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正义

社会正义（精选12篇）

社会正义 篇1

一、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思想渊源

在人类思想史上, 公平和正义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话题。早在古希腊时期, 公平与正义就开始倍受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并逐渐成为哲学家、思想家探讨的重要议题。哲学家苏格拉底将德性、理性与正义结合在一起, 认为一个公民服从法律才是正义的。柏拉图继承和发展了苏格拉底的正义观, 他认为, 正义是人的天性和行为, 天性忠厚, 天真单纯, 并将正义作为构建理想国的准则, 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就个人而言, 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1]。亚里士多德则认为, 人类在本性上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 “城邦以正义为原则。由正义衍生的礼法可凭以判断是非曲直, 正义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2]在这个意义上, 亚里士多德把正义看作是德性之首, 认为正义的也就是守法的和平等的, 不正义的也就是违法的和不平等的[3]。他还将正义分为“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分配正义意味着对共同体中荣誉、财富和其他可分配资源的分配, 可以是均等的, 也可以是不均等的。而矫正正义就是让已经错的转变为正确的, 恢复业已被扰动的平衡。古希腊这种以人的行为和理性为主要内容的正义观在经历了欧洲中世纪的冬眠后, 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 近代启蒙思想家又从自然法的角度开始对公平和正义进行诉求, 并逐步形成了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主要内容的正义观。罗尔斯正是在吸收前人这些正义思想的基础上, 以新契约论观点形成对正义的判断, 提出了“作为公平的正义”基本范畴, 对正义作了系统的论证, 从而创立了制度正义论。正如他所说, “我一直试图做的就是要进一步概括洛克、卢梭和康德所代表的传统的社会契约论理论, 使这上升到一种更高的抽象水平。”[4]

此外,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还继承了新自由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他认为, “自由的优先性意味着自由只有为了自由本身才能被限制。”即“只有自由的主张获得了满足后, 其他的原则才能发挥作用。”[4]但是对自由坚持的同时, 罗尔斯新自由主义通过“词典序列”使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中心转为了“平等”。“在实质结论方面, 我们看到, 罗尔斯理论的基本倾向是结合与调和自由与平等”[5]。由此可见, 两者在理论前提、哲学基础, 方法论等方面有着深刻的思想渊源[6]。

二、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核心内容

罗尔斯正义理论在批判吸收前人正义思想的基础上, 对正义作了系统的论证, 提出了“作为公平的正义”基本范畴, 是迄今西方思想史上有关公平正义问题最有代表性和最有系统的论述。其核心内容包括:

1.“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

原初状态相当于社会契约论中的自然状态, 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假设前提之一。他认为, “它是一种其间所达到的任何契约都是公平的状态, 是一种各方在其中都是作为道德人的平等代表、选择的结果不受偶然因素或社会力量的相对平衡所决定的状态。”[4]原初状态的观念旨在建立一种公平的程序, 使得任何被一致同意的原则都是正义的, 其目的在于用纯粹程序正义的概念作为理论的一个基础。在他看来, 我们必须以某种方法排除使人们陷于争议的各种偶然性因素的影响, 它们将引导人们利用社会和自然环境以适于他们自己的利益。所谓“无知之幕”是指原初状态中相互冷淡的各方除了有关社会理论的一般知识, 不知道任何有关个人和所处社会的特殊信息, 他们完全是在“无知”的条件下运用博弈理论中的“最大最小规则”进行选择的。它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又一个重要的假定前提。无知之幕的设定排除了由于自然机会或社会环境的偶然事件使人们选择只对自己有利的原则, 也排除了由于偶然事件使得人们对正义原则无法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这样, 就避免了根据功利主义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原则进行选择所造成的对一部分人 (特别是少数弱势群体) 的平等自由的严重侵犯。

2. 两个正义原则。

在假定无知之幕下的原初状态后, 罗尔斯提出了两个“正义原则”:第一个原则是“自由平等原则”。即“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4]。第二个原则是“公正原则”。包括“社会的公平、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 即“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 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 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利益;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4]。它所涉及的是基本的“善”, 即基本的自由的一个集合。它包括两个要求:一是我们每个人都具有对同样的基本自由的平等权利;二是基本自由应该尽可能广泛。第二个原则是机会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的结合。该原则要求社会、经济的不平等, 只有在地位和官职对所有人开放并且这种不平等对所有人都有利, 特别是对在社会中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都有利情况下才符合正义。罗尔斯在其所提出的正义原则中强调以“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为标准来判断是否正义, 并希望通过补偿或者再分配使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获得公正。因为在现实社会中, 人们并不像设想的原始状态那样处于平等地位, 由于出身和天赋等原因造成的不平等应该对其加以补偿。“可用一些人的较大得益补偿另一些人的较少损失, 或更严重些, 可以为了使很多人分享较大利益而剥夺少数人的自由。”

3. 新契约理论。

罗尔斯正义理论不仅仅简单地回归古典契约论, 而是将古典契约论和道德建构主义结合起来, 建立了一种新契约理论。他明确指出, 契约论实质上是“假设的和非历史的”, 其核心是一种“纯粹程序正义”。在没有正义标准的情况下, 需要一种“纯粹程序正义”的观念。他认为, 一个正义的社会需要某些正义的原则, 用来支配其社会基本结构和基本制度。我们面对着许多原则, 但是不知道哪些原则是正义的, 按照纯粹程序正义的观念, 我们在正义程序中选择的任何原则都是正义的, 因此, 关键不在于我们“选择了什么”, 而在于“如何选择”, 如果我们能够设计出一种正义的程序, 那么, 我们从中所选择的任何原则都是正义的, 通过程序正义, 条件的公平能转变成为结果的公平。在新契约论中, 程序比结果重要, 正义的结果是由正义的程序建立的, 而“原初状态”的设计则保证了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

三、罗尔斯正义理论的现实观照

社会公平与正义是人类社会一直追求的价值目标, 也是当前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基本价值需求。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不仅是对西方现实的一种批判, 也是对世界现状的一种反思。他的两个正义原则对当前我国实践科学发展观,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

第一, 要重视社会制度的正义与合理。正义是社会的基础, 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如罗尔斯所言, “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 或一个接近正义状态的社会, 其目标是维持和加强正义制度。”“某些法律和制度, 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例, 只要它们不正义, 就必须加以改造和废除。”[4]可见, 一个社会是不是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一个正义的社会基本结构, 换句话说也就是有没有一个正义的制度设计。和谐社会不是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 而是一个善于化解利益冲突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一个好的制度往往表现在它能容纳社会矛盾和冲突。当前, 我国的各项改革从本质上看实际上是一种利益调整的过程。如果这种利益调整是一种“帕累托”改进, 则社会将和谐稳定, 否则就会产生各种问题。所以, 在制度的安排上, 我们应根据我国具体情况, 形成一个能包括所有阶层、反映最大多数人利益的正义制度框架。正如他所指出的“社会制度应这样设计, 以便事情无论变得怎样, 作为结果的分配都是正义的”。而“社会正义原则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 是一种合作体系中的主要的社会制度安排”[4]。

第二, 要强调社会分配的正义与公平。分配正义是人类世代向往的理想目标, 是人类美好生活的基础, 也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目标。罗尔斯认为, “分配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体系的选择。”[4]“一个正义体系给予每个人以他应得的一份, 换言之, 它分配给每个人以正义体系本身规定的它有权得到的东西。”从我国现阶段来看, 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依然存在着许多不和谐、不平衡的因素, 尤其是分配问题, 已成为决定中国改革与现代化建设成败的重要因素。所以, 要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 关键要在政治经济制度安排和社会经济活动运行中实现分配正义。当前, 我国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 参与分配者可以按照他们各自提供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的贡献大小, 在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等方面进行公平正义的分配。同时, 任何生产要素的提供者都不应当侵占其他生产要素提供者的利益, 否则, 就违背了公平正义原则, 必然导致新矛盾的出现和激化, 社会和谐则无从谈起[7]。因此, 建设和谐社会必须妥善处理和协调好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努力实现公平正义分配。

第三, 要发展可持续的代际正义。代际正义实际上是一种契约正义, 是人们在原初状态中接受和推进正义制度所负有的自然义务。在原初状态中, 订立契约的各方都把自己当作是代表着家庭延续线, 带有连续世代的情感纽带。代际的储存的目的是为了使我们的后代在一个较为正义的社会中享受较好的生活。罗尔斯关心实际资金的积累率, 一般来说, 应该由社会状况来确定并随着社会状况变化而变化:当人们贫困而储存比较困难的时候, 就应该要求一种较低的储存率;而在一个较富裕的社会里, 人们就可以合理地期望一种较高的储存率。如果储存率太高, 就有可能出现两种情形, 要么不能形成恰当的储存, 要么由于负担过重而大大干扰经济效率。因此, 必须找到一个适度的储存率, 既能照顾当代人的利益, 又考虑到下一代人的利益。可见, 代际正义“不允许我们仅仅根据各代的时间先后来区别地对待它们”, [4]强调不能以后代的更大福利为借口而损害现代人的公平份额, 更不能为满足本代人的眼前利益而损害下一代人的长远利益。可见, 罗尔斯的代际正义原则把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结合起来, 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即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为坚持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思维路径。

参考文献

[1]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5.

[3]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4]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 等,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5]何怀宏.公平的正义——解读罗尔斯[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7.

[6]李建芳.罗尔斯正义思想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J].广西大学学报, 2007, (12) .

[7]刘德定.罗尔斯《正义论》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路径分析[J].黑龙江社会科学, 2007, (1) .

