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正义（精选12篇）
教育正义 篇1
仁爱作为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核心价值在当代社会人际交往结构发生变迁的历史背景下, 逐渐失去了继续作为道德教育核心价值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具体体现于在调整人际关系范围上的困境、在追求崇高境界上的困境、在“义利观”上的困境以及在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关系上的失衡等四个方面。在仁爱难以继续成为中国道德教育核心价值的历史背景下, 正义逐渐成为中国当代道德教育新的核心价值。这是由于正义在调整变迁的人际关系、平衡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之间的关系以及表征当代道德教育的主导境界等方面发挥着主导功能。有必要自觉地认识到这种历史发展的趋势并顺应这种趋势, 主动促进中国当代道德教育核心价值的重塑。
一、调整中国当代社会新型的同质性人际关系
中国正在进入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 工业化和信息化的生产是大批量生产。城市的企业员工来自全国各地, 事业单位和政府工作人员也来源于全国各地, 他们相互之间少有血缘上的联系。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传统上因血缘关系聚族而居的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 他们周围的人际关系也越来越摆脱了血缘上的联系。在中国真正步入工业化和信息化社会以后, 纯粹意义上的农村劳动力将大幅度减少, 缺乏血缘联系的城市人口将占人口的大多数。另外, 随着国际间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日益增多, 中国人也逐渐走向“世界历史”, 成为“世界历史”之人。因此, 中国未来的人际关系交往范围将要大大突破传统的血缘关系局限, 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交往将要弱化, 人们将要更多地同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他人进行交往, 而且交往的频率和范围也将更为频繁和广泛, 从而形成了团体型的交往格局。
在公共领域无血缘关系的人际交往中, 每个人都需要把其他人看作是同质化的人来对待。在这样复杂的人际关系中, 最重要的价值是人们之间的相互尊重, 即自尊尊人。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每个人得到他所应该得到的, 失去他所应该失去的, 任何人都无需通过牺牲自己来满足他人, 也不能通过牺牲他人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每个人都既是目的, 又是手段, 这正符合正义的基本含义“得其所应得, 失其所应失”, 对所有人一视同仁, 没有偏私。正义可以调节各种人际关系, 不但可以调节仁爱所难以调节的与非血缘关系的人之间的人际关系, 即使是在血缘关系和熟人关系内, 每一个人也都需要得到尊重, 正义也可以在其中作为调节仁爱的品质来发挥作用。“复杂的社会不能单靠情感 (比如同情和信任) 来加以维系, 因为情感只在小范围内有效。对待陌生人的道德行为, 要求有‘人为的’德行, 特别是正义的秉性”。因此, 正义所调节的人际关系范围广, 普适性非常强, 正可以作为调节日益走向“世界历史”之人的人际关系的最基本价值, 符合个体现实的伦理交往需要。
同质性新型人际关系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从伦理学来看, 人类的道德生活主要涉及到两个领域的关系, 一是生产领域内的人际关系, 二是生活领域内的人际关系, 这两个领域内的人际关系的本质是利益关系。“道德起源于人类社会调整利益关系的需要。所调整利益关系, 无非是按照一定的原则或规范, 规定人们各应占有多少利益、各应承担多大责任, 这也就是分配人们的权利和义务。”而正义产生的客观条件正是利益调整的必要性, 只有正义才能够恰如其分地处理好这种利益关系。因为正义是人为之德, 是由于利益划分的必要而出现的, 它的作用在于平等地分配权利、自由和财富, 恰当地处理财产所有权问题。道德的根本任务是调整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 在诸德性中, 正义能最恰当地处理和调整团体型人际交往关系中的利益关系。所以, 正义最符合个体在团体型人际交往中处理利益关系的需要。
二、平衡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关系
道德教育既要重视道德义务和道德责任的培养, 又要重视道德权利意识的启蒙。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只重视道德义务感的培养, 而忽视了道德权利意识的培养, 这种道德教育模式虽然适应传统社会培养“臣民”人格的需要, 但是, 在当代社会却无法适应培养“公民”人格的需要, 并有悖于民主和平等精神。中国当代道德教育之所以重视培养公民的道德权利意识乃是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生存方式变迁的回应与契合, 是和主体性意识不断萌发、个体性价值不断得到尊重相一致的, 也是对于个体权利意识和契约精神不断凸现的良序公共生活的追求, 是对于公民社会和公民伦理不断发展的理论自觉和实践引导。中国当代道德教育自觉培养公民的道德权利意识是公民主体性意识的需要, 是公民人格的主体性的向度。公民的道德义务是维系公共生活良序与规范的需要, 是公民社会中“契约精神”的体现与内化, 是公民人格的“主体间性”的向度。中国当代道德教育之所以要确立起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相对等的教育理念, 是为了建构现代公民伦理精神与价值范式、培养现代社会健全的公民人格。
正义的最基本含义是“得其所应得, 失其所应失”, 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原则是正义最为普遍的原则。传统观念认为, 权利更多地是从法律的角度讲的, 义务更多地是从道德上讲的, 但实质上权利与义务是不能分开的, 只有完成责任义务才能赋予个人权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道德评价的标准, 最基本的取决于一个人能否遵守正义的价值和原则。正义原则体现了一种契约精神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它表明了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正义体现了在承认个人应得的权利的同时也要承认对社会和他人应尽的义务, 也体现了在承认个人权利的同时也承认别人的权利。在克鲁泡特金看来, 正义感或公正感把别人的权利看作等同于自己的权利, 更高的道德感就是在这个广泛而必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正义包含着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相统一的特征, 它有助于唤醒个体的道德权利意识并促进个体主动保护自身的道德权利。正义价值与现代社会的民主和平等精神相契合, 有助于培育现代社会所需要的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相统一的公民人格, 符合现代公民社会的需要。
三、构建中国当代道德教育主导境界
当代中国正处于多元价值时代, 在这样的时代, 每一种价值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人们应该以宽容的态度对待每一种价值观念。从道德境界上看, 既有高尚的价值存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也有底线伦理存在的根据。人们觉悟程度的高低、道德水平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 很难急于求成地要求所有人在短时间之内都达到比较高的水平, 因此, 只能通过长期的、耐心的社会教育和舆论引导, 使高尚的道德情操逐渐为广大公民所接受。“一个人不应该伤害别人, 但是一个人并没有义务对别人采取友善的态度。换句话说, 友善行为虽然得到社会认可, 但不被看作是强制性的。为了促进这类非义务性的行为, 父母、老师等通常会赞赏和表扬这类亲善行为”。纯粹的利他主义把自我牺牲当作道德的必要条件, 但事实上“真实的、自觉的而并非献祭式的、懵懂无知的自我牺牲, 是道德意识发展到较高水平的人在面对自身利益同他人利益的冲突时可能作出的选择。利他主义把自我牺牲这种道德的崇高境界当成道德的必要前提, 由此造成的道德在理念上的苛刻性, 使得一般人很难真诚地奉之为行为准则, 往往是敬而远之”。
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道德行为的权利和自由, 任何人都不能强求别人达到所要求的高尚道德境界, 道德教育只能起着引领作用。道德教育通过对高尚道德境界的赞扬来引导受教育者的行为, 而绝不能强行控制、规定如何行动。我国传统上提倡的“先人后己”和“毫不利己, 专门利人”这一类要求本身就包含着逻辑上的矛盾, 因为当“先人后己”的原则应用于自己时, 他应该后于别人考虑自己的利害得失, 可是当同一个原则应用于别人时, 他又成了别人, 他的利益又应该先于别人 (另一个自己) 得到考虑。这样同一个社会成员的利益究竟应该先于别人还是应该后于别人, 就陷入了矛盾, 所以, 这一类原则不可能真正成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础, 但这并不是说不应该鼓励这种精神或者这种精神不高尚, 而是说这种原则不能成为社会成员中利益关系的普遍基础。
我国已经接受了市场经济, 市场的运作动力来自于参与市场的各方追求自利的动机。我们既然将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就必须肯定追求自利是正当的行为, 如果我们继续把“毫不利己, 专门利人”作为信条, 这就等于抽掉了市场经济的发动机, 市场将无法运转。当然这种自利并不等于我国传统意义上理解的自利行为, 市场经济中的自利或者说利己是正当的, 但它有着严格的界限, 就是不能损害别人的利己行为。所以说市场经济与以前历史阶段相比较, 自利行为的根本不同点在于自利是否同时尊重了别人的自利, 市场是以无例外地尊重每个人的自身权利为特征的。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价值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之下, 道德上能够达到崇高境界的只是少数人, 大多数人只能达到中等程度的道德境界, 市场经济也要求把中等程度的境界作为基本境界, 因此, 中国当代道德教育的主导境界应定位于大多数人能够达到的境界, 不能把只有少数人能够达到的境界强制要求多数人也要达到。适合大多数人的道德境界是利己心和利他心相结合的境界, 也就是中等层次的境界。正义是在有限的仁爱之心基础上产生的, 是利己心和利他心相结合的产物, 在道德境界上属于中等层次的价值。正义的境界是绝大多数人都能够达到的境界, 正适合构建中国当代道德教育的主导境界。
综上所述, 正义具有调整中国当代社会新型的同质性人际关系的功能, 满足了个体的现实需要;正义具有平衡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关系的功能, 满足了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需要;正义具有构建中国当代道德教育主导境界的功能, 充分考虑到了现实中个体道德心理发展的限制。上述三个方面, 使正义能够并正在成为中国当代道德教育新的核心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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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包容他者.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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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克鲁泡特金著、李平沤译.互助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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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广州:曁南大学出版社, 2003.7、235-236.
教育正义 篇2
检察官主题教育演讲稿：心有正义自无畏勇立潮头敢担当
心有正义自无畏勇立潮头敢担当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
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心有正义自无畏勇立潮头敢担当》。
作为郑板桥先生的家乡人，我想结合板桥先生的事例，与大家共同探讨，兴化检察人在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征程中，如何培树一往无前的无畏气概。
板桥先生曾有诗云：秋风昨夜渡潇湘，触石穿林惯作狂。惟有竹枝浑不怕，挺然相斗一千场。与狂风相斗，凛然不惧；于天地之间，挺然而立。这就是板桥先生笔下竹的傲骨。伟大梦想、伟大复兴，也正召唤着我们xx检察人，心中装有正义，无畏任何的狂风邪气，任何时候，敢于挺身而出，敢于站在第一行列，敢于相斗一千场！那么，如何才能拥有这无畏的英勇气概呢？我认为应该拥有以下三个方面因素：
一、要有担当的勇气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板桥先生在山东潍县作官时，恰逢荒年，百姓饥饿，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板桥先生打开官仓发放粮食来赈济灾民，有人阻止。他说：“这都什么时候了，如果上级降罪，我来承担开仓济民的后果”。于是开仓放粮，上万人得以活命。
检察官更应如此，只有坚守住公平正义，才能在面对改革创新的新形势时，有所作为，保持住争先、领先、率先的状态。
我院技术科科长xxx就是勇于从零开始，敢作为、善作为的表率。2006年，院里决定让她兼任电脑技术员，42岁的xxx面对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她从最简单的打字学起，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xxx实现了对办公办案等应用软件的熟练掌握，并且见证和参与了全院检察信息化建设全过程。
检察权运行机制改革是对检察工作体制和机制的变革，而旧理念、旧体制、旧习惯所形成的“路径依赖”和思维惯性，很难在短时间内彻底“变轨”，改革越深入，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愈加复杂和棘手。“强者不自勉，或死而泯灭于无闻；弱者能自力，则必有称于世”，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关键时期，我们要以更加有为的姿态、更加高涨的热情、更加蓬勃的闯劲，在司法改革中，甘当“燃灯者”，用改革创新的新成效来推进兴化检察工作“迈上新台阶”，实现“夯实发展基础、争当全省先进”的目标。
二、要有清廉的底气
“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钓杆”。乾隆十二年年底，板桥先生因开仓赈灾，惹恼了上司，被加了个莫须有罪名，摘下乌纱帽。罢官返乡时，板桥先生的连人带全部家当只用了三头毛驴，一头自己乘坐，一头驮着放书的袋子，一头由小童骑着引路，走得清清白白、坦坦荡荡。
正是有清廉底气，板桥先生才能任尔东南西北风，我自有浩然正气在心中。全国模范检察官刘文胜同志是一名基层检察院的反贪局局长。他始终坚持内心的灿烂星空，始终坚守清廉底线，他跟家人“约法三章”：不打听案情、不替人说情、不收受礼品。他总说：“身为一名检察官，即使在处理工作之外的事情时，也不能让人看矮了、看扁了！一家人生活，虽然日子紧巴，但活得坦然，睡得安稳，过得踏实！”。
我们必须要时刻“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始终做到心存敬畏，心中有戒。首先要戒攀比。知足长乐，我们的收入与富翁相比确实不多，也不如苏南发达地区，但在本地，让我们过上体面、安逸的生活还是可以的。对物质的追求千万不能攀比，否则，心态就会失衡，继而走上违纪违法的道路。第二要戒贪财。看看那些堕入犯罪深渊干部的蜕变轨迹和心路历程，基本都是因为贪婪钱财。我们检察干警也是普通人，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这是正常的，无可厚非。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该拿的千万不能拿，不该要的千万不能要。其次要戒贪色。古人云：“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当年xx案件进入红楼的官员很多原本是洁身自好的，但进入红楼之后，无一例外都落马了。在不少党员干部违法违纪案例中发现，存在经济问题的同时，往往伴随着生活作风问题，一旦突破这种底线，必定丧失原则，失去操守。
三、要有高超的能力
板桥先生不仅诗书画三绝，办案也是高手，为官12年“无留牍，无怨民”。为了了解民间疾苦，他不要衙役喝道，不坐轿子，穿着草鞋“问俗入林深”，深入到田头看农民种地，向老农了解收成，了解民情，真正做到了知民情、解民忧、化民怨、暖民心。检察官也更应如此，才能抽丝剥茧，妙手断案，维护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xxx指出，加强检察机关队伍能力建设，就是要着力提升执法办案能力，在执法办案实践中提升执法能力和水平，切实解决“本领恐慌”问题。同时，大数据时代，信息科技应用的广度和深度，直接关系到检察机关的综合实力和工作水平。我们xx检察人面对岗位职责的高要求，要主动挤出时间来学习，变“觥筹交错”为“以书为友”；要学习、依靠科学技术、运用信息化手段提高执法效能和办案水平，最大限度发挥信息资源的集聚、规模效应，努力以科技信息化引领检察工作现代化；要主动放下架子，向身边的同事甚至下属学习；同时，要着力提升群众工作能力，牢固树立“坚守职业良知、坚持执法为民”的理念，努力在实践中练就硬功夫、真本领。
“一阵狂风倒卷来，竹枝翻回向天开。扫云扫雾真吾事，岂屑区区扫地埃！”勇猛进击，斗争到底；清除阴霾，涤荡乾坤。我们xx检察人在打击犯罪、惩治腐败、惩恶扬善时表现出的浩然正气、无畏气概，与板桥先生勇气气息相同，灵魂相通！将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维护司法正义，建设“强、富、美、高”兴化新蓝图的征途上不断作出更大的贡献！
我的演讲就到这里！不妥之处，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教育正义 篇3
