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感与社会制度

正义感与社会制度（精选12篇）

正义感与社会制度 篇1

一、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思想渊源

在人类思想史上, 公平和正义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话题。早在古希腊时期, 公平与正义就开始倍受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并逐渐成为哲学家、思想家探讨的重要议题。哲学家苏格拉底将德性、理性与正义结合在一起, 认为一个公民服从法律才是正义的。柏拉图继承和发展了苏格拉底的正义观, 他认为, 正义是人的天性和行为, 天性忠厚, 天真单纯, 并将正义作为构建理想国的准则, 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就个人而言, 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1]。亚里士多德则认为, 人类在本性上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 “城邦以正义为原则。由正义衍生的礼法可凭以判断是非曲直, 正义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2]在这个意义上, 亚里士多德把正义看作是德性之首, 认为正义的也就是守法的和平等的, 不正义的也就是违法的和不平等的[3]。他还将正义分为“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分配正义意味着对共同体中荣誉、财富和其他可分配资源的分配, 可以是均等的, 也可以是不均等的。而矫正正义就是让已经错的转变为正确的, 恢复业已被扰动的平衡。古希腊这种以人的行为和理性为主要内容的正义观在经历了欧洲中世纪的冬眠后, 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 近代启蒙思想家又从自然法的角度开始对公平和正义进行诉求, 并逐步形成了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主要内容的正义观。罗尔斯正是在吸收前人这些正义思想的基础上, 以新契约论观点形成对正义的判断, 提出了“作为公平的正义”基本范畴, 对正义作了系统的论证, 从而创立了制度正义论。正如他所说, “我一直试图做的就是要进一步概括洛克、卢梭和康德所代表的传统的社会契约论理论, 使这上升到一种更高的抽象水平。”[4]

此外,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还继承了新自由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他认为, “自由的优先性意味着自由只有为了自由本身才能被限制。”即“只有自由的主张获得了满足后, 其他的原则才能发挥作用。”[4]但是对自由坚持的同时, 罗尔斯新自由主义通过“词典序列”使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中心转为了“平等”。“在实质结论方面, 我们看到, 罗尔斯理论的基本倾向是结合与调和自由与平等”[5]。由此可见, 两者在理论前提、哲学基础, 方法论等方面有着深刻的思想渊源[6]。

二、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核心内容

罗尔斯正义理论在批判吸收前人正义思想的基础上, 对正义作了系统的论证, 提出了“作为公平的正义”基本范畴, 是迄今西方思想史上有关公平正义问题最有代表性和最有系统的论述。其核心内容包括:

1.“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

原初状态相当于社会契约论中的自然状态, 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假设前提之一。他认为, “它是一种其间所达到的任何契约都是公平的状态, 是一种各方在其中都是作为道德人的平等代表、选择的结果不受偶然因素或社会力量的相对平衡所决定的状态。”[4]原初状态的观念旨在建立一种公平的程序, 使得任何被一致同意的原则都是正义的, 其目的在于用纯粹程序正义的概念作为理论的一个基础。在他看来, 我们必须以某种方法排除使人们陷于争议的各种偶然性因素的影响, 它们将引导人们利用社会和自然环境以适于他们自己的利益。所谓“无知之幕”是指原初状态中相互冷淡的各方除了有关社会理论的一般知识, 不知道任何有关个人和所处社会的特殊信息, 他们完全是在“无知”的条件下运用博弈理论中的“最大最小规则”进行选择的。它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又一个重要的假定前提。无知之幕的设定排除了由于自然机会或社会环境的偶然事件使人们选择只对自己有利的原则, 也排除了由于偶然事件使得人们对正义原则无法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这样, 就避免了根据功利主义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原则进行选择所造成的对一部分人 (特别是少数弱势群体) 的平等自由的严重侵犯。

2. 两个正义原则。

在假定无知之幕下的原初状态后, 罗尔斯提出了两个“正义原则”:第一个原则是“自由平等原则”。即“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4]。第二个原则是“公正原则”。包括“社会的公平、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 即“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 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 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利益;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4]。它所涉及的是基本的“善”, 即基本的自由的一个集合。它包括两个要求:一是我们每个人都具有对同样的基本自由的平等权利;二是基本自由应该尽可能广泛。第二个原则是机会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的结合。该原则要求社会、经济的不平等, 只有在地位和官职对所有人开放并且这种不平等对所有人都有利, 特别是对在社会中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都有利情况下才符合正义。罗尔斯在其所提出的正义原则中强调以“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为标准来判断是否正义, 并希望通过补偿或者再分配使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获得公正。因为在现实社会中, 人们并不像设想的原始状态那样处于平等地位, 由于出身和天赋等原因造成的不平等应该对其加以补偿。“可用一些人的较大得益补偿另一些人的较少损失, 或更严重些, 可以为了使很多人分享较大利益而剥夺少数人的自由。”

3. 新契约理论。

罗尔斯正义理论不仅仅简单地回归古典契约论, 而是将古典契约论和道德建构主义结合起来, 建立了一种新契约理论。他明确指出, 契约论实质上是“假设的和非历史的”, 其核心是一种“纯粹程序正义”。在没有正义标准的情况下, 需要一种“纯粹程序正义”的观念。他认为, 一个正义的社会需要某些正义的原则, 用来支配其社会基本结构和基本制度。我们面对着许多原则, 但是不知道哪些原则是正义的, 按照纯粹程序正义的观念, 我们在正义程序中选择的任何原则都是正义的, 因此, 关键不在于我们“选择了什么”, 而在于“如何选择”, 如果我们能够设计出一种正义的程序, 那么, 我们从中所选择的任何原则都是正义的, 通过程序正义, 条件的公平能转变成为结果的公平。在新契约论中, 程序比结果重要, 正义的结果是由正义的程序建立的, 而“原初状态”的设计则保证了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

三、罗尔斯正义理论的现实观照

社会公平与正义是人类社会一直追求的价值目标, 也是当前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基本价值需求。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不仅是对西方现实的一种批判, 也是对世界现状的一种反思。他的两个正义原则对当前我国实践科学发展观,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

第一, 要重视社会制度的正义与合理。正义是社会的基础, 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如罗尔斯所言, “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 或一个接近正义状态的社会, 其目标是维持和加强正义制度。”“某些法律和制度, 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例, 只要它们不正义, 就必须加以改造和废除。”[4]可见, 一个社会是不是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一个正义的社会基本结构, 换句话说也就是有没有一个正义的制度设计。和谐社会不是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 而是一个善于化解利益冲突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一个好的制度往往表现在它能容纳社会矛盾和冲突。当前, 我国的各项改革从本质上看实际上是一种利益调整的过程。如果这种利益调整是一种“帕累托”改进, 则社会将和谐稳定, 否则就会产生各种问题。所以, 在制度的安排上, 我们应根据我国具体情况, 形成一个能包括所有阶层、反映最大多数人利益的正义制度框架。正如他所指出的“社会制度应这样设计, 以便事情无论变得怎样, 作为结果的分配都是正义的”。而“社会正义原则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 是一种合作体系中的主要的社会制度安排”[4]。

第二, 要强调社会分配的正义与公平。分配正义是人类世代向往的理想目标, 是人类美好生活的基础, 也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目标。罗尔斯认为, “分配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体系的选择。”[4]“一个正义体系给予每个人以他应得的一份, 换言之, 它分配给每个人以正义体系本身规定的它有权得到的东西。”从我国现阶段来看, 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依然存在着许多不和谐、不平衡的因素, 尤其是分配问题, 已成为决定中国改革与现代化建设成败的重要因素。所以, 要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 关键要在政治经济制度安排和社会经济活动运行中实现分配正义。当前, 我国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 参与分配者可以按照他们各自提供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的贡献大小, 在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等方面进行公平正义的分配。同时, 任何生产要素的提供者都不应当侵占其他生产要素提供者的利益, 否则, 就违背了公平正义原则, 必然导致新矛盾的出现和激化, 社会和谐则无从谈起[7]。因此, 建设和谐社会必须妥善处理和协调好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努力实现公平正义分配。

第三, 要发展可持续的代际正义。代际正义实际上是一种契约正义, 是人们在原初状态中接受和推进正义制度所负有的自然义务。在原初状态中, 订立契约的各方都把自己当作是代表着家庭延续线, 带有连续世代的情感纽带。代际的储存的目的是为了使我们的后代在一个较为正义的社会中享受较好的生活。罗尔斯关心实际资金的积累率, 一般来说, 应该由社会状况来确定并随着社会状况变化而变化:当人们贫困而储存比较困难的时候, 就应该要求一种较低的储存率;而在一个较富裕的社会里, 人们就可以合理地期望一种较高的储存率。如果储存率太高, 就有可能出现两种情形, 要么不能形成恰当的储存, 要么由于负担过重而大大干扰经济效率。因此, 必须找到一个适度的储存率, 既能照顾当代人的利益, 又考虑到下一代人的利益。可见, 代际正义“不允许我们仅仅根据各代的时间先后来区别地对待它们”, [4]强调不能以后代的更大福利为借口而损害现代人的公平份额, 更不能为满足本代人的眼前利益而损害下一代人的长远利益。可见, 罗尔斯的代际正义原则把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结合起来, 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即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为坚持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思维路径。

参考文献

[1]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5.

[3]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4]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 等,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5]何怀宏.公平的正义——解读罗尔斯[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7.

[6]李建芳.罗尔斯正义思想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J].广西大学学报, 2007, (12) .

[7]刘德定.罗尔斯《正义论》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路径分析[J].黑龙江社会科学, 2007, (1) .

