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与应对论文

挑战与应对论文（精选12篇）

挑战与应对论文 篇1

主旨发言

●国际课程的引进,其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课程本身,一定会涉及和触动我们的管理,其中包括课程管理、学校管理等。另外,也会触动我们的教育资源,对教育资源的要求也会产生巨大的冲击。

张德伟(东北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所长):日本国际学校课程及其资源建设

我讲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关于日本国际学校、国际课程的几个政策;第二个是以日本东京都立国际高中为例,看看这所学校设置的课程和教学情况。

首先是关于日本的国际学校国际课程的政策。国际学校和外国人学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第一类是外国人学校。其中有些是民族类学校,比如朝鲜人学校、巴西人学校。第二类是国际学校。在政策上,日本把国际学校作为教育法规定的特种学校。特种学校设立课程比较自由,在享受各种优惠条件上可以被划为“另类”。国际学校不被承认义务教育(他们在小学、初中的学历不被承认),不具有参加各种考试的资格。但是,他们的学生只要通过认证,可以升入大学。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调查,从1993年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开始认可外国人学校,并逐步放宽外国人学校在各个督道府县省级的认证限制。

其次是关于东京都立国际高中的情况。东京都立国际高中是日本第一号国际学校,成立于1989年。这所学校的教育理念是:“实行通过立足于全球视野的人类理解和国际理解培养身心协调的人的全人教育。”它的教育教学坚持五大支柱:第一,培养对世界各国、各民族具有相互依存关系的理解和连带感;第二,理解并尊重立足于国家认识上的异质文化;第三,充实外国语教育;第四,培养交际能力;第五,确立个体,尊重个性。该校的校规是遵守基本的生活习惯;禁止乘用自行车、摩托车、汽车上下学;穿学校指定的校服;爱护公共物品和学校设施。其办学总目标是:培养掌握和谐的国际感觉,受到世界人民信赖和尊敬的人才。其他的具体目标如下:第一,培养学生的丰富的人性,赋予学生创造性的个性;第二,培养理解日本文化和传统的态度,同时培养理解尊敬不同国家民族、文化,并与之共生的姿态;第三,培养锻炼身心,具有行动力的积极性人才。

该校只设置了一个学科,就是“国际学科”。该课程设置了两大类:普通学科和专门学科。普通学科的教学内容基本上与其他学校一致。专门学科的特色课程则有三门:外国语科、国际理解科、课题研究科。

首先介绍的是外国语科,学生主要学习英语,但是其学习内容比其他高中学习的水平要高,不光是用教材,还使用海外出版社的出版物;不光是读写,还实行听说,有很多与外教学习交流的机会;只要学生提出意愿,还可以学习英语以外的语种,比如汉语、朝鲜语等。

其次介绍的是国际理解科。该校特色就在于设立了促进国际理解的学科和科目课程,每学年还规定必修的科目。学生通过学科科目的学习,掌握必要的知识、技能、能力和态度。对于国际理解科目的设置和实施,学校虽然使用自己编制的教科书,但是更注重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教学,也注重使用教学报告和实习等。其中的许多科目直接由周边的专家、研究人员和公司里面的实务人员教导或者指导,努力创设有吸引力的学习内容。

该校最后一门特色课程是课题研究科。这所学校从创立开始就有课题研究课程,而这个课程以各个科目的课程学习为基础。学生自己设定一个题目,用一年的时间撰写论文。高一的时候,学习写论文的基本技巧。学习以后,学生要在暑期结束后提交一个报告。高二、高三学生则在教师指导之下撰写论文并提交。

日本的高中教育其国际化程度正在不断加深。他们在推行时并不是轰轰烈烈的,但是他们做得细致扎实。同时,日本的国际教育时刻牢记进行日本文化的传统教育,这一点也很值得我们思考。※

专题讨论

朱坚(上海市教育督导事务中心主任):相关政策的出台迫在眉睫

我想结合中外合作办学谈谈自己的体会。国际课程在中国学校如何开展:中国课程和外国课程应该如何排列组合?是中国人学中国课程,外国人随班学习中国课程?或是中国人在中国学校学习外国课程?目前没有出台相关的政策和明确的做法。我的第一个观点是:关于中国学生在中国学校学习外国课程,这个问题上的政策,不单单是滞后,更是真空的。从法律的角度来说,目前是属于无人管、没有规则管的状态。但是,社会发展是非常迅速的,而且在发展过程中,可能有各种风险,所以,我认为从中央到省级政府要有制定政策的迫切感。

第二个观点是现在我们有很多学校开始涉及融合和发展的问题。融合和发展,事实上已纳入中国的教育体系。如果是全盘执行,比如纳入外国的体系,把学生送到学校学习之后学的是外国课程,这个价值体系和以往传统办学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做这件事情时要思考定位到底在哪里。

柳夕浪(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课程发展处研究员):对办学定位应进行比较和经验总结

刚才提到的办学定位问题,主要是我们的学生学外国课程该如何定位。这个问题争议不小,学校也各有各的做法,我建议从三个方面思考。

第一个建议,在国民教育体系当中,我们的普通高中教育性质、任务、作用是什么?同时,高中阶段学生仍处于未成年人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学校应该承担什么样的任务?大家应该认真做论证以后回答这个问题。

第二个建议,做一些比较。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要光看欧美发达国家怎么做,还要看日本怎么做,韩国怎么做,新加坡怎么做,秘鲁怎么做。他们在基础教育阶段引进外国的课程是用了怎样的管理办法?我们不是简单地办外籍人士的子弟学校,也不是引进外国课程。这方面的研究很少,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做一些比较研究。

第三个建议,能不能总结一下历史上有什么经验教训?在一百多年前,我们的国门被强行打开,外国人来我们国家发展之后留下了怎样的痕迹?我们从中可以做怎样的继承?吸取什么样的教训?我们应该认真梳理这些历史。

周南照(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教师教育中心主任):加强国际课程支持力度和管理力度

在座的校长和教师都是我们高中教育的探索者。今年教育部的工作重点是深化教育改革,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对外开放逼着教育改革,形成外部压力。在此我提几个建议。

首先,把引进标准教育资源与利用开发国内的教育资源结合起来。我们在座的所有学校都有自己的国际教育制度,从政府来说一定要引进和开放国内的巨大潜能。什么是国内引进教育资源?包括P3经验、课程改革因素、教育发展改革因素、学生能力提高因素。我们要总结这些好的经验。

其次,在转变政府职能框架下,出台加强对我们的高中课程、国际课程支持力度和管理力度的政策。现在,还存在不少思想观念上和政策体制上的障碍,所以我们出台的政策应该扫除这些障碍。在开放的环境下面,如何理解国际化课程?我们的校长以及我们的基础教育课程,已经成为能够把握我们教育主动权的根本性力量,我们应该加强文化的自信、教育的自信。同时,我们出台的政策应该支持学校,支持地方来扩大教育开放度。

第三,通过教育国际化,为高中多样化发展开辟更大的发展空间。现在,英国刚刚在义务教育中把电脑变成第四种课程,同物理、化学、生物并列,作为必修课。国际上,课程及新的教育动向也在不断发展,我们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教育,一定要开拓更多新的多元化空间。

第四,要开展地方高中教师对国际课程需求的调查。我们的政策应该建立在需求多样化的基础上。

第五,建议把高中课程的多样化与评价制度的改革,与教师队伍的建设通盘考虑,作系统统整,同时加以开展。

最后,建议推进高等教育创新计划。作为非义务教育阶段,不少高中有条件考虑这个问题。高中国际课程是一种创新。我们在座的这些学校校长、教师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在教育部和各省市的支持下,由地方参与,学校作为主体进行国际合作。这样,创新可能会有大的突破。※

(本组稿件根据上海中学提供的“高中实施国际课程面临的挑战与对策”高端研讨会会议记录编辑整理,未经发言者审核。)

挑战与应对论文 篇2

大学是我们从学校迈向社会的一个过渡期，而大学里的学生干部就要更早一步的踏入社会这个生活圈。这里是一个生活的大课堂，曾经十二年寒窗苦读，课本中学到的都是理性的科学知识，而如何组织，如何交际，却从未在课本中出现过。作为一名学生党员，前一段时间曾就胡锦涛同志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上的讲话做过关于“大学生党员责任观”的讨论，我觉得作为一名学生干部所面临的挑战要比学生党员面临的挑战更大。下面就我认为的学生干部面临的挑战与心理应对展开来阐述一下。

首先，我们面临能力方面的挑战，如何从一个学习型人才转变为一个组织型人才。作为学生干部，日常工作中面临最多的就是组织工作，该如何合理安排人员合作，如何合理调配时间，如何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又如何保持自己的工作热情高涨，这些都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如果人员安排合理，时间调配合适，工作就能顺利进行下去，我们的工作就会事半功倍，但是如果人员安排不合理，不能充分利用已有人才资源，就会让工作进行的步步维艰。

另一方面我们面临着交际方面的挑战。说到交际，很多人都会想到不好的一方面，见不得阳光的权钱交易之类，我要说的是正当的交易，一种能通过语言，动作等让对方乐意接受你的意见或建议的方式。一种团结同事，平易近人的亲和力，一种能在工作中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魅力。

我是大三才应聘做了XX部长的，原来一直担任院党支部的XX长，坦言之，学生会的工作要比党内工作更难做。作为一名党员，作为一名XX长，我们要做的就是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在遇到问题时能够起模范带头作用，遇到危险时敢于冲在前面，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由于工作中同志们都是党员，所以这些事做起来都比较容易，工作也比较好开展，但是在学生会里工作就不是很得心应手，很多时候因为自己的不善言辞而觉得自己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把自己孤立在了大部队之外，所以干什么事都不是很顺畅，再加上自己一直是不苟言笑，做事更是过于认真，所以就自己给自己的工作添了很多麻烦。到后来发现这些问题后，自己在这些方面请教了一些同志，也不断的学习，改变，提高。这样才使自己的工作比较顺利些。

第三方面的挑战就是定力的挑战，其实就是看自己的自制力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该如何抵御各种诱惑，如何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仍能坚守原则，如何在处理好关系的同时又不违背自己的原则，或者该如何把握尺度放弃一些无谓的原则而更好的坚守原则的核心。这一方面是对自身思想体系的一个巨大冲击。同样，这对于学生干部来说也是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学生干部的廉洁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学生体系的工作效率，所以这方面的挑战是至关重要的。

对于能力方面的挑战，我们应该从心理上放下自己的架子，虚心向有经验的同事请教，并且躬身实践，不断积累经验，不断总结进步。但是我们又要从心理上高调起来，不能自卑，在组织安排事情时要自信，要有作为领导者的气魄与风范，就算自己心里没底，也要鼓起勇气带着大家干下去，因为领导者不但是一个团体的运转核心，也是一个团体的精神支柱。在自己彷徨的时候也要勇敢的给队友希望。总结起来一句话：低调做人，高调做事。

对于交际方面的挑战，我们应该从心理上放平自己的心态，不能过分的注重自己，自命清高，将别的有些方面有瑕疵的同志都归为坏人，要全面的看人，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给自己一个接受别人的理由，宽于待人，严于律己。但是我们又不能过分的贬低自己，事事都听从别人的意见放弃自己的想法甚至原则。这样的情况会发展成为随风倒的一派，所以在交际方面，我们要适当把握一个度，既要善于交际，和大家和睦相处，又要有自己的原则，不随风倒。

对于自制力一方面，是我们自身修养最为重要的一方面。也就是如何在关系复杂，人情世故与道德原则激烈碰撞的社会关系网中保持自己的原则不变，抵制诱惑，抵抗外在压力，保持内心的高洁。我们应作出的心理应对是对周围的一切变化做到处变不惊，净化自己的思想，把自己的思想提升一个高度，超脱于世俗的权力与荣誉之外，能时刻拿“慎独”二字提醒自己，抵制诱惑。

以上只列举了三点学生干部将面临的挑战与心理应对，其实作为学生干部，工作中我们要面临的挑战其实还很多，只有尽快让自己的心理成熟起来，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去面对，遇事能够冷静分析，才能在工作中独当一面，处理事务得心应手。以上都是自己平时工作的一些总结，如有不当之处，还望老师批评指正。

挑战与应对论文 篇3

关键词：初中政治；政治教学；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5）17-293-01

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发展，很多学校开始结合素质教育理念，对传统的课程进行改革，实施新课标，对传统的教育观念以及教育方式，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在新课标实施之后，政治课程教学过程中的教学目标、理念以及方式都发生了改变，比如当前很多中学加强了对政治教育的重视力度，对政治教育过程中的各种新媒体资源进行研究和应用，丰富了政治教育的素材，使得政治课程变得更加生动、有趣，而且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更加积极主动，很大程度地提升了初中政治教学水平。

