整体上推进社会正义的实现，曾经响亮而激动人心的口号也逐渐变成一种若隐若现的微弱回声。司法公正的话语曾经让国民对司法界充满期望，但是一些承诺实际上是法律界所难以独立实现的。在许多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中，人们看到的仍然是司法屈从于外部权力，律师的辩护权受到种种限制，司法程序扭曲，导致案件得不到公正的解决。抑有进者，有关司法腐败的报道频频出现，更动摇了国民本来就不甚坚定的法治信念，不少人转而呼唤回归到某种人治。“摸起石头过旧河”，此之谓也。
回归大众司法？
去年11月，针对可能沉冤十馀载的聂树斌案件，何兵教授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文章，认为之所以冤案频仍，根源就在于法官对于司法权的垄断和人民参与司法的缺乏。他指出：
这些年司法改革的根本性错误在于，司法改革在部分学者的错误引导下，在法官群体的有意推动下，走上了所谓职业化的路线，司法与人民渐行渐远，人民失去了对司法权的最终控制。司法职业化努力并没有带来人们所想象的廉洁、公正的司法，相反，一个维护自身利
益胜于维护社会正义的法官群体正在形成。为此，本案给我们最大的教训是，必须坚定不移地打破法官群体对司法权的垄断，通过各种秩序化的民主手段，实行人民对司法权的有效控制。（2007年11月3日《南方都市报》）
无独有偶，近来的一些信息也显示官方有意强化“司法的平民化”，以此纠正“职业化”带来的弊端。某省高级法院甚至发文在全省法院推行“马锡五审判方式”，城市广场、田间地头又再现法庭审判，据说旁听的人民普遍称赞云云。但是，如今司法权威不彰、误判连连的原因果真是因为司法改革“走上了所谓职业化的路线”所致么？司法的高度职业化一定意味者“与人民渐行渐远”么？那些貌似新招实则故伎的举措能够推进司法的公正性么？我认为，这样的判断完全是药不对症，甚至是所谓“杀头以治斜眼”。中国的司法之所以无从履行运送正义的使命，不是因为它的职业化，恰好是因为它的非职业化。
什么是司法职业化
也许首先我们需要正本清源，讨论一下所谓司法职业化的含义。在我看来，司法职业化的含义无非是强调在司法制度设计和司法权行使过程中的专业化，其基本内容已经在近年来的相关讨论中得到了清晰的揭示。这里不妨作些简要归纳。第一，职业化要求司法官员选任上的专业化要求，也就是要提升法律职业的门槛，让司法权的核心部分操纵在具有专业教育和历练的人士的手中。这种选任标准的前提是认定法律是一门专业化的知识，只有专业化的训练才能让执掌司法权柄者的思维和行为受到特殊的知识的约束和指导，才能够形成不同层级和不同地域的司法决策的平衡和统一，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在这个方面，应该说，十多年来我们的改革是有着相当的成就的，2001年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确立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司法职业化的第二个内容正是要求司法决策遵循法律和法律解释的规范，最大限度地减少其中的恣意成分。在这些年的改革中，这样的要求被概括为“司法判决必须说理”。所谓说理指的是法理，是专业性的道理。虽然在某些时候法理与一般人生道理具有相通的地方，但是它显然要具有法律的职业特性。用英国伟大的法官柯克（Edward Coke）的说法，法官所运用者不是与生俱来的智慧，而必须经过后天的人工训练才能运用的理性。如何保持同样的案件同等的对待是司法过程最核心的考量。单纯出于一种爱民之心，忽略规则的前后联贯，没有严谨的法律推理，所谓法治最终也只是一句空话。这里需要特别强调司法人员需要遵循特殊的法律解释规范，例如合同条款如何解释，名誉权的保护与言论自由之间如何平衡，鲁迅肖像是否需要征得其后人同意方能使用，在自动提款机上用自己的银行卡取出超出取款人指令的金钱是否应被界定为盗窃，凡此种种，都需要在司法界形成统一的解释，从而约束法官的裁量权。
司法权的行使方式构成司法职业化的第三个要素。由于法治社会必然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社会，尤其是公民或法人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需要有一个中立的裁判者予以解决，因此司法的行为是否能够得到利益对立的当事人的认可就成为至为关键的事项。消极乃是中立的前提。在过去十多年的司法改革中，法学界以及法院愈来愈强调司法权要在法定的范围内行使，对于当事人没有提起的事项不得作出裁决，要尽可能地让当事人自己搜集和提交证据，法官不可以过分主动地行使权力，只能坐堂问案，从而最大限度地将判决变成一种当事人之间竞争的产物，这样在客观上也减轻了司法决策者所承受的压力。
第四项内容是司法管理制度的职业化，也就是要在人与人以及人与机构之间的关系上把法院与行政机构区分开来。司法权的行使中，一个重要的特色便是每个法官独立地裁判案件，因为正是法官面对着发生争议的当事人，一切证据以及法律论辩都是在法官面前呈现，也就必然要由法官直接作出判断，当然在行使这种独立的权力的同时，法官也需要明确地承担决策责任。但是，长期以来，受制于行政强势以及官本位的传统，我们对于司法机构内部的权力架构究竟如何安排缺乏必要的探索和具体的制度设置，以至于在司法过程中，法官没有独立的保障，院长以及其他具有行政官职的人士对于具体案件的判决结果拥有很大的影响力，审判委员会可以直接决定案件的判决结果，以至于司法决策的责任也完全弥散化了。试想，如果聂树斌案件就是由石家庄中级法院合议庭的那几位署名法官独立裁判，发生误判法官无从推卸责任，冤杀的概率一定会大大减少。此外，法院内部又叠床架屋地设置了多达十二级的法官等级，使得法官的独立意识进一步弱化。这无疑是与职业化要求相反对的。
司法职业化的第五项内容是司法职业伦理的确立。所谓职业伦理，便是一种职业在社会中何以安身立命的行为准则。职业伦理不是宽泛的道德准则，它包含着法官之间、法官与律师和检察官之间、法律人与相关当事人之间以及法律职业与社会之间如何处理关系，尤其是怎样避免利益冲突等方面的行为规范。例如，一般人对于司法或诉讼享有评论上的自由，但是法官对于无论是其本人或他人正在审理案件发表言论却应当受到限制。法官必须在庭审内外保持庄严、公正和耐心，时刻提升公众对司法的信心。法官对于律师、检察官以及证人都需要表现出专业的尊重、礼貌与公正。法官不得参加任何足以引起民众对其公正性发生怀疑的组织和活动。凡此种种，这类职业伦理是否完备地确立，是否在司法的每一个环节都得到体现，是判断一国司法职业化程度的重要尺度。进而言之，我们的司法之所以受到许多诟病，根源之一正是职业伦理建设上的匮乏和混乱。
司法独立
即使有上述职业化的努力，如果一国的司法缺乏必要的独立性，那么期望司法权能够公正地行使也是徒劳的。这种独立性要体现在机构设置和决策过程两个层面。机构设置上的独立就是司法权要掌握在与立法和行政相分离的专门化的司法机关手中，非司法机关的权力不得染指判决的过程。与此同时，司法独立要求法官决策中严格运用法律本身的条文和知识，细致地作出法律推理，也就是说，要体现法律思维上的独立性。如果说机构设置上的独立性需要通过严格维护司法机构本身不受制于其他权力的话，那么决策的独立性更侧重于法院内部的权力分配，以及通过严格的选任程序确保司法决策的品质。
今天的司法最大的弊端之一，也许就是人们完全无从预测法院在判断一个案件时会遵循怎样的准则，也就是说，当我们要求法官依法办案时，什么是这个国家的法律却越来越变得模糊不清了。除了法官腐败等因素外，让案件判断出现如此不确定的原因就是法官无法摆脱来自法院内外的权力的影响。正式一些的红头文件，非正式的电话、条子，都足以让司法偏离法律的轨道。某些重大案件，政法委事先协调，提前定调，使得庭审过程完全变成走过场。近年来，各地pol.ice部门首长政治地位提升，许多地方都是政法委书记兼任pol.ice局局长，或者pol.ice局局长位居党委常委，而法院院长或检察院检察长在党内位置却日趋边缘化，导致宪法所规定的“一府两院”体制、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和检察权的设计无从正常运行。例如，刑事案件，许多冤案的发生都是因为在审判环节上法院只能接受而不能否定pol.ice部门的结论。司法界形象的说法是，“pol.ice局是做饭的，检察院是端饭的，法院是吃饭的。”听上去法院好像很省心，但是问题在于，pol.ice做什么，你也只能吃什么。
正是在这种不独立的体制下，法院和检察院就只能迎合外部权力的需要，尤其是遵从同级党政的指令，成为地方利益的守护者。某些涉及到地方企业利益的案件，法院一味地袒护本地当事人。行政诉讼方面，百姓起诉本地政府，每每让法院如坐针毡，因为判决政府败诉是法院难以承受之重。对于官员的腐败行为，没有党委的认可，检察院难以主动出击，多年来不断反腐，但是腐败却愈演愈烈，检察权的不独立正是其中根本原因之一。司法权的这种诸侯化使得地方主要官员一手遮天，中央无法有效地获取各地信息，尤其是由于地方政府原因所导致的民怨难以得到公正处理，于是导致上访特别是到北京的控诉者连绵不绝，为了维护政府形象所进行的驱赶又招致人们对于中央的抱怨和失望，在那种道路奔走、权门呼号的过程中，民怨不断积累和加剧，社会必然处在干柴近烈火的危险边缘。
虽然缺少定量的分析，但根据自己近二十年的观察，我们太多的案件之所以处理不公，之所以引发不断地上访，或者说从整体上看司法之所以难以回应国民对于正义的渴望，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职业化程度低下，更多的原因则是司法不独立，法律之外的权力左右着司法，“凭云升降，随风飘零”，完全无从知晓它所依据的规范究竟是什么。所以，通过改革，有效地改变司法权的地方化实在是一件时不我待的大事情。
民主化与职业化
在我们这样的共和体制下，国家权力应当以民主的逻辑建构当然是毋庸置疑的。司法权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接受人民监督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自从古希腊以来，民主与司法之间的关系就呈现出相当复杂的面向，难以作出简单的判断。这里提出几个关键问题，以为进一步讨论的线索。
首先，民主化与职业化是否是一种对立的关系？司法职业化强调的当然是一种精英化的制度建设思路，但是，真正的精英化所追求的方向却是良好的社会秩序，而政治层面上的民主解决的是立法过程中的利益安排以及政治权力分配的标准和方式。可以说，随着现代化的展开，政治民主化与司法职业化已经成为紧密关联、唇齿相依的关系了。但是，关系紧密并不意味着可以相互取代，例如，我们无法想象案件的处理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加以解决。前面我们对职业化含义的讨论已经表明，职业化解决的主要是限制司法恣意、确保司法公正，它与民主化所指向的并非同一目标。一个好的制度环境能够使二者并行不悖、相生相济，而坏的制度下却是不共戴天、相害相斥。
其次，民主在司法领域中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实际上，如果说有司法民主化这件事情的话，最重要的就是法院所适用的规范是民主机构所制定的；司法界严格地依据体现民意的立法判决案件正是民主在司法领域中的最要紧的体现。相反，如果让法院在法律之外，再求诸一时一地或者一案中的民意，让法官超越法律去判断怎样的判决更符合人民利益，那么不仅仅使得案件的判决存在着无可名状的任意性，而且宪法和法律作为通过民主过程提炼民意所形成的最高规范就变成可有可无的空文。遵从立法之外，民意机构还必须对于司法机关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这类监督体现在人事任免、处理对于司法官员的控告以及确保司法独立不受其他权力损害等方面。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民意机构对司法的监督也必须遵循立法、依据严格的程序进行。民主在司法领域的第三个展现层次便是民众通过陪审或参审的方式直接参与司法权的运行。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是，民众参与司法带来的未必是增进法治和自由的效果。例如，一些非英语地区引进陪审团制度的结果往往是“播下龙种，收获跳蚤”，陪审团不但没有像在英语地方那样作为“民主的学校”和“自由的堡垒”，反而成为专制权力的守护制度。大革命后法国引进陪审团的效果正是如此。
所以，我们需要思考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如果政治决策或者立法尚没有真正实现民主的情况下，在司法领域推进所谓的“民主”将会导致怎样的结果。我们都知道，自古以来，民主的初衷之一就是要限制那种专横和恣意的权力。在前民主时代，能够对于这种专制权力加以限制的力量有三个，一是足以与世俗君主相抗衡的宗教权威，一是不同阶层或阶级之间的对抗和妥协，另一个就是法律职业所形成一种对于国家权力进行规范化塑造的力量，当这种专业化群体在立法和司法两个领域逐渐取代此前的恣意权力之后作用尤为显著。以英国为例，那里的出庭律师垄断了法官任命的来源，并且逐渐地把王权完全排斥于法院之外，甚至开始在人民与王权、人民与政府之间充当中立的裁判者，正是法律职业推进社会转型的典型体现。这种转型的动力并非民主意识的发育，而是人们对于司法职业化表现的信赖。反过来说，任何专制权力都难以容忍一种职业化的权力所必然带来的限制。所以，如果没有政治层面上的民主，没有对司法独立的体制性的保障，司法过程中的所谓“民主”设置往往反而成为专制权力翦除任何对其施加约束之力量的重要打手。历史地看，法律职业化的前提不是民主，相反，一个独立和高度职业化的司法界却可以成为民主不沦落为多少人暴政的前提条件。
这样，我们的第四个问题就顺理成章地呈现出来，那就是，职业化的司法对民主体制所可能产生的某些弊端的抑制作用。在今天这样的民主号角高扬的时代，说民主制度存在弊端可能招致激烈的抨击。不过，平心而论，没有哪种制度是完美无缺的。民主制度由于把政治的基础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上，因而使得政府决策必须体现和尊重民意。这是民主的好处，但同时也是民主的缺陷。因为民意往往是变动不居的，它会受到信息的控制，报纸上的一篇耸人听闻的报道就会燃起公众的万丈怒火。例如，文革时亿万民众都相信刘少奇是十恶不赦的“叛徒、内奸、工贼”，后来平反后才知道他是那样的无辜。在今天这个网络时代，甚至出现所谓“标题党”，因为人们没有耐心在网络上看长篇大论、条分缕析，于是网络媒体以及作者一味地在标题上做文章，形象而煽情的标题之下，人们的跟帖就激情四射地跟着标题走，舆论状态跟真实的民意之间就不免脱节。
如何纠正民主的这种偏颇？按照卓越的政治哲学家托克维尔的说法，法律职业者就会成为“能够平衡民主的最强大力量，甚至可以说是能够平衡民主的惟一力量。”他这样描述美国的情况：
当美国人民任其激情发作，陶醉于理想而忘形时，会感到法律人对他们施有一种无形的约束，使他们冷静和安定下来。法律人秘而不宣地用他们的贵族习性去对抗民主的本能，用他们对古老事物的崇敬去对抗民主对新鲜事物的热爱，用他们的谨慎观点去对抗民主的好大喜功，用他们对规范的爱好去对抗民主对制度的轻视，用他们处事沉着的习惯去对抗民主的暴躁。（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上册，商务版，页309。董译本把法文jurist译作“法学家”，我觉得译为“法律人”更合原意，遂改之）
