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价值的演变（精选12篇）
课程价值的演变 篇1
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在唐代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唐朝时期的音乐既是对前朝一次系统的改革和继承,同时又为后来的音乐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唐代音乐的意义不仅在于承前启后,最重要的还是大唐音乐的繁荣给人们创造的精神财富。目前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唐代音乐是十分复杂的[1]12。这种复杂性表现在很多唐代音乐中的术语和概念在我们今天看来不能给以正确的定位和理解,当然这与考古和文献研究水平有很大的关联。有学者认为唐代音乐研究需要学术研究水平的不断提升方能打开局面。本文主要从唐代音乐的发展演变进程中梳理归纳唐代音乐的大体脉络,回顾唐朝音乐的繁荣局面,并对其历史价值进行深入探讨。
一、唐代音乐文化繁荣的演变历程
唐代音乐经历了400余年发展,由盛到衰,历史回响至今萦绕耳畔。音乐史学界一般将唐代音乐历史分为初唐、中唐和晚唐三个阶段。其中初唐音乐主要是指雅、胡、俗三种音乐风格并存的时期。中唐时这种局面发生了一些改观。胡俗音乐开始融合,历史发展到晚唐阶段,音乐文化又出现了雅俗对立的局面。本文以这种发展脉络为基础,对初唐、中唐、晚唐音乐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
1. 初唐音乐的繁荣。
唐太宗时期的音乐发展是初唐音乐的第一个黄金期。音乐艺术的大发展与当政者开明的文化艺术政策和发展思想存在很大的关系。唐太宗在文艺发展方面提出,政教的发展必须成为文艺发展的重要参考,文艺应当服务于政治,服务于教化。在此基础上,重视文艺发展的自身特点和规律。唐太宗也是一位音乐造诣极深的君王,他在文艺发展中主张文质并重,这对于前朝遗留下来的重文轻质、音乐艺术过分偏重技巧和演奏,而忽视音乐本身蕴含的思想内容的倾向是一个有力改革。因此,在这种指导思想确立之后,唐代音乐繁荣获得了第一次快速发展的思想基础[2]44。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地位已经为全世界所公认。而这一阶段的音乐思想也成为音乐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依托和基础,当时提出的“乐在人和,不由音调”的思想将音乐为人服务的本质释放出来。音乐的实质就是愉悦人的精神和情感,这种对人在音乐传播过程中的重视正是当时统治者以百姓为本,以人为本理政思想的具体体现,所谓“百姓安乐,金石自谐”。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统治者,李世民这种开明音乐思想和主张,是其他帝王难以比拟的。任何一项事业的发展和改革都需要首先确立发展思想和理念,也就是说,改革现状的前提是转变传统的不合理理念。思想解放是初唐音乐发展的最大贡献。这为中晚唐音乐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唐太宗李世民所做的努力就是音乐和文艺发展思想的确立。作为一名音乐爱好者,李世民对于大规模的音乐修订整理和音乐歌舞的创作活动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据史书记载,唐代太常寺有过三次大规模的整理雅乐乐章的活动,分别是贞观年间、开元年间和唐德宗时期。实际上,贞观年间大规模的正乐活动开展了四次。《旧唐书·音乐志》中记载贞观二年六月,贞观六年,贞观十二年,贞观二十三年都在唐太宗和重要臣工的参与下开展了极为重要的正乐活动。整个唐代制礼作乐之事于贞观晚期完成。据《旧唐书》记载,贞观时完成了法曲宫、商、角、微、羽五调歌词乐章的记载和整理。另外,唐太宗对初唐音乐的发展还体现在对唐初两部大型武曲的设计和创作上,即《破阵乐》和《庆善乐》两部文武大曲[3]18。唐太宗开明的文艺政策和他本人对音乐艺术的热爱和重视给唐代音乐的繁荣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正因如此唐代音乐进入第一个黄金发展时期。
2. 盛唐音乐。
唐代音乐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为盛唐音乐。唐玄宗主政的40余年间对盛唐音乐的发展做了积极的努力,这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唐代音乐的繁荣,同时在整个中国古代音乐发展史上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开元盛世”的出现使唐代经济保持了进一步的繁荣和政治安定局面,为音乐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唐朝时期在经历了初唐近百年文艺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为盛唐音乐繁荣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此背景之下唐代音乐终于迎来创作的巨大繁荣。这就是空前绝后的盛唐之音。
开元前期,政治稳定,经济兴旺,“开元盛世”为音乐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据《新唐书》记载,唐玄宗在早年时期“锐意政理,好于观书”,勤政爱民,对于文教之事也更加重视,对于音乐文化来说,唐玄宗对音乐的痴迷比唐太宗更加有甚。开元时期,文化艺术的全面兴盛已经势不可挡。唐人殷都在《河岳英灵集》中总结归纳百余年的音乐发展历程指出,南北朝时期,音乐繁荣发展已初露端倪,但是当时的形式大于内容,艺人仅重视技巧的修炼,这种现象在整个隋朝时期都没消除,发展至初唐时期,在文质并重的思想指导下已经得到了较好的改观,而在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
3. 中晚唐音乐的衰落。
中晚唐时期政局开始动荡,战乱频发,官场黑暗,人们结束了安宁的生活。与此同时音乐的发展也相对较为低迷,可称道的成就不多。中晚唐的藩镇割据,以及藩主之间的争夺战争使得几百年来经营的历史文化趋于瓦解。这一时期,隋唐大曲和隋唐俗乐调理论等唐代音乐的杰出成果已经被束之高阁,再无人问津。早在唐宣宗时期,音乐文化已经开始出现衰败迹象,宫廷歌舞伎乐已不再像往日那样光彩照人。由于长期的经营不善以至于宫廷音乐沦落为连民间杂耍都不如的可悲局面,连皇家的公主都偷偷跑出皇宫观看民间杂戏[4]66。晚唐赘宗年间,宫廷音乐中的乐师和艺人甚至都主动学习民间倡优杂戏,连迎驾所奏之乐都是民间风格。但是学术界对于中晚唐音乐的发展也有不同的声音。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的民间通俗音乐的大发展对于唐代音乐来说也是一项重要贡献。初次之外,文人音乐在一阶段也出现了一定的繁荣局面。政局的动荡虽然造成了宫廷音乐的衰败,但是这始终阻止不了人民对音乐艺术的追求,而事实上,中晚唐的民间音乐在后来也逐渐融入宫廷,成为正统。
二、唐代音乐繁荣的历史价值
纵观唐代音乐的演变进程,大繁荣、大发展而又大动荡进而转为衰落是其主要特点。其实唐代音乐的繁盛也是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之后才出现的,任何盛世局面的出现都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经过了漫长的等待和积累。唐代音乐的繁荣,其实也是在长期的孕育和积累过程中形成的。
唐代音乐艺术繁荣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跨度。唐王朝290年的历史,各时期的社会发展和经济状况各不相同。不断更替的政治经济形势,社会阶级、阶层的不断兴盛和衰落也对音乐文化的发展和类型产生了较深的影响。唐代音乐的历史差异和时代特征较为明显。这与该时期诗歌艺术的发展经历较为相似,唐诗的发展也是曲折漫长的,比如在唐朝建立50余年之后才出现的初唐四杰。那些著名的唐朝诗人,李白、杜甫、王维则都是出现在唐代建立100多年之后,白居易、韩愈、李商隐杰出的大家更是到了中晚唐才登上历史舞台。唐代音乐的繁荣和轰轰烈烈的宫廷音乐运动也不是突然出现的,他们也都经历了漫长的积累和孕育。初唐音乐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这一阶段只是确立了正确的思想,音乐创作实践中只是取得了初步的成就,这些成就客观上是难以与近百年之后的盛唐音乐的繁荣局面难以比拟的。
唐代音乐繁荣取决于广大人民的参与和创造。唐代音乐对所有人的影响都是至深至纯的,无论是宫廷音乐的创作和演绎,还是市井民间的茁壮成长,无论是都城长安的歌舞升平,还是边疆军旅的思乡之曲都能反映出那个时代人们对音乐的热爱,这是时代的特征,也是音乐文化得以存在和繁荣的根本。在唐人日常生活中音乐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唐人的审美情趣也正是在这种高度繁荣的音乐文化中形成的,他们对音乐艺术有着极为强烈的参与欲望和浓厚的兴趣。整个盛唐艺术部类都为这种新的审美力量所渗透,在唐代社会生活中起着精神慰藉的作用。因此,唐乐音乐文化的繁荣凝聚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无数力量。今人在总结唐代音乐繁荣时归纳出三个主要原因,一是正确的学术思潮的确立,二是雄厚的政治社会背景作为物质基础,三是古人对文艺格调创造的积极努力。其实,音乐艺术始终离不开社会和人民两大因素,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它的成功与发展不能归功于个别杰出成就者的努力,它的成因应当归功于一切社会存在,如经济、社会生活方式、大众心理等等。社会文化是音乐艺术发展的最直接基础,时代精神在他们身上有着较为鲜明的体现。在整个唐代音乐文化的繁荣演变进程中,初唐的丰富积累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没有这一时期的积累所谓铺垫也不可能产生盛唐音乐的黄金时代。虽然在各个时期都出现过热爱音乐艺术的帝王,并且他们的努力和重视都换来了音乐文化的大发展,但是仅凭帝王个人的努力也是难以推动整个音乐文化的发展的。
唐代音乐的繁荣及演变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它是随着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而兴盛起来的,同时,到了中晚唐时期,又随着社会的动荡衰落和文化发展的低迷而归于沉寂。就局部来看,唐代音乐的繁荣与初唐的文艺思想、帝王的重视和艺人乐师的精诚努力有关。但就整个历史过程而言,它与那个时代环境下人们丰富的精神世界和对音乐艺术的强烈渴望有着深刻的联系。
摘要：唐代音乐的发展经历了初唐、盛唐和中晚唐三个阶段,它的演变和繁荣历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本文试图对其演变进程进行详细的归纳梳理,总结繁荣背后的原因及其历史价值。
关键词：唐代,音乐,繁荣,历史价值
参考文献
[1]孙晓晖.唐代太常乐章研究[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1(4).
[2]高飞燕.唐代有关乐工小说的符号阐释[J].上海大学学报,2011(4).
[3]李方元.唐代文人音乐探析[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8(3).
[4]关也维.唐代音乐史[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课程价值的演变 篇2
课程的沿革、演变及其现代启示
本文主要从课程理论的角度,分析探讨了当代全球性教育思潮和课程改革的动态与趋势,以指导普通高等师范院校理科当前的课程改革和建设,明确课程改革和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
作 者：彭菊村 王新民 作者单位：孝感学院,物理系,湖北,孝感,432100刊 名：孝感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XIAOGAN UNIVERSITY年，卷(期)：21(6)分类号：B712.51关键词：高等师范教育 课程 改革
社会转型时期我国人的价值观演变 篇3
关键词：社会转型；价值观；演变
中图分类号：B-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6-0089-02
马克思主义认为，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有用性，即客体的性质特征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价值观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和思想观念，正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效用的看法、观点。在人的发展历程中，价值观在不同的历史过程有所不同。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推进，我国已经进入了深刻的社会大变革、大转型时期，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这种变革和转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着，已经从经济领域扩展、深入到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受此影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人们的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也经历着一个深刻的变化过程。那么，转型时期人的价值观到底发生哪些变化？归结下来，有以下几点：
一、从单一化到多元化的价值体系演变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的封建传统的国家，这种传统有着深厚的权力意志支撑着。国家动荡不安、经济基础薄弱，政治和文化落后，人的个性受到严重束缚。因此，人们价值观念主要是追求统一与稳定、道德与伦理和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全部划归到一个标准上来，这就使人的交往范围受到很大局限，丧失了表达自己内心意愿和思想自由的权利。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各个方面的转型已经开始，社会发展开始趋向正常化、多样化，人们对事物的评判标准也向多元化趋势迈进。
现在，我国经济上正经历着从传统自然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社会转变，政治上开始由国家政治集权向建立在人的自由平等基础上的民主法治社会转变，人的发展方面开始由“以物的依赖型社会”向以“人的个性自由、个性解放”为基础的现代社会转变，人民的生活水平正经历着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的转变。在这些转变中，人的价值观的转变是最主要的，它影响着人们的追求和趋向，决定着人的发展历史进程。正是基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这些转型和变化，人们对于自身需要和利益的追求使得价值观念多元化、多样化，已经由国家垄断、市场消极调节的国家本位思想转变为商品自由流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价值观念，由传统的中国核心文化价值体系转变为融合、包容性吸收外来文化中国的优秀成分，由建立在自然经济和封建传统思想基础上的，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家族主义、权力主义已经转变为以人为本的“人民本位”或“人民主体化”。“当然，在多样化的价值取向中，并不否定主导价值取向的存在，即以一种价值取向为主导，以其他价值取向为补充。因此，多样化价值取向是以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为主导的、统领的。不能离开主导价值取向而单纯地主张多样化的价值取向，也不能以强调主导价值取向为由，否定多样化价值取向的现实，继续坚持单一化价值取向。”[1]
二、从注重集体利益到尊重人的个性演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确立以前，人们是把集体主义作为价值主体的，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体的利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或者国家利益，人的自由个性得不到充分发挥。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中，人们的服务对象就是国家利益，“一大二公”的观念十分盛行，人们从事生产、教育、文化、艺术等活动都以集体或国家的利益为前提。这也是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集体本位——轻个体重整体”思想所影响，人们的地位自始至终得不到有效改善，严重忽视了人的个性自由和个性张扬。客观来讲这是违背人的发展的基本规律的。社会发展与进步最重要的因素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2]，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3]如果说整体利益是共性、一般性，那么人作为最主要的社会力量就是“细胞”、“微动力”。因此，从社会发展历程看来，一味地强调整体，强调集体和国家利益是不能推动社会向前进步的。
现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商品经济已经蓬勃发展，现代西方文化已深入到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和长期以来的以国家利益为主的整体主义受到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等观念的冲击。表现在价值观上，开始由集体转向个体，注重个人的发展，重视人的个性解放，尊重个人的权利，维护个人的尊严；开始全方位地创造条件，使人的需要和追求不断得到满足，不断实现人的自身价值。但是，这种思想的转变容易产生消极作用。社会转型是社会的大变革和大转变时期，这个时期人们的思想也表现出无目的性、盲目性，极易受外来文化和外来思想的影响，例如现阶段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盛行，社会道德观念缺乏核心主导等等，都集中反映了西方价值观传入带来的不利影响。这种重视个体价值将会使得人们在处理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之间的关系，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方面产生倾斜，不惜一切代价满足个人而损害集体和国家利益。这就需要以正确的价值思想和核心理念予以引导，引导人们在坚持整体利益的同时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正确对待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三、从传统的重义轻利到义和利相互并重的演变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主体经济上表现为重农抑商，因此，反映在思想观念上即为重义轻利，义与利的问题就成为了中国思想史上由来已久的问题。“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人》）、“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这些传统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很合理，符合中国人的价值习惯和文化观念，它重视人的思想世界，崇尚人与社会的道德理想，对于抵制西方的物质主义和物质利益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现代经济体系的不断确立，这种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逐渐表现出很严重的缺陷。它将追求物质利益看作是“不道德”、“不正统”、没有人生追求。事实上，这是带有典型的“左”的义利观色彩。相比较而言，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重利轻义的价值观念逐渐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的重义轻利的思想形成鲜明的对比。现代资本主义的这种价值取向提倡人们追求经济利益，追求物质财富，不断满足自身生活所需，不断实现自身价值，政治上要求民主、平等和自由，经济上要求实现个人私有财产合法化等等。这种重利轻义的价值取向走向极端就变为个人主义、拜金主义。
