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选择（精选10篇）
伦理选择 篇1
财政部2006年2月颁布的新会计准则指出,财务会计报告在“可靠性前提下,以满足投资者决策为主要目标”,此与国际会计准则的会计目标一致。基于会计目标的转变,部分具体会计准则也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压缩了企业管理者会计政策的选择空间,如修订了存货期末计价方法,改变了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方法,部分资产已计提减值不允许转回等,限制了企业利润操纵,提高了会计信息质量;另一方面,全面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方法,这就又给予了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和在相应制度约束下的灵活应用以更大的空间,赋予会计人员更大的会计政策选择权。
一、会计政策
按照国际准则会计委员会的定义,会计政策是指“企业编报会计报表时所采用的具体原则、基础、惯例、规则和实务”。我国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是这样定义会计政策的:指企业在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中所采用的原则、基础和会计处理方法。具体而言,会计政策包含两层涵义,即宏观会计政策和微观会计政策。宏观会计政策是一国政府或政府授权的机构为了规范企业会计行为,提高会计政策信息质量,实现一定的社会经济目标而制定和发布的会计准则、规范的综合。而微观会计政策是企业在宏观会计政策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进行职业判断后,选择适合于自己的,最能恰当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会计处理和会计核算的原则、程序和方法的总称。
会计政策在形式上表现为会计过程的一种行为规范,本质上却是一项社会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博弈规则和制度安排。因为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产生主要缘于两个因素:一是由于现代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广泛分离导致大量的委托代理关系,这些委托代理关系所牵涉到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现有的股东、潜在的股东、债权人、供应商、顾客等)与企业之间各自利益独立,且不完全一致,这就使得企业管理者在会计政策的选择时其利益的实质是保护自己,使得“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成为不可避免。二从会计准则的制定层面看,一方面会计准则制定与完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虽然新会计准则对旧会计准则做了很大的完善,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新业务的不断涌现,会计准则的建设滞后于经济的发展是客观必然,这就为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不仅仅是一个纯技术性的过程,而是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竞争的政治博弈过程。政府在会计准则制定上拥有绝对的垄断权与权威性,但是,为了保证社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政府必须平衡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利害关系,使其制定的会计准则能使各利益者早日顺利接受,从而降低会计准则的执行成本。此时,放宽通用会计准则中对一些经济业务会计处理的选择空间,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有效途径之一。
因此,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各主体利益调整和利益分配的过程。实证会计理论研究表明:会计政策的选择权归属企业管理者。企业管理者在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时会面临两种情况:一类是技术性的。二类交易性的。由于这一类会计政策选择的最终信息后果不会影响公司的内在价值,其目的是在于通过形成信息屏障而让某些利益集团从信息交易中获利,所以具有广泛的可塑性,这也就形成会计政策选择时最大的伦理困境,并导致最大程度的机会主义,这将对企业管理者的社会责任形成最大的考验。
二、会计政策选择的理论基础
从人类会计的历史发展来看,人类的会计发展包含很大一部分就是会计选择的历史发展,从准则的制定到实施,自始至终贯穿着会计选择。从企业管理层面来讲,会计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计政策选择属于管理授权的问题,管理者的决策导向直接决定会计政策选择的趋向。因此,会计职业判断有着很深厚的管理理论基础和会计理论基础。
1、契约理论
企业契约理论是近年来微观经济学中最为活跃的流派,主要包括企业契约集合论和治理结构学派。企业契约理论的一个基本命题是将企业理解为一组合约的联结,主要研究企业的本质、企业与市场的边界、企业所有权或委托权的最优安排等问题。它突破了新古典框架下的企业“黑箱”模型,对现代企业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西班牙杰出的数学家、法学家基耶戈杰里-卡斯基洛开创了用契约理论解释会计问题之理论先河,他认为会计核算的对象是契约,会计核算的目的就是反映契约双方的法律权利和要求,资产负债表包括了所有的契约参考者,并反映这些契约产生的权利和要求的数额。按照契约理论的观点,企业的契约签订以后,企业利益相关者就要对契约进行监督。在以会计收益作为企业经理报酬奖励方案基础的激励机制中,企业管理者的会计政策选择对委托代理关系有重大影响。由于会计数据在契约中的重要性及会计政策本身的契约特性,会计政策选择问题为企业代理等契约关系的确立和考核提供了公平合理的衡量基础。因此,契约理论构成了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理论基础。
2、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是在契约理论的基础之上丰富和发展起来的,其根基并没有超脱企业契约观范畴,是环境推动的结果。由于在企业管理中,管理者是一类特殊的有特权的利益相关者,在有意或无意之时,管理者极度地实施了机会主义行为和自我膨胀行为。因此,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关键论点是:现代公司是由各个地位平等的利益相关者所组成的,股东只是其中的一员,管理者不仅要为股东、还要为公司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服务。所以,利益相关者理论最根本的意义在于使管理者认识到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是合法的,并且在相互支持的一个框架范围之内,管理者应当努力地为其他利益相关者获取利益的回报,这也是管理人员应负的道德职责。利益相关者必须在法律上享有应有的地位,以抑制管理者自利最大化的道德风险。所以,从会计学的角度看,企业管理者在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时,除考虑投资者的利益和自身的委托代理关系外,还应该平等地对待每个利益相关者的产权权益,禁止任何不当的个体自身利益最大化是会计政策选择最根本的伦理职责,因此,利益相关者理论也构成了会计政策选择的理论基础。
3、实证会计理论
会计职业判断的核心问题是会计原则与政策的选择问题。瓦茨和齐默尔曼早期的实证会计研究表明,企业管理者在会计政策选择过程中,既非人们传统认为的那样信奉稳健主义,也非一般地追求会计收益的均衡化。他们将影响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因素概括为三大类,即报酬计划、债务契约和政治成本。他们认为,企业经理人员的个人收益一般是与企业的经营情况、特别是盈利等会计指标紧密联系的,因而管理者往往具有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来影响会计利润。西方实证会计研究的大量成果都证明,企业管理者往往通过借助于形式多样的会计政策选择与博弈实现对于自己有利的经济后果。因此,实证会计理论为会计政策选择时为谋求利益相关者财富最大化、企业整体发展和个人优化的经济效用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4、新会计准则
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发布了由1项基本会计准则和38项具体会计准则以及应用指南组成的新会计准则体系。新会计准则新增了生物资产、职工薪酬、资产减值、企业年金基金、股份支付、政府补助、所得税、外币折算、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金融资产转移、套期保值、石油天然气开采等具体准则,填补了不少会计规范的空白。由于任何准则、制度不可能穷尽所有现实或潜在的交易事项,因而不可能有唯一普遍适用且稳定不变的会计政策和会计方法,虽然新颁布的会计准则体系在会计理念、体系结构以及具体内容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创新,但与此同时会计准则的技术难度系数加大了,会计自由裁量权加大了,企业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会计政策、如何选择计提折旧的方法、如何选择存货发出的计价方法、如何确认当期费用、如何使企业资产计量更有效、利润更真实,这都更依赖会计政策选择,同时,此次出台的金融工具四个系列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完全接轨,顺应了金融工具和金融交易日益复杂的发展趋势,但也给金融工具的会计核算提出了很大的挑战,需要管理者做出更多的职业判断。因为国际会计准则基本是原则导向的,它比准则导向更依赖判断,而且很多规定非常复杂,大量业务需要进行专业的判断。当市场交易不活跃,缺乏市场价格时,需要利用其他信息和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这就致使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不断加大,更要求管理者培育自身公允的职业判断力,此时,公平效率的伦理原则对会计政策选择就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
会计政策选择是从会计行为开始的,它和会计核算一样,基本目标都是正确、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体现企业的会计目标,并促使企业目标的更好实现,同时会计政策选择又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可变更性,对策性和约束性。因为,会计政策选择不是一个单纯的会计问题,它承担着处理经济关系、协调经济矛盾和分配经济利益的重任,因此,在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背后就有着各种动机,且都有着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和主观能动性。
1、政府
政府本身是一个最大的利益集团,通过制定各种管制性的规章,将社会资源的控制权转移到自己手中。由于会计信息是政府制定政策或法规的重要依据之一,这些法规或政策体现的是政府的意图,在特定的环境中代表的是特定集团的利益,所以,现阶段我国政府只有通过控制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的制定权,才能折中调和包括自己在内的不同利益集团对会计信息的不同要求,在会计政策选择的这一公共选择中处于有利地位,其动机是更好地实现政府制定的目标,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在全社会达到资源配置最优化。在这一动机的指引下,政府在会计政策选择上往往偏好激进的会计政策。如:政府可以禁止企业在税前列支超过税法标准的实际成本,限制企业所提供服务的形式及数量;政府还可能采取向企业转移支出的办法,间接取得收入,并且不允许企业抵扣税金,而是直接列支成本等等。
2、投资人
投资人作为企业的出资人,为企业运作提供了物质基础。投资人不仅是企业现有净资产的产权权利主体,也是企业增值资产的主要产权权利享有者,他们基于资本保值增值的需要,不仅要求企业提供资本是否保值增值的信息,而且要求在对会计要素进行确认和计量时采取稳健的原则。因此,对于企业的投资人而言,选择什么样的会计政策完全是出自对企业自身利益的考虑,以有助于企业长期发展,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所以,在会计政策选择上往往偏于保守。比如,目前,很多大企业注重承担社会责任,选择捐助公益抵税等相关政策,以此来提高企业的社会信誉度与认可度。
3、债权人
债权人在特定的条件下将资金以信贷的方式投入企业,是期望能从企业所创造的利益中获得相应份额的利息。和投资人不同,债权人在进行资金借贷时更为看重的是资金的安全性,因而往往在贷款还款期限内,与债务人之间订立一系列保护性条款,以限制企业做出对自己不利的选择。对所有者与管理者而言,违反与债权人的合约是要付出代价的。因此,有债务合约的企业比没有债务合约的企业更可能采用增大收益和资产的会计政策。但有关实证研究表明:债务契约对会计政策选择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我国的债务契约对公司的会计行为还缺乏明显的约束力。
4、企业管理者
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企业管理者拥有了会计政策选择事实上的控制权。现代企业制度下,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导致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存在着潜在矛盾,当投资者对管理者的激励计划与某一会计信息直接相关时,管理者往往利用其独特的、对会计信息的垄断地位,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选择对自己最为有利的会计政策,而不是总为了所有者利益最大化而工作。此时,企业管理者对会计政策选择便是以获取更大的控制权收益的盈余管理为动机。如:一些上市公司为了保牌、取得配股或增发新股资格以及不被特别处理等原因选择激进的会计政策来增加企业的盈利,粉饰会计报表。
四、会计政策选择的伦理分析
从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后果来看,每一个利益相关者都希望会计政策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确认、计量和披露满足其需要或代表其利益的会计信息。为形成这一会计政策的契约安排,各利益主体双方或多方之间就必然存在一个博弈的过程,即通过会计政策选择来实现对自己有利的经济后果的过程,在这博弈过程中,应如何遵循企业伦理和社会公共伦理就成为考核各利益相关者的关键。
1、政府会计政策选择的伦理分析
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的调控主体,为企业及其投资人提供良好的经营环境是其职责。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不够发达,国家仍是企业主要的投资者和债权人,这就使企业会计主要是为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提供服务,表现在会计政策选择上就是主观突出强调国家利益,往往偏好激进的会计政策。但是,这种伦理要求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会计历来就是企业立场,会计政策的选择不可避免地要维护企业利益,这种主观愿望与实际结果之间存在着的明显差距,从某种程度上说,有可能加重会计政策选择的不公允性,违背管理者意愿,从而使得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后果有悖与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因此,政府在会计政策选择的博弈过程中,应该做的是:一是完善法律监管政策;二是完善以会计准则为核心的会计规范体系;三加强会计信息实质性披露要求同时立足于我国的国情,合理确定会计政策的可选择空间,把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规范在一个合理、合法、公平、公正、有效的选择空间内,使政府目标、企业目标与企业会计政策选择达到内在的一致性。
2、投资人会计政策选择的伦理分析
投资人不论是偏好当前消费还是偏好未来消费,他们都是为了投资收益最大化而投资,而不同的投资人会计政策选择的倾向是不同的。大股东希望采取能使企业持续、稳定发展并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会计政策,而作为高度自由的委托方的小股东则偏好能增加当期收益以发放更多股利的会计政策。同时,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成为不可避免。而如何走出这种伦理困境,作为投资人应该认真做的是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对管理者进行有效的激励和约束,将剩余索取权引入报酬计划中,采取股权激励方法,增加管理者的持股比例,从而防范管理者机会主义及短期行为。同时,严格遵守会计政策选择相关原则:即合法性和相对独立性相结合、一贯性原则、适用性原则,使会计政策的选择能兼顾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3、债权人会计政策选择的伦理分析
