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与变革（精选6篇）
困境与变革 篇1
2014年3月22日, 教育部鲁昕在中国发展高峰论坛上发表讲话, 提出推进三个重点领域的改革, 其中一点就是要引导部分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校转型, 从根本上缓解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同年6月, 在全国职业教育大会上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 指出:“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 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新建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政策产生了巨大的政策效应, 其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影响不亚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进行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调整。它直接涉及647所地方本科高校, 间接涉及千余所高校, 也将会对1, 266所高职院校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因此, 在应用技术大学背景下, 探讨地方院校组织变革的现实困境和出路具有现实意义。
一、地方本科院校组织变革动因分析
(一) 知识生产与发展方式变迁形成的原动力。
高等院校是高深知识生产制度化的机构, 是围绕高深知识的发现、保存、传播、发展、应用和理解等基本活动而运行与发展的社会组织。在高等院校内任何知识活动都依托于特定的学科, 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联结方式又形成了高校的组织结构。高校组织结构决定着高校知识生产的效率, 高校知识生产与发展方式反作用于高校组织结构变革。与大学有关的知识变迁活动必然成为大学学术组织转型的一个有效推动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知识生产与发展方式变迁所形成的原动力是大学组织结构变革的根本动力。
(二) 生存发展的转型需求。
地方本科院校在建设学术型高校的过程中, 因其定位不准、缺乏特色、模式单一, 盲目设置专业而丧失了学校的竞争优势和发展机遇, 导致人才培养趋同, 缺乏特色, 学业上的理论研究能力明显不足。目前, 地方本科院校面临着严峻的生源和生存危机, 存在着招生困难和学生就业难等多种发展困境。对生存发展的强烈需求将成为地方本科院校组织变革发展的根本推动力。
(三) 社会需求形成的推动力。
大学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它的存在、发展需要与社会这个大系统进行物质、能量以及信息等因素的互动和交流。社会系统为大学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而大学也必须对社会提出的服务需求做出适当的响应以获得存在的合法性和发展的基础。大学发展史也表明, 大学通过组织结构变革来应对社会提出的各种服务需求以获得存在的合法性, 是大学发展和大学组织结构变革的一个一般性规律。因此, 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是地方本科院校生存发展的最大动力, 也是推动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动力源泉。
(四) 破除自身积弊形成的内驱力。
高校组织结构存在的弊端随着高校所依存的环境的变化而逐渐凸显, 并严重地制约着大学功能的发挥。因而破除高校组织结构自身的积弊成为高校组织结构变革的强大内驱力。首先, 我国的大学组织结构设置具有典型的科层制特点, 决策权集中于大学高层, 权力运行遵循自上而下的逻辑。大学的这种组织结构特征决定了高校的运行与发展基本都是靠行政力量在推动和维持, 学术权力群体在大学重大决策过程中处于集体失语状态;其次, 大学内部院系林立, 机构臃肿, 管理幅度大, 管理效率低;最后, 学生是大学存在与发展的根本, 是大学的核心利益相关者, 但是高校内部却没有适合于学生表达权利诉求的组织机构。研究表明, 上述问题的存在主要是高校组织结构设置不合理所致, 这些问题也必然可以通过组织结构变革来克服和解决。所以, 破除高校组织结构自身的积弊也必然成为推动高校组织结构变革的重要力量之一。
二、地方本科院校组织变革阻力分析
(一) 基于思想观念形成的阻力。
地方本科院校转型为应用型高校, 变革组织结构、进行人员调整的首要障碍是观念的问题。从目前我国本科院校实际情况看, 观念阻滞转型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不愿转。一些学校的领导和教师认为转型和改革劳神费力;二是不敢转。转型所要进行的各种改革都会触及既得利益, 许多人担心转型后自己的权益受损而不敢转;三是不知道往哪里转。一些领导和教师认为学校应当转, 但是目标模糊;四是不知道怎么转。一些学校也明确了转型目标, 但在具体行动上缺少方法, 找不到改革的抓手。
(二) 基于组织结构产生的阻力。
受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官本位”文化的影响, 高校的教育组织一般实行的是科层制的组织结构, 各类高校的领导干部基本上是按照一定行政级别进行选拔、任用和管理。高校向应用技术型转型, 组织机构势必要发生变革, 变革就意味着打破这些已有的规定, 触及不同层级管理机构的利益或权利, 从而产生变革的阻力。
三、地方本科院校组织变革的出路
(一) 转变观念, 科学规划, 合理定位。
加快转型是许多地方本科院校实现学校长远发展的核心战略。首先, 应认识到转型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要视转型为机遇和动力。其次, 充分认识到应用型本科与学术型本科是等值的, 转型和改革并不会降低学校的层次, 也不会影响人们对学校的社会认知。最后, 准确定位人才培养目标, 加强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目标的改革, 形成体现地方特色和产业需求的本科层次的职业技术人才培养方案。
(二) 弱化科层组织, 深化校企合作, 构建多元治理结构。
高校组织结构是迄今为止最复杂的社会组织。单一、僵化的科层组织结构不能解决高校所要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加快高校组织变革的策略有:一是分散院校组织权力, 从科层组织结构向扁平化组织结构转变;二是模糊组织结构边界, 从刚性化管理向柔性化管理转变;三是调整组织价值标准, 从普适性向多样性转变。只有打破等级森严的金字塔垂直结构, 弱化科层组织, 实现组织结构的扁平化, 才能使高校决策层更贴近职工和学生。同时, 发挥行业企业的参与指导作用, 促进校企深度合作, 邀请企业参与到高校转型的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方案中来, 加强人才培养体系和行业产业的联系, 构建高校、企业和学生等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多元治理体系。
(三) 构建学习型组织, 重塑组织权力的合法性。
学习型组织的结构不同于传统的等级森严的科层组织结构模式, 它强调横向联系与沟通, 强调授权, 将决策权向组织结构的下层转移。构建学习型组织, 就要削减不需要的部门或者合并功能类似的部门;减少学校决策层与操作层之间的间隔层次, 从而形成以“基层为主”的扁平化的学校组织结构。在知识经济条件下, 组织权力的合法性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概念。组织权力的合法性与组织结构设计的关系关键在于权力和知识的有效匹配。无论是高度集权的科层组织, 还是分权的学习型组织, 在一定条件下都可能满足组织权力的合法性要求。
四、结论与讨论
我国地方高等教育的结构调整受制于我国高等教育的权力结构, 政府、市场以及行业协会、媒体与公共舆论之间的复杂互动。高等教育组织变革转型作为一项制度变迁, 涉及多重行动者的权力与利益博弈, 且嵌入在特定的外部环境与网络结构之中。当前, 我国的教育改革依然是政府主导下的变革, 这种变革方式虽然可在短期内能够取得一定的效果,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教育改革的“规则公正”与“程序公正”, 潜藏着一定的改革风险与隐患。实现应用技术转型背景下地方高校组织变革, 从本质上要求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 以复合共治的网络治理模式为权力结构, 以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松散耦合关系为理想状态, 以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为改革方法论的高等教育“自主变革”制度逻辑。
摘要：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大高等教育改革问题。推进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 探究其如何进行组织变革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非常必要。本文从组织行为学角度对地方本科院校组织改革的动因、地方本科院校组织变革的阻力以及克服路径做出分析和对应建议。
关键词：应用技术大学,地方本科院校,组织变革
参考文献
[1]鲁昕.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解决就业结构性矛盾的重要举措[EB/OL].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3/22/c_119896137.htm.
[2]丁蕖.论权力的合法性与组织结构变革[J].南京社会科学, 2006.5.
[3]陈锋.关于部分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若干问题思考[J].中国高等教育, 2014.12.
[4]夏洁.深化高校组织结构改革: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J].南京工程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3.2.
[5]顾永安.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若干问题探析[J].现代教育管理, 2010.11.
