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困境

研究困境（共12篇）

研究困境 篇1

摘要：国内学者对财务困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财务困境的标志选择、财务困境本质的规范、财务困境的预测以及财务困境成本度量这四个层面。比较明显的是, 有关前三个层面的研究和成果比较丰富, 对于财务困境成本的研究相对较少。分析了国内学者对财务困境成本研究领域的现状和问题。

关键词：财务困境成本,财务困境成本的度量

1 引言

财务学关于财务困境成本的研究由来已久, 关于财务困境成本的早期研究使用的是破产成本的概念。上世纪90年代以来, 相关文献中出现的多是财务困境成本的概念。对于财务困境成本的分析首先出现在经典的最优资本结构理论中。按照MM理论, 如果仅考虑公司税, 那么公司的最优资本结构应该是100%的负债, 但在现实中, 公司的资本往往由权益资本与债务资本共同组成, 债务只占公司整个资金来源的一部分。公司债务数量的主要限定因素就是财务困境成本。公司举债越多其陷入财务困境或破产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 必须在增加债务所带来的税负节约和财务困境成本之间进行权衡。公司的最优资本结构存在于财务杠杆的额外利得和财务困境成本正好相等时。但也有学者认为, 财务困境成本在最优资本结构理论中的作用并不显著, 并不能作为公司债务的税负节约的抵消。本文的目的正在于对财务困境成本的估计、影响因素分析等一些经典研究及其方法与结论进行梳理, 分析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现状。

2 财务困境成本的存在性研究

研究财务困境成本存在性就是研究财务困境和公司价值之间关系。目前, 国内外学者对此还未达成一致的结论。归纳起来, 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无关论, 即财务困境对公司业绩没有影响;第二种是财务困境成本论, 即财务困境对公司业绩存在负面影响;第三种是财务困境收益论, 即财务困境对公司业绩存在正面影响。

目前我国学者对财务困境和公司业绩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中以财务困境对公司业绩有负面影响为居多。研究财务困境和公司业绩之间关系的主要的研究文献有以下几篇。

(1) 吕长江、韩慧博 (2004) 对107家困境样本企业在陷入困境以后的业绩变化的实证研究, 采用非预期业绩损失作为间接困境成本的估计指标。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困境成本显著为正, 财务困境会导致公司业绩的下滑。虽然财务困境的效益在困境期内有所体现, 但不足以补偿困境成本所造成的损失。

(2) 吴世农、章之旺 (2005) 选择1998-2002年间沪深股市40家ST摘帽公司A股为财务困境企业样本, 从“经营业绩观”和“权益价值观”两个角度考察我国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财务困境成本, 研究发现, 从陷入财务困境之前到解除财务困境之后, 企业经行业调整之后的平均主营业绩虽然有所增长, 但经过市场调整之后的权益市场价值平均下降了2.04%, 表明投资者平均承担2.04%的财务困境成本。结果表明当企业陷入财务困境, 会影响公司的业绩, 财务困境成本是存在的, 并且当财务困境企业所在行业业绩不佳时财务困境成本更高。

(3) 李伟等 (2006) , 从相关利益者角度对财务困境成本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综述, 并给出了经验证据, 认为财务困境成本是指在财务困境期间内企业给相关利益者所造成的损失之和, 财务困境成本可以分为股东承担的财务困境成本、债权人承担的财务困境成本以及其他相关利益者承担的财务困境成本。

(4) 廖冠民、陈燕 (2007) 以1999一2005年间陷入财务困境的177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以资产报酬率和销售增长率度量公司业绩, 考察了国有产权对于财务困境企业业绩的影响。他们发现, 在财务困境期间, 无论在公司其国有产权的比例是多少, 当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的时间, 公司业绩是有明显下降的, 并且国有产权的存在可以降低财务困境成本, 而且公司规模越小, 财务杠杆越高, 国有产权对困境公司的积极作用越大。

(5) 颜休春 (2007) 选取2000～2005年度沪深股市33荦ST摘帽公司为财务困境企业样本, 从主营业绩和流通股市值两个视角定量考察我国上市套司的区域财务困境成本。研究发现.虽然财务困境促使企业改善.了经营业绩, 但这种经营业绩的改善在中部企业得到投资者的认可, 在东部和西部企业并未被市场上的投资者所认同, 投资东部和西部企业的投资者分别承担了44.37%和16.73%的财务困境成本。从结果中我们不难看出无论公司所处的区域有所不同, 财务困境对公司业绩还是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3 财务困境成本影响因素的研究

现有的文献关于财务困境成本影响因素的研究比较零星、分散, 一般认为公司特征因素会影响到财务困境成本的大小, 这些因素包括资本结构复杂性、财务杠杆的高低、资产的流动性和重组的难易程度等。国内对财务困境成本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的主要是章之旺、吕长江等人。

(1) 章之旺 (2004) 选取了1998年-2002年度沪深股市42家ST摘帽公司作为研究样本, 检验我国上市公司财务困境成本的决定因素, 结果表明, 财务困境成本的高低除了与财务困境的程度正相关外, 还与行业经济状况显著相关, 即当财务困境企业所在行业业绩不佳时, 财务困境成本更高。

(2) 吕长江、韩慧博 (2004) 的研究结果是:研究了上市公司财务困境、财务困境间接成本及其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证研究企业陷入财务困境以后业绩变化的情况, 本文认为。我国上市公司的间接财务困境成本显著为正, 从总体来看, 公司的间接困境成本大约为企业价值总额的25%-36.5%之间, 资本结构对这种业绩的变化所引起的困境间接成本具有显著影响。负债率越高的企业, 在困境期内将损失越大的市场份额和利润。

(3) 姚宏善 (2007) 从公司规模、举债程度、投资程度、经营能力、获利能力、成长机会以及资产专用性角度探讨公司特质与财务困境成本之间的关系, 从市场经济状况和行业经济状况来探讨外部环境与财务困境成本之间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 财务困境成本与公司规模、举债程度、流动性、呈负相关关系。而与投资程度、获利能力、成长机会、资产的专用性呈正相关关系。他所得出的一个比较新颖的结论是由于破产法的具体规定不同, 陷入财务困境企业所付出的成本有所不同。一般对债权人保护力度更大的破产法会引起较高的财务困境成本, 对股东保护较好的破产法引起的财务困境成本相对小一些。

(4) 章之旺、张正堂 (2008) 基于对财务困境的形成及解决机制理论分析, 认为财务困境成本的影响因素应包括资产特征、债务特征、产品特征和成长性等公司特征。资产特征包括资产流动性、资产专用性、资产担保价值和资产规模四个指标。债务特征包括债务融资能力和债务结构之复杂程度。产品特征则指产品/服务的独特性。以沪深A股2002-2004年间首次出现债务违约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 得出如下结论:资产流动性、债务融资能力与财务困境成本负相关;资产专用性程度、债务结构的复杂程度、成长性与财务困境成本正相关。

4 研究结论

在界定财务困境成本是企业陷入财务困境到走出财务困境这段时间所发生的成本的情况下,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 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的时候, 其业绩具有明显的下降趋势, 即财务困境成本是存在的。而且公司特征、债务特征、产品特征、资本特征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经济情况等都对财务困境成本有比较明显的影响。所以公司的经营管理者对从影响公司财务困境的成本的因素公司规模、举债程度、公司治理结构等入手, 避免公司进入财务困境或在公司进入财务困境的时候使其付出的成本最小。

同时我们也发现, 目前国内对财务困境成本的有关研究比较松散、零星, 而且主要集中在财务困境成本论的界定和影响财务困境成本的因素上。对于比较难度的财务困境成本的度量, 除了章之旺等少数人的文献之外其他人的研究成果很少, 无论是规范分析还是实证分析都很少涉及到此。但是研究财务困境成本的度量对整个财务困境成本理论体系的形成具有很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可以对财务困境成本的度量和估计做相关的研究, 使其能有所突破。

参考文献

[1]吕长江, 韩慧博.财务困境、财务困境间接成本与公司业绩[J].财务管理, 2004.

[2]章之旺.上市公司财务困境成本的定量分析—基于1998-2002年度ST公司的实证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 2004.

[3]吴世农, 章之旺.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困境成本及其影响因素[J].财务管理, 2005.

研究困境 篇2

——《礼记·郊特牲》

先贤有言：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本文选取明史作为个案，意在以断代史研究的方式对传统专制制度下的土地法制作一个全程式考察。明王朝兴于开国之初的地权均平，灭于积重难返的地权困境，笔者尝试以尽量俭省的笔墨从法律制度的视角描述这个由治而乱的过程，分析法律制度所导致的足以颠覆一个王朝的巨大危险。本文的命题是，明代地权困境的实质是整个专制主义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困境，回避这一要害问题，无论是土地的定期性调配还是财政赋税层面的改革都不过扬汤止沸而已，专制主义不除，地权困境就永远是一柄按在中华民族咽喉上的利剑。

一、地权基本格局

《明史·食货志》曰：“明土田之制，凡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初，官田皆宋、元时入官田地。厥后有还官田，没官田，断入官田，学田，皇庄，牧马草场，城壖苜蓿地，牲地，园陵坟地，公占隙地，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赐乞庄田，百官职田，边臣养廉田，军、民、商屯田，通谓之官田，其余谓民田。”

官田和民田不完全等同于公有土地和私有土地。官田，从产生依据看，包括皇帝的个别赐予、依法令设立（如屯田）、依官职取得为官服务的（如百官职田、边臣养廉田）、为公益目的（如学田）；但是，从权属看，则包括国有土地（如还官田，没官田、断入官田、屯田等）、皇室所有土地（如皇庄）、官僚贵族所有土地（如赐乞庄田）。这一点倒是表明了古代中国“官”与“公”之间的一种无法区分的暧昧关系。民田，指官田以外的可买卖的土地。经过元末战争，大批土地荒芜，战乱又导致大量流民，明王朝为恢复社会经济秩序，保证国家财政收入，采取了鼓励垦荒，扶植自耕农的政策，因而地权趋于分散，自耕农所有占相当大比例。这部分土地属于民田。

明代土地的权属格局是在官府主导下构建起来的。朝廷有权宣布任何一片土地为官田，明初为财政目的抄没江南民田即为一例，发展屯田和鼓励垦荒扶植自耕农的政策也反映了官府对土地的直接分配。所以，官府行为是土地资源配置的重要渠道之一。其次是民事流转。明代法律明确规定，官田“不许私自典卖”，民田得以典卖、继承、赠予等方式流转。明中叶以后，土地流转频繁，有“田宅无分界，人人得以自买自卖”之说。民间典卖土地，自行立契，按则纳税。但是，土地的民事流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民间惯例的限制，主要是在典卖田宅时，本族、本宗、本姓的人享有优先购买权，民田的卖方不得自由选择买方，而买方如不具有与卖方同族、同宗或同姓的身份，则无权购买。

明代黄册、鱼鳞册的编制建立了确认土地权属的制度。《大明律》则对盗卖田宅的违法行为规定了具体刑罚，为土地所有权的成文法保护确立了基本规则。

二、里甲赋役制度

在自耕农经济的基础上，明初制定了严密的黄册里甲制度，控制田亩和户口，以便征派赋役。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下令“籍天下户口，置户帖、户籍，具书名、岁、居地。籍上户部，帖给之民”。洪武十四年（1381年），在户籍制度基础上进而建立黄册里甲制度，其内容为：“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后以丁粮多寡为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鳏寡孤独不任役者，附十甲后为畸零。僧道给度牒，田者编册如民科，无田者亦为畸零。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册，以丁粮增减而升降之。……上户部者，册面黄纸，故谓之黄册。……其后黄册只具文，有司征税编徭，则自为一册，曰白册云。”

明代的赋分为田赋与杂赋，以田赋为正赋，沿袭唐宋以来的两税法，以夏税、秋粮为正项。田赋之外，还有各种名目的杂赋，杂赋中最重要的是“上供物料”，即地方为宫廷和中央各部提供的物资，一般根据朝廷需要的品类和数量，摊派给各地。赋税率因田主身份（官绅与庶民）的不同而有轻重之别。明代依循旧制，给予贵族和官绅阶层免税特权。各王、公贵族占有的庄田是免税的，他们的家庭成员和部分佃户也被免除了差徭负担；官绅地主则按品级优免赋税，根据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的规定，京官一品免粮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二品免粮二十四石，人丁二十四丁；以下依次递减，至九品免粮六石，人丁六丁；地方官则按品级各减京官一半。其不入流的教官、举人、监生、生员等，各免粮二石，人丁二丁。而各州县所规定的优免额，实际上远比国家定制为高。至崇祯年间考中进士便可免除赋税和徭役。

