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伦理困境（精选8篇）
乡村伦理困境 篇1
改革开放30年来,以农业的工业技术化、农村的城镇化和农民的市民化为基本内容的农村改革进程,极大改变了中国乡村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引发了乡村伦理关系和农民伦理观念的变迁。本文提出的30年来乡村伦理的困境问题,实质上是社会转型期中国伦理文化遭遇的“现代性”问题在乡村场域中的体现。自近代以来,列强入侵,民族危机加深,西学东渐兴起。严复翻译《天演论》,国人始用进化、竞争的目光,为民族寻找出路。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亦基于同样原因。但那时传统文化的优势地位仍未动摇,当时只是学习西方形而上“器”之层面的东西。然而,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首次撼动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坚定信念。自那以后,直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都在极力舶来西方的文化以改造自身社会。但由于中国没有西方独特的思想传统和历史经历,舶来的文化理念虽一度引起社会变革,可人们并不熟悉这些理念背后的含义。“现代性”在西方不仅意味着个人从前现代的道德桎梏中解放出来,也意味着“祛魅”后用理性的“宗教”替代实际的宗教所导致的人心灵的分裂和无所依傍,即“现代性”既有它诱人的一面,也有使人异化的一面。而西方人很立体地看待它的双重意涵,并生成了制衡它的各种力量。比如西方学者一直痛斥资产阶级庸俗的生活方式,痛斥那种纯粹工具理性意义上的生活。而且,西方的理性化并非纯粹的工具理性扩张。西方社会的各种程序技术和价值理性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联,它们之间相互制衡和相互促进的若即若离的关系,为理性化提供了一个富有张力的动力机制。而这正是许多发展中国家表面上“理性化”过程所缺失的。中国舶来了西方文化中单向度的东西,对其内部丰富的张力因素并未吸收。“缺失的西方文化”在中国城市场域中就表现为长期以来盛行的经济主义和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一方面政治环境的经济主义,一方面人民现实的生计要求,加上媒体的宣传和美国大众文化的诱惑,这种畸形的功利主义文化找到了它赖以滋生和繁衍的温床,侵入中国传统文化生态圈,成为目前在中国城市占支配地位的主流价值,并随着城乡人口流动从城市侵入农村。
如果说中国舶来西方现代文化时只取其功利主义成分而缺失其深层的制衡因素,造成了“社会的缺位”,那么至少还有另一个方面是不容忽略的。中国的乡土文化自古就含有实用主义成分,农民的性情倾向中也早就存在功利主义。面对当前城乡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加之政治意识形态中“富农”、“致富”的口号,乡土文化特质里的实用主义成分迅速与舶来的西方功利主义相亲和,形成一种独特的伦理价值体系,在乡村场域中占主导地位,而传统的乡村伦理逐渐处于被支配地位。
20世纪30年代,针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梁漱溟曾提出从儒家传统伦理出发,通过乡学村学,继承乡约的传统,建立一套新的社会组织构造,以培育个人和团体的新伦理。最终还是革命派通过阶级建立国家权力,利用国家权力进行社会改造。但遗留下来的伦理问题仍未解决,并在今天以复杂的现代性问题呈现在世人眼前。乡村伦理涉及农民的价值观问题、观念问题、素质问题、生活意义问题。不理解这种变化,就很难把握乡村治理与建设的内生基础。因此,对该问题的关注,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的资料来自笔者在四川省X村的多次田野作业(2007、2008、2009)。X村为丘陵地形,原有609户,1900人,94年起青壮劳动力陆续外出务工,现村只剩占原人口50%的中老年人和30%的学龄流动人口。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出导致耕地大量抛荒,老人只能靠往年囤积的粮食加上向邻里购买的谷物为生。整个村庄呈现出一片衰败。
一、几点概念说明
何谓伦理?“伦”即关系,“理”即道理和规则,伦理就是处理人们相互关系所应遵循的道理和规则。在秦汉之前,“伦”和“理”很少并用。直到秦汉之际,才形成“伦理”这一概念。中国乡村社会的伦理问题前人早有述及。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就指出,中国的真问题是文化失调,秩序混乱,而非纯粹的政治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家庭父子之间、学校师生之间、朋友同侪之间,乃至政府与人民、上级官与下级官,统统不能相安,彼此相与找不出一个妥帖点来”,其中所谈及的正是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这五种基本的社会关系,即“五伦”。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上》中说道:“人之有道也,保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儒家在汉代受到官方提倡,人伦在宋代真正渗入民间成为百姓处理人伦关系的内化原则。但随着中国国难当头,革命者们猛烈抨击传统五伦。谭嗣同在《仁学》中就指出,五伦中唯有朋友一伦涵平等之义,其他皆为专制之物,都应废弃。这就是中国智识世界对现代性的回应,可由此带来的社会文化问题不容忽视。目前,致富热在农村成为主导思想,一种新型的经济伦理逐渐在乡村场域中占据主导。这种伦理以经济尺标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工具理性地利用各种可资利用的物质和人脉资源,以实现心中理想生活。这种新型的经济伦理与其说是新一代农民内生而成的性情倾向,不如说是在更大的社会空间里城市文化支配着农村文化的体现。这种经济伦理其实是城市文化伦理在乡村变异的结果,它为村民带来经济收入的同时,并未带来其发源地背后的一些相应理念:责任、平等、不侵害他人权利的自由。其导致的结局就是“私”的剧烈膨胀和家庭结构的剧烈变迁。
何谓家庭结构?家庭结构指家庭的构成状况,它是由全体家庭成员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所组成的稳定的整体性关系模式和维系机制。对农村而言,邻里关系可囊括于“扩大了的家庭”,所以农村老人的家庭结构变迁不单指个体家庭单位的变迁,还包括以个体家庭为中心向周围扩展的人伦关系的变迁。通过对这批三十年代出生的老人的口述史整理,可以在民间重建这部中国乡村人伦变迁史。
二、从乡绅、家族的消失到“小家”的出现
传统乡村社会是一个相对封闭,有其自身延续性的生活共同体。建国以前,乡绅是乡土社会伦理文化的承载者和传递者。“他们一般和基层农民是有区别的,但存在着血缘关系,许多是农民出身或和农民保持着亲属关系,而另一方面又大多走出农村,住入乡镇和城市,成为具有政治权力的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或和统治阶级相互沟通。”乡绅兴办祠堂、学堂、水利等公共事业,在乡土社会拥有较高权威。有时乡绅与家族势力重合,甚至乡绅本人就是族长,当村民家庭发生纠纷、不孝事件发生时介入进来,起到社会控制的作用。新文化运动的道德革命猛烈冲击旧道德。建国后,“破四旧”等政治运动使乡绅最终消失,组织乡村社会生活的重要精英群体缺失。但五十年代的集体化使村民首次过上了一种较高程度有组织的生活,有效地维系了社会团结。集体化本质上是精英领袖希冀用一种重“公”的新伦理替代小农重“私”的旧伦理,避免中国在工业化发展中陷入西方资本主义功利化。但这种排“私”的激进做法忽略了村民物质层面的现实,导致该体制在八十年代不得不抽离。不过这种社会体制的确维系了乡土社会的团结。虽然乡绅、家族体系造成破坏,但传统人伦关系和伦理道德还流动性地存在。
八十年代初土地下户,过上有组织生活的村民又缩回原来的小家庭中。但与建国前的情况不同,改革开放使利益观念渗入内地,小家出现了,小夫妻更愿意为自己的小家谋利益。公社时期尚有专门的夜校、培训班、扫盲班,负责乡村的文化教育,不孝者会被送往培训班学习,弥补了乡绅、家族的消失带来的伦理文化上的影响。而土地下户后,经济赤裸裸地被提到首位,基层干部的职责也主要在收税和计生方面,传统伦理生活组织瘫痪。家庭内个体更加独立,家庭矛盾和离散趋势逐渐显著。
古代乡村社会也有分家,但大多出于经济压力,大家庭的理想只有富人才能实现。可分家出来的小家庭也只是大家庭的简单复制,家庭结构并未发生本质变化,仍以父子、婆媳为主轴,伦理纲常为凝合剂。但土地下户后,分家出来的小家庭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以夫妇关系为主轴,两性感情为凝合剂,父亲不再拥有至上权威,私利心日益严重。
三、九十年代初:空巢化到轮养制的瓦解
八十年代初虽然“小家”出现,但除家计分开外,大家仍同住一个宅院,共用厨房,进行频繁的日常互动,日常人伦关系并未完全破坏。虽然公共生活逐渐消失,各家顾各家,但农闲时,尤其是杀猪时,很多邻里远亲都要来帮忙。大家一起杀,并把猪血浸润黄纸贴于堂屋猪神灵位的墙壁上,以保佑来年猪不生病。杀完后,大家共坐一桌,一边吃猪肉,一边聊着村里近来发生的事情。这是乡村社会融合的典型方式,也是一种公共空间,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道德意涵。通过这种方式,乡土社会的伦理得以维系。如果哪家遇到困难,邻里依然发挥着生活互助、情感支持的功能。
1992年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加速。这时,西方功利主义才首次真正从城市全面渗入乡村底层。务农日益成为一个很不赚钱只能维持生计的行业。务工比务农轻松,而且可以让人享受城市生活。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家庭日益呈现空巢化隔代化特点。
9 2年,X村的女青年率先去浙江务工,而男青年在家务农。随着女青年在那边挣到钱,男青年也靠着亲缘、老乡网络陆续跟去。刚开始只是间歇性务工,即农闲时务工,农忙时回家务农。到后来,变成纯粹的务工,几年才回家一次。
老人开始在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上出现疏离。
古代乡村社会分家后,老人如到了丧失劳力的年龄,不会独立出来,而是依靠儿子的生活单元,这是一项社会制度和社会风气,是人们观念里理所应当之事。而九十年代,一方面传统乡约、家族体系早已不在,一方面缺失的城市文化作为先进理念盛行于世,外出务工的子女大多忙于挣钱,有条件的子女也因嫌村里条件不好过年也不愿回村。不定期的货币补贴取代了传统的生活照料和轮养,养老制度彻底瓦解。
以个案王氏家庭为例。02年王氏夫妻分别70、68岁。由于体力无法支撑正常的田地劳作,他们在人们的建议下再次分家,将自己所有的财产如农具、土地、猪和锅碗都分给三个儿子,开始实行三个儿子的轮养制度:每个儿子养半年,该哪个儿子养的那半年两位老人就同那个儿子一家共同生活,帮忙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供养顺序是:大儿子→二儿子→三儿子。此时二三儿子都在外务工,只有大儿子在家务农,老人被正常轮养一年。可到03年下半年本轮到大儿子供养时,大媳妇认为自家子女上学负担重拒绝供养,使得供养关系中断。由于二三儿子还在外省务工,那半年老人只得种地供养自己。轮到二三儿子供养时,由于他们在外地,只能以寄钱的方式实行供养,04年上下半年各寄回700多元,并把各家原存贮的粮食(谷子、豆子)供老人食用。老人只能继续干农活自理生活。由于看到大哥不实行供养,父母也重操旧业,在外地的两个儿子05年开始也不再按各自的半年给老人寄钱了,只是在过年或老人过寿时给老人寄300元左右的孝敬费。这样维持了两年的轮养制最终彻底瓦解。
四、乡村伦理困境