一、初中政治教学面临的挑战

1、教学理念陈旧。初中政治教育是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的重要途径，在当前的教育过程中，由于初中政治教育过程中传统的教育理念根深蒂固，教师在教学的时候依旧将各种理论性内容当做主要教材，因此使得初中学生对政治课程失去兴趣，学习效率不高。

2、初中生思想道德下滑现象严重。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之间的交流越来越方便，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缩短了，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的交融和传播对于我国传统文化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当代初中生对网络的利用较多，在对网络进行利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各种网络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当代初中生的价值观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比如缺乏信心，不能对自己进行准确的评价，不能全面地认识自己，最终会产生自卑的心理，思想上很容易出现偏差，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有很大影响。

二、初中思想政治教育策略

1、坚持以人为本的传播理念。在初中政治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应该要积极加强对传统的教育理念的改革，加强对素质教育以及以学生文本的教育理念的应用，从而为学生的学习营造良好的环境。对于传统的政治教育过程中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听课为主的状态要进行改变，使得学生可以成为教育过程中的主体，以学生的利益和发展为本，在学习的过程中建构新的学习环境，将人文主义精神当做一种重要的教育理念，对学生的行为进行引导，代替传统的填鸭式教育，使得学生可以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对自己的行为、思想等进行规范。在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的过程中，学校应该要发挥多方力量对学生进行关怀。教师应该要与家长之间多一些沟通，从而能够对学生的思想动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积极发挥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个方面的作用，为初中生的思想道德品质的培养奠定坚实的基础。教师要在日常教学过程中一旦发现初中生出现一些异常情况，就应该要及时与家长进行沟通，对学生的行为进行分析，将各种问题遏制在萌芽阶段。

2、改变传统的初中政治教育模式

（1）加强情境教育。教育情境的设置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给学生更强强烈的现场感受，从而使得学生对所学知识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很多初中生都不喜欢纯粹的理论教育，而且在素质教育背景下纯粹的理论教育也必须要改革。在新时代背景下，网络成为很多学生在生活中使用的一种重要的交流工具，可以将新媒体当做教育途径，对传统的教育模式进行改进，利用各种媒介平台、多媒体技术进行情境教育。比如某校教师在分析当代初中生的心理问题时，利用多媒体为学生播放了一部微电影，这部微电影中的内容涉及了当代初中生面临的诸多问题，比如自闭、压抑、自卑、遇到挫折缺乏信心等，通过观看电影，使得初中生与电影的内容产生了共鸣，在电影播放结束之后，教师让学生写下自己的观后感，学生会这个过程中对自己进行反省，有助于学生及时发现自己的思想问题，并且积极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解决。

（2）加强教师学生之间的角色互换。在政治课堂上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是素质教育背景下对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改进的一种重要手段。学生与教师的角色进行互换，有助于突出学生的教学主体地位，开展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注重启发式、引导式的交流，可以促进学生的综合能力水平的提升。比如在初中政治教育过程中，学生可以变成教师，教师作为旁听者，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对各种问题进行讲解，比如学生可以将自己在生活和学习中遇到的各种心理问题讲出来，作为范例进行分析，在这个过程中，也许有学生不愿将自己的隐私讲出来，但其实敢于将自己的心理困惑讲出来，就为解决心理问题迈出了一大步。

3、引导学生进行合作学习。合作学习指的是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分别组成小组进行讨论的过程。对于政治课程而言，应该给学生更多探讨的机会，这种合作探讨学习模式有助于学生发散思维，对学生的自主思考能力的提升有很大的帮助。学生之所以会出现各种心理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沟通交流不够。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给学生预留出讨论的时间，让学生能够在与人讨论的过程中学会自主的思考，学会自主地解决问题，而不是一味地依赖老师，为学生以后的学习打下基础。这种交流应該是多方面的，可以是学生之间的交流，也可以是师生之间的交流，在教学过程中，尤其要积通过现代化的学习手段来提升学校学校政治教育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利用效率。比如教师可以在课堂上进行分组讨论，将传统文化作为讨论的话题，让学生对当前社会中传统文化缺失的现象进行分析，学生在这个过程中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是交流想法的有效途径，同时，在交流的过程中，学生可以开拓自己的思维，对我国的传统文化有更深的了解，从而能够利用传统文化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规范，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初中政治教育是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的重要学科，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一些传统的方法和理念依旧比较严重，这与素质教育背景下的教育目标相背离。对此要积极加强对传统方法和理念的改进，提高初中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

参考文献：

[1] 张荣君.新时期初中思想品德教学面临的挑战及对策[J].沙棘：教育纵横，2010（08）

[2] 邓京燕.初中政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J].教育，2015（19）

危机型突发事件应对与挑战 篇4

危机型事件一般是指突然发生、很难预知的极端小概率、破坏严重且情况复杂而难以应对的灾难性事件。长期以来,对突发事件主要是依据灾害性质原因和管理范围分类,在我国主要是按事件原因和性质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四种类型。在国外,分类方法很多,如分为人为事故和自然灾害两大类等。最近几年,国际上对突发事件有了新的认识,有学者从危机管理角度大体分为常规突发事件和危机型事件(非常规突发事件)。

常规突发事件,虽然也是突然发生且具有危险性,但这类事件发生的概率相对较高,演变过程以及结果一般都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可预见性,而且其破坏程度也较有限,如常见的火灾、矿难、交通事故和一些局部自然灾害等,人类社会对处置这类事件已经积累了许多经验,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应对模式:组织化体制、专业化队伍和程序化处理方法。

危机型事件,它的特点是发生异常突然,扩展迅速,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先兆不明显,预测非常困难,用常规方法很难处置。例如,美国的“9·11”事件和卡特里娜飓风、我国2003年非典、2008年南方冰雪灾害和5月12日发生在汶川的特大地震灾难等,这些事件都具有演化为危机的特征。危机型事件发生后,对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造成重大冲击,公共秩序、社会价值观和公众生存状态都可能受到严重破坏。由于危机型事件概率很小,几年、十几年、乃至几十年才遇到一次,几乎没有现成经验与方法可以借鉴。危机型事件情况复杂、处理风险巨大,仅仅依靠日常行政管理体制和按部就班的处置程序无法解决事件中不断涌现出的问题,当前国内外很多学者都在研究寻找应对“危机型”事件的规律和办法。

危机型事件是和平社会里的“潘多拉匣子”,这类事件一旦发生,无论是社会安全事件,还是自然灾害,都可能演变为危机,通过扩大或耦合失去了原来事件的特性。2008年春南方冰雪灾害就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它最初发端于极端气象条件导致的自然灾害,之后迅速演变为交通阻塞,供电中断和人员大规模聚集等其他严重问题,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演变成一场典型的危机。

危机型事件还具有异构性和超大性。异构性是指与常见的事故灾难相比,其动力学趋势和内部结构都表现为“异常”,几乎无规律可把握,而对危机型事件的整个处置程序也无法确定。超大性是指灾难规模和强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和应对能力,用现有知识无法理解认识,用已有的常规方法很难处置。例如美国的卡特里娜飓风,造成1029人死亡,50万人直接受害,500万人受到灾害影响,经济损失接近1万亿美元。而在我国的“5·12”汶川特大地震,伤亡人数以数十万人计,受灾人数以千万人计,经济损失以数千亿元计,恢复重建需要数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

基于危机型事件的认识,有四个概念需要明确:

(1)突然发生(时间概念)。事前几乎无法预测,发展过程也很难预料,整个事件发生非常突然,且有时事件发生的来无影去无踪。像2003年的非典,对它的流行规律和防治方法,至今还没有非常清楚认识。

(2)迅速扩展性。当人们对事件的认识还比较模糊或正在分析之中时,它就在规模、强度和结构上剧烈变化、迅速扩展。从灾害的演变上,我们把这种变化叫做行为异化。例如,2008年1月12、13日,久旱逢甘露,南方下第一场雪时媒体称“瑞雪兆丰年”。第二场雪,漫山遍野银装素裹,又有人写到“恰如一夜春风至,千树万树梨花开”。第三场冰雪再次降临时,令许多人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冰雪冻雨形成了巨大自然灾害,发展迅速,变化凶猛,几天时间里造成了京广线和京珠高速两条交通大动脉阻塞,以及整个航空交通的中断。由于天上、地下、水路,交通受阻无法运供煤炭,很多电厂运行受到严重影响甚至停止发电。广州车站聚集几十万人,十几万辆汽车受阻在高速公路上,受灾地区大范围停电、停水、工厂停产和通讯中断等。

(3)严重破坏性。给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损害并产生长远的不利影响。例如“5·12”大地震,在一瞬间使近千万人身陷巨大灾难之中,近十万人丧失生命,生态环境、生存条件和社会秩序近乎摧毁。它给当地社会经济景象带来严重影响。同时灾害对公众情感伤害和心理压力可能长期影响灾区群众的生产与生活。

(4)处置紧迫性。由于危机型事件发展十分迅速,后果十分严重,应迅速采取有效措施,“没有最好,只有最早”。要求在第一时间里抓住应急救援的最佳时期,应急响应速度与事故后果的严重度密切相关。一般突发事件是算术级发展,而危机型事件常常表现为几何等级扩张,若多个事件融合在一起形成耦合,事件的破坏强度和范围更大,情况更为复杂,后果更为严重,因此迅速处理为第一要素。

同时,危机型突发事件还常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复杂变异性等特点,在应急处置时都应保持高度关注。

2 危机型事件特点与形成条件

2.1 危机型事件发生环境条件

危机型事件发生常需要一些最基本条件:

(1)破坏性能量释放。从物理学上讲,许多事故本质上就表现一种能量释放过程,如“12·23”井喷,煤矿瓦斯爆炸等。危机型事件是一种非常巨大的破坏性能量释放。如印度博帕尔毒气泄漏、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近年发生的印度洋大海啸、卡特里娜飓风、缅甸洪水和发生在我国汶川的“5·12”特大地震,都是典型例子。

(2)适宜环境条件。例如2008年南方冰雪灾害倘若发生在交通运输淡季,就不会有大量人员滞留和交通阻塞,再例如“11·23”开县天然气井喷事故,如果发生在白天且有较大级别的风,也不会造成如此惨重伤亡。环境条件可能使若干因素叠加在一起,再形成耦合效应,产生严重破坏性。

(3)危害公众安全。就一般来看,不论发生多大规模的地震、海啸和严重的技术灾难,若不直接威胁广大公众生命和正常社会生活,就不会对社会形成巨大冲击,但如若一个事件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就要始终对危机保持高度警觉性。

(4)存在明显系统脆弱性。从系统论与系统工程的角度,可以把突发事件发生与应对看作是一个复杂、开放巨系统。当事件爆发时,承载体会受到巨大破坏性冲击,其损害严重程度一方面取决于事故灾难固有能量,同时还与防、救灾单位的系统能力密切相关。一个相对完善的应急准备体系,如果只存在个别或局部的薄弱环节,其抗逆力和可恢复性都很强,可以基本保持整体应急功能实现。但系统中如果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缺陷,则表现为整体系统的脆弱性,巨灾发生后,不论是承载体,还是管理系统的结构容易解体,整个社会秩序的链条也可能会断裂。

危机型事件具有的特点来源于现代社会危机事件的新认识,这些认识只有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城市化扩展、信息化日益广泛进入社会生活和我们对现代物质文明的依赖这种背景下才能产生,越是现代社会,系统的复杂性越高,脆弱性越强,危机发生风险也越高。例如,我国2008年那个规模的冰雪灾害如发生在几十年前,几乎没有什么非常严重的社会影响,例如通讯,那时候几天不通电话很正常,有的人甚至一辈子没有听过电话,可现代社会里就很难忍受,现代社会,如果没有电力供应,大城市如何运行,几乎不可想象。

2.2 危机型事件产生社会危害特征

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几乎每一个突发事件的风险都表现为对社会的危害,尤其是危机型事件更为突出。无论是群体聚集事件、环境污染、工业事故,还是自然灾害,无一例外,其危害性都最终体现在对社会系统的破坏性上。

