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价值演变

思想价值演变（通用6篇）

思想价值演变 篇1

摘要：文章采用文献资料法, 历史分析法对体育教师以我国的价值演变轨迹作为研究的逻辑视觉, 探析体育教师在我国不同的历史阶段社会行为的变化及社会对此作出的响应, 研究发现, 体育教师成为“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的代名词并不是古已有之的事, 而是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 网络泛滥以及自身原因所导致。

关键词：体育教师,价值,演变,社会影响

“消费321元, 打八八折, 只少6毛, 坑爹收银员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吗”一则出现在正规主流媒体温州晚报的标题引得众多一线体育教师的愤怒, 强烈要求该媒体向全国一线体育教师公开登报道歉, 以平众怒, 该媒体在面对小事上的“挺身而出”“故弄玄虚”, 以显得“一身正气”, 为博取眼球而不择手段尽失职业底线。然而我们体育人在维护自身名誉的同时, 也应该潜心自问, 为何体育教师成为调侃的代名词?为何矛头直指体育教师?教师不是一份崇高的职业吗, 为何在教师前缀体育就变得如此不堪一击?事实上, 体育教师这个特殊的职业在社会上形成的逻辑错误视角并不是古已有之, “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只是近年来所谓的高雅人士用来鄙视体育工作者的口头禅, 李力研学者曾经在《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体育的功能及其哲学意义>>指出, 体育人在面对这种最羞以听到的社会评价, 不少自卑意识较强的人常从两个方面来对这种大谬予以反抗, 一是改行, 用逃避来回击毁谤, 二是用理性思考来阐明体育其实并不简单。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 逻辑分析法等方法, 以体育进入学校教育体系为时间段, 以体育教师的价值视角为逻辑视点, 试图呈现体育教师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行为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以及社会群体对此作出的回应, 以探讨社会群体对体育教师逻辑判断错误的根源作出解析和辩解, 消除隔阂, 摆正位置。本文是以体育进入学校教育体系为逻辑起点至20世纪末来展开研究。

1 近代学校教育中的体育教师 (1902-1949)

1.1 公办学堂中的体育教员

体育作为一门学科正式进入学校教育体系是从1903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开始的, 那时的中国正处于清朝末期, 面临着内忧外患, 社会环境动乱, 清朝当政者为了维护期统治基础, 实施”新政”, 改革者采用了“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方针, 有关教育方面, 为了培养洋务人才, 创办学堂, 进行尚武思想教育, 当时规定各级各类学堂均要开设体操课, 以培养学生的军国民主义思想。当时的改革者认为“环球各国, 合上下之精神财力, 由注重练兵, 兵之所以精, 则以通过皆兵, 又无一不出以学”, 在这样的理念下, 其内容必然带着军国民主义倾向, 体育在当时是“外来物”, 在国内没有体育教学内容可循的情况下, 不得不引进西方的德式兵操, 虽然解决了要教的东西, 但谁来教便成为了当时的一大难题, 体育师资的严重缺乏影响教学进度, 学校开始在社会公开招募教员, 因军人特有的军国民主义倾向与体操课指导思想不谋而合, 大批的旧式军人走进了学堂, 担任体育教师一职。当时大多数人认为学校体育课教学就是兵操训练, 而对于兵操训练, 大多数军人都具有这方面的素质, 军人当体育老师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结果使得大批军人进入学校, 一批无知识无道德的士兵, 尽一跃成为体育教师, 品类不齐, 非驴非马, 即不识教授为何物, 又不知学校为何地, 酗酒狂赌, 好勇斗狠, 无所不为, 不一年, 学校之名誉扫地, 社会之信仰尽失, 学生父母多仇视体操一科, 在教学中安全按照军人的标准要求学生, 组织形式机械、单调、刻板, 师生关系以“命令”为基调, 教学方法简单, 生硬甚至粗暴, 学校嫣然变成了“军营”, 教学效果难尽人意, 造成不良影响。一个本应以打战为天职的职业进入学校承担体育教学的角色, 滥竽充数, 画蛇添足, 焉能不引去社会对体育教员的“另眼相看”, 但时势造就形势。当时的清朝需要以尚武教育去培养未来清朝政治基础的接班人, 军人作为体育教员也许是当时最好的选择。尽管社会对此充满“打抱不平”, 但不能否认军人作为体育教员在当时为培养学生的尚武精神所做出的贡献。

1.2 教会中的体育教员

清末, 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变成其统治下的殖民地的时期, 殖民地的维稳军队只是威势的一种形式, 帝国主义只有通过文化的侵略, 大脑的洗礼才能使辖区人民安分, 帝国主义通过教育的奴化, 使人失去反抗的意识, 安心做好“上等良民”, 教会学校开始走进中国沿海港湾, 学校依据“根在国外, 权在教会, 西人为主, 外国方式”的办学方针, 打着传播福音的口号不断深入内地, 据资料记载, 仅美国教会在1890年就创办学校1032所初等教育学校, 而教会学生多以中国人为主, 在早期教会学校的课程设置中一般是不开设体育课的, 但有体育组织和运动代表队, 同时还在课外开展体育活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 体育课才被列为必修课, 那当时是由谁来担任教会中的体育教员呢?据资料记载, 教会中的学校通过外聘有技能的西方人作为体育教员, 其他学科具有体育特长的教师以及由专门来华应聘西方人组成, 这些教员来自于不同的职业, 教会学校的体育教学, 运动竞赛带着西方式的韵味, 在教会的体育教学工作中, 体育教员引进西方体育活动, 在课外活动时间组织各种比赛以及校际之间的比赛, 在社会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促进民众思想观念的转变, 使中国人有了体育意识。在课外活动比赛中将体育观念和习惯寓于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中, 使学生形成体育锻炼习惯, 传播了体育文化, 促使学生改变“文弱书生”的现象。思想观念的转变也促使学生产生从事体育事业的热情, 像马约翰毕业于教会学校, 毕业后执教清华52载, 为祖国体育事业作出巨大的贡献, 堪称“体育界的一面旗帜”。可以说, 在以教会学校为组织的的一种文化侵略也正是打开中国体育大门的预兆, 以西方人为主的体育教员在这次文化侵略中也许真是传播体育文化的福音。

