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金困境

2024-10-08

资金困境(精选9篇)

资金困境 篇1

摘要:从营运资金管理的角度阐述公立医院如何更好地进行资金管理, 加速资金周转, 以缓解医院资金短缺问题。针对目前公立医院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应收账款、存货管理及应付账款三个方面提出了一些针对性措施, 希望这些措施能对改进公立医院资金管理起到积极作用。

关键词:公立医院,资金困境,营运资金

一、公立医院资金困境

资金是医院运行的血液, 是医院开展医疗活动的前提条件。目前, 公立医院面临不同程度的资金问题。

一方面, 公立医院资金需求在逐年增加。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民群众对预防医学、心理医学和急救医学日益重视, 对医疗质量、医疗安全、医疗环境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种背景下, 公立医院需要改、扩建门急诊、住院楼以缓解人满为患的局面, 需要购置新型医疗设备以满足群众更高的医疗需求, 需要改造信息系统以提高诊疗效率并实现远程服务等现代化医疗服务……这些都需要大量资金的资金投入。

另一方面, 公立医院的筹资受到多方面限制。为了维护公立医院的公益性, 卫生主管部门在负债方面严格控制, 规定医院原则上不得借入非流动负债。而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推进、基本药物目录的实施、政府严格控制公立医院的收费标准和规模, 医院自有资金来源也受到限制。

公立医院资金短缺的困境, 已成为影响卫生事业改革和医疗事业发展的突出问题。解决公立医院资金短缺的问题, 既要从外部着手, 拓展外部筹资渠道, 又要从内部着手, 加速资金周转, 减少资金占用。

二、公立医院资金困境的化解思路

(一) 应收医疗款管理

应收医疗款是指医院因提供医疗服务而应向就诊者和医疗保险、公费医疗等机构收取的医疗款项。在公立医院流动资产中, 应收医疗款占的比重最大。应收医疗款分两类:

一是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人员以及公费医疗患者就医, 按规定应由医疗保险、新农合机构和公费医疗机构 (简称“医保机构”) 承担支付但仍未支付的部分, 这部分应收款占据了应收医疗款的绝大部分。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参保人数不断增加和补偿水平不断提高, 应收医保机构医疗款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目前, 医保机构资金结算效率普遍不高, 医院垫付的记账资金需要经过几个月的回款期才能流回医院, 对医院的资金周转造成很大压力。对此, 卫生主管部门及医院应积极和医保机构沟通, 提升资金结算效率。

银行贴现是一种值得借鉴的医保回款模式。即由管理部门制定一个合理的贴现率, 按照上一年度医保费用发生额与这个贴现率计算出的贴现金额, 作为医保拒付款的预缴金由医疗机构预存在医保机构。当医疗机构生成月度结算报表并提交后, 医保机构立即全额支付, 待医保机构审核后, 拒付金额在该医疗机构的预缴金中扣缴。这种模式能加快医保回款速度, 缓解医院资金周转压力。

二是自费病人欠费, 包括患者家庭困难, 确实无法支付医药费形成的欠费和患者恶意偷逃造成的欠费以及公立医院由于承担社会责任, 提供人道主义救助而发生的欠费。随着医疗卫生服务需求量的增加, 医疗规模不断扩大, 自费病人欠费规模日渐扩大。医院应强化对自费病人欠费的管理, 要明确各类疾病的预收款标准, 建立医疗费立欠制度、欠费催收制度。对因公共卫生事件以及提供人道主义救助而产生的费用, 应当向财政、民政、卫生等部门出示证据并提出专项拨款申请。

此外, 公立医院还可以依托自身医疗服务技术和品牌优势吸引慈善基金参与医疗救助。以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为例, 该院长期以来注重慈善事业, 一方面分别与广东省宋庆龄基金会、广州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多家机构合作设立广东省宋庆龄救助孤残儿童基金、青少年新希望基金等多个慈善救助基金, 公开、合法地向社会募集爱心基金用于救助特殊疾病患者及贫困家庭;另一方面, 该院与慈善机构合作成立微笑列车项目、中恒博爱先心病救助项目等多个救助项目, 开展对特定对象的医疗救助。近三年间, 该院向一千余人次提供慈善救助, 累计投入慈善医疗款1900余万元。该院借助自身学科和技术优势, 通过慈善基金汇聚全社会的爱心, 对困难病患群体进行定点救助, 不仅践行了医院的公益宗旨, 切实为患者解决了实际问题,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也加快了医疗款的回收, 减少了坏账, 缓解了资金紧张的局面。

(二) 存货管理

医院的存货主要有药品、卫生材料、低值易耗品、其他材料等, 其占医院流动资产的比重仅次于应收医疗款。目前, 大部分医院存货管理人员成本管理意识薄弱, 单次采购规模、采购间隔期、安全库存等随意性强, 欠缺科学合理的采购计划, 往往片面为了满足使用需求而设置远超正常用量的安全库存, 造成仓储占用资金过大, 存货周转慢, 影响资金周转。对此, 零库存管理可以有效解决这些问题。

零库存管理并不等于完全没有库存, 而是最大限度地压缩库存, 使物资处于流转状态, 而不是以仓库存储的形式存在。以办公用品零库存为例, 医院可以通过竞标或谈判确定两家有实力的供应商负责办公用品的供应。各科室需要产品时, 通过物资系统下采购申请单, 说明采购产品名称、规格、数量, 采购部门根据科室申请向供应商提出配送需求, 供应商按医院要求将产品直接配送到申请科室, 科室验收后在送货单上签收。供货商持采购申请单、已签收的送货单、发票到仓库办理入库手续。这样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压缩库存, 盘活存量资产, 减少资金占用, 还可以保证产品符合使用科室的需求, 避免产品入库再办理退货的繁琐程序。

零库存管理将医院存货压缩到最少状态, 释放了大量库存占用的资金。当然, 零库存管理需要必备的前提条件, 如可靠的供应商、畅通的物流等, 医院可以根据存货的不同种类、用途、使用频率, 本着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则, 分别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零库存管理。

(三) 应付账款管理

应付账款是指医院因购买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或接受劳务等应付给供应商的款项。随着医疗服务需求的增大, 医院业务量快速增长, 因采购而形成的应付账款也相应增加, 如果合理地运用这部分资金, 能起到很好的资金周转作用。

由于处于买方市场, 公立医院可以利用主导优势, 与供货商建立长期稳固的合作关系, 争取高的授信额度, 减少预付资金的支出.在不影响医院信用的前提下, 尽量延长应付账款付款期限。同时, 公立医院可以利用在银行的良好信用, 合理使用金融工具支付货款。以银行承兑汇票为例, 开展承兑汇票业务, 可以实现医院和供货商的双赢。例如, 医院要付一笔1200万元的药品款, 医院的资金缺口为600万元, 则医院可向授信银行申请银行承兑汇票, 只需存入600万元的保证金, 即可签发12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 期限为6个月。医院需支付l%的敞口费和0.05%的手续费合计6.6万元, 同时银行还将按半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支付600万元保证金的利息8.4万元 (600×2.8%×6/12) 。这样, 医院在改变资金周转困难局面、确保按时履行合同条款的同时, 还能获得办理承兑汇票的收益1.8万元。而对供货商来说, 可以提前2-3个月收到汇票, 并可以选择是否支付贴息提前支取货款。

三、结束语

公立医院资金短缺已经成为影响卫生事业发展的突出问题。不断创新营运资金管理方式、手段, 实现营运资金的高效率运转, 只能从一定程度上缓解资金困境。要从根本上解决, 需要积极探索建立完善的公立医院国家补偿机制, 建立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制定合理的收费标准, 特别是医疗技术服务收费标准。

资金困境 篇2

过去我国的医药物流行业呈现多、小、散的格局,流通成本高。随着“两票制”的实施,对于医药行业将重新洗牌,龙头们纷纷进入了“大鱼吃小鱼”的兼并高峰期,规模效应更为凸显。所以医药物流企业有以下三个模式转型可以参考。一、三种模式

1.联合经营

两票制后,按照最新规定,流通环节扁平化(供应链层级大幅度压缩),网络扁平化及一体化多仓运营(打破分区销售、区域配送限制),申领区域化物流牌照。这样的格局,小物流公司难以生存,有“一技之长”或拥有“医药物流牌照”的小物流公司会被大型公司并购;或者多家小公司合并,垄断区域性配送、销售,力争不被踢出局。