也许不应把托克维尔误会成民主的反对派，实际上在170多年前他就明确断言民主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里，他也对于陪审团作为一个政治机构的价值给与了很高的评价。但是，他还是理性地分析了民主本身的弊端，更重要的是，他给出了矫治弊端的药方。问题在于，这药方对于中国是否适用？
法治的罗马城
如前所述，关于过去近20年司法改革的估价以及今后应该选择的路径，法学界和司法界都出现了很大的争议。或许用陷入困境或者“摸起石头过旧河”来描述目前的状况略嫌夸大，但是现在的确面临着很大的困惑，因为某些举措明显地是在把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些做法改头换面地复活出来。这也是必须进行严肃而理性讨论的原因所在。
司法困境 篇3
摘 要：由于立法缺陷，公司司法解散制度在我国司法实务中遭遇不少困境。《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虽规定“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解散公司，但并未明确持股时限以及出资情况；“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和“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判断标准模糊；举证责任分配亦不合理。为更好发挥制度价值，应该从立法上实现突破。
关键词：司法解散；公司僵局；诉讼事由
一、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实务困境
随着商事活动的大量增加，有关公司解散的纠纷呈现出日趋复杂和多样化的态势。我国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正式确立了公司司法解散制度，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该制度的相关问题。然而，由于立法缺陷，该制度在适用过程中遭遇不少困境。下面笔者将通过两个案例加以分析：
案例一：蔡某诉泉州某纺织有限公司、何某解散公司纠纷案
某纺织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将全部股权转让给何某（持股90%）和蔡某（持股10%）。2006年6月29日，蔡某提起解散公司之诉。7月30日，公司召开股东会，决定由何某增资250万元，使其持股90.9%，蔡持股9.1%。蔡、何两人原系夫妻关系，2002年8月21日调解离婚，未对婚后财产进行处理。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原告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原告认为自己起诉时仍持有10%的股权，符合《公司法》规定的股东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条件，主体适格。被告认为蔡某对公司并没有实际出资，当时股权转让款均由何某缴纳，蔡某并非公司的真实股东。并且根据工商部门的登记材料，现蔡所持有的股份已不足10%。
案例二：香港某食品有限公司诉福州某餐饮有限公司解散公司纠纷案
香港某食品有限公司（持股60%）与陈某（持股40%）投资设立福州某餐饮有限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公司的一切重大事宜；董事会例会每年召开二次，经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提议，可以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陈某任福州某餐饮公司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香港某食品公司委派郑某任福州某餐饮公司董事。2011年11月25日，该公司永安街分店因欠租而关闭。另查明，福州某餐饮公司成立至今未进行盈余分配，自2008年3月7日之后未召开董事会会议。
一审法院认为香港某食品公司未能举证证明福州某餐饮公司存在董事长期冲突的情况和其在起诉前已经穷尽了内部的救济手段也不能解决其所诉称的公司僵局，驳回香港某食品公司的诉讼请求。而终审法院认为，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董事会无法通过决议的方式管理公司，可见公司经营管理出现严重困难。一审后福州某餐饮公司亦没有召开董事会，股东间缺乏最基本的沟通，公司僵局难以通过其他途径解决。故终审法院撤销原判，判决解散公司。
结合上述两个案例和目前司法现状，分析公司司法解散制度遭遇的困境如下：
1.公司司法解散当事人的规定存在局限
（1）对股东“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时限规定不明。《公司法解释（二）》对股东持有表决权的时间未做规定，单独或合计持有百分之十以上表决权自何时起算？持有状态存续多久？案例一中蔡某在提起诉讼时持有10%的股权，但起诉后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增加资本，从而稀释了蔡某的股份，使其现有股份低于10%，蔡某是否还符合起诉股东的主体资格成为争议焦点。还有，若股东起诉解散公司后将股权部分或全部转让他人，又如何处理？
（2）对股东“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出资情况没有明确规定。一方面，此处的“表决权”是按照股东认缴资本还是股东实缴资本，《公司法》和《公司法解释（二）》都没有明确规定。另一方面，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股东是否排除了出资存在瑕疵的股东，如出资不实或虚假出资？
2.公司司法解散中的裁判事由规定不明
（1）如何认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首先，如何理解“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当前学术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经营管理发生困难”仅指公司治理层面上的困难，典型情况即“公司僵局”，经营层面上的财务困难不应作为判决解散公司的一种适用情形。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公司经营管理发生困难”包括经营上的困难和管理上的困难两种情况，经营层面上的财务困难可以作为司法解散公司的一种适用情形，或者至少作为判决是否解散公司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1]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对“公司是否正常经营”标准过度依赖，经营运作良好的公司往往不被解散。
其次，基于何种视角判断“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商事角度还是法律角度？公司的经营管理属于管理学的范畴，法官熟知法律知识，但对商事领域的专业知识并不一定有所掌握，且我国法官队伍整体素质参差不齐，让法官单独判断公司是否发生严重的经营管理困难，恐怕难以保证判决结果的公平正义。
（2）如何认定“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根据《公司法》，股东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才能向法院请求解散公司。可见，其他途径是适用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前置条件，体现了穷尽救济手段原则。但“其他途径”具体是指什么？是仅包括股东、公司的自力救济，还是也包括行政救济或仲裁救济等其他途径？判断的标准又是什么？
3.公司司法解散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不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公司司法解散适用普通民事诉讼程序，举证原则为“谁主张谁举证”。作为原告的股东欲向法院请求判决解散公司，则必须证明公司经营管理存在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等事实。然而，公司的经营管理一般由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负责，大股东、实际控制人享有对公司的绝对控制权，中小股东几乎无法掌握公司经营管理的重要资料，从而导致举证不能，没有达到解散公司的目的。
二、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完善建议
1.细化诉讼当事人的规定
（1）明确股东“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时限。笔者建议借鉴《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关于股东代表诉讼的规定，即将起诉股东限定为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东。同时应符合“当时持股原则”，即在法定解散事由发生时股东便符合持股条件。为防止股东提起恶意诉讼，可以对提起司法解散之诉的股东拥有股权的持续性予以限制，保证股东起诉后直到法院终局判决时都满足诉讼要求的持股资格要件。
（2）明确对股东“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出资情况。我国现行《公司法》没有对公司股东在股东大会的表决权是以认缴资本还是实缴资本的比例行使，故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起诉股东资格条件也不好判断。笔者建议应当《公司法》将所涉及的股东出资情况做出详细的规定，针对提起解散公司之诉的表决权应以股东实际缴纳资本为准。
2.完善司法解散的裁判事由
（1）明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规定。《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应尽量在立法中对司法解散制度的具体适用事由进行详细明确的规定。既能有效地帮助当事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又能明确地指导法官准确适用法律并作出公正公平的裁判，进而有效平衡各方主体之间的利益。
至于从什么视角判断公司是否存在严重的经营管理困难，笔者认为应结合商事角度和法律角度，综合商事领域和法律领域的专业知识。在个案审理中，为弥补法官在商事领域专业知识的不足，法官可以要求当事人提供专家证言，或者双方当事人一致协商聘请专家考察公司经营管理状况，作为法官审理的参考材料。此外，在组成合议庭审理的公司司法解散案件中，可以选择商事领域的专家作为人民陪审员，加强审判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2）明确“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规定。既然“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已经成为适用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前置条件，那么法律就应该对此做出明确的认定，说明其他途径具体包括哪些途径。一般来说，救济途径可以分为自力救济和公力救济，自力救济包括股东与公司的和解、调解等，公力救济主要有提请仲裁及寻求行政帮助。明确股东的救济途径后，法官在审查股东是否已经穷尽所有救济途径时，决不能机械地形式审查，而应考虑救济途径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困境的现实可能性和可操作性。
3.合理配置舉证责任
证据是诉讼的关键，特别是在公司司法解散诉讼中，原告主张解散公司就必须承担大量的举证责任。但从举证能力分析，公司实际控制者的举证能力明显强于非控制者，要求当事人平等地承担举证责任，对非控制股东是不公平的。所以，在公司司法解散程序中，应根据举证能力的非对等性，规定举证责任倒置，要求被告承担必要的举证责任。
参考文献：
[1]赵同娜.我国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立法现状及若干实务问题探讨[J].商业时代，2010，（13）：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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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司法保护的困境与出路 篇4
1.1 环境保护的案件较少
根据环保总局统计,2002年至2006年因环境问题的举报平均增长率约为87%。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环境诉讼案件数量并未出现相应的增长,2004年审结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4453件,2005年只有1545件,2006年略有上升,但也仅有2146件[1]。以云南省为例,2007-2009的三年,全省环保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分别仅为37件和7件;又如,昆明市官渡区作为主中心城区和滇池流域主要地区,近些年总共只审理了3件非法占用农用地刑事案件和4件环保行政案件,没有一件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民事案件,行政非诉执行案件仅在2005受理过一批关闭养猪场的同类型案件82件[2]。推表及里,在全国范围内的环境司法保护的案件也不多。