对遗产的保护与解读是博物馆的核心职能，而且是博物馆实践中最为公众所知的两个方面。然而，原住民通常认为，用于阐释和保护文化的博物馆展览具有其局限性，并强调文化是一个持续发展且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正如斐济博物馆(Fiji Museum)教育处负责人卡尔帕纳·南德(Kalpana Nand)所言：“文化是一个有生命力的、动态的、恒变的事物——它是一则故事、一首歌、一支舞，它从来不是一个让参观者透过玻璃来观赏的、以物品形式呈现的‘死物’。”
近几十年来，原住民发出的声音及其关注所在，使文化遗产的定义变得更为宽泛，并使其对于维护文化身份的意义得到拓展。此方面在UNESCO新近出台的一些公约中有所体现。此类公约意在加强对文化多样性、非物质遗产以及原住民权益的认同和保护。由此，当代博物馆学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转变。传统观念认为，文化遗产因其具备的历史研究的潜力而受到重视、被视作历史的明证，而博物馆基于此观念开展活动、执行职能。但现在博物馆转变了方向，开始认识到文化遗产对于现存文化具有的时代意义。在本文中，我简要地探讨遗产、健康与福利三者之间的联系。随着原住民努力重塑文化价值与身份、重建其文化的精神层面，且视此种努力为21世纪的一种生活方式，三者间的关联越趋明显。文化复兴的过程，通常涉及到将重要文物与非物质遗产归还给现存的原住民，而这类物品是文物索回案中最常牵涉的对象。在殖民时代，原住民失去了他们多数的文化遗产，而现在他们想要从后殖民时代的创伤中复原。对于他们而言，这些圣物与礼器具有极大的时代价值，是文化复兴的源泉。
文物归还与仪式生活的复兴
米丽娅姆·克拉维尔(Miriam Clavir)对原住民与非原住民保护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文物的方式进行了比较研究，该研究表明许多第一民族社群对文物用途的重视。他们按物品原先的用途，将其用于文化活动当中，此举巩固了与礼器相关的知识和权利，并维护了物品的精神统一。因此，对文化的保护通过传承文化，或者坚持与文物相关的信仰、价值观和活动而得以实现。
在实践中，我们不仅要保护文物本身，更要保护文物的背景与相关活动，包括要使文物重新社会化：将文物归还原属地，使文化遗产注入非物质方面的意义，而且可以让文物自身焕发生命力、复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活动。此举凸显了礼器的重要价值——它们可促进文化知识在原住民社群内部的代际传承，并保留和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活力。因而，博物馆已在不断地改变其对文物的保护方式，包括采取保持文物意义、功能与构成材料完整性的举措。此外，原住民正在结合西方与传统的方法，保护社群内部的社会环境及社区博物馆，这些方法包括：保护文物的非物质要素，坚持或复兴如仪式之类的文化实践活动。通常，这与更广泛的社群活动相关联，以使文化知识与实践活动得以延续与恢复；在21世纪，这些文化知识与实践活动是当代社会文化复兴与文化身份认同过程中的一部分。对于某些原住民社群，博物馆归还礼器这一举动是上述过程中的关键一环，并关乎采用何种策略协助他们从后殖民时代的创伤中复原，同样地，能够提高原住民的健康与福利水平。
迈克尔·多德森(Michael Dodson)原是土著居民与托雷斯海峡群岛岛民社会正义委员会(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Social Justice Commission)委员，现于堪培拉任澳洲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教授，从事原住民研究。他说：“作为原住民，我们深切地体会到，我们民族之所以幸存下来，靠的是自己文化的生命力。殖民主义给我们留下的最深的创伤在于剥夺了我们的身份和文化。”
殖民国家的许多原住民在社会境遇及文化上处于劣势，这一点可通过统计数据得到说明。统计数据显示，原住民儿童的死亡率远远高于非原住民，而其平均寿命也比后者短。譬如，加拿大原住民的平均寿命比非原住民短5-8年，而在澳大利亚两者间的寿命差竟达17-18年。导致此现状的原因很多，包括饮食与生活条件不佳，从而引起慢性心脏病、糖尿病及其他疾病。然而，更多的证据显示，后殖民时代生活的心理影响以及文化适应的影响是主要原因，这就将文化遗产、原住民的健康与福利直接联系起来了。有调查委员会分析指出，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两国，历史因素及其在当代社会的遗害是原住民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与健康问题的主要根源。一份名为《带他们回家》的澳大利亚土著与托雷斯海峡群岛岛民家庭儿童分离案全国调查报告指出，“原住民长期流离失所、处于劣势，这一情形对原住民家庭及社群造成了长期破坏。”
原住民长期承受着历史创伤或后殖民时代创伤所带来的影响，而有证据显示：更大的自治权、自主权和更快的文化复兴对其生活的改善有积极作用；这样的证据不仅数量渐增，且来源广泛。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迈克尔·钱德勒(Michael Chandler)和克里斯托弗·拉隆德(Christopher Lalonde)认为，文化断层是英属哥伦比亚第一民族社群里青少年与成人自杀的主要诱因；他们坚信，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社群的自杀率是全国平均数的800倍，而相较之下，在其他社群，自杀几乎闻所未闻。”他们声称，“正如不断丧失自我会置青年人于险境，文化的不断丧失将会导致整个文化群体受难。”他们的调查表明，“为维护文化的不间断而做出的共同努力，关乎第一民族社群健康与福利的改善以及自杀率的下降。”
历经数十年的压迫与社会不公，殖民国家的许多原住民正致力于振兴传统价值与文化活动，这是旨在巩固文化身份的认同、治愈个人与社会问题，以及激发创造力的复兴过程的一部分。文化遗产，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都和社会结构、仪式生活与文化认同有着固有的联系。因此，有关遗产保护的土著文化活动往往是文化传承或文化复兴计划的一部分，牵涉到原住民社群生活的其他方面，如原住民教育、主权、语言复兴、知识产权、土地权益、经济发展以及健康与福利。随着原住民想方设法地维持其文化身份，并希图在当代社会开拓出一条成功的道路，
其精神实践与宗教活动正在得到复兴。为了帮助年轻人体验文化并参与仪式活动，澳加两国的许多原住民社群创设了文化体验营，将年轻人与先辈的价值观、知识和技能联结起来，使之建立起对自身文化遗产的自豪感。
传统活动的复兴，并非简单地回归与现代生活不相容的过时的生活方式。保护与保存文化遗产通常与维系文化和精神的独立性紧密相关，但是也涵盖激发文化认同与自豪感及运用原住民的交流、教育、管理与疗愈等方式。很多原住民相信，巩固或者复兴传统文化和精神价值有助于缓和一些影响健康与福利的问题；借用安大略省孟吉卡宁族(Mnjikan—hag)一位成员的话，“‘疗愈’(healing)一词也可称为‘复兴’(reviving)、‘重建’(rebuilding)或者‘再造’(recreating)。”
在加拿大，涉及原住民健康、社会保障与社会正义的政府政策越来越认识到社区疗愈的重要性。1996年，在加拿大皇家原住民委员会(Canadian Royal Commission on Aboriginal People)的报告中，委员们指出，“就原住民情况而言，疗愈是指个人或者社会从几代人所经受的压迫和各方面的种族歧视的长期影响中痊愈。”u精神复原已为加拿大原住民正义项目所接纳，加拿大健康署意识到“原住民的健康包括体质、社会、情感与精神健康等方面。”
在个人层面上，疗愈涉及“克服某些损害社群生活的个人问题”。这包括酗酒或其他形式的药物滥用以及“诸如妒忌或愤怒之类的消极情绪和行为”。文化与仪式活动的复兴为个人创造机会，使之接受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并有益于个人疗愈。如W.瓦里(W.Warry)所言，“个人疗愈是一生的旅程，需要奋力与各种形式的虐待、忽视或剥夺身份的代际效应作搏斗。”
礼器的归还已成功协助一些社群复兴其文化价值与文化活动，且努力焕发传统仪式活动的活力，使之融人现代生活。例如，加拿大南艾伯塔(Southern Alberta)的黑脚族(Blackfoot)社群积极索回礼器，即神圣的医药包。过去，它们对于维持社群的健康与福利很重要，且为确立个人与社群的纪律和责任提供了参考。黑脚族社群的长者兼礼法家雷吉·克罗修(Reg Crowshoe)与杰夫·克罗·伊戈尔(Geoff Crow Eagle)如是解释：
每年医药包都会被打开一两次，随后有人对它立誓，对它里面的某种圣物立誓；比如，他们会对造物主立誓，和医药包里的某件遗物跳舞，这样，那个病重的人便能被治愈。同时，这是需要付费的，因为你是在向医药包管理者立誓。
野牛是黑脚族土著主要的食物和其他资料来源，但在19世纪后期，欧洲人的到来使野牛几乎绝种，原住民面临着饥荒。黑脚族和英国王室达成协议，他们得以在保留地上重新安家、学习务农。基督教士和寄宿学校体制又进一步强行改变了当地文化。最终导致很多黑脚族土著丢弃了传统的仪式活动。黑脚族的仪式活动持续减少，与此同时，其文化实践与知识传承中断致使参与传统仪式的人数也减少了。
随着西方收藏者的到来，医药包被赋予新的意义，成为民俗学博物馆的标本。它们蜕变成收藏者眼中的稀奇物品，然后会成为印第安艺术品市场上价值不菲的商品。在这一过程中，并非医药包的精神力量和物主的权威，而是医药包的商业价值与民俗学价值主导其流通与买卖。它们在世俗世界里被商品化，成为一些医药包管理者的收入来源，这是他们为了熬过极度困难的年代，才不得已采取的极端手段。美国蒙大拿州黑脚族保留区的皮库尼族(Piiku—ni)文化领袖乔治·基普(George Kipp)指出，“有时，在某一地区，你有90％-95％的时间处于失业状态，总是吃了上顿愁下顿，而你又有些值钱的东西，那么你会选择把它卖了而不是让你的孩子饿着等死。”最终，许多医药包都落入私人收藏家之手或被美、加等国的博物馆收藏。这转而又进一步影响了仪式活动，因为传递、保存文化知识的机制没有了，医药包的权威性被剥夺了。随着老一辈礼法家的相继去世，少有后人遵循传统的道路来获得有关管理医药包的知识、权力并担当相关责任，因而医药包脱离其正常的转移循环，导致礼法家的数量减少和传统知识的传承受阻。一位黑脚族作家贝弗利·洪格瑞·沃尔夫(Beverly Hungry Wolf)写道：“我们部落的医药包所有者大部分都已年迈，他们去世后，医药包通常被卖给博物馆或者个人收藏者……每一个医药包的消失都意味着一个仪式的失传。”
医药包被转卖给博物馆，成为收藏品，不利于仪式生活的延续，致使一些管理医药包、注重仪式生活的群体及其相关知识逐渐消隐。在加拿大的南艾伯塔，黑脚族社群的文化、精神信仰和价值观正在融入文化复兴战略及文化传递与博物馆规划之中，而神圣医药包的回归是上述措施的核心内容。按照惯用的教学方式，医药包从一个管理者手中传递给下一个，通过学习与传授有关这种仪式性传递的文化知识的过程，黑脚族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得以传承。因此，需要归还的不仅仅是医药包这一物品，还有文化传递与存续的方式。
黑脚族竭力索回文物，已成功追回数个医药包，恢复了一些已经被遗忘数十年的仪式活动；而且，他们也已在艾伯塔省立法，以协助索回该省主要的几个博物馆所收藏的医药包。现有及将建的社群博物馆和文化中心，旨在推进本族文化教育与跨文化教育，其当代文化复兴战略的关键便是让黑脚族人重获精神信仰与仪式活动。黑脚族人的精神信仰与仪式活动是其传递与维护文化知识的传统方式，黑脚族礼法家正在结合博物馆有关文物保管的常规管理方法，对其加以复兴。黑脚族的佩甘(Peigan)社群位于布洛克特(Brocket)，目前，其文化复兴项目包括佩甘保留区现有的、由礼法家管理的老人文化中心(Oldman Cultural Centre)。此外，还有一些规划，如建立一座佩甘医药棚屋博物馆与文化复兴中心，其结构为由圆锥形帐篷组成的传统营地，或为围绕中心医药棚屋搭建的棚屋群。该医药棚屋博物馆将为社群提供仪式活动的空间，以便于仪式文化的传递，同时还为对外宣传黑脚族文化提供场所和旅游活动。归还祖先遗骸：文化复兴的促进因素
在一些原住民社群内，祖先遗骸的归还也加速了文化复兴的进程，并激励着当代文化活动形式的创新，这些活动基于传统价值观、礼仪及艺术形式，因而巩固了现代社会中原住民的文化身份。例如，20世纪90年代，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作为印第安人的海达族(Haida)成员发现原先埋在旧海达村墓地里的祖先遗骸被挖走了，该村曾在19世纪天花流行时被弃，当时九成的村民丧生。老马塞特与斯基德盖特(Old Masset and Skidegate)的海达族人组建了一个文物归还委员会，力图从美加两国的数家博物馆索回祖先遗骸。在6年的时间里，已找回466具遗骸。
事实证明，寻找、索回并重新安葬祖先遗骸的过程是海达族原住民的情感之旅，但这一旅程也推动了文化知识和活动的复兴，有助于原住民社群的疗愈。重新埋葬祖先遗骸时，为了不冒犯祖先，海达文物归还委员会(Haida Repatriation Committee)的成员向长者求教，研究传统的下葬仪式，并遵循传统价值观与方式设计葬礼。葬礼包括用雪松树皮编织裹尸的席子，用蒸过的曲木制作箱子运送每具遗骸，缝制饰以由珍珠母贝扣子勾勒出氏族徽章的毯子，在遗骸归还与重新安葬的仪式上，每只箱子都由毯子覆盖着。海达族艺术家重新学习了曲木箱子的制作过程，并向青少年传授这种文化遗产形式。同时，这一过程带动了歌曲和舞蹈的创新，表现出当代海达族文化的生命力。
海达瓜依博物馆(Haida Gwaii Museum)馆长及海达文物归还委员会委员妮卡·科利森(Nika Colli-son)作了进一步解释：
为了真正地礼敬先祖，我们的确不得不求助于古时的教导、知识与传统，因为祖先们显然只知道他们几个世纪前古老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社群中的多数人开始重新学习古老的生活方式，更多的人开始学习我们的歌曲和舞蹈、了解我们的礼仪，并重新掌握那些已不再使用的古老的下葬方式和传统，使得我们整个社群的人都团结了起来。
妮卡和文森特-科利森(Vincent Collison)都是海达文物归还委员会的现任委员，他们注意到“每次仪式之后，人们都能感觉到空气清新、心神安定，祖先得到了安息，疗愈的结果显露在海达族人的脸上。”在索回祖先遗骸的过程中，海达族原住民还在其参观过的博物馆藏品里发现了很多重要的文物。他们和其中一些博物馆商妥，由后者以长期租借的方式，将几件礼器归还海达瓜依博物馆。之后，文物归还的重点是要将其交给最后一任主人的后代，因为他们享有继承权。被归还的文物还有司仪的手杖及面具等，如今它们可以在仪式上得到使用。海达族原住民已经建成一座新的博物馆和遗产中心，其中一间宴会厅将供原住民举行冬节仪式，自此社群生活与博物馆的工作再也分不开了。
博物馆：原住民社群的支持者
博物馆收藏有世界各地的文化资料，并且提供非常宝贵的教育资源，通过它们，人们可以了解本民族及其他民族文化的价值观、活动、信仰和传统。然而，现代博物馆的民俗学藏品大多是在殖民占领时期收集的，当时为了保存行将消失的文化的物证，有必要收集幸免于难的文物。今天，博物馆面临的挑战是，在更广泛的社会文化框架下保护文物，并且出力献策，对有益于全人类的资源进行最完善的保护与利用。
在21世纪，博物馆可以扮演支持者的新角色，并为文化的复兴作出贡献。这牵涉到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为何且为谁保存文物?博物馆人需要突破自身机构及当地社群的限制，放眼于更广阔的空间，认同文物来源地社群的价值观与需求；博物馆人还需要思考博物馆不仅可以为参观者和学术界服务，而且能够为全社会作出贡献。如果博物馆能充分考虑文物原主人时下所处的文化、社会与经济环境，那么，它们可以通过归还文物来支持原住民的文化复兴。这样博物馆的作用得以扩展，在参与动态遗产及当代文化活动的保护和发展过程中变得更加积极主动。原住民意欲索回其文化复兴过程中所必需的文物，如这一诉求被忽视、驳回或拒绝，则意味着博物馆人目前还是更关注于保护文物本身，而非支持文物原属社群文化、信仰与活动的延续。如果归还礼器可以帮助原住民传承或复兴其文化和仪式生活必需的价值观与活动，并有益于原住民社群的疗愈，使其融入到现代生活当中，那么，归还文物的行为当然是保护文化的终极形式。
教育正义 篇4
教育公平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 从中国古代教育家孔子的“有教无类”, 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所主张的所有儿童都应该接受机会均等的公共教育;从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教育家夸美纽斯等人大声疾呼“人人都可受教育”, 到法国思想家卢梭和美国近代教育家贺拉斯·曼明确提出教育机会应该人人均等, 都表达了人们对教育公平理想的追求。
教育公平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范畴。马克思主义认为, 公平正义归根结底是对现存经济关系与评价主体利益之间关系的反映。[1]要改变社会的不公正, 不能从公正的原则出发, 而应从现实的由生产力决定的经济关系出发去寻找实现社会公正的正确可行的途径。因此, 实现现阶段中国教育公平的前提是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讨论这个问题。
目前, 我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现代化进程的脚步不断加快, 教育发展的规模、速度、质量和效益都有了极大的改观;另一方面, 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 社会结构迅速分化, 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 利益多元化的格局逐渐形成。于是, 在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相对稀缺的状况下, 利益的冲突便不可避免, 随之而来的是日趋严峻的教育公平问题, 主要体现在:利益分配中教育权利、教育机会、教育条件和发展资格认定等方面分配的不公平。根据其形成的原因我们可以把这些不公平归纳为四种类型: (1) 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差异导致的不公平, 如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教育的差异等; (2) 教育政策与制度规则本身的缺失导致不公平, 如重点班 (校) 制度, 优秀学生干部加分制度等; (3) 学校教育活动内部的不公平, 如教育特权与腐败、课程资源方面男女的不平等待遇等; (4) 社会不平等特别是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导致的教育不公平。
上述我国教育中的不公平是客观的事实, 有些甚至相当严重。值得欣慰的是, 教育公平问题已经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 并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支持教育投资向西部贫困地区倾斜, 完善助学贷款制度、实施免费师范生教育等等[2]。然而, 审视我国的教育发展, 利益分配矛盾仍然十分尖锐, 要实现真正的“教育公平”, 任重而道远。
制度“正义”:教育公平的根本保障