社会正义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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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

促进社会和谐的生命线。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作为政法部门要肩负起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任，切实做好政法工作，维护公平正义，保障社会和谐。

深刻理解公平正义对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意义

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追求的永恒的价值目标。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政法部门开展工作必须遵循的指导原则。人民群众往往从政法部门执法办案的实践和政法干警的言行举止中观察领悟法律的尊严,感受体认社会的公平。换言之，政法机关公正、高效、廉洁、文明执法的程度，是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考量，不仅体现社会主义法律的统一和尊严，而且体现党的执政形象和国家政权的公信力。政法干警的良好形象、政法部门的公信力和司法权威，要靠严格执法、热情服务、主持公道、伸张正义，赢得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因此，政法部门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把维护公平正义作为促进社会和谐的生命线，贯穿于政法工作全过程，在维护公平正义和促进社会和谐中发挥保障作用。

准确把握公平正义的丰富内涵

公平正义作为政法工作的价值追求,有着丰富的内涵，落实在具体工作中需要准确把握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内容。一是法律权威。政法机关作为法律的实施者，在执法、司法活动中必须以法律为准绳，所作决定、裁判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不得随意解释法律或者依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来执法、司法，更不能利用立法上的不完备或法律规范之间的差异,而有意歪曲理解和执行法律。二是适当处理。政法部门在适用法律上要准确无误，具体处理要恰到好处，遇到特殊案件时，如果没有直接的法律依据,为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需要，应按照法律的基本原则处理，做到客观、适当和公正。也正因如此，在我国无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都赋予执法者在处理具体案件时的自由裁量权，以保证案件的适当处理和矛盾纠纷的及时平息。三是平等保护。政法部门在办理具体案件时要平等对待当事人，平等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因当事人的地位、身份、贫富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实现人人享有同等的法律权利。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人的尊严,体现社会主义执法、司法的人文关怀。四是程序公正。政法部门执法、司法要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让案件和纠纷的处理过程公开透明，让当事人感受到政法机关是公正的、所受到的待遇是公正的、所得到的权益主张机会是公正的。只有在公正的程序规范下，才能保证实体法的实现，有效地保障人权。当法律赋予人的各项权利都得到切实的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就能实现，和谐社会就应运而生。

维护公平正义对政法工作的具体要求

按照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总体要求，政法部门在工作执法、司法实践中要做到“四个坚持”。一是坚持秉公执法。以人民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为至高利益，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和维护法律尊严；立场坚定，旗帜鲜明,除恶扬善，伸张正义；克服己欲，排除私利，不为人情所困、不为金钱所惑、不为美色所俘、不为权势所屈，以公允的态度和公正的立场处理相关事务，杜绝“冷、硬、横、推”现象。二是坚持以事实为据,以法律为准绳。牢固树立证据意识,客观全面的收集、审查证据。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上下工夫，努力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提高政法工作人员遵守法律的自觉性，严格把好法律适用关，避免因法律水平不高而导致办案错误的情况发生。三是坚持公正与效率并重。效率是实现法律公正的重要条件，公正是评价法律效率的基本尺度，二者都是法治社会所追求的重要价值，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统一体。因此，政法工作要努力追求公平与效率的最佳结合，而不应把二者分割对立。四是坚持以公开保公正。执法公开是防止执法腐败、促进执法公正的一剂良药。实行执法公开，使执法过程和环节置于社会和群众的监督之下，能够有效防止执法中的权钱交易和“暗箱操作”，消除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执法不公的疑虑，促进和彰显执法公正。

以履行职责、强化监督促进公平正义

政法工作实现公平正义必须关注和满足各类社会群体对法律的不同需求，完善司法救助和法律援助体系，使人人平等地享用法律资源，使有理无钱的人一样享受法律的公正。通过依法打击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严惩腐败分子，依法解决涉法信访问题，让群众从中感受到社会公平，增强对社会的信任和友善；通过于运用“宽

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尊重人的人格与尊严，推进和加强各方面的人性化管理；通过完善司法鉴定、刑事赔偿等制度，维护和促进司法公正。政法工作者在工作中既要抵御权力、关系、人情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干扰，更要管住自己，严防自身不正、不硬，把每一起案件的办理都当作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具体实践，努力从实体上、程序上、时效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政

法工作实现公平正义必须加强监督制约机制建设。要树立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和接受监督并重的观点，不断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和司法体制机制改革，自觉接受人大的法律监督和政协的民主监督，政法部门要针对涉法信访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和执法活动存在的突出问题,特别要抓住人民群众不满意、容易发生执法问题的岗位和环节，着力加强执法责任体系、执法质量考评体系和执法监督体系建设。要本着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政法部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强化对执法、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高度重视信息技术在执法、司法过程中的运用，从注重事后监督转变为注重全程动态监督；认真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和人民监督员制度，从制度上保证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司法、监督司法,以公开促公正。

论社会中的正义 篇3

关键词：正义；社会制度；公平自由；罗尔斯；贪污腐败

1正义的由来

“正义”一词的使用由来已久，在最早的文字记录中，正义指一般意义上的相当和正当，正义包括全部美德和完好的道德行为模式，后来正义逐渐与平等、慈善区分开来。在古希腊里士多德那里，正义主要用于人的行为。但正义概念依然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不同的哲学家作出不同的界定，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正义就是社会中各个等级的人各司其职，各守其序，各得其所。在现代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那里，“正义”的概念越来越多地被专门用作评价社会制度的一种道德标准，被看作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美国伦理学家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中明确的规定：正义的对象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即用来分配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划分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和负担的主要制度。

虽然罗尔斯的正义论，追本溯源，可以在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找到它的影子，但它却有别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正义思想，同样是正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强调社会秩序，认为正义体现为国家和谐的秩序。而罗尔斯强调的是人的自由平等，认为人的自由是正义的核心。柏拉图从他的理念论出发，认为一个理想的国家应该是不同能力的人得到最恰当的安排，使所有的需要都得到满足，从而使社会成为协调一致的国家，这样国家就达到了正义。

2罗尔斯的正义及社会中的正义

罗尔斯指出：公平不是指公民个人您的地位、财富的结果状态，而是指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社会提供的种种机会。政府应保证每个人机会均等，让每个人平等地享有接受教育、择业、竞争的权利等等，政府的调节只能是对人们最终形成的社会差距的调节，而不能伤及社会机会均等原则。但他认为：人们的不同生活前景受到政治制度和一般的经济、社会条件的限制和影响，也受到人们出生伊始所具有的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和自然禀赋的深刻的持久的影响，然而这种不平等却是个人无法自我选择的。

在罗尔斯那里，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就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重要。一种理论无论它是多么的深刻或是简洁，但只要它是不真实的，就必须加以拒绝或是修改；同样作为正义，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他们如何有效率或是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是废除。

比如当今中国社会一个非常突显的问题——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他们拿着人们赋予的权利去作“买卖”，以公谋私或是据公为已，这些贪官的这样一种行为对于社会已经是属于一种不正义。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别人的利益，并且这样一种不正义行为已经激起了人民的愤怒，因而这些人或是被杀，或是被判刑入狱。社会利益的不正义行为得到了惩罚，但却引发了另一个不正义行为的出现，就是对于那被判死刑的人，他们因为贪污而失去了生命权利，换个角度思考是否就是对于这些人，他们的生命比不上他们所贪污的财物，也就是我们为了享受惩罚这些人而忽略了他们生命的存在。

3结语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法治向度 篇4

在中国语境下, 公平正义的内涵包含三层含义, 分别为:公平、公正与正义。公平, 包括公民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其他生活的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分配公平。公正, 指社会权威机构和个人在处理社会事务时应秉持不偏不倚、不枉不纵、公而无私的立场和态度。正义, 则是彰显符合事实、规律、道理或某种公认标准的行为。也就是说, 当公平的机会、待遇, 公正的态度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能够被体现出来, 那么事实结果上的正义就能够得以实现。

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 公权力被滥用的问题。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有权力的人直到把权力用到极限方可休止。”显而易见, 公权力在没有刚性约束的情况下具有强烈的自我扩张性。一旦公权力被滥用, 最终损害的都是私权利。主要体现为权力地方化、权力部门化、权力个人化。因此, 当公权力不作为、乱作为时, 既损害了国家利益, 亦导致公民利益受到破坏, 既违背了公平正义, 也无益于法治国家的建设, 与现代社会法治精神背道而驰。

(二) 贫富差距的问题

1、贫富差距问题严重。

目前, 贫富差距问题是我国发展需要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2012年两会期间, 新华网的一份针对400万名网友的调查表明, 缩小贫富差距排在22个问题之首, 成为民众最期待解决的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 2014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69, 远远高于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另有调查显示, 2005~2010年, 从区域看, 城镇居民的高低收入差距由2.33倍扩至2.41倍;从98个行业大类看,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差距由7.8倍扩至11.9倍;城乡居民收入比虽呈现缩小趋势, 但绝对值仍在扩大。这说明, 超出民众心理承受能力的贫富差距问题亟待解决、刻不容缓, 否则会滋生更多的不稳定因素威胁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2、仇富仇官的社会心理问题。

当下中国社会, 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仇富、仇官心理问题依然比较严重, 这就是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问题所衍生出的一个社会现象。但在很多欧美发达国家, 其贫富差距问题同样严重, 即使已经是发达国家的美国, 依然存在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并且在加速,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口号就是“99%对抗1%”。然而, 仇富、仇官这类社会问题却鲜少发生。这是为什么?事实上, 制度的设计至关重要。毋庸置疑, “人作为社会存在物, 总是生活在制度环境中”。而“制度环境”对于每一位公民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它意味着我们所需要的公平, 应当是通过制度的建立, 体现出的平等竞争环境———没有特权的优势, 没有人为制造的障碍, 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和实力来获取自己应得的收获, 而建立该制度的重任只能是由政府自上而下从法律层面上进行。

