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正义（精选4篇）
审计正义 篇1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转型的不断深化,利益分化的格局越演越烈,社会不公正、不公平的现象有所递增,正义理论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和专家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自十八大以后,我们党和政府加强国家治理能力,明确治理目标,把保障社会和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放在重中之重,并进一步制定与完善相关措施,努力营造社会公平正义的环境。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通过依法用权力制约权力,发挥揭示、抵御、改进和预防等“免疫”功能,在维护民主法治,保障国家安全,推动落实责任、透明、法治、廉洁、公平和正义等原则和理念,改善国家治理,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内生机制,是维护国家治理宗旨目标的,在实施审计过程中应充分体现正义。国家审计正义是正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审计正义价值转向是当代社会经济发展中日益凸现的的重大伦理问题。国家审计正义从制度或体制的规范性视角对社会正义重新审视,表达人类追求正义的终极目标。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人类对正义的追求就是制度的完善,是国家治理的关键。
一、正义:国家治理题中应有之义
(一)正义是国家治理的核心要素
罗尔斯认为:“正义就是公平,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罗尔斯的正义观构建了两个原则。一是平等自由原则,指在政治制度上权利和义务的分配中应该确定与保障公民的平等自由权利;二是差别原则和机会公正平等原则,是针对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所做出安排。“第一正义原则: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只有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平等自由原则)。第二原则: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1)在与正义的诸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2)依附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正义”的核心涵义是“公平”,也就是出以公心、无偏无私的“平等”。“平等”不仅是自然之道,也是人间之道。它以“人性平等”“人格平等”为起点,走向“人权平等”。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认为,“治理是基于法律规则和正义、平等的高效系统的公共管理框架,贯穿于管理和被管理的整个过程,它要求建立可持续的体系,赋权予人民,使其成为整个过程的支配者。”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治理是利用机构资源和政治权威管理社会问题与事务的实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把治理作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实现的总体目标,使我国各项制度趋于健全完善。
现代国家治理秉承的价值准则,即是正义,主要指政治正义和分配正义,就是平等和自由的制度化,正确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公平与效率、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国家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关系,提倡“多元化”主体管理,社会各基层、各组织个体都参与国家治理,互相合作,完善制度建设。这种合作以公平、正义、平等、诚信为基础,实现社会正义,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二)正义是国家审计的本质根源
国家治理的本质就是公平正义,国家审计就是监督国家治理过程中受到伤害者得到补偿。作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重要职能部门的国家审计机关理应把促进公平正义为根本职责。国家审计正义不仅是实体性正义,即把保护弱者、限制强者、惩治违法者、保障人民利益为根本原则,而且也是程序性正义及审计主体、规程和功能等符合法律法规和人民的期盼;国家审计正义不仅体现在经济利益方面,而且融社会正义、法律正义等于一体。国家治理过程中,国家审计作为一种内生制度,是国家治理系统中的重要监督控制体系,在参与国家治理中发挥揭示、抵御、预防作用,及时发现社会经济运行中的问题,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以实现维护国家安全有效发展的治理目标。
二、国家治理中国家审计正义能力体现
(一)审计正义是国家治理目标实现的基石
审计正义是关于审计活动和审计制度的正义,主要是指人们在审计制度安排、审计活动中产生的正义观念、正义原则以及对审计活动和经济发展的目的、过程、手段、结果所体现的复杂关系所作的合理性评价。就审计作为经济监督的形式而言,审计活动体现了人的理性原则。作为一种理性的行为方式,审计与正义总是相互关联的。刘家义审计长(2012)提出了“审计实质上是国家依法用权力监督制约权力的行为,其本质是国家治理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内生的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的“免疫系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重要论断。由此可见,国家审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是一种民本治理的为民审计。国家治理的终极目标是“善治”,为实现这一目标,审计的方式、重点、任务和目标方式转变,由原来的财政财务合法合规性审计,逐渐扩展到经济效益审计、国家治理安全性审计、公平公正性审计以及可持续发展审计,在这个过程中要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维护的根本目标,全面履行审计的经济监督职能,及时发现并防范国家治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评估国家经济活动微宏观运行机制的效果性,建构政府、社会和市场三位一体的治理体系,改善国家治理生态环境,提高国家治理运行机制的质量。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成为国家治理实现的有力基石。
(二)审计正义是国家治理目标实现的力量源泉
公平正义和审计监督都是具体的、历史的,离不开现实经济活动,并随着经济实践的变化而变化,两者统一于现实的审计实践活动。其中,审计监督是社会性物质实践活动,公平正义是以合理价值取向为基础的实践精神。人类实践活动和实践精神的辩证统一决定了审计监督和公平正义的关联性。一方面,审计既是实践活动,也是行动规则;公平正义既是实践精神,也是交往规则。另一方面,审计规则注重现实操作性,活动的突然性、公共性与利益密切相关;公平正义虽然注重反思性和应然性,但“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国家审计作为一种重要的国家治理手段,需要保障国家与人民安全,维护民主法治,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的民主与法制、公平与正义的理念,成为是维护国家可持续发展坚实基础的力量源泉。国家审计是为实现国家治理重点效能而服务的,与国家治理目标是一致的,主要体现在增强政府透明度、惩治贪污腐败、维护国家和人民群众安全、积极应对各种危机等方面。因此国家审计机关应加强自身的社会责任感,以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做到公正客观的展开审计工作。