追求教育公平, 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形成的重要前提和基本特征, 要使得社会各方面利益关系得到妥善调节, 需要合理的利益分配方式, 这个任务只能交给制度安排来完成。正如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指出的:“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 或更准确地说, 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 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3]公正的社会生活只能通过基本的制度安排才能实现。如果一个社会基本的制度不能保证社会公正, 任何个人的努力都是无能为力的。制度因素对于社会公正问题的产生之所以重要, 主要是因为“它的影响十分深刻并自始至终”。[3]故而, 我们有理由说, 现阶段实现我国教育公平的根本途径在于“正义”的制度安排。因为它能够保障:生活在不同位置上的人们都能够受到公正的对待, 在教育资源分配过程中获得他们应得的份额。
“正义”的制度安排需要体现公平正义的若干原则。罗尔斯主张通过两个正义原则实现制度的基本正义。第一个原则, 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拥有平等自由的权利, 他称之为平等的自由原则;第二个原则, 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安排应该是:社会所能提供的一切职位和机会应对所有人开放, 即机会平等原则;最利于那些处于社会最不利地位的人, 即差别原则。罗尔斯还指出, 这两个正义原则有着一种词典式的序列, 即第一个原则优于第二个原则, 而第二个原则中的机会平等原则又优于差别原则。在现实操作中, 必须注意公正规则的优先次序, 否则就会使公正原则体系缺乏层次性和可操作性。从操作层面看, 公平应大致按照基本权利保证原则——机会平等原则——差别原则的次序安排实施, 即公正原则体系的前一项规则优先于其后的规则, 前一项规则是后面规则的前提。
罗尔斯的制度正义理论, 对于我们构建一个教育公平的社会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制度的生命在于公平和正义, 制度的最大效用也在于保障公平和正义。按照其理念,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正义”的制度之于教育公平的价值:“它能够保证公民享有教育平等的机会和权利, 能够使这种平等的机会与教育的差别原则得以维持, 并在此基础上体现教育的自由、效率和福利优先的原则, 除非存在一种教育权利的分配有利于最缺乏教育者。”[4]
构建“正义”的制度体系, 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目前, 实现我国教育公平的当务之急在于立足现实, 构建以正义为基本原则的制度体系, 用于保障每一个受教育者的教育权利平等而公正地实现, 进而引导和推动多元化利益群体之间的教育协调发展, 从而不断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步伐。
1. 完善对教育公平的价值认知体系, 营造理性的制度运行环境。
在以经济发展为首要带动力的社会发展战略下, 我国长期坚持“效率优先”的方针。这样的价值取向作为一种定势思维, 存于社会决策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 教育制度轻视、忽视乃至回避了教育公平的问题。我国教育改革的一些根本问题基本上都是在回避教育公平之后造成的, 如城乡教育资源以及教育投入的巨大差异问题, 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歧视、城乡贫困人口因经济困难而失学的问题, 重点学校和一般学校的差异问题, 择校问题, 以及学校对部分学生的教育歧视问题, 学生的生存状态恶化问题、学生在教育中的各种权利不受尊重等问题。因此, 端正社会成员对教育公平的价值认知, 进一步牢固树立公平、正义的教育理念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在教育公平成为社会成员共识的条件下, 才能逐步实现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由“城市优先”向“城乡一体”的转变。
2. 健全多层次、多领域、搭配科学的制度链条, 确保教育公平制度体系运行的可持续性。
由于制度本身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和领域性, 制度是否连贯, 制度间的配合是否脱节或相悖, 是制度设计者必须周密考虑的问题。否则, 教育公平就会遭到破坏。以我国大学扩招制度为例:有关资料显示, 1998年全国高校的招生人数为108万人, 到了2006年已达到530万人。[5]从2002年开始, 扩招带来的大学生就业压力就逐渐显现, “先就业再择业”、“零工资就业”、“考研热”、“公务员热”等社会现象随之伴生。事实证明, 大学扩招制度的设计者并没有考虑到, 至少是没有预估到扩招后需要及时跟进的相关制度 (如就业制度等) , 以致造成大学毕业生质量下滑、大学生就业心理不平衡等诸多始料未及的社会问题, 对社会的教育公平、就业公平乃至社会稳定都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我国是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国家, 个体之间存在个人综合能力和拥有社会教育资源程度上的差别是必然的, 但在一个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里, 在不同社会坐标上生活着的人们都应该有机会和可能提升自身素质, 并进而改变其社会境遇。教育凝结着人们对未来的期望, 教育公平为每一个人提供了公平发展的机会。可以说, 教育权利保证、教育机会均等、公平竞争、弱势补偿等制度性安排和政策举措共同构成了确保教育公平的制度链条, 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都会破坏人们对教育公平权利的享有。可见, 制度体系的结构配合直接影响制度体系运行的功能, 制度链条越科学、越健全, 制度体系运行的可持续性越强, 制度价值的体现就越充分、真实。
3. 建立教育公平监管机制, 加强监督, 确保制度运行的实效。
一方面, 建立体制内监督机构, 依靠政府制度设计和实施过程中相关人员和部门的共同努力, 以相关配套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监管教育公平的具体实施。当前我国学校办学主体日益多元化, 各地各校的办学条件差异甚大, 办学理念在执行过程中也不尽一致, 迫切需要建立专门的监管机构来促进教育公平。可以在适当的位置设立教育公平委员会, 专项负责教育公平的监管工作, 从制度和组织体系上保障对各级政府实施教育督导职责。同时, 将教育公平纳入各级政府工作绩效考核体系, 加强政府教育工作问责制建设。其次, 要建立定期的教育信息公开、透明的披露制度, 公开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教育信息, 如高校招生名额的分配过程及结果、中高考的录取信息、各级学校的收费问题以及各级政府的教育经费投入等, 全面实施“阳光”工程, 还社会公众以知情权。另一方面, 完善体制外的社会监督机制。制度的设计和实施需要公开和透明, 鼓励新闻媒体及社会公众的舆论监督, 既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又是确保制度运行实效的必需。人民能否作为一个基本主体, 对国家制度进行切实有效的监督, 是衡量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尺。社会公众的监督力量是强大的, 正如列宁所说, “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察的职能, 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 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6]”通过体制内外的监督, 杜绝教育腐败和教育特权, 才能更好的落实教育政策, 保障教育公平各项制度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摘要：自胡锦涛总书记强调:“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 要优先发展教育, 促进教育公平”以来, 如何更好的实现中国社会的教育公平已经成为社会各界讨论的热点话题。教育公平是一个需要动态考察的论题, 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 人们对该论题的理解不同, 其实现路径也不同, 在我国现阶段利益多元化的背景下, 制度正义是实现教育公平的根本保障。
关键词：教育公平,正义,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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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正义之源-读《正义的两面》 篇5
探寻正义之源-读《正义的两面》
正义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无数前贤智者奉献了自己的.心力以为深入思考.《正义的两面》基于作者慈继伟对正义的特有认识展开了独特论述,该著不惟在观点上,于别具一格的分析、证成之技术、方法一面都有极为重要的启发意义.
作 者：李飞 LI Fei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法学院,北京,100084 刊 名：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IJIAZHUANG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年，卷(期)：2007 30(6) 分类号：B15 关键词：正义 《正义的两面》 论证 意义从城邦正义到个人正义 篇6
关键词：城邦；个人；正义；德性
中图分类号：B5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1-0024-03
不同的学术范畴中都有涉及过正义这个概念。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提出了“城邦正义与个人正义同构”这一观点，引起了后世人的热议，那么什么是城邦正义？什么是个人正义？它们之间有没有必然联系？我们把眼光局限在《理想国》里，看一看柏拉图认为的正义究竟是什么。
《理想国》是一部综合性的著作，它包含了诸如政治、哲学、教育、家庭等方面的内容，但是其核心话题是如何建立一个正义的城邦。
一、正义的四种批判
首先，克洛法斯提出的正义观：“有话实说，欠债还钱”。苏格拉底“着手从各种具体的个体在社会中所处不同情景中考察正义”[1]指出，如果一个人借了别人的武器，现在这个人疯了，如果照克洛法斯的观点还给他武器倒成了不正义的事。
其次，玻勒马霍斯认为的正义观：“正义是帮助朋友伤害敌人”。柏拉图对此指出：“正义的人会帮助正义的人而不是他的‘朋友，而且他不会伤害任何人。”[2]如果朋友是坏人，敌人是好人，那么帮助朋友就是不正义的事。但是正义者要帮助正义者免受不义者的侵害，他就必须对不正义者有所伤害。
再次，色拉叙马霍斯认为“正义不是别的，就是强者的利益”[3]。正义是强者制定出的统治人民的规定，谁不遵守，谁就是不正义的。在这里，色拉叙马霍斯的正义看上去只是一个名词，而不是正义真正的内涵。它变成了统治者的一个工具，虽然这种情况极其符合那个时代的现状，但是正义一词需要的是普遍价值。柏拉图对此做出了回应，首先他认为强者的利益有时也可以是弱者的利益。“像牛肉这样的美味对身体强壮的运动员有好处，所以是正义的，但对身体弱的人又有好处，难道就不正义了？”[3]但是这种反驳并不有力，他一样承认正义是强者的利益，只是有时对弱者有利罢了。第二，柏拉图认为，“正义有时是不利于统治者的，即强者的，统治者无意之中也会规定出对自己有害的办法来的。”[3]即强者也会犯错误，制定出对自己不利的法律来。同样，这种观点也不够有力。色拉叙马霍斯的观点是“正义是强者的利益”而非“强者可以永远得到利益”。即使强者犯错，也可以说是强者没能得到属于他自己的正义。第三，柏拉图是从自己建构的正义上来反驳。他认为：“统治是一门技艺，而技艺本身是完美无缺的，技艺除了寻求对象的利益外，不应该去寻求其他任何事物的利益。”[3]这个对象就是荣誉。如果荣誉是强者唯一的利益，那么他为之奋斗时就一定会考虑人民的利益。这一反驳如果建立在柏拉图的思维逻辑上是正确的。但是现实情况中，强者有更为重要的利益，荣誉反而被不弃之不顾。因此，大众所持有的是一种功利主义正义观，而柏拉图持有的是一种以理念为根基的正义观。
二、城邦正义
柏拉图认为城邦的正义就像大字，个人的正义就像小字。于是他在二者之间作了一种类比，更准确点说，是等同[3]。柏拉图认为个人是不能自给自足的，所以要建立城邦。城邦里有人做这，有人做那，就划分出了不同的阶层。正义的出现要靠城邦的发展。于是人口与需求的增长导致了对领土和物品的渴求、而对钱财和物品无止境的追求导致了战争。由于战争和保护财产的需要，城邦又需要军队；根据专业化的原则，这些保卫者必须是专职的[4]。保卫者进而产生出统治者。最下层的农民、工匠、佣工等 是神用铜和铁做成的，这些人等级较低，但在社会当中却是极为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因为社会生产活动的供给都由其去完成。中间阶层的护卫者是由“金、银”做成的，从事战争，保卫城邦，也属于统治阶层。作为最上层的统治者是神用“金”做成的，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立法和统治国家，对国家的事务进行谋划安排，他们的利益是赢得美名。为了保持城邦安定有序，就要使各个阶层处于稳定状态，柏拉图举出这样一个例子：一个木匠做鞋匠的事，或者一个鞋匠做木匠的事，假定他们相互交换地位和工具，甚至假定同一个人兼做这两种事，这种相互交换职业对国家不会有很大的危害。但是一个军人企图爬上他们所不配的立国者或护国者的等级，这种交换和干涉会意味着国家的毁灭。就此，正义走到了前台。于是，柏拉图定义城邦正义为“城邦中的每个人都从事他本性上最适合的唯一的工作。”[5]所以说，柏拉图的城邦正义是一种秩序的正义。正义就是各做各的事，看似是对个人地位的固着，但其实是建立在对整体利益思考的基础上。柏拉图一直强调，城邦大于个人，没有了整体利益，个体的利益也必定得不到保障。而城邦正义就是要消除各个阶层的竞争与仇恨，要人们各安其职，达到城邦的最大幸福。柏拉图深信，个人必须使得城邦完善，完善的城邦又可以使个人达到至善。因为城邦的本性就在于促进个体之善的完善，而完善的手段就是针对个体心灵进行公民教育[6]。当人们把国家与个人对立起来时，其实是双方都没有尽到各自的职责才导致的，而非单方面的过失。
当然，光有阶层的划分是不够的，城邦的各阶层必须具备与其身份相称的品质。如果 “各做各的事”就是正义，未免太苍白。正义必须是一种美德。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指出了正义产生的过程。第一，“我们的城邦，如果建立得合理的话，就应是善的”。第二，“可想而知，它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正义的”。第三，“如果我们在城邦中找到其中的三个，那么剩下的便是我们还没找到的”[3]。
一个城邦是智慧的。在这里，柏拉图重新定义了智慧，智慧不再是工作技巧，劳动艺术，也不是伟大的著作或艺术品，因为这些知识不是用来考虑整个国家大事的。智慧应该是治国的艺术技巧，按照神的安排能拥有这种智慧的人是最少数，所以智慧只属于统治者。
一个城邦是勇敢的，关于可怕事物和不可知事物并符合法律精神的正确信念之完全保持就是勇敢[5]。这里的勇敢是一种理智的信念，不同于兽类的勇猛，因为它是需要经过教育才能形成的。此处的勇敢应该包含了更多的意思，既然是一种信念那么还和坚定有关。同时，不为情欲动摇的人必定是寡欲之人。理想国中的勇敢比一般世界中的有着更高的要求，因此，勇敢只属于护卫者。
一个城邦是节制的，它不同于前两类品质，但却比前两者有更广的适用性。生产者在城邦中似乎没有更多的品德，他们没有智慧， 又不够勇敢，因此，他们可能理性不足，无法判断良莠，不够坚定，易被贪欲驱使，他们的躁动会导致上层的不稳，那么整个城邦就可能被底层大众颠覆。所以要生产者安分守己地做自己的事，唯一的办法就是使其拥有节制。当然节制不仅适用生产者，还适用于护卫者和统治者。
由此，具备了三种美德的城邦就成为正义的城邦，秩序中生出美德，美德辅助秩序的建立。正义作为城邦的第四种美德出现，但是又“消失”了。这是因为，正义既是三种美德的统一，又是独立的作为协调三种美德的第四种力量。所以，柏拉图在此处仍然没有解释什么是正义，它依然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包含了很多要素，又似乎只是一种原动力。
三、个人正义
柏拉图在建构起正义的城邦以后就开始着手寻找个人正义，也就是小写的正义。柏拉图认为“一些拥有共同名称的事物，无论其在型制上是大还是小，它们在以该名称所指示的它们的那方面是相似的，因此‘一个正义的人与一个正义的城邦在正义的理型方面是完全相同的。”[4]在柏拉图一系列的追问以后提出了人的灵魂的“三分法”。他首先发现的是欲望，然后是激情与理性。在他看来，人的“欲望”和“理性”似乎是彼此相反对的。欲望是人生来具有的本能，它包括爱，饥渴，主要是感官感受。激情表面看来是欲望的一部分，但激情不同于欲望。在激情中分化出一种感情叫做愤怒，而它有时是站在欲望的对立面的。苏格拉底在这里讲了一个故事：阿哥莱翁之子勒翁提俄斯从比雷埃夫斯进城去，路过北城墙下，发现刑场上躺着几具尸体，他想要看又觉得害怕而嫌恶它们，他暂时耐住了，把头蒙起来，但最终屈服于欲望的力量，他长大眼睛冲到尸体跟前，骂自己的眼睛说：“瞧吧，坏家伙，把这美景瞧个够吧！”由此，柏拉图认为激情正在帮助理性谴责欲望。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激情”恰恰是站在欲望的一边而反对“理智”表示愤怒的[7]。这里真正辅助理性抵制欲望的不是激情，而是一种自尊。我们姑且认为在柏拉图的逻辑中激情是有作用的。柏拉图认为，正义的人应该是由理性作为领导，激情作为理性的辅助者，共同节制欲望。个人正义正是灵魂中的这三个要素和谐有序的安排。笔者认为，柏拉图的个人正义理论是为城邦的节制美德服务的。显然一个正义的个人不一定智慧或勇敢，但一定是节制的。这对于城邦的稳定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柏拉图的个人正义更像是一种服从规范，是一种人的“灵魂状态”，它和人的具体作为无关。
柏拉图从城邦正义推论到个人正义。从其中的一一对应关系阐释出二者具有同构性。城邦中的智慧对应于人的理智，勇敢对应于激情，节制对应欲望。柏拉图把城邦赋予了灵魂，因为它是由个人组成的。柏拉图的正义推论对后世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当然也有诸多矛盾之处。
四、对柏拉图正义观的批判
1.现实与理想差距甚远