(三) 腐败与垄断的问题。

寻租腐败导致潜规则在灰色地带游走蔓延, 权钱交易、暗箱操作大行其道, 破坏了公平的社会规则, 社会不公更加凸显;而垄断则是一些部门、行业甚至是一些个别的社会成员通过垄断经营获得利益或高额利润, 而其他的社会群体和社会成员却不能, 因此形成了极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人们可以接受因能力导致的收入差异, 但不能接受被“潜规则”破坏了公平竞争所导致的收入差距, 这会使得公民对政府的公信力、行使公权力的能力和价值取向产生不信任甚至怀疑, 久而久之就会威胁党和政府的执政基础与根基。

(四) 司法不公问题。

英国哲学家培根认为:“一次不公正的审判, 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 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由是观之, 司法不公带来实质问题在社会生活中的严重性。司法不公主要表现为司法腐败。司法腐败也因此被广泛称为“最后的腐败”和“最大的腐败”。长期以来, 我国一直将司法部门与其他政府部门作为行政部门并给予同等管理, 直接导致了司法工作在实质上的不独立, 为司法工作中产生的寻租腐败提供生长的空间, 不仅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更亵渎了司法工作原本拥有的廉洁性和公正性。

三、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 制度建立不完善

1、体制内的监督不到位。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 目前已建立起较为严密的监督方式, 主要包括了人大监督、党内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等几种监督形式。但监督体制在运行方面还存在各种问题, 从而导致监督有效性的缺失。例如, 根据我国现行的领导体制, 地方党委的纪律检查和行政监察部门只能对地方党委、政府的下属部门进行监督, 而不能对同级党委、政府进行监督。能够对地方党委、政府实施监督的是上级纪检、监察部门, 但这些上级部门一般处于异地, 难以对下级党委、政府的日常行为实施有效的监督。在此制度下, 地方党委和政府可以拥有极大的权力, 如此, 极有可能会被一些失去党性的不法分子“钻空子”, 有任意作为而不受到约束的空间。

2、社会监督机制不健全。

目前, 社会监督方面已经存在的形式主要包括个人监督、媒体监督等对于政治权力主体的监督活动, 但社会监督还缺乏合法有效的监督渠道和工具。例如, 网络反腐已经成为来自民间力量反腐的利器, 但正是因为体制内的监督机制没有发挥好作用, 所以民众才会借助网络力量推动反腐进行, 其负面效应也相应显示, 谣言、诽谤、打击报复等多种消极因素被裹挟其中。如此, 一个被谣言、诽谤搞乱的舆论场, 公众也很难有真正的监督权, 从一些案例来看, 确实如此。

3、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不完善。

同经济发展幅度相比, 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以及社会转移支付表现出明显的滞后, 农民、城镇的退休人员、失业人员及其亲属由于得不到及时足量的保障, 最有可能成为贫困者, 使得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另外,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还是以家庭保障居多, 公民的家庭资金支配中有相当一部分比例投入了预防性储蓄, 这让很多公民无法专心开展投资创业, 也不利于国家大力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工作进展。故而, 建立健全全社会性社保制度, 老百姓有所依靠, 才能减少预防性储蓄, 生活才能被良好改善, 经济社会的发展才会毫无“后顾之忧”。

(二) 立法不当

1、存在行政部门主导立法、特殊利益群体牵制立法、国外大公司财团渗透立法的问题。

第一, 早在2000年10月, 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王明时就提醒常委会在审议法律草案中, “对部门所要的权力一定要加以甄别”。他认为, 通过权力获取的部门利益, 看似符合国家的政策和法律, 但久而久之将使人民对立法本身产生怀疑, 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的制度性因素产生不信任。这种危害是潜移默化的, 也是巨大的;第二, 以《反垄断法》为例。为了制止因立法空白导致国内财富外流的情况, 我国起草和颁布《反垄断法》。但由于境内外相关利益集团联结共同施压, 致使我国《反垄断法》推迟出台达十多年之久;第三, 国外利益集团针对我国经济状况, 斥巨资聘请、打造、包装优秀的华人学者, 创造各种机会和舞台, 给予其强大的话语权, 使得他们的意见活跃于国内经济金融圈内, 进而影响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方针的制定与出台。

2、公民参与立法机制不健全。

第一, 信息报告不充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对人民政府的权力义务从法律层面进行了规范。但目前关于地方人大立法信息公开的正式法律缺位, 公民立法知情权缺乏保障。许多地方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留给公民对立法草案所提意见的时间较短, 无法达到公布草案制度预设的效果;第二, 反馈机制虚化。地方人大对公民所提关于立法的意见存在“重征集、轻处理”现象, 与公民之间的互动没有建立起来, 对公民参与立法活动反馈机制不健全, 这会损伤公民参与地方立法的热情和积极性, 失去对立法机关的信任。

3、立法监督机制不健全。

我国现行立法监督主体主要是人大及其常委会, 现行监督体制为单向性的, 没有设计外在监督制约的因素。让立法者自己监督自己, 既没有前进的动力, 也缺乏外来的压力, 十分不利于立法工作的开展。

(三) 司法层面的原因

1、司法职权配置和权力运行机制不科学。

过去法院判案, 小的案件由法院负责, 而涉及到“特殊利益”、“特殊群体”, 一些领导的意见或批示就决定了案件的走向与结果, 但当案件出现问题时却很难追究责任。这表明, 我国司法职权配置和权力运行机制不科学, 而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后, 这种官员可以随意干预司法的时代即将结束, 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完善的司法管理体制, 但真正的实施与管理还需要实践的积累。

2、部分司法人员职业道德素质亟待提升。

“徒法不足以自行”。也就是说, 法律需要被运用、被执行, 否则, 即使再完备的法律却被视作是一纸空文, 也是徒劳。而要运用法律, 就需要有法官。“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运用到个别场合时, 根据他对法律诚挚的理解来解释法律”。这是马克思对于法官的诠释。很显然, “对法律诚挚的理解”并不能先天具备, 而是司法工作人员需要从专业理论、业务知识方面, 从职业道德和忠于人民、忠于事实、忠于法律的信念出发, 通过后天的学习予以形成、进行维护。如是, 从事司法工作, 最基本的底线是要凭良心办事, 司法人员多熟悉法律、了解司法程序, 如果在职业道德素养方面有所欠缺, 则更容易做出损害党和国家的威信和法律的尊严, 损害广大人民利益的事情。然而, 可以确定的是, 在一些司法案件中出现的司法腐败、程序不公、判决不公等问题, 极大地挫伤了公众的道德感情, 甚至使国人的道德观出现严重倒退的问题, 这不能不引起社会和司法界的重视。

3、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不健全。

案件办理忽视漠视人权保障的观念、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性权利给予不够、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等等。不容讳言, 这与案件中当事人对权利日益增长的需求尚有一定差距, 我国人权司法保护还存在亟待有效根治的顽疾。

四、通过法治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一) 通过民主科学立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1、建立健全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

应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加强人大对立法工作的组织协调, 健全立法起草、论证、协调、审议机制, 健全向下级人大征询立法意见机制, 建立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 保障上述立法机制发挥作用, 逐步推进立法科学化、精细化。

2、明确地方立法权限与范围。

2015年3月15日,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作出修改:地方立法权扩至所有设区的市。赋予更多设区的市以地方立法权, 有积极效应, 但同时需要保证地方立法的科学性。一是可以委托第三方起草地方立法草案。地方政府可委托相应学术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专家教授等专业机构及人士进行法律法规的起草。目的是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立法思维混乱, 以及避免立法受部门利益影响, 亦避免出现“法盲立法”的情况;二是建立健全对地方立法权的监督形式。主要包括事前与事后的监督程序。事前监督程序是指地方性法规需报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查备案, 批准后方可实施。事后监督程序即指对已实施的地方立法, 如发现其存在违宪、违法的问题, 则要求立即予以撤销。随着地方立法权限在全国范围的扩大, 对地方立法的监督职权必须执行到位, 否则极有可能出现地方立法权被滥用的问题。

3、畅通民主科学立法的渠道。

第一, 政府要搭建更加广泛的向社会公开征求立法草案意见的制度平台;第二, 完善立法听证制度;第三, 推行律师和法学专家为法律草案设计的利害关系人提供专业立法咨询、参与立法听证等立法援助制度;第四, 推进立法公开工作的进行。

4、构建立法评估制度及其配套制度。

建议规定立法评估的具体程序、内容、方法和标准, 同时要保证立法评估所发挥的作用和效果, 这需要制订并出台具体的规定以明确责任制, 明确责任的主体、程序及应负的责任, 使违法行为得到纠正, 有效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和健康运行。

5、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1) 完善体制内监督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首先, 完善体制内监督机制。第一, 加强党内监督, 重点监督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 同时赋予纪检机关更多的独立性, 成为有权威的党内监督机构;第二, 建议效仿瑞典、韩国等国家, 积极探索垂直领导体制, 赋予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机关独立性;第三, 人大监督方面, 建议建立隶属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门监督机构, 保障人大监督的有效性;第四, 推进司法改革, 保证司法工作与职权的独立性。其次, 建立并完善社会监督机制。应对社会监督进行探索并立法, 制定颁布《社会监督法》, 明确社会监督主体的职权、监督方法、监督程序、监督客体的权利义务等, 以专门立法的形式确定社会监督的合法性, 使社会监督有法可依。

(2) 为公权力的行使划定边界。列宁曾经说过:“不受制约的权力, 必然导致不受节制的堕落”。因此需做到:第一, 权力法定:对国家机构权力的授予、形成和使用范围作出实体规定, 使国家机构和人员依照法定权限行使权力, 不得逾越;第二, 程序法定:应抓紧制定统一适用的行政程序法, 一旦违反法定程序, 有关监督机构即可裁定其行为违法, 并使违法者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第三, 监督法定:抓紧制定和完善《行政监督程序法》、《反贪污贿赂法》等项法律规定, 对各种腐败行为的内容、认定和处罚等以法律形式予以明确, 便于依法监督和查处;第四, 坚持违法必究、执法必严, 法律面前无例外。