2.与经销商合作

很多经销商依托医院、厂商关系,掌握优质资源,但因“两票制”而不得不改变位置角色,和物流企业合作,两者优势互补。

3.自建销售渠道

有实力的物流企业可以将被挤出的医药代表纳入麾下,以及在配送过程积累的医院和生产商资源结合起来,补足自身短板。

二、物流企业的困境

1、资质申请困难

各地在推行“两票制”后的政策也可能对配送商业的选择有要求,比如近几年一直实行两票制的福建就要求在10个配送区内各选择一个商业配送公司进行配送,对配送公司的资质要求也较高,需要取得牌照才可经营。国药控股、上海医药、华润医药、九州通等大型企业几乎垄断了全国的医药物流行业。

2、建设和运营成本高 医药物流仓储建设要求高、必须依照GSP管理要求建设现代物流仓库温控、报警设备、设施齐全的现代冷藏、冷冻库建设成本高,前期需要大量的资金。

3、资金周转慢

物流企业在“两票制”中,担任着物流和经销商双重角色。耗材生产商需要“见钱发货”,而医院则是过后结算。尤其是在全面取消医院药品加成后,医院资金压力增加,有些医院耗材结算账期超过一年,企业流动资金造成影响。

三、资金解决方案

在“两票制”的背景下,物流企业与经销商合作,经销商提供物流企业与医院和生产厂商的居间服务,并向物流企业进货资金。物流企业分别与医院和生产商签订合同后,向医院送货。医院收到耗材确认无误后,物流企业可以凭借这笔贸易的应收账款做保理融资。保理公司审核贸易真实性和核心企业情况后,向物流企业提供资金。物流企业获得保理资金后,将进货款项归还经销商,解决经销商资金周转问题。待医院回款后,向保理公司还款。

福惠保理是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圣盈信集团(股票代码:CIFS)的全资子公司,专注解决医药供应链融资难题。福惠保理基于物流企业与医院贸易的真实性、可靠性、历史交易情况进行风控审核,手续简单,利率低,极速放款。

近日,福惠保理与国药保理签订一亿元再保理合同,开始为国药系统的医药供应商提供资金服务。

资金困境 篇3

「当初下海选择跑道时,我们选择了房地產。如今十几年过去了回头看,发现跑道选对了,我们选择了前面有人计码錶,冲线有人计成绩的地方,而不是前方一无所有。这一次成立私募股权基金,我相信我们又一次选对了跑道。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房地產必然会有持续规范的发展,」在北京复星国际中心19层的办公室裡,盛世神州房地產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民耕对记者说。他背后的橱窗裡放置着航天器的模型,上面有杨利伟的亲笔签名,张民耕说,「盛世神州」的名字也借鉴了「神舟」的谐音,希望公司能够一飞冲天。

2010年3月8日,盛世神州房地產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世神州」)正式成立,成為北京第一家以房地產项目股权投资為主、债权投资為辅的房地產私募投资基金,开啟了北京房企探索私募化融资的道路。盛世神州有优秀的房地產血统,其五位主要发起人北京银信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民耕、复地集团董事长范伟、阳光壹佰集团董事长易小迪、富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曾军以及喜神资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曾勇,几乎均為房地產界大佬。而「空降」至盛世神州投资顾问委员会的,更不乏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SOHO(中国)联合创始人潘石屹等行业领袖。面对银行信贷收紧,房地產商显然為借机占位做好了準备。

开发模式转变和房地產投资基金的先行者

与以往私募基金的最大不同在於,盛世神州基金主要牵头人都来自房地產开发商,也成為大陆第一个公开以「房地產」字样命名并限定投资房地產行业的投资基金。盛世神州基金到底如何自我定位?「说到底,我们是以投资為先导的房地產资源整合商,」张民耕说。「这种资源整合,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為房地產商解决其最為迫切的资金问题。但是实际上却是全方位的整合。比如可以把我们在程序控制、品牌运营、销售策划等方面的经验向专案进行输出。」

盛世神州的横空出世其实经过了很长的酝酿期。

早在2005年,全国工商联房地產商会会长聂梅生就提出,大陆的房地產企业形态已经发生变化——正在由全能型的开放商转变為或投资、或开发、或行销运营的模式,也就是从香港模式走向分工明确的美国模式。这种提法让张民耕萌生了一个想法——要做大陆房地產开发模式转变和房地產投资基金的先行者。而2007年6月1日生效的《合伙企业法》為组织有限合伙制的房地產投资基金奠定了法律基础。虽然有了法律支持,但是私募股权如何操作、模式如何依然困绕着张民耕的脚步。直到2008年,张民耕参加了北京大学金融系何小峰教授举办的私募股权基金高级研修班,从理论和思路上了解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操作思路。「我简直豁然开朗,而且在这个班裡也正好有人和我志同道合,我们就在一起拍板决定从『梦想派』变成『行动派』,开始為成立盛世神州投资基金而努力。」

张民耕认為,目前大陆房地產市场已经做好準备接受地產融资的多元化趋势。「大陆房地產在两方面存在问题:一是开发模式中,房地產商资本金的增长永远赶不上生產资料价格的增长」。如今地王频出,土地价格一飞冲天,仅靠房地產企业进行资金自我积累简直难以望其项背。「2002年、2003年,北京房地產最鼎盛的时候有4000多家房地產公司,但是现在有专案可开发的不满500家。中小开发商都被挤出到二叁线城市。房地產商自我资本的积累和土地价格增长的差距越来越大,所以开发、投资的分开十分有必要。」

「大陆房地產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融资模式的单一,地產商主要就是向银行和信託机构借款。这样带来的结果就是负债率高——房地產商和银行互相绑架,一旦开始调控或者经济形势有波动,这种关係特别脆弱。房地產私募的成立使得用民间的资本充实房地產企业变為可能,而且至少会產生叁个好处:第一,让社会资金也能分享城市化的红利;第二,避免了个人资本去炒房炒地而產生的风险,避免了个人资本成為击鼓传花最后一棒的可能;第叁,基金模式使整个社会增加了供给,促进行业存量增长,使民间资金成為房地產业的稳定器。」

房地產+基金模式 分摊城市化大饼

其实张民耕创立盛世神州房地產投资基金的目的,用一句话就能概括,「以天下之材,盖天下之房,住天下之人,增加供给,稳定市场。」

据张民耕介绍,盛世神州房地產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作為基金唯一的普通合伙人(GP,General Partner),出资额达到了一期总融资规模的5%,加上发起人股东的共同出资,发起人和管理人的出资达到了基金首期融资规模的15%。这一比例在私募基金中并不多见——私募的惯例是普通合伙人只需出资投资额1%。

「我们希望表达基金管理人和投资人利益的一致性的决心,让投资人放心,我们同甘共苦、同舟共济,」张民耕告诉记者。

盛世神州房地產投资基金的一期融资规模為5亿元人民币,投资重点将放在长叁角、环渤海区域。「盛世神州是以专案的股权投资為主,债券投资為辅。投资退出方面,主要有溢价回购、分红退出和二级市场退出等方式。」张民耕介绍说。

不难看出,盛世神州的五位初始合伙人都有极其专业和成功的房地產开发经验,拿张民耕的话来说,就是「对房地產项目的市场潜在价值具有专业判断能力,对开发经营全程具有专业管理控制能力,这是盛世神州基金及管理公司的基本优势。」

不过房地產血统纯粹的另一面可能是基金系血统不足的质疑。对於基金运营经验的欠缺,张民耕显得很坦然,「我们当然要少一些房地產开发思维,多一些房地產金融思维。」

显然他已经做好了功课——借助外脑来扩充基金管理团队的「基金系血统」。而这些外脑中的制胜武器当属公司总裁王戈宏。

张民耕在介绍其王戈宏时难掩兴奋。「他本身就是做基金出身,2006 年他在美国发起创办JW Stone商业不动產投资信託基金(REITs)并担任创始合伙人及总裁,全程主导基金的资金募集,团队整合,政府法律金融等资源的建立,专案的发掘评估和投资的决策管理等。除此之外,他在万科呆过八年,有丰富的房地產经验,熟悉房地產界尤其是大陆的房地產界,了解房地產经营模式。」