明代前期确立了正役和杂役两类徭役。正役又称里甲正役，是里甲最主要、最基本的役务，即由里甲人户轮流承担“催征钱粮，勾摄公事”的差役。除正役外，还有杂役，包括由特殊人户应充的军役、匠役两类，以及其他服务于各级政府的职役，如随官听差、公堂听差、狱卒、门卫、斋膳夫、解运税粮官物、养马等，各地编征的名目和数量不一，总的原则是“因事编佥”。徭役的摊派同赋税一样有身份之别。朱元璋于洪武十年(1378年)颁布法令免除政府官员之家的徭役。至嘉靖二十四年，官员不仅免徭役，而且免赋税。

按官绅或庶民的不同身份而征派轻重不等的赋役，是一种身份性赋役制度。这种区别对待的赋役制度，实际上等于授权官府合法剥夺庶民财产无偿分配给官绅和贵族阶层。另一方面，它又意味着优免赋役的贵族和官绅拥有土地资源的成本大大低于赋役较重的庶民，这就为土地资源流向贵族和官绅创造了便利条件。明代身份性赋役制度的一个结果是，农民为逃避苛重的赋役，经常携带田产挂靠（“挂名投靠”）到官绅或贵族门下，委身为奴僮，当时称为“投靠”。官绅地主因此可凭借其优免赋役的特权获得大量廉价土地和劳动力，身份性赋役制度构成此种土地资源配置的制度背景。另外，“因事编佥”原则造成徭役的不确定和随意性，使得官府有权任意调派农民的劳动，实际上构成对农民财产的变相征用。

三、反兼并法

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个朝代，稳定都是官府压倒一切的目标。分散的自耕农经济是明王朝创建之初的经济基础，在统治者看来，维持普遍的自耕农经济就是维护安定的政治局面，因此，抑制土地兼并、打击豪强历来就是明王朝的基本国策。

明初朱元璋颁布过一系列反兼并法令：洪武元年（1368年）诏令曰：“耕者验其丁力，计亩给之。使贫者有所资，富者不得兼并。若兼并之徒多占田以为己业，而转令贫民佃种者，罪之”； 洪武五年（1372年）六月朱元璋作铁榜九条申诫公侯，严禁功臣和公侯之家倚势强占官民田产；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规定，公侯大官“其山场水陆田地，亦照原拨赐例为主，不许过分占为己业”。

然而，严厉的反兼并法并未收到预期效果，自明中叶始，土地兼并日益剧烈，造成如下后果：第一，税田额数大幅度减少，失额土地“非拨给王府，则欺隐于猾民”，官僚贵族占有土地并以合法或非法手段免除了赋税，成为非税田，财政税收因此相应减少。第二，失去土地的农民或者沦为佃农，或者流亡，沉重的赋役日益转嫁到尚保有土地的中小田主身上，也导致他们的破产。第三，民不聊生，流民遍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社会动荡不安。第四，土地兼并和欺隐，导致户籍登记与土地所有状况相互脱节，黄册里甲制度徒具形式，赋役秩序混乱。

为什么严厉的反兼并法无法阻止土地兼并？明代的统治者和学者们对此有很多议论。相当多的学者，如方孝孺、解缙、徐光启等，认为土地兼并的根源是土地私有和土地可以买卖，因而，反兼并的根本对策应是土地国有化，即由政府直接分配土地，土地禁止买卖。

土地国有化政策究竟是对症下药还是饮鸩止渴，要看土地兼并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当时土地兼并的主要方式如下：第一，皇室成员、勋威、贵族借助政治特权大肆侵夺官田和民田，皇庄和贵族地产迅猛扩张。第二，官僚地主利用职权强占民田。第三，军官、豪强、内监瓜分屯田，化公为私，甚至役使屯丁。第四，贵族、官僚地主以接受“投靠”的方式兼并土地。第五，地主利用高利贷兼并自耕农土地。第六，人民为躲避苛重的赋役不得不贱售土地。上述凭借政治特权进行的掠夺，动辄几百顷，几千顷(如皇庄的扩张)，其规模和速度都远远超过一般地主以购买方式进行的土地兼并。

由此可知，土地兼并和地权集中的最主要原因是：特权阶层凭借法外特权进行掠夺；以及，身份性赋役制度和沉重且无法预见的赋役负担导致自耕农破产，以致他们被迫携产投靠或贱售土地。因此，地权集中的根源并不是土地私有以及土地可以买卖，正相反，不公正的地权集中恰恰是因为自耕农对土地“私有”得不够。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赋役上的不公正待遇使官绅阶层对自耕农的剥夺合法化；二是官府有权任意征用农民的劳动时间和私有财产；三是农民无力对抗来自官府和特权阶层的侵害。正是这三个因素导致农民的土地财产权残缺而且脆弱，起初保有土地的农民很容易横遭掠夺而不得司法救济，也很容易破产卖地继而陷入赤贫。因此，自耕农失去土地和土地资源不公正集中的真正根源是自耕农的私有财产不受法律同等保护。

四、主要经营方式：租佃制

由于地权趋于集中，无地农民居多，明中叶以后租佃制成为土地的主要经营方式。租佃关系基于地主和佃农的租佃契约而产生，租佃契约记录了土地所有人和承租人之间权利与义务、利益和风险的分配。首先看地租的种类和租制：地租分为劳役地租、实物地租、货币地租三种，实物地租占主要地位；租制有分成租制和定额租制两种，分成租制是指将实际收成按主佃议定的比例分配，定额租制是指不论实际产量多少，佃户都要交纳议定的租额。其次看地租率，据估计，当时的地租率大都占收成50%以上，甚至还有达到70%和80%的。再次，地主为防止佃农欠租，在契约中采用了几种担保办法：一是押租钱或赔价钱，即佃户须先交纳一定量的钱做押金，才能租得田地，租佃关系解除时，押金归还佃户。押租在租佃契约中甚为流行。二是预收地租，即地主在出租土地时，预先索取一年或者几年的地租。另外，在契约之外，佃农还可能有其他负担。最后，地主可能以毁约换佃为借口强行提高地租。

租佃关系所反映的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利益分配格局自有其经济和法律背景。首先，地权集中致使无地农民剧增，地狭人稠的局面导致农民竞佃。土地资源的稀缺可以部分地解释农民在承租土地时为什么会竞相交纳批田银或批赁银，地主为什么会经常性的增租夺佃。但这个解释是不够的，农民被土地束缚和依附于地主不仅仅是土地稀缺造成的，明王朝的重农抑商政策和限制农民自由迁徙的严法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工商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农民没有另谋出路的自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明代的抑商政策不仅体现在官府对商业的过度管制（如市籍、专卖、海禁等制度）、对商人的过度剥夺（如沉重的商税、铺行火甲等）以及严厉限制迁徙自由（如里甲、路引制度）方面，而且还表现为官僚权贵利用特权经营工商与民争利。抑商政策使农民无法自由迁徙、自由进入城市市场，这种城乡分隔越严厉，地主对土地的垄断占有就越是得到强化，而无地的农民就越是容易遭受盘剥。

如果说农民在租佃关系中遭受了不公正对待，或者地主夺佃增租属于违约行为的话，那么，农民能否获得适当的法律救济呢？明代规范租佃关系的规章典据不是国家制定法而是民间惯例，因为统治者认为民间田土之事不过“细故”而已。虽然不能否认惯例中也有保护农民利益的内容，但民间惯例更多的还是对富人的维护。官方对民间惯例的态度是，只要有书面契约的形式，且不违反刑律，就承认契约内容的效力，并对违约行为施以惩罚。这种放任政策不仅体现在立法上，司法裁判也是如此。户部《教民榜文》明令：“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不许轻便告官，务要经本管里甲老人理断，若不经由者，不问虚实，先将告人杖断六十，仍由里甲老人理断”。洪武末年，为“严越诉之禁，命老人理一乡词讼，会里胥决之，事重者始白于官，然卒不能止。越诉者日多，乃用重法，戍之边”。虽然，明代律法没有明确赋

予“里甲老人”正式的司法权，亦未纳之于正式的司法管理系统，但从以上记载看，“里甲老人”确实掌握着田土争议的调解或仲裁的权力，而且法律通过严禁“越诉”强化了这种权力。

国家立法和司法裁判权在租佃关系上的放任姿态并不表明当时的农村是一个世外桃源般的自治社会，相反，在身份性赋役制度造成的歧视和压榨之下，以及法律对农民选择自由的严厉限制之中，立法和司法上的放任反而纵容了农村社会中的为富不仁和恃强凌弱。如果说土地资源稀缺、城市化迟滞造成了地主的自然垄断地位的话，那么，法制上的放任则把这种财富垄断下的经济强制合法化并上升为法律的强制。

故而我们实在不必惊诧于史不绝书的明代农民暴动。从洪武到万历年间（1368年—1620年），农民的斗争目标主要是抗租、夺地、平田，有时直接针对地主的“冬牲”和“大斗大秤”等勒索方式。明末，北方李自成义军提出了“贵贱均田”、“不当差，不纳粮”、“平买平卖”的口号，要求土地所有权，要求减免赋役，主张建立公平的交易秩序。南方农民的权利主张也从抗租、减租发展到要求耕作权和土地所有权。农民的减租减赋、均田永佃的要求，其实质是主张对土地和劳动成果的正当权利，主张财产权。亚当·斯密说，“财产权和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依存的。财产权的保护和财产的不平均是最初建立政府的原因，……”。然而，中国农民为争取自己的财产权却必须推翻政府——既然以国家暴力为基础的政权不能保护财产权，不能缓减财富垄断所造成的经济强制，不能为财产受到非法侵害的农民提供司法救济，不能保障农民另谋生路的自由，那么，人们只好抛弃这个并非他们所选择的政府了。正如洛克所说，“当立法者们图谋夺取和破坏人民的财产或贬低他们的地位使其处于专断权力下的奴役状态时，立法者们就使自己与人民处于战争状态。” 暴力成为官府和农民之间唯一有效的周期性对话方式，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进步”就只能体现为血与火的惨烈记录，而不是恒产恒心所催动的自由秩序的演进。

六、明王朝的财税改革

面对财政收入的锐减和社会的动荡不安，明政府被迫调整政策，进行财税改革。在一条鞭法实施前，中央和地方已经出现一些初步的改革措施。例如，针对差役负担不确定、官吏和里甲书差舞弊以及黄册所载丁粮严重失实导致的差役负担不均，天顺元年(1457年)朝廷正式诏令“行均徭法，禁里长害民”。均徭法将各级政府所需差役的项目、等级和名额确定下来，将里长佥役的权力收归官府，黄册之外，查勘实在丁粮多寡，另编均徭册，改变临时佥点办法，改行里甲轮役制。再如，明中叶后的赋役折银措施将各种名目的征派制为定额，以及赋役定额化改革。

只是在这些局部改革之后才有著名的土地清丈和一条鞭法改革。万历六年(1578年)内阁首辅张居正下令：清丈全国土地，清查漏税的田产和追缴欠税；制订《会计录》和《清丈条例》颁行天下，限令三年内各地查清溢额、脱漏和诡寄等。到万历八年(1580年)，据统计，全国查实征粮田地达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时期(1487-1505年)增加近三百万顷，政府赋税收入因而剧增。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又把嘉靖初年在福建、江浙等地由甘澧、庞尚鹏、海瑞等人推行的一条鞭法，在全国推广实施。一条鞭法集均徭法、赋役折银定量等改革措施之大成，主要内容是：（1）统一役法，并部分地“摊丁入地”。即把原来的各项徭役合一，一律征银，官府需要力役，则拿钱雇人应差。（2）田赋及其他土页方物一律征银。（3）以县为单位计算赋役数目。（4）赋役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一条鞭法按丁、粮派役，即把一部分原按户或丁计征的负担转为按土地多少征收，使无地少地农民，减少了丁役负担。赋役合一折银，减少了里长官府合谋舞弊的机会，而且，有利于减轻农民人身依附，它是唐代两税法之后的重大改革。一条鞭法的实行使明政府赋税收入增加，万历初期十年间，史称最为富庶。

