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与挑战（通用7篇）
困境与挑战 篇1
一、视频公开课建设的问题与困境
无须讳言,慕课的兴起,以及自2012年“慕课元年”以来全球各大知名高校的积极响应和慕课建设的高歌猛进,确实对传统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产生了“海啸”般的冲击,甚至被誉为“印刷术发明以来教育最大的革新”[1]。这场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网络教学创举,也由此被认为将酝酿一场颠覆性的教育革命。但此言不免过于夸大了慕课的影响,也是对慕课缺乏充分认识、理性反思的又一次过于狂热的情绪化表现。
目前来看,对于知识介绍性的课程而言,慕课(MOOCs)确实是一种很好的教学方式,但似乎并不太适用于需要深入讨论和展开分析的课程(鉴于网络在线的自主学习情境与特点,即便开展在线讨论和答疑,补充翻转课堂教学,恐也很难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尤其是面对大规模的在线互动需求,一方面教师团队的身份限制使得难以实现真正的教师共享,另一方面也必然会因分身乏术而难免流于形式),而这类讨论式课程恰恰是视频公开课本应建设的侧重点和关键所在。然而,由于对视频公开课存在的既有认识误区,加以网络学习效果不尽如人意,随着慕课热的兴起,视频公开课的建设和发展难免会滋生出四面楚歌、美人迟暮之感。
(一)固有问题
从2011年11月9日我国高校首批大学视频公开课上线以来,截至2015年7月,大学视频公开课上线课程已达898门。从已上线的视频来看,绝大部分是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或者211和985大学所申报且经过层层遴选才脱颖而出的,无论是学校还是教师,知名度都非常高。但从网上课程的实际情况来看,门可罗雀的课程不乏其数;而很多课程虽然点击浏览或选课的人很多,但真正看的人很少,而能坚持“学习”完课程全部内容的则更是寥寥无几[2,3]。从学习效果来看,李孔文基于西部高校的一项调查也发现,认为效果较好的学生合计只有40.9%,而认为效果一般的占49.5%,认为效果不好或者没有效果的占9.6%[4]。
究其原因,正如很多研究者所指出的,譬如录制质量太差、技术应用不当、PPT喧宾夺主或过于粗糙、课程内容设计欠妥、授课形式过于僵化等等[4,6]。概而言之,最为突出的就是课程建设的精品意识不强,甚至不乏一些支离破碎、滥竽充数的课程[7]。很多课程由多名教师主讲(譬如,西南交通大学的“走进时代的列车”课程多达8名主讲教师,吉林大学的“改变世界的机器———汽车科技发展”课程主讲教师也达7人),讲授风格迥异、讲授水平相差甚远,课程内容的连贯性以及整体质量很难保证,有挂羊头(打着某个名师的招牌)卖狗肉之嫌。
但笔者认为,更根本性的问题还是在于:一则,强调名师授课,却忽视了名师课堂的真正价值所在;二则,过于强调课程内容的知识含量,却忽视了学习的主体性,尤其是交互性,学习效果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三则,缺乏对网络学习特点的辩证认识,过于强调学习的自由、自主和便捷,却忽视了受环境影响的学习自觉、自律问题,以及心理因素等方面的重要影响。此外,还存在课程的建设目的不明,对受众对象界定不清,以及核心价值、附带价值和辐射价值混淆等课程建设定位上的诸多问题。
总体上,就目前情况来看,视频公开课似乎更多地成为了学校和教师用来提高知名度的攀比或评奖的工具,而实际的网络学习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也少有人关注和过问。虽然其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促进教学的改进,本无可厚非。但是,和多媒体课件的建设与评奖对教学的促进作用不同,视频公开课并不是实体课堂教学所必需的,而仅仅是针对网络教学的一种资源共享———如果不能确保真正的精品化,不具备足够的吸引力,起不到相应的教学实效或示范效果[4],那么其价值就要大打折扣,而其在教师精力和经费等资源上的耗费就有务虚、浪费之嫌。
(二)慕课的冲击与挑战
首先,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慕课之所以如此强烈地挑动着各国、各高校的教育神经,如临大敌,根源在于潜藏的话语权危机,以及教育机构的引领地位。正如诸多研究者、观察者所指出的那样,慕课教育的落伍,将面临着话语权争夺的失败,以及能否在开放教育趋势下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幸存[9]。诚哉此言,但也不能泛而论之,更不该一切向慕课看齐地唯慕课化!所幸已有一些研究者对此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辨析,从侧重实际教学成效和因地制宜、因需施教来看待与借鉴慕课的革新性价值,提出了侧重发展本地化慕课的建议。譬如香港大学MOOCs执行主席郭予光教授在接受《开放教育研究》的一次采访中就指出,从教学内容上,MOOCs和SPOCs(私慕,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侧重不同,MOOCs更趋向国际化,偏向知识的普及,而SPOCs则更注重结合具体教学对象进行有针对性的讲解[10]。
其次,如果就教育而论,那么应该让“教学成效”作为衡量教学优劣的唯一标准,或者终极标准!而不是迷失于各种技术的新颖夺目,理念的缤纷时尚。教育,是百年大计,容不得忽悠!教育,要脚踏实地、循序渐进,切忌盲目攀比与翻筋斗。而且,“教学成效”应该是教与学的相得益彰:如果单方面地强调学的成效,则教难以为继;如果过于追求教的受益,则本末倒置。就此而言,当前,无论是视频公开课,还是慕课(包括SPOCs),都有所偏废,需要引以为戒。事实上,虽然近几年国内外慕课快速发展,然而学习中断现象严重。虽然一门慕课的注册人数动辄几千,甚至上万,但真正完成学习并获得结业证书的人数非常少[11]。而这种现象与视频公开课网络学习现况,如出一辙[12]。
毋庸置疑,慕课的“易及性、优廉性、灵活性、交互性”不仅对传统的实体课堂教学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也确确实实地让原先因缺乏充分论证而一哄而上的视频公开课建设所存在的问题更加凸显,倒逼着我们不得不开始正视起来和直面以对,重新回到视频公开课建设的目的、价值和方法的讨论上来。但慕课所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亦不容忽视。因此,如何相互借鉴,扬长补短,有机结合并借鉴慕课理念与技术,辩证看待实体课堂、视频公开课与慕课的关系,厘清各自的价值、特点和相应问题,是进一步建设与发展好视频公开课的前提和关键所在。
二、加强视频公开课建设的策略
(一)慕课对视频公开课建设的启示
面对慕课的冲击,很多研究者指出,慕课的颠覆性在于其“大规模”、“公开”、“易及”和“普及”[13,14,15]。但在笔者看来,这与视频公开课其实并无多少本质上的差异。究其根本,其实并不在于教育理念(公开、廉价、便捷)上的区别,而在于具体的教学理念和支持理念。
对于视频公开课与慕课的差异和优劣,既有的一些流行认识过于表面。不少人认为,视频公开课,只是课堂搬家,将课堂通过录像搬到了网络上,受众看到的是名师给他的学生上课;而慕课,则是课程搬家,是通过精心设计的网络教学课程,受众是在听名师给自己讲课。一是看课,一是听课;一是给他的学生讲,一个给自己讲。似乎优劣高下顿现,毋庸置疑。实则不尽然。
这种认识混淆了两种课的目的,想当然地相提并论了。视频公开课的建设,本应是基于分享的共享,当然要以他的学生为主体导向,目的是课堂分享;而慕课本来就是为了网络学习而建设的网络课程,其目的是教师的共享(并不是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课程共享)。这也是曾经的慕课倡导者和先行者的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米切尔·邓奈尔(Mitchell Duneier),在其“社会学引论”慕课课程风靡网络(仅仅一年时间,选课学生遍布113个国家,多达4万人),风头正劲之际,毅然宣布退出慕课的根本原因———教师不能共享。想必米切尔敏锐地意识到了,教师共享而不断演化的一个最终结果,必然是教育机构的塌陷和知识的单一化或标准化。事实上,这也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们联名给桑德尔(Michael J.Sandel)写公开信拒绝其“正义论”慕课的根本原因与忧虑所在[16]。而一旦失去校园和校园文化的根基,以及知识的差异化和创造性,“教育”最终也就无从谈起。人们最后所能得到的“教育”,也就只有沦为市场化了的标准化知识商品的购买与消费了。
这对于我们反思视频公开课的建设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启示———不应该过于强调名师讲授的知识,而应该突出名师的教学过程、教学方法和分析问题的思路,以及对学习过程的有效介入与促进。就此而言,慕课的知识传授特性决定了其受众针对的主要是学生;而大学视频公开课的受众则兼顾了学生和进修教师,甚至可以完全以教师为主。对网络学习的学生受众而言,这种次生教学方式,不仅更为生动具有吸引力;而且其精心组织的师生互动、深入讨论,一方面能有助于受众在听课过程中不断培养思考意识,另一方面也能让相对深奥、枯燥的内容经由师生讨论的呈现而变得易于理解和吸收。对于进修教师受众而言,这样的视频公开课,则不仅是备课时的资料参考、教学参考,更是综合教学能力学习提升的最佳途径(且不局限于各自的专业课程,因为教学能力具有相应的普适性)。
也因此,听名师给他的学生讲课,不但不是视频公开课的缺陷,反而是不可或缺的要素。视频公开课的核心竞争力(价值)恰恰不是“视频”,不是“公开”,甚至也不是所谓的“名师”效应,而当是“师生共同授课”的次生教学方式———基于实体课堂的教师与学生的教学互动、讨论,而更深入、充分展开的授课方式(对学生受众而言)和授课示范(对进修教师受众而言)。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个要素在视频公开课中的价值,而不是把它当成“摆设”。这恰恰是目前视频公开课在理论研究和实际建设中最为人们所忽视的地方。
(二)更新视频公开课建设理念
“视频公开课是课堂搬家,慕课是课程搬家”的认识虽然强调了学习主体的重要性,却忽视了学习的情境性。听名师给自己上慕课,相比看视频公开课中的名师给他的学生讲课,确实更有主体感,但未必就能由此产生足够的吸引力而提升教学效果。实体课堂上的学生岂不是更有主体在场感,现实情况怎样呢?