1.3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体育教员

“兵操”在各级各类公办学堂横行近20年, 这20年中国文化界深受资产阶级观念的影响, 一大批留学归来的教育家带来了西方先进的体育思想, 大力讨伐兵操体育教育体制, 认为它不算是真正的体育, 而只是一种军事训练, 对于青少年不仅锻炼身体的价值不大, 而且内容枯燥无味, 不符合身心特点, 加之1918年德国的战败使许多人认识到军国民主义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 “军国主义的衰败成必然之势。一种教育思想的衰落必然会出现另一种文化思想取而代之。以英美为主的自然主义思想在中国教育界取得先机, 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体操课更名为体育科, 剔除教学中得的兵操内容, 改革教育制度。在这一时期, 面对这体育师资的不足, 资产阶级通过兴办体育专科, 探索教学方法改革教学内容, 推行”三段式“教授法。这一时期的体育教员经过教学培训后使体育课更加具有科学性, 深受学生喜爱, 体育教员上课的现象也在社会中成为”眼球“。

1.4 日伪统治区和革命根据地的体育教员

日本占领华北以后, 迅速在统治区成为伪政府政权, 实行以华制华的战略思想, 推行“亲日”、“复古”为核心的奴化教育, 推行教育奴化, 麻醉民众, 培养顺民, 在体育教育上, 复古”军国民主义思想“。体育教员主要由日本军人担任。对青少年强迫实施体育与军事相结合的奴化教育, 教学方式大都照搬日本模式。一边是日伪统治者所希望实现的奴化教育, 一边是日伪统治区民众的体育反抗斗争。日伪统治区借助体育作为政治, 军事统治的实用工具和军事工具来实现奴化的目的, 受到广大民众的不满和谴责。

而在革命根据地, 根据毛主席“锻炼体魄, 好打日本”的指示, 在根据地展开了以劳苦大众为主体的新民族主义体育, 其目的仍然带有非常强烈的军事主义色彩, 例如在列宁小学的体育课中, 教学内容注重兵式, 结合军事训练的游戏达90%, 虽然改变了单调、刻板的教学方式, 但其教学活动具有为革命服务的性质, 学生嫣然成为革命的后备军, 但学生学习热情高涨, 当时的形式需要体育为革命服务, 体育教员具有较好的社会口碑。

2 当代学校体育中的体育教员 (1949-1999)

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学校体育发展经过了七个历史阶段, 每个阶段所获得经验和成就是可喜的, 获得的经验也是令人深思的,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学校体育承担体育教师的角色也是各有千秋, 在社会中形成的影响也是各具特色, 伴随着社会历史形态不一, 每个时期的体育教师都烙印着历史的痕迹。

2.1 初建时期———曲折发展时期 (1949-1966)

新中国成立初期, 面临着国内一穷二白的处境, 只有向苏联借鉴社会改革的经验, 考察团前往苏联考察, 把“苏联教育模式”搬到了国内, 走上了一条“以俄为师”的发展道路。在学校体育教育中, 受到国家主席毛泽东的关注, 曾在1951年两次写信给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强调“身体第一, 学习第二”。同时《劳卫制》的引进使广大体育教师有了前进的动力。在以“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指引下, 确立了“增强体质”的思想, 形成了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相适应的学校体育制度———举国体制。体育教师的教学目的就是使学生能过达到劳卫制中的等级制度。在教学中加入生活活动的教学内容, 为准备劳动和保卫祖国做出贡献。当时的中国急需体质强壮的人民来劳作, 同时经历过日本侵华战争和国内八年内战的人民也需要安定的生活来抚平战争带来的伤害, 学生学习兴趣高涨, 人民大众也大力支持。但在教学中因为深受凯洛夫和凯里舍夫主智主义的影响, 教学内容卡的过死和教学的程序化。但当时体育教师的工作深受大家尊敬, 一份为国家建设服务的工作使体育教师的地位在社会中不可撼动。

2.2 文革时期 (1966-1976)

文革时期是我国学校体育处于非理性无秩序的发展阶段, 我国建国以来的学校体育教学发展成果在这个阶段破坏殆尽, 体育课在文革背景下处于被革的状态, 政治课代替体育课, 军事课代替体育课, 劳动课代替体育课, 文革分子代替体育教师, 一切的教学活动围绕阶级斗争为纲, 学生深受其害, 社会大众也唯恐牵连其中。正确来说这一时期的“体育课”非“体育课”。体育课成为红卫兵实施阶级斗争的工具。

2.3 恢复、重建及深入发展时期时期 (1976-1999)

随着邓小平上台组织政府工作, 国内经过拨乱反正, 恢复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地位。1979年的扬州会议重新确立了学校体育工作的重要性, 国内体育事业如火如荼地进行改革, 中小学体育进入全面改革和深化发展的历史阶段, 但这一时期的体育教师一直是在原有的体育教学模式机制下培养的, 不符合体育教学改革的要求和发展, 节奏脱节;而当时社会上认为体育课就是身体锻炼课, 要到阳光下, 大自然中, 到操场中实践的课程。大部分体育教师属于实践派, 理论基础薄弱, 科研能力低, 文化素养薄弱, 缺乏研究型体育教师, 当时体育课在其他学科中处于一种“站起来比其他学科低, 躺下了也比其他学科短”状态。

