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变形成（通用10篇）
演变形成 篇1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 不仅对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且对当今我们构建和谐社会也起到很大的作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建立孔子学院学习中国的儒家文化, 因此, 儒家思想对促进世界和平, 促进国家间的和谐相处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鉴于此, 近年来的高考也不断呈现此类考题。以新课标全国Ⅱ卷为例:2008年 (27题) 李贽思想主张 (4分) ;2010年 (26题) “心学” (心外无物) (4分) ;2011年 (26题) 黄宗羲思想主张 (4分) ;2012年 (27题) 理学家王阳明思想 (4分) , 由此可见, “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地位演变”在高考中的地位还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 笔者从其发展的过程进行简要的论述。
一儒家思想的创立
春秋晚期, 孔子创立儒家学派, 他提出以“仁”为核心的学说, 主张以仁爱之心处理人际关系。在政治上把“德”、“礼”作为首要的统治手段, 要求以德治民, 爱惜民力, 反对苛政和刑杀;主张“克己复礼”, 维护周礼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孔子首创私人讲学, 主张“有教无类”, 打破了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
二儒家思想的发展
战国时期, 孟子和荀子对儒家思想加以总结和改造, 又吸收了一些其他学派的积极合理成分, 使儒家体系更加完整。孟子主张实行“仁政”, 提出“民贵君轻”、“政在得民”的思想, 同时又宣扬“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治于人”。这种温和的政治主张, 不能适应当时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需要。荀子在政治思想上主张“礼法并施”的观点, 同时也强调统治者施政应该讲求“仁义”、“王道”、“以德服人”, 提出“君舟民水”的著名论断, 强调人民群众力量的巨大。自然观方面提出“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观点, 是当时生产力进步的反映, 具有唯物主义思想。
三儒家思想遭受厄运
秦朝时虽然已经实现国家统一, 但当时私学兴盛, 百家争鸣, 许多儒生、游士非议时政, 造谣惑众, 不利于当时国家统一和加强中央集权, 因此, 秦始皇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 实行野蛮的“焚书坑儒”政策, 焚烧百家书籍, 坑杀儒学之士, 使儒学遭受毁灭性摧残。
四儒家独尊地位确立
西汉时期, 儒生董仲舒把诸子百家中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 形成了新的儒学体系。董仲舒倡导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君权神授”、“春秋大一统”、“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三纲五常”的思想, 适应了封建中央集权的需要, 使儒家思想获得了独尊地位, 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五儒家思想的创新
北宋时期, 儒家学者冲破汉唐儒学的束缚, 融合了佛道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 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理学。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 他提出“理之源在于天理, 而天理就是作为道德规范的三纲五常”;他还将“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 提出“存天理, 灭人欲”。
六儒家思想遭到批判和挑战
明清之际,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在思想界里出现了一批反对传统儒家思想, 反对封建专制主义腐朽统治, 乃至带有民主色彩的思想家。“异端”思想家李贽否定孔子是“天生圣人”, 反对以孔子学说为权威和教条, 提倡个性的自由发展, 批判理学的“天理”学说。黄宗羲反对君主专制, 认为“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提出“天下为主, 君为客”的民主思想;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另外, 黄宗羲还反对重农抑商, 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张。著名思想家顾炎武重视对社会实际情况的了解, 形成了“经世致用”思想, 使儒家思想更趋实事求是, 与国计民生靠得更近。明清之际, 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等进步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继承, 促使我国传统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 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七儒家思想受到冲击
近代前期,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传入, 资产阶级各政治派别以启蒙思想的一些原则为依据否定了儒家思想的合理性, 特别是新文化运动, 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了封建礼教, 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受到冲击而发生动摇。
八儒家思想统治地位被摧毁
新中国成立后,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新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取得绝对领导地位, 受“左倾”思想的影响, 一度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采取了一种偏激的态度和措施, 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被彻底摧毁。
九儒家思想获得新生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纠正了对传统文化的偏激态度, 重新认识到了传统文化中的合理成分, 提倡和发扬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仁爱”、“民本”等思想, 使传统的儒家思想在当今社会中找到了合理位置。
演变形成 篇2
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据此制定的各项政策，保证了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广大教育工作者努力贯彻落实教育方针，培养了大批思想道德和文化科学素质较高的劳动后备军和大批德才兼备的建设人才，造就了一大批活跃在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各个领域的骨干力量。
经过新中国成立60年的艰难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方针日益完善。广大教育工作者更加自觉地贯彻落实教育方针，带来了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族的整体素质，为国家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正确贯彻和落实教育方针，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必须明确教育事业的服务方向、人才培养的基本途径、教育的总的培养目标，把握时代性，尊重教育规律，体现素质教育，坚持以人为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也揭开了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新篇章。共和国成立之初，为了尽快改变文化教育十分落后的状况，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教育事业，把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作为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务，顺利完成了从旧教育向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转变，确立了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明确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方向。
教育方针的制定和落实，事关国家教育事业的兴衰成败。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适应时代要求，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不断调整和完善的历史过程，体现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性质，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对教育提出的基本要求。
新中国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提出与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成为教育事业面临的首要问题。1949年9月，就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为了贯彻这一方针，1949年12月，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了新中国教育工作的目的，即“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两为”作为我国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具体体现，确立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教育的基本职能和作用。在这一教育方针的指引下，我们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卓有成效地接管和改造了旧教育，为创建新中国教育奠定了基础。为落实这一教育方针，教育部分别规定了中小学教育的宗旨和任务，其他各级各类教育也根据教育方针相继确定了各自的宗旨和发展的主要目标，我国教育事业逐步全面走上规范办学的轨道。
从1952年开始，我国进入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与此相适应，我国教育也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教育向社会主义教育的过渡，教育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增长。1954年2月，周恩来在政务会议上提出：“我们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进，每个人要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均衡发展”；《1954年文化教育工作的方针和任务》中提出：“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应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为培养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而奋斗。”
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全面转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使教育事业适应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对人才的急需，我国社会主义教育方针逐步明确提了出来。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一重要论述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贯穿于社会主义教育培养目标之中，形成了新中国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针。这一方针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发挥了持久的指导作用。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同时指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后来概括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即“两个必须”）。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文件中首次冠以“教育方针”字样对教育方针的表述。此后，人们将这一方针与1957年提出的教育方针结合起来，作为统一的教育方针加以贯彻，这就是1961年《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教六十条”）中提出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一教育方针，以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及其教育活动为实践依据，以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为政策依据，继承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总方针的优良传统，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和发展的方向。这一方针于1978年正式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据此制定的各项政策，保证了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广大教育工作者努力贯彻落实教育方针，培养了大批思想道德和文化科学素质较高的劳动后备军和大批德才兼备的建设人才，造就了一大批活跃在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各个领域的骨干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发展与完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教育事业也进入改革发展的新阶段。新时期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适应这一根本任务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得到了发展与逐步完善。
198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和青年，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这里提出的教育方针，是根据当时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总目标提出来的，也是总结新中国成立32年教育的经验教训提出来的。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这对教育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恢复和发展教育事业，发挥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1983年9月，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三个面向”成为新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这一思想在以后制定的教育方针中得到明确体现。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还直接写入了“三个面向”。这些重要思想的提出，充分适应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在教育方针认识上实现了由“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到“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思想升华和历史飞跃，在教育方针实践中加强了教育与社会的联系，促使教育主动适应现代化建设需求，按照现代化建设要求进行全方位改革。
20世纪90年代初，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教育方针的表述更加规范化。1990年12月30日，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提出：“继续贯彻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方针，进一步端正办学指导思想，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全面提高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思想政治水平和业务素质。”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重申了这一方针。1995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沿用这一教育方针，但在文字上作了重要修改，除了在“建设者和接班人”前加上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外，还在“德、智、体”后加上了“等方面”，反映了在教育方针认识上的深化。至此，我国新时期的教育方针已完成了法律程序，写进了教育的根本大法。
