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伦理（通用8篇）
职业伦理 篇1
律师的职业伦理
一、律师职业定位(提纲)
（一）律师职业的角色定位
1.独立的委托代理人（律师与当事人）
律师与当事人本着诚实信用、平等互利的原则而签订委托合同。这充分体现了律师与当事人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律师服务具有商品属性，即有偿服务。律师与当事人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根据代理关系的特性，代理人具有独立的人格和身份，有独立进行意思表示的权利。律师作为当事人的委托代理人，也应独立于当事人。因此,从律师与当事人关系的层面来分析律师角色，律师实质上为独立的委托代理人。
律师在执业活动中恪守独立于当事人的原因有四点：首先，律师独立于当事人是由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所决定的；其次，律师独立于当事人是律师职业得以产生和存在的条件；接着，律师独立于当事人是律师法定职能得以实现的保障；最后,律师独立于当事人是律师能够获得社会大众广泛尊重,认可和支持的前提。
2.司法辅助人（律师与检察官、法官）
（1）律师与检察官：律师与检察官分工不同,职业差异极大；律师与检察官职业目的一致；律师与检察官立场相对,但诉讼地位平等。
（2）律师与法官：二者社会分工不同,诉讼职能不同；二者相互信任和配合；二者相互监督与制约。3.天生政治人
首先，律师及律师职业自产生之日起便具有充当政治人角色的优越条件；其次，律师精于法律； 最后，律师对社会各阶层的利益需求有着更为深刻的了解。
（二）律师职业的功能定位 1.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3.积极参政议政，促进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
二、律师职业伦理的主要内容
（一）律师义务 1.忠诚义务 2.真实义务
（二）律师的职业伦理冲突
1.律师职业伦理与大众伦理的冲突。2.律师忠诚义务与律师真实义务的冲突。
3.律师职业的社会公共责任与商业主义的冲突。(三)现存问题
1.律师职业伦理规范的渊源庞杂 2.律师职业伦理规范的效力不强 3.律师职业伦理规范的内容不够明确
（四）反思及建议 1.建议积极推进以“行业自律”取代“两结合的管理体制” 2.建议厘清律师职业伦理规范的内容结构
3.律师职业伦理应是规范伦理，将抽象的、不确定的伦理观念或原则固定下来，予以明确
4.建议在律师职业伦理规范中建认相应的激励机制
职业伦理 篇2
通过走访大量用人单位, 笔者发现, 现代企业的用人理念正在由专业素质向综合素质转变, 用人单位对人才的要求不再局限于扎实的专业知识、良好的职业技能, 同时还要求员工具有遵纪守法、诚信可靠、爱岗敬业、善于合作等较高的伦理品质。高等学校在注重大学生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培养的基础上, 密切关现代企业对人才的需求, 开展大学生的职业伦理教育, 是必须和必要的, 是提高学生就业竞争能力的一条新途径。
一、职业伦理的内涵及其重要作用
何谓伦理?伦理是用来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所应该遵守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1】伦理是一种反映共同需要、经过社会认可后的规范。由此可以推知, 职业伦理就是在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本文所探讨的大学生职业伦理是基于大学生作为“准职场人”在未来社会工作活动中所要遵循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
职业伦理作为一种看不见的软约束力, 是社会对其工作者基于社会责任而提出的道德规范和伦理愿望, 它要求人们在工作的过程中, 在自身职业生涯发展的过程中, 都应该时刻遵守社会所达成的伦理共识, 例如:诚实守信、沟通合作、互帮互助、开拓创新等等。
职业伦理是一种无形的推动力, 对个人的职业发展和社会的就业有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 职业伦理是影响职业生涯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倘若没有强大的伦理作行为导航, 一个人即使有强大的工作能力也有可能被各种利益诱惑而步入泥潭, 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足以对职业生涯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沉重打击。另一方面, 职业伦理可以细化到各行各业的岗位中, 奠定经济良性运行的秩序基础, 从而带动就业发展。职业伦理集中体现了一个行业、一个国家的道德风范, 这种精神力量能挖掘出一个人的巨大潜力, 激励人们为实现目标而不断努力, 从而拉动经济增长, 带动就业发展。例如:有学者在探究德国以宝马、奔驰为代表的德国汽车制造业之所以能闻名世界时, 就指出这样的一个因素:德国人出于对宗教的虔诚而工作, 他们工作踏实, 很少跳槽, 认为工作没有贵贱之分, 只要是上帝所安排的, 都是神圣的, 一定要将它做好。德国人这种职业伦理造就了“德国制造”成了世界精良产品的代言。【2】相反, 一旦职业伦理缺失, 就会增加经济成本、降低速度, 从而影响就业面的扩大。
二、大学生在就业中表现出的职业伦理缺失
当前, 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文化的转型时期, 各种思想文化相互碰撞, 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得部分大学生在就业以及择业的过程中, 过分看重个人价值的实现, 缺乏诚信意识和爱岗敬业的意识, 职业伦理明显缺失。
(一) 过分追求个人利益, 职业定位功利化
当前, 受到市场经济负面因素的影响, 社会环境变得纷繁复杂, 人们的心态普遍浮躁。大学生受到社会世俗观和拜金主义的影响, 在面临就业选择的时候, 普遍存在重视待遇、忽略需求, 扎堆儿大城市、不愿下基层, 关注个人发展, 轻视社会责任等以追求物质利益为主的心态, 甚至有很多大学毕业生, 为了获得较高的待遇, 放弃了理想和兴趣, 以自我为中心, 逃避社会责任, 这种行为违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影响了大学生的就业和职业的发展。
(二) 随意毁约, 诚信就业意识淡薄
实行了双向选择以来, 各高校都将签订毕业生就业协议书作为毕业生落实工作的基本形式。当前, 在巨大的就业压力下, 大学生存在盲目签约、随意毁约的现象, 在就业协议的履行过程中, 不讲诚信, 缺乏基本的契约精神, 甚至“脚踏几只船”, 同时与几家单位签约, 极大的浪费了就业机会, 给用人单位造成了损失。此外, 大学生入职后, 频繁跳槽现象时有发生, 不仅增加了单位的招聘成本, 还影响了个人职业生涯的可持续发展。
(三) 缺乏爱岗敬业精神, 社会责任心不强
爱岗敬业精神是个体在职场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宝贵的职业品质, 它是一个人的职业追求、职业态度的具体体现。爱岗敬业体现着一个人对职业认识的高度, 是职业生涯健康发展的基础, 只有爱岗敬业的人才会把职业当成事业来做。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课题组曾经对北京、广州、上海等地的600家用人单位做过调查, 结果发现:“敬业精神”在用人单位最看重的指标中列第二位, 在用人单位认为大学生最欠缺的指标中高居第一。【3】由此可见, 当前大学生的敬业意识缺乏, 不愿意吃苦, 还有一部分大学生就业观念陈旧, 不愿意到基层, 到条件艰苦的地区就业, 社会责任心不强。
三、开展大学生职业伦理教育的重要意义
大学生职业伦理教育, 是高等学校运用一定的教学手段, 通过讲授理论和社会实践等多种形式, 引导、构建、提升大学生的伦理素养, 帮助他们最终形成健康的职业人格。世界著名高校耶鲁大学的校长雷文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教育学生能给予社会更多的承诺, 达到更大的目标, 是一所好大学应具备的社会责任”。【4】大学生是职场中的精英群体,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中坚力量。他们受到的职业伦理教育是其职业素养组成的重要部分, 关系到个人职业生涯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因此, 加强高等学校的职业伦理教育, 有着特殊的意义价值。
(一) 符合现代社会对职业人的要求