3 结论

回顾体育教师在历史各个不同的阶段作为体育课的主导者, 发现体育教师有功也有过, “功”具有社会性, 作为社会中的人就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 逃避不了社会施加个体育教师的烙印, “过”具有偶然性, 不同的社会形态给体育教师贴上负标签, 社会上对体育教师的评价不能绕过社会这个大背景, 体育教师这个蹩脚的职业从并不是从一味的“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 根据以上逻辑辨析, 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是近年来才给体育教师打上标签, 而且是在中国进入了21世纪以来, 随着中国学生体质不断下降, 社会经济不断发展, 网络发达信息泛滥, 社会人群对国家公布的体质测试公布结果产生了对体育教师价值认同缺乏的危机, 社会人群对体育教师价值认同度低和平时体育教师在社会行为中的种种表现, 举止, 让社会人群形成了对体育教师形成一种不可磨灭的影响;“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成为体育教师的职业缩影。体育人现在所需要做的也许并不是简单的身体技能训练, 更多的是让自己来社会人群的评价中不像个体育人。

参考文献

[1]魏国旗.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校体育发展阶段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 2007 (3) .

[2]冯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校体育改革回顾——曲宗湖教授访谈录[J].体育学刊, 2007 (9) .

[3]李静.清代末期我国近代体育学校的发展状况[J].浙江体育科学, 2004 (4) .

[4]李力研.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体育的功能及其哲学意义[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1993 (8) .

[5]谭华.体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思想价值演变 篇2

“为什么要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问题时刻萦绕在我的脑海。高中时，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直到现在。中学时代的我，对党的认识大部分局限于书本上，而很少从实际上接触与我们的党有关系的事物。那时候，认识了刘胡兰、耿泰、孟长锁、雷锋、焦裕禄、向秀丽......可以说，他们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崇敬他们。每当想起他们，一种对党的向往在心中油然而生。可那时候，对当只是一种向往。现在的我，经历了太多太多，理解了党的纲领、党的宗旨......深化了对党的认识，对党而是一种信仰。

有的人时常抱怨“人啊，有时候觉得日子过得太慢，有时候又觉得太快了，简直来不及做什么事情!”对人生没有计划，没有目标，当然会漫无目的地无所事事。而一旦心中有了一种信仰，你会在心中逐渐自然地形成属于自己的人生规划。因为你不怕，这份信仰永远在心中默默地支撑着你。我坚信党会潜移默化地让我在心中产生一种与信念有区别的信仰。使我做事时不再那么鲁莽，不再那么优柔寡断，不再主观臆断......我心中对党的信仰时刻环绕着我，激励着我前进、奋斗、拼搏......我想，那时，我就可以成为一名真正的、合格的党员了。

我希望我的思想能够变成一条河流，流进党的大海中。这样，我的思想就有了能够被好好熏陶和容纳的地方;这样，我才会觉得内心是多么的舒坦;这样，我才会真正觉得我的思想得到了武装，再不会遭到侵蚀;这样，我才会觉得我的人生目标是多么的明确，多么的实在......

大自然不会管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总是会按照自己的规律循序渐进地变换着一年四季。当然，社会的发展也同样如此，有属于自己的规律。随着一年四季的变化以及社会的发展，我们的党依着规律探索前进，但是我们的***人却会关心人世间的喜怒哀乐，因为它找到了尊重规律与服务人民的契合点。这就是我们的党!

在党的心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引领所有党员干部前进的一面鲜艳的旗帜，永不褪色。不管多少代的共产党人都不会忘掉这句誓言，并且一定会在实际中来履行这句誓言!始终保持着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密切联系群众，关心人民群众;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坚持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这就是我们的党!“为什么要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问题将不再烦恼我，反而，它将时刻激励着我，使我更加坚定入党的信念。因为心中有党，心中就有坚定地信仰;心中有对党的信仰，心中就有依靠，就有希望......

此致

敬礼

汇报人：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演变 篇3

军事思想是关于战争、军队和国防等基本问题的理性认识，是人们长期从事军事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军事思想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既受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影响，也影响和作用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军事思想是军事科学的综合性基础理论门类，对军事科学其他门类的研究与发展具有总体指导作用，又从军事科学其他门类中汲取营养，使自身不断发展。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指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西周至清朝）时期，各阶级、集团及其军事家和军事论著者对于战争与军队问题的理性认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在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宝库中，是别具异彩的珍贵遗产，它不仅曾经哺育了无数精兵良将，而且影响和指导了历代军事活动。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根植于中国社会土壤，有其鲜明的特征：1、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形成早、发展快，内容博大精深。西周时期的《尚书》、《军志》、《军政》是中国最早的兵书，它们虽然早已亡佚，或仅存只言片语，但已高度概括和抽象出一些有关战争指导的理性原则。春秋末期出现的《孙子》兵法，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素有“兵家圣典”、“世界第一兵书”之称，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至战国时期，又诞生了《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孙膑兵法》等兵书巨著，达到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一个高峰；2、舍事言理，思辨深邃。中国古代之于战争与军队问题，素有从哲学高度进行观察分析的思维传统，因而具有较强的思辨性和较高的理论概括性。3、崇尚道义，以和为贵。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在战争观上提倡重道慎战、以战止战。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倡导以礼治国，以德服人，主张言兵议战必须谨慎，“临事而惧，好谋而成”。4、注重谋略，以智使力。有人说东方重道轻器，重谋轻力，此话不尽全面，却不无道理。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羽扇纶巾，胸藏奇谋方略、锦囊妙计的诸葛亮向来是智慧的化身。讲究谋略，以智使力，一的确是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的一个鲜明特征。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大致经历了一个“屋顶”式的发展轨迹：萌生于夏、商、西周时期；在春秋战国进入迅速生长时期，达到了中国古代至世界古代军事思想的高峰；从秦王朝建立到清前期，则是其长时期缓慢演进时期。