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在视频公开课的建设中有机结合慕课以学生为主体的学习理念和课程设计技巧,来充分调动实体课堂的活跃性和增强网络视频课堂的吸引力,从而不断提高学习效果。至于“视频公开课的建设,应该注意对教师的包装,培养教师的镜头感和表现力,以增强视频课堂的吸引力”等类似的建议[17]。这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同样是由于对视频公开课的真正目的和价值所在缺乏深刻理解的想当然,南辕北辙。
能否具有足够吸引力,一方面在于内容,一方面在于教师;但更重要的则还在于教师与学生是否形成了良好的教与学的互动关系,也即具体教学过程的展开。如果不能形成这种良性互动关系,那么不论是传统实体课堂、网络视频公开课,还是慕课以及私慕(SPOCs),都无法保证教学效果。于此,实体课堂才具有真正的情境性优势,教师和学生可以即时地面对面交流和深入讨论(是否这么做则是另一回事),而这恰恰是慕课即便通过在线讨论技术也无法弥补的致命缺陷。因此,对于视频公开课而言,真正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在于如何在实体课堂教学中借鉴慕课的设计理念,加强优化这种师生互动的组织和设计,使得受众在视频公开课的学习过程中达到入戏的状态,能通过模拟他的学生的角色而一定程度地“身临其境”。
结合前述,视频公开课课堂上的学生这个要素就需要真正地参与到教学互动中了,而这恰恰是衡量一个教师教学方式和教学能力的关键。因此,视频公开课的建设,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知识的讲授,而应该更多侧重于基于知识讲授而展开的师生互动和研讨式教学。同样,名师或者名校的师生课堂的真正吸引力,也不在于其知识的含金量和教师的身份,而在于其传播知识的方法、基于知识的思考和相应的师生交流、研讨碰撞出的火花。对于教学而言,知识是客体化的,知识的讲解才是主体化的。客体化的知识在信息时代的今天是非常便捷就可以获得的,不足为贵;主体化的讲解才是独一无二的,弥足珍贵的。
(三)厘清视频公开课建设的目的与价值
进一步建设视频公开课需要在反思目前已暴露出的问题基础上,重新审视课程建设的目的和价值,明确自身的定位。在笔者看来,视频公开课应该扬长避短,突出课堂分享与资源共享目的;而不是与慕课盲目竞逐,提供网络课程,拓展网络教学。这既是视频公开课建设的目的所在,也是其所能发挥的价值所限。就视频公开课的课堂分享与资源共享而言,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核心价值、附带价值和辐射价值。对其不同层次的价值也必须有相应的正确认识,不可混为一谈,并在具体的建设过程中进行有机协调,力求相得益彰。
视频公开课的核心价值主要是与实体课堂的教学分享相对应的。在核心价值方面,从学生受众角度而言,一是感受名师风采,二是重点内容的学习和难点的释疑解惑,三是实体课堂的互动、讨论的引导与启发、示范效应。因此,相比一般的实体课堂教学,视频公开课的建设应该更注重在实体课堂教学中对各个知识环节的设计和安排,既要确保结构完整,又要力求清晰突出,以便于学生按图索骥,择其所需。在具体的讲授过程中,教师则需要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积累,对重点和难点部分进行精心设计;而对可能存在的疑惑之处,则可以通过实体课堂的互动和研讨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和激发其思考,同时还能由此拓展细节性的分析,增强讲解的生动性和吸引力。师生互动、研讨的过程,不仅有利于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同时也能激发受众的参与感,增强身临其境的效果,从而使受众真正体会到名师课堂的价值。从教师受众角度而言,希望通过视频公开课学习借鉴的主要是名师的授课风格、内容的组织方式和互动设计等等,也因此其核心价值在于经验传承、教学示范和榜样作用。
与资源共享相对应的则主要是视频公开课的附带价值。一门设计、制作精良的视频公开课不仅能提供优质的课堂教学分享,还应该具备优质的资源共享功能。从学生角度而言,这种资源共享,可以作为一种辅助课堂,有效补充其由于所在学校相似课程教学的不足而导致的知识缺失。从教师受众而言,则可以作为其备课的最直接相关又便捷的资料来源和方法借鉴。
此外,视频公开课的建设过程本身还具有一种辐射价值,即教师可以通过教学视频的录制来了解自己的上课情况,通过对授课具体细节的自我审视、反思,而发现问题与不足,不断提升教学水平与技巧。有鉴于此,即使不以建设视频公开课为目的,也应该多鼓励教师参与实体课堂的教学视频录制,甚至可以将其作为一种促进教学水平提高的制度性、常规性要求。教学视频的录制,不但有利于教师提高教学水平,也能帮助其积累视频课的录制经验,从而有利于更多的精品视频公开课脱颖而出。就此而言,这也是为视频公开课建设的精品化做好了基础性的储备。而且,与慕课建设会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经费不同,常规教学视频录制的花费极为有限。
当然,在明确视频公开课建设目的与价值的基础上,还必须具体结合课程建设的各个环节,因地制宜、因材施教,不断完善教育理念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时时贯彻精品化建设的意识,才能真正做好一门优秀的视频公开课。归根结底,要确保在质量上达到视频公开课的“精品化”,真正建设出目的明确、定位准确、设计合理、效果明显的精品视频公开课。这不但需要认真总结和分析,审时度势;更需要辩证看待实体课堂、慕课与视频公开课的关系,厘清各自的价值、特点和相应问题。同时,由此也能激发对于视频公开课和慕课热的冷静思考,辩证地看待现代教育技术在教学中的地位和价值,深入认识到教育的根本在于身教而不是言传(客体化的知识传输),理解教学的核心在于教与学的主体性和情境性的互动。这无论是对于视频公开课建设、慕课建设,还是实体课堂的教学都能提供非常有益的帮助。
摘要：文章从当前视频公开课建设存在的问题与面临的困境着眼,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强视频公开课建设的策略。
关键词：视频公开课,慕课,高校
困境与挑战 篇2
——《绿山墙的安妮》读后感
著名作家高尔基曾经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所以，一本好书，就像是人生道路上的一盏指明灯，指引你前进的方向。近日来，我读了一本名叫《绿山墙的安妮》的书，令我受益匪浅。
这本书讲的是主人公安妮是一个父母双亡的孤儿，在孤儿院里饱受冷漠。马修和玛丽拉是绿山墙农舍的一对兄妹，他们想领养一个男孩儿帮忙干活，结果阴差阳错，领来一位红头发，满脸雀斑的小女孩，她就是安妮。安妮差点被退了回去，可是她以自己的独特性格和感染力征服了马修和玛丽拉，也赢得了周围所有人的喜爱。
安妮是一个活泼好动，乐观的小女孩儿，一点没有女孩应有的文静的性格。她还拥有丰富的想象力，小脑瓜里总会蹦出奇妙的想法，但也就是因为这些奇妙的想法，闹出了不少忍俊不禁的笑话，弄得玛丽拉哭笑不得。