世纪之交，随着素质教育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发展，我国的教育方针又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都在人才培养中提出了“美”的要求。这样，新时期的教育方针就表述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新的教育方针，确立了教育事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向，明确了教育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揭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根本途径。这一新的教育方针,实现了新中国教育史上教育方针认识和实践的历史性转变，促进了教育思想的大解放，开启了教育方针认识和实践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新时代。
1999年6月，江泽民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坚持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努力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首次提出了教育“为人民服务”和“坚持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指导方针。2002年11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上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对教育方针的内容进行了新的阐释和丰富。
经过新中国成立60年的艰难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方针日益完善。广大教育工作者更加自觉地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不断深化教育改革，带来了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族的整体素质，为国家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正确把握教育方针的基本内容与发展趋势
教育方针是国家根据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在一定历史阶段提出的具有全局性的教育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它是党和国家教育工作发展的总方向，是教育基本政策的总概括。教育方针的制定必须回答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的根本问题。
第一，必须明确教育事业的服务方向，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教育为现代化建设服务，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方向。教育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一是应当自觉地服从并服务于现代化建设，二是发挥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基本功能，三是全面适应现代化建设对各类人才培养的需要，四是全面提高办学的质量和效益。教育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要求。就是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第二，必须明确人才培养的基本途径，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现代社会经济和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教育不仅要与生产劳动结合，而且要与社会实践结合，应与现实社会和现实生活有机结合。
第三，必须明确教育的总的培养目标，“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将全面发展思想写入教育方针，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是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人才，明确提出了我国各级各类教育的培养目标。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正确贯彻和落实教育方针，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必须体现和把握以下思想特征和发展趋势。
一要把握时代性。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方针适应时代要求实现了三次根本性的转变：
（一）1是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教育向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转变；2是实现了由“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向“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转变；3是实现了教育为计划经济服务向为市场经济服务的转变。教育方针的制定应鲜明地反映时代精神，体现时代特征，随着历史条件和实际情况的变化，与时俱进，把握时代性。
（二）要尊重教育规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方针尊重教育规律，充分体现人的全面发展思想，1是在教育服务方向上，更加注重教育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和为人民服务的有机统一；2是在人才培养目标上，更加注重人的全面发展；3是在人才培养途径上，更加注重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教育方针的制定必须把握教育自身的特性，遵循教育规律，体现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实际需要。
（三）要体现素质教育。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已成为新时期全面贯彻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成为保证全面而准确地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的重大举措。
（四）要坚持以人为本。面向新世纪教育方针的制定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把教育的重点转向人本身，在教育过程中把人的全面发展放在中心地位。
当前，我国正处在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发展时期，用科学发展观统领教育改革与发展，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贯穿于教育的全过程，是引领教育发展的思想旗帜和行动指南。在党和国家教育方针的指引下，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我国教育事业必将出现生机勃勃的新局面，教育质量必将不断迈上新的台阶，为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与演变 篇3
【关键词】黄炎培 职业教育 形成与演变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01-0016-02
黄炎培（1878-1965），号楚南，字任之，笔名抱一。江苏川沙县（今属上海市）人，他以毕生精力奉献于中国的职业教育事业，为改革脱离社会生活和生产的传统教育，建设中国的职业教育作出重要贡献。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是在吸取西方先进国家的教育经验，反思中国自办新教育以来的问题和教训，不断探索中逐步形成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暂时放松了对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掠夺和压榨，使这些国家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充分利用了这一有利时机，紧锣密鼓地大办实业。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各种技术和管理人员严重短缺。那么，为民族工商业输送人才就成了教育界的一大课题。[1]经过洋务教育和维新教育的相继推进，促成20世纪初清政府的教育改革，其中，普通教育和实业教育是两个热点。癸卯学制颁行后，普通教育发展速度远高于实业教育，二者比例极不相称，职业教育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迅速发展起来。
一、早期的实业教育思想
黄炎培的父亲黄叔才教过书，但主要是长年在外为人作幕僚，家庭生活并不宽裕。黄炎培幼年跟随母亲孟樾清识字，九岁起到外祖父家塾读书，受《四书》、《五经》教育。黄叔才好打报不平的耿直性格和母亲待人宽律己严的教诲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他小时候就接触到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明白了适者生存的道理。后又进入南洋公学特班学习，加入同盟会，与蔡元培一起宣传革命。
年轻时期的黄炎培，曾一度是杜威的追随着。杜威的学说经过胡适等人的宣传，在中国产生了一定影响。黄炎培提倡实用主义教育，多多少少地受到了杜威的影响。黄炎培早年与南通张謇、与无锡荣家兄弟等等实业家们都有着长年的交情，曾起过实业家们的组织者的作用。
1913年，他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了《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一文，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教育主张，旗帜鲜明地举起实用主义教育的大旗。[2]在文章中，他对“癸卯学制”颁布以来中国教育尤其是普通教育发展中的问题作了考察，指出学生在学校中所受到的道德、知识、技能训练，走上社会后毫无用处。这就从理论上论证了改革普通教育，加强学校教育与个人生活和社会需要之间联系的必要性。
接着，黄炎培发表了《小学校实用主义表解》一文，并同杨保恒合作发表了《实用主义小学教育法》等文章，这些文章充分体现了黄炎培早期的实用主义思想，也体现出黄炎培走向生活的务实精神。
1914年他辞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的职务，考察皖、浙、赣三省的教育，发现当时教育制度“学不致用”的弊病，职业教育思想开始萌芽。1916年考察美国教育，了解到欧洲德国职业教育促进经济繁荣，亲眼见到美国职业教育盛行，受到启发，回国后积极提倡职业教育。[3]他指出当时的教育脱离社会，认为中国的教育“乃纯乎为纸面上之教育，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改良之道“不独须从方法上研究，更须在思想上研究”。他的结论是采取实用主义，发展职业教育。
教育是受社会政治经济等影响和制约的，黄炎培在此时期提倡的“实用主义”职业教育观只着眼于教育内部问题，并没有触及到教育与经济社会的联系，[4]他在后期的探索中逐渐意识到这一点，并提出相应的观点和措施。
二、职业教育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随着民族工商业对人才的渴求，以及黄炎培频繁的国内外考察活动，他感到实用主义教育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也不能实现自己学以致用的主张，因而提出了更直接地为社会输送人才的职业教育——这是黄炎培早期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发展与深化。[5]
1917年1月，黄炎培又赴日本、菲律宾考察教育，发现职业教育的大发展给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4]他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要发展职业教育。
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1917年黄炎培提出从小学起进行职业陶冶，初中阶段进行职业指导，高中设职业分科，建立一个职业陶冶——职业指导——职业训练——职业补习——再补习的职业教育体系。[6]同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黄炎培发表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标志着黄炎培为代表的职业教育思潮的形成。宣言书中这样指出：今岁全国教育联合会、各省区代表报告，则升学者仅及十之一或不及十之一。若夫高等小学，今岁调查江苏全省，毕业者四千九百八十三人，而收容于各中等学校者，不及四之一；此外大都营营逐逐，谋一业于社会，而苦所学之无可以为用者也。[7]
20年代起，他提出了职业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职业教育的目的包含了为个人谋生、为社会服务、促进事业发展、社会秩序稳定的目的。该职业教育目的的提出从理论上论证了改革普通教育，加强学校教育与个人生活和社会需要之间联系的必要性。
1926年，他提出了“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思想，认为办职业教育必须联络和沟通所有教育界和职业界，参与全社会的活动和发展，更多地探寻职业教育外部环境的适应问题。该思想的提出进一步发展和深化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它把兴办职业教育纳入到了整个社会发展的运行机制之中，改变以往就职业教育办职业教育的缺陷。他认为，职业教育须适应社会需要，包括办学宗旨的社会化（以教育为方法，而以职业为目的）、培养目标社会化（在知识技能和道德方面适合社会生活和社会合作的各行业人才）、办学组织的社会化（学校的专业、课时、教学安排均需根据社会需求和学员的志愿与实际条件）、办学方式的社会化（充分依靠教育界、职业界的各种力量）。
在实施职业教育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学生的特长和兴趣，尊重学生选择的自由，积极开展职业指导，强化职业道德教育。为确保职业教育的实效，黄炎培强调职业教育要和教育界、商业界等社会各界加强联络，要和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并贯穿于政治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始终。
30年代后，黄炎培积极投身于民族救亡事业，职业教育思潮逐渐消退，但其对当时及近代社会的影响依旧深远。
三、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评析
在当时的社会，推行职业教育是一件举步维艰的事情，或多或少地要受到政治、经济等的影响，黄炎培却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推进职业教育，不愧为爱国民主职业教育家。研究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对于增加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完善职业学校教学制度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
以黄炎培为主要代表的职业教育思潮盛行于20世纪20—30年代，对中国现代教育发展有重要影响。它影响了1922年“壬戌学制”的改革，不仅使职业教育在学之上正式确立并加强，而且注意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的沟通，体现了中学教育兼顾升学与就业的双重职能；在教育实践上，它极大地推动了职业教育活动的发展，所体现出的平民化、实用化、科学化、社会化特征，是对中国现代教育思想的充实和丰富，对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不论是从理论的探索，还是从实践的试验来看，黄炎培对职业教育的研究都是比较完善的，很好地诠释了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深远的影响。
在思想的侧重点上，黄炎培早期职业教育思想更多以解决个人生计问题为重。他认为基于“青年谋生”与“社会分业”之需要，应充分重视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的宗旨应包括三方面，即“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此后，黄炎培又提出了“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职业教育目的论和“大职业教育主义”方针，进一步丰富职业教育思想的内容，同时也可以看出其注重个人生计问题。
从黄炎培探索职业教育的过程看，黄炎培早期主张实用教育，后期不断完善、探索，提出系统的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是顺应时代潮流产生的，其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相关。职业教育必须加强与企业的联系，进一步完善校企合作制度，适应社会的经济发展，及时调整教育的内容、教育的方式，促进其长远持续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华斌.黄炎培传[M].山东文艺出版社，1992：92.
[2]刘巧利.《教育史研究》创刊二十周年暨中国教育史研究六十年学术研讨会[C].北京：出版者不详，2009.
[3]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讨会专刊 1987[M].中华职业教育社，1987：67.
[4]刘凤，王小丁.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形成背景的回顾及启示[J].职教通讯，2010，（7）：51.
[5]王华斌.黄炎培传[M].山东文艺出版社，1992：95.
[6]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6：27.