三、国家治理中国家审计正义价值转向
(一)从传统性价值转向人本性价值
在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中,经济价值日益成为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价值判断和追求,价值理性占据审计活动中的主导地位,技术与价值理性的和谐统一,审计正义更多的是关注人类的生存环境,关注民生问题,关注生态问题,坚持人本型审计,坚持一切审计活动是为人类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服务。随着审计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审计的人本价值观统领审计标准和规范。在传统价值审计模式下,就是通过审计的数据来量化批判会计事项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审计价值理念就是业绩考核或者是一种激励措施。现有的审计法律规范渐显落后,逐渐成为束缚审计活动的枷锁。而人本价值审计模式下,审计规范在审计价值理性的指引和统领下,不合时宜的规范内容及时得到了修正和完善,公民和政府都是国家治理主体,倾向人本化,审计规范和标准符合审计的人本价值观,符合社会和人类全面发展观,符合国家治理的目标。因此,国家审计的实质是通过经济监督参与国家治理,是民本治理的一种为民审计。
(二)从个体性价值转向公共性价值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从审计发展史看,传统审计主要进行合法合规审计和财政财务审计,发挥监督作用,而现代审计更加侧重于效益审计,更为重视审计的价值创造。在进行价值衡量时已不能再以单个主体或者少数主体为判断标准,而把由多个主体组成的社会群体纳入考量范围,更关注社会群体公共性价值。加之国家审计的本质是从国家治理视角加强对各有关部门的经济监督,充分体现国家意志,捍卫国家经济安全,发挥国家审计职能,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国家审计这一属性本质,决定了国家审计目标必须是维护公共利益,使得公共利益最大化,体现人民群众利益的公共性,使审计正义由对于个体或少数人的价值转向为国家和社会的公共性价值。
(三)从工具性价值转向目标性价值
在传统的价值观中价值客体是满足主体的需求效用的有用属性。基于此价值观,审计工作在审计的实践活动中,易形成为了实现审计目标而发挥其经济监督、评价和鉴定职能,具有一定的工具性价值。但是随着人类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社会文明的进步,国家审计目标是民本审计,与国家治理总目标是一致的,是追求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追求人与自然、社会、自身的和谐发展,实现一种互动的良性的可持续性。这是国家审计正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追求的根本目标,是人类为之奋斗的价值目标指向。
摘要：正义作为国家治理中的核心要素,蕴含于国家治理之中,也是国家审计的本质根源。审计正义是约束国家审计行为的一个基础价值,是国家治理目标得以实现的基石与力量源泉,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推动国家审计正义由传统性到人本性、由个体性到公共性、由工具性到目标性的价值走向。
关键词：国家治理,国家审计,审计正义,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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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的正义——为正义而自缚 篇2
关键词：苏格拉底,智慧,省察人生,正义
众所周知, 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民主城邦———雅典, 处死了如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苏格拉底, 而他们给予他的罪名是“不信城邦诸神、信新神、腐蚀青年”。然而, 从某种角度来说, 苏格拉底的死因部分源于他自己, 那么,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苏格拉底认为, 智慧本身不为人所拥有, 能够拥有智慧的只有神。虽然人不可能达到完全的智慧, 但是, 应当去追寻智慧, 尽量距离智慧更近, 所以在苏格拉底看来, 一身去追求智慧才是正义的。
苏格拉底还认为, 人应当过上一种省察的、哲学的生活。所以他不仅要求自己过此种生活, 还竭力促使身边的雅典同胞也过上这种省察的、哲学的生活。在他看来, 不仅使自己, 而且使他人过上这种省察的、哲学的生活才是正义的。
综上, 本文所述苏格拉底的正义观主要包括以下两点:1.虽然人不可能拥有智慧, 但是去追求智慧, 距离智慧更近, 为此所作的事情才是正义的事情;2.除非过上一种省察的、哲学的生活, 否则没有人可以开始知道自己, 因此追求省察的、哲学的生活才正义。
秉持着这样的正义观的苏格拉底, 为了追寻正义, 一步一步通往死亡之路。
一、苏格拉底对智慧的追求
在受审时, 苏格拉底自始至终都在为自己申辩。他认为对他的正式指控出于“多年以来的错误印象”。他不仅说了这种错误感知, 而且声称实际上他要申辩的有两种指控。一方面, 他要针对阿努图斯、美勒托、和莱康的指控做出自我申辩, 另一方面, 他要针对其他人长久以来的错误感知做出自我申辩。苏格拉底把这些旧的指控称为“非正式的”指控, 这些指控不是法律性的指控, 而是其他人对苏格拉底的不利感知。而且苏格拉底相信, 即使是“非正式的”“不利的”感知也有可能是有力量的和危险的。
(一) 被污蔑的原因———智慧
在申辩中, 苏格拉底辩称, 早先对他的感知是不正确的, 而且这些感知会传给下几代人, 从而他们对苏格拉底的理解也是错误的。因为这样的错误感知代代传承, 最终导致了对他的正式指控。在受审中, 苏格拉底陈述了长久以来他人是如何感知他的:
那么, 导致对我的污蔑的控告是什么, 还是让我们从头讲起。莫勒图斯在写下现在这份诉状时, 他信的就是这些污蔑。那些污蔑者, 究竟在讲些什么污蔑?他们若来控告, 那他们起誓后的状辞一定是:“苏格拉底行了不义, 忙忙碌碌, 寻求地上和天上之事, 把弱的说法变强, 并把这些教给别人。” (1)
正所谓无风不起浪, 那么苏格拉底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 引得如此众多的人对他心存不满?又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非要对簿公堂争个你死我活呢?
在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作品《云》中, 苏格拉底关心的是一个跳蚤可以跳几个跳蚤脚那么远、昆虫消化系统的性质是什么。 (2) 这里的苏格拉底总是关心一些荒谬且琐碎之事, 阿里斯托芬塑造出这样一个喜剧苏格拉底以供厌恶苏格拉底的人们消遣, 并且总有人津津乐道于此, 原因就在苏格拉底在于追求正义时, 得罪了很多人。
苏格拉底相信, 虽然人不可能达到完全的智慧、不可能彻底的知道自己, 但只要努力, 他就有可能知道很多, 就可以距离智慧更近, 于是他奔走于大街小巷, 演讲于街头集市, 鼓励人们去挖掘智慧, 去追求智慧。只是他鼓励人们的方法却不被一般人所能接受———公然挑战智者, 用盘问与反驳的方法, 找出所谓智者们言行上的漏洞, 以证明他们其实并不智慧。
苏格拉底向陪审团解释说, 许多人之所以相信阿里斯托芬的描述是正确的, 是因为他们被苏格拉底的盘问和反驳激怒了。苏格拉底在与人交谈时, 尤其是与所谓智者交谈时, 总是不断指出对方的信念有弱点, 和这样的人一起痛苦而沮丧的打发时间, 那绝不会是什么痛快的事。况且他还日复一日地重复这种行为, 每次都会逼得对方哑口无言, 这种做法在激怒智者的同时, 连同其支持也一并激怒。就好像现代的追星族一样, 一旦哪位偶像明星遭到他人贬低, 他的粉丝团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同时也会齐心憎恨反抗那位大放厥词者的。苏格拉底在激怒智者的同时, 智者的支持者也同样被一次次激怒着, 时间越久, 他们对苏格拉底的厌恶感就积累的越深。