新时期新阶段，面对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大转变，中西价值观念之间必然相互撞击与融合，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对于现代的中国人来说，一方面不可能放弃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因为这是促进自我发展，实现自我价值的根本途径，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条件。另一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也要求人们重视社会道义和集体利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求人们在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下追求自身价值，不断满足自身物质文化需要，又要求人们以大局为重，以社会、国家和人民总体利益为先决条件；既不能过分采取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也不能忽视重利轻义的西方价值理念；既要重视人的自身个性张扬，又要尊重社会道德公义，将义与利有机结合和统一起来，使义与利的现代价值观更加合理，更加科学，这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繁荣复兴的目标价值所在。
四、从因循守旧的消极观念到开放进取的价值观演变
中国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闭关锁国”时期，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人的价值观念的变化都显得极其微小，因循守旧就取自传统文化中的不求上进、自给自足、故步自封的价值观念。
《易经》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种精神表现了中华民族永不放弃追求、不懈努力、不懈奋斗的思想品格，并且一直激励着中国人不断前进，不断奋发向上。这与传统的因循守旧思想反差很大。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就在于封建的血缘家族制。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本位是封建社会的最根本的体制，它限制人的自我意识的成长，限制人的自由个性的发挥，以保全家族地位。一个时代与一个时代之间只能延续，只能遵从前人的经验与意愿，不能表达自己的想法，不能违背老祖宗意愿。这种思想根源直接产生的结果就是因循守旧的价值观，可见，由来已久。
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的号召之下，人们在破除迷信，取缔传统消极思想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这只能是祛除因循守旧的思想。应该树立什么样的思想价值，采用什么样的道德体系就需要探索，那么这就需要革故鼎新，就需要人的价值观开始由一元变为多元。改革开放以来，外来文化和西方价值观的进入使得中国人的思想发生巨大变化，人们对于新事物和新观念的理解也变得多样化，现代科技和经济的不断进步又使得人们的交往越来越密切，越来越频繁。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程度愈来愈深入，人们在各个方面的交流和沟通已不再局限于简单的方式，中国已经步入开放国家的行列，人们的观念已经不再局限于任何一种文化的影响，任何一种思想的束缚，而是跟随者现代化建设的脚步，不断地解放思想，不断地更新观念，人们的价值体系也不断完善和进步。
社会转型不是简单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变，而是思想观念的不断革故鼎新和不断进取。现代化的中国人正在扬弃传统的文化价值体系，正在包容和吸收有利于自身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西方价值思想，正在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将以自身合理的价值理念影响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人，以自身优秀的价值成果推动世界和谐，实现世界大同。
参考文献：
[1]张友谊.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嬗变[J].岭南学刊，2006，（6）.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
课程价值的演变 篇4
一、公允价值萌芽阶段:1985-1997
(一) 公允价值实务起步
这一阶段会计法规体系是会计制度与会计准则同时并存, 其中相关会计法规虽然没有直接出现“公允价值”字样, 但实质上已萌芽了公允价值的思想。对于我国公允价值在这一阶段的实质应用的简要回顾可以归纳为 (表1) 。1985年发布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是我国会计制度改革的第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与同期国有企业会计制度相比, 引进了很多国际惯例, 在较大程度上采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用的会计处理方法和程序, 尤其是其中的第34条在存货核算中规定由于市价下跌、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实际成本时应在年度会计报告中进行披露, 虽然是表外披露但传递出了会计反映市场的信号, 这一变革对会计思想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1992年以后, 许多国有企业改组为上市公司, 其中一部分公司还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交易。为此财政部于当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及与之配套的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各种行业会计制度等进行规范, 同时为规范外资股发行和上市的会计信息披露还发布了系列补充规定, 采取了进一步向国际惯例靠拢的一些会计处理方法, 已经初步体现了公允价值的精神。在此期间, 外币业务中的会计计量应该是实质上运用公允价值的典范。因为国家外汇牌价虽包括国家外汇管理的因素在内, 但却是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 有浮动的市场指导价格, 因而是外汇在国内市场上最接近公允价值的交易价格。这种在月末将各外币账户的外币月末余额, 按照月末国家外汇牌价折合为记账本位币金额的做法, 实际上就相当于在每个会计报告日将外币资产或负债调整为按公允价值表达的金额。
(二) 公允价值理论探索
在公允价值应用萌芽阶段, 学术界也对此进行了关注。我们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CNKI-CJFD) 为范围, 对我国学术界关于公允价值的研究样本以“公允价值”作为标题关键字进行检索, 发现这一阶段相关文献只有一篇 (黄世忠, 1997) , 但我们在梳理文献过程中也发现有一部分学者在其他文献内容中, 提出非历史成本的一些计量方法。如林志军 (1986) 认为在物价变动下的经济业务, 需要在历史成本信息之外辅助提供一些其他计量模式的会计信息;汤云为 (1988) 提出以多种重置价格的加权平均数计算产品成本, 以相同生产能力为标准计算非同质固定资产的重置成本。娄而行、张为国 (1991) 建议在传统模式基础上向重置成本会计过渡, 按特种物价指数调整;对个别影响较大的项目分期分批进行重估价。此外, 葛家澍 (1996) 提出今后的财务会计计量领域, 至少公允价值 (市场价值和未来现金流量的贴现值, 即现值都可作为公允价值) 与“历史成本”将平分秋色。可见这一阶段的研究虽少, 但足以说明公允价值计量问题已经引起会计学家的关注。
二、公允价值探索阶段:1998-2005
(一) 公允价值的正式启用 (1998-2000)
1997年至2000年, 财政部陆续发布了13项会计准则, 其中直接涉及公允价值的具体会计准则有3项, 包括《债务重组》 (1998) 、《投资》 (1998) 及《非货币性交易》 (1999) 。这些准则的发布标志着公允价值概念在我国得到正式运用。《债务重组》准则允许债务人将重组债务账面价值与转让的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或股权的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确认为债务重组收益, 并在利润中反映。同年颁布的《投资》准则规定企业以放弃非现金资产而取得的产权, 股权投资成本以所放弃的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确定;如果所取得的股权投资的公允价值更为清楚, 也可按所取得的股权投资的公允价值确定。该准则解释了公允价值的表现形式, 认为“市价代表公允价值, 只有市价才是衡量企业实际可用资金的唯一尺度”, 并进一步说明“公允价值可以是市价, 也可以是可变现净值、可收回金额等”。《非货币性交易》准则要求企业在非同类非货币性交易中采用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作为其入账价值, 换入资产公允价值与换出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但是, 在执行准则过程中, 由于当时“要素市场不成熟, 公允价值难以取得, 导致企业在运用这些准则时存在一定的随意性”, 出现了如郑百文、世纪星源等舞弊案。政府放开使用公允价值的初衷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为避免会计信息质量进一步恶化, 财政部不得不对公允价值的运用作了一定的调整和限制, 缩小了公允价值的使用范围。
(二) 公允价值的隐退 (2001-2005)
基于上述原因, 财政部于2001年对上述三项准则进行修订, 新修订的准则虽然保留了公允价值的定义, 但取消了对公允价值的运用, 而改按账面价值入账。其中修订后的债务重组准则要求债务人直接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转让的非现金资产或股权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确认为资本公积或当期损失, 同时要求债权人按重组债权的账面价值确认受让的非现金资产、股权等;修订后的非货币性交易准则, 一律按照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确定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虽然有关运用公允价值的形式受到限制, 但是我们仍然看到公允价值的运用在实质上又有了突破。财政部于2001年1月1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制度》 (与此同时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同时废止) , 规定上市公司除计提原来四项准备外, 又增提了四项准备: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在建工程减值准备、委托贷款减值准备 (即所谓八项准备) , 计提这些资产所依据的现行市价有现行成本、重置成本、销售净价、可变现净值、可收回金额和现值, 所有这些都是公允价值的表现形式。同时虽然这一阶段颁布的具体准则回避了对公允价值的直接运用, 但其中的个别准则对资产的计价的会计处理, 实际上却是从另一方面运用公允价值。如《固定资产》准则规定, 接受捐赠的固定资产, 当捐赠人未提供原始单据的, 该固定资产的价值可参照活跃市场上同类或类似资产的市场价格估计金额, 加上相关的税费入账, 不存在活跃市场时, 按接受捐赠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确定。可见, 我国对公允价值的运用改用了一种更为人们接受的方式, 也更符合稳健性原则的资产减值来实现, 公允价值在这一阶段实际上也得到了实质性的运用。这一阶段公允价值已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表2) 列示了各级期刊在这一期间所发表的有关公允价值的论文数量。总体来看, 学术界对公允价值研究的热情在逐渐高涨,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 在研究数量上。这一阶段文献研究的总数量 (223篇) 大大超过第一阶段的数量 (1篇) 。CSSCI来源期刊在2003年后有了小幅的增长, 但重点期刊每年较少 (1998——2002三年为0)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是公允价值会计在我国的研究时间尚短, 学术界仍处于这一领域的初步探索阶段, 当然也与我国政府、准则制定机构的政策有关。其二, 在研究领域上。这一阶段的研究不止局限于应用研究, 而且出现了对公允价值的基本理论研究, 见 (表3) 。应用研究既包括对金融工具领域的应用研究, 还包括了对非金融工具领域的应用研究, 比如对债务重组、非货币性交易、资产减值等, 其研究比例占到这一期间相关文献总数的28%, 超过了同期对金融工具的应用研究比例10%, 出现这种情况应当与这一阶段我国颁布的相关制度、准则有关。其三, 在研究深度上。这一阶段关于公允价值概念及相关理论研究方面文献占到同期的38%, 主要内容有围绕公允价值概念 (2001, 葛家澍;2001, 秦劳汉;2003, 谢诗芬等) ;有围绕公允价值计量属性 (2005, 谢诗芬;2004, 常勋;2006, 葛家澍等) ;还有关于公允价值计量方法等 (2004刘刚;2004, 谢诗芬) 。至于这一高比例则表明学术界对于公允价值的基本理论尚处于探讨阶段。此外, 在研究方法上, 这一阶段出现了对公允价值实证研究的相关文献 (2篇) , 其中一篇是研究B股公司按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 (IAS39) 披露公允价值的股价反映, 以及公允价值揭示对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的影响 (2005, 邓传洲) , 另一篇研究了中国上市公司的长期资产减值是公允价值行为抑或是盈余管理行为 (2005, 王跃堂等) 。这阶段的公允价值实证研究, 一方面表明受到研究数据和研究环境的局限, 中国学者对于公允价值的实证研究总体上还处于摸索阶段;另一方面亦意味着中国的资本市场已逐步建立, 为公允价值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数据来源。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注:核心期刊中4篇文章除外, 其中译稿2篇 (朱海林) ;会计综述1篇 (沈小南等) , 书评1篇 (吴水澎)
三、公允价值逐步建立和完善阶段:2006年至今
(一) 公允价值应用重启
进入21世纪后, 资本市场的全球化进一步加快了各国会计国际化的步伐。国际会计准则及美国等一些市场经济发达国家, 纷纷将公允价值作为重要甚至是首选的计量属性加以运用, 以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从计量属性角度看, 公允价值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财务会计的发展方向。因此, 其运用的范围和程度也就成了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一个组织会计国际化程度的重要标志。我国财政部于2006年颁布的包括1项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准则的新会计准则体系, 其中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运用是最为显著的方面。这表明我国会计向国际趋同迈出了实质性一步。也标志着我国公允价值进入逐步建立和完善阶段。这一阶段公允价值的运用呈现出以下一些特征:首先, 运用广泛但有条件。我国新会计准则中公允价值的运用范围已经较为广泛, 在38项具体会计准则中有17个具体准则不同程度地运用了这一计量属性, 但这种运用又是有条件的、谨慎的。这主要表现在:允许使用公允价值计量的准则中, 相应也规定了必须在满足一定前提条件下才能使用。如《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企业会计准则第5号—生物资产》、《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等。我国之所以要谨慎地运用公允价值, 是因为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 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已经基本确立, 但这种经济体制的转型并没有完成, 非市场化的因素依然存在, 活跃市场还会受到种种非市场因素的影响。目前还有相当一部分资产或负债缺乏完善的市场, 难以通过市场取得有关公允价值的完备信息。我国的市场经济环境与国际上较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比, 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其次, 夯实地位但非主导。《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明确规定, 把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以及公允价值作为五种会计计量属性。将公允价值作为一种计量属性正式写入基本准则, 正式明确了公允价值的地位;但与此同时, 我国基本准则又明确规定:“企业在对会计要素进行计量时, 一般应采用历史成本”。这实际上是在强调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在我国会计计量中的主导地位。这也说明, 我国是在坚持以历史成本计量为基础的前提下, 引入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和公允价值的。公允价值的非主导性在具体准则中也得到了体现。如前所述, 几乎所有运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具体准则都规定要以成本进行计量, 在满足一定的条件时才可以公允价值进行计量。第三, 体现中国特色:求同存异。我国新会计准则中的公允价值, 无论是概念还是具体运用的范围都充分借鉴了国际会计准则, 体现了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大方向。但我国在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时, 又保持了中国特色。这也符合我国会计准则制定者多次申明的观点:趋同不是等同。我国新会计准则在运用公允价值时除了程度上保持了应有的谨慎之外, 在操作层面的具体操作方法上也保持了自己的特色。如为消除拥有巨额物业的房地产上市公司因确认投资性房地产而产生巨额账面利润的可能性,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规定, “自用房地产或存货转换为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时, 投资性房地产按照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计价, 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小于原账面价值的, 其差额计入当期损益;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大于原账面价值的, 其差额计人所有者权益。”这一规定与《国际会计准则第40号—投资性房地产》57段规定的“对于将存货转化成将按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转换之日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与其原先账面金额之间的任何差额均应在当期净损益中确认”具有明显的不同。