债权人在特定的条件下将资金以信贷的方式投入企业,除期望能从企业所创造的利益中获得相应份额的利益以外,相比投资人更多的是关心资金的安全性。那么,在这一投资的博弈过程中,由于债权人和投资者、经营者之间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债权人为避免当企业负债投资时,资产替代及支付问题的存在将刺激管理者采取一些行动将公司价值从贷款人转移给管理者和股东,因此,债权人在贷款时,往往要求债务人提供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财务报告,以详细了解企业的偿债能力及盈利能力;并且在贷款还款期限内,与债务人之间订立一系列保护性条款,如规定最低限度的流动比率、限制对资产的清理和转移、防止支付清算性股利、限制可能增加企业风险的投资活动、规定利息保障倍数、限制企业发行新债等等,以限制企业在营运资本、固定资产、现金流量等方面作出对债权人不利的选择。
4、企业管理者会计政策选择的伦理分析
企业管理者作为企业运行的经营者,为企业运作提供管理要素,并成为企业财产保值和增值的关键所在。《会计法》第四条规定:“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框架下,由于股东大会产生董事会,董事会产生并约束管理者,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当《会计法》规定管理者必须对本企业的会计工作承担责任时,其承担责任的背后隐含着这样一些伦理困境:一是管理者与投资人之间的博弈。由于管理者与投资人之间是一种董事会聘用下的委托代理关系,这种激励约束机制的直接结果就是产生了管理者对投资人的伦理责任;二是管理者与投资人以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这些利益相关者包括债权人、不能对董事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小股东、税务部门等外部信息使用者。在通常情况下,他们只能通过国家规定的相关法律、法规和通过证券市场的力量来对管理者的伦理责任产生压力。一般情况下,当董事会具有完整的独立性,能够代表全体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时,管理者对董事会的伦理责任可以直接转化为正确的会计政策选择;而当董事会为某些大股东所控制,独立性被弱化时,管理者对董事会的伦理责任就异化为管理者对某些大股东的责任。而大股东的利益往往又与中小股东,债权人的利益不一致,此时,管理者的会计政策选择就会受到严峻的挑战;三是在现代企业制度下,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加上会计信息市场的不完全竞争,管理者就成为企业会计政策选择事实上的控制者。由于股东对管理者的激励通常是以与经营业绩紧密联系的管理报酬为手段的,而经营业绩大多以会计指标来确定,其中主要是利润指标。这就为管理者通过会计政策选择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创造了条件,并导致了管理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工作,而不是为了所有者的利益最大化而工作。因此,要实现管理者的会计政策的正确选择,除加快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以外,强化管理者的会计责任意识,加快企业伦理道德建设,在全社会营造一个良好的伦理氛围是非常重要的。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过程中,由于企业管理者是会计信息的垄断者,我们可以得出管理者的立场才是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立场。因此,在这场各利益相关者的博弈过程中,如何走出伦理困境,最关键的是要加强企业管理者的伦理道德建设,健全激励机制,使得企业管理者在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在遵循企业伦理和社会公共伦理的基础上,为实现企业利益相关者财富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而进行的一系列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只有这样企业才能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摘要：会计政策选择虽然在形式上表现为会计过程中的一种行为规范,但它的价值取向往往影响着与企业利益相关的各利益集团,是各方利益博弈均衡的结果。由于新会计准则全面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方法,扩大了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因此,从伦理的角度探讨会计政策选择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会计政策选择,会计准则,伦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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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选择 篇2
“善”与“恶”的道德问题需要用伦理学的理论视角来观察。伦理学的理论视角，就是用以观察、分析、讨论各种伦理问题的立足点。伦理学的理论视角一旦产生，它就为观察问题选择了角度，为分析问题提供了尺度，为讨论问题确立了重心。虽然说网络伦理学不同于传统伦理学，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是尖锐对立、水火不容的，网络伦理和其他伦理一样，都需要确立和选择一种伦理视角。
一、现代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及现实价值
西方伦理学家一般认为，伦理学的理论就是以什么样的理论模式来推理人的行为怎样才是“善”的，怎样才是“恶”的;中国伦理学家普遍认为，伦理学理论指人的行为是“善”还是“恶”的道德评价的根据是什么。现代伦理学理论可以分为：功利论、义务论和德性论。
(一)功利论及其现实价值
功利论作为一种道德理论，它主张人的行为道德与否，要看行为的结果。凡行为结果给行为者及其相关的人带来好处，或带来利大于弊的结果，则是道德的，否则就是不道德。
功利论也称“功利主义”是以实际功效或利益作为道德标准的学说。功利主义理论是一种被一些人认为最受欢迎、最有内容、最有生命力的效果论理论。西方最具代表意义的功利主义是两位英国学者边沁和穆勒，后来分化为“行动功利主义”和“准则功利主义”等流派。中国古代功利主义是基于“义利之辩”来发展的，以“墨子――李靓――王安石――陈亮――叶适――颜元”为代表。他们认为正当的行为增进总体的“善”总体的善可以用“效用”来描述，效用原则是道德的基础，是正当与错误的终极评判的标准。
功利论具有现实价值，首先，使道德这种社会意识建立在坚实的唯物主义基础之上，避免了空洞的道德说教;其次，有效防止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出现道德的乌托邦，还道德以本来的、真实的面目;再次，还为“革命的功利主义”提供了理论前提。
(二)义务论及其现实价值
义务论与功利论相反，它是指人的行为必须按照某种道德原则或某种正当性去行动的道德理论，主张人的行为道德与否，不是行为的结果，而是行为本身或行为依据的原则，即行为动机正确与否。凡行为本身是正确的，或行为依据的原则是正确的，不论结果如何都是道德的。
义务论这一理论体系最有代表性的是德国哲学家康德，他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一书中，认为一个行为的后果在道德上是无关紧要的，“一个依据义务而实践的行为，其道德价值在于决定此行为的准则，因为这个准则可以显示行为的动机为何，而这个动机决定该行为是否有价值，所以行为的价值决定在它所依据的准则。”iapll3)此外，还有英国哲学家罗斯提出一种多元论的规则义务论体系;美国当代伦理学家罗尔斯提出正义为最高理想的义务伦理学。
以康德为代表的义务论具有时代价值，首先，它强调人的行为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对提高全社会公民的道德素质具有意义;其次，提出人是目的，对形成以人为本的社会风尚具有价值;再次，提出道德的自律对提高公民道德修养和个体修养途径具有积极意义。
(三)德性论及其现实价值
德性论和功利论、义务论一样，都是道德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功利论和义务论着眼于行为或原则的善恶，而德性论看重于那些履行行为的、具有动机的、遵循原则的行为者。判断行为主体是否道德，不仅对他的行为是否会产生善的效果做出判断，而且要对他的“意愿性”做出判断。
德性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英国著名哲学家麦金太尔则是现代德性论杰出代表。亚里士多德认为“美德”也称为“德性”美德分为两类，一类是理智的美德，另一类是道德的美德。善行是理智美德和道德美德的结合。麦金太尔在其名着《德性之后》中提出他的德性论，认为：“德性是一种获得性人类品质，这种德性的拥有和践行，使我们能够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缺乏这种德性,就无从获得这些利益。”
德性论在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德性论强调道德的践行，把行为主体对善的追求与人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其次，德性论认为面对道德危机应该寻找社会个体追求人的自我完善;再次，德性论对于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和社会精神文明有积极影响。
二、基于网络伦理学的功利论和义务论存在的不足分析
对于与现实社会不同的网络社会而言，网络伦理视阈中的功利论和义务论为伦理学道德问题的论证提出了十分有效的方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功利论的理论视角，注重对行为后果的分析，认为是否造成一定的道德效果以及造成什么样的道德效果，是进行道德评价的标准和依据。功利论的长处，在于看到了道德基础的客观性和实在性。道德基础应当是客观的和实在的，如果缺乏客观性和实在性，道德价值就可能成为虚幻的东西，只能存在于渺茫的想象之中。功利论之不足，则在于这种理论视角偏执于效果而可能无视行为主体的主观道德状态，并因而可能导致对于道德的主体性、对于个体的内在道德品质之意义的否定。如果一个人为了达到某种不道德的目的，而在表面上做出一些貌似道德的行为，这在目的论的眼光中是无可厚非的，然而,他的行为是不道德的。
功利论还有一个致命的障碍就是客观计算行为或政策的后果是很困难的，也很难恰当地衡量它们的权重。例如：公司监视员工电子邮件的决策,从法律上好像无可挑剔，但是它是否侵犯了员工的隐私权呢?下面是用成本――效益法分析公司决策效果的案例，在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效益论这一缺点。
义务论的理论视角，把是否为了履行某种义务作为善恶评价的主要根据，主张绝对按照某种正当性去行动或履行某种既定的道德原则，而不论履行某种义务的行为可能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义务论的长处，在于突出了道德的明确性和指导性。道德因为有了具体的义务指标而能够实现对行为的明确的指导。如果道德缺乏明确性和指导性，那么，人的行为就不会得到道德的有效指引，道德也就难以对人的行为产生实际的作用。义务论之不足，在于其忽视了道德价值的客观性和实在性。按照义务论的观点，只要某种行为是出自义务的，那么，即使这种行为在客观上造成了不好的结果也是无可非议的。
例如，在网络上，“不说谎”作为一项具体的义务，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恪守，即使对行恶者说真话(会见行恶网友)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也不能违背“不说谎”的道德义务。在这种情形下,存在一个明显的道德冲突：不说谎的道德律令和面对行恶者的道德律令。正如美国学者尤因(A.C.Ewing)所指出的：在两个律令冲突的情况下，很难明白我们如何理性地在两者之间做出决定，除非考虑到后果的善与恶。不管讲真话多么重要，说谎多么可恶，但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只有说谎才能避免更大的恶，那么，说谎是错误的吗?
美国学者理查德?斯皮内洛在网络电子出现的道德两难问题的情况下，对功利论和义务论比较时，认为尽管目的论(也即功利论)和义务论可能存在相互冲突，但应该把它们看成是相互补充的。互联网对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和以康德为代表的义务论提出了从未想象到的伦理挑战，尽管这些理论为应付互联网伦理问题提供了一般的理论方法。
功利论和义务论存在短处，因此，有人把功利论和义务论的核心元素结合起来，詹姆士?摩尔的“公正后果论”就是这样一种尝试MP21)。摩尔认识到了效果银功利论)的缺陷，提出必须用公正观调和效果论。道德推理的出发点是保障人权，如生命、幸福和自由等，我们的行为和政策应当保护这些权利，电子信息网络也是如此。但是，有害的后果是不可避免的，并导致行为与政策的冲突。他举例说，我们不应当给他人造成伤害，但是，如果别人威胁到我的生命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呢?摩尔引用了伯纳德?戈特的着作《道德》中的“道德公平”的概念，认为两个旨在促进网络隐私保护的政策都有公正的一面，那么，我们就应该选择结果最好、利益明显超过成本的政策。因此,公正后果论具有一些明显的优点：它使我们分析道德两难问题时，能够通过“后果之镜又不失充分关注公正和人权问题;即使为了相关社会福利后果的最大化，也不能牺牲公正和人权。
三、网络伦理学基本理论模式的选择
那么网络社会到底应该选择一种什么样的理论模式来构建网络伦理呢?笔者认为网络伦理学的构建应该选择德性论的理论模式。
首先，网络社会的交往虽然是“人――机――人”模式的交往，但是，这是以人为主体的交往，而德性论也以人为着眼点，这一点昭示着网络伦理的构建应该选择德性论的理论模式。
功利论、义务论着眼于行为或原则的善恶，而德性论则着眼于那些履行行为的、具有动机的、遵循原则的行为者，即道德主体人。我们判断行为主体的道德价值，不仅要对他是否履行义务或他的行为是否产生了善的效果作出判断,而且要对他的“意愿性”作出判断。例如，行为主体作出了正确的道德选择，并履行了义务，这并不必然说明他是具有德性。因为也许尽义务的人蔑视这个义务，并在不情愿的情况下履行他的道德责任。功利论、义务论解决“应该做什么的问题”或“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德性论解决“应该成为什么样性质的人的问题”。德性论着眼于道德主体的品行，把人的道德素质放在研究的中心位置。网络伦理的困境在于诸如网络垃圾、个人隐私、侵犯知识产权等网络伦理问题，针对这一困境，虽然有法律和技术解决手段出台，但在网上还是很难控制和跟踪，近年来复兴的德性论不啻为一条出路。规范伦理学理论对道德机制“规范――权力――个体”的设计遗漏了道德体系中重要的一环――德性，忽视了人的主体性。伦理学强调规范性和客观性是必要的，但是，面对网络社会单纯强调规范性的作用，就会忽视道德的主体性，从而使伦理学患上迈克尔?斯托克所说的“道德精神分裂症”(moialschizophrenia)[4]P19)。毕竟，伦理学是主体性和规范性的统一。事实上道德规范只有内化为主体自觉自愿的`德性，才能算是完整稳固。
其次，网络社会具有虚拟性，网民在网上的行为是匿名隐蔽的，这要求网民行为上自觉追求自我完善，而伦理只不过是人类自我发展和完善的一个方面，这决定了网络伦理的构建应该选择德性论的理论模式。
德性论的杰出代表――当代英国著名哲学家麦金太尔从“实践”概念入手，阐明其德性的内涵wP47)，认为人们在实践中获得的利益有内在利益和外在利益的区分，外在利益是人们通过实践获得的权势、地位和金钱，功利主义就是如此;内在利益是在追求实践活动本身的卓越过程，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他还认为没有德性(美德)实践就不可能维持下去，没有德性实践只能获得外在利益。德性论从内在利益上调动人的积极性，具有外在利益不可替代的优点，面对网络伦理问题的出现网民应该通过自我完善，在道德理想的引领下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从自我完善到自我发展才是伦理学的本性。在中国传统社会,个体重视自我完善的途径――“慎独这对网络条件下网络伦理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慎独”本质上来说就是自律和他律的统一，自律或他律都是相对于个体而言。个体就其自身来说，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活动，是一种自律。但对于社会来说，个体在其社会活动中，必须遵守各种外在的规范，从而又构成了一种他律。由于个体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个体的自律源自社会的他律，又对他人和社会发挥作用，促进社会道德进步。而社会的他律又以环境作用于个人的自律，为之提供了前提和条件。德性的自律性是社会伦理发展和道德进步的重要力量。
再次，网络社会虚虚实实即虚拟实在的相互转换，令现实生活中的有德之人难以找到幸福感，而德性本身就是一种充满幸福感的生活态度，这就决定了网络伦理的构建应该选择德性论的理论模式。
伦理选择 篇3