乡村伦理作为一个问题呈现,始终与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历程相伴而行。像梁漱溟、费孝通等老一辈学者在上个世纪30、40年代,就开始从乡村伦理、乡土文化的角度来探讨中国乡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在现代化浪潮中的前途与命运问题。其中费老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更是深刻地体现了他的忧思。“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得有自知之明,既勿复旧,也非全盘他化,而应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即要增强文化的主体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化浪潮开始席卷中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中国乡村社会在这一次浪潮中真正受到了全面的冲击,乡村生活的合理性及乡村伦理的价值越来越受到破坏和质疑。农民不再坚持祖辈的信仰,价值观被现代化的机器重塑,整个乡土社会像被抽空了一般,只剩下些许遗风人伦元素在空气中零落地弥漫、流动。城市的伦理文化开始统治整个中国。
就X村来说,自土地下户后农民的公共生活日渐稀少,如今更是扭曲为兴盛的赌博事业。在小卖部昏黄的灯光下,牌桌就是一个交流的空间,闲聊的空间,它具有抽象的符号意义。在这种窄化了的公共空间中,他们不断生成的不是文化自觉的意识,而是畸形的生活意义感和价值观。
而对于农村老人来说,这三十年他们历经着各个方面的疏离。首先是社会关系的疏离。改革以前,家是一个团结紧密的整体,成员共持家计,老人拥有较高地位。公社时期的赤脚医生、乡里乡亲的互帮互助,至今都是老人心中最美好的回忆。而土地下户后,尤其九十年代,公共意识更加衰微,各家都谋各家的私利,村民纷纷离开农村,熟人社会的乡土因子日益减少,老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更加萎缩,生活视野更加狭窄。
第二是社会参与的疏离。社会参与对于社会成员非常重要,它关系着该成员对自己所生活的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如果参与不够,会出现成员与社会的疏离,甚至纽带的断裂。以前,坝坝电影、田埂堰坎、村头院落都是村民闲聊交流的社会空间,他们谈着村子的过去,谈着自家的家事,而孩子们则在嬉戏,享受着乡野童年的欢乐。村小还在发挥着它文化传递的功能,作为乡村文化中心,在村民的心中具有特殊的意义。而现在,乡村的文化生活非常稀少,缺乏生成乡村文化主体性的空间。回忆集体化时期频繁的政治活动倒是很快乐的事情。
第三是社会服务的疏离。公共服务是公共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医疗卫生服务、商业网点服务、社区服务等多方面。其中医疗卫生服务对于农村老人来说十分重要。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培养了自己的本土医生。赤脚医生不仅使农民有寻医问药的较好网络,而且有效地缩减了城乡在医疗服务方面的差异。随着去集体化的浪潮,农村医疗体系瓦解,赤脚医生在中国农村消失,伴随而来的是农民难以获取可靠的医疗服务资源。目前我国初步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但水平还比较低,无法切实满足农民的需求。
以上几个方面都是目前城市化进程中农村老人无法避免的遭遇。其本质则是传统文化伦理在现代性问题上的复杂表现。功利主义的新型城市伦理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方面诚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过于强调利益观念无非是对乡村伦理秩序的一个巨大破坏。大众传媒对城市价值观的一边倾态度,进城后生活样式被迫发生的改变,以及年轻人价值观的变化,使得乡村社会文化失序,更无法谈“文化自觉”了。
五、结语
党中央在第十六届五中全会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我们必须意识到“新农村”的提出,不仅是一个经济的现代化与治国安邦的政治问题,更内含着现代化就是人的现代化的根本问题,是人的素养、文明全面提升的伦理问题。“新农村”诉求着伦理道德,新农村的“新”其关键也应是培育新农民。同时,30年来农村一直发挥着稳定的功能。缺少农村的和谐,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和谐。伦理精神是和谐社会的支撑,是最基本的内在要求。因此,要建设和谐社会,必须重建以乡村伦理为核心的乡村文化,使广大农民形成什么是好生活的新概念,重新找到生活意义世界的支撑点。让老有所养、秩序井然的小康社会真正实现。
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以农业的工业技术化、农村的城镇化和农民的市民化为基本内容的农村改革进程,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乡村社会的生活样式。传统的乡村伦理遭遇到城市的新型伦理,呈现萎缩凋零的局面。本文以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的视角,通过对农村三十年来家庭结构变迁的田野调查,呈现30年社会转型中乡村伦理困境,以期引起人们的反思。
关键词：社会转型,乡村伦理困境,家庭结构变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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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伦理困境 篇2
第一，市场经济容易滋生功利主义。
这种功力主义的价值观一旦缺乏外在的法律、规章和制度的制约，又缺少高尚的道德原则从内心深处加以范导，就极易诱使一部分人为攫取暴利而采取与良心、义务、责任相悖逆的反伦理的方式从事经济活动，从而走向放纵自我的极端利己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
第二，市场机制的盲目性容易导致经济主体为了一己私利，以致破坏环境、浪费资源等不道德现象横行。
第三，市场经济的自发性致使其只能按照自身的内在逻辑自发运行，而不能自觉地提炼和选择能为经济秩序和人性的完善以及人类精神世界的充实提供具有超越意义的伦理道德规范。
最后，市场观念的世俗化容易招致人文精神反叛、道德理想缺失、终极关怀鲜有问津。
致使文化商业化、娱乐化甚至庸俗化，最终导致人类精神迷惘、心灵困惑。
二、对市场经济道德化的构想——用智信仁礼等伦理精神指导市场经济发展
市场经济越发达，经济人之间的联系度和交往度就越频密。
而市场经济既是竞争经济，又是合作经济，经济人要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仅要善于处理利益集团内外的密切关系，更要妥善处理好“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微妙关系。
因此必须建立一个广泛的合作体系，并且在互利的原则下从事经济运作，使市场经济日益趋向道德化。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说：尽管由新教伦理创造的资本主义精神和道德力量哺育了近代“经济人”，然而，“经济人”的成长需要道德的.支持，他强调经济利益的求取应符合“天理”。
亚当?斯密认为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是在自爱的利己心与同情的利他心的平衡中产生的，也即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公正”。
因此，用传统的伦理道德来指导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用“智、信、仁、礼”来严格规范市场行为，是市场经济运转的内在价值要求，也是市场经济围绕道德轨道运行的保障。
市场经济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这四环节与我们的伦理德性是紧紧相依的。
首先.生产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占据核心地位，因此，在市场经济生产中要严格遵守“智”的规范。
其次，财富交换符合信。
诚信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信誉是物质交换中的保障性因素。
朱熹的经济伦理思想称：“信便是有仁、义、礼、智，不是假，谓之信。
人不忠信，则事皆无实，为恶则易，为善则难” 。
再次，财富分配符合仁。
市场经济下的分配原则遵循按劳分配，但并不反对以 “仁”的方式去达成。
以仁爱之式“忧天下之忧，乐天下之乐”，从而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
最后，财富消费应当符合礼。
对个体消费来说，朱熹主张“学圣贤安贫乐道”，厉行节约，崇尚个人消费脱离世俗物质享受的层次，追求一种精神享受的至高境界，这是合乎“礼”的最高消费境界表现，与两型社会建设中的资源节约型恰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将伦理精神渗透到市场经济的现实意义
市场经济与伦理道德之所以存在双重作用关系，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与人类进步的历史尺度是正相关关系，而历史的必然性从根本上决定着道德的合理性，所以市场经济一方面能推动伦理道德的进步。
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以功利为原则，有悖于利他的社会伦理的主导取向，因此市场经济机制会诱导出不道德现象。
但是，市场经济的正负作用都不是自然直接发生地，而是通过道德主体的行为选择而发生作用。
亦即，市场经济本身无所谓善恶，就像武器无所谓正义与非正义一样，既可以用来造福人类，也可以用来残杀无辜。
所以，加强对市场经济主体诚信、礼智等道德德性的培育，树立不义之财不可取、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信念，追求一种合理的利己主义，使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承担起应尽的社会责任，是市场经济稳步前行的重要保证。
“诚信”作为一种“天道”，是经济活动中不可违背的信念，是经济活动的“基石”，是经济利益不断增长的人文资本。
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信任》一书中也曾预言“二十一世纪是信誉的世纪，哪个国家的信誉度高，哪个国家就会赢得更广阔的市场”。
他使我们认识到利益的获取不仅仅关涉手段运用，更重要的是取决于经济活动主体的人文本性，尤其是“诚信”德性的具备。
所以建构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诚信体系，将“诚信”作为经济活动实体的内生要素和力量，并运用它来规范经济活动秩序，是繁荣和发展市场经济不可绕道的选择。
“节约”曾被亚里士多德认为是“四主德”之一，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消费道德，在防治挥霍、奢侈、腐化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对于一个财富还相对贫乏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奢侈消费是极大的不“善”，而缺乏正确的消费观引导是目前的实然状态，因此朱熹提倡适“中”不违“礼”的经济消费观，认为在现代经济社会中我们要力行勤俭节约与合理消费相统一。
在“节俭”基础上更多的追求健康型的满足精神需要的消费，这不仅是公民文明程度提高的体现，更是构建资源节约型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吴忠.市场经济与现代伦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
[2]张培勇.企业财务管理中的伦理学解析[J].山东纺织经济(3)
大学校长行政伦理:困境与出路 篇3
一、当前大学校长行政伦理困境
所谓行政伦理困境指的是行政主体当面临两种以上符合道德要求的行为方案做出伦理评价与选择时的一种两难状态。大学校长在行政中作为各方协调力量由于角色的不同, 在不同权力的要求或在多种利益的诱惑下, 往往被夹在多种互不相容的选择之间, 面临“责任冲突”。这是大学校长行政伦理困境的最典型的方式。“责任冲突”在行政实践中有三种最常见的形式:“角色冲突”、“利益冲突”与“权力冲突”[1]。大学校长行政责任就是在激烈而充满变数的冲突中找到方法履行自身之职责。大学校长一般面临以下三重行政伦理困境。
