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风险（精选7篇）
困境风险 篇1
技术生态风险是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可变因素, 它是生态环境问题的引起者, 有时甚至决定了生态环境质量的变化状况及趋势。技术生态风险不等同于危险, 尽管它不是作为现实的客观事实而存在, “但风险是社会建构的”[1], 技术创新和其成果的运用都可能导致技术的生态风险, 从而危及生态系统的安全和健康, 因而技术创新和成果运用的主体必须防范技术生态风险。人们主观上都希望尽可能地采用生态风险减少型技术, 或者是发展绿色技术来减少或避免环境的污染破坏, 但实践操作上, 人们在进行技术生态风险防范决策时会面临诸多社会客观条件的制约, 这些制约因素包括自然、经济、 技术等各个方面, 致使决策主体在技术生态风险防范决策时面临矛盾而陷入困境。
1技术生态风险防范决策的复杂性与矛盾性
1. 1决策的不确定性及复杂性
技术生态风险 ( the ecological risk form technolog- ical) 是在现代人类技术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背景下, 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生态系统及其分组可能产生的作用, 作用的结果可能导致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损伤, 从而危及生态系统的安全和健康[2]。 由于技术生态风险的不确定性, 因而其风险防范决策本质上属于风险性决策, 这就决定了用传统的确定性决策方法来进行技术生态风险防范决策的不适用性。
技术生态风险防范决策主要表现以下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特点: ①有限理性。技术生态风险与决策主体之间存在相互作用, 在决策过程中决策者因受到特定的决策需求和决策时社会背景影响, 对接收到的技术生态风险信息存在选择性认知, 这就直接影响决策者正确地发现和认识技术生态风险。而决策者的这种风险心理行为的差异性, 导致决策主体在技术生态风险防范决策时表现出一定的有限理性, 决策者更关心的是自己本身的满意解, 而不一定是社会整体的满意解。②多目标性。决策者以及组织的决策态度会受到社会各种因素的制约, 其中社会规范、经济体制、法律限制等都影响技术生态风险防范决策的制定与执行, 致使决策主体考虑的目标有多个方面。同时, 技术生态风险防范决策还需要考虑技术上的先进性和合适性、产品市场的竞争性等诸多目标。因此, 技术生态风险防范决策是多目标决策。③动态追踪性。技术生态风险防范决策的阶段性以及不确定性的相对递减性, 决定了技术生态风险防范决策的动态追踪性。事前决策的主要目标是以预防技术生态风险为主, 通过组织结构的合理优化以及有效地防控监督, 把技术生态风险尽可能消灭在萌芽状态。它主要是以常规决策和程序化决策为主, 技术生态风险一旦发生, 决策目标就会随着危机事态的演变而变化, 人们需要不断地调整和修正技术生态风险防范决策, 有时还需作出是否中止某个创新项目的决策。因此, 技术生态风险防范决策是一种动态的追踪决策。④决策信息具有高度的不完全性。信息的不完全主要表现为信息的不对称、不及时以及不准确三个方面。技术生态风险的形成以及危机态势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其信息随着风险态势的发展而不断演变, 决策者不可能完全掌握技术生态风险的态势信息。信息不及时主要是指信息的采集和传递不及时, 以及由于对信息加工处理的拖延而导致时间的滞后[3]。信息不准确是信息在传递和反馈的过程中可能会造成信息失真, 难以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因此要加强监督, 建立严密有效的监督网络。可见, 技术生态风险防范决策具有困难性、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1. 2决策的矛盾性
决策活动不会脱离社会、文化、政治等因素而存在, 也与决策者的主观价值判断有着关联。技术生态风险防范能否获得成功, 重点在于决策主体面对来自各方的相关因素时, 能否准确及时地协调解决各种矛盾问题, 从而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但是决策主体在技术生态风险防范时会面临诸多的内外条件制约, 致使决策主体陷入防范技术生态风险与提高经济效益之间的矛盾中。
如果从社会整体利益的层面来分析, 技术生态风险防范与提高经济效益之间存在正相关, 但是风险防范主体在决策时会受到当时组织和自身相关利益等因素的影响, 从而使决策者在创新项目选择时面临风险防范与收益获取之间权衡的矛盾。假如决策者在创新项目选择时面临如下两类项目, 第一类项目是低技术生态风险、低收益。第二类项目是高技术生态风险、高收益。面对这种情况决策者最终选择何种项目与众多的因素相联系, 其中最重要的是三个因素: 一是国家法律政策对决策者选择的项目进行技术生态风险防范约束所要求的程度, 如果要求程度高, 防范约束的成本大, 决策者基本上会选择第一类项目。如果要求程度低, 决策者基本上会选择第二类项目; 二是决策者防范技术生态风险的能力, 能力强的决策者基本上会选择第二类项目, 能力弱的决策者一般倾向于选择第一类项目; 三是决策者所在组织是否形成项目组合。项目组合是由特定的组织机构发起, 为了增加效益而统一协调管理的一组项目, 正确的项目组合可以给组织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为组织的长期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如果一个组织已形成了项目组合, 而且项目组合中已含有部分第二类项目, 则该组织便可能再选择第一类项目并将其纳入项目组合中。
同时技术生态风险防范决策在由不完全信息向完全信息过渡的初始阶段, 在较短的一段时期也可能存在如下两种类型的项目: 即第三类项目和第四类项目。第三类项目的特点是低技术生态风险、高收益。第四类项目的特点是高技术生态风险、低收益。第三类项目的技术生态风险防范决策的变数相对较少, 这类项目对投资者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从而使参与者不断快速增加, 低技术生态风险和高收益的项目会随着时间推移因不完全信息向完全信息的转变, 逐渐会因收益不断由众多参与者分占而使项目的收益下降, 最终使第三类项目朝其对称方向演变为第一类项目。第四类项目的高技术生态风险因为要求较高的技术水平与生产成本, 其低收益一般是由组织和社会的高成本造成的, 这类项目基本上会被决策者所放弃。
1. 3技术生态风险防范决策者心理和行为的差异性分析
1. 3. 1决策者防范技术生态风险的态度差异。由于技术生态风险防范决策会影响决策者未来行动的方向、内容和目标, 而且不同决策者的风险倾向千差万别, 他们对待风险的态度不仅影响防范决策的选择, 而且会影响决策行动的后果。同时决策者对未来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 风险防范决策时所预测的未来状况与未来的实际状况不可能完全相符, 因此在技术风险防范决策指导下进行的活动, 既有成功的可能, 也有失败的危险。技术风险防范的成败与人们对待技术风险的态度以及在这种风险态度下所作出的决策选择有关。
不同的决策者对待技术生态风险的态度不一样, 可以按照决策者的偏好划分为三种类型: 风险回避者、风险追求者和风险中立者。当项目的预期收益率相同时, 人们都会偏好于具有低技术生态风险的项目; 而对于同样技术风险的项目, 他们则都会倾注于具有高预期收益的项目。根据决策者效用函数的不同可以采用效用曲线测定人们对待技术风险的态度, 效用曲线一般设为以损益值为横坐标、效用值为纵坐标的坐标系中。设x为损益值, y为效用值, 则效用曲线为: y = μ ( x) , 损益值的区间记[0, b], 效用值的区间记为[0, 1], μ ( 0) = 0, μ ( b) = 1, 如果效用函数为: y = 1/ b x, 则决策者为风险中立型的。
如果当x∈ [0, b] 时有: μ ( x) - 1/ b x≥0且至少存在一点使上述不等式严格成立, 则决策者为风险回避 型决策者, 其风险回 避度为:
如果当x∈ [0, b] 时有: μ ( x) - 1/ b x ≥0, 且至少存在一点使上述不等式严格成立, 则项目的决策为风 险追求型, 其风险追 求度为:
在技术生态风险防范决策中, 一方面人们对待技术风险的态度会给技术生态风险防范决策带来影响, 另一方面人们的社会责任感也会给技术生态风险防范决策带来影响。如果技术生态风险防范决策的主体不能获得项目决策可能带来的收益但要承担技术生态风险防范决策失败而产生的社会责任时, 这时决策者将对技术生态风险严加防范; 但是如果技术风险防范决策的主体能获得项目决策预期的收益但不承担或较少承担技术风险防范决策失败而产生的社会责任时, 这时决策者的技术风险防范心理将会减弱甚至消失; 只有当技术生态风险防范决策成败的收益及风险与决策者个人的利益及承担的社会责任风险相一致时, 才会对组织的技术生态风险防范决策行为产生合理的制约。
1. 3. 2决策者对技术生态风险的主观预期。主观预期是指技术风险防范决策时决策主体对技术生态风险的一种预测与期望。主观预期不同于理性预期学派中的理性预期, 如果人们对技术生态风险有了非理性预期之后, 对于客观发生的事实就会反应迟钝, 甚至会走入歧途, 最后酿成大祸。从本质上讲, 预期就是主观, 当决策者抱有主观预期时, 一般认为防范决策结果会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 即使当前出现不利的发展问题, 都会认为这是暂时的, 最终可能导致技术生态风险不能及时控制, 小错变为大错, 从而影响到技术生态风险的防范。
在对具体的创新项目进行技术生态风险预期时, 如果管理者仅以技术创新项目的高收益作为决策的主要目的, 决策者就会对技术生态风险考虑不足、 缺乏防范, 这容易导致技术生态风险的出现; 如果管理者以技术生态风险小作为项目决策的主要目标, 那么, 决策时将会注重技术生态风险的防范。但是, 在技术生态风险防范决策时, 除了外部的社会因素影响外, 决策者的主观因素同样会对决策产生重要的影响。不同决策者因其自身所掌握的知识、能力、 信息量的不同, 在技术生态风险防范决策预期时会产生一定的偏差值。有的决策者对项目的预期值会过高, 有些决策者则会对自身能力评估过高, 因此, 在对技术创新项目进行技术生态风险预期时, 防范决策时的预期风险和防范决策以后技术创新过程所导致的技术生态风险是不同的。
2技术生态风险防范决策的博弈与模型
2. 1防范决策与效用函数的博弈
管理决策理论表明任何一个技术风险决策都由以下几个内在的因素组成: 一是决策者希望达到的目标; 二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可供选择的可行性决策方案; 三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以决策者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目标。其中, 可供选择的决策方案是多因素综合的结果, 其方案结果具有一定的可预测性, 但在决策方案执行过程中存在风险因素, 容易造成预期结果的不确定性, 因此, 风险决策理论的运用便显得尤为重要。
根据影响技术生态风险管理决策的因素可得出如下函数关系: 一是所有自然状态 θ 组成的集合。 二是决策者可能采取的各种决策 ( 方案或行动) α 所组成的集合。三是各种决策和状态下的效用 μ ( θ, α) , 其中 μ 是 θ 和 α 的实值函数[4]。这样, 一个风险决策问题便可认为是在给定的自然状态 θ 下选择一个决策 α 使效用函数达到最大。但是, 由于风险决策问题中的自然状态 θ 一般只能通过主观概率来确定, 而主观概率又是在没有进行任何试验之前设定的, 因而其分布称为先验分布, 并用 π ( θ) 表示自然状态 θ 的先验密度。
