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价值的法学

正义价值的法学（精选8篇）

正义价值的法学 篇1

仁爱作为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核心价值在当代社会人际交往结构发生变迁的历史背景下, 逐渐失去了继续作为道德教育核心价值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具体体现于在调整人际关系范围上的困境、在追求崇高境界上的困境、在“义利观”上的困境以及在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关系上的失衡等四个方面。在仁爱难以继续成为中国道德教育核心价值的历史背景下, 正义逐渐成为中国当代道德教育新的核心价值。这是由于正义在调整变迁的人际关系、平衡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之间的关系以及表征当代道德教育的主导境界等方面发挥着主导功能。有必要自觉地认识到这种历史发展的趋势并顺应这种趋势, 主动促进中国当代道德教育核心价值的重塑。

一、调整中国当代社会新型的同质性人际关系

中国正在进入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 工业化和信息化的生产是大批量生产。城市的企业员工来自全国各地, 事业单位和政府工作人员也来源于全国各地, 他们相互之间少有血缘上的联系。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传统上因血缘关系聚族而居的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 他们周围的人际关系也越来越摆脱了血缘上的联系。在中国真正步入工业化和信息化社会以后, 纯粹意义上的农村劳动力将大幅度减少, 缺乏血缘联系的城市人口将占人口的大多数。另外, 随着国际间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日益增多, 中国人也逐渐走向“世界历史”, 成为“世界历史”之人。因此, 中国未来的人际关系交往范围将要大大突破传统的血缘关系局限, 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交往将要弱化, 人们将要更多地同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他人进行交往, 而且交往的频率和范围也将更为频繁和广泛, 从而形成了团体型的交往格局。

在公共领域无血缘关系的人际交往中, 每个人都需要把其他人看作是同质化的人来对待。在这样复杂的人际关系中, 最重要的价值是人们之间的相互尊重, 即自尊尊人。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每个人得到他所应该得到的, 失去他所应该失去的, 任何人都无需通过牺牲自己来满足他人, 也不能通过牺牲他人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每个人都既是目的, 又是手段, 这正符合正义的基本含义“得其所应得, 失其所应失”, 对所有人一视同仁, 没有偏私。正义可以调节各种人际关系, 不但可以调节仁爱所难以调节的与非血缘关系的人之间的人际关系, 即使是在血缘关系和熟人关系内, 每一个人也都需要得到尊重, 正义也可以在其中作为调节仁爱的品质来发挥作用。“复杂的社会不能单靠情感 (比如同情和信任) 来加以维系, 因为情感只在小范围内有效。对待陌生人的道德行为, 要求有‘人为的’德行, 特别是正义的秉性”。因此, 正义所调节的人际关系范围广, 普适性非常强, 正可以作为调节日益走向“世界历史”之人的人际关系的最基本价值, 符合个体现实的伦理交往需要。

同质性新型人际关系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从伦理学来看, 人类的道德生活主要涉及到两个领域的关系, 一是生产领域内的人际关系, 二是生活领域内的人际关系, 这两个领域内的人际关系的本质是利益关系。“道德起源于人类社会调整利益关系的需要。所调整利益关系, 无非是按照一定的原则或规范, 规定人们各应占有多少利益、各应承担多大责任, 这也就是分配人们的权利和义务。”而正义产生的客观条件正是利益调整的必要性, 只有正义才能够恰如其分地处理好这种利益关系。因为正义是人为之德, 是由于利益划分的必要而出现的, 它的作用在于平等地分配权利、自由和财富, 恰当地处理财产所有权问题。道德的根本任务是调整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 在诸德性中, 正义能最恰当地处理和调整团体型人际交往关系中的利益关系。所以, 正义最符合个体在团体型人际交往中处理利益关系的需要。

二、平衡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关系

道德教育既要重视道德义务和道德责任的培养, 又要重视道德权利意识的启蒙。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只重视道德义务感的培养, 而忽视了道德权利意识的培养, 这种道德教育模式虽然适应传统社会培养“臣民”人格的需要, 但是, 在当代社会却无法适应培养“公民”人格的需要, 并有悖于民主和平等精神。中国当代道德教育之所以重视培养公民的道德权利意识乃是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生存方式变迁的回应与契合, 是和主体性意识不断萌发、个体性价值不断得到尊重相一致的, 也是对于个体权利意识和契约精神不断凸现的良序公共生活的追求, 是对于公民社会和公民伦理不断发展的理论自觉和实践引导。中国当代道德教育自觉培养公民的道德权利意识是公民主体性意识的需要, 是公民人格的主体性的向度。公民的道德义务是维系公共生活良序与规范的需要, 是公民社会中“契约精神”的体现与内化, 是公民人格的“主体间性”的向度。中国当代道德教育之所以要确立起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相对等的教育理念, 是为了建构现代公民伦理精神与价值范式、培养现代社会健全的公民人格。

正义的最基本含义是“得其所应得, 失其所应失”, 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原则是正义最为普遍的原则。传统观念认为, 权利更多地是从法律的角度讲的, 义务更多地是从道德上讲的, 但实质上权利与义务是不能分开的, 只有完成责任义务才能赋予个人权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道德评价的标准, 最基本的取决于一个人能否遵守正义的价值和原则。正义原则体现了一种契约精神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它表明了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正义体现了在承认个人应得的权利的同时也要承认对社会和他人应尽的义务, 也体现了在承认个人权利的同时也承认别人的权利。在克鲁泡特金看来, 正义感或公正感把别人的权利看作等同于自己的权利, 更高的道德感就是在这个广泛而必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正义包含着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相统一的特征, 它有助于唤醒个体的道德权利意识并促进个体主动保护自身的道德权利。正义价值与现代社会的民主和平等精神相契合, 有助于培育现代社会所需要的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相统一的公民人格, 符合现代公民社会的需要。

三、构建中国当代道德教育主导境界

当代中国正处于多元价值时代, 在这样的时代, 每一种价值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人们应该以宽容的态度对待每一种价值观念。从道德境界上看, 既有高尚的价值存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也有底线伦理存在的根据。人们觉悟程度的高低、道德水平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 很难急于求成地要求所有人在短时间之内都达到比较高的水平, 因此, 只能通过长期的、耐心的社会教育和舆论引导, 使高尚的道德情操逐渐为广大公民所接受。“一个人不应该伤害别人, 但是一个人并没有义务对别人采取友善的态度。换句话说, 友善行为虽然得到社会认可, 但不被看作是强制性的。为了促进这类非义务性的行为, 父母、老师等通常会赞赏和表扬这类亲善行为”。纯粹的利他主义把自我牺牲当作道德的必要条件, 但事实上“真实的、自觉的而并非献祭式的、懵懂无知的自我牺牲, 是道德意识发展到较高水平的人在面对自身利益同他人利益的冲突时可能作出的选择。利他主义把自我牺牲这种道德的崇高境界当成道德的必要前提, 由此造成的道德在理念上的苛刻性, 使得一般人很难真诚地奉之为行为准则, 往往是敬而远之”。

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道德行为的权利和自由, 任何人都不能强求别人达到所要求的高尚道德境界, 道德教育只能起着引领作用。道德教育通过对高尚道德境界的赞扬来引导受教育者的行为, 而绝不能强行控制、规定如何行动。我国传统上提倡的“先人后己”和“毫不利己, 专门利人”这一类要求本身就包含着逻辑上的矛盾, 因为当“先人后己”的原则应用于自己时, 他应该后于别人考虑自己的利害得失, 可是当同一个原则应用于别人时, 他又成了别人, 他的利益又应该先于别人 (另一个自己) 得到考虑。这样同一个社会成员的利益究竟应该先于别人还是应该后于别人, 就陷入了矛盾, 所以, 这一类原则不可能真正成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础, 但这并不是说不应该鼓励这种精神或者这种精神不高尚, 而是说这种原则不能成为社会成员中利益关系的普遍基础。

我国已经接受了市场经济, 市场的运作动力来自于参与市场的各方追求自利的动机。我们既然将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就必须肯定追求自利是正当的行为, 如果我们继续把“毫不利己, 专门利人”作为信条, 这就等于抽掉了市场经济的发动机, 市场将无法运转。当然这种自利并不等于我国传统意义上理解的自利行为, 市场经济中的自利或者说利己是正当的, 但它有着严格的界限, 就是不能损害别人的利己行为。所以说市场经济与以前历史阶段相比较, 自利行为的根本不同点在于自利是否同时尊重了别人的自利, 市场是以无例外地尊重每个人的自身权利为特征的。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价值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之下, 道德上能够达到崇高境界的只是少数人, 大多数人只能达到中等程度的道德境界, 市场经济也要求把中等程度的境界作为基本境界, 因此, 中国当代道德教育的主导境界应定位于大多数人能够达到的境界, 不能把只有少数人能够达到的境界强制要求多数人也要达到。适合大多数人的道德境界是利己心和利他心相结合的境界, 也就是中等层次的境界。正义是在有限的仁爱之心基础上产生的, 是利己心和利他心相结合的产物, 在道德境界上属于中等层次的价值。正义的境界是绝大多数人都能够达到的境界, 正适合构建中国当代道德教育的主导境界。

综上所述, 正义具有调整中国当代社会新型的同质性人际关系的功能, 满足了个体的现实需要;正义具有平衡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关系的功能, 满足了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需要;正义具有构建中国当代道德教育主导境界的功能, 充分考虑到了现实中个体道德心理发展的限制。上述三个方面, 使正义能够并正在成为中国当代道德教育新的核心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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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克鲁泡特金著、李平沤译.互助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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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广州:曁南大学出版社, 2003.7、235-236.