针对此现象,我们不得不深究其深层次的原因。首先,环保案件数量的限制受到了案件受理范围的局限。我国《民事诉讼法》强调的是,起诉资格必须“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即依照《民事诉讼法》提起的环境民事诉讼必须是那些人身或财产权益直接受到他人民事不法行为侵害的人。《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11条第1款第8项规定“公民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可以提起诉讼。但由于环境侵害具有间接性、复合性,其侵害往往通过环境这个载体作用于受害人;环境损害结果则具有潜在性、广泛性,且对生态环境的损害不一定与个人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故环境民事诉讼在立法上缺乏专门、可行的操作程序,其受理范围在司法实践中易受到一定的限制[3]。其次,2012年新修改的《民事诉讼》虽然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纳入其中,但对环境诉讼的支持力度还微乎其微,有待进一步改善。修改后的《民诉法》对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的范围仍较小,将面临着尽管有新《民诉法》的公益诉讼制度的规定,许多的环境案件仍会由于主体不适格而被驳回起诉。另外诉讼费用的承担也使得公益诉讼制度的漏洞凸显。环境公益诉讼是为了维护社会公众利益,保护生态环境而提起的诉讼,其诉讼利益归属于社会,但却又承担着败诉后诉讼成本的风险。这些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上的不完善使得环境诉讼案件数量维持在低谷水平。
1.2 环境诉讼多为调解结案
由于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政治经济体制,以及法院存在的告状难、执行难和地方保护主义等因素,调解在我国纠纷解决机制中占有重要地位[4]。我国环境诉讼案件受此影响巨大也多为调解结案。调解有力于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平衡,但对于环境案件来说,这并不是真正的公平正义。调解的结果多为赔偿一定的金钱,但对于环境诉讼中的直接的“受害者”环境本身其实是于事无补的。另外，仅以赔偿一定数额的金钱而调解结案,纵容了施害者的损害行为,一定程度上使得环境破坏的进一步加剧,事实上是对公众利益的间接性损害。
1.3 行政干预和地方保护主义严重
法官的职责要求审判人员司法公正,然而由于体制的原因,大陆地区法院的经费、人事等重要事项受制于地方党委、政府,行政干预和地方保护主义是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最大障碍,行政干预和地方保护主义的行为使审判人员难以依法办案。
当前,在许多地方,党委、政府首先关注的是经济发展的硬指标，生态环境保护状况则无人问责。在有些生态环境保护案件涉及地方重大经济利益时,为了保护地方经济发展与稳定的需要,地方党委、政府动辄干预法院的独立审判,迫使司法机关为本地区的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因为生态环境损害纠纷的加害人往往是能够给当地创造税收和就业机会、拉动经济增长的企业,既然这个企业能够给当地带来税收和就业机会,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因此就会受到当地党委、政府或暗或明的保护,导致生态环境保护案件起诉难、取证难、鉴定难、审理难、判决难、执行难[5]。
2 环境司法保护的对策与建议
我国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当前状况是司法实践先行、理论立法滞后,司法保护的现状滞后于司法实践的客观现实需要,故急需对我国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加以完善和规范[6]。
2.1 完善环保立法工作
2.1.1 正确处理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
在我国环境保护的历史进程中,一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经济建设优先,在中国要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一种观点是环境保护优先,一切工作都要为环境保护让路。有学者认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建设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我国新时期的工作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进行,这是不可动摇的一条原则。但是,环境保护与人民的生命健康和社会进步、社会稳定息息相关,一时一刻也不能放松[7]。笔者同意上述学者的观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应与环境保护相协调,这也是当前《环境保护法》修改的目标方向。
2.1.2 建立专门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
我国现有的生态环境保护立法主要散见于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地方法规、规章中,这些立法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但无论是在环保理念、效力位阶或是立法内容上,这些立法都与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要求存在着很大差距。目前,我国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以《环境保护法》为基础,依靠国务院及各部委颁布的庞大的行政法规维持运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效力级别较低、可操作性不强,且这类法律法规中缺乏许多配套的技术性标准,环境保护标准偏低,影响了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执行。对现有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进行清理、修改,尽快制定有关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环境损害赔偿的法律法规,制定配套的技术性标准,提高环境保护标准,以求我国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做到有法可依[8]。
2.1.3 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新民诉法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此相对笼统的规定,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完善。
1)原告主体的确定
《民诉法》中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的概念相对模糊,需要法律或司法解释的进一步释明。此次民诉法的修改,并没有将个人作为公益诉讼的主体予以明确,但介于公益诉讼的应有之义和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待时机、条件成熟,个人并将纳入环境公益诉讼主体之中,自己为自己和公众生存环境的保护尽一份心力。
2)诉讼费用的承担
环境公益诉讼的核心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生态环境而提起诉讼,诉讼利益归属于社会公众,诉讼成本应当由社会承担。因此,可以规定原告起诉时缓交诉讼费若判决原告败诉,则应免交诉讼费,若判决被告败诉,则应判决由被告承担。
2.2 加强环境司法的能动性
人民法院对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案件的立案审查应当限于程序上的审查,而非实体上的审查。否则,既不能实现诉讼效率的目的,稍有不慎还会将应当受理、立案的环境保护诉讼案件拒之门外,以致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司法救济,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也无法得以司法保护。
司法保护作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一种重要的手段与途径,不仅直接的利益受到侵害之后应当得到司法的救济,而且间接的利益受到侵害之后也应当能够得到司法的救济。人民法院需要充分认识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案件受理工作的重要性,不得随意限缩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案件的受案范围或者违法增设受理条件,不能为了防止诉权的滥用就将与当事人具有间接利害冲突的纠纷排斥在诉讼的立案范围之外,而应当按照法定的受理范围和受理条件办理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案件的立案工作,依法抓好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案件的受理工作，切实解决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案件的“诉讼难”问题[9]。
2.3 加强环保法制宣传教育
生态环境的保护需要司法部门加强对社会公众的环保法制宣传教育,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环保法律、法规,破除某些人或单位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错误观念与意识,形成人人重视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良好氛围,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法制宣传教育,着力提高全社会的环境保护法律意识,是做好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工作的重要基础。生态环境保护法制宣传教育既可以强化全社会的环境保护意识与观念,也可以加强公民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学习和了解。更重要的是,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结合舆论媒体的监督形成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强大合力,可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保护生态环境和督促环境监管部门依法纠正生态环境侵害行为。
笔者建议,应深入开展生态环境司法保护警示教育,完善社会公众参与机制,使人们逐渐摒弃“先污染,后治理”、“重经济、轻环保”“经济利益至上、经济发展优先”的错误环保意识与观念,进而打破对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行政干预和地方保护主义,引导、鼓励广大人民群众提高参与保护生态环境的热情,把保护环境工作变成全社会的自觉行动,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重任就会得到社会公众的支持与拥护，更多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行为才能及时得以发现和制止。
摘要：近些年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人口的激增和经济的发展,我们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从前些年的“血铅事件”,到最近的“氟骨病”事件,无一不在对我们发出环境威胁的警钟。然而,我国的环境的司法保护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境,使得在公众们在受到环境威胁时维权举步维艰。因此,我们紧迫的需要找出环境司法保护存在的问题,解决问题,最终谋出出路。
关键词：环境司法,保护,环境与经济
参考文献
[1]孙文祥.“环境司法保护”蹒跚起步[J].沪港经济,2009(11).
[2]况继明,沈竞舟.云南法院环境司法保护实践与探索[J].中国环境法制,2009.
[3]刘辉.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困境与出路——我国大陆地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若干问题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2(28).
[4]齐树洁.论我国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之重构[J].法律适用,2006(9).
[5]孙文祥.“环境司法保护”蹒跚起步[J].沪港经济,2009(11).
[6]刘辉.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困境与出路——我国大陆地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若干问题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2(28).
[7]孙佑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环境立法的基本经验和存在的问题[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8]刘辉.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困境与出路——我国大陆地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若干问题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2(28).
司法困境 篇5