困境与变革 篇2
【关键词】乡镇企业；农民；变革策略；市场经济
乡镇企业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推动农村經济发展、带动农民就业、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促进农村城镇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当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大背景下，乡镇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困境和问题，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时代背景下，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提高乡镇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是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任务。
一、乡镇企业发展中的实践困境
1.乡镇企业自身发展的动力机制不足
对于多数乡镇企业来说，直接的生产参与者是由当地农村的农民、地方政府和外资投资者等组成，企业的发展和成长也是以本地居民的参与为主要驱动力，从而构成了乡镇企业发展本土化的动力机制。但是，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定位于促进农民的脱贫致富，“小富即安”的企业管理思想不利于构建乡镇企业自身发展的强大动力机制。当前，部分地区中出现了多数农民发放高利贷的现象，成为地区性、规模化的致富途径，主要是因为部分个体工商业户以及乡镇企业的经营者缺乏明显的企业发展动力。地方政府没有给乡镇企业提供足够的动力支持和资源、政策支持，就进一步降低了乡镇企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因素，不利于调动乡镇企业的生产经营积极性。
2.乡镇企业的经营机制弱化、生产技术落后
当前，多数乡镇企业经营不善的主要表现是其自身的经营机制不够合理，生产技术落后等。具体来说，一方面是产权不清、政企不分的体制机制障碍，乡镇企业缺乏独立的自主经营管理权，受地方政府的牵制较多。乡镇政府基于对利益诉求的驱动，对于乡镇企业的干预力度过大，影响了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利。在当前法制社会不断完善的背景下，乡镇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进程相对缓慢，没有形成规范化的管理运行机制。另一方面，乡镇企业的用人机制不够完善，关系职工多。租赁经营和承包制的经营方式使得许多企业经营者陷入掠夺性经营，没有长期打算，对企业长远发展极为不利。
3.乡镇企业的电子商务意识淡薄
在现代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乡镇企业参与电子商务的意识仍然较为淡薄，没有认识到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最新动态，忽视了网络电子商务的巨大潜力。从其产生的原因来看，首先是对电子商务的作用和地位认识不够，甚至不知互联网为何物；二是观念陈旧，重眼前利益，轻最新技术；三是人才、资金、技术缺乏以及产品没有竞争力和企业内部环境差等。当然，从乡镇企业的生产要素构成来看，资金不足是最大的原因。近年来，乡镇企业的贷款难度不断增加，自筹资金能力较弱，也造成了乡镇企业发展缓慢、难以做大做强的困境。当然，这也与乡镇企业的发展不规范、诚信度不高、管理水平有限等因素造成。
二、推动乡镇企业发展的变革策略
1.加强乡镇企业管理和技术升级
推动乡镇企业的持续发展，需从企业内部管理和技术升级等维度全面提升乡镇企业的总体经营素质。在乡镇企业中价值内部管理的引导和支持，采用成本管理的新型管理模式，控制好企业生产质量和财务管理，抓好企业的营销管理，提高企业产品的推广力度。要将乡镇企业技术改造资金纳入投资和信贷计划，允许其按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科技开发基金。积极支持乡镇企业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产学研”结合。在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建立技术开发中心，并享受与国有企业同等优惠政策。此外，地方政府机构要大力支持乡镇企业的技术更新和改造，发挥地方政府企业推广中心的价值，促进乡镇企业的技术更新和进步。
2.地方政府加强乡镇企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
对于乡镇企业的发展来说，最大的困境是融资难，贷款难，资金的支持是对乡镇企业发展的最大帮助。为促进乡镇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还需要为其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和配套，重点加强乡镇道路、工业园区、土地等方面的建设工作，通过多种方式融资，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和进度。以“政府搭台，企业唱戏”，“谁受益谁投资”的原则发动企业捐款建设基础设施，建成县道白赤线水泥路段，对接高速公路入口等主要交通枢纽工程，发挥高速公路路脉经济的辐射功能；打破园区广而泛、松而散的格局，增强园区整体功能。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于企业的人才战略也有重要价值，能够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来到乡镇企业，形成乡镇企业发展的重要智力源泉，促进企业的生产技术升级和改造。
3.全力推动乡镇企业向外向型经济转型发展
当前，乡镇企业发展动力不足的主要原因是产业定位于传统产业、定位于国内市场，而缺乏通过技术升级向外向型经济转型的动力和能力。为此，需要采取多元化的市场变革材料，通过科技兴贸和以质取胜的变革战略，加快乡镇企业的生产技术升级，推动乡镇企业出口产品由初级产品逐步向初级工业制成品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深加工制成品并重转变。各地政府要大力培育区域特色的乡镇企业生产品牌，采取多种措施扶持品牌的推广和建设，严格规范乡镇企业的安装、质量和环保标准，提高出口销售的产品竞争力和价格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周建群. 新农村建设中的乡镇企业发展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09
[2]余文涛. 我国乡镇企业发展对农村环境的影响及发展趋势分析[J].环境科学丛刊，1988，0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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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与变革 篇3
苏州新区西部六所学校是指苏州市新区第三中学、苏州市阳山实验初级中学校、苏州市文昌中学、江苏省吴县中学、苏州市高新区浒墅关小学校、苏州市阳山实验小学校。 这六所学校分布于苏州新区西部不同区域, 服务不同学段,办学特色也各不相同。调查方式主要采取问卷法和访谈法。调查对象为各校随机抽取的15名语文教师(合计90人)。教师学历范围、工作年限、职称类别覆盖全面广泛。通过调查我们发现,苏州新区西部不同学段学校的语文校本教研存在如下困境 :
一、追求了集中,却分散了主题
从传统的角度来看,语文校本教研多采用分散和集中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学校安排专门的人员、专门时间、专门地点和教研组确定专门主题展开校本教研活动,同时教师可以根据各自领受的任务分散开展特定主题的研究活动。这样研修的好处是既能做到集中统筹,及时反馈和互动交流,又能兼顾教师的学习个性,使校本教研保质保量地完成。 可是,在对六所学校语文校本教研的形式调查结果来看,我们发现,学校的语文教研活动多以集中教研为主,教研的内容也因为缺少研究专题或者课题,而呈现出随意、随时的状况。
在“贵校的语文校本教研活动形式主要是什么”的问题下,有82 ﹪的老师选择 “依照学校固定的教研时间、地点”,11 ﹪的老师选择“自主进行研修活动”,有7 ﹪的老师选择“QQ群等在线教研”;在“贵校的语文校本教研有无特定的主题”的问题下,有63 ﹪选择“没有”,有29 ﹪选择“临时确定”,有8 ﹪选择“不知道”。可见,怎样做到集中教研和分散教研的结合,促进教研形式的多样化?怎样确立一以贯之的研究主题, 使语文校本教研能沉下去,扎上根?这是各学校面临的普遍问题。
二、开放了空间,却封闭了内心
很多语文老师教学经验的累积除了课堂实践之外,还有赖于专业阅读和同行的支持互助。随着软硬件设施的改进,教师之间互相学习、借鉴的空间被无限放大。这一方面得益于学校校本教研的制度化、常规化,即老师必须要在指定时间地点参加教研活动, 领导可以随时推门听课等。另一方面得益于信息技术的发展。有的学校推行电子备课和微格课堂,教师的教学设计、教学反思、教学视频上网共享,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实践得以被众多同行学习。