施工企业资金困境成因及对策分析 篇4

(一)工程款收回困难

一是业主拖欠工程款。工程项目是特殊的长周期产品,工程一般按月度、季度或年度计价结算,项目完工时进行竣工决算,业主根据中间结算和竣工决算的金额付款。实际上,很多业主常常以各种理由延迟结算,或者虽然办理结算但迟迟不付款,或者付款比例低于合同规定,使施工企业应收款项长期无法收回。二是项目施工达不到结算要求造成的工程款无法收回。业主的资金支付是分阶段的,资金支付的条件和比例在合同中有明确的规定,只有达到合同规定的条件才能办理结算和付款。施工企业在项目施工过程中由于进度不够,质量不符合规定,资料不齐全等各种原因无法办理结算,从而形成存货,占用大量资金。

(二)垫资现象多

一是超预算资金的垫资。工程项目在实际建造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最终成本常常突破初期的预算,如设计变更,材料价差等。由于初始合同并不包含对这些超出预算的金额,所以这些超预算支出在调概索赔之前是由施工方垫资的。而且很多项目都是在工程末期进行调概索赔,此时人员不足,资料不齐,调概索赔的进度缓慢,资金回收困难。二是质量保证金的垫资。工程项目一般要扣除5%到10%的质量保证金,要在工程竣工后1到5年,在工程无质量问题的基础上才能支付,在施工企业毛利率普遍只有3%左右的情况下,大部分的质保金在收回之间都转化成了施工方的负债,加剧了施工方的资金紧缺现象。

(三)成本开支大

一是既有的成本项目增长快。工程项目最大的成本支出来源于材料、设备和人工费用。受近年来经济下行环境的影响,材料和设备的价格逐年上涨,而且供应商为了加速资金回笼,降低坏账风险,先收钱后发货的比例增高,施工企业现金支付压力增大。在人工成本方面,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职工工资逐年增长,社会保险项目增多,缴纳金额逐年上涨,更加重了企业的负担。二是资源配置不合理,增加工程项目成本。在物资方面,由于施工企业工程项目的分散性,有的项目存在闲置设备和多余的材料,而有的项目对于相同设备和材料又有需求,由于项目之间无法及时互通信息,从而使得有闲置设备和材料的工程项目要负担设备的折旧、租金或材料的仓储保管费用,而有需求的工程项目则要另外购买或租赁设备和材料,形成了不必要的资金支出,造成资源的浪费。在资金方面,资金充裕的工程项目在一定时间内存在大量闲置资金,而资金短缺的工程项目又要依靠贷款维持正常生产,闲置资金不能有效的归集利用,增加施工企业的资金使用成本。

(四)预算流于形式

一直以来,施工企业都是重生产,轻预算,大部分人认为预算是财务部门的工作,企业其他部门都不重视预算工作。由于思想上不重视,使得大部分施工企业预算工作流于形式,预算没有跟工程实际情况相结合,缺乏项目全周期预算,仅仅是简单的将年度的预算分解为月度预算,预算指标也没有分解到各个部门和生产环节。在预算执行过程中,没有对预算的执行情况进行分析,也没有相应的考核制度。由于预算工作不到位,项目各阶段的收入与成本不能配比,资金充裕时超预算支付,超结算支付,资金紧张时存在大量长期未付款项,严重时造成资金链的断裂,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二、改善施工企业资金困境的对策

(一)多管齐下,增加资金流入

要改善资金状况,首要的是增加资金流入量。首先,在合同签订时,施工企业应当与业主沟通,尽量加大预付款支付比例,降低质保金、保证金留存比例。其次,对于已经达到验工计价条件的工程款,应当及时组织有关人员办理工程结算,只有进行了结算,才能真正形成应收账款,才具备催收的条件。第三,要加强调概索赔力度,依据实际情况,对变更的部分尽早签订补充合同或协议。第四,对已经形成的应收款项,应制定量化的清欠目标,建立奖惩机制,指定专门的责任人负责清收。第五,在清理欠款的过程中,既要减少已有欠款,也要防止新的拖欠。此外,在风险可控范围之内,施工企业应尽量延迟应付账款的支付。

(二)建立成本管理信息系统,严控资金流出

施工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工程项目收入,资金支出也主要取决于工程项目支出,企业想要保持正常的资金流转,既要千方百计的增加资金流入,更要严格控制资金流出。成本管理信息系统是集收入管理业务、成本管理业务、资金管理业务和综合报表系统为一体的统一平台,实现对项目全生命周期的成本管理。在成本管理信息系统中包含了项目合同量、设计图、责任成本、资金预算等各种信息。在成本管理信息系统下,工程项目每一笔资金支付都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一是支付金额要在当期资金预算范围;二是资金支付要有合格的文件支持,如购货合同、工程款结算单等;三是资金支付要通过各级相关负责人审批。成本信息管理系统的应用既有利于施工企业控制成本费用支出,同时也能提高施工企业的预算管理、合同管理、结算管理以及内部控制管理的水平。在成本信息管理系统应用过程中,工程项目的预算工作不再流于形式,能够在合理预计项目总成本费用支出的情况下,结合工程施工计划,按照“以收定支,略有结余”的原则制定各期的资金预算。工程项目的合同管理、结算管理更加规范,杜绝了无合同支付,超结算支付。项目各类信息公开、透明,审批人员各司其职,有效降低了舞弊风险,提高了施工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

(三)集中管理,优化资源配置

施工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对各种资源进行集中化信息化的管理,才能有效降低成本,节约资源。在设备和材料方面,施工企业应建立物资集中管理平台,对各个项目的物资进行动态管理,对于闲置物资在项目之间直接相互调剂,减少不必要的采购支出。对于确实需要购买的物资,通过平台集中采购,既可以降低采购单价,也能够减少运输和仓储费用。在资金方面,施工企业应建立总公司层面的资金集中管理平台,对各个项目的资金进行集中化的动态管理。通过资金集中管理,既可以减少项目部多头开户的现象,也可以使各项目冗余资金得到归集,形成集团内部的资金池,以内部调剂的方式平衡各项目之间的资金余缺,大大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了贷款成本。在项目保险方面,总公司可以寻求和保险公司或经济公司的合作,进行保险集中管理,以规模优势,降低保险费率,增加保险险种,提高保险理赔效率。

参考文献

[1]刘玉红.浅析施工企业资金管理[J].中国集团经济.2015(24):135-136.

困境下的制造业资金何去何从 篇5

不久前,我和一个很多年没有见面的朋友见面了,我知道这位朋友经营着一家工厂,所以我就问他工厂经营得怎么样?他告诉我说,早就不做了。我很好奇,就问他现在做什么?他说,炒房!刚开始,我觉得有点奇怪,因为我一向认为,炒房子是一件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的事情。但之后我才发现,我这位朋友不是个例,很多像他一样以前做实业的人,现在基本都跑去炒房了。他们的观点基本相同,都说现在这种大环境下,做实业又累又挣不到钱,但炒房又简单,利润又高,那我干嘛还做实业呢?

其实,正是因为很多以前做实业的人都有这种想法,所以才有那么多原本应该投到实业中去的钱,现在都跑到楼市里来了。那我们的制造业究竟是怎样一种状况呢?首先我想请各位猜猜看,我们制造业现在的平均毛利润是多少?我告诉你,只有5%!如果再刨去一些其他费用的话,我们的制造业基本是不挣钱的。这太可怕了。那究竟是什么让我们的制造业这么艰难呢?经过我们的调查分析发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工成本越来越高。究竟有多高?我很高兴地告诉各位,是40%-50%。

为什么会这么高?我给各位解释一下,按照我们国家的规定,企业必须得给员工缴纳28%的社保基金,然后还有住房公积金,还有失业保险、医疗保险,还有什么教育附加费、城镇建设费,等等。当然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保险和税费上缴之后,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好处呢?估计只能靠自己体会了。反正,对于大多数人来讲,现在的状况是社保是享受不到的,住房公积金贷款优惠也给取消了,失业了也没救济金,高中以上的教育都是收费的,城镇建设不拆你房子砸你摊子就算照顾你了。而对于企业来讲,如果要给一个员工支付100块薪酬的话,实际上就得支出150块,因为你要替员工缴纳很多的保险和税费。换句话说,本来你可以雇三个人的,但现在你只能雇得起两个人。而且,因为我们的税费制度非常繁复,所以,只要你做实业,即使是再小的公司,你也得聘一个会计。公司规模大一点的话,平均二十几个人就得聘一个专门办“五险一金”的职员,而这些都是要计入成本的。现在各位晓得为什么制造业的人工成本这么高了吧。