在申辩中, 苏格拉底解释说, 他盘问和反驳他人, 不是为了激怒他们, 而是为了理解德尔斐的阿波罗给他的神谕。苏格拉底的朋友凯瑞丰, 向据信为阿波罗神中介的一位女祭司问了这样一个问题:谁是雅典最具有智慧的人?女祭司说是苏格拉底。这让苏格拉底疑惑不解。因为他知道自己并非是有有智慧的。就如同某教授从一次物理会议回来后告诉一位文科生, 在此次会议那位文科生被誉为世界上最智慧的物理学家, 那位学生肯定会因此感到不安和疑惑, 因为自己确实对物理学所知甚少。而这也是苏格拉底听到凯瑞丰的说法后所感受到的。他向陪审团这样说:
“我会试着向你们揭示出来, 是什么给我带来了这名声和污蔑……雅典的人们, 我得到这个名声, 不为别的, 正是因为智慧。这种智慧到底是什么样的?也许就是一种人间的智慧。也许我确实善于这种智慧。而我刚刚提到的人, 要么确实有比人间更高的智慧, 因而是智慧的, 要么我说不出那是什么。因为我不懂这些, 而谁说我懂, 都是在说谎, 制造对我的污蔑……我的这些, 究竟是否真是智慧, 是什么样的智慧, 我要向你们举出证人, 就是德尔斐的神。你们该知道凯瑞丰的。他和我从年轻时就是伙伴, 他也是你们大家的伙伴, 一起在新近的逃亡中出逃, 又和你们一起回来。你们知道凯瑞丰是怎样一种人, 知道他无论做什么事时, 都是多么莽撞。有一次他到了德尔菲, 竟敢提出了这个问题———是否有人比我更智慧。于是皮提亚女祭司拿起签说, 没人更智慧。……
你们看我为什么说这些。我想要告诉你们, 对我的污蔑是从何而起的。听到这话, 我就自己寻思:“神说的究竟是什么, 这到底是什么哑谜?我自己知道, 我没有智慧, 也没有小智慧。那么他说我最智慧, 到底是说的什么意思呢?而神不会说假话, 因为这不是神的做法。”在好长时间里, 我都不明白他说的到底是什么。随后, 我很不情愿地转向下面这样的探讨。我去拜访一个据说很有智慧的人, 好像在那里就可以证明那说法是错的, 回应神谕说:“你说我是智慧的, 但这个人比我更智慧。”
于是我仔细审视了他———我观察了他并且和他对话之后, 得到这么个印象:我看到, 虽然别的很多人觉得他很有智慧, 特别是他自己, 其实不然。随后, 我试着告诉他, 虽然他认为自己是智慧的, 其实他不智慧。结果我遭到他和在场很多人的嫉恨。” (3) (申辩P77-80)
苏格拉底为了证明自己并不智慧, 不断向智者挑战, 想以此证明其实还有人比自己智慧, 但在此过程中, 他发现, 所谓智者, 其实并不智慧, 可是他这一发现不仅激怒了智者, 而且激怒了其追随者, 于是怨恨、嫉妒变随之积累。越是想证明自己并不智慧, 苏格拉底就越是发现, 那些声名显赫的人其实最无能, 而另外那些看上去更一般的人却好像更明智些。于是他觉得那个神谕变得不可驳斥了, 但苏格拉底始终认为, 自己也许比别人智慧的地方就在于自己明白自己什么也不知道, 所以自己会去学习知识, 追求智慧, 而不是假装自己什么都知道。正如他自己所说:
“那个人 (前文所提智者) 认为自己知道他不知道的事, 而我既然不知道, 也就不认为我知道。我觉得好像在这件事上总比他智慧一点, 即我不知道的事, 我就不认为我知道。” (4)
随后, 苏格拉底又拜访了一些诗人, 匠人们, 于是发现他理解了神谕———“其实, 神才真是智慧的, 他在那个神谕里表明的是这个, 人的智慧价值很小, 几乎什么也不是。他好像是在这样说这个苏格拉底, 其实是假借我的名字, 用我做个例子, 如同再说:你们中最智慧的, 人类啊, 就是像苏格拉底那样, 知道就智慧而言, 他真是毫无价值。” (5) 而更进一步, 他好像还理解神谕想让他做的事情———“我现在还在按照神的意愿, 四处寻求和追问每一个我以为智慧的公民和外邦人。每当我发现他并不智慧, 我就替神证明, 指出此人不智慧。” (6)
正是因为苏格拉底做了这正义之事———指出他人的不智慧, 虽然他是想帮助他们追求智慧, 可是却为他找来麻烦, 人们嫉恨他, 污蔑他, 长久以来的不好的印象最终爆发的结果便是指控苏格拉底。
在苏格拉底看来, 即使被人们误解, 嫉恨, 污蔑, 但因此要他放弃正义, 那是不可能的。为了正义, 被误解又能怎样?被嫉恨又能怎样?被污蔑又能怎样呢?只要他还活, 他还自由, 他便会一直向正义前行, 而那正义的事情便是帮助人们追求智慧。所以人们会经常看到苏格拉底出现在街头, 集会, 盘问反驳着那些自认为或公认为的智者, 与他们辩驳, 让他们哑口无言。
苏格拉底不断地扮演着惹怒智者与其追随者的角色, 被人忌恨着也要坚持正义, 由此卖出了通向死亡道路的第一步。
(二) 腐蚀青年的罪名
因为按照神谕所示, 苏格拉底不断向正义前行, 最终, 那些被他辩倒但口服心不服的家伙们终于将他送入公堂, 要对其审判, 将其定罪———腐蚀青年。对此, 苏格拉底是这样申辩的:
“而我要么没败坏他们, 要么败坏了他们, 但是无意的;在两种情况下, 你都在撒谎。如果我得到了教诲, 我就会停止我无意做的是。而你却回避, 不愿意与我交往, 不愿意教育我, 反而把我带到这里来, 而法律只要求把需要惩罚的人带到这里, 不是需要教育的人。”
因为苏格拉底津津乐道于揭示他人的不智, 得到了大批青年的追捧, 所以他也因此在正式控告中得到一个罪:腐蚀青年。
1.苏格拉底的教育
在当时的雅典, 有钱的人会将自己的孩子送往智者那里学习辩论术, 他们精于演讲, 可以帮助被控告者写申辩书, 一些青年接受者这样的教育, 同时交付一定的学费。
而在苏格拉底看来, 青年们大可不必接受此种教育。真正的教育应当是免费的, 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教师, 但其一直在探索一种教育方式, 不通过做老师来教育, 因为教育青年是一件高贵的事情, 不仅应当教给他们知识, 还应当教给他们德性。
他在公众面前盘问与反驳智者时, 青年们便已学到了一些辩论的技巧, 于是, 青年们开始自己联系他们免费学习到的技术, 他们也会向智者发问, 向长者发问, 然后便发现, 所谓的智者、长者, 并不是向他们表现的那样通晓一切, 有时候, 他们宣称自己知道所有, 可当被盘问到哑口无言时, 青年们便发现了苏格拉底所说的“他们并非智慧”是正确的。
因为总是被公然挑衅, 智者的威严受到青年的怀疑, 但智者们与他们的追随者却将这一切归咎于苏格拉底的过错, 而不是自我反省。正如苏格拉底自己所说:“有些青年自愿追随我———他们最有闲工夫, 出身豪富。他们乐于听我省察人们, 自己经常模仿我, 还试着省察别人。于是, 我想他们发现无数的人是自以为知道一些, 其实知道的很少, 甚至什么也不知道。于是, 那些被他们省察的人对我生气了, 却不对他们自己生气, 说什么, 苏格拉底式最有害的人, 把青年都败坏了。”
2.爱知
在对苏格拉底的指控中, 还有一个罪名———“信新神”。这个罪名与“腐蚀青年”有很大的联系。首先, 控告者们指控苏格拉底信奉新神, 然后又教育青年信奉新神, 以此腐蚀青年。
“我在很多地方说的, 会出现一个神性的精灵的声音, 而磨了图斯在写诉状时, 嘲讽的也许就是这一点。这从我小时候就开始了, 就出现了某种声音, 每当它出现时, 他总是阻止我要做的事, 却从不鼓励我做什么。”
苏格拉底说的这个声音, 成为莫勒图斯和阿努图斯控告苏格拉底引进新神的理由。
对于这个精灵, 从苏格拉底的申辩中可以看出:它只是阻止苏格拉底做不对的事情, 例如阻止其参政, 而不是鼓励其, 例如苏格拉底追求智慧就既未被阻止, 也未被鼓励, 因此, 追求智慧便是正义之事。
说苏格拉底腐蚀青年, 因为青年对其的追捧, 而教育青年学习盘问和反驳的方法以此追求智慧, 质询假智慧, 既未被精灵阻止, 也未被精灵鼓励, 那么便是正义之事, 只是, 由此而得罪的“智者”及其支持者, 将所有怨恨与过错都归咎于苏格拉底一个人的身上, 而不是自我反思, 为了使苏格拉底闭嘴, 他们最终将其推上法庭。
因为了解苏格拉底的固执, 控告者明白一般的轻罪不至于达到使他闭嘴的效果, 因此他们便指控其死罪, 以恐吓的方法希望能够达到目的。他们希望苏格拉底能够自己提出一个轻的刑罚, 最好是流放, 从此远离雅典, 便可以耳根清净, 了享清福。
但是, 要苏格拉底闭嘴, 却是不可能的。在苏格拉底看来, 帮助人们追求智慧即为正义, 不论是他自己追求智慧, 还是帮助雅典同胞追求智慧, 亦或是教育青年追求智慧, 都没有被精灵阻止, 那么, 做了正义的事情, 虽然因为这正义而被污蔑, 但是为了这正义而死亡, 便成为了苏格拉底的不二选择。
二、过哲学、省察的生活
如前文所述, 苏格拉底认为人生在世, 应当追求智慧, 也因此而得知苏格拉底的正义观还应当包括过省察的生活, 人应当不断地省察自己, 省察自己的无知, 然后过上爱知的生活。如果他依了控告者所想, 从此闭嘴, 停止省察, 停止爱知, 那么相比较还不如死去。
申辩中, 苏格拉底这样表达自己的观点:“如果你认为有点人格的人应该计较生死的危险, 而不是在做事的时候仅仅关心这个:做的究竟正义还是不正义, 是好人做的还是坏人做的, 那你说的真不美。”为了让这个观点更站的住脚, 苏格拉底还提到了忒提斯之子———阿喀琉斯。阿喀琉斯忠于自己的朋友, 当帕特洛克罗斯被赫克托耳杀死时, 他真心实意的痛惜帕特洛克罗斯的牺牲, 决心为他复仇, 于是他又重新武装上战场, 杀死了赫克托耳, 并将他的尸体捆绑在战车上驱车游行, 虽然这是阿喀琉斯凶残的体现, 但这也是他忠于朋友的体现。因此, 阿喀琉斯是一个英勇善战、忠于朋友的人。当面对朋友的牺牲, 阿喀琉斯不愿再在耻辱中苟活, 而藐视危险, 所说了以当他急切地要杀死赫克托耳的时候, 他的女神母亲对他说了一番话, 苏格拉底认为应该是这样的:
