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后送系统（精选4篇）
医疗后送系统 篇1
摘要：介绍了美军战术医疗协调系统(TacMedCS)和挪威医疗后送支持系统(EvacSys)功能,追溯其系统更新换代的发展历程和所取得的各类测试成果,启发并指导军队医疗后送信息系统建设,避免走弯路和盲目性建设,并提出整合军队现有的野战信息资源的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医疗后送系统,战术医疗协调系统,后勤信息化建设
1 引言
为确保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各国不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不仅在指挥、控制、装备等研究领域应用了大量的高新技术,建立了各种作战模型,运用了“全资产可视化系统”、“作战后勤保障系统”、“全球战斗保障系统”等信息控制手段,使指挥决策部门能够不间断地跟踪和掌握战场动态[1],而且也将卫勤保障信息化提到了从未有的历史高度。以美国战术医疗协调系统(tactical medical coordination system,Tac Med CS)[2]和挪威医疗后送支持系统(evacuation support system,Evac Sys)[3]为代表,在经历了10多年的发展,多次的技术升级和设备改造,参与包括阿富汗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自由行动[4]等实战检验,经过各类复杂环境的测试和改进,其已成为目前国际上为数不多且最具实战意义的医疗后送系统。
2 Tac Med CS与Evac Sys
2.1 Tac Med CS
第一代战术医疗协调系统的研制始于2001年,是在当时没有RFID芯片情况下,首先由美国海军航空医疗研究实验室(naval aerospace medical research laboratory,NAMRL)承担研制任务,其主要功能是在战场环境下简单地跟踪伤员。该系统笨重且只能放在手提箱里。
第二代战术医疗协调系统已经开始引入了RFID芯片和技术,由美国海军陆战队生化反应部队(marine corps chemica biological response force,CBIRF)研发,其功能更为强大,已经可以实现对伤员位置的跟踪和对伤员呼叫的响应,并在2003年冬天通过海军陆战队战争实验室(marine corps warfighting laboratory,MCWL)的LTA(first limited technology assessment,LTA)1测试。
第三代基本型系统引入了手持读写器,在便携性方面有较大的改进,并在伊拉克自由行动中(operation iraqi freedom,OIF)配备于美军的第三野战医院(fleet hospital 3),用于伤员身份识别,记录了从伤员接收、手术、护理及后送全过程信息,并实现将这些信息发送到各级中心服务器,但是这一级还没有包含任何的卫星通信功能。而在该代改进型中就解决了与卫星的通讯问题,通过在三代基本型中加入卫星电话,实现了与卫星的无线通讯,并将伤员救治信息通过位于美国夏威夷州的网关和国防信息系统代理服务(defense information systems agency)发送到中心服务器,实现Internet上授权用户的数据查看(见图1)。该改进型版本在2004年夏天和冬天分别通过了LTA 2和LTA 3技术测试,在性能、价格、可用性、可携带性方面都有了比较大的改进,但也存在以下2点不足:(1)由于RFID读写器Minec缺少一个完整的键盘,导致输入1个字符要按2个按钮,数据的输入比较繁琐。(2)由于卫星电话与读写器之间仍要通过物理介质连接,其接口处可能受到恶劣环境中沙尘的污染,经常出现连接问题,影响信息的传输。
第四代系统由海军陆战队战争实验室(MCWL)开发,实现了将卫星电话集成到了RFID读写器中,使得两者不需要再进行物理连接,进一步增强了系统的可用性,另外,在将数据向卫星传送的过程中,改以往连续信号为脉冲信号,达到高效的数据传输,由于脉冲信号不容易被打断和监听,从而提高了信息传输的安全性;在软件平台设计上也更加人性化,不仅用高亮度的彩条来代替之前的黑白按钮,还增加了导航功能,增强了系统的操作性,降低了用户的误操作率;该版本在防震和电池寿命的设计和应用上也大大改善,减少了设备被摔坏返厂维修的几率,更容易适应战场恶劣环境下工作的需要。这一代系统于2005年夏天通过了LTA 4和LTA 5测试。
第五代系统(即美军目前正在使用的版本)安装在i PAC便携式计算机内,并与现行美军健康保障技术应用系统(armed forces health longitudin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AHLTA)所用的移动设备相互兼容。目前这一版本有精简版和专用版:精简版不具备卫星通讯功能,常被用在具有成熟通讯设施的环境下,以及不需要进行卫星通讯的领域;专业版则带有强大的卫星通讯功能,通过将精简版i PAC插入到一个拥有定制电路的盒子里,就可以实现与卫星的脉冲通信功能,该盒子是经过专门设计且具有较强的抗震和防震的能力,可以保证在战场恶劣条件下使用,它在2007年5月通过LTA 6测试。
从美军战术协调系统经历的五代历程来看,美军近十年不仅在医疗后送软件设计[4]和模型优化方面下了工夫,而且更加注重贴近实战应用,更加强调严格的测试,以达到适应野战恶劣条件下应用的目的。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三代改进系统以前,系统在功能方面的考虑较多,包括射频技术的应用、卫星通讯的实现等;但在每一代,尤其在三代改进型系统以后,所有的技术升级和设备改造都更注重系统对环境的适应性、应用的稳定性、设备的兼容性、操作的人性化、界面的友好程度以及批量生产成本等设计理念的关注。可以看出,在野战复杂环境下,信息系统能否应用、是否好用、是否受官兵欢迎、乃至能否正常达到预期目的均是系统研制人员和实施部门重点考虑和衡量的重要因素。
2.2 Evac Sys
后送支持系统(Evac Sys)是在挪威和美国军队医疗人员的密切配合下设计和实现的,重点探讨在极端恶劣军事条件下对伤员救治和后送信息的获取与共享能力。该系统在2003年12月由挪威陆军第六医疗队在其北部军事演习中首次使用并进行测试和评估,评估结果显示Evac Sys的技术和设想均可行,被证实在医疗后送过程中可以较好地实现对医疗和后送信息的获取和利用。
在Evac Sys应用中,当士兵在战场上受伤时,配备有计算终端的医疗队伍起身去搜救(包括定位和救治)并将伤员后送到指定的安全救治机构,其步骤如下:(1)士兵在战场上受伤将被定位,进行快速分类并确定救治顺序。(2)医疗人员通过使用PDA从伤员佩戴的电子“狗牌”(又叫医疗信息卡,Mi Tag)中读取伤员的个人资料和历史记录,在对伤员进行初步救治后,又将伤员的生命体征和救治情况写入Mi Tag。(3)通过后送工具将伤员送到role 1(又称移动救护点)。在运输中,所有伤员的救治和观察信息将被记录并保存在Mi Tag中,同时,伤员的位置、期望的目的地、时间戳和ID等信息也一并记录在Mi Tag中。(4)在role 1中,伤员得到初步的治疗,且所有治疗信息将通过PDA被同时记录在Mi Tag和本地数据库中。(5)在role 1仍无法实施治疗的严重伤员,将被送到role 2(又称野战医院)接受专门治疗,且通过无线电数据通信方式(如:multi role radio,MRR)将role 1数据库与role 2进行同步,保证伤员在离开role 1前往role 2途中其详细的医疗信息已经到达role 2,为即将到来的伤员做好救治准备,实现“早期的医疗预警”(medical early warning)。(6)伤员在role 2接受专业的治疗后,其信息全部写入Mi Tag,并与军队电子健康档案数据库中心同步,从而完成对伤员救治和后送信息的记录、共享和利用(见图2)。