关键词：行政伦理妥协；价值冲突；价值选择；公共利益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1—7287(2009)03—0075—04
现代公共行政是一个追求普遍善的领域，围绕其目标形成了以公共利益为核心、以组织利益及个人利益等为补充的价值谱系。行政伦理妥协作为公共行政领域的一种特殊现象，是公共行政人员在公共价值追寻过程中，为了维护更高的价值目标，在价值冲突时不得不作出牺牲某些特定行政价值的一种抉择，是对最高善甚或基本善的暂时放弃。在公共行政人员的伦理规范中，行政伦理妥协几乎没有存在的合法性。作为一种“退而求其次”的迂回策略选择，行政伦理妥协严重冲击着公共行政人员的职业信仰。
一、行政伦理妥协缘起考辨
行政伦理妥协是行政活动过程中客观存在的现象。从终极意义上讲，行政伦理妥协的存在是由社会矛盾存在的客观性所决定的，它源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尤其对公共行政系统而言，它是一个运用公权力的领域，行政活动与其他主体的行为相比，所涉及的面更广，要调解的利益也更复杂。
1.行政价值目标的多层次性
公共行政人员多元的价值追寻源于其角色的多样化。公共行政人员活动于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扮演着两种相异的角色。在私人生活领域扮演的是功利性的角色，以追求效应和实际利益为目标；在公共行政领域扮演的是表现性的角色，旨在倡导社会制度与秩序，彰显社会的价值观和思想道德。即使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公共行政人员同时既是公众的受托者，也是组织的成员。每一个角色都同时拥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这是作为角色承担者无法推卸的责任。多元的角色扮演使得公共行政人员在价值追求中出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对公共利益负责还是对公共组织负责；忠于本位职责还是社会职责；维护个人正当权益还是公共利益。通常情境下，这些价值目标都是善的，它们的指向是一致的。假使行政人员有能力同时履行不同的职责，抑或这些职责之间相互兼容，那么即使价值多元也不会引起价值的冲突。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往往无力同时履行这些职责，所追求的价值也时常不能兼容，公共行政人员在行政活动过程中总是要作出自己的选择，暂时放弃一些价值目标。特别是在某些时候，公共行政人员也认为自己不得不采取违背职责的行为。就目标善的层次性而言，被妥协的价值往往比所选择的那些价值目标来得更高，受益面也更大，这正是行政伦理妥协择小善弃大善甚至趋恶避善的内涵。
2.政策资源贫乏对价值追求的束缚
政策适用范围包括对不同群体、阶层、个体的利益冲突的协调；对不同群体、阶层、个体的利益区分；也包括对内外事务、突发和偶发事件的处理。政策本身是为了追求新利益、实现公共目标，并对不同政策目标的不同利益进行区分、协调。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政策总是表现为对既得利益者和利益争夺者之间利益分配关系的调整。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总是反对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而利益追求者通常都支持对现存利益结构的调整，希望借此增加利益存量。政策目标的实现以政策资源为基础和前提，权威资源、人力资源、财物资源、信息资源等政策资源是政策目标得以实现的保障。资源的丰富程度不仅构成了行政人员所能企及的行政价值的外部条件，还影响着对利益受损者的补偿。由于资源和人的理性都是有限的，公共行政人员所追求的公共利益通常只能满足大多数人的需要，而对少数的受损者无法给予充分的补偿，致使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总是有些群体获利而另一群体的利益蒙受损失。因此，当政策资源不足以顾及普通大众时，必然会面临着对少数群体的利益放逐，使他们承担着社会进步的代价。
3.追求目标的善而不得不采取必要恶的手段
目的与手段是互为规定、相互融通的整体。目的内在要求有相应的手段，而手段只有从目的中才能获得自身的价值。在现实的场域中，手段与目的之组合关系有4种：目的善手段善；目的恶手段恶；目的善手段恶；目的恶手段善。关于后两者，目的决定论和手段决定论有着不同的见解。目的决定论坚持目的是终极的，为实现目的可以不考虑手段正当与否，而手段决定论者则认为目的是不断变动的，目的不但不能证明手段，反而可能因为手段而改变目的之属性。然而，不论是目的决定论还是手段决定论都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绝对化、孤立化了。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暂时的，都只不过是无限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因此，目的也只不过是实现更高目的的手段。理想的行政选择应是以善的手段谋求善的目的之实现。手段选择的善有两个基本依据：终极价值的目的性与现实效用性，即手段的选择应该符合效用性和道德性统一的原则。手段不仅应当是有效的，而且应当是善的，不仅应当有利于当下直接目的的实现，还要有利于长远乃至终极目的的实现。
然而，现实生活是复杂多变的，行政人员难以总能从备选的善的手段中择其一以实现目标，有时甚至只有采取必要恶的手段才能保证善的目的的实现。第一种情形如对犯罪分子的惩罚，只能采取以恶制恶的方式对它进行规制；第二种如行政处罚，备选的手段都是恶的，为避免行为的放任而导致更大的恶果，只能选择必要的最小的恶作为手段。上述两种情景所运用的手段似乎都是恶的，然而对手段的评判必须与目的相连，绝不能孤立地裁决。公正或正义的规则完全依赖于人们所处的特定的状态和状况，它们的起源和实存归因于它们的严格规范的遵守给公共所带来的那种效用。因此，在特定的情境下，公共行政人员不得不采取必要恶的手段以实现公共利益，当然，这些手段只能是暂时性的、策略性的。
二、伦理妥协对行政系统的冲击
对公共利益的追寻是公共行政领域存在的合法性前提，也是公共行政从业者体现其人生价值的必由之路。行政伦理妥协作为公共行政人员“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确有其存在的客观性，但对至高之善的暂时放弃，却真切地威胁到行政系统的运行。伦理妥协作为一种自由裁量的行为，若处理不当，则存在着向低处堕落的风险。
1.威胁行政系统的良性运行
社会分化出专门的行政管理系统，表明行政管理在社会分工体系中有其特有的、预先被规定的功能，这就是社会对行政管理的合理期待。权力的委托转让，不仅以相应的监督为条件，亦以相应的期待为前提。一方面，公民通过委托授权，期待公共行政人员有效地履行职责，维持社会的良序，使民众过上公平、自由、人道的生活。另一方面，组织
为了有效发挥自身的功能，要求成员有组织性、忠于职守，经由行政活动，满足社会的需求和组织的期待，提升公众对行政组织的认同。就行政人员自身而言，当他们选择公共行政作为自身职业时就隐含着一个逻辑前提：承诺对委托人负责，切实维护公众的权益，无论是社会、组织还是公共行政人员自身的期待，无一把伦理妥协纳入其行为选择的范畴。行政活动总是力求最高之善，然而在行政价值抉择的现实困境面前，行政人员不得不放弃特定的价值目标，弃大善择小善，甚至避善趋恶，这是与社会、组织和个人的理想背道而驰的。虽然这种抉择有其客观的合理性，但总是难以让利益相关者认同，致使行政人员产生心理矛盾。当其历经艰辛努力追寻的结果连自己都难以接受时，就可能产生角色失败感，威胁行政系统的正常运行。
2.削弱政府的合法性
合法性是探讨事物之所以具有“正当性”的“基础”或其“来源”问题。政府合法性问题也就是“政府正当性的基础或来源”问题。任何政治统治的存在都必须具有合法性，其基础一般包括意识形态、制度规则和有效性3个方面。我国近几十年的历史经验显示，意识形态在维持国家的合法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在社会转型时期，随着传统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和解释能力日衰，而新的意识形态尚处于建构过程中，政府行为的制度规范和有效性程度对维持和提升其合法性就愈发重要。在市场经济发达、公民社会崛起的现代社会，彰显公共性、承担公共责任、提供公共服务成为政府获取合法性的优先选择。行政管理活动是政府求证自我价值的过程，政府必须通过对社会需求的满足来证明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如果政府在社会公共管理过程中，不能满足社会与公民的社会需求，或者说不能根据社会与公民对政府的需求来确定自身的价值选择，那么，即使它是合法的政府，也同样会面临生存危机。行政伦理妥协的择小善弃大善、趋恶避善的行为选择无疑都与公众的期待相背离，致使公众对其信任度下降。合法性作为公众对政府的主观性感受与潜在心理预期，信任的危机就是合法性的危机。缺乏合法性的政府是无力的政府，这样的政府的政策执行势必是低效的。
3.存在向低处堕落的潜在风险
行政伦理妥协作为公共行政活动中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即使其有着充足的理由，亦仍非一种满意的决定。行政主体在作出伦理妥协的决定时就意味着在相互冲突的伦理准则间进行了选择，在实现了某种行政价值目标的同时也牺牲了其他的价值目标。在抉择时如何对价值目标进行优先排序，更多地体现为公共行政人员的自由裁量。自由裁量作为一种非羁束性行政行为，其行为的选择主要源于公共行政人员的个体自觉。一个行政人员需要“一些基准尺度，将那些进入他的行政活动范围内的各种不同的且经常是冲突的对抗性价值观联系起来”。法律、法院和被授权的当局都不会给你这些基准尺度，它们在本质上实在是太笼统了。易言之，法律只是为自由裁量行为制定了行为的框架，而公共行政人员享有充分的自主，正是这种自主性使得伦理妥协存在被滥用的风险。行政价值的追求要求公共行政人员作出积极的努力，减少伦理妥协的出现需要公共行政人员的辛苦付出。然而，对于缺乏伦理自主性的公共行政人员而言，伦理妥协为其“懒政”提供了合法的外衣，是滋生腐败的温床。权力的失控是腐败的本质所在，但假借伦理妥协的名义而进行的腐败行为却难以界定。行政人员自主性的缺失和监督的困难使得伦理妥协向低处堕落的风险始终存在。
三、行政伦理妥协的超越
伦理冲突是伦理存在的根据，是伦理产生的原因。在伦理冲突发生时，公共行政人员在伦理选择时往往处于一种进退维谷的两难处境。如果无法解决伦理冲突，合伦理的行为就无法得以切实地实现。然而，行政活动中的伦理妥协所具有的破坏性及其向低处堕落的可能性使得我们必须要超越行政伦理妥协，通过内塑自身、外设条件减少行政伦理妥协的出现。
1.行政价值的选择应从实际出发
行政生态学认为，任何行政制度和行政行为都不能只是从行政本身做孤立的描述和比较，而必须进一步了解它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关系。易言之。行政价值的追寻都与行政体系所处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传统习俗等环境息息相关，这些外在的环境为行政系统划定了价值追求的疆域。然而决策的制定和实施是政策主体、政策客体及其与政策环境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政策系统的运行表现为一个系统的不断输入、转换和输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行政活动产生影响的经济水平、价值取向、政治体制等都在不断变化，原有因条件限制而不得不做出的伦理妥协现时不一定仍需要。因此，要以动态的眼光认识行政伦理妥协，根据环境的变化对价值目标作出调整。特别是当原有的阻碍因素已消除时，不应以妥协的价值作为行政活动的目标。当然，环境只是行政价值追求的外在限制，人们在尊重客观环境的前提下，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造环境，最大限度地降低环境给行政价值追求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2.防止虚假的价值冲突
公共行政活动的目标通常是多层次的，这些目标有些是兼容的，有些是相斥的。明显的兼容和相斥的价值目标对行政人员而言都不难选择，关键在于如何处理那些貌似相斥但事实上是相容的价值目标，如民主和稳定，它们并非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关系，而是可以达致双赢的正和博弈。对这些虚假的冲突，行政伦理妥协丝毫没有存在的合理性。行政人员必须端正自己的认识，创造条件保证这些价值目标的同时实现。另一种虚假的价值冲突是没有处理好原则和策略之间的关系，致使行政人员在行政过程中孤立地抓住原则的坚定性而忽视了策略的灵活性。在执政过程中，执行者要坚持稳定性与可变性相统一、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原则，要善于变通，根据不同时间、不同对象、不同地点、不同条件、不同需要而变通政策，使执行的政策能适应实际情况，取得预期效果。原则的坚定性强调行政价值应“以人民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为最根本的评价标准。在坚持原则性的前提下，策略的适当变通不仅不会妨碍政策目标的实现，相反，只有坚持灵活性，才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使政策不被教条化和僵化，确保价值目标的实现。
3，提高公共行政人员的个人素质
人是行政活动中最具有能动性的主体。就公共行政人员而言，其个人的素质包括业务能力和伦理境界。业务能力包括政治素质、知识素质、能力素质和心理素质。良好的政治素质要求公共行政人员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境界；合理的知识结构是行政人员必备的基本条件，现代市场经济社会要求公共行政人员成为掌握业务知识与管理科学的“双内行”；公共行政人员的能力包括洞察力、预见力、决断力和应变力，在此基础上，他们还必须具备信息获取能力、利益整合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良好的心理素质对公共行政人员而言至关重要，尤其在面临价值冲突时，坚忍不拔的意志、勇于决断的气质和竞争开放的性格显得尤为重要。公共行政人员所具备的业务能力只是其实现行政目标的可能维度，在这可能的基础上究竟能实现哪一层的价值目标，取决于他们的伦理境界。行政人员的道德价值坐标包括3个主要的向量：其一，行政人员必须建立起对公共利益的信仰；其二，行政人员必须对其执掌的公共权力以及自己的定位有着充分的自觉；其三，行政人员必须确立无私奉献的价值目标。作为一个职业而言，公共行政的特殊性在于从业者必须把公共利益而非个人利益作为首要的价值目标。良好的个人素质不但拓展了行政价值的空间，更是超越了行政伦理妥协的内源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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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伦理下企业会计政策选择优化 篇4
会计政策选择与会计理论是两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概念, 二者相互作用、不可分割。一方面, 会计理论是会计政策选择的前提;另一方面, 良好的会计政策选择又能丰富、完善会计理论的内涵;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会计政策选择与会计伦理的相关性具体表现在会计政策选择内涵、目标、利益实现机制、各利益相关者四个方面。 (1) 会计政策选择内涵。会计伦理下的会计政策选择从内涵上是企业在会计政策的选择过程中必须以实现最大化最大多数利益相关群体的最大利益为宗旨, 端正企业动机, 坚持会计伦理观念, 客观、公正的展现企业的财务状况, 为企业投资者、管理者、债权人等相关利益群体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提供事实依据。 (2) 会计目标。目标理论注重有价值的会计行为, 即具有指导性、方向性的公允的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负债等情况, 综合平衡各方的利益, 企业管理者选择正确、合理的决策, 实现均衡动态下的利益最大化。 (3) 利益实现机制。会计政策选择不仅需要政府部门完善的、正式的法律体制, 还需要伦理、习惯等非正式的会计规则来约束企业行为。会计伦理不是对企业政策选择的束缚, 而是更好的实现最大利益的一种开放。为了塑造企业管理人员的人格魅力, 提升会计实施主体的职业道德意识和专业素质, 以从根本上避免会计政策选择过程中的失当、失职行为, 优化资源配置, 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 促使财务过程和谐运作, 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 (4) 利益相关者。会计政策选择中常见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有政府机构的相关管理部门、企业的管理团队人员、外部投资者以及债权人等。政府机构既要制定适当的会计政策, 维护社会环境的和谐, 又要以税收的方式分配企业利润, 二者之间的矛盾需要政府合理确定政策空间, 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 提高企业自律的能力。企业管理团队人员是企业会计政策选择中的责任人和实施者, 与其他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必须通过合理、灵活的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来平衡。对外部投资者而言, 投资利益最大化是其投资的根本动因, 但是现有的委托代理行为难以避免投资者和管理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 从而带来管理者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因此, 加强会计政策选择必须遵守会计伦理, 才能兼顾各方利益。最后, 债权人是企业债务权利的所有人, 拥有对企业真实经济状况和具体会计政策的知晓权, 真实反映企业的经济状况, 对企业的偿债能力, 有一个合理的了解, 对债券人决策提供依据, 促进企业长久发展。