“孩子, 如果你为你的朋友帕特罗克洛斯之死报仇, 杀死赫克托耳, 你的死期将至———因为, 在赫克托耳死后, 马上就是你了, 轮到你了。”阿喀琉斯听了这话, 根本就蔑视死亡和危险。他更害怕过坏的生活, 害怕朋友们得不到复仇。“那就马上死吧, ”他说, “我让那行不义者得到惩罚后, 不必留在这弓船旁边让人嘲笑, 成为大地上的负担。”
阿喀琉斯忠于朋友, 为了正义不畏死亡。苏格拉底认为正义是不可被停止的。不论是阿喀琉斯还是自己, 都选择遵循真理。人无论是自己认为这样最好, 从而让自己站在一个岗位上, 还是被长官安排在岗位上, 都应该在危险中坚守, 不把死亡或别的什么看得比耻辱还重。而冒着死的危险待在被安排的岗位上, 苏格拉底认为并意识到, 是神安排他以爱知为生, 省察自己和别人, 如果他反而怕死, 从而逃跑, 那才是真正的做了可怕之事。
控告者们要求苏格拉底从此闭嘴, 做到悄无声息, 在苏格拉底的世界里, 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你们对我说, 苏格拉底, 现在我们不听阿努图斯的话, 而是放了你, 但是有一个条件, 既, 你不要在花时间研究了, 不再爱知了。而如果我们逮到你还在做这些, 你就要死。如果你们就是在我说的这些条件下放我, 那我要告诉你们, 雅典的人们, 我向你们致敬, 爱你们, 但是我更要听神的话, 而不是你们的。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能够做, 我就根本不能停止爱知, 要激励你们, 告诉我遇到的你们中的每个人, 说我习惯说的话, 最好的人, 你是雅典人, 这个最伟大、最以智慧和力量主城的城邦的人, 你只想着聚敛尽可能多的钱财, 追求名声和荣誉, 却不关心, 也不求知智慧和真理, 以及怎样使灵魂变成最好的, 你不为这些事而羞愧吗?如果你们中有人反驳, 说他关心, 我不会很快放他走, 自己也不走, 而是询问他, 省察他, 羞辱他———如果我发现他并没有德性, 反而说自己有———责备他把最大价值的当成最不重要的, 把更微小的当成更大的。无论年轻人还是老人, 无论外邦人还是本城的人, 我都会为他这么做, 尤其是本城的人。你们要清楚, 是神命令如此的。
苏格拉底在城中转悠, 所做的不过就是劝说人们当中的青年, 不要那么关心金钱或身体, 如同让灵魂变得尽可能最好劲头, 他说, 德性不是来自金钱, 而是, 金钱和人类所有别的好处, 无论个体的还是城邦的, 之所以好, 都是因为德性。
三、苏格拉底的自寻死路
苏格拉底的态度很坚决, 在放弃正义与死亡之间, 他最终选择死亡。他说的很清楚, 如果要他放弃过省察的生活, 那么像忒提斯之子阿喀琉斯一样选择死亡才是正确之路。
前文提到过, 控告者的真正意图并非要苏格拉底真的死, 而是其不再多嘴即可。显然, 苏格拉底不可能妥协, 但在他的刑罚问题上, 苏格拉底还是有很多方法逃避死亡的, 但这些方法都为他所不耻, 最终其自己选择了死亡。
(一) 提出轻罪或者缴纳罚金
“我相信, 我没有对任何人行不义, 我也不会对自己行不义, 不会说我自己的品行该得恶报, 给自己提出这样一种惩罚方式。”
在当时的雅典, 一般被告被判有罪是, 其可以提出一个相对于原告所提出的轻罪, 而法庭一般也会采纳。所以, 控告者们提出四星的目的之一便是希望苏格兰的能够提出流放, 这样便可以原理他的聒噪。可惜苏格拉底的行为却令他们大失所望。
“但是我可以提出流放吗?也许你们将会给我这个惩罚。我也太贪生怕死了, 你们, 我的同胞公民, 都不能忍受我的行事和言辞, 而觉得这些事那么难以承受, 惹人忌恨, 以致你们要寻求除掉这些;难道别人会容易忍受这类东西吗?根本不可能。对于我这年纪的人, 此时流放, 轮番跑到一个又一个别的城邦去, 又被赶出来, 这可真是高贵的生活。因为我清楚地知道, 我到哪里去, 青年人都会像在这里一样倾听我的话。”
苏格拉底明白, 无论他到哪里去, 青年人都会像在雅典一样倾听他的话, 因为“一个未经性差的生活是不值得人过的生活”, 不论在哪里都是要过省察、哲学、爱知的生活, 那么雅典公民受不了, 外邦公民也未必会接受, 最后免不了重复流放, 被迫停止爱知, 不如追求它们来的正义, 故此, 苏格拉底最终选择赴死。同样, 对于缴纳罚金, 苏格拉底是这样说的:“我不习惯认为我的品行该遭到什么惩罚。如果我有钱, 我就会按我能够付出的那么多提出罚我的钱, 因为那不会伤害我。但现在不是这样, 除非你们愿意我提出我付得起的钱数。也许, 我能付一个米纳的银子。那我就提这么多。”
苏格拉底提出山的可怜的罚金数量在抗议着法律对他的不公。他为了正义, 认为自己所受到的待遇应当是“在政府大厅用膳”。而因为他做了正义的事情受到审判, 还因此被判了死刑, 这本身便是不正义的, 如今要苏格拉底为了逃避死亡而妥协, 缴纳罚金或者流放, 或者像克里同哪的好友愿意帮助他缴纳罚金, 都是不正义的。苏格拉底是可能做这样的不义之事的。因此, 从这个角度来看, 苏格拉底式自愿选择了死亡。
(二) 携带家眷乞求轻罪
苏格拉底有三个儿子, 在他被审之时, 一个已经是小伙子, 还有两个还是小孩子。如果他带着妻儿乞求投票放过他, 那么很有可能他就不会被判处死刑。可是, 他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不是因为我太固执, 也不是我看不起你们;究竟我是否敢于面对死亡, 是另一个话题;但对声望而言, 无论是我的, 你们的还是整个城邦的, 我这样年纪和名声的人这么做, 都是不大高贵的。不论真假, 人们认为, 苏格拉底与很多别人有些不同。那么, 如果你们当中有什么人, 无论因为智慧、勇敢, 还是倍的这类德性, 看来和别人不同, 要这样做就太可耻了。”
尤其是看到一些本来很体面的人, 在受审时坐车极为奇怪的事情, 带着家眷可怜兮兮地乞求减刑, 以为死了就是遭受很可怕的是, 苏格拉底更是不耻于做这种事情。那么这种减刑逃避死亡的方法也被排除, 于是, 苏格拉底依旧选择死亡。
(三) 逃跑
苏格拉底被判刑后没有立即赴死, 因为正赶上雅典派船出去朝圣, 按规定朝圣期间不得处决死囚, 所以他在监狱里待了一段时间, 朋友们常去看他。朝圣船只回来后的第二天, 才是他受刑之日。也就是说, 在这之前, 他是打有机会逃出去, 而他的朋友克里同也致力于帮助其逃跑, 而不惜一切代价, 他说如果苏格拉底要牺牲自己去殉道, 正好落入指控者的圈套。为了要把苏格拉底除掉, 他们处心积虑地设下陷阱, 若苏格拉底牺牲自己殉道, 就正好成为了控告者的帮凶。况且苏格拉底家中还有年幼的孩子需要抚养。
苏格拉底对克里同的一片赤诚十分感激, 但他不愿逃出去然后远走高飞的初衷并未有所改变。他有自己的道德观念, 他认为逃出去远走高飞的行为是不正当的。挚友克里同的开导和劝说使得他陷入两难的境地, 他不愿意逃跑, 但克里同的美意又是他难以拒绝。
苏格拉底认为法律具有普遍的正义, 它是指导雅典城邦政治生活的最高准则, 如果他听从挚友克里同的劝告逃走, 雅典的法律就会对他提出各种责难。这就是判决的本身是合法的, 其权威性受到来自个人的挑战。这样, 雅典城邦还能生存下去吗?推一步讲, 即使城邦法律所作出的判决是不对的, 错待了对方, 就是这样, 也不容许违背法律。当然, 任何人都可以向城邦建议修订其相关法令, 是指正确并具有权威性, 但既定的法令是不能违背的。
按照雅典法律的规定, 公民在成年之后, 如果不同意这个城邦的法律, 任何人都可以带着家眷和财产迁往任何他愿意去的地方。凡是在雅典看到当局者如何依法治理城邦的人就表示他们愿意接受当局法令。要是苏格拉底违背了城邦所制定的法律的规定, 具体讲, 就是不接受裁决, 设法逃走, 这样做, 其罪要比其他别的人要重。因为他已经在雅典生活了70多年, 就是表示遵守这里的法律已经70多年了。如果他逃跑了, 将被看做法律的破坏者, 者更进一步证明雅典法庭陪审官对苏格拉底的控告正确。
最后, 苏格拉底自省:不能将孩子和自己的生命看得高于正义, 判决虽然不正确, 但原因不在法制本身, 而是在于某些控告的人。要是听从克里同的劝说偷偷地不光彩地逃走, 那就是以错对错, 这样, 苏格拉底感到, 他将终生受到法律的谴责。所以苏格拉底不逃走, 就要遵法就死, 成为必然的了。
(四) 苏格拉底对死亡的正视
苏格拉底说是神安排他以爱知为生, 省察自己和别人, 如果他反而怕死或因为别的什么原因, 而脱离岗位, 逃跑, 亦或是做了别的什么那才是真的行了不义, 做了可怕之事。而所谓的怕死, 不过就是不智慧而以为智慧, 就是以为自己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人们惧怕死亡, 是因为人们假装自己知道死亡, 认为死亡是不好的, 所以惧怕, 人们不能够正视死亡, 因此惧怕死亡, 想要逃避死亡。