(二) 公允价值理论研究再掀高潮
2006年新的准则体系颁布后, 学术界对公允价值的讨论更加如火如荼, 这主要表现在每年所发表的论文数量迅猛增加, 截至2008年底三年期间一共发表相关文献1553篇, 远远超过第二阶段八年的总数 (总计223篇) , 几乎是前8年的七倍见 (表4) 。但期刊级别越高, 所发表的公允价值相关论文增长率越低。它反映出这三年虽然相关文献数量巨大, 但真正有分量的文章却并不多。 (表5) 对最近三年的核心期刊发表的公允价值研究论文所涉及的领域做了统计。从总体看, 核心期刊发表的应用研究型文章 (295) 要远大于理论研究型文章 (159) , 这阶段的相关研究集中体现为以下方面:首先, 在应用研究领域, 表现为应用领域细分化和应用方向多元化。应用领域细分化从横向发展来看, 这一阶段的研究文献除大量研究公允价值在新准则体系中的应用 (包括金融工具与非金融工具) , 而且还进一步研究了公允价值在不同类型企业中的应用, 如在商业银行的应用 (罗胜强, 2006;孙婷, 2007;张绪军, 2008) ;在农业公司的应用 (李鹏、王明利, 2008) 以及在林业类上市公司的应用研究等 (于桂娥, 2008) 。从纵向发展来看, 研究了公允价值对上市公司股东权益的影响 (林燕云、任永平, 2008) 、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毛志宏等, 2006;贺德富、邹晶, 2008) ;以及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付丽, 2007) 等。应用方向多元化表现在这一阶段的相关文献还触及到运用公允价值过程中如何与税法的协调 (张连起, 2007;刁华兰, 2007) , 如何针对公允价值计量的报表进行审计等 (谢诗芬, 2006;吴舒, 2007) 。其次, 在理论研究领域中, 这一时期的研究内容还是集中在公允价值的概念内涵, 公允价值的理论基础与判定标准、公允价值的计量属性、公允价值的计量方法等方面。其中, 关于公允价值的概念内涵, 学术界主要探讨了几个方面:入账价还是脱手价 (于永生, 2007;裘宗舜、柯东昌2007) ;交易的理解 (项文彪, 2007;陆宇建等, 2007) ;金额、价格还是估计价格 (王建刚、朱金一, 2007;裘宗舜、柯东昌, 2007) 。公允价值的计量方法主要探讨公允价值估价技术 (谢诗芬, 2006;郭永清、曲梅英, 2007等) 和公允价值层级 (或级次) (葛家澍, 2006;于永生, 2007等) 。这一时期的实证研究数量依然不多 (共计六篇) , 仅占同期发表文章的1%, 其中2007年一篇, 2008年五篇。其研究内容主要围绕公允价值信息相关性展开, 模型使用的都是研究财务数据价值相关性最常用的价格模型和收益模型, 二者均从Ohlson (1995) 模型演化而来。模型主要对金融类上市公司公允价值的实施进行检验, 发现金融类上市公司公允价值的实施增强了会计数据的解释能力, 提高了公司会计盈余的价值相关性。 (张烨、胡倩, 2007;李杰、宋智勇, 2008等) , 而对建筑房地产公司盈余的影响不显著 (王建玲等, 2008) 。
四、结论
通过对我国公允价值计量的应用和理论研究的追踪, 我们认为在目前中国独特的制度背景环境下, 公允价值计量还有一些领域需要重视, 这对会计教育者、企业管理者、准则制定部门以及监管部门和注册会计师都提出了挑战, 也亟待会计理论和实物工作者去研究解决。具体表现为:对会计教育者而言, 如何重构概念框架 (包括基本假设、基本原则等) ?怎样强化公允价值估值模型的教育?该如何向信息使用者宣传公允价值?公允价值是否比历史成本更加相关?历史成本是否比公允价值更加可靠?公允价值计量的理论基础如何达成共识等;对企业管理层而言, 如何建立公允价值的信息收集系统?公允价值对利润分配、绩效评价以及风险管理有何影响;对准则制定部门而言, 公允价值对现行现金流有何影响?需要作哪些修改、补充或拓展?是否需要制订单独的公允价值准则 (类似于SFAC157) ?如何提高它的可操作性并降低其执行成本?不活跃市场上金融工具公允价值的确认和披露又该如何确定;对监管部门而言, 如何防止企业管理层利用公允价值进行盈余操纵?如何通过信息披露缓解公允价值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如何对待公允价值估计和判断导致的偏差?并如何调整监管指标;对注册会计师而言:如何审计公允价值信息?对其审计是采用形式审计, 还是实质审计?如何建立公允价值的收集和验证信息系统?并如何降低法律诉讼风险?基于上述原因, 我们认为在中国这样独特的制度背景下, 关于公允价值的运用和研究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机遇, 但其研究和应用历程并非一帆风顺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摘要：本文通过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 梳理了我国公允价值在实际应用与理论研究两方面所走过的路程, 认为公允价值的实际应用经历了萌芽阶段、探索阶段及逐步建立和完善阶段;而理论研究不论是针对应用领域还是理论领域, 已有文献研究表明其研究水平还处于探索阶段, 较之实务运用落后。基于此, 提出了公允价值计量应用及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期望为未来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公允价值,实际应用,理论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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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路晓燕《:公允价值会计——基本理论分析与我国的初步实证证据》,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3]刘浩、孙铮:《公允价值的实证理论分析与中国的研究机遇》, 《财经研究》2008年第1期。
[4]王建成、胡振国:《我国公允价值计量研究的现状及相关问题探悉》, 《会计研究》2007年第5期。
[5]陈美华:《公允价值计量基础研究》,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
[6]王乐锦:《我国新会计准则中公允价值的运用:意义与特征》, 《会计研究》2006年第5期。
[7]郭道扬:《会计史研究 (第一卷)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课程价值的演变 篇5
教学目的：
1、引导学生理解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基本任务。
2、是学生明白高师开设这门课程的意义。
3、使学生了解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发展演变过程。
教学重点和难点：
1.理解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基本任务。
2.如何让学生真实地表露自己的内心，为这门课程的课堂学习奠定基础。3.认识这门课程的学习意义，了解这门课的学习方法。
教学时数：
二课时
教学手段与方法：
讲授法、CAI 教学内容和过程：
一、导入新课
（一）开场白
大家好，首先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彭志耘。在此，我衷心祝愿大家新的学期“学有所得，活有所乐”！我的联系方式：pzy6466@163.com。欢迎大家通过我的邮箱和我沟通，随时接受大家对这门课程教学的意见和建议。我的追求：因为我活着，所以大家活得更好。其实，教师就是在为学生服务的过程中成就自己的。要服务，就得了解同学，现做问卷调查。
（二）问卷调查（课件展示）
注意：不写姓名，只求回答真实，你的回答不会对你产生任何不良后果；不抄题目只写序号。谢谢你的真诚合作！
1、你现在对自己选择中文系后悔吗？（不后悔，有点后悔，后悔，非常后悔）为什么？
2、你毕业后准备干什么？
3、你知道当前学校招聘教师的程序和要求吗？
4、三年来，（大多数、参半、少数、很少）课堂自己的思维处于积极思考状态。
5、你认为通过某一门大学课程的学习，主要应该获得什么？
6、你认为教师怎样授课，你才能有所收获呢？（希望写多一点）
7、你认为中小学语文课的开设目的应该是什么？
8、你认为这种目的对于中学时候的你来说基本实现了吗？
（三）学生思考：
1、语文教学论这门课程的基本任务是什么？它在汉语言文学专业设置中处在什么样的地位？
2、你觉得怎样学习这门课效果会更好？
3、你知道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发展演变过程吗？
二、新课传授
（一）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基本任务
1、认识语文课程与教学现象
语文课程现象，是指语文课程在发展、变化中所表现的外部形态和联系，是语文课程外在的、活动易变的方面。语文课程现象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物质性的。如语文教学计划、语文课程标准、语文教学材料、语文补充资料、视听语文教学材料、电子语文教学材料等。二是活动性的。如语文课程与语文教学规划，语文课程与教学实施，语文课程与语文教学评价，语文课程与语文教学研制活动等。三是关系性的。如语文内容选择与教育目的的关系，内容组织与文化结构以及学生发展的关系，语文课程研制与语文课程产品之间的关系等。
语文教学现象，是指语文教学活动所表现出来的外部形态和联系，是语文教学外在的、活动易变的方面。语文教学现象表现为三个层面：一是环境性的。如教室及其结构，教学设备及其结构，校园各部分及其结构等。二是活动性的。如语文课堂教学及其结构，实践活动及其结构，校内外教学见习和实习及其结构，个别教学及其结构等。三是关系性的。如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教师、教材与学生之间的相互关系，教学与文化结构的关系，教学过程与教学结果之间的关系等。
我国的语文课程与教学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和发展过程。古代语文课程与教学内容的选择和目的取向，具有性质的规定性和范围的局限性，比较单纯。“怎样教学”的问题占据主要地位，并以此而包含“教学什么”和“为什么教学”等问题。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各种现象与教学现象相互渗透，密不可分，并以教学现象表现出来。即古代是以教学论研究为主的。近代以后，社会和文化飞速发展，信息量剧增，教育目标由单一走向多元，语文课程与教学内容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社会生活。这一切推动了语文课程与教学的改革和发展，人们从研究“怎样教学”的问题，进一步深入地研究“教学什么”和“为什么教学”等问题。研究的问题涉及到教师观念的转变，教师与学生的关系，语文课程与教学内容与教师、与学生的关系，语文课程与教学内容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语文课程与教学内容与教学手段的关系，语文课程与教学目标的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三个维度，语文课程与教学的现代性和创新性，语文教育新理念等。这些问题的出现，使得语文课程与教学现象纷繁复杂起来。
2、揭示语文课程与教学规律
当我们认识了语文课程与教学现象后，要深入到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内在联系和内在结构中去，揭示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内在规律，并以之对人们的语文课程与教学行为产生规范作用和指导作用。
语文课程规律，是指语文课程及其构成要素在发展变化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包括语文课程形式与内容的相互联系，语文形式和内容的演变与社会文化发展的本质联系，语文课程改革和发展的趋势，语文课程研制过程中主体与客体、文化与学生、教师与学生、社会与学校、规划与实施、实施与评价、评价与规划之间的本质联系，以及这些联系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渐进性和飞跃式变化趋势等。
语文教学规律，是指语文教学及其构成要素在发展变化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包括教学与社会发展、学生发展之间的本质关系，教学活动构成要素之间的本质联系，教师、学生、语文内容、环境、方法、组织形式、语文教学目的与结果之间的本质联系，语文教学的科学性与艺术性之间的本质联系等。
3、指导语文课程与教学实践
语文课程与教学理论来源于语文教育实践，但理论一旦形成之后，就要反过来指导语文课程与教学实践。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任何实践活动，没有理论的时期都是蒙昧时期；而理论一旦脱离实际，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就失去了生存的依据和价值。
语文课程与教学实践是人们有目的地开展语文课程与教学活动的教育实践，可以区分为管理、研制和应用三种类型。（1）语文课程与教学管理实践。是指教育行政部门或学校行政对语文课程和教学过程的计划、实施和监督的组织行为，包括语文课程研制、教学应用、评估总结等。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对语文课程和教学改革的行政组织领导，二是对语文课程和教学材料的行政管理，三是对语文课程与教学评价的组织实施。（2）语文课程研制实践。是指教育行政官员、课程与教学专家和语文教师，有组织地编制语文课程和教学材料，组织语文课程和教学实施，开展语文课程和教学评价活动等。集中表现为编制、使用和修订语文课程和教学材料。（3）语文教学应用实践。就是教师和学生根据语文课程和教学计划，使用语文课程和教学材料开展语文教育 教学活动的过程。这三种实践之间是密切相关和紧密联系的。
以教育教学改革为契机，组织教育管理者、语文课程和教学论专家和语文教师联合开展研究和实践，是实现语文课程和教学理论与语文教育实践相结合的有效机制。通过这一机制，使教育管理者和语文教师学习掌握语文课程和教学理论，把理论直接应用于自己的实践之中，同时将自己的实践经验升华为教育教学理论，使自己成为语文课程和教学论专家。通过这一机制，也可以使语文课程和教学论专家与教育管理者和语文教师沟通，及时传播语文课程和教学理论并把理论运用于实践之中。随着语文课程和教学改革的发展，师生将逐步成为语文课程的研制者、应用者和评价者，实现管理、研制和应用的一体化。
（二）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是一门什么课程？
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是研究中学语文教学的规律和方法的一门学科，是高等师范院校中文专业在各门公共课、专业课教学基础上，为培养学生语文教学的职业能力而开设的一门专业必修课。他为未来语文教师提供语文教学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培养他们从事语文教学的基本能力和教学研究的初步能力，使他们具有从事语文教学的兴趣、信念和不断改革教学的意识。
这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应用学科。学好这门课，关键在于理论联系实际。首先，应当运用该课程理论去分析实际的教学活动。
其次，本门课程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课程，它利用诸多学科的成果，来解决语文教学的问题，推动着语文教学的进步。因此学习这门课应当充分利用它广泛而深厚的学科科学基础，学会准确而灵活的利用多方的资源来学好这门课。
理论与实际结合，整合多种知识，是学好本学科的两大法宝。切记：死记死背现成条文，是没有用处的。
对于同学们来说，思想上要重视，行动上自觉。在此提几点具体要求：
（1）要经常联系你的体验或者实践去思考教师传授的基本道理，要寻找机会去验证（或质疑）这些道理（家教，代课，听课）。
（2）努力使自己的思维在课堂上活跃起来，大胆质疑，真诚交流。（3）认真按时完成布置的作业。作业成绩占期末总成绩的30％。
（4）考勤6次以上，迟到1次从期末总成绩中扣1分，缺席1次扣3分。
（5）上交个人基本资料：用一张A4大小的纸写上你的：学号、姓名、籍贯、性格、爱好、最欣赏的话、最欣赏的人；提供一张1寸照片；三天之内把材料一并交给学习委员；学习委员按要求统一粘贴好，于下周上课时交给我。
（6）建立讨论小组。我的课堂要充分让每个同学成为课堂上思维的主人。每4－5人一个组，每组设立组长1个，书记员（记）1个。每个组的资料放在一张纸上。
（二）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发展演变
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是随着语文课程与教学的产生和发展而产生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没有独立的语文课程与教学，也就没有独立的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但许多教育论著中包含着关于语文课程与教学的精湛论述，如《论语》、《礼记》、《学记》、《读书作文谱》等。20世纪初语文单独设科后，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1、孕育于教育学时期(1902-1918)1902年，钦定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设立师范馆（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开设的《教育学》中有“各科教授法”一章，其中也有“国文教授法”。这说明语文课程与教学研究最初是孕育于教育学之中的，侧重于研究语文教学的具体方法与技术。
2、国文教授法时期（1918-1924）
语文(当时称“国文”)教学研究之始，多称“教授法”。如1918年由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研究会出版的夏宇众著《中学国文科教授之商榷》等。其历史意义在于，这种研究逐步使语文课程与教学研究从教育学中脱胎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称“教授法”是因为当时研究的重点是教师的“教”，而很少涉及学生的“学”。
3、国文教学法和国语教学法时期(1924-1939)1919年，时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的陶行知倡导把“各科教授法”改变为“各科教学法”，以便把研究的对象由单独研究教师的“教”，拓展为同时研究学生的“学”。他当时草拟的方案曾遭校方拒绝，但逐步被有识之士所接受。黎锦熙于1924年出版了《新著国语教学法》。1934年国民政府颁布的《中学及师范学校教育检定暂行规定》中，规定师范学校设“国文教学法”。1938年《师范学院规程》中也规定开设“国文教学法”或“国语教学法”，成为高等师范院校的一门重要学科。陆续出版的专著教材有：王森然《中学国文教学概要》，袁哲《国语读法教学原论》，阮真《中学国文教学法》，蒋伯潜《中学国文教学法》等。
4、语文教材教法时期（1939-1978）
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师范学院分系必修及选修科目表施行要点》中，规定各系都要开设“分科教材及教法研究”课，于是语文教材研究和语文教法研究并列为师范院校中文系科的教学和研究的重要内容。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中小学的“国语”和“国文”统一称为“语文”，师范院校就相应地开设了“小学语文教材教法”和“中学语文教材教法”课。1963年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师范学院教学计划（草案）》中，继续采用“中学语文教材教法”的课程名称。直至1984年国家教委颁发、1990年修订的《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教学大纲》中，仍然采用“中学语文教材教法”的名称。这个名称同“语文教学法”、“语文教学论”等名称长期并存，显示出对语文教材研究的重视。其历史意义在于：首先，突出了语文教材研究，而语文教材研究是语文课程理论的重要内容，这就使语文教育研究由侧重于教学研究而逐步重视了课程研究，并进一步向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研究发展；其次，重视语文教材研究，能够抵制和排斥“非语文杂质”的入侵和存在，使语文学科自身得到充实和发展。这个时期的语文教育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新的开拓。重要著作有：《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吕叔湘论语文教学》，辛安亭《论语文教学及其他》，•张志公《传统语文教学初探》，《张志公论语文教学改革》等。