在风险决策理论中, 有时不用效用函数而用损失函数l ( θ, α) , 损失函数表示在状态 θ 下决策者选择决策 α 后, 使决策者遭受的损失。损失愈大, 则效用愈小, 因而一般可按如下方式定义损失函数: l ( θ, α) = - μ ( θ, α) 。
当设定状态的主观先验分布后, 应当跟据新的信息去改进主观设定的先险分布, 设这种信息为x, x也是一个随机变量, 这样决策者将根据采取决策, 即决策规则如下: α = δ ( x) , 而损失函数为l ( θ, δ ( x) ) 。对于已经给定的 θ, 则l ( θ, δ ( x) ) 对x的期望值称为风险函数, 并记为R ( θ, δ) 。由于状态也是不确定的, 因而需将风险函数对状态 θ 求期望值, 记为r ( π, δ) , r ( π, δ) , 称为决策规则 δ 相对于x的贝叶斯风险[5]。
在技术生态风险防范决策过程中, 可不断通过调研以获取新信息, 并对原有概率分布 ( 往往是先验分布或主观概率分布) 进行修正, 并在修正信息的基础上作出决策。设未作调研情况下所作出的决策的期望值为, 进行调研后作出的决策的期望效益为E2, 则E2- E1便为调研的效益增量。但进行调研要付出费用, 设这种费用为 ω, 则当: E2- E1> ω 时, 可以知道在技术生态风险防范决策过程中通过不断调研以获取新信息是必要的。
2. 2技术生态风险防范的多目标决策模型
技术生态风险防范决策是一种多目标的风险决策, 其中还涉及到对矛盾目标的权衡。因此, 针对技术生态风险防范决策问题的特点, 可建立起技术生态风险防范的多目标决策模型。这一模型利用传统的效用理论, 但又与传统的效用理论不同。传统的效用理论把风险隐含在效用函数之中, 且只反映决策者的风险倾向而并不反应项目本身的风险大小; 而这里给出的模型则把项目本身的风险纳入指标体系之中, 而效用函数的形状则用来反映决策者的风险倾向或对待风险的态度。
设技术生态风险防范决策的效果属性 ( 指标体系) 为R = { R1, R2, …, Rn} 例如, 可以定义: R1技术生态风险防范决策项目的收益率; R2技术生态风险防范决策项目的综合技术优势; R3技术生态风险防范决策项目的社会风险; R4技术生态风险防范决策项目的技术风险; R5技术生态风险防范决策项目的生产风险。
同时设r = { r1, r2, …, rn} 为R的具体评价值。给定决策x, 则期望效用为: E[μ ( r | x) ] = ∫Rμ ( r) f ( r | x) dr式中, f为在R内的在给定的策略x下的概率密度函数是多属性效用函数。决策问题可表述为: 选定x = x*使得: maxE [μ ( r | x) ], 设xi为分配给每一项目 ( 设共有m个项目) 的费用比例, 约束条件如下: aixibi, i = 1, 2, …, m, ∑xi= 1。从而形成技术生态风险防范决策的基本模型。
3技术生态风险防范决策的困境超越
3. 1困境超越的决策范式
3. 1. 1决策范式的理性要求。技术生态风险防范决策范式要体现以下理性要求才能实现困境超越: 一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技术生态风险防范的研究历经一定时间, 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就要在风险防范理论知识的指导下, 结合实践目标选择恰当合理的技术创新项目。选择项目时要综合多方面的因素, 不仅要考虑项目防范决策的科学性还要注意它的可执行性以及相关外部因素的影响。特别需要注意的是, 在选择项目时可以考虑相关的类似项目, 掌握规律, 汲取经验运用于技术生态风险防范决策的实践。二是奇正相合。风险决策从哲学范畴理论上说可用正也可用奇, 可以奇正迭用。 “正”指的是正常, 即利用风险决策的常理;“奇”指的是异常, 即悖逆于风险决策常理。“奇”与 “正”相辅相成, 能互相转化, 正可以生奇, 奇可以生正。技术风险防范决策既要正又要奇, 只有善于不断进行奇正结合, 才能因时因地开发技术风险防范的奇招。三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定性分析就是对研究对象进行 “质”的方面的分析。即在对技术生态风险防范决策时运用归纳和演绎、分析与综合以及抽象与概括等方法, 对创新项目的选择进行思维加工, 从而达到认识事物本质、揭示技术风险内在规律的目的。 定量分析是依据统计数据, 建立数学模型, 并用数学模型计算出技术风险对象的各项风险指标及其数值。现代定性分析方法要采用数学工具进行计算, 而定量分析则必须建立在定性预测的基础上, 二者相辅相成, 定性是定量的依据, 定量是定性的具体化, 二者结合起来灵活运用才能取得最佳效果。技术生态风险防范决策必须定性和定量相结合, 使定量分析与定性推理融为一体。
3. 1. 2决策范式的基本思路。要把握创新项目的技术生态风险发展趋势, 抓住根本作决策, 从现实与未来的结合中寻求防范决策范式的基本思路。一是信息采集与分析。现实预示着未来, 未来存在于现实之中, 决策者要能从现实的宏观经济政策、组织创新项目的发展形势等信息的整理与分析中预见未来, 从而把握未来。二是风险识别与机会把握。在对相关创新项目进行信息收集与分析的基础上, 通过对项目的技术风险识别与风险性大小等各方面的分析, 把握机会, 积极寻找技术生态风险防范的对策。同时也要防止急躁冒进, 减少决策工作的盲目性。三是方案搜寻。在前两步的基础上, 根据风险分析的结果, 搜寻可供利用的决策方案, 方案应该考虑内外部客观条件与环境, 确保切实可行。同时对方案在执行过程中可能面临的突发情况要考虑周全, 及时选择备用的解决方案, 要利用前面分析的风险决策模型对选定的方案进行预先评测, 谨防造成不必要的人物力损耗。四是方案决定。通过上述几个步骤以及风险测评, 综合各方面的结果, 选择风险最低和外部阻力最小的可行方案, 制定最优项目组合。五是决策执行。在决策执行过程中, 要时刻保持动态跟踪, 预防决策执行中可能发生的突发情况, 从宏观上把握好发展的方向, 而且要照顾到局部, 从微观上把握好执行的具体环节, 增强决策的可调控性, 在必要的时候可做出增减项目组合的决策、调整方案的决策或进行中止决策。因此技术生态风险防范决策实际上又是对未来不可确定事件的一种预知与操控的过程, 通过防范来降低技术生态风险的发生概率, 这也符合技术生态风险管理重在预控的目标和要求[6]。
3. 2技术生态风险防范决策的项目组合与中止
3. 2. 1防范决策的项目组合。技术生态风险防范决策的项目组合是指组织管理者通过对人、财、物等各项资源的统筹安排, 在一段时间内对组织内部同时进行的技术风险防范决策项目进行整理分析, 从而形成项目组合。技术生态风险防范决策的项目组合是项目组合管理理论在技术生态风险防范决策中的重要应用, 它是在对单个防范项目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 强调组织的管理者需要将技术生态风险防范决策活动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 与对单独的技术生态风险防范决策项目进行评价不同, 即决策者在构建技术生态风险防范项目组合时, 更多地关注组合的整体目标, 它能为组织的战略调整、投资分析以及资源能力的设计与调整优化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持和决策依据[7]。正确的技术生态风险防范项目组合可以给组织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可以减少和降低技术生态风险的发生, 减少不必要的耗损, 为组织的长期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3. 2. 2防范决策的项目中止。由于技术创新项目本身所具有的独特性、复杂性和创新性等特点决定了技术生态风险防范决策在实施的过程中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因此, 技术创新项目的中止决策已成为技术生态风险防范决策的一种重要方式。当一个技术创新项目进行到一定阶段已经确认为技术生态风险已无法避免, 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证明该项目即使在将来得以完成也会给组织和社会带来极大的技术生态风险, 那么, 此时应当作出创新项目及时中止的决策。
4结语
现时期国内外理论和实践都高度重视和关注技术创新过程中的技术生态风险防范决策的运用, 决策者应充分认识到自身的社会责任, 以尽量客观、 公正、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技术生态风险防范决策的应用, 及时科学地做出技术生态风险防范决策, 以使技术生态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或消除, 这对于减少组织和社会的损失、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创新项目的效率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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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新成, 曾广波.技术生态风险的预警管理及预警对策[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1 (12) :16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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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谢科范.技术创新项目组合的风险决策模型[J].武汉工学院学报, 2009 (3) :91-97
[5]刘芳君.技术创新风险的系统研究[Z].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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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曹如中.基于组织生态理论的创意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规律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1 (3) :64-68
困境风险 篇2
关键词：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发展
自2010年11月5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推出信用风险缓释工具以来，它在中国推行已经二年。这个由在西方国家变种而来产品在中国却未能享受其在西方“登陆”之初产生的强大效应。一言以蔽之，信用风险缓释工具似乎只是银行之间小规模范围之内的“自娱自乐”，外界似乎并不为关心。登录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首页，笔者发现在信用风险缓释工具板块只有关于定期披露材料的信息，以及零碎的关于信用风险缓释工具研讨的信息。笔者在百度上搜索一下，与信用风险缓释工具相关的新闻寥寥无几，并且从时间上而言都是集中于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刚刚推出之时，从内容上而言则多以介绍性为主。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信用风险缓释工具目前发展中所存在的困难，业界关注比较小，影响力非常有限。