参照人类历史，柏拉图的“正义”从未实现过，个人可能会在某个瞬间达到，但是国家几乎不可能。人类不得不面临“正义”操作难的问题。就统治者而言：其一，统治者虽然非常优秀，但并非全知全能，绝大多数人与他素未谋面，他不可能了解所有人的特点，并为每个人做出选择。其二，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天赋能力并不是一目了然的，它需要人们的自我分析和评价[8]。这样说来统治者只能由神做出选择，否则国家就是不正义的。个人正义也不可能时时达到，就像亚里士多德说的：“一个人如果离开了城邦，他如果不是野兽，就是一个神。”一个人时时由理性驾驭他已经是神了。柏拉图的个人正义在普通人看来更像是一种压迫。也许柏拉图认为，大众之所以认为是压迫，是因为他们还没有习惯用理性驾驭自己。
2.城邦正义与个人正义不具有完全的对应性
城邦正义中的三者智慧、勇敢、节制之间并不存在对抗关系。相反，三者是相互辅助，缺一不可的。而个人正义中的三者却存在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城邦中三种品德不具有流通性，生产者不需要智慧和勇敢，而城邦中类似激情的东西似乎并不存在。这也是城邦与个人本质上的区别。个人的美德只靠理性成就，其他两者似乎没有也可以。事实上，柏拉图的灵魂“三分”说缘起于毕达哥拉斯学派所提倡的人要过的“三种生活”。在这里，似乎是为了与城邦对应而人为的把灵魂分成三个部分。城邦中的阶层不可能只有三种，那么只要再多出一个阶层，柏拉图的城邦与个人灵魂三分说很容易就会被推翻。
如果从人性角度来看，人具有喜怒哀乐，城邦不可能有，人有生老病死，城邦不可能有。即使牵强地说城邦也有对应的喜怒哀乐和生老病死，那么二者的体验也是决然不同的。柏拉图在由城邦正义推出个人正义时有一个逻辑上的错误：人类的诞生要比城邦早的多，人类德性的养成也绝对在城邦之前，但是却要以城邦推出个人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如果说是合理的，那么他推出的不是个人正义，而是公民正义。柏拉图寻找的是一个好公民而非好人。
3.柏拉图的正义不是一种德性
“德性即知识，”这是苏格拉底的经典名言。他认为真正的德性应该建立在知识上。那么我们来依次分析一下，城邦中的三种美德是不是以一定知识为基础的。首先，统治者的智慧是关于统治的知识，是一种对权力的运用。显然这是一种实践，而不是一种知识。其次，护国者的勇敢是建立关于可怕事物的信念，信念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一种意见，而柏拉图认为意见不应当归入知识。因此勇敢不是一种知识。最后是生产者的节制，从某种意义上讲，节制是一种“禁欲主义”，而这也是对肉体和欲望的一种信念、意见，不属于知识。如此看来，柏拉图的正义都不是美德。按照我的理解，“德性即知识”的内涵与柏拉图谈论的城邦中的德性与知识并不相同。我们可以经常看到理想国中的概念矛盾。柏拉图总是有意无意的和一般大众的思想拉开距离，但是最后还是走不出大众的思维圈。这也是人本身具有的局限性。
4.一个城邦无法由哲学家想象
可以看到，柏拉图在谈论城邦和个人时都会忽略物质的一面，虽然也有对城邦生产，人员分配创设性地提出了如共产共妻的一类看法，但是这些都是为理念服务的，并没有仔细考虑城邦具体怎么运作。柏拉图只是简单的回答：只要我们都变成了圣人，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这种正义类似于哲学家纯粹的精神体验，但是这种精神的体验是不是能靠教育得来值得商榷，就像有人是天生的哲学家，而另一些人则是数学家。哲学家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变成和他一样的人。城邦与个人在柏拉图的眼中之所以具有同构性，是因为他相信城邦与人一样具有灵魂，这个灵魂究竟是城邦本身具有的还是由个人集合而成的，柏拉图并没有解释清楚，甚至连城邦究竟有没有灵魂这一点也不能确定。从某种角度来讲，城邦具有的三种美德其实也是人身上的，所以不能说是在城邦的灵魂里划分出来的。
五、总结及问题
《理想国》中的正义观的确存在诸多矛盾之处，但是不失为一种理想追求，归根结底是灵魂与肉体的较量。《理想国》这部书与其说它是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政治蓝图，不如说它是为我们抛出了许多政治问题。柏拉图的追问是一种灵魂的追问。在《理想国》中，国家应该由哲学王统治，哲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柏拉图是否过于夸大哲学的力量？哲学是否只适用于解决个人自身问题，而无法解决众人的问题，抑或是它通过个人来影响整体。细究《理想国》的种种，竟得出对哲学的终极怀疑。或许人们不应该去寻求问题的答案，只需要知道问题的来源。
《理想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治国逻辑，且不论它是否可行，就其问题的价值还是值得我们肯定的。现代社会正义也在一步步确立它的地位，或许人们最后无法达到统一的价值观。但是柏拉图有一个观点非常好：人应该做他本职的事，有什么能力就做什么样的事。如果未来的国家里人人能够各得其所这也是一种正义，一种幸福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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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正义 篇7
关键词：芬兰教育,教师地位,教育公平,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一、引言
在教育界, 当人们谈到哪个国家教育质量比较好时, 经常会想到的国家是芬兰。人们通常会误认为, 教育质量较好的国家是以牺牲教育公平, 把有限资源集中起来用以提升个别地区教育质量, 从而取得标榜性的教育成果。然而, 以视角独到而著称的学者袁征教授在其著作《中国教育问题的哲学思考》中指出:“在教育领域, 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为了效率而不讲公平”。[1]事实上, 在芬兰, 公平与效率被高度结合, 并且其成功的根本原因也正是以公平与正义作为其教育的核心价值观。近期, 芬兰教育部官方英文网站发布了其教育的最新状况, 新任教育部长汉娜·维尔库宁 (Henna Virkkunen) 发布了芬兰教育状况的报告, 从报告中我们可以总结出, 芬兰教育取得目前成就的重要因素有如下方面:首先, 把公平与公正作为其教育的核心价值观;其次, 国家对教育大力支持;再次, 高水平的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第四, 对学校办学自主权的高度尊重;最后, 国际化的教育视野。
二、芬兰最新的教育现状与政策动态及其成功的原因
在芬兰, 教育的普及率高。芬兰人几乎持高度积极的态度对待教育, 目前有99%以上的人获得了综合学校毕业证书。同时, 芬兰教师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 各级学校的教师都拥有较高的教育程度并受过良好的教育, 其中最有才华的年轻教师还能自行选择参加不同项目、内容和形式的教师培训。由于教师的社会地位高, 因此教师都非常坚定地致力于教学工作。而且, 芬兰教育的教科书不再集中选择或检查, 学校和教师都有权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来选用合适的教科书和教学方法, 这一切的目的都在于使学校在教育决策过程中有更大的自主性。芬兰教育的最新状况, 主要表现在下列方面:
1. 政府旨在提高每个学校的教育质量
芬兰的重大教育政策的落实都旨在提高每一个学校的教育质量, 因为芬兰的国家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较高水平的教育。另外, 芬兰教育成功的重要因素还在于其教育的深刻变革。
芬兰的识字率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是最高的。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2012年9月底, 芬兰人口总数大约只有542万人左右, 仅占世界人口的1/1000, 但其出版的科学出版物在世界上占了大约百分之一的份额, 并且, 芬兰也跻身于世界上顶尖的数学与科学领域。考虑到芬兰人口的规模, 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
2. 政府旨在推进教育的性别平等
芬兰作为欧盟成员国之一, 是一个具有开放视野的国家, 芬兰实行欧洲普遍设立的学历互认“欧洲学校计划”。这类“欧洲学校”[2]位于欧洲的不同地区, 由欧盟成员国共同管理。
该类“欧洲学校”实行男女平等的理念。目前, 除了芬兰之外, 这类学校还分布在比利时、德国、荷兰、意大利、英国、西班牙等国家, 所有这类学校都遵循相同的课程, 包括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学生完成学习任务后颁发欧洲学校毕业通用文凭, 这大幅度地提高了芬兰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以及知名度。
在学生体育运动方面, 芬兰推行了许多促进性别平等的新举措。芬兰体育联合委员会建议相关部门:“对关注体育方面性别平等的政府预算应当尽快进行评估与实行”。该建议认为, 所有主要运动区设立的经费预算应当考虑性别的平等, 包括当地体育机构、体育设施建设、体育服务、体育科研、儿童与青年健康运动计划等等。而且, 应当把促进教育资源分配的性别平等作为教育财政支持政策与相关措施的重要考虑因素。另外, 政府应当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资助体育设施服务与体育活动, 酌情给地方当局拨款并进行国家助学金的分配。比如要求受资助的体育院校以及体育科研机构在招生的男女比例中, 男女性别中的任何一方必须要占到至少40%的份额, 以防止出现性别比例过度失调的不公平问题。
应当说, 芬兰体育联合委员会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改变弱势性别群体在体育方面不利地位的提议, 与新加坡国会议员洪维能先生对教育部长王瑞杰“在高校男女生录取比例中出现男生处于弱势的情况”[3]的质询并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改变这种不平等现状的诉求具有同样的依据。值得注意的是, 新加坡教育部长王瑞杰说道, 在差距不是过大时不应当草率地人为设定标准来机械地改变这种现状, 否则有可能产生新的不公平。不过必须注意的是, 当性别录取比例差距过大时, 我们就必须去考虑选拔标准是否存在问题, 如果选拔标准本身对某性别群体就不公平的话就必须马上去改变这种不公平现象。
3. 政府旨在帮助后进生提高成绩
在芬兰, 西方著名哲学家约翰·罗尔斯 (1921~2002) 的公平与正义理论在教育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近年来, 芬兰教育部对于一些特殊群体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比如对因身体残障等因素而需要特别照顾的儿童, 教育部在努力地为他们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芬兰的教育理念强调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快乐地成长, 教师面对学习后进的学生时, 也会耐心地引导其学习, 并且, 当学生在某个学习科目上有困难时, 都可以寻求个别辅导。另外, 学校还通过及时给予后进生帮助, 以尽量减小后进生与其他学生的成绩差距”。[4]对此, 我们应当对我国教育进行深刻反思。目前我国教育出现了不平等现象, 比如在小升初、中考以及高考指挥棒的魔力控制下, 个别学校、教师以学生考试成绩作为评判学生的最主要标准, 把学生人为地分为三六九等加以区别对待, 而这显然有悖于教育公平与公正的理念。
在罗尔斯看来:“社会必须对先天处境不利的人给予更多的关心与帮助”。这种思想就是要补救由于偶然因素所产生的不平等。在采用补救原则时, 我们应当为智力较低而不是智力较高的人去花费更多资源, 至少可以在他们一生的某个阶段, 例如早期学校教育阶段就应当去这样做, 在学前教育阶段、小学以及中学阶段尤其更加需要注重教育公平。
4. 教师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以及较好的发展未来
在芬兰, 教师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并且拥有较好的发展未来, 整个社会对教师都非常尊重。在学校教育中, 师范教育的辍学率通常是最低的。在过去的几年里, 芬兰教育部采取了许多举措, 比如扩大师范教育以防止教师短缺现象的出现。对于教师学历的提高方面, 教师可以在大学教育基础上, 通过教育部提供的研究生课程学习机会获得硕士学位, 这有利于教师整体素质的提高。由于新教师在教育事业刚刚起步时可能会遇到一些与教学相关的实际困难, 因而芬兰教育部为新教师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 比如为新教师提供参加各种培训与深造的机会等等。可喜的是, 目前, 我国在提升教师地位方面也取得了一定进展, 比如尽量缩小教师与公务员工资水平的差距等举措, 这都有利于加强社会“尊师重道”的理念以及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
不过, 我们同时也应当注意到, 在提高教师地位的改革浪潮中也有逆流, 个别地区实行“被严重异化了的教师绩效工资制度”, 机械地以教师授课时数为依据决定所发工资的多少。而教师为帮助后进生提高学习成绩而额外提供的课外辅导则不计入教师的绩效, 这很可能导致许多教师为了基本生计在放学后不再留在学校为学习有困难的学生提供学习指导。个别地区实行的“被严重异化了的教师绩效工资制度”实际上导致的结果是把教师“民工化”。这大大减低了教师的社会地位, 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 同时也挫伤了教师帮助后进生提高成绩的积极性。
5. 教育普及率高并给地方更多办学自主权
在教育部长汉娜·维尔库宁看来:“虽然政府对学校提升教学质量给予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不过, 即使政府为学校提供了支持, 也并不意味着政府就有权利对学校的办学行为指指点点和横加干涉, 学校作为法人单位, 有权利自主决定自身的办学行为并从事校本课程的开发活动”。
另外, 在芬兰的义务教育中有着一项重要的规定:“芬兰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去自己所在学区的其中一所学校就读”。这个规定确保了所有儿童都能享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 不论学生的社会地位怎样, 也不论学生的性别、种族、文化、语言、经济等状况如何。更重要的是, 这一政策使得学区内的每一所学校都面临着办学质量上的竞争, 促使学校为了生存和发展而不断提升自己的教育质量。
6. 高瞻远瞩的教育教学模式理念和参与国际教育研究
芬兰与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一样, 参与了提高学校领导素质的研究。研究的主要议题包括如何培养良好的领导素质以及如何定位学校领导的责任和新角色。该研究显示, 教学虽然是重要的, 不过同时必须给予学校领导足够的发展空间, 因为教学质量的提高需要良好的管理才能顺利实现。如果没有学校领导的高效管理, 学校将成为一盘散沙, 即使有再优秀的教师, 也难确保教学的整体质量。学校的核心力量来自校长, 校长的领导素质以及领导力的成功培养是学校能否获得较好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另外, 芬兰善于从其他国家学习教育教学经验。“芬兰通过考察德国不分年级制的教学模式后明确规定了所有高中都应实行该教学模式, 在不分年级制中, 学生可以自主设立学习计划”。[5]应当说, 芬兰尊重学生的意愿、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教育理念对我国有着巨大的启发意义。目前我国的教育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比如教育系统中充斥着“重共性、轻个性”的教育价值观, 学校课程出现“同质化”, 而这导致了我国的教育系统中“千校一面、千人一面”的现象比较突出。而这正是我国教育值得从芬兰优质的教育中急需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三、芬兰教育对我国提高教育质量以及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启示意义
芬兰各地区、各学校的教育质量较为均衡, 其教育的最根本动因是以公平与公正作为教育价值核心理念, 这也是芬兰教育的最本源的成功因素。对于芬兰这个国土小且人口少的国家来说, 每一个人的成长都是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中坚力量。因此, 芬兰非常重视为教育中的弱势群体提供更多教育资源的理念, 比如努力为身体残障儿童提供尽可能公平的受教育权。
综上所述, 芬兰教育对我国教育的启示主要可以概括为几下几点:首先, 我们应当树立正确的教育核心价值观, 在现阶段遵从与相互兼顾“发展与功利、自主与服从、个性与共性、创新与继承”这些教育理念的同时, 应当更加强调前者;其次, 我们应当强化教师持续的专业发展;再次, 我们应当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最后, 国家应当逐渐承担更多的教育经费投入的职责, 以便更有效地促进教育的均衡与公平发展。
目前, 我国各地纷纷出台政策, 明令禁止义务教育阶段公办中小学设立重点学校、重点班和实验班, 并且禁止公办小学、初中学校进行“小升初”选拔性考试与“择校”行为, 这些政策有利于让每个孩子拥有平等享受教育资源的权利。然而, 在这种大政策背景下, 个别地区依然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情况。个别地区的学校领导与教育主管部门在“择校”行为背后丰厚利益的驱动下, 纷纷通过评选“名校”、“示范学校”、“示范班”等其他名义和手段重新设立和原来一样本质意义上的重点学校、重点班和实验班。个别地区以奥数成绩作为小升初选拔性招生中的基本条件, 使得家庭贫困的学生因无力支付高昂的奥数培训费用而在竞争中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 因而产生了新的不公平现象。
另外, 在“择校”问题上, 也出现了除个体家庭自发的“个体性择校”以外的国家权力部门“集体性择校”行为, “集体性择校”是权力部门用纳税人的钱对当地最优质学校以单位名义进行资金捐赠并且以所谓“共建”的名义为其单位官员子女获得“学位”的一种集体性择校行为。由于这种行为更加具有迷惑性, 因此比家庭自发的“个体性择校”更加不易被人发现, 然而这种集体性择校行为对教育公平的危害则更大, 因为这直接导致优质教育资源以学生的政治家庭背景为条件进行筛选的教育不公平后果。