5、语文教学法和语文教学论时期(1978-1989)
1978年国家教育部委托12院校编写统一的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科语文教学法教材。根据编写组的建议，定名为《中学语文教学法》，并于1981年召开的“全国师范院校专科专业会议”上得到了肯定。这个时期所研究的“法”，其内涵已不再限于基本上属于操作技能的“教学方法”，而是指原理、原则、法则等，是在研究具体教材教法的基础上上升到教学理论的高度。所以进入80年代，就有《语文教学原理》、《语文教学论》等著作问世，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新的拓展，教学原理、教学原则、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方法等，都是研究的主要内容。其基本特点，是在完善操作性研究的基础上增强了理论性研究。这种发展趋势大大提高了这门学科的科学性，使语文学科教育的教学和研究出现了空前活跃和迅猛发展的大好局面。主要表现有：（1）广大教师参与，各级语文教学研究会遍布全国各地，实践者也同时成为研究者；（2）语文教学研究社会化，刊物林立，方方面面的人都来参加语文教学的研究；（3）师范院校的“语文教学法”和“语文教学论”课程逐步得到重视，•研究力量增强，课程分量加重，行政设置逐步完善（教研室、研究室、研究所等），教育质量逐步得到提高；（4）改革意识增强，•改革实验增多，可以说各种研究、各种刊物和各种著作都带有某种革新的特色；（5）国内外教育思想交流频繁，碰撞激烈，产生了许多新的思想、新的理论和新的观点。这个时期出版的专著，数量之多是空前的。大致分类有：优秀教师的经验总结，教学改革实验研究，传统语文教育研究，国外语文教育思想研究，师范院校教材等。其中，各级师范院校教材最多，据有关方面统计，1978—1991年出版的语文教学法、语文教学论、语文教学原理等不同名称的教材达60部之多。
关于教学法和教学论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教学法与教学实践的关系，前苏联教育改革家赞科夫说：“教学论的原则来源于教学法，而教学法是在实际的教学与教育工作中产生的。”[10]关于二者作用的不同，他说：“教学论的原则和原理是一种抽象的水平，并不是由此水平就可直接转向教师的日常工作，而只有教学法才会把教学论的内容传递给教师和儿童。”他认为教学法有以下4个特征：(1)多面性，即教学法的多功能性。教学法不仅有掌握知识和技能的功能，而且有促进 学生发展的功能，教学法应成为把学生多方面的心理活动引导到学习中来的有效手段。(2)过程性。因为学生所学的每一个课题都是与其前后的课题紧密联系的，所以“真正认知每个部分，随着对相应的整体部分(直至整个课程以及后面各年级的课程)的理解，而在不断进行之中”。(3)冲突性。应当充分利用教材中新旧知识相互冲突的情景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得到不断的发展。(4)变式性,即运用的灵活性。就我国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的传统来说，从来就没有把教学论和教学法分割开来，而只是各个研究者及其著作有不同的侧重点。就这门学科在高等师范院校的教学特点和在职教师的实际运用来说，应该是二者的完美结合。
6、语文教育学时期(1989-1997)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教育科学发展的趋势之一是重视学科教育研究。前苏联自70年代以后，各高等师范院校相继开设了各科学科教育学。美国1986年制订的关于师范教育改革规划的文件《明天的教师》中说：“第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建立专门学科的教育学。”我国教育界也响亮提出：我们不但要有自己的普通教育学，还要有自己的学科教育学。并于1989年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学科教育学研讨会，1990年在大连召开了第二次研讨会，1991年在厦门召开了第三次研讨会。以后几乎年年召开，规模和内容也不断发展和深入。《语文教育学》著作也陆续出版。这门学科的建立，是与语文教学领域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争论联系在一起的，是强调语文教育要具有人文性、要把培养人作为语文教育的终极目的的教育思想的及时反映。与“语文教学法”和“语文教学论”时期相比较，研究的对象由侧重知识和能力的“教学”，转变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研究的内容由侧重具体理论和方法的“法”和“论”，转变为具有系统理论和完整结构的“学”。这种转变对语文教学的理论和实践具有深刻的革新意义，是学科教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也是普通教育学的丰富和繁衍。
教学法—教学论—教育学，三者的研究对象（语文教育现象）、研究内容（揭示语文教育的规律）和研究任务（指导语文教育实践），是基本相同的，但又是不断拓展的。“教学法”的基本特点是实践性和操作性，侧重于研究教学的实践技能，有人称之为应用技术。“教学论”的基本特点是理论性和指导性，侧重于研究语文教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追求的是理论指导下的教学实践。“教育学”的基本特点是教育性和方向性，是运用学科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从特定的侧面用特定的方法，来完成促进学生个性完美发展的育人任务。
7、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时期（1997--）
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学科建设，是与教育学的发展、特别是与一般课程与教学论的发展相适应的。20世纪50年代由前苏联传入的教育学中，教学论包含课程论——大教学论。20世纪80年代以后从西方传入的教育学中，课程论包含教学论——大课程论。而在国内外的教育学中，还存在着其他一些模式。20世纪末，我国许多教育家们主张课程论与教学论经过整合，达到统一。课程论的基本任务是研究“教学什么”和“为什么教学”，教学论的基本任务是研究“教学是什么”和“怎么教学”，二者是目的与手段、目标与过程的关系，是不可分离的。任何目的都必须通过一定的方法才能实现，任何目标都必须通过一定的过程才能达到；任何方法都达不到的目的和任何过程都达不到的目标，肯定是虚假的。课程研究与教学研究，课程实践与教学实践，课程规划者与教师学生，都必须是紧密结合的，协调统一的。1997年国务院学位办在确定教育类博士学位点和硕士学位点时，把各学科的课程论、教学论（或称学科教育学），都纳入到“课程与教学论”中，各学科的课程与教学论（语文、数学、英语等）都作为其中的一个研究方向。这种定名肯定了课程与教学统一的理论，“课程与教学论”就是课程与教学整合论。这种定名也为各学科的课程、教学、教育研究类学科的定名提供了依据，各学科的教育、教学研究类课程都可以据此定名，例如“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从“语文教育学”到“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是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研究本质的回归。“语文教育学”学科名称产生的逻辑是：教育学——学科教育学——语文教育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名称产生的逻辑是：教育学——课程与教学论——语文课程与教学论。这两个不同的逻辑顺序显示：“语文教育学”强调的是语文教学的终极目标——培养个性完美发展的人，“语文课程与教 学论”强调的是语文教学的实践过程——语文学科的课程与教学。终极目标是通过实践过程达到的，语文教学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它的实践过程。从强调终极目标到强调实践过程，是自身本质的回归。
回顾本世纪以来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发展的轨迹，其基本趋势就是：既要研究教又要研究学，既要研究具体操作问题又要研究基本理论问题，既要研究教学又要研究课程，既要研究现实又要研究历史和预测未来。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研究对象是语文教育的全部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要直接反映和指导语文教学实践，并不断接受语文教学实践的检验。它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哲学为指导，运用科学的方法对语文教学实践进行调查研究，并对调查材料进行科学分析，从而揭示语文教学实践的客观规律，使之上升为科学的理论，用以指导教学实践。它要不断吸收教学实践中新的经验，新的理论和新的实验材料，不断发现新的规律，不断改造和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应用技能。它不但要解决理论知识问题，而且要解决实践技能问题。理论联系实际是这门学科发展的基本途径，一旦脱离了实际也就失去了生命力—存在和发展的价值。
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建设的目标有：（1）能够总结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研究成果；（2）能够满足高等师范院校开设《语文课程与教学论》课程的教学和研究的需要；（3）能够指导中小学语文教育的教学改革和实验研究。为达到这些目标，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学科内容和结构体系要做到“四个基本”：（1）基本事实—包括历史的和现实的，提供确实可靠的实际材料。（2）基本概念—是从基本事实中抽象出来的基本观点，揭示有关事物的本质。（3）基本原理—由一系列基本概念组建而成的理论体系，概括语文教育的基本规律。（4）基本原则—依据基本原理所制订的行为准则，原则规定语文教育实践的实施方式和操作方法。目前，这门学科还处于草创时期。虽已有几部著作出版，但有许多问题，都还在研究和讨论之中。
三、课堂小结
这次课的内容要点：
1、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三大基本任务：（1）认识语文课程与教学现象；（2）揭示语文课程与教学规律；（3）指导语文课程与教学实践
2、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七个演变阶段：（1）孕育于教育学时期；（2）国文教授法时期；（3）国文教学法和国语教学法时期；（4）语文教材教法时期；（5）语文教学法和语文教学论时期；（6）语文教育学时期；（7）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时期
四、作业布置
1、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基本任务是什么？
2、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经历了哪七个发展阶段？
3、按时把个人基本情况材料上交给学习委员；建立好讨论小组。
主要参考资料
课程价值的演变 篇6
通过梳理建国后人教版初中语文经典篇目《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练习系统，比较不同时期练习系统的发展演变，探究其中反映出的价值取向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帮助我们多角度思考文本本身的意义价值以适应于课堂解读，对我们反思过去的教学、正视现在的教学、设想未来的教学也极具启发性。语文教材的练习系统具有促进学生知识积累、强化核心能力培养等功能。设计练习系统需要教材编写者对通篇文本宏观反复把握。由于编者对教材选文及其练习系统有一种价值“过滤”，对教材研究者而言就衍生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即编者设计的练习系统中隐含着怎样的价值取向。本文以人教版经典选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以下简称《百草园》）为例，就这一问题作初步探究。
一、从作者中心转向学生中心，侧重文本内容的简单复现
1961版《百草园》的练习系统主要包括两个题目，即“作者小时候喜欢百草园，不喜欢三味书屋，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篇课文前后两部分内容有什么联系？是怎样连接的？”这两个问题侧重引导学生整体感知作者的态度和文本脉络。从问题的表述方式可以明显感受到编者身份的存在，主观上认为鲁迅喜欢百草园不喜欢三味书屋。这种封闭式、圈套式的设问方式，不能给教师和学生预留发表意见的空间。这类问题容易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在分析这篇课文前后两部分内容的联系时，把百草园和三味书屋看作对立关系，只是简单复现文本的主要内容，无法真正地深层理解其中的内涵。
1963版《百草园》的练习系统略做调整，表述为“读过这篇课文，你对百草园有怎样的印象？对三味书屋有怎样的印象？文章的哪些地方使你得到这些印象？”对比1961版可以看出，问题表述角度有了较大变化，从“作者中心”转向“学生中心”。编者不再对作者的意图进行主观猜测，而是把理解文本的权利归还给学生，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1961版的第一题要求学生在前半部分的结论基础上直接作答，没有注意引导学生钻研文本。1963版的第一问则鼓励学生回归文本寻找依据。但总体来看，两个版本的练习系统给的问题只需要学生在文本中找到证明其观点的原文即可，侧重对文本内容的简单复现。
二、在作者中心与学生中心之间摇摆，重视人物形象的辩证分析
1978版《百草园》的练习系统在提问取向上略微有些反复。比如，“读了这篇课文，你对百草园有怎样的印象？对三味书屋又有怎样的印象？作者把百草园和三味书屋对比着写，突出了怎样的中心思想？”前两问与1963版并无区别，但第三问又回归到1961版。本来隐去的“作者”再次出现，文本中心思想的讨论又被关注，“对比”一词又会给学生百草园和三味书屋“对立关系”的暗示。由此可以看出，编者在作者中心和学生中心之间摇摆不定，并且突出对文本中心思想的理解。
1987版教材依然沿着作者对百草园和三味书屋的态度设置问题。比如，“本文按空间顺序，运用对比方法，从百草园写到三味书屋。口头回答下边的问题：作者童年时喜欢三味书屋还是喜欢百草园？为什么？三味书屋的先生，他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很陈腐，这是应当否定的。但他有没有值得肯定的一面？请列举出三两点来作一些分析。”在文体的表述上还是采用“……还是……”句式要求学生做出选择。整体来看，同样暗示了教师和学生答案，即作者喜欢百草园。值得关注的是，1987版第一次把分析“先生形象”这一问题设计到练习系统中。同样事先给出主观性的定论，认为三味书屋先生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陈腐，编者这种批判取向容易引导学生误解先生形象。幸好还加入另一个角度，即思考先生“有没有值得肯定的一面”，适当拓展了问题思考的空间，引导学生辩证地评价人物形象。
三、明确坚持学生中心，凸显文本主题的多元阐释
1992版《百草园》在练习系统方面多了较大改动具体表述如下：
百草园、三味书屋是作者童年生活过的场所，鲁迅用“从……到……”的标题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带有比照意味。对文章所描述的内容，有下列三种理解，你是怎样理解的？
①嘲讽脱离实际的清末私塾教育，暴露封建社会对儿童身心健康的漠视、束缚、残害。
②真实的再现封建时代少年儿童入学前后的生活，表达了作者对生气蓬勃的少年生活的怀念和追求。
③表现了儿童热爱大自然，喜欢自由快乐生活的心理，同时对束缚儿童身心发展的封建教育表示不满。
三味书屋的先生是一位学问渊博的宿儒，但他对“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却不作回答，而且脸上还带怒色。先生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有罚跪的规则，也不常用。你怎样评价这位先生呢？
1992版教材首次将有关课文主题的三种解读提供给学生参考，体现了一种多元解读的取向。但三种解读都带有“封建”一词，虽然有了多元解读的意识，但还没有真正引导学生带着回归到鲁迅童年的视角解读文本。不过，对“先生形象”的评价倒是有了一些进步。比较1987版可以发现，1992版不在明确表达否定先生的教育思想和方法，而是举几处细节描写的例子帮助学生思考，将评价先生形象自由完全交给学生。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多元解读的理念。
2003版教材则多了一些补充，将每三种观点作了一个总结，具体如下：
课文前半部分写百草园，后半部分写三味书屋。对这两部分之间的关系，它们所表达的作者的思想感情，大致有下边三种说法，你有什么看法？理由是什么？
①衬托关系。用百草园自由快乐的生活衬托三味书屋枯燥无味的生活，揭露和批判封建腐朽，脱离儿童实际的私塾教育。
②对比关系。用百草园自由快乐的生活通三味书屋枯燥无味的生活作对比，表现了儿童热爱大自然，喜欢自由快乐生活的心理，同时对束缚儿童身心发展的封建教育表示不满。
③统一关系。通过对百草园和三味书屋美好生活的回忆，表现儿童对自然的热爱，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天真幼稚、欢乐的心理。
可以看出，“衬托关系”和“对比关系”正是编者以前持有的传统观点。“对比关系”肯定了文本不是单纯的批判封建教育，还表现了儿童的生活感受。“统一关系”是经过学术界反复论证的观点，认为文本前后都是从儿童视角回忆美好的生活，更贴近鲁迅创作的本意。编者引导学生自行比较三种观点谈出自己的看法，同时在“统一关系”的表达中取掉“封建”二字，坚持了1992版的多元解读取向。2006版教材则做了一些有意思的细微改动，把“衬托关系”、“对比关系”“统一关系”又删掉，尝试给学生更多的解读空间。
四、研究发现总结
通过梳理人教版《百草园》历年的练习系统，我们可以发现教材在选文的定位方面呈现比较明显的价值取向变化。
（一）问题设计取向：从作者中心到学生中心
早期教材编写时，编者出题角度围绕作者意图展开，但在这一过程中，由于视角限制，很容易出现“唯作者论”和“编者干扰”，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被压抑。随着教学理念转向为多元包容，原来的限制视角被打开，在答案的发挥上学生可以在有理有据的前提下灵活调动思维、自由论述。
（二）能力训练取向：从简单复现到辩证思考
语文学科侧重工具性、人文性统一，最初的课后练习系统在问题设置上考察的都是初级的文本复现能力，对记忆能力的看重大于辩证思考。在人文性和学生主体的呼吁下，教材练习设置趋向复杂和多样，很多练习没有固定唯一的答案，只要学生能够“自圆其说即可”，而且很多提问方式就是为了鼓励学生各抒己见、几家争鸣。
（三）文本解读取向：从一元理解到多元阐释
鲁迅的作品大多以揭露国民性、批判旧社会制度为目的，因此在教学上鲁迅常常以冷峻的神坛形象出现，《百草园》的教学也受此影响许久，早期价值取向是单一刻板的，对于文本的理解要么强加于人，要么以偏概全，随着时代背景不断变化和文学批评的重新解读，取向走向多元化，符合文本本身教学内容丰富、可挖掘性强、充满生活气息和人文关怀的特点。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中学语文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流变规律与现实影响”（项目编号：13YJC8800870）的阶段成果。
参考文献：
[1]谢守成，刘丹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研究综述和教学建议[J].中学语文教学，2015，（4）.