正义感与社会制度 篇2

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社会群体和个人为使社会成员能够维持基本物质生活，实现生存权提供援助和保证而设置的若干内容和项目的总和，是社会团体和个人必须遵守的工作规程和行为规则。它一般包括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社会补贴（福利）、优抚安置、社会互助和个人储蓄积累保障等六个方面。自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以来，公平是社会保障制度遵循的首要原则，社会保障制度从制订之初就天然的带有公平正义的品质和特征。

19世纪末产生于德国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其最初的设计目标是保障老年人、失业者、工伤者等社会成员的生活，以调节收入差距，调和劳资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可见，其制度安排是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的，公平正义是其根本原则。社会保障制度首先在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并很快扩展到全球，尽管各国的保障制度内容、途径、方法有异，但维护公平正义始终是其制度选择的初衷和首要原则。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开始建立和逐步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保证社会公平，保证比较均衡地满足绝大多数人的利益需要是其第一要务。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对于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社会保障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稳定社会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途径，完全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就社会保障制度本身来说，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能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并通过其补偿功能，可以一定程度地促进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社会保障的“非歧视性原则”使社会任何成员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都可以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障，每一社会保障项目对于其适用范围内的社会成员而言机会是均等的，因而它可以促进机会公平正义；社会保障实质上是一种再分配政策，具有调节收入差距的功能，因而它又可以一定程度地促进结果公平正义。

从社会的发展历程来看,社会保障制度是关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制度,是促进社会成员和谐生活的根本保证。社会保障制度从制订之初就天然的带有公平正义的品质和特征。社会保障制度以公平社会财富为手段,以正义社会生活为目标,以促进社会和谐为使命,将保护社会成员的权益作为自身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

目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就是社会不公平正义的一种体现。由于城乡二元分割的事实,农民并没有能够同城市居民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而且在竞争的过程中,又受到诸多来自各方面的歧视和压力，造成城市和农村的差距越来越大，要求公平正义的呼声也是越来越高。目前，农村由于社会保障的缺乏,不仅影响了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加重了农民负担,增加了农民致贫返贫的概率，而且已严重影响到农村社会的稳定。虽然，我国政府开始逐步建立适合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但，从长远看，必须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制，让农民拥有国民待遇，保证社会公平正义。

建设公平与正义的公民社会 篇3

1953年出生。198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工业经济学硕士学位。1991年毕业于加州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6年，任世界银行咨询师。1997年-1998年，任美林证券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2004年2月，加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任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

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最终会过渡到公民社会。过渡之路也许是漫长和曲折的，但大方向是不会改变的，因为只有公民社会才能满足现代人的需求。

社会功能首先要具备工具性的。在无政府的状态下，个人的防卫成本和经济活动的成本过高，如果组成社会，构建秩序，减少冲突，协调众人的活动，就可以实现分散的个人所无法达到的效率。对比公民社会和传统社会，两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建立和维持秩序的方式不同，而建立秩序的方式与社会的终极目标又有着直接的联系。

公民社会以个人为基础，传统社会则建立在权威之上。传统社会中没有个人的地位，个人必须服从各式各样的权威，传统社会的制度设计都是为了维护权威。公民社会则不同，它的终极目标是以人为本，为每个人创造自我发展的同等条件和同等机会，公民社会的制度设计完全服务于这个目标。

公民社会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从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算起，经历了五百多年，西欧才进入了公民社会。 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是以权威为核心的传统社会，直到今天，也还不能说公民社会业已形成，我们仍处于从传统社会到公民社会的过渡期。

在这里我们似乎碰到一个悖论：一方面，公民社会不承认权威；另一方面，社会又需要权威以建立秩序。怎样解决这一矛盾？如果秩序需要权威的话，权威只能来自于全体社会成员的一致授予。与传统社会中没有选择地被迫服从权威不同，公民社会中对权威的服从是事先约定的，因此是自愿的。

每个人的权利至上保证了公民社会中人与人的平等，没有任何人的地位和权利高于其他社会成员，没有任何人可以得到其他社会成员所不能得到的个人发展机会。这是现代人的公平观和正义观，这个理念的体现就是公民社会，也只有在公民社会才能实现这个理念。

当然，在公民社会中，平等也不是绝对的，人也不可能生来平等。你没有姚明的身材和体格，怎么可能获得他那样的亿万收入？公民社会中的平等是权利和机会的平等，每个人拥有同样的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和机会。

那么，权威体现在什么地方？体现在社会组成和运行的规则上，也就是俗话说的游戏规则。规则的正式表达就是法律，法律具有超乎所有社会成员的权威，因为它来自于所有公民的同意，而不是神授、皇帝恩准或者暴力胁迫。请注意，规则必须得到“所有公民”的认可，而不是“多数公民”，更不是“少数公民”。具体公共事务的决策可以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准则，当涉及规则时，必须经过全体同意，若少数服从多数，则意味着少数人的权利低于或从属于多数人的权利，这就违反了公民社会的基本价值观。

政府是公民社会中的执法者，执法者的权威来自于法律，归根结底，也来自于全体公民的授予，所以说权系民所斌。

政府是把双刃剑，“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权威天然具有侵犯个人权利的倾向。为什么公民社会中的个人仍愿赋予政府这样的权威？因为无政府、无秩序对每个人利益的伤害大于政府侵权的伤害。“两害相权取其轻”，公民从工具主义的角度出发，同意建立政府，由政府维持秩序。这就是“社会契约”。契约意味着缔约双方是平等的，没有一方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先天的权威。根据这个契约，公民允许政府垄断暴力手段——警察、军队、法庭、监狱等等；政府则必须承诺：仅使用这些手段保护和促进公民的利益，特别是，政府不得使用这些手段谋求自己的利益。

必须强调的是，在公民社会中，政府不是唯一的秩序维护者，民间组织如协会也可以发挥同样的功能。在公民社会中的经济秩序在市场上形成，市场秩序的维护依靠参与者的相互监督，政府的作用是辅助性的，仅限于执行公民制定的法律与规范。

契约的签订并不意味着自动的实施，因为违约的收益经常大于违约的成本，社会必须设计和建立一套机制，保证契约按规定得到执行。近代社会契约论源于十六世纪的英国，经过长期的渐进式演变，理性务实的英国人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执行机制。依靠这套机制，公民可以有效监督政府，在必要时干预政府的行动，一旦发现违约倾向，立即更换政府，而不是等到“苛政猛于虎”，民怨沸腾之时，再来纠错。事后纠错就是反对，打碎旧体系，建立新秩序，例如陈胜、吴广起义和法国大革命。反对的成本太高，还是要设计一套机制，随时监督政府，约束政府行为，用更换政府成员的威胁阻止它的违约企图。

正义感与社会制度 篇4

网络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

网络媒体是一个全开放式的大众传播媒体, 在这种媒介传播环境之下, 越来越多的公众选择并热衷于在网络上发表包括社会热点问题、公共政策以及评说关乎自身利益的言论。由于网络传播的虚拟性以及网民参与身份的隐匿性, 使得网络媒体成为公众评说社会热点事件、发表个人意见看法的首选媒介渠道。与传统舆论相比, 网络舆论形成快捷、信息多源, 易调动民气, 网民可以作为舆论主体平等地、广泛地参与对公共事件的讨论, 各抒己见, 进而引导和影响事态的进程和发展, 使网络舆论监督表现出平民化的特点,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民意所向, 并显示出强大的舆论监督作用力, 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有利于伸张正义、维护社会公平。在2007年10月~2008年6月的“华南虎事件”中, 正是由于网络舆论一浪高过一浪的难以平息的质疑浪潮和网民不遗余力地查找相关证据的行为, 才会促进并推进了事件调查的进程, 并最终使事件真相大白。汶川地震发生之后, 在整个公共危机之下, 陕西西乡县粮食局在救灾粮中掺假, 被网民揭发, 此事件引起多方面的关注, 促进了问题的及时解决。

大量案例表明:在网络空间中普通百姓真正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 从而真正实现了公民的舆论监督权。在焦点事件发展的过程中, 一些网民对关键事实进行认证, 从多角度提出质疑, 参与不同观点的争辩, 在互联网这样一个全新的媒体平台中呈现出来。网络舆论以强大的精神力量对国家权力和公共事务进行监督。在网络舆论形成的过程中, 网友对事实的深刻分析、犀利评论、批评质疑对事件当事人产生了较为明显的监督效果。

网络舆论成功地实现了舆论主体的角色转变, 使在传统媒体舆论环境下少有发言机会的普通民众得到了充分的言说与评论机会。作为社会公器, 网络媒体提供给了公众一个实现知情权、表达权与监督权的最便捷的渠道, 而公民对于知情权、表达权与监督权的获取与不断完善, 正是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进程, 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与必要途径。公民权利的不断完善, 离不开大众媒介的支持与保障。由于传统媒体很难为所有的社会成员尤其是底层的社会群体提供均衡的传播机会, 因此网络舆论监督就显得尤为可贵。网络媒体创建了一个广泛的舆论共声场, 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得以以平等的身份在同一平台上探讨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 社会公众需要及时有效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而不使自身群体处于失语状态, 从而充分实现公民的话语权、参与权、监督权, 促进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理解与沟通。对社会公共事物的碰撞性讨论是社会民主进步的反映, 通过网络舆论的汇集与影响达到了维护公民权益的目的, 体现出了建设民主社会的重要意义与价值。可以说, 网络舆论监督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民主社会的形成, 维护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网络舆论监督在维护公民权益过程中存在的误区

网民的正义感和爱心容易被网络中的虚假信息所迷惑和利用。网络信息的发布与传播有别于传统媒体的信息发布, 在网络媒体上, 每个人都可以集记者、编辑与受众的角色于一身, 传播权力的过于集中致使信息传播者缺乏外在制度性的约束与监测, 这就导致了网络信息因缺乏信息把关而使信息在传播源头上就受到质疑。在网络上很容易制造与传播虚假信息, 并借炒作虚假信息的手段来实现自身的目的, 这极大地破坏了网络媒体的传播秩序, 降低了网络媒体的公信力。在网络舆论的形成与传播过程中, 许多网民无意中参与了不良舆论的二次传播与扩散, 成为不良舆论的推波助澜者, 众多网民善意的心愿与正义感被网络中的虚假信息所蒙蔽和利用。由于网民对弱势群体所持有的道德同情与关注, 而使网络不良舆论的生成与汇集过程极为迅速与有效, 并且如放任这种态势的发展, 极易使网络舆论失去控制。在2007年7月的“女童受虐事件”中, 事件制造者正是利用了网民对弱者的天然道德同情感和失当的正义感来发起和号召了一起恶性的“网络救助事件”, 正义感与爱心成为了易被不良舆论利用的筹码。

网络舆情的偏激性及非理性导致网络舆论监督失衡。“舆情是舆论生成前的一种特殊形态, 它是群众的心理、情绪、意见、要求的一种综合表现。”舆情反映了舆论状态与当下网民的心态。网络公民身份的虚拟性、匿名性、隐蔽性导致了其言论的随意性与发散性, 使网络信息出现了理性与非理性错综交织、善恶混杂、对错难辨的复杂局面。在网络舆论的形成与传播过程中, 网民无形之中担当起舆论监督的职责, 进而升级为网下的现实行动。重庆某学院旅游系大三学生“Die豹” (网名) , 因在网上发表“第一次在重庆本地感受到地震, 很舒坦, 我还在想为什么不来得更猛烈一点, 死的人不够多”等过激言论而遭遇网络舆论炮轰和网络人肉搜索, 不得不选择休学一年。网络舆论缺乏客观的舆论环境, 加之在网络虚拟环境中缺乏现实社会中必要的道德约束与法律约束, 致使网民制造网络舆论暴力事件, 而导致网络舆论多为情绪化、宣泄性语言, 缺乏建设性和理性的意见。近来网络越来越盛行“网络通缉”、“人肉搜索”等, 这违背了网络舆论公开、公平的原则, 而极大地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 触犯了公民权益, 并触犯了法律与道德的双重底线, 使网络舆论偏离了公平正义的轨道。