正义价值的法学 篇2

【内容提要】监狱法学的研究应当结束过去那种政治工具性、服务性倾向，转向自身现实性、客观性、规范性研究。刑罚执行作为一种主要执行刑法判决的程序运用的过程，应当体现程序正义。程序正义是把我国监狱法学建设成为一门规范意义的法学学科的必经之路。

《监狱法》的颁布实施结束了我国自由刑执行领域长期无法可依的局面，步入依法治监的阶段，同时宣告以监狱法学命名的一门正式的独立的法学学科的诞生。几年来，监狱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蓬勃发展，全国上下成立了一系列监狱法研究机构及部门，这一切大大加快了监狱法学学科建设和研究的专业化进程。但几十年来旧的思想观念还束缚着我们的手脚，旧的研究方法还禁固着我们的灵魂。许多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特别是它作为一门规范意义的科学所应当具有的品质，构造与研究视角问题仍无实质性突破。现在的监狱法学仍存在明显缺陷：它既不象实体法那样内容翔实、中心突出、界限分明;又不象程序法那样逻辑缜密、精确适度、繁而有序。却兼具实体法对社会功利目的服务的工具性和程序法以实现实体法目标为己任的辅助性，忽视乃至否定自己本身的作用和价值，甚至不惜以牺牲与破坏自身道德性为代价去追求外在目标和实体价值，结果既没有实现实体正义，又没有建立起正当的程序;更重要的是，这种方式丧失了学术的内在品格，难以提供一个学科所应当具有的立足法学之林的本身价值，使司法实践缺乏明确有效的理论指导。我们认为，判断一项法律实施活动是否成功，一种科学研究优劣的唯一标准是它们作为过程和程序本身是否具备一些公认的内在优秀品质和规范性，而不是它作为实现某种外在目的的手段和工具的有用性。这是我们的监狱法研究至今徘徊不前，拿不到真正入场券的症结所在。

一、对我国自由刑执行及监狱法研究的几个视角的审视

第一，有人把我国解放初期改造晚清王朝官宦、日本战犯、国民党战犯的伟大功绩归结于党的劳动改造方针的英明伟大，把此后由于社会变迁而出现的改造质量滑坡乃至建国来从未有过的低谷称之为对执行这一方针的忽视或扭曲，似乎它是永恒不变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我们认为，劳动改造罪犯制度确实是我国的成功创举，有着它的存在价值和合理性，但把它夸大到不适当的高度和唯一的地步也不够客观和全面。我国五、六十年代改造成绩的辉煌是由当时的特殊背景决定的，或许是某些因素聚集在一起爆发出的瞬间闪光，未必与事物的发展规律产生必然联系，也不是自由刑执行中涉及的本质现象及其发展规律。服刑人员能否改造、改造的效果如何不取决于某一项甚至某几项改造手段的神奇作用，而在于这些改造手段的运行状况;它们各自的价值品质及它们相互结合配比的状况营造了怎样一种整体价值氛围;这种价值氛围是否与社会主义对监狱的要求相吻合;取决于服刑人员对这种环境氛围的接受度、认同度、参与度与努力程度。也就是说，改造效果不决定于改造者是谁，他出于怎样的改造意愿，要把服刑人改造成何种人，采取何种方式制定何种方针政策去改;而是取决于被改造者对监区文化环境的心理感受及其程度，因此应在争取被改造者的改造愿望和努力程度上下功夫。应当深入研究组织、运用改造手段的科学性，充分利用监狱资源的学问，最大发挥监狱正面效应的艺术性。怎样设定改造手段体系，给予每种改造方式以科学定位和优化组合，创造怎样的环境氛围和价值效应。这是不能脱离对执行过程和程序环节的深入分析、系统研究的。离开对监狱运行手段、方式、载体的检讨，对自身结构和道德性的研究，对价值品质的培养和建设，必然导致唯书、唯上、唯外不唯实、不唯内的唯心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盲目实践。这是监狱单纯执行社会政治功能，把自身作为驯服工具的结果。

第二，监狱的自然机能是与其社会功能相并而生、共存共长的另一方面。当代监狱自由刑执行的性质决定它对服刑人员造成自然机能负效应的不可避免性。这似乎是任何监狱永远走不出的误区，是附着在监狱机体上的衍生物。“单纯囚禁是剥夺自由刑的原始形态，因而也就有了以监房为主要设施的囚笼式的‘看守——人身保管’的管理方式。这种方式的根本问题在于实质上视人如动物。”〔1〕监狱惩罚方式组织运行不当对身在其中的服刑人的心理感受会产生深远影响，环境状况的哪怕些许微妙变化都会使人即时产生巨大的感受效应。这是人的神经活动的特点所决定的，其表征往往是由于剥夺、惩罚、约束的长期性、过度性异致矫枉过正，正常思维活动方式和规律被打破，人格尊严与平等感的丧失，活力与激情的窒息，热情与自信的消失，恐惧畏缩心理，神经系统的麻痹性，服从与受支配的习惯性、自然性和无意识状态，一种消极、被动、僵死化人格。在抑制犯罪的同时也制造了机械人、植物人或疯狂性人格，如何减少、避免监狱自然机能的负效应对监狱人格的影响是检验监狱工作的重要标准和监狱学研究的重点所在，是衡量监狱学科学性程序的关键参数。

第三，本人曾通过对监狱史和监狱文化环境氛围的研究(社会学意义上的“大文化”，而非指监狱文化活动等文化现象)，对不同时代不同性质监狱进行比较和鉴别，来发现监狱内在品质的某种规定性。我们发现，虽然不同社会的监狱自由刑执行的自然机能的负效应具有某种程度的共同性，但有一点是不同的，即剥削阶级监狱自然机能只有负效应，而我们的监狱的自然机能有可能营造出正效应。

资本主义监狱功能基本上是单纯隔离、消极关押、体罚性劳动，以及约束和监视。给予的教育是通过宗教教义进行倡导和灌输，期望制造一个理想中的海市蜃楼，但这是永远不能实现的幻想。制造剥削的社会不可能塑造正义观念的服刑人员。正如现代著名犯罪学萨瑟兰在《犯罪学原理》中所说，“资本主义监狱具有七大弊端，其中之一是，改造应是构造人格的过程，而刑罚却不能给予犯罪人以构造人格的素材。”〔2〕我们的监狱由于其所代表的人民群众的最广泛性，在规范意义上讲，应当具有以前社会时代所未曾有过的正义性、文明性、进步性、或至少达到它们所未曾达到的高度。“行刑过程是一个特殊的做人的工作的过程，保全人犯的人格尊严和社会属性，充分提供他们以再社会化的条件和机会，这是极富有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格意义的。一位美国人士在参观中国监狱后说，由于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对犯人的管理也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你们是靠干部管理罪犯，美国是靠电视控制，是消极的惩罚。”〔3〕我们认为，赋予服刑人构造人格的素材不是来自外部力量的强制压迫和灌输，而在于从他自身产生需要和寻觅吸收。如果我们仅仅以社会功利目标为追求对象，仅仅给服刑人员进行“理想化”的正义思想教育，而忽略现实处遇的品质建设，不从手段、方式、程序、过程等环节的正义性上下功夫做学问，就不可能从现实实践中营造用以打动服刑人的正义性素材，最终丧失本可能产生的社会主义监狱机能的正效应——提供服刑人以构造人格的素材。放松监狱自身品质的建设，不在各个环节上精耕细作，找准程序正义间的内在关系，就会丧失我们的监狱的优势和特色，把本来能够提供给服刑人素材的正义性、真实性演变成脱离实际的虚幻的梦想。正义从过程产生，以现实真实性诠释，任何舍本求末、卖身求荣的做法都是有害无益的。

第四，我国传统监狱法学研究严重脱离学科实际(虽然盲目地注重

工作实践)，“服务意识、工具意识”占明显地位。在总结有中国特色的监狱学时，有学者指出：“我国刑罚目的与中国特色的劳改制度是辩证的统一。刑罚目的指国家确定并执行的刑罚所追求的客观效果或所要达到的目标，它贯穿于国家刑事活动的全部过程。中国特色的劳改制度指中国式自由刑执行制度，——它是实现中国刑罚目的的重要工具和保障。”〔4〕中国劳改工作的特色“源于中国国情;阶级意志的定向和定位;随着国情的进化而进化;基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适应变化着的客观情况，着眼于事物的内部联系，及时调整新的工作对策和方法……劳改机关在专政的对象方面由过去对敌对的犯罪分子转到‘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的犯罪分子上来;由过去的对敌对阶级的专政转到对现在的由一般群众蜕变出去的极少数重大刑事犯罪分子的专政上来。”〔5〕该学术领域的权威学术会议对我国监管工作特色是这样描述的：①从理论上，以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思想为指导(唯上);②在本质上，同社会主义制度紧密相联，把‘改造人’作为根本目的(唯功利);③在整体功能上，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部分(唯社会);④从改造罪犯的方法、途径上，重视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运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力量(唯改造者);⑤从主体素质上，十分重视干警的政治思想工作和队伍建设(唯改造者。将服刑人员排除于主体之外，作为客体)……〔6〕。

上述问题的原因和症结在于，它们都没有注重对我国监狱自由刑执行的现象和规律这一学术基本问题进行研究。无论从局部到全局、从低层到高层都缺乏对内在品质的实证分析和规范研究，将执行刑罚的手段和目标、程序与结果用了不适当的分离，并将后者置于优先地位，前者置于从属地位或虚无地位。认为只要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和结果，无论采取什么手段都可以，甚至可以不要程序，或者以不公正、不合理、不合法、不人道的方法和过程实现“正义”。