首先, 由角色冲突带来的伦理困境。角色冲突是指大学校长在行政实践中因扮演不同角色承担不同社会责任与自身职业信仰的冲突。在社会生活中, 大学校长处于多重角色之中, 外部角色包括父母、儿女、配偶、邻人、朋友、公民等;内部角色包括教育家、学者、社会活动家以及大学领导者与管理者等。大学校长因其不同的角色期望而承担不同的责任与义务。多种角色的责任与义务时常相互之间产生冲突:大学校长内部角色与外部角色之间的冲突反映了大学校长作为公民雇员角色和作为公民角色之间的冲突;内部角色冲突反映了在大学行政领域内部大学校长对上级负责、对社会公众负责还是对下属负责的矛盾冲突。大学校长为了成功扮演不同的角色进而引发与自身职业信仰的背离, 时常使自身陷入难以调和的伦理困境。
其次, 由利益冲突带来的伦理困境。利益冲突是指大学校长的私人利益与其担负的公共职责的冲突, 其本质是大学校长在行使公权时权衡“利他”和“利己”两种道德倾向的伦理困境。在利益分化的社会条件下, 不同的利益主体为了满足自身利益, 彼此之间必然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利益矛盾和冲突。这就要求处于各方力量交汇点的大学校长在利益分配中秉承公共利益至上的精神, 而且要以是否符合公共利益作为衡量其行政实践是否负责的标准。利益冲突的根源在于利益分配机制不能得到冲突各方的普遍认同。大学因缺乏有效的利益协调整合机制, 使大学校长在利益分配过程中因秩序混乱而陷入伦理困境。
再次, 由权利冲突带来的伦理困境。权利冲突源自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权利加之于大学校长而使大学校长承担多重客观责任引发的冲突。权利实际上是被社会或国家认可的利益, 具有一定的历史性, 它是在一定的规则指导下对于不同主体间的利益界限的衡量。当前大学功能分化带来了权利的分化, 不同权利主体对大学校长要求的不一致而产生权利的冲突。大学校长一方面要对上 (政府) 负责, 严格执行政府指令;一方面要依据不断变化的社会生产力不断调整大学学科与专业建设, 引领大学适应社会的发展;再一方面有责任关注大学师生的生命、价值和意义, 强调师生的地位, 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这就使大学校长在履行自身责任的过程中陷入一种尴尬的伦理困境。
二、大学校长行政伦理困境的出路
消解大学校长伦理困境, 使之在困境中做出大学组织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最佳行政行为选择, 这关系到大学行政组织目标与行政职能的最终达成。消解大学校长伦理困境, 需要政府、大学和大学校长三者的有机协调配合。
(一) 政府层面
首先, 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实现对大学适度放权。大学校长伦理困境实质是伦理自主性运用中的困境, 是伦理自主性的失衡与内在紧张。大学校长需要在法规约束之内具有一定合理的“自由裁量权”, 这是其作为大学管理主体主体性的基本前提。传统政府科层制管理体制要求大学校长一切行动听从命令, 这使其在面临行政伦理困境时难以实现自我伦理判断与统合, 造成行政伦理失范。因此, 政府应以行政流程转变为核心, 积极推进内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实现由科层制管理模式向流程制管理模式转变, 实现对大学适度放权。
其次, 加强大学校长行政伦理立法及制度化建设。改革大学校长职务任免与升降的人事制度, 使大学校长选拔与其行政主导价值相匹配, 将其道德品质高低作为职务升降任免的调控方式;政府相关部门以及大学内部应积极推进廉政法律法规建设, 建立起不同层级权力主体的层层问责制度;加强行政伦理立法和道德制度化建设, 制定《大学校长道德行为准则》;建立健全民主制度及各种监督机制, 防止大学校长权力失控。
再次, 积极推进大学校长专业伦理建设。当前虽然并未对大学校长进行专业资格认定, 但大学校长日渐成为独立的、专业的职业群体, “行政人员的责任来自专业化的标准”[2]。今后应不断推进并完善大学校长专业伦理培训制度, 提升大学校长确认、识别、诊断与解决伦理困境的能力。
(二) 大学层面
首先, 树立真正“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促进社会发展、促进师生全面发展及促进大学发展的总体目标各自所依据的功利论伦理、德性论伦理与义务论伦理都是人类本性的反映。它们都只反映了人性的某一个方面。人类的理性、情感与卓越都是人性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在实践中它们总是能够表现出彼此在某些方面的一致性, 并最终达到一种和谐统一。现代伦理观摒弃了人性问题上非此即彼的选择, 强调辩证处理好“差异伦理与道德共识的关系、理论体系意识与生活意识的互动、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的整合”[3], 在管理理念上实现真正的“以人为本”, 它是一种对人性全面占有状态的肯定, 凸显人之为人的主体性, 以有利于人的持续生存与全面发展为价值支点, 在处理人际利益关系中注重实现某种“中度”。
其次, 建构以公共利益为核心多元治理的现代大学制度。“大学内部仍然存在着权力关系的失衡与冲突”[4]。大学校长伦理困境的原因还在于在利益分配过程中的秩序混乱。大学是由多元利益主体构成的组织, 人在自然状态下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 不同的利益主体有着不同的价值偏好, 由此形成利益冲突。只有在公共实践所形成的社会关系链条中, 人才能由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转变为社会性的人, 人的需要才能体现天然的共通性, 人与人才能实现理性合作, 人的需要也只有在公共实践活动中才能得到持续的、更充分的满足。因此, 大学应加快建构以公共利益为核心多元治理的现代大学制度。它包含外部治理制度与内部治理制度两个方面。大学治理的核心是学术人员对大学学术事务的独立管理。多元治理的现代大学制度构建必须最大限度满足大学本质属性与公共利益需要, 构建政府宏观管理、市场适度调节、社会广泛参与、大学依法自主办学的多元治理现代大学制度。大学外部治理制度建构需要理顺利益相关者包括大学与政府、社会、市场之间的权力关系和责任义务, 以公共的大学学科建设实践构建大学发展的整体目标, 各方在遵循大学学科价值增长规则和规律前提下, 在对客观环境变化准确把握基础上, 以是否能够实现学术生产力最大化为标准, 协调彼此利益关系, 求同存异, 构建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一体化的政府、市场、社会与大学协调发展长效机制。大学内部治理制度建构需要理顺行政系统和学术系统的关系, 清晰界定党委、校长、教授、师生员工权力的边界, 使之充分发挥各自作用。改变原有行政集权管理下的运行模式, 以学科实体化运作为核心, 构建学科相对自主的运行机制。具体而言, 一是在管理体制方面实行学院制管理;二是在决策机制方面, 充分发挥学术权力机构、院务会议及党政联席会的作用;三是在民主监督方面, 重视审计工作, 发挥党总支、二级工会和教代会作用;四是在实体化运作中, 构建完善的目标体系、责任体系、考评体系和激励体系, 让每个人都明确自身角色与目标。
再次, 通过学科价值经营不断提升大学学术生产力。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与权利冲突说到底是利益主体与利益对象之间的矛盾问题, 也就是利益对象的有效供给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 就要大力解放与发展生产力, 而根本在于人的解放与发展。即通过提高人们自身能力来提高人们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矛盾的能力与水平。离开了生产这一路径, 解决利益冲突和权利冲突无疑会化为虚幻。因此, 大学以学科价值经营不断提升大学学术生产力是大学校长走出行政伦理困境根本路径。大学学科价值经营指的是大学在学科经营管理中, 遵循学科价值增长规则和规律, 通过对客观环境变化的准确把握, 动态创新学科价值目标, 通过各相关领域的协作推动学科内外系统有机结合以合理配置组织资源。它要求学科一切决策和行为都以是否能够实现学科科学发现与技术创新能力最大化为标准, 进而对学科发展运筹和谋划, 使其实现价值最大增值。大学学科价值经营是大学知识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桥梁, 也是学科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最佳体现。学科价值经营特点表现有三:一是实践性。学科价值经营的起点与终点都指向学科建设实践。学科价值经营需要紧密结合学科发展的实际, 在解决实践存在的问题、应对现实面临的挑战等重大课题上寻找学科价值的来源和可靠根据;而学科建设实践的实效———学科学术生产力的提升也最终是评价学科价值经营成败依据。二是关系性。学科价值经营坚持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全面关系思维, 在经营过程中强调学科组织所有成员在对共同目标的追求中建立有效长久的合作关系, 通过相互协调以及资源的优化配置, 实现学科组织与学科价值主体的双赢。这意味着学科发展方式从离散的学科要素投入到系统提高学科组织化的转变。三是主体性。学科价值经营体现了学科价值主体的理性批判精神, 在对学科具体的、历史的实践客观条件把握的基础上, 进一步把各种孤立自存的抽象规定重新联结起来, 力求建立主客体之间与诸要素关系之间的统一性和协调性, 进而完成思考力向行动力的转变。四是持续创新性。学科价值经营强调学科价值主体在无止境的对学科发展的理性批判中不断实现自我超越, 进而实现学科价值创新。
(三) 大学校长自身层面
首先, 以“公共信仰”统合自身职业角色。大学校长是个特殊的职业群体, 是多方权力主体的代理人, 手中掌握着公共权力。公共权力的运用是为了引领社会发展、推进大学学术创新、提升师生生命的境界。它不能用来为个人谋取私利, 不允许其根本性质发生改变。大学校长必须让自己的意志、利益与行为尽可能地符合全体公共权力所属者的需要和意愿。然而, 市场经济是维护个人私利的, 当缺乏外在监督和约束机制时大学校长很容易将个人利益的追求作为从政动机。这就需要建立以公共权力为根基的公共性的信仰。只有建立起这种信仰, 才能保证大学校长在大学公共行政实践中获得合于伦理的行政行为。“公共信仰”能够增强大学校长对自身行政实践认识的整体性, 帮助其调整自身行为模式, 实现对自身“职业角色”的统合。
其次, 在行政实践中不断提升自身公共治理能力。“公共信仰”遵循的普遍伦理不可能为大学校长实践提供一个能解决所有问题的公式。它只能提供一种相互矫正的系统, 指导大学校长在具体行政情境中做出相应道德决策的判断。大学校长道德判断能力的运用是在任何特定行政情形中问题解决的决定因素。人“只有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借着自己的选择才能实现自己的发展”[5],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 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6]。一方面, 在行政实践活动中, 大学校长通过与各方利益主体之间的物质交往、语言交往和行动交往, 不断协调各方之间的利益关系, 利益的协调过程就是各方利益主体之间交往行为合理化的过程;另一方面, 作为凝聚大学校长个人智慧的公共治理能力产生于大学校长行政实践过程中不断自我研究与反思。在行政实践中, 大学校长通过对自身角色建构某种“显著性等级”, 分配其“角色投入”[7], 将不同的规范、价值进行优先性排序, 建构自身的角色秩序与价值秩序, 保证在一定行政实践情境下坚持以最小恶果原则实现伦理妥协, 进而应对多重角色规范或义务可能引发的冲突与两难, 避免平行认同多重相互冲突的规范、价值所带来的伦理困境。
摘要：在社会转型期利益格局调整的背景下, 大学行政主导价值有所迷失, 这导致大学校长行政实践面临多重伦理困境。本文基于政府、大学及大学校长三个层面分析并提出消解大学校长伦理困境的路径。
关键词：大学校长,行政伦理,困境,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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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55.