[7]田整平，李肖贤.黄炎培教育论著选[M].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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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课程系统的形成和演变问题 篇4
陈桂生:我习惯于从总体上把握一个对象, 不细致, 实在很简单。既然作为“靶子”, 我就照本宣科, 做一个介绍吧。
1.课程原生的要素是“课业”
随着“课业”复杂化, 才自下而上地形成教材, 有“课”才有“教材”。要使“教材”合乎规范, 才形成了“教学大纲”, “教学大纲”是选编教材的依据。再进一步的发展, 然后出现了“教学计划”。
最先是一个一个的学校, 没有形成学校系统, 学校多了之后, 按照“课 (业) —教材—教学大纲—教学计划”的逻辑顺序逐渐演化出一个系统就成为必然。起初, 没有形成制度化的学校系统的时候, 单个学校不需要“教学大纲”。随着学校系统的形成, 大家都要“教材”了, 才发生编“教材”的问题, 编“教材”的依据是“教学大纲”。有了“教学大纲”之后, 还不能解决问题, 因为“教学大纲”只是某一学科的依据, 而所有的课的安排, 就需要“教学计划”了。这是自然发生的过程。
这样, 就形成一个“教程链”, 这几个环节就如链条一般。这种“教程链”形成之后, 就作为一个体制进行自上而下的规范。这种自上而下的体制的形成, 大约是19世纪之后的事了。这样就形成了最初的“课程”运作的路线图。由于这种“教程”符合作为“轨道”的“课程”的本义, 故可以把它为视“课程系统”的初始状态。
2.传统的“课程系统”链条中的诸环节止于教科书
传统课程是在学校以外设计, 并作为外在于学校和教师的规范, 使教师照章办事、照本宣科。这种“教程”支配教师、教师支配学生的“课程”体制, 使教师和学生缺乏参与“课业”内在动力。教师和学生都是为外在的规范所支配, 这是传统课程的缺陷, 故传统课程的变革势在必行。
二、现代“课程系统”的形成
现代课程演变的趋势是, 把“课程”的重心从外在的规范转移到以“课业”为主体的现实的活动。“课程”不再只是一种规范, 而成为一种现实的活动。即把“课程链”从“正式的课程”延伸到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的“课业”, 并关注“学生经验的课程”, 从而形成活生生的“课程系统” (参见下表) 。
这个过程, 相应地使“课程”概念, 逐步从“轨道”转化为“在轨道上运作”。只是, “在轨道上运作”意义上的“课程”, 虽然已经进行了很多实践尝试, 有许多实际的经验, 但是迄今为止, 主要是作为一种“课程价值观念”和潜在的趋势存在。
如果说作为“轨道”课程, 基本上是“教程”, 那么作为“在轨道上运作”的课程, 应是“学程”。但这不意味着“课程系统”是把“教程”简单地延伸为“学程”。因为课程系统并非简单的“教程+学程”, 而是把“教程”变为“学程”, 这个系统中的各个要素都已经或将要发生变化。这里容易产生一个错觉, 以为原先的“课程链”就是“课 (业) -教材-教学大纲-教学计划”这样的环节, 以后就是把它进行简单的延伸, 延伸到关注学生的经验, 好像就是变成了“教程+学程=课程系统”。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1.“正式的课程”属性的变化
作为“课业”规范的“课程” (教程) , 是应有的有待实践的“课业”的规定性;而以“课业”为主体的“课程” (学程) , 则是现实的实践活动, 是教师与学生参与其中的活动。这种“课业”虽然也须加以规范, 而这种自主性“课业”的可能性、可行性, 取决于“正式的课程”给予学校、教师与学生自主活动的时间与空间, 即“正式的课程”的变化。总之, 使有关“课业”的外在规定性, 限于“必要的规定”, 也就是非规定不可的规定。规定是必要的, 但不是把教师的空间和时间都占满, 规定的多少也不一样。所以现代“课程系统”中“正式的课程”的属性在变化中。
2.课程管理和领导重心的转移
传统的“教程”着眼于对“课业”运作过程的控制, 包括控制内容和手段, 在“正式的课程”弹性增加以后, 固然使学校和教师自主活动的时间与空间增加, 却也可能使课业的随意性增大。所以不是说给教师和学生的自由越多越好, 自由在不会使用自由的人们手里, 便可能成为一种祸害。故课程管理与领导的重心将相应地从对“课业”运作过程的控制, 转移到依照教育目标对这种活动结果的评价, 以限制“课业”的随意性。这就是“目标管理”模式, 不控制过程, 注重结果。当然, “目标管理”也只是探索中的一种, 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3.教师职能的变化
正由于传统的“教程”旨在对“课业”运作过程的指导与控制, 从而使教师“眼光向上”, 按“上面”的规定办事, 似乎成为“课业”运作过程的“中心人物”, 其实所谓“教师中心”, 说到底不过是“傀儡中心”。现代课程中心逐步下移, 趋向于“把课程还给教师”。简单的道理是, 最接近学生的教师才更有理由参与课程的选择。不过, 其前提又在于教师职能的转变:从“教程中的教师”变成“学程中的教师”。否则“把课程还给教师”的起码理由便不能成立:在不是很规范的情况下, 教师的权力越大, 就越专制。
所谓“学程中的教师”, 是指教师从相当于“运动员” (或“演员”) 的角色变成相当于“教练员” (或“导演”) 的角色, 而把“运动员” (或“演员”) 的角色还给学生, 使“课业”成为学生自己的学习活动。原来的“教程”中, 就是教师的表演, 教师都按照一套规范去做, 是主角, 学生是配角、是群众。现在要把学生变成“运动员”, “教练”只是在旁边指导。相应地, 使“备课”从一成不变的设计, 变成动态的选择。过去是“教程”, 教师打算上一节课, 会把教案写好, 然后就一成不变。现在如果教师相当于“教练员”指导学生训练, 就必须从“运动”出发, 关注动态的过程, “教练”的培养方案不会是一成不变的。这只是一个比喻, 实际上很难做到。因为我们在这里用作比喻的运动员的训练是一个“专业队”, 需要很大的成本;教师指导学生不是“专业队”, 是一个“群众队”。但是作为一个比喻, 会告诉我们教师的地位最终会有怎样的变化。
自然, 现行课程改革只是我国课程改革历史性变革的开端, 而现代课程改革的进程越来越取决于教师培训的成效, 教师毕竟是课程中的关键要素。
三、“课程系统”讨论中若干问题的争议
(一) 关于课程历史遗产的评价
黄向阳:要辩证地看待传统课程与现代课程中的建树。陈老师在评论“教程” (即传统课程) 时, 主要是通过回顾历史来针对现实, 所以可能对传统课程的批评比较多、否定比较多, 其实, 无论是对传统课程还是现代课程中的建树都须具体分析。
从古代课程向近代课程转变的过程中, 使教育能够更加平民化、能够面对尽可能多的人:一是赫尔巴特的贡献, 使得教育过程结构化、规范化, 杜威评论赫尔巴特“教学形式阶段”是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贡献, 使教学避免了偶然性和随意性、变得更加有效率;二是正式意义上的课程的确立, 使得教育内容、教育过程的安排等也变得规范化了, 从而使得更多的人, 即使并非特别有学问, 也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教师, 至少能够达到最低标准的教学要求。今天的教育能够办成这么大的规模、这么高的效率, 跟近代赫尔巴特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对初学者来说, 若完全否定“传统”, 便容易走入误区。
记得陈老师讲过, 现代意义上的“学程”或“学程化的课程”, 是对古代课程 (假如古代有“课程”的话) 的一种“否定之否定”, 因为近代是对古代的否定, 所以说也不是对历史的一种简单的抛弃。
陈桂生:黄老师的见解是对我以上看法必要的补充。在说明它何以是必要的补充以前, 先得交代:我以上谈到的, 无非是尝试表述课程纵向演变和横向展开的路线图。其中包括: (1) 历史地、逻辑地分析课程演变的轨迹, 旨在说明它从哪里来, 将向哪里去。 (2) 以“课程链”表示课程中所包括的各种实际上在做和有待研究的“事情”。 (3) 古德莱德的五级课程说表示“课程链”的实现, 大致都经历从理论到实践, 从社会需求、制度性的规范到个人实践, 从教师实践到学生教养转化的过程。
这些都属于对课程问题的客观分析, 并未涉及对其中任何建树的评价。课程的根本性质的变化, 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才显示出来的。以致到现代, 即使在发达国家, 都还处在从“教程”向“学程”转化过程中, 就连现代意义的“学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仍有待继续探索。从欧洲“新学校”、美国“进步教育”的命运, 可见一斑。
(二) 课程系统发生的起点是“教程”还是原始的“学程”
黄向阳:赫尔巴特等的理论主张从学生出发, 但所构建的教学组织形式也是从学生出发的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那“课程系统”说为什么要先讲“教程”的发生, 而不从“学程”的发生开始呢?
陈桂生:课程和课程系统原是近代意义的事情, 而且在近代经过很长时间以后才发生的问题。古代存在课程“系统”么?
“教程”之所以发生, 跟某些变化有关系。比如说, 从个体教学走向集体教学, 学和教的重心移向了“教”。比如说, 从道德伦理的教学走向知识的教学, ———道德是每个人都熟悉的生活, 可以以“学”为中心, 但至于知识 (特别是间接的知识) , 年长的教师肯定比学生多一些、更系统一些, 需要教师更精细的教学。所以最初发生的正式的课程并不是“学程”, 而是“教程”, 以“教”为中心是一个不可逾越的进步。当学和教的重心转移到“教”时, 才有时间和精力、才有那么多人去关注怎么“教”。而在这个历史阶段之前, 都是“因学而教”:教师以前自己是怎么学的, 就用同样的方法去教学。实际上古代是不存在“教育学”的。
(三) 教师对学生心灵直接发生的狭义“教育”影响如何纳入课程系统?
王建军:陈老师的“课程系统”好像绕过了狭义的“教育”。三个核心要素———教师、学生、课程———要发生关系, 一个是教师直接影响学生, 一个是教师借助一定的内容影响学生。陈老师的“课程系统”开始讲到了借助一个比较简单的中介去影响学生, 后来又逐渐发展出对这个过程的规范, 渐渐形成复杂的课程系统。不过, 教师直接影响学生的那一块, 如何纳入这个“课程系统”呢?
陈桂生:建军提出的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所谓“教程”和“学程”是在课程历史性的变化中显示出来的区别。如就近代以来的“教程”本身而论, 它是如何解决教育演变过程中历史地提出狭义“教育”问题的呢?
1.古代授业的基本职能是“传道”, 即施加正统的价值观念影响。如把它算是“道德影响”, 便如建军所说, 是把狭义“教育”纳入“课程”。近代授业则以客观知识的传承为基本职能 (亦称其为“教学”) 。然而从赫尔巴特开始, 提出“教育性教学”和“通过教学进行教育”的价值观念, 既克服古代片面教化、漠视客观知识传承的倾向, 又试图使古代基于“他律”的盲从、独断的“德育”转化为基于个人理性判断力的“自律”的“德育”。在这个意义上, 似乎可以把狭义“教育”作为课程题中应有之义。问题在于价值观念和客观知识性质不同, 各自传承的道路有别, 所以在一般教师的授业行为中, “管教不管导”、“教书不育人”的习俗, 比赫尔巴特堂皇学说的影响大得多。不过, 公认如此习俗不合理, 岂不证明课程的考虑中并未遗忘“教育”。
2.现代英语国家“课程论概念系统”同欧洲大陆国家近代开始形成的“教学论概念系统”的区别, 虽然像是“课程”与“教学”的区别, 其实, 他们之间也许更是两种狭义“教育”实践的不同。因为它们背后隐含着关于“客观知识传承”和“学生主观价值倾向影响”在课程中的权重不同。按照杜威的意见, 传统教学把学生的学习看成是他们个人的事情, 只能助长个人主义, 而课程的改革则致力于使学生在交流与合作中形成社会意识。所以在课程演变过程中, 实际包涵着狭义“教育”的不同设想。
(四) “课程论话语系统”取代“教学论话语系统”是必然趋势么?