网络舆论监督的失衡局面一方面是因为网络意见领袖的舆论引导, 在舆论探讨中逐渐形成权威性言论, 使其他网民失去对价值的独立性思考和判断转而迎合强势意见, 从而使舆论形成意见合流;另一方面, 由于网民在参与网络舆论中具有非理性心理, 并且网络环境对内缺乏有力度的约束, 而使网民的网络行为与在现实社会中的行为大相径庭, 网络舆论没有及时跟进的舆论监督系统, 网民一旦自律失败, 便很容易沉迷于典型的网络“过于宽松”的舆论环境之中而无法自拔, 从而导致网络舆论的偏激、极端与异化。网民对于话语权的滥用必会有损于网络的媒体品质和网络舆论的公信力。在这种背景下, 如何对网络舆论实行行之有效的引导, 以期达到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的目的, 就成为新闻工作者所面临的一个全新课题。

加强网络舆论的引导和控制, 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网络舆论具有既能扬善, 又能为恶所驱的双重品格, 使公众对于网络舆论爱恨交加。网络舆论的产生和发展是有利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建立和完善的, 因此有必要加强对网络舆论的引导和控制。以长远眼光来看, 网络舆论是否健康有序不仅关乎公民权益的实现与维护, 还关系到当前构建和谐、民主社会的进程。

培养网络舆论领袖, 加强舆论引导。网络舆论领袖在网络舆论传播中担负着“把关人”和引导者的职责。在网络虚拟的舆论环境下, 网民的从众心理极为明显, 从而形成倒螺旋式的“一边倒”言论模式, 当舆论绝对一致后, 就易形成网下行动, 从而使虚拟行为变为现实行为。因此, 舆论领袖在网络舆论的生成和传播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探索网络舆论监测与调控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建立良好的网络舆论环境。在网络上人人都可以是传播者, 如尼葛洛庞蒂所说:“每一个拥有互联网的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没有执照的电视台。”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 博客、播客等各种网络信息发布方式日趋多元, 网络舆论的生态环境也在发生着变化。在社会生活中, 网络舆论监督往往易出现双重效应, 而且舆论监督的过程不易控制。传统媒体一般通过“把关人”进行信息渠道的封堵以实现对舆论的控制, 但网络舆论的形成及传播过程难以监测与控制, 网络舆论监测是网络舆论调控的基础, 目前网络舆论还缺乏有效的监测途径和方法, 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参考文献

[1].钟瑛:《网络传播伦理》,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2].杜骏飞:《中国网络新闻事业管理》,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3].胡钰:《新闻与舆论》,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1年版。

关于程序正义与社会治理创新 篇5

姜明安

一、程序正义对于社会治理创新有什么重要意义

罗尔斯(John Rawls)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一项法律和社会制度，不管它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

正义包括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程序正义既有独立于实质正义的本体价值，又有保障实质正义实现的工具价值。

程序正义与社会治理创新的关系，或者说程序正义对于社会治理创新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1、程序正义是社会治理创新的目标和内容之一

社会治理创新的目标是多方面的，如提高管理效率、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维护社会公正、保障社会稳定与和谐，增进人的福祉等。其中，社会公正当然包括程序正义。程序正义是“看得见的正义”。没有“看得见的正义”，不仅实质正义难以保障，即使有，人们也难以感受到。

社会治理创新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包括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社会治理制度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和手段创新、社会治理观念创新等。其中，制度、方式、手段当然包括程序。健全公正、公开、公平等体现正义的社会治理程序是社会治理制度、方式、手段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治理制度、方式、手段如果缺乏程序正义，就很难有什么“创新”可言?如果有“创新”，其“创新”也难有创新的真正价值。

2、程序正义是社会治理创新的保障

程序正义既是社会治理创新的目标和内容，同时也是社会治理创新的保障。首先，社会治理创新需要广大社会公众的理解、支持和参与。而公正、公开的社会治理创新的决策程序正是广大社会公众理解、支持相应创新措施、制度的前提;公正、公开、公平的实施程序则是广大社会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条件。其次，社会治理创新需要克服和消除旧的官僚机构、旧的制度、旧的观念在长时期形成的各种习惯势力的障碍，而克服和消除这些障碍的最好办法或最好办法之一就是“阳光法”，就是公正、公开、公平的正当法律程序，就是程序正义。

3、程序正义是培育和形成社会治理持续创新机制的社会环境因素

社会治理创新不应是一次性的，不应是“毕其功于一役”的短期行为，而应该是长时期持续进行的行为。要培育和形成社会治理的持续创新机制，就必须营造一种不断激励人们追求、探索和实施社会治理创新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佷显然，程序正义是这种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的重要因素。因为人们对正义的认识和追求是无止境的，社会如果为人们提供了认识、探索和追求正义的机制(包括制度和制度的运作程序)，人们就必然会运用这个机制去不断探索社会治理的新体制、新方法和新模式。当然，程序正义与社会治理创新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的：程序正义的确立可以营造社会治理持续创新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社会治理持续创新反过来又会进一步促进和完善社会的程序正义，提高社会程序正义的水平。

二、社会治理创新需要建立和完善哪些基本程序制度

自上个世纪中叶以来，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法治发达国家，在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如社会决策和立法领域，社会管理领域、社会秩序和安全保障领域、社会争议、纠纷的裁决、处理领域等，都建立了各种体现公正、公开、公平等程序正义的正当程序制度。在这些制度中，最能体现现代程序正义的制度主要有下述五项：

1、信息公开与政府透明制度

信息公开与政府透明是满足社会公众和公民知情权的需要。在现代社会，没有信息公开与政府透明，社会公众不了解公共事务，不了解与自己生活、生产和消费等有关的各种信息，不要说知政、议政、参政，就是要使自己的生存权、健康权、正常社会交往权得以实现和保障都是困难的。信息公开首先是政务信息公开，除了政务信息外，其他信息，如市场信息、环境信息、食品卫生安全信息、传染病流行信息、自然灾害和其他突发事件信息等，都应该通过一定途径和形式公开，让全体社会公众或相应领域的社会公众知晓。

2、公众参与制度

社会治理涉及的领域和涉及的相对人比政府管理要广泛得多。从程序正义的角度讲，政府管理没有公民参与是不公正的，社会治理离开了公众参与就更谈不上正义。在现代社会，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组织NGO、NPO、建立基层或社区自治、通过听证会、论证会和网上讨论议政和参与社会、政治、经济事务的决策和立法，通过报纸、电视、广播和其他媒体参与对公权力行为的监督和对环境、生态的保护，等等。

3、权力制约制度

社会治理除了必须有国家公权力介入外，还必须有各种社会公权力主体的介入，如行业协会、社会团体、基层自治组织等。然而，任何公权力，无论是国家公权力，还是社会公权力，在其运作过程中，如没有相应的监督和制约，都可能被滥用，都可能发生腐败。因此，在社会治理创新机制中，设立相应的权力制约程序是非常必要的。权力制约程序既包括国家公权力的相互制约，也包括社会公权力的相互制约;既包括国家公权力对社会公权力的制约，也包括社会公权力对国家公权力的制约;既包括不同公权力行为(如决策、立法行为、执行行为、纠纷裁决行为等)的相互制约，也包括同一公权力行为不同过程、步骤(如制裁、处罚行为的调查、审理、决定、执行等过程、步骤)间的相互制约。

4、说明理由制度

实施公权力行为，特别是实施影响相对人权益的行为，应向社会公众，特别是向利害关系人说明理由，这是现代程序正义的重要要求。说明理由的途径、方式可以是各种各样的，如立法和制定政策的说明理由可以通过向人民代表大会报告或通过政府刊物、新闻媒体发布进行;推行社会和经济规制的说明理由可以通过听证会或政府网站的途径进行，实施具体行政执法行为或裁决社会争议、纠纷的行为的说明理由可以通过行政决定书、裁决书向相对人作出，也可以直接向相对人进行口头说明。

5、陈述、申辩、申诉与救济制度

根据古老的自然正义(Natural Justice)原则，任何人对他人作出不利行为，均应听取他人的意见，任何人对涉及自己利益的争议，均不能由自己进行裁决。故此，任何人对公权力主体做出的认为侵害自己权益的行为，均应享有向其陈述、申辩的权利，对其行为不服，均应享有申诉与寻求救济的权利，法律应为之提供相应的救济程序制度，使之有可能向与公权力主体有相对独立性的第三者请求救济，如行政复议制度、行政诉讼制度等

社会治理创新只有通过建立和完善这些程序制度以及通过这些程序制度的运作，才能使其目标符合人类正义的要求，才能真正维护人的自由和增进人的福祉。

三、怎样在社会治理创新中实现程序正义

要在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保障程序正义目标的实现，至少要做下述三件事：

1、加强程序立法，健全规范社会治理行为程序的法律、法规

程序立法包括三个层次：一是统一的程序法典，即行政程序法。行政程序法虽然主要是调整国家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程序，但也调整社会公权力主体实施社会公权力行为的程序，实际上它是社会治理行为的基本程序法典;二是单行的程序法律，如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征收征用法、争议、纠纷调处法等;三是确立程序法典、法律具体实施规则的程序法规、规章。目前，我国统一的程序法典尚未制定，其他两个层次的程序法都不完善。程序立法的任务还相当艰巨。

2、推进社会治理体制(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促进公权力程序化运作

程序正义是与民主、宪政和法治密切联系的。我国传统的管理体制，包括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是高度集权性的，是人治型的，这种体制不重视民主，不重视人权，从而很少，甚至缺少程序正义的因素。因此，我们今天要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确立程序正义的地位，要建立和完善各种正当程序制度，就必须推进整个社会治理体制(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只有通过改革，真正以新的体制取代旧的体制，才能促进公权力依正当程序运作，实现程序正义的目标。

3、提高国民(特别是公职人员)的程序正义意识，形成人人重视程序正义的文化氛围

独立司法才能保障社会公平与正义 篇6

近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时强调，要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独立司法，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是确保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的前提和基础。如果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恪守独立司法、坚持程序合法、追求实体正义，便会“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感到法治进程在推进。因此，独立司法是落实法治中国、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关键环节。