Evac Sys的体系架构是相当灵活的,并可通过配置来满足多种需要。PDA和平板计算机(Tablet PC)是用来更新医疗信息卡(Mi Tag)内的信息,部署在role 1和role 2中,与本地数据库连接。所有的这些终端,包括床侧的、战场上单机的以及运输工具内的都同样运行着Evac Sys客户端软件,不同的是,床侧的终端还运行着一个同步软件,保证终端上数据与本地数据库数据同步。本地的数据库还通过无线电接口应用程序与远距离的无线电单元连接,实现本地数据库信息与其他部署有Evac Sys的单元进行无线通信。
该系统的测试环境相当恶劣:(1)假设所有测试过程均在森林和山地中进行。(2)在整个测试过程中经历了雪天、雨天和湿滑的地面;温度变化范围在-5~3℃;1辆急救车需要绕道2 h才能从role 1到role 2。(3)全部在夜间进行测试。(4)从发现伤员到其在role 2中稳定下来需要2~4 h。(5)从战场到role 2的距离是5~10 km。(6)在后送链的所有节点使用了相关的设备。(7)Evac Sys客户端应用有时需要重启,但不存在关键技术问题。
从挪威Evac Sys的测试目的和设计的主要功能来看,与美军战术协调系统一样,它们共同点都是非常重视系统使用的实战性场景,尤其是Evac Sys更加突出系统使用的恶劣环境。其次,该系统尤其注重救治和后送各阶段数据的同步和信息的完整性。第三,该系统非常注重数据的共享和利用,强调早期医疗预警的重要性。当然,该系统在测试过程也非常重视各类人员对测试内容的反馈,从而使该系统与美军战术协调系统并列成为现阶段为数不多的具有实战意义的救治与后送系统。
3 我军的医疗后送系统
我军的医疗后送系统起步较晚,经历了从早期的跟踪、借鉴到现阶段能初步根据我军卫勤所承担的任务需求和特点自行研发,它主要由电子伤票系统、医疗救护系统、基地医院信息系统、医疗后送监护系统以及各保障分系统组成。目前,该系统正按照全军一体化指挥平台的标准要求,融合射频、网络、通讯以及数据库等技术,突出战时伤员救治这一主线,拟实现对伤员信息采集自动化、医疗文书电子化以及信息传输网络化,实现野战条件下医疗救治和后送信息的共享与利用。其中,电子伤票系统主要解决对伤员伤情、伤势等源头信息的采集与存储,适合于战场的火线急救;医疗救护系统主要用于产生、记录、完善和存储伤员各类救治信息,并形成后送计划,它贯穿于紧急救治、早期治疗和部分专科治疗过程;基地医院信息管理系统主要承接来自医疗救护系统伤员的部分专科治疗和康复治疗的信息管理,还部分承担基地医院平转战等卫勤保障管理;医疗后送监护系统提供对伤员救治、后送和战时各类卫生资源的监控,主要为后勤首长、机关提供指挥作业和决策支持,以及部分保障支持系统的接口与传输;其他像野战防疫管理、血库管理、装备维修管理以及药材管理等分系统分别担负着医疗救治与后送的各类保障任务。
可以看出,我军的医疗后送系统在研制方面已取得一定经验。尤其近5年来,系统能坚决贯彻顶层设计理念,按照“一网一库一系统”的建设目标,在构造完整的医疗后送数据链方面成效显著,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与外军在该领域的距离,部分缓解了我军信息资源匮乏的现状。然而,与外军成熟的医疗后送系统相比,我军系统存在以下几点不足:(1)我军系统更强调单纯的业务功能,对系统软硬件的应用环境和野战实施的可行性研究较少,甚至缺乏专门的测试机构和认证标准,非常不利于系统的推广应用,一旦在演习过程中遇到不实用、不好用或者不管用的问题,才开始着手考虑设备与软件结合的可用性、实用性问题,这会延长系统的测试周期,拖延软件系统的应用进程。(2)我军现有的医疗后送系统与大部分“军卫系统”类似,仍侧重于业务流程,整个系统中各子系统的数据传输主要还是依赖于伤员流,仍靠伤员流的信息流动来驱动各类救治和后送信息的传输,没有充分考虑利用信息网络和通讯的优势,严重影响了一线野战救护人员的救治能力,无形中增加了他们的负担。(3)鉴于我军基础通讯设施建设不足、战时机动通讯设施和通讯手段比较单一的现状,现阶段有必要开展多元化、具备互补的信息传输研究和基础设施投入。(4)与Evac Sys相比,我军电子伤票的容量极其有限,与记载和存储包括影像等各类诊断信息在内的野战病历还有一定差距。(5)从横向看,我军的医疗后送系统进行了初步联调联试且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纵向上与后勤指挥系统、各类一体化保障分系统互联互通的研究和测试还有待于进一步增强。(6)现有我军医疗后送的Oracle数据库平台在早期治疗、专科治疗方面应用得比较好,但在紧急治疗前的应用往往会遇到维护困难的问题,因此,要寻求“一库”这一系统目标,应充分考虑其野战条件下应用特性、应用范围和维护人员的层次情况。
4 对我军医疗后送系统的思考
对比我军医疗后送系统与外军成熟医疗后送系统,我们既要看到已取得的可喜成绩,更要看到自己的差距;既不要盲目自喜,更不要悲观失望。卫勤信息化建设同样具备低成本扩张的特性,它为我们提供了后发优势,提供了迎头赶上的动力和可能。
总的来说,我军后勤信息化建设目前正处于积极探索、稳步推进的阶段,特别是近几年,围绕后勤指挥管理自动化、保障资源可视化、后勤装备信息化进行了大量的探索性工作和基础性建设,但发展不够平衡,问题还不少,总体上还未形成体系和规模。要实现卫勤保障的信息化并形成战斗力,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1)把以医疗后送系统为代表的卫勤信息建设放到大后勤信息化建设中考虑,严格落实“顶层设计,底层做起”的方针,制定好后勤信息化建设的各类标准、规划建设计划并架设完整的体系结构。(2)卫勤的信息化过程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不能面面求全或自成体系,凡是能依托国家的,应当尽量依托国家,集中力量干好必须自己干的事;对于物资编码、采购标准,应在做好安全措施的基础上,尽量采用国家标准、商业标准;在战技指标方面,尽量与军队信息化系统接轨配套。(3)立足我军现阶段卫勤保障需求,以信息化牵引机械化,以机械化促进信息化。(4)加快信息网络和通讯平台等基础建设步伐,提高卫勤“动中通”的保障能力。(5)卫勤信息化建设要着眼形成一体化保障能力,强化与后勤指挥系统集成并形成战斗力。(6)提倡“医疗的早期预警”,提高医疗数据的共享程度和利用水平,充分发挥无线网络、卫通车,乃至卫星的通讯平台和通讯手段。(7)充分利用射频技术,开展大容量野战病历载体的研究,确保野战条件下即使通讯受到干扰,病历也能正常记录。(8)从信息化角度来看卫勤的信息化建设,改伤员流为信息流,改业务流程为数据流程,力求达到信息共享和利用的最优化、最大化。(9)建立一种在整个卫勤保障系统都能满足应用和易维护的数据库,改Oracle数据库为SQL Server数据库,以利于不同梯次人员的数据维护。(10)卫勤系统研发各阶段都应适时进行必要的战场场景测试,避免出现研非所用,用非所研的尴尬局面。
医疗后送信息化是卫勤信息化的一个缩影,其建设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应立足于卫勤保障的使命任务,紧贴后勤信息化的总体要求,充分利用已取得的成果,调用各方有力的资源,在统一框架下分阶段、有步骤、按计划实施,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建设适合我军卫勤保障体系的医疗后送系统。
参考文献
[1]胡喜飞,郎为民.美军全资产可视化系统简介[J].科技信息,2009(15):15.