乡村伦理困境 篇4
一、消费伦理困境表现分析
(一) 消费的异化倾向
异化从哲学意义上讲, 是指主体所创造的客体反过来成为支配和控制主体自身的异己力量。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刺激消费的政策和西方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泛滥, 传统的节约、朴素、居安思危的消费思想普遍被摈弃, 取而代之的是超前消费、无节制消费, 城市消费者、年轻消费者和中高收入消费人群表现尤为明显。然而随着极端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深入人心和不断泛滥, 消费已经背离了人的需要、幸福等应该追求的最终目的和意义, 逐渐异化成为消费者自身的负担。首先, 对物质主义的过度追求, 如同穿上了欲望的魔力红舞鞋, 无法停止, 逐渐在消费中失去了对自我的掌控, 沦为自身物欲的奴隶。其次, 消费的终极意义应该是实现“人的幸福”。然而人们无视自然和伦理道德的各种消费方式却往往使自己与幸福背道而驰。炫耀消费和攀比消费使人与人之间更加冷漠, 奢侈消费和过度消费激化了人与自然的矛盾, 使人类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 自然资源几近枯竭。虽然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还不高, 但消费异化倾向在城市市场已经初露端倪, 不加遏制, 这种价值观念会持续渗透, 使我们不知不觉陷入物质欲望的陷阱。
(二) 消费行为去道德化
目前, 由于伦理道德体系建设的缺失, 导致我国整体伦理环境恶化。在消费领域主要表现为人们的消费行为去道德化。消费行为去道德化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 消费自由权利与消费责任义务的割裂。消费者在享有消费自由权利的同时, 也应当考虑对他人权利、对社会发展、社会道德风气以及对自然环境是否尽到责任。然而消费者的奢侈、炫耀、过度消费, 以及对盗版、过度包装、愚昧消费的纵容而非抵制, 说明了消费领域责任意识的缺失。第二, 漠视消费的公平与正义。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合理消费、公平消费是一种美德, 然而现实是穷人与富人、穷国与富国的消费严重不均的代内不公和过度掠夺后人资源的代际不公消费现象普遍存在。人们普遍缺乏对自身消费的伦理道德的约束意识和价值判断。
(三) 精神消费的匮乏
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的物质欲望长期受到压制,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这种欲望极大地释放出来。然而由于伦理教育的缺失, 人们在拼命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 精神文化的消费并没有同步跟上, 并且在精神文化消费支出中用于娱乐服务的支出大大超过用于提高科学文化水平的支出。而当人们过分地沉溺于物质财富的占有和消费之中, 就必然导致精神的贫乏和心灵的空虚。在物欲主义的洪流中, 人们容易迷失自我, 丧失了对于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追问能力, [3]导致精神家园逐渐沦陷。
二、消费伦理困境成因
(一) 西方享乐主义与节俭悖论等价值观念和理论土壤的培植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西方的价值理念和经济理论在越来越深入地影响我国的消费趋势。1936年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了著名的节俭悖论, 认为节俭对于经济增长并没有什么好处。因为节制消费增加储蓄会增加个人财富, 但会减少国民收入引起经济萧条, 对国民经济却是件坏事。因此, 不提倡节俭, 而是倡导对消费需求的拉动。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和节俭悖论对西方国家乃至我国的经济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而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消费者的消费方式,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抛弃节俭美德转而追求享乐主义。
(二) 我国消费伦理教育方面的缺失
从总体经济伦理环境来看, 我国目前处于新旧伦理立破的真空期。改革开放前的“文化大革命”和社会的变动使传统伦理思想地位发生了动摇, 改革开放后, 西方消费主义思想迅速涌入和泛滥, 消费者在没有正确伦理价值观的引导下对外来文化全盘吸收, 对传统伦理文化全面否定。可以说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缺乏伦理约束的时空环境中成长的。[4]目前我国对于商业伦理尤其是消费伦理方面的关注是非常欠缺的。
(三) 中国传统面子消费文化的推波助澜
消费行为离不开文化因素。与西方相比, 我国消费者普遍注重脸面文化, 消费行为受群体的影响巨大, 甚至面子成为驱动消费的重大动因。与面子关系密切的消费行为主要表现为攀比性消费、炫耀性消费和一些象征性消费。这些消费往往带有非理性色彩, 实用性不强, 对个人和社会来讲是一种不理性的浪费行为。
(四) 忽视消费的伦理评价, 过度重视消费的经济评价
从政府的宏观层面看, 政府的经济发展优先以及鼓励消费政策, 更多的体现了对消费需求的重视;从企业的中观层面看, 绝大多数企业只注重经济效益, 认为“企业的主业是业务, 而不是慈善或社会福利, 更不是道德”, 忽视企业的伦理建设;从微观消费者层面, 由于缺乏相应的伦理规范的引导, 消费者只注重消费行为的效用, 即消费所带来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的满足, 而忽视对自己消费行为的伦理审问与思考。
三、消费伦理困境破解不容忽视的五种力量及其责任
(一) 政府
总体伦理环境的改善和伦理规范体系的建设首先依赖的是政府相关部门的力量。从目前我国经济领域严峻的伦理问题看, 政府有必要高屋建瓴, 利用政策导向与法律监督手段加强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引, 以及伦理道德体系的建设。通过传达政策导向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建立并宣传消费伦理规范, 引导消费者摈弃炫耀和浪费, 提倡理性消费, 在消费的同时关注环境的保护、资源的节约、生命的尊重、消费的公平与正义乃至可持续的发展。
(二) 媒体
当代消费伦理的变异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大众传媒的传播内容的影响。媒体与现代生活紧密联系, 媒体的传播内容对消费者的价值追求和生活方式起到了巨大的渗透和指引的作用。西方功利主义、消费主义价值观在我国大行其道, 和传媒不加伦理约束的宣传有莫大的关系。改变我国的消费伦理困境, 大众传媒有义务守护良心底线, 实现传播自律, 注重传播伦理和媒体道义, 摈弃庸俗, 加强有利于长远发展的舆论引导和伦理观念渗透, 对消费者的价值观念进行正面引导, 而不是消费主义的推手。
(三) 企业
改变我国的消费伦理困境, 企业需要清楚地认识到道德是企业发展的无形资产和精神资本, 摈弃“非道德经营”的传统企业哲学, 加强自身伦理建设和企业公民意识, 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 进行“道德经营”。比如不能为了赢利的目的而利用消费者的人性弱点操纵消费者, 不断的发现和刺激消费者的欲求, 成为物质主义泛滥的推手。现代经济活动只有同时能够提供物质功用与道德关怀时, 才能有效地去满足人们的需求, 也才能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5]
(四) 消费者
消费者加强自身道德修养, 摒弃人性弱点, 塑造健康合理的消费道德观是改变我国消费伦理困境非常关键的因素。西方“消费主义”是完全违反我国传统的消费伦理思想的。我们须从我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孔子的消费伦理思想中汲取有益因素, 从自律入手, 义利双修, 不断培养自身的道德人格, 提升道德境界, 做“公民型消费者”或“道德消费者”。[6]通过消费者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和自我拯救开辟出一条消费伦理困境的现实解决之道。
(五) 教育部门
目前我国的学校, 甚至是高校也鲜有开设有关消费伦理、营销伦理等经济伦理方面课程的例子, 对伦理教育的漠视和缺失, 也是目前我国的消费伦理困境成因之一。教育部门是伦理道德教育的主要阵地, 承担对公民进行系统伦理教育的责任。应该重视整体伦理道德体系的建设, 把道德教育渗透到学校教育的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和环节。在整体伦理教育环境改善的基础上, 加强对商业领域的伦理道德研究, 鼓励高校开设商业伦理、消费伦理等课程, 使整个社会对消费有更理智的看待, 有助于走出消费伦理困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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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乡村干部伦理道德建设 篇5
(一) 乡村干部职业伦理失序
1. 信仰异化倾向。
现在, 有些乡村的基层干部理想信念淡薄, 革命意志衰减, 开始出现了热衷烧香拜佛、占卜算卦, 迷信风水;有些干部信仰天主教、基督教, 在工作之余进行信教宣传。甚至有些党员干部对党的信仰开始动摇, 开始变“对党忠诚”为“对个人、对关系网忠诚”。总体说, 就是“不信马列信鬼神, 不信组织信个人”。
2. 脱离群众, 独断专行。
一些乡村基层干部行为不雅, 对自身要求不严, 甚至参与低俗的活动损害干部形象。有些干部, 则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高高在上, 飞扬跋扈, 作威作福, 将党的民主集中制变成“个人专制”, 存在对群众“摆脸色, 打官腔, 要好处”的现象, 工作方式简单粗暴。这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在广大群众中的形象。也是造成农村进城上访现象增多的原因。
3. 政治素质偏低。
一些乡村干部, 思想守旧, 文化素质不高, 不思进取, 工作生活中忽视对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 沉浸在声色犬马、吃喝玩乐中, 缺乏工作上的进取精神和危机感, 缺乏责任感和使命感, 以致知识匮乏、工作能力低, 执政能力缺失, 滋生腐败, 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
4. 工作上钻空子, 打折扣。