他们在一起快快乐乐地生活了四个年头。后来，安妮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女王专科学院，成为了教师。可好景不长，马修患上了心脏病，去世了。玛丽拉用眼过度，面临失明的危险。这两件事对安妮无疑是一个巨大打击，可她没有被困难击倒，反而乐观面对。
困难在每一个人的人生中都会时不时出现，关键是看你怎么面对：有些人，被击倒就爬不起来；有些人，却坚强地站了起来继续挑战。
我也遇到过困难。还记得上次体育课，老师测试我们的长跑能力，五分中之内跑一千米。我跑到五百米时就气喘吁吁，败下阵来。班上同学几乎都成功了。老师让没跑过的同学下次再跑，跑不过就要受罚。我心里想：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再努力一下，离重跑还有一段时间，要加强锻炼，我一定会成功的。
接下来的几天，我每天都在练跑步，让妈妈给我计时。刚开始，我也有点吃不消，累得要趴在地上，真想就此放弃。可我一想到安妮面对这样的困境，都认真面对，我这就要放弃？于是就打消了这个念头，继续练习。
测试的日子终于到了，我顿时感觉脚下生风，一口气跑完了全程。时间还多余了许多。
技工学校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篇3
关键词：技工学校；困境；挑战；职业教育
我国的技工学校很多都是在建国初期对失业工人实行转业训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时为了能够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对技术工人的大量需要，在学习前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将技工学校作为培养技术工人的主要形式。经过多年的发展，现在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技工学校教育体系，然而在日趋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技工学校也面临着新的困境与挑战。
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1.整个社会对职业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
在整个教育体系中，职业教育拥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与作用，但是因为当前社会上对人才的主流判断标准基本上仍然是学历的高低，再加上多年来所形成的“重学轻工”和“学而优则仕”观念所带来的影响，直接使得百姓形成十分强烈的“唯学历”意识。虽然现在很多人都已经意识到了社会上技能型人才紧缺的不争事实，但是现行的人才标准却使得很多学生和家长的择业观念与社会对人力资源的实际需求产生了十分严重的错位，特别是如今普高热、大学热的“大气候”使得職业教育的生源严重缩水。特别是在一些大城市中，虽然很少有人会说职业教育不重要，但是也不会有很多的人去选择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只能够在夹缝中求生存。
2.技工学校存在边缘化的倾向
如今，我国的技工学校存在两大不足：一方面，技工学校所提供的职业教育是作为普通教育的补充而产生的，而技工学校也是在这样的大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因此职业教育的先天不足直接导致了技工学校存在着一些先天性问题。另一方面，技工学校的发展一直没有能够得到社会上的重视，社会认可度较低，因此又存在着后天的不足。
3.技工学校的师资队伍建设相对薄弱
教师是直接与学生接触的群体，同时也是与学生接触最密切的群体。因此，任何的教育改革最后都需要落实到教师的教学中。但是因为各种原因，目前技工学校的教师队伍结构还不尽合理，
专业教师数量也很欠缺，现在的教师执教能力也存在一定的缺陷。究其原因是因为技工学校中的教师基本都是接受的普通高等教育，而对于职业教育的性质、特征和规律等都缺乏足够的理解。虽然现在的技工学校已经与企业建立起了一定的联系，但是想要由
企业直接抽调人来学校中进行指导仍然有着一定的困难，而且企
业中的技术骨干在学校中很难享受到职称、待遇、评优等方面的
优惠。
二、技工学校的出路
1.技工学校的办学应该要转为面向社会办学
如今的社会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并且民营、个体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都得到了大力的发展，很多的国有企业都已经转为私营，这就使得技工学校不能够再单一地面向国营企业。技工学校应该将整个校门面向整个社会打开，要致力于全民劳动者素质的提升。当前就必须要积极地为那些下岗职工排忧解难，为他们创造出更多的、更好的学习机会，提高他们的技能素质，帮助他们进行再就业，这样技工学校能够有效地拓展自身的生源，同时还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同感，为自己的技工教育开辟出一个新的天地，这样还能够形成一个“培训—就业—再培训—再就业”的良性循环。
2.办学要由单一技能教育转向全面的素质教育
长期以来，大多数技工学校的都是在培养单一技能的“中级工”，这样就使得所培养的人才难以适应现在的要求。那些下岗后有能力进行再就业的人都是具有良好的基础素质、复合型技能和创业能力的人。而且从社会对技工人才的需求来看，技校毕业生不仅仅需要具有较高的技能水平，同时还需要具有较强的个人社会能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心理承受能力、转岗转业能力、适应和掌握新技术的能力等多方面的综合职业素质。因此，技工学校应该以培养这类人才为目标来开展教学工作，为社会培养出更多的“复合通用型人才”。
3.技工学校需要形成高效灵活的多功能、多层次的办学模式
技工学校需要对当前的办学模式进行改革，提高办学的灵活性与适应性。设置专业时要多考虑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尽可能地使得人才的培养能够做到“产销对路”。但是要明白的是劳动力的市场需求不可能永远不变，这就要求技工学校的专业设置与选择上要具有一定的应变能力。在教学内容的设置与方法选择上，要适当地增加实践性环节的比重，但是也不能够忽略理论教育，要尽可能地使得培养对象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通过职业指导课来帮助学生就业。同时在教学形式上也要尽可能的灵活多变。
国家已经步入“十二五”，在未来的国民经济发展中，职业教育将有着更加重要的地位，技工学校必须要抓住机会，突破传统的职业教育的框架和模式。技工学校不仅仅需要自己努力克服各种困难，社会上下也应该要多关注，为技工学校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
参考文献：
［1］陈建康．浅谈技工学校如何发展［J］.中国科技信息，2011.
［2］姚玮．改革创新是技工学校发展的出路［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0.