[2]Diane Williams.Tactical Medical Coordination System[R].SanDiego:Naval Health Research Center,2008:7-91.
[3]Stale walderhaug,Per Hakon Melanda,Marius Mikalsena,et al.Evacuation support system for improved medical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 flow in the field[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calinformatics,2008,77:137-151.
[4]Jeffrey C S.Echelons of care and aeromedical evacuation from the Middle East Area of Operations[J].ADF Health,2008,9(1):9-14.
医疗后送系统 篇2
关键词：北斗卫星定位,伤员搜救,后送,远程医疗,信息系统
1 引言
根据急救学理论,伤病员急救的黄金时间是在其受伤或生病后的第一个“1小时”,如果在受伤或突发疾病后的第一个“1小时”内对其进行生命支持和生命体征监护,即伤病员在现场被发现后,根据情况及时给予供氧、输液,并对其呼吸、心电、体温等生命体征进行监护,那么,伤病员的死亡率就会大大降低[1]。这就要求卫勤保障要在最大限度上实现“医疗与士兵同在”(medical present with a soldier),狠抓一线伤员救治,切实降低伤员阵亡率和伤残率,需要将救治手段前伸到每一个单兵。
为了适应信息化条件下作战后勤保障的需求,后勤装备将向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2]。在远程医疗迅速发展的今天,基于信息系统的辅助救治对降低伤员搜救难度,缩短伤员搜救时间,提高卫勤保障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愈来愈成为现场急救的趋势[3]。士兵在战场上受伤能够立即报警求救;指挥调度中心能够自动区分伤情并作出处置预案;卫生员能够及时地接受调度中心的搜救命令,并根据卫星导航的引导展开搜索、救护,形成电子伤票,并将电子伤票通过卫星通讯传输到数据库服务器,同时卫生员还可利用远程医疗系统得到远程指导,对伤员实施紧急救治;重症伤员在后送途中,各级救治阶梯可以预先获得该伤员的受伤情况,为进一步抢救提前做好准备。因此,开发一种适合于一线救护的伤员搜救与后送、远程医疗系统亟待所需。
实现伤员及时搜救与后送的关键是能够及时、精确定位和导航到呼救伤员,而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由2颗地球静止卫星(GEO)对用户双向测距,由1个配有电子高程图库的地面中心站进行位置解算[4]。定位由用户终端向中心站发出请求,中心站对其进行位置解算后将定位信息发送给该用户。它可以在服务区域内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为用户确定其所在的地理经纬度,并提供双向通信服务。
与传统使用GPS定位的导航系统相比,使用北斗卫星定位具有如下3个主要优势[5,6]:一是北斗系统同时具备定位与双向通信能力,可以独立完成移动目标的定位与调度功能;而GPS系统本身不具备通信能力,需要和其他通讯系统结合才能实现移动目标的远程定位与监控功能。二是北斗导航系统目前是区域性导航系统,覆盖中国及周边国家和地区,24 h全天候服务,无通信盲区。据《解放军报》2011年7月28日报道,到“2020年左右,将建成由30余颗卫星组成的北斗全球导航系统,提供覆盖全球的高精度、高可靠的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而GPS系统现在就是全球性导航系统。三是北斗系统是我国自主系统、高强度加密设计,安全、可靠、稳定,特别适合军方应用;而GPS系统则是由美国军方控制。
2 系统总体架构
根据我军医疗后送体制和伤病员“时效救治”[7]的需要,立足我军现有远程医疗技术,结合国内外同类研究的经验,跟踪当前最新医疗技术和通信手段,基于北斗卫星定位的伤员搜救、后送与远程医疗系统体系旨在实现单兵作战能力的实时监控,单兵终端可以采集和存储战场上每个士兵的地理位置信息、生命体征信息、音视频信息等,并根据需要,将这些情况通过卫星传输给卫生员终端和指挥调度中心;指挥员可根据这些信息监视其部队的战斗状态;伤员受伤后,该伤员所携带的单兵终端立刻报警,并将该伤员的所处的地理位置、生理状况等发送给指挥调度中心;当报警信息进入指挥调度中心,辅助决策专家系统可自动对这些伤员的伤势严重程度进行评价和分类,确定这些伤员的距离和方位,并将有关处置方案依次发送给卫生员终端;卫生员根据这些信息,精确定位伤病员,并可利用“军卫二号”的远程会诊功能,在救治和后送途中,得到远程指导和支援救治。该系统的主要特点如下:
(1)终端设备将卫星定位、生命体征监测、信息传输进行全面融合,实现了终端设备的微型化和智能化。
(2)全程使用卫星通讯方式,卫星通讯覆盖区域大,通信距离远,带宽大,不受地理条件的限制,组网方式灵活,可以适应战场环境的变化。
(3)各级救治机构可以预先得到伤病员的生理状况信息,利用辅助决策专家系统进行伤情评价与分类,为伤病员的进一步有效救治争取时间。
(4)使用北斗卫星定位系统,使伤员能够及时、准确地报告在战场上的地理位置,大大提高了定位精度和可靠性。在指挥调度中心的统一调度下,能够实现救治力量的最优配置,对伤病员实施及时、有效的救治。
(5)“军卫二号”的远程指导和远程会诊,可实现战场卫生员、后送途中以及后续的各级救治机构的远程支援救治。
系统主要由4个子系统组成:数字化单兵终端系统,数字化卫生员终端系统,后方医院远程会诊系统,指挥调度中心系统,系统总体结构示意图如图1所示,系统数据流程如图2所示。
图1系统总体架构示意图
3 系统实现方案
3.1 单兵终端设计
单兵终端是整个系统运转的出发点,它是将高级环境传感器、无创性生理传感器和信息处理系统、定位系统及多种无线通讯系统相结合的一个小型装置,将身体监测技术和无线通信技术相结合,以仪器的微型化和智能化为目标,同时特别强调了低功耗与操作的简单化;目前单兵终端有头盔式[8]、背负式[9]、穿戴式[10]和腕带式[11]等多种形式。按照功能划分,单兵终端由智能数据采集模块、数据组织模块、数据传输编码与存储模块、数据发送与接收模块,如图3所示。