(1)转型与高速发展时期特征——“社会风险期”理论

现代社会风险期理论认为,当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体制处在转型期或政治体制出现重大变革时,由于经济与社会演变速度突然加快而具有很高风险性。在转型期,每个人的利益发生巨大变化,如有的人突然失去原有工作,有的突然暴富等,利益的巨大反差使一部分公众容易产生不平衡心理,对社会不满难以避免。在经济快速发展、扩张的背景下,国家的社会管理能力往往相对滞后。在这种形势下,如果再缺乏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和准备,就会使一些看起来十分普通的事件可能演化为危机。我国当前也处在高风险期中,应特别强化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对危机型突发事件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性。

(2)事件突然爆发——社会燃烧理论

从物理学上讲,燃烧需要的基本条件是可燃物、氧气和火源,缺一不可。从社会物理学角度,社会燃烧所需“可燃物”可能来自于公众中蓄积的能量,比如物价上涨、股市暴跌、移民搬迁、食品安全、官员腐败和公务人员违法等问题,都可能产生供燃烧的能量。就一个系统或一个部门而言,其能量不一定很大,若在一个大群体中,每个人都在不同事件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或在一个人身上发生若干要素伤害的时候,在公众群体里就会累积。如果在公众中积累了多种不满情绪,又没有合适的渠道缓释或冷却,它就具备了燃烧的第一个条件——“可燃物”。“氧气”是指适合于事件爆发的社会氛围,包括广泛的信息传播和大规模的人群聚集。第三个条件就是敏感点火事件。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如一个意外伤亡,一件民事纠纷或某个公职人员处理问题不当,一个火星即可点燃大火,并迅速形成熊熊烈焰。

(3)事件变异转化——触酶理论

事件发生、发展过程中,一个事件外部因素影响可能对事件演变产生很大作用,甚至可以使事件的性质、规模和强度发生巨大变化,在触媒的促动下,普通常规事件也可能演变为严重危机。例如无论是在事件诱发、进展还是演化阶段,有时媒体活动就可以起到触酶作用,一条不慎重的评论,甚至是一条客观透明的报道,但由于时机不当或方法不妥,会使危机出现新的问题,可使事件发展方向改变,情况更为复杂。

(4)事件扩大——涟漪效应

一片平静的水塘,往里丢一块石子,这个石子就相当于造势原动力,石子落入水底后已不再产生任何作用,但它冲击水面造成的波浪会继续扩散,直至波及到很大范围。有些社会安全的群体性事件往往具有这样的特征。

2.3 危机型事件演变的动力学原理

系统动力学对重大事故灾难研究,首先要通过对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数学描述,然后应用系统结构模型做定量化分析并同时进行仿真,不仅能对事故灾难事实客观描述,更着重于揭示其形成的原因及其演变过程,并尽可能准确预测其未来发展和归宿。

依据系统动力学的观点,可以把重大事故灾难发生演变的过程看作是一系统“流”,以事件波及范围和直接影响因素条件为系统边界。明确流位与流率变量,设立若干个流位与流量系,还应明确能够对危险物质积累、分布特征具有影响和与事故处置决策有关的辅助、增补变量的常量及其相互关系,应用上述条件建立数个因果关系图并形成流图,这是一个重要步骤。

例如技术性重大事故一般起始于故障或失误;处置失当后形成事件;事件进一步扩展后产生损害后果,造成事故;在一些内外因素的作用下,事故进一步激化甚至可演变为危机。在这个主要发展阶段中,每一个阶段都可以被控制后停止发展(关闭)而恢复到稳定态(正常状态),但每一个阶段由于系统失控也可能扩展到下一个更严重的系统失稳状态,这主要取决于流位变量和流率变量变化以及外部信息(媒体和公众压力)对反馈控制的影响。无论是事故的强度,还是控制事故需要的资源与能力,都可以用系统动力学方法进行量化和仿真。

建立重大事故灾难演变过程的因果关系和流图后,对以流位与流速为主要变量建立的反馈系进行反馈环分析。在已建流图结构模型即由流率基本入树嵌成的结构模型中,找出所有的或部分重要反馈环,然后,找出系统的基模和主导反馈环,通过系统基模、主导反馈环参数调试等途径,对系统模型进行调试、反馈环分析、结果分析以及效果检验,据此,进一步建立重大事故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最终写出微分方程等全部计算方程。值得注意的是,在进行重大事故系统动力学分析时,还要考虑系统外部信息等因素对反馈系统的“干扰”作用,并对这种干扰进行必要的补偿。从系统动力学的角度,突发事件能否发展为危机取决于两个基本要素,一是事件本身所具有的固有能量,另一方面还受到系统外环境条件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对系统调控的正负两种反馈实现,一般正反馈是有利于事件的温度升高、速度加快、规模扩展和影响增强;而负反馈是有助于事件的温度下降、速度减慢、规模缩小和影响减小。控制公共安全突发事件基本原则是以负反馈为主,可采用沟通、让步,甚至妥协的策略,尽早平息事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3 危机型事件处置考量

3.1 处置原则

(1)安全第一,以人为本

应急处置最重要原则是保证公众生命安全与健康。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确保包括救援人员在内所有人的生命安全、健康和基本权利不能受到伤害。在应急救援过程中,最优先的目标和最重要的举措都要首先保证人身安全。

(2)早期预警,有备无患

早期预警具有两个功能,一是防止事件发生,在事故即将形成或没有爆发之前,采取应变措施防范和阻止由预警期进入到应急响应期;二是事故发生和扩大蔓延之前,通过预警期的活动能迅速提高警备级别,动员准备力量,加强应急处置能力,把事故控制在应急预案所策划的特定类型或指定区域,确保事故在演化成危机前进入到恢复期。另外在应急救援过程中,一旦发现异常情况或出现危险迹象,要立即发出预警信号采取应变措施。

(3)第一响应,快速处置

第一响应是应急管理的基本原则。事故一旦发生,时间就是生命,应急响应速度与事故后果的严重度密切相关,分析表明,对事故受害人早期的抢险救治对保障生命、减轻伤害具有决定性意义。若在敏感期处理不够及时,可能会使事件性质发生扩大和激变。因此,在事故发生后,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地做出应急反应,在造成严重后果之前采取有效防护。

(4)统一指挥,协调有序

应急指挥在组织结构上可分为多种形式,但无论采用哪一类指挥系统都必须实行统一指挥的原则。无论涉及应急救援活动单位的行政级别和隶属关系如何不同,都必须服从应急指挥部的统一指挥协调,统一号令,步调一致,令行禁止。应急指挥最基本功能就是统一协调执行应急救援任务各单位之间的活动,使各参与单位既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又能相互配合,提高整体效能。一般情况下,在同一时间、地区执行应急任务的各专业队伍都应紧密配合执行主要任务的队伍行动;尤其是在跨行业、跨领域、跨地区乃至跨国界的重大事故灾难中,更应强调在一个共同的指挥系统内实现高度统一的协调指挥。

(5)属地为主,资源共享

在早期,各国应急管理体系基本上依托行政管理体制的分层树枝样结构。多年后,由于这种树状组织体系机构过于繁杂,难以应对紧急状态,所以近年来,一些工业化国家逐渐开始在应急管理工作中采用扁平化网状管理结构。这种结构主要由节点、节点之间联线和点线联结后形成的网格组成。在特别重大事故的应急管理中有些事故灾难的影响可能跨越几个地区,涉及众多部门,仍然要在应急管理中坚持属地为主和资源共享原则。

(6)控制局面,防止危机

危机是指对事件的失控,虽然任何危机也最终可以恢复正常状态,但那时造成的破坏力和损失就很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通过加强政府处理危机能力,在最初级阶段恢复正常状态,处理危机事件的核心是控制,公共安全事故的后果一般很难预测,尤其是在应急救援过程出现反复或应急周期过长的情况下,公众易产生急燥、猜测,也可能在社会上诱发流言和失去耐心,导致不正常的社会动荡;事故扩散蔓延会造成大量的物资、资金投入和设施的破坏,给恢复增加困难,因此,尽量在事故早期的初级响应阶段,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事态,在时间上迅速,越快越好,在空间上控制规模和影响范围,越小越好。即使应急响应进入到扩大应急阶段,也必须采取坚决果断措施,防止出现危机。

3.2 加强综合应急准备能力建设

我国现有的管理体制在突发事件应对关键时刻能显现出强大的动员和组织能力,但这些年在处理重大危机事件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缺陷,主要表现之一是应急准备能力不足。应急管理一般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计划准备型。国家对应急管理设有强大组织机构,针对特殊风险,事先对灾害的应急处置做好应急预案、指挥平台、装备物资、宣传培训、应急演练等方面的准备工作,并对准备持续进行评估和改进,提高应对危机型事件的能力。二是紧急启动型。突发事件发生后,在现有行政管理机构基础上组建应急指挥系统,紧急启动临时应对措施,组织相关单位和动员广大公众投入到应急救援活动中。工业发达国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在体制和机制上都开始实现从紧急启动型向计划准备型的转变,尤其是美国卡特里娜飓风之后,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进一步深化了应急准备的认识并在制度化建设上做出一系列重大改进,当古斯塔夫飓风来临,明显提高了应对能力,大大减轻了损失。多年来我国应急管理工作已取得长足进步,但就其管理理念和运行模式而言,基本还处在“紧急启动型”阶段,难以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应急管理的迫切需求,因此在强调社会制度优越性时,应检讨反省在应急管理中的一些前期准备不足,计划不够的问题,逐步实现从紧急启动型向计划准备型转变,全面提高国家的危机处置能力。

摘要：危机型突发事件应急准备与处置是当前应急管理工作中最前沿的科学与实践课题。作者在总结最近几年国内外重大事故灾难应对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阐述了危机型突发事件的基本概念,论述了危机型突发事件的特点与形成条件,提出了针对我国应急管理实际情况加强危机型突发事件应急准备的建议。

关键词：危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应急准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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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与应对论文 篇5

南海问题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其实质是南沙争端。争端方为中国、中国台湾、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一般称之为“5国6方”。西沙争议仅存在于中越两国之间，由越南单方面挑起，是其蓄意将南海问题扩大化和复杂化。纵观20世纪后半叶的南海局势，尽管南海及其周边地区一度成为冷战的前沿阵地，争议各方之间围绕岛礁主权、海域管辖权和资源开发等方面的争议,也曾发生过零星的冲突,但南海局势相对平静，南沙争端的国际影响也十分有限，表现为一般性的区域问题。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南海周边国家实施海洋战略、强化海上执法力量建设，实施海洋管辖成为其巩固占领岛礁、控制争议海域、保证资源开发的主要手段，有关争议问题逐步显化;加之全球战略格局的深刻变化、以美国为首的区域外大国介入南海问题力度加大，导致南海地缘政治竞争逐步加剧，南海问题进一步为国际社会所关注。

是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马尼拉宣言》30周年，也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签署30周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署10周年。深入梳理、分析当前南海形势以及面临的挑战，有助于我国统筹内外两个大局，积极应对和妥善处理南海问题，践行我国和平解决有关领土主权争端的政策主张，维护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一、南海问题面临的挑战

我国作为拥有18000公里大陆海岸线和300万平方公里主张管辖海域面积的海洋大国，拥有广泛的海洋利益。但与此同时，我国仍然面临严峻的海上形势，维护海洋权益和海上稳定的战略任务依然艰巨。特别是在南海方向，尽管南海局势总体上保持稳定、可控，但消极因素和不稳定因素增多，南海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进一步凸显，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大局面临新的巨大挑战。

(一)周边国家加大南沙主权声索和管控力度

自上个世纪南沙岛礁占领格局形成以来，争议的表现形式以主张争议为主，即有关当事方通过各自发布官方声明来声索主权。但进入新世纪以来，南沙争端有从主张争议向管辖争议转变的趋势。有关周边国家加大了对南海的法理声索力度，通过国内立法形式提出所谓的`主权声索。例如，2月17日菲律宾国内通过“领海基线法案”，将我国黄岩岛纳入到菲律宾所谓的领土管辖范围。206月21日，越南国会通过《越南海洋法》，将我国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包含在所谓越南“主权”和“管辖”范围内。我国政府对此均提出了严正抗议，并且重申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上述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有关南海声索国强化对所占岛礁和附近海域的实际管辖，增加了南海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南海有关争议问题已由单纯的外交斗争转变为政治、外交、法理、资源、军事等各领域的全方位较量，“明争”与“暗斗”相结合，斗争更加复杂，手法更加隐蔽，处理更加困难。在资源开发方面，南沙油气资源的争夺进一步加剧，南海声索国近年来加快了油气勘探开发的步伐。特别是马来西亚、越南海洋油气开发正在从近海大陆架向南海深海持续推进，开发方式主要是自主开发、联合国外石油公司开发和对外招标，其中越南和马来西亚的部分区块已侵入到中国南海传统海疆线内。目前在南沙拥有石油承租权并从事油气勘探和开采的国际石油公司大约有200多家，南沙油气开发已呈国际化的势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南海地区近年来呈现区域军备竞赛态势。有关南海周边国家纷纷采购先进的武器装备，加强军事演习、军事管控等海上军事活动，推动军事现代化战略转型。这种区域军备竞赛态势持续发展,必将使影响南海区域安全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 未来引发南海局部地区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增加，对南海地区安全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