可是,我们发现,大部分语文教师遇到问题往往缺乏互助合作,更谈不上对教学工作的相互诊断和批评 ;一些语文教师不愿把自己优秀的教学方法和丰富的教学经验与同教研组的老师全部分享 ;教师相处过程中也难免会由于一些业务上遮遮掩掩的因素引发个别不团结的现象。在“你愿意将自己的教学经验和其他教师交流分享吗”选题下,有占35%的老师选择“非常愿意”。有占47% 的老师选择“有些可以分享”,而有17%的老师选择“不愿意”。从数据分析中我们得出结论 :大多数语文教师对自己的教学经验和方法有所保留或者干脆不愿分享。可以说, 语文教师的交流空间较以往有所放大,可是教师的内心却依旧封闭。
三、选择了参与,却消退了激情
抓常规一直是学校的核心工作。笔者所调查的这六所学校都有针对校本教研的详尽的制度,比如有的学校直接规定教研组每学期必须组织至少八次教研活动 ;语文教研组都有细致的教研组活动计划、总结。学校的规章制度非常详尽,教师的参与率也很高, 许多学校规定在语文校本教研活动时,教师必须在记载表上签名以示出席。可是,教师们对教研活动大多抱着敷衍了事的心态。要么对文本进行解读时海阔天空地胡侃一通 ; 要么开开课,评评课。上课的目的不明确, 没有明确的研究主题,最终要么七嘴八舌, 马虎了事,要么高唱赞歌,口是心非。
在“您愿意参加贵校的语文校本教研活动么”选题下,有61%的老师选择“不愿意”,在“贵校语文校本教研的现状是什么 (多选)”的选题下,选择“任务布置多,深入研讨少”的占73%,选择“教研活动呈现出‘你一言我一语’的一盘散沙状”的占62% ,选择“求真务实探讨深入有实效”的占27% ,选择“听评课缺乏明确的研究目的,随意性较强”占57%。从调查数据中我们分析出 :教师被逼着参加语文校本教研, 可是校本教研无法吸引老师的注意力,教师的激情因为教研活动的质量不高而消退。
在上述困境分析的基础上,笔者通过相关问题调查挖掘这些现状背后的根本原因, 具体表现在 :
1.负面心理作祟
不可否认的是,“文人相轻”的旧知识分子的基因仍然流转在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的心底,教师之间相互猜忌、业务封锁,其本质在于对自己的极度自信,对他人的极度贬低 ;很多语文教师平时不注意业务提升,不知道通过阅读提升文化、知识的积淀,但是又不能让别人识破,便藏拙守愚。校本教研不发一言,业务学习不写一文,唯恐招人质疑伤害自尊。从目前的班级授课方式来看, 班级就是科任教师的自留地、试验田,教学效果的评价通常只是依靠考试成绩。所以, 部分语文老师忽略教学过程而片面追求分数, 对所谓的合作交流也就不以为意了。
在“你觉得阻碍你与同组老师开展教学研究的因素有哪些”选题下,有64% 的老师选择“交流对自己的帮助不大”, 38%的老师选择“不懂交流,怕同行笑话”,41 % 的老师选择“大家都差不多,没什么好交流的”,7%选择“其他原因”。从结果来看,调整语文教师研究心理,在学科组内树立目标榜样或能破解语文校本教研合作对话的困境。
2.工作压力巨大
不可否认的是,语文教师肩负着相当大的工作压力。工作聘任的压力、升学考试的压力、各种竞赛的压力、学校评价体系的压力等,都会影响到教师的心理和身体状况。 从工作量的层面看,调查显示 :中学语文教师一般要承担每周10节正课和各种辅导课、 早读课、护导课的工作,有的老师还兼任班主任工作 ;小学教师虽然大多数是单班教学, 但是由于应试因素的影响,小学教师一般要加课至20多节。繁重的课务负担使语文教师对语文校本教研有心无力。从教学改革层面来看,频繁的教育改革给教师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压力。教师的教学观念、教学方式不断受到冲击,教师不断自我怀疑自我否定, 从某种角度来看,这可能是教师专业发展的生长点,但是也可能成为教师疲于应付最终丧失自我的源头。
3.支持系统缺失
从学校评价教师的方式来看,很多学校过于强调对教师个人的考核。考核教师是否优秀的唯一方式就是看学生的考试成绩的高低,而考核教师成绩的方式可谓五花八门。 名次、平均分、优秀率、及格率等传统考核项目已经成为诸多条目中的一项,很多学校还会根据平均成绩的级差之差、推进率等考核教师的教学效果。教学研究部门通过频繁举行优质课竞赛、教案评比、骨干教师评选等活动,树典型、推榜样。在这样的评价方式下,支持队友无异于强大自己的敌人,就是“自掘坟墓”。所以,教师之间竞争多于合作,防范多于共赢。长期处于这种评价体系之下的教师,往往自觉或不自觉的过高评价自己,却不能客观公正地对待“对手”的优点,甚至采取贬低打压的态度。
在“贵校对教师的教学效果考核形式是什么”的选题下,有89.6%的老师选择“个体考核”, 5%的老师选择“集体考核”,2.3% 的老师选择“个体和团体相结合考核”,3.1% 的老师选择“其他方式”。而这“其他方式” 老师在“备注”栏中要么称学校是“平均主义”,要么填写“不知道”。在教育系统全面推行绩效工资的背景下,基于教师个体唯分数论的评价方式等支持系统显然不利于语文教师校本教研活动的开展,必然伤害到教师的专业成长。
4.校园文化难容
校园文化是指学校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有意无意形成的独特的文化形态。在一个具有沟通共享和自由开放的校园文化氛围中,教师会因为共同愿景和价值信念的引领而凝聚在一起。由于苏州新区西部开发较迟,除了江苏省吴县中学和苏州新区浒墅关小学颇具历史传承之外,其他学校都是新建学校,缺乏深厚的文化根基是基本现实,而在生源大战、上级考核的指挥棒下,大多数学校把工作重心放在想方设法提高学生的文化成绩上。 有分数才有地位,有成绩才有口碑成了社会共识。这种片面的教育观念直接支配教师的教育行为,所以合作、双赢、共生、共享等语文校本教研的核心里面很难被这样的文化兼容,进而造成教师表面应付,实则推诿, 表面友好合作实则恶性竞争的现状。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以为,要使语文校本教研跳出现有的窠臼,促进语文校本教研活动健康、高效地开展,应当遵循下述变革路径 :
1.确立共同愿景,培养语文校本教研的领军人物
“在人类组织中,愿景是唯一最有力的、 最具激励的因素。它可以把不同的人联接在一起。”愿景是人们希望达到的图景,它是一种意愿的表达,概括了未来目标、使命及核心价值。在社会现实中,高效团队最突出的特征是具有共同愿景和志向目标。而在学校校本教研管理的角度来看,很多所谓的共同愿景都带有行政性和强制色彩,是管理者施加于教研组之上的具体目标。这些愿景并不代表语文教研组内个人的职业期待。我们知道,个人的职业期待根植于个人的价值取向, 只有个人得到组织的深切关注,激发个体的內驱力,组织才会有向心力。所以,确立代表个人的职业愿景,是首要环节。
首先,语文教研组应通过建立个人发展规划并分享个人规划来建立共同愿景。教研组长通过与组员分享自己愿景的同时,鼓励成员分享各自的愿景,促使成员寻找各自价值点,进而发现自己在实现愿景的道路上的伴路人。其次,教研组长应通过“共同愿景解读”研讨活动,确立校本教研的专题或者课题,使团队成员形成一种使命感和荣誉感。 第三,教研组长还要和组员协商出一套让成员遵循的核心价值。诸如参加教研活动要公开自我、积极思考、开拓创新、民主平等、 协商一致等。这些核心价值体现了在追求共同愿景的过程中开展常规活动的行为方式。
当然,上述愿景的确立需要有一个核心——语文教研组的管理者即教研组长。教研组长的说服力、学科自信、专业素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科的发展与否。因此,学校的管理者要通过培养语文校本教研的领军人物促进教研组长管理水平、学术成就、人格魅力的发展,进而为语文校本教研活动开展奠定根基。
2.完善对话系统,开展活泼多样的校本教研活动
除了教研主题之外,校本教研的一个重要核心是对话。团队成员通过对话探讨和问题聚焦商讨选择出最佳的行动方案。这不是简单的形式,而是一个包含技巧的复杂过程。 “虽然教师常常要求学生通过参加小组活动来完成作业和设计方案,但事实上,教师对如何与他人合作、互动,如何在一种开放的层次上与他人分享经验,如何与他人一起探索和发现真知,如何承担责任,如何进行集体决策等等技能则是非常缺乏的。”通过调查我们发现, 在文化积淀比较丰富的吴县中学和苏州新区浒墅关小学语文校本教研相对成熟。主要原因在于这两所学校每次活动一般都由一两个核心成员维持对话秩序,确保成员之间交流的流畅性,同时注意适时引导,使教师对话不分散, 有聚焦点。其次,这两所学校都会根据人脉关系,邀请相关领域内研究有特色的各级专家参与研修讨论,给予教研组以指导。这种由“能人”所主导的对话方式有助于语文校本教研活动品质的提升,长此以往,有助于形成严肃、 开放、理性的对话氛围。
当然“能人政治”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学校管理层还应该关注校本教研的活动形式。 语文校本教研通常采取开课评课或者讲座的方式。前者互动性强但是却容易流于实践层面,后者互动性差缺乏深层次的研讨,难以做到有的放矢。其实,语文校本教研活动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从空间上看,可以跨校、跨区域教研,比如文昌中学和临近的浒墅关中学语文教研组的“对研”活动 ;从学段、学科上看,可以开展学段衔接教研、学科融合教研,比如阳山实验初中和阳山实验小学的小升初语文衔接活动研讨、阳山小学的“三名文化”研讨 ;可以举办读书会,论文汇报会,教学故事会等等。
3.完善评价体系,形成有效多元的评价机制
教师评价是对教师工作现实的或潜在的价值做出判断的活动,其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如果仍然按照以往的评价方法只依照教师个人的教学成绩来评价教师的话,那么教师之间的恶性竞争就不可能消弭,所谓语文校本教研也就成了纸上谈兵。学校要完善评价体系,实施个人和团队相结合的“捆绑式” 的评价方法 ;要分散评价焦点,以激励的态度、多元的视角形成可持续的评价机制,为语文校本教研提供支持系统。