随着传媒技术的进步，传媒形式丰富、作用空前。司法过程所蕴涵或展示的内容及司法过程本身显示的刺激性，对于传媒来说具有永恒的吸引力，司法实践所衍生的事实和问题也历来都是传媒关注的焦点。特别是法制新闻，作为一种对司法工作进行舆论监督和对司法部门办理案件进行及时报道的新闻产品，因其题材重大、与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和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直接体现着我国司法公正的水平和法律进程，为广大受众所关注，也成为媒体的主流新闻样式。从上世纪80年代到2011年，全国仅电视媒体就有300多个频道开设了法制栏目，广播电台基本上都设置了法制节目,而法制类的报纸、杂志更是覆盖全国，仅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就有四五个法制题材的专题节目。以笔者主持的交通广播的法制节目《警法时空》为例,多半内容都是和司法部门合作完成的。同样，法制类新闻也是各主流媒体报道的重点，重大的法制事件常常是当天的头条新闻。
法制新闻报道的信息源有赖于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司法部门。近十年来，司法部门对媒体的作用越来越重视，通过媒体座谈会、记者联谊会等形式不断改进与媒体合作方式、方法。但是从目前的现状看，我国的传媒和司法的关系还没有理顺，传媒和司法部门在合作中远没有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合作状态，没有建立起和谐的互动关系，仍有很多碰撞和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媒体认为司法部门的宣传工作有待加强
（1）某些司法机关“内宣”“外宣”不分。传统的行业新闻的宣传中,向来有“内宣”、“外宣”之分。“内宣”的对象是本行业内部的人，目的是为了凝聚力量、营造氛围；“外宣”的对象是社会民众，目的是为了塑造行业形象、扩大影响力。很多内宣的稿件无法转变成外宣的新闻，因为有时它只是司法部门的动态和通知。对于同样一条新闻线索，司法部门往往更看重事件本身的行业价值，缺乏对事件的新闻价值判断，容易忽略案件背后的社会价值。
（2）某些司法机关变相阻碍舆论监督。2011年底，国家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新闻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问题研究》课题组对媒体、受众、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45%的记者因发表批评性报道而受到被监督者的威胁或潜在威胁。批评性报道“采访难、发表难”的原因依次是：“被批评对象的上级领导不同意”“不利于社会稳定”等，也有部分选择了“时机不成熟”“说情者的阻挠”等说辞。某些司法部门领导“司法公开意识不强”，使得记者采访的信息“不充分、不全面”“获取信息的途径不明确、不畅通”，他们还以“案件审理过程不便公开”为由，采取不同方式拒绝记者采访。
2.某些媒体借监督之便，不当行使报道权，干预司法
（1）部分媒体媒介素养不足，为了追求“眼球经济”在报道案件类新闻时有失偏颇，由此可能引发司法机关不满。比如一个教师可能涉嫌强奸学生的案件，司法机关还没有进入审理程序，就有某家媒体使用了《禽兽教师强奸学生案即将开庭》类似的结论性语言。其实当时所处的司法阶段仅是这个教师涉嫌犯罪行为，存在经过审理而不被司法机关认定为犯罪的可能。但某些媒体有失客观的报道，使受众形成先入为主的印象，舆论可能产生裹挟司法审判的力量——司法机关的法槌还没有敲下去，民众在媒体的驱动下已经把斥责和诅咒的鞭子挥了上去。
（2）某些媒体在案件报道中不求甚解，误导公众。广东省律师协会行政法专业委员会主任何富杰认为：“媒体其实是一个信息的平台，把案件事实摆出来，把对同一件事情的不同声音摆出来，交给受众，让他们凭借自己的认知水平去判断。媒体本身不应该作判断，更不能对案件的判决结果进行预测，审判权是法院专有的。现在部分媒体自己去作判断，把强烈的倾向性带进了文章中，甚至代为‘审判’，这就是一种‘越位监督’。从长远来看，这对司法权威的树立没有任何好处。”“南京彭宇案”“天津许云鹤案”，因为媒体预设的立场产生了很大的负面效应——导致人们不愿做好事，甚至一些地方出现老人摔倒也无人愿意搀扶，怕出现做好事反被诬告等现象。汲取这些案件的深刻教训，媒体在报道中要深入求证，不仅要注重司法裁判对社会主流道德取向的引导作用，更要注重对案件本身事实部分的确定，对一些敏感性强、社会影响大、公众关注度高的案件，应重视舆论引导，确保报道客观公正，防止出现背离事实真相的不当炒作，误导公众。
二、双方矛盾产生的原因在于媒体与司法部门具有不同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期待
传媒的主要社会功能是关注社会、传播资讯、追踪热点、服务公众、引导舆论。而司法部门社会职能主要是通过查明事实、运用法律解决社会纠纷，目的是为保障人民利益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传媒报道注重的是记者的所见所闻所访得来的新闻事实。司法部门要通过侦查、审理，通过对法律事实的逻辑推理和判断，做出公正裁判。传媒报道和司法部门职能行使的最终目的应当都是维护全社会的和谐、公平、正义，但公众对于两者的现实期待存在差异。
受众不乐于接受严谨但艰涩的法条和法理，他们对法治新闻的重视程度更倾向于情节的戏剧性、题材的可议性和冲突性。笔者从自己主持的《警法时空》中得出结论：一档令人喜爱、常听不厌的广播法制节目处理好法律含量和可听性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采编人员需要根据真实事件精心策划，让人物有血有肉、情节波澜曲折，并通过设置悬念，让听众产生想象的空间，避免法律知识的枯燥无味和法律条文的晦涩难懂，激发听众收听和参与的热情。此外，民众看重法制节目在法律原则背后体现出的人文关怀。法制节目不仅要以法说法，依法论事，还要以人文的视角去关注案件，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透视理性的法律背后感性的一面。
三、司法和传媒冲突的解决之道在于独立自立、合作共赢
2009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开始实行新闻发布会例会制度，并为此在当年自主召开17次新闻发布会。2009年12月8日公布实施的《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和《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标志着人民法院对新闻媒体的开放程度和接受监督的主动性有了质的飞跃和跨越式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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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张志铭认为，新闻监督与司法公正皆服务于实现社会正义的目标，媒体舆论监督和实现司法公正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和国家的利益。新闻舆论监督是借助传媒这一载体表达社情民意，监督国家权力运行的有效方式。良好的司法环境离不开媒体的推动，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媒体和司法保持良好互动关系很有必要。因此，尽管实现途径有所不同，但社会公平正义是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所共同追求的终极目标，这为司法与传媒的和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司法部门可以和新闻界保持经常、密切的联系，建立司法部门和传媒对话的常规渠道和机制，主动让传媒了解司法工作，在了解中提高传媒的法律意识和依法报道水平。对于具体案件信息的发布，司法部门可以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或“记者招待会制度”的方式，对案件的审理作必要的说明和解释。依法可以公开的裁判文书应允许传媒查阅，配合传媒更准确、全面、适时地报道案件进展情况，充分保障媒介对司法工作的监督。
而媒体要与司法开展良性互动、和谐合作，实现公开报道与公正审判的有效协调与平衡，也要注意把握以下原则和界限：
1.司法信息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特例
司法机关应当尊重和遵守新闻工作的规律和特点，以开放、开明的心态支持媒体报道和司法监督活动，为记者履行职责创造良好的环境。凡是公开审理的案件，应该允许媒体的采访和报道；凡依法可以公开的法律文书和案卷材料，应该允许媒体查阅；媒体报道对于与公共利益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时，应该提供必要的工作便利。特别是近年来，起因于法院判决的新闻事件已成为法制新闻中一种比较常见的新闻题材。对于可能引起媒体热议或者已经引起公众误解的案件，司法机关要及时关注社会对已经审结的案件的评价，及时和媒体沟通，甚至直接召开新闻发布会解疑释惑，这样才会消除误会，收到好的法律、社会宣传效果。
2.司法机关应依法保护新闻采编人员的合法权益
司法机关既要对新闻采编人员的采访报道权和舆论监督权实行严格保护，又要对他们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给予重点保护。对于侵犯新闻采编人员合法权益的案件，司法机关应及时介入并依法查处。在审理以新闻媒体为被告的新闻侵权官司中，应坚持立案把关从严，着重审查基本事实是否属实，以调解为主的原则，给予舆论监督以最大限度的司法保护。
3.司法机关应尊重和支持媒体的采访报道和舆论监督
新闻媒体采访报道和监督司法活动是其服务公共利益的职责所系，司法机关限制、干预甚至剥夺记者正当的采访报道权，既违宪又违法。类似2003年南方某省高级人民法院下文封杀6名记者参与庭审采访的做法，应予坚决摒弃。
4.媒体不能干预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
媒体对司法审判活动进行公开报道，应自觉做到角色不错位、监督不越位。对于司法部门正在审理的案件不得在判决之前作定性、定罪的报道；对于正在侦查、起诉、审理的案件，不得超越程序，抢先报道。案件报道要客观公正，不能偏听偏信，误导舆论，更不能偏袒一方。对于争议较大、案情敏感、易激化矛盾的案件，在审结前一般不作公开报道。
5.媒体对犯罪情节、侦破手段不过度渲染
在西方国家，95%的人对犯罪活动的“经验”和犯罪分子的认识是通过新闻媒介获得的。事实证明，对于侦破手段的详细报道为许多罪犯提供了反侦破经验。新闻报道过分渲染侦查细节，肆意泄露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盲目追求报道的轰动效应，为暴力、色情、凶杀等不良信息传播提供了载体。对犯罪情节的过度渲染容易在公众心中造成心理恐慌，不利于社会稳定。全面公正地报道诉讼才能体现新闻的价值，更好地发挥舆论对司法审判的监督作用。因此，媒体的报道必须真实、客观，以事实说话，不论传媒及其文章作者的观点立场如何，对庭审中各方（包括裁判方）的意见、看法、主张均应如实准确地全面报道，尤其不能以媒体自己的观点和好恶来取舍内容，更不能断章取义，歪曲事实。
四、结语
媒体所表达的，是某一个时期舆论的看法。而法律本身所代表的，是最根本的民意。任何社会的进步都是在各种权力的博弈与较量中渐进的，司法与媒体的关系也是这样。司法与媒体不是“水”与“火”的关系，而是“水”和“鱼”的关系，两者的良性互动、和谐合作，对于弘扬法治理念、维护司法公正、保障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和谐，起到“推进器”的作用。
（作者单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本文编辑：范国平）
司法困境 篇6
一、新型受贿行为的分类
新型受贿行为是相对于传统受贿行为的, 由于新型受贿行为拥有更强的隐蔽性, 而且复杂程度更高, 《意见》中严格地进行了新型受贿行为的分类工作, 将主流的受贿行为分为以下六类。
(一) 交易型受贿
交易是市场经济性最常见的行为, 等价交易是买卖双方必须遵循的最基本的交易原则。交易型受贿就严重违反了等价交易的原则, 以与市场价格严重不符的价格进行商品的交易, 从而实现受贿行为, 归根到底交易型受贿就是权钱交易, 只不过是打着交易的幌子而已。
(二) 干股分红型受贿
这种类型的受贿行为指的是股东在没有进行任何出资行为的情况下就占有了公司的股份。众所周知, 股权作为结构复杂的一种权利, 在进行权利转让时必然经历股权转让, 这里所说的转让是实际的转让。干股分红型受贿数额的确定在《意见》中有明确的阐述, 但是在实际的司法办案时, 对于受贿数额的认定具有一定的争议性, 使司法实践陷入困境。
(三) 合作投资型受贿
合作投资型受贿是以“合作”作为幌子谋取经济利益, 即“空手套白狼”的受贿行为。
(四) 委托理财型受贿
委托理财指的是单位或者个人把资金委托给相应的投资机构或人员, 使其执行资金的管理权, 通常用于投资证券市场, 双方将所得收益进行分配。这种类型的受贿行为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行为人在没有任何出资的情况下以委托理财的方式获得收益分配;二是行为人进行了实际出资, 但是获得的利润明显高于出资应得的受益, 分配不合理。
(五) 赌博型受贿
赌博型受贿指的是行为人借职务之便, 以赌博的方式收受财物。通常此类受贿行为人赢多输少, 输钱时对方将所赢现金返还。
(六) “挂名”领薪型受贿
“挂名”领薪型受贿指的是受贿人在不参与任何工作的情况下获得薪酬的受贿行为。我国规定了正常获得工资必须是建立在付出劳动或提供服务的基础上的, “挂名”领薪型受贿的认定必须明确区分非法获益和正常工资领取。
二、新型受贿行为特点分析
(一) 犯罪隐蔽性强
新型受贿行为通常由受贿行为人和若干“身边人”共同完成。目前具有较高权力的领导人员不会直接参与受贿行为, 行贿人员通常从领导的亲人入手进行行贿犯罪行为。领导应当加强对身边亲近人员的监督, 避免“身边人”的违法受贿行为。
(二) 犯罪多以团伙实现
新型受贿行为通常涉及党政机关干部与若干公务人员共同参与, 随着案件的侦破总是会发现案件愈发复杂, 涉及人员越来越多, 案件和案件之间也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三) 犯罪行为“市场化”
部分领导干部抵不住金钱的诱惑, 纷纷涌入经济浪潮之中, 拿出大量资金进行投资。不少行贿人员抓住了这些领导干部对投资的热情, 以各种优惠政策间接进行行贿行为, 以合法的市场经济行为作为幌子, 掩盖行贿行为的真实面貌。
三、受贿行为立法缺陷
《意见》中若干条文缺乏科学性、准确性, 使受贿行为的认定难度增加, 这种条款出现的漏洞必须及时指出。
(一) 描述模糊不清的条款