（作者单位 陕西省安康市技工学校）
困境与挑战 篇4
生命教育在教育领域中是比较“年轻”的,直到20世纪下半叶, 西方国家才陆续提出了生命教育和主张“对生命有敬畏之心”的道德教育。1968年,杰·唐纳·华特士(J.Donald.Walters) 最早开始倡导和践行生命教育(Education for Life),并将其视为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我国近二十年的生命教育研究和实践看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生命、尊重生命[1],并试图理清生命与教育的关系[2],进而提出了生命教育的若干建议[3]。在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导下,部分省市(如上海、辽宁、湖南)也进行了生命教育的实践,较好地推动了我国儿童生命教育的发展进程。但不可否认, 我们目前仍缺乏具有针对性的、科学有效的留守儿童生命教育内涵、 内容、形式等的研究成果,更缺乏对农村留守儿童生命教育的实践和实验研究,专业师资也异常短缺;加之传统文化“讳谈生死”,导致无法将西方的实践经验直接“拿来”,这些都使得我国的农村留守儿童生命教育基本停留在空白阶段。
鉴于以上现实背景,本文着眼于农村留守儿童生命教育的实践困境与挑战,对留守儿童生命教育的基本构成和实施途径进行探讨。
一、农村留守儿童生命教育的困境与挑战
1.留守儿童生命教育亟需操作性定义
我国目前关于生命教育的内涵多集中在理论领域的探索,主要有生命教育是一种生活教育、生命教育是一种全人教育、生命教育是一种道德教育等观点[4,5,6],在生命教育的实践取向上也存在伦理道德取向、安全健康取向、挫折教育取向、生死教育取向等争论[7,8,9,10]。因此,观点和取向的不统一导致了留守儿童生命教育操作性定义的缺乏,这就造成了在生命教育的教学实践中容易出现用安全教育、道德教育和健康教育等代替生命教育的现象。
实际上,西方国家对生命教育内涵的实践性建构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以美国为例,美国中小学的生命教育旨在使学生意识到自我生命内涵的多面性和丰富性,正确地体会与认识生命的可贵,确立正确的生活态度与目的。[11]再如,英国的生命教育以全人培养和全人关怀为核心内涵,关注学生的生活[12]。不难看出,西方的生命教育都是个体价值本位的,它以学生的需求和关心的事物为基础,将社会需求和个人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形成了立体性、多样性和完整性的操作性内涵。因此,留守儿童的生命教育也应从年龄、性别等因素出发,建构起立体、多样、完整、系统的留守儿童生命教育操作性定义。
2.留守儿童生命教育缺乏针对性内容
目前在生命教育实践中规定具体明确、体系结构完整的省市主要有上海、辽宁和湖南,它们分别出台了文件,将生命教育纳入了国民教育的总体规划,实现了中小学生命教育内容的具体化、规范化和标准化。以上海为例,小学阶段的生命教育着重帮助和引导学生初步了解自身的生长发育特点,树立正确的生命意识,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但不可否认的是,鉴于这些文件缺乏针对性,因此往往不能发挥最大的有效性。不仅如此,由于留守儿童缺少父母的陪伴和监护,其安全、自尊建立等问题要比一般的孩子更为突出,特别是溺水、性侵害、药物误用或滥用等问题更为高发,因此,留守儿童生命教育对科学有效、针对性强的教学内容有更为迫切的需求。
3.留守儿童生命教育缺乏专业化师资
教师是留守儿童生命教育的主要实施者。留守儿童处于不完整的家庭教育中,往往会比一般儿童更依赖和崇拜教师。因此,教师关于生命教育的专业知识与观念会极大地影响留守儿童生命教育的效率与效果。在具体实施中,由于生命教育的内涵丰富、内容众多、 形式多样,教师不仅要具备生命情怀、学会生命关怀、发展生命智慧, 还要学会如何选择日常生活事件供学生讨论,在阅读中指导学生认识生命的价值,在传统文化视野、 生态文明视野下汲取智慧与精华; 不但要在显性课程(如自然、体育与健身、品德与社会等)中进行生命教育,而且要掌握在专题教育、 课外活动中渗透生命教育的方法, 这些都对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但遗憾的是,专业化师资的缺乏使得留守儿童生命教育的效果和效率低下。
4.留守儿童生命教育中讳谈死亡教育
生和死是人生必然需要面对的问题,生和死本为一体两面,因此生命教育与死亡教育也应当是密不可分的。但由于我国传统文化中对死亡的避讳,孔子也曾说过 “不知生,焉知死”,于是,便有学者用“生死教育”代替了死亡教育的称谓[13]。即使是始于80年代的内地死亡教育研究,从研究方法来看多为理论探索,对死亡教育的实证研究特别是实验研究少之又少[14]; 从研究视角来看也多从医学和健康角度出发,着重研究临终关怀或幼儿死亡教育[15]。也有学者对中外的死亡教育进行了差异比较[16]。 另外,留守儿童生命教育往往以确立理想、展望未来、充实自我等内容为主,而没有正面死亡、接受分离的相关内容[8,9,10]。可见,死亡教育在我国的留守儿童生命教育乃至于生命教育中是避讳的。
从近年来的统计数据来看,意外伤害是0~14岁儿童的首位死因,15~24年龄段青少年的死亡原因中自杀居于首位[17];青少年杀人、伤人、虐杀动物的新闻也时见报端。这说明避谈死亡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死亡意识淡漠,进而漠视自己、他人和动物的生命。因此,只有帮助留守儿童正确认识死亡,才能将生与死的“一体两面”补充完整,才能帮助其珍惜生命,进而使留守儿童的肉体生命和精神生命达于完善,促进其生命质量提升及个人发展。
二、农村留守儿童生命教育的实施愿景
1.留守儿童生命教育的基本构成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和《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以下简称 《纲要》),结合留守儿童的实际情况,可将留守儿童生命教育分解为尊严教育、生死教育和安全教育。
(1)尊严教育:悦纳自我
自我悦纳一般是指个体能正确评价自己、接受自己,并在此基础上使自我得到良好的发展。留守儿童生命教育中的尊严教育就是为了让留守儿童在悦纳自我的基础上,关心他人,喜欢自然界的事物。第一,应让留守儿童喜欢自己, 接受自我的性别,了解自己的独特性,从优点与缺点两方面找出真实的自我,并接纳自己的优点与不足,在此基础上努力改进和完善自己,发展潜能,从而建立自尊与自信。第二,在自尊与自信的基础上乐于和同学交往,懂得关心同学和家人,尊敬、理解和感恩父母。第三,认识和亲近大自然,爱护环境, 珍惜自然资源。
(2)生死教育:充实自我
生死教育主要是让留守儿童了解生与死的意义,从而认识生命、尊重生命和珍惜生命,活得自信、自尊、充实,最终加强留守儿童的生命保障力度,提高生存质量。 借鉴台湾和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 可将生死教育分解为以下内容:第一,帮助留守儿童认识生命,知道死亡的意义,明白器官移植手术与安乐死的争议,进而欣赏生命的丰富,了解生命的可贵;第二,协助留守儿童掌握如何珍惜生命与尊重生命的方法,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第三,引导留守儿童用爱心经营生命及思考生命的方向,明白“善良”和“良心”是人的特质,培养正确的人际交往观和自省的方法;第四,引导留守儿童接受痛苦、困难、死亡与分离都是生命的一部分,协助留守儿童用积极的态度和方法去面对痛苦、困难、死亡与分离等带来的失落、彷徨等负面情绪。
(3)安全教育:保护自我
根据《纲要》,中小学校园安全教育主要包括食品卫生安全、校园暴力、消防安全、自然灾害安全、交通安全、校舍安全、心理安全、网络安全、文体安全等。针对留守儿童相对缺乏监护人约束的特殊性,应在以上基础上着重帮助留守儿童掌握安全知识与技能,形成安全意识,提高保护自我的能力。第一,学会面对意外情况与自然灾害的预防和处理方法,特别是掌握溺水、 交通意外等意外预防和处理措施, 了解安全用电、用火、用水、用气等的办法;第二,注意良好饮食习惯的培养,形成较好的卫生习惯,拒绝烟、酒、色情和毒品的诱惑,科学使用网络,避免网络成瘾;第三,学会用恰当的方法保护自己,避免受到性侵害,学会辨别坏人的方法, 学会应对敲诈、恐吓等突发事件的方法。
2.留守儿童生命教育的实施途径
一般认为,中小学生命教育应有机渗透在学校教育的各个学科与环节,利用校园文化,在课内课外开展形式多样的专题教育,进而拓展留守儿童生命教育;最后,还应营造和谐的学校、家庭、社会环境,进而促进留守儿童生命教育的质量与效果的提高。
(1)在学校教育中渗透生命教育
首先,设计具有针对性的生命教育课程。就国内而言,目前还没有省市有专门的生命教育课程,关于生命教育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小学的自然、体育与健身、品德与社会等学科,初中的生命科学、科学、 思想品德、社会、体育与健身、历史等学科,高中的生命科学、思想政治、社会、体育与健身、历史等学科中。由于留守儿童生命教育需要特别强调尊严、生死和安全教育,如果也将之割裂开来散落在各个学科中,将不能凸显针对性,还会影响教育效果。因此,需要在小学教育中设计具有针对性的生命教育课程,以尊严、生死和安全教育为主线,挖掘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中显性和隐性的生命教育内容,分层次、分阶段地培养留守儿童认识生命、尊重生命和珍惜生命的态度和意识。
其次,推行具有整合性的综合课程体系。在这里,英国的成功先例可供借鉴。从2008年8月起,英国建立了以促进学生灵性、道德、 社会与文化发展为主轴的公民教育综合课程(即生命教育综合课程体系),主要包括个人、社会和健康教育。[12]因此,鉴于留守儿童的生命教育内容的广泛性和形式的多样性,可将自然、体育、社会、科学、 历史、生命科学等课程的相关内容进行整合,组成全面、科学、系统的生命教育综合课程体系。