但是，随着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的去世，一条鞭法逐渐名存实亡，以一条鞭法为大成的整个财税改革完全失败了。它的失败原因并不在于人亡政息，甚至也不在于皇权的腐败和吏治的松懈，在本文看来，专制主义制度下的财税改革至多起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一时之效，失败是注定的。朱元璋说过，“为吾民者当知其分；田赋力役以供上者，乃其分也！” 在皇帝眼中，赋役是人民对皇家的绝对义务，可是，皇家和官府又给了农民什么呢？王法禁不住王公勋戚对农民土地的掠夺，也管不住各级官府在“一条鞭”外大量加征派款，反而还强加给农民歧视性的赋役制度——法律规定了农民的赋役却保障不了农民对其土地和劳动收益的财产权，农民完全成为供皇帝、王公贵族和各级官吏汲取财富的工具。农民不受法律同等保护的地权之上负载了一个不惜涸泽而渔的统治集团，这就是明代财税制度极度败坏以至无法挽回的根本原因。托克维尔在评述法国封建制度时说，“无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违反它相当于实行暴政，恪守它就相当于服从法律”。就是说，在国家赋役法之上还应有更高一级的法，那就是“无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原则，此项法律原则的两个潜在要件是：第一，纳税人的同意意味着他们有权选择政府和决定政府的规模与功能，从而控制政府财政，第二，纳税人的同意决不是无对价的，其对价必须是国家承诺并切实履行保障人民财产权的法定义务。然而，中国的皇帝却没有这些个观念，他们把赋役视为农民的天然义务，法律就是他们自己的意志，赋役立法何须经过农民的同意？他们从来都是把暴政视为当然！明后期的财税改革，虽然以法明文界定了赋役额度、征收程序和计量方法，但它没有建立起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契约，国家法律和民间私有财产之间依然关系紧张甚至是激烈冲突的。这是专制主义政体下赋税制度的本质，这个本质决定了它的命运。

结 语

上市公司财务困境研究 篇3

摘 要 上市公司的财务困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资本市场健康持续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之一,财务困境不仅给公司股东和债权人带来重大损失,而且会影响整个社会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因此,研究财务困境的形成原因以及防范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财务困境 成因 防范

一、财务困境的界定与标志

对于财务困境(Financial distress)的定义与界定,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曾有过不同的定义,国外学者的定义主要有:Beaver(1966)把破产、拖欠优先股股利、拖欠债务界定为财务困境;Altman(1968)定义的财务困境是“进入法定破产的企业”;Deakin (1972)则认为财务困境公司“仅包括已经经历破产、无力偿债或为债权人利益而已经进行清算的公司”;John和Kose(1993)将财务困境定义为“在给定的时点上,公司的流动资产不能满足其书面合同的现金需要时就是财务困境”。1983年,Altman和Edward在《财务困境解剖学》一文中指出:所谓公司财务困境实质上就是指当一个公司或者企业处于经营性现金流量不足以抵偿现有到期债务而被迫采取改正行动的情况,财务困境可能导致企业违反和约的规定。

国内学者如陈静(1999)、陈晓(2000)、吴世农 (2001)等从研究方便的角度,大都把上市公司因财务状况异常而被特别处理(ST)作为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标志。

尽管国内外界定的标准有所不同,国外的研究大多都是将企业根据破产法提出破产申请的行为作为确定其进入财务困境的标志,国内文献多数以上市公司被特别处理(ST)作为陷入财务困境的标志,但其所指的范畴比较一致。

二、财务困境的成因

对于财务困境的成因,主要有两个理论:现金流量理论(framework of a cash-flow model)和因素分析理论。

1.现金流量理论。James E. Walter (1957) 对现金流量理论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讨论。后来,Beaver(1966)、Blum(1974)使用该理论来选择财务困境分析预测的指标。现金流量理论的基本内容是:企业可以看成是一个流动资产“水库”,流入补充“水库”,流出消耗“水库”,“水库”对流入、流出起缓冲作用。企业清偿可以看成是“水库”耗尽,即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那一时点。

2.因素分析理论。因素分析理论从影响企业陷入困境的因素出发,分析、研究财务困境影响因素与财务困境之间的关系,然后根据这种关系解释财务困境形成的原因。国内的学者对于财务困境的成因也进行了一些深入的分析,尽管没有形成一套理论但也从各因素进行了探讨,主要概括如下:

1.宏观方面的因素

(1)全球经济环境。当今的社会是一个经济趋于一体化的经济体系,各个国家之间的关联越来越紧密,一个大国的经济出现问题有可能导致其他国家受到牵连。因此在这个大环境下,全球经济环境也是导致公司出现财务的一大因素。

(2)国家经济政策与法规。国家的经济政策与法规会造成公司的经营环境很大的改变,如果公司不能顺应政策的改变而做出相应的应对措施,公司很容易陷入财务困境。

(3)行业背景。决定企业盈利能力的根本因素是行业的吸引力,行业固有的盈利能力决定着该行业中某个企业的盈利能力。

2.微观方面的因素

(1)核心产品不具再有竞争力。由于核心产品不再具有竞争力导致主营业务收入急剧下降,不再具有足够的资金来偿付负债和各项费用,从而引发财务危机。

(2)成本和费用过高。过高的费用导致公司的净利润下降,公司的流动资金很少,不足以应付一些意外的资金需求,从而导致公司陷入财务困境。

(3)公司的治理结构不合理。目前我国公司治理结构存在很多缺陷,例如“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等现象。而目前的“监事会”“独立盖事”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只是一个“花瓶”,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4)企业的内部控制机制存在问题。一些公司没有建立起合理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从而導致一些资产项目出现问题,资金链断裂,导致公司无法经营下去。

三、财务困境的防范

企业要想避免财务困境,必须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这一方面的研究我国的学者主要是针对财务困境出现的原因进行分析,主要有以下方法可以减少和防止财务困境:

1.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采取措施促进经理人市场发展成熟并建立长期的企业经理人激励制度,我国上市公司对企业经理人只注重当期业绩的报酬激励制度,,导致了企业经理人在履行契约过程中的目标行为短期化。

2.严格流动资产管理。流动资产是企业得以维持周转的关键要素,企业必须对流动资产实行严格管理,以处理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和必要的投资。

3.加强企业的风险内部控制机制。对于企业已投资或将要投资的项目要进行不断的风险评估,风险系数超过企业的承受能力的应该予以高度重视,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4.确定合理的债务结构。财务杠杆和经营杠杆必须设定在合理的范围内,不能超过企业现有的资产承受能力,并且应把收益的不确定因素做最大的估计。

参考文献:

[1]秉成.企业财务困境概念内涵的探讨.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6).

[2]陈晓,陈治鸿.中国上市公司财务困境预测.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2000(9).

企业财务困境研究综述 篇4

关键词：财务困境,企业失败,财务风险

1 引言

企业作为“经济人”, 其存在的目的是追逐利益, 创造财富, 实现资本的增值, 但是, 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 会有很多风险因素, 包括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 譬如行业特性的变化、外部政策的变化和内部控制的变化等, 从而很可能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

实践中, 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是一个量变的过程, 企业从正常状态到困境的发生, 大部分是经营状况逐步恶化堆积引起的。由此可见, 使得企业财务困境的预测成为可能, 也更有现实意义。因此, 国外学者已经对企业财务困境研究形成理论热点, 但国内在此方面研究不多, 起步相对较晚。

2 国外关于企业财务困境的研究

早期传统的财务困境预测只是单变量的, Beaver (1966提出财务困境预测的单变量模型, 他使用5个财务指标对79对困境公司和健康公司做了一元判定分析, 发现现金流量分析比总负债比具有更高的判定效率。之后, Beaver (1968) 在之前的研究基础上, 使用一元判定模型对股价信息进行财务困境预测, 发现财务指标比市场收益率有更好的预测能力。

Altman (1968) 首次使用多元判别分析预测企业的财务困境, 其提出的Z模型相比之前的财务预测模型有了更好的预测能力和预测效率。模型如下:

后来, Altman、Haldeman (1977) 提出著名的ZETA模型, 通过财务报告分析信用风险, 预测会发生财务危机的企业精确度高达96.2%, 不会发生财务危机的企业精确度高达89.7%。发现此模型效率更加优于之前的Z模型。

Alman提出的Z模型只包含财务因素的模型, 预测公司短期内破产的概率。到了20世纪80年代, 判别分析法被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替代, 并且Logistic回归分析法开始在财务危机预测方向占主流地位。最先应用Logistic模型预测财务危机的是Martin, Martin (1977) 在研究中发现, 样本数据呈现正态分布、变量之间相互独立、有相等的方差、不同组别之间有不等的均值, 线性判定函数只是此模型的特例。他用银行数据样本对Z模型、ZETA模型、Logistic模型进行比较, 发现Logistic模型预测能力最好。

Altman提出的Z模型只包含财务因素, 这就将公司财务危机原因发生局限于公司财务报表数据, 而没有包括行业特征、市场特性、宏观政策等非财务变量。早期一些研究用价格剩余这一市场因素预测企业破产, 发现股票市场因素在公司破产早期就可以进行预测。如Beaver (1968) 发现, 公司破产前五年失败公司组剩余收益中位数低于非失败组;同时破产前五年财务比率中现金流比总负债会有更好的可能性比率;在可能性比率和现金流比总负债之间的关系是单调的;在破产前五年, 现金流比率相对较高, 带来较高的可能性比率, 这一发现暗示了高的现金流量比率带来的风险比低现金流量比率的风险高。不仅如此, 他给出将来预测公司失败和其他财务数据应用的基准。在Beaver所做的二分法判别测验中存在两点局限性, 其一是二分法判别认为预测比率模型是二分的;其二是在样本中断点附近的具体数值无法用来判断具体的情形。

EIHennawy、Morris (1983) 研究中认为, 某些市场收益性变量能至少5年预测公司的财务危机, 在加入股票价格剩余这一变量后大大提高了模型的预测效果。Shumway (2001) 发现, 即将破产公司的市场价值往往被低估, 市值出现缩水。

国外有研究发现, 宽松货币政策的条件下, 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概率降低。在经济衰退时期, 企业更容易陷入财务困境, 削减货币供应量将对企业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Darayseh等 (2003) 研究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破产的影响。构造一个风险模型预测企业失败, 风险模型比先前的静态模型更优越, 该模型使用任何可用的信息对所有公司在任何时间点的破产可能性进行预测;同时避免了在静态模型中选择误差;利用风险模型对一系列公司超过31年的观测, 他发现有一半的财务指标对公司风险预测是低效率的, 而一些忽略的市场变量和企业破产有很强的联系。

Pesaran (2006) 等从个体因素中分离企业还款违约概率与宏观经济因素变动之间的关系, 发现汇率、利率的变动和企业财务状况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Pascal (2006) 讨论了宏观经济因素对日本企业财务困境的影响, 发现国内导向型公司对GDP变动的敏感程度高, 出口导向型公司的财务危机受汇率变动的影响程度大, 资本密集型公司受利率变动的影响程度高。

在国外最近研究中, Paolo Giordani (2014) 等人在logistic破产模型中考虑到公司失败和负债、利润、流动比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有效提升了模型的预测能力, 准确率达到70%~90%;样条模型从特殊视角研究了企业破产因素之间的非单调关系, 发现低负债率并且高利润的公司比标准模型中给出的风险更高;同时提出了研究市场类型的变量与企业失败之间的非线性的意义, 对未来研究方向做出启示。

3 国内关于企业财务困境的研究

相比国外而言, 国内相关的研究起步较晚。国内对此较早的研究有陈静 (1999) 等人对上市公司财务恶化进行预测。她将被ST的企业界定为失败的企业, 在沪深两市选取同行业、同规模共27组ST公司和非ST健康公司作为样本, 然后对样本组分别进行立面分析、一元判定分析和多元判定分析。其中立面分析比较了样本组即ST公司和非ST公司在财务比率之间的区别;一元判定分析虽然可以简单方便地进行预测, 但其只是利用某个时刻的一个比率, 不能全面综合其他的财务比率, 故其误判率也较高。在多元判定分析中根据Fisher准则得到ST组和非ST组的两个判定方程, 并发现多元判定模型的成功率比一元判定成功率高。陈静选取的研究样本来自不同的行业, 而不同行业之间的财务比率缺乏可比性, 会影响模型预测的准确性。同时她将被ST的公司定义为失败的公司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有些公司财务状况发生恶化并没有被ST, 公司管理者往往需要在公司经营状况恶化的初期即被ST之前, 及时改变经营策略, 缓解并走出企业所面临的困境。在她的模型中忽略了这样一类公司的存在, 使得模型的预测能力下降。