现代社会是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 同时也是关注伦理道德的社会。一个符合社会需求的职业人, 应该不仅仅只具备优秀的职业技能素质, 同时, 也应该拥有良好的职业伦理素养。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应该是爱岗敬业、忠于职守、遵纪守法、诚实可信, 具有正确的价值观、职业观和道德观, 能够坚定的遵守职业道德操守, 能够正确地分配和使用责、权、利, 能够自觉地抵挡住形形色色的诱惑、具备较高职业素养的人才。加强职业伦理教育能够培养大学生的职业伦理意识, 提高职业道德素质, 把他们养成既具备专业技能, 又有良好伦理素质的合格的职业人, 有利于增强其自身的竞争力, 实现职业生涯的顺利发展。
(二) 有利于帮助学生树立诚实守信、爱岗敬业的职业观
诚实守信、爱岗敬业, 是中国自古以来就追求的道德标准, 也是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 是人人都应该继承和发扬的职业精神。高等学校的大学生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后备军。在全社会都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 加强职业伦理教育, 不仅有利于将诚实守信贯穿于大学的学习生涯, 更有利于引导大学生在职业发展过程中做出正确的选择, 在社会职业中坚定诚实守信、爱岗敬业的信念不动摇。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 在一生的职业生涯中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 从而成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三) 有利于形成人才培养与就业市场需求之间良性互动的局面
面对日趋激烈的就业竞争市场, 各高校都意识到人才质量是高等教育的核心, 是高校最根本的生命线。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人才, 是高校教学改革的风向标。在当今市场经济转型时期, 激烈的求职竞争对人才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各行各业不仅仅只关注毕业生的专业成绩和职业技能, 更看重他们是否具备诚实守信、敢于担当、善于创新等良好的职业伦理品质。因此, 高等学校如果能够加强学生的伦理教育, 按照全面发展的思路来培养毕业生的综合素质, 就能够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 满足现代行业对人才的新要求, 帮助毕业生顺利完成从校园到职场的转变, 形成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良性互动局面。
(四) 高等教育时期是加强职业道德素质建设最佳时期
职业道德建设要从培养职业劳动者的职业道德意识入手, 让他们形成与本职工作相适应的职业道德素质, 做一名文明的职业劳动者。伦理道德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由一个由认知到内化的过程。如果一个大学生, 在本科阶段的专业课程中仅仅学到了专业课程, 而没有从伦理的视角对其将来所从事的职业和职业伦理有深入的体会, 则他所受到的教育一定是残缺的。这种教学结构中的残缺对学生的职业生涯发展有致命消极的影响。
大学生处于人生观、价值观以及职业道德观形成的重要时期, 在年龄阶段上就有接受教育引导的主观需求。目前, 我国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中普遍存在着重专业理论讲授、专业技能提升、轻实践教学、轻职业道德培育的现象, 如果能改变这种不良局面, 对学生的职业伦理教育、特别是职业道德教育给予高度重视, 使其在思想上树立正确的观念, 步入行业之前就具备了基本的职业素养, 这无疑是为中国未来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提供了安全、高效的保障。
四、大学生职业伦理教育的内容
伦理教育, 既是一种感觉经验教育, 也是一种实践理性认知和判断教育, 更是一种实践理性行动教育和实做教育。【5】职业伦理教育应该遵循这一规律, 并将致力于其伦理精神内化为从业者的职业道德素养中。高校职业伦理教育还应当结合各行各业的发展规律和专业自身的特点, 从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观入手, 结合经典伦理案例, 加强实践教学, 帮助学生真正树立起牢固的职业伦理道德观念, 增强他们的就业竞争能力。
(一)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观
职业道德是同人们的职业活动紧密联系的符合职业特点所要求的道德准则、道德情操和道德品质的总和。它是一定职业范围内的特殊道德要求, 是一定的社会主导的道德在职业活动中的具体体现, 是从事一定职业的人们在职业活动中应遵循的特殊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6】良好的职业道德是一个人职业生涯成功发展的保证, 是一个企业提高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当前, 我国正处在社会结构转型时期, 大学生就业市场的竞争愈演愈烈, 各种思想文化的碰撞给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带来了巨大变化:盲目地夸大自我价值, 将职业生涯取得成功的标准单纯的定义于金钱的现象, 认为只要赚到了钱就实现了人生价值, 为了赚钱可以采取任何手段, 忽略了职业道德建设。高校的职业道德教育必须坚持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在大学生中积极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取向, 帮助学生全面了解职业道德知识, 培养职业道德精神, 体验职业道德情感, 实践职业道德行为, 通过提高自身的职业道德素质来增强自身的就业竞争力, 为职业生涯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时, 着重树立大学生正确的义利观。引导大学生在职业选择上立足基本国情和基本的就业形势, 增强大学生的爱国意识, 激发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鼓励他们正确看待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正确看待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以坚持团结互助为荣, 以损人利已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 以背信弃义为耻;在职业生涯发展的一生中, 牢记“诚信”二字, 诚信做人、诚信做事、诚信管理、诚信发展, 用正确的价值观指导自己的职业生涯。
(二) 培养学生的专业精神, 引导他们在未来的经济活动中更多地关注社会责任
专业精神是指具有专业背景的人员在社会工作中, 应按照社会公众的福祉要求, 更多地强调社会责任而非自身权利。当前的社会转型过程中, 我国出现了行政伦理急需改进、商业伦理恶化、科技伦理滑坡、医学伦理堕落等职业伦理严重缺失的现象, 培育和加强从业人员的专业精神非常必要。在大学生职业伦理教育过程中, 向学生宣传和灌输专业精神, 引导学生摒弃权术以及不道德的竞争, 在未来从事经济活动中更多的关注公众幸福, 在岗位上做到公平、信誉、公利, 敢于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坚定地遵守职业道德操守。
五、大学生职业伦理教育的教学形式
(一) 将经典案例与专业课程紧密结合, 多种形式灌输职业伦理观念
案例教学能帮助学生将所学的专业内容与具体的职业现实联系起来, 在讲授专业课时, 选取一些真实的、经典的、实用性强的案例, 对学生树立牢固的职业伦理观念有很好的帮助。例如, 在金融专业, 学习商业银行经营管理部分时, 针对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存在的委托—代理关系, 结合国内外商业银行出现的金融案件, 引导学生理解银行信用文化的理念。在讲证券投资时, 结合有内幕消息的“垃圾股”、涉及武器制造、环境污染等“罪恶股”, 使学生认识到由于金融伦理缺失对金融投资乃至全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学生通过案例讨论和学习, 可以接触到与具体工作实践有关的伦理知识和职业道德规范, 为其职业伦理观念的形成作好铺垫, 同时引导学生思考如何从提高从业人员的职业伦理素质方面改善影响社会经济持续良性运转的生态环境。