第一阶段——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初步形成：

据实物和文献记载，我国古代兵书源于殷商，但作为研究和指导战争的军事思想，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即已开始萌芽。大约从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8世纪，中国为奴隶社会时期，也就是在这时国家建立了军队，出现真正的战争及其相适应的军事思想。这时战争的主要特点是：兵器以木器，石器为主，作战方式基本是以密集队形进行集团肉搏正面冲杀。作战中形成了以车兵为核心的方阵队形，产生了一些萌芽的军事思想，但对军事的认识不够全面深刻，军事专著比较少。

此时并不重视和提倡军事中谋略的运用，视谋略为小人之举，不仁不义。如春秋时期宋、楚两国在泓水交战，宋国在战前已布好阵势，有人向宋襄公建议趁楚军对正在渡河及渡河后处于处于混乱的时机出击，但宋襄公“讲求仁义，耻于诡道”，结果遭到失败。

第二阶段——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成熟

大约从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为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它是我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变革时期。在这一时期我军古代军事思想取得辉煌的成就，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军事专著，被封建社会一直视为兵学经典的7部兵书中，就有5部产生在这个时期。在这一时期取得辉煌成就并趋于成熟的原因：1、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的大变革。在新旧社会交替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许多新的思想来指导新生力量的发展，军事思想也是其中之一；2、是这时候战争比较频繁。这些频繁发生的战争和会盟就为军事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源泉；3、是由于文化的普及。由于私学的兴起，春秋战国打破了奴隶社会“学在官府”的局面，文化教育普及于民间。这就为军事思想的成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4、各诸候国的重视和提倡。各诸候国出于生存和争霸的需要，也都争相招贤纳士，广揽人才，鼓励人们进行军事理论的研究，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客观上也促进了军事思想的发展。

第三阶段——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公元前221年至1840年）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至1840鸦片战争，我国为封建社会时期。秦朝统一天下后，进入了以铁兵器为主的时代，骑兵成为战争力量的主角，出现了新的军种---舟师水军。但历代封建王朝为巩固其统治，限制人们对军事的研究和探討，影响了军事思想的快速发展（秦朝谈兵论法是杀头之罪）。大约从公元960年到1840年，我国经历了宋元明清，这是封建社会会的后期，也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形成体系的重要时期。这时的战争火器逐渐普遍使用，战争进入了冷热兵器时代。

此时军事思想的特点有：1、战略思想成熟、完善。三国时的诸葛亮隆中一对；明朝的朱元障，采用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取得了天下。在中国历代开国皇帝中，由农民起义领袖转化而来的只有刘邦和朱元障，而他们二人恰恰是在战略构想方面高人一筹；2、与各军兵种相适应的军事思想的形成。由于骑兵、舟师的出现及火器的应用而出现相应的军事思想；3、军事理论的研究向体系化发展。先秦兵书的特点是内容繁杂，无所不包，同一本兵书可能包含战略、战术、气象、地理、兵器、训练、编制等不同的内容。而这个时期的兵书除了总体性的研究外，还有各个方面的具体研究，专题性的兵书增多。从一些兵书的书名就可以看出这种发展倾向：《历代兵制》《守城录》《练兵纪实》《神器谱》《火攻挈要》《海防图论》等。

思想价值演变 篇4

一、唐代音乐文化繁荣的演变历程

唐代音乐经历了400余年发展,由盛到衰,历史回响至今萦绕耳畔。音乐史学界一般将唐代音乐历史分为初唐、中唐和晚唐三个阶段。其中初唐音乐主要是指雅、胡、俗三种音乐风格并存的时期。中唐时这种局面发生了一些改观。胡俗音乐开始融合,历史发展到晚唐阶段,音乐文化又出现了雅俗对立的局面。本文以这种发展脉络为基础,对初唐、中唐、晚唐音乐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