(二)区域外势力介入导致南海地缘政治竞争加剧

随着全球战略格局的新一轮调整,亚太地区有关军事联盟强化,南海地缘政治竞争明显加剧。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大国出于全球和区域战略布局需要,通过军售、军援、联合军演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等方式提升与部分南海周边国家的合作水平,以所谓“维护南海航行自由”为借口介入南海问题,不断强化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军事联系,通过军事交流与合作,持续增强其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和影响力。纵观美国的战略布局，美国介入南海问题不是短期政策作为，而是受美国亚太战略的支配。美国为防范和排挤中国渐进式地扩增地区影响力，继而谋求在东南亚地区事务中的主导权，一直以来都将东南亚有关南海声索国与中国视为两大对立阵营，并有针对性地采取“分而治之”的均势政策。美国在南海问题上采取“主动试水，但避免被拖下水”的策略，继台海问题之后，南海问题很有可能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又一个抓手。年6月举办的第11届香格里拉对话上，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明确表示，美国在前将60%军力部署到亚太地区。未来中美围绕西太平洋海权之争势必显化。美军加强在菲律宾、澳大利亚以及新加坡的前沿军事部署，旨在提升美国在南海地区、巽他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的军事影响力，从而构成对以中国为首要防范目标的东亚新兴大国的战略威慑力，最终目的在于谋求美国亚太主导权的战略目标。在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的背景下，日本、印度以及澳大利亚等域外大国追随或呼应美国的亚太战略布局，以多种方式介入南海问题，通过与部分东盟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将军事力量的触角延伸至南海，不断增加在南海问题上的话语权，藉此作为加强自身在东南亚影响力的突破口。南海地区大国利益的错综交织使得地区局势有“巴尔干化”的隐忧，其结果是，一旦南海区域有关摩擦、冲突事件处理不当，极有可能引发大国的角力，很大程度上将危及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局。

(三)区域内外国家推动南海问题多边化、国际化

挑战与应对论文 篇6

关键词：大学出版社；经营模式；公司化；数字化

进入21世纪以来，一方面是日本大学出版社急速发展，目前全日本70余家大学出版社中有近1/3成立于这个世纪的前10年；另一方面却是日本图书出版业出现整体衰退，图书销售额连续8年下滑。在此背景下，日本国内开始出现“商业化时代大学出版社有无存在理由”的大讨论，具体包括：大学出版社究竟该不该公司化？学术出版今后的走向如何？学术情报流通的变化与大学出版部的发展战略等。

一、现状与经营模式

目前全日本约有4年制大学750余家，其中拥有大学出版社的为70余家，即只有不到10%的大学拥有自己的出版社。就规模而言，在日本大学出版部协会加盟社的全部32家出版社中，员工人数超过10人的仅10家。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东京大学出版社，拥有40余名员工，每年出版新书120余种，年销售额18亿日元。规模最小的要算武藏野大学出版社，仅有1名员工，从2005年成立至今，仅出版22种图书，每年出版新书不到3种。事实上，日本绝大多数的大学出版社，其员工人数也都只有3～4人。

就性质而言，日本大学出版社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学校法人，以东京外国语大学出版社、东京电机大学出版社等为代表。在学校法人的旗号下，出版社是学校的下属事业单位，其经费开支来自学校，而其收益同样也都归属于学校。第二类是财团法人，以东京大学出版社、法政大学出版社为代表。财团法人性质的出版社名义上仍为学校下属事业单位，但在经费来源与收益核算上，却是自负盈亏，与学校进行了部分切割。第三类是株式会社，以武藏野美术大学出版社、庆应义塾大学出版社为代表。株式会社标志着出版社的资产已经股份化、社会化了。此类大学出版社在经营上已是彻底独立于学校了。

日本的大学出版社各自不同的性质造就了各自不同的经营模式。在自负盈亏的“东京大学模式”下，出版社的整体图书策划立项由学校层面的策划委员会负责，而出版社主要负责图书的出版与销售，因为东京大学所出版的学术图书的再版率高达50%，保证了出版社的整体收益。完全依靠学校行政补贴的“东京外国语大学模式”将出版社作为“学术研究事业的支柱”，大学方面每年提供800万日元经费资助其运营。由作者资助或资金补贴的“东北大学模式”采用了对学术图书初版时一律不付稿费，由作者自行买断图书的自费出版方式。

此外，还有通过多种经营补贴出版的“武藏野美术大学模式”，作为一家在1987年就已经股份化了的大学出版社，从2002年起，该社专心打造美术及建筑类教材并获得成功。与此同时，出版社展开多种经营，到2012年，其房地产及停车位的出租收入已达出版社总收入的1/3。如今，这家只有3名正式员工的小出版社，每年的纯利润超过了7000万日元。对此，出版社在给学校董事会的年度报告中曾如此写道：“学校法人当年出资1000万日元而得到了每年350%的回报。”①

二、挑战与应对

大学出版社究竟该不该公司化的确是目前日本的大学出版社所面临的最大挑战。长期以来，日本的大学出版社“与商业出版社所奉行‘追求利润为目的的出版’不同，并‘不以收益为目的’。”②然而，大学出版社如果“不以收益为目的”，那么出版社的营运经费又该从何而来呢？因此，从经营的角度而言，公司化似乎势在必然。不过，就日本大学出版社的属性分析，即便是像庆应、武藏野美术大学这样的已经公司化了的出版社，也因被大学方面控股，其经营方向依然是服务于学校的教学及研究。正因为此，在讨论中绝大多数大学出版社还是坚持了坚守学术出版，不走公司化之路的立场。

与“公司化”讨论中恪守现状的倾向不同，围绕着学术出版今后的走向，日本的大学出版社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与实践。

对于日本的大学出版社来说，数字化时代的图书外形出现了纸质与电子之分，随之而来的是其在信息及知识传递之外的某些功能也开始有所变化。为此，日本Futaba图书的芝健太郎就根据消费心理将纸质书认定是“虚的需要的基础”，而将电子书看作是以“实际需要为前提”。芝健太郎认为，就消费者的购读行为分析，有相当一些纸质书可能不是因为阅读的需要，而仅仅是因为流行或封面的愉悦而被购入的。而对电子书而言，购买更多是因为一种“实际的需要”。③

正是出于这样的理念，在图书的电子化过程中，日本的大学出版社显得格外积极。自2008年起，以东京大学、玉川大学出版社为首的4家大学出版社开始与纪伊国屋书店携手，合作出版仅面向各家图书馆销售的电子书籍（OCLC-Netlibrary），④至2012年底，其销售的电子书籍种类已经超过3000种，年销售金额超过1亿日元。庆应大学出版社也开始推出被称为“电子学术书活用实验项目”的可视化教材的出版销售业务。圣学院大学出版社山本俊明提出了“可持续的学术出版”，即所谓OA与POD协同项目。在此项目下，OA即图书的电子化，其实际费用由图书馆承担，其权利为图书馆所有；而POD则是图书的印刷销售，其权利及收益仍为出版社所有。⑤而这种“可持续的学术出版”，目前已成为日本大学出版社的数字化方向。

因为有了纸质与电子之分，图书的销售形式也出现了新的动向。如果说纸质图书的销售，依然保持着传统出版社——批发商——书店的销售模式，以及出版社——网络——读者的网店销售模式。那么，在电子书的销售上，则出现了出版社——书店，以及出版社——图书馆的创新性销售模式。这种创新性销售模式的基础则是由庆应大学出版社与图书馆联合开发的“Google图书检索”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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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日本的各大学出版社都已经充分意识到电子阅读的广泛性。他们敏感地察觉到了消费者阅读方式的变化，发现日本利用PC机阅读的读者只有16.7%，而利用iPhone、PHS及其他手持终端进行阅读的读 者却有68%，因此，就有东京大学、庆应大学等出版社，果断开始利用手持终端销售考试习题集和其他学习参考资料。

显而易见，日本的大学出版社都已经将学术图书的数字化传播作为自己未来的选项。借用庆应大学出版会小矶胜人先生的话就是，“大学出版社如何面对数字化的潮流？这在现阶段并没有现成的答案。不过，作为大学学术支柱的大学出版社，必须正视大学目前正在发生的学术信息的变化及教育改革的潮流，从中寻求突破。重要的是，不能固执于原来的纸质图书，而是去追寻在新的教材及新的学习环境等方面与大学发展的一致性，这才是目前大学出版社所应担当的责任。”⑥

另外，针对少子高龄化及在校大学生人数递减的情况，包括庆应大学、东海大学在内的大学出版社一方面将教材出版的最低门槛从1000册降低至400册；另一方面拓宽教材出版的内容，各出版社在将博士论文、研究论文集教材化的同时，甚至将学生的应试资料也列入了教材出版的范围。

在学术研究竞争激化的大背景下，针对政府在学术出版资助方面投入的逐年递减，一方面由大学出版部协会出面，向日本文科省及学术振兴会申诉，请求维持并逐渐增大出版资助的力度；同时由学校或出版社出面，建立学校层面的“学术图书出版助成”制度，如东京大学出版社的“南原繁纪念出版奖”、早稻田大学出版社的“石桥湛山纪念早稻田新闻记者奖”等，⑦来推动学术出版。另一方面，则强化出版社内部的学术审查与业绩审查。目前，日本几乎所有大学出版社都设有由各学科资深教授参与组成的学术委员会或编辑委员会。对此，名古屋大学出版社编辑部长橘宗吾认为，“仅靠非专业的编辑的感觉来判断著作学术性的做法是极其危险的，必须听取专业人士的意见与评价，尤其是要倾听他们最真实的观点。只有将他们的专业评价与编辑的自我感觉结合起来，才能最终判断出图书是否有出版的价值。”⑧

三、思考与借鉴

日本的大学出版社在坚守学术出版、确保图书学术质量以及应对数字化出版等方面的行事与对策，要领先于中国的大学出版社，值得我们去比较、思考和借鉴。

首先，日本的大学出版社在坚守学术出版方面也是有代价的。除极少数出版社外，日本大学出版社主要还是从事“学术书、教科书、教养书”的主题出版，并不涉足文学或者其他商业性的出版，由此就限制了其自身发展，造成了众多大学出版社小规模经营的现实。另外，少子化背景下的学生人数减少，经济不景气下政府学术资助的减少，都已成为日本大学出版社坚守学术出版之路时不容回避的现实。而经过企业化转型的中国大学出版社如今都已走上多元化的出版之路。然而，究竟是孤独的学术出版之路还是多元化的出版之路更具有持久性？这需要在今后的发展中予以验证。

其次，日本的大学出版社在确保图书学术质量方面的相关对策是卓有成效的，各学科资深教授参与组成的出版学术委员会或编辑委员会及学校层面的“学术图书出版助成”都有助于遴选校内具有出版价值的学术资源。而目前中国的大学出版社很少设有类似的出版学术委员会或是编辑委员会。从确保图书的学术质量以及有效利用校内学术资源的角度考虑，这些举措不仅有助于出版社学术声誉的提高，而且也是切实可行的。

再次，日本的大学出版社在数字化出版上付出的努力是其之所以能可持续发展的亮点所在。无论是数字化过程中的OCLC-Netlibrary模式或是OA与POD协同项目，还是流通过程中出版社-图书馆绑定式的销售模式，以及利用手持终端对考试习题集和其他学习参考资料的推销方式，都是非常具有日本特色的创新型举措。而目前中国绝大多数的大学出版社，对数字化传播方式的理解仅仅局限在网络销售这一块，尚未能从传播方式和运行模式的创新高度加以理解。因此，首先需要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充分把握中国学术图书数字化的传播特色，进而才能够对日本大学社的数字化出版模式。

毫无疑问，数字化出版将成为今后日本学术图书出版的主流方向，至少在期刊出版方面，数字化已经成为了主流。在目前的图书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他们采用了将纸质图书与电子图书作为事业发展的两翼，来推动大学出版社“活性化”发展的现实对策。对于中国的大学出版社来说，在将数字化出版视作今后发展方向的同时，还需要有具体的电子图书事业的现实对策，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构筑起中国特色的大学出版社的学术出版之路。

（田雁，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

注释：

① 高桥阳一.自律的大学特色的经营[J].大学出版，2012（4）.