黄向阳:陈老师一直在说, 欧洲大陆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教学话语”和“教学制度”, 英美为主的国家形成了自成一体的“课程话语”和“课程制度”, 但两套制度针对的却是相同的内容, 又按照各自的逻辑顺利地运作。比如说, “教学论”话语系统里会提到“教学计划”、“教学大纲”, “课程论”话语系统里又是另外一套。但是从世界范围来讲, 整个趋势都开始倾向于用“课程论”的话语系统来研究问题, 其中有什么原因吗?为什么不坚守多少年来我们已经熟悉了的从德国、俄国引进的那一套“教学论”话语系统和“教学制度”呢?
陈桂生:欧洲大陆的法系和英美国家的法系观念取向不一样。欧洲大陆倾向“集中”, 所以在欧洲大陆的“教程”, 顺理成章。学校作为“公共教育机构”, 其性质在欧洲大陆有些国家是“国家附属机构”, 要贯彻国家意志, 是国家代表社会来执行的, 国家承担了普及教育的义务, 国家要履行自己的义务, 也就必须要加以规范。而在英美国家, 学校属于“社会机构”, 政府只是一个管理部门, 学校、以及学校以外企业的运作都属于专业活动, 议会或政府依法对学校实行督导, 而政府无权干预学校内部教学、教育事务。
其实, 这两种话语系统的区别, 更是时代潮流变化使然。因为从欧洲大陆开始的近代教育普及和教育民主化经历漫长的过程才逐步实现。起初客观上只可能容许有条件接受正规教育的人获得教育机会, 当时的正规教育也只能是精英教育。为了保持起码的教育标准, 不得不对教育活动加以规范。从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科书到上课自外而内、自上而下管理的“教程”便由此发生;进入20世纪以后, 随着教育的普及和教育民主化的进展, 传统的“教程”便成为这个进程的障碍。遂从对“教程”的反思中产生“学程”意识的萌芽。
说到“教学论话语系统”为什么会被“课程论话语系统”所代替, 又是不是必然为“课程论话语系统”所代替, 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可以考虑的是:虽然从课程演变过程中已经显示的趋势看来, 似乎“教学论话语系统”可能将被“课程论话语系统”所取代, 然而迄今为止, 这两种话语系统所表示的“教程”与“学程”, 都各有利弊。这是由于大众化的基础教育同精英教育各有利弊, 非正规教育与正规教育各有利弊, 活动课程与学科课程各有利弊, 教师主导和儿童中心各有利弊。所以, 这两者之间并非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 在这两者之间趋利避害, 将是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由于教程是历史形成的成熟的教学制度, 而学程是形成中有待完善的建树, 故草率的改革, 反而得不偿失。
“课程论”的思路, 相当于把教学和教育问题统一到“课程”中, 但问题在于, 课程理论并不是孤立的理论, “课程”背后还有各种制度 (例如教育秩序) , 还有各种背景知识 (教育社会学、教育心理学等) 。其实这些学科都是“课程”的预备知识。这些学科如果脱离了教育的实际活动, 就会流于空谈。然而, 一旦进入这些学科的领域, 就会变成这些学科的逻辑, 又会有议不完的话题, 这些话题与实际的教育活动究竟有多少相关, 就很难说了。
黄向阳:接下来的趋势, 很可能将不再限于“课程论”取代“教学论”的话语系统、理论系统, “课程论”还将取代原先的教育理论、教育学。只有用“课程论”替代了“教育论”的话语系统, “教育论”或者“教学论”才能够专业化, 才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 否则只能是用日常语言来言说所希望建构的那套专业的工作体系。
演变形成 篇5
在此背景下，张运君博士的新作《晚清书报检查制度研究》就显得尤为珍贵。该书共分为三章，分别论述了清廷对一般书籍、报刊和教科书的检查与审定。作者在第一章开头追溯了中国书籍检查的简要历史。晚清统治者和历朝君主一样，对书报进行检查是为了维护统治。然而，鸦片战争以后，清廷自身也逐步向西方学习。在学习过程中，西学中对清廷不利的思想学说也难免渗入中国。因此，晚清对一般书籍的检查面临更为复杂的形势。作者仔细梳理了晚清朝廷查禁书籍的制度建设和政治运作，指出清廷并未建立完整、系统的制度。
作者在第二章中详细讨论了晚清政府报刊检查的方方面面，认为清末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报刊检查制度。时处社会转型时期的晚清社会，报业极为兴盛，民众思想活跃。特别是在维新、革命运动勃兴后，报刊的宣传屡屡触犯清廷的禁忌，朝廷加强了对报刊的检查与控制，从制度上、措施上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强化。这其中，有大量的中央、地方机构参与对报刊的检查，对这些检查机构所发挥的作用，作者逐一进行了分析。作者还讨论了清政府报刊检查的程序，特别是对新刊新报的立案注册等管理措施，作者运用详细的史料，进行了细致的考证，结论令人信服。这一章最有分量的当属第三节《控制与反控制：报禁种类、方式、处理及反报禁的斗争》，作者分门别类对清政府严查的违禁报刊进行讨论，还借用传播学理论，对朝廷对报刊的软控制与硬控制进行阐述。作者以《民呼日报》为例，从报刊、报馆、报人三个方面来阐述政府对违禁报刊的处理措施。报馆要监督政府，政府又要控制舆论，故报馆自产生之日起就必然与官府存在矛盾和冲突。报禁与反报禁的斗争持续不断，贯穿于清末的最后十余年。清廷的报禁也引发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的批评与指责。
该书的第三章详细讨论了晚清政府是如何对教科书进行审定与控制的，这是作者最花心思、最见功力的一章。20世纪初，清政府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大兴新式学堂，新式教科书大量涌现。由于教科书在影响国民思想、塑造国民世界观方面的突出作用，清廷适应形势的变化，减少了对普通书籍的审查，加强了对学堂教科书的检控与管理。清政府一直在进行教科书国定化的努力，但终因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只能推行教科书的审定制度。作者在该章中首先讨论晚清教科书审定制度的形成过程与阶段，又分析教科书审定的宗旨、原因、机构、人员，以及审定的范围、程序、措施、效果与特点。作者以细致的分析，认为清末政府对教科书的审定制度最为完备。但作者在书中也指出，对清政府的书报检查和教科书的审定政策，绝不能割裂开来看，书报检查是当局控制国民意识形态的一种工具，是统治各种思想的手段。
通观全书，读者可对晚清书报检查制度有非常好的整体把握，这得益于作者高超的宏观驾驭技巧。作者从普通书籍、报刊和教科书三方面入手，将晚清书报检查制度的主要脉络清晰地呈现给读者。对史实的精致考证，也是该书的一个特色。作者对史料收集和史实的考证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利用多种未刊史料对不少细节进行考辨。例如，对京师大学堂颁布的《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学界多认为并未发生作用，而作者通过一手材料考证了该书目在清末各学堂多有推广使用。再如，对晚清教科书的审定，学界或认为根本未形成制度，或以光绪二十九年（1903）《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作为形成标志，而该书通过详细论证，指出光绪三十二年（1906）至三十三年（1907）学部颁行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高等小学暂用书目表及暂用教科书凡例，标志着晚清教科书审定制的正式确立。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从史学角度出发，该书不失为一部信史。但作者并未满足于史实的考证，而是进一步借鉴新闻学、传播学的相关知识，探究书报检查制度与意识形态控制这一宏观问题。
毋庸讳言，正如北京大学历史系郭卫东教授所认为的，该书“也有个别‘言之成理而未彻，持之有故而未周’的地方”（《序言》第2页）。比如，作者通过详细论证，指出“晚清政府对一般书籍的审查，并未形成完整、系统的制度”（第73页），但未能就此深入一步，探究清廷未能建立系统的书报检查制度的原因，是清廷对此不够重视而认为没有必要？还是清廷统治能力低下而无能为力？此外，作者若能利用西方史学界和新闻检查方面的成果，将晚清书报检查制度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研究，该书的分析会更上一层楼。
（《晚清书报检查制度研究》，张运君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出版，397页，59.00元。）
（收稿日期：2012-11-05）
演变形成 篇6
完整提出经济适用住房政策主张是1994年7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 明确了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根本目标, 并将“建立以中低收入家庭为对象、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经济适用住房供应体系和以高收入家庭为对象的商品房供应体系”作为深化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同年12月, 国务院房改领导小组、建设部、财政部等部委联合发布《城镇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管理办法》, 将经济适用住房定义为“以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户为供应对象, 并按照国家住宅建设标准 (不含别墅、高级公寓、外销住宅) 建设的普通住宅”, 要求地方政府为经济适用房优先划拨建设用地, 并在计划、规划、拆迁、税费等方面予以扶持, 建成后的住房以成本价格出售给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但当时经济适用住房政策并没有被立即执行, 取而代之的是“安居工程”建设。1995年2月,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国家安居工程实施方案》, 决定从1995年起开始实施国家安居工程, 计划利用5年左右的时间新增安居工程建筑面积1.5亿平方米, 并明确规定国家安居工程住房直接以成本价向中低收入家庭出售, 并优先出售给无房户、危房户和困难户, 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出售给离退休职工、教师中的住房困难户, 不售给高收入家庭。由于安居工程与后来的经济适用房有很大的相似性, 因此被普遍认为是经济适用房的前身。