(3) 通过法治缩小贫富差距。首先, 降低垄断收入。我国市场运行机制还很不完善。原有某些体制性或政策性原因, 使得电力、电信、铁路等行业至今仍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垄断, 可获得高额垄断利润, 也拉开了这些行业与其他人群的收入差距。为此, 应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 在垄断行业中引入竞争机制, 降低其垄断性收入。对少数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行业, 加强监督管理;其次, 完善社保制度。政府作为社会保障的重要责任主体, 应提高财政用于社保支出的比重, 逐步实现社会保障向适度普惠型转变。到2012年, 我国已开创性地实现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保障的制度全覆盖。但制度全覆盖并不等于实际全覆盖, 个体经营者、农民工、被征地的农民等都是失业风险较高的非正规部门的劳动者, 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因为收入水平低而无法缴纳规定的社会保险费用。所以, 国家应采取更加灵活便捷的参保方式, 适当降低农村低收入者的缴费额, 尽早实现人人享有社保。

(二) 通过严格执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1、公正执法。

在纠正不法行为的同时, 明确执法人员自身行为是否合乎规范, 严禁“关系执法”、“人情执法”, 必须秉公执法、严肃执法, 做到见违必纠, 纠违必罚, 处罚有据。

2、提高依法行政能力。

一是转变观念。执法人员要转变以往不良的执法观念与行为, 确保在思想方面树立依法行政意识, 在工作中努力提高依法行政的执法水平;二是强化法治思维。执法人员需要牢固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程序办案, 真正做到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 不断提高对法律法规的应用能力。

3、文明执法。

所谓文明执法, 是指在执法过程中树立以人为本、依法行政、执政为民的理念, 严格遵循法律规定的执法程序, 充分尊重行政执法相对人的权益。确保在执法过程中执法理念端正、执法纪律严明、执法行为规范、执法信息公开、执法权责明确, 不断提高行政执法效能, 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三) 通过公正司法,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所谓公正司法,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并非仅仅指的是实施正义, 同时也意味着通过提供某种保护以阻止重大的不正义发生。

1、减少对司法活动的干预, 确保司法机关的独立地位。

司法独立, 实质上是政府对于社会和公民做出的誓约, 它代表着政府和公民、企业以及其他社会团体一样共同遵守现行法律体系, 表明政府应当在不同利益集团中保持超然公允的状态, 保障司法的独立性。2015年3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 中央政法委印发了《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2015年8月,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人民法院落实〈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的实施办法》 (下称《实施办法》) 。两个《规定》和《实施办法》的出台为领导干部和司法机关内部人员干预司法划定了不可逾越的“红线”, 明确了不可触碰的“底线”, 同时为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提供了保护。这是对宪法权威的维护, 更是对宪法精神的彰显。但需注意的是, 两个《规定》和《实施办法》正是对宪法精神的继承, 因此一方面要严格贯彻两个《规定》和《实施办法》;另一方面则要加大对领导干部关于宪法教育的力度, 从思想根源上增强领导干部的宪法意识, 提升其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

2、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第一, 进一步规范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务的司法程序, 依法保护公共财产和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第二, 健全错案预防、纠正、责任追究机制, 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 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 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的权利, 防止无罪的人受到刑事法律追究, 防止有罪的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第三, 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 完善法律援助制度, 努力使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弱势群体当事人都能充分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保障公民基本人权和社会公平正义;第四, 完善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机制和违法违规执业惩戒制度, 加强职业道德建设, 发挥律师在维护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方面的重要作用。

3、提升司法人员职业道德修养。

“奉法者强则国强”。法治人才是保障司法公正的关键。司法人员良好的职业道德修养, 对于确保司法公正, 维护国家法治权威至关重要。首先, 加强教育培训力度。一个人修养能力的提升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做到, 而是需要坚持不懈地在学习与实践过程中努力方可获得提高。一方面加大对法律院校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力度, 培育其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观, 这有助于从根本上提升司法人员的职业道德素养;另一方面对司法工作人员进行职业道德教育方面的继续教育, 有助于形成良好的职业风气。其次, 在录用考评机制方面加大改革力度。在司法人员录用标准方面从严要求。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 能够从法律职业的入口处保证司法人员的专业知识水平, 但对于他们的人格、道德等方面却并不能够加以衡量。因此, 这就需要借鉴国外的法官遴选制度, 即在资格考试的基础上再选拔最佳法官人选的制度。同时, 建立合理的考评和升迁机制, 保证德能兼备的司法人员能够得到继续任用和升迁, 同时对缺乏职业道德的司法人员予以辞退。

4、强化监督机制。

司法机关要自觉接受人大、政协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和司法机关内部监督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保证监督渠道的畅通无阻。同时, 积极研究、探索更加符合司法活动客观规律符合法官职业特点, 更为有效地加强监督、接受监督的渠道和方式, 使监督最大限度地发挥防止和惩戒少数司法人员违法违纪, 同时也维护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的作用, 从而达到既防止和惩治腐败, 又不损害独立司法的目的。一是健全内部监督机制。完善制度, 强化内部监督, 强化对司法主体的监督和制约, 以制度确保强化案件质量管理, 以制度落实责任追究, 努力形成“制度管人、制度管事、制度管案”的良好局面;二是健全社会监督机制, 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 广泛实行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制度, 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渠道, 重视和规范舆论监督。当前, 随着微博、微信等新媒体迅速发展, 舆论监督对促进司法公正, 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影响越来越大。一方面司法机关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以阳光执法来争取公众的理解和支持, 提升司法公信力;另一方面要规范媒体对案件的报道, 防止舆论影响司法公正。

(四) 通过自觉守法实现公平正义。

亚里士多德认为对于“公平正义”的理解, 除了“平等”, 还应包括“守法”的含义在内, 即为了“整个城邦和全体公民的利益”, 人人都应当自觉守法。那么, 为了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使得良好的社会关系和全体公民的福祉得以建立和增进, 公民的“自觉守法”应当常态化。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 法律权威需要人民维护”。公民守法只有源于对法律的信仰, 才能将法治当作一种价值和目标来追求, 才能对法律背后蕴含的自由、平等、公正等无形法治精神形成高度自觉和理性的认同。为此, 应养成全体公民运用法治思维方式处理问题的习惯, 并把这种方式默认成一种理想信念、一种价值判断, 使其成为一种生活态度、一种行为方式、一种精神追求。当全体公民浸润在法治文化、精神当中时, 中国法制才是真正建成, 公平正义才能够得以真正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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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古延波.论法的执行力[D].安徽大学, 2010.

[5]季卫东.司法不独立, 则法制无权威[EB/OL].财新周刊,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12.31.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 篇5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必须把握好这一要求，紧密结合河北实际，着眼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党和政府一切工作的最终归宿，更是改革开放不断取得成功的深厚根基所在。改革开放35年的不平凡历程证明，只有让全体人民公平享受发展成果，改革大业才能凝心聚力;只有让人民幸福安康，我们才能在改革开放的征程中稳健前行。

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让一切生产要素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我们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承担的任务更加繁重。一方面，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只有进一步坚定全体人民的信心，凝聚起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才能不断攻坚克难，把改革推向深入。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只有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才能更好地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的信心，才能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永不衰竭的动力源泉。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但最主要的还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现阶段存在的社会不公现象，许多都是发展中的问题，能够通过不断发展，通过制度安排、法律规范、政策支持加以解决。我们一定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把“蛋糕”做大，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要通过改革创新，逐步建立健全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把“蛋糕”分好，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制度创新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的重要保证。为此，从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到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构建“橄榄型”分配格局，到消除城乡、行业、身份、性别等影响平等就业的制度障碍、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制度创新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安排和部署。我们必须按照全会的要求，把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以此审视各方面的制度建设情况，哪里有不符合促进公平正义的问题，就在哪里深化改革;哪个领域问题突出，就把哪里作为改革的重点。只有这样，才能通过一项又一项制度改革和创新，切实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目的，也是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在新的征程中，只要我们按照中央的要求，牢牢把握这一出发点和落脚点，就一定能更好地凝聚起全省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为全面深化改革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财富传承：中国社会的正义难题 篇6

古时候的帝王将相，还真就把金银财宝、三妻四妾以及吃喝玩乐的各种家伙事儿带进坟墓（也就是他们以为的“阴间”）。他们可能真是搞不懂阴阳两界的区别，只是要那个排场，不然他们这些人中龙凤怎么区别于那些人中蝼蚁呢？但能带进坟墓的财富毕竟有限，大部分财富只能留给活着的人。那些被带进坟墓的财富最终也还是陆续归了盗墓业的广大从业人员，或通过考古工作者的洛阳铲归了社会大众。

那么，财富都留给了哪些活人呢？首先是亲人，这种人是在血缘和婚姻基础上组成的利益乃至生命共同体。为什么说“利益”呢？因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为什么强调“生命”呢？因为几个强盗也能组织起利益共同体来，因分赃不均而导致血肉横飞收场的强盗团体比比皆是。家庭则有超出纯利益的纽带——只要你不把什么都定义为“利益”。这里的亲人主要指子孙。为什么是子孙呢？我们都知道，天下间对自己最好的人始终是自己，但子孙是例外。很多人对子孙会比对自己更好。什么原因呢？我们可以说这是人类从动物那儿继承的舔犊本能，但人类的社会文化强化了这个东西。人会把子孙看成“自我”的一部分，而且是“我”的梦想、希望、完善的那一部分，这个“我”是突破生命大限、通往永恒的唯一路径。所以，将财富留给儿孙，也等于留给“自我”，让“自我”绵延不绝。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把财富留给亲人，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亲”就是“亲密”，但“亲”和“密”的意思不大一样。“亲”侧重于情感，大家经常说“我们姊妹之间特亲”，这里的“亲”就是指感情好;“密”则侧重距离及频率，夫妻睡一张床是距离，一家人朝夕相见则是频率。“密”往往是“亲”的重要条件，所谓“近则亲，远则疏”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中共在地下活动时期，出于安全考虑，会指定一男一女俩同志假扮夫妻来开展情报工作。由于近距离、高频率的接触，假夫妻不久就会向组织上申请转为真夫妻。但“密”并不必然导致“亲”，同床异梦的夫妻比比皆是;在电视上舌剑唇枪争房子、在台下真拳实脚抢折子的兄弟姐妹也不少见。“密”和“亲”有打架的时候，所以在大多数人把财产留给亲人的时候，有些人则会把财产留给外人。例如一些孤老头，儿子闺女都不管他，是亲人不似亲人，而小保姆扶他起床，牵他遛弯，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于是老人去世后把财产留给了小保姆。