[2]王宁宁，耿如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主题意蕴再分析[J].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1）.
[3]王修纯.关于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几个试题的商榷[J].重庆教育学院学报，1995，（3）.
[4]容晴.谈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一道思考题[J].语文教学与研究，1983，（9）.
[5]王为生.双性结构，两重视角和人生主题——重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5）.
课程价值的演变 篇7
分级基金,顾名思义就是将一个合并运作的母基金按照一定的拆分方式进行分拆。 常见的拆分方式包括财务杠杆模式、期权模式、多空杠杆等,目前国内市场以财务杠杆模式最为主流。 2007 年以来,国内分级基金市场无论从规模、 标的资产种类、拆分方式上都经历了不断的自我调整和长足的发展,基金个数117 只, 资产规模从零开始已经累积到1931 亿元。
分级基金之所以能够在中国金融市场上应运而生, 是因为它是契合了我国金融市场内在结构性因素, 并且根据我国金融市场的诸多特点不断自我调整, 实现公募基金领域在匹配投资者需求上的不断创新和自我修正,满足普通投资者差异化投资需求。
据此,本文将对分级基金的设计初衷、产品结构演变、理论定价模型及实证研究等方面做出较为完整的探讨和阐述。
1、分级基金来源于中国特色
分级基金是中国金融市场特有的金融创新。 尽管分级基金在海外也有结构相似的先例,如杠杆基金等,但无论从规模或市场参与度看,都难言成功。这是因为,一方面,海外市场期权、期货、互换等衍生金融工具充足,可满足不同风险收益结构偏好的投资者的需求;另一方面,海外基金以公司制居多,通过财务融资即可实现杠杆倍数的投资,无须进行产品结构内部拆分去实现杠杆投资。 而在国内,金融市场结构却与海外市场差别显著:以散户居多的股票市场投资结构决定了投资者风险偏好更高,但另一方面,市场发展尚未完善,杠杆投资工具缺位,二者形成了鲜明的矛盾。
分级基金正是在这样的矛盾结构中应运而生,既迎合了投资者高风险偏好, 又没有放大整体杠杆。 具体而言:首先,我国金融市场尚处于成长阶段,金融衍生工具的缺位导致了投资者差异化的投资需求无法满足,尤其是高风险偏好的杠杆类投资者。 仅有的股指期货、融资融券等杠杆工具门槛高,将大部分散户拒之门外。 其次,公募基金产品同质化严重,多样化的产品创新势在必行。 公募基金行业规模自2007 年大发展之后处于相对停滞的阶段,产品同质化比较严重,不能满足市场上不同风险收益偏好特征的投资者需求。 再者,发行分级基金对于基金公司而言,也有非常大的吸引力,费率高于一般指数型基金、管理风险小、运作简单且易于做大规模。 再次,从法律基础角度分析,与国外公司制基金不同,我国基金法规定了基金的成立是契约制的,契约制决定了基金管理人没有财务融资的法人权力,如果希望实现杠杆倍数的投资,必须从条款上进行金融创新。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从监管角度考虑, 基金分级没有放大基金整体风险,而只是在基金内部做风险收益的重新划分,这一点对于在国内市场发展分级基金来说非常重要。
综上所述,分级基金的诞生和发展,有市场需求端和供给端、金融市场结构、法律基础等诸多因素支撑,因此分级基金蓬勃发展的局面有其内在必然性。
2、分级基金市场发展阶段
自2007 年推出首只国投瑞银瑞福分级基金以来,分级基金契合国内金融市场需求的优势逐渐被市场发现,并从2011 年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期,分级基金的发行数量历年递增(如图1)。 截至2014 年底,分级基金市场共发行117 只分级基金,总规模达1931 亿元。
注:数据截至2014年12月31日
注:数据截至2014年12月31日
其中,依据统计数据(图2),被动指数型分级基金份额增长最为迅猛,其规模在过去5 年年化复合增长率102%。 当前,最大的分级基金也是被动指数型分级———申万菱信申万证券行业分级, 规模约270 亿元。 而被动指数型分级之所以能够在全市场所有基金产品中脱颖而出,在公募基金市场规模增长乏力的背景下一跃而起,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它准确的契合了市场需求,为市场提供了一个可灵活把握的、更加透明的杠杆工具去博弈市场。 然而,在分级基金市场总体规模壮大的同时,这100 多只分级基金发展并不均衡,呈现出非常显著的二八分布现状———20%的分级基金拥有了80%的规模占比。 在少数明星分级获得众多青睐的同时,多数分级基金的规模和流动性相互限制,陷入恶性循环。 本文认为,分级基金能否运作成功,关键在于产品设计能否准确抓住市场需求。
二、市场需求与分级基金演变
如前文所述,分级基金的成功关键在于其产品设计对于市场需求的把握。 那么,如何把握市场选择, 本文将分级基金的产品设计分为三部分探讨:一是标的资产的选择,即母基金将投资于何种金融资产。 二是分级基金对于A、B子份额的拆分方式,这是构成分级结构的主体。 三是基金运作的各种条款设计同样非常重要,尤其是配对转换条款的产生导致了套利和扩大规模之间的正循环。
基金设计者在标的资产、拆分方式、条款设置上的选择,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分级基金市场上所呈现的二八格局。 下文将着重探讨这些产品设计上的选择,是如何影响分级基金运作成败的。
1、标的资产的演变
分级基金在母基金标的资产的选择上, 可大致归结为从主动型股票资产, 向被动指数型股票资产和债券类资产演变的趋势。 与当前市场盛行的指数型分级不同,最初的分级基金是主动管理型的,即母基金投资于基金经理主动管理的股票资产, 这也是分级基金的设计初衷, 例如第一只分级基金国投瑞银瑞福分级。 然而,自2007 年以来,一共仅发行过6只主动管理型股票分级基金,而且均是在2012 年之前的早期发行的,2013 年以后再未发行过。 从份额上看,过去5 年间,主动管理型、被动指数型、债券型分级份额的年化增长率分别为12%、102%、88%。
注:数据截至2014年12月31日
既然主动管理型分级基金符合分级设计的初衷,它同时实现了B份额投资者杠杆投资股票的目的和A份额投资者的固定收益,那么为何在分级基金市场不断壮大的同时,这种主动管理型分级却并不受市场欢迎呢? 其背后原因值得探讨。
(1)主动管理型股票分级的劣势。 主动管理型分级最大的缺点在于其不透明性,即基金业绩取决于基金经理本人的投资水平,而不仅仅是投资者对于股市趋势的把握。 换言之,即使B份额投资者能够判断市场方向,但基金经理本人决策失误,分级B份额依然无法实现杠杆收益。 因此,基金经理的决策风险,是主动管理型分级相对于指数型分级最大的劣势所在。
(2)被动指数型股票分级的优势。2009 年10 月,第一只指数型分级基金国投瑞银瑞和300 成立,从此指数型分级进入大发展阶段, 迄今共发行了58只,资产规模达1260 亿元,是分级基金市场最壮大的力量。 首先,指数型分级最大优势在于母基金标的资产被动跟踪股票指数, 因而摆脱了基金经理本身的决策风险,可供投资者自己跟踪判断,使得分级B份额成为非常灵活的博弈市场的杠杆型工具———依靠交易价值而非投资价值获得市场青睐。 这样的工具,正是现阶段A股市场上所缺少的。 其次,指数型分级明确标的某一指数,针对性强,供投资者准确行驶自己的判断,博弈细分市场机会。 尤其是当基金发行人选择市场热点指数, 将会大大增加该只分级基金的吸引力, 例如2014 年下半年选择证券指数、金融指数作为标的发行分级基金, 其规模均在短时间内获得迅速增长。 目前, 分级基金标的指数包括12只宽基指数(如沪深300、深证100 等)、9 只风格类指数(中小板指数、创业板指数、基本面指数等)、23只行业指数(如证券行业指数、军工行业指数、有色板块指数等)。
(3)债券型分级的优势。 尽管主动管理型的股票分级逐渐被取代,但主动管理型的债券类分级却始终占有一席之地, 自2010 年来第一只富国汇利债券分级发行以来,市场上共发行了54 只债券分级,管理规模378 亿元。 原因在于,一方面债券类资产流动性较差,指数化投资尚不成熟; 另一方面,债券波动性小,债券投资中加杠杆放大收益是常见模式, 相比之下,股票本身波动性已经较高,加上杠杆后对管理人水平造成的不确定性更高。
综上所述,分级基金标的资产的演变,实际上是分级基金在发行和运作过程中, 不断总结经验,沿着投资者需求偏好, 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道路,同时也是市场选择的方向。
2、分拆方式的演变
分级基金的创新在于对于整体运作的母基金,拆分成风险收益不同的2 个子份额。 因此按照什么分配方式切分母基金的风险收益,是分级设计的最基础环节,它决定了拆分后的子份额的投资价值。
理论上,分级产品的收益分配方式是可以丰富多样的———就像切蛋糕,有人喜欢奶油、有人喜欢鲜果,只要大家能各取所需,怎么切都可以。 而在分级产品的拆分中,如何能够让各个子份额都能被市场所接纳,就是分级产品设计的关键所在。
根据不同的收益分配方式,我们可以把常见的分级基金概括为财务模式、期权模式、多空模式等。(1)财务模式:即A份额作为低风险份额,提供资金并收取固定收益,通常是“一年期定存+固定数字”;B份额作为高风险份额,向A份额融资实现杠杆投资,同时向A份额支付固定利息。 (2)期权模式:母基金净值在不同区间下,A、B份额按照约定比例获取收益分成———例如当母基金净值小于1.2 元时(初始为1 元),A份额只收取固定收益,当母基金净值超过1.2 元时,A份额获取10%的超额分成。 在这种分配模式下,A份额风险收益结构类似于一个看涨期权,因此称为期权模式。 (3)多空模式,即A、B份额分别做多、做空母基金标的资产走势,二者收益结构相反。
在分级基金市场发展早期, 没有既定的模式,基金公司设计空间较大,分级基金拆分方式各有不同,出现了多只结构各异的期权拆分方式。 随着财务模式分级基金运作成功和规模壮大,越来越多的基金公司选择发行以财务模式拆分的分级基金,财务分级成为市场主流。 此外,2011 年下半年,在证监会发布的《分级基金产品审核指引规范》的约束下,财务分级成为标准形式,分级市场从早期的多样化分级模式逐渐向财务杠杆分级模式演变。 截至2014年底,非财务模式的分级基金仅剩兴全合润分级和国投瑞银瑞和300 分级2 只,规模合计约20 亿元。
财务模式优势在于: A、B份额风险偏好明确,分别对应市场上低风险、高风险投资者需求。 拆分结构简单清晰,易于判断和比较投资价值。 这些优势,正是财务模式分级成为市场主流的原因。
财务分级中,拆分结构的另一个重点就是A、B份额的初始份额配比,它决定了B份额的初始杠杆倍数,杠杆倍数越高,B份额波动性越高,也就更加符合高风险投资者的偏好。 在实际运行中,参考证监会2011 年《分级基金产品审核指引规范》的相关规定,一般新发行股票目前是50:50、70:30,分别是股票分级和债券分级的主流配比比例。
注:此处为初始杠杆倍数,而非B份额的实际杠杆倍数。实际倍数会随净值变化而变化。
3、基金条款的演变
在拆分方式为分级基金定下主基调之后,具体条款对于一只基金能否成功的发行、运作也至关重要。 在此,本文将重点探讨两个对于分级基金发展壮大产生重要影响的条款:配对转换机制和基金折算条款。
(1)配对转换机制。 所谓配对转换机制,即基金的分拆与合并,是保证投资者可以自由将母基金按配比分拆为2 个子份额、以及将子份额按配比合并为母基金的转换机制, 一般在2 个交易日即可完成。 2009 年,国投瑞银瑞和300 分级首次设置配对转换机制, 并迅速被随后发行的各只分级基金借鉴。 配对转换机制的引入,是分级基金产品设计的重大创新,也是分级基金市场能够迅速做大的关键所在。
这是因为,这种场外母基金和场内子份额之间自由转换的机制,使得套利成为可能,而套利过程又需要申购母基金,如此正向循环做大规模。 具体而言,分级基金的分拆合并套利可分为两种:溢价套利和折价套利。 由于分级母基金是场外份额,而A、B子份额是场内交易品种,场内交易带来价格波动,造成整体折溢价———即A、B子份额价格的按配比加总之和可能高于或低于母基金净值。 整体折溢价达到一定幅度, 就可通过配对转换机制实现套利。 例如,当A、B子份额初始配比为1:1,整体溢价率=(A价格+B价格)/母基金净值×2,假设整体溢价率达到10%,那么投资者通过申购母基金,并拆分成A、B子份额在二级市场上卖出,即可获得10%的溢价套利收益(需扣除交易费用)。 反之,如果整体溢价率达到-10%,即出现整体折价,投资者可通过买入二级市场的A、B子份额,再合并为母基金进行赎回,实现折价套利收益(需扣除交易费用)。 这样的套利机制在整体折溢价幅度不高的时候,是有一定市场风险的,因为T日申购,需T+2 日卖出,中间有2 个交易日的母基金净值波动风险和整体溢价率波动风险(实际获得的溢价率,是卖出当天的溢价率)。 然而,在上涨趋势明确的牛市阶段,这种溢价套利机会非常普遍, 整体溢价率甚至一度达到30%, 投资者可以同时享受溢价套利和母基金净值上升的双重收益。 因此,每当一波牛市来临,分级基金份额都会呈现数倍的增长(如图4 所示)。
注:母基金标的指数为申万证券行业指数
(2)定期折算和不定期折算条款。 定期折算,是为低风险偏好的A份额投资者设计的,相当于年度分红。 通常,A份额约定收益会较一年定存有所上浮,例如“一年定存+3%”,定期折算日为基金会计起始日或基金运作周年。 由于A份额面向的是类固定收益类投资者,风险偏好更为保守,因此定期兑现约定收益会增加分级A份额的对固定收益类投资者的吸引力。 不定期折算,又称到点折算,是基于风险控制和保证基金顺畅运作而设置的条款,大部分指数型分级基金都由此设置(申万菱信深成指分级除外)。 不定期折算分为2 种:向下不定期折算、向上不定期折算。
向下不定期折算条款通常设置为———当B份额净值下跌至0.25 元以下时,A份额、B份额、母基金净值均归为1 元, 这代表分级基金恢复初始设置。 向下折算的设置,是出于风险控制角度出发,可保证A份额投资者的约定收益,也保证基金可以持续运行下去,虽然场内规模减小,但不因B份额净值的下跌而清盘。 对B份额投资者而言, 向下折算条款相对不利, 因为杠杆水平将从10 倍下降至初始的2 倍,对高风险偏好投资者的吸引力下降。
向上不定期折算条款通常设置为———当母基金净值达到2 元时,A份额、B份额、 母基金净值均归为1 元,同样的,分级基金也将回复初始设置。 向上折算条款发生在市场行情较好的情况下,当母基金净值上涨为2 元时,B份额杠杆仅为1.5 倍,向上折算可使其杠杆恢复2 倍的初始设置,增加B份额吸引力,对B份额投资者相对有利。
综上所述,标的资产、收益分配方式、条款设置上的选择,都将影响分级基金的运作成功与否。 而当前分级基金产品设计上的主流选择,也是经过长期检验的市场选择方向。
三、市场博弈与价格决定机制
以上分析对于市场博弈与价格决定机制具有实际意义。
1、相互牵制的分级价格决定机制
在市场的实际操作中,分级A、B份额定价的独立性只是相对的, 二者还要受到彼此的相互制约,并在市场博弈下共同决定彼此的价值。 为厘清这个相互分割而又相互牵制的价格决定机制,本文需阐述分级基金中存在的3 条逻辑线:
(1)第一条逻辑线是配对转换机制, 它决定了母基金净值与等份额的A、B份额市场价格的和之间将始终保持大致相等, 即整体折溢价率保持在0附近波动, 否则就可以通过分拆或合并实现套利。因此, 在母基金净值既定的情况下,A、B份额价格之间将呈现“跷跷板”局面,此升彼降。
(2)第二条逻辑线是在某些市场阶段,B份额的杠杆属性获得更高溢价,其价格可能在短期内走出偏离B份额净值的独立行情。 而在“跷跷板”的牵制下,A份额价格就会被B份额带动出现低估偏离。
(3) 第三条逻辑线是A份额的价值决定也具有独立性,即作为固定收益类品种遵循债券定价机制。 因此尽管短期内A份额价格在B份额带动下可能出现偏离,但长期而言,债券属性会使得A份额价格的低估偏离得到修复。
对应这三条逻辑线,可将分级机市场的参与者分为三类。 这三类投资者风险收益偏好相互迥异,存在一定的市场分割:1)用B份额博弈市场方向的杠杆投资者。 2)投资于A份额稳健收益的固定收益类投资者。3)在母基金和A、B份额间进行分拆合并套利的套利者。 正是在这三类参与者的相互博弈中,分级子份额的价值决定可实现均衡。 尽管短期下,这个均衡并不稳定,在某个特定的市场环境(如上涨行情)下,这种均衡会因市场情绪变化的干扰而被打破,使A、B份额价格出现偏离。 但从长期看来,上述3 种逻辑使得维持这种均衡的力量始终存在, 因此在市场情绪恢复稳定后,A、B份额将重新价值回归。
2、市场博弈带来投资价值
根据上述的三条逻辑线,可清晰的梳理分级基金的四类投资价值。
第一类,是通过B份额博弈市场行情。 对于这类投资者,分级B份额实际是杠杆投资工具,其交易价值大于投资价值,能否带来收益取决于投资者对市场的判断,而非分级基金本身的投资机会。
第二类,是A份额的长期配置价值,属于分级基金本身带来的投资机会。 这是因为,国内金融市场对于高杠杆品种的偏好, 给B份额带来溢价,从而造成A份额的系统性低估,尤其是在上涨行情下A份额的低估偏离尤其显著。对于低风险投资者,这种被低估的固定收益类品种是具有投资价值的。
第三类是套利者, 主要进行整体折溢价套利,尽管大部分时间分级基金的整体溢价率保持合理,但每当市场出现较大波动时, 仍旧会出现套利机会。 这种套利模式也是分级基金本身所带来的投资机会。
第四类是分级基金的条款博弈,例如在向上或向下不定期折算条款临近触发时,通过判断其触发的可能性参与市场博弈,等等。
摘要：作为金融市场上的创新产品,分级基金自2007年诞生以来,迅速发展壮大,受到市场普遍关注。然而,分级基金的产品设计、定价方法的研究相对较少。据此,本文将对分级基金的由来和发展、产品设计演变、理论定价方法做深入探讨。同时,本文还将从实际投资角度,分析分级A、B子份额的价格决定机制,并对其投资机会做系统性梳理。
关键词：分级基金,产品设计,配对转换,看涨期权,现金流折现法
参考文献
[1]John Hull.Options,Futures,and Other Derivatives(Fifth Edition)[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课程价值的演变 篇8
公共性是政府的根本属性, 一旦缺失, 政府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会产生价值偏差。政府公共性的要求体现为管理过程中对公共价值的遵循和实践。公共价值的概念最早由美国的马克.莫尔提出, “公共价值是公众对政府期望的集合, 政府除了要确保组织的存续之外, 更为重要的是要依据环境的变化以及对公共价值的理解, 改变组织职能和行为, 以创造新的价值。”[1]在高等教育领域, 可将公共价值概括为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具有公共性效用并反映在高等教育政策文本中的理念。