苏格拉底认为, “死要么就是什么也不存在, 死者没有任何感觉;要么, 根据一些人的说法, 死就是发生一种变化, 就是灵魂从这里迁移到别的一个地方。如果就是没有感觉, 那就如同睡觉, 而且睡着的人还不做梦, 那死可真是很美妙的好事”。如果让人要选出一个他沉睡而没有梦境的夜晚, 把他一生中别的夜晚和白天同这个夜晚相比, 让他仔细想后, 说出在他一生所经过的当中, 有多少日夜, 比这个夜晚更美好, 更舒服呢?“如果死是这样, 我说它是好事, 那时候, 永恒好像也不必一夜更长”。
另外, 如果死就是从这里移到另外一个地方, 即所有的死人都在那里, 还有什么会比这更好呢?在那个世界中可以遇到很多活着的时候公正的半神, 可以和俄耳普斯、穆赛欧、赫西俄德、荷马在一起, 任谁不愿为此付出高额代价呢?就连苏格拉底, 也愿意为此而死。
“当我遇到别的死于不义的冤狱的古人时, 我会把我自己额遭遇和他们的相比, 对我而言, 在那里这样过日子是有其奇妙的———我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快乐的———最大的好事是, 在那里省察和询问人们, 就像在这里做的一样, 看他们当中谁有智慧, 谁自以为有智慧其实没有。”
人们都把死亡当成最大的伤害, 苏格拉底虽然没有认可, 但他也无法否认这种可能性。恰恰因为死亡至少是一件极大的坏事, 往往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恐怖, 战胜死亡才有着巨大的意义。
四、结语
综观全文, 本文先论述了关于苏格拉底的两方面的正义观:1.追求智慧:2.过上哲学、省察的生活。
由于对正义的执着, 他招致了别人的忌恨, 并将其告上法庭, 为了达到不再受苏格拉底盘问到尴尬的目的, 控告者请求法院判处苏格拉底死刑。
对于苏格拉底逃脱死刑的方法本文有具体论述:1.提出流放或者缴纳罚金;2.携带家属乞求轻罪;3.逃跑。但是苏格拉底不耻于做出以上动作, 因此, 他排除所以能够避免死亡的方法, 最终自己选择了饮鸠服刑, 但是他相信, 虽然他的肉体死了, 但是他的灵魂依旧正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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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正义 篇3
法律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 它是解决人类自私本性和利益纷争的有效手段。正义是法律的理想和终极目标, 它凝聚了人类最高的理性品质, 它不仅渊源于人类的宗教情感和伦理判断, 而且也高于这些感情范畴, 并始终回应着其他社会行为的要求。“正义是智慧与善, 不正义是愚昧和恶;人们做正义之事有利, 做不正义之事无利。”因此, 法律必定要追求正义, 但是在现实中往往“只有包含着不正义的正义才是真正的正义。”由此, 引出了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探讨。
(一) 形式正义。
19世纪以来, 随着西方法律规则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法律呈现出形式主义的特点。法律形式主义者认为:“法律规范应该具有完全确定的内容, 法律自身是一个包罗万象、完整无缺的规则体系, 每项规则即是一个一般性命题, 通过逻辑演绎使之能在个案中实现正义的判决。”形式主义在内容上表现为与政治、经济、道德等其他制度完全分离;在方法上建立了不同于政治、经济、伦理等社会科学的论证方式和逻辑推理;在职业上已经形成了非常专业的法律职业共同体。
形式正义是形式主义的体现, 二者的关系可以理解为:“前者基于法律规则体系之视角, 后者基于法律规则体系所体现的价值目标之视角;前者是事实判断, 后者是价值判断。”从长期实践来看, 形式主义所确认的形式正义在保护市场主体的自由平等、防止政府滥用权力、维护法律的稳定与预期、适用法律的公平性和一致性方面确实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 形式正义追求的目标也导致了法律价值目标的偏差, 即将法律形式正义奉为圭阜, 在此思想指导下, “立法活动过分地追求内部规则、术语、逻辑、稳定和权威;司法过程局限于法律内部规则的推导和演绎, 完全回避政治、经济、伦理、习惯等法外因素的左右, 最终使司法机关机械地遵从于法律的规则逻辑而忽视了对裁判结果的善恶以及是否正义的价值判断。”因此, 以耶林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利益法学派, 反对法律形式正义的“逻辑崇拜”, 主张“以‘目的’而不是‘逻辑’或‘形式’来统治法律。”
(二) 实质正义。
基于形式主义所带来的局限性, 相应的法律原则和制度自19世纪末迅速演变。“社会生活的变化使20世纪的法官、学者和立法者, 不得不重视当事人之间经济地位不平等的现实, 抛弃形式正义观念而追求实质正义。”对于实质正义, 有许多不同理解, 如“效益最大化”、“权利最大化”等, 其中罗尔斯的观点是最主流的, 他认为, “在社会经济领域, 主张实质而非形式的机会公平;关注具体而非抽象的人格平等;强调全局性而非局限性的社会利益;并通过‘利益倾斜性配置’来调节和消除给予出身、禀赋等偶然因素而形成的不平等关系以及社会历史过程中基于财富累加而形成的‘交易优势’。”公平、平等、自由和理性秩序是实质正义的价值内容, 对弱者权利按照“差别原则”进行倾斜性配置是其突破之处。
(三) 对实质正义的理解。
虽然实质正义比形式正义更加进步, 但是也容易让人误解为是“单方面”的正义。所谓实质正义有时候可以理解为能够真正落实到实处的正义, 在全力强调保护弱者时, 也要考虑效率原则和现实的社会情况。
从效率原则看, 实质正义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效用最大;二是社会成本最小。效率是正义的基石, 没有效率作保证, 失去了利益激励和物质保障, 正义就像虚幻的梦境一样让人感到虚无缥缈、难以相信。强势群体是相对于弱者而言的, 他们固然拥有丰富的资源可以去享受较多的权利和社会福利, 但是这些“优势”是通过其不懈地努力和辛勤创造而得到的, 强弱之分是效率高低的后天结果。若一味地在立法和执法过程中去强调弱者权利, 那显然是“牺牲效率换取正义”, 不仅达不到预期目的, 反而因为破坏了市场竞争机制和效率机制, 招致相反的结果。同时, 这也违背公平、平等原则, 法律对弱者的过分差别实际上就是一种偏袒、一种歧视。这不是指“效率正义”, 为了效率可以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效率的注重是有限度的, 如果一个国家的效率观念已经建立起来, 能够时刻保持高效状态, 那么我们就应当将主要精力转到“实现实质正义”上来, 因为此时国家已经有充足的物质基础去做到这一点, 同时, 实质正义的全面实现也不会对效率产生实质性的冲击。但是, 如果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处于较低的水平, 那么此时就应当将“正义的实现”作为“服务效率的对象”加以看待, 这不是指要牺牲正义去换取效率, 而是为了以后能够更好、更加有效地“实现实质正义”而做必要的准备。
同时, 实质正义的实现及其程度、标准不能超越现实情况, 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任何正义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任何正义都是带有理想色彩的, 真实的正义就是在现实中能够实现的正义, 而不是理想中的正义。
二、《劳动合同法》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
(一) 实施背景。
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 自2008年1月1日起《劳动合同法》开始颁布实施, 这是一部全新的法律, 充分体现了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的决心与目的, 这是我国法律事业的一个重要成果。但是, 这部法律施行之初便遇到了尴尬。我国著名企业华为集团试图通过用补偿性措施, 强令员工全体辞职而后重新签订合同, 以规避“连续工作十年以上的劳动者可要求签订无规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 诸如此类事件还有很多。虽然有关部门已通过行政手段将其叫停, 但也从侧面反映出, 《劳动合同法》具有形式正义的局限。