在宏观经济因素方面, 王克敏 (2006) 等人通过匹配困境公司组和非困境公司组, 综合宏观经济环境的因素, 使用Logistic模型检验公司治理结构对公司财务困境的影响;研究发现, 公司治理结构、大股东占有可能与企业发生财务困境有相关关系;对工业增加值和实际利率水平的变化反应敏感的企业更容易受到宏观经济因素变化的影响;同时得出了公司财务困境是由企业财务因素, 治理结构因素和宏观经济因素共同合力而产生的结果, 企业自身的内部因素是主要因素, 外部因素弱于内部因素。肖贤辉 (2012) 等人运用向量自回归、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脉冲函数和方差分解的方法分析研究公司样本, 发现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利率水平都和企业财务困境风险存在着显著相关关系, 而通货膨胀水平以及汇率、资本市场因素影响不大, 从而为上市公司的财务风险管理提供了理论支持。该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本文中并没有考虑到不同行业对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利率水平等宏观经济因素的变化敏感程度不同。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 很多风险模型中加入了股票变量, 邓晓岚 (2008) 等人通过COX比例风险模型和Logistic离散时间风险模型检验了股票市场变量和宏观经济变量对上市公司的财务风险变化的影响, 研究发现加入股票变量后的风险模型对公司的财务风险变化更有解释能力。同时证明了公司的市值规模、股票换手率、年度超额收益率和公司财务风险之间的显著关系。局限是没有分行业具体分析加入股票变量后的模型对财务风险的解释能力。

虽然之前很多学者认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会给公司的财务困境风险带来不同的影响, 但宽松的货币政策未必带来正面的积极效应。季伟伟 (2014) 等人指出在央行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时候, 由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不是可持续的外部因素, 虽然短期可供企业的贷款额增加, 使得企业扩张成为可能, 从而企业加大投资, 但同时潜在风险也在加大。当回到紧缩货币政策时期, 投资的滞后影响会对企业财务风险产生较强的负面影响, 更容易使得一些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由此, 在利用宽松货币政策给企业带来的机遇的同时, 也要提前做好防范潜在可能存在风险的一些措施。

4 结语

我国对企业财务困境的研究相对较晚, 对企业财务困境的研究需要在样本选取、指标选择和模型设计等方面需做出如下改善:

(1) 2007年我国实行新会计准则, 考虑到样本特性一致, 应将样本选取时间统一在2007年之前或2007年之后, 很多学者在选取样本的时候并未考虑到这一点。

(2) 由于企业财务困境影响因素的变化并不能完全反映在当期企业经营状况的表现上, 即对企业财务困境的影响是滞后的, 往往需要研究滞后一年或两年的经济变量相关关系。

(3) 以往很多研究只是针对制造业或者某一个行业, 其研究结果并不能反映各行各业的相关特征, 以后在做相关研究时需考虑到行业细分, 得到更为全面的分析结果。

(4) 选择不同的预测模型会对预测结果的准确性产生不同的影响, 现今研究学者使用较多的是多元判定模型, 在多元判定模型中要求自变量服从正态分布, 这一点在很多研究中并不能得到满足, 所以在做研究分析一定要注重模型理论基础, 合理正确使用模型。

参考文献

[1]W.H.Beaver, Financial Ratios as Predictors of Failure[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66 (4) .

[2]Edward I.Altman.Financial Ratios, Discriminate Analysis and the Prediction of Corporate Bankruptcy[J].The Journal of Finance, 1968 (4) .

[3]T.Shumway, Forecasting Bankruptcy More Accurately:A Simple Hazard Model[J].Journal of Business, 2001 (1) .

[4]Darayseh M, Waples E, Tsoukalas D.Corporate Failure for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Using Firms Specifics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with Logit Analysis[J].Managerial Finance, 2003, 29 (8) .

[5]M.Hashem Pesaran, Til Schuermann, Scott M.Weiner, et al.Macroeconomic Dynamics and Credit Risk:A Global Perspective[J].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2006, 38 (5) .

[6]Pascal N.Macroeconomic Factors and Japan’s Industry Risk[J].Journal of Multi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2006 (8) .

[7]Paolo Giordani, Jacobson T.Taking the Twists into Account:Predicting Firm Bankruptcy Risk with Splines of Financial Ratios[J].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2014 (4) .

[8]陈静.上市公司财务恶化预测的实证分析[J].会计研究, 1999 (4) .

[9]王克敏, 姬美光, 赵沫.宏现经济环境、公司治理与财务困境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 2006 (9) .

[10]邓晓岚, 王宗军.股票市场表现、宏观经济环境与公司财务困境[J].重庆大学学报, 2008 (4) .

[11]肖贤辉, 谢赤.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财务困境风险的影响[J].湘潭大学学报, 2012 (4) .

乡镇财政困境成因分析与对策研究 篇5

【摘要】 乡镇财政的运转直接决定了整个国家基层公共职能的实现。在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探讨乡镇财政解困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以乡镇政府财政困境为研究对象，从财政体制的视角分析原因，并提出取缔乡镇独立的财政职能，由县级政府实施统收统支管理体制，以解决乡镇财政困境问题。

【关键词】 乡镇财政困境 成因分析 分税制 统收统支

一、引言

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对缓解我国当时中央政府的财政困境、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增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贡献卓著（周飞舟，2006）。但是，在为中央政府带来巨额财政收入的同时，分税制的实施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日益严峻的乡镇财政困境即是其中之一。乡镇政府是中国五级政府中最基层的一级，服务的对象是中国最广大的农民。乡镇财政的运转直接决定了整个国家基层公共职能的实现。然而，目前我国大部分乡镇财政运行效果不佳，很多乡镇财政甚至陷入困境。

时至今日，论述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国内文献甚多，讨论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探讨改善分税制体制下转移支付制度的效果；二是探讨解决基层地方政府主要是县级政府财力困境的方法；三是探讨规范和管理预算外收入及非预算收入问题。遗憾的是，国内文献对于中国最基层且最接近广大民众的乡镇政府的财政困境问题关注较少，而探讨解决乡镇政府财政困境的研究更是鲜有涉猎。

县级政府财权和财力固然有所欠缺，但是通过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纵向转移支付可以部分弥补这一缺口，而且通过现行的三级财政扁平化财政管理模式，通过省直管县，可以更大程度上解决县级政府面临的支出问题（贾康，2002）。但是对于我国最基层的乡镇政府，其与县级政府的财权、财力相比，县强乡弱则更为明显。

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分税制体制下乡镇政府的财权、财力与事权的严重不对称，使其已难以成为一级财政。因而可以考虑取缔其独立的财政功能，将其作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在县级以上政府继续实行分税制的大环境下，县级政府对辖区采取统收统支的管理体制，从而为乡镇政府解困。

循此思路，本文第二部分分析归纳了目前我国乡镇财政陷入困境的成因；第三部分探讨了取消乡镇财政职能实施体制改革的必然性；第四部分是本文的对策建议部分，提出了当前实施统收统支管理体制的对策建议。

二、乡镇财政困境成因分析

分税制设计的是中央财政与省级财政之间的分配格局，但是这种格局对省级以下财政，尤其是对县乡两级财政也会产生巨大影响。首先，原来属于县乡收入的部分企业税收按分税制规定划为中央收入；其次，按照中国目前的财政体制设计，上一级政府有权决定它与下一级政府采取的财政划分方法，所以各级财政遵循“本级优先”原则，中央政府的做法被地方各级政府纷纷效仿，上级财政都将税源集中且易于征收的税收划归本级财政，最终形成了层层向上集中的收入分配格局。而现行分税制对各级财政的支出责任并未明确划分，导致支出责任层层下放，这就造成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基层政府的收入能力与日益增长的支出责任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

1、财力与事权不相匹配

分税制改革后县乡财政的财权大大缩小，事权不断下移，成为县乡财政困难的重要原因（贾康、白景明，2002）。实施分税制以来，中央的资金集中度得到提高，省级政府的资金集中度更是平均每年增加2%，市级政府同样在想方设法提高资金集中度（周飞舟，2006）。财权和事权对称的原则要求各级政府均有自己大宗稳定的、与事权相适应的财源，而乡镇财政却没有自己大宗稳定的税源。上级财政在财力分配上层层“向上集中”，将大税种、大税源划归到自己手中，而将征管难度大、征收成本高、税源分散的小税种“甩”给了县乡政府，造成县乡税收增长乏力。

与此同时，我国地方政府还要负责诸如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障等本该属于中央政府提供的服务，而这些公共服务的提供责任又不是均匀地分配给各级地方政府的。由于上级政府拥有分配公共服务的主导权，往往把本应承担的责任推给下级政府，下级政府不堪重负。从而使现行财政体制造成的收入上敛以及地方教育支出沉重成为造成乡镇财政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周飞舟、赵阳，2003）。对于乡镇政府而言，财权和财力的丧失、事权的加重，收支的矛盾愈发加剧。

2、转移支付制度不够完善

如果一个国家要强调地区之间的财力均衡和社会公平，那么就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制

度（Robin Boadway，2006）。地方政府尤其是乡镇基层政府收入与支出的不匹配，需要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等方式来弥补。在地县本级财政支出里，本级财政收入大约占65%左右，上级转移支付占了35%左右；而基层政府即县乡政府对转移支付的依赖度达35%，部分山区农业乡镇依赖度甚至更高。因此，转移支付成为基层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但是，目前我国的财政体系中，四种主要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形式均有自身的缺陷：税收返还的设计是为了鼓励地区兴办企业、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与建设财力和事权相匹配的体制相背离；一般目的转移支付的测算基础不够科学，实现不了财力与事权的匹配；过渡期转移支付的规模很小，起不到太大的调节作用；专项拨款名目太多，很多专项拨款需要地方政府提供配套资金，这种转移支付资金数额的决定也没有一定的标准。

解决“基层政府可利用财政资源的巨大区域性差异以及贫困地区日益严重的财政收入短缺”这一农村公共财政的最大问题，最为科学可行的制度——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并没有随着分税制推行而建立起来（黄佩华，2002）。因此，转移支付的不科学、不完善是造成县乡财政困难的重要原因（李茂生、陈昌盛，2004）。

3、农业税费改革，大幅减少乡镇税源

对于以农业为主的中西部地区而言，在分税制改革之后、农业税改革之前，农业税和农业的提留统筹以及其他的集资收费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点。县与乡镇政府对农业税费实施了划分，县政府保留大部分乃至全部的农业税，乡镇政府则主要依靠提留统筹和其他的集资收费。这导致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倒闭、转制之后，农民负担突然变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对于大部分中西部地区的县乡政府而言，农业税、提留统筹以及面向农民的集资收费远远超过了其他税收，成为其财政收入的主体。这成为2002年全国农村税费改革的直接背景（周飞舟，2006）。

2002年，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取消了村级“三提五统”，2004年取消了除烟叶外的其他农业特产税，2005年全面取消农业税。这些都是山区农业县乡镇的“看家”税费，这些税费的取消导致乡镇财政锐减。税源锐减、财政减收直接挑战分税制在农业乡镇的运行基础。

4、举债负担沉重

由于财政收支缺口大，难以满足基本公共支出需要，转移支付又存在时滞和配套资金的问题，因此乡镇政府将举债作为财政开支的主要来源。

在乡镇二、三产业落后的情况下，县乡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农民收入。近年来，原料成本上涨，传统种植业盈利水平低下，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间接制约了县乡财政收入的增长。此外，个别乡镇领导利用借款搞投资，形成重复建设，投资后没有形成经济效益，承担的债务无法偿还，也加剧了乡镇财政的债务包袱。

在税源短缺、转移支付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大规模的债务严重制约了乡镇政府发挥其为辖区提供地方性公共物品的功能。并且基层财政的债务危机，如果处置不当，任其发展，也会影响上级财政的安全和基层社会的稳定。

三、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1、分税制实施愈发艰难

一是乡镇分税制已有名无实。尤其是山区农业县乡镇，税费主要来自于农业税和“三提五统”，烟叶税也只在少数乡镇征收。由于二、三产业发展滞后，其他税收更是微乎其微。在无税可以分享的局面下，乡镇财政已然失去了分税和开支的基础。

二是税收征管与财政体制脱节。税源减少，导致乡镇财政工作重心发生转变，乡镇开展税收征管和财源建设的积极性与责任感也就日渐减弱。为节约征收成本，税务机构对一乡一所的机构作了调整，一个基层税务所要管辖几个乡镇的税收。并且，乡镇税务机构只对上级税务部门负责，乡镇政府及其财政部门对税收部门的协调能力日渐减弱，已无法形成协调机制和工作合力。