长期以来, 我国个别地区的教育功利色彩过于浓重, 导致了教育的片面发展, 个别地区的教育行政部门为了达到“标榜性”的教育功绩以及政治功绩, 牺牲农村与边远地区的利益, 在教育经费分配上更多的是“锦上添花”, 而不是“雪中送炭”。目前, 城乡之间教育质量差距甚大, 个别边远地区由于教育经费严重欠缺, 使得该地区的教育几乎无法取得发展甚至难以为继;而教育发达地区学校中的教育经费则较为宽裕。再加上城市教师工资待遇普遍比农村地区的教师要高, 这更进一步扩大了城乡之间师资队伍质量的差距, 最终导致城乡之间教育整体质量的差距更加扩大。对此, 学者李志厚教授指出:“倘若我们在教育领域上的做法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 并且采取公平和正义的理念去实施教育, 这样做的话, 或许我们能够尽量避免一系列的择校问题、应试教育问题以及哄抢学位房等现实问题, 或许可以使得我们在教育公平领域上的矛盾与冲突尽可能地减少”。值得欣慰的是, 目前, 我国各地已纷纷出台政策, 明令禁止义务教育阶段公办中小学设立重点学校、重点班和实验班, 并且这些政策正在不断地推行和落实当中, 这些政策有利于让每个孩子拥有平等享受教育资源的权利, 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目前, 我国在推进教育公平方面有了非常大的进展, 异地高考也已在全国艰难地推行, 不过, 我们也需要注意到, 在异地高考政策出台和落实的进程不可能一帆风顺, 教育公平的真正实现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据中国新闻网最新报道, 北京、上海于2012年12月出台了异地高考方案。北京的异地高考政策规定:“从后年起, 有居住证明及稳定住所、稳定职业及社保满6年, 子女有学籍且连读高中3年, 可参加高职考试录取。”[6]而上海出台的异地高考政策则规定:“从2014年起, 上海将实施在沪升学考试的具体方案, 根据方案, 进城务工人员符合《上海市进城务工人员管理制度规定》的基本要求者, 其子女在上海参加全日制中等职业学校自主招生并完成全日制中等职业教育完整学习经历后, 可参加上海普通高等职业学校自主招生考试。”[7]也就是说, 在北京与上海的异地高考政策中, 即使符合条件的异地高考生也只能参加高职院校的录取, 不能参加普通高等学校的录取, 而这显然离真正的教育公平实现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不过, 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 目前能够取得这样的改革成果, 已实属不易了。事实上, 当教育资源在不同地区差距过大, 并且在社会整体资源偏向个别地区的前提下, 教育公平的推进不可能一步到位, 追求教育公平的道路依然任重而道远。应当说, 追求教育的公平乃至整个社会的公平需要的更多是政府维护社会长远稳定以及促进公平理念的坚定决心与强硬手腕。
正如西方哲学家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说到的:“既然不平等是不应有的, 那就应该以某种方式对这些不平等予以补偿。”[8]可以看出, 社会应当更加注重公平而不是为了所谓的既得利益而牺牲公平, 社会必须在处于不利处境者的利益受损之时予以补偿。伯特兰·罗素 (1872~1970) 在介绍功利主义时也说道:“从人道主义的立场来看, 为了所谓效率而忽视正义是可怕和可憎的。”[9]
芬兰在教育资源均衡的同时, 也同样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教育效果。并没有出现追求公平就失去效率的现象, 反而取得了教育领域上的突出成就。事实上, 效率问题谈论的是教育投入与产出比之间的关系, 而教育公平问题谈论的是教育资源如何在各群体或个体之间进行分配的问题, 严格上来讲公平与效率并非两个非此即彼的概念。
社会在不断地变革, 在改革初期经常需要摸着石头过河, 而在教育改革的不断尝试中, 部分个体或集团首次尝到教育改革途中的甜头———摸到了拥有有利地势的“石头”, 就不愿意挪动了, 这些人则是改革中的社会既得利益者。如果这种人性的贪婪没有被自身道德以及被制度加以约束, 那么他们将会为了防止这种突如其来获得的好处的源头被别人破坏, 而千方百计地阻止改革的进一步进行, 甚至采取非法乃至暴力手段对进一步的改革进行压制与破坏, 直至最终成为了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最大障碍。应当说, 教育的种种不公平来自于人性的贪婪, 而这恰恰需要加强有效的制度改革和法律约束。
在罗尔斯看来, 随着社会的进步, 对于受惠较少的人着重进行考虑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只要去回想一下防止财富的过分积累以及维护人人受教育平等机会的重要性, 就会更加深刻地领悟到这些努力其实都是值得的。
四、结语
在党的十八大会议中,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强调要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教育公平问题已成为十八大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 这些举措都是社会逐步走向公平正义的重要表现之一。“更加合理地配置教育资源, 把教育资源更多地投向农村、边远、贫困和少数民族地区, 采取更多政策扶持弱势群体”是人民大众对于教育公平的真切诉求。相信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会把人民大众的这些诉求加以考虑并采取新的教育改革措施以维护教育公平乃至整个社会的正义, 促进中国教育的健康、持续和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袁征.中国教育问题的哲学思考[M].深圳:海天出版社, 2009:90-95.
[2]芬兰教育部.芬兰学校和“欧洲学校”[EB/OL].http://www.minedu.fi/OPM/Kansainvaeliset_asiat/ulkosuomalaistoiminta/index.html?lang=en.[2013-04-21].
[3]张俊洪, 陈铿, 杨文萍.以罗尔斯公平与正义理论的视角评述新加坡教育的新政策[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1) :136-142.
[4]芬兰教育部.在学生运动方面性别平等理念的推广[EB/OL].http://www.minedu.fi/OPM/Julkaisut/2005/tasapeli_-_sukupuolten_valisen_tasa-arvon_edistaminen_ja_sukupuo?lang=en.[2013-04-21].
[5]汉娜·维尔库宁.国际学校领导力研讨会[EB/OL].http://www.minedu.fi/OPM/Puheet/2009/05/Opetusalan_maailmanjxrjestxn_seminaari.html?lang=fi.[2013-04-21].
[6]中华新闻网.北京随迁子女升学考试方案[EB/OL].http://www.chinanews.com/edu/2012/12-30/4448796.shtml.[2013-04-21].
[7]中华新闻网.上海公布异地高考方案:与居住证制度相衔接[EB/OL].http://www.chinanews.com/edu/2012/12-30/4448927.shtml.[2013-04-21].
[8]罗尔斯.正义论:修订版[M].何怀宏, 何包钢, 廖申白, 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76-78.
教育正义 篇8
第一个正义原则: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 (平等自由原则) 。
第二个正义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 使它们: (1) 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 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 (差别原则) ; (2) 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 (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 。
由这两个原则又形成了一个更为一般的正义观:所有的社会基本价值 (或者说基本善) ——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平等地分配, 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体现这个正义观原则的两个正义原则暗示着社会基本结构的两大部分:一是有关公民的政治权利部分, 一是有关社会和经济利益的部分。第一个原则要处理前一方面的问题, 第二个原则则要处理后一方面的问题。
其中, 第一个原则优先于第二个原则, 而第二个原则中的机会公正平等原则又优先于差别原则。这两个原则的要义是平等地分配各种基本权利和义务, 同时尽量平等地分配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和负担, 坚持各种职务和地位平等地向所有人开放, 只允许那种能给最少受惠者带来补偿利益的不平等分配。任何人或团体除非以一种有利于最少受惠者的方式谋利, 否则就不能获得一种比他人更好的生活。
我们可以根据以上原则来分析基础教育中存在的择校问题和差生问题。
一、择校现象
如果用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来分析现在的“择校现象”, 即使有条件择校的家庭也是要通过托关系、花钱的方式付出代价才能达到择校的目的, 而那些没有关系或者没有经济实力的家庭只好按照划片入学的政策入学。从教育资源的分配上看, 不存在任何一种使一方利益增加而使另一方的利益不受损的状况, 所以这种择校的方式是有效率的 (尽管它违背了公平的原则) , 所以名校使许多家长趋之若鹜。择校现象无疑损害了社会公平, 造成了社会公平的缺失, 因为教育建立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 每个适龄儿童都应该享有最基本的受教育权。若任由这种现象持续下去, 势必会加剧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 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而且, 就近入学政策的制定是把自然赋予的条件作为一个既定的标准来执行的, 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解决的办法就是先实现一种程序上的正义, 罗尔斯认为纯粹程序的定义概念可以通过对完善和不完善的程序正义的比较来理解。例如一些人要分一个蛋糕, 假定公平的划分是人人都有平等的权利获得相等的一份, 怎样才能保证这一结果呢?明显的办法就是让一个人来划分蛋糕并得到最后一份, 其他人都被允许在他之前拿。他将平等划分蛋糕, 因为这样才能确保自己得到可能的最大的一份。这个例子说明了完善的程序正义的两个特征, 一是对什么是公正的分配有一个独立的标准, 二是设计一种保证达到预期结果的程序是有可能的。因此就近入学的原则在无法保证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的前提下只能是不公平的。只有通过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的平衡, 将教育资源尽量平等分配 (绝对平均是不可能的) , 在几乎不存在资源分配差异的基础上执行就近入学的原则才可能是公平的。还有, 招生政策的制定也可以化解这方面的矛盾, 如2008年山东烟台市芝罘区高中招生政策所规定的那样, 按照一定的标准将一部分招生名额分到每一所有毕业生的学校, 使一些教育资源比较薄弱的学校的学生即使在分数达不到录取线的情况下, 也有可能被高中录取,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只有上好学校才能上高中的思维定势, 有助于加快教育公平的步伐。
《义务教育法》也体现了这一公平原则, 其第六条规定:“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改善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 并采取措施, 保障农村地区、民族地区实施义务教育, 保障家庭经济困难的和残疾的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国家组织和鼓励经济发达地区支援经济欠发达地区实施义务教育。”第二十二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促进学校均衡发展, 缩小学校之间办学条件的差距。”这些都是从教育资源平衡的角度体现了政府部门和教育部门实行的教育公平原则, 即通过差别原则和补偿原则来追求教育资源的最有效的期望值。
二、差生现象
不知从何时起, 在教育中有了“差生”这一名词, 好像它已经成为人们普遍接受和认可的一个称呼, 在教师的教学计划或者总结中也经常见到这一名词, 可见, “差生”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但是何为“差”呢?“差”的标准是什么?似乎只有一个标准是最重要的, 那就是学习成绩差, 更确切地说是分数差。只要满足这一标准的学生就会被列入“差生”的行列, 尽管他们的意志、品质、能力等各方面并不差。他们往往被置于教室里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里, 可能教师曾经对他们花费过不少心思想提高他们的成绩, 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起色, 甚至家长也不再抱有信心。然而相对于那些得到了教师较多关心的学生来说, 差生是一个被漠视的群体。我们的教育是一种追求效率和功利主义的教育, 尤其是将分数放在了至高无上的位置上, 学校如此要求教师, 教师如此要求学生, 于是教育成了分数的教育, 为了提高分数的一切措施都被认为是有效率的。教师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用在了那些分数较高者的身上, 差生们被剥夺了接受平等关爱的机会。从直观上来看, 仿佛学校和教师的这种做法能在单位时间内取得最大的效率, 但根据帕累托优化改进原则, 要达到最优的资源分配, 必须在不损害其他各方的利益的基础上, 至少保证有一方的利益增长, 所以这不是一种朝着最优化方向改进的教育方式。那么这种不公平的现象何以存在呢?不可否认“差生现象”是应试教育的痼疾, 值得反思的是我们现有的教育制度存在的问题。这里的关键是如何评价学校教育的成果和教师的劳动, 它是直接导致差生现象存在的根本原因。教育部门的评价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 教师的观念需要更新, 对教师的培训不能只限于优秀教师而要面向全体, 这样才能切实提高整个教师队伍的素质。
在罗尔斯的“词典式”序列原则中, 公平是放在效率前面的, 而且根据补偿原则, 那些最少受惠者应得到最大的利益才符合公平原则。罗尔斯认为可以利用差别原则达到补偿原则的某种目的, 即给那些出身和天赋较低的人以某种补偿, 缩小以至拉平他们与出身和天赋较高的人们的出发点方面的差距。在罗尔斯看来, 天赋不是道德上应得的, 应把个人的天赋看成是一种社会的共同资产, 虽然自然资质的分布只是一个中性的事实, 但社会制度怎样对待和处理它们却表现出正义与否的性质。《义务教育法》第二十九条有这样的规定:“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应当平等对待学生, 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 因材施教, 促进学生的充分发展。”这是差生利益获得法律保障的鲜明体现。当然, 作为教师, 同时也应关注那些优秀学生的成长需要。
在现实的教育中, 只有尊重学生的不同需要, 才能更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使教育中没有所谓的“差生”;才能使学生找到认同感, 朝着我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而不是单单以分数来评定成败;才能让学生养成自信、自尊、自爱、自我管理的品性和习惯, 真正为学生一生的发展奠定基础。因为即使是学习成绩差的学生, 他们将来也是社会的一分子, 是要谋求生存自立的, 我们的教育既要培养社会精英, 同时也要注重平民百姓, 毕竟我们的社会是由各个阶层的人所组成的, 每一个阶层都应该有他们自我发展的机会和空间, 而这与他们所受的教育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对从事基础教育的工作者来说, 既要为了让受教育者将来有一个完满的人生, 同时也要为了培养出合格的适应国家和社会需要的公民而努力,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彰显教育的公平正义内涵。
历来, 我国的教育制度的价值取向与社会制度的取向是一致的, 所以造成了强调效率甚于公正现象的存在, 忽视了教育中的不正义, 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正现象。正义与效率并不是矛盾的, 但是正义是优先于效率的, 追求效率的教育制度无法真正地实现社会效率, 也不会自觉地或自动地实现正义。教育本身的不平等和不正义, 一方面忽视了人的基本权利, 破坏了人们参与治理共同生活的热情, 另一方面加大了社会合作的边际成本, 削弱了人们对正义和道德的追求。这样, 反而不能实现效率, 不能实现公共生活的质量的提升, 所以正义价值是更为基本的价值。[3]根据罗尔斯的差别原则, 公平更应该关注那些较不利者的利益, 由于出身和天赋的不平等是不应得的, 这些不平等就多少应给予某种补偿。补偿原则认为, 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 提供真正的同等的机会, 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遵循这一原则, 较大的资源可能要花费在较差而非智力较高的人们身上, 至少在某一阶段, 比方说早期教育期间是这样。所以差生是更应该得到社会的关注的群体。
由于教育本身更有可能以“假定的能力”评定和挑选学生, 把学生分为三六九等, 并根据分类来分配教育资源和机会, 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更容易受到自尊的伤害、权利的侵犯, 教育正义因此包括促使这些学生获得补偿的教育。教育作为促进每个人精神发展的力量, 必须平等地尊重、关怀和保护每个人平等的基本权利, 确保所有的教育资源、教育机会、教育行动的公正性。因此, 教育领域中正义价值是绝对优先于效率和功利的。[4]
当生命在无知之幕的状态下来到这个世界时, 就具有了天赋的差别, 只有通过社会制度、法律程序、道德伦理观念等方面的平衡, 才能弥补这些差异的缺憾。我们可以说, 教育公平既是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 也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超越, 是社会现实与教育理想的统一。
参考文献
[1]邓素文.论基础教育改革的正义诉求[J].当代教育科学, 2006, (4) .
[2]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292.
[3]金生鈜.什么是正义而又正派的教育──我国教育改革的症结[J].教育研究与实验, 2006, (3) .