一些干部对于党的政策、方针, 阳奉阴违,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打边球”, 认为“县官不如现管”, 出于对自己利益的考虑, 对上级政策肆意歪曲、望文生义, 推迟政策的执行, 给群众的生活造成严重不良影响。
5. 滥用职权严重。
有些乡村干部利用工作职权, 贪污、侵占、挪用公款, 收好处费, 或者借子女上学、入伍、婚事等机会巧立名目, 趁机敛财。甚至接“接待”名义或者趁招商引资之际, 采用“蛇化为龙, 不变其文”的方法, 变相大兴吃喝之风。也有些干部铺张浪费, 利用公款随礼、报销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 比如家庭电话费、手机费等或者用公款擅自配备交通工具、通讯设备。这使得干部在群众中失去了信任。
6. 换届选举形式化。
关于换届选举的违纪问题日趋增多, 村民参政意识强化, 但是却出现了一些干部为了自己、家庭、家族或者小团体的利益, 采用威胁或者各种形式的贿选手段来竞争职位。严重影响了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 也对日后乡村建设的健康发展埋下后患。
(二) 基层干部家庭、生活伦理迷失
1. 婚恋观的异变。
面对农民伦理原有的婚恋观念开始异变, 一些乡村基层干部利用自己的职位、身份以及金钱, 出现包二奶、养情人等违反法律和伦理道德的事件, 直接导致普通村民由一开始的被动接受发展到现在的习以为常, 甚至认为这就是当干部的特色、特权。
2. 子女教育陈旧。
有些乡村干部自身教育子女方面往往还停留在“棍棒底下出孝子”、“不打不成材”的腐旧观念, 缺乏对子女的情感交流和心理沟通, 这在村民对子女教育上没有起到示范作用。尤其是现在留守儿童增加, 很多孩子生活上缺少照顾, 心理上缺少沟通, 学习上没有很好的监督和辅导, 乡村干部自身没有意识到这些现象, 这就很难在村子的管理工作中对其他村民做出榜样。
3.“计划外生育”。
一些乡村干部骗取二胎生育指标, 超计划生育, 在被群众揭发后, 采取欺骗组织的行为。
(三) 干部价值伦理畸化
1. 发展工作接班人、培养党员过程中, 弄虚作假。
在培养干部或者接班人时, 任命与自己有利益关系的、关系好的。甚至买官卖官, 任人唯亲, 任人唯钱。
2. 在认识上存在偏差, 不能理解“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的科学内涵, 一味的认为经济的发展是首要的, 解决了经济的问题, 再去发展思想。
甚至会有基层干部把思想道德建设和经济建设对立起来。更有一些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收入, 一些干部放任村民采用投机取巧的手段获取利益, 这也是近几年出现“造假村”、“诈骗村”等现象的原因。
3. 好大喜功, 急功近利。
近几年, 乡村的干部的违法违纪问题呈现上升趋势。从群众上访、信访情况可以看一些乡村干部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 不深入的了解村里的情况, 对于检查也是应付搪塞, 热衷做表面工作。热衷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 只重视浮夸的表象, 忽视实际效果, 欺上瞒下。以至于出现“村骗乡, 乡骗县, 一直骗到国务院, 国务院下文件, 一级一级往下念, 念完文件下饭店, 文件根本不兑现”这样的情况。这是全国政协委员杨志福曾向温总理转述了这一顺口溜。
4. 违反社会公德。
经济的增长使农村富裕了, 因为在不良的思想导向下, 一些基层干部在办公地点的建设装修上和吃饭的排场上过分的讲究, 喜欢摆谱, 甚至嫖娼狎妓, 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互相炫耀。一些农村地区基层干部自身价值观出现偏差, 参与盗窃、赌博、嫖娼等违法违纪行为, 这也是农村赌博现象屡禁不止, “笑贫不笑娼”的伦理价值观在村民中形成的原因。
5. 仗势欺人。
依仗权势, 讳疾忌医, 个人主义泛滥。对于群众合法权益进行侵犯, 甚至对于检举或提反对意见的群众进行打击报复。
6. 诚信意识弱化。
有不少乡村领导干部失职失信, 财务上弄虚作假, 虚报、冒领、私分公款, 降低工作中资金管理的透明度, 践踏财政制度。“白条下账”成为乡村工作中的“潜规则”。信用意识淡薄, 这在新农村建设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四) 环境伦理淡薄
1. 环境保护的意识缺失。
孟子曾说:“数罟不入洿池, 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 材木不可胜用也”。中国古代传统留下的环境伦理观, 已经被逐利的念头所冲淡, 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乡村经济甚至为个人谋福利, 用环境的牺牲来换取自己政绩。也有一些乡村干部脑中认为“屋内现代化, 屋外脏乱差”就是中国农村的特色, 为了应付检查考核, 临时应对的思想比较严重, 为了应付而突击整顿村镇, 能藏的藏, 能搬的搬, 等检查结束又回到原位。是对其工作、对群众极为不负责任的。也是没有真正认识到“建设生态、文明、和谐的新农村”的真正内涵。
2. 卫生防疫意识差。
基层干部不带头注重农村的卫生防疫工作, 农村“屋外垃圾到处有, 生活污水随处流”的生活环境得不到根本改善, 垃圾处理问题、改厕问题、饮水安全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 这成为农村近几年致病返贫现象突出的主要原因。
二、出现的原因分析
(一) 思想上
1. 农村社会转型带来的思想冲突。
经济发展, 社会变革, 伦理道德体系受到冲击, 原有的伦理道德体系在新的形势和新环境中瓦解, 但新的伦理道德体系却未能及时建立, 农民群众缺乏了正确而统一的价值引导和舆论规范, 于是出现了伦理道德上的脱节和冲突。
2. 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社会的多元化导致价值取向的多元化。
农村党员干部个人主义兴起, 使命感弱化, 集体意识淡薄, 工作中“吃拿卡要, 雁过拔毛”、“权有多大, 利就有多大”等丧失干部执政理念的错误观念, 不仅仅打击了一部分认真工作, 埋头苦干的党员干部的积极性, 更是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 严重影响农村伦理道德的重塑。
3. 基层干部的综合素质有待提高。
这体现在:自我约束能力低。缺乏群众意识、公仆意识差, 没有把“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的观念深入思想, 却将干部身份功利化, 贪图享乐, 贪污腐化。 (2) 工作中缺乏民主。往往应该由大家讨论的事情, 却变成个人拍板。独断专行现象突出。 (3) 政治素质不高, 法纪观念淡薄。对于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及党的方针政策等, 了解不深, 对于理论知识浅尝辄止, 学习没有主动性, 也缺乏学习动力, 平时不研究, 不理解也不懂法。
(二) 经济上
有些干部丧失了固有的优良道德, 在拜金主义、趋利主义的不良风气和市场逐利的负面影响下, 使得乡村干部在新农村建设中, 迷失在各种思想中, 加上思想政治工作薄弱, 忽视了思想文化建设, 放松了在农村基层进行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 对物质和金钱的盲目占有和享受欲望增长过快, 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实用主义盛行, 造成部分农村干部过分注重现实效益, 讲求眼前利益, 缺乏长远的整体发展的科学规划, 忽视市场经济的盲目性, 忽视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偏面追求经济效益, 造成坏境的污染, 生产的浪费和群众信任度的下降。
(三) 文化上
1. 农村传统观念的影响, 导致城市先进道德在农村内化的难度加大。
改革开放以来, 在发展农村经济过程中, 农民思想道德素质虽有很大提高, 但是, 小农思想仍然存在于农村干部的意识中, 道德认知水平、判断力偏低, 这也是有些基层干部信仰异化的原因。在信息多元化的今天, 由于村干部在文化素质的不足, 直接影响了他们对国家政策的深刻透彻理解, 使得在面临很多决策时, 容易受不良信息的误导, 在工作中出现失误, 在生活中走向歧路。
2. 公共文化道德建设投入较少。
受到财力和人力的制约, 乡镇文化伦理道德的投入比较少, 文化设施投入不足, 道德文化宣传越发的减少, 宣传教育的方式也陈旧, 局限在表面, 没有深入贴近生活, 没有采用浅显易懂的方式促进乡村基层干部伦理道德的建设。基层党员干部在进行党组织活动时候, 都因场地和经费等原因, 没能力完全承担对农村党员的培训教育工作。党支部活动次数少, 质量不高, 对党员的关爱不够, 村中大事也不找党员讨论, 但在缴费、计划生育等方面却又要求党员带头。
3. 法制宣传不够深入。
道德需要法律的强制力做保证。近几年, 乡村基层干部的违法违纪的现象增多, 说明在农村, 法制的宣传不够, 没有深入, 没有真正在思想中形成自觉懂法受法的意识, 没有形成内化。而且相关法制的不健全, 直接影响了思想伦理的建设, 和乡村风气的彻底整肃。
(四) 工作上
1. 因为没有形成完善的工作队伍, 基层干部的领导班子素质不高, 自身不注重形象, 缺乏群众观念和责任感, 工作方式简单粗暴, 工作不深入, 不具体, 不耐心, 群众意见很大。有些村的思想政治工作就局限于“插彩旗、贴标语、出墙报”, 缺乏有益于新农村建设的文化娱乐活动。思想政治工作停留在形式上, 没有深入群众生活和思想。基层村干部在闲暇时间的文化生活也仅仅是打牌、闲聊、看电视。村中思想政治工作表面化, 实效性弱, 教育效果往往没有完全达到预期标准。
2. 税费改革后, 虽然从表面看削弱了基层干部的权力, 基层政府的重塑从某种程度上说, 是改变了乡村社会尤其是政治社会的结构, 但, 也影响了基层干部的决策, 对于仍然占有一定资源, 仍有行使权力空间的基层干部, 很难把对国家等级结构的服务于对乡村服务结合起来, 只能无奈的选择站在村民的对立面上, 这直接导致了干群关系疏远。
3. 乡村原生秩序根深蒂固。中国社会本来就是乡土社会, 它也构成了社会等级关系, 但是国家基层政权的建设导致的乡村原生秩序的衰落与村庄自身衰落是不同的。这不是生活的现代性所能完全打破的秩序, 因此, 中国乡村秩序的存在, 地缘联系的紧密加上农村群众的“干群观”也在重构, 没有权力的干部 (非本地的干部、年轻的大学生村官) , 在实际工作中很难将工作进行下去。这样只能导致基层工作被有地方势力的或者“有关系、有门路”的人占据, 导致乡村基层工作选举难正常进行、干部素质难以提高的恶性循环。
(五) 生活上
“不是意识决定生活, 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在生活不能得到完善保障的时候, 处于转型时期的基层干部伦理道德观念更易出现脱节, 从而在广大群众中起到误导的消极作用, 这容易引发社会的不稳定。
三、对策建议
(一) 加强党员干部的执政素质的培养
1. 将理论性学习引向深入, 由简入繁, 逐步深化、健全, 完善基层干部的理论学习, 健全学习制度, 通过多种渠道, 多种形式来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学习理论、业务知识, 加强对法律的教育, 提高基层村干部的整体素质。