② 三浦义博.日本大学出版部的组织运营形态[J].大学出版，2007（11）.

③ 芝健太郎.人文图书的现在及书店的未来[J].大学出版，2011（2）.

④ 新元公宽.学术电子出版的新模式——OCLC-Netlibrary[J].大学出版，2009（5）.

⑤ 山本俊明.可持续的学术出版[J].大学出版，2011（5）.

⑥ 小矶胜人.大学出版社如何面对数字化的潮流[J].大学出版，2014（1）.

⑦ 田雁.日本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实施现状与评价[J].科技与出版，2013（7）.

⑧ 橘宗吾.必须将学问的有趣性告知读者[J].大学出版，2013年（10）.

电视编辑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篇7

关键词：电视编辑,挑战,应对策略

在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中,电视新闻节目质量也随着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而提高,而电视新闻行业中最为关键的电视编辑的工作方式和内容也随之发生了巨大改变,有了更新的编辑理念和模式。尤其是在当前的信息化时代,新型传媒不断涌现并广泛得到应用,无形之中给传统传媒方式带来了冲击和挑战。因此,这就要求电视节目编辑必须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更好地适应当前的电视发展的趋势,从而稳固并赢得更多的观众群体。

1 当前数字化时代电视编辑所面临的挑战分析

1.1 信息数字化的技术丰富了电视编辑的方式和手段

在数字化时代的背景下,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让电视编辑的手段更加多元化和丰富化,有了更新的方式和理念。例如,各种影视合成或数码特技等技术的应用给电视制作提供了更加多样化和创新型的发展形式。此外,数字技术让电视的后期制作更加灵活,让电视制作过程更加高效,使电视节目的质量更高,对电视创作的艺术空间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延伸和拓展,激发了电视编辑的想象力和创作灵感。在快速发展的数字化技术环境下,传统的电视编辑理念和对信息加工的方式已经无法适应当前媒体大众的需求,因此,必须在电视制作的空间、时间上进行电视编辑更与时俱进的突破,这样才能赢得不断向前发展的机会。

1.2 电视收视环境的复杂化给电视编辑带来的挑战

在信息化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受众收看电视的选择途径和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当下电脑、手机已成为人们生活、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使信息传播的方式也开始趋向变化,尤其是新媒体互联网时代,各种视频软件快速发展,受众可借助电脑、手机这些移动设备来分享和点播视频,弥补了传统电视在时间和地域空间上的限制。当前,多媒体信息的发展对电视编辑的冲击力非常大。

1.3 现代新闻传播媒介的丰富多样化给电视编辑带来的新挑战

现代社会信息传播的媒介更加丰富多元化,电视传播的渠道和途径更加多样化。例如,受众可将手机、电脑等作为收看电视的载体,使电视传播的形式发展成以视频媒介传播形式为主。另外,各种以网络视频链接为主的公共交通工具等移动电视也迅速发展起来,这些广泛而多元化的电视传播渠道逐渐拓展和丰富了现代电视传播的形式,使其对电视编辑的要求更高,而在未来电视编辑的过程中将会遇到更大的挑战。

2 电视编辑可采取的有效策略

2.1 加强电视编辑在编辑中的多维、立体新颖的统筹意识

当前,在信息化时代的环境下,媒介竞争非常激烈,网络与新媒体的开放性对电视的冲击力越来越明显,使电视观众逐渐转移到新媒体平台,所以作为电视编辑工作者必须改变过去的编辑理念,创建新型的工作模式,并进行更加多元化和新颖的传播内容的创新传播,积极参与到这种新媒体的竞争中来。另外,当前时代信息的产生和传播更加快速和多元化,观众的思想和接受能力也相应发生了改变,传统封闭式思维方式创作的电视节目已经不能适应观众的口味了。例如,《潜伏》初剪时是40集,后来经过编辑的反复精剪,最终是30集,且因此而获得了受众和专家的交口称赞,剪辑师对于素材的多维而新颖的选择功不可没。

2.2 电视编辑应具备新闻媒体编辑的政治立场和社会责任感

在编辑电视新闻节目的过程中,要秉承以党的方针政策作为根本出发点,不断地在新闻内容中宣扬党的方针政策,并把新闻编辑的核心倾向于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倡导思想和行动的统一。尤其是在重大战略方针、基本制度的宣传上,新闻节目在进行编辑时要注重倡导弘扬中央的精神。例如,电视剧《海棠依旧》的剪辑完成,讲述从新中国成立到周总理逝世期间,周总理工作和生活中的感人事迹,生动地呈现周总理以中华崛起为己任,为国家操劳、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的一生,传达积极向上的精神,从而形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凝聚力。

2.3 不断提高电视与受众之间的互动传播的意识

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受众的审美观和收视习惯逐渐发生了改变,其无形之中对节目的收视率也产生了直接影响。作为电视编辑,必须在组织和传播电视信息的过程中提高艺术性和创新性,不断提高节目的吸引力并给予观众参与其中的机会,使他们有身临其境之感,体验电视的魅力,获得审美感知。因此,电视编辑在节目制作时,要了解观众并抓住观众的心,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吸引观众继续往下看,让电视媒体获得更多的观众群体。

3 结语

新媒体时代环境下,电视编辑应意识到其面临的挑战和冲击,但同时也应发挥主观能动性,抓住发展的机遇,促进电视传播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移动互联网安全挑战与应对策略 篇8

网络演进危机暗藏

移动互联网出现至今, 其演进过程总共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最初的模拟无线通信到GSM无线通信再到3G无线通信, 今天, 我们已经进入3G移动互联网时代。而移动互联网在演进过程中伴随如下特征。

网络“ALL IP”

在2008年10月中国 (北京) 国际信息通信展上, 华为、中兴通讯、爱立信、上海贝尔和诺基亚西门子通信无一例外地展示了ALL-IP网络解决方案。移动互联网从最初2G网络的核心网IP化, 到今天3G接入网、核心网以及内容网络的端到端IP化过程中, 都在试图成立移动互联网的ALL-IP标准, 移动互联网全部IP化是最终的目标。

移动互联网IP化后, 出现了很多优点, 它提高了业务的丰富性、组网灵活性、系统的高扩展性以及业务和网络的可管理性等, 但是IP化也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它把基于IP的互联网存在的安全威胁, 全部引入到了移动互联网中来。比如从前只在固网出现的DDo S攻击、蠕虫病毒、恶意网页推送等, 如今在我们的移动互联网中也屡见不鲜。

终端“智能化”

单从手机看, 无论是引领时尚潮流的“洋品牌”i Phone、黑霉, 还是攻城掠地集万千功能于一身的“国产货”山寨机, 提供的功能真可谓“应有尽有, 无所不有”。之前, 我们只能在计算机上完成的功能, 现在智能终端几乎都可以完成了。移动终端在实现智能化以后, 会出现与我们的计算机终端一样的安全威胁。针对无线终端的攻击除了传统的攻击手段之外, 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如针对手机操作系统的病毒攻击, 针对无线业务的木马攻击、恶意广播的垃圾电话、基于彩信应用的蠕虫、手机信息盗用等。

同时, 在智能终端冲击下, 业务的管道化问题也需要特别重视。当手机智能化之后, 在线视频点播、P2P下载等数据业务会像在固网中一样迅速膨胀, 如果在移动互联网中提供数据管道, 那好比一个高速公路一样, 它不管进出的车辆是小车还是卡车, 它只管按车的数量收费, 而不是按车的大小收费。

比如, 谷歌在2008年推出的手机地图业务, 用户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软件, 通过无线网络, 实时下载谷歌内容服务器上的地图内容, 在这类业务流量非常大的情况下, 会给用户造成费用压力, 也会造成运营商计费的压力。如果运营商不能针对性地提供业务来满足不同用户的业务需求, 那么最终将导致业务收入的流失。

带宽趋“百兆”

3G标准规定提供超过1M的接入带宽, 未来可以提供几十兆甚至百兆的接入带宽。如此一来, 首先是会对移动互联网上现存的安全设备性能提出挑战。第二点, 伴随着接入带宽的提高, 用户会把无线上网卡插到计算机上去, 体验无线网络, 这样会把计算机的安全威胁引入到无线网络中, 一旦终端受到了安全威胁, 比如成为僵尸主机, 那无线网络受到的攻击跟固网是一样的。同时, 无线资源对用户数是有限制的, 并且数据用户的多少会影响语音业务的体验。如果恶意用户频繁地去攻击别人, 或者是用一些垃圾流量去访问别人, 则会极大地占用无线资源。另外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计费问题, 恶意的攻击流量和垃圾流量也会导致用户的计费信息增加, 导致了用户费用提升和满意度下降。

总之,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带来的安全问题很多:移动互联网的ALL-IP化引入了IP互联网的所有安全威胁;终端的智能化凸显了管道化的业务安全问题;接入带宽的提升加剧了有效资源的恶意利用。

安全策略多层面部署

2009年8月,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通信网络安全防护监督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 征求意见稿提出, 通信网络运行单位规划、设计、新建、改建通信网络工程项目, 应当同步规划、设计、建设满足通信网络安全防护标准要求的通信网络安全保障设施, 并与主体工程同时进行验收和投入运行。已经投入运行的通信网络安全保障设施没有满足通信网络安全防护标准要求的, 通信网络运行单位应当进行改建。

客户需求和政策导向成为了移动互联网安全问题的新挑战, 运营商需要紧紧围绕“业务”中心, 全方位多层次部署安全策略, 并针对性地进行安全加固, 才能打造出绿色、安全、和谐的移动互联网世界 (如图1) 。

设备层安全加固

设备层安全, 主要指对承载业务的设备进行安全加固。目前移动互联网的设备层主要可以分为:网元设备、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几部分。网元设备主要是指移动互联网中的路由器、交换机、防火墙以及一些内容层设备, 针对这些设备的自身安全, 可以进行4A设置、ACL保护、广播抑制等加固准则。操作系统的安全加固, 主要通过最小化安装、补丁管理、安装防病毒软件等策略。在数据库安全方面, 目前更多是从数据可靠性来考虑, 通过制定一系列安全备份原则, 来保障数控库的安全备份。

网络层安全对策

应对网络层的安全威胁, 首先分析移动互联网不同接口及不同的网络层面存在的安全威胁, 然后按照安全域划分理论对移动互联网划分不同的安全域。

安全域主要根据风险级别和业务差异进行划分, 将同一网络安全层次内服务器之间的连接控制在区域内部。根据划分原则, 无线网络的安全区域可分为Gi域、Gp域、Gn域、Om域、Ga域、计费中心接口域等, 在不同的安全边界, 通过实施和部署不同的安全策略和设备来完成边界的安全防护, 最后进行相应的安全加固。

在网络层的安全加固过程中, 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因为安全而安全, 因为安全没有最完美的情况, 运营商的网络是以收入为中心的网络, 所以安全实施也一定要基于业务可存活为基础进行实施。

业务层安全策略

在业务安全问题上, 需要重视以下三方面的问题:一是业务如何实现可视化, 二是解决业务管道化问题, 三是如何进行非法业务的有效管控。

相应的安全策略有:首先, 在网络当中, 考虑对DPI系统的引进。安全问题一般在网络层上分析, 因为在应用层上很难看清楚。通过DPI系统则很好地把网络流量可视化, 能够看清网络中的业务流量和非法业务流量, 通过细分流量和业务, 可以有针对性地去开展业务, 或屏蔽一些非法的业务, 从而提升用户的业务体验。

在业务管道化以及对非法业务管控问题上, 首先要对不同的流量进行区分, 对于异常流量, 比如手机僵尸网络、手机病毒、手机垃圾彩信、垃圾邮件等, 这些流量必须进行一定管控和清洗。而对于用户常用的业务流量, 则需要提升其体验, 可以通过细分业务来提供定制化套餐, 例如QQ上网套餐、谷歌手机地图套餐, 甚至在线电视套餐等, 通过基于业务、用户、带宽三个维度的包月业务模式, 可以大大提升用户对业务的体验, 以及加大用户对业务的依赖, 并且还可以提升增值业务的收入。