1998年7月, 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 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 (国发[1998]23号) , 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经济适用住房被正式定义为城镇居民住房供应的主体方式, 面向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出售。但是, 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 一些地方尊崇“增长就是硬道理”的非科学发展方式, 通过抬高房价来提高GDP和为城市建设增加“资本”, 加之当时经济适用住房政策目标不明确, 执行过程中失当、失控现象严重, 导致本应成为住房供应主渠道的经济适用房被商品房悄然取代, 一些城市的经济适用住房甚至“失踪”。2003年9月, 国务院颁发了《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 (国发[2003]18号) , 提出“各地要根据城镇住房制度改革进程、居民住房状况和收入水平的变化, 完善住房供应政策, 调整住房供应结构, 逐步实现多数家庭购买或承租普通商品住房”。这样, 经济适用房便由“住房供应主体”演变为“具有保障性质的微利商品房”, 开发投资连续负增长, 开发及销售面积逐年下降, 到2005年, 经济适用住房实际销售面积占全部住宅销售面积的比重从2000的22.7%下降到6.5%。2004年4月, 国务院发改委、建设部等部门联合颁布《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 将经济适用房定义为“政府提供政策优惠, 限定建设标准、供应对象和销售价格, 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商品住房”, 在强调经济适用房具有保障性、政策性的同时, 仍然具有浓厚的商品化色彩。
此后, 由于房价过快上涨, 广大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变得更加突出。2006年5月,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九部委《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意见》 (即“国六条”) , 指出“进一步完善经济适用住房制度, 真正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 首次将经济适用住房的保障对象定位于“低收入家庭”。2007年8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 (国发[2007]24号) , 要求各级政府把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作为维护群众利益的重要工作, 作为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职责。要求“改进和规范”经济适用住房制度, 将经济适用住房的供应对象确定为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经济适用住房的保障功能被进一步重视和强调。为落实24号文件精神, 2007年11月, 建设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了新的《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 将经济适用房定义为:政府提供政策优惠, 限定套型面积和销售价格, 按照合理标准建设, 面向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供应, 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住房。新《办法》的最大亮点在于将经济适用住房的保障范围由城镇中低收入家庭缩小为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淡化了经济适用房的“商品”性而突出强调了“保障”性。新《办法》明确了经济适用住房属于政策性住房, 购房人只拥有有限产权;购买经济适用房不满5年, 不得直接上市交易, 购房人因特殊原因确需转让经济适用住房的, 由政府按照原价并考虑折旧和物价水平等因素回购后, 继续向符合条件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出售;经济适用住房单套建筑面积控制在60平方米左右;经济适用住房的价格应当以保本微利为原则, 房地产开发企业实施的经济适用住房项目利润率不得高于3%, 政府直接组织建设的经济适用住房只能按成本价销售, 不得有利润;经济适用住房供应实行申请、审核、公示和轮候制度。该《办法》成为目前我国城镇经济适应住房建设发展的基本方针。
从1994年开始, 国家经济适用住房政策几经调整, 经济适用住房的概念及定位不断发生变化, 但其根本宗旨没有变, 其保障性贯穿始终。经济适用住房制度对推动我国住房体制改革, 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其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也不容忽视, 仍需在实践过程中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摘要：笔者试就我国经济适用房政策体系的提出与完善作一探讨, 厘清经济适用房由商品属性向社会扶助属性的嬗变, 从而体现出经济适用住房制度对推动住房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
清代内蒙古体育文化的形成与演变 篇7
一、清代内蒙古体育文化的成因
1. 清代内蒙古游牧体育文化的形成。
中国古代游牧文化自新石器时就已经逐渐形成, 并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走向发展阶段;从西汉至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文化则在东胡、匈奴、鲜卑等民族相继兴起之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此后, 随着契丹、女真、蒙古等相继兴起, 则将北方草原游牧文化推向高潮, 并在中国留下了极为重要的历史印迹。清代时期, 蒙古游牧民族的活动区域基本固定下来, 其文化发展更趋于成熟。而游牧民族的特点则在于“逐水草而迁”, 这也进一步将其文化与农耕民族文化差异化[3]78。而内蒙古游牧民族在游牧过程中必须对大规模流动的畜群进行有效控制, 加以原始狩猎习俗的传承, 使得他们必须依靠更优秀的骑术与射术———“胡服骑射”。而清代内蒙古人民也重视对乘骑和射箭技巧的训练;内蒙古广大人民还在游牧之余出于娱乐、强身、节日庆典的目的, 形成了大量的体育运动。如蒙古族的打“布鲁” (蒙语意为投掷) 就是在狩猎、防卫的基础之上形成投远、投准比赛;而鄂温克族的“挥杆套马”则是在民族驯马的生产劳动基础上形成的一种体育运动。另外, 蒙古族摔跤也同样是因草原生活及战争需要而形成的一种武技, 据史料记载, 早在13世纪就已经盛行蒙古摔跤了, 并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逐渐演变成蒙古族的代表性体育运动[4]25。与此同时, 游牧民族的传统文化也逐渐成为内蒙古游牧民族体育文化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础与条件, 在内蒙古大草原为载体的基础之上, 其体育文化则在蒙古族、满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锡伯族、达斡尔族等诸多少数民族的传承之下, 得到了进一步发扬, 尚武性、善骑射、包容性、开放性的体育文化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虽然, 清代有一些体育项目已经失传, 但绝大多数的体育项目仍在内蒙古大草原上延续着草原体育文化的辉煌。
2. 清代内蒙古农耕体育文化的形成。
农耕文化是指由广大农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之中不断通过劳动实践而积累形成的一种风俗文化, 并为农业服务以及农民自身娱乐服务。农耕文化早在河姆渡时期就已经形成, 并于战国、秦汉时期, 在中原农耕文化的影响之下, 北方游牧民族也开始受到影响, 逐渐形成了半农半牧地区。直至清政府的旗人移垦戍边政策的实施以及采取扶持蒙古人发展农业的政策之后, 一部分蒙古人开始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在内蒙古地区也逐渐开始了轻游牧、重农耕的重大变革[5]89。从而也进一步导致了内蒙古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碰撞与融合;进而也导致了内蒙古农耕体育文化随之产生。但是, 内蒙古草原原有的游牧体育文化几乎占据了农耕体育文化的全部, 如尚武性、善骑射的游牧体育文化均被融合并被加以传承, 而中原地区的马球运动、回族的木球等体育运动又被融入农耕体育文化之中。另外, 军事体育也是内蒙古体育文化一部分。体育与军事自古就是共生共长的, 如在商周时期就有“田猎”等军事训练制度, 而在汉代时期则出现了拳勇、角力、举鼎等军事体育活动。而内蒙古的军事体育也同样是建立在长期的争战之中, 如骑、射等体育活动等。这也是蒙古人在长期的争战之中, 逐渐形成的一种军事体育文化, 极大地丰富了传统体育文化的内容, 同时也为应付各种战争而发挥出积极的军事训练作用[6]189。