二、程序正义原理及其对科学建设的意义〔7〕

程序正义是相对于实体正义和形式正义而言的。它强调以过程为中心，从过程中追求正义，强调过程本身的建设，程序有着其固有的标准，实现程序正义有利于从结果上实现公平。

任何一个事物都是程序价值和实体价值的结合体，前者是手段和载体，后者是通过手段过程要求和实现的目标和结果。共有三种不同的程序价值模式。一种是绝对工具主义程序模式，又称为结果本位主义程序，它在哲学上属于功利主义的一个分支，认为法律程序不是作为自主和独立的实体而存在的，它没有任何可以在内在品质上找到合理性和正当性的因素。它本身不具有任何意义，只有在具备产生符合正义、秩序、安全和公共福利等标准的实体结果的能力时才富有意义。一种是相对主义程序模式，它基本坚持上述观点，但要求对法律程序工具性价值的追求给予一些非工具性目标的艰制，允许在追求工具性价值目标的同时，兼顾一些独立的价值。第三种是程序本位主义为主兼顾服务价值的相对程序本位理论，即程序价值的完全非工具主义论。它认为评价法律程序的价值标准在于它本身是否具有一些内在优秀品质，而不是它在确保好的结果得以实现方面的有用性。只要严格按照发展的程序办事，就能够得到公正、良好的结果。它详尽地阐释了法律程序的内在价值，为人们评价和建构法律程序提供了又一个独立的价值标准，它强调程序参与者参加到过程中来，成为程序的控制者而不是活动的客体。无论是否有利于实体法的实现，法律执行的程序都应保证服刑人获得公正的处遇。这样就将程序的内在价值与人的道德主体地位联系在一起，确认法律程序具有一种独立的非工具性价值。

三、监狱学研究方式和重点向着程序正义转移势在必行

从上所述不难得知程序正义的本质和其在法学建设中的重要性，也是监狱法学研究规范化学术化所需真正方法论和切入点。它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一个好的法律要变成活的法律，就要看是否通过程序的操作得以实现。法的本质不仅要从实体上理解更要从程序上理解。程序的重要性体现在它的参与者的明确性、权利性、保障性，因为它提供有可诉论性和权利救济性。程序不仅具有独立价值，而且应比实体优先。

所以没有程序就没有实体，应当程序先行;在程序价值与实体价值发生矛盾时，选择程序;当违反程序价值的实体价值强制推行的时候应视为无效，进行抵制。具体来说：

第一，依法治监要求程序正义。走向法治就是走向程序，走向运作过程的规范化、强调“过程中心主义”，把程序正义作为我们监狱工作和监狱法研究的重点，应将保证过程正义研究作为监狱法研究的中心任务。《监狱法》的颁布实施为我国自由刑执行过程中依法治监提供了基础和要求。实行法治要求事物的形式合理性，即自身过程和品质的优良性。法治更多地是法律运行和法律效果问题，程序正义符合法治的特征，排除一种目的的主观价值性。法律中介和服务的价值是一个自然法概念，与立法相关，涉及法的实质合理性(实体正义)。法为这种价值服务的价值是法的工具性价值，这是法的价值的主导方面。虽然法的自身价值是法的价值的从属方面，但是它具有对人的行为的指引、评价、教育、预测的.作用，它是客观法的实体价值的基础，没有法本身的形式合理性作基础和前提，就不会产生法的工具性价值和它的实质正义。〔8〕应致力于监狱自然机能的正效应的建设，注意改造手段和环节的度的把握，体系的构成与整体效应的价值性。精耕细作中有正义产生于这程和程序是自然、客观的程序运行的必然结果，不产生于预定目标和身外强制。比如劳动改造罪犯手段的运用一度发生目标和重心的倾斜，由“改造”偏移到“生产”上去，其原因一是来自“任务论”，一是来自“惩罚论”。持“任务论”观点的人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工作的重点和重心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既然抓经济效益是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当然也就是劳改工作的中心任务。“惩罚说”认为我国组织罪犯劳动就是实施劳役惩罚，就是用服刑人创造经济效益，对他们的劳动任务定质、定量、定工期、定效益，随意增加劳动强度或无限延长劳动时间，因而超出适当限度，使服刑人产生抵触怨愤情绪，甚至将他们役使致死、致伤、致残。这时，劳动改造已不再具有正义性，而只能助长监狱惩罚的负效应。因为它偏离了由适度性所体现的价值，这是由程序运行不规范导致的结果。

第二，程序相对于实体不仅具有独立价值，而且具有优先地位，程序优越于实体，但这并不意味着程序正义能够脱离实体正义和服务功能，二者不是非此即彼或舍此取彼的问题。以程序为主，程序蕴含着实体内容，关键问题是以何者为中心，以何者先行。以程序本身建构为中心，而不是外在目标为中心，要求执行活动每个细节的道德合理性和精确性。以惩罚为例，以程序正义为中心和以服务工具性为中心对执行惩罚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惩罚的概念和含义从略)。我们对罪犯的惩罚是以正义性为品质的，它必须在程序设置和运行中得以体现。这种正义性体现在它以服刑人员接受改造为目的和必要限度，不含有体罚、虐待、劳役等主观设置。“给罪犯造成一定程度的权益损失和痛苦”，其内在机制是置入服刑人的犯罪思想和恶习，是道德人格。这里的“一定程度”是我们要找准的关键因素和科学性所在。这个中心不应以“从重从快”的需要，以社会治安状况和犯罪率上升因素等为转移加大惩罚力度，放宽惩罚范围。程序先行要求目标和结果从程序过程产生，而不是先于程序拟定

。不取决于你要把服刑人改造成什么人，你认为怎样处遇为宜，而在于这种处遇对他们所产生的感觉和影响，在于各个环节和程序的法治性品质运行状况的良好，由客观环境说话，事实说话，服刑人感觉说话，是一个从微观到宏观，从个别到整体，由过程到目标，由程序到实体的自然演变过程，取决于监狱自然机能的作用，而不是从人们愿望出发的心路过程。注重程序建设就是注重度的把握——恰到好处，无过往也无不及，失去了适度性就失去正义性，我们应以程序正义建设为己任，以实体结果为附随和从属，不能为单纯的实体目标放弃、牺牲以至破坏程序，这是一个完全相反的过程和方法论建构。

第三，我们重要的不仅仅是程序，而且是程序正义。社会主义刑罚的正义性、文明性、进步性决定它应具备更高层次的监狱程序的合理性。应建立一套评判监狱法执行手段和运行程序的价值标准，即它的内在道德性和品德是否体现了对服刑人作为人的尊严的维护和关怀，这是程序正义理论的基本观点。这个价值标准或许对他人和社会没有明显的价值，但是，正义体现在实行过程中，强调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实现正义，被监管人就应获得公正外遇。刑罚执行既不是刑法目的的工具，也不是社会政治功利的工具，而是我们用以对服刑人负责，对依法治监负责，对执行活动的科学性本身负责的过程，得到被监管人的认同和积极参与是我们成功的重要参数。一项法律程序的设计应尽力确保它符合内在的价值标准，它应从内部环节而不是任何外部因素得到体现。

法律的正当程序问题在我国法律制度中是一弱项，特别是在监狱法领域中。法律程序是为保障一些独立于实体结果的程序价值而提出的。一项法律程序或实施过程是否具有正当性、合理性，不是看它是否有助于产生“正确”的结果，而是看它能否保护一些独立的内在价值。只有这些价值得到保障，其利益和前途会受到程序结果直接影响的人才能受到基本的正确对待。美国当代法理学家罗尔斯认为：“确保法律程序自身价值的实现是法律实施过程的关键所在，只要遵循了公正、合理的程序，后果就被视为正当的。公正的过程必然产生正义的结果。”〔9〕同时，没有对程序正义的研究，监狱运行本身的现象和规律就会失去载体，重点偏移或者导致虚无主义。

收稿日期：2000-05-2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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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正义对司法公正的价值探析 篇3

一、程序正义的概念界定

对于什么是程序正义, 一句被我们熟知的比奇科默的法律名言似乎是最好的诠释: “公正不但必须做到, 为了令人信服, 它还必须被人看到”。简单地说, 程序正义是追求“形式正义”, 在司法领域中表现为司法过程的正义。

严格说来, 我们所说的程序正义通常应满足几个重要的条件: 第一是参与。第二是中立, 这是对法官的要求, 法官作为居中裁判者, 本身应该秉持不偏不倚的态度, 严格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 坚决拒绝利益诱惑。第三是平等, 在司法过程中, 控辩双方权利义务对等, 杜绝向其中一方多分权利或多分义务的现象出现。法律无法实现绝对的平等, 在实际司法操作中应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处理, 以便实现真正的平等。第四是公开、透明。司法裁判的过程公开透明表明在司法程序中的任何行为和过程都可以经得起检验, 不存在任何操纵司法程序的行为, 这对当事人有一种安全感和对司法的信任感。

二、实体正义价值实现的障碍

我国司法传统做法是更重视实体正义, 这个价值理念本身无可非议, 谁不想还原案件真相, 实现个案公正, 这就如追求真理一般严肃, 但值得注意的是实现实体公正有其自身无法避免的障碍。

第一, 法官裁判所依据的实体法是纸上的法, 它规定具体的权利和义务, 给我们展现的是完美的评判标准, 这种看似公平的分配要想实现必须通过法官及各方当事人参与使其“活起来”, 在各方都受自己的自由意识与主观感受影响下, 如何能保证实体法本身被很好的实践? 毫无疑问, 必须与程序相连接。所以, 实体正义实现与否是依赖于程序正义的。

第二, 我们所追求的实体正义, 简单来说就是还原事实真相, 可是案件事实发生了就不可能再现, 由于人的认识能力和行为能力有限, 也不可能做到。那么, 根据法律判断出来的事实真相就是真相么? 这无法印证。更何况现实诉讼中对事实真实与否的判断都要求提供相印证据, 没有证据就无法做出有利定论, 在你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又提交不出证据证明时又该拿什么维护自己的权利。