2. 加强党性、党风、党纪的建设, 注重法纪教育, 巩固党员的信仰。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德是才之本, 才是德之帅, 德大于才是君子, 才大于德是小人, 君子挟才以为善, 小人挟才以为恶”, 要深化改革和完善党员干部的政绩考核体系, 要将科学发展观的落实作为衡量政绩的指标, 基层党员干部的伦理道德建设是整个社会伦理道德建设的关键。
3. 增强干部自控能力, 健全监督机制, 尽可能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要未雨绸缪。对于出现的有错误倾向或者不良苗头的问题要防微杜渐, 降低事情的影响度和危害程度, 保障基层干部队伍的纯洁度。
4. 改革干部人事制度, 贯彻党管人才原则。新时代新要求, 干部的选拔任用标准要与时代的发展相协调, 确保科学发展观能得到最有效的落实。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广开进贤之路, 广纳天下英才”, 要求把各方面优秀的人才都聚集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中。目前, 干部的选拔和任用, 多源自干部队伍中, 对于新加入队伍的人员, 主要为刚毕业的大学生, 选人用人渠道不够广泛, 无法实现跨体制、跨行业, 将各行业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吸收到党的干部队伍里来。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上提出“加快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创新, 形成激发人才创造活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 开创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生动局面。”, 这说明要不去一格降人才, 落实用人的广泛性原则, 加速干部流动、新老交替, 优化干部队伍, 变单一为多元。
(二) 健全具有农村特色的监督制约制度, 规范管理, 建立长效机制
1. 实行政务公开。让群众了解基层工作的内容, 在重大的事件处理上, 要采取集体决策。
2. 建立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使资金管理透明化。
3. 引入“问责”制度, “民主评议”制度, 加强党内监督, 调动全体群众监督干部的工作和行为。加强乡村干部任期的经济责任审计, 在政绩评估上, 把环境问题、思想道德文化建设等多方面标准与经济发展提到一样的高度。确保经济上、思想上“早发现, 早提醒, 早治理”。
4. 明确基层干部权力内容。取消农业税后, 制度内生的一些权力问题, 在国家制度管辖之外, 但却没有可以消解的力量。比如村委会还是可以利用“集体”的名义来占有集体资源、扶贫款分配、土地经营等权力, 这就需要从制度上明确, 尤其是村委会的行政职能和村干部的权力内容, 重新建立新的“干群关系”, 避免干部滥用手里的职权来损害群众利益。
5. 加强对基层干部违法违纪行为的查处和惩罚力度。我国有八亿多农民, 乡村基层干部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直接传达者和反馈者, 关系着党和政府的形象, 直接影响着整个农村和谐社会的建设。针对干部的违纪行为, 要加大处理力度, 加重处罚, 挽回群众的损失, 清除乡村群众心中现存“土皇帝”般的“干部形象”, 重新树立群众对干部的信任和尊重, 建立正确的伦理价值体系。
6. 加强法制教育和廉政宣传。现阶段出现的道德滑坡现象, 与法制宣传力度不够, 效果不突出, 执法不严有关, 只有健全了法制, 才能保障道德的规范, 才能在农村建立“法制伦理”。只有将普法宣传深入基层干部以及普通农民群众的生活和意识中, 才能内化为干部自身规范。要普及与乡村基层干部密切相关的法律规范, 用浅显易懂的语言, 鲜明真实的典型案例来强化法律宣传的效果, 发挥示范、警示作用。
7. 切实协助乡村基层干部, 提高农民收入。“仓禀实而知荣辱”, 当前的农村经济发展还是占据重要位置的, 农民的生活必须靠切实的实惠, 才能从对物质基础的最基本需要上实现伦理道德的重建。虽说“农村富不富关键看干部”, 但有些乡村的经济发展工作确实需要上级政府给予物质、文化、技术、政策上的扶持, 达到“在不破坏乡村环境、村容整洁的基础上, 经济水平得到提高”的目标, 让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 进而, 对推进农村伦理道德的建构、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障和群众基础。
四、结论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而一个国家的真正实力和本来面貌, 则是取决于占国家主要人口的群体所生活的环境和状态。我国是农业大国, 农民占了大多数, 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农民思想道德素质又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 而农村的伦理道德情况会直接影响新的伦理道德体系的价值构建。作为农村建设的排头兵, 农村群众的领路人的乡村基层干部, 应当率先深刻领会党的精神, 提高自身的伦理道德文化建设, 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 将中国崛起的核心标准——农村建设, 作为自己任重而道远的奋斗目标和人生理想, 从而在新农村伦理道德建设中发挥带头作用。
摘要：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农民的伦理建设又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处于转型时期的新农村建设过程中, 我国农村干部伦理道德出现异变, 给乡村带来诸多的社会问题, 这为和谐新农村的建设带来了一定阻碍。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上, 胡锦涛同志指出基层党组织建设仍然需要长抓不懈, 务必要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因此, 需要广大的农村基层干部首先加强干部伦理道德建设, 从而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发挥带头作用, 统筹兼顾的重建农村伦理道德体系, 确保新乡村建设的顺利高效的进行。
关键词：干部伦理道德,乡村伦理,伦理道德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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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举报人秩序遵循伦理困境分析 篇6
关键词：国家法律,组织规范,伦理困境,潜在举报人
0 引言
权利的伦理思辨是在社会契约论形成基础之上, 也正是由于社会契约论的存在, 霍布斯才将自然权利定义为法的前提条件。在《利维坦》中, 霍布斯对于法、权利和自由的关系论述中, “自然权利 (The right of natural) 也就是作家们一般称之为自然法, 是每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所有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在霍布斯的论断中, 权利只有在自然状态下才能实现, 然而当人类完全处于自由状态时, 战争将破坏完全的自由, 因此自然权利让渡给公意, 单个人的权利让渡给国家, 法律和原始契约随之出现, 霍布斯并不承认权利和自由能够共存, 认为自由仅存续于法律的盲点。
理论学家的伦理思辨很不幸的影响到了现实中的人们, 潜在举报人的伦理困境就存续与法律、权利和自由的平衡寻找过程之中, 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 现行法律无法真正厘清权利和自由的合法权限, 涉及举报问题主要体现在个人隐私权的保护和公众知情权的维护之间的冲突, 其伦理问题“未经当事人允许的清情况下, 刺探并泄露个人错误行为的信息是否属于正义行为;”其二, 组织为了寻求自由意愿的发展, 必然会将法律盲点作为秩序的突破口, 当这种没有法律限制的自由成为影响公众利益或者社会秩序的错误行为时, 摆在潜在举报人面前的没有现成法律规制, 反而是组织伦理对于自身举报行为的限制;其三, 当组织在国家法律规定范围内自行曲解现行法律时, 现行的商业伦理规则与国家法律规制会出现正面冲突, 处于国家法律和组织伦理规则双重规制之下的潜在举报人也将处于伦理选择的困境。
1 国家法定权利对于潜在举报人伦理判断的干扰
法律本身的严谨性不应该对决策中的潜在举报人造成任何困扰, 但正是法律对于权利规定上存在部分重叠促使潜在举报人举棋不定遭遇伦理判断的困境, “隐私权 (The right of privacy) ”和“知情权 (The right to know) ”的伦理争议。“隐私权就是不被打扰的权利, 保持隐居独处, 远离无根据宣传的权利。法律应该保护包括公民姓名、历史、喜好, 公民信件、日记不被侵扰、窥视、窃听的权利。”“知情权”同样来自于美国, 但其发源来自于媒体对于政务事件知情权的申索, Kent Copper (1956) 将新闻的自由在一个更广的领域上应用, 便演绎成了公民知情权。因此, 隐私权属于法律民主权利的维护需要, 是为了保护公民个人隐私, 给予公民个人生活空间的最大尊重;而知情权属于媒体代替公众对于社会及政府治理过程当中相关信息被告之权利的申索, 由此可见, 两条法定权利产生的初始需求并不相同。
2 组织伦理规范对于潜在举报人伦理自由的限制
组织伦理源生于社会伦理, 又不完全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伦理, 他既杂糅了国家法律的法定正义又汲取社会伦理原初正义, 同时以组织利益最大化作为其唯一的道德归属, 在相对严谨、狭窄的法律规定和相对自由、宽泛的社会规则之间找寻自我伦理存在的空间, 潜在举报人迫于生活压力逐渐接受组织伦理规范的约束, 毫无知觉的放弃自我伦理判断的权利。
2.1 组织伦理规范扰乱潜在举报人的伦理认知
组织伦理是在法律允许或者法律未规定的框架之内, 以追求组织利益最大化为唯一道德标准, 也就是说所有不违背现行法律规定的类似于隐瞒事实、夸大效果、弄虚作假等行为都是组织伦理允许的。这种说法并不仅限于理论上的思辨, 事实上大多数组织行为都涉及到社会伦理不能认可的行为。组织的形成是要将松散的人有秩序的聚拢起来, 以群体力量来实现单个个体无法达到的目标, 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加剧, 每个组织都有各自的伦理规范, 强烈的要求组织成员去社会化, 抛弃未进组织前, 自由个体的有碍于组织任务完成的任何唯我意识, 而就在此过程中组织伦理规范的强大影响力将个体伦理认知也一并去除。
2.2 经典科层制束缚潜在举报人的伦理自由
