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形成（精选9篇）
主体形成 篇1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我国各大企业也由此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市场经济开始呈现出放大效应。对于此, 要求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必须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现状, 对放大效应的形成机制进行有效完善。以下就是对经济法主体行为放大效应形成机制的详细阐述, 望其能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提供有利的文字参考。
一、经济法主体行为放大效应的形成机制
(一) 企业规模扩大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剧烈, 各大企业为了稳固自身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 开始采取相应措施扩大自身规模, 并开拓自身市场发展空间。此现象的发生, 导致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受到了一定影响。一方面, 企业为了扩展自身发展空间, 开始优化企业内部管理, 提高企业产品生产效率, 并加强与其他企业之间的合作, 为企业本身发展赢得更大的经济效益。但是另一方面, 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 其产品的生产环节也会随之变得更为复杂。因此, 其对企业生产工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若企业员工专业技术达不到企业发展的需求, 那么在企业产品生产中问题的出现将危及到企业生产的整个工作流程, 对其生产造成较大影响的同时, 也会相应影响到企业经济效益。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 企业规模的扩大不仅扩大了企业发展空间, 为企业赢得较大的经济效益。同时其也促进了经济法主体放大效应的出现[1]。
(二) 生产链形成
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 其在发展过程中根据企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目标制定了相应的生产链。由于企业生产链涉及到企业各个不同的产品生产环节, 因此若在产品生产过程中, 企业中的生产链由于外界因素的影响出现了故障, 那么问题的产生不仅会影响到产品生产质量。同时, 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危及到各个产品生产企业经济法主体, 造成企业经济效益的降低。另外, 在全球化的影响下, 促使企业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必须与其他企业协作完成。例如, 美国某波音飞机生产企业在产品生产过程中, 就与几十个国家合作完成了飞机零件的生产。此种生产方式下, 就促使企业间形成了一个固定的生产链, 因而放大效应在经济主体法中逐渐凸显出来[2]。
(三) 连锁反应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企业开始将发展重点放在市场体制的完善中, 在对此其进行完善过程中, 经济要素之间就逐渐形成了连锁反应。即企业在产品生产过程中, 若某项经济要素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等出现了故障, 那么其他经济要素也会因此受到波及。例如, 在某一工程建设中, 若物资成本突然提升, 那么该工程的施工效率、成本投入量等都会受到影响, 这种现象的发生就是受到了连锁反应的影响。因此企业在发展过程中, 必须提高对连锁反应现象的关注, 并在产品生产时充分考虑经济法主体的放大效应, 以便能为企业赢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二、经济法主体行为放大效应对经济法的影响
(一) 对经济法基础理论的影响
经济法主体行为放大效应对经济法基础理论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社会本位思想是经济法的基础理论, 但是在社会本位思想中其强调在社会生产中要公共利益的保护行为放在产品生产首位。但是, 随着经济法主体放大效应的出现, 公共利益与其他利益之间紧密相连, 因此, 可以看出经济法主体行为将严重影响到经济法本位思想;第二, 人们之间经济联系紧密性的加强, 导致人们之间的经济方面开始相互依赖。因此, 若人们之间的某一个人经济出现问题时, 将严重影响到其他相关人员经济的提升。
(二) 对经济法制度建设的影响
经济法主体行为放大效应的产生也将对经济法制度的构建产生一定影响。例如, 在经济法制度内容的制定中, 为了给消费者提供一个有利的安全保障, 要求企业生产产品过程中, 若产品的质量出现了问题, 那么企业必须及时对该产品进行召回, 从而将产品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但是由于经济法主体行为放大效应的产生导致产品生产厂家经济关系变得日益密切, 因此, 产品质量问题的出现也导致其影响范围被相应的扩大。
三、结论
综上可知,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经济法主体行为逐渐凸显出放大效应, 该现象的发生, 导致企业之间和个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变得日益密切, 此现象的产生在加快了企业产品生产效率的同时, 也给企业经济效益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即若企业中一方在产品生产中出现故障, 那么其负面影响将危及到与其合作的各个企业经济效益。由此可以看出, 为了提高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 发挥经济主体行为放大效应的积极作用, 解决负面影响。
摘要：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经济法主体行为放大效应逐渐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逐渐深入, 经济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变得更为密切。在此背景下, 我国市场经济为了与外资经济协调发展, 必须大力推广经济法主体行为放大效应机制。本文从经济主体行为放大效应形成机制的分析入手, 并详细阐述了经济主体行为放大效应对经济法的影响, 旨在其能稳固我国市场经济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关键词：经济法,放大效应,机制
参考文献
[1]王宇松.经济法主体行为放大效应的形成机制及对经济法的影响[J].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3, 23 (11) :112-114.
[2]刘谷月.经济法主体行为放大效应的形成机制及对经济法的影响研究[J].商场现代化, 2014, 12 (03) :213-215.
主体形成 篇2
十年新课改，作为基层学校的一员，虽然听到了很多的理念和要求，但是，任何一种教育教学理念的形成必须是经过自已的教育教学实践体验才会有认识，通过反复的思索和挣扎才能真正成为自已的追求，也即教育教学理念。但要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因此，课改虽然进行了多年，但谈及自己教育教学理念的改变，仍是一个很不轻松的话题。
一、教育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很多人，不从事教育工作的还是没有从事教育工作的，大家都会想起那句有名的古话：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按照新课改的要求我们可以理解为，教育教学就是要帮助学生形成主流价值观，传授技能，解除学业和人生的迷惑和困惑。教育是作为学生的导师而存的的。但也有人可以解释为，老师就是来帮助学生答疑解困，传授知识，提高学业成绩的。前者要求教育教师能为学生一生的发展和成功奠基。后者要求教师能成名师，帮助学生取得学业竞争的成功。这二者看起来是一个整体的两个阶段，但实际操作起来二者很多时候难以兼顾。以谁为主，给谁让路？当然，这种困惑的产生，本身就是一种教育理念的变化，是新课改在我们一线教师身上产生影响的体现。但现实中，这种取舍和兼顾很难。
二、学习是学生的事还是老师的事？这个答案本来显而易见，学习就是学生自已的事情，无论从哲学还是社会学教育心理学规律来解释，都应如此。但是当我放弃原有的价值判断，实践新的理论时，我们发现很难，当学习仍是一件辛苦而乏味的艰苦工作时，教师的引领和促进很难取得理想的效果。因此为了促进学生学习成绩的提高，老师不得不采取一些与新理念不相符的办法，学生学习又很大程度上成了老师的事情，牛不喝水强按头，费力不讨好。
三、新课改教育思想的革命与教育教学方法创新如何统一。我们看过的一些学校，凡取得成功者，没有一个学校出现了教育教学质量的下降（当然，凡是出现了考试成绩下降的学校课改肯定也要刹车），因此，我们任何一个学校的新课改，必须要保证通过改革推动质量的提升，升学率的提高。那么，这种改革是不是仍要以质量或升学成绩的提高为第一目标呢，如此，新课改还有那么复杂吗？
主体形成 篇3
关键词:李健吾 主体性 批评文本 私人话语
“李健吾文学批评强调自我表现与创造的特点决定了其批评文本必然追求艺术性与独创性。”“在这种情况下,批评文本便成了批评方式的一种自然延伸,批评方式的感悟性印象式特点也决定了批评语言自然具有感性化特点。”[1]因此,李健吾的批评文本就不同于西式的思辨文体,而是一种文学化的批评文本。它不仅是对李健吾审美再体验的传达,而且也往往具有独立的审美品格。如朱光潜所说:“书评成为艺术时,就是没有读过所评的书,还可以把书评当作一篇好文章来读……刘西渭的《读〈里门拾记〉》庶几近之。”[2]
李健吾像许多京派文人一样,常常与政治革命及其文化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极力强调文学自身的艺术特性,重视对文学的审美品格与艺术技巧的研讨,强调对个人情感与体验的艺术化塑造与升华。……与此同时,又推崇审美直觉,张扬批评主体的个性与情感体验,在古今作家作品品评中,努力通过对批评对象的个性心理与情感体验的沉潜体味与挖掘而力图达到凸现批评对象的审美品格与文化人格的目的,这使得他们的批评往往在学理的背景而外又带有浓重的心理氛围与个性色彩。”[3]与此相同,李健吾也强调批评者的主体性地位。他说:“一个有自尊心的批评者,不把批评当做一种世俗的职业,而把批评当做一种自我表现的工具,藉以完成他来到人世间所向往的更高的企止。”[4]李健吾对批评者主体地位的强调,其实就是对批评独立性的捍卫。由于任何人都是社会的人,都存在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因此批评主体性地位的关键是批评者与他者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李健吾有清醒的认识—— “批评家不是一个清客,伺候东家的脸色……他明白人与社会的关联,他尊重人的社会背景;他知道个性是文学的独特所在,他尊重个性。他不诽谤,他不攻讦,他不应征。属于社会,然而独立。”[5]