第三, 如果以追求实体正义为目标, 那么法官会认为只要能查清案件事实, 用什么方法都无所谓, 都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程序只是实现实体正义的手段。现实司法案例中, 威逼、利诱、甚至刑讯逼供的取证手段屡见不鲜, 因此造成的冤假错案也多次见诸报端, 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 更造成了民众对司法的不信任, 使一些社会矛盾以群体性事件的形式爆发。郭沫若曾说“一个社会最伤心的现象无过于正义的沦亡”。我们之所以要严格按照司法程序行为, 目的就是避免这种破环法治的现象, 让正义的实现能够看得见。

三、程序正义对司法公正的价值所在

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并非对立排斥的关系, 相反它们经常表现出相互依赖的特征, 我们常说, 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 实体正义折射出的道德倾向在日常生活中更易被社会大众感受, 他们在衡量案件判决结果是否公正时, 总是把自己内心的正义感与良知等道德因素作为评判标准。渐渐的, 除了客观真实的事实外, 实体正义似乎还要考虑很多额外的情感因素, 比如, 民众对判决结果的认可程度。程序正义则不然, 它为法律而生。

程序在司法过程中显而易见的作用是规范司法环节的各个方面, 保障实体权利义务顺利实现, 限制参与司法者的权力恣意, 遏制腐败, 让人们切实感受到“看得见的正义”所以程序正义有其独特的价值。

首先, 实体正义不可能脱离程序正义而单独实现, 二者相辅相成。程序正义是保障实体正义实现的必要条件。比如法官审理案件如果不经过一个严格, 有序的庭审程序, 那么控辩双方只会杂乱无章的如街头对骂一般随意陈述自己的理由, 法官不可能从双方对骂中搜集证据进行审理, 进而判断责任承担主体, 所以也不会得到公正的案件处理结果。

其次, 由于实体法固有的缺陷, 它与日新月异的时代总是不能达到完美的衔接与平衡, 时常总是事后通过修改进行补充, 为了解决书本上的法律的这种局限性, 通常会赋予法官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做出决定的权力。这种有限度的自由裁量权不是随意不受约束的, 可是现实中确实会出现法官滥用权力的现象, 而程序正义恰恰在规范法官行为方面作用巨大, 它能更好地规范与监督法律适用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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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宋显忠.程序正义及其局限性[J].法制与社会发展, 2004.

正义价值的法学 篇4

一、正义:国家治理题中应有之义

(一)正义是国家治理的核心要素

罗尔斯认为:“正义就是公平,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罗尔斯的正义观构建了两个原则。一是平等自由原则,指在政治制度上权利和义务的分配中应该确定与保障公民的平等自由权利;二是差别原则和机会公正平等原则,是针对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所做出安排。“第一正义原则: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只有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平等自由原则)。第二原则: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1)在与正义的诸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2)依附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正义”的核心涵义是“公平”,也就是出以公心、无偏无私的“平等”。“平等”不仅是自然之道,也是人间之道。它以“人性平等”“人格平等”为起点,走向“人权平等”。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认为,“治理是基于法律规则和正义、平等的高效系统的公共管理框架,贯穿于管理和被管理的整个过程,它要求建立可持续的体系,赋权予人民,使其成为整个过程的支配者。”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治理是利用机构资源和政治权威管理社会问题与事务的实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把治理作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实现的总体目标,使我国各项制度趋于健全完善。

现代国家治理秉承的价值准则,即是正义,主要指政治正义和分配正义,就是平等和自由的制度化,正确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公平与效率、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国家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关系,提倡“多元化”主体管理,社会各基层、各组织个体都参与国家治理,互相合作,完善制度建设。这种合作以公平、正义、平等、诚信为基础,实现社会正义,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二)正义是国家审计的本质根源

国家治理的本质就是公平正义,国家审计就是监督国家治理过程中受到伤害者得到补偿。作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重要职能部门的国家审计机关理应把促进公平正义为根本职责。国家审计正义不仅是实体性正义,即把保护弱者、限制强者、惩治违法者、保障人民利益为根本原则,而且也是程序性正义及审计主体、规程和功能等符合法律法规和人民的期盼;国家审计正义不仅体现在经济利益方面,而且融社会正义、法律正义等于一体。国家治理过程中,国家审计作为一种内生制度,是国家治理系统中的重要监督控制体系,在参与国家治理中发挥揭示、抵御、预防作用,及时发现社会经济运行中的问题,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以实现维护国家安全有效发展的治理目标。

二、国家治理中国家审计正义能力体现

(一)审计正义是国家治理目标实现的基石

审计正义是关于审计活动和审计制度的正义,主要是指人们在审计制度安排、审计活动中产生的正义观念、正义原则以及对审计活动和经济发展的目的、过程、手段、结果所体现的复杂关系所作的合理性评价。就审计作为经济监督的形式而言,审计活动体现了人的理性原则。作为一种理性的行为方式,审计与正义总是相互关联的。刘家义审计长(2012)提出了“审计实质上是国家依法用权力监督制约权力的行为,其本质是国家治理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内生的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的“免疫系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重要论断。由此可见,国家审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是一种民本治理的为民审计。国家治理的终极目标是“善治”,为实现这一目标,审计的方式、重点、任务和目标方式转变,由原来的财政财务合法合规性审计,逐渐扩展到经济效益审计、国家治理安全性审计、公平公正性审计以及可持续发展审计,在这个过程中要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维护的根本目标,全面履行审计的经济监督职能,及时发现并防范国家治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评估国家经济活动微宏观运行机制的效果性,建构政府、社会和市场三位一体的治理体系,改善国家治理生态环境,提高国家治理运行机制的质量。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成为国家治理实现的有力基石。

(二)审计正义是国家治理目标实现的力量源泉

公平正义和审计监督都是具体的、历史的,离不开现实经济活动,并随着经济实践的变化而变化,两者统一于现实的审计实践活动。其中,审计监督是社会性物质实践活动,公平正义是以合理价值取向为基础的实践精神。人类实践活动和实践精神的辩证统一决定了审计监督和公平正义的关联性。一方面,审计既是实践活动,也是行动规则;公平正义既是实践精神,也是交往规则。另一方面,审计规则注重现实操作性,活动的突然性、公共性与利益密切相关;公平正义虽然注重反思性和应然性,但“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国家审计作为一种重要的国家治理手段,需要保障国家与人民安全,维护民主法治,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的民主与法制、公平与正义的理念,成为是维护国家可持续发展坚实基础的力量源泉。国家审计是为实现国家治理重点效能而服务的,与国家治理目标是一致的,主要体现在增强政府透明度、惩治贪污腐败、维护国家和人民群众安全、积极应对各种危机等方面。因此国家审计机关应加强自身的社会责任感,以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做到公正客观的展开审计工作。

三、国家治理中国家审计正义价值转向

(一)从传统性价值转向人本性价值

在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中,经济价值日益成为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价值判断和追求,价值理性占据审计活动中的主导地位,技术与价值理性的和谐统一,审计正义更多的是关注人类的生存环境,关注民生问题,关注生态问题,坚持人本型审计,坚持一切审计活动是为人类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服务。随着审计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审计的人本价值观统领审计标准和规范。在传统价值审计模式下,就是通过审计的数据来量化批判会计事项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审计价值理念就是业绩考核或者是一种激励措施。现有的审计法律规范渐显落后,逐渐成为束缚审计活动的枷锁。而人本价值审计模式下,审计规范在审计价值理性的指引和统领下,不合时宜的规范内容及时得到了修正和完善,公民和政府都是国家治理主体,倾向人本化,审计规范和标准符合审计的人本价值观,符合社会和人类全面发展观,符合国家治理的目标。因此,国家审计的实质是通过经济监督参与国家治理,是民本治理的一种为民审计。

(二)从个体性价值转向公共性价值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从审计发展史看,传统审计主要进行合法合规审计和财政财务审计,发挥监督作用,而现代审计更加侧重于效益审计,更为重视审计的价值创造。在进行价值衡量时已不能再以单个主体或者少数主体为判断标准,而把由多个主体组成的社会群体纳入考量范围,更关注社会群体公共性价值。加之国家审计的本质是从国家治理视角加强对各有关部门的经济监督,充分体现国家意志,捍卫国家经济安全,发挥国家审计职能,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国家审计这一属性本质,决定了国家审计目标必须是维护公共利益,使得公共利益最大化,体现人民群众利益的公共性,使审计正义由对于个体或少数人的价值转向为国家和社会的公共性价值。

(三)从工具性价值转向目标性价值

在传统的价值观中价值客体是满足主体的需求效用的有用属性。基于此价值观,审计工作在审计的实践活动中,易形成为了实现审计目标而发挥其经济监督、评价和鉴定职能,具有一定的工具性价值。但是随着人类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社会文明的进步,国家审计目标是民本审计,与国家治理总目标是一致的,是追求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追求人与自然、社会、自身的和谐发展,实现一种互动的良性的可持续性。这是国家审计正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追求的根本目标,是人类为之奋斗的价值目标指向。

摘要：正义作为国家治理中的核心要素,蕴含于国家治理之中,也是国家审计的本质根源。审计正义是约束国家审计行为的一个基础价值,是国家治理目标得以实现的基石与力量源泉,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推动国家审计正义由传统性到人本性、由个体性到公共性、由工具性到目标性的价值走向。

关键词：国家治理,国家审计,审计正义,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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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价值的法学 篇5