智能数据采集模块可以不断采集士兵地理位置信息、生命体征信息和音频视频信息,地理位置信息是准确、快速定位士兵所在位置的基础,生命体征信息实时判断士兵的作战能力。
数据组织模块将采集到的数据按照用途归并、编码和处理。比如,将地理位置信息编码为北斗卫星定位所需要的格式;依据电子伤票的要求,将生命体征编码为生理状况基本信息,音视频信息需要使用国际标准的音频、视频、图像编码标准进行组织。
数据传输编码是根据重要程度、网络通讯情况将需要传输的信息采取可伸缩分级传输,即先编码传输权重高的信息,再编码传输细节信息,后一级传输信息是对前一级传输信息的补充和细化。数据的本地存储模块将编码后的信息存储在本地的存储卡片中,在需要的时候可以进行回放分析。
数据发送和接收模块负责及时、准确、安全地发送和接收数据,一般包括按照通信协议编码和解码数据、加密和解密数据内容等模块。
3.2 卫生员终端设计
卫生员终端由卫星定位模块和卫生员PDA组成。其中卫星定位模块用于获取卫生员的地理位置信息和伤员所在地理位置,达到精确定位求救伤员的目的。卫生员PDA模块可以接收指挥调度中心的救治指令,到达伤员所在位置后,自动识别单兵终端,通过无线交换数据,获取伤员基本生理状况信息,辅助卫生员进行伤情评分并完成电子伤票的填写,最后能够将电子伤票传输到指挥调度中心的数据库服务器中,以便各级救治机构利用,卫生员终端的工作流程如图4所示。
3.3 指挥调度中心设计
指挥调度中心对士兵求救信息处理需先后经历5个阶段,这5个阶段是在指挥调度中心的统一部署调度下,从报警信息开始到搜救实施过程中开展的一连串具体行动,具体流程如图5所示。
这5个阶段具体是指:接收报警阶段,该阶段调度中心接收士兵终端的求救报警;审核分类阶段,首先尽最大可能获取报警士兵详尽的信息,借助辅助决策专家系统对伤情进行评估和分类;处置计划阶段,是依据伤员的伤情和所在方位,从全局最优角度出发,制定搜救距离最短、救治方案有效的搜救计划;搜救实施阶段,是指将有关处置方案依次发送给卫生员终端,实施及时有效的搜救;善后评估阶段,是指卫生员单元实施救治伤病员后,向指挥调度中心报告伤员电子伤票、处置措施、救治效果等信息,调度中心进行统计、挖掘、分析,优化辅助决策专家系统和处置方案的制定。
3.4 辅助决策专家系统
辅助决策专家系统可以根据伤情的不同而求解得到一个专家级别的处置预案,专家系统运行有2个前提条件:一是要具有一个较为庞大的知识库,知识库是某个领域内的知识和经验的总结,它包含一系统的规则,一般规则的表示形式是IF-THEN结构,IF后面是条件,如果条件为真,就执行后面的动作;二是要求卫生员终端能够记录伤员的伤情、处置方案以及救治效果并反馈回专家系统。专家系统工作流程如图6所示。首先由后方医院等专家组建一定规模的知识库,当伤情发生时,一线救护的卫生员可借助手持PDA将伤员伤情发送给专家系统;专家系统根据伤情和知识库计算出合理的预案,在后方医院专家的人工远程指导下生成处置预案并发送给卫生员终端;卫生员采取救治措施后,可以将处置方案和救治效果反馈给专家系统,以便专家系统自学习,进一步完善专家系统的知识库。
3.5 野战远程医疗系统
野战远程医疗信息子系统主要包括远程指导和远程会诊[12]。远程医疗能将医疗专家系统投送到地球上任何地区,它的目的是提高伤病员生存能力,用于对疾病和非战斗损伤的诊断和治疗,对战地卫生人员进行训练。它可以用于野战救治的各个阶梯。它能通过无线电和卫星通信系统对声音、数据静态图像和全运动视频数据进行传输。依托总后远程医学信息网,整网结构的数据链路的拓扑结构采用了星形网结构,如图7所示。
图8是远程会诊工作信息流程图[13],图中箭头代表信息流向。工作时,远程会诊首先借助于全军远程医学信息网络和后方站点医院建立点对点的通讯连接,然后通过远程会诊的信息采集、信息处理、卫星通讯等功能单元,将前方的信息资源(如医护人员、伤员的声音和动态图像,X线胶片、静态图像,其他医疗单元的实时信息等)传递到后方会诊医院;同样,后方医院的专家会诊意见通过远程会诊的卫星通讯、信息处理和信息表达等功能单元返回到前方,为前方医护人员实施的医疗处置进行远程指导。前后方的信息交流可实时进行。
4 讨论
进入信息化条件下作战的今天,一方面,战场搜救与后送、医疗体系中,硬件装备经历了从微光夜视、红外寻找、无线电搜寻与通信,到雷达生命探测、GPS定位导航、卫星定位导航与通信,使伤员搜救的范围从白天延伸到黑夜,从数十米扩展到数千米,甚至数十千米,从地表延伸到被掩埋的地下,极大地提高了伤员搜救的能力和效率;另一方面战场搜救与后送、医疗信息管理系统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孤立系统到一体化的改变。战场搜救与后送、医疗水平的高低反映出军队的兵员素质、救生装备的性能、搜救与医疗信息管理系统等的综合能力,缩短搜救时间,对挽救遇险官兵生命、维持和恢复部队战斗力、鼓舞士气有着重大意义。
基于北斗卫星定位的伤员搜救与后送、远程医疗系统是一套软硬件结合的系统,终端的硬件设备是一套便携式卫星定位、生命信息监测和信息传输系统,它是将高级环境传感器、无创性生理传感器和信息处理系统、定位系统及多种无线通讯系统相结合的小型装置,将身体监测技术和无线通信技术相结合,达到了仪器的微型化和智能化的目标。软件系统立足于我军现有远程医疗技术,利用当前最新医疗技术和通信手段,提出了一整套伤员搜寻、后送与远程医疗体系架构,构建了基于北斗卫星定位的伤员搜寻、后送与远程医疗平台设计方案。
医疗后送系统 篇3
1 空中医疗后送力量的发展过程
1.1 空中医疗后送诞生的历史背景
纵观人类战争史,20世纪之前的绝大多数战争都是强调军事行动的结果而忽略士兵存亡的,部分原因是当时的医疗水平有限,人们还没有意识到细菌的存在,在很多情况下即使要对伤员实施救助,也缺乏有效的方法。在美国内战中,细菌理论首次被引入战场,人们认识到了通过大规模救治伤员来保存战斗力的可能性。虽然当时的医院都是未经消毒的,但军方却开始使用两轮和四轮的“救护马车”。然而由于连这种救护车也是短缺的,以至于在1861年7月21日Bull Run的第一次战斗结束3天后,还有3000多名伤员躺在战场上,既得不到医治,也没有被后送到后方医院。在这种情况下,军队逐渐意识到建立一个伤病员医疗后送系统的必要性。在美西战争中古巴战场,因为十兵们不适应热带环境,由黄热病和疟疾造成的减员非常严重,所以美国陆军批准采用了早在1862年就已被提出来的“利特曼计划”,即建立专门负责伤员后送任务的连队,配备特殊的救护车辆,实行逐级转移的链条式后送。“利特曼计划”中提到的各项原则为今天的医疗后送体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2]。