独立司法原则在中国不仅被确认为是一项宪法原则，同时也是一项司法组织原则和诉讼活动原则。但近年来，这一宪法原则很少被提及，有人担心强调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会被误解为否认执政党的领导，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

在中国，执政党的领导主要是通过对国家政权的领导来实现的，司法权本身就是国家政权的一个重要方面，独立司法当然并不否定执政党的领导。

但是，执政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指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具体是领导和监督司法机关是否正确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教育司法工作人员严格执法，培养、培训审判人员、检察人员，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而不是由党委或者具体领导人审批具体案件，包揽、指挥司法机关的具体业务工作，不是对具体案件定框框、下命令。否则，就会以言代法，以政治、政策代替法律，这样不仅损害法律的权威，而且会削弱执政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

中国的司法和行政机关都对权力机关负责，并受权力机关监督。因此，中国的独立司法权同立法权、行政权并非鼎立关系，也不是政治原则，而是一种工作原则，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时，不受非法干涉，是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作为一个组织整体，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而不是“审判员”“检察员”独立行使。这与西方国家的“法官独立”也有原则区别。

只有独立司法，才能实现习近平所说的“让群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是因为以下原因：

第一，独立司法，包括着行使司法权的主体独立于冲突的任何一方，也独立于第三方的力量。如果司法权不能独立行使，司法在对冲突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作出裁决时除了考虑法律的规则和法律包含的正义原则外，还不得不服从于另外一些因素的权威命令，则司法无法作出公正的裁判。

其次，独立司法是程序正义的具体要件和具体体现。我们追求司法正义或司法公正，就是要追求司法的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较之实体正义，程序正义更为根本与可靠。作为程序正义的要件和体现，不限于司法官员与案件本身无利害关系，还包括作为司法活动主要角色的检察官及法官的独立性，以及司法活动本身的独立性。倘若司法本身没有独立性，程序的正义性是值得怀疑的。

第三，独立司法是实行法治中国的必然要求。法治社会要求司法独立公正地定分止争。司法通过公正地解决争议，培养和强化人们的法治意识，有效地维护法治的秩序。司法能否担此重任，独立中立不可或缺。可以说，独立司法本身既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又是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必然要求。

其四，独立司法并不排斥监督和制约。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实践证明这是一条真理。司法监督的目的是控制司法独立的任意性扩张，防止司法专横或司法专制主义的出现。司法独立与司法监督是实现司法公正的两个同样重要的保障机制，他们之间的关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加强司法监督，既有利于遏制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的蔓延，也有利于帮助人民法院排除来自权势和钱势的非法干扰。

正义感与社会制度 篇7

一、另类正义存在的道德和文化土壤

(1) 因果报应作为一种道德信仰给此类作品提供了合理存在的理由。无论是中国的“因果”说, 还是基督教教义中的“神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 在中国属于一种道德信仰, 在西方世界它也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已经演变成一种道德信仰。人们普遍认为应该善恶有报, 这样才能体现人类世界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当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很难找到真相或者无力实现人类理想的公平与正义时, 影视剧中另类正义的表现就给了这个社会的人们继续自己信仰的理由和信心。因此, 对于影视剧中为了追求“善恶有报”的公平与正义, 而采取的诸如欺骗、杀戮等行为才会表现出极大的宽容。

(2) 充分尊重个人权利的美国文化让作品显得更可信。另类正义其实是对制度正义的挑战。但是此类作品层出不穷, 倍受欢迎, 却是为何?有人认为: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核心。崇尚个人自由、个人奋斗, 为自己而活, 重视自我表现, 是美国文化的重要特征。美国的社会制度也在个人权利的保障方面提供了可能。正因如此, 另类正义类题材的影视作品中, 对于个体获得公平与正义的权利的突出和强调才会显得合情合理, 作品中主人公表现出的超常的个人能力与智慧才会显得比较可信。所以说, 这也是美国影视作品个人英雄主义的继承和延续, 甚至得到了强化。观众也从这些英雄梦的影视作品中得到了心灵上的满足。

(3) 正义与公平存在的道德价值。康德认为, 一个行为的道德价值并不是由随之而来的结果构成, 而是由完成这一行为的意图构成。[1]据此, 一个人在实施行为的过程中, 即使结果并不完美, 那么只要他的动机和意图是正确的, 良善的, 那么这种行为就是有道德价值的, 应该被肯定的。因此, 另类正义题材影视剧的故事中, 除了最终一定会实现的“正义得以伸张”大结局, 在实现这一结局的过程中, 那些处于道德边缘的行为, 甚至是有些损伤道德性的行为, 都因为“追求公平正义”这一最初的意图被合理化而变得可接受。这也恰恰体现了康德的这一道德价值理论。影视剧中主人公“为了追逐公平正义”的意图, 决定了这种另类正义行为的道德价值是存在的和值得被肯定的, 从而给了此类题材的影视作品合理存在的道德环境和土壤。

二、美剧中另类正义所体现的美国影视文化及社会文化

(1) 另类正义题材体现出美国影视文化的道德反思倾向。在美剧《复仇 (Revenge) 》中, 主人公为了复仇与另外一个人交换了身份, 长时间的身份移位导致她已经产生了些许身份认同的错乱。在复仇的过程中, 因为伤及无辜, 她在复仇的正义性和过程的损伤德行的矛盾中犹豫困惑, 同时长时间处于极端的痛苦和矛盾当中, 使得她和支持他的人时常会质疑这种为了追求正义的行为是否应该坚持下去。看上去是虚拟主人公的困惑, 事实上是带动着观众在进行道德反思:个人追求正义和公平的权利是否应该最大化?追求正义的目的与道德或者信仰发生冲突时, 该如何取舍?诸如此类的问题, 在另类正义题材的影视作品中非常普遍。这种对社会问题、人类道德、信仰等问题及其之间关系的反思, 体现了美国影视文化的道德反思倾向, 也使得美剧在情节动人之外, 增加了一些人文色彩, 显得不那么浅薄。

(2) 体现出美国社会文化的包容性。美国影视作品中对于另类正义题材的挖掘, 其中通常会较多的涉及社会的负面和人性的阴暗面, 也会涉及一些敏感的话题, 有时甚至会对观众的接受心理形成挑战。但是作为影视作品, 美国的管理部门和社会文化对其表现出了极强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给了影视创作相对较大的空间, 使得创作者能够较大程度发挥思维逻辑上的创造性, 并通过作品的细节传达更为丰富的内容, 引起观众的兴趣与反思。当然从另一方面看, 美国社会文化对其的包容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 这类作品核心的内容和主题是邪恶终将灭亡, 正义终将胜利的主流道德价值观。

三、美剧中另类正义对于社会的作用

(1) 美剧中另类正义的实现缓解了社会压力和社会矛盾。此类影视剧呈现出的环环相扣、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与情节, 带给观者心理上的紧张与恐惧。这种紧张与恐惧可以将人们从生活和工作的压力中施放出来, 缓解社会和日常生活带来的压力, 进而缓解社会矛盾。就像恐怖片可以给观众带来“安全的恐惧”, 从而帮助其暂时忘却现实生活的纷扰, 获得压力的释放一样, 此类作品同样会让观众沉浸其中, 忘却现实, 从而缓解社会压力。作为影视剧中的主人公, 往往能够凭借自己神通广大的能力实现自己所追求的公平与正义, 当然这种正义是合乎人类社会基本道德规范的。这样的过程和结局, 使得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法律正义的无力得到了心灵的弥补, 或者说给了观众一丝希望, 尽管这种希望是虚幻的, 但是对观者的心理来说, 具有缓释作用, 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

(2) 影视剧中另类正义的存在满足了人类对于绝对正义和公平的理想。制度和法律在通常情况下能够保障人类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得以实现, 或者从长远看, 随着制度和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和成熟, 这种保障越来越完备, 制度对于人类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追求越来越能够达到最大程度的满足和保证。但是现实生活中也会出现公平与正义暂时无法得到伸张的情况, 或者让利益损失者认为不公平的情况。例如, 一个无辜的人走在大街上被一位穷得一贫如洗的三轮车夫撞飞死亡, 虽然法律和制度惩罚了犯错的三轮车夫, 但是死亡者失去了生命, 其家属也无法得到任何赔偿。他的家人既要承受心理的伤痛又要承受生活的压力, 因而会难以接受这种不公平。悲愤的家人可能会假想种种情况来进行对比, 如希望肇事者得到更严重的惩罚, 或者希望肇事者付出更多的代价等, 但是这是法律和制度所不允许的, 也无法做到的。

因此, 绝对的正义与公平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实现, 或者我们可以更干脆地说, 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正义与公平。按照美国学者迈克尔·桑德尔在《公正》一书里所论述的, 关于福利、自由和德性是三种不同的考量公正的方式。[2]这是一个复杂而抽象的考量系统, 其中涉及政治、哲学、道德等话题。因此, 我们很难绝对的说清什么是绝对的正义与公平, 尤其是当这个话题涉及人的内在动机和思维的时候。于是, 影视剧中的另类正义的存在, 就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于终极公平和正义的理想。

四、结语

美剧中的另类正义题材, 从影视作品的角度看, 满足了观众对情节故事越来越高的要求, 从社会层面看, 体现了美国独特的社会文化, 也满足了人们对于绝对公平与正义的理想与追求;从道德层面看, 此类作品的存在, 有其合理的道德价值和道德信仰的支撑。因此, 此类作品作为一种影视作品的类型会持续地存在, 相信未来的另类正义题材作品会在故事设计的逻辑上和影视技术的创新上越来越完美, 从而更加巩固这类作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迈克尔·桑德尔.公正[M].朱慧玲, 译.中信出版社, 2012:12, 19, 123.

[2]桂青山, 黄会林.影视剧本创作教程[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3]彭吉象.影视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4]王功山.影视作品评论与分析[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1.