让孤老头觉着亲的，当然不止于小保姆，还包括其他的“外”人。比如说，一些教徒会把财产捐给教会，宗教要么弱化作为家人的“亲人”，要么强化作为“亲人”的众人。一些社会政治组织也是这样，比如早期中共爱讲“阶级兄弟”、“阶级姐妹”，很多党员临终时留下遗嘱，把平生积蓄全部用来交党费。早期中共的一位领袖——彭湃——是大地主家庭出身，他把地契烧了，把土地财产分给他情感上刚刚加入的穷人阶级。作为捐赠对象的“亲人”，还会超越“人”的范畴，进入抽象的“道”的范畴——当然归根结底还是人。“毁家纾难”、“毁家兴学”等习语记录的就是这类情况。

前三十年的财富分布及传承

“当代”是指1949年至今这六七十年。这段历史通常被分为两段：“前三十年”（“毛时代”）和“后三十年”（“改革开放”）。

在毛泽东时代，中共通过土地改革和生产资料公有化，削峰填谷，把凹凸不平的财富分布平整了一遍——虽然还不是那么的平，但比有史以来任何时代都平。这件事正面意义很大，负面代价也不小。如果没有这次“平整土地”，中国今天的情况会跟那些经济落后且两极分化的第三世界国家略无不同。但有朋友会说，毛时代不就是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吃得营养不良才停业整顿的么？改革开放不就是“拉大差距，强化激励”，才让中国四蹄生风、一路飘红的么？你凭什么将后三十年资本主义的功劳，归到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头上？这个反驳有一定道理，但也有一些问题。我这里只说一点：如果没有前三十年相对平等的财富分布，后三十年拿什么“拉大差距、强化激烈”？松紧带已经拉到0.4、0.5的基尼系数就不能再拉了。民国的松紧带就是拉得一点弹性没有，国民党还在拉，结果拉来了1949。以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作为历史动力是有前提的，这其中，反弹存焉，循环在焉，而且是个挺辩证的事。

作为财富的一种重要形态，毛时代的生产资料（如厂子、铺子）不存在传承的问题，因为都是公有的。至于修鞋匠的工具箱、磨刀磨剪子的独轮车，儿女虽然可以继承，但估计大多不愿意继承。至于生活资料，农村经过土改，从青花碗到狐皮袄，地主家被分得一干二净，财富分布得相当平均，财富的传承自然也参差不到哪儿去。城市没搞土改那样暴风骤雨式的社会革命，绝大部分家庭的房产、存款、金银首饰、古董都保存了下来，虽然在“文革”初期被抄了一批，但“文革”结束后也都退还或退赔了。城市居民解放前的财富不均在一定程度上平移到了解放后，再加上解放后新增的收入差距，这使得城市财富的不均要比农村大一些。财富的不均也会通过财产的继承平移到下一代。

这里需要说说当年的官僚特权，如大房子、小车子、警卫员、勤务员。这些具有财富特征的特权，按官方的定义是“革命工作需要”，这肯定是净拣好听的说了。但也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前面说的私人房产、存款、古董是可以继承的，而这些官僚特权在原则上是不能继承的，实践上也没听说有多少人继承了的。当然官僚特权被家人、友人享用的现象的确在蔓延——否则“继续革命”、“反修防修”就成了无的放矢。

社会正义 篇7

一、社会正义问题的表现

1. 社会正义价值取向上存在偏差

改革开以来, 一部分人对财富和物质享受的欲望不断膨胀, 形成了一种极端的功利主义倾向。在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下, 部分人的社会行为呈现出明显的惟利是图的非道德倾向:各种假冒伪劣泛滥, 坑蒙拐骗盛行, 为了个人或者小团体的利益不择手段, 不计后果。更为严重的是人们对这样的行为似乎已经表现出见怪不怪、麻木不仁的心态, 社会制度和道德的规范和约束功能弱化。这种局面的出现, 从某种意义上讲, 是社会缺乏一种内在的积极向上的精神或者内在价值支撑的必然结果。同时, 也说明了我们的社会价值取向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偏差, 极端个人价值观已经成为部分社会成员的主导价值观。这种极端个人价值取向的发展, 已经严重扭曲了人们的以社会为取向的正义观念, 阻碍了社会共同理想的形成, 影响了民族精神和创新精神在凝聚人心方面作用的发挥, 最终将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谐和健康发展。

2. 社会分配的过程和结果缺乏合理性

在社会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上问题上, 由于不合理因素的广泛存在, 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让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裕起来演变成了使少数人通过不正当手段暴富;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变为政府甩包袱;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变为一切交给市场;政府为市场服务变为政府为老板服务。有人认为经济发展、物质财富总量增加了, 社会自然就正义、和谐了, 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改善了, 社会就会正义、和谐了。以上这种种现象和心态, 都说明了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 在分配正义问题上存在的严重问题。这些严重问题, 直接导致社会收入分配的悬殊, 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缺失, 影响了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形成, 甚至还影响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3. 社会转型期的道德失范

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剧烈的社会变化给人们的思想特别是道德观念带来了强的冲击, 由此引起人们道德观念的混乱和道德秩序的破坏。一方面, 由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变化和社会秩序的变迁, 原有旧的道德观念许多已不再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另一方面, 维护社会稳定和正常生活秩序所需要新的道德观念还没有形成。因此,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 必须高度重视和切实保证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要充分体现社会最基本的正义, 以此重新塑造和树立人们道德观念中的正义理念。因此, 道德正义的需求成为了社会正义的一个迫切的问题, 它将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

4. 社会转型期的某些制度存在一定程度的公正性缺损

社会转型期的大规模全方位的制度创新, 导致这一时期各种制度处在不断的变动中, 不配套不完善的地方在所难免。中国目前广泛存在的公正性缺损, 主要体现在法律制度和各种社会制度上。罗尔斯认为, “即使在法律和制度不正义的情况下, 前后一致地实现它们也还是要比反复好一些。这样, 那些受制于它们的人至少知道它们所要求的是什么, 因而可以尝试着保护自己, 相反, 如果那些已经受害的人们在某些规范可能给与它们某种保障的情况下, 还要受到任意专横的对待, 那就是一种更大的不正义了。”中国现阶段存在的形式不正义, 主要是在法律和制度面前的“区别对待”和“双重标准”, 由此引发的执法不严、执法不公现象, 都是对制度和形式正义的极大损害。制度公正性的缺失, 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社会正义的缺失。

二、实现社会正义是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途径

社会正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一个基础性价值, 也是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基础。目前, 中国社会正义问题的严重存在, 给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提出了严峻挑战。特别是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正义问题, 其实质上是一个社会在建构其核心价值体系进程中的问题。社会正义从其内容来看, 包括经济正义、道德正义、政治正义和法律正义。为此, 要针对中国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社会正义问题, 从规范分配秩序、加强道德建设和完善各种制度入手, 切实保证基本社会正义的实现, 以此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

1. 明确社会正义价值取向, 树立社会主义正义观

针对中国现阶段出现的某些极端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倾向, 社会正义的价值取向要回归社会, 应当以社会为本位确立社会正义价值取向。社会本位的社会正义价值观要求个人在追求和实现自身利益的过程中, 应当把社会的利益置于最高层面并将社会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有机结合起来, 在实现社会利益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利益。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正义观, 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 特别是对于全民族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2. 实现分配正义

社会正义的基本问题就是分配正义问题集团中分配全社会的资源, 而是指社会的基本资源如何在社会成员, 也就是基本权利义务或社会基本资源的分配问题。这个分配不是指政府作为主体在全体社会成员、中、集团间配置。要克服中国在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心态, 最有力的措施就是利用公权力的惩罚正义, 也就是在分配过程中利用法律制度进行规范。公权力的惩罚正义, 对于合法、守法行为者是一种支持, 是对社会正义的维护。当然, 在通过公权力实现惩罚正义的过程中, 必须注意程序的正当性, 结果的合善性, 惩罚的中和性。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分配正义, 最终实现达到正义, 促进社会共同理想的实现。

3. 实现道德正义

道德正义是正义要求的道德体现, 或者说是从道德的角度来体现正义的要求, 具体体现为道德规范体系中的正义原则。道德正义的基本要求是以平等的精神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每一个人都要自觉维护自己的平等权利, 履行自己的平等义务。实现道德正义必须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是平等原则。体现为人格上的平等、权利义务上的平等和财富上的相对平等。同时要求, 平等地看人, 平等地待人。二是自由原则。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 每个人自由权利的行使一方面要取决于他人的“不干涉”, 另一方面又不能干涉他人对同等自由的享用, 所以自由原则应该使每个人能够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三是应得原则。即给人以其应得的各种权利和利益。四是个体原则。个体原则要求个体要明确自己的价值, 承担起应当承担的责任。只有遵循这四个方面的内容, 道德正义才能够实现, 进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所要求的最低限度的公民道德才能实现。