“捆绑式”评价是指以语文教研组、各备课组为评价对象,把个体的成绩与不足纳入到团队的考评项目之中,最终以团队考评结果来反映教师个体考评成绩的评价方法。“捆绑式”评价是以团队内个体间的协调活动与发展为基础的,因此有利于促进教师群体合作意识的形成和发展。例如,苏州市阳山实验小学校针对语文学科团队坚持书香校园课题研究,专门设置“课题奖”奖励组员 ;阳山实验初中教师绩效工资考核项目中另辟出 “杰出教研组”、“杰出备课组”奖,从校本教研开展、统考成绩、论文撰写、其他工作实绩等方面对教学团队进行表彰。当然,团队考核并不意味着大锅饭,个人对团队的贡献应该成为管理者重点考核的内容。文昌中学对于那些对团队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精神上给予表彰和肯定,物质上给予足够的绩效奖励。只有这样才能激励个体尤其是有资历的个体在团队合作中毫无保留地付出。
就校本教研的考核而言,管理方不能仅仅把关注点放在活动是否如期举行、相关计划总结是否按时制定和相关记载是否如实填写上,考核评价的重点应该落实到活动的过程中来,落实到校本活动的成果上来。比如苏州市阳山实验初级中学校“引智”工程, 借助外部智慧参与语文校本教研活动并进行评价和考核 ;吴县中学成立学校学术委员会, 通过学术委员对活动的过程和效果进行评价。 这样,既能保证活动有效开展,又能对校本教研活动的方向起到指导性的作用。
4.打造以研究为核心的校园文化,促进教学质量科学、稳步提高
教师能不能为学校的发展竭尽全力,根源在于教师能不能从学校寻找到职业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教学管理者要让教师的能量最大限度地释放,就必须要建立和谐、积极的校园文化。可是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尽管这六所学校都有自己所谓的校园文化,但是有的语文教师对校本教研的认知却令人堪忧。 这主要是因为教师对学校的文化缺乏认同, 很多时候,所谓校园文化只是管理者即兴而成的想法,更多是为了创建特色、形成名片不得已而为之的装饰。
因此,管理者必须打造以研究为核心的校园文化。只有把教育教学研究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学校才会因为研究的氛围、科学的态度和进取的精神而显得有涵养、有理性、 有生气。通过访谈我们发现,很多语文老师仍然把语文教学、语文教研当做一项“体力活”来对待,这体现了科学精神和学科认知的缺失。
建立以研究为核心的校园文化,要建立起团队互助合作制度,使教研组制度与校园文化得到统一,产生一种能促进学校健康发展的学科软实力 ;要减轻一线教师的工作压力。除了开展各种文体活动,创造轻松愉悦的氛围,建立教师心理辅导室,定时开放为教师进行心理疏导之外,更要切实减轻语文教师特别是刚入职教师的工作量。语文学科工作量过重也使得教师无暇顾及专业发展, 无心参加校本教研,年轻教师更无法承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比如苏州市新区第三中学考虑到语文教师课时多,批阅作业量大, 更明白语文教师的专业发展更多依赖于其阅读积累和实践揣摩,管理者给入职三年以内的语文老师安排一个班学科教学,各种护导课交托给其他学科。这样,年轻老师从繁重琐碎的事情中解放出来,集中力量阅读、实践、揣摩、学习,很快地站稳了讲台,促进了该校语文学科教学质量的稳步提高。
家乐福困境及零售业营销模式变革 篇4
家乐福困境
家乐福的困境由来已久，早在1993年和1999年，家乐福就分别退出了美国和中国香港市场；2004年，家乐福出售了在葡萄牙零售商Modelo Continente 22％的股份，同时出售了在西班牙、阿根廷和巴西的57家超市；2005年家乐福退出捷克，将其在捷克的11家超市和在斯洛伐克的4家商场转让给TESCO；2005年家乐福向墨西哥竞争对手Chedraui售出其在当地的31家店铺；2006年，进军韩国十年后，家乐福退出韩国；2007年，家乐福卖出掌握的大卖场企业Distributies AG 50％的股份，退出瑞士市场；2009年10月退出俄罗斯市场，而此时，距离家乐福在俄罗斯新开第一家超市不到半年的时间，而第二家超市正处于开业之中；2010年1月先后退出意大利南部市场，关掉比利时21家门店。而在中国，也有家乐福的退出传闻，虽然得到否认，但是家乐福在中国市场一枝独秀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尽管在中国、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市场，家乐福还处于相对优势地位，但家乐福已经疲态尽显，作为一个世界500强企业和仅次于沃尔玛的跨国零售巨头，多方面问题的积累和爆发应该是家乐福困境的核心因素。而总结病因，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股权动荡，管理人员更迭频繁。相关资料显示，2008年，家乐福创始家族哈雷集团不再整体持股，退出监事会，法国阿尔诺集团和美国私募基金柯罗尼资本联手成为最大股东。伯纳德·阿诺特(法国LVMH集团的缔造者)对家乐福加大了控制，进行了一系列人事调整，这其中就包括雀巢营销执行副总裁拉尔斯·奥洛夫松出任家乐福首席执行官。而前任CEO迪朗离任的主要原因就是集团业绩不好和他与大股东之间的矛盾。
与专注零售的哈雷家族不同，新的股东高层在家乐福全球业绩表现不佳的情况下，希望出售部分业务回笼资金做其他投资，于是也就出现了家乐福欲卖掉部分新兴市场包括退出中国市场的传闻。而其“在区域市场不能进入前三位就撤出”的理念，也成为家乐福退出部分海外市场的原因之一。
不适应本土文化。家乐福在经营过程中过分依赖法国式管理，从总经理到营销人员，包括很多的中层管理人员都是从法国派遣，不仅增加了人员成本，而且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法国雇员难以理解和掌握当地的消费心理，这些因素导致家乐福的经营僵化。
在日本市场，家乐福照搬法国的卖场模式，把整个卖场营造成典型的法国情调，与日本超市的格调完全不同，同时在整洁度方面也不如日本本土超市，导致最后的大溃败。而在香港，家乐福的“一站式”购物理念并不适合香港地少人多的环境，家乐福的购物理念立足于地方宽敞，与香港寸土寸金的情况背道而驰，显然资源运用不当。这一点反映出家乐福在适应香港社会环境方面的不足，因此在香港的几年时间，家乐福显示出了明显的水土不服，但也没有主动改变，只在屯门、元朗、荃湾及杏花村开了4家分店，而在人口最密集的九龙区，却无立锥之地。
在中国市场，家乐福一直引以为傲的门店数量和单店销售额分别被沃尔玛和台湾地区的零售业“黑马”大润发超越，处于更加被动的境地。截至2009年9月，后进入中国市场的沃尔玛的开店数量已经达到了158家，而家乐福仅有139店。家乐福年单店销售额2.52亿元，大润发的这一数据却达到了3.33亿元。
与供应商的深层次矛盾。很多供应商反映，家乐福是业界公认的收费最多的零售商，家乐福约六成毛利来自于供应商，有资料统计显示，供应商被收取的各种进场费，达到其在家乐福实现营业额的36％左右。这种赢利模式有助于短期效益，但是，在成熟市场则很难发展下去，这也是家乐福被迫退出美国、俄罗斯等市场的原因。
而在终端零售上，家乐福采取的是低价竞争策略，这种低价的竞争是建立在损害供应商利益基础之上的，因此，简单的低价竞争来博取市场份额并不能建立长久的赢利机制，不但造成对供应商的利益损害，而且在产业链的上游没有与供应商结成利益战略同盟关系，而是纯粹的商业买卖关系，这种简单的买卖关系非常脆弱，一旦供应商找到更好的渠道体系，供应商对家乐福的抛弃是显而易见的。
品牌信任度降低。产品质量是品牌的生命，但是家乐福似乎并没有将“优质低价”进行到底。在对供应商收取巨额进场费的同时，伴随而来的是以次充好、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事情时有发生。2006年4月，上海家乐福由于销售与路易威登女包极其相似的廉价女包，被法院判赔30万元；5月，家乐福因卖过期肉被上海市食监局、质监局罚款5.3万元；6月，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发现广州家乐福等三家连锁超市销售的蔬菜和水果中25％含禁用农药残留……2005年起，家乐福从韩国和日本节节败退，也被认为与其品牌信任度降低有关。这一方面反映了家乐福自恃规模优势，置消费者利益于不顾的自大心理，也凸显了家乐福在进货、质量检测、安全检查等管理方面的短板和漏洞。
如何自拔
目前处于困境的家乐福，也不是到了无以自拔的地步。作为全球零售市场的大鳄，家乐福在依靠全球化的商品调配体系实现流通环节的路径最短、最优，由此保持商品的价格优势等方面还是具有相当大的核心竞争力的。在中国、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市场，家乐福还是保持比较良好的增长态势。面对全球零售老大沃尔玛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对大润发等中国本土零售巨头的攻城略地，只有正视问题的实质，并调整自身的营销战略，适应不断变化的零售市场环境，家乐福的复兴之路才会不显得漫长。
明晰市场定位。家乐福希望在繁华的商业圈给消费者带来购物的便利，也希望消费者能在这里购买到低价的商品，但是，这种市场定位已经不能适应消费环境的变化和消费者购物习惯的改变，战略模式的调整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大卖场的模式并不能包涵一切，在面对沃尔玛、大润发等零售大佬的竞争时，必须树立自身独特的市场定位，这种定位是植入于消费者心智资源的，不可替代的。如沃尔玛的“山姆会员”，已经成为沃尔玛的鲜明特色，大润发也以高性价比成为广大消费者购物的常去之处，而家乐福除强大的知名度外，并没有树立起自身的独特个性。
营销本土化。分析家乐福在日本、韩国等地的折戟沉沙，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没有贴近本土