正义感与社会制度 篇8

虽然柏拉图在政治上与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一样, 极力反对民主制, 但公平正义的社会景象依然为其所忠爱, 因此, 从柏拉图关于正义的论述中, 我们依然可以借鉴有益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成分。

一:柏拉图关于“正义”的含义

“正义”包含着公正、正当与合法等意思。在柏拉图看来, 正义是一条总的原则, 要求“每个人在城邦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 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各尽所能”。柏拉图认为, 按天性人只能擅长一种职业, 从事自己不精通的工作是有损城邦利益的。在一个政治修明的城邦里, “生意人、辅助者和护国者这三种人, 在各做各的事而不互相干扰时, 便有了公正, 从而也就使城邦成为正义的城邦了”。这种正义不是单靠法律来规定和维系的, 而是与智慧、勇敢和节制等三种德性彼此互动、相互依赖的。理智起领导作用, 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由它领导而不反叛。正义就是各自做好自己分内的事, 根据其天然各就其位, 各司其职, 各尽其能。换言之, 有了智慧、勇敢和节制这三种德性, 也就有了正义, 反之亦然。

二:正义的实质是节制, 自我节制。

节制首先是作为灵魂或国家成分中的第三等级, 即欲望应该有的美德。欲望占据了人的灵魂的绝大部分, 欲望的本质就是渴望无限地占有和满足的快乐, 这是人的自然的动力, 是不合理性的、原始的、野蛮的洪水, 它企图取得灵魂或国家的领导权, 但它的领导意味着生命的毁灭和世界的虚无化。节制首先必须是欲望的节制, 这种节制是生命存在基础。

激情同样需要节制。作为理智的天然盟友, 激情的勇敢是智慧的辅助者和保卫者, 它把智慧的法律赋予欲望并保证其贯彻执行。激情的节制不仅表现在通过它把智慧的法律即节制命令贯彻执行, 而且表现在对激情自身的节制, 因为他可能哗变为欲望那个的同谋。

理智是节制的根源, 节制是智慧整体意义的体现, 是正义秩序的制定者和颁布者。不过。理智本身也需要节制, 需要限定, 需要自我牺牲。换言之, 哲学家必须通过自我牺牲和自我限定以成就灵魂整体和城邦整体的和谐与幸福。这表明整体是一种责任。哲学家必须从理念的高度下降到洞穴, 必须担负起世界的责任, 为天地立心, 为生命立命的形而上学的的责任和使命。

可以说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正义, 只有调和、协调的正义, 或者说, 正义本就是通过彼此限定、节制所达致的整体和谐, 不存在任何部分的绝对的自由, 无论是欲望的自由、激情的自由, 还是理智的自由。自由只能通过各自的节制和整体的秩序来实现和保证。

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容与重要性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容是权力的公平, 机会的均等, 分配的公平。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国民经济持续增长, 但现阶段的基本矛盾, 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 贫富差距、东西部区域差距有拉大的趋势。这都要求我们在注重经济建设的同时, 应当注重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 尽力消除不公正的现象。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行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的重要依据, 是协调社会各个阶层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 也是一个社会具有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的重要源泉。在进行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的过程中, 只有遵循公平正义的原则, 才能取得社会各个阶层的共识和认同, 使出台的措施获得最广泛的社会支持, 从而得以顺利实施。

四:柏拉图的“正义”之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借鉴意义

柏拉图首先认为正义是社会或国家三个阶层各司其职, 各守其事。并且认为如果一个人如果因为种种原因去做自己并不擅长的事情, 会遭到应有的惩罚甚至国家毁灭。这对于社会主义的启示是要求广大劳动人民“术业有专攻”放在人才的角度, 实质是要求人们必有一技之长, 方可立足社会。虽然柏拉图式分工所涉及的工作并不是我们今天所涉及的工作, (这是一个涉及神学的概念, 工作是柏拉图式造物主安排的结果, 被表述为人的天性) , 但我们仍然可以借鉴其有利的一面。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 我辈岂是蓬蒿人”。许多人没有发挥出其内在功力, 往往都是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岗位, 由此带来的是个性的压抑, 社会的抱怨甚至是危害。这就需要建立完善的能力评估机制以及合理的单位用人机制。

柏拉图认为为了实现国家的存在目的—全体人民的幸福, 必须消灭私有制。要消灭私有制, 就不允许存在私人财产。无独有偶, 共产主义所谓的“共产”并不剥夺小农或小生产者凭自己的劳动创造的财富, 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 这种个体生产早已被社会化生产取代, 生产资料已集中在极少数垄断资本家手中。资本主义是少数人掠夺多数人的财富, 而共产主义是绝大多数无产者剥夺极少数掠夺者的财富。但是, 私有制的灭亡只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 只有在生产方式本身已经高度社会化的前提下才可能消灭私有制, 实现真正的全民所有的共产主义制度。在现阶段经济发展远远无法达到这一要求时, 就必须有合理的分配制度进行过渡。

对整体的关注是智慧的第一原则。柏拉图首先强调的就是对整体的关注, 任何特定的、局部的关注都代替不了哲学的这一特质。智慧的整体性要求实际上奠定了正义的基础, 正义必然是整体的正义, 而非单单某个部分的正义, 任何孤立部分的特殊要求都不能上升为整体的要求, 任何个别的意志都不能成为整体的意志。那么正义指向的必然是个部分之间的调和、协调、和谐。马克思主义哲学常识也提到整体居于主导地位, 整体“统率”着部分, 要统筹全局, 运筹帷幄, 从整体上把握事物之间的联系。构建和谐社会要从整体上着眼, 这是由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社会同一切与自身相关的事情保持着一种协调的状态。

综上所述, 柏拉图的正义观虽然有其历史局限性, 但之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我们不是“理想国”的公民, 必定在理解古典正义观上有所不足, 特别是在当下物欲横流的时期, 人们的正义观正变得肤浅, 功利, 模糊不清, 甚至有人像色拉叙马霍斯那样, 指出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但历史的车轮正在缓缓前进, 人们心灵深处那个正义之剑必将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越磨越厉, 发挥出更大的力量。

参考文献

[1]《理想国》的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1日

[2]《理念与神》赵广明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9-1

正义感与社会制度 篇9

关键词：陪审团,人民陪审员,差异,比较,正义,保障

一、影片概要

普通百姓与拥有雄厚资金的枪械军火商的法庭较量, 有胜诉的可能?这是在看到影片进入正题的疑惑, 因为不论从财力、人力等各方面看, 都是毫无胜诉可能的案子。更何况枪械军火商还重金聘请了无往不胜的律师蓝金·芬奇。而被害人的遗孀所拥有的仅仅是社会反枪舆论的支持。而蓝金在法庭上战无不胜主要还是要归功于他强大的团队所组成的分析小组对每个陪审员进行全面跟进, 了解其短板, 使其听命于自己。但这一次尼克·伊斯特成功混入陪审团和在场外的女友玛丽配合, 玛丽向控辩双方发出了“拍卖陪审团”的讯息。最初控辩双方都认为消息不足为信, 更不会产生影响。却没有想到伊斯特竟在短时间内左右了陪审团的思想, 最终蓝金为了在官司上获得胜利而不得不在金钱上作出了妥协;原告的律师文道虽然面对如此诱惑, 但是最终在良心驱使下, 无奈报以“让命运去决定”。我们不难看出, 事实上最终尼克操纵了陪审团, 但最后法官却宣布判定被告有罪。尾声中真相揭开, 尼克与玛丽是十年前发生的校园枪击案的被害者亲友, 当时也是蓝金以卑劣手段操控陪审团而取得胜诉。

二、美国陪审制度与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对比

陪审团至关重要的原因在于:在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对于案件最终的裁定起着关键作用。美国法庭中陪审团制度中, 从陪审团成员的层层选拔到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享受到的一系列保护, 到其在案件判决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都为我们展现了这个制度的公平和正义性。陪审团制度是英美法系的重要制度, 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与之对应的便是人民陪审员制度。两者都是通过非法律工作者参与到案件的审理中并对审判结果产生一定效力, 实现对案件审理的公开化合透明化。但二者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首先, 在陪审员的选任方面程序便不尽相同, 美国陪审团成员选拔浩大繁杂的。美国法律规定, 只有未满18岁、不在本地居住、不通晓英语以及听力有缺陷的人、有前科者, 才没有资格充任陪审员。因为陪审团成员在选择的时候是一种任意性, 所以陪审员在的法律素养良莠不齐, 他们完全只是凭着自己对案件的主观看法进行投票, 他们的意见可能是社会对案件的心声。陪审团至关重要的原因在于:在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对于案件最终的裁定起着关键作用。因为英美法系认为, 一个人思想在没有外界任何事物干扰的时候, 往往想问题便是最单纯, 最公正的, 也就是良心做出事实的认定。但也可能因其不了解法律, 造成“多数人的暴政”。所以选定陪审团是既一个繁琐费时的程序, 也是一个要用心确保其能保证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同时由于陪审团成员在选择的时候是一种任意性, 成员本身素质参差不齐。更何况他们可能根本对参加案件审判毫无兴趣, 抱有一种敷衍了事的心态。因此, 他们所做出的判断是随机但有高执行力的, 如此进一步加剧了审判公正的风险。

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则相对规范。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需要下列要求: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年满23周岁;品行良好;身体健康。符合担任陪审员条件的公民, 是单位或者基层组织向人民法院推荐, 法院还将进行审查, 最终由法院院长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通过人民陪审员通过层层筛选, 被任命的都是相对具有较高法律素养的人, 他们对案件的把控更为理性和合法律性, 而非仅仅根据个人情感去判断案件, 这对案件审判的规范性及客观性起了良好的保障作用。

从形式上看, 似乎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更具有合理性, 但是人民陪审员以其个人身份加入庭审过程中。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中陪审员对于案件的最终判决无决定性作用, 其以审判人员的身份参加到诉讼中来, 与法官来共同解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审判结果由合议庭表决最终产生, 人民陪审员与法官具有同等的表决权。

三、总结

和有着悠久渊源陪审制度发展历史的西方相比, 中国陪审制度的完善程度及现代化水准与他们有一定的差距的。但是由于全球化的加剧和我国司法的不断改革发展, 中国的法制建设正在吸收西方的先进经验。中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引进陪审团制度, 将其作为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延伸和发展。陪审团制度可以扩大群众参与范围, 更好地体现司法民主、实现民主监督, 应该是我国陪审制度改革的发展方向。人民陪审团总体上符合陪审制度的改革目标和发展方向, 这对于我国陪审制度的完善, 具有积极的参考意义。

同时, 就陪审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对中国陪审制度的影响来说, 在法源不同的法系条件下, 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虽然重要, 但要立足中国社会的现实条件, 认真且专业的分析国情, 切实能够根据需要做出适当的变更以适应我国的法治环境。因此, 陪审制度在中国的开展应谨慎进行。这是由于中国法制所处的特定历史阶段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

不论是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度, 亦或是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产生初衷都是为了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诉讼审判中去, 给所有非司法体系中的百姓一个发表自己言论的平台, 以自己切身的感受对案件进行把握和判断, 从而做出最符合社会伦理和道德的判决, 最为广泛地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

参考文献

[1]张卫平.民事诉讼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9.