《意见》中认为只有交易价格明显偏离市场价格时才可以认定为受贿犯罪, 这个“偏离”的程度是含糊不清的, 实际过程中无法针对确定标准的偏离值进行认定过程。刑法中一条最基本的原则就是罪刑法定原则, 对法律条文标准的确定性有很高的要求, 条文中应尽可能将标准量化, 例如高出几个百分点, 或者低于一定值。
(二) 多余性条款
上述第三种新型受贿行为指的是受贿人与行贿者之间以“合作”为表面工作, 实行受贿犯罪行为。这种行为以最基本的判断就可以认定为受贿, 这种受贿方式和传统受贿方式唯一不同的就是以股权代替了财务的交换, 该条款显得多余, 特别是如今司法资源高度匮乏, 多余的条款实际效用不大。
(三) 不合理条款
“意见”中针对“干股”形式收受财物的受贿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但是有随意扩大化解释之嫌。
四、司法困境
(一) 非财产性利益问题
犯罪行为人能不能包括非财产性收益是当前一个重要的司法困境, 这种犯罪行为经常发生, 对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十分不利, 应当予以高度重视。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之便非法获取了非财产性的利益, 非法为他们谋取利益。这里所说的非财产性利益只要指的是安置工作、工作岗位的调动、出国调研机会、职称的晋升、荣誉称号的颁发等等。关于受贿行为人包不包括非财产性收益的问题存在较多争议, 意见难以统一。在通常的司法实践过程中, 如果希望正确地判断受贿行为人能否包括非财产性利益, 应当按照刑法规定执行, 如果是受贿犯罪中的犯罪对象, 必须是财物。刑法采用这种认定方式是合乎罪刑法定原则的, 即把是否受贿以是否收受财物作为判断依据是执行法律所要求的。所以我们应当认为非财产性的受益应当不作为受贿犯罪对象处理。
既然如此, 收受非财产性利益是否就不会受到刑法的约束了呢?答案是否定的, 尽管一些行为人仅仅收受了非财产性利益, 但是也应当根据刑法相应的规定给予相应的处罚, 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执行。只有加大法律研究人员和司法实践工作者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 加大研究力度, 尽快实现理论和思想向法律的质变, 把先进的法学理论转变为切实可行的法律, 使问题有法可依。
(二) 房屋性质问题
在一些受贿行为中, 行为人收受的财产为没有办理过户手续的房产, 目前针对这种情况有两种主要的原则:首先是主客观一致原则, 其次是罪责罚相当原则。前者规定了在认定犯罪的时候, 不仅要求行为人的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十分严重的危害, 而且要求行为人有刑事责任能力和主观过失, 否则将不会构成犯罪, 例如受贿行为人如果是主观故意的收受房屋, 并且在客观实际上对房屋进行了使用 (入住) , 这无疑增加了职权的腐败性, 对此应当按照主客观一致原则追究受贿罪, 这也是《意见》中明确提出的。对于后者, 即刑罚的轻重, 应当和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在执行该原则时, 必须充分意识到行受贿的对合关系, 在进行司法实践过程中, 要将行受贿对社会造成影响的程度作为参考因素进行惩处。在处罚受贿人时, 也应当严格追究行贿人的行为, 对案件要求更加全面的认识, 此时应当关注受贿行为人是否具有索贿的犯罪情节, 从而决定惩处的程度, 根据犯罪行为对社会产生的不良影响来定罪量刑。
不同于房产, 汽车是一种极其特殊的动产, 由于其独特价值和特性的原因, 按照行政管理规定应当完成登记工作。按照基本的法律知识不难判断, 采用非法手段获得的汽车不按照是否过户来判断犯罪既遂。但是以这种论证方法判断房屋不办理过户手续从而构成受贿既遂是不合理的, 从法律和事实上都没有最够依据。
行为人收受未过户的房屋后, 尽管行为人及其“身边人”常年居住在此房屋中, 对房屋仍然不具有实际占有权。但是从行为人自身角度来看, 他是希望实际占有房屋所有权的, 从行贿人角度来看, 要想实际地获得房屋所有权, 则必须办理房屋产权的过户手续, 否则不能对房屋行使合法的权利, 房屋除了基本的使用权以外, 还要更多具有价值的权利。受贿人对于房屋仅仅拥有暂时的使用权, 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仍然在行贿人的手中, 这种情况下, 尽管受贿人居住在收受的房屋中, 但是行贿人依旧掌握着房屋的所有权, 任意时间行贿人都可以无理由地把受贿人驱逐出房屋, 甚至以房屋的使用权作为威胁, 限制受贿人的行为。
有相关研究人员提出, 如果受贿对象是不动产, 应当以不动产是否办理合法手续作为受贿罪认定的标准, 换言之, 只有当受贿行为人完成了房屋过户手续的办理, 才能对受贿行为进行认定。如果收受的房屋没有办理过户手续, 从客观事实角度看待此问题, 则不能对该受贿行为进行受贿罪的认定, 否则和朴素的观念也是不一致的。
五、刑事立法的完善
(一) 修补法律条文漏洞
针对法律条文中诸如“为他们谋取利益”等限制性条件应当予以删除, 此类限制性条件的存在将会缩小刑法的打击范围, 从而削弱了受贿行为的打击力度。从受贿的本质来分析“为他们谋取利益”就会发现, 该限制条件对以权谋私者避开了法律的制裁。由于司法困境的存在, 使得大量受贿行为难以认定, 一些新型的贿赂变得堂而皇之。贿赂对象的范围应当扩大, 从而可以使受贿行为人更多的非法谋取利益的行为得到制裁。考虑到现实中有人通过和领导干部发生不正当性行为实现个人利益, 因此“性”是否应当作为贿赂对象也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二) 舒缓刑罚
目前国际上针对废除死刑的运动取得了新的进展, 因此我国针对受贿犯罪也应当进行适当的配置, 尽量限制死刑, 死刑应当只用于“最严重的犯罪”。由于受贿犯罪的危害相比直接侵犯公民人身财产情节轻得多, 因此前者所受报应相比后者要小。笔者认为增添财产刑是针对受贿罪的有效措施, 财产刑可以剥夺犯罪人财产性收益, 对预防受贿犯罪有很强的实际效用。
(三) 制定《惩治贪污贿赂法》
我们并没有完整的《惩治贪污贿赂法》及类似法律, 这与条件不成熟有关。目前社会对这样一部法律的需求越来越强烈, 为了将反腐斗争坚持到底, 此类法律的编写有重要意义。
针对受贿犯罪必须有法可依, 才能实现严格执法, 《惩治贪污贿赂法》的制定可以对公职人员起到监督作用, 打消领导干部以权谋私的念想, 该法律的制定可以严格认定违反法律的行为, 任何违法受贿行为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尽管我国目前针对受贿犯罪有相应专章规定, 但是必须努力完善法律法规, 才能制定出符合当前社会发展情况的法律规范。法律相比犯罪有一定的滞后性, 一些具体犯罪行为的认定还需要大量的研究进行调整。
六、司法困境解决措施
(一) 不把非财产性收益纳入受贿罪对象
在实际的司法过程中, 要严格地把受贿限制于财务的范围之中, 非财产性利益不作为受贿犯罪对象是合理的, 也是确保执法严格的基本要求。对于收受非财产性利益的受贿行为人应当给予玩忽职守罪等处理, 这和罪刑法定原则是相适应的, 这样可以既保证任何受贿行为得到相应处理, 也能确保司法工作有序进行, 避免不必要的混乱。
(二) 综合认定收受未办理过户手续房产的犯罪数额及形态
当面对收受为办理手续的不动产的受贿行为时, 严格按照是否办理所有权转移手续作为既遂与否的判断标准, 对于房产必须以产权转移与否作为受贿罪的认定标准。考虑犯罪金额时, 不能仅仅按照房屋的市场价格来决定犯罪金额, 应当鼓励会计算法的核定, 否则量刑过高或者过低。为了减少受贿犯罪的主观恶性, 尽量避免用同类房屋出租年限和金额来计算犯罪金额。按照商品房市场价格对犯罪数额进行认定是更加公平的措施, 犯罪数额的计算需要多种方法核算后进行综合考量, 并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
七、结语
《意见》对目前新型的受贿行为有较强的概括性, 但是从法律人角度看待《意见》, 其中不少条款确实存在不足, 只有努力去其糟粕, 弥补漏洞才能准确划分界限, 对犯罪有更强的打击力度。必须加快对受贿行为中贿赂范围的在界定, 尽量加大刑法打击范围, 对一切不正当行为起到监督作用。针对一些新型受贿行为带来的司法困境, 应当尽量遵循罪刑法定原则,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处理问题时要保持公正, 对于一切受贿行为不放过、不冤枉。
摘要：近年来我国受贿行为出现了新的方法和手段, 因为和传统的受贿犯罪有较大差别, 通常隐蔽性更强, 增加了打击受贿行为的难度。我国“两高”于2007年发布了《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 其中明确定义了几种最为普遍的新型受贿行为, 但是《意见》中部分条款不够严密, 笔者将根据其中的疑难问题展开研究, 希望能为目前司法困难带来新的解决思路。
关键词：新型受贿,司法,困境,措施
参考文献
[1]刘林锐.受贿罪若干问题研究——以“张小东受贿案”为例[D].西南政法大学, 2013.
司法困境 篇7
关键词：非法采砂,司法困境,土地产权,政府
当前,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对砂石等在内的矿产资源的需求量迅速增加, 从而带来了相关矿产资源市场价格的不断走高。但是, 从现实来看, 在我国不少地区还有不少企业以及个人受到了利益的驱动, 无视国家法律法规, 非法开办采砂场, 大肆私采滥挖, 扰乱了国家日常的矿业秩序。这种无序、非法采砂的行为造成了相关资源的严重浪费, 而且还可能会引发因非法采砂而带来的安全事故, 极大地损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从而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一、案例论述
2006年至2013年期间, 犯罪嫌疑人陈某在某县乡镇开设砂场, 并购买采砂船及运砂船用于在该县某河段附近采砂。该县河道管理局分别于2006年6月和2007年4月向陈某发送责令停止水事违法行为决定书, 但犯罪嫌疑人陈某一直在从事非法采砂活动至2013年6月。后该案由河道管理局移送该县公安局侦查, 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及省国土资源厅鉴定, 陈某在该河段非法开采造成河岸垮塌1919.6平方米 (一段连续河堤) , 非法开采砂矿量体积14397立方米, 砂矿价值331131元。
从该案来看, 在调查取证环节存在下列问题:从陈某采砂的具体位置以及鉴定指向河段来看, 是否仅有陈某进行了相关的采砂活动?有没有组织相关证人来指认陈某采砂的地块位置?从陈某的供述来看, 他所购买的地块并非紧密相连, 但是, 从鉴定意见所显示的内容来看, 陈某采砂所在的采矿区域却属于连续区域。
从这些现有证据来讲, 只能证实犯罪嫌疑人在还没有获得采矿许可证的前提下, 违法在该河段内开展采砂活动。尽管鉴定意见超过了立案标准, 然而, 从陈某采砂的具体位置及鉴定指向的河段来看, 这些是不是仅仅为陈某一人采砂而造成, 现有证据不能有效形成非常严密的证据链, 因此也就不能排除合理怀疑。
二、案例分析以及非法采砂现状
(一) 调查取证阶段困难较多
例如, 在针对非法采砂的调查取证阶段, 相关部门会遇到较多的现实困难。证据规则的要求比较高, 调查取证手续繁杂, 考虑到非法采砂的性质和范围, 调查取证的难度大, 而且还要花费大量时间来进一步做相关鉴定。从该案例来看, 非法采砂持续时间较长, 数量巨大, 涉案金额较多。但是, 侦查机关却不能确认陈某非法采砂的具体位置以及鉴定指向河段是否仅有陈某进行了非法采砂活动, 而且也不能确认陈某所购买的地块和鉴定意见所显示内容的差异。这些因素都给调查取证带来了较大的困难。
(二) 土地产权不清晰
这就是说, 非法采砂者在非法开采的过程中, 可以从农民手中购买土地, 这样土地就归他使用, 但是土地终究是属于国家的, 砂石资源本身也是属于全民所有的。此外, 农民在自家土地上采砂也是不被许可的, 因为土地和矿产资源都是归国家所有。我国《刑法》第343条第一款已经规定了“非法采矿罪”, 它是指违反规定, 没有获得采矿许可证而擅自进行采矿行为, 进入到规划矿区, 非法开采有着重要价值的矿产资源以及开采他人矿区矿产的, 而且还擅自开采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 经责令停止开采后拒不停止, 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行为[1]。但是, 无论是何种类型的土地, 国家都拥有土地所有权, 而且这些矿产资源也是属于国家的。因此对非法开采者来讲, 没有获得任何行政许可, 也就不能依法开采砂石。其实, 非法采砂仅仅是非法采矿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可以将非法采砂认定为非法采矿行为。但是, 从法理来讲, 二者并非完全相互兼容。因此, 这也给相关部门在治理非法采砂行为的过程中带来了不小的困难。从该案来看, 还没有判决, 目前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退回公安机关。此外, 还有首例以刑法定罪的非法采砂毁坏堤防案顺利结案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法院判决被告人郭某犯故意毁坏财物罪, 判处拘役六个月, 缓刑八个月。[2]
(三) 层层利益链及多头管理
在处理类似非法采砂案例的过程中, 存在着层层利益链以及多头管理现象。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治理非法采砂的过程中, 针对其后可能隐藏的权钱交易以及监管部门在工作中玩忽职守的一系列问题下做足了工夫。该市调查出在采砂申请开采、审批发放许可证、开采扩边、承包以及挂靠、安检、资源纠纷、检验以及验收等环节上发生了相关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而且还掌握了相关工作人员涉嫌职务犯罪的相关信息, 多部门配合, 严厉查处其中非法采砂开采背后的职务犯罪。而且还对涉嫌职务犯罪的干部予以免职, 并针对在非法采砂中入股的干部提出了要退股及退金。从齐齐哈尔所掀起的治理非法采砂案例看出, 职务犯罪活动极大地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3]。
(四) 非法采砂成本低, 严重破坏环境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 大体上正规砂场的采砂成本为19元每立方米。但是, 从非法采砂砂场来看, 无证开采较多, 而且它的成本较低, 仅仅为6元每立方米[4]。如此之大的价差以及利润驱使一部分人铤而走险, 造成了越来越多的非法采砂场, 由于监管不严格, 形成了恶性循环。