(二) 以社会实践活动为契机, 对毕业生进行职场行为规范引导
伦理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将伦理认知应用到社会实践中, 使从业人员在实际的工作实践中自觉履行职业道德义务。大学阶段是学生走向职场前的最后一个求学阶段, 也是学生从学校向社会过渡的关键阶段, 如果在这个阶段对学生的职场行为进行规范的引导, 将为他们的求职和发展带来更多的机会。高等学校通过安排实习、实践活动, 让大学生深入企业内部, 到具体的工作岗位上并学习各项规章制度、岗位职责、企业文化、运作方式等职场常识, 分清自身的权利与义务, 从而提高学生对职场的认知水平, 增强对伦理理论的领悟力。同时, 有助于学生把伦理规范与工作实践和日常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从而提高他们的职业道德素养, 最终形成认真负责、踏实工作、团结合作、开拓创新的职场品质, 达到提高自身就业竞争力、顺利过渡职场的目的。
大学生在迈入职场前通过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观, 培养良好的职业行为和习惯, 并努力加强自身的专业精神, 将职业伦理逐步内化为自身的行为规范中, 认清形势, 摆正心态, 树立合理的就业目标, 就能顺利实现从学校到职场的转变。
六、结语
职业伦理素质体现在个人层面上是大学生个人职业生涯获得长远发展的关键, 体现在国家层面上则影响着我国经济良性发展和和谐社会的顺利建设。促进大学生职业伦理素质提高的途径多样,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要充分发挥自身的自主权, 抓住大学时期这个价值观和职业伦理素质塑造的关键时期, 自觉担当起培育大学生职业伦理素质的重任。在职业伦理教育的过程中, 遵循行为教育的基本规律, 一方面, 利用思政课和专业课全面系统地将伦理知识传授给大学生, 并引导大学生对责任、正义、诚信、敬业等基本的职业伦理常识进行理性的思考;另一方面, 通过就业实习基地与企业联合开展多种多样的实践活动, 让学生在社会实践中感知伦理知识, 将理论知识内化为内在的职业道德素养, 进而转化为良好的职业习惯, 方能达到大学生职业伦理教育的真正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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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提新闻职业伦理 篇3
眼见并不一定为实。
这在常以毫秒见分晓的体育竞技中尤为如此。北京奥运会挑战视觉、让人无法相信眼睛的事情可谓层出不穷。8月16日的男子百米蝶泳就是其中一例。塞尔维亚选手查维奇到终点前时一直都明显领先，但是，结果却是美国人菲尔普斯不可思议地以0.01秒胜出。
久•沃德是《纽约时报》的一个图像编辑，觉得从已公布的图像中很难断定比赛的结果，于是干脆跑出奥运主新闻中心，赶到与水立方一街之隔的欧米茄展亭。欧米茄钟表公司是奥运会赞助商；游泳比赛用的就是欧米茄仪表计时。沃德是想向他们索要百米蝶泳查、菲触墙时的水下照片。欧米茄告诉沃德说：照片将随后向媒体发布。
但是，等沃德回到新闻中心时，却收到了欧米茄发来的电邮：“对不起，FINA(国际水上运动联合会)决定不向媒体公布计时图像。”
由《纽约时报》主办、在欧洲编辑发行的《国际先驱论坛报》记者克里斯托夫•克拉利在水立方缠上FINA执行主任科耐尔•马库勒斯库，非要将此事探个究竟。马库勒斯库说政策如此，再说，塞尔维亚看了图像后，都已撤销上诉，所以再也没有必要公布图像。
但是克拉利不依不饶，追问说：如果图像能令人信服地显示比赛结果，那FINA为什么又不公开这些图像呢？马库勒斯库不为所动：“我们不会公布图像。我们不会做那种事的。”
8月21日《纽约时报》刊出记者杰热•朗曼的报道。报道在引用了近10个相关人员和体育伦理专家的话后指出：欧米茄拒绝出示图像，因而引起人们关注该公司与菲尔普斯的关系。原来，欧米茄不仅为菲尔普斯有争议的金牌提供了计时用仪表，也是菲尔普斯的个人赞助商，因而有利益冲突之嫌。FINA只顾强调不公布图像的政策，却忘了公开透明的大原则，因而制造了不必要的猜疑和冲突。
一天后，FINA终于公布了四幅照片。
影响数一数二的大报《纽约时报》为什么要对菲尔普斯获胜的结果那样耿耿于怀，不依不饶呢？连FINA领导都说了：“一切都好。你拿到那些图像又怎么啦？就为了看看塞尔维亚人已经看到过的东西？不管怎么说，他(菲尔普斯)赢了。他毫无疑问地赢了。”但是《纽约时报》就是不买账，还要穷追猛打，这不是成心给国际组织、给自己的国家难堪吗？
我没能联系上《纽约时报》牵涉此事的记者和编辑，但是，就本人在美国从业新闻的经验看，我若向他们提出上述问题的话，他们会感到一脸茫然，不知该如何回答。因为浸润在他们的骨子里面的思维定式从来就是:搞新闻的，不就是为了弄清并报道真相吗？
上世纪80年代时，美国公共电视网举办了一系列题为“美国伦理”的讨论。1987年秋录制的有一期叫“军令如山，战火如炽”，讨论与敌国交战时该如何行动。参加讨论的除了武官和战士以外还有两位赫赫有名的记者：美国广播公司(ABC)晚间新闻节目主播彼得•杰宁斯和美国唯一对邓小平进行过电视采访的哥伦比亚广播系统(CBS)《60分钟》节目记者麦克•华莱士。主持人给两位名记者的问题如下：
自己公司和交战敌国达成协议，允许他们对敌国部队进行跟踪报道。过程中，他们发现祖国的部队正在进入敌人设下的埋伏圈，那么，他们该怎么办？是迅速给祖国部队通风报信，还是继续拍摄敌军残杀我军的情景？
杰宁斯思考数秒之后说：他会通知美国部队，哪怕是丢掉了那次报道，哪怕是丢掉了性命。华莱士愤然反驳：当然要继续报道，你是个记者！杰宁斯翻然悔悟，赶紧认错。其实，杰宁斯的第一回答，或许并不是他的本能反应。尽管杰宁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屡排美国三大主播之首，但是他一直保留着加拿大国籍，说要誓死通报美军，大概是掺入了避嫌的考量吧。
两人的回答在美国引起了一些争论，但是批评的声音主要集中在记者没有认真考虑新闻业的职业道德。华莱士的回答或许是对的，但是却没有给出充足的理由。比如，记者必须站在中立才能忠实地记录下事件的发展。或者，记者在对敌军进行跟踪报道时就已允诺不泄露机密。
企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作业 篇4
一、即兴演讲：你的上司要你作假帐，如果同意将得到好处，不同意将被炒鱿鱼。就此话题制作一份PPT。
（要求：PPT至少为四页，实在做不来的，也可以文字形式提交）
二、以会计人员诚信为本、操守为重、不做假账做一篇文章。（要求：1000字以上）
附录：老师邮箱：wxj8908@163.com
电话：22863361
注：作业在这个学期期末前发至老师邮箱。
会计师公然作假账
本报讯（记者杨兵李东）昨日，注册会计师刘小平因涉嫌为他人提供虚假验资报告，坐在了西城法院的刑事被告席上。他也成为了自新刑法实施以来，北京首位因涉嫌出具虚假证明文件而被提起刑事诉讼的注册会计师。
公诉机关指控，刘小平于1998年8月和1999年12月，分别在北京中顺达会计师事务所和中永信会计师事务所工作期间，在为北京瑞尔国际医院有限公司提供所审验资报告中，出具虚假验资报告，验资额达9850万元。瑞尔公司正是凭着刘小平出具的验资报告顺利地通过了工商年检，取得了工商执照。
职业伦理 篇5
------学术规范与职业伦理课程心得体会
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是科学研究工作者应遵循的基本伦理和规范，是保证学术正常交流、提高学术水平，实现学术积累和创新的根本保障。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立德、立功、立言。“立德”位于前列，显然，它比建功立业、著书立说更为重要。德包括政治品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和职业道德。就学者而言，学术道德是立身之本。
然而在我国，学术腐败有很多种表现形式，例如制造学术泡沫、搞假冒伪劣、抄袭剽窃、进行钱、学、权的三角交易、从事注水学位教育或培训、在学术评审拉关系以及办刊收费等等，都是学术腐败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具体体现。事实上，在学术界，腐败现象的存在早已有之，而学术腐败的法律规范实际上也已算不上是一个新问题，早在上个世纪末就已有学者撰文提出了这一问题。学术规范问题已经由一个单纯道德层面上的问题日益演化为一个身跨道德与法律两个层面的重要现实问题。对这一问题，单纯依靠道德建设已难以甚至无法收到实效，必须要在强化学术道德建设的基础上，重视和加强学术法制建设，提高法律介入学术研究领域的频率与效能。应当尽早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其有法可依。这既是依法治国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基本要求，也是现阶段治理学术腐败的内在需要。此外，从根本上来说，学术腐败的产生主要还是根源于目前我国极不合理的科研评价机制。这种畸形的科研评价机制日益腐蚀着学者们的学术良知与职业精神，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不愿意再坐冷板凳，而更倾向于在学界投机钻营，谋名取利。基于此，要从根本上治理学术腐败，不仅要重视学术法制建设和学术道德建设，更要重视良好学术体制的建设。毕竟，只有当我们从体制上根除了容易滋生学术腐败的土壤，并进而净化了学术研究的环境时，才能够使学术腐败因最终无处容身而归于消亡。