1. 初唐音乐的繁荣。

唐太宗时期的音乐发展是初唐音乐的第一个黄金期。音乐艺术的大发展与当政者开明的文化艺术政策和发展思想存在很大的关系。唐太宗在文艺发展方面提出,政教的发展必须成为文艺发展的重要参考,文艺应当服务于政治,服务于教化。在此基础上,重视文艺发展的自身特点和规律。唐太宗也是一位音乐造诣极深的君王,他在文艺发展中主张文质并重,这对于前朝遗留下来的重文轻质、音乐艺术过分偏重技巧和演奏,而忽视音乐本身蕴含的思想内容的倾向是一个有力改革。因此,在这种指导思想确立之后,唐代音乐繁荣获得了第一次快速发展的思想基础[2]44。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地位已经为全世界所公认。而这一阶段的音乐思想也成为音乐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依托和基础,当时提出的“乐在人和,不由音调”的思想将音乐为人服务的本质释放出来。音乐的实质就是愉悦人的精神和情感,这种对人在音乐传播过程中的重视正是当时统治者以百姓为本,以人为本理政思想的具体体现,所谓“百姓安乐,金石自谐”。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统治者,李世民这种开明音乐思想和主张,是其他帝王难以比拟的。任何一项事业的发展和改革都需要首先确立发展思想和理念,也就是说,改革现状的前提是转变传统的不合理理念。思想解放是初唐音乐发展的最大贡献。这为中晚唐音乐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唐太宗李世民所做的努力就是音乐和文艺发展思想的确立。作为一名音乐爱好者,李世民对于大规模的音乐修订整理和音乐歌舞的创作活动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据史书记载,唐代太常寺有过三次大规模的整理雅乐乐章的活动,分别是贞观年间、开元年间和唐德宗时期。实际上,贞观年间大规模的正乐活动开展了四次。《旧唐书·音乐志》中记载贞观二年六月,贞观六年,贞观十二年,贞观二十三年都在唐太宗和重要臣工的参与下开展了极为重要的正乐活动。整个唐代制礼作乐之事于贞观晚期完成。据《旧唐书》记载,贞观时完成了法曲宫、商、角、微、羽五调歌词乐章的记载和整理。另外,唐太宗对初唐音乐的发展还体现在对唐初两部大型武曲的设计和创作上,即《破阵乐》和《庆善乐》两部文武大曲[3]18。唐太宗开明的文艺政策和他本人对音乐艺术的热爱和重视给唐代音乐的繁荣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正因如此唐代音乐进入第一个黄金发展时期。

2. 盛唐音乐。

唐代音乐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为盛唐音乐。唐玄宗主政的40余年间对盛唐音乐的发展做了积极的努力,这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唐代音乐的繁荣,同时在整个中国古代音乐发展史上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开元盛世”的出现使唐代经济保持了进一步的繁荣和政治安定局面,为音乐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唐朝时期在经历了初唐近百年文艺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为盛唐音乐繁荣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此背景之下唐代音乐终于迎来创作的巨大繁荣。这就是空前绝后的盛唐之音。

开元前期,政治稳定,经济兴旺,“开元盛世”为音乐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据《新唐书》记载,唐玄宗在早年时期“锐意政理,好于观书”,勤政爱民,对于文教之事也更加重视,对于音乐文化来说,唐玄宗对音乐的痴迷比唐太宗更加有甚。开元时期,文化艺术的全面兴盛已经势不可挡。唐人殷都在《河岳英灵集》中总结归纳百余年的音乐发展历程指出,南北朝时期,音乐繁荣发展已初露端倪,但是当时的形式大于内容,艺人仅重视技巧的修炼,这种现象在整个隋朝时期都没消除,发展至初唐时期,在文质并重的思想指导下已经得到了较好的改观,而在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

3. 中晚唐音乐的衰落。

中晚唐时期政局开始动荡,战乱频发,官场黑暗,人们结束了安宁的生活。与此同时音乐的发展也相对较为低迷,可称道的成就不多。中晚唐的藩镇割据,以及藩主之间的争夺战争使得几百年来经营的历史文化趋于瓦解。这一时期,隋唐大曲和隋唐俗乐调理论等唐代音乐的杰出成果已经被束之高阁,再无人问津。早在唐宣宗时期,音乐文化已经开始出现衰败迹象,宫廷歌舞伎乐已不再像往日那样光彩照人。由于长期的经营不善以至于宫廷音乐沦落为连民间杂耍都不如的可悲局面,连皇家的公主都偷偷跑出皇宫观看民间杂戏[4]66。晚唐赘宗年间,宫廷音乐中的乐师和艺人甚至都主动学习民间倡优杂戏,连迎驾所奏之乐都是民间风格。但是学术界对于中晚唐音乐的发展也有不同的声音。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的民间通俗音乐的大发展对于唐代音乐来说也是一项重要贡献。初次之外,文人音乐在一阶段也出现了一定的繁荣局面。政局的动荡虽然造成了宫廷音乐的衰败,但是这始终阻止不了人民对音乐艺术的追求,而事实上,中晚唐的民间音乐在后来也逐渐融入宫廷,成为正统。

二、唐代音乐繁荣的历史价值

纵观唐代音乐的演变进程,大繁荣、大发展而又大动荡进而转为衰落是其主要特点。其实唐代音乐的繁盛也是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之后才出现的,任何盛世局面的出现都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经过了漫长的等待和积累。唐代音乐的繁荣,其实也是在长期的孕育和积累过程中形成的。

唐代音乐艺术繁荣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跨度。唐王朝290年的历史,各时期的社会发展和经济状况各不相同。不断更替的政治经济形势,社会阶级、阶层的不断兴盛和衰落也对音乐文化的发展和类型产生了较深的影响。唐代音乐的历史差异和时代特征较为明显。这与该时期诗歌艺术的发展经历较为相似,唐诗的发展也是曲折漫长的,比如在唐朝建立50余年之后才出现的初唐四杰。那些著名的唐朝诗人,李白、杜甫、王维则都是出现在唐代建立100多年之后,白居易、韩愈、李商隐杰出的大家更是到了中晚唐才登上历史舞台。唐代音乐的繁荣和轰轰烈烈的宫廷音乐运动也不是突然出现的,他们也都经历了漫长的积累和孕育。初唐音乐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这一阶段只是确立了正确的思想,音乐创作实践中只是取得了初步的成就,这些成就客观上是难以与近百年之后的盛唐音乐的繁荣局面难以比拟的。