二、清代内蒙古体育文化的融合
自古以来, 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就是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文化特色, 两者之间在不断碰撞、融合之间发生着改变。与此同时, 内蒙古的游牧体育文化与农耕体育文化也同样在不断的碰撞与融合之中发生着改变, 彼此相互补充、交融, 虽然两者之间并未有明确的界限, 但都极大地促进了民族的发展, 丰富了民族文化, 并给内蒙古地区人民的文化生活带来了更加丰富多彩的内容。但是, 内蒙古的游牧体育文化产生较早, 与内蒙古地区的各少数民族的生活联系更为紧密;而其农耕体育文化, 则产生较晚, 其文化底蕴尚不如游牧体育文体深厚浓重。内蒙古的军事体育文化本身就具有较多的军事文化色彩, 如清代时期的射戏、角抵、冰嬉等即是当时主要的娱乐性运动项目, 在丰富了内蒙古传统体育文化的同时, 还进一步发挥出了其军事训练的目的[7]78。与此同时, 清代内蒙古体育文化还进行了有机的融合。清代内蒙古由蒙古族、汉族、回族、满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锡伯族、达斡尔族、朝鲜族等40余个民族组成。各民族之间的体育文化也呈现出民族性、多元化, 这也必然会形成体育文化的融合。
首先, 政治基础。清代统一蒙古, 封建中央集权的统治也成为了内蒙古地区体育文化融汇、整合的政治基础。其次, 文化基础。清代统一之后, 统治者积极发展生产力, 开始着手发展农业生产, 从而使得内蒙古地区的经济得以迅速发展。这也进一步促使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贸易以及文化的交流;另外, 蒙古民族在保留着自己的语言文字、民族习俗以及信仰, 开始逐渐接受中原文化的同时, 潜移默化之中受到中原体育文化的影响。逐渐将内蒙古体育文化由“为战争服务”的思想转向了“重强身、重养生、重趣味”的娱乐性。
因此, 清代内蒙古地区的游牧体育文化与农耕体育文化之间更多的是彼此影响、彼此交融;而军事体育文化与游牧体育文化之间的联系较为紧密, 在彼此之间进行着交融与影响, 并对整个内蒙古地区体育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清代中期, 随着内蒙古地区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逐渐将中原体育文化也融合到自身的体育文化之中。
三、清代内蒙古体育文化内涵的演变与意义
清初时期, 内蒙古地域辽阔且具有独特的人文生活与民族传统文化, 从而也使得内蒙古地区的体育文化更具粗犷、豪放的感染力与冲击力。人们在崇拜自然、拜祭山神、拜祭“长生天”的同时, 其民族体育文化也同样蕴含着深邃的、原始的文化底蕴与巨大的精神力量。此时, 内蒙古地区体育文化的内涵尚以骑射、赛马、摔跤等尚武技能的体育活动为主体, 并以原有旧俗为其体育文化发展的主导方向。至清代中期, 中央集权政治不断加强, 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与发展, 而清代内蒙古争战也相对较少, 文化交流却日益突出, 加之清代的移民政策, 在中原文化及儒家“中庸”之道的思想影响之下, 清代内蒙古的体育文化逐渐向个人和谐、天人和谐靠近, 逐步形成了“君子之争, 以和为贵”的体育文化内涵;并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对抗性、竞争性较强的体育运动项目。但是, 清代内蒙古民族依旧长期保留着本族的语言文字、民族习俗, 并在其特有的经济、文化大融合背景之下依然传承、沿袭了部分传统的体育文化, 如赛马、摔跤、骑射等, 就连一些体育娱乐活动都未出现大的改变, 如“那达慕”大会, 依旧被称之为男子汉的体育“娱乐”活动。清代末期, 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晚期, 其体育文化的内涵发生了较大改变[8]。此时, 受南方少数民族北迁及文化交融的影响, 内蒙古体育文化开始逐渐向强身、娱乐的方向发展, 在侧重娱乐、强身、健体的同时, 依旧保持着传统的精神意识与地域风情。因此, 清代内蒙古体育文化内涵的演变, 也为该地区多民族间体育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与融合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内蒙古体育文化向着多元化方向和谐发展的步伐。
综上所述, 清代内蒙古体育文化具有游牧体育文化以及农耕体育文化, 并在军事体育文化基础上形成了一个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综合型体育文化。在清代移民、发展农业等政策影响下, 逐渐将中原汉族文化中的“中庸”之道融入自身的体育文化之中, 进而由原有的尚武体育内涵逐渐转向强身、娱乐, 并使得清代内蒙古地区的传统体育文化呈现出多元化发展, 进一步促进了内蒙古体育文化的和谐发展。
摘要：本文就清代内蒙古体育文化形成进行了分析与比较, 并就其体育文化进行浅显阐述, 以揭示清代内蒙古体育文化的内涵演变。
关键词：内蒙古,体育文化,清代,形成,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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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形成 篇8
台风是发生在热带海洋上的一种具有暖中心结构的强烈气旋性涡旋, 总是伴有狂风暴雨, 常给受影响的地区造成严重的灾害。在气象学上, 按世界气象组织定义:热带气旋中心持续风速在12~13级 (即每秒32.7~41.4m) 称为台风。热带气旋的生命史可分为生成、成熟和消亡3个阶段。
1“苏力”台风的生成
1.1“苏力”台风生成过程及时间点分析
“苏力”台风在海上生成的时间为2013年7月8日, 台风登陆到我国的时间为7月13日。而从建国以来有记录的登陆我国的台风看, “苏力”台风正是发生在台风生成较为频繁的7月份。
从1949~2001年登陆我国台风的平均个数与在西北太平洋上生成台风的平均个数进行的对比。从登陆我国台风个数的逐月分布趋势可见。它的变化与在西北太平洋上生成的台风分布变化基本是一致的, 说明在西北太平洋上生成台风的个数与登陆我国的台风的个数基本成正比。每年台风登陆我国的季节主要发生在5~11月。
1.2“苏力”台风生成的条件
台风发生发展的条件可以大体上可以分为4点, 首先一点就是需要有热力条件, 在足够大的洋面或海面, 水温必须在20~627℃以上, 这是扰动形成暖心结构的重要基础。由于在较暖的海洋表面存在着很大的热量, 造成海洋表面的蒸发十分旺盛, 通过海气间的湍流输送产生扰动, 使得低层大气获得大量较暖又潮湿的空气。这种层结, 导致气层具有条件性不稳定。当处于低层的暖湿空气从摩擦层抬升至自由对流层后, 空气块就加速上升, 到了12km以上, 它明显比四周的空气暖。因此, 暖洋面为积云的形成、热量和水汽向高空输送创造了条件。最后一个条件就是对流层风速的垂直切边要小。如果对流层中风速的垂直切变很小, 则在对流层上下的空气相对运动很小, 而由凝结释放的潜热始终加热一个有限范围内的同一气柱, 因而可以很快地形成暖心结构, 保证了初始扰动的气压不断地迅速降低, 最终形成台风。
1.3 物理量特征不稳定条件分析
1.3.1 温度场分析
在长江以南有切变, 在台风眼中心可以看出位温差达到了576hpa, 从b图中假相当位温垂直廓线看一直处于直线上升趋势, “苏力”台风13日登陆台湾后, 迅速穿过台湾海峡, 又在当日的16:00登陆福连江黄岐半岛沿海, 登陆时近中心最大风力12级 (风速33m/s) , 随后穿过福建中部进入江西。垂直切变将上层释放的能量, 吹到垂直切变下风风向, 有利于台风向垂直切变下风方向倾斜, 对台风加强起到抑制作用--通风流位涡倾斜, 中层的温度扰动增加来响应位涡的倾斜以维持静力平衡, 增加了静力稳定度, 抑制台风的增强倾斜和稳定性。
1.3.2 水汽条件分析
水汽输送和水汽辐合是强降水发生的主要条件, 有源源不断的水汽输送时, 水汽辐合的强弱对降水的大小有密切联系。水汽通量散度是指在单位时间里, 单位体积内汇合进来或辐散出去的水汽质量, 是表示水汽集中的物理量, 大于零表示水汽辐散, 小于零表示水汽辐合, 负值越大表示辐合越强。副高边缘西太平洋及季风活跃期南海水汽为这次暴雨提供了稳定的水汽条件, 高空持续的弱冷空气激发及西南急流提供了动力条件。
1.3.3 水汽通量散度
从水汽通量的数值和方向, 能掌握中尺度过程的水汽来源, 以及这种水汽输送和某些天气系统的关系, 至于暴雨出现在何处, 雨量有多大等, 则与水汽通量散度的关系更为密切。当水汽由源地输送到某地区时, 必须有水汽在该地区水平辐合, 才能上升冷却凝结成雨。因此水汽水平辐合, 就是水平输送进该地区的
汽大于水平输送出该地区的水汽, 反之即为水汽的水平辐散。
2“苏力”台风的路径及强度变化
2.1 台风路径的类型
“苏力”台风受带状副高南侧偏东气流引导, 总体以西移路径为主, 可预报性较强。“苏力”台风受带状副高南侧偏东气流引导, 总体以西移路径为主, 可预报性较强。在台风进入 (23°N, 126°E) 以西时路径发生右折, 与台风西侧受台岛地形影响, 风力减弱有关。台风进岛时左折与台湾中央山脉迎风坡降水增幅、台湾东南侧背风波效应形成地槽、台风西侧偏北风加大有关。
“苏力”台风是西移右折路径, 13日下午到达福建连江后又转方向, 向右折, 当时的“苏力”强度不减, 台风出岛后右折与动量水平平流后台风东侧南风加强有关。在福建省连江登陆前后左折与闽中南地形槽、降水非对称性、流场的非对称性有关。并对福建省带来大面积的暴雨天气。
图2中看出“苏力”台风还在台湾偏东方洋面上, 台风还将不断在增强, 11:00的资料显示中心最大风速每秒40s/m从这个时刻运用micaps绘制的流场图中也能够看出, 其气旋中心也已经经过了台湾岛, 位于台湾海峡的北部。台湾海峡北部地区的流场密集, 该地区附近的风力较大。
登陆后环流结构不对称:在台风环流西南侧有切变和强辐合存在, 同时台风东北侧有辐散, 不利于暖切的生成, 西南气流的增强, 对偏南大风和尾流降水产生重要影响
2.2“苏力”台风登陆后对福建省降水情况