我们研究生作为高等教育最高层次培养人才，在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塑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建立诚信的学术机制、培养自觉的学术意识以及提升高校学术层次等方面肩负着历史的重任，理应成为学术道德的遵守者和学术规范的恪守者。
今日研究生，明日之学者。作为**大学研究生，杜绝“学术腐败”、摒弃“学术造假”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更是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明确要求，我们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做一个有理想、有作为、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二、坚持真理、尊重科学、勤奋学习、诚信科研，拒绝做有损个人名誉、学校声誉和学术道德的行为。
三、弘扬勇于探索、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以创新为己任，求真务实、精益求精，自觉抵制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
四、争做遵守学术道德，恪守学术规范的先行者。大力倡导学术监督、积极开展不同学术观点间的自由讨论，营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
五、倡导严谨的治学态度，防止学术浮躁，注重论文质量，不抄袭、不剽窃，培养良好的创新精神和卓越的创新能力。
教育伦理与学习伦理 篇6
消极教育与积极教育
教育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教育是生活经验的传授，幼小生命通过前辈这样的帮助学会谋生和独立，学会在生物链中保护自己的生命和利益。这样的教育在动物界普遍存在。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行为的教育，大概是人类独有的现象。广义的教育是通过特定的社会组织方
式和特定的传播手段，面对受众言说某种特定的经验、情感、观念、信仰，以便营构某种特定的空间氛围和社会氛围，对受众构成某种特定的影响。政府的会议、文件、各种传媒、法律、宗教布道者的仪式、演讲等等都是这种教育。这种教育常常与特定的社会权力和文化权威相关联，所以常常对受众构成各种形式的强制性和惩戒性，国家的监狱、教会的火刑、父亲的皮鞭都是这种强制性的体现。
在我们的现代汉语中，教育这个词包含着上述广义和狭义两重含义。
教育从诞生上说，它是一个比较消极的东西。无论是狭义教育的传授性还是广义教育的规约性，都不具有生产性和创造性。所以，至今为止，汉语中教育一词的含义都是消极的。它以消极的方式延续过去，而不以积极的方式指向未来。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中，下一代只是上一代的复制，未来只是过去的线性延伸。
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就不光是一个传承和规约的问题，而应该具有更加积极的内容。近代意义的大学体制建立起来以后，教育跟社会的关系，逐步产生了微妙的变化。由社会把生活经验、文化成果传授给末成年人，这只是教育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大学必须创造出新的东西，必须完成对于新的思想资源的开发，并把这种新的东西反馈给社会，给社会提供新鲜血液，促进未来社会的健康发展。教育因此具有了积极的含意，它不只是传承和规约问题，同时还是创造问题，不只是从社会那里接受资源的问题，同时还要反过来要给社会提供新资源。真正的广义教育应该包含创造这一重含义，但是汉语中教育这个词已经无法包容这样的含义。
教育理念的这一转变，在教育史上是非常重大的现象，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非常重大的现象。
但是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学校基本上没有为社会提供新资源。中国人对教育的理解只是一种消极意义的理解，那就是让孩子们接受已经有的东西。无论是教育主管部门的理念，还是教师的理念，还是学生父母的理念，都滞留在这个环节上。基于这样的教育理念，我们的教育方式自然就是灌输，就是所谓“填鸭式”的教学模式。
教育伦理的静态观察：强者的权威
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有几组很微妙的关系值得注意。一是社会跟个体的关系，是社会向一个一个的个体实施教育的。二个是国家跟个人的关系，进入现代社会后教育基本上是国家垄断的行为，西方尽管有许多私立学校，但整体上还是由国家垄断的。在中国呢。以前虽然主要是私学体系，但是由于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实施整体的控制，私学培养的人必须进入国家体制谋求生存和发展，所以所用的教育资源必须是国家的教育资源，比如无论办什么私学，必须而且只能读代表国家意识形态的四书五经，在这个意义私学基本上是国家控制的。国家通过对教育的控制实行对每个生命个体的控制。三是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教师作为具体实施教育行为的人，自然拥有着知识权威和国家权威代表者的双重身份，学生就像农民的土地和工人的机器一样成为了教师的劳动对象。四是家长跟孩子的关系，家长最权威地代表着前辈经验和情感、观念，在现代教育体系中依然是举足轻重的角色。
这几种关系概括起来，就是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关系。国家、社会、家长、教师都是教育者，未成年人是被教育者。所有的教育者都是强势群体，所有的被教育者都是弱势群体。所谓教育就是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灌输和规范，很多时候则是约束和强制。我们中国人所理解的教育就是这样一种教育，强者规定了弱者必须接受这样的教育，必须服从这样的约束、强制和惩戒。消极的教育理念发展出这种具有强权主义倾向的教育伦理，我们目前的教育体制，教育行为，教育方式，都是按照这种消极教育理念和强权主义教育伦理来展开的。
学校暴力事件越来越多，暴力方式越来越恶劣，正是这种强权主义教育伦理的表现。学生成了绝对的弱者，只能服从，只能接受，只能照抄标准答案，不能有任何个性和创造性。“填鸭式”教育是对消极教育理念的有力维护，所以它受到社会、国家、家长、教师的一致肯定和共同遵守。
教育也是一种传播行为，而传播是有损耗的。按照我们这种消极的教育理念来理解教育，你就只能更加损耗。因为教育者所达到的地方你才能够引领被教育者达到，如果不允许下一代向你所达不到的地方开拓，那么下一代的活动空间和思想空间只能比上一代更小。这样你每一代传承给下一代都有一些损耗，就只能一代比一代差。三千年的教育史成了三千年的损耗史。在精神文化的创
造上，我们到现在没有超过先秦时代的圣贤定下的框子，一代代损耗下来，自然是一代不如一代，这跟我们的教育理念关系太大。前辈没有过的经验，下辈不准你有，你如果有，你就犯规了。前辈不知道的你不能知道，前辈没到达过的你不能到达，这样损耗下来，除了一代不如一代难道还会有别的可能吗？中国如果不赶快更新教育观念，很容易就面临文化发展的危机。我们老
说振兴中华文化，在这样的教育里蹑手蹑脚，你怎么振兴呢？孔夫子没说过的我不能说，毛泽东没说过的我不能说，这还振兴什么去？
教育伦理的动态观察：弱者的暴力
刚才我说的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是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关系，这其实是一种静态的理解方式，如果换一个角度，动态地来理解，这个关系恰好是倒过来的。教育者恰好是弱者，被教育者恰好是强者。社会在个体面前是弱者，因为社会的存在必须以个体的存在为前提。国家在个人面前是弱者，因为国家随时都可能被颠覆。父母在孩子面前肯定是弱者，四五十年一过，父母死了，孩子是世界的主人。教师在学生面前是弱者，从社会地位上说，教师选择了这种职业就被限定，而学生有无限的发展的可能性。学生在一切方面都可能要超过教师。从年龄上说，教师是长辈，正在由壮年变成老年，而学生却在一天天长大。所以，社会、国家、教师、家长是弱者，学生才是代表未来和希望的真正的强者。其实教育者很清楚自己潜在的弱者地位。