更可怕的是,就算你愿意承担这么高的成本,你也不一定能雇到人。现在,不是很多地方的工厂都招不到工人了吗?工厂的老板都急了,开始主动涨工资了。对于工资上涨,你千万不要认为是工人的待遇变好了。工资上涨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四万亿造成的通货膨胀。想想看,过去为什么那么多农民工要千里迢迢地跑到东部打工?是因为相比较西部来说,东部工资大概能高出15%。现在呢?却只高出5%不到。但是,现在在东部城市生活成本也是越来越高,上升幅度早就超过15%了。不说房价有多高了,因为房子对于这些外来的打工人員来说,想都不敢想的,就只说房租,很多人辛辛苦苦一个月挣来的钱,交完房租之后基本不剩什么了,还拿什么去消费?生活质量是越来越差。而且,在东部地区,当地的低收入人群能享受政府的一些补贴,但是外来农民工什么保障都没有,那他们当然不愿意去长三角和珠三角了。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这些东部的企业才会遇到“用工荒”、“招工难”之类的问题。

最近几年,全国普遍出现了“用工荒”现象,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各地方政府和当地企业都使出了浑身解数。比如说宁波,就在2011年2月份的时候,由宁波市外经贸局牵头去四川广元招聘,企业组团一次性招聘5000个岗位。大部分到场的宁波企业都将薪酬提高了10%至15%。不仅仅是东部的宁波,在中部的武汉,普工工资已提高到1600-2800元,服务类工种也达到了不低于1200元的高水平线。

这些企业这么费尽心思地招工人,运气好的话,把人手配齐了,工厂终于可以正常开工了。按理说,这些老板该松口气了吧,可是,我告诉你,他们还是很痛苦,为什么?因为到最后能不能挣到钱,这些老板心里根本是没谱的。拿温州来说吧,说起温州,很多人立刻就会想到温州炒房团,就会很生气,因为正是这些人把我们的房价炒的这么高。可是,各位晓不晓得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温州队跑去炒房子?

温州一直被称为中国的“制造业之都”,对不对?可是现在呢,很多中小企业都迁走了,不仅如此,温州当地的官员还说,“除一些中小企业外迁外,大型企业也有走出去的态势”,“温州已经出现产业空心化的迹象了”。比如说温州的金属打火机企业,最多的时候有1000多家,当时的打火机产量占全国的90%,但是现在呢,只剩下100家左右了。更可怕的是,不仅仅是打火机行业,很多制造业的企业,比如说鞋革、灯具、塑编、纽扣、服装等等,都在大量地往外迁。当然,还有没往外迁的,他们要么就是艰难经营着,要么就是关张了,不干了,干嘛去?炒房!

各位是不是很奇怪,温州的企业为什么都往外迁?原因当然很多,但最主要的是因为温州的地价太高了。各位晓得现在温州的工业用地交易价格有多贵吗?已经达到每亩200万元人民币了。而这些最后都要转嫁到商品价格上去的,但是,我们都知道温州的小商品一向都是以价格低廉为优势的,如果价格上去的话,就会失去市场。所以,现在温州的很多企业都在往中西部迁,因为中西部城市为了招商引资,给出了很多优惠政策,有的城市甚至推出了“零地价”,这样当然会有很多温州企业家去那里投资了。在温州,除了工业用地贵外,房价也高的吓死人。央视报道说,现在温州市区的房价均价每平方米已经超过18000元,有些地方单价甚至都超过40000元,远远超过了省城杭州和同省的宁波。

2011年第一季度,温州市经贸委监测显示,温州眼镜、打火机、制笔、锁具等35家出口导向型企业销售产值同比下降7%,利润同比下降30%左右,行业平均利润率为3.1%。35家出口导向型企业亏损的有9家,利润率超过5%的企业不到10家。2011年5月4日,国家工信部要求各省区市开展中小企业融资情况调查,5月15日之前将调查报告报送到工信部。结果显示,仅仅前两个月,全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亏损面达15.8%,同比增长0.3%,亏损额度增长率高达22.3%。而这仅仅是规模以上企业的经营状况,工信部表示,规模以下的小企业,亏损情况可能更加严重。

资金困境 篇6

党中央和国务院非常重视农田水利建设, 为拓展农田水利建设资金的来源, 先后出台了重要文件和一系列配套政策。2011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大兴农田水利建设”, 并“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 充分发挥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等土地整治资金的综合效益”。2011年7月, 中央水利工作会议召开, 对事关经济发展全局的一系列重大水问题做出安排部署。随后, 财政部联合水利部相继出台了《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 ( 财综〔2011〕48号) 、《关于中央财政统筹部分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有关问题的通知》 ( 财综〔2012〕43号) 、《中央财政统筹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的农田水利建设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 财农〔2013〕14号) 等文件。根据上述文件,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有两个计提层次: 首先, 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10% 用于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即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 以下简称“农水资金”) ; 其次, 中央财政按照20% 的比例统筹农水资金, 这部分被明确规定特定来源和特定用途的资金被称为中央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 以下简称“中央农水资金”) 。

中央农水资金作为党和国家推进水利建设的重大决策, 在实际运作中涉及土地、农业、水利以及财政等诸多层面和部门、地方利益。截至目前, 2011年中央1号文件出台已3年, 中央农水资金运作也两年多了, 但该项政策如何落实以及实施效果如何, 学术界关注较少。本文根据公开的数据和资料, 对中央农水资金设计、运作和提取效果等方面进行探讨和分析, 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1 中央农水资金设立的背景

中央农水资金是根据党中央、国务院以及有关部门相关文件建立起来的一项财政专项资金。财政专项资金, 通常为中央和省级财政部门、财政部门会同有关主管部门安排用于社会管理、公共事业发展、社会保障、经济建设以及政策补贴等方面具有指定用途的资金。这种资金都会要求进行单独核算, 专款专用, 不能挪作他用[4]。中央农水资金是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的农水资金的中央财政统筹部分。

1. 1 农水资金的设立

2011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 “力争今后10年全社会水利年平均投入比2010年高出一倍。”根据这一目标, 2011—2020年我国水利投资将达到4万亿元, 但面临着巨大资金缺口。

近年来, 我国土地出让收入2009—2012年全国土地出让年收入分别为1. 42万亿元、2. 94万亿元、3. 35万亿元、2. 89万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43. 2% 、106. 2% 、13. 8% 、- 13. 73% ( 图1和表1 ) [5], 2013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突破了4万亿元。我国土地出让收支总体上是有结余的 ( 表1) , 达数百上千亿元之巨。合理运用土地出让收入并最大化其效益, 则需要各级政府的协调。

104 亿元

2011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从土地出让收益作提取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就是充分利用土地出让收入的重要举措, 也为水利投入的扩大提供了新的资金来源。

1. 2 中央农水资金的设立

我国在农水资金的基础上设立中央农水资金与我国国情有关。我国幅员辽阔,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土地出让收入分布和农田水利建设资金需求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矛盾。我国东部地区发展较快, 经济基础较好, 中西部地区发展较为落后, 地方财政实力较弱, 而土地出让收入等集中在东部地区, 农田水利建设的任务主要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以2011年为例, 东部地区“招拍挂”和协议出让土地实现的土地出让收益3 500亿元以上, 接近占全国土地出让收入的70% ; 而我国耕地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总面积达80%以上, 中西部地区对农田水利建设的资金需求相对更大。[6]另一方面, 中西部地区中低产田面积较大, 而当地特殊的地理气候更为恶劣, 加上自然灾害频发, 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亟待完善, 也需要加大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投入。但现实情况是, 中西部地区财政实力相对薄弱, 资金配套能力较弱, 造成水利投入匮乏。因此, 有必要设立中央农水资金进行统筹, 在全国范围统一推进农田水利发展。

2 中央农水资金设计与运作的基本路径

中央农水资金设计与运作见诸2011年中央1号文件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发布的一系列文件中。其中, 根据2011年中央1号文件和财综〔2011〕48号文等规定, 计提农水资金的计算公式为

财综〔2012〕43号文规定, 自2012年1月1日起, 中央财政按照20% 比例统筹农水资金。中央农水资金的计算公式为

根据财农〔2013〕14号文, 中央农水资金“专项用于农田水利建设与管护”, “重点支持粮食主产区、中西部地区和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