一、公平正义: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价值取向

早在古希腊时期, 公平正义就已是社会追求的最重要的美德。亚里士多德认为, 在各种德性中, “公正是最主要的, 它比星辰更加光辉”, “公正不是德性的一个部分, 而是整个德性”, “公正集一切德性之大成”[2]。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 也是构建社会主义社会的内在基本要求。而现阶段, 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建设目标及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最基本的任务就是必须要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公共服务均等化即政府要为社会公众提供基本的、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标准的、最终大致均等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3]。公共服务均等化包含着这样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在范围上不是泛指满足社会成员生存与发展需要的全部公共服务内容, 而是特指的那些尚未达到均等化提供状态或尚未达到社会均等化受益程度的公共服务项目。二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是一个复合性的目标体系, 公共服务涉及到政府提供服务的财力分布的均等化, 政府提供服务的能力配置的均等化, 政府提供服务的结果分配的均等化, 社会成员从政府提供的服务中获得的受益程度的均等化等多重含义。公共服务均等化应以公共服务的社会平均水平为基准, 实施偏离基准越大就多给予、离基准近少给予及超过基准者不给予的政策导向, 这样才能确保最困难和较困难的地区及群体缩短享受到社会平均水平的公共服务的时间, 最终使全体公民享受均等公共服务的权利得到满足和维护。为限制社会资源配置的不平等, 政府必须在社会权利与义务的分配上始终秉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

中国政府针对改革开放以来贫富两极分化的加剧以及弱势群体的增多, 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建设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的目标, 在2006年提出加快公共财政制度改革,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党的十七大更赋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学有所教, 劳有所得, 老有所养, 病有所医, 住有所居”的具体内容, 这条体系完整的民生发展道路实质上就是一条不断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发展路线, 即要通过平等以及平等基础上的公平正义来解决中国当前所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因此, 公平正义也就成为了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中最基本的价值取向。

二、公平正义: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核心价值追求

(一) 公平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核心理论追求

公平与生俱来地具有社会性, 人们将它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生活各领域, 追求“公则正”、“公则平”的社会效果。公平最初被用来处理人际关系, 而后跃升到社会生活领域, 尤其是政治领域。公平常常被界定为反映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它以规范和规则的形式规定人们活动的范围、方式, 使其相应的权利与义务实现统一, 从而达到社会发展的均衡合理状态[4]。

在古西腊时期, 苏格拉底认为公平是知道如何行动最好, 是美德与知识的统一。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首先提出了公平正义的问题, 强调公平即和谐, 正义是个人和国家的“善德”。公平是各司其职, 各守其序, 各得其所。亚里士多德则把公平理解为各种德性的总称, 把公平分为普遍的公平与特殊的公平、分配的公平与纠正的公平、相对的公平与绝对的公平。伊壁鸠鲁则提出了社会契约理论, 把公平正义看做是人们彼此约定的产物, 认为公平就是人们把社会生活过好, 彼此快乐和谐, 制定共同遵守的社会契约。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则认为公平原则的意义就在于遵守已经订立的契约, 目的是为了结束人与人之间是狼与狼的敌对战争状态。美国政治哲学大师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谈“公平”时认为, “在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状态下, 要尽力作出和谐安排, 既符合地位最不利的人的最大利益, 又要提供公平机会发展的均等条件”, 主张通过国家干预的方式来实现分配结果的公平。而诺齐克则指出社会公平是一种程序性要求, 它不应该受程序最终状态的影响[5]。近代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人也对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和研究, 而空想社会主义者把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未来理想社会的重要价值追求。不同时代和不同社会的人对公平的感受和认识很不相同, 但人们却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公平的基本内涵, 即以平等为基础, 允许存在差别, 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他们都希望能设计一种完善的、旨在为个人幸福和发展所必要的社会保障条件来实现和维护公平。

发展到当今社会, 公平已是法治与道德的有机结合, 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 也是社会进步发展的先决条件。在发达国家中, 公平已成为社会资源配置和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考量指标。特别是在法治社会, 通过立法来实现社会公平已是其显著的特征和最为有效的工作途径。在当代文明国家中,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 都会在其指导思想中阐明宪法的社会公平理念, 进而维护社会公平, 这也为建立国家制度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而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处理社会关系的一种价值要求, 是衡量国家制度道德性和合理性的根本政策和标准。在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 要将差距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在社会领域中保障老百姓的基本权利。这就需要政府和社会给予公平制度性保证和有效支持, 以确保社会领域基本公民权利的公平实现。公平以它的价值理想对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进程起着引导作用, 公共服务均等化属于事实描述, 公平则属于价值追求。正如孟德斯鸠所言:“国家的收人是每个公民所付出的财产的一部分, 以确保他所余财产的安全或快乐地享用这些财产。要把国家的收入规定得好, 就应该兼顾国家和国民两方面的需要。当取之于民时, 绝对不应该因为国家想象上的需要而排除国民实际上的需要。”[6]

在公共服务领域中, 人的六项权利即生存权、健康权、居住权、受教育权、工作权和资产形成权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或满足的。中国目前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 但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有违于社会公平的工作方法, 尤其是在教育、就业、社保等领域较为突出。这就需要政府负起责任, 通过到位的公共财政来给予老百姓以养老、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方面的保障, 解决市场留下的“服务空白”, 确保社会领域基本公民权的实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部长级会议上也提出:我们应该坚持社会公平正义, 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 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

(二) 正义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本质理论追求

人类社会关于正义本质理论的追求也是由来已久。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可以区分为两种, 即一般的正义和特殊的正义。他更为关注合理、平等的正义即特殊的正义, 认为它包括分配正义、矫正正义与交易正义。其中分配正义在其正义观中处于核心地位, 它关乎对公共财物 (奖赏) 和公共权力 (荣誉) 的分配。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看法, 分配涉及两个要素即具有一定价值的事物和应该接受事物的人。正义的分配就是以具有恰当价值的事物授予相应收受的人。换言之, 分配正义的内涵是“对平等者平等, 对不平等者不平等”, 同时, 正义是依其本性各司其职, 也就是人尽其才, 物尽其用。即“政治权力的分配必须以人们对于构成城邦各要素的贡献的大小为依据[7]。总之,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凡有利于城邦稳定与和谐的行为就是正义的, 人们依其才德各司其职, 就是正义的。

霍布斯则在《利维坦》中说:行为的正义, 被著作家们分为交换的正义和分配的正义。他们认为, 分配的正义是同等的利益分配给具有平等价值的人们。分配的正义是仲裁人的正义, 也就是确定“什么合乎正义”的行为。无论怎样, 如果他在履行他的职责, 便可以说是把每一个人的应得分配给每一个人:这是真正的正义分配, 可以被称为 (尽管不很准确) 分配的正义;但更准确地说是公平;这也是自然法。遵守这个法律, 把理应属于每个人的东西公正地分配给他, 便被称为公平[8]。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则提出了“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 指出正义是社会结构的基础, 是各种制度的首要美德, 包括政治制度和各种社会制度。他指出:“当对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配没有在个人之间做出任意的区分时, 当规范使各种社会对社会生活利益的冲突要求之间有一种恰当的平衡时, 这些制度是正义的”, 因此,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为此, 他提出两个正义原则, 一是应用于公民的政治权利领域里的自由平等原则, 二是调节社会经济利益的不平等问题, 使之“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 包括机会公平原则和经济利益分配的差别原则[9]。而诺齐克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中, 提出持有的正义、转让的正义和纠正的正义, 凸显了极端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二者具体主张差别很大, 但他们都对社会的合理性问题进行了追问[10]。

以上学者提出的这些理论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具有相当深远的启发意义:它们从不同角度为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提出奠定了实质性的理论追求。一般认为, 公共服务的关键特征是均等化 (即公益性) , 也就是每个服务对象都大致机会均等、权利均等地享有这些服务资源和公共服务本身;而不能有人或有某些特定的主体通过某种方式或理由而占有、分享到更多特别的资源和专项服务。而正义原则是一种合作体系中的主要的社会制度安排, 这一原则要在这些制度中掌管权利和义务分派, 而在此指导下提出的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一政策导向本身就决定了社会生活中利益和负担的恰当分配[5]。

综上所述, 公平正义既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与实质的追求, 同时也是公共服务在实现均等化的过程中努力所追求的核心价值观。建立于公平正义基础之上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亦必须以公平正义作为其实现过程中的核心价值追求。只有如此, 才能够真正实现公平正义的作用和价值。只有能够体现公平正义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才是我们所真正期望的公共服务均等化。

三、实现公平正义: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历史使命

自改革开放以降, 我党就十分重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 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11]在中国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 经济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人民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 平均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社会在公平正义的落实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收入分配的差距也在迅速扩大, 各种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还普遍存在。

在此背景下, 政府提出了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奋斗目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把进一步完备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完善公共财政制度, 逐步实现公共服均等化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这对于解决中国社会目前存在的公平正义缺失问题能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首先, 必须大力弘扬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全面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不仅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稳定的制度保障, 也必然需要强有力的精神支撑和良好的文化条件。当前在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 要同步加强公民的公平正义价值观教育, 使广大人民都能树立起公平正义的社会理念, 才能为在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中实现公平正义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其次, 必须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在特定的社会制度中推进的, 制度的设计、安排与稳定对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最终实现具有决定性影响。中国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 所需的起点公平和机会公平还存在问题, 因而需要在制度建设中予以维护与确保, 建立能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法律制度, 进行公正合理的各项制度安排。最后, 必须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内容就是实现分配的公平正义, 即实现社会价值或利益的合理分配。公正合理的利益分配, 能够调动利益生产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同时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从而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有序地发展。在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 也要进一步完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社会阶层之间正常、规范的利益表达机制, 及时、有效地解决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 形成和谐统一的社会利益整体。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 要求遵循公平正义的原则, 合理改革分配制度, 使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社会阶层之间的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的配置均衡, 尤其是群众个体对自己的分配所得及自己与他人分配所得差距也感到均衡, 这样才能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稳定, 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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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价值的法学 篇6