教育者对被教育者保持高度的警惕，怀着严重的嫉妒心，这种妒嫉在每一种动物里都有，而人类表现得最明显。在古希腊神话和悲剧作品中常常出现这样的情节，一个国王正当盛年的时候，听一个先知说，某年某日你的夫人给你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将要杀死你，他要篡你的位。这个国王马上就意识到自己的弱者地位了，直接杀了儿子不忍心，只好儿子一出生就把他扔了，让他再也见不到自己。在《圣经》里也有这样的故事，两位东方智者告诉希律王，某年月日，耶酥要在某地涎生，他将会成为以色列的王。这个希律王因此急得不得了，他马上派人把当地两岁以内的男婴全部杀光。他虽然是一国之尊，但跟下一代相比他是弱者，为了摆脱下一代王者带给自己的恐惧，他不惜杀尽天下。
事实上，教育者对被教育者常常表现出弱者的病态心理。国家在实施教育的时候，为什么会一意孤行施行强权教育，教师对学生的暴力行为为社么这么多，中国从孔子以来两千多年的教育中可以说从来没有离开过暴力。暴力本来就是弱者的武器。国家和教师都是怀着弱者的嫉妒心，才规定了很多框子，不让你超过他。一个弱者担心的是强者压倒自己超过自己，于是他在教育中就规定了，我没有的经验你是不能有，他们的表述方式常常比这种阴暗的心理光彩得多，他们说，圣贤没有说的你不能说。其实就是我没说的你不能说，干麻你比我更聪明？教师规定，你不能比我更聪明。国家规定，你个人不能比我更强大，你必须服从我。于是形成一种奇妙的关系，暴力现象就越来越严重。
在当下的背景下，学生的感情生活常常是校园暴力的触发点。十三四岁的少男少女，正是感情萌动的时候，他们眉来眼去，教师妒嫉得不得了。自己的少年时期不一定拥有过这种东西，纵使拥有过，已经失去了，现在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正在承受着婚姻的无聊的煎熬。出自一种本能的妒嫉心理，他必须严厉制止这些少男少女竟然如此眉来眼去，而且是以非常冠冕堂皇的名义。其实这些眉来眼去的学生可能什么违规的事情都没有做，但是教师坚决不能容忍。前几天，长春的一位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的一个亲戚的女儿十四岁，给班上一个男孩写了个纸条，受到学校的巨大压力，那个女孩不得不自杀。学校和教师为什么对一个纸条这么计较？教师批作业不是天天都在写字么，为什么一个女孩子不能写几个字给男孩看呢？实际上，教师知道自己写字是为了谋生，学生写纸条却是谋求幸福，这一比就比出了自己的弱者地位。
弱者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强大起来，他只能希望那些潜在的强者受到比他更多的限制，不要呼啦啦成长起来压倒自己。可是，一代新的生命的成长趋势压也压不住，而且常常跟压制势力形成矛盾和对抗，这会激发起教师巨大的焦虑情绪。校园暴力就是在这几重心理背景下产生的。
教育伦理的价值指向
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就是教育目的问题。教育究竟是为谁？刚才我们讨论的消极教育，前辈向后辈的传授、灌输，是强势群体向弱势群体提要求，培养接班人，接自己的班，这是为教育者着想。这就涉及到一个教育究竟是为谁的问题。
在我们目前的理念中，社会认为教育是为社会的，国家认为教育是为国家的，父母认为教育是为父母的，教师认为教育是为教师的。这一点在国家和教师这两个环节表现得特别明显。就单说教师这个环节吧。教师严格要求学生，要学生提高，为了自己能够评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多拿奖金。那些考不上高分，因而影响班上平均分数提高的学生，常常被优秀班主任剥夺考试权利甚至被赶出校门。教育者单方面照顾自己的利益，很少考虑弱势群体的权利、要求和尊严。
在每一个特定的组织体系中，伦理关系是由伦理价值决定的。教育者之所以能够以强权主义伦理观实施教育，就因为他们的伦理价值是“为我”和“唯我”的。既然教育的目的是为教育者服务的，那当然必须为了维护教育者的权威和利益而牺牲被教育者的权利、愿望、需要、尊严和幸福。有时候这种牺牲仅仅是为了照顾教育者的某种情绪或者某种面子。
我认为教育的目的应该是为了目前的被教育者，它不是为了这个被教育者将来像我一样生活，而是为了这个被教育者有条件有能力按照他自己的愿望生活。他究竟怎样生活，应该由他自己去考虑，去创造。就像迦那伽罗上师介绍的佛教里的那些尊者，我把我的经验拿出来给你们分享，你们有什么看法可以指教我。你们的经验我也可以分享。教育者应该把已经有的生活经验奉献给下一代，帮助下一代尽快地进入那种独立的生活。而在独立生活后，他能创造他更好的生活。
教育作为一种文化行为实际上是人类的一种记忆方式，祖祖辈辈的经验必须记忆下来，用教育的方式种在下一代的脑子里。但是，光靠记忆不能保证一天比一天生活得更好，还要有更好的想像力，有了这两种你才能产生更好的创造力。教育者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下一代的同时，应该鼓励下一代有更加宏阔的想像力。下一代用发自本心的，来自人性底部的那种想像力，跟这种记忆力结合起来，创造出更好的生活来。那可能是前辈经验之外的生活。他们对生活的创造和想像都是超乎前辈的。
有了这种为被教育者服务的教育目的之后，教育者的姿态马上可以改变。教育行为中许多矛盾都可以迎刃而解。比如这个孩子他不喜欢弹钢琴，他喜欢打足球，你让他打足球好了，你为什么非得要他弹钢琴不可呢？你可能会觉得搞音乐比搞体育要文雅要高贵？可是你不能将这种观念和这种选择强加给孩子。你是为了帮助他生活得更幸福才给他实施教育的，幸福的条件之一就是，他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模式必须符合他自己的愿望。
目前，我们的消极教育的理念改变不了，教育目的改变也没有出现什么迹象。
通过充当教育者而充当强者
正因为中国人根深蒂固地认为，教育者都是强者，所以无论在政治文件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口语中，大家最喜欢把自己扮演成教育者，动不动就教育别人。
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喜欢通过反复言说教育这个词来体现自己的尊贵地位和强者身份，这跟中国几千年来找不到一种平等方式维持社会平和有关。中国社会一直处于高度紧张之中，比如对于打江山坐江山这个词一直特别敏感，无论在什么民间故事当中，还是神话当中，还是小说和评书之中，还是政治斗争之中，这种意念特别敏感，就是因为中国人一直处于这种争权夺利的夺取生活资源的高度紧张之中。在这种紧张对峙之中，只有强者才能保住自己，才能不被别人消灭，所以谁都想成为强者。有的人他实际上成为强者了，为了巩固强者的地位他必须把教育挂在嘴上。有的人实际上是弱者，就像阿Q必须用作梦的方式，用词语的方式把自己的弱者地位转化为虚幻的强者地位。弱者就像强者一样喜欢把教育这个词语挂在嘴上，以此得到心理平衡。中国人为什么在发脾气的时候老是喜欢充当人家的老子，开口闭口地说老子怎么样，看老子不揍死你，老子饶不了你，等等，就因为老子是长者，老子是强者。充皇上是有风险的，充老子一般不要紧，既能得到心理满足，又没有风险。
有的时候还可以用一种文明的方式把自己打扮成强者，得到一种心理的满足，就用教育这个词。在社会组织系统中更是如此，每一个机关每一个主体都以教育者自居，动不动就说“为了教育广大群众”之类。每当组织与个人产生矛盾时，代表组织的人总是说，找某某做做工作，做工作的意思就是教育他一顿，就是提高他的觉悟。中国人每时每刻都喜欢把自己扮演成教育者，就因为想借助教育者的强者身份，拥有强权，占尽便宜。
这是一种很普遍的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跟我们历史上几千年来保持尔虞我诈的高度紧张感是连在一起的，谁愿意成为个弱者任人宰割呢？
我在一篇短文讲过一个苏联的故事。由于在宇宙飞船收回地面的过程中出现了技术故障，一个宇航员不能安全返回地面了，他只能随着宇航船与地面的撞击身亡。当时是勃列日涅夫当政，他得悉这个消息后马上开会决定，对宇航船和宇航员的遇难过程进行电视直播，让全体国民向这个科学家、这个民族英雄举行隆重的告别仪式。官方还把宇航员的家人接到直播现场，让他们通过电视对话进行最后的告别。这是多么美好多么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一个故事!我把这个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然后问道，假如这个事件出现在中国，你是中国的当政者，你会怎样处理？我的学生一个一个先后站起来说，我也会像苏联人那样进行电视直播，利用这个机会教育我们的国民要热爱我们的祖国，关键时候，要敢于为祖国献身。这些刚刚跨入高校门槛的青少年一个个竟然都这么残忍这么无情，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教育人家任劳任怨地去死。为什么教育人家去死呢？因为别人的死亡对“我”有利!这个“我”有时候是社会，有时候是国家，有时候是政党，有时候是其它任何强势群体或者强势个人。每个人都愿意把自己装扮成社会、国家、政党以及其它各种强势群体的代表者，等待着甚至逼迫着他人为自己英勇献身。每天都把教育这个词挂在嘴上的人，他们的个人性格也许本来并不残忍，可是他们的文化性格是非常残忍的。