副高边缘西太平洋及季风活跃期南海水汽为这次暴雨提供了稳定的水汽条件, 高空持续的弱冷空气激发及西南急流提供了动力条件。受“苏力”台风影响, 7月13日起福建省有大面积降水, 具体实况如下:雨量:全省51个县 (市) 535站过程雨量超过100mm, 其中本站30站, 以上杭226.0mm为最大;自动站505站 (14站超过250mm) , 以莆田黄石280.8mm为最大。
“苏力”台风登陆影响期间, 上杭、永定出现极端日降水 (20:00~20:00) , 其中上杭日雨量164.3mm, 位居本站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大日降水量第三位;永定日雨量157.1mm, 位居本站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大日降水量第四位。另外, 7月14日武平日降水量136.6mm, 打破历年7月同期日降水极值 (124.2mm) 记录。降水云系已经到达福建省的东南沿海地区, 强度有所减弱, 并继续向福建北部地区蔓延, 暴雨地区范围扩大, 部分地区甚至出现大于250mm的降水量。
3“苏力”台风导致的天气
对于台风来说, 它会引起大风现象, “苏力”台风也不例外。在这点上, “苏力”台风的风力具有一般强台风所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风力大, 影响范围广。由于“苏力”台风是强大的闭合低压系统, 其西北部又有副热带高压的影响, 使得在台湾北部这个区域, 等压线密集, 风速较大, 风向是南风。下图2013年7月13日20:00风力还是处于加强的形势。福建沿海有很强的南风, 说明在“苏力”台风低压系统的后部。综上, 此时, “苏力”台风中心位于台湾东北部沿海, 浙江南部的洋面上, 风向为东南风。“苏力”台风在登陆福建前, 对福建省整个地区影响较大, 给部分地区带来了很强的大风。
摘要：本文要研究的是台风苏力 (英语:Typhoon Soulik, 国际编号:1307, 联合台风警报中心:07W) 为2013年太平洋台风季第七个被命名的风暴。“苏力”一名由密克罗尼西亚提供, 是波纳佩岛传统将领的衔头。研究的是2013年第7号台风“苏力” (SOULIK) 。台风“苏力”登陆中心底层气压920h Pa, 其中心风力高达60m/s (17级) , 对它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经济意义。
关键词：台风,生成,路径,降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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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八大山人的书风形成及其演变 篇9
朱耷(1626—1705),字雪个,号八大山人,亦有刃庵、个山、驴屋、驴汉、良月、道郎等多种别号,为明宁王朱权后裔,江西南昌人。本为明诸生,明亡之后隐姓埋名。自幼习书画,个人风格独特,在清代乃至后世都有极高的声誉。
在形成其独特的书法风格前,朱耷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形成期。1648年以前受家学影响较大,于经史以外,用心于书画。其祖父、父亲都能书画,朱耷虽未曾与其祖父谋面,但从其1676年为夏雯画卷所书引首看,受其影响是必然。此幅为隶书,字形为长方形,线条厚重,于用笔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于此之外,可能用心于欧阳询。因为唐代楷书发展到了一座难以越过的高峰,法度完美,而欧阳询为初唐四杰,笔力遒劲,字的结构更是尽善尽美,朱耷少年学书很可能就是从此入手。这一点可以在其1659年所的《传启写生册》上的题字看出。此卷楷书与欧阳询有许多相似之处,结字工整、平稳、用笔方硬,但如“道”字的最后捺画收笔,已不全是欧体,已经显示出某些新意。而章草稍显笨拙,不够熟练,于转折处楷书意味较浓。左侧两行行书,写得流畅、圆润、行意十足,有别于章草与楷书。《杜丹》题字,虽与楷书近似,但好像在有意追求一种向右上方的一种倾斜之势,用笔仍较方硬。“月自不受晦”一诗也写得比较平稳。在此一段时期,朱耷生活相对稳定,书法多为临习,这时期某些字体虽有一些新意,然与成熟时期相去甚远。
大约在1666年左右,其书法开始出现董其昌的风格。董其昌为晚明书画大家,集前人之大成,且喜以禅论书画。选择董其昌对朱耷的书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使他的书法很快上升到一个新阶段。1666年作《墨花图卷》的题字已明显是董其昌的风格。秀润、雅淡、畅快、宽疏,整体显得单薄,但章法、线条,以及对笔的控制能力都有较大进步。1667年的《题画诗轴》与1678《梅花图册》也都为董其昌的风格。前者,在运笔当中提按减少,.线条粗细对比减弱,以中锋为主,转折处也较为圆润,变得浑厚,似董其昌但又不全似。《梅花图册》为纯董氏风格。结体、用笔、转折都为纯董其昌的,但是更娴熟流畅。学习董其昌,不仅使朱耷各种运笔、对笔的控制有显著进步,而且摆脱学书伊始那种风格较为混乱的局熟,使他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但仍然还是处在不断的探索之中。
大约在1679—1680年左右,焚浮屠服,还俗,并在朋友蔡受,叶组徕等人的一次聚会中,经媒人作媒,再婚。不幸的是不久便发生婚变,使其精神再次受到刺激。而就在其结婚前后两三年内,黄庭坚的影响也开始出现。其实在1678年的《芙蓉山石》扇面中已有黄字的萌芽。《个山小像》中也有。
《个山小像》为黄安平所画,有八大山人题识6段,书体有隶、楷、行、章节、篆,为1674—1678年之间所作。个山小像四字为篆书,后有董其昌风格的行书。(所写寅午,时朱耷49岁,可知其生于1626年)。右上角章角为1674年题,后有小字行书,此时章草较《传启写生册》上的已有很大的进步,更加熟练,笔画也较有生气,整体统一。画像左边为八大山人自题隶书,为1677年左右。此段隶书结构平稳,从中不难看出还是有许多与其祖父朱多炡相似之处。1678年(隶书左边)写的楷书与欧体有许多相似之处。而在右下方的楷书(1678),更趋向于黄字。
稍后,1682年作的《酒德颂》中黄庭坚的风格就非常明显了。笔画、线条的运用都与黄庭坚的风格极为相似,字字坚挺,结体开张,并有意夸大了一些字的形体。(此书落款为驴,也证明其为婚变之后作品。因为婚变后那一段时间落款多为驴,或与驴字有关的款识)相比之下,1682年作的《古梅图》与《海棠图》就不够开放,较为拘谨。稍后的一些作品,可以看到其中包含着成熟时期书风的很多因素。结体有大开大合之感,但线条还不够淋漓酣畅,还带有黄字的波动起伏,生涩的味道,字字之间的映带关系也不够自然,与学董其昌的时候变化较大,似乎在下意识地追求某种新的变化。大约作于1682年的《行书诗册》变化就比较明显了。放弃了工整的楷书结字,采用草书的结构与用笔,线条有生涩感,不够流畅,粗细变化也很明显,字字之间的关系有时候不够自然,对字形也进行了夸张或变形。这些对他以后风格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接下来1684年作《乐苑》(此书为大字),仍然坚挺有力,线条也不同于成熟时期的圆润,粗细变化仍然很大。这一时期还有两件小楷作品《内景经》与《黄庭经》。虽然其早期从欧阳询入手,结字端庄平稳,但此两件作品似乎更偏向于晋人风格,整体结构也有所变化,且字字清秀,转折、提按、顿措也不全为唐楷法度。此时,在楷、行等方面与早期作品已有很大差异。从早年的临摹、探索到现在己显示出很多新意,向着自己的风格又迈进一步。
1686年作的《草书卢鸿诗册》,线条的流畅性明显增强,粗细提按开始减弱,转折处圆润,有变形或夸张了的字体,显示出成熟时期风格的特征。1684年作的《竹荷鱼诗画册》的画上题字,保持了与《草书卢鸿诗册》相似的某些特征,转折处更圆润,线条也为中锋为主,但整体还不够浑厚。于1687—1688年作的《行草诗轴》与《古诗十九首》(1688),线条就更纯熟自由,某些字形被拆散后变得宽松,显得外紧内松。按提更少,更饱满圆润,显得很质朴、自然,与成熟时期的风格已经是比较接近了。这一段乃其书法成熟前的重要时期。前期的临摹的各种书体到现在已渐渐融合,线条能够自己地穿插运动,笔画也较圆润、饱满、提按转折处粗细变化不大,仍然保持着对字的夸张与变形,但总体并不显得混乱,能很好的融合在一起,看似随意为之却有扎实的功底,而且很质朴自然。
大约1690年左右其个人风格就基本形成。至1705去世前朱耷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书法作品。其线条饱满流畅,提按较少,中锋用笔,类似于隶书用笔,对字形进行了夸张或变形,显得外紧内松,且左、右变化,避免平正,作品当中有时行草相混,但整体却比较和谐连贯,且浑厚、古朴韵味十分高古。1705年《醉翁吟》是八大山人临终的同年作品。此卷用笔仍为中锋,且圆润,含而不露,少了几分躁动,更趋向安静平和。虽字字基本断开,但并没有影响整体气势的表现,且无作做之痕迹,脱尽俗气。此前于1698年所作《高适卷》,依然保持中锋,用笔圆劲、畅快,骨力暗藏其中,某些字形不遵循常法,随意而为,并有一种向右上方的斜倾之势,显得很质朴,韵味十足。
与许多明末清初的大家一样朱耷在晚年曾大量临过二王等晋人的作品,但这些临习并非为通常意义上的临摹字形,而是在用自己的理解抄写文字。“这种随意的临写,一方面使他在不断的练习中逐渐强化和完善自己的特有技法和风格,同时又不自觉地将古人的某些技巧和气息融入自己的笔下,保证自己的个人风格不至于在不断地重复书写活动中陷入单调和僵化。”[1]朱耷在书写过程中将它融会贯通,字里行间带有几分古拙,少了几分妩媚,但使其仍具有魏晋风度。故后人评其书法“有钟、王气”[2]。如朱耷在1693—1700年左右曾多次临写《临河叙》,(此为《兰亭序》的异本、定武《兰序序》有三百多字,而朱耷的《临河叙》却只有百来字。此从何而来尚未有定论),此临写的作品中用笔是二王的,但结体章法,却还是八大不守规矩的自家面目,用笔均匀、饱满、提按较少,转折棱角处也并不明显。近乎于在用自己的风格和自己的理解在临写。即“善学者得神髓,不善学者得皮毛”是也。同样1702年《月仪贴》临本,为晚年的作品,与临本差异也很大,虽有章草意味与形式,但是还是用自己的“风格”在临写,章草味较原贴较淡。这些临写的作品,虽然形式与原贴相差较大,多为自己的“风格”,但整体上却透出一股晋人的韵味,体现出八大山人对前人法书的理解,然后贯通到实践中,此八大之所以为八大也。