李健吾强调批评的独立性与批评者自身的主体性,实际上就是为了确立批评者在批评活动中的主体性地位。也正是因为李健吾在批评实践中确立了批评者的主体性地位,所以他才保证了批评向自身的回归。李健吾认为“一本书摆在他的眼前,凡落在书本以外的条件,他尽量可置诸不问。他的对象是书,是书里含有的一切。是书里孕育这一切的心灵,是这心灵传达这一切的表现。”[6]因而,李健吾的批评是一种个性化和心灵化的批评。他说“我的工作只是报告自己读书的经验。如若经验肤浅,这至少还是我的”[7]。由于批评完全建立在自己的审美印象与人生感悟之上,所以李健吾的批评与那些政治化的批评相比较而言就是一种私人话语。因而“李健吾对名词概念的使用往往很灵活,往往让这些名词带上自己的理解和感悟,具有相当的弹性,以使它能够负载与传达自己对作品的审美感受”[8]。个人感悟与普适性名词概念相互结合的过程其实是将普遍性语言向私人化语言的转化过程,也是批评者审美感受的传达过程。因此,“李健吾使用某些名词术语来说明某个作家或作品时,往往只是取其精神气质的接近,并不是真要给对象归类或贴上标签”[9],而且“李健吾借以描述阅读印象的批评语言,在本质上都是一种隐喻性的批评语言。在使用它阐说自己对于批评对象的整体审美感觉时,这些语言所传递的不仅是批评对象鲜活的个性与生命气息,更是批评者自身的经验背景与精神气质”[10]。由于审美印象常常因人而异,所以产生于审美印象并以传达审美印象为主要任务的批评语言必然是一种私人化的语言。由此可见,在批评之中,李健吾所重视的不是语言的标准化而是语言的个性化。他说:“我的意思更在类乎成见的标准语言帮助我们表现,同时妨害我们表现;标准帮助我们完成我们的表现,同时妨害我们完成表现……在艺术的制作上,尤其见出这种遗憾。”[11]
(本文为渭南师范学院科研立项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0YKS025。)
注释:
[1]董希文:《李健吾文学批评文体探析》,东方论坛,2002年,第6期,第50页。
[2]朱光潜:《编辑后记》,文学杂志,第1卷,第2期。
[3][8][9][10]黄键:《京派文学批评研究》,上海:三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46-48页,第210页,第211页,第212页。
[4][6]李健吾:《答巴金先生的自白》,《咀华集·咀华二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第16页。
[5][7]李健吾:《咀华二集·跋》,《咀华集·咀华二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5页,第93页。
[11]李健吾:《<爱情三部曲>——巴金先生的自白》,《咀华集·咀华二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主体形成 篇4
主体功能区财税政策的目标定位
在我国主体功能区的形成和建设中, 实施财税政策旨在发挥如下作用——
1.引导地方政府、企业、居民重视生态和环境保护
在环境资源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存在外部性:一是资源开发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所形成的外部成本, 二是生态环境保护所产生的外部效益。市场机制的失灵客观上要求必须依靠政府干预加以纠正。我国由于长期的经济政策变动, 这种外部性得不到有效解决, 受益者 (区域) 无偿占有生态效益, 保护者 (区域) 得不到应有的经济激励;破坏者未承担破坏生态的责任和成本, 受害者得不到应有的经济赔偿。生态保护与经济利益关系扭曲, 资源环境过度开发现象比比皆是, 生态保护面临很大困难。要遏制这种现象, 就必须促使各主体功能区只从事与自身资源环境能力相适应的经济活动, 而财税政策是对这种经济活动的有效约束因素之一。财税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是:通过税收、补贴等手段使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的行为支付必要的成本, 对采用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技术的企业给予支持;利用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 实现财力在国土空间和功能区之间的重新分配, 逐步建立起生态环境的跨区域补偿机制, 使外部性“内部化”。
2.引导人口要素向目标功能区合理流动
按照我国主体功能区规划, 重点开发区的经济和人口集聚条件较好, 将逐步成为全国经济发展和人口集聚的重要空间载体, 而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的环境承载能力较弱, 将成为人口的输出 (迁移) 区。为了实现人口资源在区域之间 (内) 有序就业流动和空间合理布局, 政府应利用公共投入、补贴等财政手段引导人口逐步从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迁出 (迁移) , 推进生态移民, 引导人口要素向重点开发区流动。
3.引导各功能区产业合理定位、科学发展
不同主体功能区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不同, 产业定位和发展战略也不相同:优化开发区拥有人才优势, 但资源环境承载力开始减弱, 应成为高端生产性的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新兴产业和现代制造业基地;重点开发区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强, 且是经济人口聚集的地区, 应承接优化开发区的产业转移, 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限制开发区本着环境优先、适度开发的原则可发展一些特色产业。财税政策要根据各主体功能区的产业规划, 为适合各功能区发展的产业提供支撑, 引导优化开发区域提升产业结构的层次和竞争力;引导重点开发区域加强产业配套能力建设, 增强吸纳产业转移和自主创新能力;引导限制开发区域发展特色产业, 限制发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产业。
促进主体功能区形成和发展的财税政策
1.加大上级财政对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的转移支付规模
根据主体功能区的定位, 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的首要任务是实施生态环境保护, 向社会提供优质生态服务。由于其效益的外溢性, 应健全生态转移支付制度, 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主要通过中央和省级财政纵向转移支付, 特别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 使生态受益者和提供者在成本、收益的分担和享受上趋于合理, 让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实现“不开发的发展”、“不开发的富裕”, 以激励这两类地区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 形成生态补偿与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关系。
(1) 加大对限制开发区和禁开发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 实现各主体功能区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是推进主体功能区实施战略的前提条件和重要手段, 没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在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中限制或禁止相关产业开发是极其困难的, 也不会为相关地区所接受并转化成理性的行为。长期以来, 由于自身财力不足, 加之上级政府一般转移支付规模偏小, 这两类地区在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公共文化、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供给方面都明显低于其它地区。因此, 应加大省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 弥补其标准财政收支的缺口。
(2) 加大对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生态环境建设和维护的专项转移支付, 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外部经济性给予合理补偿。对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来说, 仅仅强调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它们是以“不开发”为代价, 为全国的生态环境建设作出了贡献, 而基本公共服务是全国各地居民都可以享有的。所以, 这里还有一个补偿机制问题。从我国现有的生态补偿政策和补偿措施看, 基本上是以工程项目建设投入为主, 如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 虽然对相关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成本给予了一定补偿, 但补偿额度偏低, 且没有形成完善的系统, 消除区域贫困、促进居民就业等问题未予一并考虑。要激励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 一是加大上级政府专项转移支付规模, 调高“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现有生态环境补偿项目的补偿标准, 把生态环境建设中投入的直接成本和丧失的机会成本之和作为补偿的底线, 以提高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农村土地所有者及其他提供者的收入水平, 使他们摆脱贫困的困扰。二是增加有利于该区人口和产业迁移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面临着人口和产业向外迁移的任务, 强制迁移并不可取, 需要通过财政补贴、提供免费培训、提高劳动者技能等方式来实现。地方政府为此要耗费大量的财力, 因此只有增加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 才能保证这两类地区对产业异地发展和生态移民相关投入及时足额的落实。三是加大上级政府对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重点流域性污染防治专项转移支付。
2.引导重点开发区调整财政支出政策