用学习这个词语指称目前的教育行为
最近我老在想用一个别的什么词取代汉语中教育这个词。教育这个词局限非常明显，而且已经被严重污染。它的强权主义色彩和残忍气息已经无法抹去，除了同时抹去这个词语本身。
“教育”在汉语中只有消极教育这个含意，没有文化创造的含意，而现代真正的教育是要为人类提供新资源的，无论是精神文化方面，还是科技文化方面，它都要为社会提供新资源。帮助年轻一代寻找人生的意义，寻找维持社会公义的依据，这都是教育的使命。而中国目前的教育体系难于承载这种极积使命，“教育”这个词语也没有为这种积极使命留下可供开拓的词义空间。还有，现在教育已经不再简简单单是成年人为未成年人所实施的文化传承行为，人们离开学校走上社会之后，继续教育或者叫终身学习已经在教育体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一边学习一边创造，这样的文化行为是我们“教育”一词无论如何包容不了的。
所以我觉得教育这个词应该从目前的语境中去掉，人类的这种文化传承、文化创造行为，不再用教育来指称它，而是用另外一个词。可以考虑用“学习”这个词代替“教育”这个词。学习这个词比教育这个词能更好地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传承的意义，二是创造的意义。
这样一来，教育部就可以叫做学习部了。学习部说出来多好听。你不要高高在上地来教育我，好像你真的掌握着真理似的。教育这个词是跟教化、驯化连在一起的。教育部不应该是教化部、驯化部，而应该是学习部。你是学习行为的组织者，就像一个电视节目的主持人一样。主持人并不是来教化我的，你只是把大家的力量组织起来共同完成这个节目。学习部则把教师和学生组织起来，学习如何更好地理解人生，如何更好地追寻人生的意义，如何更好地优化社会，维护平衡，如何更好地生活，等等。所以我觉得学习这个词更合适。
用学习这个词的时候，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这种对立就消除了，学生是学习者，老师也是学习者，孩子是学习者，教师也是学习者。个人是学习者，国家也是学习者。个体是学习者，社会也是学习者。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国家、社会才能不断变革和改良，才能更好地为个人服务，教师和家长才能平等地看待学生，并且更好地为学生服务。
在具有强权主义色彩的教育伦理中，充满了矛盾和紧张。这种矛盾和紧张既来自社会，又反过来促成社会上的紧张感，支持着社会伦理的敌对意识和对峙关系。学习伦理的平等意识和和平气质不但能够帮助教师与学生和平共处，在互相尊重的氛围中共同创造新生活，而且会调节和缓解社会上的对峙与紧张，成为改良社会的积极因素。
学习伦理与精神文化
我主张用学习一词取代教育一词，还有一重考虑，就是为新一代学习者创造新的精神文化提供词义上的可能空间。因为教育是对已有资源的接收和消费，每一代受教育者都只能在传统精神文化所具有的空间里转圈。学习则是一个开放的概念，每一代新人都可以通过学习行为开拓出新的精神文化空间。
中国的精神文化不是追问意义的文化，而是一种经验解释的文化。人们在作最伟大的构想时，不是凭着想像力构建经验之外的境界，而是回到古代历史，描述古代经验，用这样的经验作为我们的理想。中国已有的文化即是对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的一种描述。孔子的学说为什么能够为历代君王所用，因为它正好是对现实经验和古代经验的描述，最实用。中国人不重超验，不重想像，更不重意义追寻。我们无论引进任何一种精神文化，我们都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来同化它。有一次我回到乡村老家，坐在家里写日记，我家隔壁的小学下课了，学生们从门口看见我拿着纸笔在写字，有一个小学生说，哎呀，他在记帐。这个孩子肯定是某个手工人的孩子，他家成年人用笔用纸的时候，是在记工账，他从这个经验出发，断定我也是在记账。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来断定别人对于精神世界的描述。如果有些东西是我们的经验延伸不到的地方，我们的想像力也延伸不到。因此，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如果超越了环境的经验，别人就不会理解，就把它摆在言说之外，说是见鬼了!--这就是把你从现实中驱赶出去。
孔子的文化理想是恢复周朝的王道，也就是向周朝的治国经验看齐。他所开辟的教育传统就是经验传授和追溯的传统。当孔子的教育理念和文化理想与王权结合在一起时，中国的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几乎仅仅剩下治国平天下的学说，国人的精神空间狭窄得令人窒息。在“天地君亲师”的文化纲纪中，师与君合一成为王权的一部分，这种政教合一的结构实际上取消了精神文化的合法地位。
在西方远古时代，王者和精神领袖也没有分开。许多原始部落中，巫师或祭司同时也是酋长或国王。圣经中的摩西既是智者，又是精神领袖。摩西时代还基本上属于巫术时代。古希腊在苏格拉底时代还是贵族轮流治政，苏格拉底本人就当过执政官。这也体现了文化人与执政者的身份同一。精神文化跟世俗权利的真正分离，是在耶稣之后，特别是保罗时代传教士制度确立以后。这种分离跟异族统治有关。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主要是从权力上征服，而风俗、精神、信仰等等方面难于完全同化。一个被强权征服的民族要维持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就必须把为本民族所认同的精神文化提到重要的高度，用它来跟外族统治者的强权统治相抗衡。在这个过程中就树立起了精神文化代表者的神圣性质，这种神圣性质不纳入国家体制，是用来跟国家体制相对抗的。在新约全书中，遭到最严重的蔑视的人，不像其它民族一样是妓女，而是税吏。税总是跟国家连在一起的，税吏呢，自然是国家制度的一部分，它代表了政权。税吏可能是以色列自己民族的人，自己民族为罗马征服者服务的人。他是背叛自己民族利益的人，至少是背叛自己民族尊严和民族文化认同的人。所以以色列人对税吏特别痛恨。这种痛恨就充分表达了民族精神文化与政权的对立。
后来，西方一直有政教分离和政教合一的矛盾，这个矛盾一开始不是从一个国家内部的权利分配产生的，而是从异族征服和维持民族精神认同的矛盾中产生的。这样，传教士就代表了精神文化，国王代表了世俗权力。尽管不断地有合一的时候，但一直保持着一种紧张的对立关系。即使是合一的时候，它们分离的愿望也在暗中发展。到近代媒体繁荣以后，又分化出教会之外的知识分子群体，知识分子群体作为言说公共事务的人，既言说教会之内的精神文化，也言说教会之外的精神文化。这样的群体对民众影响很大，这就跟统治者形成某种紧张关系，形成某种压力，这种压力形成某种合力，维护着民族文化的完整性。
政权总是容易形成堕性的，在精神文化脱离出来，跟政权形成比肩而立的关系之后，它就能创造出新的资源，来制衡政治权力。所以西方无论是以宗教面目出现的传教士群体，还是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群体，都对权力构成某种压力。真正掌握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的是教会首领和知识分子群体，所以他们的教育能够不断地给社会提供新资源。
中国不是一个宗教社会，而是一个圣贤社会。但是圣贤的身份是依附王道的，天地君亲师，师代表所有的知识分子，它是国家体制之中的。中国文人本来就是从宫廷史官的身份演变而来的，而史官是公务员，他理所当然要为国家权力服务。他唯一的责任就是为王道服务，为政权服务，而不是去追索人生意义或社会正义，他不承担这种责任。在这种特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之中，教育就完全纳入了国家体制之中。
西方近代教育传入中国后，尽管也有过一度繁荣，二十世纪上半叶，也有大量的教会学校，基本上是按西方模式展开的，还一度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四九年后所有的教育全部纳入了国家体制，教育就完全不承担为社会提供新资源的责任。它只要为社会现实提供解说，所以政治领袖说一句话，所有的报纸都传播这一句话，只发表学习体会，论证它的正确性，而没有任何质疑可言。五十年代有些读书人怀着对中国三四十年代社会模式的记忆，想以某种方式为社会提供新资源，所有这些人全部被打成右派分子，受到制裁。1957年之后中国人就再也没有这种想像、这种愿望、这种胆量。我们老呼唤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诞生，却老是呼唤不出来。根本没有，你到哪里去呼唤呢？中国的高校早就全部行政化，全部是作为政权的延伸而存在的，那怕是私人办学也只承担为社会培养合格人才的功能，也就是只适应社会需求，而不为改造社会和改良社会提供资源。