[2]江伟.民事诉讼法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法治向度 篇10

在中国语境下, 公平正义的内涵包含三层含义, 分别为:公平、公正与正义。公平, 包括公民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其他生活的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分配公平。公正, 指社会权威机构和个人在处理社会事务时应秉持不偏不倚、不枉不纵、公而无私的立场和态度。正义, 则是彰显符合事实、规律、道理或某种公认标准的行为。也就是说, 当公平的机会、待遇, 公正的态度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能够被体现出来, 那么事实结果上的正义就能够得以实现。

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 公权力被滥用的问题。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有权力的人直到把权力用到极限方可休止。”显而易见, 公权力在没有刚性约束的情况下具有强烈的自我扩张性。一旦公权力被滥用, 最终损害的都是私权利。主要体现为权力地方化、权力部门化、权力个人化。因此, 当公权力不作为、乱作为时, 既损害了国家利益, 亦导致公民利益受到破坏, 既违背了公平正义, 也无益于法治国家的建设, 与现代社会法治精神背道而驰。

(二) 贫富差距的问题

1、贫富差距问题严重。

目前, 贫富差距问题是我国发展需要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2012年两会期间, 新华网的一份针对400万名网友的调查表明, 缩小贫富差距排在22个问题之首, 成为民众最期待解决的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 2014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69, 远远高于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另有调查显示, 2005~2010年, 从区域看, 城镇居民的高低收入差距由2.33倍扩至2.41倍;从98个行业大类看,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差距由7.8倍扩至11.9倍;城乡居民收入比虽呈现缩小趋势, 但绝对值仍在扩大。这说明, 超出民众心理承受能力的贫富差距问题亟待解决、刻不容缓, 否则会滋生更多的不稳定因素威胁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2、仇富仇官的社会心理问题。

当下中国社会, 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仇富、仇官心理问题依然比较严重, 这就是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问题所衍生出的一个社会现象。但在很多欧美发达国家, 其贫富差距问题同样严重, 即使已经是发达国家的美国, 依然存在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并且在加速,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口号就是“99%对抗1%”。然而, 仇富、仇官这类社会问题却鲜少发生。这是为什么?事实上, 制度的设计至关重要。毋庸置疑, “人作为社会存在物, 总是生活在制度环境中”。而“制度环境”对于每一位公民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它意味着我们所需要的公平, 应当是通过制度的建立, 体现出的平等竞争环境———没有特权的优势, 没有人为制造的障碍, 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和实力来获取自己应得的收获, 而建立该制度的重任只能是由政府自上而下从法律层面上进行。

(三) 腐败与垄断的问题。

寻租腐败导致潜规则在灰色地带游走蔓延, 权钱交易、暗箱操作大行其道, 破坏了公平的社会规则, 社会不公更加凸显;而垄断则是一些部门、行业甚至是一些个别的社会成员通过垄断经营获得利益或高额利润, 而其他的社会群体和社会成员却不能, 因此形成了极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人们可以接受因能力导致的收入差异, 但不能接受被“潜规则”破坏了公平竞争所导致的收入差距, 这会使得公民对政府的公信力、行使公权力的能力和价值取向产生不信任甚至怀疑, 久而久之就会威胁党和政府的执政基础与根基。

(四) 司法不公问题。

英国哲学家培根认为:“一次不公正的审判, 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 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由是观之, 司法不公带来实质问题在社会生活中的严重性。司法不公主要表现为司法腐败。司法腐败也因此被广泛称为“最后的腐败”和“最大的腐败”。长期以来, 我国一直将司法部门与其他政府部门作为行政部门并给予同等管理, 直接导致了司法工作在实质上的不独立, 为司法工作中产生的寻租腐败提供生长的空间, 不仅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更亵渎了司法工作原本拥有的廉洁性和公正性。

三、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 制度建立不完善

1、体制内的监督不到位。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 目前已建立起较为严密的监督方式, 主要包括了人大监督、党内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等几种监督形式。但监督体制在运行方面还存在各种问题, 从而导致监督有效性的缺失。例如, 根据我国现行的领导体制, 地方党委的纪律检查和行政监察部门只能对地方党委、政府的下属部门进行监督, 而不能对同级党委、政府进行监督。能够对地方党委、政府实施监督的是上级纪检、监察部门, 但这些上级部门一般处于异地, 难以对下级党委、政府的日常行为实施有效的监督。在此制度下, 地方党委和政府可以拥有极大的权力, 如此, 极有可能会被一些失去党性的不法分子“钻空子”, 有任意作为而不受到约束的空间。

2、社会监督机制不健全。

目前, 社会监督方面已经存在的形式主要包括个人监督、媒体监督等对于政治权力主体的监督活动, 但社会监督还缺乏合法有效的监督渠道和工具。例如, 网络反腐已经成为来自民间力量反腐的利器, 但正是因为体制内的监督机制没有发挥好作用, 所以民众才会借助网络力量推动反腐进行, 其负面效应也相应显示, 谣言、诽谤、打击报复等多种消极因素被裹挟其中。如此, 一个被谣言、诽谤搞乱的舆论场, 公众也很难有真正的监督权, 从一些案例来看, 确实如此。

3、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不完善。

同经济发展幅度相比, 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以及社会转移支付表现出明显的滞后, 农民、城镇的退休人员、失业人员及其亲属由于得不到及时足量的保障, 最有可能成为贫困者, 使得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另外,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还是以家庭保障居多, 公民的家庭资金支配中有相当一部分比例投入了预防性储蓄, 这让很多公民无法专心开展投资创业, 也不利于国家大力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工作进展。故而, 建立健全全社会性社保制度, 老百姓有所依靠, 才能减少预防性储蓄, 生活才能被良好改善, 经济社会的发展才会毫无“后顾之忧”。

(二) 立法不当

1、存在行政部门主导立法、特殊利益群体牵制立法、国外大公司财团渗透立法的问题。

第一, 早在2000年10月, 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王明时就提醒常委会在审议法律草案中, “对部门所要的权力一定要加以甄别”。他认为, 通过权力获取的部门利益, 看似符合国家的政策和法律, 但久而久之将使人民对立法本身产生怀疑, 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的制度性因素产生不信任。这种危害是潜移默化的, 也是巨大的;第二, 以《反垄断法》为例。为了制止因立法空白导致国内财富外流的情况, 我国起草和颁布《反垄断法》。但由于境内外相关利益集团联结共同施压, 致使我国《反垄断法》推迟出台达十多年之久;第三, 国外利益集团针对我国经济状况, 斥巨资聘请、打造、包装优秀的华人学者, 创造各种机会和舞台, 给予其强大的话语权, 使得他们的意见活跃于国内经济金融圈内, 进而影响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方针的制定与出台。

2、公民参与立法机制不健全。

第一, 信息报告不充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对人民政府的权力义务从法律层面进行了规范。但目前关于地方人大立法信息公开的正式法律缺位, 公民立法知情权缺乏保障。许多地方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留给公民对立法草案所提意见的时间较短, 无法达到公布草案制度预设的效果;第二, 反馈机制虚化。地方人大对公民所提关于立法的意见存在“重征集、轻处理”现象, 与公民之间的互动没有建立起来, 对公民参与立法活动反馈机制不健全, 这会损伤公民参与地方立法的热情和积极性, 失去对立法机关的信任。

3、立法监督机制不健全。

我国现行立法监督主体主要是人大及其常委会, 现行监督体制为单向性的, 没有设计外在监督制约的因素。让立法者自己监督自己, 既没有前进的动力, 也缺乏外来的压力, 十分不利于立法工作的开展。

(三) 司法层面的原因

1、司法职权配置和权力运行机制不科学。

过去法院判案, 小的案件由法院负责, 而涉及到“特殊利益”、“特殊群体”, 一些领导的意见或批示就决定了案件的走向与结果, 但当案件出现问题时却很难追究责任。这表明, 我国司法职权配置和权力运行机制不科学, 而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后, 这种官员可以随意干预司法的时代即将结束, 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完善的司法管理体制, 但真正的实施与管理还需要实践的积累。

2、部分司法人员职业道德素质亟待提升。

“徒法不足以自行”。也就是说, 法律需要被运用、被执行, 否则, 即使再完备的法律却被视作是一纸空文, 也是徒劳。而要运用法律, 就需要有法官。“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运用到个别场合时, 根据他对法律诚挚的理解来解释法律”。这是马克思对于法官的诠释。很显然, “对法律诚挚的理解”并不能先天具备, 而是司法工作人员需要从专业理论、业务知识方面, 从职业道德和忠于人民、忠于事实、忠于法律的信念出发, 通过后天的学习予以形成、进行维护。如是, 从事司法工作, 最基本的底线是要凭良心办事, 司法人员多熟悉法律、了解司法程序, 如果在职业道德素养方面有所欠缺, 则更容易做出损害党和国家的威信和法律的尊严, 损害广大人民利益的事情。然而, 可以确定的是, 在一些司法案件中出现的司法腐败、程序不公、判决不公等问题, 极大地挫伤了公众的道德感情, 甚至使国人的道德观出现严重倒退的问题, 这不能不引起社会和司法界的重视。

3、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不健全。

案件办理忽视漠视人权保障的观念、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性权利给予不够、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等等。不容讳言, 这与案件中当事人对权利日益增长的需求尚有一定差距, 我国人权司法保护还存在亟待有效根治的顽疾。

四、通过法治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一) 通过民主科学立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1、建立健全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

应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加强人大对立法工作的组织协调, 健全立法起草、论证、协调、审议机制, 健全向下级人大征询立法意见机制, 建立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 保障上述立法机制发挥作用, 逐步推进立法科学化、精细化。

2、明确地方立法权限与范围。

2015年3月15日,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作出修改:地方立法权扩至所有设区的市。赋予更多设区的市以地方立法权, 有积极效应, 但同时需要保证地方立法的科学性。一是可以委托第三方起草地方立法草案。地方政府可委托相应学术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专家教授等专业机构及人士进行法律法规的起草。目的是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立法思维混乱, 以及避免立法受部门利益影响, 亦避免出现“法盲立法”的情况;二是建立健全对地方立法权的监督形式。主要包括事前与事后的监督程序。事前监督程序是指地方性法规需报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查备案, 批准后方可实施。事后监督程序即指对已实施的地方立法, 如发现其存在违宪、违法的问题, 则要求立即予以撤销。随着地方立法权限在全国范围的扩大, 对地方立法的监督职权必须执行到位, 否则极有可能出现地方立法权被滥用的问题。

3、畅通民主科学立法的渠道。

第一, 政府要搭建更加广泛的向社会公开征求立法草案意见的制度平台;第二, 完善立法听证制度;第三, 推行律师和法学专家为法律草案设计的利害关系人提供专业立法咨询、参与立法听证等立法援助制度;第四, 推进立法公开工作的进行。