重点开发区是未来全国经济和人口聚集的地区, 要为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人口转移创造条件, 加快本区域城镇化和工业化。与之相适应, 财政支出的重点应是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1) 结合产业布局加强相关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开发区应增加对交通、通讯、能源、水利的投入, 加强道路、桥梁、水利、电力及工业污染处理设施等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 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硬件环境。
(2) 依据该区人口承载量, 实施城镇化战略, 加强生活性基础设施建设。要扩建和新建科教文卫设施和环境基础设施, 包括医院、文化馆、学校、科技馆、生活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等, 以满足未来人口规模扩大的需要。
(3) 加大公共服务投入, 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一是不断增加基础教育投入, 为本区居民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服务;二是持续增加社会保障投入, 完善养老、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失业救济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 不断扩大社会保障范围, 增强社会保障能力;三是增加对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 建立公共卫生经费保障机制, 提高重大疾病预防控制能力, 提高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水平;四是不断增加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供应量, 实现居者有其屋;五是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的投入, 加强城市工业和生活污染的处理, 根据本地实际, 或加强水质保护、防治水污染, 或保护和改善地下水资源, 或加强植被覆盖、土壤改良等, 为居民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
对于按照功能区要求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成绩突出的重点开发区, 上级财政应视其上述重点支出在财政支出中占比增长的情况给予适当的奖励, 引导重点开发区调整其财政支出结构, 削减经济建设费, 压缩行政管理费支出, 尽快完成从经济建设型财政向公共服务型财政的转变, 确保上述重点支出的财力需要。同时, 上级财政也要及时调整对该类功能区的投资计划和项目, 围绕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安排财力。
3.建立符合各主体功能区要求的产业发展支持政策体系
(1) 税收优惠政策。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调节可以通过选择性、差异化的税收政策来实现, 在某些特定区域通过对全部或部分企业实行一定范围的税收优惠, 为该区域的企业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 进而实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在优化开发区, 应选择新兴产业、高端生产性的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制造业, 实施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减免、延期纳税、加速折旧等税收优惠政策, 降低其经营风险, 促使其加快成长, 从而实现该区域产业优化升级;在重点开发区, 应对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实行企业所得税、营业税优惠, 提高其营利空间, 以换取更多的就业岗位。
(2) 政府采购政策。利用财政资金采购政府所需的大宗物品, 往往具有巨大的市场影响力。采购对象的选择、采购政策的变化可对特定地区、特定产业 (企业) 的生产销售和投资选择产生重大影响。因而, 政府采购也是一种有效的区域政策工具。可通过高级别政府对限制开发区某些特色或绿色产品的长期稳定的政府采购, 对发达地区高新技术产品实行政府采购制度, 引导相关产业在区域之间合理布局和发展。
(3) 调整省级以下政府之间的财政收入分享。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地方的扶持。为了激励各主体功能区积极发展与本地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的产业, 提高其税收分享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对政府之间财政收入分享可作以下调整:优化开发区———调整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制造业增值税收入分享体制, 将新建、扩建企业增值税省级分享部分让给市、县;调整高端生产性的服务业、新兴产业营业税分享体制, 省级财政将营业税新增财力让给各县、市。重点开发区———对农产品精深加工企业等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增值税收入体制进行调整, 将新建、扩建企业增值税省级分享部分让给市、县;对县级营业税分享体制进行调整, 省级财政将营业税新增财力让给各县, 促进服务业发展。
(4) 财政投资政策。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的大多数产业的技术水平不高、企业实力薄弱, 产业转型、升级和迁移, 需要政府的财政支持。但所需支持度往往超过政府的承担能力, 因此要求政府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 通过财政贴息、产业发展基金、贷款担保基金等方式开拓融资渠道, 吸引信贷资金和民间资金, 推动这两类区域的产业转型、升级和迁移。
4.完善保护环境的相关税、费制度, 约束各主体功能区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
(1) 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 将非矿藏资源列为征税对象;增加水资源税, 开征森林资源税和草场资源税, 用资源产品实际产量 (储量) 取代销售量作为计税依据, 对非再生性、稀缺性资源课以重税。应通过税收杠杆把资源开采、使用同生态环境保护结合起来, 提高资源的开发利用率。
(2) 加强资源费征收使用和管理工作, 增强其生态补偿功能。应进一步完善水、土地、矿产、森林、环境等各种资源费的征收使用管理办法, 提高资源费征收标准, 加大各项资源费在使用中用于生态补偿的比重。
(3) 健全生态环境破坏者经济赔偿制度。对在资源开发或其它经济活动中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 严格执法, 以恢复生态服务功能的成本和因破坏行为造成的被补偿者发展机会成本的损失为依据, 向破坏者足额收取保证金, 促使其治理和恢复生态环境。
(4) 对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生产、生活方式, 利用税收手段予以限制。如把野生动植物产品、高污染高能耗产品、更大范围的木制品等列入消费税征税范围, 并施以高税率。
主体形成 篇5
与普通成年女性犯罪以及男性犯罪相比, 未成年女性由于自身身体、心理等各方面原因, 其犯罪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犯罪主体呈“三低”态势
犯罪主体呈现年龄低、受教育程度低、就业率低现象。未成年女性犯罪人都处于本该接受教育的年龄, 但是大多早早地走上了社会。由于年龄小, 受教育少, 在寻求工作中处处受挫, 因此就业率也很低。
(二) 犯罪类型多样化且犯罪手段成人化
未成年女性犯罪类型日益呈现多样化趋势, 这些案件类型主要集中于与性有关的犯罪以及侵犯财产类案件, 比如抢劫、诈骗、盗窃等。另外, 近年来, 敲诈勒索、贩卖毒品、协助组织卖淫、故意伤害等犯罪也逐渐增多。大多数案件都经过了精心的组织、策划, 犯罪过程中也有明确的分工。
(三) 犯罪呈团伙性且女性多为从犯
未成年女性由于身体上体力有限、心理上具有依赖性、胆怯恐惧等原因, 在犯罪时多为团伙作案, 个人单独实施作案的情况比较少见。但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由纯女性组成的犯罪集团。
二、未成年女性犯罪心理形成的原因
未成年女性犯罪形成的原因分为个体原因与外部原因, 其中主体外因素起重要作用。未成年女性犯罪心理形成的主体外因素有:
(一) 家庭不良因素
家庭不良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 家庭结构不完整。青春期的少女在生理、心理等各方面都会遇到困惑, 而由于亲人的缺位导致她们不能寻求家庭的帮助, 于是就容易结交不良朋友, 从而增加沾染恶习的几率, 被坏人利用走上犯罪道路;第二, 家庭教育方式不当。不同的家庭教育方式对子女的成长影响大不相同。不当的教育方式可能使未成年女性沾染不良品行, 日后实施盗窃、卖淫等违法犯罪活动;第三, 家庭氛围不和谐。父母行为失范的子女, 容易成为孩子模仿的榜样。经济困难的家庭的子女, 长期遭受金钱方面的压力, 尤其是少女进入青春期后, 对着装打扮有了强烈的追求, 一旦这种追求超过家庭经济能力范围, 就可能通过其他非法途径来满足需求。
(二) 学校不良因素
学校环境的好坏对未成年人犯罪心理产生有着重要的影响。第一, 一些学校存在教学管理体制不健全的缺陷, 教学评价方式单一, 把学习成绩作为衡量学生优秀与否的主要标志, 损害了学生学习积极性;在教育内容上忽视情感、法制、心理教育, 学生的困惑得不到解决, 心理健康水平低, 缺乏是非观念, 为犯罪心理埋下隐患;第二, 同学的不良影响。很多未成年女性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最初都是受同学的影响;第三, 师生关系的影响。未成年女性依赖性较强, 感情丰富细腻。如果老师对问题女孩态度粗暴简单, 就容易使这些孩子感情受挫, 产生逆反、怨恨, 甚至滑向犯罪的深渊。
(三) 社会的负面影响
社会环境直接影响人的心理健康水平, 社会环境对女性未成年人犯罪心理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 不良社会环境影响。社会转型期, 尤其是高消费的社会现象对于缺乏经济能力的未成年人形成了巨大的刺激, 不少未成年女性为了尽情享受, 于是便向同龄或者低龄的女孩子抢劫或者盗窃;第二, 负面文化影响。近年来, 女性美德逐渐被越来越多的未成年女性摒弃, 而宣扬女性暴力和色情的文艺作品却在广泛传播, 这严重影响了未成年女性的价值观、是非观;第三, 虚拟网络世界影响。在网络上, 很多未成年女性的心理随意性被无限放大, 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矛盾时, 他们得不到正确引导, 这就导致未成年人为了满足自我需要而不择手段侵犯他人的利益。
三、未成年女性犯罪心理预防