苏格拉底的正义——为正义而自缚 篇9
关键词：苏格拉底,智慧,省察人生,正义
众所周知, 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民主城邦———雅典, 处死了如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苏格拉底, 而他们给予他的罪名是“不信城邦诸神、信新神、腐蚀青年”。然而, 从某种角度来说, 苏格拉底的死因部分源于他自己, 那么,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苏格拉底认为, 智慧本身不为人所拥有, 能够拥有智慧的只有神。虽然人不可能达到完全的智慧, 但是, 应当去追寻智慧, 尽量距离智慧更近, 所以在苏格拉底看来, 一身去追求智慧才是正义的。
苏格拉底还认为, 人应当过上一种省察的、哲学的生活。所以他不仅要求自己过此种生活, 还竭力促使身边的雅典同胞也过上这种省察的、哲学的生活。在他看来, 不仅使自己, 而且使他人过上这种省察的、哲学的生活才是正义的。
综上, 本文所述苏格拉底的正义观主要包括以下两点:1.虽然人不可能拥有智慧, 但是去追求智慧, 距离智慧更近, 为此所作的事情才是正义的事情;2.除非过上一种省察的、哲学的生活, 否则没有人可以开始知道自己, 因此追求省察的、哲学的生活才正义。
秉持着这样的正义观的苏格拉底, 为了追寻正义, 一步一步通往死亡之路。
一、苏格拉底对智慧的追求
在受审时, 苏格拉底自始至终都在为自己申辩。他认为对他的正式指控出于“多年以来的错误印象”。他不仅说了这种错误感知, 而且声称实际上他要申辩的有两种指控。一方面, 他要针对阿努图斯、美勒托、和莱康的指控做出自我申辩, 另一方面, 他要针对其他人长久以来的错误感知做出自我申辩。苏格拉底把这些旧的指控称为“非正式的”指控, 这些指控不是法律性的指控, 而是其他人对苏格拉底的不利感知。而且苏格拉底相信, 即使是“非正式的”“不利的”感知也有可能是有力量的和危险的。
(一) 被污蔑的原因———智慧
在申辩中, 苏格拉底辩称, 早先对他的感知是不正确的, 而且这些感知会传给下几代人, 从而他们对苏格拉底的理解也是错误的。因为这样的错误感知代代传承, 最终导致了对他的正式指控。在受审中, 苏格拉底陈述了长久以来他人是如何感知他的:
那么, 导致对我的污蔑的控告是什么, 还是让我们从头讲起。莫勒图斯在写下现在这份诉状时, 他信的就是这些污蔑。那些污蔑者, 究竟在讲些什么污蔑?他们若来控告, 那他们起誓后的状辞一定是:“苏格拉底行了不义, 忙忙碌碌, 寻求地上和天上之事, 把弱的说法变强, 并把这些教给别人。” (1)
正所谓无风不起浪, 那么苏格拉底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 引得如此众多的人对他心存不满?又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非要对簿公堂争个你死我活呢?
在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作品《云》中, 苏格拉底关心的是一个跳蚤可以跳几个跳蚤脚那么远、昆虫消化系统的性质是什么。 (2) 这里的苏格拉底总是关心一些荒谬且琐碎之事, 阿里斯托芬塑造出这样一个喜剧苏格拉底以供厌恶苏格拉底的人们消遣, 并且总有人津津乐道于此, 原因就在苏格拉底在于追求正义时, 得罪了很多人。
苏格拉底相信, 虽然人不可能达到完全的智慧、不可能彻底的知道自己, 但只要努力, 他就有可能知道很多, 就可以距离智慧更近, 于是他奔走于大街小巷, 演讲于街头集市, 鼓励人们去挖掘智慧, 去追求智慧。只是他鼓励人们的方法却不被一般人所能接受———公然挑战智者, 用盘问与反驳的方法, 找出所谓智者们言行上的漏洞, 以证明他们其实并不智慧。
苏格拉底向陪审团解释说, 许多人之所以相信阿里斯托芬的描述是正确的, 是因为他们被苏格拉底的盘问和反驳激怒了。苏格拉底在与人交谈时, 尤其是与所谓智者交谈时, 总是不断指出对方的信念有弱点, 和这样的人一起痛苦而沮丧的打发时间, 那绝不会是什么痛快的事。况且他还日复一日地重复这种行为, 每次都会逼得对方哑口无言, 这种做法在激怒智者的同时, 连同其支持也一并激怒。就好像现代的追星族一样, 一旦哪位偶像明星遭到他人贬低, 他的粉丝团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同时也会齐心憎恨反抗那位大放厥词者的。苏格拉底在激怒智者的同时, 智者的支持者也同样被一次次激怒着, 时间越久, 他们对苏格拉底的厌恶感就积累的越深。
在申辩中, 苏格拉底解释说, 他盘问和反驳他人, 不是为了激怒他们, 而是为了理解德尔斐的阿波罗给他的神谕。苏格拉底的朋友凯瑞丰, 向据信为阿波罗神中介的一位女祭司问了这样一个问题:谁是雅典最具有智慧的人?女祭司说是苏格拉底。这让苏格拉底疑惑不解。因为他知道自己并非是有有智慧的。就如同某教授从一次物理会议回来后告诉一位文科生, 在此次会议那位文科生被誉为世界上最智慧的物理学家, 那位学生肯定会因此感到不安和疑惑, 因为自己确实对物理学所知甚少。而这也是苏格拉底听到凯瑞丰的说法后所感受到的。他向陪审团这样说:
“我会试着向你们揭示出来, 是什么给我带来了这名声和污蔑……雅典的人们, 我得到这个名声, 不为别的, 正是因为智慧。这种智慧到底是什么样的?也许就是一种人间的智慧。也许我确实善于这种智慧。而我刚刚提到的人, 要么确实有比人间更高的智慧, 因而是智慧的, 要么我说不出那是什么。因为我不懂这些, 而谁说我懂, 都是在说谎, 制造对我的污蔑……我的这些, 究竟是否真是智慧, 是什么样的智慧, 我要向你们举出证人, 就是德尔斐的神。你们该知道凯瑞丰的。他和我从年轻时就是伙伴, 他也是你们大家的伙伴, 一起在新近的逃亡中出逃, 又和你们一起回来。你们知道凯瑞丰是怎样一种人, 知道他无论做什么事时, 都是多么莽撞。有一次他到了德尔菲, 竟敢提出了这个问题———是否有人比我更智慧。于是皮提亚女祭司拿起签说, 没人更智慧。……
你们看我为什么说这些。我想要告诉你们, 对我的污蔑是从何而起的。听到这话, 我就自己寻思:“神说的究竟是什么, 这到底是什么哑谜?我自己知道, 我没有智慧, 也没有小智慧。那么他说我最智慧, 到底是说的什么意思呢?而神不会说假话, 因为这不是神的做法。”在好长时间里, 我都不明白他说的到底是什么。随后, 我很不情愿地转向下面这样的探讨。我去拜访一个据说很有智慧的人, 好像在那里就可以证明那说法是错的, 回应神谕说:“你说我是智慧的, 但这个人比我更智慧。”
于是我仔细审视了他———我观察了他并且和他对话之后, 得到这么个印象:我看到, 虽然别的很多人觉得他很有智慧, 特别是他自己, 其实不然。随后, 我试着告诉他, 虽然他认为自己是智慧的, 其实他不智慧。结果我遭到他和在场很多人的嫉恨。” (3) (申辩P77-80)
苏格拉底为了证明自己并不智慧, 不断向智者挑战, 想以此证明其实还有人比自己智慧, 但在此过程中, 他发现, 所谓智者, 其实并不智慧, 可是他这一发现不仅激怒了智者, 而且激怒了其追随者, 于是怨恨、嫉妒变随之积累。越是想证明自己并不智慧, 苏格拉底就越是发现, 那些声名显赫的人其实最无能, 而另外那些看上去更一般的人却好像更明智些。于是他觉得那个神谕变得不可驳斥了, 但苏格拉底始终认为, 自己也许比别人智慧的地方就在于自己明白自己什么也不知道, 所以自己会去学习知识, 追求智慧, 而不是假装自己什么都知道。正如他自己所说:
“那个人 (前文所提智者) 认为自己知道他不知道的事, 而我既然不知道, 也就不认为我知道。我觉得好像在这件事上总比他智慧一点, 即我不知道的事, 我就不认为我知道。” (4)
随后, 苏格拉底又拜访了一些诗人, 匠人们, 于是发现他理解了神谕———“其实, 神才真是智慧的, 他在那个神谕里表明的是这个, 人的智慧价值很小, 几乎什么也不是。他好像是在这样说这个苏格拉底, 其实是假借我的名字, 用我做个例子, 如同再说:你们中最智慧的, 人类啊, 就是像苏格拉底那样, 知道就智慧而言, 他真是毫无价值。” (5) 而更进一步, 他好像还理解神谕想让他做的事情———“我现在还在按照神的意愿, 四处寻求和追问每一个我以为智慧的公民和外邦人。每当我发现他并不智慧, 我就替神证明, 指出此人不智慧。” (6)
正是因为苏格拉底做了这正义之事———指出他人的不智慧, 虽然他是想帮助他们追求智慧, 可是却为他找来麻烦, 人们嫉恨他, 污蔑他, 长久以来的不好的印象最终爆发的结果便是指控苏格拉底。
在苏格拉底看来, 即使被人们误解, 嫉恨, 污蔑, 但因此要他放弃正义, 那是不可能的。为了正义, 被误解又能怎样?被嫉恨又能怎样?被污蔑又能怎样呢?只要他还活, 他还自由, 他便会一直向正义前行, 而那正义的事情便是帮助人们追求智慧。所以人们会经常看到苏格拉底出现在街头, 集会, 盘问反驳着那些自认为或公认为的智者, 与他们辩驳, 让他们哑口无言。
苏格拉底不断地扮演着惹怒智者与其追随者的角色, 被人忌恨着也要坚持正义, 由此卖出了通向死亡道路的第一步。
(二) 腐蚀青年的罪名
因为按照神谕所示, 苏格拉底不断向正义前行, 最终, 那些被他辩倒但口服心不服的家伙们终于将他送入公堂, 要对其审判, 将其定罪———腐蚀青年。对此, 苏格拉底是这样申辩的:
“而我要么没败坏他们, 要么败坏了他们, 但是无意的;在两种情况下, 你都在撒谎。如果我得到了教诲, 我就会停止我无意做的是。而你却回避, 不愿意与我交往, 不愿意教育我, 反而把我带到这里来, 而法律只要求把需要惩罚的人带到这里, 不是需要教育的人。”
因为苏格拉底津津乐道于揭示他人的不智, 得到了大批青年的追捧, 所以他也因此在正式控告中得到一个罪:腐蚀青年。
1.苏格拉底的教育
在当时的雅典, 有钱的人会将自己的孩子送往智者那里学习辩论术, 他们精于演讲, 可以帮助被控告者写申辩书, 一些青年接受者这样的教育, 同时交付一定的学费。
而在苏格拉底看来, 青年们大可不必接受此种教育。真正的教育应当是免费的, 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教师, 但其一直在探索一种教育方式, 不通过做老师来教育, 因为教育青年是一件高贵的事情, 不仅应当教给他们知识, 还应当教给他们德性。
他在公众面前盘问与反驳智者时, 青年们便已学到了一些辩论的技巧, 于是, 青年们开始自己联系他们免费学习到的技术, 他们也会向智者发问, 向长者发问, 然后便发现, 所谓的智者、长者, 并不是向他们表现的那样通晓一切, 有时候, 他们宣称自己知道所有, 可当被盘问到哑口无言时, 青年们便发现了苏格拉底所说的“他们并非智慧”是正确的。
因为总是被公然挑衅, 智者的威严受到青年的怀疑, 但智者们与他们的追随者却将这一切归咎于苏格拉底的过错, 而不是自我反省。正如苏格拉底自己所说:“有些青年自愿追随我———他们最有闲工夫, 出身豪富。他们乐于听我省察人们, 自己经常模仿我, 还试着省察别人。于是, 我想他们发现无数的人是自以为知道一些, 其实知道的很少, 甚至什么也不知道。于是, 那些被他们省察的人对我生气了, 却不对他们自己生气, 说什么, 苏格拉底式最有害的人, 把青年都败坏了。”
2.爱知
在对苏格拉底的指控中, 还有一个罪名———“信新神”。这个罪名与“腐蚀青年”有很大的联系。首先, 控告者们指控苏格拉底信奉新神, 然后又教育青年信奉新神, 以此腐蚀青年。
“我在很多地方说的, 会出现一个神性的精灵的声音, 而磨了图斯在写诉状时, 嘲讽的也许就是这一点。这从我小时候就开始了, 就出现了某种声音, 每当它出现时, 他总是阻止我要做的事, 却从不鼓励我做什么。”
苏格拉底说的这个声音, 成为莫勒图斯和阿努图斯控告苏格拉底引进新神的理由。
对于这个精灵, 从苏格拉底的申辩中可以看出:它只是阻止苏格拉底做不对的事情, 例如阻止其参政, 而不是鼓励其, 例如苏格拉底追求智慧就既未被阻止, 也未被鼓励, 因此, 追求智慧便是正义之事。
说苏格拉底腐蚀青年, 因为青年对其的追捧, 而教育青年学习盘问和反驳的方法以此追求智慧, 质询假智慧, 既未被精灵阻止, 也未被精灵鼓励, 那么便是正义之事, 只是, 由此而得罪的“智者”及其支持者, 将所有怨恨与过错都归咎于苏格拉底一个人的身上, 而不是自我反思, 为了使苏格拉底闭嘴, 他们最终将其推上法庭。
因为了解苏格拉底的固执, 控告者明白一般的轻罪不至于达到使他闭嘴的效果, 因此他们便指控其死罪, 以恐吓的方法希望能够达到目的。他们希望苏格拉底能够自己提出一个轻的刑罚, 最好是流放, 从此远离雅典, 便可以耳根清净, 了享清福。
但是, 要苏格拉底闭嘴, 却是不可能的。在苏格拉底看来, 帮助人们追求智慧即为正义, 不论是他自己追求智慧, 还是帮助雅典同胞追求智慧, 亦或是教育青年追求智慧, 都没有被精灵阻止, 那么, 做了正义的事情, 虽然因为这正义而被污蔑, 但是为了这正义而死亡, 便成为了苏格拉底的不二选择。
二、过哲学、省察的生活
如前文所述, 苏格拉底认为人生在世, 应当追求智慧, 也因此而得知苏格拉底的正义观还应当包括过省察的生活, 人应当不断地省察自己, 省察自己的无知, 然后过上爱知的生活。如果他依了控告者所想, 从此闭嘴, 停止省察, 停止爱知, 那么相比较还不如死去。
申辩中, 苏格拉底这样表达自己的观点:“如果你认为有点人格的人应该计较生死的危险, 而不是在做事的时候仅仅关心这个:做的究竟正义还是不正义, 是好人做的还是坏人做的, 那你说的真不美。”为了让这个观点更站的住脚, 苏格拉底还提到了忒提斯之子———阿喀琉斯。阿喀琉斯忠于自己的朋友, 当帕特洛克罗斯被赫克托耳杀死时, 他真心实意的痛惜帕特洛克罗斯的牺牲, 决心为他复仇, 于是他又重新武装上战场, 杀死了赫克托耳, 并将他的尸体捆绑在战车上驱车游行, 虽然这是阿喀琉斯凶残的体现, 但这也是他忠于朋友的体现。因此, 阿喀琉斯是一个英勇善战、忠于朋友的人。当面对朋友的牺牲, 阿喀琉斯不愿再在耻辱中苟活, 而藐视危险, 所说了以当他急切地要杀死赫克托耳的时候, 他的女神母亲对他说了一番话, 苏格拉底认为应该是这样的:
“孩子, 如果你为你的朋友帕特罗克洛斯之死报仇, 杀死赫克托耳, 你的死期将至———因为, 在赫克托耳死后, 马上就是你了, 轮到你了。”阿喀琉斯听了这话, 根本就蔑视死亡和危险。他更害怕过坏的生活, 害怕朋友们得不到复仇。“那就马上死吧, ”他说, “我让那行不义者得到惩罚后, 不必留在这弓船旁边让人嘲笑, 成为大地上的负担。”
阿喀琉斯忠于朋友, 为了正义不畏死亡。苏格拉底认为正义是不可被停止的。不论是阿喀琉斯还是自己, 都选择遵循真理。人无论是自己认为这样最好, 从而让自己站在一个岗位上, 还是被长官安排在岗位上, 都应该在危险中坚守, 不把死亡或别的什么看得比耻辱还重。而冒着死的危险待在被安排的岗位上, 苏格拉底认为并意识到, 是神安排他以爱知为生, 省察自己和别人, 如果他反而怕死, 从而逃跑, 那才是真正的做了可怕之事。
控告者们要求苏格拉底从此闭嘴, 做到悄无声息, 在苏格拉底的世界里, 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你们对我说, 苏格拉底, 现在我们不听阿努图斯的话, 而是放了你, 但是有一个条件, 既, 你不要在花时间研究了, 不再爱知了。而如果我们逮到你还在做这些, 你就要死。如果你们就是在我说的这些条件下放我, 那我要告诉你们, 雅典的人们, 我向你们致敬, 爱你们, 但是我更要听神的话, 而不是你们的。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能够做, 我就根本不能停止爱知, 要激励你们, 告诉我遇到的你们中的每个人, 说我习惯说的话, 最好的人, 你是雅典人, 这个最伟大、最以智慧和力量主城的城邦的人, 你只想着聚敛尽可能多的钱财, 追求名声和荣誉, 却不关心, 也不求知智慧和真理, 以及怎样使灵魂变成最好的, 你不为这些事而羞愧吗?如果你们中有人反驳, 说他关心, 我不会很快放他走, 自己也不走, 而是询问他, 省察他, 羞辱他———如果我发现他并没有德性, 反而说自己有———责备他把最大价值的当成最不重要的, 把更微小的当成更大的。无论年轻人还是老人, 无论外邦人还是本城的人, 我都会为他这么做, 尤其是本城的人。你们要清楚, 是神命令如此的。