一、社会正义问题的表现

1. 社会正义价值取向上存在偏差

改革开以来, 一部分人对财富和物质享受的欲望不断膨胀, 形成了一种极端的功利主义倾向。在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下, 部分人的社会行为呈现出明显的惟利是图的非道德倾向:各种假冒伪劣泛滥, 坑蒙拐骗盛行, 为了个人或者小团体的利益不择手段, 不计后果。更为严重的是人们对这样的行为似乎已经表现出见怪不怪、麻木不仁的心态, 社会制度和道德的规范和约束功能弱化。这种局面的出现, 从某种意义上讲, 是社会缺乏一种内在的积极向上的精神或者内在价值支撑的必然结果。同时, 也说明了我们的社会价值取向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偏差, 极端个人价值观已经成为部分社会成员的主导价值观。这种极端个人价值取向的发展, 已经严重扭曲了人们的以社会为取向的正义观念, 阻碍了社会共同理想的形成, 影响了民族精神和创新精神在凝聚人心方面作用的发挥, 最终将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谐和健康发展。

2. 社会分配的过程和结果缺乏合理性

在社会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上问题上, 由于不合理因素的广泛存在, 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让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裕起来演变成了使少数人通过不正当手段暴富;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变为政府甩包袱;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变为一切交给市场;政府为市场服务变为政府为老板服务。有人认为经济发展、物质财富总量增加了, 社会自然就正义、和谐了, 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改善了, 社会就会正义、和谐了。以上这种种现象和心态, 都说明了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 在分配正义问题上存在的严重问题。这些严重问题, 直接导致社会收入分配的悬殊, 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缺失, 影响了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形成, 甚至还影响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3. 社会转型期的道德失范

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剧烈的社会变化给人们的思想特别是道德观念带来了强的冲击, 由此引起人们道德观念的混乱和道德秩序的破坏。一方面, 由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变化和社会秩序的变迁, 原有旧的道德观念许多已不再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另一方面, 维护社会稳定和正常生活秩序所需要新的道德观念还没有形成。因此,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 必须高度重视和切实保证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要充分体现社会最基本的正义, 以此重新塑造和树立人们道德观念中的正义理念。因此, 道德正义的需求成为了社会正义的一个迫切的问题, 它将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

4. 社会转型期的某些制度存在一定程度的公正性缺损

社会转型期的大规模全方位的制度创新, 导致这一时期各种制度处在不断的变动中, 不配套不完善的地方在所难免。中国目前广泛存在的公正性缺损, 主要体现在法律制度和各种社会制度上。罗尔斯认为, “即使在法律和制度不正义的情况下, 前后一致地实现它们也还是要比反复好一些。这样, 那些受制于它们的人至少知道它们所要求的是什么, 因而可以尝试着保护自己, 相反, 如果那些已经受害的人们在某些规范可能给与它们某种保障的情况下, 还要受到任意专横的对待, 那就是一种更大的不正义了。”中国现阶段存在的形式不正义, 主要是在法律和制度面前的“区别对待”和“双重标准”, 由此引发的执法不严、执法不公现象, 都是对制度和形式正义的极大损害。制度公正性的缺失, 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社会正义的缺失。

二、实现社会正义是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途径

社会正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一个基础性价值, 也是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基础。目前, 中国社会正义问题的严重存在, 给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提出了严峻挑战。特别是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正义问题, 其实质上是一个社会在建构其核心价值体系进程中的问题。社会正义从其内容来看, 包括经济正义、道德正义、政治正义和法律正义。为此, 要针对中国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社会正义问题, 从规范分配秩序、加强道德建设和完善各种制度入手, 切实保证基本社会正义的实现, 以此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

1. 明确社会正义价值取向, 树立社会主义正义观

针对中国现阶段出现的某些极端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倾向, 社会正义的价值取向要回归社会, 应当以社会为本位确立社会正义价值取向。社会本位的社会正义价值观要求个人在追求和实现自身利益的过程中, 应当把社会的利益置于最高层面并将社会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有机结合起来, 在实现社会利益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利益。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正义观, 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 特别是对于全民族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2. 实现分配正义

社会正义的基本问题就是分配正义问题集团中分配全社会的资源, 而是指社会的基本资源如何在社会成员, 也就是基本权利义务或社会基本资源的分配问题。这个分配不是指政府作为主体在全体社会成员、中、集团间配置。要克服中国在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心态, 最有力的措施就是利用公权力的惩罚正义, 也就是在分配过程中利用法律制度进行规范。公权力的惩罚正义, 对于合法、守法行为者是一种支持, 是对社会正义的维护。当然, 在通过公权力实现惩罚正义的过程中, 必须注意程序的正当性, 结果的合善性, 惩罚的中和性。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分配正义, 最终实现达到正义, 促进社会共同理想的实现。

3. 实现道德正义

道德正义是正义要求的道德体现, 或者说是从道德的角度来体现正义的要求, 具体体现为道德规范体系中的正义原则。道德正义的基本要求是以平等的精神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每一个人都要自觉维护自己的平等权利, 履行自己的平等义务。实现道德正义必须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是平等原则。体现为人格上的平等、权利义务上的平等和财富上的相对平等。同时要求, 平等地看人, 平等地待人。二是自由原则。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 每个人自由权利的行使一方面要取决于他人的“不干涉”, 另一方面又不能干涉他人对同等自由的享用, 所以自由原则应该使每个人能够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三是应得原则。即给人以其应得的各种权利和利益。四是个体原则。个体原则要求个体要明确自己的价值, 承担起应当承担的责任。只有遵循这四个方面的内容, 道德正义才能够实现, 进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所要求的最低限度的公民道德才能实现。

4. 实现制度正义

实现社会正义的基本条件是各种制度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制度正义首先要求的是分配制度的正义, 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论述了。另外, 制度正义还有以下要求:经济活动、职业选择, 要按制度安排, 使各种职务、地位对每个人开放, 保证充分而公平的市场竞争、充分就业。在治生活中, 通过制度的正义安排, 使人人就业机会平等, 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择业机会、参与竞争的机会, 使每个有选举权的公民平等地行使选举权等。

三、社会正义对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意义

社会正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基础性价值。任何一个缺乏正义的社会, 都是没有精神支撑的社会、没有道德良心的社会、没有发展动力的社会。实现社会正义对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深远的意义。主要表现在:

第一, 社会正义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具有促进作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现阶段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信念。当前,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正义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 也是社会主义荣辱观中最高层次的道德内容, 因此, 实现社会正义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促进作用。

第二, 社会正义对于进一步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具有推动作用。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民族意识、民族心理、民族品格、民族气质的总和, 是社会进化过程中积淀的稳定的社会因素, 而时代精神是随着社会进化不断呈现的积极向上的精神。民族精神的精华和时代精神的进化, 真正的内在动力之一是人们对社会正义的执着追求。

总之, 社会正义是社会的重要价值,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基础价值。严肃对待并切实解决中国社会生活中存在的正义问题, 应从社会主义正义观、分配正义、道德正义和制度正义等方面着手。只有实现社会正义, 才能实现社会的平等, 自由, 才能实现人们的共同理想, 才能真正能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从而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 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摘要：社会正义问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重大现实问题, 社会正义是社会的重要价值,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基础价值。严肃对待并切实解决中国社会生活中存在的正义问题, 应从社会主义正义观、分配正义、道德正义和制度正义等方面着手。只有实现社会正义, 才能实现社会的平等、自由, 才能实现人们的共同理想, 才能真正能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从而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 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正义价值的法学 篇7

一、怀有标签印象的教师对待学生的职业态度

美国电影《热血教师》 (英文原名“The Ron Clark S t o r y”) 一开始, 就将观众带到了学校剧场:1994年的某一天, 一位名叫伦·克拉克 (R o n Cl a rk) 的老师到纽约州的斯诺顿小学报到上班。就在他坐在教学楼一楼过道上等待校方安排他与学生见面的间隙, 他发现一个小男孩正站在一间教室门口的垃圾桶里面。克拉克不解地上前和他攀谈:“嗨,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小男孩卑怯地答道:“老师说我学不会, 所以我应该去和垃圾呆在一起!”此刻, 教室里传来一名女教师高亢的声音:“好了, 现在安静下来, 我们开始进行默读。”与此同时, 克拉克深切体会到小男孩内心充满的自卑与无助, 于是, 他采取了平等交往的策略:“我是克拉克, 你叫什么?” (伸出手去和站在垃圾桶里的哈德里握手) 小男孩瞪大眼睛回答:“哈德里·克雷格。”克拉克一边跟哈德里握手一边说:“很高兴认识你。”突然, 克拉克灵机一动装作“健忘”地问:“哦, 很抱歉, 我太健忘了, 我叫什么来着?”哈德里有些惊讶地回答:“克拉克先生。”“哦, 瞧见没?你刚才就学会了一样东西。”说着就顺理成章地把哈德里从垃圾箱里抱了出来, 并友好地摸摸哈德里的脑袋。此刻, 哈德里内心被那名女教师贴上的“学不会”的标签已经被克拉克成功地去除了。小哈德里问了一个让每位观众都关注的问题:“克拉克先生, 你是要当我们的新老师吗?”此刻, 教室里再次传来那名女教师的声音:“艾伦, 别交头接耳!”克拉克用微笑和耸肩作答。