4. 实现制度正义

实现社会正义的基本条件是各种制度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制度正义首先要求的是分配制度的正义, 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论述了。另外, 制度正义还有以下要求:经济活动、职业选择, 要按制度安排, 使各种职务、地位对每个人开放, 保证充分而公平的市场竞争、充分就业。在治生活中, 通过制度的正义安排, 使人人就业机会平等, 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择业机会、参与竞争的机会, 使每个有选举权的公民平等地行使选举权等。

三、社会正义对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意义

社会正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基础性价值。任何一个缺乏正义的社会, 都是没有精神支撑的社会、没有道德良心的社会、没有发展动力的社会。实现社会正义对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深远的意义。主要表现在:

第一, 社会正义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具有促进作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现阶段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信念。当前,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正义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 也是社会主义荣辱观中最高层次的道德内容, 因此, 实现社会正义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促进作用。

第二, 社会正义对于进一步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具有推动作用。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民族意识、民族心理、民族品格、民族气质的总和, 是社会进化过程中积淀的稳定的社会因素, 而时代精神是随着社会进化不断呈现的积极向上的精神。民族精神的精华和时代精神的进化, 真正的内在动力之一是人们对社会正义的执着追求。

总之, 社会正义是社会的重要价值,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基础价值。严肃对待并切实解决中国社会生活中存在的正义问题, 应从社会主义正义观、分配正义、道德正义和制度正义等方面着手。只有实现社会正义, 才能实现社会的平等, 自由, 才能实现人们的共同理想, 才能真正能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从而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 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摘要：社会正义问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重大现实问题, 社会正义是社会的重要价值,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基础价值。严肃对待并切实解决中国社会生活中存在的正义问题, 应从社会主义正义观、分配正义、道德正义和制度正义等方面着手。只有实现社会正义, 才能实现社会的平等、自由, 才能实现人们的共同理想, 才能真正能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从而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 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社会正义 篇8

一、当前社会公平正义面临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经济取得长足地发展, 但也出现了不和谐因素。现阶段, 社会各种物质利益呈现多元化趋势, 并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 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也出现了多元化的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 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收入分配公平是社会公平的核心价值之一, 它最能体现社会公正原则的实现程度。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社会发展成绩巨大, 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 经济发展势头正猛。但伴随着市场化的进程, 我国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也日益扩大, 收入差距不平等现象也日益严峻。主要表现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 中央和地方之间, 地区之间, 城乡之间, 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等等的矛盾。其中, 分配不公的问题比较突出, 源于制度不公平导致的分配不公平越来越明显, 这是导致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因素, 由此导致城乡居民身份不平等、机会不平等、福利不平等。此外, 一些机关单位的贪污腐败等问题严重, 体制机制性腐败等因素也直接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当下, 我国的人均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 贫富差距问题已成为整个社会民生中怨言最多, 反响最强烈, 是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二) 机会的不平等。评定一个社会是否公平正义, 不仅要关注收入分配是否平等, 更要关注机会是否平等。一个机会公平的社会, 不仅意味着社会要满足不同人的不同层次需要, 也意味着社会制度的安排要确保所有的人机会平等。[1]具体到实例, 就是我国面临的就业机会的不平等。就业问题是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问题, 没有就业机会或者就业机会过少就意味着失业率过高, 会直接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当前, 我国人口总量大, 劳动力总量不断增加, 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农村来到城市就业,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规模加大且速度加快;高校扩招直接导致了大学生就业难, 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待业;国际金融海啸的冲击, 很多中小企业倒闭, 下岗失业人员数量居高不下, 等等。另一方面, 就业和用人不公问题愈演愈烈, 就业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关系就业现象, 性别就业歧视问题, 女性在就业选择和升迁上处于弱势, 还有城市户籍制度等方面的歧视。在用人方面, 个别地方还存在买官卖官现象, 造成权力和地位方面的分配不公。当下, 形色各异的机会不平等现象是对公平正义的巨大挑战。

(三) 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社会保障公平的目标, 就是通过社会救助、社会养老保险、失业救助保险、社会福利以及社会优抚等多个方面的措施来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安全, 增进人的平等, 维护社会公正, 缓解利益矛盾, 保证社会稳定, 实现社会和谐。[2]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的问题集中表现在三方面:首先, 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较窄。现阶段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主要以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失业保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这三项为主, 每年实际参保人数所占的比重较小。其次, 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保障相对滞后。对于在相当长时间内有增无减的以下岗失业为主的贫困群体, 政府缺乏妥善的处理办法。亟需救助的低收入家庭的生活以温饱为重, 眼下物价上涨, 各类生活必需品的涨价使他们本来仅处于温饱状况的生活更为艰难, 生活质量进一步降低, 这体现了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足, 为社会和谐埋下隐患。再次, 我国当前的医疗保障制度不能根本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在医疗费用居高不下和医疗系统比较混乱的情况下, 低收入家庭成员在面临医疗问题时步履维艰, 如何解决他们的医疗困难是非常紧迫的问题。同时, 住房问题也给低收入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困难。面临着房价的节节攀升, 如何让低收入者有所住和改善住房条件是我们所要解决的大问题。

(四) 其他不公平正义现象。由于不同利益群体、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差别逐渐拉大, 由此带来的利益矛盾仍然较为尖锐, 并在一定的条件下以激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近年来媒体报道中可以看到, 各种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 有时还达到一时难以控制的局面。群体性事件的主因主要体现在政府工作人员的腐败渎职, 干群关系的对立恶化, 群众利益得不到保护等方面。在现实中, 某些政府官员徇私舞弊、贪赃枉法、腐败渎职, 越来越多的腐败现象见诸报端, 群众对此反应强烈。此外, 各种私权保障不力, 主要表现为以公共利益为名侵占私人权益和私人财产。比较多的现象是, 地方政府以国家和公共名义, 低价征用农民土地, 再以低价转让给开发商, 或虽然按公开的市场价格将农民土地转让, 但从中获取差价, 从而损害了农民的合法权益。很多地方政府盲目开发, 在征地过程中蛮横执法, 导致群众怨声载道, 干群关系恶化。随着广大群众对自身合法利益保护的意识逐渐增强, 人们对个体利益保护的诉求越来越强烈。

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路径选择

(一) 引导树立正确的公平正义理念。

1.加强教育, 促进对公平正义理论的正确理解认识。

要想科学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首先需要形成正确的理论认识。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 “加强公民意识教育, 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加强公民意识教育的重要方面是引导人们树立辩证的公平正义理念。我们应当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欠发达这个实际出发, 既尽力而为, 努力促进社会公正, 又量力而行, 根据实际情况尽可能切实维护社会公正。现阶段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时期, 收入分配、贫富差距、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保障不能满足需求, 但这些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 而是不断发展的过程, 这需要我们调整心态, 辩证的看待问题。

2.普及宣传, 树立公平正义的价值信仰。

如果全社会都形成了统一的公平正义理念, 那么我们在具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就会达成许多共识。现阶段我们需要采用多种途径和方法进行宣传, 逐渐普及公平正义的理念宣传。此外, 我们不仅要对公平正义进行正确地认识与解读、对公平正义加强理念宣传, 还须让广大群众树立公平正义的价值信仰。因为只有当某一种追求形成价值信仰时, 才能真正促使人们去践行公平正义。所以, 在全社会形成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导向的信仰追求, 能有效地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思想基础。

(二) 用制度来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邓小平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 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 甚至会走向反面。”[3]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 而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

1.构建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

要建立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结构, 需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 要构建一个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当前我国除了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外,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需要注重公平, 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更好地保障广大人民的合法权益和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其次, 要大力推进经济的发展。发展是硬道理, 只有经济发展了, 才能增加就业, 减少贫困, 才能从实质上解决收入分配的矛盾。第三, 发挥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上的有效功能。政府要加大调控力度, 通过经济立法和政策, 运用税收、金融、行政等手段调节干预, 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保证低收入居民的保障性收入, 缓解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部分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要建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机制, 支持农村的经济发展, 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政府要加大对城乡贫困居民的生活保障, 提高贫困人群的生活水平。各地政府应特别关注并着力改善低收入群体和贫困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状况, 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积极发展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

2.建立公正的社会保障机制。

社会保障制度是政府实现社会公平的主要手段之一。当下, 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需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 完善社会保障和救济制度。社会保障要立足于社会公正和社会安全, 以关注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众为核心, 通过社会救助、社会养老保险、失业救助保险、社会福利以及社会优抚等多个方面的措施, 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其次, 完善民意表达机制, 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现阶段我国除了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信访等制度和机制外, 还应通过听证制度、新闻媒体、政府网站等媒介, 拓宽意见表达渠道, 完善利益诉求机制, 从而更有效的化解利益矛盾、缓解社会紧张。再次, 建立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当公民之间的和谐关系受到威胁或遭到破坏、公民的合法权益被侵害时, 包括行政救济、司法救济在内的救济机制就应该及时启动和运行, 以排除来自不同主体的不法侵害, 恢复和弥补受损者的合法权益。目前我国利益协调机构一般是政府和法院等机构, 大致采用调解、行政手段和诉讼的方式, 在实践中仍存不足。在继续完善立法和严格执法的前提下, 在实践操作中要更为群众这一弱势群体考虑, 使矛盾和问题彻底化解。此外, 还可以培育相对独立的社会组织, 使其成为协调人民内部矛盾的缓冲器。最后, 健全政府的社会管理机制。近年来, 一些地方出现腐败成风、随意决策的现象,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和媒体的强烈抨击。直观腐败现象的成因, 就是缺乏对权力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各级政府必须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 完善社会管理机制, 消除制度障碍, 努力营造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 整合社会利益, 化解社会矛盾, 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