未成年女性作为一类极特殊的群体, 其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也是特别巨大, 本文主要针对未成年女性犯罪心理形成的外部原因, 从改善未成年女性成长的外部环境来预防未成年女性犯罪心理的发生。
(一) 营造温馨的家庭氛围
家庭是预防犯罪的第一道防线。明确家长在家庭预防中的责任, 采取科学的教育方法和、态度, 引导未成年女性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 使未成年女性从小就开始形成良好的个性品质, 在健康、温馨的家庭氛围中成长, 从而预防和减少犯罪心理、行为的产生。
(二) 发挥学校的教育功能
学校在预防犯罪中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也是决不能低估的。学校应当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健全规章制度, 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加大对问题女孩的关注, 对问题女孩进行心理辅导。及时对其进行生理教育, 使她们认识自己的身体, 消除好奇心。另外, 学校还要加强师德教育, 提高教师的素质, 使教师在预防犯罪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 打造健康的社会环境
社会预防是社会对犯罪现象得以控制的基本保证。通过净化社会环境, 来关心和保护未成年女性的健康社会化。坚决打击危害未成年女性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行为, 为未成人提供优秀的文化产品和健康的娱乐活动场所。另外, 充分利用社区或村组织宣传生男生女一样好的理念, 设立专门机构对未成年接受教育情况进行监控, 尤其是要防止未成年女性过早的离开校园, 为未成年女性健康成长打造健康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1]刘邦惠主编.犯罪心理学[M].2版.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9, 7:4.
主体形成 篇6
弗朗西斯·培根在其《新工具》一书中, 曾指出人类有四种缪见, 标签假象即为其中之一。培根认为, 人们一直是“标签癖”的受害者:人们给事物贴上一个名字, 然后就被制定出的概念所误导, 这就是标签假象或曰未经检查的词汇所导致的假象。中国语境下的“舆论审判”、“媒介审判”即是这样一种假象。
一、舆论主体的缺失与“舆论审判”的悖论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 “舆论审判”与“媒介审判”的概念几乎是混同的。将两者加以区别并分开论述, 学界一度倾向于认为“并无必要”, 中国政法大学王人博教授曾撰文指出, “从舆论学和法理学的视角看, 二者没有根本性的差别”。 (1)
两者是否真正完全一致?从其英文词源分析, “舆论审判” (mediatrail) 与“媒介审判” (trial by newspaper) 的主体是统一的, 均为“媒介” (media, newspaper) 。这种主体的统一性在语境转换时发生了变化。从中文字义上看, 前者的主体是“舆论”, 后者的主体则是“新闻”或称“报纸”、传统传播渠道层次上的“媒介” (传统媒介的“新闻审判”与网络等新媒体的“媒介审判”意义并不完全等同, 本文的探讨范围仅限于前者) 。
既然“舆论审判”的主体为“舆论”, 那么, 舆论的本意是什么?陈力丹教授认为, “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 具有相对一致性、强烈度和持续性, 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其中混杂着理智和非理智的成分。” (2) 通过对定义的分析可知, 舆论的主体为“公众”, 其主要标志是:其一, 对舆论客体 (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 有相近或相同的认知;其二, 具有社会参与的自主性。 (3)
舆论是民主社会中一种重要的合法性资源。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阶段, 加之各种传统因素及现实条件的制约, 公众对舆论客体即使有相近的认知, 在一定程度上却难以形成具有自主性的社会参与, 所谓的“舆论”往往不是主体通过自觉自发的途径形成的, 而是在某些权力机关或媒体的组织与引导下依照一定的规则有意识地发出的信息, 这与本原意义上的自在自为的公众言论有着质的区别。也可以说, 这种“舆论”所指涉的已经不是本原意义上的“舆论”, 而是一种“模拟舆论”, 其主体是对公众的模拟——“模拟公众” (pseudo-public) ——“他们好像是公众, 其实不是公众”。 (4) 在许多公共事件发生时, 媒体言论可能会代表一定范围内的舆论, 也可能不反映现实公众的意见, 甚至习惯于依照统一的口径进行有组织、有设计的宣传色彩浓厚的报道, 或有意无意地通过对新闻事实的皴染或覆盖以遮掩和埋葬舆论。在后一种情况下, 官方言论或媒体言论与公众舆论间甚至会呈现出紧张乃至冲突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 由于舆论主体的错位或缺失导致了真实舆论往往并不存在。
由此推理, 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个悖论:既然严格意义上的舆论主体往往并不存在, 怎么可能会出现所谓的“舆论审判”呢?既然它往往并非是舆论主体的审判, 那么审判的主体是什么?是媒介么?回答这一问题需对其进行更深层次的考察。从语用学意义上讲, 任何一种定义都只是一种知性的认识, 但这样做无法涵盖对象的全部复杂的内涵。“媒介审判”一词也是这样, 它必须置于具体的语境中才能加以深入而细致的讨论。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 一个词的确切意义只能在具体的语境里才能呈现出来。 (5)
二、陪审团制度的缺失与“媒介审判”的悖论
“媒介审判”一词发端于美国, 由“报纸审判” (trial by ne w s pape r) 演变而来。我国传播学者魏永征认为, 媒介审判指“媒体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情作出判断, 对涉案人员作出定性、定罪定量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 (6) 获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法学博士的台湾学者尤英夫对此作了更为详尽的描述:“报纸审判的意义较为广泛, 即任何民事、刑事案件在普通法院审判前或审判后, 由一般性或法律性报纸所刊载的消息或意见, 不论其是以文字、图片、漫画及其它方式, 不论其目的是在讨论、分析、攻击、侮辱与案件有关的法官、当事人及其它诉讼关系人, 或案件内容及其胜负得失, 凡足以影响审判者, 都可称为报纸审判。” (7) 需特别指出的是, 尤英夫所指出的“凡足以影响审判者”中的“审判者”在其原始语境中特指陪审团制度 (people jury system) 中的小陪审团。要真正理解“媒介审判”的本原意义, 美国司法制度中的陪审团制度是一道不可回避也无法回避的屏障。
西方陪审团制度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 到了现代, 陪审团制度演化成为一套更为复杂的制度, 成为海洋法系国家和地区审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陪审团制度运用比较成功的美国, 陪审团分为两种:一是大陪审团, 其职责是对犯罪进行调查, 或对执法部门关于刑案的侦查及证据加以审查, 以确定是否向法院起诉;另一种称为小陪审团——即一般意义上所说的陪审团, 通常由所在社区的12位不具法律专业背景的普通公民构成——其职责是基于法庭上呈现的证据对案件的事实部分作出判断 (事实审) 。如果在“事实审”中裁定无罪, 审判便到此结束。如果小陪审团认定有罪, 法官则会在“事实审”的基础上依据相关法律作出最终的司法判决 (法律审) 。
陪审团制度是孟德斯鸠的权力制衡理论在司法过程中的具体运用, 即在国家权力分立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司法权予以分立, 将审判权一分为二:陪审团行使事实认定权, 法官行使法律适用权。由于“事实审”是“法律审”的前提和基础, 因此公平审判的关键问题不仅在于法官的公正, 还在于确保小陪审团成员不受公开信息中对犯罪预断的影响, 即他们不能从公开的新闻报道或其他信息来源中得出关于案件的结论, 因为这些带有倾向性的结论很可能制约他们的理性判断, 从而使被告人依据宪法第六修正案所享有的“受到一个没有偏见的州或者地区的陪审团进行的迅速而公开的审判”权利受到侵害。
由上述分析可知, 西方语境中“媒介审判”的形成机制是:在新闻高度自由的媒介生态环境及司法审判权力分立的情况下, 媒介的涉案报道影响到无法律专业背景的小陪审团对相关事实的体认, 致使“事实审”有失公正, 并进而影响法官在“法律审”中作出有失公正的判决, 从而导致“媒介审判”。从这种意义上讲, 中国不存在“媒介审判”的情况, 我国的参审制度目前尚不具备足以影响司法审判结果的力量。
从历史上看, 我国没有司法独立与分立的传统, 司法等权力往往高度集中于行政权力之下。新中国成立后, 1954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曾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实行人民陪审制”, 但在“文革”时期被纳入“砸烂公检法”之列。1979年人民陪审制再度复兴, 但在1982年版《宪法》中又被废止。1983年《人民法院组织法》进行修订时, 陪审制再度被提上台面, 只是由“必须实行”变为“可以实行”。于是, 法官“根据情况灵活掌握, 有时候法官案件紧张, 忙的时候, 请一个陪审员来参加, 坐在旁边, 案件不忙的时候我们专业法官自己就审了。” (8) 对于这种“陪审制”, 法学家贺卫方评价说:“自80年代中期以来, 人民陪审制可以说是每况愈下, 基本上处于名存实亡的境地”。 (9) 直到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4年通过《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并于2005年5月1日生效, 中国司法史才算正式进入陪审制时代。在此之前, 司法制度中并不存陪审制度, 缺少了这一前提, 所谓的“媒介审判”也就失去了西方语境中的涵义。
目前我国采用的人民陪审制 (people assessor system) 渊源于欧洲大陆以及苏联、东欧, 实质上属大陆法系的参审制, 而非海洋法系的陪审团制度。参审制与陪审制虽仅有一字只差, 本质上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制度。我国参审制通常的表现形式是由两名外行人与一名专业法官组成合议庭或所谓混合法庭来审理案件。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 理论上外行人与专业法官享有同等的权利, 参与对案件事实的判断与对法律加以适用的各个环节。人民陪审员虽然在理论上“同法官享有同等权利”, 但由于法律专业知识的限制, 往往难以发挥实质性的作用。相反, 他们会受到法官的左右与影响。“在实践中, 法官往往在庭审时安排陪审员宣读一些程序性文字材料, 如有关案件当事人权利的规定等, 就算陪审员参与审判活动了。至于评议的时候, 陪审员一般都会举手同意法官的意见, 是名副其实的‘陪审’”。 (10) 有法学专家认为, “多年来, 人民陪审员制度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陪审员参与审判大多流于形势, 陪而不审, 审而不判, 成为了威严法官的陪衬, 这是我们的司法制度所面临的尴尬。” (11)