但是笔者认为，信用风险缓释工具有其独到且无法被替代的作用。它能够有效地缩小银行的风险敞口，使得银行的信用风险降到自身可以承受的一个程度。因为我国目前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已经超过2000家，每年他们都要从银行支取大量借款。中国股市的总市值约27万亿，而上市企业的负债率达到51%，这些为CDS提供了丰富的市场。以其中1%为作为CDS市场，那么CDS已有1350亿的承保数额。如果得到正确使用，它不仅可以使得我国银行业的发展进入一个更为良性的状态。更是可以成为一个总量上千亿的市场。但是信用风险缓释工具目前的发展却是难以让人满意的。总的来说笔者认为信用风险缓释工具的困境主要源于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试点单位并非我国的金融监管实权机构，直接导致其影响力有限。以及能够采取的措施有限。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究竟是何种组织？根据其首页上的协会简介：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是银行间债券市场、拆借市场、票据市场、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参与者共同的自律组织，协会业务主管单位为中国人民银行。协会经国务院同意、民政部批准于2007年9月3日成立，为全国性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法人，其业务主管部门为中国人民银行。翻可见，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只是一个中介自律组织。根据经济法的一般原理，中介自律组织是一类重要的市场主体，并且在监管机构的授权下承担一部分的监管职责。但是，它的监管权限毕竟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这意味着以“分散和降低银行间交易商信用风险”为目的的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必须由中国人民银行出面进行推行才有可能实现。因为信用风险缓释工具的出台几乎涉及中国金融体系中全部重要的主管单位：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至少这些“老大哥们”对这个“晚辈”的设想是有所保留的。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在去年年底的信用风险缓释工具高端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谢多毫不掩饰，在明年货币政策转为稳健、信贷规模收缩的背景下，其对企业债务工具风险管理创新工具CRM的厚爱。但是银监会和证监会，基于CDS在西方国家引起的巨大风险，表达了自己的保留和担忧。例如在同一场合，银监会业务创新监管协作部主理黄直却表达了对信用衍生品工具的慎重态度，“CRM的信用缓释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论证，其信用风险、定价基础和定价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同时，证监会机构部一位人士也向本报记者透露，目前证监会仍未决定是否允许证券期货机构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参与信用衍生品市场，“仍然在观望”。缺乏主管机关的认可和推广，导致其相应的影响力有限，是笔者认为阻碍信用风险缓释工具良性发展的第一个原因。
其次，信用风险缓释工具难以在中国发展，源于中国独特的债权市场体系。简言之，中国的债权市场并未形成从优质债券到“垃圾债权”的层次分明的债权体系。鉴于垃圾债权的高违约性，旨在对冲风险的CDS在美国有了“大行其道”的土壤。在我国，绝大多数债券的风险都比较低。这是因为在我国发行的债券主要有两种：国债和企业债。国债因为以国家信用做担保，其安全程度自不待言；而我国企业债券的发行受我国《证券法》的约束和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监管，发行债券的公司本身受到相应的财务指标的约束。因此，那些在国外可以发行垃圾债权的主体在我国目前的监管体系之下根本不可能获得发行垃圾债券的机会。结果是市场上发行的债券质量普遍“有保证”。既然债权本身的风险很小，那么针对债券违约风险而发展的工具，自然也就不存在太大的市场风险。市场需求自然也就不会太高。
根據笔者与交通银行相关交易部门交易员的对话中，我们了解到其实银行方面对于信用风险缓释工具的出台是持肯定态度的，他们认为如果好好使用，的确可以产生相当不错的效果。但是，银行方面表示，目前对于该等工具的需求量的确不是很大，因为对于企业债，银行并非存在相当大的违约风险，因此银行本身也就没有太大的动机进行风险对冲。因为如此，该交易员指出，虽然在推出CRM之后已经发生了几笔交易，但是这些交易实际上都是试探性的，没有真正的风险对冲需求。
但是，银行方面表示有很大的兴趣将个人贷款和企业贷款的进行风险对冲。即按照美国投行的模式，将其打包成相应的“资产池”进行进一步的交易，从而分散相应的风险。原因在于相较于企业债券的违约风险，他们认为个人银行贷款的违约风险更大。他们很期待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出台这方面的细则。
再次，笔者认为理论界对于信用风险缓释工具这个“新生儿”也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对于其法律性质没有做一个很准确的定性。这个问题看似与实践无关，但是笔者认为，正是因为理论上无法正确定性，从而导致实践中这个工具归哪个金融监管部门管辖成了一个大问题，于是乎各大金融监管部门认为既然无法确定谁管，只能就先把这个事情搁置一下了。
笔者认为。这样的定义上的困境实际上是源于其交易现金流的等量化，即出售特定标的债券的CDS的收益等同于融资购买该标的债券的收益，即两者是等效的。这样进行信用风险对冲交易究竟是与特定主体签订相关交易合同还是投保。换言之，信用风险缓释工具似乎游走于证券——合同——保险三者的界限之间，不属于任何一者但似乎又他们有些联系，令人捉摸不定。
最后。笔者认为信用风险缓释工具不能良好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针对它的配套措施没有跟上。实际上证券发行并不是简单的公司与投资者之前的事情，需要很多其他的主体为提供相应的“配套服务”，否则证券发行也会寸步难行。而现在信用风险工具碰到的正是这样的问题，限于篇幅，笔者仅例举若干比较重要的配套措施使得读者对该问题又形象的认识。
其一，定价方式。其实这个投资者最为关心的，也是所有类型的证券发行所不可避免的问题，无论是股票、债权、期货。在之前提到的采访中，银行方面就表示，鑒于信用风险缓释工具的新颖性，市场上目前还没有一种比较统一的且有说服力的定价方式。并且在定价过程中，交易方必须掌握基础资产借款人的违约率、信用衍生工具交易对手的违约率以及它们两者之前的违约相关性和在每一种违约状态下的损失信息。目前虽然我们已经建立企业的信用信息库，但历史比较短，信息涵盖也不够全面，特别是对于企业违约方面可获取的信息仍比较少。同时，投资者本身对工具的认识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达致统一。这些信息的不明确都是影响银行方面继续投资的重要因素。
虽然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委员会给出了以“违约模型为基础，构建强度违约曲线，进行对CRM进行定价”的方法。但是因为其过于理论化而未能得到市场的首肯。同时，因为中国的信用评级机构对此作出的反应也比较慢，因此以信用风险为基础的定价方式也很难得到实施。
其二，履约保障机制。究竟何种主体可以想银行出售信用风险工具，需要设立怎样履约保障机制来保障合约得到履行。虽然目前工具尚处在试点阶段，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要大规模的推广信用风险缓释工具的话，还是需要建立完善的履约保障机制。尤其是对出售信用风险工具的金融机构（银行或者是保险公司）设定严格的资金保证，以保障以后能有有足够的资金履行赔付能力。
其三，清算机制。一个良好的证券市场都必须要有一套完成的交割清算机制来面对巨大的交易量。但是由于目前信用风险缓释工具的交割都是以一笔一笔为单位，还是存在以现金结算的方式进行。但是目前国际上普遍流行的做法都是以拍卖结算方式进行。目前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仍然没有推出相关的规则。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配套措施，因为篇幅原因，笔者无法一一赘述，比如：信用事件决定机制即退出拍卖机制。但是，通过上述分析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那就是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在推出之后没有获得太多的政策方面的配套支持，这是它在目前陷于困境的比较重要的原因。
同时，笔者认为信用风险缓释工具的是美好的，究其原因就是中国还是有相当大量的信用债市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房地产市场的信用债。如果能在这样方面做些文章，那么信用风险缓释工具一定可以发展的比较成熟。有鉴于此，笔者针对上文例举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希望能对我国信用风险缓释工具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困境风险 篇3
一、河南省小微企业现状
小微企业作为河南省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对于调整河南省产业结构、鼓励全民创业、大众创业、繁荣城乡经济,增加河南财政收入,促进就业增长起重要作用。
1.小微企业促进就业作用明显。河南省人民政府鼓励大众创业,降低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创业超9成是小微企业,小微企业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促进就业、维护社会稳定。小微企业与大企业相比,数量庞大,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可以说就业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小微企业的迅速增长。在2014年度公示年报的企业中,我省小微企业从业人数508.7万人,占年报企业总就业人数的63.3%,较2013年度同期从业人数增加了4个百分点。
2.融资难问题仍然不能有效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主要表现为资本结构单一、渠道单一、从正规的金融机构贷款较难等。河南省小微企业只能选择贷款利率较高的专项民间贷款,融资成本较高,影响小微企业的运营。
二、河南省小微企业民间借贷融资分析