不同的会计政策选择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和效果有不同的影响。会计政策选择经历的时间不短, 却依然存在着会计政策选择失当的问题, 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选择动机具有机会主义倾向, 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是企业实现企业利益的内容之一。一些企业管理者为了自身的利益, 不顾企业的健康发展, 利用自身管理机会的优势, 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不法的会计政策, 导致企业会计信息失实, 质量下降, 误导其他企业相关利益主体的行为决策, 不利于企业发展。 (2) 选择的形式随意, 企业管理者的素质参差不齐, 在进行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时, 缺乏专业素质, 随意性大, 没有真正从企业的利益、自身的实际特点出发, 政策选择单一, 很多管理者侧重于选择操作简单的会计政策, 造成企业的会计信息缺乏真实性和可靠性, 严重影响企业各利益相关主体决策的制定。 (3) 选择效果不具有长期性, 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持续、动态的循环往复的过程, 部分企业的管理者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时缺乏科学统一的选择程序和内在的一致性, 大多数会计政策选择仅仅是将相关政策进行机械的堆砌, 缺乏整体优化的融合。 (4) 选择的环境失衡, 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使得我国“一股独大”和“内部人控制”的弊端难以根除, 严重影响我国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环境。此外, 我国企业委托代理机制中常见的董事长和经理两职集一身现象, 严重阻碍了三权制衡机制的作用, 使得策选择权的失衡。
国内学者对会计政策选择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 但是主要都围绕技术层面展开, 然而作为一种价值论理判断, 任何一种会计政策选择的背后都蕴藏着一定的伦理价值, 具有一定的经济性后果。因此, 从伦理学角度分析会计政策选择存在的问题, 是合理解决问题的关键。 (1) 会计政策选择存在伦理缺失。会计政策选择失误的根源是会计伦理缺失, 使得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缺乏相关的依据, 使得企业发展形成恶性循环, 严重影响企业、社会的发展。 (2) 会计政策选择存在伦理缺位。伦理缺位是指在会计政策选择过程中所应体现而没有体现的会计政策选择。企业主体的责任与义务、权利与诚信等道德精神, 使得伦理精神贯彻不到位。主要表现在:管理者对功利主义的误解, 片面追求功利, 导致信息失真;我国的道德评价机制尚未形成, 道德评价失去作用;会计信息不对称, 使得管理者在无人监督时, 为了追求短期利益, 出现“道德风险”。 (3) 会计政策选择存在伦理越位。企业管理者依据特定的社会关系与其他利益相关者解决特定的道德问题。然而, 面对不同道德观念的多元化的主体, 管理者不可能满足所有利益主体的不同要求, 另外机会主义倾向诱使企业管理者凭借自身的优势地位,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 有目的的强调自身的伦理理念, 误导其他利益相关者。 (4) 缺乏健全的会计伦理体系。会计工作必须依赖一定的技术和制度。然而企业会计活动的环境变幻莫测, 加之现有会计制度体系自身的缺陷, 使得原有的教育、伦理要求跟不上形势的发展, 会计伦理体系建设跟不上时代发展要求。在加强法律建设时, 要加强会计伦理的“非正式约束”建设, 通过改变行为人的伦理价值, 提高会计行为的自觉性和自律性。 (5) 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公允、平等的伦理精神。中国的企业管理体制受中国传统等级制度影响较深, 会计核算监督过程绝大部分由管理者所决定, 单位负责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授意会计人员进行不当的会计政策选择时, 会计人员往往采取服从态度。
伦理环境指给经济主体设定、规范一定的体制和制度, 提供伦理遵守范围, 体现在政策、法规、条例、管理规章等制度, 影响、制约人们的价值判断、道德选择, 包括内、外两部分。无论是内部的企业文化环境、监督自控和审计体系, 还是外部宏观环境和监督管理环境, 都是伦理环境的重要内容。健康的伦理环境有益于企业经营活动及管理者行为。因此为了防止伦理失当现象, 必须积极优化会计政策的伦理环境, 可以通过以下措施优化:
第一, 完善企业内部监督机制。企业在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的过程中, 必须充分结合自身经营性质、阶段、目标、利益矛盾以及行业发展特征等因素, 充分发挥内部自我监督、自我控制的作用。企业内部监督是指企业内部人员的相互监督, 既包括上级对下级的监督, 也包括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完善企业内部监督机制有利于发挥员工的积极主动性, 也有利于企业会计政策有效执行;此外, 完善的企业内部监督机制有利于会计、审计、统计三者统一, 减少由于信息失误带来的决策失误问题的发生, 加强企业内部监督, 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
第二, 加强外部监督。社会环境不断变化, 新型行业不断涌现, 必然要求新的会计政策选择关注外部的监督环境。企业的外部监督集中表现在政府与社会相结合的监督体制。政府监督表现在宏观引导和行政监督, 财政、税收和银行等多部门通过分工实现信息交流与共享, 确保监督有效。社会监督主要是注册会计师审计和舆论监督, 直接对企业的经营和账目进行审查。此外, 还应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
第三, 提高会计在企业中的地位。会计政策变更的实际操作者对会计工作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性地位没有深刻的认识, 对会计信息的处理缺乏实效性、客观性和完整性。会计工作的特殊性要求会计人员必须保持独立性, 保障会计主体公平、客观、和谐的社会工作环境的公正程度以减少非会计因素对会计信息失实的影响。此外, 提高会计地位, 有助于激发会计主体工作的积极性和责任心, 为企业管理者掌握企业经营、财务状况提供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也有助于提高会计人员的会计伦理素质、会计职业技能和职业判断能力。
第四, 加强企业会计伦理教育。加强企业会计伦理下会计政策选择, 教育先行。教育的本质是提高企业会计主体会计行为自律的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一系列引导活动, 使得企业会计主体自觉履行会计伦理的义务。会计伦理教育是以会计伦理要求和社会总体道德要求为本质, 促进良好的社会伦理风尚为目标, 包括学校教育和继续再教育两种。会计政策选择不是静态的, 而是一个动态的循环往复的过程, 在时间上具有不可分割性;其基础就是建立在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既要满足企业短期的经济利益, 也要符合企业长远发展目标的实现, 既满足企业具体业务的要求, 又符合企业整体因素的协调。因此, 会计伦理教育是优化会计伦理环境的长久战略发展方向。
第五, 发扬儒家伦理思想。儒家伦理思想注重伦理的价值和导向, 是管理进程中的人文关怀和情感投资。儒家伦理思想坚持“仁、义、礼、智、信”, 两千多年来一直引导人们的思想、行为, 注重“礼治”、“德治”、“人治”注重人格修养和相互尊重的人际关系的建立。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强调普遍的仁爱, “义”要求社会责任感, 公正对待利益相关者, 既是当代社会伦理体制的要求, 也符合企业会计政策选择中人与人之间需求关系的要求。但是由于传统文化的时代性, 在人人生而平等问题上, 儒家伦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的发展存在一定的脱节现象, 不能全盘照抄。因此, 作为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的源泉, 有值得企业会计主体借鉴的特色, 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必须找准契合点取其精华, 弃其糟粕, 既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又适应于现代企业的发展。
伦理选择 篇5
关键词：人类基因；选择；进化；科学禁区
中图分类号：B82-0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65(2009)01003005
人类到目前为止还不能如愿地选择自己的基因，笔者站在未来的视角观望人类基因人工选择的合理性和伦理问题。基因技术的发展对传统伦理观念的冲击也令人矛盾重重，很多人对人类基因的选择问题抱着一种消极和抵触的态度。“科学进展得如此快，以致伦理的发展总是滞后，实际上科学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伦理的关注。”[1]当基因选择技术应用于人类自身而与传统伦理观念发生冲突时，我们是设立科学的禁区还是转变传统的生命伦理观念以适应新技术的发展呢？
一、基因人工选择技术的应用价值
绘制人类基因组图谱为人类改造自身提供了知识地图，基因技术的快速发展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无限的想象力。基因选择技术，就是在基因水平上，用分子生物学的技术手段来操纵、改变、重建细胞的基因组，从而使生物体的遗传性状按要求发生定向的变异，并能将这种结果传递给后代。人类遗传研究所取得的进展，使医务人员已能识别、诊断和预防人类所患的多种遗传性疾病及失调症。将来人们对疾病主要是以预防为主，即事先将人体内有害的基因清除、消灭或抑制掉，也可以通过注射、吸入、服药等方法，将健康的替代基因送入人体或直接注入胎儿体内，以改变人体体质和预防疾病。
“基因治疗因运作细胞对象的不同, 分为体细胞基因治疗和生殖细胞基因治疗两类；按治疗的目的不同, 又可分为以防治疾病为目的的狭义基因治疗和以增强人类性状和能力为目的的基因增强。”[2]基因选择技术包括狭义基因治疗和基因增强中的基因选择技术。一些科学家认为,体细胞基因治疗是目前疾病治疗技术的一种自然而合乎逻辑的延伸。
赞成生殖细胞基因治疗的科学家认为，生殖细胞基因治疗可能是预防基因缺陷所致的特殊生物体损伤的唯一方法。体细胞基因治疗技术使用的是基因添加的方法，这种方法所使用的功能正常的基因和原先功能异常的基因都被保留在靶细胞中。而生殖细胞基因治疗技术使用的基因置换或基因修复的方法则避免了这种风险，而且它还能彻底消除生殖细胞显性遗传病。[3]
父母们很可能会把怀孕阶段当作使孩子获得健康优势的难得机会。最近的研究表明，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儿童患多种癌症的可能性比一般人低百分之九十。原因是三体性21或许能预防癌症。如果能查明这条染色体上有哪些基因具有抗癌作用，那么遗传学家就可以选出一套此类基因，把它们嫁接在染色体上以减少孩子患癌症的可能性。
基因技术发展可以让做过基因增强的孩子自然出生，将通过筛选基因来消除多种遗传疾病，可以优化孩子的身高、智商或者气质。胚胎期将是基因技术实施的良机。问题是人们或许在心理上对此难以接受，或许持观望态度。但这种技术一旦利大于弊，竞争的观念将抵消道德上的不适。
抗衰老的基因干预是非常可行的。据报道，目前科学家已经找到了使人衰老的基因。所有人希望能弄清衰老的潜在过程，并研究出对成年人抗衰老有效的基因干预药物或者其他基因干预手段。
如果人类基因可以进行选择和调节，控制遗传特征的基因技术得到开发，则能使父母有意识地选择子女遗传特性，会快速提高人类的健康和生活幸福，相反，由于伦理问题导致的不理智的控制手段可能阻碍人类的发展。
基因工程技术可以增强孩子的身心健康，使孩子发育得更美丽、更聪明、更健壮，不用普通疗法避免和治愈疾病。假若部分人采用新技术，则另一部分人会感到有某种压力要这么做，以免使自己的孩子处于劣势。当然，人们会对基因技术的安全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因为他们害怕伤害孩子，如果基因干预失败，他们将承受痛苦和自责。
对人类基因进行选择能够造福人类基本上没有很大的分歧，问题在于伦理观念的心理承受能力，涉及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既有伦理。由于技术的不成熟，在实验中难免要毁坏胚胎和畸形胎儿，看起来有些不符合人道主义，但这恰恰是由于基因工程技术的不完全发展所导致的，若基因技术很成熟则会把这种问题降低到很低限度。
当基因选择技术得到大量地利用时，当人们因此而提高生活质量时，人们将会整合、适应、习惯这些事实，最终形成新的伦理观念。这些技术最终会势不可挡地融入我们的生活。基因选择技术会给受用者带来利益。如果受用者需求并且自愿，别人的干预是否侵犯了别人的自由权呢？
二、从“随机变异—定向选择”机制到基因的人工选择
纵观生物演化的历史，从生命的起源到目前为止，生物的进化都是依靠“随机变异—自然选择”的自然选择机制来推动进化。将来的生命进化途径之一很可能依靠基因人工选择的方法。
（一）基因的“随机变异—定向选择”机制
查理•达尔文是生物进化论的奠基者，他用“随机变异—定向选择”这种反馈调节的自动机制来说明有利变异的保存和不利变异的消失，从而合理解释生物进化。自然选择是物种在竞争中优胜劣汰，优秀的基因总是得到保存，因此物种基因组得到优化。“随机变异—定向选择”是自组织的过程，具有生物特异性，生命体与周围的环境形成某种平衡，达到对环境适应的极大化。对低等生物而言，求生存的目标就是达到适应环境，通过自然选择来保持变异得到的优秀基因不过是物种求得生存的策略。如果环境发生变化，自组织的适应性平衡也必将被打破，在新的环境里达到新的平衡，结果是生命体结构发生积极主动的变化。在适于生命生存的限度内，如果环境不断地经历多态变化，生命和环境组成的系统自组织也会达到多次平衡，结果是生命体结构不断优化以适应环境。生命体每一次适应性的变化，都是建立在原有的生命结构之上，生命体变化的总趋势使生物结构变得愈来愈复杂。
环境是复杂多态的，为了适应环境，不断进化的生命随之是丰富多样的。目前的各个物种分别对应于自己的生态位，保持平衡，并且生命在某种特定环境里具有相对完善的适应形式。例如，病毒和人类各有自己的生态位，在自己的环境位里，都能达到完善和极强的适应和进化稳定性。实际上，当物种与环境相保持适应性平衡时，它们的进化基本上处于相对停滞状态。例如，病毒和昆虫的进化长期处于相对停滞状态。在物种进化处于停滞状态时，人类的基因工程对生物基因进行人工选择，可以促进生物的新进化，因此其生物进化意义凸显出来。
（二）人类基因的自然选择与人工选择
社会生活取消了自然选择对人的进化作用。一方面，人与人之间有道义感；另一方面，为了生存利益的共享，人与人之间达成了契约关系，并在不断反复的伦理行为中得到强化，因此人对他人倾向于行善和尊重的伦理原则。人类社会弘扬人道主义、平等与博爱的精神使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机制难以发挥作用，由突变而来的大量并非优秀的基因得以保存于人类的基因库，从而阻断了人类基因库的优化。人人平等的社会是人道主义的崇高理想，然而对人类进化中的自然选择的弱化作用却极大。
人类进化的困境在于自然选择机制对于人类社会不再有效，没有自然选择的物种必将退化。人体的基因在不断地随机变异，这些变异绝大多数是有害的，但是自然选择的弱化不能淘汰掉或者清除这些有害的基因变异，有害基因搭上人类文化的便车。在非人的生物界这些有害的变异是可以通过自然选择来筛选掉，具有更大适合度的基因被保存下来。这样生物才可以不断地走向对环境的完美适应，人却不能有这样的机制。人类进化的问题只能由人类的智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来解决，而人类的科技发展也为这种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
人类进入社会生活取得了文化知识的关键性进步，即人类通过社会文化遗传的方式，作为体外信息的科学文化知识取得了显著进化。基因选择是人类利用社会性知识来自觉选择、设计和优化基因库，使人类有目的、有意识地改善自己的种族。与自然选择所不同的是，人类可以学习和研究人类基因遗传的知识，利用这些知识来有意识地改变和设计人类的基因型。如果把生命体当作一个非常有序的基因信息控制系统，运行中的信息偶尔出错就不可避免（如遗传性疾病和发育畸形），人的智力的伟大之处就是能够识别它，并且采取措施进行纠错和优化它。从优化效率上来说，通过自然发生的机制，经历漫长的年代人类基因库才能进化，而利用人类文化知识有意识地进行基因人工选择，基因优化甚至可以在顷刻间就可以完成，这种人工设计是自然选择所无法比拟的。基因组图谱草图绘制的完成为人类改良基因提供了基因人工设计的知识地图。种群基因库自发进化受到环境条件和偶然机遇的影响和限制，人工配置则可以克服这些限制，用人工的方法可以把难以组合的基因进行直接链接，从而选择生命的最佳结构。特别是人类进入社会生活之后，自然选择这种进化动力之源已经枯竭，到哪里去寻求新形式的进化动力？只有利用基因技术人工选择和优化自己的基因。
基因选择可以帮助人类适应环境，改善生存状态，提高智力。医疗是对人体之损坏、畸形的器官进行改良，或者是帮助人类个体抵抗微生物的感染，这是一种维护作用。基因改良则更前进一步，是对人类不同世代的遗传性状进行改良，可能促使人类进化。