随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尽管有了引擎发动机,救护车的后送效率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由于芥子气等化学毒性武器的出现和传统武器杀伤力的提高,战场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人批量伤员。此时,医生们发现,如果伤员可以在受到细菌感染前或已受到感染的伤员在病情加重前被送进医院,那么死亡率会明显下降。这就让指挥官们意识到了提高伤员后送速度的重要性。在空前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子弹已经不再是最主要的致命武器,80%的战斗减员是由炮弹或炸弹导致的。血浆的出现延长了伤员的生命,同时全球性的战场又迫切要求远距离后送,再加上飞机制造水平的不断提高,这样,空中医疗后送就因其具有独特的优势而作为一种新途径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1.2 空中医疗后送从诞生到成熟
第一次有记载的空中后送出现在1871年。当时因巴黎被德国人占领,法国人使用热气球将一些贵族和伤员送往大后方。但是热气球容易受到风向影响、行进速度慢且对地面火力几乎没有抵抗力,所以没有得到军方的肯定。第一次通过电机实施医疗后送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天战时期。1918年4月18日,法国军医Chaissang在当时的飞行员驾驶舱后方安插了一个小型担架,并使用这架改造后的飞机后送了一名伤员。同年美国也完成其第一次空中医疗后送,这是由空军上尉William,C.Oaker和陆军少校WilliamE.Driver完成的,他们同样改造了一架飞机,在飞机上安装了一个标准的陆军担架。然而,虽然此时空中医疗后送的方式已经多次得到应用,但因为当时的飞机性能不稳定,机身空间小,而且伤员时刻都暴露在高空中,气温寒冷,氧气稀薄,所以受到了许多军事权威的置疑。1936年,德国人发明了直升机(当时称为旋翼飞机),并曾计划要用它进行医疗后送。但在接下来的第二次世界人战中,直升机并没有成为医疗后送的主角。1942年8月,盟军部队发起了一次针对日本的反击战,并在随后的7天内动用大量飞机将13 000多名伤员运到了澳大利亚,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空中医疗后送[3]。1943年,超过173 500名伤员经空中医疗后送回到美国本土,1944年更是超过545 000人,到了1945年的战争最后阶段也有454 000人,3年总计超过100万人。由此,人们认识到了空中后送在远距离大规模医疗后送中的重要性。
同样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直升机执行的医疗后送也出现了,但是规模很小。1943年11月,美国人用Sikorsky R-6直升机进行了首次医疗后送飞行测试。这种直升机可搭载1个飞行员、1个医护员、2个伤员,直升机有2个外置的担架,并且可以随时装卸。1944年4月23日,有史以来第一次实战中的直升机医疗后送由美国人完成,执行任务的是Carter.Harman,他驾驶直升机将缅甸境内的一名伤员送到了印度境内军队医院。在朝鲜战争中,因为朝鲜半岛的道路崎岖而泥泞,救护车难以行进,大型飞机又找不到合适的降落场地,所以联合国部队不得不开始大量使用直升机进行医疗后送。人们很快发现,由直升机执行战斗区域内的医疗后送,不仅灵活度高而且速度快,最后统计结果显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重伤员的死亡率为4.5%,而由于采用了直升机,朝鲜战争中重伤员死亡率降到了2.5%。至此,空中医疗后送已经成为了一种成熟的医疗后送方式,以大型飞机和直升机为代表的空中卫勤力量受到了各国军队的重视,并成为了战场上不可缺少的角色。
2 空中卫勤力量的任务与作用
2.1 空中卫勤力量的总体任务
战时卫勤保障重点关注的是参战官兵的生命安全,力图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而未来战争中需要以精干作战力量为基础,形成综合系统优势和最大效能[4],因此卫勤力量必须高度灵活机动,在机动性上要与其所保障的部队相适应,快速部署、迅速展开,及时准确地救治伤员。根据未来战争中军兵种人员增多、医疗后送任务加重的情况,必须构建海上、空中、陆上立体的医疗后送体系,特别是加强应急机动卫勤力量,这样才能实现提高立体医疗后送保障能力的目标。空中卫勤力量是卫勤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任务是在战时负责伤员的医疗后送,即将伤员后送到相应的医疗救治机构,并在后送途中提供相应的医疗保障,尽可能地保证伤员在短时间内到达医疗救治机构,并且让伤员的生理和心理状态在后送途中保持稳定或者减缓恶化速度,提高治愈率,降低死亡率,保持部队的战斗力。
2.2 空中卫勤力量的任务区域
朝鲜战争是人类战争史上空中卫勤力量首次被正规且完整地配备到军队中来,因此,朝鲜战争期间制定的各种空中卫勤力量的任务执行区域划分、保障原则、操作方案等内容都为今天奠定了基础,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只有美国空军才拥有数量充足且性能符合战争需求的大型飞机和直升机,而美国陆军只有少量的小型飞机和H-13直升机,所以,在战争初期,几乎所有的空中医疗后送任务都是由空军部队完成的,截止到1951年1月1日,已经后送了1394人。后来,随着陆军前线医疗后送任务的加重,美国陆军逐渐拥有了隶属于自己的直升机,这样,隶属于空军的空中战斗搜索救援队就不再专门为陆军执行单兵的医疗后送任务[5]。为了分清任务范围,美国陆军和空军先后在1951年10月2日和11月4日进行协商并签署协议,加上美国海军之前与空军已经明确了任务范围,就形成了影响至今的空中卫勤力量区域分配方式。