市场，没有针对本土市场的独特市场环境作出相应的改变。本土化营销是任何跨国公司进行跨国运营的必要策略，这将减少与消费者沟通的壁垒。坚持“本土化经营、本地化服务”，努力将自己打造成一个本土化的公司，在卖场布置、产品促销、产品陈列、产品引进等方面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区域市场采取不同的策略，才能取悦于消费者，从而赢得消费者的广泛共鸣。
塑造供零共赢的供应合作体系。对于一个零售企业，供应商和零售商应该是鱼水共存的关系，零售企业充当的是载体的作用，提供展示和售卖场地给零售商，提供产品和服务给终端消费者，从而实现产品使用价值的转移。而目前家乐福借以发家的“高额入场费”已经日益成为发展的羁绊。因此，如何营造和谐、共赢的供应合作体系，是增强家乐福竞争能力的重要法宝，家乐福理应给予上游供应商以充分的善意。
树立服务型零售品牌。零售行业是直接面向终端消费者的行业，也是竞争最为激烈的行业。家乐福作为全球零售业巨头，在多变的市场面前，拖着庞大的身躯，僵化教条、流程烦琐、以自身为中心，不能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和顾客需求，没有树立起强有力的服务型品牌。消费者对家乐福的认知还是停留在“大”上面，但是并没有从内心深入认同其“好”，包括产品和服务。家乐福需要摒弃对消费者的偏见，认真研究消费者的行为，从自身的服务开始，借助家乐福强大的品牌知名度，打造不可复制和替代的服务优势。
零售业可以借鉴的新模式
家乐福困境只是一个缩影，它折射了在当今的市场竞争环境下，零售企业面临的困局。曾经笑傲江湖的家乐福，如今都面临后劲不足的尴尬；全球最大的零售业大鳄沃尔玛，在韩国市场也遭遇了翻船之困；即使是目前中国市场上单店销售额最高、被誉为零售行业“黑马”的大润发，在北京开出第一家店之际，也称自己为“进京赶考”，其实也透出一些惶恐。在复杂多变的零售行业，稍有不慎，将导致满盘皆输的结局，零售企业只有主动求变，洞悉零售行业营销模式变化的深刻需求，才能永葆市场竞争力。
专而精的社区超市模式。社区超市是适应现代人群居住模式而诞生的，由于社区超市占地面积小，商品以与消费者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日常消费品为主导，不求“大而全”，而是注重“专而精”，因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大型超市不可比拟的快速、精致、灵活的特点。
目前，7－Eeleven、喜事多、快客、宏城超市等社区超市的发展呈现出强劲势头。对于大型超市，在实现对大范围商圈覆盖的同时，可以采取“1大+N小”的渠道拓展模式，即大型超市满足消费者一次性大型采购的需求，社区超市实现对居民小区的深度覆盖，形成立体式的商超覆盖，既提高了购物的便利，也提升了服务的便利。在这方面，走在前面的是宏城超市和大润发超市，宏城超市既有大型的商超，也有社区型的小型超市。而掌控大润发超市的润泰集团，就是喜事多社区超市的幕后拥有者，与大润发是同一个娘家。而身陷困境的家乐福集团首席执行官拉尔斯·奥洛夫松也表示，考虑到市场的变化，家乐福将改变超大型超市的营销模式，争取创建新的超市模式，并对一些超大型超市实施“瘦身”。
买断包销模式。供应商希望自己的产品更多地呈现在消费者面前，以促进更大程度的购买。然而，传统的分散供货模式对于大型零售超市来说并不是最合适的，容易导致产品的恶性竞争，零售超市被迫降价而无利可图。
买断包销模式将使供应商和零售商实现最大限度的价值链整合，双方的利益均可以得到保证。由于实现了产品的独家经营，供应商也不用四处出击，分散作战精力，不用面对零售企业的恶意压价；零售超市不用担心恶性的价格竞争，可以保证稳定和适当的利润。
采取这种营销模式的代表是大润发。在与供应商的合作上，大润发采取“包销”策略，将大米、水果、猪肉等品类从供应商那边包下来，以获得最低价格，同时获得独家经销优势。比如包下无锡的整座水果山，与果园签订保证收购、保证收购价格等合约书；而对于仅华东地区每天就至少需要400吨消费量的猪肉，大润发则采取收购扬州一家屠宰场的方式获得价格优势和独供地位。
会员俱乐部营销模式。目前，对于大多数大型超市来说，发展会员已经是普遍的消费方式，但是，这种会员卡模式对于大多数消费者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他们只是在要去这个超市购物时，才想起要使用会员卡，而平时会员卡都是躺在那里睡大觉。
困境与变革 篇5
关键词：现代零售业,传统零售业,问题,营销变革
零售商业的发展上溯自1852年在法国巴黎成立的世界上第一家百货公司开始, 迄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在此期间, 零售业态不断创新, 新兴零售组织形式不断出现。从世界范围来看, 当今零售业的发展呈现出两个显著特征:一是组织结构趋向集中化, 连锁经营和大型综合超市成为现代零售业的主导。目前进入“世界500强”的零售企业, 如美国的沃尔玛、法国的家乐福等无一例外都是靠连锁经营的方式迅速发展壮大并成为国际零售业的“领头羊”的。二是零售业正向电子商务迈进。近年来, 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零售业与互联网的快速“联姻”, 不但在零售企业之间互相通过企业内联网 (或者通过外联网整合供应链) 进行连锁经营, 而且很多零售企业已通过互联网开展B to C (Business to Consumer) 的经营活动。显然, 传统的经营方式、竞争格局都将随着零售业电子商务的发展发生很大的变化,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将引发一场零售业的革命。
简而言之, 传统零售业即指以单个经营的中小型店铺为代表的商品零售业态, 现代零售业则是指以连锁经营、网上商店为特征的新型商业形式。当然, 无论传统零售业还是现代零售业, 两者的存在都有其必要性。但后者的发展必然会对原有的业态带来一定的冲击。
1 中国零售业的发展现状
中国历经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 随着国民经济总量的持续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的大幅提高以及巨大的消费市场潜力为我国零售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中国零售业兴旺发展的景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适应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变化, 零售业态呈现多样化发展, 打破了昔日的千店一面、百货 (五金、副食品、日杂) 店一统天下的局面。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流通体制改革, 首先冲破了原来国有经济“一、二、三、零”的商业垄断, 初步形成了“三多一少” (多个经济成份、多种经营形式、多渠道、少环节) 的商品流通新格局。尤其进入90年代以来, 一些在国际上流行的如连锁超市、仓储式商场、便利店、专卖店、专业店、网络商店等新型零售业态相继传入我国并迅速获得成长和发展, 并在我国零售业市场上形成了多元化业态的竞争局面。
(2) 国内零售市场全面对外开放。世界零售商50家最大企业的70%、排名前10名巨头的半数以上进入中国;家乐福、万客隆、麦德龙、沃尔玛等纷纷在全国重点城市开店, 沃尔玛、家乐福等甚至进入了二、三线城市。随着零售业全面对外开放, 中国已成为跨国零售商业巨鳄逐鹿全球市场的必争之地。
(3) 零售经营形式向连锁化发展。在终端为王的时代, 连锁经营的方式已经被消费者、供应商与零售商普遍接受。通过连锁整合传统线性产业链上的采购、物流、销售, 沃尔玛这样的零售巨头成为话语权最强的角色。这也预示着我国零售业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4) 商业的社区聚集功能日益增强。零售门市作为城市居民购物、娱乐、休闲的重要场所, 随着城市郊区化越来越显示它促进人口聚集的社区功能。依托零售业网点为社区居民提供日常物质生活, 精神生活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 已成为社区是否具有聚集力的主要考量指标之一。
(5) 零售业正向电子商务迈进。有数据显示, 2011年我国B2B电子商务服务企业达9200家, 同比增长21.3%;另据阿里巴巴发布的网络零售价格指数报告, 截至2010年底, 中国网络零售交易总额为5131亿元, 是2009年的近两倍, 较2007年翻了七番, 约占2010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3%。现代零售业的蓬勃发展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 并将会在零售市场上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
总的来说, 我国的零售业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迅速的发展, 目前国外已有的各种零售业态都已在国内出现, 并已逐步走向成熟。广大零售企业及其经营者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逐步培养了良好的商业服务意识, 经营管理的现代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同时应该看到, 我国至今尚有90%以上的零售业成员属于中小企业和个体户, 亦即以中小型店铺为代表的传统零售业态仍占有一席之地。甚至从一定程度上看, 仍然居于主流业态地位。尤其在现代零售业 (含外资) 尚未触及的广大中小城镇和农村, 传统零售业的业态也非常丰富, 有小卖店、便利食杂店、专业店、百货店、超市等等。它们的存在优势有四个方面:首先, 点多面广、适合中小城镇和农村居民分散居住的地理特点, 方便消费者;其次, 立足社区、贴近顾客, 服务半径小, 具有人们更为信任的货物交付方式和货币的支付手段;其三, 有利于对家庭日常必需的零卖消费品以及时效性较强, 且数量少、低价值的小商品供给保障;其四, 投资少、进入门槛低, 而且网点分布众多, 便于解决城乡低收入者的就近就业和创业问题。但不可否认, 相对于以跨国连锁经营和网上交易为业态特征的现代零售业发展, 必然会对原有的零售业态带来重大挑战。