三、结语

社会公平正义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和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 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党和国家必须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基本着眼点, 正确兼顾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 妥善处理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 不断的普及公平正义理念。此外, 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不仅需要政府的努力, 更需要全社会成员长期的共同支持。我们坚信, 通过党、政府和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 一定能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摘要：实现社会和谐, 建设美好社会, 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而实现社会和谐的根本在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当下我国的公平正义面临着收入分配不平等、机会不均等和社会保障机制不完善等方面的现实问题, 我们需要从理念普及和制度构建这两方面着手, 使广大人民群众践行公平正义的理念, 切实有效的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和谐社会,公平正义,利益均衡

参考文献

[1].廖声丰, 陈宇旸.试论和谐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系构成及其实现途径[J].南昌航空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 10:17～18

[2].沈杰.建立体现社会公正原则的制度化体系[J].云南大学学报, 2006, 2:39～43

社会正义 篇9

网络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

网络媒体是一个全开放式的大众传播媒体, 在这种媒介传播环境之下, 越来越多的公众选择并热衷于在网络上发表包括社会热点问题、公共政策以及评说关乎自身利益的言论。由于网络传播的虚拟性以及网民参与身份的隐匿性, 使得网络媒体成为公众评说社会热点事件、发表个人意见看法的首选媒介渠道。与传统舆论相比, 网络舆论形成快捷、信息多源, 易调动民气, 网民可以作为舆论主体平等地、广泛地参与对公共事件的讨论, 各抒己见, 进而引导和影响事态的进程和发展, 使网络舆论监督表现出平民化的特点,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民意所向, 并显示出强大的舆论监督作用力, 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有利于伸张正义、维护社会公平。在2007年10月~2008年6月的“华南虎事件”中, 正是由于网络舆论一浪高过一浪的难以平息的质疑浪潮和网民不遗余力地查找相关证据的行为, 才会促进并推进了事件调查的进程, 并最终使事件真相大白。汶川地震发生之后, 在整个公共危机之下, 陕西西乡县粮食局在救灾粮中掺假, 被网民揭发, 此事件引起多方面的关注, 促进了问题的及时解决。

大量案例表明:在网络空间中普通百姓真正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 从而真正实现了公民的舆论监督权。在焦点事件发展的过程中, 一些网民对关键事实进行认证, 从多角度提出质疑, 参与不同观点的争辩, 在互联网这样一个全新的媒体平台中呈现出来。网络舆论以强大的精神力量对国家权力和公共事务进行监督。在网络舆论形成的过程中, 网友对事实的深刻分析、犀利评论、批评质疑对事件当事人产生了较为明显的监督效果。

网络舆论成功地实现了舆论主体的角色转变, 使在传统媒体舆论环境下少有发言机会的普通民众得到了充分的言说与评论机会。作为社会公器, 网络媒体提供给了公众一个实现知情权、表达权与监督权的最便捷的渠道, 而公民对于知情权、表达权与监督权的获取与不断完善, 正是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进程, 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与必要途径。公民权利的不断完善, 离不开大众媒介的支持与保障。由于传统媒体很难为所有的社会成员尤其是底层的社会群体提供均衡的传播机会, 因此网络舆论监督就显得尤为可贵。网络媒体创建了一个广泛的舆论共声场, 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得以以平等的身份在同一平台上探讨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 社会公众需要及时有效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而不使自身群体处于失语状态, 从而充分实现公民的话语权、参与权、监督权, 促进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理解与沟通。对社会公共事物的碰撞性讨论是社会民主进步的反映, 通过网络舆论的汇集与影响达到了维护公民权益的目的, 体现出了建设民主社会的重要意义与价值。可以说, 网络舆论监督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民主社会的形成, 维护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网络舆论监督在维护公民权益过程中存在的误区

网民的正义感和爱心容易被网络中的虚假信息所迷惑和利用。网络信息的发布与传播有别于传统媒体的信息发布, 在网络媒体上, 每个人都可以集记者、编辑与受众的角色于一身, 传播权力的过于集中致使信息传播者缺乏外在制度性的约束与监测, 这就导致了网络信息因缺乏信息把关而使信息在传播源头上就受到质疑。在网络上很容易制造与传播虚假信息, 并借炒作虚假信息的手段来实现自身的目的, 这极大地破坏了网络媒体的传播秩序, 降低了网络媒体的公信力。在网络舆论的形成与传播过程中, 许多网民无意中参与了不良舆论的二次传播与扩散, 成为不良舆论的推波助澜者, 众多网民善意的心愿与正义感被网络中的虚假信息所蒙蔽和利用。由于网民对弱势群体所持有的道德同情与关注, 而使网络不良舆论的生成与汇集过程极为迅速与有效, 并且如放任这种态势的发展, 极易使网络舆论失去控制。在2007年7月的“女童受虐事件”中, 事件制造者正是利用了网民对弱者的天然道德同情感和失当的正义感来发起和号召了一起恶性的“网络救助事件”, 正义感与爱心成为了易被不良舆论利用的筹码。

网络舆情的偏激性及非理性导致网络舆论监督失衡。“舆情是舆论生成前的一种特殊形态, 它是群众的心理、情绪、意见、要求的一种综合表现。”舆情反映了舆论状态与当下网民的心态。网络公民身份的虚拟性、匿名性、隐蔽性导致了其言论的随意性与发散性, 使网络信息出现了理性与非理性错综交织、善恶混杂、对错难辨的复杂局面。在网络舆论的形成与传播过程中, 网民无形之中担当起舆论监督的职责, 进而升级为网下的现实行动。重庆某学院旅游系大三学生“Die豹” (网名) , 因在网上发表“第一次在重庆本地感受到地震, 很舒坦, 我还在想为什么不来得更猛烈一点, 死的人不够多”等过激言论而遭遇网络舆论炮轰和网络人肉搜索, 不得不选择休学一年。网络舆论缺乏客观的舆论环境, 加之在网络虚拟环境中缺乏现实社会中必要的道德约束与法律约束, 致使网民制造网络舆论暴力事件, 而导致网络舆论多为情绪化、宣泄性语言, 缺乏建设性和理性的意见。近来网络越来越盛行“网络通缉”、“人肉搜索”等, 这违背了网络舆论公开、公平的原则, 而极大地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 触犯了公民权益, 并触犯了法律与道德的双重底线, 使网络舆论偏离了公平正义的轨道。

网络舆论监督的失衡局面一方面是因为网络意见领袖的舆论引导, 在舆论探讨中逐渐形成权威性言论, 使其他网民失去对价值的独立性思考和判断转而迎合强势意见, 从而使舆论形成意见合流;另一方面, 由于网民在参与网络舆论中具有非理性心理, 并且网络环境对内缺乏有力度的约束, 而使网民的网络行为与在现实社会中的行为大相径庭, 网络舆论没有及时跟进的舆论监督系统, 网民一旦自律失败, 便很容易沉迷于典型的网络“过于宽松”的舆论环境之中而无法自拔, 从而导致网络舆论的偏激、极端与异化。网民对于话语权的滥用必会有损于网络的媒体品质和网络舆论的公信力。在这种背景下, 如何对网络舆论实行行之有效的引导, 以期达到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的目的, 就成为新闻工作者所面临的一个全新课题。

加强网络舆论的引导和控制, 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网络舆论具有既能扬善, 又能为恶所驱的双重品格, 使公众对于网络舆论爱恨交加。网络舆论的产生和发展是有利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建立和完善的, 因此有必要加强对网络舆论的引导和控制。以长远眼光来看, 网络舆论是否健康有序不仅关乎公民权益的实现与维护, 还关系到当前构建和谐、民主社会的进程。

培养网络舆论领袖, 加强舆论引导。网络舆论领袖在网络舆论传播中担负着“把关人”和引导者的职责。在网络虚拟的舆论环境下, 网民的从众心理极为明显, 从而形成倒螺旋式的“一边倒”言论模式, 当舆论绝对一致后, 就易形成网下行动, 从而使虚拟行为变为现实行为。因此, 舆论领袖在网络舆论的生成和传播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探索网络舆论监测与调控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建立良好的网络舆论环境。在网络上人人都可以是传播者, 如尼葛洛庞蒂所说:“每一个拥有互联网的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没有执照的电视台。”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 博客、播客等各种网络信息发布方式日趋多元, 网络舆论的生态环境也在发生着变化。在社会生活中, 网络舆论监督往往易出现双重效应, 而且舆论监督的过程不易控制。传统媒体一般通过“把关人”进行信息渠道的封堵以实现对舆论的控制, 但网络舆论的形成及传播过程难以监测与控制, 网络舆论监测是网络舆论调控的基础, 目前网络舆论还缺乏有效的监测途径和方法, 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参考文献

[1].钟瑛:《网络传播伦理》,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2].杜骏飞:《中国网络新闻事业管理》,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3].胡钰:《新闻与舆论》,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1年版。

社会正义 篇10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 社会主义正义是指对社会价值进行分配行为的合理性, 是对人民是有益的符合历史潮流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判断, 与人民的实践步伐一致。马克思主义认为, 正义是一种基于实际的生产力, 寻求公平正义不能以牺牲公平和正义的实现水平和生产力发展为条件;另外, 实现公平正义, 必须对生产力的发展进行保护和增进[1]。并且,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最主要的还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不同发展水平上, 在不同历史时期, 不同思想认识的人, 不同阶层的人, 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认识和诉求也会不同。”[2]

二、社会主义正义的发展和原则

1. 经济领域

经济发展是缔造物质财富的范畴, 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表现。要在经济建设领域坚持正义的发展原则, 首先, 要创建权利、机会和规则平等的环境;其次,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 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政策;最后, 着重考虑再分配的公平性, 集中体现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

2. 政治领域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 不可能满足平均平等的要求。但是, 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却不被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限制, 人民当家做主有利于激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 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要在政治建设领域坚持正义的发展原则, 一是, 要加快确保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各项制度;二是, 要保证各项与民主相关制度的实行;三是, 要有机地结合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3. 文化领域

首先, 树立尊重人人平等、尊重人的尊严、尊重法律等价值理念, 促进社会正义的思想支持。其次, 建立利他主义和不损己的思想道德体系和行为规范,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同时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4. 社会领域

一是, 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消除目前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在所有制、行业和地区存在的差异, 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二是, 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和发展生产力逐步建立自成一体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健康发展。

三、社会主义正义的当代价值

社会主义正义是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 是实现和保障每个社会成员的物质权利、民主自由、发展机会的基本依据, 是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存续和发展的保证。在中国改革开放全面推进的新的历史时期, 实现社会主义正义主要表现为, 社会各方利益已得到了妥善的合理的协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已得到了正确的有效的处理。

构建当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义观, 需要以公平正义原则作为指导, 公正正义原则是一种通用的价值标准或一种核心价值观念, 为社会各领域的普遍约束力。

四、结语

中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 社会存在面临着文化焦虑、价值多元化等现象, 面临着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高人的自由民主权利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等焦点问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是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伟大目标, 这一目标的实现要基于马克思主义正义观为指导, 不断推进各项具体制度的落实, 在物质生产、文化建设、生态保护、社会和谐方面不断取得更大的成绩。

参考文献

[1]吴忠民.走向公正的中国社会[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8.