对上述规定进行梳理, 可以得到中央农水资金设计与运作的基本路径, 如图2所示。

3 中央农水资金提取规模的初步测算与实际效果

由于中央农水资金是农水资金基础上的统筹部分, 中央农水资金规模与农水资金规模直接相关。要考察中央农水资金提取效果, 还得从分析农水资金入手。

3. 1 计提规模的初步测算

根据2011年中央1号文件和财综〔2011〕48号文等规定, 农水资金的计提基数为土地出让收益, 相关计提口径较为复杂, 直接计算土地出让收益比较困难。若根据土地出让收入直接计提, 将更为方便。因此, 测算计提效果时, 笔者假设农水资金计提基数为土地出让收入, 提取比例分为低 ( 2. 00% ) 、中 ( 2. 50% ) 和高 ( 3. 00% ) 3个档次, 按照财政部数据估算出2009—2012年对应的农水资金计提金额为669. 54亿元、836. 93亿元和1 004. 31亿元 ( 表2 ) 。按照测算假设的计提基数和最低计提比例档次 ( 2% ) , 计提的农水资金也将很可观。但是, 2011年中央1号文件和财综〔2011〕48号文并没有采取把土地出让收入作为计提基数, 而且将土地出让收入扣去“相关支出项目”后的土地出让收益作为计提基数。这一方面使得农水资金计提本身复杂化, 另一方面也为计提工作留下了巨大的操作空间。实践中, 浙江、安徽、云南、宁夏等省区出现过直接按土地出让收入2% 或以上的比例计提农水资金; 安徽、湖北等省还按照土地出让收益的10% 和土地出让总收入的2% 或以上比例较高数额者计提农水资金。此类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中央文件规定导致提取金额不足的缺陷[7,8,9,10,11]。

亿元

在表2的基础上, 以土地出让收入为计提基数和2% 的最低计提比例来计提农水资金, 进一步测算中央农水资金, 初步估计中央农水资金规模, 结果见表3。

亿元

根据表3的测算结果, 随着计提的农水资金逐步增加, 中央农水资金较为可观, 远大于相应年份中另一个中央财政专项资金———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补助专项资金 ( 即小农水专项资金, 2011和2012年中央财政专项资金用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分别为125. 2亿元和203. 1亿元) [12], 有望成为我国农田水利建设的另一重要来源。因此, 设立中央农水资金将有助于缓解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投入不足的形势, 并促进全国农田水利建设的平衡发展。

3. 2 实际计提规模及展望

农水资金和中央农水资金的实际计提效果却不容乐观。2011年提取农水资金为297. 73亿元[6], 2012年财政部没有公布相关数据。而中央农水资金自2012年始开始计提, 但财政部也没有正式公布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数据, 只是提到2012年下拨63. 25亿元中央农水资金。假设2011年即统筹设立中央农水资金, 所得金额仅59. 55亿元。而2012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有所回落, 2012年理论上提取的农水资金应较2011年更少, 但是从2012年下拨的金额来看, 实际计提的中央农水资金要略多一些。总体上看, 农水资金提取效果规模有限, 中央农水资金的提取效果也不理想, 政策实施出现困境。

未来我国房地产很难保持过去的发展速度, 这将对土地出让收入规模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例如, 我国土地出让收入经过前几年的快速增长之后, 2012年一度出现回落, 可见卖地增加财政收入的方式不具有可持续性。另一方面, 我国土地出让成本持续上涨, 土地开发各项支出不断增加, 将导致土地出让收益减少, 进而影响农水资金和中央农水资金的计提。

3. 3 影响提取效果的因素

中央农水资金的提取效果不理想, 究其原因, 影响提取效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而且也会因地而异。

3. 3. 1 农田水利投入的特点

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 农田水利投入有其自身的特点, 概括来讲就是“小而分散, 各地迥异”。这表现在以下方面: 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采取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农田水利一般由农户自身承担, 很少出现大范围、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工程, “小而分散”的农田水利建设不易得到国家财政的支持; 2我国幅员辽阔, 各地地理气候差别很大, 农作物也具有多样性, 难以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规划和推进农田水利建设; 3农业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下降, 如农业产值在GDP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小, 而农田水利投入的效益往往难以短期见效, 因此难以吸引各种资金[13]。农田水利投入的这些特点, 导致在提取农水资金和中央农水资金时主观动力不足,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提取效果。

3. 3. 2 土地出让成本的复杂性

农水资金提取的基数是土地出让收益, 而目前土地出让收益是由土地出让收入减去土地出让成本得到的。但是, 土地出让成本极为复杂, 名目繁多。根据财综〔2011〕48号文, 土地出让成本为“当年从地方国库中实际支付的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土地开发支出、计提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支出、补助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支出、保持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补贴支出、支付破产或改制企业职工安置费支出、支付土地出让业务费、缴纳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等相关支出项目”。其中, 明示的土地出让成本各种名目近十项, 这就存在很大的操作空间, 况且还没算上其他的“相关支出项目”。这种不合理的计算方法和提取方式在技术上影响了农水资金和中央农水资金的提取效果。

3. 3. 3 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

中央农水资金是我国中央政府在全国层面上对各地提取的农水资金进行统筹, 而农水资金来自于土地出让收入, 土地出让收入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支柱。因此, 提取中央农水资金实质上就是将原本属于地方政府的一部分财政收入上缴到中央并用于其他地区, 即土地出让收入高、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东部地区城市财政支援土地出让收入低、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农村。这必然会招致地方保护主义的抵制, 导致在提取中央农水资金中的不积极配合。

4 三个财政专项资金的效果比较与分析

近年来, 与农水资金类似的还有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和教育资金。这三个财政专项资金均是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 政策出台时间相近, 政策内容很多相似, 但是提取效果差异巨大。

4. 1 三个专项资金计提效果比较

近年来, 土地出让收入达到数万亿元之巨。为了充分发挥土地出让收入这部分财政资金的效益, 我国先后从土地出让收益提取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农水资金和教育资金等三个专项资金。其中, 涉及中央农水资金的主要文件是2011年中央1号文件和财综〔2011〕48号文。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的规定主要见之于《关于切实落实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加快预算执行进度的通知》 ( 财综〔2011〕41号) , 教育资金主要见之于《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大财政教育投入的意见》 ( 国发〔2011〕22号) 和《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教育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 ( 财综〔2011〕62号) 。笔者对相关具体计提政策进行梳理, 结果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 三个专项资金的政策具有很多共同之处。比如, 基数基本一致, 都是根据土地出让收益计提的; 政策出台时间很接近, 都在2011年年中。

财政部发布了2011年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农水资金和教育资金等三个专项资金三个财政专项资金的计提情况, 但没有公布2012年数据。从2011年数据来看, 这三个专项资金实际计提效果差别巨大: 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的金额为662. 35亿元, 占全国土地出让收入的比例约为2. 00% , 同比增长55. 3% ; 教育资金504. 97亿元, 占比约为1. 51% ;农水资金297. 72亿元, 占比约为0. 89%[6]。可以看出, 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计提金额最高, 提取效果最好; 农水资金是三个专项资金中提取最少的, 提取效果最差。

4. 2 三个专项资金计提效果差异的原因分析

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农水资金和教育资金三个专项资金都是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的, 大部分政策内容相近, 但是, 这三个财政专项资金实际提取效果相差悬殊, 原因值得深入探讨。

a. 计提比例不一。根据相关规定, 农水资金和教育资金提取比例是10% , 而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提取比例是“不低于10% ”。特别是2011年初国务院提出当年要新建1 000万套保障性安居工程任务后, 各地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土地出让收入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投入力度, 其中, 一些地方政府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的比例超过10% 。这是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提取金额大于其他两个财政专项资金的制度因素。

b. 计提口径有所不同。教育资金和中央农水资金计提口径完全一致, 而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计提口径略有差异。两种表述的唯一差别在于扣除项之一在前两者中为“土地开发支出”, 后者是“土地出让前期开发支出”, 而“土地出让前期开发支出”比“土地开发支出”要小, 因此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的提取基数要大于其他两个财政专项资金。

c. 政策支持有轻重。三个专项资金中, 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得到政府支持力度最强。根据财综〔2011〕41号文, 保障性安居工程有多种支持措施, 包括地方政府债券、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和税费优惠政策等。财综〔2011〕41号文还提出了加快各类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预算执行进度。而其他两个专项资金基本上享受不到类似的政策待遇。

d. 社会舆论关注度不同。包括保障房在内的住房问题引起的社会关注度一直很高, 教育投入的欠缺以及教育经费的筹措问题早在20世纪就是社会热点话题。相比之下, 农田水利建设则是最近几年才凸显, 不具备这种前期“预热”效果, 因此这影响农水资金和中央农水资金计提实施的力度。