2 传统零售业面临的挑战及其存在的问题
(1) 改变了传统营销方式。传统营销中间环节繁多, 零售业务的流程冗长且复杂, 既费时费力, 且成本又高。而与传统营销相比, 连锁经营的优势是能够降低采购成本, 减少存货, 加快资金周转;电子商务则为企业提供了更大的市场范围和全新的销售方式, 使市场空间随网络体系的延伸而延伸。越来越多的网民选择网购除了价格和时间方面的因素外, 品种齐全也是重要原因。在现代营销方式的冲击下, 如果传统零售商没有创新意识, 不及时更新观念和服务, 就难以在网络时代生存。
(2) 改变了企业竞争形态。零售服务的一大特点即为批量小、价值低。不管对于提供服务的零售商还是接收服务的客户来说, 由于交通运输成本的存在, 使得商家和顾客都不可能在自己的有效距离之外提供或接受服务。这就决定了传统零售商提供服务只能在各自的有效半径之内, 限制了零售企业的客户数量, 也限制了企业规模的扩大。通过开展电子商务, 网络上信息的公开性使得市场竞争更为公平。因此, 如何顺应潮流, 采取相应策略来再创竞争优势, 已是传统零售业面临的一大挑战。
(3) 改变了传统的营销关系, 顾客的主导权更加突出。消费者人口特征和消费行为的变化也给传统零售业带来了冲击。具体表现在:人们的时间观念的增强及社会老龄化的趋势, 使得很多人不愿意采用传统的购物方式买东西;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趋向于理性化, 更加注重产品的质量和价格, 顾客在交易中的主导权会更加突出。电子营销的模式就是顾客和企业的对话, 企业在清楚地了解每个顾客个性化的需求后, 作出相应的使消费者利益最大化的营销决策。这样, 企业与顾客之间的关系是一对一的营销关系, 是密不可分牢不可破的。因而现代营销战略会强调如何更方便, 及时地满足顾客的特定购买欲望。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 传统零售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传统零售业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一是单兵作战 (以个别店铺或家庭为单位) , 企业规模小、经营分散 (即使有些大型零售企业有几家连锁分店, 其影响力也非常有限) , 且中间环节多、物流滞后等“瓶颈”导致零售业利润下滑。成本居高不下;二是经营无特色, 千店一面。许多零售企业缺乏清晰的目标定位, 还是惯用以前老的经营方式。特别是面对着日益成熟、高度松散和流动性的消费群体, 缺乏应对客户需求变化的营销能力;三是管理落后, 网络技术应用还很贫乏。由于观念、技术的因素, 零售企业对网络的应用还基本局限于扫描结账、初步的财务管理等, 未能跟上通过各种技术革命整合产销一体化的流通过程, 提高流通效率的时代潮流。尤其一些小企业 (店铺) 仍采用人力进行低效的采购、销售、物流、财务处理等工作, 往往凭个人经验, 导致很多不必要的损失;四是竞争手段单一, 主要以价格竞争为主, 同地域, 同档次, 同类型的零售企业之间展开过度竞争, 最终造成两败俱伤。当前由于外来进入者的增多, 零售企业之间的竞争已发展到“过度”状态, 传统零售业的资产收益率低于社会平均水平, 致使以小型店铺 (家庭经营) 为主的零售业态已步入经营比重不断萎缩的困境。
3 传统零售企业的营销对策与管理变革
3.1 经营观念和战略思维方式的转变
对传统零售企业来说, 自我定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特别是面对着日益成熟的、具有高度松散性和流动性的消费群体, 消费内容的多元化、需求层次的复杂化和购买行为的理性化, 都需要零售企业树立科学、整体的营销观念, 研究自己的消费者, 真正让消费者成为企业营销活动的中心;其次, 要树立“微利也是利”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把市场细分微型化, 甚至把单个顾客作为一个细分市场, 从而提升企业的利润空间。由追求超额利润转向培育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3.2 走连锁经营和电子商务之路, 向现代零售业转变
连锁经营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现代流通方式。中国零售业的发展空间还很广阔。由于中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 而农村的零售行业还没有形成规模。假如能把这些地方的零售规范起来, 比如做小型的超市连锁, 将是一个很大的创业机会。同时, 在连锁经营基础上的B2C模式完全可以满足消费者对送货时间的要求。消费者只需在线支付货款, 商家将根据消费者信息指派就近连锁经营分店送货并进行相关售后服务。连锁经营企业的强大物流体系能帮助电子商务实现商品低成本配送且发送及时, 渠道畅通, 能较好地解决网上零售所面临的配送问题。
3.3 推行供应链管理
要超越微利时代实现可持续发展, 企业就应该推行供应链管理, 再造生产作业流程。供应链是通过对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商流的协调, 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以及用户连成一个整体的功能网络结构模式。通过供应链的职能分工与合作, 以资金流、物流和信息流为载体, 实现整个供应链的增值。因此, 与传统企业组织中的自我封闭的管理体制不同, 供应链管理把企业资源的范畴从过去的单个企业扩大到整个社会, 由过去‘‘纵向一体化”转向“横向一体化”的经营模式, 将原来管理模式的核心要求, 即时间、质量和成本拓展为时间、质量、成本服务和弹性。从而为传统零售业获得竞争优势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
3.4 企业组织的管理变革
(1) 扁平化。网络互动的特性使客户真正参与到整个营销过程中来成为可能, 客户在企业营销中的地位得到提高, 客户参与的主动性和选择的主动性得到加强。在这种网络互动式营销中, 卖方和买方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互动式双向交流。 (2) 虚拟化。开辟了网上商店, 实现商品在线订购, 在保持单个企业独立性和灵活性的同时, 将原本分散的资源集成一个高速快捷的零售系统。 (3) 柔性化。组织结构的柔性化主要体现在职权结构合理化、集权和分权的合理统一, 它通过权限结构的调整, 提高决策的时效性。
总之, 在市场瞬息万变的今天, 传统零售业为避免被这场商业革命所淘汰, 必须整合自身资源, 学会两条腿走路。以变应变, 走自我变革之路, 这也是传统零售企业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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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与变革 篇6
一、征地决策的实体困境:隐蔽的事由和泛化的公益
1. 隐蔽的征地事由
根据《宪法》和《物权法》的相关规定, 国家对集体土地的征收在制度构造上包括“作出征收决定”和“给予补偿安置”两个阶段。由于征地决定的作出将直接导致被征收人丧失土地权益, 《宪法》和《物权法》明定作出征地决定实体上仅限于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不过, 无论是《宪法》还是《物权法》都没有对何为“公共利益”作出界定, 从而将具体界定“公共利益”的任务留给了下位法, 或者个案中的行政决定或者司法审查。从C市和Y市的征地实践看, 由于具体界定公共利益的下位法长期未能出台, 而在“经营城市”的发展思路下, 对“公共利益”的严格解释可能直接冲击地方政府的中心工作, 在现行的权力配置格局下, 法院承担不了事实上通过拒绝受理农户或集体挑战征地决定的行政诉讼, 也没有承担起“公共利益”判断主体的重任, 地方政府 (在党委的领导下) 事实上成了公共利益的最终决定者。更重要的是, 无论在C市还是在Y市, 地方政府基于何种事由征地事实上是隐匿的, 除了基于能源、交通、水利、矿山、军事设施等建设项目实施的征地决定外, 绝大多数征地决定在公告时都不会向被征地农户或集体组织明确说明拟征土地未来的具体用途, 决策者并不试图对“拟征土地是否用于公共利益”作出澄清。比如, 在C市和Y市, 每年常规性的征地基本上都是以“××市××年第××批城市建设用地”的名义报批的, S省级政府的批复也认可了这种关于“公共利益”的宽泛表述。其结果是, 除了少数显属公共利益范围的重点建设项目用地外, 对于许多征地项目, 所谓的“公共利益”一定程度上沦为一种修辞, 无论是被征地农户还是司法机关都难以准确判断该项征地决定是否系为公共利益而为。
2. 泛化的公益要求