职业健康检查中的伦理问题 篇7
1 职业健康检查与伦理学
职业健康检查指的是医疗卫生机构依照国家相关的规章制度, 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进行的健康检查, 包括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检查[2], 可分为常规医学检查项目、特殊医学检查项目。常规医学检查项目是指一般健康检查和大多数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健康检查都需要进行的检查项目, 特殊检查项目即为针对不同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进行除常规医学检查项目以外的其他检查项目。职业健康检查的实施与多种因素有关, 包括用人单位、劳动者个体、实施职业健康检查的医疗卫生机构、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国家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等。
伦理学关乎人们行为的准则、道德以及其起源、发展、人们对社会、国家应尽的义务等。医学伦理学特指将一般性的伦理道德准则应用于解决医疗卫生实践及医学科学发展中人与人、医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医学伦理学属于伦理学的一个分支, 而且属于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医学伦理学的研究范畴主要包含六个方面:1医学道德的主体与客体, 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2伦理学在临床医学领域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3伦理学在生命等高新技术领域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4伦理学在卫生政策方面的体现;5健康伦理学;6医学伦理学中的一些基础理论研究问题。伦理学的基本原则是自主、有益、尊重、公正和互助。在职业健康检查过程中, 掌握了职业病防治知识的医生以健康体检等方式发现职业禁忌个体与职业病患病个体。职业健康检查中的伦理学属于医学伦理学中的一个分支, 同样也必须遵循伦理学中的一般原则。接受职业健康体检者对职业禁忌和职业病相关知识缺乏了解, 因此接受职业健康体检者与职业病防治医生之间客观上存在着一种信息的不对称性, 那么对于这种情形势必涉及到伦理学约束的相关问题。
2 职业健康检查中存在的问题
2.1 用人单位责任不落实, 重视不够, 法律意识淡漠
岗前检查主要是为了发现职业禁忌证个体, 为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者建立健康档案, 应在开始从事有害作业前完成。用人单位在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的时候, 必须把工作中可能接触到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与其后果如实告知劳动者, 不得隐瞒或欺骗。岗前检查可以让单位了解即将上岗的人员的基本身体状况, 是否适合从事某种工作, 在以后工作中如果出现和职业相关的疾患时能明确自身该担当的责任。在实际工作中很多单位未进行岗前检查, 也没有向劳动者详细说明工作中可能产生的职业危害及其后果, 损害劳动者的知情权及健康权益。岗前检查可以让劳动者清楚自身身体状况, 如果自身有职业禁忌证, 那么这个工作可能会导致自身原有疾病加重或危及生命, 这实际上是在劳动者未接触危害因素之前采取一种保护措施。在劳动者离岗时, 采取职业健康检查的目的, 则是为了掌握劳动者离岗时健康状况, 对劳动者来说, 可及时发现是否有职业病, 对用人单位来说, 则是证明未对劳动者健康造成损害的证据。实际工作中大多数用人单位都忽视了上岗前及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去年我单位共接受岗中体检74个单位, 同时做岗前的只有12个单位, 比率仅为岗中的16.21%, 离岗检查的只有3个单位, 仅为岗中的4.05%。
噪声是大多数企业都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之一, 为排除暂时性听力阈移的影响, 将脱离噪声环境48 h后作为测定听力的筛选时间[3], 有些企业或单位往往利用下夜班时间、休息时间或上班间隙进行体检, 导致一部分人因疲劳不想体检, 一部分人体检结果出现暂时性偏差。有些企业把职业健康检查和健康体检几乎放在同一时间进行, 单位又没有进行有效的职业性危害因素的宣传, 某些劳动者不明白职业健康检查的重要性, 有些人不愿重复体检。
在岗期间的检查, 目的在于及时地发现劳动者存在的健康问题, 及时查出有职业禁忌的劳动者和疑似职业病者。因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不同, 体检项目就不同, 其职业禁忌证和疑似职业病也不同。有些企业为了应付检查, 把体检流于形式, 只看过程不注重结果, 提供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和劳动者实际接触的危害因素不一致, 体检机构按用人单位提供危害因素进行体检和下结论, 发现不了劳动者实际接触的危害因素的疑似职业病及职业禁忌证。有些单位发现疑似职业病或职业禁忌证病例存在时, 不愿承担相应的经济费用或妥善安置的后果, 要么不管不问, 要么直接将劳动者辞退, 使劳动者基本利益得不到保障。
2.2 劳动者自身认识不足
许多企业大量使用农民工, 它们流动性大, 健康保护意识不强。有些劳动者因为经济、待遇等原因, 即使出现职业禁忌证也不愿失去工作机会。也有一些员工为了调离工作岗位, 在纯音听阈测试中出现伪聋、夸大性听力损伤等情况。
2.3 相关技术标准的执行不到位
同样的技术标准, 但有关单位可能采取不完全一致的执行力度, 或者执行情况不一定符合实际工作。职业健康检查根据劳动者可能接触到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不同可分为六类:第一类是粉尘类, 第二类是化学因素类, 第三类是物理因素类, 第四类是生物因素类, 第五类是放射因素类, 第六类为其它类[4], 在工作场所中往往有几种职业病危害因素同时存在, 执行相应技术标准时可能没有统一的标准进行参考, 从而造成了统计数据误差。有些危害因素国家明确规定了职业接触限值, 而在实际检查时可能没有相对应的检查项目, 或者对诊断标准缺乏认识, 即便劳动者出现相关疾病, 也可能因相关技术标准执行不力、缺乏参考依据等, 导致检查机构无法给出确切结论, 使劳动者相关权益难以保障。
3 措施
3.1 落实企业职业病防治责任制度, 并增加经费投入
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用人单位, 必须根据法规设立或者指定符合资质要求的职业健康管理机构, 配备具有专业知识技能的专业人员并进行有效化管理, 对劳动者进行上岗前和在岗期间的定期培训, 普及职业健康知识。在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时, 必须将职业病的危害因素进行明确告知, 并依法参加工伤保险。在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作业的劳动者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均应依法进行职业健康检查。体检时间根据企业生产情况, 合理安排, 尽量避免短时间内多种体检同时进行, 接触噪声的要脱离噪声作业环境48 h后体检。当劳动者存在疑似职业病表现时, 需要及时地组织当事人到符合要求的医疗机构进行检查, 及时地将劳动者所患的疾病性质进行确认, 并采取合理的处理措施。有职业禁忌证的不能从事原工作岗位, 应妥善安置。在年度开支计划中, 职业病危害防治应有足够的经费保障。
3.2 强化职业病防治培训, 多渠道开展宣传教育
建立健全职业病防治宣教体系, 拓展宣传教育网络, 强化职业病防治培训, 把职业病防治的相关法律法规纳入全民普法教育。利用电视、网络等传媒手段, 通过多种形式进行职业病防治宣教, 号召全社会共同关心职业健康、重视职业病防治。
3.3 加强监管, 逐步完善相关的标准规范
加强职业卫生监管队伍建设, 充实人员, 加强培训, 不断提高监管能力和水平。监管部门应敦促用人单位, 对于接触或拟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必须在其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进行完善的职业健康检查, 将检查项目与其实际接触到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统一起来。加强监管企业对出现疑似职业病和职业禁忌证的劳动者的后续处理。使某些职业病诊断标准应更明确、清晰, 切实保护受害劳动者的利益。