此外, 对于影响业务利益以及业务滥用的一些业务, 需要进行一定的管控。对于运营商而言, 跟自营业务利益冲突的业务均可以列为管控业务的范畴。

管理层面安全对策

无线业务网络通常在管理上都是采用带外管理, 但是带外管理同样也会引入安全威胁。管理层面的安全威胁点主要是非授权访问、网络层攻击、管理信息泄漏/篡改等, 相应的对策如图2。

需要补充的是, 很多本地网的业务系统MSC、MGW等, 目前基本上都是通过DCN实现网管的, 对于业务系统而言, DCN网络及网管终端是不可信的, 但是很多本地网在DCN和业务系统之间没有进行安全手段隔离和加固, 这是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如果网管终端把安全威胁引入到业务系统, 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在进行管理安全分析时, 一定要考虑业务系统和网管网络的边界隔离问题, 在不可信区域边界一定实施相应的安全隔离手段。

技术与安全意识缺一不可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与应对 篇9

关键词：意识形态,挑战,应对

一、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

意识形态是指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 在社会的生存条件上, 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以下社会功能:

整合功能———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精神动力。意识形态的整合就意味着在尊重各民族、各阶层多元的价值观念和信仰追求的基础上, 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通过发挥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 实现意识形态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关系的聚合和统领。

批判功能———为国家文化安全提供思想武器。社会意识形态对与其性质相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形态采取维护态度, 反之, 对一些非主流意识形态特别是反主流意识形态发挥着批判的功能, 这也是一个国家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体现。

教育功能———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正确指引。通过教化, 把统治阶级所制定的共同生活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 以合法的思想维度的方式, 内化为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 完成和达到维护的目的。

二、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

(一) 主流意识形态边缘化

表现在:有些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飘忽不定,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信心不足, 存在“信仰危机”, 不信马列信鬼神, 丧失了最起码的党性原则。群众中也不乏有存在问题者, 特别是年轻人, 对星座、算命很感兴趣, 现在的算命网站生意很是红火, 还有一些人对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充满向往, 热衷于过“洋生活”、“洋节日”, 马克思主义被淡化和边缘化。

(二) 社会失范、道德滑坡, 诚信缺失

市场经济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 也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 比如导致人们的评价标准过于物化, 把获得丰厚的物质待遇作为自己终身的奋斗目标。拜物主义盛行, 物欲横流, 对物的过度崇拜会导致价值观的错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然会受到严重冲击, 使得西方价值观体系与我国的价值观体系之间出现严重冲突, 以致我们的主流价值观受到一些冲击, 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导下的价值观体系受到了质疑和动摇。

(三) 社会思潮多元化

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论、普世价值论、历史虚无主义是在当代中国影响较大的几种社会思潮。新自由主义认为, 市场万能是万能的, 宏观调控扼杀了市场的活力, 反对公有制, 认为国有企业是“国家垄断”, 应该“全面私有化”, 实质上是要削弱政府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 改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宣扬西方宪政民主, 认为中国“有宪法无宪政”, 实质是把党的领导与宪法对立起来, 通过西方宪政民主思想来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希望把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搬到中国, 实现改旗易帜。还有“普世价值”论的一些论调机具迷惑性欺骗性, 它的目的就是想混淆西方价值观与我们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最终用西方价值观念来取代我们的价值观。这些非马克思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需要我们高度警惕。

(四) 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日益加剧

当今世界各种反华势力不断向我们渗透反华思想以及西化思想, 把思想文化领域作为他们当今的前沿阵地。我们必须高度警惕这几年来, 西方敌对势力对我进行的渗透日益隐晦, 他们有的利用现代传媒手段, 比如电影, 进行思想渗透;有的通过文化商品向社会大众渗透他们的各种价值观;还有的假借教育和学术交流, 向高端学者或者高级知识分子等社会精英群体渗透TM的价值观。在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下, 我国一部分人的价值观趋于西方化, 极少数人成为西方代理人, 使国家向心力有所松动, 直接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

三、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几点思考

(一) 以民生富裕引领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意识形态的生命力从根本上来源于对现实利益关系的及时回应和正确表达。意识形态是否可以得到人们的认同并不在于它的理论本身有多么正确, 逻辑表达有多么严密, 而在于能否直接实现人们的各种利益诉求。民生问题向来是大事, 因为它涉及到每个老百姓的生计问题, 所以它会影响乃至决定国家是否发展, 社会是否进步, 政权是否兴亡。所以一个政党必须注重社会建设, 真心实意解决民生问题, 才能最终赢得民心, 也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其执政地位, 如果哪一个政党不关注民生, 它的执政地位早晚会被动摇。

(二) 以社会公平正义引导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如何评价意识形态能否获得人们的认同呢?其本身必须具有合理性, 此外还得看它对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解释力度。每个人都渴望公平、公正, 公平感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前提, 也是老百姓认同一种社会制度及其主流意识形态的底线之一。当前我们社会生活确实存在很多不公平的地方, 比如大家常议论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收入分配不公、社会保障不公等, 民众围绕这些社会问题自发地争论, 表达想法, 我们确实存在这些问题。要建构以公平为核心特征的现代社会秩序, 有利于恢复和重建人民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三) 以党的作风建设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挑战与应对论文 篇10

关键词：民生科技,政府,和谐社会

近年来,改革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关注民生已经成为当下的共识。随着城乡差距、地域差距、贫富差距和行业差距的拉大,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弱势群体正有扩大的态势。如何保障民生,仁智各见,不一而足,有重视政策支持的,有重视财政投入的,笔者希望通过加强民生科技领域的关照来保障民生。科技与民生结合在一起,不是因为名词的原因,而是现实生活的需要。[1]胡锦涛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把解决好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作为科技工作的重要内容,在生命健康、生态环境保护、公共安全等领域加强攻关,加强对地震灾区灾后恢复重建方面科技问题的研究,推动科技成果充分惠及广大人民群众。”[2]需要注意的是“‘十二五’时期科技发展将遵循创新导向、需求牵引的原则,坚持以人为本,把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3]通过民生科技来保证民生实现。

1 研究之缘:民生科技与科学技术的价值

科技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无可争议,正如邓小平所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就历史发展的脉络而言,人类的每一次进步都依附于科学技术水平的改进与提高,但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能成为我们一味竞逐科学技术的理由。在人类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契合中,必须重视科学技术的价值,即发展科学技术到底是为了什么的问题?诚然,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本无可厚非,但由于对此问题的重视导致了对科技发展过程和科技成果的过度关注,致使政策的关注重点更多地指向效率、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等字眼,而民生状况问题被忽视。就现实而言,利用科学技术做大蛋糕是必要的,但也要考虑用科学技术来保障民众福祉的提高。事实昭示,改革开放以来的科技发展对民生改善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民生领域还存在着不足,诸如民生科技成果不多、科技成果的民生转化程度不够,民用科技发展滞后等问题都亟待解决。需要说明的是,在发展民生科技上,中国的发展进步与否,既需要纵向比较,即现中国与之前中国,今天与昨天的对比,也应横向比较,当然对象应尽可能选择那些有巨大发展潜力和显现发展实力较强或极强的国家和地区。通过比较,在看到成就的同时,增强忧患意识、挑战意识,要认清自己的不足,以便汲取他人长处为我所用,切不可沾沾自喜,自鸣得意。在国家发展形势瞬息万变的时刻,谁把握了机遇,谁就赢得了先机,而这一先机的取得需要准确地为国际发展事态和具体国情把脉。就我国的发展实践而言,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领域成就斐然,但经济领域的成果并未及时、顺畅、有效地转移到社会领域,致使民生质量提高滞缓,究其根源就是对经济发展的过度关注,即更多的为发展经济而输出政策,却忽视了社会领域的发展。基于以上,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不仅要着眼于科学技术在经济领域的贡献,更要发挥科学技术在纠治民生问题中的作用,这就有必要将民生科技运用在具体民生问题的解决上,真正实现经济与社会、科技与民生的协调。

2 现实之困:发展民生科技面临的挑战

(1)认知模糊,民生科技缺少必要的理论支撑。理论是实践的先导,理论对实践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当前,民生科技理论有限,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可资借鉴的并不多,这也成为制约中国民生科技发展的瓶颈。就民生科技理论而言,国外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关注公民利益的实现。约翰·阿利克认为“政策能否被接受,取决于有无保证美国人获得其利益份额的明确推广战略”。二是对涉关民生科技的领域给以适当的政策帮助。林达·科恩认为美国能够保持优势在于加强知识产权管理、对工业研究与开发给予支持、为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的研究及人员培训提供经费等内容。三是在公共政策上更多的着眼于民生科技的立体防护网建设。威廉·J·克林顿在科学与国家利益中提到“我们这样做,是因为科学与技术在不断进步中相互依存,并与人民的健康、幸福与安全关系重大……我国有关科学、技术、教育、政府效能、环境保护、医疗、国际贸易、信息通讯、知识产权保护条例法令、财政及货币以及其他领域的各种政策,必须通盘考虑。”对于以上理论需要明晰的是,这些理论在国内也多有争论,尚未达成共识,而从具体的做法来看也未必适合中国。就我国民生科技理论研究而言,民生科技研究刚刚起步,尚且处在摸索阶段,主要针对以下几个雏形领域:一是对民生科技的基本概念界定上还难能形成共识。王海燕从民生科学的角度来理解民生科技,认为民生科技就是指“在民生科学基础上融合了相关技术,即与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显示的利益问题相关的科学技术”。曾国屏从国计民生的角度来理解民生科技,认为民生科技应处理好两个关系:其一军口科技与民口科技的关系;其二威望科技与民生科技的关系。“民生科技,则是指与民生问题具有最直接关联的科学技术,主要是指把科技成果转化到与民众生活紧密相关的活动之中去,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益、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的目的。”[4]另外,魏江则认为“目前对于民生科技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还缺少深入的理论分析”。二是认识到民生科技的重要作用,但指向性不够明显。王明礼认为民生科技的重要性有三方面,即“民生科技对经济和谐发展的动力作用、民生科技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润滑作用、民生科技对和谐生态的导向作用”。周元从建设和谐社会的角度来理解民生科技的重要作用,认为“无论哪一个层面的和谐,都离不开科技,尤其是民生科技的支撑。”结合以上能够看出,我国在民生科技理论的研究上还是有待加强的,而理论上的不足也直接掣肘了实践的发展。

(2)保障措施不足,民生科技实力薄弱。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的国情是一穷二白、千疮百孔,国民经济频临崩溃,在这种特殊情景下,只能选择高积累的方式来发展国力,即更多的关注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对GDP的关注。诚然,建国后到文革结束前国内民众生活的窘困状态既有天灾的影响,也有政策的原因。从各国的实践来看,虽然对战争、天灾、人祸很难根绝,但理应保证国民基本生活得到适时的改善与提高,否则,社会发展便会进入困顿状态。针对过往,“人类对科技的不当运用使得以往的科技发展(如军事科技、工业科技)倾向于关心政治和军事利益最大化,而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关注甚微。”[5]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和内部稳定,必要的军事设施和军工技术保障是必要和应当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就国家科技工作的重心来看,必须着眼民生科技,把科技发展的目标定位在民生质量的改善与提高上。惟有如此才能真正保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为全民共享。当前,保障民生科技发展的政策供给效果上还多有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策目标落实程度不够。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规划发展纲要(2006—2020)》的重点专项中,涉及民生科技的重大专项包括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新药创制,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涉及生物等战略产业领域,能源资源环境和人民健康等重大紧迫问题。通观诸此问题,新问题并不多,而绝大多数都是老问题。二是政策重点不明确。就目前的政策实施来看,政策在地方政府层面尚且不够具体,政策重点还不够清晰,尤其体现在处理发展、稳定与民生的关系上,个别地方甚至把发展和民生对立起来,把稳定与民生割裂开。三是政策供给配套性差。实践中,政府往往借助于个案政策去解决政策问题,而效果有限。毋庸讳言,民生工程是个系统工程,任何一个单体政策都不足以保障其实现,这样一来,必须注重多体政策的协调与配套。

(3)依托力量不够,民生科技发展质量受限。民生科技的兴起需要主体力量的支撑,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主要包含决策者、科技工作者和普通公众三个方面。其一,就决策者而言,受身份的限制,决策的视野相对宏观,而且往往会选择那些权重系数高、获得效益快的领域。诸如建国后的一段时间,我国将更多的工作重点放在发展国防和军工上,这才有了“两弹一星”的功勋成就,但随着国防和军工实力的相对强大,应当对过去忽视和漠视的领域进行重新观审和反思,为什么社会领域的状况不能另人满意?民生领域的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依靠什么呢?科学技术到底应为此做点什么呢?这些问题都有待回答。其二,就科技工作者而言。科技工作者往往与项目和机器打交道,工作目标往往就是完成即定任务,至于科技的民生指向性有多少,所作所为对民生质量的提高能否有帮助,他们似乎并不太关心。其三,公众素养和民生科技之需还不够匹配。民生科技是诸多要素的有机结合,而公众素养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比较而言,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甚大,且发展不平衡。2003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为1.98%,而美国2000年为17%,欧共体1992年为5%,加拿大1989年为4%,日本1991年为3%。”[6]