由于具体体现公共利益需要的用地事由在征地个案中被隐匿, 法定的公共利益要求逐步异化为地方政府决定的公共利益。只要地方政府决定其属于公共利益, 并据此作出征地决定, 即使被征收人持有异议, 被征收人也不可能以该项决定不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为由推翻该项决定。公共利益在征地实践中严重泛化, 经济发展、创造就业、增加税收、改善市容市貌等都一并进入公共利益的范围, “公共利益”的法定要求事实上丧失了控制征地权滥用的制度功能。不过, 从笔者对C市和Y市26名被征地农户的访谈看, 受访者对征地的不满更多的指向征地补偿安置问题, 对征地决定本身则一般很少提出质疑。但从深层看, 这一“和谐”可能并不意味着矛盾的缓解, 因为受访对象大多以“胳膊拧不过大腿”来解释很少提出质疑的原因。这意味着, 降低抗争率的可能并不是事理本身带来的公正感, 而是被征收人对抗争成功率的极度悲观, 这样一种“沉默”短期内虽然可能压抑矛盾, 但从长期看却可能消解地方政府的权威。当然, 这一不满也可能在嗣后的补偿安置环节获得弥补。对并非基于公共利益的征地决定, 被征地的农户或者集体可能会提高对于即将丧失的土地的赋值, 地方政府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妥协, 因而最终达成的补偿安置标准往往会逾越政府征地之前确定的“客观价值”。在此意义上, 公共利益的要求即使泛化或者沦为一种修辞, 在征地决定中它也仍然“在场”, 而且随着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 越来越多的出现了对公共利益进行限缩的趋势。
二、征地决定的程序困境:有限的参与和无力的救济
1. 有限的过程参与
为了控制地方政府滥用征地权限,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不断上收征地审批权。根据1998年修订后的《土地管理法》, 只有省级政府和国务院才享有征地批准权。不过, 由于上收审批权限时并未同步对征地决策程序进行正当化的改造, 被征地农民和集体组织的参与权和救济权并未因此而改善, 征地程序不公开、不透明的弊端逐渐凸显。例如, 在C市和Y市日常的征地实践中, 法定的征收程序主要表现为“两公告一登记”, 即征地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与征地补偿登记。其中, 征地决定本身主要涉及“征地公告”, 是指国家征收土地时, 依照法定程序取得批准后,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进行的公告。与补偿安置阶段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不同, 征地公告的发布是以省级以上政府征地审批程序的完成为前提。这意味着, 当农户通过征地公告得知征地决定时, 该项决定法律上已经生效, 农户对该项决定的挑战只能通过事后的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等渠道来解决;而在此之前, 无论是《土地管理法》还是《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都没有赋予被征地农民及其所在集体组织参与征地决策过程的权利。加上当前制约农民利益表达的一些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因素, 相对于征地补偿安置阶段, 拟被征地农民和集体组织对征地决策过程本身的参与十分有限。
2. 无力的事后救济
在征地决定阶段, 农户或者集体组织如果对征地决定不服, 理论上可以于征地公告之后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但在征地实践中, 这两条道路都不是很畅通。首先, 从复议的角度看, 由于征地公告已经明确征地决定系根据省级政府或国务院的批准而发布, 根据《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13条, 就征地决定提起行政复议的被申请人应当是省级政府或者国务院, 但在《行政复议法》下, 国务院是不能作为行政复议被申请人的。其次, 就行政诉讼而言, 由于各地的征地公告一般都加盖本市、县政府公章,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9条, 被征地人可以据此针对市、县政府提起行政诉讼。不过, 在现实的政治语境下, 由于征地公告建立在省级政府或国务院事先审批之上, 法院往往倾向于否定征地公告的可诉性。例如, 在C市, 征地公告本身是否构成一个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就经历了一个从可诉到不可诉的变迁历程。问题是, 征地公告之前的程序主要表现为征地所在地的市、县政府与省级政府、国务院之间“系统内”的审批关系, 并不直接对被征地人产生法律效力, 更不可能成为行政诉讼的标的, 只有征地公告才是征地决定的法定公示, 如果排除了征地公告的可诉性, 整个征地决定亦被同时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此外, 在有的地方, 还会以被征收的对象系集体土地所有权为由, (2) 否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资格。[2]
三、征地决策的改革探索及其成效
随着征地规模的扩大, 征地决策的实体困境和程序困境同时凸显, 在征地过程中出现了很多侵害被征地农户利益的现象, 引发了大量涉农土地上访案件, 甚至是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 由此带来的稳控压力迫使各级政府对征地决策作出适当的调整。从C市和Y市的征地制度改革实践看, 改革探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 实体上严格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 并以农地直接入市替代部分非公益性用地项目, 逐步缩小强制征地的范围;其次, 在程序上更为充分的保障被征地农民及其所在集体组织对征地决策过程的参与权。
1. 以农地直接入市替代部分非公益性用地项目
在一些有条件的地方, 比如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C市, 地方政府开始探索农地直接入市, 以替代部分非公益性用地项目, 从而实现逐步收缩强制征地范围的目的。所谓农地直接入市, 即允许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 通过出让、出租、入股、联营等形式设定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在C市, 作为配套措施, 地方政府还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实施强制进场交易并实行最低保护价制度。通过农地直接入市, 农民及其所在的集体分享了大部分的土地增值收益, 同时地方政府也能在满足城市建设用地需求的同时适度收缩强制征地范围, 缓解了因为土地征收引发的诸多社会矛盾和冲突, 因而得到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充分肯定。不过, 从C市农地直接入市的实际进程看, 改革并不顺利。首先, 农地直接入市主要发生在特定时期内。例如, 从C市看, 农地直接入市主要发生在灾后重建的特定时期, 用于解决灾后重建巨大的资金需求。其次, 入市农地的产权地位与国有建设用地仍然不对等, 一般禁止其用于商品住宅开发。最后, 农地直接入市基本被限制在城市规划区外, 而在城市规划区内则仍然继续沿用传统的征地模式。在“城镇建设用地增加和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等特殊政策下, 通过归并宅基地、提高容积率等方式整理节约的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大多被地方政府低价收购, 进而置换为城市规划区内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真正投放给农地直接入市的指标其实相当有限, 规划区外的农地直接入市可能进一步恶化城市规划区内集体土地的产权地位。[3]
2. 强化被征地农民及其所在集体组织的话语权
在收缩征地范围的同时, 改革亦尝试通过参与原则的确立及其制度构筑引领集体土地征收朝着正义的方向发展。具体而言, 就是要在征地决策过程中为被征地农民和集体组织提供介入渠道, 通过允许提前介入、实质介入, 强化被征地农民和集体组织对征收的话语权。[4]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 国务院2004年《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第14条首次将被征地农民知情、确认的有关材料作为征地报批的必备材料, 并明确要求在征地依法报批前, 要将拟征地的用途、位置、补偿标准、安置途径告知被征地农民;对拟征土地现状的调查结果须经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确认。同时, 国土资源部2004年《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还引入了征地报批前的听证程序, 规定在征地依法报批前, 当地国土资源部门应告知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 对拟征土地的补偿标准、安置途径有申请听证的权利。当事人申请听证的, 应按照《国土资源听证规定》规定的程序和有关要求组织听证。在这里, 通过将现状确认、征地听证等程序义务作为审批机关批准征地的必要 (非充分) 条件, 使履行程序义务与批准征地的实体结果相关联, 审批机关能够以是否批准征地来制约申请机关的征地行为。[5]