1.小微企业民间借贷资金用途不规范。民间借贷具有“门槛低、放贷快”的特点,为继续用钱的小微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但是民间借贷只是一味追求高额利息,对小微企业的资质审查并不严格,后期也没有对贷款用途进行有效的监管,部分小微企业把民间融资的资金并不是用在生产周转,而是作为自己向商业银行贷款的应急款,使用民间借贷资金不规范。主要存在三种用途不规范的情况:第一,小微企业将这部分贷款用于投资、分红等非生产用资方面;第二,小微将这部分贷款用于偿还到期的商业银行贷款的本息,用来保持良好信用或者为了满足再贷款要求;第三,小微企业可能在银行账户中存在过桥资金,民间借贷可能被应用于过桥资金的垫付等。总之,由于民间借贷审核条件宽松,可能使小微企业对民间借贷资金使用不规范等现象。长此以往,小微企业存在较大的资金风险,终将会因为不规范的资金使用造成财务危机的大爆发,使得民间借贷在本质上没有促进小微企业的成长。
2.企业间转贷现象普遍。转贷指的是资质较好的企业凭借自身优势从商业银行等正规的金融机构获取利率较低的贷款,然后并不全部作为本企业的生产发展资金,而是转而以高利率借给资质较差、不符合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小微企业。这种企业间转贷现象非常普遍,但风险非常高,因为小微企业如无法按时还本付息,贷款企业将会面临偿还银行资金的问题,最终导致企业自身资金链断裂乃至信用度下降。
3.小微企业融资风险多重化。①信用风险。根据银监会数据统计,截止2014年年底,我国小企业在信贷业务中不良率为2.02%,其中单户授信500万元以下小企业贷款不良率已高达5.14%,然而,商业银行各业务整体的不良贷款率才只有1%而已。这就是商业银行为什么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标准如此之高,虽然小微企业受政策支持,商业银行依然不愿放贷给他们的原因所在。②操作风险。金融机构的信贷业务存在操作风险,主要表现在对放贷资金用途的监控不严、贷款审核过程操作不当、银行和小微企业对接过程信息不对称,银行信贷部员工工作水平低下,利益为重。当前河南省各大国有银行对于小微企业的信贷业务不全面,还处于起步阶段,部分股份制银行有针对小微企业的信贷业务,但是总体而言,正规的金融机构考虑种种原因,不愿放贷给小微企业。③市场风险。河南省鼓励大众创业,创业超9成都是小微企业,主要集中在餐饮、零售、加工等行业,在这些行业的调查中,只有五分之一的小微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另外在2013年以来整体经济形势不乐观的市场条件下,小微企业的市场风险更为突出,市场竞争力不足,产品竞争性不强,竞争实力不够,这些都会导致小微企业存在严重的经营风险。一旦市场波动,大部分小微企业将扛不住市场的冲击,与大企业更不能进行有效竞争,存在破产倒闭的风险。
三、河南省小微企业信贷业务风险对策分析
1.完善对小微企业贷款用途的监管机制。①认识民间融资的本质。民间借贷起源于农耕文明,现在还有互助借贷融资的方式,就是从早期发展过来的,在亲戚、朋友之间进行资金的往来,更多的是利用亲情、友情等道德标准担保的非制度信任。这种借贷模式往往是零利率或者是低于银行贷款利率,在现实中普遍存在。小微企业在遇到融资难题时,首先会考虑互助借贷,然后才会考虑正规金融融资方式,所以民间融资和正规金融融资并列存在,不能互相替代。②规范民间借贷的操作行为。民间借贷管理混乱,操作不规范,对民间金融机构和小微企业来说都没有保障,这就要求首先健全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符合要求的继续存在,不符合法律要求的强制整改,要求建立有资质的民间金融机构,规范民间借贷操作行为,明确借贷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保障民间金融机构和小微企业的利益,为小微企业创造良好健康的融资环境。③对民间融资进行有效监管。每一个民间融资机构要有规范的营业执照,按照营业执照规定的业务经营范围来进行业务经营,不能超范围经营。另外禁止无照的民间融资机构进行借贷业务的操作,一经发现,要严惩不贷。民间金融机构不能取代银行,要区别于银行。对民间金融机构的管理要有针对性的管理,明确民间金融机构内部职能的划分,加强内部控制。这样可以监督民间金融机构正规放贷,降低民间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和操作风险。另外对每个民间融资机构进行年度评价,让这些机构提供年度报告,详细的披露机构的放贷金额、贷款回收情况,资金实力水平。公开有效的对民间金融机构进行监管。
困境风险 篇4
关键词： 道德风险；存款保险；防范机制；设计
中图分类号：F8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55（2016）03-0039-05
八十多年前，为了挽救在经济危机下几近崩溃的银行体系，美国开启了世界上存款保险制度的先河。美国存款保险制度随着金融的发展不断完善，尤其在金融风险及监管检查方面卓有成效。20世纪60年代，金融国际化和自由化使得金融风险剧增，大多数西方国家也建立起本国的存款保险制度。我国的《存款保险条例》的实施，迈出了中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第一步。国外存款保险制度发展与改革的得失给我国提供了启示和借鉴意义。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设计重点应围绕防范道德风险，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既要结合我国的特殊国情，又不能流于形式僵化死板，要边摸索边改善，根据金融的发展和创新，对存款保险制度进行动态、弹性的调整。
一、存款保险道德风险
（一）存款保险道德风险的界定与释义
存款保险制度是当银行无法满足其对存款人的（付款）义务时，保护存款人其受保存款不受损失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制度。存款保险制度有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和显性存款保险制度之分。显性存款保险制度是一种以法律明文规定的形式，对受保金融机构特定种类的存款进行保护，且正式建立存款保险机构的制度。我国2015年起施行的《存款保险条例》，标志着我国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初现雏形。因此，下文所提“存款保险制度”均指显性存款保险制度。
道德风险是指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交易的一方无法监督另一方的行动时，或者监督的成本过高，一方行为的变化而致使另一方的利益受到损害。而在存款保险制度语境下的道德风险是指存款人、投保银行以及监管机构等不同主体，出于各自不同动机，为追求自身最大的利益而承担过度风险，并且不惜损害他方，从而可能致使银行业出现危机。
（二）存款保险道德风险的形成机制
存款保险制度实质上是一系列复杂的合约。涉及存款人、投保机构和监管机构等相互之间多重委托代理关系。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势必产生各方冒险逐利、转嫁风险的道德风险。因而，下文将从上述不同行为主体出发来探讨道德风险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形成的原因。
1.存款人的道德风险
存款保险制度弱化了存款人对银行体系的市场约束机制，使得存款人自我保护激励不足。若不存在没有任何存款保护制度，银行便会有破产之虞，因而存款人有较强的动机自发地监督银行。如果银行承担了过高的风险，存款人要么会要求其提高存款利率，要么会“用脚投票”，将存款转移到更稳健的金融机构或其他更安全的地方。而存款保险赔付制度下，即使银行破产，存款人的存款全部或大部分都能够得到赔付。因而，存款人甚至可能去选择冒险经营，但许诺给他们高额利率的银行，进而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
2.投保银行的道德风险
对投保银行高风险经营的激励是存款保险制度中最主要的道德风险。由于存款保险制度降低了存款人挤兑的可能性，银行发生流动性危机的可能性也随之下降。银行的股东和管理层会放松对银行的监督和管理。同时，来自存款人市场约束也被弱化，使得存款人不再密切监督银行，银行不用为其增加的风险付出高利率的代价。因而，银行更倾向于通过承担高风险来获取更高收益的投资活动。而银行高风险经营是导致其破产甚至产生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造成了银行间激烈的恶性竞争，不利于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
3.监管机构的道德风险
从存款保险机构来看，监管宽容是其最主要的道德风险。存款保险机构为了减少保险基金损失，对有问题的投保银行，往往吝于立即救助，而是期待其通过整改自行好转，如果通过整改得以改善，则存款保险机构就免去了一笔救助费用。但如果由于存款保险机构怠于救助，问题银行错过了最佳救助时机而变得更糟糕时，将会给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业带来危机。这种监管宽容的道德风险同样蔓延至金融安全网的其他两大支柱——最后贷款人和金融审慎监管机构。当银行出现暂时流动性困难而产生挤兑时，由于存款保险制度作为最后一道防线兜底，中央银行更倾向认定为清偿性不足或不存在系统性风险而拒绝提供最后贷款。而金融审慎监管机构由于存款保险制度降低了因挤兑而导致银行破产的可能性，而对金融安全盲目乐观，放松监管。
二、基于道德风险防范的存款保险制度设计
诚然，存款保险制度催生了道德风险，带来了诸多危害。但如果没有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一旦银行出现信心危机问题，将会迅速扩散至整个金融体系，带来深重灾难。实践证明，经过精心设计的约束机制是可以防范道德风险的，许多针对道德风险的制度设计已经运用到各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实践中，并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成效。
（一）保持存款保险机构的独立性
确保存款保险机构独立地位，排除政治压力的干预和参保银行的影响。单独设置存款保险机构，有助于相互制衡、各司其职，让存款保险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特有职能和履行应有职责而不受不当干扰，也避免与其他金融安全网成员之间因地位不平等带来的信息共享困难，或推诿责任的道德风险。
在实践方面也显示，独立设置存款保险机构符合存款保险制度的发展趋势。根据国际存款保险协会（IADI）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实行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中，独立设置的存款保险机构在2000年时共有15个，占23%；2010年为36个，占38%；2011年底为54个，占65%。[1]鉴于不少刚刚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将存款保险机构置于其他监管机构之下的做法视为过渡期内的权宜之计，这一比重将会继续扩大。
（二）采取风险差别费率方式