(4)评价体系不完备,民生科技发展无以遵循。在对民生科技发展质量的动态测评上,缺少权威、专业的部门和组织,也缺少涉关民生科技的指标体系,致使民生科技测评在持续性、深入性上还有待提高,虽然我们强调不以结果论英雄,但在具体的社会工作实践中又不得不以结果论英雄。诚然,衡量政府的工作效率是困难的,毕竟政府关注的结果产出,既包含可测量的经济收益,也包括良好的民声效益。前者可以用指标数据去测算,这比较容易进行。后者,由于民声往往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而且民声介乎于一定的模糊情况,很难做到精准的评价,甚至连起码的评价都很难,这样就要看具体的个体的主观感受程度和感受强度了。民生科技评价体系的不完备也使人们将更多的关注度指向了科技结果,至于对民生辐射程度和质量则往往被忽视。

3 未来之径:发展民生科技的着眼点

保障民生仅仅依靠财政上的支持是不够的,必须将一切转换为一种实在的能力,即能够使现实发生真实而可靠的向前性变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时代越发得到证明,并且社会越发展、文明越前进,命题的正确性就显得越发深刻。而在这其中,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一个命题,即人类所发展的科学技术到底如何保障人类自身生活的发展与改善?亦或发展民生科技的进路在哪里?为此,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1)民生科技的发展理论和实践没有固定的模式,既要学习他人,更要有所创新

马克思主义认为,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这客观的要求我们必须把发展民生科技的核心力量放在本国的基点上,同时对国外成功经验有所关照,引进吸收,为我所用。诚然,任何一个成功的模式都生成于特定的环境或土壤,正所谓“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就美国的民用科技状况而言,采取的是先军为主,转向军民结合并有所侧重,如生化工程、生物工程的民用化、核能的和平利用、信息情报技术的民用化等等。中国不能完全采用美国的模式,毕竟国情、文化、历史发展均有不同。中国可以在不忽视军事(或国防重点领域)的情况下,把注意力和资源向民生科技倾斜。另外,对民生领域也要有所选择,不可铺面太大,否则,资金状况不足以保证其顺畅发展。就我国的民生科技而言,食品安全领域、医疗卫生领域、环境保护领域、三农领域的科技水平还相对落后,高科技的发展、创新成果并未更好的惠及民生。尤其是在科技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必须依靠社会公益技术进步大幅度提高公共科技的供给能力”。[7]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三农问题都是中国科技发展和民生发展的瓶颈问题,解决不了,解决不好,中国的发展就不好办。

(2)在发展民生科技的方法选择上应前后有续、轻重缓急、有所侧重

首先要明确保证国家的稳定与秩序这是最大的民生问题,民生科技要服从于、服务于这个大局。尤其是在当前国际形势瞬息万变、国家关系错综复杂、利益博弈难有定论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利益纠葛都可能转化成不可控制的局面。为了保证国家的整体利益和人民的亡国灭种之危必须对军事科技、国防科技,尤其是高精尖领域应给以足够的财政支持和政策保障,这是发展民生科技的前提和基础。之所以这样说,是基于特定的国际形势和应对,防止局部战争和地区战争的爆发,切实保证中国的安全与稳定,没有一定的军事威慑力是不行的。其次,对民生科技的费用要有收支计划,适时调整。“判断政策取向,不能只看政策宣言,还要看财政资金的流向。”[8]为此,应“对科技经费的投入方向进行战略性调整,重点加强社会发展科技领域工作,建议社会发展科技领域的投入成倍增长,大幅度提高健康、环境、生态、安全、节能、防灾减灾方面的科技经费,对于关系节能、环保、健康、安全等民生问题的课题,加大科技投入,给予重点支持。”[9]需要注意的是科学技术具有两面性,民生科技也是如此。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增进人民福祉、造福国民中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要措施得当、注重防范和化解其消极作用。

(3)在发展民生科技的力量依托上,必须视野开阔,充分动员各方力量

众人拾柴火焰高,民生科技的发展也是如此,具体来说就是“科技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密不可分,它不应该成为科技界一家的事,而应该是全社会都来关注的事业。”[10]从一定程度而言,国家的强大未必直接带来公民的强大或民生状况的改善,与其说成是国家的强大不如说成是政府的强大,在我国的政府指的是广义的政府,而不是简单的行政部门,政府强大意味着政府对社会支配能力的增强,包括对财政转移支付的有效调适、对资源和财源的合理安排、对设计政策的精到调控等等。而公民的强大则是在于抵御社会风险能力的增强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就目前状况而言,政府应当在培育公民能力的过程中发挥自身作用,使公民个体能力得到增强,从而也从另一侧面减少政府的负担。“在实际工作中,要坚持以人为本,以重点实验室、各类科技创新园区和基地、高新区为主要载体,以与民生密切相关的科技项目为纽带,加快引进和培养一批科技人才、创业人才、金融人才以及熟悉现代化管理的高素质领导人才和专业化技术中介人才。”[11]调动公众参与民生科技的积极性、主动性,使其成为发展民生科技的参与者、支持者最终和受益者,在此基础上共享发展成果。

(4)在民生科技评价体系的建设上,应注重量化、精细化民生科技指标

评价总是要依据一定的标准,而在我国当下更多的侧重对科研论文的考评,这也是论文功利化倾向越来越严重的诱因。诚然,大型的民生项目不能简单的用论文来评价,毕竟论文只是反应项目的一个方面,而且往往不是重要的方面。我国之所以在国内很多的大项目能够取得“优秀”的评语,但在实际中的效果并不明显,甚至是零效应现象还依然存在,这对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而言是不利的,就此,应改变“原来用论文来评价科技成果的方式,今后应更多用市场、社会需求和应用情况来评判。让更多的科研要素转到民生科技上来”[12]当然需要注意的是,任何项目的结果都要经历一段时间来显现,这就要对民生科技项目适时监控、有效反馈,完善评价机制,切实把民生质量的提高作为评判科技发展的重要维度。民生科技指标应关注两个方面:一是社情参数,一是民意参数。关注社情参数就是要关注那些反映民生科技发展的数量、质量、程度、状态、等级等的项目,即哪些项目与民生科技发展相关和项目自身的发展状况如何等问题。关注民意参数就是要关注那些反映社会成员对民生科技发展状况的认知、感受、评价、态度等项目,即受众对民生科技发展的认可程度怎么样。

参考文献

[1]孟宪平.民生科技的两大亮点[N].光明日报,2008-03-31

[2]胡锦涛在纪念中国科协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08-12/16/content_16955091_2.htm

[3]回眸十一五展望十二五:民生科技点亮幸福生活.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jrzg/2010-11/04/content_1738317.htm

[4]贾品荣,赵钢.民生科技的战略要义与政策着力点[N].中国经济时报,2009-01-21

[5]李莹,王明礼,王艳雪.发挥民生科技对科学发展的引领和支撑作用[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

[6]王明礼,王艳雪.民生科技的价值取向与实现途径[J].科学学研究,2010(10)

[7]国家“十一五”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科技部网站,http://www.most.gov.cn/kjgh/kjfzgh/200610/t20061031_55485.htm

[8]王绍光.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第一版[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385

[9]贾品荣.大力发展民生科技需要政策支撑[J].中国科技奖励,2010(8)

[10]王瑟.关注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民生科技[N].光明日报,2007-03-11

[11]秦远建.湖北省民生科技现状分析及对策[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0(8)

挑战与应对论文 篇11

关键词：小学数学；“零起点”教学；共同体；分层教学；个体差异

随着教育部《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征求意见稿）中“零起点教学”这一改革意见的提出，“零起点”教学立即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并成为热议的焦点。究竟何谓“零起点”教学？它对孩子的成长有何意义？作为数学教育工作者，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本文拟从小学数学学科的视角切入讨论。

一、何为数学“零起点”教学

小学数学“零起点”教学，就是指学习对象是零基础，教学之前没有接触过以数学运算等为代表的基础知识的学习；学校则要科学地编制数学课程计划，严格按照《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的要求开展教学，不随意拔高教学和评价要求，不随意加快教学进度。“零起点”教学顺应了学生身心发展与教育规律，有利于夯实学生的学习基础，培养学生健康的学习习惯。

二、小学数学“零起点”教学的现实之困与挑战

1.“起跑线”上的竞争引起的家庭之困

【案例一】我咋老记不住

前不久，一段父母让4岁女儿背“5的乘法口诀”的视频在网络上爆红。整整一上午，父母二人轮番检查女儿“5的乘法口诀”的背诵情况，女儿屡背屡错，屡错屡背，哭诉着：“我永远都记不住3×5，这太难了，一点也不简单。”

20世纪80年代，美国曾评选出“儿童给成人的忠告”，一共10句，其中第一句就是——“我的手很小，请不要往上面放太多的东西。”而我们的现状是不仅放得“多”，而且放得“快”。揠苗助长式的提前开发，除了可能影响儿童的身体发育外，也极有可能因为学业负担过重导致儿童厌学情绪的产生，为儿童将来的成长埋下隐患。

2.“择优录取”导致的学校之困

【案例二】河边共有几只鸭

市区某知名小学一年级招生面试时，让孩子独自一人面对好几位“如狼似虎”的教师。“你能从20数到40吗？倒过来呢？”“你会做数学题吗？6+7=？15-7=？河边有8只鸭子在玩游戏，又游来了3只，现在一共有几只鸭？”

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的大背景下，优质学校无奈地选择了“择优录取”，为了“择”出优来，面试题就这样变本加厉，越出越深。有的变成了智力测验、脑筋急转弯，甚至出现了形形色色所谓的“变态题”。

三、小学数学“零起点”教学的应对策略

1.“幼小”形成共同体，顺利度过衔接期

为了适应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幼儿园和小学都要创设适合儿童发展的教育，要积极向对方靠拢，彼此沟通、相互衔接，形成教育的共同体，通过双方的合力为儿童一生的发展创造最大的可能性。

2.科学编排课程，旨在培养“全人”

“零起点”教学，要想凸显孩子的自主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就要敢于对现有的数学课程进行大胆改革，使之适于孩子们在轻松的玩乐中主动建构。如北京亦庄实验小学的教材是由校长、老师亲自参与编写的孩子们喜闻乐见的故事、绘本、游戏、操作……因为孩子在概念化之前，要通过运动和体验来学习，来确认自己在这个空间里并找到自我。

3.直面“零起点”，共享“零起点”的快乐

数学“零起点”教学，遭遇“非零起点”的生源，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很多孩子已经有了丰富多彩的生活体验和不同程度的实践收获。我们要小心呵护孩子对校园的新鲜感，竭力做到课堂对于每个孩子都是“零起点”。也许有些数学知识不需要教学，他们已对答案了然于心，但是这样的答案是怎么获得的，有多少思维训练的过程，往往常被我们忽略，而恰恰这又是最重要的。所以数学“零起点”教学更要关注知识的探究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良好的思维品质和行为习惯的养成。

4.实施分层教学，重视个体差异

对于不同的孩子来讲，“零起点”的“起点”也是各不相同的，因此，“零起点”教学并不等于忽视孩子的个体差异，而是在不同的起点上同时展开。正如毕淑敏所说，每个人都是不可重复的孤本，教师要寻找到每个孩子成长的密码。首先，目标设定要分层次，要让“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其次，学习过程的指导要分层次。对学困生要直观形象，对优等生可抽象思维。再次，作业的布置要分层次。学困生能掌握基础知识，中等生能灵活运用，优等生则重在使创新思维能力得到训练。最后，评价标准也要分层次。针对各自目标的达成情况，给予不同的评价，促进共同发展。

健康成长是儿童生命成长本来应有的状态。倡导“零起点”教学，实现真正“减负”，遵循教育规律和儿童身心成长规律，是我们每个教育工作者的理性追求。我们的教师和家长都希望我们的儿童能从这样的地方出发，成长为一个有尊严、有能力、有创造力的栋梁之才。

参考文献：

李希贵.面向个体的教育[M].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

挑战与应对论文 篇1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取得长足进步,目前仍具有一定的‘黄金发展’特征,但物质资源环境制约和人际利益关系制约互动交织而成的‘矛盾凸显’,已带来潜在增长率‘下台阶’和对于发展可持续性的明显压力。近年来的雾霾问题,是我国生态环境中大气污染危害升级的突出标志。促进环保、提升生态文明程度,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最高层面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回答如何才能取得合意的环境治理效果问题之前,贾康先强调了环境制约潜在和现实的危害以及国家决策层对环境治理的高度重视。

目前我们没有走通“避免先污染后治理”之路

发达经济体走过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其艰难的治理过程和为之付出的代价曾使我国对发展模式进行反思,并力图走出一条“避免先污染后治理”之路。然而,正如贾康所言,我们并没有走通“避免先污染后治理”之路。而且,现在采取的措施往往是“治标不治本”。

记者:关于不走发达经济体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的提法,的确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请您谈谈对此的看法。

贾康:我国一直在努力走通“避免先污染后治理”之路。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中,较早已有“避免重走发达经济体先污染后治理老路”的认识,并由最高决策层明确地提出了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这一“两型社会建设”方针,又提升到统领全局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观,以及十八大以来“五位一体”建设生态文明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治国理念。但面对现实,我们不得不承认,由于种种原因,迄今为止,我们并没有走通“避免先污染后治理”之路。

记者:什么可以证明我们没有走通“避免先污染后治理”之路?