具备完全伦理认知的鲜活个体, 在进入组织后将受到科层制的打磨, 不断循环的工作流程持续否定富有创造力的个体思维;森严的层级制度使雇员完全放弃个体伦理判断盲目的服从法定权威, “科层组织 (与死的机器相结合) , 致力于建立那种未来奴役的外壳。潜在举报人在这种以科层制建立起来的组织秩序氛围下, 很难形成正确的伦理判断, 因为每一项组织行为都可以在规程当中寻找到合理的依据, 这种依据具有严密的逻辑论证和强大的伦理支撑, 潜在举报人对组织行为质疑就是要对绝大多数组织成员服从的, 曾经是自己认可的伦理规范进行挑战, 通常情况下, 凭借个人能力来颠覆经过缜密思考编制的组织规范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同时长时间的服从于合法权威所产生的行为惯性已经促使行为人由简单的质疑行政命令变成反复的为行政命令寻找伦理支撑, 潜在举报人会在这种反思维定式的判断过程也伴随着不断的产生伦理自责。
3 集体错误引发国家法律与组织规范的选择性伦理冲突
“当组织的生存和发展高度依赖错误行为的时候———因为他们无法承担任何改变的后果, 或者错误行为是一种唯一的选择时, 组织将默许、纵容错误行为的继续发生, 同时压制组织成员的举报意愿。”此时一般个体的错误行为便上升为集体错误行为, 组织管理者参与到错误行为当中, 将使得整个举报过程变得复杂, 组织其他成员因为既得利益对于错误行为的漠视也会降低潜在举报人的举报热情, 艰难的抉择源于组织规范与国家法律的冲突, 反复考验举报人个体伦理认知。
4 结论
网络实名制的伦理困境及其应对 篇7
关键词：网络实名制,伦理困境,应对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当前我国网民数量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2015年2月3日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CNNIC) 发布的《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去年年底, 中国网民规模已达6.49亿人。[1]同时, 互联网用户账号数倍于网民数量而建立, 且账号名称中不良、虚假及违法等信息屡见不鲜, 可谓乱象丛生。2月4日,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 明确要求自3月1日起互联网信息服务使用者应通过真实身份信息认证后注册账号。虽然此次只是强调了“后台实名”制度, 距离真正的全网实名制还很遥远, 但《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普遍被认为是网络实名制时代即将到来的标志。
在一般意义上, 网络实名制既是一种准入制度, 也是一种追责制度, 利用它可以准确找到反动言论、色情暴力等有害信息的来源, 及时追究发布人和传播者的法律责任, 有效打击通过虚拟空间从事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因此, 对互联网用户而言, 网络实名制实质上是一种外在约束机制, 也就是所说的“他律”。但很显然这种单一的他律机制背后也存在诸多复杂的伦理困境和不确定性, 因而需要进一步思考和探讨应对方法。
二、网络实名制的伦理困境审视
首先, 以不信任作为获得信任的前提。网络实名制的实施有三个逻辑前提:一是许多用户缺乏道德自觉。其原因是用户数量庞大, 道德认知能力、判断能力参差不齐, 还存在从众心理、侥幸心理等, 故而发布、传播信息欠考虑、不够理性, 而实名制的实施对用户心理和行为具有矫正作用。二是监管部门、网站、网民之间缺乏必要的信任。监管部门对网民信任不够, 畏惧网民的不满言论和消极情绪;网站对用户的信任不够, 担心用户的过激言论或反动言论遭到官方追究, 进而影响自身经济利益;监管部门对网站的把关意识和监管能力的信任不够。三是其他现有制度无法实现对网民言行的合理监管, 制度不足以约束用户行为。所以, 网络实名制的实施既是监管部门、网站、用户间缺乏必要信任的一种补救措施, 但同时又弱化了相互间的信任, 此乃网络实名制的重要伦理困境之一。
其次, 以限制自由来保护自由。在未使用实名制前, 人们在虚拟空间中“犹如挣脱了枷锁的奴隶, 戴上面具后, 剩下的就是放纵欢歌和发泄。”[2]此时, 虚拟空间因其自由性、匿名性等特点而拥有大量用户, 并且用户因此还可以无拘束的发表言论、传播观点、甚至发泄情绪, 从而使得网络空间担负起科塞所说的“社会安全阀”的功能。然而, 实名制打破了这一传统, 一方面, 用户发布的信息受到虚拟空间管理人员实时监控、筛选;另一方面, 实名制在用户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搭建了桥梁, 用户身份从地下走向阳光, 从隐秘走向暴露。因此, 用户在使用虚拟空间的过程中必须承担追究相应责任的风险,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自由。
第三, 以正价值信息全面否定负价值信息的意义。从对社会发展的功能和伦理价值上分析, 用户在虚拟空间中传播的信息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正价值信息、负价值信息及大量的中性价值信息。在特定条件下, 三者可实现一定范围内的相互转化。网络实名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负价值信息的发布, 进而阻塞了负价值向正价值转化的渠道。广大用户的消极情绪在虚拟世界中得不到完全宣泄, 势必转而进入现实世界, 长期积累, 可能会产生无法预料的后果。同时, 另一方面, 政府相关部门无法及时听到来自民间的真实呼声, 影响其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 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第四, 以用户个体的潜在风险换取网络空间的安全。实名制要求用户在使用虚拟空间时必须提供真实有效的身份信息, 进行身份认证。那么, 需考究的是, 谁赋予虚拟空间管理者这样的权力?监督、制衡虚拟空间管理者的权限的主体又是谁?措施怎样?如何确保用户个人信息不被虚拟空间管理者因经济或政治或其他利益而泄露?网络实名制的施行本来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用户, 但同时它却无法确保用户个人信息安全, 反而使用户面临这种公民隐私权外露的潜在风险, 这个问题不解决, 就可能成为制约网络实名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因素。
总之, 网络实名制虽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互联网用户的行为、净化了网络空间, 维护了网络社会的秩序, 但是存在多重伦理困境。究其根源, 这些困境是网络实名制作为单一的他律方式所固有的。为此, 要破解这些困境, 就需要拓展思路, 引入更多约束机制共同发挥作用。
三、“三律”并举以走出网络实名制之伦理困境
网络实名制是种单一的外在的他律机制, 其与自律机制、物律机制互为补充、互相配合, 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首先, 要严格执行他律机制。网络实名制以制度条例的形式, 规定网站等虚拟空间主体在用户使用该网络时, 出示有效证件, 确认其身份, 并以真实姓名和相关信息进行注册登记, 明确权责, 限定使用权限, 一旦该用户发布、散播虚假或有害信息, 违反法律法规或相关规约, 则会受到相应的制裁和惩罚。作为以他律为主导的约束机制, 网络实名制对规范互联网用户的行为、整治当前互联网用户账户乱象、维护网络社会秩序等都是必要的选择与举措。
其次, 要加强自律机制建设。网络实名制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用户账户混乱现状、维护网络秩序, 但作为单一的他律约束机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此问题。这种约束机制是否能切实发挥作用或在大多程度上发挥作用, 关键取决于他律能否上升为自律, 能否形成合乎德行的道德良心。为此, 在严格执行网络实名制这种他律机制的同时, 还要深入发掘人性中向善的倾向、追求正义的愿望及责任意识。有些用户实施违法犯罪、侵害他人利益, 根源在于利欲战胜了善念, 善性被蒙蔽, 恶性被张扬。如果能够将善性激发出来, 那么恶性就会受到抑制, 虚拟空间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净化。同理, 每个人身上也都内具正义感。休谟认为, 正义是“人们的共同利益感所致”。[3]虚拟空间中用户的共同利益——各种网络资源、信息等也需要通过正义来维护, 这种对正义感的追求可帮助网民增强自律意识和自律能力, 弥补他律的不足。同时, 责任意识也是人性所内具的, 虚拟空间作为公共使用工具和资源共享平台, 维护其秩序是每位用户应尽的责任。个体对虚拟空间的责任既是法律责任, 更是道德义务。
最后, 还要巧妙借用物律机制。物律是他律和自律之外的第三种约束机制, 也被称为是道德和法律之外的第三种手段, 它主要是“通过技术的手段, 依靠物质的力量来达到规范人的行为的目的。”[4]如在易引发交通事故的道路上设置“减速坡”, 通过物质的力量迫使司机减缓行驶速度, 从而达到规范人们行为的效果。又如, 在人流量较大的电梯旁设置音乐台阶, 利用人的好奇心理, 引导人走楼梯, 达到分散人流量的目的。一言以蔽之, 物律实质上就是在某些实物或者技术产品预设某种规范, 在人们使用这些产品时自觉地遵循相应的要求, 引导使用者的行为模式, 实现预设者的既定目标。相比较而言, 他律具有速度快、效应强的优势, 但制度永远无法解决现实中的所有具体问题;自律似乎能够从根源上解决虚拟空间带来的伦理问题, 但其局限性在于时间久、战线长、难度大。基于此认知, 还必须巧用物律——通过在相关技术及其产品上预设某种规范来引导使用者的行为。
四、结语
他律、自律、物律虽然各有侧重、各不相同, 但三者之间并非彼此孤立、根本对抗的, 而是存在着紧密联系。他律、自律、物律都有一定的指向性, 其目的都在于促使人们的行为向着一定的方向行进, 都是为了达到某种既定的目标;另一方面, 无论是借助法律、制度的他律, 还是借助技术手段和技术产品的物律, 都要首先内化为人们的思想、观念、态度, 成为良心, 然后指引其做出一定的道德选择, 并外化为道德行为, 产生效果。所以, 他律、自律和物律三者必须相互配合, 互为补充, 共同发挥作用, 才能有效破解网络实名制自身固有的伦理困境, 为互联网用户营造出一个安全干净、健康有序的网络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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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伦理困境 篇8
1行政人员在强拆过程中面临的伦理困境
我们不能把强拆事件中的行政执法人员都看成是完全丧失良心的人, 完全缺乏基本道德素质的人, 在多数情况下, 行政人员实际上是面临着一种选择的, 内心是存在着一种伦理选择困境的。行政人员在强拆过程中面临的两难困境是由于自身扮演的多种角色, 这种角色冲突往往又引发一系列的具体冲突, 如利益冲突、责任冲突权力冲突责等, 正是这些冲突客观上又导致了行政人员在进行行政执法时出现伦理选择上的两难的局面。