如何选择我们的基因？一种方法是强行干预人类的生育计划。生物学上的适应就是在特定环境下能够多繁殖后代。人类社会的实际情况是，具有优秀基因的人不一定有较多的后代，不具有优秀基因的人不一定少生孩子。这种生育政策强迫优秀的人必须多生育和繁衍后代，而另一部分被评价为基因不优良的人少生孩子，从而改变群体基因库的基因频率，达到与自然选择一样的优胜劣汰的效果。这种通过群体遗传优化的方式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做违背了人类社会的基本人道原则。
只有另一种选择基因的方法，就是改造和设计人类的既有基因型，改变某一个或几个等位基因从而优化人类基因。这种方法在基因工程技术成熟的条件下具有可行性，也是唯一不侵犯人类生育权的办法。在早期胚胎阶段，胚胎细胞发育具有全能性，在这之前对基因进行选择和改造显然具有很大的优势。
三、人类基因人工选择的伦理反思
人工基因选择技术改变了人体的自然进化，这与人体的自然生长的伦理观念相违背。宗教人士认为人身被神创造，具有值得崇敬的神圣性和完美性。自古以来文化传统中的人的神秘性和神圣性被对象化的技术操纵弄得荡然无存，因此很多人对基因选择产生了厌恶和恐惧。一旦人体的结构和发育被人操纵，人体被操作和还原为物性，即仅仅是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形式，人体的属人性、神圣性和完美性就难以保留。
伦理的另一种隐忧来源于基因选择技术的发展很不成熟，有待于以后进一步发展。基因型是一个复杂整体，有很多基因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很多染色体以外的物质所起的作用至今科学尚未揭示出来。通过改变某一单个基因而改变人的表现型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如果技术不完善，基因设计将会造成很多伤害，例如基因修饰造成的发育畸形等。一旦事情发生，后果很严重，在心理上确实会感到恐惧，所以技术上的难题需要长期的研发才能解决。然而，基因组图谱的绘制和胚胎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基因选择技术的运用并不是遥不可及。相信未来人类有能力使人体基因信息透明化，可以操纵并设计人类基因型,不管是为了医疗的目的还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存状态，人类必定有这方面的需要，要解决安全性的关键是技术问题。技术一旦成熟到可以应用，人类基因的人工选择就会陆续展开。基因技术研究肯定会造成对个别先行者人体的伤害，无疑这会引起伦理上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生物的生存表现出生物种的整体性，个别的生物体可以为种的整体生存发展作出奉献。“从基于总适合度的先天性利他现象转变为以做出决断为基础的道德可能是人性化最重要的步骤。”[4]生物进化是以生物种系的整体生存作为目标，如果社会整体的生存发展的利益远远多于对作为先行实验对象的少数个体伤害的话，那么少数个体的伤害所引起的伦理尴尬可以得到缓解。
生命伦理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应该适应形势的变化。生命伦理观念会随着基因技术的发展而改变。现代价值观的内在依据是对人性的解释，然而人性并非是天赋的，人性不过是一种特定文化中的信仰，这种信仰在不同的时代和文化中是可变的。因此，假如担忧选择人类基因会导致人性的丢失，则是一种没有根据的恐惧。例如，如果人们的寿命延长一倍，如果某某是通过转基因培养的精英，如果某某是克隆人，这是否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丧失了目前人类所假设的人性？这当然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人与人之间互动的方式，改变我们的习俗、家庭观念和学习方式。但是我们仍然是人，我们会在实践中逐渐适应这些变化，我们会假设新的观念作为人性的某些方面。
什么样的伦理观念是好的？好的伦理观念必须符合人类自身的利益，有利于人类追求最佳的和最有意义的生存状态，这也是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每个人都追求最佳生存状态，人类社会作为整体也在追求最佳生存状态。基因人工选择的伦理选择势必追究人类的终极目标和意义，伦理选择由此来定位。生命进化机制把追求生存的过程和技巧作为基因信息在染色体上程序化（犹如电脑软件程序控制），这些基因遗传信息形成为生命的本能和潜意识，如吃喝享受、生殖、喜怒哀乐、趋利避害、交流和受尊重等，它们形成为欲望与价值。当基因人工选择满足了这些欲望和价值，那么它就是合理的。
区别于其他生物，人类行为是有意识的行为，人类懂得利用知识经验提高生存能力，对有用行为和无用行为的辨别形成了人们的价值观。一切生命的终极目标就是追求良好的生存状态，它为人类生活设定了目标。价值观念可以调节人们的行为，生命伦理学要以人的生存价值观为判断标准，而不是遵循守旧的或者盲目的既成观念。对人类基因人工选择的伦理评价的关键是看它是否有利于人类达到更好的生存状态，而不是以传统观念上的伦理惯例为标准。
如果基因选择技术给人类带来福利，当人类基因选择技术与现存伦理观念发生冲突时，伦理观念的持续转变和发展会逐步整合新事实，因此基因选择技术将会融合于人类社会。在基因技术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事先控制于事无补。基因选择技术与原子能技术相比，后者在核事故中可能会让众多无辜的旁观者在瞬间丧命，前者只对使用者有些危险。当两颗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投下时，核物理学家有某种罪恶感，民众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反对核武器的威胁。但当把原子能应用于解决能源危机时，当国际关系协调到安全状态时，核技术开始为人类造福。如果把对核技术的希望和恐惧延伸到未来，并且以此作为伦理和法律调控的依据，那就会陷入某种偏见。对于基因技术也是一样的道理，只有及早允许基因选择技术的研究和使用，才能促进基因选择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基因选择技术的某些善恶方面今天难以准确地预测，只有从将来发生的实际情况中汲取经验教训，到时候以新伦理和新法律来进行调整，扬长避短，使基因选择技术真正地融入人类社会生活。
与此类似的还有交通问题。若让一百多年前的人去想象在大都市里奔驰着那么多机动车辆所造成的大混乱及其带来的安全问题，他们一定会得出不堪设想的结论，然而现在大都市的生活却能够处于良好的有序状态之中。随着机动车辆的增多，人们会有新的对策，如制定交通规则——交通规则的制定是在车辆增多时逐步形成的。新技术带来的新变化明显利大于弊，人们会逐渐主动地适应新变化。因此基因选择技术也有待于进一步地规范，而不是恐惧、谴责和禁止。
成熟基因技术的运作应处于法律的框架之中，利用其可以为人类造福的一面，而规避其有害的一面。基因选择技术和其他高科技一样，也是一把双刃剑，法律能使其扬长避短。当基因选择技术用于个人时，个人具有选择权，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基因选择技术的应用应该由个人选择。社会调控应力图使基因选择技术的运作符合生命伦理学的四个基本原则：尊重自主性原则、不伤害原则、行善原则和公正原则。[5] 始终可以运用伦理、法律、经济等手段对基因选择的社会功能进行控制，包括如何利用这些技术，它们对社会有何影响，以及价值观因基因技术有何变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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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选择 篇6
会计政策是 企业会计 工作的基 础、依据及技术规范。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及会计工作的日益复杂,会计制度赋予企业更多的会计政策选择权。因此,许多企业通过选择适当的会计政策,合法地变更财务信息,并带来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企业会计政 策的选择 是义务与 动机的有机结合,反映了人类的伦理考虑。规范伦理学阐述了这点,以新的视角探 求会计政策选 择目标的根 源。该理论有不同的理论形式,主要有两种类型,规范义务论和规范价值论。他从伦理学的角度强调了通过会计伦 理给会计职业 判断注入更 多的伦理精神和价值色彩,在某种程度上对会计主 体的道德自 由空间增加新 的约束,为新准则的顺利实施和执行提供了思想武器。
对于国内会 计政策选 择管制的 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会计政策选择管制的影响因素、会计政策选择管制与利润操纵、会计政策选择管制与经济后果、会计政策选择管制与管理当 局反应、会计政策选择管制与会计寻租,以及会计政策选择管制与自发性会计变更等六个方面。企业会计政策选择 在形式上表现 为企业会计 过程中的一种技术问题,但是本质上却是一种利益 集团之间经 济和政治利益 的博弈,具体而言是一种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博弈规则和制度安排。其经济后果 指企业会计报 告将影响利 益相关者的决策行为,从而可能损害部分相关者的利益。
在这些研究中,更多研究认为会计政策的选 择与企业的 经营绩效有 显著的关系,我国上市公司利用会计政策进 行利润操纵的 现实也充分 证明:会计政策的选择会产生不良的经济后果,利用会计政策作弊是一种不通过实实 在在劳动就可 以改变业绩 的捷径。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利用会计政策选 择作弊的目的 主要有以下 几种情况:为达到近三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0%的配股资格线,为免受特别 处理或摘牌的 处罚保持微 利水平 ; 为免受连续亏 损的特别处 理,形成扭亏为盈的 局面 ,有意加重本年亏损等。 于是,为了规范会计政策的选择行为, 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我国政府通 过一系列会计 法规的颁布,对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做出了一定的限制。
从会计政策选择的多样性来看 , 传统制造性行业,如生产环节多、产量大的钢铁行业, 相比其他行业更具代表性。2010年,我国发布了加大节能减排力度, 加快钢铁工业结构调整若干意见, 推进钢铁行业节能减排和结构调整,兼并重组成效显著。但是由于该行业产能过剩, 近五年里钢铁企业普遍呈现停产、半停产、越生产越亏损的尴尬局面。这些因素都很有可能导 致企业实现零收益或者亏损,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 则会面临被ST的风险, 许多钢铁企业都呈现出亏损的不良态势。由于钢铁企业的盈利能力纷纷下滑,包括武钢股份、*ST鞍钢、山东钢铁、华菱钢铁、太钢不锈、新钢股份等, 半数以上的钢铁上市公司都纷纷调整了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这其中,*ST鞍钢在2013年通过调整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带来9亿元的净利润,成功地实现了“保壳”。河北钢铁公告披露,公司决定从2014年1月1日起调整固定资产折旧年限, 调整幅度达20亿元。根据行业分析师的统计,从2011年开始, 钢铁行业已有10家公司累计共13次调整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以缓冲业绩。
鞍钢股份在受到钢铁市场严重供需不平衡的影响下,在2011年的财务报表里 反映出了21.46亿元的亏 损额。面对着钢铁市场持续萧条,鞍钢实现全年扭亏的压力很大,在2012年被ST。但是鞍钢在面对诸多不利因素的挤压下, 依然通过各种途径最大限度地消化各种不利因素影响, 努力将亏损额降到最低。在2011年和2012年的年度报告摘要中, 鞍钢股份都提到要开拓市场、调整物流以及协同化生产等途径进行改善。 在技术层面虽然要下功夫,但是为了尽快挽回损失,财务方面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2011年9月27日 , 鞍钢股份发布公告 , 称将于2013年起再延长公司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此举很显然缓解了2013年的利润压力。不仅如此,以鞍钢为代表的一系列钢铁企业都尽最大可能在财务方面, 例如会计政策的选择上做出努力, 以实现对持续亏损的缓冲和企业的盈余管理。
从企业自身角度来看, 这些调整实现了财务利益挽回,同时,倍受争议的调整会不会形成财务舞弊从而给企业带来更大的威胁? 本文将以分析鞍钢固定资产年限调整为例来研究会计政策的弹性有多大。
二、固定资产折旧政策的选择标准 及调整
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无权变更或者选择且要严格遵守执行的宏观会计政策。另一类是有权选择的会计核算具体处理 微观(企业)会计政策,它是企业从会计确认、计量、记录、报告诸环节过程选择。一般而言,会计政策的选择要考虑三方面因素:经济环境、政治法律环境以及社会环境。
对于制造性工业而言,固定资产的折旧是影响企业利润的重要因素, 所以企业越来 越重视折旧 方法的选择。 纵观制造性行业固定资产后续计量,目前常用的有年 限平均法、工 作量法以及加速折旧法。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的有关规定,折旧,是指在固定 资产使用寿 命内,按照确定的方法对应计折旧额进行系统分 摊。固定资 产的使用 寿命、预计净残值一经 确定 ,不得随意 变更。
一方面是 固定资产 折旧选择 要考虑政策因素。在会计准则方面,根据准则的 规定, 固定资产的 使用寿命、预计净 残值一经确定 ,不得随意变更。 但是,符合该准则第十九条规定的除外。固定资产第十九条规定如下: 企业至少应当于每年年度终了, 对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核。使用寿命预计数与原先估计数有差异的,应当调整固定资产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预计数与原先估计数有差异的,应当调整预计净残值。与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预期实现方式有重大改变的,应当改变固 定资产折 旧方法。 在税法方面,《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了固定资产的最低折旧年限,如建筑物、房屋为20年等,企业无法自行缩短折旧年限; 在折旧方法上, 规定只有常年处于高腐蚀、强震动状态或产品更新换代、 技术进步较快的固定资产才可以采用加速折旧法,即使会计上采用了加速折旧法,若不符合税法规定,企业应进行纳税调整。从政策上可以看出,固定资产的折旧不会轻易更改,企业应该充分考虑固定资产的性质进行选择。
另一方面固定资产折旧选择也要考虑其他因素。在不同行业里,固定资产折旧的速度是不同的。新兴行业的市场快速成长,技术更新迅速,固定资产贬值较快; 成熟行业的市场增长缓慢, 需求稳定, 固定资产利用较为均衡;而夕阳行业,随着市场不断萎缩, 固定资产的价值快速下降。另外,盈亏状况也会影响企业对折旧政策的选择和调整。盈利企业既可能为了最大化 利润而减少当期折旧, 也可能为了平滑利润而增加当期折旧; 亏损企业既可能为了减少亏损而减少当期折旧, 也可能为了增加以后期间利润而增加当期折旧。
三、 鞍钢股份频繁调整折旧年限 是否有玄机
本例通过回顾鞍钢2011年、2012年固定资产折旧调整, 分析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调整与利润的关系。
(一 )2011 年 进行的调整及部分 延长年限的理由
2011年9月26日 ,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 审议批准了《关于调整公司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议案》并公告:根据公司固定资产的实际情况, 公司相关部门对各类固定资产重新核定了实际使用年限, 公司决定从2011年7月1日起调整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具体方案见表1。
。。。。。。。。
近年来公司不断扩大对固定资产的投资力度, 对设备生产先进行技术改造和技术革新, 并定期对设备生产线进行全面检修及年修, 对生产用房屋及建筑物进行定期修缮, 提高了设备主要是机械设备的使用性能和装备水平及 生产用房屋建 筑物的使用 寿命, 从而在实际上延长了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而会计准则规定,企业至少应当于每年年度终了, 对固定资产使用寿命和预计净残值进行复核, 如果固定资产使用寿命预计数与原先估计数有差异, 应当调整固定资产使用寿命。同时,对比同行业其他公司的固定资产折旧情况, 公司的固定资产综合折旧率高于同行业大多数公司。因此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将使公司的财务信 息更为客观。
(二 )2012 年 进行的调整及部分 延长年限的理由
2012年11月16日,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调整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议案》并公告:根据固定资产的实际情况, 公司对各类固定资产重新核定了实际使用年限。决定从2013年1月1日起对公司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进行调整, 具体方案见表2。