贾康:雾霾所代表的环境威胁与挑战就是有力的证明。2013年以来,严重的雾霾天气实已带有环境危机特征,引起了民众广泛不满和政府管理部门的高度焦虑,形成了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生活的现实威胁,亟待化解。

记者:为了治理雾霾,政府层面采取了控煤、控车、控油等措施。谈谈您对这些措施的看法。

贾康:一些雾霾严重的城市实施控煤、控车、控油、治污等污染防治措施。这一系列措施确有必要,也有成效。但离实现使公众放心地呼吸上清洁空气的目标尚远;而一味采用车辆限行限购、工厂停工停产等简单化行政手段进行治理,不仅容易引发社会矛盾,而且治标不治本。需要强调的是,短期强力打造“APEC蓝”、“阅兵蓝”只能是权宜之计。

解决环境问题必须抓住可塑的制度机制因素

贾康认为,当前我们只有直面以雾霾为代表的环境问题,别无选择。“我们一方面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消除雾霾危害这一目标的实现,还需待以时日,因为在‘先污染后治理’的既成事实轨道上再来解决此种问题,已不可能一蹴而就;另一方面,必须以最高重视程度,正确处理中长期减排治污、消除雾霾等环境危机因素的可行思路与务实的方案框架。”要形成可行思路与务实的方案框架,就必须查明病灶,紧紧扭住可塑的制度机制因素做出大文章。

我国目前环境问题的一个重大原因,来自于机制性的资源粗放低效耗用状态。

记者:解决雾霾问题必须“对症下药”:即必须找到雾霾愈演愈烈的成因。请您谈谈对此的看法。

贾康:关于我国雾霾等环境危机因素的细致成因分析,固然还需要展开大量的科研工作,但目前全局框架下基本的判断却已经可以形成:这明显的与我国具体国情中的如下要点息息相关。一是我国近95%的人口聚居于仅占42%左右国土的“瑷珲—腾冲线”(亦称“胡焕庸线”)之东南方,这种人口分布格局使能源消耗、环境污染压力呈现“半壁压强型”;二是我国基础能源主要依靠国内储量丰富的煤炭——随着燃油国内供给明显不足等因素在今年浮出水面,加之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电所遇的各自制约,目前全国电力供应中的约80%是烧煤发出的火电,而煤的清洁化使用难度高,大气污染等负面效应十分突出;三是前面几十年我国特定发展阶段上形成了在经济起飞中以重化工工业支撑的超常规粗放式外延型快速发展方式,单位GDP产出中的能源消耗系数相当高,污染因素集中度高而不能有效化解。以上这些具体国情,可称为我国能源—环境压力方面客观存在的“三重叠加”,我们极有必要据此如实认识理解相关环境挑战的严峻性质。

记者:除了“三重叠加”等的具体国情中不可选择因素外,有没有可选因素?

贾康:在上述基本国情和“三重叠加”中,有关人口分布、自然资源禀赋、发展阶段特征等基本上不可选择的因素之外,还有可塑性高的制度机制因素密切相关,而在这个方面,我国存在重大缺陷,这个重大缺陷对于雾霾等环境问题的恶化难辞其咎。也就是说,我国目前环境问题的一个重大原因,来自于机制性的资源粗放低效耗用状态,它涉及煤、电、油等能源耗用相关的制度安排问题。机制性的资源粗放低效耗用状态恶化着的大气、水源水流、生态环境,形成了经济、社会生活中危及人们生存质量的不良传导链条。

记者:请扼要阐述机制性的资源粗放低效耗用状态是如何导致不良传导的?

贾康:在我国一般商品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基本实现市场化后,在国民经济中基础能源这一命脉层面“从煤到电”(又会传导到千千万万产品)的产业链上,却一直存在着严重的比价关系与价格形成机制扭曲、非市场化状态和由此引出的“无处不打点”的乌烟瘴气的分配紊乱局面,这种扭曲的非市场化机制危害极大,特别是助长着粗放式、挥霍式、与节能降耗背道而驰的增长模式和消费习惯——在现实的比价关系和利益相关性的感受之下,社会中的主体几乎谁也不真正把节电、节水当回事!而节电、节水,在我国实际上就是节煤降污,就是抑制和减少雾霾。

记者:请结合民众实际生活、企业各种比价关系说明制度机制存在巨大缺陷。

贾康:以首都北京为例。改革开放初期至今,民用电价上涨了2倍多,但同期百姓“居家过日子”必须消费的蔬菜如西红柿、黄瓜、大白菜等价格却是上涨了百倍以上!那么现实生活中,什么值得精打细算,什么可以忽略不计,不是再清楚不过了吗?家庭生活如此,企业方面,几十年间,用电与其他料、工、费的比价关系也同样如此——可试想一下,三十多年来,企业工作人员差旅费支出水平的变化不也要高出电价上涨上百倍?利益对比的普遍情况必然引导和影响企业、居民的能源消费习惯与行为特征,这是一种不容回避的基本事实。

记者:您认为应如何对机制制度进行改革?

贾康:我们面对这种倾向于粗放化、高能源消耗、高环境压力因而可能发展过程不可持续的挑战与威胁,必须抓住可塑、可选择的机制与制度安排问题不放。下一阶段有必要积极推进从资源税收改革切入,逼迫电力价格和电力部门系统化改革,并进而引发地方税体系和分税制度建设来助推市场经济新境界的新一轮税价财联动改革。这一主题,其实过去已在若干角度上被方方面面所关注和议论,但还缺乏一种“捅破窗户纸”或“打开天窗说亮话”式的正面审视,没有挑明并加以通盘连贯处理,亟待在“配套改革”概念上形成“路线图与时间表”式可行方案设计。

用长效机制化解“两大悖反”

“现实生活中政府、民众两方面存在“两大悖反”,必须依靠配套改革中形成经济手段为主的长效机制来化解。”贾康说。

以经济杠杆手段为主,把真正低效、落后、过剩的产能挤出去,实际化解“两大悖反”。

记者:记者:请具体阐述“两大悖反”的内容。

贾康:我国现实生活中,存在两大悖反现象:一方面,官方反复强调科学发展、包容性可持续发展,但实际进展是在部门利益、垄断利益的阻碍下步履维艰,为此必须做的与煤、电相关而形成经济手段为主节能降耗长效机制的改革,一拖再拖——如电力部门改革十多年前就已经形成的“5号文件”,在关键的使电力产品通过竞价入网回归商品属性,从而产生选择性、竞争性的改革,寸步未动;另一方面,公众对环境恶化、雾霾打击等的感受,日益趋向“民怨沸腾”,但一说到资源税、环境税等改革,却又会由其“加税”特征引发一片反对声浪,甚至有人跳着脚骂娘,很不认同这种会牵动利益关系的经济调节方式。

记者:“两大悖反”现象的存在产生什么后果?从宏观层面讲,如何化解?

贾康:上述这种政府、民众两大方面的悖反和荒谬状态,导致“科学发展”、“生态文明”迟迟难以落地。要化解这“两大悖反”现象,显然必须依靠着眼全局、前瞻长远、逻辑清晰、设想周全的改革设计,与以更大决心、勇气、魄力和智慧构成的改革行动来破解“悖反”,贯彻绿色发展战略,从而把中国来之不易的现代化发展势头和仍然可能在相当长时期内释放的较高速发展和“升级版”发展的潜力,真正释放出来。

记者:您认为行政手段、技术手段治理环境问题最终效果难以合意。为什么?

贾康:为治理雾霾、促进环保和低碳、循环经济发展,当然需要多种手段并用,但实话实说,节能降耗方面政府行政手段为主的选择式“关停并转”,虽仍然被反复强调,但其操作空间有限,仅适合为数不多的大型企业;以法规划定“准入”技术标准的“正面清单”方式,逻辑上说可以用来面对中小企业,但如果以此为主来操作,且不说会受到环保机构必然遇到的“管理半径”、“人员充足率”的制约,并且一定会产生为数众多、防不胜防的“人情因素”和设租寻租,发生事与愿违的种种扭曲和不公,效果亦不具备较高的合意性。

记者:您强调要建立长效机制。什么是长效机制?如何形成?有何好处?

贾康:长期可靠、效应无误、值得推崇的转型升级出路和可充当主力的调控长效机制,是通过改革,以经济杠杆手段为主,让本应决定性配置资源的市场力量充分发挥公平竞争中的优胜劣汰作用,把真正低效、落后、过剩的产能挤出去,实际化解“两大悖反”,进而引发出来一个绿色、低碳、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升级版”,带来蓝天碧水和清新空气。充分实行的这种杠杆调节优点有三:一是全面的,即产业链全覆盖;二是“内生的”,即生产者、消费者从自身利益出发产生节能降耗的动力;三是长效的,即是可持续、可预期的。

长效机制的建立需要抓住时机深化改革

贾康认为,建立长效机制要从深化改革入手——抓住可以深化改革的时间节点,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从而最终建成长效机制。在这个过程中,要抓住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的关键,之后的操作要把握两个要领。

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的一大关键,是抓住可用时机推出将资源税“从量”变“从价”机制覆盖到煤炭的改革。

记者:推进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的关键是什么?“关键”的实现意义何在?

贾康: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的一大关键,是抓住可用时机推出将资源税“从量”变“从价”机制覆盖到煤炭的改革。2014年12月1日起,全国煤炭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这正是抓住了我国煤炭市场价格走低的宝贵时间窗口,形成了新一轮税、价、财联动改革的关键起点。将资源税从价计征的机制覆盖到煤炭,将有望在今后的市场经济运行中进一步理顺我国基础能源比价关系,冲破利益固化藩篱,使充分反映市场供给关系的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顺应市场经济,在配合地方税体系建设等财政体制深化改革任务的同时,成为一只威力巨大的看不见的手,在今后的市场经济运行中形成法治化框架下、有规范性和可预期性的经济调节手段为主的制度体系与运行机制,促使全中国现已达6000万个以上的市场主体(含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和近14亿居民,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根据市场信号和政策参数“内生地”积极主动地节能降耗,企业会千方百计开发有利于节能降耗的工艺、技术和产品,家庭和个人会注重低碳化生活。这样,就可以群策群力以可持续的转型发展为目标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促使国民经济与整个社会走上一条可以越走越宽的连通“中国梦”愿景的绿色、低碳新路。

记者:实现资源税从价计证全覆盖后,需要把握那些操作要领?

贾康:关键起点实现后,政府可做、应做之事主要在于把握两个要领:第一,是掌握力度,于上述配套改革中使大多数企业在比价关系变化面前,经过努力可以继续发展,少数企业被淘汰出局——可酌情渐进地多做几个轮次,每次出局的便是所谓应被淘汰的“落后、产能过剩”;第二,是当比价关系变化传导到最终消费品时,及时适度地提高低保标准,使最低收入阶层的实际生活水平不下降,而中等收入阶层会自觉调整消费习惯,趋向于低碳化生活。总体上,如掌握好这样的关键内容和两大要领,这个新时期必做的新一轮价税财联动改革就可望成功。

记者:毋庸置疑,改革是艰难的:电力体制改革的“5号文”难以落实就是极具说服力的证据。您怎么看这种艰难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