4、构建立法评估制度及其配套制度。

建议规定立法评估的具体程序、内容、方法和标准, 同时要保证立法评估所发挥的作用和效果, 这需要制订并出台具体的规定以明确责任制, 明确责任的主体、程序及应负的责任, 使违法行为得到纠正, 有效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和健康运行。

5、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1) 完善体制内监督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首先, 完善体制内监督机制。第一, 加强党内监督, 重点监督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 同时赋予纪检机关更多的独立性, 成为有权威的党内监督机构;第二, 建议效仿瑞典、韩国等国家, 积极探索垂直领导体制, 赋予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机关独立性;第三, 人大监督方面, 建议建立隶属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门监督机构, 保障人大监督的有效性;第四, 推进司法改革, 保证司法工作与职权的独立性。其次, 建立并完善社会监督机制。应对社会监督进行探索并立法, 制定颁布《社会监督法》, 明确社会监督主体的职权、监督方法、监督程序、监督客体的权利义务等, 以专门立法的形式确定社会监督的合法性, 使社会监督有法可依。

(2) 为公权力的行使划定边界。列宁曾经说过:“不受制约的权力, 必然导致不受节制的堕落”。因此需做到:第一, 权力法定:对国家机构权力的授予、形成和使用范围作出实体规定, 使国家机构和人员依照法定权限行使权力, 不得逾越;第二, 程序法定:应抓紧制定统一适用的行政程序法, 一旦违反法定程序, 有关监督机构即可裁定其行为违法, 并使违法者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第三, 监督法定:抓紧制定和完善《行政监督程序法》、《反贪污贿赂法》等项法律规定, 对各种腐败行为的内容、认定和处罚等以法律形式予以明确, 便于依法监督和查处;第四, 坚持违法必究、执法必严, 法律面前无例外。

(3) 通过法治缩小贫富差距。首先, 降低垄断收入。我国市场运行机制还很不完善。原有某些体制性或政策性原因, 使得电力、电信、铁路等行业至今仍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垄断, 可获得高额垄断利润, 也拉开了这些行业与其他人群的收入差距。为此, 应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 在垄断行业中引入竞争机制, 降低其垄断性收入。对少数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行业, 加强监督管理;其次, 完善社保制度。政府作为社会保障的重要责任主体, 应提高财政用于社保支出的比重, 逐步实现社会保障向适度普惠型转变。到2012年, 我国已开创性地实现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保障的制度全覆盖。但制度全覆盖并不等于实际全覆盖, 个体经营者、农民工、被征地的农民等都是失业风险较高的非正规部门的劳动者, 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因为收入水平低而无法缴纳规定的社会保险费用。所以, 国家应采取更加灵活便捷的参保方式, 适当降低农村低收入者的缴费额, 尽早实现人人享有社保。

(二) 通过严格执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1、公正执法。

在纠正不法行为的同时, 明确执法人员自身行为是否合乎规范, 严禁“关系执法”、“人情执法”, 必须秉公执法、严肃执法, 做到见违必纠, 纠违必罚, 处罚有据。

2、提高依法行政能力。

一是转变观念。执法人员要转变以往不良的执法观念与行为, 确保在思想方面树立依法行政意识, 在工作中努力提高依法行政的执法水平;二是强化法治思维。执法人员需要牢固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程序办案, 真正做到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 不断提高对法律法规的应用能力。

3、文明执法。

所谓文明执法, 是指在执法过程中树立以人为本、依法行政、执政为民的理念, 严格遵循法律规定的执法程序, 充分尊重行政执法相对人的权益。确保在执法过程中执法理念端正、执法纪律严明、执法行为规范、执法信息公开、执法权责明确, 不断提高行政执法效能, 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三) 通过公正司法,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所谓公正司法,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并非仅仅指的是实施正义, 同时也意味着通过提供某种保护以阻止重大的不正义发生。

1、减少对司法活动的干预, 确保司法机关的独立地位。

司法独立, 实质上是政府对于社会和公民做出的誓约, 它代表着政府和公民、企业以及其他社会团体一样共同遵守现行法律体系, 表明政府应当在不同利益集团中保持超然公允的状态, 保障司法的独立性。2015年3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 中央政法委印发了《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2015年8月,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人民法院落实〈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的实施办法》 (下称《实施办法》) 。两个《规定》和《实施办法》的出台为领导干部和司法机关内部人员干预司法划定了不可逾越的“红线”, 明确了不可触碰的“底线”, 同时为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提供了保护。这是对宪法权威的维护, 更是对宪法精神的彰显。但需注意的是, 两个《规定》和《实施办法》正是对宪法精神的继承, 因此一方面要严格贯彻两个《规定》和《实施办法》;另一方面则要加大对领导干部关于宪法教育的力度, 从思想根源上增强领导干部的宪法意识, 提升其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

2、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第一, 进一步规范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务的司法程序, 依法保护公共财产和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第二, 健全错案预防、纠正、责任追究机制, 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 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 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的权利, 防止无罪的人受到刑事法律追究, 防止有罪的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第三, 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 完善法律援助制度, 努力使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弱势群体当事人都能充分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保障公民基本人权和社会公平正义;第四, 完善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机制和违法违规执业惩戒制度, 加强职业道德建设, 发挥律师在维护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方面的重要作用。

3、提升司法人员职业道德修养。

“奉法者强则国强”。法治人才是保障司法公正的关键。司法人员良好的职业道德修养, 对于确保司法公正, 维护国家法治权威至关重要。首先, 加强教育培训力度。一个人修养能力的提升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做到, 而是需要坚持不懈地在学习与实践过程中努力方可获得提高。一方面加大对法律院校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力度, 培育其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观, 这有助于从根本上提升司法人员的职业道德素养;另一方面对司法工作人员进行职业道德教育方面的继续教育, 有助于形成良好的职业风气。其次, 在录用考评机制方面加大改革力度。在司法人员录用标准方面从严要求。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 能够从法律职业的入口处保证司法人员的专业知识水平, 但对于他们的人格、道德等方面却并不能够加以衡量。因此, 这就需要借鉴国外的法官遴选制度, 即在资格考试的基础上再选拔最佳法官人选的制度。同时, 建立合理的考评和升迁机制, 保证德能兼备的司法人员能够得到继续任用和升迁, 同时对缺乏职业道德的司法人员予以辞退。

4、强化监督机制。

司法机关要自觉接受人大、政协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和司法机关内部监督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保证监督渠道的畅通无阻。同时, 积极研究、探索更加符合司法活动客观规律符合法官职业特点, 更为有效地加强监督、接受监督的渠道和方式, 使监督最大限度地发挥防止和惩戒少数司法人员违法违纪, 同时也维护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的作用, 从而达到既防止和惩治腐败, 又不损害独立司法的目的。一是健全内部监督机制。完善制度, 强化内部监督, 强化对司法主体的监督和制约, 以制度确保强化案件质量管理, 以制度落实责任追究, 努力形成“制度管人、制度管事、制度管案”的良好局面;二是健全社会监督机制, 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 广泛实行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制度, 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渠道, 重视和规范舆论监督。当前, 随着微博、微信等新媒体迅速发展, 舆论监督对促进司法公正, 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影响越来越大。一方面司法机关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以阳光执法来争取公众的理解和支持, 提升司法公信力;另一方面要规范媒体对案件的报道, 防止舆论影响司法公正。

(四) 通过自觉守法实现公平正义。

亚里士多德认为对于“公平正义”的理解, 除了“平等”, 还应包括“守法”的含义在内, 即为了“整个城邦和全体公民的利益”, 人人都应当自觉守法。那么, 为了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使得良好的社会关系和全体公民的福祉得以建立和增进, 公民的“自觉守法”应当常态化。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 法律权威需要人民维护”。公民守法只有源于对法律的信仰, 才能将法治当作一种价值和目标来追求, 才能对法律背后蕴含的自由、平等、公正等无形法治精神形成高度自觉和理性的认同。为此, 应养成全体公民运用法治思维方式处理问题的习惯, 并把这种方式默认成一种理想信念、一种价值判断, 使其成为一种生活态度、一种行为方式、一种精神追求。当全体公民浸润在法治文化、精神当中时, 中国法制才是真正建成, 公平正义才能够得以真正实现。

参考文献

[1]王春玺, 张旭东.理性看待贫富差距问题[N].学习时报, 2015.1.19.

[2]何建华.马克思与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观:比较及启示[J].伦理学研究, 2011.5.

[3]王明时.要避免部门利益法律化[EB/OL].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 2000.10.31.

[4]古延波.论法的执行力[D].安徽大学, 2010.

[5]季卫东.司法不独立, 则法制无权威[EB/OL].财新周刊,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12.31.

正义感与社会制度 篇11

关键词：正义 法律正义 道德正义 人类社会

所谓“正义”，在人类历史长河里曾有无数的人曾经对其下过“定义”，美国《独立宣言》中认为“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谓“正义”， 柏拉图则认为：“各尽其职就是正义”，乌尔比安认为：“正义就是给每个人以应有权利的稳定的永恒的意义”，凯尔森认为：“正义是一种主观的价值判断”。人在不同的客观以及历史社会背景的限制下，对正义应景式的做出了定义，但人们始终没有放弃两个观念，即正义必须通过道德或法律来最终实现。

一、 何为法律

法律（Law）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是规定当事人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具有较强约束力的“外在紧箍咒”。法律的制度和实施，其本质的目的是“矫正”、“限制”、“促进”、“维护”。对每一个时期的社会，其文明程度往往通过法律来体现，法律规定越为合理、详细，并拥有很强的执行贯彻能力。那么这个社会往往就更为文明（civilization），在前往正义道路上，走的更远。但是，同样是在法律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例如美国，人们也常常发现一些问题，例如多发高智商犯罪、暴力性犯罪等恶性事件，其影响甚至波及世界。这往往也是因为“法律之上”的精神导致的必然问题—唯法是从，人们通过法律来解决一切问题，因此不存在“情分”与“交情”，从而导致“陌生人社会”的产生，也就更为计划了社会的矛盾，减少了矛盾解决的方式，刺激了人们的摩擦。而且法律存在滞后性和僵化性，特别在大陆法国家，“依法”的贯彻落实到死板的程度，经常造成社会问题和矛盾难以通过司法解决，只好依靠司法解释进行弥补而“勉强”执行。