此外, 影响这三个专项资金计提效果还有其他因素, 如相关中央部委的重视程度和各地的执行措施、执行力度等, 在此不一一赘述。

5 政策建议

2011年中央1号文件为我国农田水利建设提供了资金来源。但是, 农水资金的提取效果并不理想, 不利于中央农水资金的计提和运作, 中央政策在实施中遭遇到困境。究其原因, 中央农水资金设立路径本身也有不完善之处, 没有注意我国各地的实际情况和农田水利建设的特殊情况, 在各环节上都存在一定操作难度, 因此导致中央有关政策落不到实处, 也不利于农田水利的可持续发展。有鉴于此, 结合上述分析, 笔者提出以下建议以供参考。

5. 1 加强计提力度

农田水利建设关系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 亟待加大资金投入。各部门各地政府必须重视农水资金和中央农水资金的提取工作, 不断提高计提力度。

a. 建立部门协调工作机制。设立专门机构作为中央农水资金的主管部门, 会同财政、水利、国土资源、地税等有关部门建立农水资金和中央农田水利建设协调工作机制, 配备专职人员, 切实加强农田水利建设资金的提取和管理。发挥和加强水利部门在部门协调工作机制的作用。

b. 实现足额计提。目前农水资金提取效果很不理想, 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的保障性安居工程、教育资金也有明显差距。同时这也说明了, 农水资金的提取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 针对计提不足的问题, 一方面对往年中没有提取到位的资金要补提, 填平亏欠; 另一方面要争取与其他两个财政专项资金同步提取, 在以后年份中足额计提。

5. 2 灵活运用计提政策

总结过去一段时间对中央农水资金的计提、使用和统筹工作的经验和教训, 对原有政策进行适时调整和变通适用, 以适应实际情况, 达到政策设计的初衷, 从而更有利于农田水利的发展。

a. 合理控制土地出让成本计列。目前计算土地出让收益时土地出让成本名目过多, 导致农水资金和中央农水资金提取基数缩小。另一方面, 由于通货膨胀因素和拆迁等问题, 近年来土地出让成本不断上涨, 土地出让收益也将受到影响, 从而导致农水资金和中央农水资金规模缩水。因此, 要严格按照财综〔2011〕48号文的规定和其他法律法规, 对土地出让成本进行审计和核算。对符合条件的土地出让成本项目予以认定, 而不符合条件的则不能计列为土地出让成本。

b. 采取并行计提方法。考虑到目前计算土地出让收益过于复杂, 既可以采用2011年中央1号文件和财综〔2011〕48号文等规定的计提基数和计提比例, 也允许有条件和有需要的省区市自行规定计提基数和计提比例 ( 如按照土地出让收入的2% 左右) , 实际计提时在自行规定和中央政策两者间择高者实行计提。这样既能符合国家的总体政策, 又能保证提取效果, 还能允许和鼓励有条件有需要的地方自主采取计提基数和上浮计提比例, 以便土地出让收入较高或者亟待农田水利投入的地方提取更多的资金用于农田水利建设。

c. 改进计提方式。财综〔2011〕48号文规定农水资金按照季度计提并实行年终清算, 财综〔2012〕43号文规定在预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后直接按规定比例将中央农水资金划转中央国库。众所周知, 农业生产有季节性, 当应对自然灾害时又有很强的时间要求。而农水资金计提周期较长, 资金的提取到实际投入使用时间间隔太久, 很难迅速发挥实效。应根据实际执行情况, 在计提周期等方面进行适当调整, 做到计提高效及时。建议每笔土地出让金到账后, 扣除相应土地出让成本后进行计提, 甚至在成本扣除前进行预先计提。

5. 3 协调涉农财政资金

目前, 我国存在多种涉农财政资金。除农水资金外, 还有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补助专项资金 ( 即小农水专项资金) 、中央财政农业综合开发资金、中央财政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以及中央补助资金、扶贫资金等。这些资金的主管机构不尽相同。特别是小农水专项资金相关规定在2012年5月修改后, 适用范围得到扩大, 与中央农水资金具有很高的重合性。我国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等也对包括农田水利在内的农业项目实施支持。这就需要整合这些适用范围重合的财政专项资金, 协调它们的使用, 以便它们发挥最大效益[14]。

5. 4 加强资金计提的考核和监督

财农〔2013〕14号文第十三条提出了关于中央农水资金的监督和绩效方面的原则规定。在中央农水资金的实际运作中, 应该切实建立与中央农水资金计提相联系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和问责制度。

a. 建立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建立关于中央农水资金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推进政府创新管理, 把中央农水资金纳入政府考核指标。重点考核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和主管领导关于中央农水资金的提取、使用情况, 与其绩效挂钩[15]。并且, 将中央农水资金运作过程公开, 确保统筹的农田水利建设资金使用公开、公平、公正、透明。

b. 建立问责制度。建立关于中央农水资金的行政问责制度。对中央农水资金提取、统筹、使用等中出现的不作为等违法违纪情况, 实行问责, 从而提高中央农水资金的计提效果和统筹效果、使用效果。

5. 5衔接党和国家的法律政策

目前中央农水资金的运作依据主要是党的文件和部委规章, 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基础。建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修改时设立专门内容, 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农田水利建设的专门法律予以规定, 从而提高中央农水资金的法律位阶, 在法制轨道上实现农田水利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我国农田水利建设亟待加大投入, 但是资金来源不足。为解决水利建设资金缺口, 阐述我国农水资金设立背景、设计与运作基本路径, 分析中央农水资金提取规模的初步测算与实际提取效果, 针对中央农水资金的提取效果不理想的现状提出对策建议:加强计提力度, 灵活运用计提政策, 协调涉农财政资金, 加强资金计提的考核和监督, 衔接党和国家的法律政策。

资金困境 篇7

一、中小房地产企业融资现状分析

近两年来,银行等金融机构收紧房地产信贷,使得房地产企业资金链条愈发紧绷,特别是对正处于上升阶段的中小企业无疑是雪上加霜。分析当前房地产融资特点,掌握中小房地产企业融资现状,对于与互联网金融的联姻合作有重要作用。

目前,我国房地产融资具有以下明显特点:

一是融资资金需求量大。不同于其他行业,房地产作为资本密集型行业,开发项目有庞大的资金需求,仅仅依靠房地产企业的自有资金难以保证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建设。

二是财务风险较大。房地产企业因开发项目资金量大、开发周期长、流动效率低,加之市场结构变化、市场竞争加剧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使得房地产企业的财务风险加大。

三是融资结构单一。我国房地产企业融资渠道主要来自银行贷款。统计数据表明,银行贷款资金占房地产企业融资规模的50%以上。房地产企业融资结构较为单一的现状,导致银行成为房地产金融风险的主要承担者。一旦房地产市场出现波动,将直接影响到银行金融业,进而影响整体经济发展。

四是债券上市融资规模小。在房地产企业融资中,债券融资的规模比例较小,上市融资较难。而在发达国家,债券融资规模大比重大。房地产企业上市融资渠道要求也比较高,要求“房地产企业必须具备连续三年以上的,每年净资产回报率在百分之十以上”,这就给房地产上市融资设置了较高的门槛。加上房地产企业通过上市融资手续繁杂,审批时限较长,监管要求较高,进一步提高了房地产企业上市融资的困难度。

二、互联网金融为中小房地产企业解决资金难问题开辟新路径

针对中小房地产企业融资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寻找新的融资渠道,开辟新的融资模式和途径,从根本上解决融资难问题,已成为中小企业的当务之急。将互联网金融与中小房地产企业的融资难问题结合起来,作为破题的新思维、新方式、新途径,不失为益举和良策。

第一,针对中小房地产企业融资渠道单一,互联网金融可缓解过度依赖银行贷款的问题。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搜索引擎定位功能等科技发展,通过互联网平台,中小房地产企业、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单位和金融机构之间在这个平台可以众筹、众创、众建,拓宽融资渠道,跨越时间、空间实现零距离接触,实现现金流和信息流的合作。信息的不对称程度下降,信息的获取和处理成本大幅减少,资源配置的效率大幅提高,融资成本、融资门槛降低,满足中小房地产企业的融资需求。

第二,针对中小房地产企业融资风险高的问题,互联网金融可一定程度上将风险分散化。房地产企业的融资风险主要来源于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经营风险方面,房地产与宏观经济的关联性强,使其常常被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和杠杆,因此,房地产企业的经营风险较高。财务风险方面,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中小房地产企业自有资金不足,资产负债率较高,财务风险也随之增大。而互联网金融在风险管理方面,能够有效化解房地产企业中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互联网时代的大数据积累和数据挖掘工具,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交易体系获取交易双方的信息,将交易主体的资金流动置于有效的监控之下,降低信息处理和加工成本,提高风险及信用违约管理的可靠性。