最后,充分利用校园文化拓展生命教育。校园文化对于学生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还应充分利用学校各项专题教育、班团队活动、节日和纪念日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等多种形式,从留守儿童的兴趣、经验、传统文化、社会热点问题出发,积极创造条件,关注留守儿童的年龄、性别差异,拓展生命教育的深度与广度,提高生命教育的有效性和整体性。
(2)在社会环境中加强生命教育
困境与挑战 篇5
一、资本约束与资本缺口
（一）从规模约束到资本约束
农业银行同国内所有银行一样，在新的资本监管要求下，正面临着新的巨大的考验，首先就是监管标准从规模指标控制到资本充足率约束，从资本软约束到资本硬约束的考验。
中国农业银行于1979年2月恢复成立，作为一家城乡并举、联通国际、功能齐备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一方面受到人民银行信贷规模限额管理，因而关注更多的是如何尽快扩大规模，做大做强；另一方面受外部竞争环境和竞争对手的影响，相比较之下，农业银行更为关心的是存款的规模、资产规模的扩张速度以及网点的覆盖，以存款排“座次”，以规模论“英雄”，并不太考虑风险资产的权重和对资本充足率的影响。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银行自身发展中追求规模扩张的内在冲动，农业银行取得了飞跃性的发展，增长速度之快、影响之大，引起金融同业和媒体的关注。
各项业务快速增长的背后，就是银行资本充足率的下降。在中国加入WTO之前，监管当局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并不是十分严格。中国银监会的成立，特别是监管标准逐步与国际接轨，监管当局将8%作为资本充足率达标的底线，机构的审批、業务的拓展都以此为主要依据，迫使商业银行在发展的同时不能不考虑到资本充足率的约束。
（二）资本缺口及成因
在资本约束刚性化的同时，我国包括农业银行在内的商业银行又面临着资本缺口刚性化的考验，导致银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资本困境。根据现行的资本监管口径计算，即从资本中剔除专项准备、其他准备及当年利润等传统项目，并且对尚未提足的贷款损失准备也从资本中扣减等，如果要使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达到8%的最低要求，则我国主要银行金融机构的资本缺口约为2.4万亿元，如果要达到10%的稳健水平，则缺口将达到2.7万亿元。如此巨大的资本缺口，对银行经营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造成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缺口如此巨大的主要原因，是传统的片面追求规模增长的经营方式。
首先，信贷规模的急剧膨胀消耗了大量资本。长期以来，投资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在投资中银行贷款一直扮演着主力的角色。
其次，信贷结构的不合理加快了资本的消耗。由于信贷资产业务的风险权重不同，因而所需要的资本也各不相同。特别是银监会《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进一步与国际接轨，表内资产风险权重大幅提高，有八类资产项目风险权重出现较大变化，如房地产抵押贷款的风险权重由50%调至100%；国有特大型、大型企业保证贷款风险权重由50%、70%调至100%；对逾期90天以上的专项拨备后风险权重不足贷款余额20%的企业贷款未担保部分，在扣除专项拨备后风险权重为150%等。而我国商业银行贷款的大部分都是投向企业，同时近年来房地产业也一度成为银行信贷追捧的“热点”行业。按照新的监管要求，这部分贷款必然要消耗大量的资本。
最后，大量的不良贷款侵蚀了银行资本。由于盲目追求规模扩张，加之风险控制体制和风险控制体系的不完善，不良贷款成为我国商业银行的沉重包袱，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更是被不良资产“包袱”压得步履艰难。
综上所述，导致资本缺口的原因虽然各不相同，但是都以客观存在的事实表明，资本缺口的不断扩大，正在逐步威胁着我国银行业的稳健发展，而导致资本缺口产生的根源则在于传统的银行经营方式和落后的风险意识。
（三）资本约束对农业银行发展的影响
一方面是资本约束在加强，另一方面则是资本的缺口在增大，这使得农业银行的发展面临着新的严峻考验。
二、资本补充面临的困境
根据监管部门的要求，尽快提高资本充足率，使之符合要求，已成为我国商业银行无法回避的问题。但是，同样令我国商业银行尴尬的是，现阶段资本补充又处处受到制约，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资本补充的艰难。
（一）银行积累补充的有限性
依靠银行自身的积累来补充资本，这首先，从内部补充资本的有效途径，也是国际上中小银行较为通行的做法。但是，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现状决定，依靠自身内部的积累补充无法满足资本增长的需求。
首先，盈利水平有限。相比较国外先进的银行，我国商业银行的盈利水平明显偏低，收入结构单一，基本依赖于存贷利差，中间业务收入少，年创利的绝对水平较低。按照国际标准，银行业的中间业务收入一般要达到营业收入的15%以上，经营较好的商业银行资产利润率一般要达到1.2%～1.5%，相比较之下，我国银行业的盈利能力偏低，必然影响到对资本的补充，何况还有必须做的每年对股东的分红。
其次，中国银行业的税率较高，虽然1997年银行业所得税税率从55%下调到33‰但是，同期营业税率则由5%调到8‰从2001年起营业税税率每年下调1jj；，降至目前的5%，但与国外商业银行相比，我国银行业的税负依然偏高，尤其是营业税。美、日、英、法等国对银行均不征收营业税，即使征收营业税的国家，其税率一般也仅为1.2%一4‰而且与国外相比，我国商业银行的纳税基数较大。在所得税方面，还存在着中外资银行税负不平等的问题，外资银行除了享受特殊的减、免、退所得税和税前扣除政策外，所得税税率仅为15%，不到中资银行的1/2。较重的税赋，必然严重地影响到银行的盈利能力。
最后，定价水平偏低。受传统经济体制及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对银行业的收费价格一直采用统一定价或实行国家指导价，价格偏低，尤其是服务性价格，基本不收费或者少收费用。如目前银行代理的各类收费项目，多数是无偿地“为人民服务”，有的收费还会遇到客户方的强烈抵制，不久前深圳地区商家与银行间发生的POS机扣率之战，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直到NISA组织出面澄清，中国商家的扣率是最低的时，商家才善罢甘休。银行收费价格水平低，这也是导致中国银行业中间业务收入长期偏低的重要原因。
（二）资本市场补充的局限性
通过资本市场募集资金补充资本是银行补充资本的一个非常有效率的途径。但是它又受到诸多限制，而且效率极低，所以通过资本市场补充资本同样存在着局限性。
首先，股权分割削弱了资本市场的“输血”功能。股份分置是中国资本市场上的一个特有现象。法人股、流通股的并存，由于认购的价格不同，导致每次融资的结果都是法人股获得的好处要大于流通股，从而导致代表流通股的中小股东与大股东的对立，每次增发，都会遇到来自流通股股东的联合抵制，并被斥为“恶意圈钱”。
其次，资本市场的诸多限制影响到资本补充的效率。我国对正在发育中的资本市场实行严格的管制措施，对股票融资采取核准制，对债券融资实行审批制，这使得资本市场融资周期较长，资本补充效率受到较大影响。如有关法规要求，两次融资的时间间隔要经过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目的是让监管部门了解上次募集的资金使用是否得当；无论是增发新股或是可转换债券，均需要50%以上流通股的股东同意……繁杂的环节，导致市场年融资补充资本操之过急。
最后，资本市场难以承受银行业的巨额融资。目前，我国国内上市的银行为深圳发展、浦东发展、民生、招商、华夏5家，其融资总量应该说还是有限。但是，如果是包括工、农、中、建和交行在内的五大银行都试图走国内市场融资来补充资本，那么市场显然是难以承受的。交通银行上市前夕国内股市应声大跌，就是生动写照。
（三）股东对资本补充的制约性
在建行、中行、工行相继股改并成功上市后，2007年年初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了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总体要求，这对农行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但是，从股份制银行的发展来看，股东的相对集中，在一定程度上又会制约银行的发展。众所周之，投资者——股东的目的是使资本收益的最大化，在促使银行不断提高资本回报的同时，原有的股东为了不使自己拥有的资本摊薄，收益受到稀释，不希望增资扩股、股权分散，即使扩股也只希望优先照顾老股东。
三、资本约束形成的挑战
中國银行业监管委员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实施，对现行我国银行业的经营管理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对传统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提出了挑战，这种挑战主要表现在：