原则上,海军使用的是自己的卫勤保障系统,它本身就有自我保障能力,有相应的舰船和直升机,一般不借助空军的空中卫勤力量执行任务。例如法国2006年开始服役的西北风级新型两栖登陆舰的首舰“西北风”号,作为兵力投送和指挥舰艇,该舰本身就可作为医院船,需要时可在直升机机库部署医疗模块可进一步扩充和提高医疗救护能力[6]。又如美国海军目前拥有两艘医院船“舒适”号和“仁慈”号,可以为海军自己提供卫勤保障。因此,海军的空中卫勤力量隶属于自身保障系统,一般不执行海军任务区域之外的医疗后送行动,在特殊情况下,海军可以向隶属于空军部队的空中搜索救援队请求支援,空军负责战略性大规模后送,主要是使用大型运载飞机对数量众多的伤员实施远距离后送,脱离战场环境,送往战略后方的医院进行复杂手术和康复治疗。同时,隶属于空军的空中战斗搜索救援队直接接受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的指挥,负责执行特定要求下的常规和非常规营救任务。陆军则负责战术性后送,主要是使用直升机对少量的伤员实施前线后送,帮助伤员尽快脱离危险的环境,送往战地救护所或医院接受紧急医疗救治,当然,如今的实际战场很难再完全重现朝鲜战争时期的战场环境,因为朝鲜战争有其特殊性。对空中卫勤保障来说,朝鲜战争的特殊性在于联合国军队一方具有很强的制空权,而且几乎很少遇到来自地面的对空火力,这就为直升机执行战术性医疗后送任务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所以在划分空中卫勤力量的任务区域时,必须结合战场实际情况,不能盲目依从某次战争的保障经验。
2.3 空中卫勤力量的作用与缺陷
空中医疗后送,特别是在前线由直升机执行任务的战术性医疗后送,尽管成本比地面后送要高,但是它有着地面后送不可比拟的优势:①提升军队士气,因为每个士兵都知道,国家和军队会设法保障他的生命和安全,即使受伤也会在短时间内接受尽可能好的医疗保障;②节省时间,空中医疗后送的灵活机动性,使得原本按天计算的后送时间,变成了按小时计算;③节省人力,专业医疗人员相对集中,不必随每支队伍深入战场,提高了救治的效率;④节省医疗资源,因为直升机医疗后送执行任务的范围更广,减小了前线所需的战地救护所和医院数量;⑤适应特殊环境,即使伤员所在位置道路不便或地形复杂,也能顺利得到保障;⑥改善治疗效果,因为在后送过程中避免了颠簸和延误治疗时间,往往可以改善预后并加快康复;⑦缓解后勤运输压力,空中医疗后送不占用地面道路,并且能留出更多的车辆用于其他物资的运输。当然,任何后送工具都是有其局限性的,救护直升机也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①有严格的适用标准,不能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执行任务;②飞行高度有限,无法避开敌军火力;③防御能力差,对几乎所有有效的火力打击都没有抵抗力;④由于高度不够,一旦直升机受损坠毁,机上人员无法使用降落伞,伤亡概率较大。
3 战术性空中医疗后送的部署
3.1 战场空中医疗后送部队的组成
正直升机刚进入医疗后送领域时,飞行员是没有经过专门的医疗技能培训的,而且由于直升机的舱室较小,无法承载伤员之外更多的人,所以也不能提供医疗保障,此时的直升机只是承担后送任务,还不能叫做救护直升机。后来随着技术的进步,直升机上除了飞行员之外还安装了担架等医护设备,并配备了军医,这样就可以进行现场急救、途中救治等任务,例如军医可以对伤员实施伤口的包扎、输血等操作,直升机就有了医疗保障的能力,称之为救护直升机。1952年8月20日,美国陆军制定第一份战术性空中医疗后送分队的清单,并在之后随战事需要不断更改,各国也都开始仿效,纷纷成立正规化的战场医疗后送部队。美国陆军规定,每一个直升机分队有7名军官、21名士兵、5架救护直升机,每个分队有2个职能部门,其中一个是任务执行部门,包括飞行员、军医等,另外一个是保障部门,主要由机械工程师组成。在以后的战争中,直升机分队的人数又有所增加。
3.2 救护直升机的性能要求
在历史上曾大规模应用救护直升机的朝鲜战争中,美军配备的救护直升机型号为Bell H-13 D和Hiller H-23,但是由于这些直升机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其运载量太小,所以在后来的越南战争中,美军选用了在Bell H-13机型基础上改进的UH-1 Huey型的直升机。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空中医疗后送使用的全部是HH-60系列直升,其中包括陆军使用的新型“黑鹰”HH-60 L救护直升机、空军空中搜索救援队使用的HH-60 G救援直升机等。救护直升机与战斗直升机执行的任务不同,因此,必须具有特殊的性能来满足特殊要求。为了更加直观地表示救护直升机的特殊性,现将不同型号直升机在医疗后送方面的技术性能列举如下 (表1),以方便从变化趋势上了解未来的发展方向。
由表1可以看出,未来的救护直升机必须可以运送更多的伤员,具有更多可灵活装卸的医疗和后送设备、能适应更复杂的战场环境、具有更快离开危险区域的能力、可以为伤员提供更稳定安全的环境。
3.3 救护直升机的指挥与控制
由于直升机分队是不能进行自我保障的,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机构为其维修直升机、补充燃料、提供医疗物资等[7],所以,原则上是属于战地救护所或医院的。但是,救护直升机需要直接对指挥部的卫勤部门负责,而不是对它隶属的医疗机构负责。因为救护直升机的作用是对前线的伤员实施医疗后送,是主动出击执行任务的,而医疗机构的作用是要保障前线后送来的伤员,是被动地履行职责的,并不负责侦查、统计、控制前线的状况,所以直升机分队在地理位置和物资供给关系上是与战地医疗机构紧密相连的,但同时在行动上直接接受战役或战略级别的总部卫勤部门的指挥。以美军为例,在伊拉克战争中,其陆军部队的医疗后送系统共设置了5级阶梯。第1级为前线战地部队中的卫生队,负责实施紧急救治;第2级为紧靠前线位置的师救护所,负责仔细检查伤员状况,进行适当的医治和分类后送;第3级为靠近海岸的野战机动医院或医院船,负责对重伤员进行手术治疗;第4级为设在同一地域范围其他国家的基地医院,负责接收战场上后送来的伤员;第5级为美国本土的医院,负责收治需要进一步医疗和康复的伤员。在这5级阶梯中,直升机分队一般位于第2级和第3级,虽然处在战场环境中,但只在执行任务时深入前线。现以一个具体实例来说明指挥与控制过程。伊拉克战场前线第5军第3机械化步兵师第2旅有2名步兵受伤,该旅的卫生员就会直接与第5军卫勤部门取得联系,报告伤员所在的位置,然后第5军卫勤部门负责医疗后送的指挥官会立刻告知隶属第3机械化步兵师的师救护所,并通过指挥系统告知其相应区域的安全情况、地形和天气条件,那么隶属于该救护所的直升机分队就会立刻派出救护直升机前往伤员所在地。