在1991年美国颁布《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促进法》之前，参保银行均基于统一的标准费率来缴纳保费。风险较高、经营不善的“坏银行”并不需要支付更高的成本；而稳健经营，无破产之虞的“好银行”所支付的成本竟然要与那些“坏银行”同样高。事实上形成了稳健银行对问题银行的补贴，这是一种“扶劣损优”的不公平现象。美国在实践中注意到这一问题，因此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促进法》中采取了依风险确定保险费率。要求存款机构按照自身承担的风险水平缴纳保费。Merton的期权定价模型理论也表明了在固定费率制度下，容易引发道德风险问题。[2]银行会通过增加资产风险和减少资本将风险从自身转移至存款保险机构、将利润转移给自己，而在风险差别费率的情况下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相比单一费率制度，风险差别费率能够有效地降低存款保险的道德风险问题，因此，许多国家开始效仿美国选择风险差别费率代替统一费率，这将是未来存款保险制度发展的主要趋势。
（三）确立限额保险方式
Alovsat Mulumov对土耳其银行系统的存款保险和道德风险的案例研究表明，在全额赔付的制度下，商业银行存在从事过度风险行为的倾向。[3]因此，大多数国家选择实行限额存款保险方式，而保护限额的设定关系到道德风险的控制和政策目标之间的平衡。若保险额定得太高，存款人的风险意识下降，容易滋生过度的道德风险；若保险额定得太低则难以实现存款保险制度的两大主要目标——保护小额存款人和金融市场的稳定。[4]
国际上保险限额的界定方法有两种，一种做法是将本国人均GDP作为存款保险限额的参考，另一种是使全额赔付能够覆盖90%的存款人。实践中，各国采取“广覆盖”原则，一般按人均GDP的3-5倍设定存款保险限额，使大多数存款人的存款受到明确的保护。
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存款保险限额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各国在危机期间提高了存款保险的限额。存款保险上限的提高是各国在面对危机时，存款保险制度改革的方向之一。在金融危机的特殊时期，这一措施能够起到使存款人重拾信心，减少银行挤兑及稳定金融市场的效果。
（四）赋予存款保险机构适当的监管权
存款保险机构作为保险人和赔付方，有最大的动力阻止各方的道德风险，保护存款保险基金不受损失。因此，应当赋予存款保险机构适当的权力来限制参保银行的道德风险。《多德-弗兰克法案》便加强了联邦存款保险机构（FDIC）对参保金融机构的监管权，增加其备份检查权、执行权和有序清算权等。《有效存款保险体系核心原则》（2014年版）也要求明确存款保险机构享有检查和提前介入问题银行等权力，以及在银行恢复与处置过程中的相应职责等。
存款保险机构除具备保险赔付和紧急援助等传统“支付箱”职能之外，还应当配合其他金融监管机构对投保机构进行监督管理。通过现场与非现场的检查权、拒绝与终止承保权、早期干预与处置权、处罚与建议处罚权等监管权的合理安排，存款保险机构能够有效降低道德风险问题。但为了避免出现监管重合和监管真空的现象，存款保险机构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的侧重点应有所不同。金融监管机构主要通过金融机构实施全面合规性监管来达到目标，偏重化解和纠正。而存款保险机构的监管应侧重保护存款人资金安全，对投保银行进行过程中的风险监控，强化存款保险制度事前和事中的风险发现和防范功能。[5]
三、中国存款保险道德风险防治困境及建议
我国的《存款保险条例》基本参照了国际存款保险机构协会（IADI）发布的《有效存款保险体系核心原则》的指引原则制定，但由于我国自身特殊的国情，如居民有着较高的储蓄偏好，银行业存在国有垄断程度较高的局面等等，使得我国引入存款保险制度存在特有的道德风险困境，不能照搬国际经验。
（一）起步阶段难以设立独立的存款保险机构
《存款保险条例》中规定了我国现行存款保险机构是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6]而该基金由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管理。这样隶属于人民银行的安排存在着目标冲突，存款保险机构的主要目标是保护存款人，而中央银行的主要目标是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如果中央银行同时代替存款保险机构行使风险处置与金融机构救助的职能，使“最后贷款人”变为“最先贷款人”，将影响其货币政策职能，甚至引发通货膨胀。只有设立独立的存款保险机构才能够避免与中央银行和审慎监管机构存在目标冲突。但考虑到眼下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设立独立机构将花费大量资金。保费尚未充分积累就有很多成本支出，社会上就会有意见，如果此时发生一定数量的银行倒闭，存款保险赔付资金不够用，就会对设立机构的成本支出提出强烈的批评。[7]
现阶段将存款保险基金置于人民银行之下的做法，笔者建议只能作为过渡时期的权宜之计。一旦条件成熟，应设立独立的存款保险机构，且给予其与中央银行和审慎监管机构同等的地位。如使之共同直属于国务院，三者相互间地位平等但同时都对国务院负责。这样的安排可以使得三者既能相互制衡，又能在国务院的统一领导下协调合作，及时共享信息和资源。
（二）高储蓄率难以设定合理的偿付限额
根据《存款保险条例》，我国存款保险的最高偿付限额为50万元，为2015年人均GDP的10倍左右，能够为99.63%的存款人提供全额保护。[8]而国际上一般为人均GDP的2至5倍。过高的保护容易引发道德风险，银行危机的频率是随着保险赔付额度与人均GDP的比例的增加而增加的。如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美国存贷危机中，有经济学家通过测算认为，若当时美国的存款保险赔付额度是人均GDP的1.5倍的话，美国发生银行危机的可能性将降低43%。[9]与此同时，我国又存在着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殊国情：我国居民存款意愿强烈，储蓄率为世界第一，存在着大量的中小存款人。且民众投资渠道狭小，银行存款是其主要投资方式。社会保障体系远未健全，其储蓄承担着教育、医疗、养老等多种社会功能。如果保护不足，易损害普通民众的利益，难以达到保护存款人利益和防止挤兑以维护金融稳定的两大目标。因此如何找到维护金融稳定和约束市场纪律之间的平衡是我国确立赔付上限的难点。
建议对最高赔付限额进行动态、弹性地调整。从国际经验来看，在金融危机发生时，为提升存款人对银行系统和金融体系的信心，在制度安排之外进行的额外保障也是非常多见的。[9]最近各国存款保险制度改革的方向之一就是普遍提高赔付上限。美国大幅提高最高保护限额水平，德国甚至放弃限额保护改采全额担保。但这种非常措施长期化将助长道德风险。考虑到我国大量的中小存款人储蓄意愿强烈，且其储蓄承担着社会保障功能，关乎国家的稳定。相较其他国家，应当给予较多的保护。但不应超过人均GDP的10倍。当我国建成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时，要适时降低最高保护限额水平。在发生金融危机时，应提高赔付上限；而在危机过后，及时调整回合适的限额。根据我国的经济现状和金融风险状况等进行动态地调整，保险限额定期进行评估修改。另外，注重加强公众在存款保险制度方面的知识教育，树立其风险意识。使其了解存款保险制度及其保障范围和限制也有助于防范道德风险，确立合理的赔付限额。
（三）存款保险机构监管权难以落实
由《存款保险条例》可知我国存款保险机构不是单纯的“付款箱”功能，虽然给予了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非现场检查权，但没有明确规定是否有现场检查权。仅仅要求投保机构报送资料难以对投保银行的道德风险进行有针对性的监控。但给予其现场检查权又要注意与其他保持协调合作，避免多头监管导致监管真空，权利（力）、职责不清晰。[10]
因而，笔者建议首先应细化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存款保险条例》中关于金融机构间协调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的规定实为前瞻性的借鉴，但遗憾的是仍停留在原则性框架层面，缺乏正式的、刚性的制度保障。建议参考美国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官协会的做法，由各金融监管机构轮流出任协会主席，轮流检查、结果共享，或者联合检查但各有分工的方式对银行进行监管。[10]这样既可行使存款保险机构必要的现场检查权，又可避免超越职权、重复检查。再者，存款保险机构主要职责是维护存款人利益以此维护金融稳定，赋予一定的处罚权是必要的，但仅限于督促收取保费等保护存款人和存款基金的必要，不宜过多，也不宜将手伸的过长，以免混淆与金融审慎监管机构的职能。因此，在存款保险机构认为应当处罚但又属于其他监管机构职责范围的情况下，可以设置必要的建议处罚权，提高监管效率，避免重复处罚。这种建议处罚权不能是原则性规定，流于形式，要明确监管机构对建议处罚回应的形式、期限、内容以及其他责任等等，若监管机构对存款保险机构的处罚建议有异议，提交共同上级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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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osit Insurance System Based on the Prevention of Moral Hazard：
Plight in Designing Deposit Insurance System in China
TANG Li
（School of Law，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e problem of moral hazard has always been a controversial issue in the deposit insurance system.The deposit insurance system can reduce the risk of bank runs and stabilize financial system. However， it also weakens the market discipline and creates moral hazard.The root cause of moral hazard is information asymmetry， which is almost inevitable in modern society. It does not only exist in the deposit insurance system， but also in other fields. Moral hazard is by no means the reason to abandon the deposit insurance system， but it should be controlled and prevented by establishing deposit insurance system properly.The moral hazard in China's deposit insurance system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because of our particular situation. Based o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this article tries to find a way to design deposit insurance system which is suitable for the realistic situation of China and can prevent moral hazard.