不过, 从其在C市和Y市的实施情况来看, 制度改良的效果并不理想。首先, 在土地现状调查结果确认方面, 无论在C市还是Y市, 确认的内容都十分简单, 原则上只确认不同地类的总量数据及其权属主体, 而没有关于土地区位、是否为基本农田或者其他可能影响拟征土地价值的现状描述, 在保障被征收人土地权益方面的效果自然有限。其次, 由于被征地农民和集体缺乏渠道和机会在审批机关面前就土地现状及其他问题进行陈述和申辩, 现实中并不能排除申请机关伪造已经履行报批前程序义务的证明材料, 或者篡改土地现状调查结果中的地类和土地总量数据, 以规避审批或者使不符合条件的申请获批。最后, 在听证方面, 被征收农民和集体组织申请听证的比例并不高, 即使启动听证程序, 听证记录的效力也不明确, 同时听证代表的产生方式也存在严重问题。比如, 从Y市2008年的历次听证笔录看, 不仅参与人数很少, 而且多由村级“两委”干部出任, 被征收农民的参与度相当有限。其结果是, 虽然国土新规强化了被征收人对征地过程的参与, 但很多被征地农民 (30.5%, N=131) 仍然认为它“只是走过场”, 还有41.0% (N=131) 的被征收人称“不知道有申请听证的权利”。在高强度的国家干预下, 被征地农民和集体经济组织如何更具实质性的参与征地决策过程, 始终是个问题。
四、进一步的诊断与制度变革的综合路径
在当前政府单方面主导的征地决策过程中, 虽然局部地区的地方政府主动引入了一些限权机制, 但其实施效果并不十分理想。总体来看, 被征地农民和集体组织对抗违法征收决定的渠道仍然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对此, 许多论者从道义的角度谴责地方政府的“私利”性, 这种道德化的解读显然忽视了问题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如果将征地制度改革置于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高度考察, 不难发现, 征地决策制度改革之所以陷入困困境, 乃是因为在现行的权力架构中, 农村集体土地征收不仅承载着在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中满足城市建设用地需求的功能, 同时在当前“财权上收、事权下放”的财政体制下, 它也同时承载着地方财政收入筹措的重要功能。
首先, 在现行土地制度下, 城市建设用地需求的满足高度依赖集体土地征收。虽然我国《宪法》规定, 国家只有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才能对农地进行征收或者征用, 但根据《土地管理法》第43条第1款, 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原则上都应当申请使用国有土地, 只有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才能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土地, 或者兴建乡 (镇) 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集体土地。这意味着, 第43条第1款对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范围的严格限制堵塞了集体土地用于城市建设的可能, 除非改变城市土地所有权的结构, 允许多元化的城市土地所有权制度出现, 否则凡是城市化、工业化新增的土地需求, 无论是公益性的还是非公益性的, 都必须先通过“×市2006年第×批城市建设用地”等名义转换为国有土地, 再由政府出让给企事业单位或个人。
其次, 在现行财政制度下,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筹措高度依赖集体土地征收。一方面, 在当前的分税制下, 税收立法权和政策制定权集中于中央, 但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却呈扩大趋势, 由此使得中央与地方财权和事权严重不匹配, 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日益凸显;另一方面, 由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 集体土地征收并转为建设用地后再出让给其他单位或个人可以创造巨额的农地转用增值收益, 而在现行的财政制度下, 这笔收入主要作为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收入。其结果是, 农地征收成为地方政府缓解财政压力最后也是最为有效的手段, 并由此引出了所谓的“土地财政”。值得注意的是, 土地财政并不仅限于土地出让金, 它是地方政府以土地为政策工具, 为开拓地方预算内 (制造业和服务业税收) 和预算外 (土地出让金) 财政收入来源, 在区域竞争中通过低价、过度供给工业用地以及高价、限制性出让商、住用地的行动而采取的财政最大化策略。[6]由于依托集体土地征收与出让及其衍生交易产生的财政收入一定程度上支撑了分税制改革后市、县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困局, 这使得地方政府主动缩减征地范围的动力严重不足。
因此, 在土地征收决策过程中如何更好的保障被征收人利益其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除了实体上更严格的界定公共利益、程序上更充分的保障被征收人的实质参与权外, 还必须着力解决城市建设的用地需求、地方政府的融资需求等影响土地征收格局的结构性因素。具体而言, 应当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重点解决如下问题:
一是保障农户和集体经济组织诉诸司法的权利, 通过顺畅权利救济渠道为司法权制约行政权在征地领域的滥用创造条件。不仅要通过法律明确界定公共利益从而为司法审查创造条件, 同时还要在程序上明确赋予被征收人对征地决定提起异议的司法救济权。此外, 为避免土地征收扩大化, 如果被征收土地在一定期限内被征收土地未用于公共利益, 还可以考虑赋予被征收人的撤销权或者买回权。比如, 在我国澳门地区, 如果在土地征收完结后的3年期间内被征收的财产未被用于当初所说的特定公共利益或不再继续用于该特定公共利益时, 被征收财产的所有权人可以申请购回该财产。
二是大力推进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 通过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解决城市非公益性用地需求。针对城市建设用地需求的满足问题, 理论上可以土地征收、政府采购和农地直接入市等思路, 但无论是基于当前统筹城乡的时代背景, 还是《宪法》对集体所有权的一再肯定, 在C市等地探索实践的“农地直接入市”都是一种更为合理的制度选择, 亦即根据“管住规划、放开产权”的总体思路, 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直接入市, 通过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缓解城市化进程中非公益性的建设用地需求, 并在此基础上谋求国家征地范围的收缩, 最终将土地征收严格限制在公益性项目上。
三是改良国家财政体制与税制结构, 寻求土地财政的替代制度设计。当前, 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高度依赖土地征收, 如果大幅度收缩征地范围, 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必然陷入困局, 因此在限制农地征收或者提高补偿的同时, 必须根据“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改良国家财政体制, 加大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一般性转移支付, 为地方政府提供制度化的管道补充财政资金。另一方面, 现行的集体农用地征收转用制度实际上是将未来数十年的土地收益以土地出让金的方式提前到当期变现, 不仅在短期内容易诱发地方政府的征地敛财冲动, 导致相当一部分被征地人生活水平下降、发展能力受限或者丧失, 同时还将在长期内对地方政府的财政健康状况造成持续的损害。有鉴于此, 未来应当适度收缩地方政府一次性的土地出让收入规模, (3) 同时积极改良土地税制, 对现行房产税进行改革, 使其成为地方政府稳定而重要的来源。虽然短期看房产税改革可能会减少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 但从长远看, 按年征收的房产税将有助于稳定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 避免征地决策因为土地财政而被扭曲。
摘要：目前征地制度的相关研究对征地决定过程本身的关注不足。对S省C市和Y市征地实践的跟踪调查表明, 当前征地决策中存在具体征地事由不公开、公益要求泛化等实体困境和过程参与有限、事后救济无力等程序困境。地方政府允许农地直接入市、强化农民和集体征地话语权等改革探索也因为缺乏持续动力和周边配套而成效不彰。未来应当对征地决策制度改革进行顶层和系统设计。实体上严格界定公共利益, 并通过公正补偿增加征地决策的正当性;程序上更加充分的保障被征地农民和集体组织的参与权, 同时畅通事后权利救济渠道;配套上通过允许农地直接入市、改良财税体制等改革着力解决当前扭曲土地征收决策的结构性因素。
关键词：征地决策,实践困境,变革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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