董事会关 于会计估 计变更合 理性的说 明 :2012年公司对 固定资产 更新维护 方面的支 出预计人 民币68.9亿元。公司固定资产购置情况 : 2007年及以前 人民币438亿元 , 2008-2012年约人民币507亿元。固 定资产成新率 约为56%。通过对 主体设备生 产线进行技术 改造 , 定期对设备 进行检修, 提高了设 备的使用 性能, 延长了固定 资产的使用 寿命。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第四章第十 五条“企业应 当根据固 定资产的 性质和使 用情况 , 合理确定固定 资产的使用 寿命和预计净残值”的 规定 ,及第十九条 “企业至少应当 于每年年度终 了 , 对固定资产 的使用寿命 、预计净残 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 核”的规定,公司根据固 定资产的性质 和使用情况 对各类固定 资产的预计使 用年限进行 重新确定。调整后,本公司的折旧年限符合同行 业同类固定资 产折旧年 限平均水平。
(三)调整对经济后果的影响
根据前面的两次调整, 估计得出该调整会对企业经营效果产生影响。在2011年9月26日披露的公告中阐述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预计将影响公司2011年度固定资产折旧,折旧额减少10.36亿元,所有者权益及净利润增加7.77亿元,公司2010年度经审计的所有者权益为553.45亿元、净利润为19.50亿元。在2012年11月16日披露的公告中阐述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无影响, 预计影响公司2013年所有者权益和净利润, 二者分别增加9亿元,预计2013年将比2012年少提折 旧费用12亿元。2011年公司折旧费用68.9亿元 ,2012年预计公司折旧费用55.4亿元。
在公告中 , 该企业详 细说明了 因技术改 造延长了 固定资产 的使用寿命,延长了折旧年限。但结合2011-2012年鞍钢股份受到 的一系列 冲击 ,2011年和2012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 ,被实行了退市风险警示, 如果2013年度公司经审计的净利润继续为负值,深圳证券交 易所将有权决 定暂停公司A股股票上市交易 ,鞍钢股份随时都会面临退市 ,所以迫于压力 ,它必须得通过 使用管理以 及其他手段进 行改善。从表2、表3中可以看出,鞍钢股份通过选择房屋、建筑物等持续发生价值损耗,并且能对企业经济利益有较大影响 的固定资产 作为调整对 象 ,2011年从20年延长到30年 ; 2012年从30年延长到40年。同时 , 对依赖于工作量的机械、动力以及传导设备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其折旧年限基本 满足在行业可 允许年限范 围之内。通过调整,鞍钢实现了对企业利润的改善。具体见表3。
四、结束语
本文通过研究鞍钢固定资产调整与利润的 关系, 结合重工业 行业背景, 分析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弹性。从一些上 市公司为粉饰 报表进行财 务舞弊, 对外声明实现技术改良、结构调整等表面目标,掩盖其实现利益机制真实目标的行为来看,利润的增加掩盖了企业的真实状况,企图蒙蔽消费者以 及投资者 , 实现其不当 得利。但不乏一些公司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会计政策, 既保护了自身利益,又没有形成财务舞弊,避免企业陷于操纵利润、披露虚假信息的困境。同时, 从会计伦理的角度进行分析,相比会计法律及其他规范形式,会计伦理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一般而言,法律规范只限制会计行为应当遵守的下限, 而会计伦理却能从道 德、信念、品行 等更深的层 次来影响并提 高公司管理当局的素质,塑造公司管理当局良好的道德品质,从而从根源上遏制会计政策选择失当行为,进而逐步消除信息失真现象的出现。伦理规范代表人们的一种价值判断,解决行为对不对的问题,是把握会计政策选择正确方向的根本性问题。
对于钢铁 行业的传 统生产制 造业, 固定资产的 价值在企业 财务报表上会占很 大的比重 ,如机器设备、 厂房、房屋建筑物 等。一般而 言,房屋建筑物 这一类固定资 产 , 根据它们 自身性质 , 折旧年限 要高于20年;而像设备这一类 固定资产 ,不同机型使用 情况以及相应 的维修工作 都会影响它的使用寿命。因此,关于它的折旧年 限 , 只能基于行 业平均水平。如 果折旧年 限小于或 者等于行 业平均水 平 ,都是属于 正常范围 ; 如果折旧 年限高于 平均水平 , 偏离平均 水平达到 一定限度 , 则需要考 虑是否存在造假行为。
根据上述分析, 可以确定鞍钢股份有限公司两次调整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是在会计政策弹性限度之内的。首先,它符合会计政策固定资产后续计量规定;其次,它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普遍呈现低于行业平均水平1-2年,或者等于平均水平 ,在正常范围之内。最后,会计政策的选择也符合规范与道德伦理, 增强了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从伦理选择上,虽然在市场经济中,人们的行为动机和目的性常带有主观性,但是,会计政策的 选择要从多方面考虑,既要考虑义 务,维护委托者(所有者)的利益,提供可靠的会计信息,也要尽可能 达到“目的”,满足利益相关者需要,提供相关的会计信息。可靠性是底线伦理,相关性是更高的价值诉求。由于不同公司的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力量不一致,同一公司在不同 历史时期的各 个利益相关 者的力量也不一致 ,因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追求是不断变化的。 综上所述,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目标应当定位于以股 东利益为前提 的所有利益 相关者的动态平衡。
会计政策的选择保证了真实目标的实现,做出了相应的保障措施。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对会计政策弹性的恰当应用,符合会计法规制度,同时,因为行业环境与自身条件改变而对固定资产的重新估值, 也符合实际发生的事项。如果不进行相应的调整,反而是过度的盈余管理。
摘要：会计政策的选择和调整将影响企业的财务成果。合理地选择折旧政策可以达到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最大维护。本文以鞍钢股份两次调整固定资产折旧为例,研究了企业选择会计政策的考虑因素以及调整后对企业的影响。建议企业应通过规范会计政策选择行为,保证会计伦理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可靠性和说服力,恰当表达财务后果,增强公司利益相关者对所披露会计信息的信任度。
关键词：会计政策,折旧,伦理,财务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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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选择 篇7
一、我国公务员的行政伦理困境
谈到行政伦理困境, 归纳来说,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政治性失范, 表现为权力再分配过程中的权力交易。在各类行政人员的选拔、录用、任命方面, 存在以权谋私、任人唯亲的现象, 甚至非法交易买卖官位。二是失职性失范, 即行政人员无视自身的责任和义务, 滥用职权或不能尽职尽责, 表现为越位、缺位、错位等。部分地方政府领导玩忽职守, 只要经济利益、搞面子工程, 而完全不顾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忽视安全生产和公众安全。三是经济性失范。私自从事营利性活动。行政人员利用手中职权牟取个人私利, 甚至与利益集团勾结, 实现肮脏的互利。
二、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困境的原因分析
我国公务员遭遇行政伦理困境, 行为失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有行政人员自身的原因, 也有环境及社会因素, 更有现存的行政伦理规范机制不健全的因素。
具体而言, 一是行政人员存在着行政角色冲突。行政人员也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作为政治家或官员, 他们在政治市场上追求自己最大的效用, 即权力、地位、待遇、名誉等, 而把公共利益放在次要地位。另一方面, 他又掌握公共权力并实施这种权力。这就决定了他有维护公共权力的责任和义务。于是, 在行政人员中就存在着这样一种角色冲突。行政伦理学者库珀认为, “法规通常只给行政人员提供含义宽泛的倾向性指导, 将之精确化是行政人员自己的任务。这样以来, 在随意性很大的情况下, 要想做出负责任的决策, 决策者的伦理水准和良知就至关重要了。”
二是行政环境因素。当前, 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市场经济发展不完善, 使得市场经济中的负面影响造成道德失范。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主体的多元化, 不同利益主体为了各自的利益, 有时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手段, 用回扣、贿赂等多种方式向握有实权的行政人进攻, 与那些缺乏免疫力的人员达成各种交易, 从而导致行政腐败。
三是社会“人情”原因。我国著名行政学专家夏书章教授在谈到影响我国政策有效执行的因素时, 就曾将感情用事列为三大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他指出, 人都有父母兄弟、妻室儿女, 有亲戚朋友、同乡、同学、同事等关系, 这样构成了一种亲疏不同的感情关系网。在这种政治文化的熏陶下, 行政人员自然也十分注重“人情”关系问题, 将这种“人情世故”夹杂在自己的行为之中, 最终导致责任冲突, 亦即行政伦理困境。
四是行政伦理规范内容模糊而零散。行政管理者可以有各种不同的专业化分工, 但其工作无一例外地都应服务于他们所代表的公民的利益。由于公共行政职业精神的内涵并不明确, 使得大多数人的思维局限于职位责任和工作责任, 而很少考虑到其作为公共行政从业者所应该承担的职业的责任。2006年1月1日实行的《公务员法》作为法律规范, 其规定缺乏明确而具体的量化指标。因此, 作为统一管理的公务员群体来讲, 缺乏一致而具体、真正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行动指南。
三、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的治理对策
加强行政伦理建设, 治理各种行政伦理失范现象, 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它需要我们从各角度、各方位齐抓共管形成合力, 同时加强管理和建设才能取得成效。
(一) 加强行政伦理教育。
公共行政伦理教育的意义在于提高公务员的道德认知能力, 使他们认识到行政伦理是为政之本, 树立正确的行政伦理观。为此, 我们要加大行政伦理教育的力度, 提高公务员对行政伦理的认知水平, 使其充分发挥伦理自主性, 自觉履行职责。针对目前公务员行政伦理意识薄弱的状况, 要继承和弘扬传统行政职业道德中的精华以及借鉴国外做法, 通过定期培训、日常强化、个案解剖等多种方式, 提高他们对行政伦理的认知水平和道德信念。与此同时, 行政人自身在法律和制度等外部控制具备的情况下, 还要注重自身的自律约束, 即内部控制, 只有这样, 才能在行政伦理困境中应对组织和上级的不道德行为。行政人自律的实施是以行政良心为基础的。行政良心是公务员意识中的一种强烈的行政责任感, 是在行政工作过程中, 由于认识到应有的行政使命、职责和行政任务而产生的履行行政义务的强烈和持久的愿望。行政良心是行政人在深刻理解国家、政府及行政机构制定的法律、法规、政策与道德原则的基础上, 以高度负责的态度, 对自身行政行为的善恶价值进行自我评价和自我修养的心理道德活动过程。行政良心在行政行为中起着指导、监督和评价的作用。行政人要主动发挥行政良心的自律作用, 需要不断地“关注自我”和内省。
(二) 加快行政伦理立法。
行政伦理立法就是把伦理行为上升为法律行为, 使伦理具有与上层建筑的政治、法律同等地位的法律效力和作用。尽管人们对于伦理立法尚未完全达成共识, 但加强伦理立法、通过法律的强制力来维护道德的纯洁性, 业已成为行政伦理建设制度化的基本工具和重要手段, 它正在逐渐推广并日益起着积极的作用。例如, 美国的职业道德立法居于领先地位。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政府行为伦理法》。1992年, 美国政府又颁布了由政府伦理办公室制定的内容更为详细、操作性更强的《美国行政部门雇员伦理行为标准》。在亚洲, 韩国于1981年通过了《韩国公职人员道德法》。日本则于1999年8月通过了《日本国家公务员伦理法》, 并于2000年4月1日开始施行。虽然近年来我国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行为规范准则, 例如《关于党政机关县 (处) 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但与西方相比, 中国的道德法制化相对欠缺, 至今仍没有一套完整的立法来约束公务员的行为。因此我们要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 对现有的行政伦理规范加以修改、补充、完善, 使之形成体系;同时, 将那些相对成熟的基本行政伦理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 明确违反者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只有这样, 才能保证行政伦理规范不被大量破坏。
(三) 完善行政伦理制度建设。
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 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 甚至走向反面。”[1]也就是说, 不健全的制度规范不仅会给坏人提供恶的机会, 而且会使好人对行好失去信念, 进而走向恶的边缘, 而良好的制度规范有助于弘扬正气, 有助于抑恶扬善。我国政府一直重视加强各级行政人员的道德建设, 但道德规范化还处于起步阶段, 尚不健全。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道德规范时要加入切实可行的具体性规定, 不断健全赏罚机制和道德回报机制, 可以在公务员的任免、升降等行为中引入道德赏罚机制, 强化德性的导向、激励功能, 真正实现行政整体的德性提升。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的詹姆斯·麦迪逊就曾经说过:“如果人都是天使, 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 如果是天使统治人, 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2]因此, 我们有必要加快行政道德制度化建设, , 实现对行政行为的调控, 在鼓励公务员的道德自觉的基础上, 强化道德他律性, 把褒扬和惩治结合起来, 切实保证行政伦理对行政权力的有效约束。
(四) 强化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
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亘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3]行政权力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在当前严峻的行政伦理失范的形势下, 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就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 逐步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这就要从以下两方面着手:1.健全行政道德建设的监督机制。必须建立健全行政道德建设的监督机制, 实现“三大转向”:一是由被动防御为主转向主动防治为主;二是由权力防治为主转向制度防治为主;三是由事后监督为主转向事前监督为主。2.科学合理设置职权。对要害部门、实权部门和重要岗位等“事故多发地带”的权力要适度分解, 合理分配, 实行职能交叉, 使单个人不能形成对权力的垄断, 避免权力过于集中。关键要加强对“一把手”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主要是健全民主集中制, 增加工作透明度, 使权力的运作“暴露在阳光下”。另外, 还要实行并健全重要岗位轮换制度、异地交流制度、离任审计制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度。3.强化公众参政能力培养。在我国目前传统实践中, 由于受专制主义、官本位等因素的影响, 许多领导干部置广大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于不顾, 这实际上剥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要实现还权于民, 就必须保证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权利并为其提供合法、合理的渠道, 增加行政的透明度, 使行政官员真正置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同时还必须强化公众的参政意识, 强化他们的伦理行政意识, 加强教育, 提高他们的参政议政能力。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C].人民出版社.1994:156.