第三,针对中小房地产企业融资数额大、融资期限长的特点,互联网金融可提供创新性、多样性的融资方式。房地产开发项目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需要进行对外融资。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显示,2012年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到位资金96537.7亿元,其中国内贷款14778.4亿元,占本年到位资金的15.31%。互联网金融可为房地产企业特别是中小房地产企业各具特色的业务模式,P2P模式、众筹模式等开放的融资,可以减轻银行和房地产企业融资的压力。总之,互联网融资创新模式的多样化以及融资渠道的多元化,为房地产企业解决资金问题提供了契机。

三、防控互联网金融风险促进中小房地产企业发展的对策措施

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依托于计算机网络技术发展起来的新兴金融业态,作为金融与网络技术结合的产物,在为中小房地产企业融资提供新路径,促进中小房地产企业发展的同时,自然也留存了互联网技术的风险和传统金融机构具有的风险基因。但是,互联网金融的风险并不是这两种风险的简单相加,它还具有自身独特的第三重风险。其中,互联网技术的风险包括系统性的安全风险、技术选择风险和技术支持风险。而传统金融风险则包括系统性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性风险等。第三重风险是指金融风险扩散速度较快对金融监管要求更高及金融风险交叉传染的可能性增加,并包括征信风险、信誉风险、收益风险、法律风险及破产关停风险等。因此,防范、控制和化解风险,成为推动中小房地产企业融资和发展的关键。

1.从立法的角度看,应建立完善的监管法律体系。加快互联网金融行业的立法,尽快建立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法律体系,让监管执行有法可依、有规可循。一是完善互联网金融的法律法规。明确法律责任及处罚依据,有效遏制违规行为。二是明确法律监管主体。重新梳理和界定互联网金融企业和产品,明确监管主体。三是制定全面的市场准入办法和管理制度。相关部门应该对开展互联网金融业务的企业严格审查其准入资格,从源头防范系统性风险。

2.从监管的角度看,应形成严格的监管监督体系。政府应鼓励互联网金融支持中小房地产企业发展,推动传统金融业、互联网行业和房地产业的融合,搭建合作平台,让互联网金融迸发出更多的生机活力,提升金融服务效率,让中小房地产企业受益。同时,也要加强互联网金融的规范管理,要明确完善监管体系,防范互联网金融对中小房地产企业系统性风险,加快监管法规的制定和修改,打击互联网金融欺诈、乱集资、乱吸收存款,同时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保障中小房地产企业的合法权益。

3.从信用评估的角度看,应设计科学的信用评级和信贷管理体系。确立严格的中小房地产企业信用评级制度和相互制约的信贷组织管理体系,做到规范信贷授权、授信机制和信贷操作程序,并根据互联网金融的特点,开发出适合于互联网金融模式下的中小房地产企业融资风险管理技术,配套使用风险管理模型,对风险实施量化,从而更科学地管理风险。

资金困境 篇8

一、我国农村信用社的发展轨迹

农村信用合作社 (R u r a l c r e d i t cooperatives, 以下简称农村信用社、农信社) , 是指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由社员入股组成、实行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提供金融服务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我国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5年, 形成以农业银行为主导, 农村信用合作社为基础, 其他金融机构和融资方式为补充的多元农村金融体系。第二阶段:1996~2003年, 这次改革主要是把农村信用社办成由社员入股、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服务的真正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第三阶段:2003年6月至今, 逐渐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信用社管理体制。

二、制约和影响我国农村信用社信贷资金运用的主要因素

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信用社应该以发放贷款为主要资产, 以吸收存款为主要负债, 以办理转账结算为主要中间业务。但是近年来, 中国有不少农信社都选择把其中的较大一部分用于发展工商业等非农产业。而证券投资和工商业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大, 这样来看, 存贷差额的扩大就不难理解了。但是在笔者看来, 这是导致信贷资金供需矛盾的表面原因, 更为根本的原因是农信社面对广大农村客户普遍存在的“惜贷”心态。这种心态不仅会影响其自身的经营业绩, 而且会限制农村地区的发展, 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存在重大的不利影响。具体来说导致农村信用社对农村客户惜贷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农业投资风险偏高。

由于农业投资风险高, 使得农村信用社信贷资金投放慎之又慎。由于现在大部分农村经济仍是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经营方式。如果遭遇自然灾害, 农民受到的损失会很大, 从而贷款成为坏账, 农信社资金收不回来的可能性也会很大。出于自身风险的考虑, 导致农村信用社在发放贷款中放不开手脚, 慎之又慎。

2、农民两级分化严重, 贫富差距逐渐拉大。

通过这几年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 一批有经济头脑和能力的农民, 已率先发家致富, 部分农民已脱贫, 资金自给能力, 并且经营理念和理财理念得到提高, 减弱了对信用社贷款需求。但是另一方面, 部分农户由于没有学历等等种种原因, 基本生活都得不到保障, 把信用社贷款当作救济金, 有借无还, 使信用社不敢贷款。

3、信贷管理的“僵硬性”, 制约了农村信用社的信贷投入。

随着贷款责任追究力度的加大, 农村信用社实行了严格的信贷管理, 并且实行谁放款谁收回的贷款责任终身制, 信贷员放贷的积极性不高。一些信贷员认为小额农户贷款金额小、见效慢, 支持农业建设的认识还不够, 贷款办理过程中服务意识不高, 积极性不够。另一方面, 在贷款投放中利益机制和责任机制也存在不对称致使基层信用社的责、权、利不对称, 重贷款责任追究, 而轻激励机制, 这就使很多信贷员缺乏工作动力, 滋生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的思想, 以至丧失了许多好项目贷款, 很难发挥主观能动性。

三、我国农村信社信贷资金寻求出路的主要途径

农信社资金“惜贷”和“农转非”现象, 剥削了服务农民的能力, 这不仅违背其互助性合作金融组织的性质, 也极大地影响农信社的业绩, 而且还会限制甚至阻碍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 必须及时解决这一问题。笔者建议, 应采取以下几点措施:

第一, 当地政府部门应积极激活区域的有效信贷需求。政府部门应尽力改善所辖地区的经济状况和经营环境, 通过大力发展优质高效的现代农业和农产品精深加工企业, 带动广大农民因地制宜地发展优质高效的现代农业。不断拓展加工层次与深度, 大幅度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推动乡镇企业第二次创业。积极培育个体私营经济等政策措施, 扩大就业, 增加县域经济总量, 增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切实增加有效信贷需求。

第二, 精心打造良好的信用环境。良好的信用意识不仅需要不断的培养, 更需要精心的呵护。虽然有些困难用户, 把信用社贷款当作救济金, 但并不是所有贷户都是那样。大部分吃苦耐劳、效益较好的的农户信用度还是相当不错的。所以, 无论在农村信用社工作在基层的领导还是信贷员, 为了长远的考虑应积极主动地培养一些信用户。对于一些还款积极、无不良记录的用户, 应该重点培养。对当年还款积极、有陈欠的贷户主动培养, 而对那些无贷款户积极培养, 用主动热情的服务感化他们, 扩大信贷投放规模。

第三, 农信社应着力于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在贷款责任追究制度方面, 贷款投放中利益机制和责任机制应该对称, 基层信用社的责、权、利也应该相匹配, 只有这样才能激发信贷员积极主动地寻求各种方法做好业务, 提高信贷资金的利用率。另一方面, 在贷款责任追究的同时, 也应该有相对应的激励机制, 这样才能提高信贷员处理小额信贷的积极性。另外, 农村信用社要因地制宜地创新信贷产品, 进一步完善农户联保贷款方式, 及时解决农户为在生产经营中所需资金超过其授信额度时, 仍能取得信用社贷款支持的有效方式。在现阶段要, 依据国家支农、惠农的政策, 主动深入社区、学校和居民, 积极发展和满足客户需要的再就业小额贷款、助学贷款, 尤其是大学生助学贷款以及购买汽车、住房、大型家电等消费贷款, 拓展新的赢利增长点。

摘要: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在支持农村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当前, 我国农村信用社存贷差额逐年扩大, 使其对农村发展的效用难以发挥。本文通过对制约和影响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信贷资金运用的主要因素分析, 从当地政府部门应积极激活区域的有效信贷需求、打造良好的信用环境和提高农村信用社本身的竞争力等角度进行再思考, 为我国农村信社信贷资金寻求出路。