我国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万亿元, 比2007年增长9%, 预计2009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8%。但是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的宏观调控、人力资源、自然资源三个方面, 像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还没有成熟, 国家整体效率还不高, 人均GDP只有2, 460美元, 位居世界第104位, 而且我国存在着严重的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 各地区用工情况不尽相同。在我国还未具备足够物质基础和培养出高效体系的情况下, 《劳动合同法》实际效用问题是值得思考的。
(二) 《劳动合同法》的形式正义分析。
《劳动合同法》的立法目的是完善劳动合同制度, 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 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在它的目的中包含着两个要解决的问题:一是解除劳动者失业的忧虑;二是解决企业滥设违约金的情况。但在实践中, 《劳动合同法》却有可能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
1、从解除失业忧虑来看。《劳动合同法》有两处最突出的规定:
(1) 规定“除用人单位维持或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 劳动者不同意续订条件的情况外, 在规定期限劳动合同期满终止时,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可以理解为, 不管劳动者工作如何, 合同到期时, 企业不仅无权干涉劳动者离职, 还应适当补偿, 这虽然保护了劳动者的利益, 但是却忽略了用人单位的利益。我国的人力资源丰富, 呈现供大于求的形势, 在现实中、尤其是在今年经济形势不乐观的情况下, 就业形势相当严峻。此时, 不续签合同的职工一般是“有更好去处的人”, 而此类人员一般不是初级劳动者, 一般是能力较强、有一定经验且有可能掌握重要信息或担任一定职务的人员, 他们离职对企业都是一种人才流失。所以, 面对这项规定, 绝大多数企业都一定不会持欢迎态度, 必定会采用各种措施来对职工加以限制, 以取得一定的主动权。例如, 单位可能会用住房产权约束职工。如果职工离职, 企业通过自身掌握房屋产权来限制职工的二次出售行为, 让他们变相地为离职付出经济损失。此类方法还有很多, 毕竟单位需要维护自身利益, 因此这项规定能否真正保护劳动者利益还值得商榷。
(2) 规定“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 “如果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 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这项规定有利于保护老职工的利益, 而对单位是一个“紧箍咒”。老职工具有丰富的经验, 对单位有着相当的感情, 掌握着大量的单位信息, 部分人员身居高岗位, 除非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 单位一般不会裁减老职工。但如果真到了那种情况, 有无固定期限合同都是无济于事的, 因为用工单位连生存都很难保证又怎能去保障职工权益呢?
同时, “工作满十年”的规定太低, 一般劳动者都是在18～22岁参加工作, 10年之后他们正是30岁左右的黄金年龄, 既有经验又有专长, 是用工单位所需求的人员。而这项规定使劳动者具有了与用工单位讨价还价的依据, 处于主动地位, 用工单位则处于被动接收的位置, 这很容易使其产生很大的抵触情绪, 其后果可能是想尽各种办法加以规避。本来无此规定, 用工单位与职工正常签订合同本无波澜, 但是此时却有可能无意间造成了双方的矛盾, 容易造成不和谐的用工关系。
2、从解决滥设违约金来看。
《劳动合同法》只规定了两种违约金情形:一是在培训服务期约定中约定违约金;二是在竞业限制约定中的违约金。实际上, 违约金是用工单位对职工违约进行的惩罚措施, 是用工单位的最大主动性权利, 是在正常用工状态下制约职工的手段。《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显然将这一手段实质性地剥夺了。
从培训违约金看, 职工上岗工作和日后工作需要, 用工单位都会投入资金对其进行必要的培训和潜力培养, 因此培训违约金只是劳动者对自身获得的能力提升所付出的必要代价, 并不具有明显的惩罚性, 而且对于一般劳动者, 用工单位对其进行的培训投入一般不高, 劳动者蓄意违约的可能性也不大。
从竞业限制违约金看, 这主要是针对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涉密人员制定的。这一群体拥有丰富的经验和相当水平的技术能力, 并且掌握着用工单位的重要机密, 他们离职给用工单位带来的损失无法估量。违约金对于这部分原本收入就很丰厚的人员来说, 无实质影响。同时, 新单位很可能会替其承担违约金, 违约金对职工没有实质约束力。因此, 违约金规定对用工单位可能存在“不平等”, 这将使单位在用工过程中极为被动, 容易形成一种“职工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扭曲观念。
(三) 形式正义可能的不利因素
1、对用工信誉好的企业造成损失。
在原《劳动法》实施阶段, 劳动者的弱势地位相对明显, 当时用工的法律意识还很淡薄, 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 各种压迫劳动者的行为比较多。但是, 经过多年发展,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日臻完善, 秩序井然, 用工行为日见好转, 特别是国有企业, 基本上不存在违法用工和压榨职工的行为。但《劳动合同法》显然给这些用工单位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因为该类职工有一定工作优越性, 容易滥用法律维权。所以, 新法对这些单位带来了新的用工成本和风险, 也影响了以后的用工规划和理念。
2、损害法律权威。
众所周知, 《劳动法》在实施过程中遇到过不少“执行难”的情况, 不依法用工的现象较多, 虽然近年有所好转, 但是还没有完全杜绝, “执行难”问题比较突出。一方面是执行力度不够;另一方面是因为法律规定与用工实际情况不符, 单位为了生存, 就选择逃避责任, 法院也难以执行。
《劳动合同法》对保护劳动者权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是好事, 但也是对用工单位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本身的权威进行考验。我国是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 劳动者权益的维护情况也不尽相同。特别是东西部之间企业实力相差悬殊, 西部产业主要是特色经济和人力密集型产业, 企业用工成本较高, 《劳动合同法》无疑增加了用工成本, 迫于生存压力和自身能力, 部分企业可能采取措施规避法律。一部“用心良苦”的法律如果带来这样的结果, 会严重损害法律权威。
三、实质正义的实现建议
《劳动合同法》属于经济法范畴, 体现了“经济政策的法律化”, “20世纪以来, 当政策借助法律公开参与社会财富分配, 制定经济和社会规划时, 法律越来越担当着政府推行某种政策的工具。”通过对《劳动合同法》的分析, 笔者认为在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时候应当通盘考虑、追求实际效果, 体现出应有的政策导向和灵活性, 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坚持公平原则。虽然实质正义规定了“差别原则”, 主张“向受惠最少者实行差别待遇”, 但是这种差别不代表偏袒, 在《劳动合同法》中用工单位与劳动者地位是平等的, 劳动者在自身力量方面处于弱小, 但在法律权益方面却处于主动地位, 用工单位制约劳动者的手段较少, 不利于保护单位利益。《劳动合同法》应当考虑双方的利益均等和制约平衡, 例如在违约金方面, 用工单位滥设违约金的现象应当予以解决, 但却不能因此对用工单位的约定违约金的权利进行实质性剥夺。