从已有的判决来看, 非法采砂处罚较轻, 从全国范围内看, 各级政府在打击非法采矿的过程中大量借助“运动战”的现象, 在法制方面完全依靠行政法律来承担责任。从民事责任的承担情况来看, 总体上处于空白状态, 而且较少发现相关的非法开采者要承担民事侵权责任的案例[6]。可以说, 非法采砂者承担了全部的行政责任, 行政处罚比较齐全, 种类较多、“合法甚至不合法的行政措施也达到了顶点”。[5]但是, 缺少破坏矿产资源的民事财产责任。民事责任的缺失使得非法采砂者只缴纳罚款, 却造成了巨额的国有财产损失, 而且被据为私有。此外, 从刑事责任承担的情况来看, 没有很好地将刑事打击的震慑力发挥出来, 刑事处罚较轻, 基本上属于象征性打击状态。从具体刑事处罚的象征性量刑和年度打击中象征性地移送司法机关来看, 两者的结合进一步表明了非法采砂者的违法风险低、违法成本极低。因此, 不少地方的执法人员认为“这种轻度处罚使非法采砂商越发猖狂, 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他们的嚣张气焰”[7]。此外, 判决罪名不一致, 有的地方法院对该行为判处非法采矿罪, 有的则判处非法经营罪等。
三、建议
(一) 非法开采行为的法律适用
在此过程中, 要进一步强化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工作, 涉嫌犯罪的, 及时向司法机关移送案件, 检察机关在掌握线索后, 应当督促行政执法机关及时移送案件。在确认公安机关立案后, 检察机关要提前介入, 进一步引导侦查取证, 在此过程中要特别注重客观证据提取, 防止出现取证不力影响定案的情况。为了切实做好依法打击非法采砂的相关事宜, 要科学地界定非法采砂行为必须要担负的法律责任。因此, 在矿业立法过程中, 必须分别设置刑事、民事与行政法律责任, 不仅要相互独立, 而且还要相互衔接, 从而构成整体性的矿业法律责任。还要进一步确保所构建的民事物权法律机制有一定的地位。如果发生了丢失、破坏国有矿产物权、污染以及损坏生态环境、减损社区财产使用价值等, 必须要设立科学的救济方式。此外, 在行使矿产资源所有权的过程中, 要使得矿产物权的民事主体地位进一步独立, 从而能够和开展监督管理那些开发利用矿产资源活动的行政主体相对立而存在。
(二) 从制度上保障, 割断层层利益链
为了更好地对包括砂石在内的矿产资源进行更好地管理, 坚决打击职务犯罪, 行贿受贿现象, 要建立健全反腐惩防机制, 切实加大防范腐败的宣传工作。还要向广大合法开采企业进行开采矿产方面的专业知识教育、法律教育, 从而达到处罚一起, 教育一片的目的。
(三) 土地权属进行改革, 建立群众举报机制
从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来看, 国家是全国矿产资源的所有人, 它依法直接支配领土范围内的矿产资源, 而且还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利。我国实行了单一的矿产资源国家所有, 也就是说, 国家拥有矿产资源所有权, 这也是整个矿产资源法律关系的核心内容。
为了更好地加大在矿产资源方面的管理, 要切实对矿区土地权属进改革, 严厉打击非法采砂者从农民手中购买土地进行非法采砂的现象, 也要防止农民在自家土地上开采国家矿产资源的现象。因此要向广大人民进行宣传教育, 使得他们必须要获取国家的相关许可后才能开采矿产资源, 而且还要加大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工作。
此外, 还要加强源头治理工作, 这是因为我国数量巨大的矿产资源十分分散, 而且很多时候不法分子在非法采砂过程中采取了非常隐蔽的方式, 这给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因此, 建立群众举报机制势在必行。这就要最大限度地保护举报非法采砂资源的群众, 切实维护他们的利益, 避免使其遭受报复和打击。
四、结语
从上述分析来看, 我国在严厉打击非法采砂的同时, 要大力加强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相互衔接的工作力度, 这样才能更好地开展执法工作;要进一步从制度层面打击权力寻租行为, 加大惩治和预防贪腐的力度, 从而更好地打击非法采砂现象;要大力改革矿产资源所在地的土地权属改革, 而且还要加大监督力度, 让广大群众参与进来, 建立群众举报机制;还要进一步明确非法采砂的法律适用范畴, 进一步对其进行司法解释, 以《刑法》为基础, 明确量刑规范;还要尽可能地开展非法采砂调研及其治理情况, 强化全国范围内打击非法采砂案件的交流力度, 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确定执法标准。也可以采取加大判处非法采砂犯罪力度的做法。
参考文献
[1]康纪田.论非法采矿罪的归位与拓展[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 2012 (6) :78.
[2]衷淑英.官煤勾结的终结者——萍乡检察机关查办煤炭系统职务犯罪启示录[N].江西日报, 2006-3-16 (B01) .
[3]王金生.关于遏制河道非法采砂行为的立法思考[J].水利发展研究, 2013 (01) :26.
[4]康纪田.遏制非法采矿的关键是法治[J].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 2012, 141 (5) :65.
[5]康纪田.遏制非法采矿的关键是法治[J].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 2012, 141 (5) :66.
[6]孙军工.关于审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J].人民检察, 2003 (07) :45.
民事诉讼立案登记制的司法困境 篇8
一、立案登记制改革的背景
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实行立案审查制。当事人的起诉须同时具备四个条件,第一,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第二,有明确的被告;第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第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在民事诉讼理论上这些条件被称为“实质要件”。另外,民事诉讼法还规定了起诉的形式上的条件,即,起诉应当向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并按照被告的人数提出相应的副本,书写如有困难的,可以口头起诉。按照我国民事诉讼立案制度的要求,只有原告的起诉经审查符合上述“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的前提下,法院才能受理。而且,与此相配套,法院内部还设有专门负责对案件是否符合起诉条件进行审查的立案庭。立案庭的职责就是对当事人的起诉进行审查,对于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则会在7日内予以立案,对于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则会在7日内裁定不予受理。实践中,法院通常会给当事人释明,如当事人不接受,法院才会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某些案件可能会在立案之后才发现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法院则会作出驳回起诉裁定。
审查立案制能够阻止那些不属于法院主管、受诉法院管辖、原告不适格的案件进入诉讼程序,从而可以防止因为原告的滥诉而给法院造成不必要的负担,同时也可以减少因为原告的滥诉给被告带来的损害,保证了审判的实效性。但不可否认,也带来了诸多的问题。其一,从诉讼原理上来说,法院审判权行使的时间起点应该始于诉讼程序启动之后,而审查立案制却要求法院在立案阶段即诉讼程序还未启动之时就对案件的实体问题展开审理,这种诉讼之前开始的审理程序不仅在其正当性和正义性上存在疑问,还会进一步使真正的庭审程序陷于虚化。此外,法院对实体问题的审理应该遵循辩论原则的要求,给予当事人双方充分陈述和辩论的机会,法院据以审查的诉讼资料应该来源于双方当事人。而按照审查立案的制度设计,关于起诉条件的审查,法院只需单方面听取一方当事人的意见,而不是在双方充分辩论的前提下判断有关起诉条件的事项,这无疑违反了程序正当性和正义性的基本要求。其二,对于应否受理民事起诉,法院不仅要审查“形式要件”,还要对原告是否适格、案件是否属于法院受案范围、受诉法院是否有管辖权等实体问题进行审查,对这些问题的调查和审理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程序,将其置于短暂的起诉审查阶段显然并不合适,尤其在此阶段,法院据以审查的依据仅仅只有原告提交的有限的诉讼资料,审查的准确性难以保证,不可避免会将一些本应受理的案件拒之门外,也就发生了我国司法实践中“起诉难”的现象。此外,我国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和法院内部对结案率的绩效考核压力也迫使法院对立案的审查更加严格,甚至开始出现人为控制立案,从而减少立案数量,提高结案率的情况,“起诉难”现象进一步加剧,甚至逐渐发展成严重影响司法公信力的社会问题。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党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中要求改革法院立案制度,将审查立案制改为登记立案制,对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切实保障当事人的诉权。2015年1月30日,最高法院发布《民诉解释》,进一步明确规定了登记立案的具体程序。为使登记立案改革落到实处,最高法院还专门制定了《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立案登记制随即在全国法院普遍推行。
二、立案登记制的司法现状
单从字面上理解,登记立案似乎意味着起诉即登记,登记即立案。但从最高法院《民诉解释》第208条的规定来看,登记立案并非普通民众理解的起诉就会登记,登记就是立案。从《民诉解释》第一款规定来看,法院在接到当事人提交的起诉状后,对当场能够判定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应当登记立案;对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接收起诉材料,并出具注明收到日期的书面凭证。从《民诉解释》第二款规定来看,如果当事人提交的起诉状存在需要补充必要相关材料的,法院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并向当事人释明,当事人补齐相关材料后,法院应当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民诉解释》第三款规定,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124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
显然,在立案登记制下,法院受理案件仍然是有条件的,而且条件就是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的条件,即上文所述的“实质要件”,所谓登记,也仅仅是对当场能够判定符合起诉条件的予以登记并立案,对于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的,法院只是接收其起诉材料,登记并非立案,法院仍须在7日内审查并决定是否立案。由此可以认为,司法改革推进下的立案登记需要审查的内容与立案审查制并无实质性的改变,审查的程序也基本不变,现行立案登记制本质上与立案审查制并无二致,不同的只是在法律文本上更加强调当事人的诉权保障,法院的释明须更加具体,对当事人的救济措施更加可行,也就是说,立案登记制改革其实侧重的是对司法实践中违法不立案、拖延立案等司法不当行为进行遏制,并未触及我国立案制度在立法上的缺陷。
三、立案登记制的改革走向
既然现行立案制度的缺陷主要在于在起诉的条件中设置了实质性条件,并要求法院把是否满足该实质性要件作为受理的法定条件,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对这种实质审查进行淡化甚至是去“实质化”,即法院在立案阶段的实质审查向形式化审查转变,只对实质要件进行形式上的核对,如果形式上符合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法院就应当接受当事人的诉状,当场予以登记并立案。形式化审查的合理性在于案件只有在登记立案后,诉状送达给被告,在双方当事人攻击防御的争议局面形成之后,被告才可能对原告的起诉提出抗辩,法院也才能以中立者的身份对案件作出裁判。但问题又回到了本文的起点,我国立法规定的起诉条件严苛,在起诉审查中需要判断原告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案件属于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法院管辖等问题,仅仅是一般性的“核对”是难以完成的,立案审查要做到“去实质化”实际上相当困难甚至是不可能,否则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就如同被虚置,没有立法依据的司法行为显然与程序正义的理念背道而驰。
立案登记制的初衷在于最大程度地接受当事人的诉求,使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能够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彻底解决“起诉难”的问题,保障人人享有通过法院解决纠纷的权利。而起诉作为一种诉讼行为,其实质是启动民事诉讼程序,对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是否属于法院裁判的范围、是否属于受诉法院管辖、当事人是否适格、诉讼请求是否成立等应该是在诉讼程序启动之后才予以审理的问题,单纯地启动诉讼程序才是起诉的功能定位,没有必要将上述实质要件置于立案阶段进行审查。也就是说,对原告起诉条件的设定应当尽可能简化,只要起诉状载明当事人的基本信息、诉讼请求以及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等足以确定当事人和诉讼请求,能够使诉特定化的必备条件就可以,因为这是法院行使审判权的基本前提。当然为了平衡公正与效益价值,防止无意义的诉的发生,对于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与诉讼请求的关联性也应当明确化,只要通过诉状的记载能够初步判断当事人提出诉讼请求的合理性即可。这些事项并不复杂,因而法院完全可以不经双方当事人辩论仅凭原告一方提交的诉讼材料即可做出是否予以登记立案的判断。如果原告的诉状中没有记载上述事项,法院可在释明后要求当事人予以补正。