苏格拉底在城中转悠, 所做的不过就是劝说人们当中的青年, 不要那么关心金钱或身体, 如同让灵魂变得尽可能最好劲头, 他说, 德性不是来自金钱, 而是, 金钱和人类所有别的好处, 无论个体的还是城邦的, 之所以好, 都是因为德性。
三、苏格拉底的自寻死路
苏格拉底的态度很坚决, 在放弃正义与死亡之间, 他最终选择死亡。他说的很清楚, 如果要他放弃过省察的生活, 那么像忒提斯之子阿喀琉斯一样选择死亡才是正确之路。
前文提到过, 控告者的真正意图并非要苏格拉底真的死, 而是其不再多嘴即可。显然, 苏格拉底不可能妥协, 但在他的刑罚问题上, 苏格拉底还是有很多方法逃避死亡的, 但这些方法都为他所不耻, 最终其自己选择了死亡。
(一) 提出轻罪或者缴纳罚金
“我相信, 我没有对任何人行不义, 我也不会对自己行不义, 不会说我自己的品行该得恶报, 给自己提出这样一种惩罚方式。”
在当时的雅典, 一般被告被判有罪是, 其可以提出一个相对于原告所提出的轻罪, 而法庭一般也会采纳。所以, 控告者们提出四星的目的之一便是希望苏格兰的能够提出流放, 这样便可以原理他的聒噪。可惜苏格拉底的行为却令他们大失所望。
“但是我可以提出流放吗?也许你们将会给我这个惩罚。我也太贪生怕死了, 你们, 我的同胞公民, 都不能忍受我的行事和言辞, 而觉得这些事那么难以承受, 惹人忌恨, 以致你们要寻求除掉这些;难道别人会容易忍受这类东西吗?根本不可能。对于我这年纪的人, 此时流放, 轮番跑到一个又一个别的城邦去, 又被赶出来, 这可真是高贵的生活。因为我清楚地知道, 我到哪里去, 青年人都会像在这里一样倾听我的话。”
苏格拉底明白, 无论他到哪里去, 青年人都会像在雅典一样倾听他的话, 因为“一个未经性差的生活是不值得人过的生活”, 不论在哪里都是要过省察、哲学、爱知的生活, 那么雅典公民受不了, 外邦公民也未必会接受, 最后免不了重复流放, 被迫停止爱知, 不如追求它们来的正义, 故此, 苏格拉底最终选择赴死。同样, 对于缴纳罚金, 苏格拉底是这样说的:“我不习惯认为我的品行该遭到什么惩罚。如果我有钱, 我就会按我能够付出的那么多提出罚我的钱, 因为那不会伤害我。但现在不是这样, 除非你们愿意我提出我付得起的钱数。也许, 我能付一个米纳的银子。那我就提这么多。”
苏格拉底提出山的可怜的罚金数量在抗议着法律对他的不公。他为了正义, 认为自己所受到的待遇应当是“在政府大厅用膳”。而因为他做了正义的事情受到审判, 还因此被判了死刑, 这本身便是不正义的, 如今要苏格拉底为了逃避死亡而妥协, 缴纳罚金或者流放, 或者像克里同哪的好友愿意帮助他缴纳罚金, 都是不正义的。苏格拉底是可能做这样的不义之事的。因此, 从这个角度来看, 苏格拉底式自愿选择了死亡。
(二) 携带家眷乞求轻罪
苏格拉底有三个儿子, 在他被审之时, 一个已经是小伙子, 还有两个还是小孩子。如果他带着妻儿乞求投票放过他, 那么很有可能他就不会被判处死刑。可是, 他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不是因为我太固执, 也不是我看不起你们;究竟我是否敢于面对死亡, 是另一个话题;但对声望而言, 无论是我的, 你们的还是整个城邦的, 我这样年纪和名声的人这么做, 都是不大高贵的。不论真假, 人们认为, 苏格拉底与很多别人有些不同。那么, 如果你们当中有什么人, 无论因为智慧、勇敢, 还是倍的这类德性, 看来和别人不同, 要这样做就太可耻了。”
尤其是看到一些本来很体面的人, 在受审时坐车极为奇怪的事情, 带着家眷可怜兮兮地乞求减刑, 以为死了就是遭受很可怕的是, 苏格拉底更是不耻于做这种事情。那么这种减刑逃避死亡的方法也被排除, 于是, 苏格拉底依旧选择死亡。
(三) 逃跑
苏格拉底被判刑后没有立即赴死, 因为正赶上雅典派船出去朝圣, 按规定朝圣期间不得处决死囚, 所以他在监狱里待了一段时间, 朋友们常去看他。朝圣船只回来后的第二天, 才是他受刑之日。也就是说, 在这之前, 他是打有机会逃出去, 而他的朋友克里同也致力于帮助其逃跑, 而不惜一切代价, 他说如果苏格拉底要牺牲自己去殉道, 正好落入指控者的圈套。为了要把苏格拉底除掉, 他们处心积虑地设下陷阱, 若苏格拉底牺牲自己殉道, 就正好成为了控告者的帮凶。况且苏格拉底家中还有年幼的孩子需要抚养。
苏格拉底对克里同的一片赤诚十分感激, 但他不愿逃出去然后远走高飞的初衷并未有所改变。他有自己的道德观念, 他认为逃出去远走高飞的行为是不正当的。挚友克里同的开导和劝说使得他陷入两难的境地, 他不愿意逃跑, 但克里同的美意又是他难以拒绝。
苏格拉底认为法律具有普遍的正义, 它是指导雅典城邦政治生活的最高准则, 如果他听从挚友克里同的劝告逃走, 雅典的法律就会对他提出各种责难。这就是判决的本身是合法的, 其权威性受到来自个人的挑战。这样, 雅典城邦还能生存下去吗?推一步讲, 即使城邦法律所作出的判决是不对的, 错待了对方, 就是这样, 也不容许违背法律。当然, 任何人都可以向城邦建议修订其相关法令, 是指正确并具有权威性, 但既定的法令是不能违背的。
按照雅典法律的规定, 公民在成年之后, 如果不同意这个城邦的法律, 任何人都可以带着家眷和财产迁往任何他愿意去的地方。凡是在雅典看到当局者如何依法治理城邦的人就表示他们愿意接受当局法令。要是苏格拉底违背了城邦所制定的法律的规定, 具体讲, 就是不接受裁决, 设法逃走, 这样做, 其罪要比其他别的人要重。因为他已经在雅典生活了70多年, 就是表示遵守这里的法律已经70多年了。如果他逃跑了, 将被看做法律的破坏者, 者更进一步证明雅典法庭陪审官对苏格拉底的控告正确。
最后, 苏格拉底自省:不能将孩子和自己的生命看得高于正义, 判决虽然不正确, 但原因不在法制本身, 而是在于某些控告的人。要是听从克里同的劝说偷偷地不光彩地逃走, 那就是以错对错, 这样, 苏格拉底感到, 他将终生受到法律的谴责。所以苏格拉底不逃走, 就要遵法就死, 成为必然的了。
(四) 苏格拉底对死亡的正视
苏格拉底说是神安排他以爱知为生, 省察自己和别人, 如果他反而怕死或因为别的什么原因, 而脱离岗位, 逃跑, 亦或是做了别的什么那才是真的行了不义, 做了可怕之事。而所谓的怕死, 不过就是不智慧而以为智慧, 就是以为自己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人们惧怕死亡, 是因为人们假装自己知道死亡, 认为死亡是不好的, 所以惧怕, 人们不能够正视死亡, 因此惧怕死亡, 想要逃避死亡。
苏格拉底认为, “死要么就是什么也不存在, 死者没有任何感觉;要么, 根据一些人的说法, 死就是发生一种变化, 就是灵魂从这里迁移到别的一个地方。如果就是没有感觉, 那就如同睡觉, 而且睡着的人还不做梦, 那死可真是很美妙的好事”。如果让人要选出一个他沉睡而没有梦境的夜晚, 把他一生中别的夜晚和白天同这个夜晚相比, 让他仔细想后, 说出在他一生所经过的当中, 有多少日夜, 比这个夜晚更美好, 更舒服呢?“如果死是这样, 我说它是好事, 那时候, 永恒好像也不必一夜更长”。
另外, 如果死就是从这里移到另外一个地方, 即所有的死人都在那里, 还有什么会比这更好呢?在那个世界中可以遇到很多活着的时候公正的半神, 可以和俄耳普斯、穆赛欧、赫西俄德、荷马在一起, 任谁不愿为此付出高额代价呢?就连苏格拉底, 也愿意为此而死。
“当我遇到别的死于不义的冤狱的古人时, 我会把我自己额遭遇和他们的相比, 对我而言, 在那里这样过日子是有其奇妙的———我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快乐的———最大的好事是, 在那里省察和询问人们, 就像在这里做的一样, 看他们当中谁有智慧, 谁自以为有智慧其实没有。”
人们都把死亡当成最大的伤害, 苏格拉底虽然没有认可, 但他也无法否认这种可能性。恰恰因为死亡至少是一件极大的坏事, 往往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恐怖, 战胜死亡才有着巨大的意义。
四、结语
综观全文, 本文先论述了关于苏格拉底的两方面的正义观:1.追求智慧:2.过上哲学、省察的生活。
由于对正义的执着, 他招致了别人的忌恨, 并将其告上法庭, 为了达到不再受苏格拉底盘问到尴尬的目的, 控告者请求法院判处苏格拉底死刑。
对于苏格拉底逃脱死刑的方法本文有具体论述:1.提出流放或者缴纳罚金;2.携带家属乞求轻罪;3.逃跑。但是苏格拉底不耻于做出以上动作, 因此, 他排除所以能够避免死亡的方法, 最终自己选择了饮鸠服刑, 但是他相信, 虽然他的肉体死了, 但是他的灵魂依旧正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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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辩证统一 篇10
关键词：实体正义,程序正义,法律文化
正义, 是法律永恒的追求。但正义在通过法律制度得以实现的过程中, 又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孰重孰轻的问题。长期以来, 我国司法体系中忽视程序正义, 过分关注实体正义的问题制约了我国法治进程的开展, 但是否追求程序正义, 忽视实体正义就是恰当的, 在理论界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未必一定要分出孰重孰轻, 应该在司法活动中考虑到两者之间的必然关联, 实现两者的统一。
一、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关系
( 一) 两者之间的区别探讨
在具体的法律制度中, 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存在区别, 两者所追求的目标和方向是不同的, 两者所包含的内容也是不同的。因此, 在我国曾经的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因过分重视实体正义的实现而忽视程序正义的现象, 对公平正义的真正实现造成了伤害。一方面, 实体正义所体现的是对权利义务关系的分配, 这是正义得以依托法律制度而存在的基础, 而程序正义则是使实体正义得以运行的机制, 是实体正义得以实现的保障。两者在内容上存在明显的不同, 在法律制度上, 实体正义体现为对权利义务关系的具体的法律规定, 而程序正义则体现为权利义务关系得以实现的法律运行机制; 另一方面, 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价值评判系统是分离的。能够实现实体正义的良法, 未必代表着一定可以实现程序正义。而程序正义的落实, 未必代表着其所依托的法律体系是能够实现实体正义的。比如, 在我国, 长久以来, 程序正义的状况并不理想, 而实体正义却体现在各种法律规范中。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存在的差异, 使得理论界对两者之间的地位也产生了不同的观点与学说, 两者孰重孰轻的讨论不绝于耳。
( 二) 两者之间的统一分析
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并非必然分离的, 两者之间也存在天然的联系, 是能够协调统一起来的。一方面, 实体正义的实现依赖于程序正义的保障。实体正义更多的时候体现为一种虚无缥缈的追求, 而程序正义则是实实在在的。通过程序正义, 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实体正义之实现。如果欠缺程序正义, 实体正义的实现便会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 两者共同通过法律制度发挥作用、实现其价值。程序正义的存在可以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来实现正义, 从而维护社会公平, 实现对法律之尊重。而实体正义则使人们更深切的体会到法律之意义, 从而实现法律之信仰。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 两者从不同的层面来落实法律之价值与追求, 实现法律之目标。
二、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平衡
理论界关于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孰重孰轻的讨论尚未尘埃落定, 而平衡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 实现两者的协调统一, 才是解决问题之道。最理想的状态是遵循程序正义、实现实体正义, 但不容忽视的是, 两者之间也可能产生冲突和矛盾, 解决矛盾, 应该从以下方面努力:
( 一) 在个案中求得平衡
要做到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统一, 需要在个案中, 结合案件的不同情况, 来最终实现两者的平衡。在具体案件的裁定中, 法官完全可以运用其所掌握的自由裁量权, 对案件的公平审判依据其经验与内心对法律之理解来做出判断。在这一过程中, 法官不能死板地坚持程序正义, 也不能固执地认定实体正义, 应该找到两者之间的交叉点, 将两者结合起来, 从而实现法律之目标和价值追求。而要做到这一点, 提升法官的素质十分关键。作为专业人士, 法官在平衡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过程中, 要以其丰富的专业知识、严谨的法律态度、对案件事实真相的全面把握来对案件作出判决, 从而使案件在满足实体正义的基础上, 又能体现对程序正义之遵循。
( 二) 在不同的价值中作出取舍
法律要实现公平正义, 而公平正义所蕴含的价值绝非简单的个体的利益, 更多的是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在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发生冲突时, 应该以更有价值的利益追求来判断应该优先实现哪一方面的正义。在我国, 当个体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 毫无疑问应该以国家利益为先。在司法实践中, 要平衡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 也应该在不同的价值中作出取舍, 优先考虑到更为重要的利益, 从而实现更长远的利益。
( 三) 充分考虑我国的法律文化
作为一个拥有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国家, 在法律文化上, 我国与西方国家存在明显的差异。而在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平衡上, 同样不能忽视这种差异。要完全借鉴学习西方的程序主义至上的观念显然是不现实的, 也是不合理的。我们在借鉴西方法律思想的同时, 也要考虑是否“水土不服”。要实现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统一, 应该考虑到我国现行的司法体系, 考虑到我国社会公众的接受程度, 要与我国的法律文化、公民的法律意识相结合, 从而使两者能够真正统一起来, 真正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1][德]魏德士, 丁晓春, 吴越译.法理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5.