3.4 遵循伦理学中的尊重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中均明文规定了相关责任人在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之后, 均应及时如实告知劳动者检查的结果。然而在实际工作中, 对于职业病的诊断鉴定结果往往能在规定时间内对劳动者进行告知, 而对于职业健康检查结果中与职业病危害因素无关联事项, 不一定对劳动者进行逐一告知。医学伦理学基本原则中有一条是尊重原则, 医生应该尊重接受检查的劳动者, 实施职业健康检查之时, 有必要将进行此检查的目的、各检查项目的意义、最终检查结果等向劳动者解释清楚。此外, 要尊重劳动者的隐私, 特别要保护相对弱势的人群。在进行职业健康检查中, 若发现了职业禁忌证, 除了通知劳动者本人之外, 处于尊重患者的立场, 也应告知用人单位, 使其尽快让劳动者脱离职业病危害因素[5];若劳动者已诊断为职业病, 还需尽量帮助他们获取应得的经济补偿。
3.5 遵循伦理学中的公正原则
程序的公正原则实际上就是形式的平等, 或者说, 在对待有关方面相同的人群我们应该同等对待, 而对于不同方面的人需要不同对待。在对劳动者实施职业健康检查前, 需按照其所接触到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不同, 确定不同的检查项目, 并且在进行检查时要严格掌握原则, 保障所出具的检查报告科学、权威、准确, 不可使其受用人单位、劳动者或其他个人和行政部门的干扰。同时, 我们应当考虑到, 尽管不同的受检者接触到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有可能完全相同或部分相同, 但因为人们个体差异的存在, 疾病的表现是多样化的[6], 因此, 需对国家职业病诊断标准有充分的认识, 才能够公正、准确地进行诊断和鉴定, 从而保障劳动者的权益。
摘要：在我国, 职业病日益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职业病不仅严重损害了劳动者的生理和心理健康, 危及其生命安全, 而且可能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的和谐安定造成负面影响, 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职业健康检查是为了早期发现职业病而采取的措施, 其目的是为了对职业病实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本文从伦理与法律的角度出发对当前我国职业健康检查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论述, 较深入地分析了我国职业健康检查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
关键词：职业病,职业健康检查,伦理
参考文献
[1]刘柱.卫生部:中国已进入职业病高发期2亿劳动者遭受职业病危害[EB/OL]. (2010-11-10) [2010-09-14].http://news.sina.com.cn/c/2010-11-09/165421442104.shtml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5号《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Z].2015-05-01.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GBZ49-2014《职业性噪声聋的诊断》[S].2014-10-13.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GBZ188-2014《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S].2014-10-01.
[5]周健.职业病防治体系的构建研究[J].中国公共卫生管理, 2010, 26 (1) :24-26.
从“李天一案”看律师职业伦理 篇8
查看近半年来的相关新闻报道，李天一的监护人梦鸽为其前后更换了5任律师，加之同案其他被告人、被害人的律师，在这个扑朔迷离的“轮奸案”中，共有近10名律师参与辩护、代理或提供顾问服务。而庭审后，李天一监护人梦鸽向媒体公布了同案魏某辩护人李某律师“……获取李天一辩护人资格以求出名，为竞选全国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加分”的短信后，再次迎来各路媒体狂欢，北京市司法局开始要求本案多位律师前往“汇报”。而一位认证资料为北京某律师事务所主任的“新浪”微博发文，称“李天一案”是被害人杨某设计的“仙人跳”阴谋，涉嫌与境外势力勾结，其中一句爆粗口的微博内容更引发关注，律师职业伦理这样的宏观命题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公众视野。
通过媒体的报道不难看出，在李天一的数位辩护人中，除了前两位低调解除合同外，自现任辩护律师陈某开始，整个辩护策略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先是对外高调宣称李天一没有参与轮奸而是嫖娼，拟作无罪辩护（8月28日的庭审确实也是从无罪角度展开辩护），随后梦鸽的私人法律顾问兰某律师开始以“李家新闻发言人”的身份在“新浪”博客或微博发文，将舆论关注引向了“究竟是嫖娼还是轮奸，究竟是合理索赔还是敲诈勒索”的讨论上来。如果说这些可理解为律师的整体策略或舆论引导，没有明显逾越律师伦理界限的话，那么后来李天一辩护人的辩护词提前在网络曝光（多处曝光被害人隐私），魏某辩护律师与梦鸽的短信往来以及其接受媒体采访的解释，及至近日雷某律师的“仙人跳”论调，已无可置疑地引起了公众包括律师同行对“律师伦理”的关注或再思考。
中国对律师的职业伦理有着严格的规定。《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规定，律师不能诋毁、损害同行声誉，不能虚假承诺或夸大自己的专业能力等。纵观李家的部分律师或欲成为李家律师的某一两位律师，其在本案中的诸多言行，已然涉嫌侵害了委托人的权益，更有虚假宣传、夸大自己专业能力的倾向。同案魏某辩护人李某律师也许说出了问题的本质：“我需要一个大案件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与知名度，谁都想出名，我也不例外……”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何那么多律师热衷于想做李天一的辩护律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惜重新解构事实与证据，创新策略与方式，正当目的或许可理解为是为了委托人利益，但夹带私利的出名欲望无法合理排除。我们需要思考，诸如“李天一案件”中部分律师的言论或行为，是否逾越了律师伦理的界限。
关于律师究竟在中国法治建设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即便《律师法》第二条给出了明确回答，但在现实生活中，争论从没停歇过：正义与功利，程序与正义，技能与伦理，经济与道德，似乎没有哪个职业可以像律师这个职业那么矛盾而复杂，他们在很多角色上交织着、冲突着、妥协着，正是这些原因，使得律师的职业伦理状况在部分公众眼里充满了悲剧色彩或不堪。必须正视的是，一些律师违背职业伦理道德底线的行为本身又加剧了公众的不良看法与情绪，以至于掩盖了律师正常的执业行为和律师职业伦理本身的特殊性。于是当有人问及律师究竟是商人还是公平正义的维护者，究竟是以维护委托人的利益第一还是要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很多时候没有标准答案，因为这里面存在矛盾和割裂，和谐与对立乃至斗争，因而更加凸显了律师职业伦理的复杂性与矛盾性。
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是，律师收益高低不完全与专业技能成正比，这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律师生活品质的好坏与个人抱负的施展，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行业的健康发展与声誉。所以当魏某辩护律师发出“谁不想出名”的质问时，作为律师同行，多心有戚戚焉。
笔者认为，在当下，作为律师，若做不到兼济天下，起码能独善其身。为一己私利，置行业规范于不顾，置委托人利益于不顾，甚或置法律规范于不顾，在污染这个行业健康发展的同时，最终毁掉的必然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