摘要：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审查立案制度所设定的起诉条件与法院判决的实体要件混同,导致实体审理程序的前移、庭审虚化,并造成了“起诉难”的社会问题。而立案登记制在审查内容和审查程序上对立案审查制并无实质性改变,破解该困境的出路在于立案审查限于形式化审查,并在立法上祛除起诉的实质要件,仅设定满足程序启动的形式要件。
关键词：民事诉讼,立案审查,立案登记
参考文献
[1]张卫平.民事诉讼:关键词展开[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江伟.民事诉讼法[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3]曲昇霞.论民事诉讼登记立案的文本之“困”与实践之“繁”.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6(03)
司法困境 篇9
一、我国公众有序司法参与面临的困境
伴随着司法民主化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 如何保证公众参与行为的有序性越来越成为影响司法有效运作的重要因素。在公众参与司法运作过程中, 价值诉求的复杂性、参与行为的不可控性、参与意见缺乏可分流性等特性使社会公众的司法参与面临诸多困境。
(一) 价值诉求的复杂性
社会公众是司法民主化进程的参与者, 不论是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民主制度环境下, 还是在中国向司法民主化转型的进程中, 公众参与司法运作过程的重要性都日益得到了肯定与重视, 并被认定为是确保司法裁判符合民意及提高司法裁判公正性的根本途径。但是, 公众司法参与的价值诉求往往具有高度的复杂性, 有基于法律如何正确适用的价值诉求, 也有基于证据有效认定的价值诉求, 更有基于实体结果公正的价值诉求。在网络媒体言论不断开放和新媒体技术的支撑下, 社会公众复杂的司法价值诉求和舆论导向使司法裁判面临难以抉择的困境。简言之, 公众司法参与所具有的复杂价值诉求, 使司法裁判难以有效兼顾社会民众的公正需求。
(二) 参与行为的不可控性
截止到2012年底, 我国的网民数量已经突破5.38亿, 这些网民素质参差不齐, 掌握的法律知识也多少不一, 难免使参与讨论的意见或意向鱼龙混杂。社会公众通过网络这一平台关注司法个案的审理, 并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或储备的法律常识来评论法院的审理过程和结果, 已经越来越普遍。网络公众司法参与行为的不可控性主要表现为:一是因为网络技术的问题, 法院无法控制那些以激进的方式表达处置意见的网民进入讨论的场域。二是一些意见领袖, 利用其在网络中的号召力, 使众多网民成为自己的粉丝, 使法院无法有效分辨所谓的“主流民意”, 难以控制意见领袖对网络言论的操纵。
(三) 参与意见缺乏可分流性
网民对司法个案处置所表达的意见或意向, 有些具有建设性, 但有些却是为了发泄对司法不公的不满;有些是合法但不合理的, 有些是合理不合法的。面对上述复杂的司法参与意见, 法院往往难以作出有效的分流。那些不具有合法性, 但具有合理性的参与意见, 往往又能成为所谓的“主流民意”, 对司法的裁判结果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司法裁判虽然要切合社会公众对公正的普遍需求, 也就是说要考虑社会效果, 但正确认定事实和准确适用法律, 则是对司法裁判的基本要求。在司法参与过程中, 之所以难以对参与意见进行有效分流, 更在于公众参与聚合的场域缺乏规则的约束, 每个参与讨论的社会主体都是自由的, 他 (或她) 对自己发表的意见或意向负责, 使纷繁复杂的参与意见难以为司法机关所甄别。
二、我国公众有序司法参与的现实基础
在我国, 社会公众通过不同方式参与司法运作所形成的处置意见或意向, 影响到司法裁判结果的形成, 这种现象在“邓玉娇案”的审理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例如围绕邓玉娇的刺官行为是正当防卫, 还是防卫过当, 法学家的意见与普通公众的意见存在分歧, 公众基于朴素的道德评价体现对邓玉娇这一弱女子的广泛同情, 使司法机关在邓玉娇案的审理过程中作出了审慎的裁判结果。然而, 公正的司法裁判是建立在充分吸收公众理性处置意见或意向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形成的, 而公众理性的处置意见或意向需要公众有序的司法参与行为, 才能使主流的民意有效进入司法运作过程中, 成为司法裁判考虑的社会因素。公众有序司法参与的制度空间和技术平台有赖于司法民主化改革这一制度安排及网络技术的普及。
(一) 司法民主化改革的取向为公众有序司法参与提供了有效的制度安排
社会公众能否有效参与司法运作, 取决于司法民主化的制度安排。因为司法民主化的制度安排就是为公众的司法参与提供一个有效的渠道和空间。在司法个案的处置过程中, 通过畅通诉求表达渠道并允许公众对司法个案的处置发表自己的意见, 这样才能保证法院最终作出的裁判是具有社会认可的公正性。
1. 公众能否有序参与司法运作过程, 取决于司法民主化改革的制度安排。
中共十八大提出继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这预示着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序幕即将拉开。在2013年年初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就强调要拓展公众有序参与的渠道。这表明, 社会公众参与司法运作过程的渠道将更加畅通, 法院也将更积极主动地接纳社会公众的处置意见或意向。这些变化, 都取决于司法民主化改革的制度安排。在实践中,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经率先实行通过网络庭审直播和裁判文书上网, 使民众能充分有序参与到司法运作过程中。据报道,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判文书都将通过网络对外公开。[2]之前难以有效参与到司法运作过程中的普通社会公众, 正是在司法民主化的制度安排及有效推进司法回应机制构建的情况下, 公众才得以有序参与到司法的具体运作过程中。
2. 公众能否有序参与司法运作过程, 取决于司法民主化改革进程的纵深推进。
以司法职业化为改革取向, 其目的是为了有效提高法官的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 以此实现司法裁判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正确性, 减少因失误所导致的不公正结果。司法职业化改革是在司法的城堡内进行的内部改革, 与外界进行有效的阻隔。因此, 其改革的最终结果, 虽然提高了法官的业务素质, 但由于法官的职业道德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 所作出的裁判结果可能遭到社会公众的质疑, 也导致司法公信力的缺失。近五年来, 新一届司法领导所推动的司法民主化改革, 强调司法裁判要充分考量社会民众的意见, 使社会公众能够有效参与到司法运做过程中来。实践表明, 社会公众虽然有机会参与司法, 但由于司法民主化的改革还没有纵深推进, 如何保障社会民众有序参与的制度还很欠缺, 需要不断完善司法审判的程序与网络技术平台, 在不损害司法权威与司法审判秩序的情况下, 积极拓展公众参与司法运作的渠道, 以规则来约束非理性的表达行为。
(二) 网络技术的普及使公众有序参与司法运作成为可能
1.将网络技术应用于司法运作过程, 使社会公众不需参加司法机关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或者旁听, 只要通过网络平台, 就能搜集、了解及评论自己所关注的司法个案。
在传统的司法审判过程中, 如果公众需要了解和关注司法个案的处置, 只能亲自参加旁听法庭的审判活动, 如果要了解司法个案的最终裁判结果, 只能通过法院的新闻发布会来知悉。网络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 迅捷地将司法信息传播给社会公众, 每当具有轰动性司法个案发生, 网络都能够在第一时间将社会关注的细节予以披露并提供公众评论的技术平台, 使司法发生的基本过程及处置流程通过网络置于公众的视野之中。当前, 从各地的高级人民法院到基层人民法院, 均通过法院设置的网站, 将一些典型司法个案的审判过程进行直播, 庭审中法官与当事人的一举一动, 都能为众多的社会公众所了解, 这对司法裁判获得更大范围的公众认同提供了有效的程序支持, 避免出现公众的无序司法参与结果。
2.网络技术使司法机关与社会公众间的互动成为可能。
主体间如果缺乏有效地互动, 难免造成彼此间的猜忌与不信任, 特别是司法个案的处置, 如果仅仅凭借带有封闭的法庭审判而作出裁判, 社会公众在无法了解结果是如何有效作出的情况下, 对裁判的公正性就难以认同。传统的司法信息发布机制, 是单向的, 很难与社会公众进行有效的互动。司法信息的受众非常有限, 难以使司法机关与社会公众建立起良性互动的关系, 司法运作结果也就难以获得社会公众的认同。网络技术在司法个案处置中的广泛应用, 使社会公众通过手机、电脑等工具, 及时了解司法个案处置信息。当事人也可以使用电子邮件申请司法信息公开, 将更加及时与便捷。
三、实现社会公众有序参与司法运作的制度建构
司法裁判结果需要得到社会公众的有效认同, 公众参与司法就必须被当作一种制度安排。要保证公众有序司法参与, 应当进行体系化的制度建构, 以此来保证公众有序司法参与目标的实现。依据这一思路, 公众有序司法参与的制度建构应当包括司法基本信息的透明机制和司法运作结果的反馈机制。
(一) 打造有效的司法信息透明机制
公众的司法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能否得到有效保障, 取决于司法运作的流程是否公开透明。司法审判不是一个自我封闭运行过程, 它不仅需要当事人的有效参与, 还需要让更多的社会公众了解司法审判过程, 这样所作出的裁判才具有实质公正性。在信息化时代, 司法运作过程首先应当通过法院的网站及时直播有社会影响的司法个案审判过程, 让社会公众来评判法院的程序是否公正, 而不是仅仅采取形式上的公开审理, 而且还对参与旁听的公众身份进行限制, 这样所导致的结果必然是社会公众仅仅聚焦于裁判结果的公正与否, 所进行的程序无助于使裁判结果的正当性。同时, 法院应当安排相关人员, 专门针对社会公众的疑惑进行答疑, 及时消解社会公众由于法律知识的欠缺而对法院的审判程序的误解。这样, 通过对程序的司法信息透明机制的达造, 使整个司法审判程序在公众的内心中留下深深的公正性印记。
其次, 要打造司法信息透明机制, 还必须及时公布司法裁判文书。司法裁判文书的及时公布, 有利于社会公众充分了解司法处置的最终结果。如何让更多的社会公众了解司法裁判文书, 可以考虑将裁判文书通过网络平台予以发布。当然, 在发布裁判文书时, 应当在充分考虑对国家秘密与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及隐私权进行保护的情况下, 对裁判文书作一些技术性的处理, 但又不能影响到社会公众对裁判文书内容的全面了解。这样, 通过裁判文书的及时发布, 可以使民意在司法裁判中发挥正当性的影响, 是维系主流价值在司法裁判中得以有效嵌入的基本前提。[3]司法裁判文书作为司法个案处置的最终结果, 是社会公众最关注的问题, 让他们通过网络等渠道及时了解, 是富有实质性意义的有序参与的具体体现。获得社会公众认同的司法裁判结果, 不仅可以实现裁判结果的终局性, 而且也可以大大减少裁判在执行时的阻力。
(二) 构建司法运作结果的形成反馈机制
基于中国社会一直偏好对结果的重视而忽略具体的形成过程, 公众对司法是否公正的评价标准就是司法裁判结果是否公正, 或者是否与诉讼请求相符, 对于司法机关是否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来审理则认为无关紧要。在司法个案的具体处置过程中, 司法机关在作出裁判结果后, 很少就结果的形成对社会公众进行有效反馈。这样, 社会公众参与的聚焦点都在司法裁判的结果上, 而对形成裁判结果的程序是否公正则漠不关心, 不利于公众有序参与司法运作过程。因此, 司法机关应当对社会公众关注的司法运作结果的形成过程进行有效反馈, 构建司法运作结果形成机制的反馈机制, 既是满足公众知情的现实需求, 又是避免社会公众在司法运作过程中无序参与的前提。如“云南李昌奎案”, 在案件的前期处置阶段, 由于司法机构对改判李昌奎死缓进行了不恰当的回应, 导致社会公众的无序司法参与, 对云南高级人民法院的改判发表了大量的非理性意见, 不仅影响了司法机关正常工作的开展, 也不利于司法权威的有效生成。在案件经过重新审理后, 司法机关的判决结果得到了公众的认同, 这有赖于法院及时构建司法裁判结果形成的反馈机制, 激烈的民意逐渐得以消解。因此, 该案的最终处置结果得到公众的普遍认同, 成为公众有序参与司法的标志性案件。这表明:如果司法机关在审理一个社会公众高度关注的司法个案时, 不及时回应公众的质疑, 不构建有效的结果形成反馈机制, 就难以使社会公众有序参与到司法运作过程中来, 也就不可能有效提升司法裁判社会可接受性。公众司法参与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其内心所蕴含的公正诉求, 公众的司法公正诉求能否实现不仅取决于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是否充分, 还取决于法官对法律的理解和适用。从理论上讲, 无论结果如何, 只要司法审判的程序是正当的, 就不应该苛责司法机关和法官。但要消解公众的内心疑虑, 有效的司法结果形成反馈机制必不可少, 它使神秘的司法运作过程通过反馈机制呈现给社会公众, 有利于司法机关与公众良性互动关系的形成。
摘要：当前司法民主化改革的取向和互联网技术的广泛使用, 为公众司法参与提供了制度空间和技术平台。当前, 我国公众有序参与司法运作过程面临着一系列的困境, 已经影响到司法运作的有效作出。应当对司法运作过程中的主体良性互动关系进行系统性的逻辑建构。逻辑建构应当包括司法运作信息的透明机制、司法运作过程的监督机制及司法运作结果形成的反馈机制。
关键词：公众参与,现实基础,逻辑建构
参考文献
[1][美]塞缪尔.P.亨廷顿, 琼.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M].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8.