[2]周奋进.转型中的行政伦理[M].中国审计出版社.2000.194.
伦理选择 篇8
近代以来, 人类活动一直围绕着物质财富的迅速积累、生活水准的快速提高这一主题不断地向自然界索取更多的资源和能源。可以说, 工业文明创造出了大量的物质财富, 人类的生活水准也得到了极大提高。可是, 工业的快速发展也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资源和能源, 并且产生了诸如大气污染、土壤沙漠化、森林草场锐减等一系列严重的生态后果。生态环境的维护关系着人类的生存, 因此, 促进和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稳定是人类迫切的任务。
伴随着世界环境保护主义运动的出现、发展和扩大、生态伦理这一概念逐渐为人们所熟知, 同时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人类的自然生态活动不仅反映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也蕴含了人与人的关系, 表现为特定的伦理价值理念。生态伦理是人类在进行与自然生态有关的活动中所形成的伦理关系及其调节原则。作为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原则和规范, 生态伦理涉及人类自然生态活动中诸多道德品质和道德责任, 包括保护生物多样性、合理使用自然资源、合理指导自然生态活动等。生态伦理无论是在内涵还是在外延方面, 都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伦理。传统意义上的伦理不是制定出来的而是自然形成的, 一般不涉及到空气、动植物、资源和能源等问题, 其核心是自觉和自省, 而生态保护问题关系到人类的生存, 并且生态保护问题极其复杂, 为了使生态环境得到有效的保护, 生态伦理不仅需要政府制定相关的政策, 而且要得到强制执行。
2 高校思政课生态伦理教育的现状
2.1 未形成统一完整的教学体系
相比较国外, 我国高校生态伦理教育开展较晚, 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从国家教育来看, 普及的生态伦理教育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有关数据显示, 目前我国高校中仅有10%的院校在非环境类专业中开设了环境课程, 而每年招收的非环境类学生占普通学校招生中人数的99.5%以上”。 (1) 此外, 目前我国高校生态伦理教育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方面尚未形成统一完整的体系。在课程设置方面, 生态伦理教育是大学生德育有机组成部分, 而国内大部分高校思政课未能重视生态伦理教育的课程设置, 生态伦理教育尚未形成体系和规模。并且高校现行教材中缺乏高质量、适用面广的生态伦理教育教材;在教学内容上, 生态伦理教育多侧重于对环境知识以及生态环境重要性的宣传, 这样的教学内容难以将生态伦理内化为大学生的一种价值理念, 大学生的整体环境意识难以得到真正提高, 环保行动也难以落到实处。对于森林遭到砍伐和破坏这样严重的问题, 大学生可能难以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因为对他们来讲, 或许可以理解森林是宝贵的资源, 但是难以理解森林还是具有权利和尊严的对象, 归根结底, 生态环境伦理教育的总体缺失是导致大学生生态环境意识弱化的主要原因;在教学手段上, 生态伦理教育应该采用生动活泼的教学方式, 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 而在现行的授课中, 高校思政课老师偏重教学、轻视学生体验和实践, 老师多采用传统说理的办法进行思想灌输, 对于学生而言, 对于生态环境的感受严重不足, 他们对于生态伦理观的理解将只是一个抽象空洞的概念, 从而无法内化为自己的一种行动。
2.2 大学生生态伦理意识淡漠
由于高校生态伦理教育较为薄弱, 这直接导致大学生生态伦理知识缺乏。现在高校的大学生主要通过报刊、网络、电视等媒体来了解环境知识, 而很少通过书籍、讲座等方式深入学习环境知识, 多数大学生对环境的认识还停留在较为浅显的层面上。生态伦理知识的不足也必然会导致大学生生态伦理意识淡漠, 生态道德行为不容乐观。在国内多数高校校园, 白色垃圾随处可见, 校园环境令人担忧, 此外, 高校“长流水”、“长明灯”等资源浪费现象也十分普遍。这些都充分说明, 大学生生态环保意识不容乐观。
3 高校思政课渗透生态伦理观的路径选择
3.1 通过师资培训使思政课教师从思想上高度重视生态伦理教育
如前所述, 我国高校生态伦理教育起步晚, 高校生态伦理教育未能形成规模, 多数在校大学生生态保护意识淡薄。因此, 高校思政课渗透生态伦理观教学, 首先应通过师资培训提高高校思政课教师对生态伦理教育的认识, 通过系统培训, 使每位高校思政课教师从思想上认识到在高校思政课渗透生态伦理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可以说, 高校思政课教师从思想上高度重视生态伦理教育, 是思政课成功渗透生态伦理观的关键所在。
3.2 创新高校思政课教学方法
高校思政课在培育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方面起着重大作用。而生态伦理教育与学生“三观”密切相关。因此, 高校思政课在渗透生态伦理观的时候, 在教学内容、教学形式等方面都要有所创新。在教学内容上, 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课程上专门开设生态伦理教育的讲座, 培养大学生生态厌恶感、生态良知感、生态正义感。在教学形式上, 在进行渗透教学的同时, 应该积极采用现代化多媒体的教学方法, 从而将生态学、环境学的一些基本原理、知识和方法插入高校思政课当中, 使学生对生态环境的感性认识上有所深入, 另外, 在思政课堂进行生态伦理的时候, 作为思政课教师, 要积极培养学生主体参与意识, 通过讨论、观看视频、知识趣味竞赛等方式引发学生对生态环境的高度关注, 培养学生强烈的环保意识。
3.3 强化高校思政课生态伦理教育实践教学
高校思政课渗透生态伦理观, 除了课堂上讲授外, 还应该强化思政课生态伦理教育实践教学。首先, 组织学生实地参观考察野生动物园、植物园等, 这样可以让学生亲近自然, 增加思政课生态伦理教育的实践性和趣味性。此外, 高校思政课生态伦理实践教学可以与每年的环境日、植树日、爱鸟周等节日结合起来, 在这些节日里, 组织大学生投身到生态环境保护的具体行动中区。其次, 高校思政课老师可以呼吁和引导大学生自发组建以宣传生态环境保护为目的的大学生社团, 以这些学生社团为阵地在高校内外开展有关生态保护的宣传活动, 这不仅可以使大学生成为生态环境保护的主力军, 又能使大学生起到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注释
伦理选择 篇9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本调查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160份,有效问卷148,有效率92.5%。主要以问卷形式调查广东省卫生厅和广州市、区卫生局的医政、科教管理人员,调查结果采用EpiData进行数据录入,运用SPSS13.0进行统计分析;同时对部分主管领导进行访谈,并对讲话内容进行整理、归纳。
2 结果与分析
2.1 在不同角色下卫生行政人员的行政决策选择(见表1、表2、表3)
根据卫生行政人员的身份和角色,分别将其置于“旁观者”、“医院的上级卫生行政部门主管人员”、“主管卫生部门领导”、“患者家属”等四种身份。
当卫生行政人员作为“旁观者”,被问及“你认为医院是否应当给患者实施交叉换肾手术?”时,有88.51%的认为应当实施手术,其中有45.27%的基于法律的约束认为“应当做但不能做”;当卫生行政人员处于“医院上级卫生行政部门的主管人员”的身份时,有83.78%的人在伦理上认为应当实施该手术,其中有56.08%的人基于法律的约束,认为“应当做但不能做”。可见,“医院上级卫生行政部门主管人员”认为“应当做但不能做”的比例高于“旁观者”,法律对卫生行政人员的约束大于旁观者。
当把卫生行政人员置入“主管卫生行政部门领导”的身份时,只有10.14%的人明确支持医院实施手术,其选择结果主要以价值判断为主;有60.81%的人将进一步向上级部门领导汇报,8.78%的人认为医院不能实施手术,有20.27%的人认为应当按照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决定实施,法律在这些决策中明显或潜在地存在着约束作用,只是表现形式不同。对于“进一步请示上一级部门领导”的解决方式,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同时存在,也无疑把决策责任转移至上一级;而对于“医院不能实施手术”判断,无法揣测决策是否具有明确的价值判断,抑或只是做出一个事实判断。对于“主管卫生行政部门领导”来说,价值判断也许仅是决策背后的伦理考量,最终将以是否能实施手术的事实判断表现出来。而医院伦理委员会在伦理困境中又承担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它究竟应当是伦理道德的代表还是法律的代言人呢?医院伦理委员也被置于两难的尴尬位置。
把卫生行政人员代入“患者家属”身份时,有41.22%的人选择“要求医院实施手术”,不过只有0.68%的人直接表明医院不应当实施手术。也就是说,“患者家属”直接选择实施手术的比例远高于处于“主管卫生行政部门领导”。
2.2 卫生行政人员对医院医疗行为选择的评价
表4数据显示,对于医院选择不实施手术医疗行为,有6.08%的卫生行政人员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医院的行为违背救死扶伤的医德;有24.32%的人员对医院的行为是持肯定态度;有69.7%的人员对医院的行为表示理解;对于医院选择实施手术的行为,同样只有6.08%的人员对医院的行为持否定态度,认为该行为违反法律,应当受到处罚;有60.14%的人员认为该行为违反了法律,但仍持理解的态度,认为“应当处罚但最好免除”。总体来看,卫生行政人员对医院的医疗行为主要持理解态度,只有少部分是持否定态度。他们的评价并不仅是根据单一价值观去判断该行为的对与错,而多重价值判断标准重叠并相互影响的结果。如果只根据单一价值观进行判断,就会出现非此即彼的状况,可结果却刚好与此相反,无论是否实施手术,都是主要持理解态度。
2.3 卫生行政人员对社会舆论的评价(见表5)
“交叉换肾事件”发生后,由于广州某医院未实施手术而受到了部分媒体及公众的谴责,认为该医院缺乏“以病人为中心”的道德责任。而卫生行政人员也是被社会舆论指责的对象之一。调查显示,只有3.38%卫生行政人员肯定这种谴责,41.39%的人员可以理解这种舆论的出现,其他人员对医院的选择表示理解。
2.4 卫生行政人员对伦理困境的建议(见表6)
在法律与道德冲突的两难困境中,有75.68%的卫生行政人员诉求于法律,认为应当修改法律;有4.05%的卫生行政人员诉求于伦理道德,认为应当加强道德教育;也有8.11%的卫生行政人员诉求于法制教育,认为加强法制教育才是当前最重要的。由此得知,卫生行政人员认为最重要的并不是社会公众道德品质的好坏和法制观念强弱,而是法律法规是否完善,从而影响人们是否愿意遵循法律法规。
3 讨论及反思
3.1 讨论
3.1.1 卫生行政人员的选择并非来源于价值判断,主体利益才是重要影响因素。分别把卫生行政人员置入“旁观者”、“患者家属”、“医院上级卫生行政部门主管人员”和“主管卫生部门领导”四种角色。明确认为应当实施手术的,“旁观者”、“患者家属”的比例最高,“主管卫生部门领导”的比例最低。由此得知,卫生行政人员行政职位越高,法律对其选择的约束作用就越大,而判断背后发生变化的不是价值判断标准,而是主体的利益,导致其选择倾向于使用与自我身份相符的价值判断标准。同时,表1、表2和表3的数据显示,卫生行政人员无论处于何种角色,都是只有少部分的人明确表明“不应当做”或“不能做”该手术,然而该手术最后还是没有在广州实施。可见,决策与这少部人的判断是相同的,决策的事实判断未必与价值判断是一致的。
3.1.2 卫生行政人员对两难困境中的选择及舆论评价,主要是同情共感的理解,不是对与错的判断。表4与表5数据显示,卫生行政人员对医院的选择和社会舆论的评价主要持理解的态度。也就是说,影响卫生行政人员看待问题的主要因素并非医院是否实施手术或医疗行为选择的对错与否,而是如何应对困境并采取措施走出困境。
3.1.3 卫生行政人员对两难困境的建议倾向于法律诉求。尽管卫生行政人员的行政决策最终还是认为该手术不符合法律规定,不能实施手术,可是法律本身并没有真正为该伦理困境带来出路。表6的数据显示,在征求如何解决伦理困境的意见中,有75.68%的人诉求于法律的发展,认为应当修改法律。然而,这种诉求并非因为法律本身能够为伦理困境寻找出口,而是希望通过司法系统为伦理困境创造出路。
3.2 几点反思
3.2.1 “法外施仁”的情况是否应当存在?尽管大部分的卫生行政人员都认为法律法规存在着漏洞,应当修改法律。然而,应当修改法律是否意味着应当存在“法不外乎人情”的状况呢?它的存在对现实发展有多大意义呢?在中国古代道德法统治阶段,就曾出现“法外施仁”、“以情废法”等现象,这种“个别化”、“情感化”的伦理道德最终将会以司法个别化的形式出现,而这种发展将会局限于家庭伦理的模式,束缚法律的全面发展,妨碍法律的普遍化进程[1,2]。然而,在伦理困境中,情与法是否真的冲突呢?生命伦理学和宪法中都有规定,健康权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当面临生命危险时,应当采取可及的医学手段挽回生命。问题的关键是相关法律法规没有对这新的形式做出明确规定,如果在没有明确法律的前提下采取该种形式的治疗,将会给其它民众带来潜在威胁。因此,卫生行政人员认为他们有责任对医疗秩序进行管理和考虑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因此,采取“法外施仁”的方式,只能为个别患者利益暂时找到出口,并未能为卫生行政人员真正解除困境,医疗秩序有可能因此而陷入另一场混乱当中。