唐代音乐繁荣取决于广大人民的参与和创造。唐代音乐对所有人的影响都是至深至纯的,无论是宫廷音乐的创作和演绎,还是市井民间的茁壮成长,无论是都城长安的歌舞升平,还是边疆军旅的思乡之曲都能反映出那个时代人们对音乐的热爱,这是时代的特征,也是音乐文化得以存在和繁荣的根本。在唐人日常生活中音乐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唐人的审美情趣也正是在这种高度繁荣的音乐文化中形成的,他们对音乐艺术有着极为强烈的参与欲望和浓厚的兴趣。整个盛唐艺术部类都为这种新的审美力量所渗透,在唐代社会生活中起着精神慰藉的作用。因此,唐乐音乐文化的繁荣凝聚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无数力量。今人在总结唐代音乐繁荣时归纳出三个主要原因,一是正确的学术思潮的确立,二是雄厚的政治社会背景作为物质基础,三是古人对文艺格调创造的积极努力。其实,音乐艺术始终离不开社会和人民两大因素,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它的成功与发展不能归功于个别杰出成就者的努力,它的成因应当归功于一切社会存在,如经济、社会生活方式、大众心理等等。社会文化是音乐艺术发展的最直接基础,时代精神在他们身上有着较为鲜明的体现。在整个唐代音乐文化的繁荣演变进程中,初唐的丰富积累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没有这一时期的积累所谓铺垫也不可能产生盛唐音乐的黄金时代。虽然在各个时期都出现过热爱音乐艺术的帝王,并且他们的努力和重视都换来了音乐文化的大发展,但是仅凭帝王个人的努力也是难以推动整个音乐文化的发展的。

唐代音乐的繁荣及演变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它是随着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而兴盛起来的,同时,到了中晚唐时期,又随着社会的动荡衰落和文化发展的低迷而归于沉寂。就局部来看,唐代音乐的繁荣与初唐的文艺思想、帝王的重视和艺人乐师的精诚努力有关。但就整个历史过程而言,它与那个时代环境下人们丰富的精神世界和对音乐艺术的强烈渴望有着深刻的联系。

摘要：唐代音乐的发展经历了初唐、盛唐和中晚唐三个阶段,它的演变和繁荣历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本文试图对其演变进程进行详细的归纳梳理,总结繁荣背后的原因及其历史价值。

关键词：唐代,音乐,繁荣,历史价值

参考文献

[1]孙晓晖.唐代太常乐章研究[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1(4).

[2]高飞燕.唐代有关乐工小说的符号阐释[J].上海大学学报,2011(4).

[3]李方元.唐代文人音乐探析[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8(3).

浅析中国近代思想文化演变历程 篇5

关键词：中国近代；思想文化；演变历程

一、封建地主阶级的探索及改变

鸦片战争的炮声震撼了中国，国人切身感到西方列强的强大和蛮横。一些封建地主阶级如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开始提出向西方学习。林则徐成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在禁烟过程主编和翻译的《四洲志》、《华夏夷言》、《各国律例》等，是中华民族了解泰西时态的最初资料。就思想体而言，林则徐依然是传统型的，是政治和军事要促使他重视“夷务”，他的思想以儒学的修齐治平为根本，以国计民生和经世致用为取向，时代的巨变使他开了面向世界的先声。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这是中国人在近代首次发出要向西方学习的呼声，是中国主动采纳西学的起点。魏源的师夷，是处于反侵略的需要，但当时列举的泰西长技，基本上限于器物制造和军事技术，虽然也对西方体制做了阐述，但也只是旁观性的，并不主张以此为师改变中国的体制。

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给予清朝统治者以严谨教训。此后，“夷物”从此成为避不开的话题，思想界面临着一次深刻的挑战。在这一局势下，洋务运动使中国人对待西学的态度由感性的“师夷以制夷”发展到理性的“自强运动”，中国的思想文化也随之产生了较为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集中表现在中学和西学的关系上。洋务运动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以及当时主持清廷政务的奕？、文祥等人。从思想体系上看，他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尤其是曾国藩，熟读经史，谙熟内圣外王之道，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他与其他士大夫一样鄙视甚至痛恨列强的入侵，但却不盲目排外，在以儒家精神安身立命的同时，以务实的态度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曾国藩的洋务主张，只是在技术层面上打破了夷夏之防的界限，并未突破思想的藩篱。

对洋务思想有所建树的是冯桂芬，他最早提出 “中体”和“西用”，而洋务重臣张之洞对其极为赏识，大力提倡，遂使这一学术词汇成为广为流传的大众语言。“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臣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1]

洋务派对西方的了解要比当时的其他官员更为准确些，但他们是以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概念范畴来解释西方，以中国传统的语词意境和典章制度来比附西方，这正是后来“西学中源说”的起源。他们对西方的器物发明和科学技术能够积极采纳，而对制度文化基本上持排斥态度。同后来的维新派比，洋务派的思想依然是守旧的；但同此前的林则徐、魏源相比，洋务派的思想已经进了一大步。

洋务运动虽然失败，但也有一定成就，影响日后中国的发展。洋务派抵制商品输出，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中国在洋务运动期间引进西学，促进思想开放。引入西方科技，令中国开始现代化。创办同文馆培育不少人才，在外国留学的学生，习得技能，这些学生对西方科技有一定认识，他们对中国日后发展有莫大帮助。

二、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实践

1894年中日甲午一战，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马关条约》的赔款割地，丧权辱国的程度前所未有，耻辱和反思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变化，由此催生了维新变法运动。梁启超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甚至连洋务派的代表奕？，也承认甲午之败的原因在于“西化”程度不够，说：“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 [2]