困境风险 篇5
1 我国现行医疗风险分担机制存在的问题剖析
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目前的医疗风险主要采取的是医患双方风险自担的模式,即医方有过错的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医方无过错的由患方自行承担风险。这种风险分担机制既会使医方面临高额的赔偿风险又会使患方的权益得不到及时救济。为缓解当前日趋紧张的医患关系,我国各地出台了很多政策以积极推动医疗风险分担机制的建立。2010年人民调解法开始实施,各地积极探索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建立了人民调解、法院调解、院内调解相融合的医疗纠纷“三调解”处理机制。2014年国家卫计委等五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医疗责任保险工作的意见》,积极推行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提出三级公立医院在2015年底前的医疗责任保险参保率达到100%,二级公立医院要达到90%[2]。有些医疗机构还积极探索了医疗意外保险、医疗损害赔偿基金等风险分担机制。总体而言,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与医疗责任保险相融合,以医疗意外保险、医疗损害赔偿基金等为补充的医疗风险分担机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制度发展衔接不成熟、社会化分担风险的效果不突出等问题。
1.1 完善的医疗风险社会化分担机制尚未建立
虽然我国已初步建立医疗风险分担机制,但风险的承担者主要还是医患双方,尚未形成由政府、医方、患方、社会团体或组织、保险机构等利益相关体共担风险的社会化分担机制。现有的医疗风险分担机制既没有有效调动社会资源共担风险,也没有涵盖所有的医疗风险种类,适用面较窄,对医疗风险的治理还存在制度不健全、组织保障不到位的缺陷,这也是当前发生医闹的主要原因。个别地方虽积极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这主要是区域性的医疗责任保险和医疗意外保险的尝试,取得的成果有限[3]。因此,政府有必要从国家层面对医疗风险社会化分担机制进行顶层设计。
1.2 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推进缓慢
1.2.1 缺少制度性保障
我国目前并没有以法律的形式建立和实施强制医疗责任保险,推广的依据大多是政府部门的规章、意见,其法律位阶较低,权威性和约束力不够,这也是多年来医疗责任保险覆盖率较低的主要原因。虽然2010年的《侵权责任法》以专章的形式规定了医疗损害责任,但作为医疗损害赔偿的基础,医疗责任保险在立法中却未得到体现[4]。这在实践中无疑会加剧医患之间的冲突,为避免医疗风险带来的损害,医患双方在诊疗过程中会采取各种规避措施,如过度医疗、防御性医疗等,而此时保险机构却没有介入的制度性保障。
1.2.2 医疗机构缺乏投保的主动性
第一,大型综合医院化解医疗风险的能力较强,缺少投保积极性;第二,对中小型医院来说,医疗责任保险的保费过高且赔付额较低;第三,医疗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过窄。目前承保的主体范围主要包括医疗机构内部在岗在编的执业人员,如医生、护士、药剂师等,但不包括临床带教的见习实习生、进修的医务人员、临时工和外聘医务人员。另外,医疗责任保险只承保因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而引发的损害,并不包括医疗意外和并发症等,这就无法解决医疗机构面临的多数医疗纠纷的赔偿问题。
1.2.3 保险机构开展业务的积极性不高
第一,经验不足,风险较大。我国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起步较晚,发展缓慢,投保医疗机构总体较少,保险机构积累的统计数据有限,无法参照“大数法则”确保营利,且保险机构的营利性与公共医疗服务的公益性也存在一定的矛盾。因此,保险机构营利未知却风险较大,开展业务的积极性不高;第二,保险机构没有专业处理医疗纠纷的机构和人员。医学具有复杂性和高技术性特征,利用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化解医疗纠纷需要医学、法学、保险学、心理学等复合型专业人才的介入,才能保证理赔工作的顺利开展,而这样的人才少之又少[5]。同时,专业机构和人员的缺乏导致了一旦发生医疗纠纷,患方还是直接找医疗机构索赔,即便投了保,医疗机构仍需要与患方先行达成调解协议,其根本无法从医疗纠纷中脱身。
1.3 医疗意外保险的实施受阻
实践中很多医疗纠纷不是因为医疗事故而是因医疗意外引发,现行的医疗风险分担机制在这方面缺乏有效的补偿[6]。因此各地针对医疗意外保险进行了积极地试点与探索,主要以手术和麻醉意外保险为主,目前还未形成规范性制度,政府部门的推广力度也较小,但其在实施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第一,部分保险机构将医疗意外保险作为医疗责任保险的附加险捆绑出售给医疗机构,这种做法欠妥。首先,我国大部分公立医院的资金来源于医疗服务收入并非全额国家拨款,同时患方也是医疗服务的受益人,不能单以考量医疗机构的营利就让其承担医疗意外保险的保费,这也与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过错归责原则不符。其次,保险机构缺乏专业的评估机构和人员,实践中无法清晰界定医疗过错和医疗意外,容易混淆二者的保险理赔,结果是只能任凭专业的医疗机构来认定,这可能导致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发展受阻。最后,医学的复杂性决定了医疗意外种类繁多,可能导致患方索赔即可获理赔,这也不利于我国保险事业的发展。
第二,考虑到医疗风险需要医患双方共同面对,既然医方投保了医疗责任保险,个别地方选择了让患方购买医疗意外保险,但实施效果并不明显。对患方来说,由于医学知识的欠缺,其不能正确认识诊疗过程中医疗风险的出现概率,加之保费高赔付低、免赔条款较多,患方投保的积极性不高。个别地方甚至还出现了医疗机构强制患方购买医疗意外保险的情况,为此,2008年卫生部专门下发了《关于医疗机构不得宣传、推销和代售麻醉意外险等保险产品的通知》,禁止医疗机构对医疗意外保险的宣传和推广。对保险机构来说,由于投保人数少,其不但不能按照“大数法则”确保利润的基金池,还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来维持运营,这无疑增加了保险机构的成本。
1.4 患方自担风险的能力较弱
我国侵权责任法是以过错归责原则来确定医疗损害的赔偿问题,对于无医疗过错的医疗损害只能由患方自担风险。如前所述,由患方购买的医疗意外保险在实践中开展的并不顺利,患方只能通过医疗保障和商业医疗保险来化解自己的风险。但我国的城镇职工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大病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险、医疗救助等医疗保障制度还存在不少问题,如个人负担的费用过重、隐性债务逐步明显、弱势群体的医疗救助不足、医药卫生配套体制不完善等[7]。另外,母婴平安保险、人工流产平安保险、住院保险等商业医疗保险由于缺少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引导,再加之患方对风险概率认识的不到位,我国的商业医疗保险也并未走向法制化和常规化[8]。因此,医疗保障和商业医疗保险制度的上述问题直接弱化了患方承担医疗风险的能力。
2 完善我国医疗风险社会化分担机制的建议
2.1 加强医疗风险社会化分担机制的立法保障
现代社会风险救助理论认为,经济全球化和工业的高速发展使社会风险无处不在,单独的个体已无法防御和承担现代社会风险,必须在社会全体成员之间分担风险,以使个体在遭受社会风险时获得必要的救济[9]。医疗风险的社会化分担要求政府积极调动一切社会资源,形成一种政府、医方、患方、社会团体或组织、保险机构等利益相关体共同参与、分工明确、共担风险的运行机制。法律是确保机制良性运转的前提。美国、英国、瑞典等发达国家均通过不同层级的法律条文建立了完善的医疗风险社会化分担机制。我国目前应加强医疗风险社会化分担机制方面的立法研究,逐步减少行政干预,尽快以立法的形式确立多层级、多元化的医疗风险分担机制,明确利益相关体的权利义务和职责权限。
2.2 全面推行强制医疗责任保险
多数发达国家采用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分担本国的医疗风险。如美国把投保医疗责任保险作为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执业的法定义务;英国法律规定NHS体系下实施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瑞典法律规定所有的公立医疗机构必须参保,事实上绝大部分的私立医疗机构也投保了医疗责任保险[10]。我国2014年的《关于加强医疗责任保险工作的意见》是全面推行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契机,但其只对二级以上公立医院的参保率做出了要求,未涉及到全部医疗机构,而且由于医疗责任保险不是法定的强制险种,目前开展的并不顺利。建议参照机动车辆交强险的做法,在全国推行强制医疗责任保险,这样既可以有效分担医疗风险,又可以像交强险那样带动我国商业保险的发展。
在实施细节方面,建议适度扩大投保主体,将见习实习生、进修的医务人员、临时工和外聘医务人员纳入承保范围。在保费缴纳方面建议分类管理,公立医疗机构应由政府作为主要的出资者,医疗机构次之,医务人员根据其职称、科室、出险率的不同按比例缴纳,这样既体现了政府职责,又有效分散了医疗风险,同时还提高了医务人员的责任心。私立医疗机构由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共同出资投保,当然还可考虑将其保费分散到医疗服务产品中去。另外,为妥善完成医疗纠纷的定损工作,保险机构要积极设置能够处理医疗责任保险的专业机构,做好专业人才的引进、培训和储备。也可以考虑依附目前日趋完善的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平台,设置独立的有法定资质和公信力的鉴定机构,由其完成定损并界定赔偿方式。最后,国家应当对这种公益险种的运行进行适当干预,如免责条款的制定、赔偿的限额、承保的范围、理赔的程序等,以真正发挥通过保险分担医疗风险的作用。
2.3 探索医疗行业互助保险制度
单独的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在投保时,往往被迫接受保险机构事先拟好的格式合同,为避免投保时的这种弱势地位,可考虑一方面以医师协会的名义组织医疗机构集体投保医疗机构团体险,另一方面以医院协会的名义组织医务人员集体投保医师执业团体险,利用团购的力量使医方在保险条款的商定中获取最大利益,充分发挥医师协会和医院协会的行业互助和自律维权功能,从而增强整个医疗行业的风险防范意识。
2.4 建立无过失医疗风险基金制度
如前所述,笔者不赞同将无过失医疗行为带来的损害纳入医疗意外保险的范畴,医疗意外保险制度要经过保险经济学的评估和严密的法律论证后方可决定是否实施。现阶段建议利用无过失医疗风险基金制度来分担医疗风险。具体可采用以下几种模式。
2.4.1 通过国家医疗风险基金进行风险外部分担
现代社会发展带来的医疗风险已不再是医患双方要面临的问题,它事关公民人权保障和社会稳定,这是全社会要面临的共同风险。尤其是无过失医疗行为带来的损害,当患方无法利用侵权救济手段和医疗责任保险获得补偿的情形下,国家要体现出它的政府职责和社会责任,利用国家医疗风险基金对患方进行救济。该基金制度的资金来源可考虑财政拨款、社会赞助、慈善捐赠等方式。