（一）资本约束对传统经营理念的挑战
首先，对银行资本经营管理的挑战。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中，我国银行业经营者几乎没有资本金、资本充足率的概念，更谈不上资本的经营管理。但是，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在资本约束强化条件下，资本不仅被看作是银行风险防范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且资本是有偿的，资本是有限的。按照这一理念，作为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业务要强调发展，但并不是发展得越快越好、规模愈大愈有竞争优势，尤其是资产业务的发展更是如此。实践证明，盲目地追求速度、规模，往往会忽略资本对风险的覆盖，往往会忽略内控管理，对银行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结果只能是自食恶果。当然，实施资本管理，树立资本管理的理念，并不是不要发展，而是强调在资本约束下的协调发展、稳步发展、可持续发展。
其次，对银行的风险认识的挑战。银行是一部加工风险的机器，每天都在经营着风险。过去，我们对“银行赚的是利差，赔的是本钱”理解并不深刻。事实上如果不是国家的支撑，我国国有银行近2万亿元的不良资产，足以使银行倒闭，社会动乱。资本意识的淡薄、风险理念的匮乏，是导致我国银行业巨额不良资产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资本约束的加强，控制风险、防范风险、化解风险乃至最后经营风险，则成为银行经营中的重要课题，因为风险影响的不仅仅是银行的盈利，而且会侵蚀银行的资本，影响到银行的稳定性。
最后，对银行盈利认识的挑战。受传统经营理念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银行业关注的是发展规模与发展速度，而不是盈利的能力，规模大的银行、发展快的银行往往受到青睐。正是受此观念的影响，才导致在银行业竞争中出现了“不惜血本拉存款”“零费率结算”“办卡送现金”等背离企业经营一般常理的“闹剧”。作为企业的银行，忘记了自己的经营目的。事实上，资本约束告诉我们，资本是有偿的，使用资本必须有回报，无偿使用资本的时代已经不再复返。银行尤其是作为商业银行，必须讲求盈利，追求资本的回报，这不仅仅是监管部门的要求，更是股东的要求，是资本的本性所在。
（二）资本约束对银行经营结构的挑战
在我国传统的银行经营理念支配下，由于考虑的重点不是盈利能力，不是资本的消耗，而是发展的规模与速度，与其相适应的经营结构也就侧重于体量大、见效快的批发业务。零售业务、中间业务常常只是处在配角的位置。随着资本约束力度的增大，传统的经营结构正面临挑战。
传统体制下的银行机构设置，天平倾向批发业务，通常设有专职负责营销的公司部（处），专司信贷风险审查的信贷部门，有的甚至更加细化为项目信贷（中长期贷款）、流动资金信贷部门等。结算通常有专职的会计部门，还有国际业务部门等等。不仅分工细致，而且通常是人力资源配置的重点。相比之下，零售业务不仅部门单一、势单力薄，而且人员配备也相形见绌，使局外人一看就会发现问题轻重的症结。业务结构也存在“重批轻零”的倾向。客观上说，在银行业利润主要来源于存贷利差的条件下，对公批发业务由于体量大、见效快等特征，不仅是盈利的主要来源，而且相对于业绩考核，成绩更为明显、突出。但是，作为资产业务来说，批发贷款对资本的要求，往往是零售贷款的一倍还多，所以从资本占用、资本约束的角度来考虑，业务结构必须作适当调整。另外，传统的银行客户结构与业务结构相匹配，基本是以大型企业客户为支撑，对公业务中的中小客户、零售业务的客户长期处于从属地位，从客户关系的维护上，也体现出重大客户、轻小客户的现象。但是作为大企业的客户，在市场经济中往往与银行处在不对等的位置，由于其资金流量大、风险低，成为各家银行争夺和“追捧”的重点，相应之下企业对银行的挑剔度也就高。银行对这类企业几乎不存在溢价能力，低风险、低效益，成为必然。但是，从资本占用的角度，大企业只要是非国家重点基础设施，其风险权重为100‰相比之下，资本占用高，但收益低。从收入结构反映出，在以存贷利差为银行主要收入来源的现阶段，利差仍然是银行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但伴随着资本约束的增强、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大企业直接融资渠道的开通，仅仅依赖利差收入将使银行业步履艰难。与国外银行业相比，2D03年美国银行业的非利息收入达到1864.81亿美元，对经营利润的贡献度达到47.6%，在香港、台湾地区，则接近30‰而同期我国14家全国性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比重只占到4.76%，显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和提升的空间。转变传统经营方式，提升中间业务收入占比，将成为资本约束条件下商业银行的必然选择。
（三）资本约束对风险控制的挑战
资本作为银行抵御风险、吸收损失以及保护存款人利益的最后一道防线，银行的资本与风险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克里斯·马滕在《银行资本管理》一书中指出，银行作为金融机构本身跟风险连在一起，为了获得成功必须寻找风险，“如果他们逃避风险，那么他们就不再是金融机构而逐渐消亡”。
银行的风险，通常是指多种不确定因素对银行盈利性造成的负面影响，根据新《巴塞尔协议》，银行的风险大致可分为信用风险、市场风险与操作风险三大类，其中受到资本充足率影响最直接而且最大的就是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通常是指客户不能正常履行合约或信用等级下降的风险，从而导致银行债权受到损失或有潜在的损失。在我国银行业经营实践中，信用风险是我国商业银行经营中遇到的最大的风险，也是造成损失最大的风险，其中国有商业银行剥离和核销的大部分不良贷款，都源自于信用风险。对目前的农业银行来说，不良资产的绝大部分同样也是由于信用风险所致。风险对银行来说既然无法回避，管理和控制风险就成为银行经营的重点课题，而管理好信用风险则成为重中之重。
困境与挑战 篇6
一、目前法院民事法官对电子证据的应用困境
(一) 缺乏统一审查标准
关于传统证据的法律规则已经日趋成熟, 因此, 法官判案时对电子证据的审查标准和依据只能依据传统证据的相关规定, 当传统证据规定不适用于电子证据的情况下, 大多数法官是依据经验来进行审判。
(二) 判断电子证据证明力的能力有限
民事法官对电子证据的把握难度大, 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电子证据的专业性和隐蔽性。以笔者所在法院为例, 全院民事法官26名, 其中具有理工科背景的有2名, 基于这种情况, 法官判断电子证据证明力与否和证明力大小的能力十分受限。
(三) 现行法律对电子证据尚无统一定论
虽然新《刑事诉讼法》和新《民事诉讼法》中将“电子证据”列为证据的一种, 但与其相配套的法律法规还未跟上。
二、电子证据的审查规则
因为没有系统的电子证据相关审查规定, 笔者在这里浅谈一下所在法院, 民事法官在司法实践中是如何在审理阶段对电子证据加以审查, 以分析判断其是否具有证明力和证明力的大小。
(一) 真实性的审查
1. 审查方法
一是自认。当事人一方提交电子证据时, 通过庭审现场一系列的现场操作和演示, 如果另方当事人没有提出异议, 那么该证据属于双方都认可的状态, 法官一般认定该证据具有真实性。二是公证。若公证机关在诉前对电子证据进行了科学和合法的公证, 公证过程主要是通过连续性的录像方式所展示给法官, 则法官是完全信任公证机关的。三是鉴定。当电子证据的真假不定时, 法官可以邀请具有专业资质和技能的机构和人员利用相关技术手段对电子证据进行鉴定, 必要时要求机构代表和工作人员在法庭审理时作出充分的鉴定说明。四是比较。法官在审理案件时, 从一个独立的电子证据中无法直接判断出它的真实性, 但是可以通过将这个独立的电子证据与案件的其他证据相结合、相对比, 通过综合分析来判断。
作为基层法院, 民事法官主要采用自认和公证两种方式。
2. 审查内容
审查内容因审查方式的不同而不同。自认的审查内容包括现场操作和演示步骤;公证的审查内容包括公证书等;鉴定的审查内容包括专业机构和工作人员的陈述;比较的审查内容包括独立的电子证据与案件其他证据之间的关系等。
(二) 关联性的审查
关联性的审查关键在于电子证据的内容欲证明什么事实, 该事实是否是在案件中为实质性问题, 内容对解决民事纠纷有无实质性的意义。关联性的审查与法官的审判年龄和经验有直接关系,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将会根据个人经验而导致尺度大小不一, 甚至不同地区、不同法院、不同法官对同案中同一个电子证据的认定都可能不一样。
(三) 合法性的审查
证据的合法性是证据的核心, 是证据在法律上能否允许其作为证据的资格, 是证据能否成立和被采用的关键因素。 (1) 根据电子证据真实性审查的判断环节, 判断电子证据的合法性主要是在前者的判断环节中审查这些环节中是否出现了不合法的因素, “以及这些不合法的因素是否足以导致必须将这以证据排除” (2) 。
三、电子证据证明力的认定标准
证据的证明力“是指证据在证明待证事实上体现其价值大小与强弱的状态或程度” (3) , 法官在考察电子证据证明力时, 关键是要确定证据在多大程度上对案件事实起到证明的作用。在司法实践中, 通常法官评判个案中电子证据的证明力大小一般是凭借自己的审判经验。
(一) 关联程度的认定