当然,随着通信技术的进步和单兵定位装置的逐渐普及,未来的指挥控制系统会朝着更高效更迅速的方向发展。更加理想的状况是,每个士兵都携带卫星通信装置、定位装置和生理信号感应装置,这样就使得所有信息都处于医疗后送体系之中。一旦士兵受伤,系统救会立即得知其生理状态的异常情况,并通过通信设备与其建立联系,并获取其定位信息,通知卫勤人员做好准备,随时执行医疗后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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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后送系统 篇4
现代战争是信息化条件下的指挥、控制、装备、卫勤保障等综合能力的较量。在我军指挥、控制、装备等信息化优先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条件下,卫勤保障信息化建设也越来越受到卫勤专家和决策者的重视,已成为我军信息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借鉴并跟踪国外发达国家在该领域所取得的实战经验和发展趋势,探索一种适合我军卫勤信息化保障的新路子,已成为摆在卫勤信息化工作者面前亟待解决的难点问题。以传统野战条件下的医疗救护为例,伤员流模型一直作为传统卫勤工作者喜欢遵循的救护模型而写入教科书,且在以往卫勤救护中取得了良好的指导效果,然而,随着现代战争对信息化依赖程度的逐步增强,有必要根据野战信息化条件下卫勤保障特点重新考量这一模型。本文将立足我军伤员分类后送现状和野战救护能力,从信息的采集、共享和利用出发,建立一种新型的信息流模型,以适应现代野战条件下医疗救护新特点。
2 信息化条件下医疗救治及后送信息流特点
现阶段我军医疗救治和后送是分级处理的,其信息流主要由伤员流的动态变化来驱动,并根据对伤员的伤部、伤类、伤情、伤势的研判和可能的预后分析进行分类,决定是否留置或后送;而医疗救护分队作为野战条件下实施伤员救治和医疗后送的重要组织机构,在卫勤保障中发挥重要作用[1]。目前伤员救治大体可分:火线急救、各级救护所的紧急救治、野战医疗所(医院)的早期治疗以及基地医院的专科治疗与康复治疗等4类。以普通强度陆战为例,轻伤员数量约占伤员总数的40%,且由于这部分伤员治疗时间短、对治疗条件要求不高,大部分均可在短时期内治愈归队,在他们到野战医疗所进行早期治疗之前,鉴于战时各救护分队机动特点和可能存在通讯中断的风险,根据分级处理的原则来组织分类后送,不仅可能大量浪费有限的后送力量,而且对伤员而言,可能失去最佳救治机会,直接导致部队失去大量经过严格训练而富有战斗经验的有生力量。因此,在信息化初期阶段,基于伤员流的野战救护理论在卫勤保障中曾发挥重要指导作用,但随着后勤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和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后方重要目标也常被列为重点打击对象,即使是医疗救治机构本身也可能因此而发生大批伤员,致使“伤员流”将直接流向未受打击或打击较轻的救治机构,甚至流向靠近前方的救治机构,出现反常的“逆向流”或“横向流”[2]。这种复杂的伤员流现象要求我们的野战救护及后送必须按照特定的伤员流来开展和实施,对救治机构编程和部署的机动性、灵活性和高效性也要求更高。
显然,依赖于伤员流驱动的医疗救护和后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伤员产生和后送的动态以及救治的流程。然而,这种救治流程使得伤员在到达基地专科治疗或康复治疗之前,随着救治机构等级增高,接收伤员的数量也相应增加,与野战条件下救护分队掌握非常有限救护资源形成鲜明对比,不可避免将导致大批量伤员救治难的问题。究其原因,首先是战时条件比较恶劣,而配备到各级救护分队的医护人员非常有限;其次,面对大批量伤员的同时到达,加之伤员的伤类、伤情、伤势迥异,要迅速、高效地组织对伤员的合理救治,实属不易;第三,对于一些不适合在本级救治机构治疗的伤员的医疗救治与后送,要通过向指挥部门申请(包括各类相关申请的草拟以及运力申请)等诸多过程才能完成,可能因此而丧失对伤员的最佳救治时机。因此,在信息化条件下寻求一种有别于伤员流驱动的信息流模型显得尤为必要,它应同时具备涵盖传统各类特定、复杂伤员流的现状,充分考虑信息的共享和利用,符合野战条件下高效组织救治和后送等特点。
3 建立信息流模型的基本思路
在医疗救护中采用信息驱动型的信息模型(简称“信息流模型”)主要基于如下考虑:首先,从战场数据利用来看,着重考虑的是数据的采集、存储和传递;从信息本身的利用来看,着重考虑的是信息获取、共享和利用,不管从战场数据的利用还是对信息本身的利用,目的都是为了提高医疗救护乃至卫勤保障的时效性、有效性以及任务部署和实施的科学性,最终为指挥员或决策者提供战场伤员动态信息,有利于其任务的部署和决策的制定。其次,如何解决目前大批量伤员给医疗救治及后送带来的困难,已成为信息化条件下战场卫勤保障必须重点解决的课题之一。第三,基于伤员流驱动的卫勤信息化在整个后勤信息化中属于最低级的面向事务信息化,充其量仅为面向部门或业务的信息化,对后勤指挥管理的信息化,乃至后勤全领域信息化将带来许多瓶颈问题。第四,考虑到前线救护资源非常有限,应尽可能地全部用在其擅长的救治上,而战伤的分类任务应通过信息共享方式让远在基地和后方专家来处理。第五,基于战场伤员伤情、伤势的复杂性,对其科学的分类往往涉及到多学科,甚至需要专家的集体意见,只有通过数据共享方式,基地医院大量的专家才可能快速地、直接地参与伤员的分类,弥补前方一线医护人员不足。第六,为有利于指挥人员时刻掌握伤员的伤情和伤势,提前安排各种救护工具和组织医疗救治,要求必须将伤员第一手详尽信息及时反馈给各级指挥和救治部门。第七,保证一线救护人员在伤员到来之前接到早期预警并为实施快速救治做好准备。第八,减少伤员运送过程中所经历的救护节点数,避免出现类似运送伤员到某一救治节点后因该节点不具备伤情处置条件而不得不再次组织后送等尴尬局面的发生,等等。因此,我们需要有大胆破除现有面向事务的思路,摆脱现有教科书所推崇的伤员流驱动型信息模型的束缚,以信息流模型来破题,从信息采集、共享和利用的角度出发,结合战场救护和后送组织特点,在信息产生伊始就充分考虑数据的传输和共享问题,避免随着救治机构等级增高、伤员数量增加而给分类带来的负担,力求达到充分利用前线非常有限的救护资源,将复杂的分类工作在救治和后送伊始一次解决或在各个环节逐级消化并补充。