2 高等教育探索阶段 (1949-1966年) :强调国家利益, 彰显政治价值
在1949-1966年的探索阶段, 我国高等教育历经3次大的改革。依次为1952年进行的院系调整和教学制度改革, 1958年展开的“教育大革命”, 1962年开始的“调整和整顿”。在这一阶段, 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平稳社会秩序、恢复生产, 采取的措施有:在各高校设立政治课、改造旧的课程体系;1957年进行的“教育大革命”要求高校必须进行生产劳动。另外, 高校教材要采取党委领导下的“党委、教师、学生‘三结合’”的方法。建国初期的高等教育政策是政府关于高等教育的政治性措施, 强调国家政权的性质。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方针政策体现出鲜明的工具主义性质, 过分强调了高等教育的经济和政治功能。建国初期, 政府管理改革过程中公共价值主要表现在宏观层面, 彰显政治价值并强调国家利益。
3 高等教育停止破环阶段 (1966-1977年) :突出阶级利益, 张扬平均主义价值
1966-1977年,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 最先受到冲击的就是教育领域,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误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据高教部对全国205所高校的统计, 被划定为右派分子的师生有17760人[2], 同时, 以政治活动代替知识学习、冲击教学活动, 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从1974年10月至1976年12月, 连同政治课在内, 上课时间不足总课时的45%。[3]此外, 还推行文化教育的平均主义, 1966年7月, 取消了以往的高考制度, 以推荐加选拔的方式代替高考制度。这一时期, 把政治凌驾于教育之上, 使高等教育沦为国家政治的工具和附庸。政府强调“均等”价值, 忽视“公平”价值, 在停止破环阶段, 政府的政策以“政治挂帅、贯彻阶级路线”的方式进行, 强调阶级利益, 突出“平均”的价值。
4 恢复起步阶段 (1978-1998年) :注重服务经济, 突出效率价值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国家的工作重点由之前的阶级斗争转向经济领域。1978年决定恢复高考制度。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政策以为经济建设献计献策为中心, 其目的是为了使高等教育能够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形成, 高等教育也逐渐向市场化方向靠拢。恢复起步阶段, 政府关于高等教育的政策注重服务经济建设的作用, 突出经济效率价值。
5 高等教育积极发展和规范阶段 (1999-) :公平性价值与内涵式发展并重
这一时期, 由于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逐渐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日益增长的需求。1999年, 党中央国务院做出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扩大的重要决定。2002年, 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15%, 这标志着我国已开始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阶段。可见, 对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推进体现了这一阶段的高等教育政策是以公平和民主为价值导向的。2001年4月, 教育部宣布不再对参加高考考生的年龄和婚姻状况加以限制, 这又进一步体现了高等教育的公平性。2006年之后的高等教育的发展开始从量的扩充转向注重内涵式的发展。2006年8月, 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4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2007年国务院批准了“高等教育质量工程”项目, 中央财政投入25亿元。教育部2007年“1、2号文件”指出“树立科学的高等教育发展观, 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由上可见, 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发展主要体现了公平、民主和质量这两方面的价值取向。
6 结论
在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 都有其主要的价值导向, 从强调国家利益, 彰显政治价值, 到突出阶级利益, 张扬平均主义价值, 再到注重服务经济, 突出效率价值, 最后到公平性价值与内涵式发展并重, 政府在高等教育领域的管理逐步成熟。政府的管理应以公共价值为导向, 体现公共性, 只有坚持这样的公共性, 政府才能在理论和实践上找准自己的位置, 既不“渎职”, 又不“越位”。
参考文献
[1]MOORE M.Creating Public Value:Strategic Management in Government[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2]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 (1949—1982) [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4:200.
课程价值的演变 篇9
我国是人类筑坝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据近期调查, 全国现有水库87 085座, 居世界首位[1]。由于绝大数水库修建于20世纪70年代前, 很多水库大坝先天不足, 后天失调, 约有40%左右的水库是病险水库, 给水库大坝的安全管理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伴随着经济体制转变、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 水库大坝管理理念逐步变化。不同时期的执政环境和执政理念是媒体价值取向演变的深层次原因。本文意在通过对主流机关党报自1949-2008年的对水库大坝相关进行分析, 以新闻报道中的政治控制为视角, 探讨媒体报道取向的演变过程, 从而了解建国以来我国大坝安全管理的发展历程、管理理念以及党和政府的价值取向的转变。
1 研究方法和内容
1.1 内容分析法概述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水库大坝的相关报道进行研究。美国传播学家伯纳德·贝雷尔森 (Bernard Berelson) 认为:“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对具有明确 (manifest) 特性的传播内容进行的客观 (objective) 、系统 (systematic) 和定量 (quantitative) 描述的研究技术”[2,3]。该方法主要应用于大众传播和新闻学等领域, 通过对收集的文本资料、影音资料做分类的整理, 从本质上分析大众传播和新闻活动反映的特定时期的社会现状和问题, 推测传播者的态度、推论传播效果和对受众认知的影响。此外, 内容分析常被用于研究媒体内容与现实世界的一致性, 戴维斯 (Davis, F, 1951) 是这类研究的先驱。研究者以现实生活为标准检验媒体对某个团体、现象、性格和特征的描述。从研究过程来看, 内容分析法包括6个步骤:确定研究问题和假设、确定分析单元、抽样、编码、信度和效度分析、分类内容分析[4,5]。
1.2 研究问题和假设
本文意在探索媒体对水库大坝报道的价值取向演变的过程和我国政府大坝管理理念的发展。假设1:媒体报道的数量、议题、信息效价等变化反映媒体价值取向转变;假设2:主流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党报作为党和政府指导各项工作的重要舆论工具, 在发挥主流媒体的作用时, 具有“法定”地位和与生俱来的权威性、公信力, 因此我们认为主流机关党报可以反映特定时期政府价值倾向、管理理念。
1.3 确定分析单元
分析单元是指实际计量的对象。本文的分析单元包括报道数量、议题、信息效价、主要角色的社会经济地位, 以及报道记录事件或人物所在的区域。
1.4 抽取样本
《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 分别创刊于1948年和1949年, 是中国建国以来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两大中央党报, 发挥着社会主流媒体的作用。本研究使用《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 (1949-2004) 、《人民日报》网络版 (2000-2008) 、《光明日报》网络版 (2004-2008) 中的数据, 将“水库”, “坝”作为关键词, 分别进行主题检索, 然后根据文章内容进行二次筛选后, 共获得1949-2008年公开发表的水库大坝相关报道353篇, 认定为有效样本。
1.5 编码和信度检验
有效样本确定后, 由5名编码人员对样本进行编码, 编码的具体标准见表1。为保证分类的准确性, 在编码过程中使用35条新闻 (约占样本总数的10%) 计算所有编码员两两之间的互相同意度, 要求主要变量的信度系数不低于0.7, 如果未达到标准, 则重新讨论变量的定义和编码方式, 直到达到标准为止。
样本的最终信度采用以下公式计算:
其中a为最终信度,
2 水库大坝报道概况
2.1 报道数量
从图1中可以看出, 1949-2008年间, 我国媒体对水库大坝报道的数量年度分布不均, 波动较大, 呈现三个高峰期。第一高峰期出现在1956-1960年, 报道数量激增, 1958年达到该阶段的顶峰;第二高峰期出现在1973-1981年, 此阶段报道数量保持在较高水平;第三高峰期为2003-2008年, 2008年达到历年之最, 并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
2.2 报道主题
根据报道内容的实际情况以及研究的需要, 将报道的主题大致划分为六类, 每一大类又各分成若干次级主题。尽管划分依据和层次不太统一, 分类有些琐碎, 但从中可以看出水库大坝报道的基本面貌。
由表3知, 60年来, 水库大坝的建设、管理及防洪兴利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报道数量占到73.9%。图2显示, 水库大坝建设的报道主要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和70年代, 水库大坝管理的报道在2000年以前都很少, 近八年报道数量迅速增多。图3显示, 防洪兴利类报道的趋势与图1所有水库大坝相关报道的趋势类似, 而危机事件类报道与图2管理类报道相似, 危机事件在最近几年逐步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
2.3 信息效价
媒体对各类主题的报道还有一个重要指标, 就是信息的效价, 它指的是信息内容是好消息、中性消息还是坏消息, 或者说, 是正面消息、中性消息还是负面消息。需要说明的是, 信息效价指的是消息“本身是何性质”, 而不是“报道者表现出的赞叹褒贬”。为更好地描述报道的总体倾向, 本研究使用“效价指数”这个概念。效价指数=某一主题的正面信息比例-负面信息比例。效价指数的理论值在1到-1之间, 正负号表示信息是倾向于正面还是倾向于负面。
全部样本报纸的报道中, 正面信息占24.1%, 中性信息占71.4%, 负面信息占4.5%。倾向负面的主题有危机事件, 其他主题倾向正面报道。从效价指数来看, 建设类报道和防洪兴利类报道的效价指数最高。从年代分布来看, 2000年前基本无负面报道, 正面和中性报道平分秋色。2000年后中性报道占绝对优势, 负面报道的比例增大。
2.4 报道角色
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在提出大众传播的“三功能说”时, 其中一项即是“授予地位”, 或者说, “被报道的就会是重要的”。研究在考察报道中的角色时, 选取了“社会经济地位”这个“自然特征”指标。社会经济地位 (Social Economic Status, SES) 是社会学研究中常用的概念, 其衡量标准通常是以教育程度、职业归属和收入水平这三个指标来综合衡量。在本研究中, 由编码员根据报道中的角色的教育程度、职业归属与收入水平来做出判断, 并考虑到报道中的角色的所在地、在当地可能具有的实际影响力, 并据此对判断标准作适当调整。
高、中、低社会经济地位的报道角色比例为2.3∶1∶3。从各个主题来看, 水库大坝建设和防洪兴利类消息主要反映低社会经济地位人群, 水库大坝管理和国际交流、新闻主要反映高社会经济地位人群, 见表4。
%
2.5 报道区域
我国地域广阔, 东、中、西部地区在自然资源、经济发展水平、社会风俗等方面差异明显, 社会经济发展地区不平衡是我国的基本国情。遵循国家统计局的对东、中、西部划分标准,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媒体关于水库大坝的报道并不是全部具备区域性, 有些报道的视角是全国范围的, 我们也将其划分为一类。统计显示, 消息发生的区域在东部、中部、西部的比例为1.5∶3∶1, 全国范围和国际范围的报道分别占10%和11%, 见图6。
3 水库大坝管理理念的发展
3.1 第一阶段:1949-1970 年“重工程建设”的理念
1949-1970年, 媒体对我国水库大坝报道从高度关注向失语的转变, 反映出政府重工程, 轻管理的价值倾向。由上文中图1、2、3知, 1958年前后出现报道数量的高峰期, 报道主题中57%关于水库大坝建设, 22%关于防洪兴利, 报道的信息效价73%为正面, 27%为中性, 内容多为歌颂普通劳动人民不畏艰难修建水库的事迹, 东部地区尤其是北京地区受到极大的关注。与建国初期形成鲜明对比, 1961～1970十年间, 只有4篇水库大坝报道, 主题为防洪兴利。媒体报道数量的骤减和议题的转变的直接原因是政府对新闻媒介的控制, 根本原因是政府在“左”的思想指导下, 重建轻管。新国成立以后, 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 成绩显著, 全国已有的8.7万多座水库大坝绝大多数修建于70年代以前[6]。但水库工程标准低, 质量差, 政府又疏于管理, 在60年代初期, 我国遭遇了第一次溃坝高峰, 造成了严重的生命、经济、社会损失。出于对正面宣传效果的追求, 政府强调, 媒体不能过分地渲染消极的灾情, 以免造成公众的悲观情绪, 影响政府的国际形象, 这在当时“内外交困”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局势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政府在赶超论发展观指导下的片面“重视工程建设”的理念, 产生的严重后果没有被及时披露, 使得我国在这一阶段“重建轻管”问题加剧。
3.2 第二阶段:1971-2000年“工程安全”的理念
1971-2000年, 媒体报道逐渐趋于理性和多元化, 反映出政府逐步重视“工程安全”。从媒体报道情况看, 70年代出现报道数量的高峰期, 报道主题以水库大坝建设 (36.1%) 和防洪兴利 (21.8%) 为主, 水库大坝管理 (13.6%) 增多, 危机事件报道 (3%) 出现, 信息效价中性 (68%) 取代正面占主导地位, 负面报道出现, 报道角色中高社会经济地位的比例上升;报道区域中西部比例上升。资料显示, 70年代, 仍然是我国水库大坝建设的高峰期, 同时我国遭遇了历史上的第二次溃坝高峰, 1973、1974、1975年, 溃坝数分别达到556座、396座和291座。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政府再也难以承受“758”桥、石漫滩溃坝那样的风险, 重视“工程安全”的理念逐渐发展起来。《人民日报》刊登的刘家峡水电站采用激光技术观测大坝 (1979.9) 、密云水库工程师丁照提议:改进我国的水利管理工作 (1980.6) 、《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 (1991.4) 蚁害, 敲响水库安全警钟 (2000.4) 等报道, 反映出政府对水库大坝安全的关注。
这一阶段, 在“工程安全”的理念下, 我国加强了对水库大坝的管理, 逐步建立起覆盖全国的多层次的水利管理组织系统, 逐步从行政管理过渡到制度管理, 大坝安全法规制度建设不断完善, 1985年开始对近100座全国重点病险水库进行出险加固, 有步骤、有计划的开展全国病险水库出险加固工程。
3.3 第三阶段:2001-至今“以人为本”的理念
2001年至今, 媒体报道主要表现出政策议程和人性关怀特征, “以人为本”、“工程风险”、“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等新理念融入政府的水库大坝管理。从媒体报道情况看, 报道数量成指数增长趋势, 占到总样本数的40.0%;报道主题关注的焦点从水库大坝建设 (6.6%) 向管理 (43.7%) 转变, 以水库大坝管理为主, 内容涉及水库大坝除险加固保安、水库移民安置、突发事件演练等。危机事件报道 (27.7%) 数量增多, 媒体对突发事件的原由、危机应对、灾民的救助和安置、责任追究等方面进行了报道, 具体报道如新疆八一水库险情消除 (2004.1) 、广东英德山洪暴发致水电站溃坝 (2006.6) 、海城尾矿坝垮塌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 (2007.11) 、水利部及时开展震损水库堰塞湖排查和应急除险工作 (2008.5) 等。中性报道 (80%) 占绝对优势, 负面报道比例增大, 信息效价从“强调正面报道”向“客观报道”转变, 灾难新闻的正面化报道向客观全面的报道转变。报道角色低阶层的比例开始上升。在可辨识区域性的报道中, 中西部报道比例逐渐上升, 三个阶段东、中、西部区域报道比例分别为83%∶15%∶2%, 24%∶60%∶17%和21%∶53%∶26%。迈入新世纪, 在新的执政环境下, 政府水库大坝管理的这种服务取向、危机取向、诚信取向、区域协调发展的取向, 从根本上说都是“以人为本”的理念的具体表现。