从这个令人熟悉而又陌生的教育片段开始, 我们能够感受到的一点是:教育从来不是教师“一个人说了算”的事情, 尤其是对于那些被贴上了种种“不行”“不会”“不好”等否定性人格标签的学生而言, 这种标签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教师已经放弃了对这些“在场”学生 (当然一些极端的教师可能让他们像小哈德里一样被请“出场”) 进行教育的意愿和希望, 所以, 即便他们依然在场也是一种人格的“虚相”, 一种“否定性的存在”。不难想象, 头顶着这样的人格标签, 这些学生能够享有怎样的教育资源?头顶着这样的人格标签, 这些学生还能否获得真正平等的发言机会?头顶着这样的人格标签, 这些学生在同样的课业表现的情况下还能否受到应有的评价与对待?……笔者认为, 与其说这是教师理性的不足或者人格的不健全, 不如说是教师教育学的匮乏。缺乏这种教育学的教师, 不懂得“去除标签”去看待学生——事实上, 当你在以“老眼光”或者“道听途说的事实”去审视某个学生的时候, 学生也看出了你的水平——这样的老师是非专业的。这种非专业体现在, 教育者不懂“教育”这种面向未来、面向成长的育人志业需要一种乐观和积极的态度, 这种教育的志业需要你始终乐观地对人怀有希望、充满期待, 总是从其积极的方面去肯定被教育者的勇气和力量, 总是从其善良的表现去扩大和发扬他做人的德性和理智, 总是从其阳光的一面去引导他走过挫折与不幸, 总是让其在点滴的信赖与鼓舞中得到解放和成长……笔者认为, 这是怀有教育学和懂得教育的人最起码的品质, 教师这样一种以实践教育为生命的职业人显然义不容辞, 责无旁贷。

二、标签印象去除对教师的实践意义

从教师的职业生活品质上讲, 如果一名教师总是习惯性地按照某种“标签印象”去对待学生, 他往往停留在职业意义上“当老师”而无法在专业意义上“做老师”, 因而他就容易产生“职业倦怠” (事实上, 这个意义上的倦怠并非来自工作本身, 而是来自于教师教育学修炼上的匮乏) , 他便不再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每天重新审视展现在他面前的活生生的人, 他也不再愿意每天重新期望学生有新的成长。因此, 他也就不能感受和发现那些被贴上“否定性标签”的学生身上所发生的积极性变化, 在他的眼光中或许只有那么几个被贴上“明星”标签的学生。于是, 这样的教师的眼光变短了, 这样的教师的心胸也变窄了, 这些教师在不能承认所有在场学生的同时, 也将不能在一些学生那里成为真正的“在场”。因此, 做老师的人在发现你的班级里面有人总是试图挑衅滋事的时候, 你要自省是不是你的标签出了问题。笔者认为, 对于一名新教师尤其重要的是, 他必须要有“去除标签”的教育智慧, 这应当是教师教育学的第一信条和首要原则。没有这一条, 你可能只是前任受挫教师的替身;没有这一条, 你就无法真正面对你的学生;没有这一条你将永远没有机会获得所有人的接纳;没有这一条, 你等于一开始就放弃了自己的教育理智与专业眼光——对于一个没有教育理智和专业眼光的教师, 他处理问题和冲突的方式往往不是强制命令, 就是不管不问。前一种教师像“警察”, 学生见了他就像猫见老鼠, 因为他眼中的你总不是个好角色;后一种教师像“佣人”, 学生打心眼里瞧不起他, 他除了面对知识的本领之外再没有管理人的能力 (至少他在学生心目中的印象如此) 。

让我们重新回到故事当中。在这个去除标签的插曲之后, 电影《热血教师》安排了一个蒙太奇的插叙:故事的主人公克拉克老师在一个庆祝会上被宣布, 他以“临时教师”的身份所教的五年级课程已是连续第四年名列全佛特郡第一名, 此刻, 他有一个细节性的动作——他用食指用力指指周围他的学生, 他意在表达:他的成功来自于学生的成功, 换言之, 教师的成功取决于学生的成就。学校为了表达对他的庆祝与感谢, 在停车场的路边石上刻下了他的名字:Ro n Cl ark, 1994。然而, 令人意外的是, 克拉克并没有在辉煌中继续停留。他对他的父母讲:“我喜欢这个地方, 但我得换个地方, 妈妈, 在他们用那块停车的空地给我做墓碑之前;纽约的公立学校急缺好老师, 报纸上说他们跪求好老师, 爸爸, 每一年我都告诉我的学生们, 去追逐人生中最渴望的东西, 敢于做梦, 勇于冒险, 现在是我来兑现自己所言的时候了。”于是, 就有了我们在电影序幕中看到的、他在纽约哈林学区斯诺顿小学走廊的垃圾桶旁与小哈德里相遇的那一幕。影片中该校的“最优班”和整个学区的“最差班”对门而设:一个班看起来井然有序, 而另一个班却“疯疯癫癫的” (克拉克语) ——按校长的说法, “他们可不仅仅是疯疯癫癫的, 这些学生在学习、个人修养和社交技能上有很多问题, 比如, 泰肖恩·米歇尔, 他就多次被劳教。”根据克拉克过去四年优异的教学成就, 学校本想安排给他三年级的一个“正常”班级。因为在校长的眼光中, 这个一年内换了六名教师的班级根本就“不缺”老师, 根本就“不需要”老师 (潜台词是:他们是一群不可救药的孩子!) , 而且如校长所说“没有人愿意带这个班”。然而, 克拉克却说:“这里就缺一个老师”“是的, 没有人愿意, 但我愿意”。校长怀疑他的动机, 又提出了明确的教学要求:“学业对我来说很重要, 只有这样你才能呆下去。”作为普通观众, 我们或许很容易去赞叹克拉克本人挑战自我的勇气, 然而, 作为一名教师, 笔者认为, 我们更应该看到他对学生的价值信念:他相信他们并不像其他老师所说的那样已经“不可救药”, 不仅于此, 他还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撕掉贴在这些孩子身上的“不可救药”的标签, 使他们成为有希望的、受人尊重的人。

三、教师在班级管理上的正义价值领导力

整体而言, 由于受到学校老师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和有意识的“不可救药”标签的影响, 这些孩子对学校的所有“秩序”采取了一概否定和全盘抵制的态度——他们表现为彻头彻尾的“后现代”——他们反对 (学校) 传统, 反 (学校) 文化, 他们通过这种“反动”逼走了一个个试图“教育”或者“改造”他们的教师, 并以此证明自己存在的自由。需要强调的是, 他们虽没有学校里的班级观念, 但他们却有着自己的小团体, 并且还有自己的“精神领袖”——莎美卡。从克拉克在接手班级之前对这个孩子的家访情况看, 莎美卡身处单亲家庭之中, 她的母亲整日工作繁忙, 为此她要帮母亲照顾另外三个年龄更为幼小的孩子, 因此, 她无形之中身上带有许多“长者”的气度。与之形成反衬的是生长在男权家族里的另一个小女孩——班德里德。家访的时候, 她要回答老师的疑问, 而父亲呵斥道:“男人在讲话!”因此, 她的内心怯懦而无助。要实现这样一群“无法无天”的孩子的转变, 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克拉克在进行了多次讨好行动而屡屡遭遇挫折之后, 最终选择了“价值领导”的方案。他为班级建立的第一条班规就是“我们是一家人, 我将成为你们的家人, 而你们也将成为我的家人, 这就表示我不会离开, 而你 (指莎美卡) 也不会离开……我们是一家人, 所以我们要相互支持、维护彼此”。第二条班规是“我们要相互尊重彼此”。对于这种尊重, 它要求学生首先体现在言语方式上:回答问题时要讲“是的, 先生/老师”或者“不是的, 先生/老师”, 而不是用他们所习以为常的“伙计、哥们、白痴或者呃呃”等词汇。他为班级建立的第三条班规是“我们进出教室都要排队, 包括吃午饭的时候”。随后在此班规遭遇挑战的时候, 他从班德里德课下所看的马丁·路德·金的著作中所宣扬的“正义”与“自由”的理念中找到了理论支撑, 并在班级上宣讲这一思想, 并将之化为一种集体性的价值领导力——它在午餐排队这一事件中彻底扭转了莎美卡在班级里面的特权思想:她不承认自己是插队到最前面的, 大家都挨饿。尽管莎美卡是被迫承认的, 但这种“价值”已经得到其他学生在实践意义上的广泛认同和遵循。

笔者认为, 对于集体而言, 这些以“价值”形式呈现的三条“班规” (支持、尊重、秩序) 可以归结为一种对集体成员而言的“正义价值”——每一个班集体中生活和成长的个体学生都无一例外地要遵守和尊重这一价值原则, 否则, 它就不能在这个相互支持和彼此尊重的价值前提下得到他人的支持与尊重, 从而也就无所谓得到他人的认可、与他人建立友谊和获得自己的发展与成长了。接下来, 教学上的突破, 克拉克是以喜剧化的方式 (笔者称之为“奖励式自我惩罚”教学模式) 进行的:只要学生安静地听讲15秒钟, 他就喝下一盒奶 (这就意味着他最终会喝到要吐) , 这样学生为了看到他吐就专心去听讲了。结果, 学生第一次体会到了听讲的乐趣。虽然他们并没有看到老师真的喝到吐, 但对老师的良苦用心却开始有所领会。更为重要的是, 他们在感受到克拉克老师对他们人格尊严的深沉的爱护及对他们价值成长的由衷的期待的同时, 他们开始对“价值班规”产生了一种“价值自觉”, 这一点在克拉克生病住院期间得到了证实。至此, 这个学区的“最差班”也开始由克拉克本人的“身体领导”为一种由克拉克建立起来的“价值领导”所替代。通过这种“价值领导”, 我们能够发现一个班集体能够自觉地运行良好, 而不需要教师总像“警察”一样“盯着”才行, 更不需要家长总像“佣人”那样“讨好”才做。至此, 价值开始成为个体内在的动力支撑和行为原则。