4 信息流模型的设计
战场伤员信息的起源很多,我们一般以火线救治作为伤票填写的开始,并作为野战病例的始发点。图1为我们设计的医疗后送信息流模型。在该模型中,从火线急救到基地医院的专科治疗或康复治疗等全过程均体现了数据的共享。
在火线救治阶段,抢救小组的成员通常分散在陌生的广大战域中,为提高野战救治能力,必须相互协作才能完成对伤员的现场处置,在这种场景中,移动自组网技术(mobile ad hoc network,简称MANET)[3,4]将发挥重要作用。它通过在前线医疗分队的PDA内嵌入必要的模块,不仅可以实现前线医疗分队之间的通讯功能,也可以第一时间将伤员的第一手受伤资料传给远在千里的救护专家或指挥人员,为伤员能够在第一时间得到合理救治提供技术保障。当前线某一地点出现大量伤员且救治人员不足的情况,该地点救治分队可以通过自组网技术对周围比较空闲的救治分队提出支援,支援小组成员在赶赴支援过程中,也可通过自组网中PDA迅速获得待处置伤员的各类伤情信息,减少伤员接受治疗的等待时间,从而提高伤员的存活率。这里是信息流产生的最初节点,该阶段的数据共享和传输应严格按规定传输协议[5]、压缩编码[6]来执行;信息源的产生地、时间戳、传输目标切换等均要符合统一规范要求,避免有限信息资源浪费,并最大程度地保证战场信息的存储和利用的一致性和安全性。
从火线救治下来的伤员在到达各级救护分队接受紧急救治过程中,信息流作用发挥淋漓尽致,这是信息流模型中产生信息源的关键节点,这些节点包括各类不同级别的救治机构、运输工具、车载设备和手持无线设备。在实施紧急救治及后送过程中,最主要的通讯手段还是依赖于无线传输,其中包括无线通讯、卫星传输、自组网传输等多种平台。鉴于各类不同类型传输平台的特点,应充分了解并发挥好卫星、卫星通讯车和PDA的传输功能。
为更好地说明图1信息流模型的设计和实现,下面将重点说明图中各类设备的传输功能和应用情况:无线卫星传输主要用于火线上或卫星通讯车信号无法覆盖领域,也用于野战医院到基地医院诊疗信息的传输;卫星通讯车作为野外无线传输的主要平台,它具备快速组网、覆盖范围大、点对多、双向高带宽及直接与卫星进行无线传输等优势,非常适合于承担桥接战场与基地医院之间信息传输的中继,以北京烽火联拓和重庆航天新世纪“动中通”产品为例,其覆盖半径均高于50 km;PDA的无线传输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传输模式,它借助于短距离的自组网、中距离与卫星通讯车架设无线网来传输信息,甚至在特殊情况下也具备与卫星超视距离的直接联网和信息传输,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单兵传输平台[7];另外,为完成不同级别救治机构间信息的共享和传递,常用的传输平台还包括各类车载设备和安装在运送伤员工具上的无线接收装置[8],部分还应用了移动卫星通讯装备[9]。多种手段的无线传输方式共同组成战时野战病历传输大平台。可以看出,在紧急救治这一环节,信息流模型的作用得到了充分体现,它实时实现将不同场景下伤员产生的各类信息按特定的规则组成伤员的野战病历,供远在基地的专家会诊、分类和利用。
而从野战医疗所(医院)的部分早期治疗到基地医院的专科治疗,由于传输条件比较优越,信息流模型同样充分体现对信息利用的优势,这里不再赘述。
区别于伤员流驱动型信息模型,信息流模型中的信息不存在从救治机构低级向高级不断运送和传递过程,而是直接通过数据共享的方式在整条救治和后送链中被充分利用、补充,使伤员在运输途中提前实现分类和实现医疗救治的“早期医疗预警”[10]成为可能,从而完全避免传统伤员流要面对大批量伤员分类和救治难的问题。在该模型中,救治机构的主要任务完全集中在对伤员的快速救治和组织后送,基本实现了第3章提及的建立信息流模型的初衷,救护人员完全摆脱了被大批量伤员分类的束缚。
5 信息流模型下医疗救护及后送的优势
在传统伤员流模式下,伤员经过火线急救、各级救护所的紧急救治后,最终集结到野战医疗所接受早期治疗,显然到达这一级伤员的数量非常多,如果将所有伤员的分类全部集中到这级才实施,不可避免地将陷入大批量伤员分类难的窘境。相反的,采用信息流模型后,由于伤员在得到前方不同救治机构治疗的同时,以及在后送过程中,其伤情、伤势早已通过无线方式得到共享,并得到后方专家集体诊断和分类指导,大部分伤员到达本级进行早期治疗时就无需再进行分类,而是简单送往不同的抢救组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这时候野战医院分类组的功能就退化成简单的伤员引导,如果再配备有射频读写功能的“门检系统”和“语音系统”,则分类组成员就可以完全被解放出来,可集中精力于救治和后送方面,显然可以大大提高野战医院的救治能力。同时,在本级产生的各类诊疗信息也将作为野战病历的一部分,随前端产生的各类信息一块通过远程会诊车、卫星或者有线网络在整个信息网中共享,实现战场伤员数据信息最大程度上的共享和利用。
可见,在信息流模型下,医疗救治及后送中所涉及到的救治机构只有节点之分,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高低和等级之分;同时,信息流统领了伤员流、物资流甚至也融合了指挥流,形成统一、规范的战场信息,有利于后勤一体化信息平台的建立和利用。
6 结论与讨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比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医疗救护及后送过程中引入信息流模型代替传统的伤员流驱动模型,可以大大提高对战场信息的获取和利用;解决了野战条件下大批量伤员分类难的问题;实现野战救治的早期医疗预警;为信息化战争条件下实现野战救治及后送的自动分类、伤员的自动分流、数据的自动分析与统计,进而为指挥者或决策者提供必要、直观、详实的伤员信息和救护场景;有利于后勤信息接入一体化指挥平台,从而实现对战场各类信息的互联、互通和互操作;为卫勤建设和保障力提升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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