建设公平与正义的公民社会 篇11

1953年出生。198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工业经济学硕士学位。1991年毕业于加州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6年，任世界银行咨询师。1997年-1998年，任美林证券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2004年2月，加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任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

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最终会过渡到公民社会。过渡之路也许是漫长和曲折的，但大方向是不会改变的，因为只有公民社会才能满足现代人的需求。

社会功能首先要具备工具性的。在无政府的状态下，个人的防卫成本和经济活动的成本过高，如果组成社会，构建秩序，减少冲突，协调众人的活动，就可以实现分散的个人所无法达到的效率。对比公民社会和传统社会，两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建立和维持秩序的方式不同，而建立秩序的方式与社会的终极目标又有着直接的联系。

公民社会以个人为基础，传统社会则建立在权威之上。传统社会中没有个人的地位，个人必须服从各式各样的权威，传统社会的制度设计都是为了维护权威。公民社会则不同，它的终极目标是以人为本，为每个人创造自我发展的同等条件和同等机会，公民社会的制度设计完全服务于这个目标。

公民社会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从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算起，经历了五百多年，西欧才进入了公民社会。 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是以权威为核心的传统社会，直到今天，也还不能说公民社会业已形成，我们仍处于从传统社会到公民社会的过渡期。

在这里我们似乎碰到一个悖论：一方面，公民社会不承认权威；另一方面，社会又需要权威以建立秩序。怎样解决这一矛盾？如果秩序需要权威的话，权威只能来自于全体社会成员的一致授予。与传统社会中没有选择地被迫服从权威不同，公民社会中对权威的服从是事先约定的，因此是自愿的。

每个人的权利至上保证了公民社会中人与人的平等，没有任何人的地位和权利高于其他社会成员，没有任何人可以得到其他社会成员所不能得到的个人发展机会。这是现代人的公平观和正义观，这个理念的体现就是公民社会，也只有在公民社会才能实现这个理念。

当然，在公民社会中，平等也不是绝对的，人也不可能生来平等。你没有姚明的身材和体格，怎么可能获得他那样的亿万收入？公民社会中的平等是权利和机会的平等，每个人拥有同样的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和机会。

那么，权威体现在什么地方？体现在社会组成和运行的规则上，也就是俗话说的游戏规则。规则的正式表达就是法律，法律具有超乎所有社会成员的权威，因为它来自于所有公民的同意，而不是神授、皇帝恩准或者暴力胁迫。请注意，规则必须得到“所有公民”的认可，而不是“多数公民”，更不是“少数公民”。具体公共事务的决策可以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准则，当涉及规则时，必须经过全体同意，若少数服从多数，则意味着少数人的权利低于或从属于多数人的权利，这就违反了公民社会的基本价值观。

政府是公民社会中的执法者，执法者的权威来自于法律，归根结底，也来自于全体公民的授予，所以说权系民所斌。

政府是把双刃剑，“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权威天然具有侵犯个人权利的倾向。为什么公民社会中的个人仍愿赋予政府这样的权威？因为无政府、无秩序对每个人利益的伤害大于政府侵权的伤害。“两害相权取其轻”，公民从工具主义的角度出发，同意建立政府，由政府维持秩序。这就是“社会契约”。契约意味着缔约双方是平等的，没有一方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先天的权威。根据这个契约，公民允许政府垄断暴力手段——警察、军队、法庭、监狱等等；政府则必须承诺：仅使用这些手段保护和促进公民的利益，特别是，政府不得使用这些手段谋求自己的利益。

必须强调的是，在公民社会中，政府不是唯一的秩序维护者，民间组织如协会也可以发挥同样的功能。在公民社会中的经济秩序在市场上形成，市场秩序的维护依靠参与者的相互监督，政府的作用是辅助性的，仅限于执行公民制定的法律与规范。

契约的签订并不意味着自动的实施，因为违约的收益经常大于违约的成本，社会必须设计和建立一套机制，保证契约按规定得到执行。近代社会契约论源于十六世纪的英国，经过长期的渐进式演变，理性务实的英国人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执行机制。依靠这套机制，公民可以有效监督政府，在必要时干预政府的行动，一旦发现违约倾向，立即更换政府，而不是等到“苛政猛于虎”，民怨沸腾之时，再来纠错。事后纠错就是反对，打碎旧体系，建立新秩序，例如陈胜、吴广起义和法国大革命。反对的成本太高，还是要设计一套机制，随时监督政府，约束政府行为，用更换政府成员的威胁阻止它的违约企图。

社会正义 篇12

一、促进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成为改革的核心价值追求

长期以来, 人们普遍把是否体现公平正义作为衡量一种社会制度优劣的重要标志。美国学者罗尔斯认为:“公正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如果一种社会制度不能为民众带来公平正义, 让民众获得基本的公平感和安全感, 那它也就注定是没有生命力的。

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提出, 社会公平与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并且将民主法制作为构建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途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各尽其能, 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党的十七大又进一步提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 “既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 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 “公平”一词更是因高频率出现而令人瞩目, 总计达20余次。可以说, 《决定》明确了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促进公平正义, 增进人民福祉”, 并围绕实现公平正义对深化各个领域的改革作了全面部署, “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向全世界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坚定决心, 标志着作为建设和谐社会和伟大“中国梦”基石的公平正义, 正在成为我们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价值追求。

二、党风廉政建设是促进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政治保证

中国共产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 要建设和谐社会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党风廉政建设是根本的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是实现“中国梦”的领路人。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梦想的民族, 几千年来, 中华民族始终没有放弃追求一个伟大的梦想, 那就是建立一个富强、文明和和谐的国家。鸦片战争后, 中国进入了长达100多年的屈辱历史。为国家独立自主, 为摆脱贫穷落后, 为实现民族复兴, 太平军、洋务派、义和团、同盟会、国民党, 无数中华志士前赴后继, 但无一不是以失败告终。只有当中国共产党接过了历史的接力棒后, 中华民族才获得了真正的民族独立, 才有了复兴的希望。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成功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成功之路。历史证明, 没有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梦”只能是一句空话。

党风廉政建设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党的几代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反腐倡廉, 并把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当做极其重要的工作来抓。江泽民曾经把党风廉政和反腐倡廉提高到“严重政治斗争”的高度;胡锦涛指出党与腐败现象水火不容, 党风廉政是党必须要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习近平同志强调, 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 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必须把我们党建设好。

三、促进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党风廉政建设的终极目标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马克思主义认为,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是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力量源泉。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 人民群众既是国家的缔造者, 又是国家的主人。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 是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植根于人民, 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服务于人民, 自觉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为党的执政理念。因此,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也必然成为党的执政目标的重要内容。

在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 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 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揭示社会主义公正本质的著名论断;胡锦涛同志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则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的公正内涵;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伟大构想则全面诠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上述思想中, 无一不将“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作为我党的重要执政目标。

腐败现象的存在使得社会主义社会的公平正义无法彰显。改革开放以来, 在我国物质财富急剧积累的同时, 分配方式的多元化也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占有不均, 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的不健全, 使个别领导干部有机会利用或滥用手中的权力去获得私人利益, 从而产生腐败。近年来, 腐败现象屡禁不止, 人民群众怨声载道, 成为党群干群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中国梦”的关键在于党的自身廉洁和社会的公正程度, 只有我们党痛下决心, 从重整治腐败,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才能真正成为现实。

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路径选择

首先, 要将践行群众路线作为反腐倡廉的长效机制。习近平提出, 党风廉政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 反腐败的斗争不能毕其功于一役, 要经常抓、长期抓, 把“常”和“长”二字作为反腐倡廉的关键。建立反腐倡廉的长效机制, 关键在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坚持不懈反对“四风”, 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把为民务实清廉为政的要求深深植根于全党同志的思想和行动中。

其次, “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习近平认为, 反腐败斗争, 惩治这一手一刻也不能放松。“老虎”树大招风, 社会危害性大, 敢不敢、能不能“打老虎”, 是检验中央惩治腐败决心的重要标准。十八大以来, 据不完全统计, 先后有23名省部级高官因贪污腐败等原因落马。“苍蝇”与人民群众接触多, 群众感受真切, 关系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也是产生干群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十八大以来, 中央及地方各级纪委切实履行职责, 查处的“苍蝇”不计其数。习近平“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斗争理念, 充分体现了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腐败现象的“零容忍”, 既严肃查处领导干部的违纪违法案件, 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第三, 要“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里”。习近平提出, 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是形象的说法, 意味着我们要更加注重科学防治腐败, 全面建立健全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认真落实党务公开、政务公开等行之有效的制度, 把权力置于阳光之下, 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 切实避免暗箱操作, 从源头上遏制腐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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