维新变法是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的要求建立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后宣布失败，虽然只有103天，但是其思想文化的影响意义是深远的。维新变法进行的教育改革是维新派最重视的地方，其中的许多举措都对近代思想文化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举办京师大学堂；所有书院、祠庙、义学及社学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各省设高等学堂，府城设中学，州县设小学；鼓励私人开办学堂；设立翻译、医学、农、商、铁路、矿、茶务及蚕桑速成学堂；派遣皇族宗室出国游历，挑选学生到日本游学；废八股文、乡试会试及生童岁、科考试，改考历史、政治、时务及四书五经，以及定期举行经济特科；设译书局；颁发著书及发明给奖章程，保荐格致人才。设立各种学堂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文化内涵与素质，翻译西方的著作开阔了中国人民的视野，增加了对西方社会的了解，派遣留学生为中国培养了更多的思想开放的人才，废除八股，颁发各种奖励机制等都废除了思想文化上的禁锢，更加激励调动了人才的积极性。这些举措相对于封建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洋务运动相比，进一步敞开了西方的大门，更有助于中国向西方学习。

维新变法的失败使越来越多的人对清朝统治者感到失望。他们认为，要救中国，必须进行革命，推翻清朝统治，仿效西方国家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之后，一些中国资产阶级决定用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1894年的11月，孙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誓词。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建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推翻满清贵族统治，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民权主义的主要是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民生主义是孙中山的“社会革命”纲领，主要是通过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人民生活水平得以改善和提高。

虽然三民主义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仍然存在着历史的局限，因为没有提出明确地、彻底地提出反帝反封建。尽管如此，从中国自身方面，三民主义却批判地承袭了农民战争和维新运动的积极内容，与此同时，在国外，尤其是从西方汲取了民主主义思想的营养，所以说三民主义是近代中国社会里具有相对意义上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三民主义表达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的主要矛盾，同时也表达出了人民群众对独立、民主与富强的向往，标志着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在更高层次上的开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曾经产生了非常积极的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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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性质上来说在中国爆发的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相对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它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都给中国人民产生过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辛亥革命是一次重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它让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之后，接受了这场革命洗礼的我国先进分子与广大人民继续顽强地去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1921年，在马列主义跟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那之后，中国人民有了用先进理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指导，中国革命呈现出了焕然一新的面貌。

三、无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和传播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新式学堂的出现与一大批青年学生到外国留学，出现了一大批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他们在国外广泛地接触过多种多样的先进政治思想，当然也包括着马克思主义学说。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力。新文化运动撼动了封建社会思想的正统地位，解放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使广大人民群众可以用较为开放的心态来审视与对待西方的各种政治学说。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3]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爆发以后，各种思潮在国内此起彼伏，混乱无序，相互分歧又有互相包含容纳之处，经过不断地求索和鉴别，李大钊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社会里的首位马克思主义者与我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为了更好的宣传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先后在北大、女高师、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讲述“马克思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社会学”等课程，受到广大青年的热烈欢迎。此外，他还参加过《新青年》杂志的编纂工作，主编过《每周评论》，成为“五四”前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为介绍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推动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主义运动，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1920年3月，由李大钊发起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对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起大了重要作用。

1920年初，李大钊、陈独秀开始酝酿筹建中国共产党。起初，中国要求共产国际给予帮助，共产国际于1920年4月派代表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率先成立，接着共产主义小组相继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地建立起来，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有组织地进行。在组织建设发展的同时，马克思主义者同时注重学习理论知识，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使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加强理论上的学习，更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及如何庸暴力手段夺取政权，把理论应用到实践中，为后来的实际提供理论指导。为了更好得宣传马克思主义，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把《新青年》确定为机关刊物，并创办《共产党》月刊，把它们做为主要阵地，并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派别和思想也进行了批判和斗争。不同地区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毛泽东同志在湖南长沙通过《湘江评论》与《新民学会》宣传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随后创办文化书社与俄罗斯研究会，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起到了较大作用。周恩来继在天津之后又去法国留学生当中努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蔡和森、恽代英、邓中夏、杨匏安、李达等对宣传马克思主义亦作出过重要的贡献。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打下了基础。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不久，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而且通过陈独秀等人的倡导，使它成为社会上最有影响的意识形态。与国民党倡导的三民主义相比，尽管马克思主义没有官方的强力后盾，不被官方承认，但它却取得了社会性的思想权威力量。作为意识形态，在民国初年的百家争鸣以后，马克思主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严格来说，真正在中国取胜并站住了脚的是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取胜，与其说是理论上的胜利，不如说是实践上的胜利。中国人接收马列主义，主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有切实可行的具体行动方案，有适应落后国家革命活动需要的战略和策略，尤其是还能提供十月革命已见成效的经验借鉴，所以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生根开花。

中国共产党在发展过程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逐渐加深。在中国革命的实践和改革建设中，中国共产党根据本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想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思想体系，指导中国实践和改革。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演变是国际和国内环境变化的综合产物。中国各阶级从被迫打开中国大门到不同程度上的学习西方思想，到最后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把其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体现了中国思想文化的进步和发展，也印证了“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地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 [4]这句话的正确性。只有选择正确的指导思想，符合国情的制度，并用其指导实践才能使一个国家实现真正的独立、民主和富强。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97页。

[2]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4页。

[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4]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63页。

浅析民生与民生思想的发展演变 篇6

关键词：民生；民生思想；发展演变

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多年一直都重视人民的生活问题，人民的生存与生计始终是党的工作重点。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上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十八大报告上又指出要“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充分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民生问题的重视。