2、坚持差异原则。保护劳动者权益是法律所追求的目标, 但是法律的制定过程需要考虑差异性因素, 各行业的发展情况、不同工种的工作性质及环境等不尽相同, 同时各地区的经济水平、社会环境、地方习俗也各有特点, 因此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只能从社会的一般水平来考虑, 而不是从高水平的状况思考。例如, 签订合同的期限, 对高危险、高污染、高粉尘等特殊行业执行较高标准;对于技术密集型等行业, 根据行业特点, 执行相应标准。
3、政府的积极协助。“国家干预是现代经济法的本质特征, 经济法实质正义目标只有通过国家干预性质的立法和政策手段才能得以实现, 因为实质正义乃是一种‘他者之善或他者利益’。”《劳动合同法》实施不只是法院和政府监管部门的事情, 强制性措施也不是唯一的手段。在进行负激励的同时, 正激励措施也是很有必要的, 要让用工单位感觉到“遵守法律不仅是为了避免惩罚, 同时也是为了得到奖励”, 政府应当从税收、行政审批绿色通道等方面给予“遵纪守法的用工单位”以一定优惠, 鼓励他们依法用工, 实现事半功倍。
参考文献
[1]柏拉图著, 郭斌和, 张竹明译.理想国.商务印书馆,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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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正义 篇4
正义, 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永恒的话题, 它是一种理想, 是法律的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 为此思想家和法学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正义观以期阐明正义的本质。起初, 思想家们在探讨正义的过程中并没有区分实体的正义和程序的正义, 但是“历史上最早的正义要求看来就是一种程序上的正义, 像《圣经》中告诫法官‘既听取隆著者也听取卑微者’ (《旧约全书》16:19) 等等”。
“程序正义观念是以发生、发达于英国法并为美国法所继承的‘正当程序’思想为背景而形成和展开的。原来这一语词仅是指刑事诉讼必须采取正式的起诉方式并保障被告人接受陪审裁判的权利, 后来扩大了适用范围, 意味着在广义上剥夺某种个人权益时, 必须保证他享有被告知和陈述自己意见并得到倾听的权利。”1066年诺曼底征服后, 诺曼底人将封建制度带入了英国, 那时英国法院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作出裁决:其一是依据他人证词宣誓, 其二就是神明裁判法。法官在依据他人证词宣誓和神明裁判法的审判中的作用就是宣布法律, 其角色受到了相对的限制, 这就要求确定在具体情况下是否遵循了正当的程序。而在12世纪末, 由陪审员根据案情的了解来解决纠纷的陪审团制度由于较原始的神明裁判法更为公平而被英国法院采用。被告人有权利聘请律师并让其为自己辩护, 法庭不能对被告人使用残酷的刑罚以获得被告人的口供等普通法习俗自13世纪起在英国使用, 并逐渐成为英国社会公认的基本权利。
英国《大宪章》第三十九条规定作出如下规定:“……‘除非经由贵族法官的合法裁判或者根据当地法律’, 不得对任何人实施监禁、剥夺财产、流放、杀害等措施”。这一规定成为英国公民基本权利的起源并奠定了未来公民权的法律保护。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于1354年颁布了一项法令:“任何人, 无论其身份、地位状况如何, 未经正当法律程序, 不得予以逮捕、监禁、没收财产……或者处死”, 这条法令被称为“自由令”。《大宪章》第三十九条和“自由令”被认为是最早的程序正义的渊源。所谓“正当法律程序”的条款是由美国联邦宪法第五条和第十四条修正案所确立的, 其承认和保障了程序正义观念。第五条规定:“未经法律的正当程序, 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第十四条修正案将正当程序的适用范围进行了扩大, 适用范围包含了州的诉讼, 到此时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得以确立。英国法律中所表述的“自然正义”也就是我们通常表述的正当程序法律原则, 它是英国司法制度中的一条最基本的法则, 根据这一原则, 以下两项要求应当被遵循:第一, 任何人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 即自己不能当自己的法官;第二, 法官应当在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的基础上进行判决。以上两项要求是法官在解决纠纷时所应遵循的最低限度程序公正的标准。由于这两个要求是关于程序本身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因此这实际上构成人们所公认的程序正义观念的基本内容。
关于正当程序与程序正义观念的关系, 谷口安平认为将“正当程序”的内容理解为“恰当的告知和听取”时, 在内容上看, 正当程序和程序正义是相同的。
二、法的程序与实体
程序正义是一个范畴很广的概念, 而在谷口安平看来, 程序正义的范围得到限缩, 其仅是指司法正义。谷口安平在书中写道:“审判结果是否正确并不以某种外在的客观标准加以衡量, 而充实和重视程序本身以保证结果能够的到接受是则是其共有的精神实质”“只要严格遵守法律程序, 结果就被视为是合乎正义的”, 从他在书中的表述可知, 程序虽然仅是一种形式, 但其意义并非是形式的而是实质性的, 是具有独立性的。这又涉及到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的问题。
以前一般所理解的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即:实体法是目的, 而程序法只是实现实体法内容的手段和方法, 因此程序法也被称为“助法”或“附带性规范”。但是谷口安平认为, “诉讼是实体之母, 或程序法是实体法之母”。
过去普遍观点认为, 程序法与实体法无先后之分, 是同时产生的。谷口安平指出从英国法和罗马法早期的历史来看, 英国法所采取的诉讼程序和罗马法中最先发展起来的诉权都证明了在不存在实体法或实体法规范不甚清楚的时期, 程序法就已经出现了。一方面, 程序法所规定的具体程序要求尊重和实现人民通过民意代表所制定的法律及其法律中体现的民意。由此看来, 确实可以说实体法是目的, 而程序法是只是实现实体法的手段, 但另一方面, 因为实体法的条文总是表现为一般的命题规范, 因此其内容的显现必须通过具体案件的处理, 只有在处理了一定量的具体案例之后, 才能得出实体法中某项条文具有的内容。从这一角度来看, 程序法不仅仅只是所谓的“助法”, 其可以说是在不断地产生和发展实体法, 这一点从英美法系中判例的存在也可以看出。尤其在实体法存在漏洞或实体法的规范与现实生活有不平衡之处时, 程序过程本身产生和发展实体法表现得更为明显。“并非具有任何样式的诉讼都需要以实体法的一般规范性命题为前题, 并不‘依法’进行的审判不仅存在于历史上, 在今天也完全可能”, 上述观点由此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从上面论述可以看出, 把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才能完整地理解程序法和实体法的关系。
三、程序正义的内容
关于程序正义的内容, 很多学者都探讨过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例如萨默斯提出的“程序价值”理论中总结出了符合程序价值的十个要求。谷口安平在书中总结了程序正义的内容, 他从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一) 确保利害关系者参加的程序
“获得审判的机会”原则是对确保利害关系者参加程序的另一表述。促进判决的可接受性是程序正义的基本功能之一, 而任何人都难以对一场与其利益攸关却没有陈诉自己理由的机会的审判的公正性产生认可并进而接受它, 因此, 在与自己利益攸关的诉讼中获得听审的机会是被广泛认可的程序正义原则之一。