关键词:农村信用合作社,信贷资金,困境,对策

参考文献

[1]、马有明、张新, 《农村信用社资金运用探讨》, 西部金融, 2007 (10)

资金困境 篇9

关键词:非营利组织,风险投资,有限合伙制公司

非营利组织(NPO),作为我国当前多元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对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当前许多NPO都面临着资金短缺的困难,使得其无法有效履行社会使命,因此相关部门一直在寻求解决资金短缺问题的有效方法。本文从全新的视角出发,提出将风险投资(VC)作为NPO的投资渠道,开辟了NPO自创收入的新来源,以解决NPO的资金短缺问题。

一、NPO与VC结合的可行性分析

我国NPO的筹资方式主要有三种:政府补贴、社会捐助和自创收入。其中前两种是目前NPO最主要的筹资方式。但从目前NPO的发展状况看,这两种筹资方式存在诸多弊端。政府补贴与社会捐助提供的资金数额有限,使NPO处于被动状态,不能自己灵活控制资金用途,而且使NPO在社会活动中受到诸多限制,甚至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企业所利用。而自创收入不存在以上弊端,采用自创收入来为NPO筹资,会使其具有更强的生命力。所以要想保证NPO更好地发展,增加自创收入至关重要。

但从目前发展状况来看,我国NPO的自创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率最小。很多NPO把资金来源局限于政府补助和社会捐助,认为NPO是不应该从事盈利性活动的。而且我国NPO在经营管理方面的能力较差,盈利能力不强。因此,要想开发自创收入潜力,单靠从NPO自身的经营中获得资金是不现实的。那么,我们必须开辟新的自创收入渠道,VC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作为高风险高收益的VC,它针对的是高新技术企业及其新产品的开发。NPO是否有必要涉入如此高风险的投资领域呢?我们以当前风险投资业最发达的美国为例,其风险资本中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养老基金,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美国,1981年仅有23%的风险资本来源于养老基金,而1996年达到了43%,2006年更突破了60%,投资总额达到了146.04亿美元。

众所周知,风险投资的失败率很高。据统计,由风险投资公司支持的风险企业20%~30%完全失败,60%受挫,只有5%~20%获得成功。但是,一旦获得成功,风险投资便可获得高额的投资回报。从投资效益看,成功的风险投资可以获得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利润,完全可以弥补在其他项目上的投资损失。即使在风险投资业还处于起步阶段的我国,风险资本的收益率也高于同期股票或债券的收益率。所以,对于我国NPO来说,风险投资是可以进行尝试的。

二、NPO进入VC领域的模式选择及委托代理关系模型分析

1. NPO进入VC领域的模式选择。

VC不是一种单纯的投资行为,而是要利用风险投资家的经验、知识和广泛的社会网络为风险投资企业提供一种特有的资本经营服务。所以,将单个NPO作为投资主体,在缺乏专业人才和大量闲置资金的条件下,是难以开展VC业务的,因此必须选择一种合适的进入模式。笔者认为,共同出资成立有限合伙制公司的方式对于我国数量众多的NPO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有限合伙制公司涉及三个主要参与者:有限合伙人(NPO),一般合伙人(负责风险资金运作的风险投资家),创新企业家(高科技企业的管理者)。在这种模式下存在着两个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一是有限合伙人与一般合伙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二是一般合伙人与创新企业家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风险企业存在着高度的信息不对称性、未来的不确定性和资产的特殊性,由此带来的代理问题将更为突出。

2. 委托代理关系模型分析。

(1)第一层委托代理关系是有限合伙人与一般合伙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即有限合伙人将资金交由一般合伙人进行投资组合。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有限合伙人既不能在事前准确预计到一般合伙人的真实经营能力和努力水平,又不能介入资金的日常运作,这样一般合伙人在掌握了资金与权力的情况下就可能滋生道德风险。虽然具备有限合伙法及投资契约等的制度性安排,但是要想避免此类道德风险,还必须制订有效的报酬激励方案。对于有限合伙人而言,为首次代理的一般合伙人制订合理的报酬方案很困难,但是在风险资本市场上,一般合伙人将会定期(3~5年)重新募集资金,这就使得由市场衡量经理人的价值成为可能(声誉效应)。下面分析声誉效应对一般合伙人的激励作用。

在风险投资循环中,假定一般合伙人、有限合伙人和创新企业家皆为风险中性,I为投入高科技企业的资金。假定有限合伙人和一般合伙人的收益分配比例各为s和1-s,一般合伙人和创新企业家所占股份分别为d和1-d。高科技企业的产出为努力程度、能力水平和干扰的函数:

其中,Φt为产出,并能为双方观测到;t=1, 2……n (n∈N), t=1表示一般合伙人第一次募集风险基金,t=2表示一般合伙人第二次募集风险基金,两次募集基金是独立的,并假定第二次募集基金是在了解第一次募集基金的业绩表现后的行为。由于一般合伙人将定期募集资金,因此t=n表示其第n次募集风险基金。αt为一般合伙人和创新企业家的努力程度。C(α)为他们努力的负效用函数,并且C′(α)>0, C″(α)>0。β为他们的能力水平,服从(m0,σ02)的正态分布;θt为随机误差,服从(0,σ2)的正态分布。

在以上基本模型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假定贴现率为0。通常一般合伙人的收入为固定部分(管理费用)和可变部分(股份收益),分别为ft和(1-s)Φt,其中t=1, 2。一般合伙人第二次募集基金的固定收入与其第一次募集基金的业绩有关,固定工资收入与当期的企业利润无直接关系。这时一般合伙人的效用为:

一般合伙人的期望效用最大化为:

最优激励安排是从第二次代理开始的,并且依赖第一次代理的基金回报Φ1,因此一般合伙人选择努力程度是最大化个人利益:

(4)式的最优一阶条件为:

在资本市场完全竞争条件下,根据理性预期(收入等于预期产出),即f1=E(Φ1), f2=E(Φ2/Φ1),则:

根据正态分布的性质,当有限合伙人观察到Φ1,相信一般合伙人在第一次代理的努力水平为a^1时,那么有限合伙人对他的能力的后验估计的均值为:

可见Φ1越大,对一般合伙人的能力信念修正越大。将(6)式和(7)式代入(3)式得:

(9)式中第一次代理中对α1的最优一阶条件为:

上述条件表明,如果代理发生两次以上,那么一般合伙人为了提高未来预期收入水平,会在第一次代理时努力工作,其第一次代理时的努力水平会大于一次性委托代理时的努力水平。这是因为一般合伙人未来的固定收入依赖于市场对其能力的预期,所以一般合伙人为了建立自己的声誉,会在第一次代理时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以便在以后的代理中增加收入。并且从(10)式还可以看出,一般合伙人在第一次代理中为了建立自己的声誉,可以忍受较低的报酬,甚至在固定收入为0的情况下,也愿意努力工作,以便在将来的代理中增加收入。

(2)第二层委托代理关系是一般合伙人(代理人)与创新企业家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创新企业家获得资金后可能会追求个人利益而不是企业效益最大化,使VC在未来得不到预期收益。此外由于合同的不完全性,在未来收益不确定的情况下,仅靠合同治理是困难的。一般合伙人要通过了解企业成功的概率以及影响创新企业家的投资选择和努力水平来减少道德风险。下面,通过模型分析从理论上阐明一般合伙人的监控在减少道德风险、激励创新企业家努力工作方面的作用。

在委托代理关系中,有可能产生“道德风险”,这是由于代理人的行动不能或难以被委托人观测到。假定一般合伙人与创新企业家之间的代理关系是一次性的(实践中,由于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像一般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之间的关系那样,一般合伙人每隔几年要筹集新的基金,因此这种假定是合理的),并且β是共同信息,则一般合伙人、创新企业家以及他们的效用之和分别为:

(12)式中,创新企业家选择个人最优努力水平a^的一阶条件为:

(13)式中,帕累托最优水平的一阶条件为:

根据创新企业家努力水平的负效用函数性质可知,在一次性委托代理关系中,创新企业家并没有付出完全的努力,其最优努力水平低于帕累托最优努力水平。而一般合伙人的重要作用就是通过管理监控等一系列措施,最大限度地督促创新企业家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使a^→α*),这也是风险企业治理的目标。

三、结论

NPO要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就必须解决资金短缺这一难题。由目前的筹资方式看来,自创收入是最灵活最稳定的资金来源。将VC作为自创收入渠道,是解决NPO资金短缺问题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文先明.风险投资中信息不对称及风险分析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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