1.1 责任冲突引起的伦理选择困境
责任伦理的核心就是责任感。正是这种责任感要求运用公共权力的行政人员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要求他们深思熟虑自己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 要求他们对外在事物和人际关系做出冷静的判断。美国著名行政伦理学家库珀在《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一书中, 为我们介绍了这样一个具体的伦理责任困境:面对不道德组织和不负责任的上级我们是服从还是检举?行政人员担负着对上级负责和对公众负责的两种行政责任, 他不仅仅要对上级负责, 完成上级的指示和工作安排, 他同时还要向公众负责, 运用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为公民谋利益。行政人员如果认为上级的决定不符合民众的利益, 当然有权利也有责任向上级机关提出反对意见, 因为对民众负责是行政伦理的最高准则, 不管是哪个上级的指示和命令都应该是为了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对公民负责是行政人员责任伦理的首要标准。
在因暴力强拆而引发自焚等悲剧事件中, 部分行政人员由于自身的伦理意识的不足或模糊不清, 在对上级负责和对民众负责的两难伦理选择困境出现时, 没有正确的层次清晰的责任伦理意识来指导自身的行政行为, 在责任伦理困境下, 把对上级负责和对本单位负责放在首位, 而不是把对公民负责放在首位, 忽视了对公众负责的最高伦理准则, 没有充分考虑到自己的行为所要担负的责任, 忽略了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 最终造成了无法挽回损失和恶劣影响。
1.2 利益冲突引起的伦理选择困境
行政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实际上担任着不同的角色, 不同的角色代表着不同的利益, 在行政过程中, 因角色的不同而面临着公利与私利的两难选择。作为政府组织, 代表的是首先应该是公共利益, 其目标应该是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其次才是作为本组织本单位的群体利益, 而组织内部人员的利益应该是放在末位的。但实际上, 在许多的行政活动中, 政府部门往往会运用手中的公共权力, 参与民间利益交往, 直接成为一方利益主体, 在行政过程把自身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 当公众权益和私人利益或本组织利益发生冲突时, 在伦理选择上会出现偏向私利而不是公利。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强制拆迁是为了加快城市化进程, 行政人员为的是公共利益的实现, 但是采取暴力强拆对被拆迁对象来说却是不道德的, 非正义的, 是对人权的漠视, 是公权力的滥用, 是对私有财产无所顾忌的侵犯, 受损的是公众的最根本和基本的利益。
1.3 权力冲突引起的伦理选择困境
行政人员手中掌握的权力, 是由多个不同的的权力主体赋予的, 这个主体可能是法律制度, 也可能是上级部门, 而不同权力主体可能在利益上的冲突, 这些权力主体对其行为的要求也会出现不同, 甚至是不相容的, 这就会产生权力冲突, 当行政人员作为政府部门权力的代表者的角色和作为普通公民代表的角色发生冲突时, 这就使得行政人员在行政过程中面临伦理道德选择困境, 出现两难。权力困境的本质在于“权力”和“权利”的内在联系, 即在面临两种权力的选择时, 是运用权力为人民谋福利还是运用权力为本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谋利益。
2行政伦理困境的成因分析
2.1 行政伦理规范不健全, 层次不清, 宣传不力
行政伦理规范是对行政人员在行政过程中所提出的道德要求的体现, 是专门用来规范行政人员及其行政行为的伦理规则和道德标准。
行政伦理规范建设不健全, 首先是在观念上, 没有体现民主政治的发展要求,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相对滞后, “官僚泛化”现象普遍存在, 行政人员极易运用手中的公共权力占有各种稀缺资源, 谋求私利, 在行政过程中缺乏民主意识。其次是我国行政伦理规范层次不清, 行政人员的道德判断标准不明确, 模糊不清, 无所适从。第三是行政伦理规范的宣传力度不够, 没有内化为行政人员的伦理信念, 行政伦理规则没有取得行政人员的广泛认同, 致使在行政过程中出现伦理失范行为。
2.2 行政人员个人道德素养的影响
随着我国行政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深入, 人们的价值观念也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过去在旧的体制下所形成的行政伦理道德不断地被新的伦理观念和价值观念所取代, 在商品经济的价值观的诱导下, 人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和动机日益扩大, 再加上西方的新思想和新观念的冲击, 种种的利益动机抑制了道德自律的力量, 从而使得行政人员在行政过程中往往会为了自身利益而践踏公共利益, 导致行政伦理的失范现象的出现, 给行政伦理的建设和发展带来挑战和影响。道德素养不高主要是对自己的二重性认识不够, 特别是对作为根据宪法赋予公务人员的道德责任认识和重视不够充分。只考虑个人和本单位利益, 对上级负责, 不从整个国家、社会和公民的一般利益出发考虑问题。
2.3 行政伦理监督机制不健全
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是行政伦理失范的客观条件。由于缺乏专门的行政伦理监督机构, 以及民主监督深度不够, 没有充分发挥公民、媒体舆论的作用, 同时, 受我国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 人们对行政人员个人的道德伦理期望值过高, 偏重行政人员自身的内在约束, 而忽视了外在的监督和制约, 造就了行政人员违反行政伦理规范的机会。
3走出行政伦理困境之路
行政人员如何走出在行政过程中面临的伦理困境, 我们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强外部控制, 也就是通过加强伦理规范建设、伦理立法建设以及伦理监督机制的完善等方面的工作, 制造有利于行政人员行政行为选择的规范环境;另一方面是通过加强行培养政人员个人自身的伦理道德素养, 强化其伦理意识和观念, 从而使其自觉控制自己的行为选择。具体说, 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建设。
3.1 加强伦理规范及其制度化建设, 理清行政伦理层次
一个好的伦理道德规范体系应该使政府公务员有明确的道德行为标准, 可以帮助行政人员在遇到两难的时候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 以免他们无意中公私不分, 做出违背伦理道德要求的行为。由于公共行政活动的日益复杂化和多层次化, 使得行政人员在行政过程中所面临的伦理道德冲突也不断的扩大, 进而使得行政伦理规范应该有层次的划分。因此, 加强伦理道德规范建设, 就要理清行政伦理选择层次, 使行政人员在作出伦理选择时能遵守一定的顺序, 从而提升伦理道德判断能力, 使他们在面临伦理选择时, 做出正确的决定。
加强行政伦理的制度建设, 首先一个是要加强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 通过行政伦理立法, 把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过程中, 最普遍的、最基础的一些道德准则用法律条文形式确立下来, 使行政伦理具有法律效力, 让行政伦理通过法律手段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约束作用, 使之对行政人员具有更大、更实际的约束力。没有相应的制度约束, 就难以控制行政人员的自利短视行为从而损害到公共利益。
3.2 完善行政伦理的监督机制
行政伦理监督是指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对行政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是否符合有关伦理道德原则与规范所进行的监察与督导。行政伦理监督是行政伦理制度化建设的重要环节, 行政伦理道德的原则与规范要想真正有效地发挥作用, 就必须依赖于一定的监督机制。因此, 加强伦理制度化建设的一个首要任务是完善行政伦理的监督体制。
加强行政伦理监督有利于及时揭露行政人员的伦理道德失范现象, 促进行政人员坚持最基本的行政伦理要求。完善行政伦理的监督体制, 可从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两个方面进行。外部监督最主要的是指社会团体监督、舆论监督和人民大众的监督。内部监督包括一般监督、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内部监督有利于加强行政人员廉洁自律, 克服行政过程中的伦理道德失范行为。
监督机制是对行政人员行为选择的一种外部控制手段, 主要是通过各种社会机制和内部体系来约束行政人员的行为, 是以他律性的手段引导行政成员按伦理道德规范行使手中的公权。
3.3 加强行政人员个人的伦理道德素质的培养
加强行政人员个人的伦理道德建设的手段, 主要是对行政人员的伦理的教育培训, 强化他们的伦理意识和观念, 使其道德素养得到提升。
行政伦理观是行政伦理体系的核心, 要加强对国家行政人员的行政伦理意识教育, 结合行政人员个人自身的伦理道德水平, 开展广泛而多样化的形式的教育, 使这种伦理意识成为所有公务员的基本行为准则和内心的自觉, 提升行政人员的“自律”意识, 在出现行政行为选择时能够从容对待, 避免出现伦理失范现象。
加强行政人员个人的伦理道德建设, 还要注意加强行政人员的角色意识, 重视行政人员伦理品德的养成。要督促行政人员常怀律己之心, 重视行政伦理良心调控机制, 坚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同时, 要加强行政伦理习惯的养成, 是行政人员在面临行政伦理选择和伦理判断时, 能从容地完成符合行政伦理规范体系的行为。
摘要：近年来全国各地因城市强制拆迁而出现的暴力、自焚等事件频频出现,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行政人员的不正当的行政行为所致。实际上, 行政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也面临行政伦理上角色选择困境。对这种伦理困境的内容和原因进行了分析, 并指出了行政执法人员如何走出这种困境的出路。
关键词：强拆,伦理困境,出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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