八大山人作为明末清初中产生的特殊的遗民群体中的一员,与许多文人士大夫一样,在复国无望的条件下,为僧为道,避世隐逸,将满腔的悲愤转移向了艺术研究。由于大多遗民书家性格孤辟,行为古怪,世人多用疯、癫之类看待。然对现实的不满、无奈、绝望于艺术实践中来便表现出个性强烈。虽然强烈,但也是从古代先贤中进行了深入研究,具有扎实的基础之后,转化而来。他们抛弃了古法的束缚,任性挥洒、自然流露,创造出独特的风格,晚年书法更趋化境。他的这种独特的书法风格于清代不受重视是可以理解的。八大作为清代著名的艺术家他的影响还不止于清代,对后世都有巨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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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形成 篇10
一、历史文献中关于螭兽的记载
春秋时期对螭已有文献记载。在文物和史籍中螭兽往往以两种身份出现, 一为兽形螭, 一为龙形螭。
关于兽形螭, 《左传.宣公三年》中记载:“螭魅罔两, 莫能逢之”。注曰:“螭, 山神兽形;魅, 怪物”。其中“螭”字又作“魑”。《左传.文公十八年》:“投诸四裔, 以御螭魅。”杜预注称:“螭魅, 山林异气所生, 为人害者”。姬周武王伐纣誓师时鼓励将士要如虎、熊、豺、螭般勇武杀敌, 文见《史记.周本纪》:“勉哉夫子, 尚桓桓, 如虎如罴, 如豺如螭”。又《史记.齐太公世家》云:“所获非龙非彲, 非虎非罴, 所获霸王之辅”。螭和“彲”通假, “彲”字声旁为“麗”, 形旁为“彡”, “彡”在《说文》中指:“毛饰, 画纹象形也”。《左传》和《史记》中所描述之螭是传说中的山神兽形和山林异兽。
关于龙形螭, 《说文》释曰:“螭, 若龙而黄”。西汉《淮南子.天文训》云:“爰止羲和, 爰息六螭。”注云:“日乘车, 驾以六龙, 羲和御之。”羲和者, 为太阳驾车之神名, 驾车之螭, 是为龙属。《楚辞》中有“驾青虬兮骖白螭”和“驾两龙兮骖螭”的撰述。战国时独辕车辆中间夹辕的马匹叫“服”, 服外两侧的叫“骖”, 《楚辞》中浪漫地将螭描述成一种具有牵舆力量的动物, 能与龙并驾齐驱。《汉书·司马相如传》载:“蛟龙赤螭, 文颖注曰:龙子为螭, 张揖曰:赤螭雌龙也”。可见文献中龙形螭有“若龙”、“龙子”和“雌龙”多种讲法, 但两汉的螭造型以兽形螭为主。
古文中“螭”有多种写法, 并非独指一种物种。“螭”是“彲”、“魑”、“离”、“”字的通假字。班固《文选.西都赋》注引欧阳尚书说:“螭, 猛兽也”。作“螭”, 其假借字也, 螭为龙之无角者, 与龙同类;“”为兽之浅毛者, 与虎同类也。《康熙字典》中解释:“”小篆伪作“离”字, 《说文》谬将“”归入禸部, 假借作“魑”和“离”字。由于古代文字通假现象, 加之古人对未见物种没作深究, 把不同的传说中的物种混为一物了。
在古人心目中, 螭既是虎、熊、豺一样的山林猛兽, 也是种能同蛟龙并行的灵异神兽, 是威猛和神武的象征。汉班固《封燕然山铭》中曰:“鹰扬之校, 螭虎之士”。螭在中华民族古代文化中是一种代表了力量、神异、权势的灵异之兽, 是我国古代传统装饰中较常见的瑞兽纹饰。
二、螭纹饰源考及历代造型特征
中国古代动物装饰图形主要有两大类, 一类直接再现自然界真实物种, 另一类则是传说和幻想的物种, 后者往往对动物原型上进行臆想和变形, 或是局部夸张、变形, 或用数种动物的器官部位实施再组合。螭的造型是古人在装饰图形创造中参照自然界中壁虎、蜥蜴、貂、虎等原型, 将兽类与爬虫类特征相糅合的想象物种, 故有了形态各异的螭虎、螭龙之瑞兽装饰造型。
瑞兽纹饰是商周铜禁、铜俎等金属家具上的主题文饰。战国时期漆器逐渐取代了青铜器, 髹漆家具的品种明显增加, 东周漆家具出土较多, 黄河中下游出土的漆箱表面多用彩漆画云雷、回纹、蟠螭、窃曲等图案。 (1) 蟠螭即指蟠曲状的螭兽, 螭纹装饰从西周以来伴随着青铜家具和漆家具的发展而存在。
西周中期螭纹饰出现上下分岔向两边卷曲状的尾部。在商周青铜器上, 交体龙纹的体躯比较粗壮的, 旧称蟠螭纹, (2) 一直盛行至春秋战国。螭的形象从西周开始, 渐渐从龙纹中脱颖而出, 以一种不同于龙的物种形象出现。
汉代螭与龙的造型截然不同, 螭更趋于兽类体征。魏晋南北朝, 受域外文化和佛教艺术, 影响, 本土祥瑞四灵、螭兽装饰纹样明显减少。
唐代避高祖祖父李虎名讳, 虎形螭兽为所禁之列, 故鲜见螭虎装饰, 这也是螭纹造型渐趋于龙形化缘由之一。直到宋初复古之风的兴起, 参宋代定窑瓷器和玉雕, 宋代螭纹受龙纹影响, 兽首后毛发呈缕状上扬, 有独角, 猛兽姿态退化, 力感不及汉魏, 体态细长盘曲, 四足有的仍保持兽形足或趋向卷草纹化。宋以后, 螭纹装饰被大量使用, 但螭的形象已无汉代螭纹的特点, 更似爬虫。 (3)
明代的龙形螭继宋、元的基础上达到了成熟, 但无鳞、分叉的卷云尾和兽足是其主要区别于龙的特征。清代螭纹, 一种仿汉螭古式, 另一种在龙形螭基础上继续演化变形。
对于“螭吻”须同春秋至两汉的文献中所记载的螭给予区分。《旧唐书玄宗纪上》载:“开元十四年六月戊午, 大风, 拨木发屋, 毁端门鸱吻。”螭吻最初称鸱尾, 记载见于西汉。《宋朝事实类苑》中释曰:“汉以宫殿多灾, 术者言, 天上鱼尾星, 宜为其想, 冠于屋以禳之, 今亦有。唐以来, 寺观旧殿宇尚有飞鱼形, 尾指上者, 不知何时易名为鸱吻, 状亦不类鱼尾”。螭吻是以海兽、鱼为原形的神兽。《事物纪原》卷八引吴处厚《清箱杂记》:“海有鱼, 虬尾似鸱, 用以喷浪则降雨。汉柏梁台灾, 越巫上压胜之法。起建章宫, 设鸱鱼之像与屋脊, 以压火灾, 即今世鸱吻是也。”
三、关于螭纹装饰的等级礼制
蔡邕《独断》载:“天子玺以玉螭虎纽”。汉代对动物装饰的使用有严格的等级制约。《汉旧仪》曰:“皇帝六玺, 皆白玉螭虎钮”, 又“皇后之玺, 金螭虎钮。” (4) 古代家具上采用各种瑞兽以及螭兽纹饰不仅有装饰美化功能, 更有治邪趋吉、划分门第、等级的深层含义。明洪武四年允许亲王府建筑的宫殿窠栱攒顶中可画蟠螭, 饰以金。明代亲王府家具中“前后殿座, 用红漆金蟠螭, 帐用红销金蟠螭”。 (5)
《明史.卷六十五》记载洪武元年令, 官职一品至三品方可用金饰银螭绣带青幔作车乘装饰。明代帝后盛放玺、印的盝上是龙凤纹装饰, 而亲王的宝盝上则雕饰蟠螭, 公主册印的册盝上饰以沥金粉蟠螭。
明代家具上螭纹雕刻和漆饰是等级仅低于龙、凤纹的一种装饰, 属于皇族、诸侯及高品级官员使用器物上的一种装饰。清代曲阜孔尚任家故藏镜架框内有黄杨透雕螭纹装饰, 孔尚任为孔子后裔, 康熙年间历任国子博士、户部主事等职。王世襄《明式家具珍赏》中列举的黄花梨座屏的绦环板和披水牙子上系透雕的螭纹, 而座屏在古时绝非一般家宅所有。
《红楼梦》第三回中有描写荣国府的荣禧堂的家具摆设, 荣禧堂内设一大紫檀雕螭案, 还有两溜十六张楠木交椅。红楼梦中的荣国公是参照清代功臣爵位系统而定的, 荣国公属超品一等公爵位。浙江省博物馆藏明代紫檀四面平式螭纹浮雕画桌, 遍体浮雕螭纹, 画桌主人为明成国公后裔。 (6) 明代对于父、祖为官者, 殁后其子孙许居房舍, 宅内家具则可传承使用。
明末社会动荡不安, 等级礼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冲击。明、清两代存在“以商从文, 以文入仕, 以仕保商”这一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因此形成富商巨贾使用品级官员才使用的家具装饰之现象。清末造办处解散后, 造办处匠人在民间大量仿制宫廷家具, 龙纹螭纹也步入民间, 从权势、神威的象征步向纯以吉祥寓意的装饰为主了。造型也日渐成为似兽非兽、似龙非龙的四不像。
四、明清家具的螭纹饰特征和演化
明代家具风格总体而言不作大面积的装饰, 局部施以点缀以突出家具本身构造美和材质美。螭兽常作为画龙点睛的装饰点缀于家具的部件上。螭兽的图案设计比龙纹有更大的自由, 用螭纹来装饰长边, 填充方块, 蜷转圆弧, 皆可烫贴成章, 正因如此它才成为最常见的装饰题材。 (7) 明代家具的券口牙子、壸门券口、牙条牙板等部件均做头部相对的对称双螭。在圈椅靠背板、条案两侧镶绦环板和柜帮之类的独块面积装饰处, 螭兽多为上下构图, 以一大一小螭龙相呼应, 借“教子升天”和“带子上朝”之寓意, 明代官服上也有此类纹饰。《明史》记载嘉靖皇帝曾赐宠臣徐阶以“教子升天蟒”服。家具上以大螭唤小螭升天装饰来借喻世代簪缨的愿望。
明代官帽椅靠背板上还有一种装饰的双螭, 喙、尾相抵, 身躯中间开光, 螭首上顶两层托盘, 合拢起来形成一个“寿”字, 状似塔刹纹的独特装饰造型。另有一种群螭护龙的装饰, 意取王族群臣护拥辅佐真龙天子。
明中期家具上螭兽头部多呈现俯视角度的正侧面效果, 常再配一侧面螭兽, 组成一对。明晚期的螭兽造型侧面形象渐渐增多, 肥瘦相差大。
明末清初的螭兽鼻端略有卷翘。顺治、雍正年后螭纹形成了一种如草龙般卷曲, 若环状卷草纹样的四肢和体态。这样就能将螭兽造型作出任意方位的蜷曲布局, 象卷草一样的四肢与尾部也能填充布满露光地, 从而适应于不规则、大面积或三角型挂榫、牙头等构件处的装饰。螭的头面部也多呈侧影, 耳朵向后上方卷翘若角, 鼻喙部呈卷突状。
清代螭兽威猛感削弱, 清晚期螭兽前喙鼻端夸张地突卷翘出的造型, 主要是模仿和吸收了商周青铜器兽纹中嘴形向外翻卷翘喙的装饰效果以及藏传佛教艺术中象鼻龙的造型特征。因螭纹多和卷草花纹相配, 四肢尾部多略化或演化为卷草状, 故常有人称之为草龙纹。
五、结束语
清道光后, 螭纹装饰多限于京作、苏作等家具中。清末民间家具中常见螭纹装饰, 但造型越来越粗糙走样。清末至民国, 西洋家具逐渐步入了中国人的家居生活, 传统纹饰失去了装饰的载体。随着经济的发展, 中式古典家具以及红木家具收藏、购买的热潮逐渐升温, 有着千年沿革的螭纹又伴随着复古家具而复现, 但其造型仅停留于机械的模仿和复制了。
注释
11 王秋墨.中国古家具收藏鉴赏百问百答[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6:21.
22 马承源.中国青铜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328, 322.
33 胡德生.家具品鉴与投资[M].北京:商务印刷馆, 2002:196.
44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761.
55 汪庆正, 马承源等.上海博物馆集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201.
66 张廷玉.明史.卷六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 1974:1670, 16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