关联程度的认定通常是将电子证据与案件的待证事实联系在一起, 研究两者间联系的密切度, 从而衡量证明力的大小。有学者认为, 在判断电子证据与案件的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程度如何,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一是所提交的电子证据予以证明怎样的待证事实, 二是该事实是否为案件的实质性问题;三是所提出的电子证据对解决案件中的争议问题有多大的实质性意义。 (4)
(二) 可靠程度的认定
可靠程度的认定是应当从电子证据的真实程度和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真实程度入手, 加上与其他证据、案情的关联程度, 来判断电子证据的可靠程度。司法实践中民事法官在对可靠程度的认定上不能单靠自由心证主义, 还需借助外力。
(三) 完整程度的认定
电子证据完整程度的认定主要是审查该证据所表现出的信息内容是否受到了恶意的篡改和攻击。完整程度的认定也需要求助于相关的技术专家。
四、立法建议
我国应当借鉴外国一些设计电子证据的电子商务立法, 在现有法律体系增设涉及电子证据的相关法律。
(一) 明确电子证据的审查规则和证明力的认定标准
电子证据的审查规则和证明力认定标准是案件审理公平公正的关键, 因此应尽可能的缩小民事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 在立法上明确电子证据的审查规则和电子证据证明力的认定标准至关重要。
(二) 建立多层次、体系化的电子证据法律规范
从国际上和国外的电子证据立法情况来看, 立法内容有详有略, 详略得当, 出发点是法理性条文与操作性条文结合, 旨在构建多层次的电子证据法律规范。同时“电子证据立法应有主有次, 以点带面” (5) , 这样才能保证电子证据具有广泛的适用范围和在法律适用中运用自如。
(三) 建立电子证据的公证机制和鉴定机制
考虑到电子证据多媒性、专业性和脆弱性的特点, 民事法官关于电子技术知识的受限, 以及追求电子证据最大限度的真实性、合法性、可靠性, 还原案件事实真相, 应当建立一套科学、完备的电子证据认证机制。该认证机制建设主要包括“ (1) 建立各级认证中心, 负责发放和管理数字证书。 (2) 建设数字签名系统, 提供对信息来源的确定并能检测信息是否被篡改。 (3) 发放数字证书, 在网络中标识各方身份。” (6) ;认证主体包括专业性强的电子证据公证机构和鉴定机构;认证客体包括对电子证据在各环节中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以及关联程度、可靠程度和完整程度。
注释
11 李汉昌.论证据的合法性[J].法商研究 (中南政法学院学报) , 1999 (5) :8.
22 何家弘主编.电子证据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2:30.
33 何家弘主编.电子证据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2:134.
44 何家弘主编.电子证据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2:150.
55 刘品新.中国电子证据立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184.
困境与挑战 篇7
一、新形势下基层央行履行金融稳定职能面临的挑战
当前基层央行维护金融稳定工作面临着诸多挑战,既有经济金融运行中的风险隐患积聚,又有识别和化解风险的低效率,还有受金融改革和创新节奏加快的新冲击。
(一)当前基层地区隐藏着众多风险隐患,影响区域金融稳定
一是部分领域和行业受国家政策调控影响大,风险突出。受政府融资平台清理规范,一些地市县域政府财政支持力度有限,融资平台贷款偿付风险加大。在继续严格执行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背景下,部分控制成本能力较弱、资金实力不强的房地产企业财务状况有所恶化。受国内外经济增速放缓,订单减少,生产成本上升,产能过剩等因素的影响,船舶、光伏、纺织等行业中的部分企业出现停工、半停工情况,生产经营较为困难。
二是银行业金融机构潜在风险不容忽视。部分农村法人机构管理不够规范,信贷台账缺失、贷款手续不全、合同管理不严、风险管理流于形式等现象依然存在,信贷资产质量出现下滑态势。一些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客户、行业贷款集中度、存贷比偏高,流动性风险较大。另外,商业银行表外业务资金最终大都流向信贷政策限制领域,隐含风险不断积聚。
三是证券行业经营风险加大。受宏观经济下行,原材料、人工成本上涨等因素影响,部分地市县域上市公司出现持续经营亏损。基层地区证券公司产品同质化竞争严重,盈利模式单一,经营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和周期性。部分中小证券公司采用不正当竞争方式争夺市场份额,个别营业部违背监管规定,使用过低佣金争夺大客户,部分经纪人无执照展业或多人挂靠一个执照开展业务、代客理财。
四是保险市场秩序混乱。部分保险公司重业务拓展轻风险管理,人员变动过于频繁,险种结构不平衡,盈利能力持续下降,业务增长不容乐观,违规经营现象较为普遍。部分保险公司不严格执行审批备案条款,费率、手续支付不规范。还有一部分公司不履行告知义务、高保低赔、银保销售不规范、给予客户佣金回扣和代客户签名。一些寿险公司因“保单受益低,到期给付慢”等,而引发的满期给付客户吵闹事件时有发生。
五是非银行融资机构蕴含风险隐患较大。近年来,地市、县域非银行融资机构获得快速发展,违规经营现象较为普遍。部分融资性担保公司对外放贷违规募集资金,有的办理完注册验资手续后立即抽走资金,有的担保资金使用不规范,用于投资固定资产或民间借贷。部分小额贷款公司违规募集资金,公司治理制度不完善、股东关联交易多、贷款集中度高。部分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跨区域经营,没有建立规范的财务报表制度,未按规定提取风险准备,抗风险能力较差。一些典当行超范围经营,变相吸收存款或高息集资,违规发放贷款。
(二)基层地区监管体系不健全,降低了及时识别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效率
当前基层地区金融监管体系建设远落后于金融业实际发展。不够健全的监管体系,致使基层央行难以及时有效掌握风险信息,降低了及时识别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和效率。目前绝大多数地市和县一级没有证监会、保监会派出机构。银监会派出机构也仅设立到地市一级。跨行业、跨地区、跨机构的金融监管更是处于“真空”状态。同时,对于近年来发展较快的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融资性担保公司等具有融资功能的非金融机构,受人员、专业经验和法律地位的限制,导致部分机构违规经营行为难预防、难调查、难取证、难监管,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基层地区金融风险。
(三)金融改革与创新为维护区域金融稳定带来新冲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的力度明显加大。随着市场规则、市场主体、市场行为、市场环境的变化,必将进一步提高金融业活跃程度,但同时也必然给现有的金融体制带来一定程度的冲击,为维护区域金融稳定带来新的挑战。一是利率市场化的深入推进,利差收窄、盈利空间缩小,冲击中小法人金融机构传统的经营方式、盈利模式和生存空间。二是降低金融行业准入门槛,鼓励民营资本参与银行业,村镇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小贷公司等新型银行和金融组织可望得到加速发展。民营资本大量进入金融领域,如果没有相应的监管措施及时跟进,加大基层地区风险隐患。三是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将影响传统金融。信息科技特别是云计算、大数据、移动支付等的快速发展为互联网与金融深度融合提供了重要支撑,同时也带来新兴金融主体的企业性质、资金来源、授信依据、准入门槛等多方面与传统金融较大差异,以及网络本身的风险,会加大金融风险爆发的可能性。
二、新形势下基层央行履行金融稳定职能面临的困境
地市县域人民银行担负着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职能,但由于受到内外部多种因素的影响,履行职能时面临众多困境。
(一)现行金融稳定立法不够完善,增加基层央行维护金融稳定工作难度
一是现有金融稳定的相关规定过于原则,可操作性不强。《中国人民银行法》虽然明确规定了维护金融稳定是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责,但并没有相应地规定履行职责所需要的有效、完备的配套措施或手段。人民银行内部也没有出台维护金融稳定的实施办法和操作规程。当前各级人民银行的金融稳定工作都在自我摸索,各具特色,还没有形成统一体系。这加大了基层央行依法维护地方金融稳定的难度。
二是融资性组织机构的市场监管信息共享严重滞后。目前,典当行、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农民资金互助社的准入完全受制于地方政府行政监管,缺乏法律层面上信息共享和沟通的规定,导致基层央行难以及时准确掌握这些与金融业关联度极高的行业运营状态。
三是金融机构风险评估与预警机制在基层地区不健全。基层央行在实际工作中主要凭借以往的监管经验对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程度进行判断、分析和识别。这种粗略的工作方式,不能及时有效、准确地反馈风险信息状况,难以适应日益复杂的金融形势要求。
(二)没有建立自上而下的协调机制,增加了基层央行维护金融稳定工作的协调难度