谷口安平将利害关系者的参加进行了分类, 第一类为直接的参加, 第二类为间接的参加。直接的参与是指利害关系人以当事人的身份来参与诉讼活动, 后者是指当事人并不直接参与诉讼, 而是由代表其利益的人进行诉讼以实现程序参与的方式, 这种参与方式主要针对集团诉讼、团体诉讼, 这些诉讼由于人数众多的原因在诉讼过程中需要选代表人参加诉讼活动。对于这些间接参与诉讼的利害关系人, 谷口安平还主张通过缺席判决制度、公告送达参加诉讼的通知制度等制度的运用来保障其参加审判的机会。此外, 给予了参加的机会并不意味着已经达到了参加目的, 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所拥有的诉讼权利以及与此同时应当承担的诉讼义务的内容都应当为当事人所知晓, 在此基础上当事人能够作出相应的诉讼行为, 例如当事人能够在明确自己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以主张自己的诉讼请求。这些都要求法律来进行明确的规定以确保利害关系人的参加。文章中, 谷口安平对于在双方力量悬殊的案件中法官应依法行使的“释明权”以帮助力量薄弱的一方维护其合法权益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二) 参与“场所”程序的保障
这里的“场所”“包含着具有公正、中立、独立等性质和法官、律师的人选、训练等各种制度方面的特殊要素”, 即是指审判制度。程序正义对审判制度的要求大致有:
首先, 裁判者的公正性。程序正义要求裁判者必须要公正, 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 现实生活中有两个因素影响着裁判者的公正性:一是存在利益冲突或偏见, 如果裁判者存在偏见或对诉讼结果有利益冲突, 无疑是很难做到公正;二是缺乏独立或者具有与公正独立相冲突的职能, 若裁判者受到自身以外的组织或人的控制或裁判职能与其他职能存在交叉, 其独立性就受到了破坏, 进而裁判的公正性就难以保障, 如法官兼行侦查职能与起诉职能就易对案件事实进行预先的裁断。由上述分析可看出, 要保证裁判者的公正性要达到两个要求:纠纷解决者不应有支持或反对某一方的偏见, 结果中不应含纠纷解决者的个人利益;法官具有独立性。
其次, 程序的对等性。这就要求裁判者应对各方当事人给予平等的注意:各方当事人在对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时都应当拥有机会来应对, 这种机会应该是平等公平的;禁止单方联络, 即一方当事人在另一方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与法官进行联络, 使法官单方面从利害关系人处获取信息。
再次, 程序的自治性。这要求裁判者应当根据其在审判过程中认定的案件事实以及对法律适用的理性认识来作出裁判, 并且裁判的作出不应出现在庭审开始之前或者庭审正在进行之时, 其作出应当在审判活动结束之后。
最后, 程序的及时性和终结性。裁判的结果应当及时产生, 这是对审判效率上的要求;程序的终结的标志应当是一个最终裁判的得出。
(三) 程序参加的结果展示
这一内容即是所谓的“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 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在大陆法系国家, 判决结论的给出必须附以理由以阐述决定得以作出的依据。判决理由的陈述应当具有两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对事实认定方面的陈述, 第二个方面是对法律结论方面的陈述。事实认定是法律论证的前提条件, 具体是指裁判者在案件中认定的最终的案件事实。法律结论不同于事实认定, 其是一种逻辑结论。要求判决者陈诉判决理由的原因有很多, 下面简述三种:
第一, 能够防止专断。对于判决理由的陈诉即要求对判决结果提供说明, 若不能根据案件个别情形为判决结果作出说明, 那么在这种基础上作出的判决必然是专断的。
第二, 防止错误。裁判者进行事实认定的陈述必然是建立在其相信其所认定的事实即为真实情况的基础上的, 而更为准确的事实认定更易产生正确的判决。且在陈述法律结论时, 更易发现逻辑推理上的漏洞并对此进行纠正。
第三, 可以增加判决的可接受性。当一项判决是附带理由的, 人们对于它的接受度会更高, 即使当事人并不同意判决的结果, 当其听到判决理由的陈述时, 至少会感觉自己的请求并未被无理地拒绝了, 若其仍不接受判决, 判决的理由也可以让其他人增加对判决的信任。
不同于大陆法系国家, 在普通法系国家, 判决结论的给出不需要阐述依据理由, 这种程序正义即结果公正的现象出现是因为其陪审制度。在谷口安平看来, 在决定给出的同时阐述理由并不是程序正义得以实现的绝对条件, 虽然这仍然是其实现的重要因素, 可见其对程序的推崇。
四、程序正义的功能
(一) 实现实体内容
谷口安平认为, 程序的保障是为追求程序的正义而设计出的, 是一些制度上的方法和方式;程序的正义是借由上述方法和方式将事实真相更快查清而得以实现, 与此同时诉讼外法律关系也得以确定。由此可以看到, 公正的程序比不公正的程序更容易产生公正的结果。
程序正义在实现实体内容的作用上又可以分为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是程序的工具性, 这一功能包括了通过程序将实体法规定由抽象变为具体、保障裁判结果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等。其二是程序的独立性功能, 这一功能表现在通过程序来弥补实体法不足, 主要方法是通过程序制定和发展实体法。
谷口安平同时也在书中指出了夸大程序正义的消极后果, 这一消极后果主要体现在实体内容部分上。他认为传统法学理论中的审判三段论由于过于强调法官在诉讼程序中的权威性, 从而使当事人并非处于诉讼主体的地位, 反而处于客体的地位, 有违程序正义。
(二) 实现审判的正当化
公正的程序对于当事人来说无论是在客观实践上还是主观心理上, 都是一种保障。如果当事人认可程序的正义性, 无论其是否胜诉, 都会承认审判的结果。事实上审判制度的公正有利于树立审判机关的权威, 同时有利于增加公民对审判的信任度, 使其在产生纠纷之后倾向于通过司法途径进行解决, 进而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 而且由于这种信赖感的广泛存在, 这些由审判机关作出的裁决的影响往往不局限于具体案件的当事人, 还对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起到了制约作用。反之, 如果当事人认为程序是不公正的, 就不会接受审判结果, 上诉案件以及再审案件因此会增多, 从而造成法院负担的加重, 甚至会引发人们对于司法的不信任感而使其试图从法律之外寻求纠纷解决的途径, 且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性, 这样无疑就违背了法律以及审批制度设立的初衷。因此, 审判制度的正当性是其存在的基石, 如果缺乏正当性, 会使审判程序难以维持。在谷口安平认为, 程序正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其能够赋予审判正当性。他指出, 程序的正当性具有一种结构化和一般化的特质, 其不局限于某个具体案件的处理和个人意志, 它体现的是对人的尊严维护。
由于“人们判断审判结果的正确性一般只能从制度上的正当程序是否得到了保障来看”, 而同样的, “程序公正的标准是相对的, 一般需要借助于程序最后导出的结果反过来验证程序设计是否公正”, 因此, 程序正义实现实体内容的功能和实现审判正当化的功能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这里应当看到, 程序正义的实现并不意味着一定出现实体正义的结果。从判断标准来看, 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也并不是一定相同的, 符合程序正义的结论不意味着其一定也符合实体正义, 有的时候甚至可能会出现公正的程序阻碍真正公正结果的形成的情况。
五、结语
“重实体, 轻程序”是我国法律在过去和现在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现状, 不管是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上, 程序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人们对实体正义的追求远远超过对于程序的关注。而强调程序在保障实体法实施方面的作用和意义、否定程序本身具有的独立价值和品质的程序工具主义反是“我们的一种传统, 程序的设计者尽管在理性上试图离开传统的怀抱, 但由于种种原因, 终究可能还是在传统的氛围中呼吸自如” (1) 。在我国现今的法律环境下, 谷口安平对程序价值的强调有利于加强人们对程序问题的重视, 对于发展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理论, 深化对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制度的研究都有参考价值。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