在“以人为本”的水库大坝理念统领下, “工程风险”、“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制度化、文化管理的理念”、“预防管理”、“危机管理”等新理念融入政府的水库大坝管理。我国政府也相继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意见》 (2006.8) 、《水库大坝安全管理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试行) 》 (2007.5) 、《全国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专项规划》 (2007.9) 等一系列政策、规划文件, 正逐步完善水库大坝安全管理的良性发展体制。
4 结 语
综合考察我国水库大坝相关报道的整体情况, 比较媒体报道内容与现实世界的异同, 可以大致看出60年来我国水库大坝报道价值取向的演变。媒体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的态度。特定时期的新闻报道的结构和内容是在政府价值取向引导下形成的, 与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相适应的。
改革开放后, 在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型的过程中, 发展市场经济,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价值取向逐步确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新的执政环境和执政理念下, “以人为本”的社会价值取向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从媒体报道可以看出, 与建国初期的“重建轻管”不同, 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日益得到政府的重视;与长期以来片面关注事故, 强调“工程安全”不同, “工程风险”的理念开始在我国传播;与单方面采取除险加固的工程措施不同, 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的水库大坝管理理念得到加强。
摘要：水库大坝是我国水利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加强水库大坝安全管理对保障公共安全、促进社会和谐安定有重要作用。以1949-2008年水库大坝的相关报道作为样本, 采用文本内容分析法, 进行了报道数量、议题、信息效价等样本特征分析, 将报道内容与历史现实进行了比较。媒体报道价值取向的演变表明我国水库大坝管理理念的发展, 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1949-1970年, 媒体从高度关注到失语, 政府“重建轻管”;1971-2000年, 媒体趋于理性和多元化, 政府逐步重视“工程安全”;2001-至今, 媒体报道体现出政策议程与人性关怀, “以人为本”、“工程风险”、“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等新理念融入政府的水库大坝管理。
关键词：水库大坝管理,价值取向,内容分析,媒体,政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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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宁.现代大坝安全管理的理念和内涵[J].中国水利, 2008, (20) :6-9.
课程价值的演变 篇10
关键词：体育教师,价值,演变,社会影响
“消费321元, 打八八折, 只少6毛, 坑爹收银员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吗”一则出现在正规主流媒体温州晚报的标题引得众多一线体育教师的愤怒, 强烈要求该媒体向全国一线体育教师公开登报道歉, 以平众怒, 该媒体在面对小事上的“挺身而出”“故弄玄虚”, 以显得“一身正气”, 为博取眼球而不择手段尽失职业底线。然而我们体育人在维护自身名誉的同时, 也应该潜心自问, 为何体育教师成为调侃的代名词?为何矛头直指体育教师?教师不是一份崇高的职业吗, 为何在教师前缀体育就变得如此不堪一击?事实上, 体育教师这个特殊的职业在社会上形成的逻辑错误视角并不是古已有之, “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只是近年来所谓的高雅人士用来鄙视体育工作者的口头禅, 李力研学者曾经在《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体育的功能及其哲学意义>>指出, 体育人在面对这种最羞以听到的社会评价, 不少自卑意识较强的人常从两个方面来对这种大谬予以反抗, 一是改行, 用逃避来回击毁谤, 二是用理性思考来阐明体育其实并不简单。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 逻辑分析法等方法, 以体育进入学校教育体系为时间段, 以体育教师的价值视角为逻辑视点, 试图呈现体育教师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行为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以及社会群体对此作出的回应, 以探讨社会群体对体育教师逻辑判断错误的根源作出解析和辩解, 消除隔阂, 摆正位置。本文是以体育进入学校教育体系为逻辑起点至20世纪末来展开研究。
1 近代学校教育中的体育教师 (1902-1949)
1.1 公办学堂中的体育教员
体育作为一门学科正式进入学校教育体系是从1903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开始的, 那时的中国正处于清朝末期, 面临着内忧外患, 社会环境动乱, 清朝当政者为了维护期统治基础, 实施”新政”, 改革者采用了“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方针, 有关教育方面, 为了培养洋务人才, 创办学堂, 进行尚武思想教育, 当时规定各级各类学堂均要开设体操课, 以培养学生的军国民主义思想。当时的改革者认为“环球各国, 合上下之精神财力, 由注重练兵, 兵之所以精, 则以通过皆兵, 又无一不出以学”, 在这样的理念下, 其内容必然带着军国民主义倾向, 体育在当时是“外来物”, 在国内没有体育教学内容可循的情况下, 不得不引进西方的德式兵操, 虽然解决了要教的东西, 但谁来教便成为了当时的一大难题, 体育师资的严重缺乏影响教学进度, 学校开始在社会公开招募教员, 因军人特有的军国民主义倾向与体操课指导思想不谋而合, 大批的旧式军人走进了学堂, 担任体育教师一职。当时大多数人认为学校体育课教学就是兵操训练, 而对于兵操训练, 大多数军人都具有这方面的素质, 军人当体育老师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结果使得大批军人进入学校, 一批无知识无道德的士兵, 尽一跃成为体育教师, 品类不齐, 非驴非马, 即不识教授为何物, 又不知学校为何地, 酗酒狂赌, 好勇斗狠, 无所不为, 不一年, 学校之名誉扫地, 社会之信仰尽失, 学生父母多仇视体操一科, 在教学中安全按照军人的标准要求学生, 组织形式机械、单调、刻板, 师生关系以“命令”为基调, 教学方法简单, 生硬甚至粗暴, 学校嫣然变成了“军营”, 教学效果难尽人意, 造成不良影响。一个本应以打战为天职的职业进入学校承担体育教学的角色, 滥竽充数, 画蛇添足, 焉能不引去社会对体育教员的“另眼相看”, 但时势造就形势。当时的清朝需要以尚武教育去培养未来清朝政治基础的接班人, 军人作为体育教员也许是当时最好的选择。尽管社会对此充满“打抱不平”, 但不能否认军人作为体育教员在当时为培养学生的尚武精神所做出的贡献。
1.2 教会中的体育教员
清末, 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变成其统治下的殖民地的时期, 殖民地的维稳军队只是威势的一种形式, 帝国主义只有通过文化的侵略, 大脑的洗礼才能使辖区人民安分, 帝国主义通过教育的奴化, 使人失去反抗的意识, 安心做好“上等良民”, 教会学校开始走进中国沿海港湾, 学校依据“根在国外, 权在教会, 西人为主, 外国方式”的办学方针, 打着传播福音的口号不断深入内地, 据资料记载, 仅美国教会在1890年就创办学校1032所初等教育学校, 而教会学生多以中国人为主, 在早期教会学校的课程设置中一般是不开设体育课的, 但有体育组织和运动代表队, 同时还在课外开展体育活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 体育课才被列为必修课, 那当时是由谁来担任教会中的体育教员呢?据资料记载, 教会中的学校通过外聘有技能的西方人作为体育教员, 其他学科具有体育特长的教师以及由专门来华应聘西方人组成, 这些教员来自于不同的职业, 教会学校的体育教学, 运动竞赛带着西方式的韵味, 在教会的体育教学工作中, 体育教员引进西方体育活动, 在课外活动时间组织各种比赛以及校际之间的比赛, 在社会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促进民众思想观念的转变, 使中国人有了体育意识。在课外活动比赛中将体育观念和习惯寓于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中, 使学生形成体育锻炼习惯, 传播了体育文化, 促使学生改变“文弱书生”的现象。思想观念的转变也促使学生产生从事体育事业的热情, 像马约翰毕业于教会学校, 毕业后执教清华52载, 为祖国体育事业作出巨大的贡献, 堪称“体育界的一面旗帜”。可以说, 在以教会学校为组织的的一种文化侵略也正是打开中国体育大门的预兆, 以西方人为主的体育教员在这次文化侵略中也许真是传播体育文化的福音。
1.3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体育教员
“兵操”在各级各类公办学堂横行近20年, 这20年中国文化界深受资产阶级观念的影响, 一大批留学归来的教育家带来了西方先进的体育思想, 大力讨伐兵操体育教育体制, 认为它不算是真正的体育, 而只是一种军事训练, 对于青少年不仅锻炼身体的价值不大, 而且内容枯燥无味, 不符合身心特点, 加之1918年德国的战败使许多人认识到军国民主义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 “军国主义的衰败成必然之势。一种教育思想的衰落必然会出现另一种文化思想取而代之。以英美为主的自然主义思想在中国教育界取得先机, 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体操课更名为体育科, 剔除教学中得的兵操内容, 改革教育制度。在这一时期, 面对这体育师资的不足, 资产阶级通过兴办体育专科, 探索教学方法改革教学内容, 推行”三段式“教授法。这一时期的体育教员经过教学培训后使体育课更加具有科学性, 深受学生喜爱, 体育教员上课的现象也在社会中成为”眼球“。
1.4 日伪统治区和革命根据地的体育教员
日本占领华北以后, 迅速在统治区成为伪政府政权, 实行以华制华的战略思想, 推行“亲日”、“复古”为核心的奴化教育, 推行教育奴化, 麻醉民众, 培养顺民, 在体育教育上, 复古”军国民主义思想“。体育教员主要由日本军人担任。对青少年强迫实施体育与军事相结合的奴化教育, 教学方式大都照搬日本模式。一边是日伪统治者所希望实现的奴化教育, 一边是日伪统治区民众的体育反抗斗争。日伪统治区借助体育作为政治, 军事统治的实用工具和军事工具来实现奴化的目的, 受到广大民众的不满和谴责。
而在革命根据地, 根据毛主席“锻炼体魄, 好打日本”的指示, 在根据地展开了以劳苦大众为主体的新民族主义体育, 其目的仍然带有非常强烈的军事主义色彩, 例如在列宁小学的体育课中, 教学内容注重兵式, 结合军事训练的游戏达90%, 虽然改变了单调、刻板的教学方式, 但其教学活动具有为革命服务的性质, 学生嫣然成为革命的后备军, 但学生学习热情高涨, 当时的形式需要体育为革命服务, 体育教员具有较好的社会口碑。
2 当代学校体育中的体育教员 (1949-1999)
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学校体育发展经过了七个历史阶段, 每个阶段所获得经验和成就是可喜的, 获得的经验也是令人深思的,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学校体育承担体育教师的角色也是各有千秋, 在社会中形成的影响也是各具特色, 伴随着社会历史形态不一, 每个时期的体育教师都烙印着历史的痕迹。
2.1 初建时期———曲折发展时期 (1949-1966)
新中国成立初期, 面临着国内一穷二白的处境, 只有向苏联借鉴社会改革的经验, 考察团前往苏联考察, 把“苏联教育模式”搬到了国内, 走上了一条“以俄为师”的发展道路。在学校体育教育中, 受到国家主席毛泽东的关注, 曾在1951年两次写信给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强调“身体第一, 学习第二”。同时《劳卫制》的引进使广大体育教师有了前进的动力。在以“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指引下, 确立了“增强体质”的思想, 形成了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相适应的学校体育制度———举国体制。体育教师的教学目的就是使学生能过达到劳卫制中的等级制度。在教学中加入生活活动的教学内容, 为准备劳动和保卫祖国做出贡献。当时的中国急需体质强壮的人民来劳作, 同时经历过日本侵华战争和国内八年内战的人民也需要安定的生活来抚平战争带来的伤害, 学生学习兴趣高涨, 人民大众也大力支持。但在教学中因为深受凯洛夫和凯里舍夫主智主义的影响, 教学内容卡的过死和教学的程序化。但当时体育教师的工作深受大家尊敬, 一份为国家建设服务的工作使体育教师的地位在社会中不可撼动。
2.2 文革时期 (1966-1976)
文革时期是我国学校体育处于非理性无秩序的发展阶段, 我国建国以来的学校体育教学发展成果在这个阶段破坏殆尽, 体育课在文革背景下处于被革的状态, 政治课代替体育课, 军事课代替体育课, 劳动课代替体育课, 文革分子代替体育教师, 一切的教学活动围绕阶级斗争为纲, 学生深受其害, 社会大众也唯恐牵连其中。正确来说这一时期的“体育课”非“体育课”。体育课成为红卫兵实施阶级斗争的工具。
2.3 恢复、重建及深入发展时期时期 (1976-1999)
随着邓小平上台组织政府工作, 国内经过拨乱反正, 恢复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地位。1979年的扬州会议重新确立了学校体育工作的重要性, 国内体育事业如火如荼地进行改革, 中小学体育进入全面改革和深化发展的历史阶段, 但这一时期的体育教师一直是在原有的体育教学模式机制下培养的, 不符合体育教学改革的要求和发展, 节奏脱节;而当时社会上认为体育课就是身体锻炼课, 要到阳光下, 大自然中, 到操场中实践的课程。大部分体育教师属于实践派, 理论基础薄弱, 科研能力低, 文化素养薄弱, 缺乏研究型体育教师, 当时体育课在其他学科中处于一种“站起来比其他学科低, 躺下了也比其他学科短”状态。
3 结论
回顾体育教师在历史各个不同的阶段作为体育课的主导者, 发现体育教师有功也有过, “功”具有社会性, 作为社会中的人就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 逃避不了社会施加个体育教师的烙印, “过”具有偶然性, 不同的社会形态给体育教师贴上负标签, 社会上对体育教师的评价不能绕过社会这个大背景, 体育教师这个蹩脚的职业从并不是从一味的“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 根据以上逻辑辨析, 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是近年来才给体育教师打上标签, 而且是在中国进入了21世纪以来, 随着中国学生体质不断下降, 社会经济不断发展, 网络发达信息泛滥, 社会人群对国家公布的体质测试公布结果产生了对体育教师价值认同缺乏的危机, 社会人群对体育教师价值认同度低和平时体育教师在社会行为中的种种表现, 举止, 让社会人群形成了对体育教师形成一种不可磨灭的影响;“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成为体育教师的职业缩影。体育人现在所需要做的也许并不是简单的身体技能训练, 更多的是让自己来社会人群的评价中不像个体育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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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堂教学的演变与新课程改革 篇11
【关键词】 课堂教学 演变 改革