三是财政管理措施乏力。在分税的范畴内不管制定怎样的财政管理体制，其管理措施产生的作用都不会大，反而会因财政管理不到位，引发一些财政管理、财政支出、财政考核等方面的问题，制约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因此，有必要思索一种有别于分税制的管理体制，以解决乡镇财政日益严峻的现状。

2、取消乡镇政府的独立财政职能

财政联邦制理论认为，从经济效率上考虑，由最了解信息（并且具有做出正确决策动机）的人做出决策能够带来最多的好处。作为一个客观事实，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比中央政府在了解公共服务偏好信息（以及

成本信息）方面，由于更贴近当地居民而具有天然的优势（王雍君，2007）。因此，理论上来看，作为最贴近普通民众的乡镇政府，在收集和处理民众对公共物品的偏好信息以及提供农村公共物品和服务方面具有最佳优势。然而，就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乡镇一级财政，名义上是基层财政，但一直缺少相应的财力支持。分税制之前基本上就是“吃饭财政”，实行分税制后，基层财政上划中央很多，乡镇政府保运转、保工资更加困难。近年来，随着农业税取消，乡镇政府职能和财政供养人员上划，税务、金融、工商等机构己经按经济区域而非行政区域设置，维持原有乡镇财政体制的配套环境己经发生重大变化。财政系统如仍坚持按乡、镇行政区划建立乡财政机构，已经丧失了基本的配套环境。并且，占乡级支出大半的乡镇教师工资由县级统一发放后，乡镇财政的主要任务只剩下政府人员工资支出，乡镇财政的内容就更虚了，在省地方财政级次中，乡镇已称不上一级财政。作为一级财政的作用和必要性，已经不复存在。

3、统收统支的管理体制

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又称“收支两条线”，基本特征是中央政府处于主导地位，并且中央政府统一制定所有收支项目管理办法，一切开支标准也同样由中央政府统一决定。地方政府组织的财政收入要全部上缴中央财政，地方政府所需的相关支出全部由中央财政另行拨付。

无论是从税源的分布情况、预算管理级次、金库的建立，还是从乡镇政府机构的设置来分析，乡镇政府的财政管理体制一直很不完备。因此，可以考虑撤销乡镇一级财政，简化财政级次，由县级财政对乡镇财政实施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

四、对策建议

处理好县乡两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关键就是要科学界定县、乡两级事权和财权。就当前的乡镇财政实际情况而言，可以考虑在县级以上政府继续推行分税制改革的大环境下，对乡镇一级财政实施统收统支的管理体制，以解决日益严峻的乡镇财政困境。

1、乡镇收入纳入县级收入

不再对乡镇下达税收任务，国税、地税及财政所在乡镇征收的税收、非税收入不再区分乡镇，全部纳入县级收入。同时，取消对乡镇税收工作的考核，乡镇的财政收入数量不再作为评估乡镇政绩的依据和标准。

2、县级财政承担乡镇支出

乡镇收入收归县级之后，乡镇所有支出也相应由县级财政按照部门预算的原则统一核定后给予财力转移支付补助。基层干部可以将时间和精力用在发展地方经济和社会事业上。

3、鼓励税源建设

乡镇税收任务取消后，其对税源建设、税收征管的积极性肯定会减弱。要立足当地实际，因地制宜地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例如，可以把乡镇辖区内的个人建房装修税、部分车船使用税、畜牧行业税等税收委托给乡镇代为征收，并将征收额度的补助返还乡镇，用于补充业务支出和基础设施建设。

4、防范新增债务

规范乡镇支出，防范乡镇新增债务。例如，对待乡镇赤字方面可以采取以奖代补及共同消化的办法，帮助乡镇消化财政赤字。对县级以上安排的乡镇项目建设配套经费由县级全额承担，避免乡镇发生新的债务。

5、抓好过渡期管理

实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在县级以上财政部门继续实施分税制前提下进行的，因而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更替需要过渡性的政策和时间。过渡期间，要坚持利益分配格局、预算管理权限、资金管理和财务审批权限不变，确保乡镇的财政支出不影响乡镇经济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中职化学教学困境的突破研究 篇6



中图分类号：G633.8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8-925X（2012）11-0142-02

摘 要 中职化学教学因其特殊的现状特点和教学内容，如何与时俱进更新教育理念，如何将这些深奥难以理解的化学知识形象化、具体化、生动化，如何提高教学的有效性、突破化学教学困境是当下中职化学教师不断探索的问题。

关键词 中职化学；教学；教学困境

1 中职化学教学面临的主要困境

中职化学的特点是理论性强、概念抽象、代谢途径复杂、内容枯燥乏味，是历年来学生反映最难学习的一门课程。在此，笔者想首先引用一篇教学杂志上的调查问卷来侧面反映目前中职化学教学的现状和问题。问卷针对 300 名中职学生进行了如下的问答（1）在中职化学科目的学习过程中带给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2）对你而言，化学学习中的难点在哪里？（3）你希望老师在课堂教学中做哪些方面的改进。最终的问卷结果如下：生动新颖的实验以及教师轻松幽默的课堂讲解占到学生印象最深刻的前两位；而在学生认为化学学习中最困难的部分是哪里的答案中，需要大量记忆的繁琐的化学公式和抽象的理论概念不出意外的上榜；而多达 90% 以上的学生希望教师在日常的课堂教学中能丰富教学形式，充分活跃课堂气氛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可见目前中职化学课堂教学形式、方法过分单一，教学目标不够明确等问题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化学教学在中职教育工作中高效的开展。

2 中职化学教学困境产生原因

2.1 客观原因：

中职化学教材内容抽象、枯燥、乏味、专业性强，涉及的化学结构式、反应过程复杂、难记，代谢过程仅有文字叙述，中职学生难以理解；另，由于教材的权威性，专业知识的严密性，使教师教学受到制约，对枯燥难记的概念、化学结构及代谢过程必须按教材讲授，以保证生物化学知识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完整性，限制了教师的课堂发挥。其次，各种条件的限制，化学教学缺乏直观的教学用具，传统教学方法难以动态表述代谢物化学结构的变化特点和代谢过程的化学变化。再者，运用多媒体进行教学时，个别教师制作课件存在困难，课件制作水平不高，只是将文字、图片罗列出来，难以动态展示代谢过程的变化规律，教学效果不好。因此，当下中职化学难学、难教和难学好、难教好已成为中职化学教师、学生面临的主要问题。

2.2 主观原因：

中等职业学校生源主要是初中毕业生，相对而言学生基础差，缺乏扎实的化学知识，学习目标不明确，厌学且学习方法不当等问题明显。而且，教学大纲规定的内容多，但学时少，且课程安排衔接不当。另，部分中职化学教师在社会要求不断提高和教学对象质量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变得有些无所适从，更有部分化学教师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固步自封、不思进取。如何帮助中职化学教师转变观念，不断提高教师的教书育人水平，是目前中职学校化学学科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3 中职化学教学困境突破策略

3.1 调动学生积极参与化学教学： 中职化学课堂教学因其特殊的现状特点和教学内容，需要教师从教学形式等多方面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放在首位，只有这样中职化学教学的效率才能得到提升。中职院校的学生学习基础相对较差，而且对专业课比较重视，这就给化学课教学增加了难度。那么中职院校如何使学生积极地参与化学教学过程，提高化学教学的质量呢？

首先要揭示化学之美，稳定学生学习兴趣。寓美于教，以化学所固有的和谐美去感染学生，陶冶他们的审美情操，使学生保持对化学的兴趣。不少化学实验具有美的魅力，例如氨气极易溶于水，溶于含有酚酞的水中会变成红色的喷泉，把湿润的红色布条放入盛氯气的集气瓶中，布条的红色褪去。这些神奇美妙的化学现象能唤起学生探索化学美的求知欲望，强化他们萌动的好奇心，促进学生的兴趣沿着有趣、乐趣向志趣的方向发展。

教师在化学教学过程中还要挖掘教学内容与材料、能源、环保、生命、农业等科学的联系，使学生感到化学就在我们身邊，生活中处处有化学。使学生明白化学内容基础，却影响深远。让他们认识到在科学技术和物质生产高度发展的今天，必须掌握一定的化学知识，来激发他们热爱化学的情感和努力学习的动机。另外，作为教学主导的教师还应该做到以下几点：充分调动学生参与教学活动（教师应先提出问题，让学生讨论、分析，再引入教学内容）；挖掘学生参与的原动力，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为学生创设参与的机会，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

3.2 重视增设实验环节： 中职化学课程是一门实验科学，学生们也喜欢通过亲自动手去领会生物化学的奥秘，让学生亲自实验探究知识往往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化学实验教学应为学生创造更多的参与机会，增强他们参与的意识。在教学中，把课本中设备简单、操作方便、安全可靠的演示实验改为分组实验，适当增加分组实验的次数。由于学生对自己亲自设计方案并实施的实验会更有兴趣，操作就会更精确，观察更细致，参与的意识更强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可把培养学生的实验能力具体化为以下几个方面：（1）按一定目的安排实验活动；（2）让学生独立完成观察与实验；（3）让学生分析实验所得资料及数据，得出正确的结论与报告。

实验课程教学可以考虑给学生开设大大小小实验项目，实验项目要有一定难度梯度，从较简单的“糖颜色反应”的验证实验到“α-淀粉酶活力测定”探索实验循序渐进，不断培养学生们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3 多种方式开展教学： 在适当的时候，可以让学生登讲台讲课，培养他们的自信。例如，在讲解糖有氧氧化时，因为第一个反应阶段和糖酵解的过程相同，就可以让学生来讲解反应过程，同时设疑，为什么同样的过程无氧和有氧情况下产生的能量却不相同，这种方法能取得了较好的化学教学效果。

另一种开展教学的方式是善于“设问”。例如讲解蛋白质变性时，先提出疑问生鸡蛋易消化吸收还是煮熟的鸡蛋易消化吸收，然后再讲解蛋白质变性的概念、理化性质的改变及变性的临床应用。再如讲解酪氨酸代谢时，先让学生了解白化病的临床表现，再讲代谢过程；讲解氨基酸脱氨基作用时，先讲肝炎患者的临床表现，为什么肝炎患者皮肤、眼球发黄，是不是眼球、皮肤变黄色就是肝脏疾病，就会传染呢，然后再讲解代谢过程，这样既能提高学生兴趣又能增强记忆，而且能把枯燥的理论和临床应用联系起来。

参考文献 

[1] 袁孝风. 化学课程教学技能训练[M].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2008.

[2] 郑长龙. 新课程教学法 [M]. 沈阳：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跨专业研究生学习困境及对策研究 篇7

近几年, 一阵强过一阵的“考研热”席卷中国各大高校。究其原因, 无外乎两点:一是考生对自身素质提高的要求, 二是越来越严峻的就业形势的压力。而在这浩浩荡荡的考研大军中, 跨专业报考研究生的队伍逐年壮大, 引人注目。经过自身不断努力, 进入梦寐以求研究生学习生活的他们, 在学习过程中将会面临些什么问题?笔者作为一名跨专业研究生群体中的一员, 体会颇多。整体归纳, 可以从找到问题、分析原因和寻找对策逐层递进的解决这一问题。

二、利弊之辩——对跨专业研究生的思考

(一) 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与跨学科、跨专业学习

跨学科研究领域已经成为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的一个新亮点。跨学科, 学术界也称作交叉学科, 最初是从英文interdisciplinarity翻译引进的。跨学科的涵义是指对于典型学科之间的问题的研究。它是指两门或两门以上不同学科之间紧密的和明显的相互作用, 包括从简单的学术思想, 到全面交流整个学术观点、方法、程序、认识和术语以及各种资料。跨学科是一种多学科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的合作研究, 是打破学科界线进行的科研活动。而社会需要与科学内在逻辑的交叉点以及不同学科的交叉点是科学突破和产生的生长点。这种学科融合、交流和合作从很大程度上要求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的跨专业培养。所谓跨学科、跨专业, 不是知识的线性相加, 而是新知识的突变。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时代背景和国际人才竞争的大格局下, 社会更加需要具有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并能够取得创新成果的创新型人才。传统学科建设中单兵作战、单科突进的方式局限了学生的视野和思维, 不利于学生触类旁通。学科建设应强调以学科协同发展为主要途径, 以人才和知识集成为核心, 建立面向国家战略任务和国际学术前沿的跨学科平台与团队。这些学科平台应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和共享性, 形成跨专业的交流、集成。这样的学科发展背景为跨专业研究生打开一条康庄大道, 虽然研究生教育仍然是专业教育, 但专业教育要建立在更为广博的知识基础之上, 所以要求学生在已有专业的基础上涉猎更多的专业领域。跨专业研究生在此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 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将是是研究生教育的必由之路。

(二) 跨专业研究生学习中的跨度问题

许多考生不仅跨考想关专业, 有些什么进行文理科间的大转行。复杂的学习背景, 复杂的求学意图, 复杂的求学态度, 导致了跨专业研究生培养的困境。

1. 无明确的方向感

跨专业研究生都会面临着“三座大山”的压力:一是基本功扎实的同学;二是有专业水准要求的导师;三是找不到坐标点的新求学生涯。如何给自己定位;如何对新专业重拾自信;如何规划今后的职业和人生, 这都是需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精力和心血去克服的问题。

2. 无扎实的基本功

现在跨专业的研究生, 学习过程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基本知识结构构建十分不完善, 当他们进入研究生学习后, 面对一个没有系统学习过的专业, 很多基本概念和基本框架都不曾在头脑里, 基础不说赶不上本专业的学生, 就是连本科是文科专业的学生都相差甚远, 写论文都困难重重, 更谈不上什么研究了!