四、结语

诚然, 克拉克老师的具体做法未必值得推广或仿效, 然而, 从他以“临时教师”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到他在这个全学区的最差班所取得的教育上的成功来讲, 值得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思考其中的道理。为什么他能够让学生从讨厌一切老师到最终接受并喜爱他?为什么他能够让一群在学习、修养和社交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的学生转变为令全校为之骄傲的班集体?是什么发挥了真正的教育作用?是什么让一帮“问题学生”变成了“好学生”?是什么支持着一名教师总是可以取得教育上的成功?是什么维护着一个没有教师在场的班集体良好的生活秩序?……这一连串的疑问, 绝对不仅仅是初任教师才有的疑惑和应当追思的;这其中的道理也绝对不仅仅只是教师应该探讨和修炼的教育学。这是因为, 教师所面对的对象——“学生”——身上还背负着许多其他的社会身份:他们还是“孩子”。作为孩子, 他们属于一个个有着不同背景的家庭, 也同时属于他们所共在的那个社会与社区。我们难道真的能讲教育仅仅就是教师的事情?这对教师而言既不客观也不公平——教育属于全社会, 属于社会中的每一个人, 不论他是否意识到, 他都不可避免地在扮演着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角色——因为我们也一直背负着“孩子”的身份, 尽管我们可能已经做了“父亲”“母亲”或是“老师”, 我们却永远摆脱不了我们做“孩子”的成长情结和教育需要。

正义价值的法学 篇8

关键词：洞穴奇案,实事求是方法,法学研究,当代价值

一、法学名著《洞穴奇案》相关概况

(一) 《洞穴奇案》基本案情

《洞穴奇案》是美国学者萨伯著述, 这本书的灵感来源于美国著名法学家富勒1949年在《哈佛法学评论》上发表的“洞穴探险奇案”:纽卡斯国的5名洞穴探险协会成员进入岩洞探险时, 因发生山崩而受困, 在被困的第20天, 负责营救的工程师告诉他们至少还需要十天才有可能获救, 并且在医疗专家口中得知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再活10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其中一名探险员威特莫尔询问医生吃掉一名成员的血肉是否可以维持生命, 医生给予了肯定的回复, 但当询问是否可以通过抽签决定谁应该牺牲时, 在场的医疗专家、法官和其他政府官员没有人愿意回答。最终, 5人还是决定采纳威莫尔的建议以抽签的方式选出一名牺牲者, 但在执行前威特莫尔决定撤回约定, 而其他4人仍坚持执意抽签并选中了威特莫尔。在这四个人被获救之后被指控故意杀人罪成立。

(二) 《洞穴奇案》中两位主审法官的意见

特鲁派尼首席法官认为:作为民主国家的法官, 他的职责就在于根据法律条文的平常含义作出自己的判决, 而不能在立法机构所制定的法律条文中加入自己的价值偏好, 虽然同情心会促使法官体谅被告当时所处的悲惨境地, 但法律条文不允许有任何例外。从其简明扼要的判词中来看, 特鲁派尼显然是法律形式主义与法律实证主义的代言人。

然而另一位福斯特法官却有着与众不同的见解:根据社会契约理论, 自然状态下的人们正是为了在文明社会里的和平共存才成立了政治国家, 这一契约也构成了国家法律强制力的基础, 然而现实的状况使他们并非处于“文明社会状态”, 而是处于自然状态。威特莫尔所提出的并经所有人同意的生死协定就构成了他们的生死契约, 也是本案中应当适用的有效要件。然而, 古老的法谚有云:“一个人可以违反法律的表面规定而不能违反法律本身。”任何法律都应该根据它的明确目的来获得合理解释。

(三) 两大法学理论之争使法理学陷入“永恒的洞穴”之中

从法理学的本身维度出发, 特鲁派尼首席法官与福斯特法官的观点之争实际上是法理学自然法学与实证法学两大流派之争, 抑或是实质主义与形式主义之争。自然法学往往追求法律的实质价值, 追求实质的公平、正义, 属于“应然法”的范畴;而实证法学往往关注法律本身, 单纯从法律的条文规定去审视案件, 属于“实然法”的范畴。这两大传统理论之争依然存在于当今法学界, 使得法理学陷入“永恒的洞穴之中”, 捉摸不透, 发人深思, 通过整个审判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司法哲学的多样性, 从而进一步导致司法界面临此种案件时难以合理、公正、公平地审判。

实际上, 两大法学流派之争是法律价值之争。法的价值问题一直是千百年来哲学家和法学家们思考的主题之一, 正如美国法学家庞德所说:“在法律史的各个经典时期, 无论在古代和近代的世界里, 对价值准则的论证、批判或合乎逻辑的适用都是法学家们的主要活动”。譹)

纵观法理学两大理论的长期之争, 仅仅从法律自身难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那么, 从什么样的维度去解释和分析法理学中自然法学与实证法学之争?怎样去确立立法、执法和司法活动中价值位阶的问题?本文将从第二、第三部分去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和解决这两个问题。

二、法学研究引入实事求是方法的重要性及其当代价值

诚如柏拉图所言:蒙昧的大多数需要精英去指引, 唯有“哲学王”才能带领群氓走出洞穴, 沐浴温暖的阳光。当法律本身难以解决案件的时候, 需要援引法哲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 从原理本身探求法律现象的真谛。

(一) 法学研究引入实事求是方法的重要性

面对法理学传统价值理论的两大争议, 单独从法律本身的角度难以解决, 这时我们可以借鉴“科学之科学”哲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从法的价值角度分析实证法与自然法学, 不难发现法律具有传统的正义、自由、平等、秩序四种价值。特鲁派尼法官高度重视法的秩序价值, 认定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应当充分尊重法律的权威, 特鲁派尼没有讨论这些人所作所为的对错善恶, 仅仅强调法官宣誓的是法律而不是个人的道德理论;相反, 福斯特法官尊重法律的价值位阶, 因而他认为正义、自由是法律的最高价值, 当上位价值与下位价值发生冲突时应当尊崇法律的上位价值, 即在此如此封闭的环境下不应当过度地强调秩序, 而应当考虑到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此乃正义所在。

笔者认为, 在社会主义法治中国应当借鉴福斯特法官的审判理念, 这不仅体现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统一, 更体现了实事求是方法在法学研究中的重要导向作用。分析福特斯法官的观点, 其强调法律适用于“文明社会状态”, 这样国家强制力才能保证实施, 才能得到最广大人民的尊重和遵守, 这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法哲学方法, 一切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转移而转移。司法实践不应当尊崇“法律本本主义”、“法律万能主义”, 应当从动态司法中维护人民主权和司法正义。

(二) 实事求是方法对法学研究的当代价值

实事求是方法按照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观点可以归纳为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本然和应然的统一、理想和现实的统一等。实事求是方法所要求的“逻辑-反思”能力与“批判-创新”能力在当代法学研究中应当值得充分的重视和借鉴。

就“逻辑-反思”能力而言, 在当代法学研究中往往注重逻辑推理方法是演绎推理, 即遵循“大前提-小前提-结论”这一推理过程。然而, 在当今法学研究中一般将法学权威理论或通说作为演绎推理的大前提, 但是实践发展是永无止境的, 我们应当运用法律证成的观点不断去修正大前提的正确性与合理性, 在逻辑中反思、在反思中学会逻辑的方法。

就“批判-创新”能力而言, 福斯特法官重点批判了特鲁派尼首席法官的法律形式主义的观点, 他认为法律价值的定义与判断应尊崇实事求是方法所表达的理论内核, 应抛弃“法律本本主义”, 将法律所追求的实质价值作为衡量法律好坏的标准, 其前提性批判真乃是釜底抽薪, 从根本上否定了福斯特法官法律适用的整个过程, 充分体现了法哲学的基本原理与价值精神。

三、关于如何在法学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方法的几点看法

(一) 实事求是要求法学研究脚踏实地, 拒绝空中楼台、闭门造车

实事求是即主观符合客观、思想符合实际的过程, 是一个以实践为基础的不断“符合”和“结合”的过程。这一本质特征决定了法学研究应当以实事求是为根本的方法依据, 应当扎根于司法实务的实践之中, 并在践行社会法治的过程中不断发展。近些年来, 法律界呈现出红红火火的研究局面, 但法律研究大多是空对空的理论创造, 对当代中国的司法实践没有较大的导向作用。因此, 法学研究应当秉承实事求是方法的宗旨, 以实践促理论创新、以理论去引导实践。

(二) 实事求是要求法学研究与时俱进, 拒绝法学权威与通说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精神实质, 我国当代法学研究起步较迟, 应当充分吸收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合理内核, 弘扬法治精神, 不断地去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反观当下, 作为一名普通的法律学子更应当对当今法学权威理论保持一种既尊重又批判接受的态度, 抛弃“权威学说论”、“法律传统说”等传统思想, 走适合自己的法律道路, 杜绝学术抄袭等不良现象, 这样才有利于我国法学不断蓬勃发展与进步。

(三) 实事求是方法鼓励以批判性思维开展理论大论战, 拒绝法学研究领域思想束缚

实事求是并不是反对不同的声音和立场, 实事求是也不是主张法学研究只坚持一种思想路线、只走一条道路, 以批判性思维为引导的不同的理论论战更有利于当前中国法治的发展与进步, 有利于加强当代法律人对我国法治的反思, 有利于解决法治道路上出现的一系列的问题。就法学而言, 我们更应当将法学与地方法学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以民带军、以军促民, 这样通过不同思想火花的冲撞更有利于社会和军队法律机制的健全和完善。

四、结语

实事求是方法虽作为哲学方法论的重要方法, 但在近些年的法学研究中却忽视了哲学基本方法和法哲学的运用与发展, 导致法理学陷入“永恒的洞穴”之中, 因此本文虽从一部法学名著插入, 但深刻反映了实事求是方法的巨大理论作用和现实价值, 在法学研究过程中应当从上述阐释的几个方面来进一步将实事求是方法与法学研究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这样理论创新才有导向、理论创新才有针对性和实用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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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孙国华, 朱景文.法理学[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