在这种背景下, 即便媒体“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情做出判断, 对涉案人员做出定性、定罪、量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 并影响到了陪审员对相关事实的体认, 也难于对司法进程的改变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所以,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目前尚不存在本原意义上的“媒介审判”现象。
三、中国语境下的“媒介审判”解读
既不必然是“舆论审判”, 又与西方语境中的“媒介审判”形成机制无直接联系, 那么, 这种审判究竟是怎样的“审判”?它的主体是什么, 形成机制又是怎样的?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认为, “权力产生知识, 权力与知识是直接相互指涉的, 不相应的建构一种知识领域, 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 不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 也就不会有任何知识。” (12) 经由媒介所表达的“舆论”, 作为知识的一种, 也不可避免地与权力密切地纠缠在一起。
除去司法制度方面的差异外, 中国与西方的媒体体制也相去甚远。我国的媒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媒产业, 同时也是事业机构的一部分, 媒体的背后有一个权力系统在支撑, 媒体在报道和监督司法活动时往往表现为所属权力系统的延伸, 这就使得媒体带有一种浓厚的行政色彩, 它兼备了官方或者至少是半官方的性质。我国的“媒介审判”从一开始就与它背后的“权力”密切地纠缠在了一起, 由于这种“权力”干涉了司法的独立, 以至有时司法审判不得不在这种“权力”预设的框架内进行。作为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 不少媒体本身就是党委的机关报或机关刊物, 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同级党委的声音。这种现象形成了我国新闻媒体的报道与监督行为带有权利 (right) 和权力 (power) 双重属性。在这种情况下, 媒体对重大司法案件报道什么、从什么角度甚至在什么时间段报道, 都需报请党委或党委宣传部批准。所以, 新闻媒体并不能够单纯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更大程度上, 它所代表的是党和政府的声音。
再者, 由于现行体制下最高人民法院以下各级法院的编制、人事、财政等基本上都掌握在同级党委、政府的手里, 致使“虽然一些有违法乱纪行为的司法人员或司法机关也担忧被曝光之后的社会影响, 但更害怕的是上面领导看到后的批示或电话。因为这一层的影响才是可随意伤筋动骨、才是关乎自己前途命运的。” (13) 所以美国学者Benjamin在考察了中国媒介和司法关系后认为, 中国媒介影响司法的基本模式是媒介影响领导、领导影响法院。
所以, 中国“媒介审判”的独特形成机制是:“ (代表官方的) 媒介权力——党和政府——法院”, 这与美国“ (代表舆论的) 媒介权利——小陪审团——法官”的“媒介审判”形成机制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如果对中国的“媒介审判”形成机制进行简化, 它与本原意义上的“权利——司法”模式不同, 而是更接近于“权力——司法”模式。
中国语境下的“媒介审判”主体并非作为舆论主体的公众, 而是渗透于媒体中的权力, 其形成机制, 在一定程度上, 与其说是舆论及媒体报道影响了司法公正, 毋宁说是权力深入媒体内部借媒体而现身的结果。“混杂着理智和非理智的成分”的公众以及过分追逐自身利益追求且职业意识或技能缺失的媒体对既定事实的形成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名称一旦约定俗成, 便很难用其它的词汇来将其替换, 但对之进行辨析是必要的。探讨中国“媒介审判”的必要性在于, 如果仅依据“媒介审判”的字面涵义追究其责任主体, 那么, 在媒体难逃其咎的同时, 难免会忽略更深层次的因素。对“媒介审判”的主体及其形成机制进行严格界定之后可以认识到, 消除或减少“媒介审判”需从多方面做出努力:不但要在在公众层面加强媒介素养, 促进形成正面的舆论, 媒体层面提高从业人员的职业意识, 积极进行舆论引导, 更应在权力层面对公权力的边界予以适当限制, 确保司法独立、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等。
摘要：本文通过对相关概念的分析后指出我国尚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舆论审判”或“媒介审判”, 公众和媒体在中国语境下的“媒介审判”中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它的形成在更大程度上是权力对舆论和媒体进行渗透的结果。
关键词：舆论审判,媒介审判,权力
注释
1[1]王人博:《“舆论审判”还是“媒介审判”》, 《阴山学刊》2007-4, P.82
2[2][3]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9, P.11、P.13
3[4]陈力丹:《新闻理论十讲》,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P.305
4[5]许纪霖:《新世纪思想地图》,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 P.9
5[6]魏永征:《新闻传播法教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P.113
6[7]尤英夫:《新闻传播法规》, http://cc.shu.edu.tw
7[8]《人民陪审员制度:人民参与审判》, 央视《东方时空》, 2008-03-11
8[9]贺卫方:《恢复人民陪审员制度?》, 《南方周末》, 1998-10-23
9[10]郎秀凤:《人民陪审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中国律师网
1011王胜宇:《人民陪审员制度初探》, 东方法眼网
1112福柯:《规训与惩罚》, 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1992, P.26
主体形成 篇7
在群体对个体影响的研究中,群体极化现象被定义为群体中成员的交流通常可以强化群体成员的平均倾向[6]。社会比较理论解释了群体极化产生的原因,人们都有在讨论的过程中使自己的观点进入到群体主流立场的动机,因此通过不断地将自己的观点与他人的观点进行比较,然后通过不断调整, 使自己的观点接近群体主流认可的方向[7]。Wallace[8]在其 《互联网心理学》 一书中指出,研究证明网络中的群体极化现象大约是现实生活中面对面时的两倍多。桑斯坦[9]指出在网络和新的传播技术的领域里,志同道合的团体会彼此进行沟通讨论, 到最后他们的想法和原先一样,只是形式上变得更极端了; 网络为志同道合者的沟通提供了便利,但是群体内部的讨论并没有避免群体极化,而是强化群体极化。Sia等[10]对网络上的群体极化现象的实验研究中发现,网络上形成的群体由于没有了面对面的非语言差异,从而降低了人们的社会临场感, 最终促发了人们提出了更多新奇的观点,并且产生了要高人一等的行为,因此导致了强度更高的群体极化。但目前,关于群体极化的研究集中在现实社会中的群体决策和网络中的舆论公共管理领域,尚未应用到新技术产品的团购情境中去。
综上所述,在新技术产品的团购中,社会化媒体提供了丰富的互动交流平台,发起人作为团购的组织者和执行者,其观点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团友的观点[11],持不同观点的意见领袖发布的信息更具说服力,更容易被团友相信和接受,而团友之间又相互影响[12],因此,团购中群体观点的形成是一个动态过程,个体不断受到群体影响,同时也不断影响着其他个体的观点直到舆论涌现。而观点交互模型描述和解释了各种社会环境中人们的观点全部或部分达成共识的过程,通过定义个体间的交互规则使个体无序的 观点演化 到具有明 显倾向的 群体观点[13]。因此,其也可以应用到群体消费的新技术产品团购中去。目前,关于观点演化的模型有Sznajd模型、Majority Rule模型和bounded confidence模型等,随着计算机仿真技术的发展,多主体仿真的思想逐渐应用到观点演化中。2005年,Ono等[14]在元胞自动机的基础上构建了宏观层和微观层的多主体模型来仿真舆论的形成。2008年,刘常昱等[15]引入个体意见的不确定性以及个体间的信任因子,建立了个体间的不对称影响函数,以此为基础实现了一个舆论涌现的主体仿真模型。然而,目前关于观点演化的多主体仿真研究大都集中于公共事件或危机事件中舆论的形成,而对于新技术产品团购这种合作性的群体购物模式,目前尚未运用观点交互模型对其进行研究。由于Deffaunt模型是一个连续观点动力学模型,其改进能更好地反应社会情境中的舆论演进状况。因此,本文以Deffuant模型为基础, 结合新技术产品团购的特征和参与者的属性进行改进,从群体观点形成的角度研究新技术产品团购中是否存在群体极化现象以及其规律性,为企业开展新技术产品的市场推广提供理论依据。
1仿真模型构建
1.1影响团友卷入团购因素的内容分析
本文首先根据研究主题阅读了团友卷入团购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并对国内知名的自发团购网站中团社区、织家网等论坛成员进行调研,经过反复修改编制了团友卷入新技术产品团购影响因素的一级类目表,主要包括信息质量、发起人特征、意见领袖特征和个体特征4类,并据此设计了访谈大纲; 而后深度访谈了25名中团社区的资深成员,包括版主、团长及普通团友,现场根据提前设计好的访谈大纲采用交互问答的方式,时间控制在1个小时左右; 访谈结束后由3位经过相关培训的编码者整理访谈的文本资料,进行二值数据的编码并统计以确定二级类目,再根据二级类目的关键词及信息描述解读抽取访谈文本资料,最后对内容分析的信度和效度进行分析并通过。
通过文献阅读、深度访谈和文本编码并进行频次分析的结果表明,在团友通过互动交流卷入新技术产品团购的影响变量中,一是信息质量的两个指标: 信息详细出现频次为24,出现频率32% ,信息客观分别为20和27% ,说明团友发布的信息越详尽客观,他人越能了解产品属性和服务态度等,越容易更新自己加入新技术产品团购的观点,二是发起人特征的两个指标: 专业权威性出现频次38,出现频率51% ,执行力分别为42和56% ,说明发起人的资信度、团购经验以及桥梁纽带作用影响着团友对加入新技术产品团购与否的决定; 三是意见领袖的两个指标: 活跃度出现频次为33,出现频率44% ,影响力分别为32和43% ,说明意见领袖的影响范围越广、越能积极主动地发帖回帖,就越能影响团友的观点; 四是个体自身特征的两个指标: 从众性出现频次23,出现频率31% ,对他人的信任分别为45和60% ,说明个体从众性越高,对他人越容易信任,就越容易被他们的观点影响进而改变自身的观点。