[2]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迟来的正义是不是正义？ 篇11
我并不会写影评。影片中的意向、光影、背景音，要怎么评论才恰到好处，我不知道。促使我打开评论页面的，只是从电影开始到结束，直至我去寻找背景事件，这连续的、令人窒息的无力感。
朋友说，电影没有现实那么残酷。我看见微信上的信息时就在想，已经晦暗成这样了，电影难道不是会夸张现实，百倍的残酷表现给你看吗？在现实面前，我还是太天真了。
现实是寻求正义的人或遭暗杀或患癌症，是实施犯罪的人重新冠以教师之名。
影片里，庭审部分占了很大篇幅。如果认真研究的话，会发现庭审阶段的名个部分都没有违规，法官制止说话的徐干事没有错，配备了手语翻译师也没有错，也尊重了证人的话，也充分允许了质证行为。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从头到尾正义的庭审程序，却还是换来了非正义的结果。
获得缓刑的宵小在庆祝时说着“正义终将获得胜利”时，是本片最讽刺的地方。
努力寻求正义的人，在圣洁的法庭上哭泣，在黑色的雨夜死去，在高压水枪下无力的喊。
电影上映之后，韩国上下都无比重视，通过了又名“熔炉法”的性侵修正案。但是在光州那所学校发生的事，所造成的伤害，却是永远都弥补不了的。法律的制定、修改，只能警示或阻止后来的犯罪，但是对于之前的暴行，法律却无能为力。因为我们认为法律不能溯及过去的罪行。
作为一名法律学习者，我在接触并学习法律这两年时间里，越发认为法律所能做的的确有限。
媒体不断揭开世界的黑暗一角，即使不想，你也会收到各种新闻的推送，这里有儿童性侵，那里有司法冤案，不公的事多到你关注不来，今天的不平明天就被新的不平所代替。法律的力量似乎一点都起不了作用。
去年上刑法时，似乎也是社会上一些事闹得沸沸扬扬，课间的时候我问了老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些事，为什么法律不能制裁所有犯罪的人，为什么黑暗的面那么多。刑法老师是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她摸着我的头说，也许社会有很多不好的事，也许犯罪多到我们都没有办法，但是你要相信法律的力量，因为如果你们学法律的人都不相信，那些不知法的人就更不会相信了。
但是也正是这位老师，在讲授“正当性”时介绍了赵作海案，特别痛心的说，正义，如果是迟到的正义，那就不能再称之为正义了。
今天看完这部电影，我也忍不住想。这起后来立了法。得到全国关注的案件，最后算是获得正义了吗？这个正义，迟到了啊。
一方面，我们被教授程序公正比实体公正更重要，所以有一事不再罚，所以要重视对各种证据获取、保存的正当性，所以法律不溯及过往的犯罪，因为这是我们希望通过立法惩罚犯罪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另一方面，是权利和金钱撬开了法律的大门，是无论实体还是程序都无法获得的公正，是正义笼罩着一层迷雾，嘲笑着我们所谓的“制定法律的代价”。
说到迟来的正义，最近我在看《冤案如何发生》，是讲述美国一些司法不公案件，存在证据不足、不当或是证人证言虚假、专家证词不合理等情况仍被定罪。最后被判以死刑或者终身监禁的结果。书的作者是俄亥俄州的前检察长，在参与了第一次对错案的纠错后，投身于这一件事中。他和他的妻子帮助过的人，因为这些错案，多数都已坐了不下十年的牢。虽然最后他们被以无罪开释撤销指控，一些也得到了几十万美金的国家赔偿，但是当十几年的时间虚度于监狱之中，甚至一些人付出生命的代价时，我们无法义正言辞的说，虽然正义来的晚了，但是它毕竟还是到了。
我认为，这样的“正义”，配不上正义之名。
我也看了许多影评，看了不少关于背景故事的资料，但是对于电影里无论是背景音乐、雾的意向、玻璃的破裂，我还是不会分析。在除了看完电影那种沉重的眼睛涩得要命怎么都哭不出来的无力感之外，我想到的只有身为一名法律学习者所信仰的那个法律，究竟能否为受难的人带来正义的伸张。
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人举着正义的旗帜却干尽了人间的丑事。
那么多利害关系人，多是有孩子的人，也有过纯净的少年时代，也有过干净求学想要造福于什么人的时代，为什么就因为钱或是仕途，沦为此等劣行的帮凶了？人性的丧失，只需要很便宜的代价吗？
究竟制定法律的人，要怎样设想人性的丑陋与黑暗，才能提前一步规定好惩罚的所有措施，才能不让正义迟延？
刚入学的时候，我们和本科生一样进行了人性本善还是恶的辩论。也许这是所有法科学生都要进行的吧。
当时，我认为人性是善的，只是偶出陋行，所以我们需要法律予以规制。
现在，在越来越多的黑暗曝光于世，在善良诚实之名被屡屡污染时，我想，也许人性是恶的，所以需要法律扼制这份恶，逼着人向善。
也许我们屡屡修改法律。不过是为了让正义迟到的时间，不那么晚而已。
（请作者见刊后与本刊联系）
熔炉（2011）
导演：黄东赫
编剧：孔志英/黄东赫
主演：孔侑/郑有美/金智英/金贤秀/郑仁絮/白承焕/张光/严孝燮
类型：剧情
制片国家/地区：韩国
语言：韩语
上映日期：201l 09-22（韩国）/201 2-06-21（香港）
片长：125分钟
又名：无声呐喊（港）/旋涡/Silenced、The Crucible
教育正义 篇12
正义, 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永恒的话题, 它是一种理想, 是法律的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 为此思想家和法学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正义观以期阐明正义的本质。起初, 思想家们在探讨正义的过程中并没有区分实体的正义和程序的正义, 但是“历史上最早的正义要求看来就是一种程序上的正义, 像《圣经》中告诫法官‘既听取隆著者也听取卑微者’ (《旧约全书》16:19) 等等”。
“程序正义观念是以发生、发达于英国法并为美国法所继承的‘正当程序’思想为背景而形成和展开的。原来这一语词仅是指刑事诉讼必须采取正式的起诉方式并保障被告人接受陪审裁判的权利, 后来扩大了适用范围, 意味着在广义上剥夺某种个人权益时, 必须保证他享有被告知和陈述自己意见并得到倾听的权利。”1066年诺曼底征服后, 诺曼底人将封建制度带入了英国, 那时英国法院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作出裁决:其一是依据他人证词宣誓, 其二就是神明裁判法。法官在依据他人证词宣誓和神明裁判法的审判中的作用就是宣布法律, 其角色受到了相对的限制, 这就要求确定在具体情况下是否遵循了正当的程序。而在12世纪末, 由陪审员根据案情的了解来解决纠纷的陪审团制度由于较原始的神明裁判法更为公平而被英国法院采用。被告人有权利聘请律师并让其为自己辩护, 法庭不能对被告人使用残酷的刑罚以获得被告人的口供等普通法习俗自13世纪起在英国使用, 并逐渐成为英国社会公认的基本权利。
英国《大宪章》第三十九条规定作出如下规定:“……‘除非经由贵族法官的合法裁判或者根据当地法律’, 不得对任何人实施监禁、剥夺财产、流放、杀害等措施”。这一规定成为英国公民基本权利的起源并奠定了未来公民权的法律保护。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于1354年颁布了一项法令:“任何人, 无论其身份、地位状况如何, 未经正当法律程序, 不得予以逮捕、监禁、没收财产……或者处死”, 这条法令被称为“自由令”。《大宪章》第三十九条和“自由令”被认为是最早的程序正义的渊源。所谓“正当法律程序”的条款是由美国联邦宪法第五条和第十四条修正案所确立的, 其承认和保障了程序正义观念。第五条规定:“未经法律的正当程序, 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第十四条修正案将正当程序的适用范围进行了扩大, 适用范围包含了州的诉讼, 到此时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得以确立。英国法律中所表述的“自然正义”也就是我们通常表述的正当程序法律原则, 它是英国司法制度中的一条最基本的法则, 根据这一原则, 以下两项要求应当被遵循:第一, 任何人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 即自己不能当自己的法官;第二, 法官应当在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的基础上进行判决。以上两项要求是法官在解决纠纷时所应遵循的最低限度程序公正的标准。由于这两个要求是关于程序本身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因此这实际上构成人们所公认的程序正义观念的基本内容。
关于正当程序与程序正义观念的关系, 谷口安平认为将“正当程序”的内容理解为“恰当的告知和听取”时, 在内容上看, 正当程序和程序正义是相同的。
二、法的程序与实体
程序正义是一个范畴很广的概念, 而在谷口安平看来, 程序正义的范围得到限缩, 其仅是指司法正义。谷口安平在书中写道:“审判结果是否正确并不以某种外在的客观标准加以衡量, 而充实和重视程序本身以保证结果能够的到接受是则是其共有的精神实质”“只要严格遵守法律程序, 结果就被视为是合乎正义的”, 从他在书中的表述可知, 程序虽然仅是一种形式, 但其意义并非是形式的而是实质性的, 是具有独立性的。这又涉及到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的问题。
以前一般所理解的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即:实体法是目的, 而程序法只是实现实体法内容的手段和方法, 因此程序法也被称为“助法”或“附带性规范”。但是谷口安平认为, “诉讼是实体之母, 或程序法是实体法之母”。
过去普遍观点认为, 程序法与实体法无先后之分, 是同时产生的。谷口安平指出从英国法和罗马法早期的历史来看, 英国法所采取的诉讼程序和罗马法中最先发展起来的诉权都证明了在不存在实体法或实体法规范不甚清楚的时期, 程序法就已经出现了。一方面, 程序法所规定的具体程序要求尊重和实现人民通过民意代表所制定的法律及其法律中体现的民意。由此看来, 确实可以说实体法是目的, 而程序法是只是实现实体法的手段, 但另一方面, 因为实体法的条文总是表现为一般的命题规范, 因此其内容的显现必须通过具体案件的处理, 只有在处理了一定量的具体案例之后, 才能得出实体法中某项条文具有的内容。从这一角度来看, 程序法不仅仅只是所谓的“助法”, 其可以说是在不断地产生和发展实体法, 这一点从英美法系中判例的存在也可以看出。尤其在实体法存在漏洞或实体法的规范与现实生活有不平衡之处时, 程序过程本身产生和发展实体法表现得更为明显。“并非具有任何样式的诉讼都需要以实体法的一般规范性命题为前题, 并不‘依法’进行的审判不仅存在于历史上, 在今天也完全可能”, 上述观点由此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从上面论述可以看出, 把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才能完整地理解程序法和实体法的关系。
三、程序正义的内容
关于程序正义的内容, 很多学者都探讨过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例如萨默斯提出的“程序价值”理论中总结出了符合程序价值的十个要求。谷口安平在书中总结了程序正义的内容, 他从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一) 确保利害关系者参加的程序
“获得审判的机会”原则是对确保利害关系者参加程序的另一表述。促进判决的可接受性是程序正义的基本功能之一, 而任何人都难以对一场与其利益攸关却没有陈诉自己理由的机会的审判的公正性产生认可并进而接受它, 因此, 在与自己利益攸关的诉讼中获得听审的机会是被广泛认可的程序正义原则之一。
谷口安平将利害关系者的参加进行了分类, 第一类为直接的参加, 第二类为间接的参加。直接的参与是指利害关系人以当事人的身份来参与诉讼活动, 后者是指当事人并不直接参与诉讼, 而是由代表其利益的人进行诉讼以实现程序参与的方式, 这种参与方式主要针对集团诉讼、团体诉讼, 这些诉讼由于人数众多的原因在诉讼过程中需要选代表人参加诉讼活动。对于这些间接参与诉讼的利害关系人, 谷口安平还主张通过缺席判决制度、公告送达参加诉讼的通知制度等制度的运用来保障其参加审判的机会。此外, 给予了参加的机会并不意味着已经达到了参加目的, 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所拥有的诉讼权利以及与此同时应当承担的诉讼义务的内容都应当为当事人所知晓, 在此基础上当事人能够作出相应的诉讼行为, 例如当事人能够在明确自己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以主张自己的诉讼请求。这些都要求法律来进行明确的规定以确保利害关系人的参加。文章中, 谷口安平对于在双方力量悬殊的案件中法官应依法行使的“释明权”以帮助力量薄弱的一方维护其合法权益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二) 参与“场所”程序的保障
这里的“场所”“包含着具有公正、中立、独立等性质和法官、律师的人选、训练等各种制度方面的特殊要素”, 即是指审判制度。程序正义对审判制度的要求大致有:
首先, 裁判者的公正性。程序正义要求裁判者必须要公正, 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 现实生活中有两个因素影响着裁判者的公正性:一是存在利益冲突或偏见, 如果裁判者存在偏见或对诉讼结果有利益冲突, 无疑是很难做到公正;二是缺乏独立或者具有与公正独立相冲突的职能, 若裁判者受到自身以外的组织或人的控制或裁判职能与其他职能存在交叉, 其独立性就受到了破坏, 进而裁判的公正性就难以保障, 如法官兼行侦查职能与起诉职能就易对案件事实进行预先的裁断。由上述分析可看出, 要保证裁判者的公正性要达到两个要求:纠纷解决者不应有支持或反对某一方的偏见, 结果中不应含纠纷解决者的个人利益;法官具有独立性。
其次, 程序的对等性。这就要求裁判者应对各方当事人给予平等的注意:各方当事人在对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时都应当拥有机会来应对, 这种机会应该是平等公平的;禁止单方联络, 即一方当事人在另一方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与法官进行联络, 使法官单方面从利害关系人处获取信息。
再次, 程序的自治性。这要求裁判者应当根据其在审判过程中认定的案件事实以及对法律适用的理性认识来作出裁判, 并且裁判的作出不应出现在庭审开始之前或者庭审正在进行之时, 其作出应当在审判活动结束之后。
最后, 程序的及时性和终结性。裁判的结果应当及时产生, 这是对审判效率上的要求;程序的终结的标志应当是一个最终裁判的得出。
(三) 程序参加的结果展示
这一内容即是所谓的“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 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在大陆法系国家, 判决结论的给出必须附以理由以阐述决定得以作出的依据。判决理由的陈述应当具有两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对事实认定方面的陈述, 第二个方面是对法律结论方面的陈述。事实认定是法律论证的前提条件, 具体是指裁判者在案件中认定的最终的案件事实。法律结论不同于事实认定, 其是一种逻辑结论。要求判决者陈诉判决理由的原因有很多, 下面简述三种:
第一, 能够防止专断。对于判决理由的陈诉即要求对判决结果提供说明, 若不能根据案件个别情形为判决结果作出说明, 那么在这种基础上作出的判决必然是专断的。
第二, 防止错误。裁判者进行事实认定的陈述必然是建立在其相信其所认定的事实即为真实情况的基础上的, 而更为准确的事实认定更易产生正确的判决。且在陈述法律结论时, 更易发现逻辑推理上的漏洞并对此进行纠正。
第三, 可以增加判决的可接受性。当一项判决是附带理由的, 人们对于它的接受度会更高, 即使当事人并不同意判决的结果, 当其听到判决理由的陈述时, 至少会感觉自己的请求并未被无理地拒绝了, 若其仍不接受判决, 判决的理由也可以让其他人增加对判决的信任。
不同于大陆法系国家, 在普通法系国家, 判决结论的给出不需要阐述依据理由, 这种程序正义即结果公正的现象出现是因为其陪审制度。在谷口安平看来, 在决定给出的同时阐述理由并不是程序正义得以实现的绝对条件, 虽然这仍然是其实现的重要因素, 可见其对程序的推崇。
四、程序正义的功能
(一) 实现实体内容
谷口安平认为, 程序的保障是为追求程序的正义而设计出的, 是一些制度上的方法和方式;程序的正义是借由上述方法和方式将事实真相更快查清而得以实现, 与此同时诉讼外法律关系也得以确定。由此可以看到, 公正的程序比不公正的程序更容易产生公正的结果。
程序正义在实现实体内容的作用上又可以分为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是程序的工具性, 这一功能包括了通过程序将实体法规定由抽象变为具体、保障裁判结果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等。其二是程序的独立性功能, 这一功能表现在通过程序来弥补实体法不足, 主要方法是通过程序制定和发展实体法。
谷口安平同时也在书中指出了夸大程序正义的消极后果, 这一消极后果主要体现在实体内容部分上。他认为传统法学理论中的审判三段论由于过于强调法官在诉讼程序中的权威性, 从而使当事人并非处于诉讼主体的地位, 反而处于客体的地位, 有违程序正义。
(二) 实现审判的正当化
公正的程序对于当事人来说无论是在客观实践上还是主观心理上, 都是一种保障。如果当事人认可程序的正义性, 无论其是否胜诉, 都会承认审判的结果。事实上审判制度的公正有利于树立审判机关的权威, 同时有利于增加公民对审判的信任度, 使其在产生纠纷之后倾向于通过司法途径进行解决, 进而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 而且由于这种信赖感的广泛存在, 这些由审判机关作出的裁决的影响往往不局限于具体案件的当事人, 还对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起到了制约作用。反之, 如果当事人认为程序是不公正的, 就不会接受审判结果, 上诉案件以及再审案件因此会增多, 从而造成法院负担的加重, 甚至会引发人们对于司法的不信任感而使其试图从法律之外寻求纠纷解决的途径, 且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性, 这样无疑就违背了法律以及审批制度设立的初衷。因此, 审判制度的正当性是其存在的基石, 如果缺乏正当性, 会使审判程序难以维持。在谷口安平认为, 程序正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其能够赋予审判正当性。他指出, 程序的正当性具有一种结构化和一般化的特质, 其不局限于某个具体案件的处理和个人意志, 它体现的是对人的尊严维护。
由于“人们判断审判结果的正确性一般只能从制度上的正当程序是否得到了保障来看”, 而同样的, “程序公正的标准是相对的, 一般需要借助于程序最后导出的结果反过来验证程序设计是否公正”, 因此, 程序正义实现实体内容的功能和实现审判正当化的功能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这里应当看到, 程序正义的实现并不意味着一定出现实体正义的结果。从判断标准来看, 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也并不是一定相同的, 符合程序正义的结论不意味着其一定也符合实体正义, 有的时候甚至可能会出现公正的程序阻碍真正公正结果的形成的情况。
五、结语
“重实体, 轻程序”是我国法律在过去和现在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现状, 不管是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上, 程序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人们对实体正义的追求远远超过对于程序的关注。而强调程序在保障实体法实施方面的作用和意义、否定程序本身具有的独立价值和品质的程序工具主义反是“我们的一种传统, 程序的设计者尽管在理性上试图离开传统的怀抱, 但由于种种原因, 终究可能还是在传统的氛围中呼吸自如” (1) 。在我国现今的法律环境下, 谷口安平对程序价值的强调有利于加强人们对程序问题的重视, 对于发展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理论, 深化对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制度的研究都有参考价值。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