在课堂教学改革方面,我国基本上是沿着“偏重双基——培养智力——强调非智力因素——注重主体性品质、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这一条轨迹演变前进的。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课堂教学的演变
(一)偏重双基(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
新中国成立初期,受苏联凯洛夫教育理论的影响,我国的课堂教学特别强调对于“双基”的学习和掌握,提出“以系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武装学生的头脑”的教育理论。因此,向学生传授文化科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是课堂教学的中心任务。
当时,对我国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影响最大的是凯洛夫的《教育学》。1950年至1957年,我国出版发行凯洛夫的《教育学》总量达50多万册。1956年,凯洛夫来华讲学,进一步推动了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的高潮。
(二)培养智力(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教育界处于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调整恢复时期。
要实现课堂教学实践重心的转移,把重点放在发展学生的智力上。课堂教学的目的应当是“加强基础,发展智力,培养能力”。
为了使学生的智力得到充分的发展,大多数人认为应进行如下的改革:注重启发式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改进教学内容,使教材能够吸引学生;把发展智力贯穿到学校教育的全部活动中,不局限于传授知识的过程;把发展学生的智力作为制定课堂教学目标的指导思想之一,并具体融入教学计划、课程设置等一系列教育实践活动中去。
(三)强调非智力因素(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
我国的教育工作者在探讨促进学生发展智力的同时,也开始重视教学过程中的兴趣、情感、意志等非智力因素,力求实现育智与怡情的统一。这样,我国课堂教学的目的就进一步发展为“加强基础,发展智力,培养非智力因素”。
课堂教学仅仅强调发展学生智力,或者仅仅强调陶冶情操,都是片面的。这在客观上要求课堂教学必须要调动学生的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这两方面的积极性,在激起学生认知活动的同时,还必须满足学生的需要、兴趣和情感。这一时期,我国具有代表性的课堂教学改革实验主要有:情境教学实验,愉快教育实践。
(四)注重主体性、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人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的培养被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主体性的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没有主体性的发展,学生的全面发展就无从谈起。于是,培养和发展学生的主体性便成了我国当前教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想法,也是我国当前课堂教学改革与实验的主题。
从分析学生主体性的本质特征和基本结构入手,把优化影响学生主体性发展的各种因素和途径作为实验的自变量,从整体上来探讨学生主体性的发展规律,以期能够探索出一条促进学生主体性发展的有效途径和措施,从而为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新课程改革
(一)国家对新课程改革的重视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是当前我国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务。课程是学校教育的“心脏”,是实现培养目标的蓝图,是学校组织教育教学活动的主要依据。课程改革是教育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1999年6月,改革开放后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调整和改革课程体系、结构、内容,建立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2001年6月,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并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进一步提出“加快构建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会议结束后,教育部正式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并研制了义务教育各个学科的课程标准(实验稿)。教育部计划从2001年秋季开始,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推行义务教育新的课程体系。2003年4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又正式出版了教育部制订的新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15科课程标准(实验)。
(二)新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培养目标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以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新课程的培养目标应体现时代要求。要使学生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热爱社会主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革命传统,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意识,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社会责任感,努力为人民服务,具有初步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科学和人文素养以及环境意识,具有适应终身学习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方法,具有健壮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养成健康的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
(三)新课程与课堂教学
1.主动参与
改变原有的单一、被动的学习方式,积极引导学生实现学习方式的转变,形成能够充分发挥学生主体性的多样化的学习方式,促进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主动地,富有个性地学习,是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显著特征,也是课堂教学改革的核心任务。
2.合作学习
在竞争、主体和合作这三种学习方式中,小组合作学习应当成为课堂教学组织形式的主要特征,只有当学生之间处于一种合作关系时,课堂教学才能真正促进学生之间的积极相互作用,从而改善课堂教学的整体效益。
3.尊重差异
在课堂教学中,学生的独特性是客观存在的,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成就感、学习能力倾向、学习方式、兴趣爱好及其生活经验。因此,课堂教学应尊重学生的这种独特性和差异性,注重培养他们的个性品质和特征。
4.联系生活
课堂教学联系学生的现实生活,贴近学生的现实生活,可以缩短学生与学习内容之间的距离,可以使学生关注学习内容的意义和价值,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情感,增强其学习的独立自主性。
5.体验成功
在课堂教学中,适度的挫折和失败对学生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过度的失败,将会使学生对课堂教学失去兴趣,对学习缺乏信心,甚至厌学、逃学。因此,课堂教学必须积极创设条件,帮助学生体验到学习上的成功和进步,以成功的学习体验来激发他们的求知欲望,促进他们的健康发展。
6.鼓励创新
课堂教学不仅是一个传授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过程。教师应鼓励学生向书本、教师和权威挑战,注重培养和发展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性思维,只有这样,学生才会在课堂教学中积极展现自己的内心世界,才会勇于表现自己。
教育的成败,关系着国家的兴衰。在培育人才的过程中,课堂教学举足轻重,因此,课堂教学必须能够培养和发展人才。研究和掌握我国课堂教学演变的内在规律,有利于更好地培养适应21世纪发展需求的人才,本文对我国历次重大课堂教学改革的论述,正是基于这一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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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道俊、王汉澜主编.教育学(新编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5.叶澜主编.“新基础教育”探索性研究报告集.上海三联书店,1999
课程价值的演变 篇12
1 群众史观与体育的群众观
1.1 金牌战略的历史背景
夺牌的过程中困难重重, 当许海峰射落第一块奥运金牌之后, 我国的体育事业变开始以金牌论英雄, 仿佛这才是衡量体育发展的唯一标尺。诚然, 以夺取金牌作为具象的量化指标, 确实在当时让中国体育事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但与之相比的群众体育却在竞技体育飞速发展的时候被其落在了后面。
1.2 全民健身的现状分析
根据2010年国家体育总局的调查数据显示, 目前我国群众参与体育活动的现实情况并不理想。在我国16岁以上的城乡居民中, 有超过六成的群众在过去的一年中没有参加过一次体育活动。城乡居民体育活动点仍然主要存在于广场、公园、路边等极为不正规的场所, 不但运动效果差而且安全性低, 广场舞的出现便是最好的例证。
不过, 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城镇化率的提升, 有越来越多的群众参与体育, 对体育资源的占用开始逐年逐步提高。同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一些网络体育赛事直播平台的建立, 使得广大体育爱好者可以获得酣畅淋漓的观赏体验。在农村地区, 国家也建立了大量的体育运动设施, 尽量多的让每一位公民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
硬件的改善必须先行, 但群众体育观的转变则更为重要。越来越多的人注重体育项目本身, 注重体育的参与, 淡化金牌, 尤其是奥运金牌的作用, 这样才能使中国体育进入良性的发展。
2 马克思主义中国与当代体育观的建构
认识对实践具有能动的反作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体育观也必须以实践相结合, 并为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指导。只有通过实践的作用对客体进行改造后, 这样才可以在两者间建立具有实质意义的关系。这样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主观能动性、客观物质性和社会历史性的体现。
2.1 人为价值基础
由于种种客观的历史原因, 我国体育人文观念先天不足。针对这种不足的情况, 为了我国体育的健康发展需要重新补上发育这一课。也就是要从人的角度看体育, 从人的身心需要去安排体育活动。这种理念的存在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生活、同时在体育运动中更好的明确和规范人的存在。这不但是现在发展方向, 更是今后体育观发展所需要围绕的核心。
曾经的中国体育价值观是亟需反思的, 仅仅认识到在奥运会上争夺金牌是不对的, 这其实是与体育的所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价值观相违背的。在未来的体育发展过程中, 应该更加注重于发展的健康与发展的可持续性中, 把追求体育的观念渗透到每一个人心中, 把体育更加普及, 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2.2 民族传统精华
我国古代养身保健体系源远流长, 是民间传统体育代表之一。这其中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经验和理念, 在当代仍为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可以视为中华民族体育的一张名片, 为我国体育走向世界做出贡献。自古以来我国是一个农耕文明的国家, 体育作为农业文明的产物, 与西方体育相比普遍缺乏竞争性, 未形成统一的体育系统。而当西方体育发展到席卷全球之时, 我国传统体育在国内也被遗忘在角落。如果中华传统体育作为一种文化消失, 这将是一笔巨大损失。
中西方的体育发展之路大相径庭。一方面强调的是天人合一、动静结合、延年益寿;另一方面崇尚拼搏竞争、个人价值。两者就作为两种文化的结晶, 具有其独特的价值, 理应得到交流和沟通, 完整继承知识体系, 把传统的中华健身纳入全民健身的机制, 同时注重专业人才的培养。
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体育价值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体育价值观在我国体育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引作用, 在它的指引在我国体育事业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社会实践。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方向和模式, 代表的是我国体育的价值追求与价值导向。体育的核心价值体系需要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同, 代表民众的根本利益, 并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融入人们的思想。
以人为本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石。在体育中, 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都是富有自身特色的独特主体。它会引领每个人的自身发展, 使人们拥有健康的体魄, 富有青春的活力, 以运动为方式追求生命的完美, 使人得到全面的发展是其最终目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上要求人们要诚信、友善。体育的发展进步离不开竞争, 但是体育的健康和科学发展, 最重要的却是依靠友善与友谊。只有友谊才能促进体育更好地可持续发展。友谊与比赛两者相互依存, 相互发展, 共同促进着体育的和谐发展。
体育运动所蕴含的“更高、更快、更强”的进取精神, 激励着人们永不止步、永不停歇, 奋发向前。为了不断地进取, 人们不断地追求卓越。他们在训练方式上进行创新, 在动作难度上进行突破, 只有这样才能在众竞争者中取得优势。这些都是由竞争带来的必然结果。
公平竞争是改革开放的必要条件。体育所倡导的公平、公正、公开实质上是真正竞争的前提, 公平、公正、公开又是法制精神所推崇的。在比赛中坚持公平竞争, 既是对参赛者理性和心智的考验, 也是对“更高、更快、更强”的集中诠释。
团结互助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 众人拾柴火焰高, 讲得也是和谐互助的作用, 在体育的发展中强调和谐、互助、文明。这种互帮互助、团结友爱、风雨同舟的精神在体育中就是体育的团队精神。
4 结语
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体育观在中国的发展, 虽然时间不长, 但在运用领域已经取得一些成就。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 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 人们对体育的要求也已经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体育的价值观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发展变化。体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文化载体, 体育的价值也将会在社会转型中不断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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