通过以上内容分析,本文将以社会化媒体为交流渠道,以发起人、意见领袖和团友作为仿真系统中的主体,以访谈文本分析的二级类目作为各主体的属性特征,而各主体都会通过互联网发布信息交流互动,因此,将信息质量作为各个主体的属性特征。
1.2主体及其属性的确立
( 1 ) 团友Agent。
根据访谈资料的内容分析,本文将普通团友的属性定义为如下形式:
Aj( Bj( t) ,Cj( t) ,Dj)
Bj( t) 表示团友j在时刻t的观点,在[0,1]的连续区间中取值,0表示对参与新技术产品团购的强烈反对,1表示对强烈支持。Cj( t) 表示团友j在时刻t的观点可信度,指团友提供的信息是否客观详细以支持其观点。在[0,1]的连续区间中取值,0表示团友没有提供任何理由支持其观点,1表示团友信息质量很高,能以图片、视频等各种形式详细阐述自己的理由。Dj表示团友j的从众性,不随时间发生变化,在[0,1]的连续区间中取值,0表示团友从来不考虑他人的观点,1表示团友总是受他人观点的影响。在对他人的信任方面,根据孙晓茜等人的研究[16],在此引入一个不对称的信任矩阵Q ( t) , 矩阵中的值qji( t) 表示团友j对团友i在时刻t的信任度,取值为连续区间[0,1]之间的数。0表示完全不信任,l表示完全信任,信任矩阵每行和为1,对角线为0。在每次交换意见后,相互的信任程度会有所变化。
( 2) 发起人Agent。根据访谈资料的内容分析, 本文将发起人的属性定义为如下形式:
Ek( Fk,Gk,Hk,Ik)
Fk指发起人观点,由于发起人是新技术产品团购的倡导者,其立场鲜明,强烈支持,因此取值为[0. 8,1]。Gk指发起人的观点可信度,由于发起人是新技术产品团购的组织者,因此会多方考察,全面了解店铺及产品信息,并以各种形式展示在互联网平台上,其观点可信度高,因此,Gk在[0. 8,1]之间取值。Hk指发起人的专业权威性,在[0,1]的连续区间中取值,0表示发起人不具有团购的经验,没有专业权威性。1表示发起人多次组织过团购,经验丰富。Ik指发起人的执行力,在[0,1]的连续区间中取值,0表示发起人发布信息后听之任之,不与团友互动,1表示发起人能主动及时地跟团友互动,并就新技术产品团购的相关事宜在商家和团友中起到桥梁纽带作用。
( 3) 意见领袖Agent。根据访谈资料的内容分析,本文将意见领袖的属性定义为如下形式:
Jh( Kh,Lh,Mh,Nh)
Kh指意见领袖的观点,由于意见领袖有明确的观点倾向,赞同或反对参与新技术产品团购,因此, 将其取值为[0,0. 3]和[0. 7,1]。Lh指意见领袖的观点可信度,由于意见领袖传播的信息更具针对性,因此也更容易被相信接受,本文将Lh取值为[0. 7,1]。Mh指意见领袖的影响力,即意见领袖信息被转发、评论、 提及的次数,由于意见领袖在这三方面较普通团友更为突出,因此,本文将其取值为[0. 7,1]。Nh指意见领袖的活跃度,即意见领袖的自回帖数、回复他人的帖子数以及活跃天数等,较之普通团友,意见领袖表现出更大的积极性与持久的关注度[17],因此, 本文将其取值为[0. 7,1]。
1.3影响函数的构建
通过以上对团友个体特征影响新技术产品团购观点的分析,团友对参与新技术产品团购观点的变化与自身的从众性成正比,与自身观点的不可信度成正比,与其对他人的信任程度成正比。因此,把团友i对团友j的影响函数定义为
Eagly认为当信息发送者所具有的正向属性越多,其信息的说服力就越强。对信息接受者的态度和观点的形成更具影响[18]。因此,在新技术产品团购中,发起人的执行力和专业权威性作为信息发送者的正向属性,对团友观点的变化起到正向影响。 另外,团友观点的变化又与自身的从众性和观点不可信度成正比,因此,把发起人k对团友j的影响函数定义为:
同样,意见领袖所具有的影响力和活跃度正向属性影响团友参与新技术产品团购观点的形成,另外,团友观点的变化又与自身的从众性和观点的不可信度成正比,因此,本文把意见领袖h对团友j的影响函数定义为:
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系数,首先根据影响函数方程编制调查问卷,邀请网络营销专家、 中团社区论坛版主打分,而后根据评价指标的相对值构造判断矩阵并计算相对权重,最后选取经过一致性检验的结果,从而验证了结果的科学性。最终得到影响函数为:
2交互规则
2.1团友之间的交互规则——规则
在仿真系统中,每个主体代表着一个团友,在每个仿真时刻,主体随机选择临近的主体交互,根据Deffaunt模型,交互规则如下: 比较主体之间的观点值,如果观点值的差距超过某一范围,则不发生交互,主体的观点值和观点可信度都不变。如果双方观点的差距在某一范围内,首先比较双方的观点可信度,可信度大的主体影响可信度小的主体, 然后根据式 ( 1) 计算影响函数,观点可信度小的主体调整自身的观点和观点可信度,观点可信度大的主体不发生变化。最后,改变双方的信任程度。 因此,主体i与主体j的交互规则如下:
( 3) 其他情况,视为双方观点差距过大,不发生交互,观点和观点可信度不发生变化。
根据Hegselmann等[19]的研究,μ 的取值会影响群体观点的形成,μ 取值太小会造成群体观点的不收敛,μ 取值太大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因此,本文 μ 值取0. 2。
2.2发起人和团友之间的交互规则——规则
发起人作为新技术产品团购的组织者和执行者, 其发布的信息对团友观点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发起人通过互联网平台发布信息,团友看到信息,比较发起人的观点可信度和自己的观点可信度,如果个体j的观点可信度低,则根据式 ( 2) 计算发起人对团友的影响函数并改变团友的观点及观点可信度。 因此,发起人和团友间的交互规则如下:
若 Gk > Cj,则
2.3意见领袖和团友之间的交互规则——规则
由于意见领袖较普通团友的活跃度和影响力高, 其积极地回帖、回复,其帖子又被转发、评论等, 因此,意见领袖的发帖信息对团友起着影响和引导作用。团友看到意见领袖的信息,比较意见领袖观点可信度与自身的观点可信度,如果团友j的观点可信度低,根据式 ( 3) 计算意见领袖对团友的影响函数并改变团友自身的观点和观点可信度,因此意见领袖和团友间的交互规则如下:
若 Lh> Cj( t) ,且| Kh- Bj( t) | < μ,
3仿真实验
3.1模型的验证
本文选择中团社区中的一次智能手机团购活动进行调研,原因如下: 一方面,中团社区是国内有名的自发网络团购平台,有一整套完整的交易机制, 网站本身因素不影响团友的观点; 另一方面,智能手机作为新技术产品的一种,具有代表性。根据斯科特等[20]的研究,本文首先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 利用ucinet进行中心性分析、结构洞分析和核心边缘分析,确定了26个意见领袖; 而后在论坛版主的帮助下,将142份问卷分别发放给参与此次团购的普通团友和意见领袖,普通团友的问卷包括给自身的初始观点、最终观点和特性属性打分,给发起人的特征属性打分,分值是 [0,1] 之间的任意值; 意见领袖的问卷包括给自身的初始观点和特征属性打分,分值是 [0,1] 之间的任意值。回收的问卷中有120份有效,其中22份来自意见领袖。最后, 统计分析表明团友的初始观点、观点可信度和从众性基本服从 [0,1] 之间的均匀分布; 发起人的专业权威性平均值为0. 6,执行力的平均值为0. 1; 意见领袖的观点值基本上在 [0,0. 3] 和 [0. 7,1] 上均匀分布,其特征属性基本上在 [0. 7,1] 上均匀分布。根据观点更新规则,本文采取Matlab8. 0进行数值仿真,仿真结果如图1所示。以下所有图中, X轴代表时间步长,Y轴代表群体观点演化。运行时长为7 000步长。
从图1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团友的观点收敛在0. 8左右,少数团友不赞同加入该团购。而实际情况是此次团购活动非常成功,几乎相互交流的团友集群并加入其中,少数退出。仿真结果与实际情况相吻合,这也证明了模型的有效性。
根据以往文献的研究,个体特征、意见领袖特征、互动等都会导致群体极化,因此,本文将调节发起人、意见领袖以及个体团友特征等参数,以探讨在新技术产品团购中,群体极化现象形成的原因。
3.2发起人对群体极化形成的影响
在新技术产品团购中,发起人的专业权威性 ( 如发起人的社区等级、产品专业知识、成功组团的次数等) 和发起人信息的说服力 ( 新技术产品的优越性、有用性等) 分别从感性和理性的角度影响着消费者对新技术产品不确定性感知和风险感知,其在影响团友卷入新技术产品团购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此,本文将调节发起人的相关参数探讨其是否影响群体极化的形成。
Dunbar的研究表明,当群体规模在100 ~ 150之间时,群体规模能够维持和谐一致,再结合本文对中团社区等涵盖新技术产品的团购网站的成员进行调研分析,将群体规模设置为150人。根据Lyons B等[21]关于群体中意见领袖比例的研究,本文将团购中意见领袖的比例设置为20% 。所以,群体中有30个意见领袖,其中,15个意见领袖的观点在 [0, 0. 3] 上均匀分布,15个意见领袖的观点在 [0. 7, 1] 上均匀分布,所有意见领袖的影响力和活跃度都在 [0. 7,1] 上均匀分布。群体中有120个团友, 根据二八原则,其中12人的观点值、从众性、观点可信度在 [0,0. 2] 上均匀分布,12人的观点值、 从众性、观点可信度在 [0. 8,1] 上均匀分布,96人的观点值、从众性、观点可信度在 ( 0. 2,0. 8) 上均匀分布,团友属性自由组合。发起人1人,其观点值、观点可信度在 [0. 8,1] 的连续区间中随机取值,专业权威性和执行力在 [0,1] 的连续区间中随机取值。
本文在仿真实验一开始,加入发起人、意见领袖和团友的信息,发起人与每个团友按规则2演化, 意见领袖和每个团友按规则3演化,团友之间按规则1进行观点演化,改变发起人与团友的交互次数, 将发起人与团友的交互次数分别设置为1、4、8、 16,仿真结果如图2所示,改变发起人专业权威性、 执行力的特征值,仿真结果如图3和图4所示。初始观点值为与发起人、意见领袖交互后的观点值。
通过仿真结果发现,随着发起人与团友交互次数的增多,群体赞同新技术产品团购的观点向赞同一端倾向,出现群体极化现象。当发起人的专业权威性低的时候,群体观点大部分集中在 [0. 3,0. 5] 的区间; 当发起人的专业权威性高的时候,群体持赞同观点的人数增多,集中在 [0. 6,0. 7] 的区间中,持反对观点的人数下降且分散。当发起人的执行力低的时候,群体观点大部分集中于 [0. 6,0. 7] 的区间内,部分观点分散在 [0. 2,0. 4] 的区间内; 当发起人的执行力高的时候,群体观点基本收敛在 [0. 7,0. 8] 之间,少数团友不加入团购且观点分散。以上仿真结果说明发起人与团友的交互次数高能极强地导致正向群体极化现象的发生,执行力强也能导致正向群体极化现象的发生,专业权威性高不能导致正向群体极化现象的发生,而交互次数和发起人特征值都不会导致负向群体极化现象发生。
3.3意见领袖对群体极化形成的影响
以往关于舆论的研究表明,各类主体特征会不同程度地引导群体观点的形成。在本文的研究中, 意见领袖具有活跃度和影响力的特征,因此,本文将调节意见领袖的相关参数探讨其是否影响群体极化的形成。改变意见领袖与团友的交互次数,分别设置为1、36,仿真结果如图5所示。改变意见领袖活跃度和影响力的特征值,由于活跃度与影响力是成为意见领袖的必要条件,因此,对特征值的改变仅限于调高其取值范围,仿真结果如图6所示。
通过仿真结果发现,随着意见领袖与团友交互次数的增多,群体赞同新技术产品团购的观点向赞同一端倾向,出现群体极化现象; 当意见领袖的特征的取值区间提高时,没有出现群体极化现象。这说明意见领袖与团友的交互次数高能导致正向群体极化现象的发生,交互次数低不会导致负向群体极化现象发生,意见领袖的特征对群体极化的形成没有影响作用。
3.4从众性和群体规模对群体极化形成的影响