2.4.2 利用患方医疗风险基金进行风险自担
患方是医疗服务的直接受益人,在其选择接受医疗服务的同时就应该预计到可能带来的医疗意外风险,因此由患方出资设立医疗风险基金以弥补医疗意外带来的损害是行得通的。在资金的来源上,可根据患方门诊、住院、病种等因素缴纳一至十元不等的风险基金。根据去年我国患者门诊和住院的统计数据,每年会有近十亿元存入医疗风险基金,这将极大地分担医疗意外带来的风险,缓解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
2.4.3 建立医疗机构风险基金进行风险内部分担
医疗机构是医疗服务行为的管理者和实施者,同时也是医疗费用的获得者,对医疗意外给患方带来的损害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况且司法实践中法院也大多是按照公平原则进行裁判,医方据此也要支付部分赔偿额。建议医疗机构内部设立风险基金,提高自身分担风险的能力。资金的来源可包括医疗机构新技术积分、医疗成本提留等,也可由医务人员按照职称、科室、历年出险率的不同按比例缴纳,以此提高医务人员的风险意识和责任心。2.4.4构建医疗行业互助基金进行风险互担
不少国家利用医疗行业互助基金分担风险,以英国模式最为典型。英国设有医生维权联合会、医生保护协会、国民医疗诉讼委员会等三个互助组织,均是政府认可的非营利性自治组织,其基本职能是收取医生、医学辅助人员等会员的会费,对会员因医疗过失引发的损害进行赔偿,涉及诉讼时还向会员提供法律支持,且会员缴纳的会费相比医疗责任保险的费用要低得多。我国可借鉴这一制度设立医疗行业互助协会,以医疗机构为团体会员或以医务人员为个体会员,按照一定的标准收取会费,设立医疗行业互助基金,在会员因医疗过失引发患方损害时予以救济,同时纠纷涉诉时可提供法律服务直至医疗纠纷处理完毕。
2.5 完善医疗保障制度
现代社会,公民面对医疗风险和医疗费用的承受能力较弱,针对目前我国医疗保障和商业医疗保险制度中存在的不足,建议进一步完善以全民医疗保障为基础、城市和农村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补偿医疗保险为延伸、医疗救助为托底的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确保其覆盖所有层次的人群尤其是医疗弱势群体,同时进一步扩大医疗保障的范围,提高医疗保障的标准,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实施,不断创新医疗保障模式,逐步减少和取消不合理的限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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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风险 篇6
关键词：非营利组织,风险投资,有限合伙制公司
非营利组织(NPO)，作为我国当前多元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对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当前许多NPO都面临着资金短缺的困难，使得其无法有效履行社会使命，因此相关部门一直在寻求解决资金短缺问题的有效方法。本文从全新的视角出发，提出将风险投资(VC)作为NPO的投资渠道，开辟了NPO自创收入的新来源，以解决NPO的资金短缺问题。
一、NPO与VC结合的可行性分析
我国NPO的筹资方式主要有三种：政府补贴、社会捐助和自创收入。其中前两种是目前NPO最主要的筹资方式。但从目前NPO的发展状况看，这两种筹资方式存在诸多弊端。政府补贴与社会捐助提供的资金数额有限，使NPO处于被动状态，不能自己灵活控制资金用途，而且使NPO在社会活动中受到诸多限制，甚至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企业所利用。而自创收入不存在以上弊端，采用自创收入来为NPO筹资，会使其具有更强的生命力。所以要想保证NPO更好地发展，增加自创收入至关重要。
但从目前发展状况来看，我国NPO的自创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率最小。很多NPO把资金来源局限于政府补助和社会捐助，认为NPO是不应该从事盈利性活动的。而且我国NPO在经营管理方面的能力较差，盈利能力不强。因此，要想开发自创收入潜力，单靠从NPO自身的经营中获得资金是不现实的。那么，我们必须开辟新的自创收入渠道，VC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作为高风险高收益的VC，它针对的是高新技术企业及其新产品的开发。NPO是否有必要涉入如此高风险的投资领域呢?我们以当前风险投资业最发达的美国为例，其风险资本中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养老基金，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美国，1981年仅有23%的风险资本来源于养老基金，而1996年达到了43%，2006年更突破了60%，投资总额达到了146.04亿美元。
众所周知，风险投资的失败率很高。据统计，由风险投资公司支持的风险企业20%～30%完全失败，60%受挫，只有5%～20%获得成功。但是，一旦获得成功，风险投资便可获得高额的投资回报。从投资效益看，成功的风险投资可以获得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利润，完全可以弥补在其他项目上的投资损失。即使在风险投资业还处于起步阶段的我国，风险资本的收益率也高于同期股票或债券的收益率。所以，对于我国NPO来说，风险投资是可以进行尝试的。
二、NPO进入VC领域的模式选择及委托代理关系模型分析
1. NPO进入VC领域的模式选择。
VC不是一种单纯的投资行为，而是要利用风险投资家的经验、知识和广泛的社会网络为风险投资企业提供一种特有的资本经营服务。所以，将单个NPO作为投资主体，在缺乏专业人才和大量闲置资金的条件下，是难以开展VC业务的，因此必须选择一种合适的进入模式。笔者认为，共同出资成立有限合伙制公司的方式对于我国数量众多的NPO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有限合伙制公司涉及三个主要参与者：有限合伙人(NPO)，一般合伙人(负责风险资金运作的风险投资家)，创新企业家(高科技企业的管理者)。在这种模式下存在着两个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一是有限合伙人与一般合伙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二是一般合伙人与创新企业家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风险企业存在着高度的信息不对称性、未来的不确定性和资产的特殊性，由此带来的代理问题将更为突出。
2. 委托代理关系模型分析。
(1)第一层委托代理关系是有限合伙人与一般合伙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即有限合伙人将资金交由一般合伙人进行投资组合。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有限合伙人既不能在事前准确预计到一般合伙人的真实经营能力和努力水平，又不能介入资金的日常运作，这样一般合伙人在掌握了资金与权力的情况下就可能滋生道德风险。虽然具备有限合伙法及投资契约等的制度性安排，但是要想避免此类道德风险，还必须制订有效的报酬激励方案。对于有限合伙人而言，为首次代理的一般合伙人制订合理的报酬方案很困难，但是在风险资本市场上，一般合伙人将会定期(3～5年)重新募集资金，这就使得由市场衡量经理人的价值成为可能(声誉效应)。下面分析声誉效应对一般合伙人的激励作用。
在风险投资循环中，假定一般合伙人、有限合伙人和创新企业家皆为风险中性，I为投入高科技企业的资金。假定有限合伙人和一般合伙人的收益分配比例各为s和1-s，一般合伙人和创新企业家所占股份分别为d和1-d。高科技企业的产出为努力程度、能力水平和干扰的函数：
其中，Φt为产出，并能为双方观测到;t=1, 2……n (n∈N), t=1表示一般合伙人第一次募集风险基金，t=2表示一般合伙人第二次募集风险基金，两次募集基金是独立的，并假定第二次募集基金是在了解第一次募集基金的业绩表现后的行为。由于一般合伙人将定期募集资金，因此t=n表示其第n次募集风险基金。αt为一般合伙人和创新企业家的努力程度。C(α)为他们努力的负效用函数，并且C′(α)>0, C″(α)>0。β为他们的能力水平，服从(m0，σ02)的正态分布;θt为随机误差，服从(0，σ2)的正态分布。
在以上基本模型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假定贴现率为0。通常一般合伙人的收入为固定部分(管理费用)和可变部分(股份收益)，分别为ft和(1-s)Φt，其中t=1, 2。一般合伙人第二次募集基金的固定收入与其第一次募集基金的业绩有关，固定工资收入与当期的企业利润无直接关系。这时一般合伙人的效用为：
一般合伙人的期望效用最大化为：
最优激励安排是从第二次代理开始的，并且依赖第一次代理的基金回报Φ1，因此一般合伙人选择努力程度是最大化个人利益：
(4)式的最优一阶条件为：
在资本市场完全竞争条件下，根据理性预期(收入等于预期产出)，即f1=E(Φ1), f2=E(Φ2/Φ1)，则：
根据正态分布的性质，当有限合伙人观察到Φ1，相信一般合伙人在第一次代理的努力水平为a^1时，那么有限合伙人对他的能力的后验估计的均值为：
可见Φ1越大，对一般合伙人的能力信念修正越大。将(6)式和(7)式代入(3)式得：
(9)式中第一次代理中对α1的最优一阶条件为：
上述条件表明，如果代理发生两次以上，那么一般合伙人为了提高未来预期收入水平，会在第一次代理时努力工作，其第一次代理时的努力水平会大于一次性委托代理时的努力水平。这是因为一般合伙人未来的固定收入依赖于市场对其能力的预期，所以一般合伙人为了建立自己的声誉，会在第一次代理时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以便在以后的代理中增加收入。并且从(10)式还可以看出，一般合伙人在第一次代理中为了建立自己的声誉，可以忍受较低的报酬，甚至在固定收入为0的情况下，也愿意努力工作，以便在将来的代理中增加收入。
(2)第二层委托代理关系是一般合伙人(代理人)与创新企业家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创新企业家获得资金后可能会追求个人利益而不是企业效益最大化，使VC在未来得不到预期收益。此外由于合同的不完全性，在未来收益不确定的情况下，仅靠合同治理是困难的。一般合伙人要通过了解企业成功的概率以及影响创新企业家的投资选择和努力水平来减少道德风险。下面，通过模型分析从理论上阐明一般合伙人的监控在减少道德风险、激励创新企业家努力工作方面的作用。
在委托代理关系中，有可能产生“道德风险”，这是由于代理人的行动不能或难以被委托人观测到。假定一般合伙人与创新企业家之间的代理关系是一次性的(实践中，由于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像一般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之间的关系那样，一般合伙人每隔几年要筹集新的基金，因此这种假定是合理的)，并且β是共同信息，则一般合伙人、创新企业家以及他们的效用之和分别为：
(12)式中，创新企业家选择个人最优努力水平a^的一阶条件为：
(13)式中，帕累托最优水平的一阶条件为：