一、“民生”的基本内涵

“民生”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民生在勤，勤则不匮”[1]128，意思是百姓生活的根基在于勤劳，勤劳就不会导致贫困。这里的“民”指的是百姓，是被统治阶级，“生”是生存，“民生”即被统治阶级的生计。春秋战国时期争霸与变法成为时代主流，战争逐渐改变了百姓的地位。百姓是战争的主力，是国家兴亡的关键，民盛则国强，民弱则国衰，拉拢百姓成了统治者治理国家的头等大事。到了近代，孙中山对“民生”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他认为人们对“民生”具体含义一知半解。孙中山把民生提升到了“主义”的高度，他在讲演中对“民生”作了以下解释：“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2]231，接着他又对“民生主义”作了解释：“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社会问题才是历史的重心，而社会问题中又以生存为重心，那才是合理”[2]236。解决社会问题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重点，而生存问题是社会问题的重心，从孙中山对“民生”的定义可以看出孙中山对广大民众生存问题的重视。《辞海》把“民生在勤”与“国计民生”中的“民生”都解释为人民大众的生活，也就是所有与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都可称为民生。党的十七大之后，民生问题的研究蔚然成风，众多学者都阐述了自己对“民生”的理解。目前国内学者大都赞同吴忠民教授对民生内涵作出的解释，在民生相关理论问题研究中多数引用吴忠民教授的狭义民生概念。他认为民生内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民生概念是指，凡是同民生有关的，包括直接相关和间接相关的事情都属于民生范围内的事情。”“狭义上的民生概念主要是从社会层面上着眼的。从这个角度看，所谓民生，主要是指民众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状态，以及民众的基本发展机会、基本发展能力和基本权益保护的状况，等等。”[3]

综上，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人们对民生内涵的解读实现了由浅到深、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不断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不同，民众的需求不断发展，民生的内涵也各不相同。因此，“民生”可概括为两个层次的内涵：第一层次是“生存型民生”，第二层次是“发展型民生”。“生存型民生”就是人民基本生存和生活的满足阶段，在这个阶段人民的生产活动总是围绕着基本物质资料的获得、围绕着温饱的需求而展开，主要侧重于民众基本的“生存状态”，即“有能力和有机会活下去”的问题；“发展型民生”是“生存型民生”得到满足之后，追求自身全面自由发展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人民对发展机会、发展能力、发展环境、发展权益等方面相较于“发展型民生”有了更高层次的要求，主要侧重于民众基本的“生活质量”的问题。

二、民生思想的发展与演变

民生思想有着几千年的发展历史的，早在封建社会时期，各朝君主就已经意识到百姓的重要性。往回看中国的历史，给中国甚至给世界留下光辉灿烂文明的，如著名的西周“成康之治”、西汉“文景之治”、唐“贞观之治”、明“永宣之治”等时期，封建统治者都无一例外的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民生策略。正如《尚书·五子之歌》中说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4]52，百姓是一国之根本，朝代的兴盛都是建立在百姓和乐安宁的基础上，而朝代的更替往往都是因为百姓在统治阶级的压榨剥削下被迫起义，推翻剥削政权。历史证明，凡是重视民生，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君主，带来的必然是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而忽视民生，为了自身阶级利益不断压榨掠夺人民的君主，必然导致一个朝代的没落甚至更替。

不仅封建统治阶级关注民生，古代民间思想家也很重视民生问题。《尚书·泰誓中》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4]124，意思是民众的生存问题必然要放在突出地位解决，如果天子罔顾民众的意见，忽视民众的生活，民众就会代表天意推翻他。《礼记·礼运篇》提到说“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5]308，体现了当时百姓对自己生活的美好追求和希望。春秋战国时期孔、孟、老、庄、墨、韩等思想家的思想都呈现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民本思想。民本思想强调民众的重要性，主张人的独立，民众的生存问题应是君主关心的首要问题，反对君权独尊。墨家的“为万民兴利除害”思想；老子的“尚民为先，轻徭薄赋”思想；孟子的“民为贵”思想；荀子的“君舟民水论”等都是各大家民本思想的体现，他们认为重视民生是缓和社会矛盾、维护国家安定的关键。

随着西方先进民主政治思想传入中国，近代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开始关注民生。孙中山先生在充分学习西方先进民权思想的基础上，吸收中国传统的民生思想，提出了著名的“民生主义”，首次把“民生”提升到了“主义”的高度。关于民生，他认为“人类求生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民生问题。所以民生问题才可说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我们能够明白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再来解决社会问题，那才很容易。”[2]246孙中山不仅对“民生”的含义了详细解释，还从民生问题的产生、解决关键及重要性等方面对“民生主义”做了系统的理论说明。虽然因为当时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孙中山理想化的民生主义没有实现，但是他对民生的新理解给当今民生思想的发展、民生问题的解决带来了重大的启示。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经过艰苦斗争获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不仅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还为民生问题的解决奠定了政治和制度上的基础。毛泽东不仅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核心思想，更在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改善民生政策，在不断追求国家繁荣富强的同时，把人民生活幸福作为全党追求的基本目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定，中国自此进入了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同时也是民生快速改善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躬身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高度重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最终达到人民的共同富裕思想是这个时期民生思想的显著特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提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指出中国共产党要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政策措施的起点和归宿，使人民群众从社会发展中不断获得切实的利益，享受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成果。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明确指出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6]85。十七大报告中更是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设定了使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民生目标，十八大报告提出在民生建设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使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把民生问题摆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参考文献：

[1]顾馨、徐明校点：《春秋左传（1-2）》，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2]《孙中山文集》，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

[3]吴忠民：《民生的基本内涵及特征》，《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8年第5期。

[4]冀昀主编：《尚书》，线装书局，2007年版。

[5]杨德忠编著：《古代汉语》，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年版。

[6]傅治平编著：《理论强党，思想富国：学习胡锦涛十六大以来重要论述》，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