根据文献回顾,在公共事件和危机事件中,个体特征会导致群体极化,而在群体行为的研究中, 群体规模一直作为重要的影响变量,因此,本文调节从众性和群体规模的参数以探讨其对群体极化的影响作用。改变群体规模,将群体人数设置为100人,人员比例和参数设置不变,仿真结果如图7所示,改变团友的从众性,仿真结果如图8所示。
仿真结果表明,当群体规模减少时,群体赞同团购观点收敛区间仍然在 [0. 6,0. 7] 之间,当团友的从众性低时,群体观点逐渐向中间汇聚,而当团友的从众性高时,大部分团友持赞同观点并汇聚在 [0. 6,0. 7] 的区间内,部分团友持否定观点且分散。说明群体规模不影响群体极化的形成,从众性仅推动着新技术产品团购的形成,并不影响群体极化的形成。
4研究结论与管理启示
本文首先通过文献分析、深度访谈和内容分析法确定了个体团友卷入新技术产品团购的影响因素, 而后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了权重,构建了影响函数, 最后以Deffaunt模型为基础,结合新技术产品团购的特点,构建了团友之间、发起人与团友之间、意见领袖与团友之间的交互规则。仿真实验验证了模型的合理性并表明: 新技术产品团购中存在群体极化现象,发起人与团友的互动次数多,意见领袖与团友的互动次数多,发起人的执行力强,都不同程度地导致正向群体极化,发起人的专业权威性强、 个体团友的从众性强,对团购观点的形成仅只起推动作用,群体规模、意见领袖的特征不起作用。而无论何种情况,都不会出现负向群体极化现象。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以下从3个方面探讨管理方面的启示作用。第一,发起人与团友的交互次数越多,意见领袖与团友的互动次数越多,越能导致正向群体极化,而目前,国内涵盖新技术产品团购的部分知名网站没有交流沟通的平台,如唯品会、 聚美优品等,因此,商家应为网站搭建平台方便消费者互动。另外,新技术产品团购的情景下,不会出现负向群体极化现象,因此,商家可以放心为消费者搭建交互平台。第二,发起人的执行力强会导致正向群体极化。因此,对商家而言,如果有消费者以发起人身份主动联系组团事宜,那么商家以书面形式跟发起人确定好组团的相关事宜以保证发起人的执行力。如果商家自身有意愿在团购网站上开展新技术产品团购推广自身的产品,那么对有意愿成为发起人的消费者进行沟通,在双方自愿满意的基础上签订文本协议,以确保发起人的执行力和新技术产品团购活动的顺利开展。第三,发起人的专业权威性强,个体团友的从众性高,对正向团购观点的形成有推动作用,但由于个体团友的从众性属于个体特质,不具备可操作性,因此,本文仅讨论发起人专业权威性的实践意义。如果商家自身有意愿在团购网站上开展新技术产品团购推广自身的产品,那么就选择网站中有资历、有经验、口碑好的成员联系,以确保组团成功。
摘要：团购中群体的交流互动能够有效化解新技术产品市场推广过程中的困难,因此,Deffaunt“有界信任模型”和复杂系统多主体的建模方法被运用,构建了群体视角下的新技术产品团购观点涌现的仿真模型。数值仿真实验表明,发起人与团友的互动次数多,意见领袖与团友的互动次数多,发起人的执行力强,都不同程度地导致正向群体极化,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出现负向群体极化。最后探讨利用团购中的群体极化推广新技术产品的实践应用。
主体形成 篇8
一、精选教学任务, 激发学生的主体意识
数控加工技术是我校数控技术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技术课, 具有实践性强、与生产实际联系紧密的特点。主要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数控编程、加工工艺分析、机床操作与维护三个方面的能力。是一门适合运用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进行教学的特色课程, 在教学过程中主要采用任务驱动的教学方法展开教学。为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在教学初期, 教师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精选教学任务。
体现在教学中就是学生首先要对所学习的知识产生兴趣, 才会有想要学习的冲动和主动学习的意识。教学任务的选取要考虑学生的学习兴趣、认知水平。在教学初期的教学任务可以设定一些较为容易掌握的、动手操作性强的内容, 而不是直接让学生学习枯燥的编程知识。比如设定任务一:学习数控仿真软件。任务二:学习机床基本操作。任务一可以让学生通过数控仿真软件熟悉数控机床的操作界面和基本操作方法, 教学场所是在机房电脑上进行操作, 既考虑了安全又考虑了学生比较喜欢在电脑上操作, 学生的积极性较高。任务二, 是在学生熟悉了仿真软件上机床操作界面和操作方法之后, 让学生到真实的机床上进行操作练习。想到要真枪实弹演习了, 学生又会产生极大的兴趣, 想要对之前的所学进行验证和巩固。这样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始终是有浓厚兴趣的, 主动参与的意识自然就强了。
随着教学过程的深入, 可以选择一些综合性强的教学任务, 将工艺分析、编程知识、机床操作加工三者合理的融入任务中, 在该阶段的任务设定要考虑专业培养目标与生产实践相结合。比如设定任务三:轴类零件的加工;任务四:套类零件的加工;任务五:沟槽类零件的加工;任务六:螺纹类零件的加工;任务七:复杂曲面零件的加工。随着学生知识的积累、技能水平的提高, 任务也不断变化并由简入难, 始终吸引着学生的兴趣, 使学生保持攻坚克难的好奇心, 让学生通过实践、体验、参与、合作和交流等方式, 积极主动地投入到课堂中, 从而对学习的目标做到心中有数。
二、优化教学方法, 培养学生的主体能力
理实一体化教学中要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 注重学生的主体作用, 强调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多边互动。那么教学方法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任务驱动式一种, 要根据学生特点和教学实际实时地变换教学方法。下面主要介绍情景导入法、分组讨论法和角色扮演法在培养学生主体能力方面的运用。
情景创设法:在每个加工任务的最后一个过程是在数控机床上操作加工零件, 在数控车/铣理实一体化教室进行的。在此阶段, 学生进教室前首先要求每个学生穿好工作服、戴好工作帽;其次, 给学生讲解机床操作安全规程, 包括正确操作机床、正确使用工量具、正确维护数控机床等知识, 还可以适时地带学生到企业里进行参观学习。通过这种模拟生产加工现场情景创设的方法, 帮助学生熟悉生产环境, 为将来专业实训、顶岗实习及就业从思想上打下良好的基础, 培养学生适应职业岗位的能力。
分组讨论法:在完成任务之前, 将学生进行分组, 明确每个小组就是一个团队。在教学过程中, 将每个任务按组数划分成若干个活动, 分配每个小组完成一个活动, 采取竞赛的方式对每组完成任务的情况进行评比。这样既能激发学生主动参与的积极性, 又能培养学生团队合作的能力。
角色扮演法:在上述分组讨论完成任务的时候, 为了避免组内有的学生有事可做, 有的学生偷懒无所事事, 可以对每个组的每个学生明确任务。比如, 在完成任务二:轴类零件的加工的时候, 可以根据该任务完成需要经过加工工艺分析、编程、加工三步, 将每组学生进行角色扮演:负责工艺分析的工艺员, 负责编程的编程员, 负责操作加工零件的加工员。这样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任务, 而且每个学生任务的完成情况都将影响到整个零件的加工效率和质量。从而让每个学生意识到自己的表现对团队的影响, 对最终成果的影响, 进而培养学生个体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 发挥学生的主体能力。
三、多元教学评价, 塑造学生的主体人格
理实一体化教学过程与传统的教学过程相比, 课堂形式灵活多样, 就教学评价而言不能再是以往那种一个作业本、一张试卷、一个老师定乾坤。这种评价方式很容易忽略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评价, 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不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和创造力的培养, 主要以结果作为评价依据。因此, 在理实一体化教学过程中要密切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和情感变化, 通过学生自评、互评、小组评及教师评价等多元评价方式, 对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思想状态、行为活动、个人魅力等方面进行全面的评价。这种多元的评价方式有利于塑造学生全面的人格。
自评:根据教学任务,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给每个学生都明确了各自的角色和任务, 学生的行为是有目的性的, 学生学习和努力的方向也是非常清楚的。学生完成自己的任务之后, 首先要根据教学目标达成的情况要求, 对自己的成果进行自我评价。经过长期的锻炼, 塑造学生正确地自我评价的人格。
互评:在教学任务完成的过程中, 教师可以根据学生完成任务的情况适时地安排成果展示阶段。在本阶段主要是提供机会让学生在全班同学面前讲解自己任务完成的过程、展示自己任务完成的成果, 然后让学生展开互评。通过这种方式既锻炼了学生的口才和勇气, 又能使学生展示各自的人格魅力, 同时也能促使学生相互取长补短, 塑造学生虚心向他人学习的人格。
组评:教学过程中采取了分组教学, 每个任务完成之后, 小组成员也要一起反思本组任务完成的效率和质量, 分析原因, 提出改进措施。在此过程中也是全组成员对组内每个成员进行评价的好机会, 通过这种评价方式, 可以肯定组员的努力和付出又可以激发组员的团队意识, 增强集体荣誉感, 塑造学生团结合作的人格。
师评:多元评价的最后是教师评价, 教师评价在对教学评价中起一种引导作用, 并给学生学习评价方法树立榜样。因此教师的评价一定要做到公正、中肯, 在表扬优秀、指正不足的过程中要保护好学生的自尊心, 注意评价用语。
主体形成 篇9
群体性事件, 就公共管理的视角而言, 是指在特定情景下, 由一定数量的人组成的特定群体或偶合群体, 为了维护自身权益, 或表达某种诉求, 采取超越国家法律法规并对政府管理和社会秩序造成影响的集群行为[1]。2008至2011年间, 我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分别为9万、10万、18万和18.25万多起。西方学界主要采用社会运动理论研究群体行为、社会运动或革命等, 并呈现出多种研究取向, 赵鼎新将其概括为变迁、结构和话语三大宏观视角[2]。最初, 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相对剥夺理论,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 麦卡锡、扎尔德、亚当和梯利等学者提出了资源动员论和政治过程理论。80年代初, 一批研究现代南亚历史的学者创造了被称为底层研究的学术流派。近年, 学界将上述理论应用于国内研究迅速增多。一是基于抗争政治视角研究农村群体性事件:李连江、欧博文系统论证了农民在抗争活动中出现的“依法抗争”的行为特点;于建嵘提出了“以法抗争”理论;石发勇提出了“依关系网络抗争”等理论。二是从利益博弈的视角研究农村群体性事件。王德福发现群体性事件的实质是农民对国家惠农政策和资源投入的强烈期待以及片面解读的结果;贺雪峰认为国家与农民等利益主体的失衡以及农民上访甄别系统的瓦解, 是造成农民上访增多的主要原因[3]。