根据创新企业家努力水平的负效用函数性质可知，在一次性委托代理关系中，创新企业家并没有付出完全的努力，其最优努力水平低于帕累托最优努力水平。而一般合伙人的重要作用就是通过管理监控等一系列措施，最大限度地督促创新企业家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使a^→α*)，这也是风险企业治理的目标。
三、结论
NPO要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就必须解决资金短缺这一难题。由目前的筹资方式看来，自创收入是最灵活最稳定的资金来源。将VC作为自创收入渠道，是解决NPO资金短缺问题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文先明.风险投资中信息不对称及风险分析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5
困境风险 篇7
风险社会中专家体制的形成和存在, 其目的是为了决策的合理化、科学化、权威化, 特别是在当今科学技术迅猛发展, 知识专业化以及社会分工精密化趋势下, 人们越来越信任和依赖专家体制来帮助自己做出决策。专家知识在现代决策行动中是一种政治资源和公共资源。换句话说, 专家体制的存在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了避免风险的发生或者降低风险造成的负面影响, 而向掌握着专业知识的专家寻求支持和建议的一种行动模式。不可否认, 因为专家体制的存在, 大大推进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同时也有效地避免了大量风险的发生和降低风险的负面影响。但是, 另一方面, 为了减少风险而存在的专家体制在运行过程中却不断产生了风险。“这是由于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产生的风险, 是我们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2]而这种被制造出的决策风险恰恰是政府行政机构和社会组织想“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风险。
现代社会中无孔不入的大众媒介, 既是风险的制造者, 也是有关风险的事实和信息的传播者。作为一种工具, 大众媒介自觉不自觉地站到专家体制的一边, 共同为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出谋划策。
“有组织的不负责任” (organized inesponsibility) 是风险社会理论家贝克在他的《解毒剂》 (Gegengifte) 一书中指出的一个概念。他指出, 公司、政策制定者和专家结成的联盟制造了当代社会中的危险, 然后又建立一套话语来推卸责任。这样一来, 他们把自己制造的危险转化为某种“风险”。这一概念用来揭示“现代社会的制度为什么和如何必须承认潜在的实际灾难, 但同时否定它们的存在, 掩盖其产生的原因, 取消补偿或控制”。[3]“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实际上反映了现代治理形态在风险社会中面临的困境。具体来说, 这种“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尽管现代社会的制度高度发达, 关系紧密, 几乎覆盖了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 但是它们在风险社会来临的时候却无法有效应对, 难以承担起事前预防和事后解决的责任;二是就人类环境来说, 无法准确界定几个世纪以来环境破坏的责任主体。各种治理主体反而利用法律和科学作为辩护之利器而进行“有组织的不承担真正责任”的活动。[4]本文将浅析专家体制和大众媒介这个两个主要的因素, 是如何对这一困境的形成发挥作用的。
专家体制对“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的形成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专家体制本身存在的缺陷使得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想对风险负责而无力为之
当我们谈及“有组织的不负责”这一个概念时, “不负责任”的发生并不全是责任主体有意而为之。在传统工业社会主要是外部风险 (自然灾害) , 而现代风险社会制造做出的风险 (核风险、全球性传染病、气候变暖等) 取代了外部风险占据了主导地位, 而且这些风险呈现出风险影响的范围大、破坏性强, 无法计算等, 这些风险的特点严重超出了政府或是其他社会组织的预警监测和事后处理的能力, 也超出了专家体制的应对能力。
首先, 以科学技术和专业知识为主要标志的专家知识并不是百利而无一害, 现实经验告诉我们, 现代科学技术和专业知识是社会风险的来源之一。比如, 克隆技术带来的反社会伦理的风险, 水利技术带来的影响江河生态系统的风险, 还有人们过度依赖专家知识而对风险本身的麻木的风险, 这些说明了专家知识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所以说这些掌握着专业知识的专家也不是万能的。其次, 一方面, 专家的个人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和立场, 对知识的运用也不可能时刻都到达完美的境地。另一方面, 已经内化一种制度的专家知识和专家, 它的作用的发挥必然会受到其所属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的本身的性质、目标、结构的影响, 再加之以“智囊团”、“顾问团”、“专家小组”等形式存在的专家体制本身就是一个具有科层制结构的组织, 有着科层制的一些弊端, 诸如官僚机构臃肿, 行政成本过高;效率低下, 对市场信号和公众要求反应缓慢;公职机构和人员思想僵化, 责任心下降, 创造力等。最后, 在专家体制中, 那些导致巨大风险和灾难的科研专家和技术人员会发生保护和包庇同行的行为, “此类同行相怜, 携手庇护的合情而不合理的怪异现象势必要违反科研伦理道德, 势必要给人类社会造成新的更大的风险和灾难”。[5]所以, 专家体制的这些自身无法克服的天生的缺陷是社会风险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此可知, 政府或其他社会组织在专家体制失灵的情况下会无奈地选择对风险不承担责任。
二、专家体制通过大众传媒为“有组织的不付责任”的责任主体提供一套专业话语
在全球化的推动下, 全球风险社会中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也更加明显, “我们运用我们的文明决策, 可以导致全球性的后果, 而这种全球性的后果可以触发一系列的问题和一连串的风险, 而这些问题和风险又与权威机构的针对全球范围内的巨大灾难事例而构筑的那一成不变的语言及其做出的各种各样的承诺形成鲜明的对比。”[6]而这里的“文明决策”包括有专家体制生产的出决策, “权威机构”就是指政府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而这些话语的“剧本”则由专家体制起草、修饰、创作, 并通过大众媒介公布。翻开那些诸如全球环境大会, 金融峰会的对外公布的文件、协议书、倡议书, 大量的数据、表格包围的逻辑合理的推论和结论充斥其中。
专家是某领域的知识的垄断者, 他们对这些有别于日常生活中的知识的深入了解, 使得他们可以按照其所属组织的要求来编排一套专业性说辞。这套说辞并非都是毫无道理和根据的, 因为有些风险责任的边界的确是模糊的和难以确定的。但是当正当合法的理由被用作利益集团的掩护时, 公众往往就会忽视合法外衣里面既得利益者和想逃避惩罚者的真正模样。有专家参与的决策行动, “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与权力、利益、偏好, 甚至隐瞒包庇, 欺骗等行为相纠缠, 不会顾及可能造成的各种隐性副作用”[7]。一旦这一决策带来风险, 决策行动的最高决定者就会将专家推到台前, 让专家向公众答疑解惑, 并避重就轻。于是, 决策过程对公众的隐蔽和风险发生后专家及其所属组织的浮出水面形成鲜明对比。公众没有参与到有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决策制定过程, 反而在风险发生后接受充满着外交辞令和专业术语的“答疑会”, 并在疑惑和不满中成为风险的分担者之一, 风险的分配到公众个人的渠道变得顺通合理起来。
大众媒介被政府, 或是其他社会组织拿来与专家体制相结合之后, “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变得可以大规模地发生在社会公共领域。一方面, 不同各责任主体可以向更多的公众传播自己对风险的态度和认知。另一方面, 不同的责任主体可以借助媒体这个公开的平台来指证对方在此次风险中的失误, 为了达成妥协, 他们相互争论甚至争吵。虽然大众媒介承担着向社会公众告知信息的职责, 但是大众媒介也会不自觉的被政府和社会组织所利用, 成为“传声筒”。而那些所谓的对风险的“深度报道”, 虽然在信息告知方面发挥了正功能, 但也起到了对不同责任主体之间相互指责和推卸责任推波助澜的作用。在面对全球化的风险时, 如全球变暖问题, 金融危机等, 不同国家的媒体会代表各自国家或组织的利益在国际传播中争夺话语权来影响公众议程。因此会议场内的争论会蔓延到场外的大众媒介:专家们夜以继日地工作, 政府或组织通宵达旦的等待协议的成文, 并在成文后交由媒体对公众发布, 于是, 大众媒介成为了“第二战场”。责任没有确定, 争吵场面的精彩度却大大增加。而社会中的个人在遇到自己不熟知的专业知识时而习惯性寻求大众媒介提供的信息, 造成专家对于专业知识的垄断更坚固, 专家体制也更稳定。大众媒介和专家体制联手为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不负责任的合理化制造假象。
由上面分析, 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模式:
在这一模式中可以看到在一种决策机制, 只有风险不可避免地发生后, 这一模式才会把行动的重心转向“有组织的不负责任”。
很显然, 在应对全球性风险时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是不利于风险的科学计算、合理分配、和有效治理。“久而久之, 这些对社会公众不负责任的做法将会从根本上摧毁社会管理机构在其他方面经过多年努力而积淀出的权威和声望。”[8]怎样才能避免因为专家体制所导致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贝克认为“再造政治”是一个有效的途径。它主要包括五个方面:1.破除专业知识的垄断和对行政机构及专家的迷信;2.政策制定参与者来源的范围需要适当扩大;3.实现决策结构的适当开放;4.专家和决策者之间的对话需要公开;5.决策过程必须达成一致, 实现自我立法和自我约束。[9]对于大众媒介而言, 在决策的制定之初就应发挥社会公器的作用, 为公众参与到决策制定的过程提供一个发言的平台, 以公众的议程影响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议程;在决策实施的过程中, 大众媒介也要起到环境监测的功能, 一方面提醒决策者, 另一方面也培养公众的风险意识;在决策风险发生后, 媒介不要把媒介资源用到如何报道责任主体之间的争吵上, 而是要有自己客观中立的立场, 利用远离利益涉及方的第三方来进行报道和评论。由此可知, 虽然专家体制和大众媒介是造成“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两个重要因素, 但是我们是可以避免过多地停留在这一困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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