二、何为道德

道德（morality）是社会的一种“思维方式”与“评价标准”，是大多数人所认可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对人们的行为，起无形的影响和控制作用。以善恶为评价形式，依靠社会舆论的力量和社会习惯（传统习俗）的力量，以及群众对改行为的认可程度来发挥其作用。封建时期或原始社会更是通过“长者”对人们行为的判断发挥作用，来区分对错、好坏、善恶。道德强调“善”，强调人们行为对社会和自然的“和谐程度”，是否会造成多数人的反感或厌恶。但道德存在一点非常致命的缺陷，道德因人观念的改变而改变，它的变化是无形、不可控制的变化，此时的“道德”是彼时的“不道德”，因此在现代社会道德实际上是一种“人为”的“精神法律”，在古代，道德很大程度就是法律所发挥的作用，来控制人，影响人，制约人。

三、“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的思辨

（1）法律正义

法律正义是指法律与正义的吻合、切合、符合，什么是法律正义，取决于法律自身的特质与正义特质的吻合程度，即法律制度本身存在的伦理正当性。古希腊语中的“正义”一词源于“dike”，指划分、划定出来的东西，而且正义与法官也是一个词。因此法律的目的就是正义，我们甚至可以“法律”源于“正义”，即人们因为向往一种和谐、公平的社会和生活而制定法律，也就是说“法律”是“正义”的孩子。而“法律正义”就是出身的种种“法律孩子”身上，符合正义特质的部分。人们可以通过利用法律来实现公平与正义的部分，可以通过法律来实现美好追求的部分，可以通过法律来维护社会良性循环的部分，我认为就是所谓的“法律正义”。

当然法律正义不仅仅包括被使用的法律，即制定出来的成形法律，更应当包括在制定过程中的“法律正义”，也就是制定者符合社会运行与发展的预见和推断，使得其所制定的法律具有“正义”的特质，保证“良性”之法实施的相关措施。

（2）道德正义

道德正义就是道德所认可的“正义”，道德正义本质上是通过伦理道德的方式来确认和维护公民的行为正当性，道德正义所影响的是实现正义的基础，也就是社会大多数人对“正义”的定义，当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本持一种非正义的道德观念时，它会对社会的正义实现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与破坏。我国伦理学界通常解释说，道德正义是“对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等领域中的是非、善恶的一种道德认识和价值评价”，“既指符合一定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又主要指处理人际关系和利益分配的一种原则，即一视同仁和得所当得。”，因此道德正义是极为重要的，人们的道德尺度，也就决定了社会的正义价值观，如果出现歪曲，那么“正义”的本真面貌也会被暂时性的歪曲，也就是所谓的“多数人的暴政”。

因此，道德正义的维护和实现，是正义的保障，也就是只有实现对社会多数人的价值观念的积极正确向导，才能在本质上实现价值的正确判断。

（3）“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的分歧

1.从实质的制约影响形式上看

“法律正义”其所制约的形式是通过法律制度与各种具有法律性文件性质的规范与指示来发挥其影响作用，规制人的行为，促进良性发展。

“道德正义”更多的是一种价值观念的影响，“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的价值判断，通过人们日常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来體现出来，以一种无形的方式来实现其影响作用。

2.从实现正义的途径上看

“法律正义”通过立法、执法、用法、守法的过程来实现真正的正义。正义的实现依赖与严格的立法程序，合理的立法精神，长远的立法预见，以及在执法、用法、守法时，客观上的强制性和不可抗性。

“道德正义”通过人们的意识形态传导到人们日常行为的意识判断之上，对于人们的选择是一种无形的影响力，由于传导意识的正义性，所以决定了行为的正义性，使得正义得以实现，是主观上的有力引导。

3.从其产生的过程中区别

“法律正义”产生于法律制度的完善过程之中，“恶法”是不符合正义的，因此人们不可以通过它来实现正义，也就是原始和封建时期的法律，因为其立法的根本性是奴役、压迫，也就不存在“法律正义”，只是一种行为规制的形式只有在真正的以为民为国的性质的法律出现之后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律。

“道德正义”是由道德观念和正义标准的重合而产生，由来已久，是从二者在吻合的那一刻起产生的，但又由于二者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是一种不确定的切合关系，但其产生的方式比法律更为多样。

注释：

[1]柏拉图. 《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2]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浅谈从机会平等到制度正义 篇12

1、罗尔斯的机会平等。

罗尔斯将自己的理论叫做“公平的正义”, 是想探讨在优先保障公民的基本自由的前提下, 也使社会经济利益的分配达到尽量的平等和均富。罗尔斯《正义论》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原初状态的解释和对其间要选择的正义原则的概述;二是对实际选择正义原则的论证。机会平等原则在《正义论》中作为正义的两个原则之一是用来体现含有所有社会价值的一般正义观的。对于机会平等和差异原则, 在《正义论》中最后是这样描述的: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 使它们: (1) 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 (差异原则) ; (2) 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 (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 。从上面可以看出:罗尔斯是允许在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方面存在某些差别, 从深层中看这些差别, 透漏了对扩大平等和缩小差距的希望。显然, 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是差别走向这个趋势的前提和保证。罗尔斯认为各种地位和职务不仅要在一种形式上的意义上开放, 而且应使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达到它们。这是指那些有着类似能力或才干的人, 不管他们在社会体系中的最初地位是什么, 不管他们生于什么样的家庭, 是贫穷还是富裕, 都应当有类似的生活机会、就业前景, 有类似的手段和资源去达到他们所欲望的各种职务和地位。“在社会的所有部分, 对每个具有相似动机和禀赋的人来说, 都应当有大致平等的教育和成就前景。那些具有同样能力和志向的人的期望, 不应当受到他们的社会出身的影响。”

2、行政学意义上的机会平等。

从行政学的角度看, 机会特指“社会赋予的参加某种活动的权利”。机会平等就是社会赋予的参加某种活动的权利平等。它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是指, 社会赋予的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最低的基本权利的机会平等;其二是指, 社会赋予的满足人们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较高级的非基本权利的机会平等, 如获得发展才能、竞争职务和地位以及权力和财富的权利平等这个意义上的机会平等更多的和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 就是将人们在生活工作过程中的权利进行划分, 使每部分都达到一种在参与权上的平等。

3、经济学意义上的机会平等。

在经济学中, 人们在经济活动中面临着很多选择, 而在人们抉择和判断的时候往往会考虑机会成本。机会成本是指为得到这种东西而必须放弃另一件东西的成本。在此, 机会就应该指想要这样东西, 就必须放弃另外一些东西的可能。在这个层面上, 机会平等就是指为了获得某一职务和地位, 而必须放弃的另外的职务和地位对当事人应该是同等程度的。

二、社会正义的概念

由于中国的实际情况, 全体公民对正义观念有着自己的特色。在中国由于周孔教化和启发了人心情理而最终导致了伦理本位社会的走向。中国人的正义诉求是以美德为中心的个人正义, 以结果为中心的实质正义, 以对等为中心的交换正义, 这种正义观念具有个体性、主观性和特殊性。中国社会要实现公平正义, 离不开观念正义的变革和社会正义共识的达成。现代社会是社会利益和价值歧异的多元化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 如何实现统一的社会秩序就成了问题。

由于不同语境下对社会正义有不同的理解。在本文中, 社会正义是指为了实现统一的让整体接受的社会秩序而需要做出的一系列制度, 即制度正义。要维护社会正义, 就要从制度建设做起, 以公正的制度解决具体的社会不公问题。从广义上讲, 制度就是一种博弈规则, 是管束、支配、调节相互向往的双方行为的规则和程序。社会制度和国家的任务不在于强行抹去全体公民的差异, 而在于考虑要允许某一些差别, 而不允许另一些差别。制度本身在于“求同存异”:保持原有的千差万别, 一个平等的让大家利益获得增大的“同”。社会正义想要实现, 首先社会基本制度应当是正义的。

三、从机会平等到制度正义

罗尔斯的正义论强调“公平的机会优于差别原则”, 同样“旨在建立一种公平的程序, 以使任何被一致同意的原则都将是正义的”。但是中国在正义观念上与现代正义的客观性、普遍性和程序性要求不相符, 致使在建立制度正义过程中, 需要不断改变原有的正义观念, 促成普遍主义社会正义共识的达成。这个是在充分尊重个体不同观点的基础上, 实现制度正义的前提。

前段时间, “李庄案”事件引起了全国人民对中国律师整体性的怀疑。这一事件引起热烈讨论不是因为对案件过程的关注, 而是因为很多公众认为律师和人们心中的“恶棍”站在一起, 为犯罪嫌疑人辩护开脱, 成了为虎作伥的罪恶之徒, 属于泛滥的政府力量的一部分。于是, 在《经济观察报》上, 刘波记者发表了《律师角色再拷问》。律师本来是法治的捍卫者, 是权利的保卫者和权力的制约者, 是整个制度正义的执行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但是, 律师作为普通公民, 作为一个职业, 没有义务直接为社会公共利益考虑, 而只需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行。律师要向自己的当事人和法律负责, 不需要为社会公共利益负责。犯罪嫌疑人在没有获得最后的审判之前和未触犯法律的普通公众身份是平等的, 律师的做法维护了法治的运行秩序, 实际上维护了真正的平等、正义。

政治本身就是摆平的艺术。中国当前实际中存在着各种利益团体, 相互之间矛盾冲突不断, 如何协调、摆平这些利益冲突, 成为当前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问题。政府作为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 应当调动社会各方力量, 集思广益, 探讨和思考如何在当前复杂的政治环境和制度环境下做出最有利于正义的制度安排。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 机会平等是自由主义的机会平等, 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用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来调整市场体系, 防止财产、财富以及那些容易导致政治统治的力量过度集中;另一方面社会必须为所有人建立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而不论其家庭出身的好坏和收入的多少。用罗尔斯的话说:“在社会的所有部分, 对每个具有相似动机和天赋的人来说, 都应当有大致平等的成功机会, 那些具有同样能力和志向的人的期望, 不应当受到他们的社会出身的影响。”显然“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可以解决社会文化因素造成的不平等, 减少由于人为因素导致的不平等现象。

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后, 我们应该着眼于国家政治体制改革, 建立公正平等的制度, 在矛盾冲突和资源短缺的国情下分配好各方利益, 提供人人公平的机会。从建立维护人人机会平等的制度开始建设整个社会的正义。

摘要：罗尔斯在《正义论》中阐述机会平等原则旨在实现社会的正义, 但在行政学和经济学意义上, 机会平等包含着不同的内容, 不过这一概念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整个社会的正义。从机会平等到社会正义的过程中, 还牵扯到实际的制度、行政环境等多种因素, 其中制度对于社会正义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社会正义还要走很漫长的道路。

关键词：机会平等,制度正义,公正,社会正义

参考文献

[1]莫提默·J.艾德勒.大观念[M].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8.

[2]何怀宏.公平的正义[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