现有的研究大多从抗争行为和维权话语建构两方面对由农村精英组织下的农民大众抗争进行研究, 老年人在群体性事件中的角色与功能被普遍忽略。本研究不仅试图回答, 在T村群体性事件发生以及升级的情况下老年人主体角色形成的原因机制, 而且探讨该现象对当前中国农村社会治理的启示。
二、T村群体性事件的矛盾焦点与升级过程
1989年A公司通过区政府占用T村3300余亩土地, 村民认为该土地为A公司所租用。2012年11月, 村民在区国土部门对该土地所有权进行变更登记时发现, 所有权已不属村集体。
(一) 产权之争:租地还是征地
村民认为他们虽然收到了该土地的使用费以及青苗、地上物等补偿费用, 但该土地为A公司所租用, 70年使用期满后土地使用权应归村集体, 所有权仍属村集体。村庄老年人围绕此利益诉求, 开始到区政府信访。区政府答复:区土地管理局已与村委会签订了征地协议, 土地所有权属国有;已采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方式划拨给A公司, 期满后A公司有权续用。老年人对此答复并不满意, 开始逐级集体信访, 并于2013年2月开始在A公司的大门口进行静坐。
(二) 静坐升级为围堵政府、示威和警民冲突等系列群体性事件
静坐两个月后的一天, 镇政府邀请T村村长、书记及一名村民代表进行停止静坐事宜的谈判。谈判结束后, 三人并未按时返回村庄。老年人便组织了约4000名村民于当晚赶至镇政府前进行抗议。在抗议队伍中, 老年人冲在最前沿, 在与镇政府最近的位置拉起横幅, 高喊“无罪释放村长”等口号, 又将涉事镇长包围。当局紧急调派大批警力到场戒备, 老年人与警员一度处于对峙, 最终爆发冲突。
每天在A公司门口静坐的几乎都是老年人, 多时可达2000多人, 少时则几十人。4月25日凌晨4点, 区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与数百名武警、特警到静坐现场进行清场。数千名村民在老年人的通知下陆续聚集到现场与警察对峙, 最终, 又爆发警民冲突, 在区政府答应给予恢复现场经济赔偿的时, 对峙得以解散。至今, 老年人依然坚持静坐。
三、老年人扮演群体性事件主体角色的原因分析
(一) 老年人自身所汇集的独特资源
资源动员论将集体行动定义为一种理性的组织, 并认为组织能够从周围环境中吸收资源, 以实现行动目标。本研究认为, 老年人自身所汇集的时间、声望、权力和知识等独特资源优势, 是促使老年人扮演群体性事件主体角色的动力机制之一。
T村地处沿海区域, 总面积7890亩。有24个居民小组, 2951户, 人口10270, 其中, 老年人4000多名。老年人在静坐现场中剖海蛎、照看孙辈等, 不需要额外支出静坐时间。而中青年群体则无此时间优势, 若从事静坐活动, 其职业发展将受影响。村庄系列群体性事件所需的就餐经费、信访交通费等资金, 主要来源于村民的自愿捐赠。在村庄捐赠经费既定的情况下, 老年人扮演群体性事件主体角色显然比中青年可以少耗费成本。正如村民林培顺计算道“村里现在是这么做的, 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 那些有钱的人就随便出几万。然后让那些老人去村外面静坐, 如果失败也没有什么损失, 如果静坐成功, 收益将是巨大的。按照每亩地市场价50万的话, 那么3300亩, 就有十几亿了。”
社会支持网络最突出的功能是为社会运动提供资源和支持者, 在费孝通用“差序格局”论所描述的农村社会中, 土地塑造和成就了老年人的权威和声望。在土地生产经营中, 老年人将农业生产等知识传递给下一代, 在生产中具有无可撼动的权威。在社会生活中, 老年人精英是教化的执行者, 经常利用自身的权力和威望化解村庄社会冲突。但在现代社会, 老年人的权威因土地被征用而遭受极大的挑战与损害, 基于对土地的情感以及权威的被剥夺和丧失, 老年人利用自身所汇集的权力、声望、权威以及对村庄土地状况的掌握, 坚决采取捍卫土地的集体行动。
(二) 社会变迁对当代老年人生命历程的影响
社会变迁理论认为, 社会运动或革命是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变化不能被及时消化, 即所谓“制度化过程缓慢”的结果。本研究认为, 社会变迁对老年人生命历程的影响, 是促使其在群体性事件中扮演主体角色的主要动力机制。当代老年人大都出生于解放前物资匮乏年代, 经历了改革开放后的经济飞速发展, 都为国家的粮食生产、工业经济和城市建设等作出贡献。但总体而言, 老年人却都没有多少财产收入与积累。土地一直是解决老年人生活、医疗和养老的重要保障。个案中村民所获得的土地租金/补偿标准, 并未体现土地的社会保障价值。同时, 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下, 老年人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待遇。
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 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工作, 开展“三反”、“五反”和整风运动等反腐倡廉实践。新一届党中央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事关国家、政党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个案中的老年人将自身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忆以及新一届党中央反腐倡廉的实践作为集体抗争的精神动力, 通过话语表达形式将自身的集体行动与国家的法律法规相衔接, 以表明抗争行动的合法性。在静坐现场的墙壁上, 贴着由静坐组织者之一的老年人林阳创作的《老年人想念毛泽东》的诗词。静坐现场悬挂着“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标语的横幅。静坐进程受党中央反腐形势的影响极为明显。当老年人至各级政府信访始终无果时, 静坐曾一度跌入低谷。但是, 随着中央巡视组进驻该省开展巡视工作后, T村静坐现场的老年人数量又开始出现剧增, T村村民林工谈到“中央巡视组来我们省巡视后开始治理裸官了, 我们市的晚报登了我们市成立了专门工作小组, 正在处理三起土地领域的重大事件。大家觉得有希望了, 人又回来了很多了。”
(三) 是应对基层政府行动逻辑的策略选择需要。
当上级政府将“保稳定促和谐”作为考核基层政府或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 基层政府必须承担“维稳”重任。基层政府基于资源的有限性, 对群体性事件往往或者采取劝说、拖延等柔性处理措施, 或者采取打压、报复等刚性处理措施。正如镇政府工作人员朱宏所言“如果按人头给村里的每个村民赔偿的话, 每人比如说几十平方米, 那么这个村近上万的人, 政府去哪里拿这么多土地盖好房子补偿给他们。而如果按照土地的市场价值赔偿, 那么得赔很多”因此, 分化策略成为基层政府的首选。基层政府按照村民就职单位的体制属性, 将村民划分为体制内村民和体制外村民两大类, 并分别采取柔、刚性处理措施, 以削弱集体行动的规模与数量。正如村民林东旭谈到“政府原来叫我们村里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回来劝我们, 劝自己家的老年人不要去静坐, 但是我们不听, 政府说如果劝不回去就要给他们撤职。”
利用基层政府的容忍度, 做到“踩线不越线”对集体行动的成功非常重要。村庄采取应对基础政府的策略之一即上访与静坐必须是依法进行。村民林东旭谈到“我们都有律师团队, 去上访时哪些是合法的, 哪些是不合法的, 什么程序该做, 什么程序不该做, 都很讲究的。”村庄采取的应对策略之二即为从事集体上访与静坐行动的必需是老年人而非中青年群体。村民林东旭谈到“如果让年轻人去北京上访, 那政府就会了解他们在哪个单位上班, 开什么公司, 然后一大堆麻烦就来了。让老年人去上访, 老年人没有职业, 政府也没有办法找他麻烦。”此外, 老年人具有健康的脆弱性以及社会舆论对弱势老年人的偏袒, 组织老年人参加静坐, 可以大大减少其与政府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与烈度。
(四) 是突破现有利益表达渠道有限性的需要
我国现行的利益纠纷调节机制主要有法律诉讼和行政调节两套机制。我国有关征地补偿的法律法规存在诸多模糊和空白等问题, 老年人到区、市人民法院的诉讼请求被直接拨回区政府处理, 最后放弃了司法诉讼。上访是中国传统的利益表达方式, 但很多时候, 信访部门仅作为政府职能部门的一个分支, 类似于群众接待室, 上级政府往往采取属地化管理原则将信访转回有关地方政府处理。村民林增添提到“我们如果直接去中央信访, 到时候中央批到省里, 省里就说我们没有找过他。而北京也会说我们都没有找下面的政府处理, 就直接上到北京来了, 所以就走个形式。再说, 最后处理问题的一定是地方政府, 所以我们必须先到地方再到中央。”当老年人发现, 解决问题的最终权依旧掌握在基层政府手中时, 为了引起上级政府等更高权威的外部力量的注意, 老年人采取了静坐等制度外集体行动[4]。
政治过程理论认为“政治机会结构”的出现是导致集体行动发生或兴起的主要原因。媒体是社会舆论的代表, 承担为弱势群体提供话语表达机会与空间的责任。老年人利用自身可辨识的弱势符号在群体性事件中扮演主体角色, 以唤起媒体的关注, 进而赢取社会的同情和支持, 对政府形成舆论压力。静坐等系列群体性事件确实吸引了众多媒体的关注与采访, 但最终由于事件涉及到政府, 且解决难度较大大, 媒体在采访之后最终都选择了谨慎与沉默。但老年人并不掩饰群体性事件的抗争性质, 坚持通过静坐的方式向政府暗示其危及社会秩序和稳定的信号, 以唤起政府解决问题的诚意。
四、思考与讨论
T村系列群体性事件出现了老年人扮演主体角色这一突出现象, 其实质是农民在体制内利益表达渠道极为有限和低效的情况下, 将老年人的弱势身份当做武器与资源, 通过体制外的集体抗争行动谋求利益保障的一种利益诉求方式。土地产权制度对老年人的社会保障至关重要。由于我国人民无权通过直接的土地交易获得土地的市场价值, 制约了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的发挥。同时,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家庭核心化和空巢化的增加, 家庭养老保障功能进一步弱化, 农村老年人所承受的社会保障风险进一步加大, 这要求我国尽快建立与农村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老年人社会保障体系。因此, 我国政治体系应给予农民更多有效的政治参与渠道, 以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与秩序。这一方面需要不断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建设, 尤其是加快制定与征地有关的法律法规, 依法保障农民利益。另一方面, 需要不断完善行政调解机制, 特别是增强信访机构的资源和权力。
参考文献
[1]肖文涛.治理群体性事件与加强基层政府应对能力建设[J].中国行政管理, 2009年第6期.
[2]赵鼎新.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法制之述评——站在中国的角度考虑[J].社会学研究, 2005年第1期.
[3]贺雪峰.国家与农民的三层分析——以农民上访为问题意识之来源[J].天津社会科学, 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