3. 无就业的优势

随着研究生的逐年扩招, 社会上有着高学历的人才数量急剧增加, 虽然读了研究生, 相比本科而已自身的竞争实力增强了, 但是不容忽视的是社会的就业压力也加大了。研究生当中, 应用型的研究生要比学术型的更受欢迎, 因为他们更容易就业。而像一些纯文科的专业, 比如历史、哲学、法律等专业更是巍然屹立于十大难就业专业, 地位短时期内无法撼动。很多人不得不经历三年的研究生学习后, 选择专业之外的工作。

三、跨专业学习困境之原因

跨专业考研的同学, 跨考的初衷无外乎以下四类:

1.考大学时年少无知, 凭感觉胡乱选择了一个专业, 或者是成绩不理想, 被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真正进入大学后对自己的专业不甚满意, 经过四年的本科学习, 不甘心命运的安排, 希望通过考研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

2.并非不喜欢自己的本专业, 只是求职欲望强, 希望通过跨专业的学习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 为以后的厚积薄发打下坚实基础;

3.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人, 经过几年的实践, 发现自身的专业发展前途有限, 需要拓宽自己的专业素养;

4.为了考研而考研, 有许多人根本就没有好好学过原来的专业, 甚至从没认真考虑过是否自己适合考研, 只为了就业, 才选个看起来容易的专业去考, 他们追求的仅仅是硕士学位而已。

基于这样一些原因, 跨专业考研学习的困境也显而易见:

1.由“隔行如隔山”带来的立场不明, 立足点不清晰, 学习过程中没有很好的正对性;

2.跨考后的新专业没有基本的框架结构和思维方式, 基本知识建构不完善, 与周围同学的基础相距甚远, 也无法达到导师的要求;

3.研究生课程的设置是基于本科课程之上的, 在注重知识连贯性的同时, 更强调知识的专业性与深度。对于跨专业研究生来说, 课程过于专业化, 而研究生又强调自主学习, 所以学习起来难度重重。

四、跨专业学习困境之对策研究

跨专业研究生对于所学专业来讲, 不仅基础知识薄弱, 而且对本专业的相关知识, 相近知识严重缺乏, 特别是对于这一学科的思维方式, 特点更是不了解。这就要求学生、导师和学校三方共同努力。

1.确立奋斗目标

进入研究生阶段后, 特别是跨专业的同学, 应该尽快为自己设定新目标, 有目标才有意义, 有目标才能根据目标有针对性地准备, 而不是东看看西瞧瞧, 走到哪儿算哪?而老师在这个时候应该引导学生尽快从本科阶段或者以前的工作中转变过来, 尽快适应研究生阶段的学习。

2.激发学习兴趣

相信能够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的学生都具有一定探索知识的能力, 关键就在于能否把这种兴趣激发出来。不管他是跨考生还是调剂生, 只要培养出对这门专业的兴趣, 在学习过程中都会产生一种强劲的学习动力, 事半功倍。

3.制订科学的课程培养计划

学校和导师能因材施教, 合理地对学生进行培养, 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对培养多学科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也有着很大帮助。

4.强导师责任制

导师在研究生成长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导师应该根据学生的特定, 因材施教。为学生制定不同的读书目录, 因为每个人的专业基础不同, 所要阅读的书籍就有所差异。同时, 研究生和导师在讨论交流的过程中可以建立起一种尊师重教、平等、互爱的关系, 在这种良好的师生关系氛围中, 必将促进研究生的专业学习。

5.正确对待就业

要加强对研究生的职业价值观教育的理论指导, 教育和帮助研究生正确认识与评价自我, 树立正确的职业理想, 确定恰当的职业期望值, 把职业选择的出发点定在社会需求的现实之上, 处理好理想与现实的关系。

总之, 跨专业研究生因为其特殊性以及普遍性, 在得到关注的同时, 也期待有更好更适合的培养方式, 帮助他们尽快适应研究生阶段的学习,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摘要：根据近年来跨专业研究生队伍的不断壮大这一现象, 分析了跨专业研究生在学习中将会遇到的一系列问题, 并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策略。

关键词：跨专业,研究生,学习,研究

参考文献

[1]、王琦.徐艳丽.研究生就业问题分析与对策研究[J]广东工业大学学报, 2005, (12) 。

[2]、田志超.董志云.关注跨专业调剂研究生的心理压力[J]中国研究生

[3]、翟亚军.李淑琴.对跨学科专业研究生培养问题的几点思考[J]河北工业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1999, (4)

当前初中历史教学困境的研究 篇8

一、当前初中历史教学面临的主要困境

⒈教学手段不够先进

随着教育投入的加大,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在初中学校得到了大面积普及。但是部分教师因为自身运用技能不足,以及对信息化教学手段重视程度不足,没有将其有效运用到历史课堂教学之中,导致课堂信息量不足、枯燥乏味。

⒉教学模式不够自主

部分教师在教学中沿用老经验、老模式,没有发挥学生的自主性,教学以自己的讲解灌输为主,没有循循善诱地引导学生分析各种历史现象、历史人物,以及发掘历史规律,不注重学生的能力培养。

⒊教学空间不够拓展

历史与学生的生活息息相关,了解过去方可展望未来。部分教师几乎没有结合历史课堂教学开展丰富的拓展活动,所有教学活动局限于课堂这个单一的教学空间,导致教学工作停滞不前。

二、以新课程理念为指引,有效促进历史教学深入开展

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笔者认真分析了教学中面临的各种困境,以针对性措施进行逐一突破,有效的促进了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

⒈以先进的教学手段辅助课堂教学

教学手段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成为教师开展有效教学的重要帮手,其侧重体现在增加教学信息容量和营造教学浓厚情境两个方面。笔者在教学中将这一手段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如在《甲午中日战争》的教学中,笔者从网络中下载了有关甲午中日战争的影片,选取其中最为激烈的战争场景制作成教学课件,在课堂上进行演示。看到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以及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时,课堂的气氛变得凝重起来,这一场民族危机让学生的心灵受到了震撼。笔者乘势引导学生明白落后就要挨打,弹丸之国日本能够在中国这头沉睡的雄狮面前称王称霸, 就在于当时中国的发展较为落后,中国人的民族凝聚力没有得到加强,通过这样的教育让学生增强民族凝聚力,增强为报效祖国而努力学习的责任感。在教学中,笔者还播放了我国在钓鱼岛海域巡航的画面, 以及国家领导人、外交部发言人对相关事件的论述,让学生的思想情感从悲痛激愤当中转移到自豪激动之中,让学生明白今日的中国已不同于晚清政府,中华民族的强大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事实证明只有民族凝聚、民族强大,才能自我保护并为世界和平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这样的教育方式使学生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⒉以自主的教学模式推进课堂教学

教学模式的自主是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重要抓手,笔者在教学活动中给予学生自主的平台,提升教学素质化水平。例如在《祖国统一的历史大潮》的教学中,笔者以《七子之歌》导入情境,要求三名学生在事先查阅资料的基础上,向其他学生介绍港澳台问题的由来,并启发学生: 如果你是国家的领导人,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在维护国家安定发展局面的前提下,解决回归后的社会制度问题? 笔者同时向学生出示一组思考题:一国两制是谁提出的构思? 这一构想的目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特别行政区特别在何处? 中央政府对特别行政区恢复行使主权主要表现在哪几点? 如何正确全面地理解一国两制这一构想的地位、价值和意义。笔者要求学生分小组进行讨论,并由教师对学生学习中出现的不全面之处进行点拨启发。笔者接下来在课堂上演示了港澳回归的画面,由负责香港课题和澳门课题的学习小组,分别上台运用投影仪演示港澳回归后繁荣稳定的景象:有港澳街头的热闹场景;有数据图表显示;有香港澳门居民的采访。让学生明白港澳顺利回归后保持了持续的繁荣稳定,从而验证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性。接下来,笔者启发学生分小组讨论:七子中尚有台湾没有回归祖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要求学生从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两岸交往的基本原则和任务、中央政府对台湾回归后的政策和港澳特别行政区有何异同等角度进行分析。学生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讨论, 加深了对解决台湾问题方向、原则、措施的理解,同时也增强了维护祖国统一、促进台湾回归的意识,不仅完成了知识点的灌输,同时训练了学生的思维分析能力,强化了爱国主义教育。

⒊以趣味的教学拓展延伸课堂教学

在历史教学中,教师除了抓住课堂之外,还要进行课外的延伸,帮助学生巩固理解。例如在文化大革命相关内容的教学后,因为这一时期远离学生的生活,但是与学生的爷爷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爷爷奶奶都是这场浩劫的经历者。笔者要求学生向自己的爷爷奶奶或者邻居进行访问,向他们了解文革期间的一些事情,通过身边人的亲身经历让学生加深对文革造成的危害具有更为直观的认识,在这样的拓展中加深了对教学内容的理解。

中等师范学校教学困境研究 篇9

中等师范学校是中等专科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培养目标主要是将学生培养成为合格的学前教育或初等教育的教育者。这些教育者的教育对象主要是指适龄的青少年，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教育者的引导。可见教育者的质量关乎重大，故中等师范学校作为培养教育者的教育机构肩负着重要使命。然现实难如人意，中等师范学校在完成使命的过程中困境重重，现仅以教学过程中的困境为例进行分析并提出策略。

一“请教”与“请学”

中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孔子主张对学生的教学应该做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意思是在教学时必须先让学生认真思考，在思考了相当时间后还想不通的，然后再启发他;学生思考而有所领会，想说而未能以适当的言辞表达出来时，才去开导他。多美妙的教学画卷，学生自学，认真思考，实在无能为力再请教老师;孔子也提到过学习应该“不耻下问”，这中间无不包含了教学中学生向老师请教的场景。教学本该如此，学生主动学习，学生是在自己选择、消化、吸收知识，学生也能将知识掌握得更牢固。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个知识大爆炸的信息时代，时代需要学习能力强的人，更何况师范生毕业后要为人师，就更需要自学与请教的能力。

与理想的教学背道而驰，现实教学过程中出现了“请学”的现象，简而言之即教师请学生学习。究其原因，绝大部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用到过启发式的教学方法，比如一堂课上老师让学生自学，找到知识的重难点，不懂的先自己查阅资料或者和同学讨论，最后再请教老师。这是老师理想的教学，但事实上一堂课结束后少有学生自学，至于找到知识的重难点的更是少之又少，而查阅资料、请教老师的屈指可数。由此造成了教学效率不高，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教学任务，要在规定的课时内完成规定的教学任务，很多老师都不得不转变教学方法：从启发式教学变为灌输式教学，即从学生向老师请教变成老师请学生学。任何一种现象都会引起或造成另一种或另一些现象，并且他本身也是由另一种或另一些现象引起或造成的。老师的灌输式教学和学生的不请教互为因果。在访谈中笔者发现，学生之所以在课堂上有以上表现是因为学生确定就算他们不自学、不查资料、不向老师请教，老师也会告诉他们知识点和重点是哪些，而人都是有惰性的。如此循环，教学效果难以提高。

针对上述情况，笔者提出以下建议：作为老师，针对自身，应把眼光放远一点，不应对新的教学方法浅尝辄止，因为任何新事物的发展都是曲折的，一种新的教学方法的应用绝非几堂课就能效果显著，毕竟影响教学效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针对学生的惰性、依赖性，老师应帮助他们纠正，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为“积习难改”，但只要老师坚持让学生自学，“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学生必定不会再一味地等待老师“请学”。

二“学生”与“考生”

学生应该对一切事物充满好奇、应该好学、应该会提出各种新奇的问题。但中国教育制度的弊端——考试制度，已经把学生转变成考生。笔者在教学过程中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形，课堂上学生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做笔记而非听老师的讲解，问其原因，考试的答案多半在笔记里。因此，更有甚者，上课基本不听讲，在他们看来考试前借同学的笔记背一下就足以应付考试。不管是抄笔记还是背笔记，都只有一个目的——应付考试。考试只是检测教学效果的手段，却被学生们甚至部分老师理解为教育的目的，因为部分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也只讲重点，即会考试的部分，这样难免把本来成体系的知识系统弄得支离破碎，这样的教学自然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甚至进一步加深学生对学习的误解，让他们以为学习就是为了应付考试。

“学生”变成“考生”的另一表现就是学生们善于解决问题，不会提出问题。如上面提到的抄笔记就是为解决问题做储备，如课堂上老师提出一个问题学生能快速定位找出答案。但令人吃惊的是，笔者曾在黑板上板书一次很明显是错误的内容，居然没有一个人提出质疑。这绝不仅仅是因为老师在学生中的威望。更多的是因为学生已经习惯接受。曾经给学生时间让学生随意提问，全部沉默，究其原因是学生没有思考过。不思考，哪来问题?提不出新问题，哪来创新?