维护金融稳定是具有宏观性和全局性的工作,涉及领域广,需要协调的部门多,工作难度大。由于没有建立自上而下、统一的工作协调机制,基层央行与当地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地方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之间凭借“地缘、人缘”关系开展协调协作,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协作机制。
一是部分地区基层央行与地方政府的金融稳定工作协调还不顺畅。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重点关注地方经济建设,关注信贷资金对当地的投放量,而对金融业本身的发展没有建立有效规划,没有与当地产业经济发展相融合,以地方政府为主导,人民银行为牵头,各部门配合的协调机制难以形成。
二是基层央行与监管部门信息共享机制推动困难。只有微观审慎监管将风险防范关口前移,做好严格监测、预警约束、措施到位,宏观审慎维护区域金融稳定才能保证。但在基层地区实际工作中,由于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分析难以有效结合,定期信息沟通共享不到位。
(三)快速发展的金融业务与松散的联合监管机制矛盾,难以促成基层地区形成维护金融稳定工作的合力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金融改革力度持续加强,区域性银行、证券、保险业务法人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在基层地区分布增多,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不断出现,经济金融发展的跨区域性、交叉性加剧。这对金融风险联合监管提出新的要求,需要一个更加紧密的区域稳定联合监管机制。而目前联合监管机制松散,跨区域、跨市场的金融管理信息交流和风险预警通报不健全,难以形成齐抓共管、协调联动、合力监管的工作局面,难以形成多部门联合维护区域金融稳定的工作合力。
(四)金融稳定工作专业性要求日益提高,与基层央行工作人员素质结构存在矛盾
金融稳定工作不仅要分别对单家金融机构、单个行业风险开展风险评估,还要对各个领域监管信息进行整合和综合研判,而且要对金融创新业务的关联性风险及其传导影响进行整体把控,因此要求工作人员具备较高的业务素质。但当前基层央行缺乏相应的制度配套,无论在组织机构设置方面,还是在人力配备方面,均无法满足这一需要。一方面,由于基层央行履行金融稳定工作的职能部门主要是货币信贷管理部门,没有单独设立工作部门,对维护地方金融稳定的人、财、物投入不够,使金融稳定工作处于兼职、分散、非独立状态,难以达到应用效果。另一方面,基层央行干部队伍,尤其是县支行,年龄老化,综合性高素质人才欠缺,难以满足工作需要。
三、新形势下维护区域金融稳定,推动金融业稳健运行的对策选择
基层央行要在上级各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树立宏观金融管理理念,完善工作机制,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一)加快完善金融稳定立法,为基层央行开展金融稳定工作提供法律保障
金融稳定法律的建立健全对金融稳定体制能否发挥作用至关重要。
一是完善金融稳定法律体系。构筑全面、系统的金融稳定法律体系,以法律形式确定中国人民银行在为维护金融稳定工作中的权威性和主导地位,理清涉及金融稳定的相关机构和政府部门的具体权责,并作出法律性规定。使各级人民银行在维护地方金融稳定工作中有法可依、有章可依。
二是加强金融稳定制度建设。尽快推出存款保险制度可在金融机构经营困难或面临破产时,提供债务清偿保证,维护存款人信心。完善最后贷款人制度,明确对问题金融机构救助标准、操作规程以及全方位多层次的救助手段,降低道德风险,缓解中央银行压力。完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规范市场退出的程序和方式,弱化政府行政干预,防止个别机构的风险演变成系统性风险。
三是增强金融稳定法律法规可操作性。明确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维护金融稳定职责的具体工作要求,对职能进一步细化。赋予人民银行履行金融稳定职责的必要手段。明确维护金融稳定的法律责任,既要对人民银行及其工作人员失职、渎职等行为作出明确规定,也要对地方政府、各级地方政府部门、金融监管当局、社会团体、金融机构等在金融稳定工作中的失职、渎职、不配合甚至犯罪等行为的法律责任给予明确,便于形成金融稳定工作合力。
(二)构建一个平台、两大制度、三项机制,完善基层金融稳定工作框架
基层央行要争取地方政府对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工作的重视和支持,实现区域金融稳定地方政府负责制,逐步将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纳入地方经济建设中。
一是致力于金融稳定工作平台建设。构建一个在地方政府统一领导下,把人民银行、金融机构、地方经济主管部门以及司法部门、媒体等各方人员联系在一起的金融稳定工作平台。能够开展定期化、制度化高层会议,交流对辖区经济、金融形势的看法,协商经济金融运行中的重大问题,分析金融风险状况,研究制定风险处置预案。在发现重大风险隐患尤其是跨部门、跨市场风险时,各成员单位能够进行联合检查、调查,避免监管真空。
二是建立金融稳定工作信息员制度和季度例会制度。通过信息员制度定期了解金融机构改革、运行和风险情况。如本年度出台的重大金融改革措施;改革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风险隐患;金融机构安全性、流动性等主要风险指标的变化及原因。通过季度例会,定期共同研判形势,交流沟通各自领域的情况,讨论下一步工作措施。
三是要建立健全风险处置、激励约束、打击非法金融工作机制。在金融风险的处置机制方面,及时识别并化解处置各类金融风险,对重点金融风险实施严格监控,有效防止风险传递和蔓延。在金融业发展激励约束机制方面,运用财政奖补资金建立正向激励机制,督促和引导金融业自觉增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在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工作机制方面,推动有关部门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牵头、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严格履行监管职责。
(三)加强经济金融风险监测,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基层央行要从国家金融安全高度加强对辖内经济金融整体风险的监测、预警和报告,及时分析研究辖区经济金融运行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及时发出预警,并制定和实施相应的对策。联合地方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加强关注担保、典当、小贷公司、农民资金互助组织等非银行融资机构的经营及风险状况。评估和研判非银行融资机构与银行存贷款及其表外业务、房地产市场、民间融资以及非法集资等之间的业务交叉和风险传导,以及对辖区金融稳定的影响。
(四)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夯实金融稳定基础
基层央行要致力于健全“地方政府领导,人行牵头、部门联动”的工作机制,推动金融生态环境创建工作开展。推动地方政府不断丰富创建工作机制和内容,加强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协调配合。支持和帮助金融机构尤其是地方法人机构改革、发展与稳定运行。杜绝行政干预,强化司法保护,形成依法维护金融债权的合力。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规范金融市场秩序,净化金融发展环境。
(五)健全工作机构,整合资源,增强金融稳定工作的保障
基层央行维护金融稳定,也需要加强人民银行自身内部建设,健全工作机构,提升整体工作能力和水平。
一是要尽快批准基层人民银行设立独立的金融稳定部门。将具有丰富工作经验和专业技能的人员调整充实到金融稳定工作岗位,承担日常信息收集、汇总、分析和风险预警及提示等工作,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二是充分运用和发挥“两管理两综合”作用。基层央行通过“两管理两综合”工作开展,加强内部协调整合,提升中央银行系统合力。适时开展专项执法检查和综合执法检查,通过现场检查和行政处罚,帮助金融机构规范业务经营,提升管理水平、增强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统筹运用金融统计、征信、支付结算、账户管理、反洗钱、经理国库、反假货币等人民银行相关金融管理职能,充分发挥在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中的重要作用。
摘要：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经济金融运行复杂性进一步加大,各国央行纷纷加大力量维护金融稳定。当前作为我国央行分支机构的基层人民银行在履行维护金融稳定职能时,仍然面临众多的挑战和困境。如何提高基层央行维护金融稳定的履职能力,是当前需要研究和探索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