3.2.2 纯粹法律或伦理道德诉求在伦理困境中的可行性?“法律是特定社会用来调整人们的权利义务关系并可反复适用且由获得社会认可的物质力量保障其实施的普遍性行为规范。法律是用来保障公民的正当权利,并惩罚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伦理为法律形成、生长之根基,法律的有效性就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具有一种现实的道德属性[3]。”如果社会成员的正当权利没有得到保障时,反而需要社会成员违心去遵守法律,这种不符合民众现实价值观的法律强制,只会导致法律的人心向背,而且将会影响法律的有效力。可见,纯粹的法律制裁只能压制困境中的矛盾,并没有为困境提供真正的出路。
“伦理关系是人类生活的全部,反映人伦关系以及维持人伦关系所必须遵循的规则。它需要借助于种种外在的东西和手段——从宗教、道德到政治、法律,等等——实体化。可是,并不是所有的伦理道德都能进行法律化,而是有所选择的[4]。”尽管站在民众个人的角度来看,生命权大于公力权,认为该手术应当实施,法律的不允许只是手术实施一个影响困素,却不是必要的条件。然而,这种不管任何条件都必须把个人生命放在第一位的伦理是否应当法律化呢?尽管是应当法律化的伦理道德,这种演化也是需要一段时间,并无助于伦理困境的缓解。因此,伦理道德诉求对于伦理困境的解决也是一种徒劳。
3.2.3 医院伦理委员会究竟在伦理困境中扮演何种角色?“医学伦理委员会是存在于医疗科研机构内部或独立于机构之外,由本单位和外单位的相关多学科专业人员及社区代表共同组成的,旨在解决、协调、论证和审查科研与临床医疗过程中的伦理问题和难题的组织[5]。”它主要有教育培训、审查监督、咨询服务、政策研究和研究交流功能。同时它的存在有利于卫生政策及法规的伦理上的论证;有利于生命科学的有序发展;协调科学研究团体、社会、受试者各方利益的平衡;促进医患关系[6]。
摘要：在道德与法律冲突的伦理困境下,卫生行政人员的选择并非来源于价值判断,主要影响因素是主体利益;对伦理困境的选择及社会舆论的评价,主要体现了同情共感的理解,而不是对与错的判断;对伦理困境解决的建议普遍倾向于法律诉求,但是纯粹伦理道德诉求和法律制裁都未能提供真正的出路,充分发挥医学伦理委员会的作用有利于解决因法律模糊而引起的争议。
关键词：卫生行政人员,伦理困境,行为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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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选择 篇10
1 伦理混乱中进退维谷
在二战纳粹屠杀犹太人的背景下, 惨无人道的纳粹正驱赶着一群犹太人朝着犹太人集中营走去, 在犹太人的队伍里有故事主人公罗莎、她仅有15个月大的女儿玛格达和她14岁的侄女斯特拉。罗莎用大围巾把玛格达裹住并抱在自己的怀里, 一路上她忍受着饥饿, 却让玛格达吮吸着自己已经干瘪的乳房。期间由于侄女斯特拉把裹着玛格达的大围巾抽走了, 玛格达哭了起来, 不幸被纳粹惨无人道地抛向集中营栅栏的电网, 原本就已经奄奄一息的玛格达在空中就像只小蝴蝶一样落到了地面, 罗莎在这种情况下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是去救起自己的女儿还是冷静观之不作任何反应。由于她的两种伦理身份导致了她的伦理混乱。
首先, 作为母亲, 罗莎这个伦理身份被赋予很多, 母亲有责任保护自己的子女, 这是身为人母的使命, 也是人类伦理秩序中天经地义的一条伦理准则。这就是俗称的母爱, 母爱是无私的, 是无条件的。古今往来, 为人们所歌颂都是为了孩子可以不顾一切、宁愿牺牲自己去救孩子的伟大母亲。“临行密密缝, 意恐迟迟归”、“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等等这些饱含深情的诗句都是对母爱的赞歌。“母亲”这一身份就促使了罗莎在玛格达被抛向电网那一刻离开队伍, 朝着自己孩子被抛的那个方向奔去, 不顾一切地重新抱起自己的孩子, 这样才合乎母亲这一角色的定义, 才合乎常规的伦理和人们心中的期盼。
其次, 作为纳粹枪杆下的犹太囚徒, 罗莎又有权利和资格做好自我保护, 不受纳粹的戕害, 这也是人类伦理秩序中合情合理的部分, 自保是没有过错的, 不应受到过分的责骂。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发出惨叫或者跑去救玛格达, 无论哪种都避免不了纳粹的枪杀和坑害。于是保持沉默, 尽量不引起纳粹的的注意, 这也是罗莎当时合情合理的反应。
这样就导致了伦理两难。如果冲出队伍, 到玛格达落下的地方把玛格达捡起来, 让玛格达重新回到自己的怀抱, 那么纳粹分子会开枪杀了她, 而此时孩子的命就已经保不住了, 同时自己的命也白白搭进去了。如果不跑去救起自己的孩子, 作为一个母亲, 不可能忍心让自己的孩子就那么被残忍地抛尸荒野而不管不顾, 这样一位母亲已经配不上“母亲”这个词, 也不符合常理对母亲的定义。
在这种千钧一发的时刻, 处于伦理混乱中的罗莎彻底失去了正常的判断能力, 徘徊在两条道路面前而无法抉择。她的双重伦理身份也导致她走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2 伦理秩序重建下的理性选择
聂珍钊在《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 (《外国文学研究》, 2010年第1期) 中解释说伦理环境就是文学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 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文学批评必须回到历史现场, 即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批评文学。罗莎的选择之所以得到批评者们的诟病, 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批评者们没有将罗莎的抉择放回到历史现场, 更没有细细考究当时的伦理环境。而细看当时的伦理环境, 可以证明罗莎的选择是理性的。
首先, 原文中有很多处诸如以下的暗示:
“两个奶头都枯裂了, 连一滴奶汁都没有了。导管缝隙消失了, 一座死火山, 瞎掉的眼晴, 冰凉的洞穴, 于是玛格达抓住大披巾的一角, 以它代替奶头吮吸起来……这是块神奇的披巾, 整整三天三夜它给婴儿提供了营养……罗莎知道玛格达很快会死的她早就应该死了, 但她被深深地埋在那条神奇的大披巾里……玛格达会走路时, 罗莎知道她很快就会死的, 很快会出事的。”[3]56
罗莎意识到在当时他们近乎处在无食物的悲惨境况下, 女儿玛格达的生存希望几乎彻底幻灭。玛格达已经连续三天都没有好好吃上一顿, 只能吮吸罗莎已经没奶干瘪的乳房, 直至罗莎实在没有母乳, 玛格达最后只能吸大围巾上自己的口水和着围巾的味道以填肚子, 而玛格达的肚子已经被空气填充得鼓囊囊的, 女儿玛格达已经快不行了, 本就奄奄一息而现在又会走路、能到处乱跑的她, 离死亡的日期只会越来越近。
其次, 除了没有食物, 他们同样无法保暖, 故事开头就有这样一句话“斯特拉, 冰凉的、冷冰冰的, 跟地狱一样冰冷。”[3]55在寒冷的天气里, 他们仅有的一条大围巾只能够给刚有15个月大的婴儿取暖。衣不蔽体的她们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遮挡寒风的侵袭, 处于饥寒交迫的生死绝境。
再次, 受饥饿与寒冷折磨的她们还无时无刻不处在纳粹的驱赶和迫害之下。一路上, 他们中的任何一个犹太人都不能离开队伍, 一旦走出队伍就会被纳粹无情地枪杀;到了集中营, 他们不能擅自走出营房, 不然肯定会被枪杀或者可能遭受更残忍的虐待。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 原本奄奄一息的玛格达再被抛向电网, 从那么高的地方落下并被电击, 死亡是必然的。罗莎当时也只能保持沉默, 为了已经死了的孩子, 再葬送自己的一条命, 在当时的环境下, 是不理智的。正如原文中所说:
“……那些铁丝网里的声音发了疯地咆哮起来, 催促罗莎快跑, 赶快跑到玛格达从飞行中落到充电铁丝网的地方。当然, 罗莎没有听从它们。她只是站在那里, 因为, 如果她跑的话, 他们会开枪的, 如果她去检玛格达的柴火棍似的尸骨, 他们会开枪的, 如果她让沿着她骨架子升上来的狼般的痛苦的尖叫爆发出来的话, 他们会开枪的。于是, 她搂住玛格达的披巾, 用它堵住自己的嘴, 往嘴里塞进去, 使劲地填进去, 直到她咽下了狼的尖叫……”[3]57
“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有其固定的属于特定历史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 对文学的理解必须让文学回归属于它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 这是理解文学的一个前提。由于文学是历史的产物, 因此改变其伦理环境就会导致文学的误读及误判。如果我们把历史的文学放在今天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中阅读, 就有可能出现评价文学的伦理对立”[2]19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酷背景下, 纳粹分子对犹太种群进行了残忍地“清洗”, 残杀了无数犹太人。在种族遭到灭顶之灾的如此形势之下, 生存下来是每个人都在坚持的信念。罗莎用大围巾为掩护一直将玛格达抚养到15个月大, 她的这种行为证明了她为亲人求生的诉求;她遭到纳粹的羞辱、受到各种折磨却始终没有做出放弃生命的举动, 相反, 她忍辱负重、不畏艰难, 一直坚守着生存的信仰。“生存”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变得异常重要, 它是上帝赋予每个犹太人的种族使命。罗莎的选择恰恰顺应了当时的历史背景, 顺应了伦理环境的呼唤。
故而, 在这种伦理环境下, 罗莎的选择是合乎人性的, 更是理性的。
3 兼顾伦理身份下的母爱和解脱
在纳粹囚徒的伦理身份下, 罗莎完成了保护自我的任务。而在身为人母的伦理身份下, 她同时也不失为一个好母亲。
关于母爱, 她对儿女玛格达的爱毋庸置疑。首先, 在玛格达生前, 作者通过对罗莎的行为和心理的描写将罗莎对玛格达的爱刻画得淋漓尽致。她一路上忍受着饥寒, 怀抱着玛格达从未想到过要放弃。纵使她想过要把女儿交给路边村子的妇女, 但还是不放心, 害怕玛格达会意外死亡;为了不让玛格达饿着, 她一路上边走边让玛格达吮吸着自己已经枯裂的乳头。玛格达含着罗莎的奶头, 罗莎从不停步, 她将自己扮演成一个走着路的摇篮。在那种极端饥饿的情况下, 作为一个需要为孩子哺乳的母亲, 她已经顾不到自己饥饿与否。她害怕玛格达会落入残忍的纳粹手里, 就连侄女斯特拉说“日耳曼人”时, 罗莎听上去好象斯特拉在说, “让我们吃掉她”, 恰恰是因为太在乎, 太爱女儿, 罗莎才会有这种恐怖的幻想。其次, 在玛格达遭遇不测之际, 她选择了保持缄默, 这也是伟大母爱的一种表现。关于母亲杀婴这一母题虽没有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 但是“近年来, 关注从18到19世纪英国母亲杀婴现象的英国学者约瑟芬·麦克多纳把杀婴文本归为两类:一种是同情式叙述, 指在18世纪的一些文学作品中妇女、儿童以男人罪恶的牺牲品出现, 处于被引诱、利用、奴役的地位;一种是救赎意图的叙述, 即杀婴是因为母爱而为。”[4]178因此, 按照约瑟芬·麦克多纳的研究, 在当时的伦理环境下, 罗莎悲痛地看着自己的女儿被残害而无动于衷也是出于母爱的召唤, 她或许死去比这样活着更幸福。
关于解脱, 在《大披巾》的续篇《罗莎》当中, 起初罗莎一直陷于二战的创伤之中而无法自拔, 心理极度扭曲, 对一切人和事都缺乏信任, 自己也失去了信仰, 同时对侄女斯特拉的怨恨只增不减, 她甚至梦见自己把斯特拉煮了吃了, 因为她认为如果不是斯特拉拿走玛格达的大围巾, 玛格达就不会受戕害而死去。她经常想像玛格达长大成人的样子, 幻想女儿在成年之前是一个可爱漂亮的妙龄少女;当女儿三十一岁时她成为了内科医生并且与一名优秀的男子结婚住进了豪华的房子里;她还幻想女儿是一所著名大学的教授;她还经常给玛格达写信寄托相思之苦。玛格达的影子总是在她的脑子里挥之不去。玛格达的影子象征着战争在罗莎心中留下的创伤, 也意味着她对玛格达的死亡耿耿于怀。渐渐地, 在故事的结尾, 最后一句话说到“玛格达已经不在那里了, 罗莎害羞地匆匆从珀斯基身边跑开, 玛格达不见了, 消失了。”罗莎从一开始对人, 特别是男人的不信任, 从她重新接通了电话, 到珀斯基的第一次登门拜访, 她的心扉开始缓缓向现实世界打开, 她心中对人类的信仰以及对生活的热情慢慢在增长, 这一转变是从战争的创伤中走出来的第一步。与此同时, 玛格达的影子也慢慢消失了, 这象征着罗莎对玛格达的死开始释然, 她慢慢领悟到女儿玛格达的死是整个民族的悲剧和灾难, 而不是她的错, 也并非因为她没有跑出去救起玛格达才导致的她的死亡, 她开始渐渐明白, 她当时那么做不是无情, 也不是母亲责任的缺失, 而是情境所迫。此时, 她的伦理秩序彻底得到了重构。她的创伤逐渐恢复也说明了她当初的选择是符合人类伦理的。
文学伦理学理论的出现为文学作品中有关伦理道德阐释的“疑难杂症”提供了新的解决办法和新的理论指导。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下, 辛西娅·奥齐克笔下的《大披巾》主人公罗莎的选择是理性的, 她不该承受太多非议。无论在《大披巾》还是它的续篇《罗莎》里, 读者都可以从作者故意为之的行为描写和心理刻画之中看出罗莎对女儿玛格达无处不在的爱。在《罗莎》中, 主人公最终的解脱也正是对她当初的理性选择和她对女儿玛格达永不磨灭的无私母爱的肯定。
参考文献
[1]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中国[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5) :37-41.
[2]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 2010 (1) :12, 19-20.
[3]辛西娅·奥齐克.大披巾[J].陶洁, 译.外国文学, 1994:5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