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是应试教育的残留影响，作为老师，要认识到考试只是手段绝非目的，端正自己的教学态度，同时将这种思想传递给学生，切不可课堂上只讲考点。另一方面，改变学生对考试的认识，在教学过程中淡化考试的影响。学生的时间、精力有限，难免顾此失彼，如若过分强调考试的重要性，学生没有时间、精力去思考、提出问题。

三考试作弊

上文提到，考试是检测教学效果的手段，但在很多中专学校考试成了一种形式，在中等师范学校亦是如此。分析作弊的动机就是为了分数，完全不会的想要有个及格分，以便能顺利毕业;会一部分的想要高一点的分数，以便拿到各种奖励。而作弊之风如此盛行，与学校的考风考纪关系甚大，而学校的考风考纪又与考试程序和各位监考老师的监考态度有关，多半监考老师都会在考试过程中睁只眼闭只眼，放任学生作弊。访谈中，监考老师透露出原因：学校的风气就是这样，大家都一样比较好，没必要独树一帜招惹麻烦;绝大部分学生都不会做，让学生都交白卷会对学生的自尊心造成打击，影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尽管考试有自身的弊端，但作为检测教学效果的手段，考试的作用不可小窥，一方面能够督促学生在平时的学习过程中认真学习;另一方面也是对学生的学习效果以及老师的教学效果的反馈，为后续教学过程的改进提供参考资料。若纵容考试作弊，不仅不能督促学生在平时好好学习、掌握扎实的基础知识，反而会进一步导致学生平时不学，考试作弊，其后果就是，也许学生能顺利毕业，但没有任何真才实学，中专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是要教书育人的，没有足够的理论知识作指导，如何教书育人，如何应对教学中的各种问题?中专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是要为人师表的，自己曾经作弊，如何在今后的教学生涯中要求学生，如何为人师表?不仅如此，作为平时教学效果的反馈，考试作弊得到的信息都是虚假的，这些无效的信息对老师后续教学不仅不能带来有效的帮助，甚至会起反作用。学生成绩单上的高分数不仅会让学生沾沾自喜，平时不学，考试作弊，也容易让老师产生自满情绪，从而不对教学进行反思，没有反思就以难进步。教师作为教学过程中的引导者，没有改进就难以将学生引入好的学习氛围中。如此恶性循环，教学质量难以提高。

针对种种原因导致的考试作弊现状，笔者认为可从以下方面努力：端正考风考纪，考试不作弊是每个学生和监考教师必须坚守的原则，不容触犯。一方面，老师要收起那颗“仁爱”的心，在考试面前，对学生仁就是纵容学生作弊，导致学生平时不用功。相反，对学生严却是在帮助学生，或许诚如老师们反映的那样，学生一道题都不会做，这的确会伤害学生们的自尊，但学生们是有自尊的，偶尔伤一下反而能促进他们在未来更好地维护自尊;再者，作为中专师范生的学生们应该学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考试作为教育过程的一部分应该教会学生对自己负责。另一方面，老师应该让学生理解考试的神圣及作用，让学生意识到作弊的弊端，自觉遵守考试制度。

综上所述，中等师范教育中存在许多问题，但任何问题都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因为中等师范教育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教师应警觉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解决，以此促进我国中等师范教育的发展，培养更优秀的未来教育者。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论语·孟子精译[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4:34、25

我国困境儿童权利保障问题研究 篇10

关键词：困境儿童,救助,权利保障

2011年6月, 河北省石家庄社会福利院设立了全国首家婴儿安全岛, 2013年7月, 民政部下发《民政部办公厅关于转发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开展“婴儿安全岛”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 全国各地相继开展有关“婴儿安全岛”的试点工作。然而, 2014年3月17日, 运行仅48天广州婴儿安全岛因不堪重负成为全国首家宣布暂停运营的婴儿安全岛, 紧随其后, 济南、厦门的婴儿安全岛也宣布暂停运营。婴儿安全岛的出现, 侧面折射出我国困境儿童的窘境, 为此, 该文就困境儿童的权利保障问题进行探析。

1 我国困境儿童的现实状况

“困境儿童”这一概念, 无论是在我国学术界, 还是政策文献中, 都未能有一个清晰明确的界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困境儿童”的定义, 主要是指孤儿、残疾儿童、流浪乞讨儿童、留守儿童、单亲家庭子女、受暴力侵害和虐待儿童, 以及与患艾滋病父母或本身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儿童。其次, 《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中指出:“中国有特殊需求的儿童群体, 包括孤儿、残疾儿童、流浪乞讨儿童、留守儿童、单亲家庭子女、受暴力侵害和虐待儿童, 以及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等弱势群体。”2011年6月, 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下发了《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孤儿和困境儿童福利事业的意见》, 我国首次省级以上部门提出来“困境儿童”的概念——指流浪未成年人和因其他原因暂时失去生活依靠的未成年人。但困境儿童的概念范围过窄, 重点受益对象有限, 不利于困境儿童的权利得到救助。

综上, 该文将“困境儿童”概括为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缺失保护和关爱, 需要特殊帮助的十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近年来, 我国政府对困境儿童的关注度日益增强。2005年全国首次孤儿状况摸底调查结果显示, 我国孤儿总数为57.3万人;2006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 0~14岁的残疾人口为387万人, 6~14岁学龄残疾儿童为246万人; (2) 根据2005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中国政府合作艾滋病预防关怀项目的一个研究——《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显示, 据2005年的统计数字, 中国出生缺陷的发生率为1.39%, 民政部保守估计全国每年近100万出生缺陷儿;截至2008年, 我国0~17岁流动、留守儿童数量分别占儿童总数的9.18%、17.83%, 以此估计我国流动儿童的规模约为2725万人, 留守儿童约5509万人, 0~5岁留守儿童占该年龄段儿童的比例超过20%;截至2010年底, 中国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约有49.6~89.4万人, 其中有2.0~2.7万儿童因艾滋病失去父母双方。

从以上统计的数据看出困境儿童数量十分庞大, 还有不计其数的困境儿童未被发现。他们在生活、教育、医疗、康复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长期承受着痛苦与折磨, 亟待政府给予更多的关心和救助。随着经济发展, 社会结构不断变迁, 困境儿童数量不断扩大, 儿童陷入困境的原因更加错综复杂。倘若不解决困境儿童问题, 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冲突, 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和发展。关注困境儿童, 是以人为本, 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体现。

2 我国儿童权利保障机制的缺陷

2.1 我国缺乏主动发现和主动救助机制

社会福利院、困境儿童救助保护中心以及救助管理站是接收、抚养或者帮助困境儿童寻找家人、送返家庭的职责主体。据已知的数据统计, 我国失去父母的儿童、弃婴及事实上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共计71.2万人, 其中60万名散居在社会。还有大量的困境儿童未被统计, 主要是因为缺失了承担主动发现和主动救助机制的主体。社会福利院、困境儿童救助保护中心以及救助管理站遵循“自愿救助原则”。这些责任主体往往处于被动的状态, 不会积极主动得去发现困境儿童。而另一方面, 困境儿童自身缺失主动求助的条件, 导致大量困境儿童游离于救助体系之外。

2.2 非营利组织参与救助能力不足

非营利组织承担了一部分政府的不可或缺的角色。但长期以来, 政府对社会救助一直处于优势和主导地位, 对社会保障责任更是大包大揽, 非营利组织伸展空间极小。非营利组织只能执行政府的具体安排, 参与事务性的工作, 有时承担政府的延伸职能, 其特殊优势与作用难以发挥, 参与社会救助范围十分有限。虽然我国对非营利组织有了初步的法律规范, 但登记门槛过高, 审批程序繁琐复杂, 救助范围有限, 政府扶持力度小等等, 种种因素抑制了非营利组织对困境儿童救助的积极性。

2.3 对困境儿童救助渠道狭窄

截至2010年, 全国共建立2000余个救助管理站, 但儿童救助保护中心仅有300余个。救助机构只接收符合一定条件的困境儿童, 且其数量远远不能够满足。在偏远或较为落后的地区, 很少甚至没有儿童救助机构, 因此, 社会公众即便发现了困境儿童, 也很难对其实施救助。再者, 救助管理站与儿童救助保护中心只是短期对困境儿童提供基本的照料与服务——提供住所, 寻找家人, 送返家庭等, 保障了困境儿童最基本的生命权和发展权。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来, 并不能够满足困境儿童的需求。困境儿童未能享有与普通儿童一样的平等权利与机会, 不利于儿童全面健康成长, 最终必将导致困境儿童难以融入社会, 引发新的社会矛盾与问题。

2.4 关于困境儿童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我国尚未建立儿童福利保障制度, 致使我国困境儿童的窘境长期存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关于儿童福利的法律体系初步建立, 却不尽完善。1990年, 我国政府正式签署加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 明确“儿童利益最大化”和“生存权与发展权”原则是我国儿童权益保护的基本原则。但是关于我国对儿童权利保障的法律内容散见于《刑法》、《民法通则》、《未成年人保护法》、《母婴保健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相关法律文件中, 整体较为分散凌乱。从我国现行立法来看, 仍未有一部关于儿童权利保障专门的部门法, 未能细致深入儿童权利保障链条的每个环节。

3 构建我国困境儿童权利保障体系

我国缺乏关于困境儿童权利保障的体系, 致使在困境儿童权利保障的道路上阻力重重。为有效保障困境儿童的最基本的生存权与发展权, 该文从多方位、多层次得进行分析和探讨, 构建困境儿童权利保障体系。

3.1 构建主动发现和主动救助机制

各级政府应当结合当地地域特点和风俗习惯, 构建主动发现和主动救助机制, 定期对散落在人间的困境儿童进行排查和统计, 及时对外公布统计数据。其次, 建立对困境儿童的跟踪反馈机制, 对每位已得到救助的困境儿童最新情况有所了解和把控, 确保困境儿童的救助工作得到落实。此外, 政府应当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 明确主动发现以及主动救助困境儿童的责任主体, 如社会福利机构、救助管理站和儿童救助中心等, 避免产生责任推脱。

3.2 支持非营利组织从事困境儿童救助工作

政府应当简政放权, 放宽非营利组织登记注册条件, 将非营利组织纳入困境儿童的救助体系进来。政府主要担任管理和监督的职能, 从宏观进行调控, 非营利组织则参与实质性的救助工作。此外, 政府应当支持与鼓励民间福利机构从事困境儿童救助工作, 使其能够享受与公办福利机构同等的待遇, 建立抚养责任分担机制, 通过立法打破原有的尴尬局面与重重阻碍, 缓解政府和社会的压力。

3.3 建立普惠型困境儿童救助体系

2013年6月29日, 民政部下发《关于展开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文件, 提出为困境儿童建立基本的生活保障制度。在构建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 应采纳“分类型分标准原则”和“切实适度原则”。困境儿童包括了各种不同特点的特殊弱势群体, 在政策制度设计时, 则应追求为其“量身打造”, 分类型分标准。其次, 每个困境儿童所享有的保障标准不一, 但都应有个最低限度, 即能满足困境儿童健康成长的基本需求。“切实适度原则”不能脱离两个标准, 一是最低养育标准, 而是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该文认为“分类型分标准原则”和“切实适度原则”能为政府构建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提供很好的指引性作用, 符合社会保障法的基本方针——广覆盖和保基本。以国家政府为主导, 以非营利性组织为实施主体, 并发动公众广泛参与, 形成一支专业化相结合的队伍。以儿童优先和儿童最大利益为原则, 建立和完善普惠型困境儿童救助政策体系。从推动社会福利转向适度普惠, 深入救助困境儿童权利链的每个环节, 力求确保每位困境儿童的享有平等救助的权利和机会。

3.4 尽快出台《儿童福利法》

目前, 我国对于儿童福利事业已取得长足进展, 但通过对儿童福利政策法规进行梳理与总结发现, 关于儿童权利保障问题的政策杂乱无章, 其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不强。一些部门法也出现了其滞后性, 而困境儿童的救助刻不容缓, 保障儿童合法权益亟需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框架。因此, 应当结合我国现有国情, 加快对儿童福利立法的步伐, 建立体系完备的《儿童福利法》, 将分散的儿童福利资源进行整合和升华。

参考文献

[1]宫春子, 关宏强.数说儿童的那些事[J].中国统计, 2013 (12) :48-49.