[2]张千帆.回到司法改革的真问题[J].南风窗, 2009 (, 7) :36.
司法困境 篇10
在这些问题中, 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与行业需求现实脱节的问题尤为明显和突出, 对高职法律专业的后续发展和前景产生较大的影响。
一、高职法律专业服务基层司法行政的现状
(一) 学历教育服务于基层司法行政行业的目标实现非常困难
作为职业院校, 通过培养人才输出是主要目标。法律事务专业将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在能够胜任中小型企业法务、基层 (社区、乡镇) 法律服务工作人才, 符合当前社会背景与服务行业的定位。
但从现实学生就业情况看, 法律事务专业学生的就业方向大量集中在中小企业, 仅有极少数通过提升学历等途径进入基层司法行政系统。虽然基本符合专业自身的定位, 但与职业院校服务基层司法行政系统的目标有着明显的差距。
而另一个现实是:基层司法行政行业的人才需求普遍紧缺。据调查, 基层司法行政行业最近两年人才需求量基本在每个县级局10名左右, 未来每年的需求也在2-3名左右, 岗位主要集中在基层司法所法律事务工作人员 (包括司法助理员、社区矫正协管员等) 。可见司法行政行业的人才需求是比较迫切的, 基层司法行政行业对法律事务专业的毕业生非常感兴趣。
行业要人, 我专业有人, 但两者却走不到一起, 人才输出与人才准入的纽带没法实现直接相连。进入司法行政机关的主要途径包括公务员招录、整建制调入、军转安置、其他机关选任、司法助理员学员招录 (中央试点招录) 等方式, 最低要求为专科, 一般要求在本科。高职法律专业专科学历的现实制约了进入行业的可能性, 加大了难度。以培养专业人才输出行业形式达到直接服务于基层司法行政行业的目标实现非常困难。
(二) 在职培训服务于基层司法行政行业的机遇与挑战共存
目前在基层司法行政行业, 存在着大量的培训需求:除了政治理论培训、干部知识更新和学历教育培训等培训类型外, 业务知识的培训学习是各地基层司法行政工作领域的重点, 包括人民调解、安置帮教、社区矫正、法制宣传、法律服务管理、法律援助、公文写作等方面。
截至2015年上半年, 与我院合作过多次人民调解、社区矫正等业务培训的已经基本覆盖省内半数以上区县司法局。遗憾的是, 法律事务专业仅仅以个别教师开设培训课的方式参与在职培训, 虽然效果不错, 但专业参与度很低。同时, 受训单位对培训效果和服务也褒贬不一, 可以说喜忧参半。因此对法律事务专业而言, 这样的现状是挑战和机遇共存,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在职培训的可开拓空间很大
目前与司法行政行业合作的在职培训范围, 主要集中在人民调解和社区矫正两个方面, 还存在着极大的合作领域等待未来开拓。另外, 基层专业技能培训的规模和需求是可以分多个层次的, 可以进行多结构的分层考量, 开拓空间。
2. 在职培训的形式过于单一, 质量有待提升
从培训反馈情况看, 除个别课程认可度较高外, 绝大多数课程太过理论不接地气, 形式过于单一, 与基层司法行政工作关联不密切, 针对性不强, 培训效果不理想。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兄弟高职院校以及行业自己组织的业务培训中, 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但也说明院校与行业的关联不密切, 培训质量有待提升。
在培训质量与需求的错位来看, 在职培训的未来大空间是机会, 如何把握住机会, 在已获行业认可的基础上, 继续开拓培训业务的空间, 提升培训服务质量, 在行业培训中占得一席之地, 又是极大的挑战。
(三) 行业服务课题项目零星开展, 没有形成规模
与学历教育和在职培训相比, 法律事务专业近年来在行业课题开发和政策咨询方面做出了很多的努力, 每年提供行业服务课题达10-15项之间, 但这些服务项目都偏向于司法部、司法厅等上级主管部门, 偏向理论性、政策性和咨询性的内容, 且成零星发展态势, 没有形成长效合作和规模发展趋势。
另一方面, 这些合作和服务一般都是向上的, 为基层司法行政系统服务的项目相对更少。在调研中我们了解到, 基层司法行政行业一半以上在实践中存在“需要帮助”的实际情况, 也表现出与专业合作的意向, 但由于缺少了解, 期望值并不高。现实中, 仅有十成左右基层司法局与我院有过行业合作, 局限在人员培训和实习需求等, 有科研课题合作的非常少, 这显示出高职院校与基层司法行政行业的联系密切度太低, 院校服务行业的范围与深度都有待提高。
从上述几个方面的实践看, 目前法律事务专业工作重点还是以学历教育为主, 在职培训为辅, 其他行业服务课题和实习基地共建共享方面与行业呈零星合作的状态。想要真正全面提升服务行业的能力, 需要下功夫努力的地方还很多很多, 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服务行业受阻的原因分析
(一) 人才输出与人才准入的渠道不畅通
学历教育培养专业人才直接服务于基层司法行政行业的目标实现困难, 受到了两个因素的制约:一是行业人才准入的门槛提高, 二是高职学历提升的进程受阻。这两个因素上下夹攻, 使高职法律事务专业毕业生直接输出到达基层司法行政系统的渠道受阻, 严重影响专业从学历教育途径培养人才提供服务于基层司法行政行业的可能性。
1. 行业人才准入的门槛提高。
受公务员招录政策的影响, 基层司法行政系统的人才准入最低门槛基本要求在本科以上, 实际参与岗位竞争的学历已经越来越高, 而目前高职法律事务专一般为大专学历, 毕业生基本被拒于司法局 (所) 之外。不通过公务员途径进入司法行政行业的岗位较少待遇不高, 虽有需求, 但不受学生欢迎或者仅被看作是临时过渡。
2. 学历提升受阻。
根据2014年国家发展高职教育的相关法律和政策, 目前高职法律专业自身几乎没有通过升格和合并提升学历层次的空间。因此, 直接通过提升本科学历, 适应司法行政行业人才准入基本门槛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适应行业岗位需求培养出来的人才, 受政策的影响进不了需要这些人才的岗位, 人才的输出与准入的渠道不畅通, 被客观阻断。是造成目前学历教育无法直接服务于基层司法行政行业尴尬局面的客观原因。
(二) 行业服务的内在动力缺失
以我院为例, 教师和行政工作人员都为警察身份, 享受公务员待遇。多年来安心教书育人致力于学历教育, 以培养未来警察和涉法人才为目标。法律事务专业的人才培养定位为基层司法局 (所) 工作人员、法律服务辅助人员等, 除了实践基地建设、顶岗实习、专业调研和教师挂职锻炼等需要与基层司法行政部门联系外, 其余的联系都是零散的、个体的。因此, 既没有主动服务行业的观念意识, 也没有服务行业的迫切感和压力, 更没有服务行业的动力。这应该是造成我们在服务基层司法行政工作中能力不高和水平有限的主观因素。
(三) 行业服务的激励机制不全
在内在动力和压力缺失的情况下, 如果能有全面的外在激励机制, 也能从一定程度上促成专业教师的服务热情。但目前这类相应有效的考评和激励机制并未形成或者不完善, 事实上对于调动全体教师的专业建设热情也起到了一直滞缓的作用, 致使部分老师消极、或者不愿意、被动参加专业建设。即使有申请行业服务课题和开展研究等服务行业的动作, 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职称晋升的要求, 并未将行业服务本身作为研究的目标, 因而浅尝辄止, 无法形成服务行业的常态化和规模化。更有甚者部分管理制度还限制束缚和打击教师服务行业的积极性, 带来消极的后果。
三、提升高职法律专业服务行业的思考和启示
与主动服务基层司法行政行业的观念一样, 法律事务专业服务于基层司法行政行业也处于起步阶段, 提高服务行业质量和水平的各种努力同样在起步和摸索阶段。以在职培训为例, 基层行业需要的是操作性职业能力的培养和训练, 而我们更擅长于理论知识的讲授和分析。这种差距造成了我们当前的服务不是基层迫切需要的, 形成服务能力不高的印象。但这种差距不是简单的观念转变就可以缩短的, 需要教师扎实一线, 了解需求, 结合自身的能力进行整合创造。同样, 行业还有大量的需求没有表达和传递, 教师需要通过合适的途径了解这些需求, 也需要时间和精力去整合创造, 还需要了解行业的反馈进行调整。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需要耐心和毅力。
(一) 以行业需求为指导, 转变教学方向和目的
传统的高职法律教学, 其教学目的和内容是学知识而非学技能, 往往脱离法律服务行业实际独立于被服务的行业, 结果当然不能与时俱进。创新的教学模式必须转变教学方向, 需要大量的技能演练而非知识的传授, 教学内容不能脱离行业实际, 教学目的必须与行业需求挂钩。因此, 高职法律事务专业应当与有关司法局及街道 (乡) 等基层行业部门寻求合作, 通过调研获取行业对知识和技能的需求, 以此选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或者直接与行业协作在基层司法局 (所) 建立集群式的实践教学基地, 在社区设立若干个法律服务站, 聘请司法所所长、法律服务所主任等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行业人员和校内专任教师一起担任指导教师。也可在校内建立如法律咨询中心等实践教学场所, 组成以校内专任教师为主, 由行业专家参加的指导教师团队共同指导法律咨询活动。如此, 才能真正实现由教学方向的有效转变。
(二) 突破难点, 构建基层法律服务专业人才培养和再教育机制
本专业目前最大的难点在于行业用人门槛过高, 基层司法所、法律服务所等单位无法接受本专业的毕业生。因此, 在专科法律学历教育前景非常不明确的情况下, 本专业鼓励和帮助学生在专科学习期间通过自考、合作办学等途径提升学历, 为学生满足基层司法行政行业准入基本资格积极创造条件。
另外, 也可在政策范围内争取开展基层司法行政招录体制改革, 招收法律事务专业 (基层司法行政方向) 试点学员。从而解决本专业学生就业不对口的问题。争取政策支持, 使法律事务专业毕业生能够取得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入职资格。
最后, 要紧紧依托行业、融入行业, 开发行业在职培训服务。要在已有的良好合作的基础上, 通过校局联盟、系局 (县市司法局、街道) 合作、专 (专业) 所 (司法所) 合作“三级合作”制度化建设, 形成人才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责任共担的紧密型合作办学体制机制, 与司法局 (所) 建立更加稳固的合作关系, 争取开发行业在职培训业务。
(三) 鼓励教师下沉基层, 提升实践技能和行业服务水平
继续鼓励和组织教师开展行业挂职锻炼和行业调研, 下沉基层一线进行实务操作, 提升自身的实践技能。了解基层需求和困难, 熟悉行业热点、难点问题, 开发符合行业实际的培训课程。密切教师与行业的联系, 结合自身理论优势合作建设应用性研究课题, 帮助行业探索和解决行业实践中出现的相关问题, 切实提升行业服务水平。
(四) 内外兼修, 以激励促行动, 切实提升基层司法行政工作服务能力
所有的行动最后都要依靠人来完成, 所以人定胜天。转变人的认识和观念是首要任务, 是内因, 激励人的行为非常重要, 是外力。只有内外兼修, 以压力促改变、以激励促行为, 才能真正积极行动起来。
对法律事务专业而言, 想改变当前服务基层司法行政行业中的困境, 也需要内外兼修。对外, 要积极寻求政策的支持, 对内, 要转变观念, 激励团队成员们主动积极行动。团结一致, 从根本上解决法律事务专业所面临的困难, 创出一条法律事务专业全面、切实服务基层司法行政行业的新路。
摘要：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与行业需求现实的脱节, 是高职法律专业目前面临的较为明显和突出的问题。包括人才就业受挫、在职培训需要提升以及行业课题合作不成规模等日益对高职法律教育的发展产生束缚。本文分析了人才输出与准入门槛不对应、激励机制缺失等原因, 提出了内外兼修、寻求政策的支持和要转变观念等提升服务质量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