[2]仇雨临.我国孤残儿童福利保障政策的评析与展望[J].社会保障研究, 2007 (2) .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R].北京:中国社会政策研究所, 2010 (6) .

[4]柏文涌, 黄光芬, 齐芳.社会管理创新视域下困境儿童救助策略研究[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13 (2) .

[5]戴超.试论困境儿童的国家救助——以儿童福利理论为视角[J].当代青年研究, 2014 (3) :78-84.

[6]陈琴华.孤残儿童康复中的社会工作介入策略[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 2013.

[7]郭艳丽.我国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救助问题研究[D].济南:山东财经大学, 2012.

中学作文教学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篇11

【关键词】作文教学；困境；对策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写作能力是语文素养的综合体现”。语文教学的最主要目标是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和发展。因此，作文教学方式一直以来都是语文教学工作者最重要的探索之一。在现在的语文考试中,作文分值比重几乎占据了语文学科的“半壁江山”。可以说作文水平的高低，几乎决定着学生语文考试成绩的成败。学生要想在考场上用很短的时间写一篇八百字的文章，没有深厚的积累和技巧，文章难以赢得评卷老师的青睐，当然也就难以获得高分。在我们学习生涯中,有极大一部分时间都是用来学习语文的,可是到头来有很多学生不过关。我们的学习方法违背了语文教学的本质。语文教学的本质是让学生学会应用语言文字，提高语言文字的应用能力。在语文教学中，阅读教学和作文教学都围绕着学生听说读写共同发展的目标。在阅读教学中,作文意识要始终贯穿，作文教学要吸取阅读教学中的精华。只有让阅读和写作共同发展，才能确保语文教学健康的发展方向。

一、作文教学的困境

1.学生方面

大量的观察研究发现，占大部分学生害怕写作文。语文老师都有同感：每当布置作文作业或者宣布试卷要求写作文时，讲台底下那是"哀鸿遍野"，甚至在正规考试也都会有一些学生作文交白卷。经过大量调查发现，一个班级大约七十人，而真正有高水平作文的学生不到十人。一般学生作文的水平是：乏味的内容，呆板的形式，模糊的层次，杂乱的语言。每次评阅作文时，时常发现很多学生作文只有空洞的内容,陈旧的材料，很是令人无奈。

2.教学方面

很多学校教学观念没有与时俱进，作文教学思想和目标模糊不清。有些教师的教学方式只有两个字:考试。日常的写作只是为了应付考试。这种作文教学方式只能使学生成为作文机器，难以引起学生写作的欲望，更别说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其次，日常写作缺乏系统性训练。教学目的模糊，模式单一，索然乏味，写作兴趣无从谈起。多年的写作教学，仅仅只是为了完成学校任务，学生真实的作文水平没有丝毫提高。另外，有些语文教师使语文课和作文课孤立，学生不能从优秀的课文中吸取营养，课文失去了其指导写作的功能。

二、解决当前作文困境的应对策略

1.生活体验，另一种写作

真正的写作是观察生活，体验生活，享受情感，感受自然，思考人生，发出真情实感，个性与创意兼得。我们要树立全新的作文教学理念：在作文教学各环节中，根据教材进行，规划科学写作教学计划，明确学生应达到的写作水平；建立科学有效的写作训练模式，让学生的写作能力逐步提高。

2.提高兴趣，写作的动力

无论何事，兴趣是往往是成功的得力助手。教师要多表扬，树立学生的写作信心。另一方面让学生的写作与生活贴近，使得学生有更多的素材,更多的写作欲望。 让学生在写作中品尝到快乐，才能激起他们写作的欲望。教师要赞赏表现优秀的学生。对学生作文中的亮点老师应指出来；对于写作基础差的学生的作文，更要指出优点或进步之处，积极鼓励。优秀作文让全班同学共同欣赏品评，可以让他们享受成功的喜悦，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信心，另一方面可以激励其他同学，带动全班同学共同进步。

3.加强阅读，积累的力量

很多学生害怕作文的原因无非是他们感觉没什么可写，不知道写什么好。教师不仅要引导学生面向生活，汲取生活中的素材，还要平常大量的阅读! “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积累的力量是无法形容的。知识的认识范围是写作的基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好的写作材料，无论是什么样的高手也无法写好文章。广泛的阅读、丰富的积累是写作的基础。在阅读课堂上，教师不仅要使学生了解范文的内容，而且要让学生明白文章中“写什么”、“怎么写”、“为什么”。这就是解决写作教学中“写什么”、“怎么写”、“这样写是不是最好”的基本问题。写作的思考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问题：写什么和怎么写。先要分析题目，探讨这篇文章主要“写什么”，学生自主发表各种意见。然后再提出作者是“怎么写”的？文章是如何构思，文章中运用了哪些写作手法，有哪些值得借鉴的材料？

教师要引导学生，在阅读的时候思考，在思考后练笔，三者结合起来，有时候平时的随笔和读后感是帮助提高写作最有效的方法。在阅读的时候多做笔记，鼓励学生坚持写日记，写学生自己每天所听、所看、所想，把自己的情感和内心无拘无束的在日记里挥洒出来。这也是锻炼学生写作的一个有效方法。

总之，探索结合写作教学实际，又能够逐步有效提高学生写作能力的具有可行可操作性的教学概念和方式，需要语文教学工作者不断实践积累和经验总结。只有在面对写作教学困境时，不骄不躁，刻苦研究，与时俱进，理念与实践结合，勇于探讨写作教学的科学发展道路，推陈出新，在未来我们的写作教学才能能够结束如今的无奈局面，取得写作教学突破的重大成就。

【参考文献】

[1]邹发英.语文教师在学生主体性学习中的作用[J].语文教学与研究，2002，（12）.

[2]林飞.中学作文教学漫谈[M].广西人民出版社.

学校道德教育困境研究综述 篇12

( 一) 价值层面

1. 学校道德教育自身价值受到质疑

学校道德教育的主体地位下降, 呈现边缘化的趋势。鲁洁认为当代指向外部世界、客体化知识学习的变异教育使得学校道德教育被判定为 “无用”的教育。另外, 杜时忠认为随着家庭教育能力的提升和以网络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影响力的增强, 学校道德教育的中心地位受到挑战, “去中性化”的态势使学校道德教育的优势式微。

2. 学校道德教育面临价值论困惑

现代化背景下, 面对各种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学校道德教育在应坚持什么样的价值论方面, 存在巨大困惑。冯永刚认为社会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弱化了社会的主流道德价值, 青少年面对多元文化的道德, 选择难度增加, 同时, 科学创新精神也对道德的核心提出质疑; 另一方面, 刘丙元认为学术界各种价值理论蓬勃发展, 各种 “价值”概念各执一词, 给当前学校道德教育工作带来更大的困惑和挑战。[4]另外, 学校道德教育明显工具化、政治化。

( 二) 内容层面

1. 学校道德教育仅停留在规范层面

我国学校道德教育存在的一个巨大问题是模糊了道德教育和规范的关系, 将道德教育的内容等同于外在的知识和规范。鲁洁、易连云等学者认为学校德育仅仅局限在道德规范教育范围内。这一方面使得内涵丰富的道德停留在低层次的规范上面, 成为外在于人的东西, 造成了人与道德的悖离与异化。另一方面使学校德育在目的、方法上发生偏移, 影响道德教育实际效果。

2. 学校道德教育层次定位模糊

学校道德教育在内容层面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在不同学段中内容分层混乱, 衔接不当。易连云认为, 长久以来, 我国学校德育的层次定位模糊甚至存在倒挂现象。胡昂也指出大学与中学学校道德教育内容衔接性不高, 不同阶段的德育衔接工作上位得到人们的充分重视, 学段间的道德教育不具备连续性与完整性

( 三) 方式层面

叶飞认为学校道德教育本是以建设道德的人与道德的生活为主要目标的, 但是自身在方式上常陷入反道德的泥潭之中, 比如价值强迫、道德灌输等等。这些反道德现象, 不但无法提升学生的道德品质, 反而形成了对学生的控制。

在组织方式上, 学校配备专门工作者, 开设专门课程, 这种专门化的做法, 等于区分了专门的德育教师和从事非德育工作的教师, 与道德教育初衷违背。同时, 学校道德教育往往采用大班授课, 为规范管理。在教育方式上, 学校以 “灌输”与 “强制”为特征的传统的 “授———受”方式, 存在着巨大问题。在学校道德教育中, 教师作为权威代表者的教育者, 易形成德育对象的 “奴性道德”或 “听话道德”。另外, 这种模式往往忽视道德领域内人们对道德概念理解的复杂性, 忽视人的道德主体性。

( 四) 实践层面

学校道德教育的实效低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原因的分析上。陈桂生认为学校道德教育时效性低的问题在于目标过于理想化, 无法被个体内化, 学校的高期望将学生应然的德行和实然的道德行为割裂。高德胜、郑富兴认为受教育者、教育者与现代社会现实生活的割裂, 而许峰华和杜时忠则认为德育目标过高只是德育低效的表层根源, 而 “道德人”假设才是传统德育时效性低迷的深层根源, 另有学者提出了德行成本这一研究学校德育低效的新视角, 曲正伟、杨颖秀认为实施道德行为需要付出德行成本, 而德行成本过高是我国学校德育低效的原因之一。学校道德教育制度失真, 管理不当是学校德育低效的另一重要原因。刘丙元、刘超良认为我国学校德育制度存在失真问题, 主要表现为形式化、短期化、残缺化三个方面。在学校饱受道德教育效力低下的指责下, 喻学林认为实效低不能单方面责怪学校, 实效低下是由学校德育自身的有限性造成的。学校德育的有限作用决定了学校德育只能在一定条件下, 在一定层次和水平上对个体品德进行培养, 对个体的社会教化只能起引导而不是决定作用。冯文全也认为学校德育时效性不高的原因既有来自作为制度化教育的学校本身, 也有来自社会与生活本身的负面影响, 因此, 不能把青少年品德成长过程中出现的一切问题全部归于是学校制度化教育的失败。

摘要：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发展, 我国社会文化渐呈多元趋势, 学校道德教育也在此大背景下面临严峻挑战。面对多元化、现代化的冲击, 众学者的讨论大多集中于学校道德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其改革出路的思考这两大方面。为便于梳理相关内容, 笔者主要从学校道德教育实践角度入手, 对近十年来我国相关核心期刊进行梳理, 综述众学者在该领域的学术见解和最新进展, 以供学校道德教育实践改革参考。

关键词：道德教育,学校德育,困境

参考文献

[1]鲁洁.边缘化外在化知识化——道德教育的现代综合征[J].教育研究, 2005, (12) .

[2]杜时忠.当前学校德育的三大认识误区及其超越[J].教育研究, 2009, (08) .

[3]冯永刚.多元文化背景下道德教育的困境及应答[J].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0, 30 (02) .

[4]刘丙元.多元文化背景下我国学校道德教育应坚持的价值论[J].全球教育展望, 2010, (03) .

[5]胡昂.大学与中学德育衔接性研究[J].中国教育学刊, 2009, (07) .

[6]叶飞.论道德教育中反道德现象的发生机制[J].高等教育研究, 2008, (08) .

[7]冯建军.道德教育该如何“加强”[J].上海教育科研, 2005, (01) .

[8]李西顺.我国德育范式的特征及转型趋势[J].教育发展研究, 2010. (24) .

[9]孙俊三.从说服到沟通:当代德育模式的新发展[J].上海教育科研, 1996, (06) .

[10]陈桂生.关于“德育”活动的运行机制[J].上海教育科研, 2005, (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