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正义（精选12篇）
制度正义 篇1
一、机会平等的概念
1、罗尔斯的机会平等。
罗尔斯将自己的理论叫做“公平的正义”, 是想探讨在优先保障公民的基本自由的前提下, 也使社会经济利益的分配达到尽量的平等和均富。罗尔斯《正义论》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原初状态的解释和对其间要选择的正义原则的概述;二是对实际选择正义原则的论证。机会平等原则在《正义论》中作为正义的两个原则之一是用来体现含有所有社会价值的一般正义观的。对于机会平等和差异原则, 在《正义论》中最后是这样描述的: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 使它们: (1) 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 (差异原则) ; (2) 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 (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 。从上面可以看出:罗尔斯是允许在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方面存在某些差别, 从深层中看这些差别, 透漏了对扩大平等和缩小差距的希望。显然, 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是差别走向这个趋势的前提和保证。罗尔斯认为各种地位和职务不仅要在一种形式上的意义上开放, 而且应使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达到它们。这是指那些有着类似能力或才干的人, 不管他们在社会体系中的最初地位是什么, 不管他们生于什么样的家庭, 是贫穷还是富裕, 都应当有类似的生活机会、就业前景, 有类似的手段和资源去达到他们所欲望的各种职务和地位。“在社会的所有部分, 对每个具有相似动机和禀赋的人来说, 都应当有大致平等的教育和成就前景。那些具有同样能力和志向的人的期望, 不应当受到他们的社会出身的影响。”
2、行政学意义上的机会平等。
从行政学的角度看, 机会特指“社会赋予的参加某种活动的权利”。机会平等就是社会赋予的参加某种活动的权利平等。它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是指, 社会赋予的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最低的基本权利的机会平等;其二是指, 社会赋予的满足人们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较高级的非基本权利的机会平等, 如获得发展才能、竞争职务和地位以及权力和财富的权利平等这个意义上的机会平等更多的和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 就是将人们在生活工作过程中的权利进行划分, 使每部分都达到一种在参与权上的平等。
3、经济学意义上的机会平等。
在经济学中, 人们在经济活动中面临着很多选择, 而在人们抉择和判断的时候往往会考虑机会成本。机会成本是指为得到这种东西而必须放弃另一件东西的成本。在此, 机会就应该指想要这样东西, 就必须放弃另外一些东西的可能。在这个层面上, 机会平等就是指为了获得某一职务和地位, 而必须放弃的另外的职务和地位对当事人应该是同等程度的。
二、社会正义的概念
由于中国的实际情况, 全体公民对正义观念有着自己的特色。在中国由于周孔教化和启发了人心情理而最终导致了伦理本位社会的走向。中国人的正义诉求是以美德为中心的个人正义, 以结果为中心的实质正义, 以对等为中心的交换正义, 这种正义观念具有个体性、主观性和特殊性。中国社会要实现公平正义, 离不开观念正义的变革和社会正义共识的达成。现代社会是社会利益和价值歧异的多元化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 如何实现统一的社会秩序就成了问题。
由于不同语境下对社会正义有不同的理解。在本文中, 社会正义是指为了实现统一的让整体接受的社会秩序而需要做出的一系列制度, 即制度正义。要维护社会正义, 就要从制度建设做起, 以公正的制度解决具体的社会不公问题。从广义上讲, 制度就是一种博弈规则, 是管束、支配、调节相互向往的双方行为的规则和程序。社会制度和国家的任务不在于强行抹去全体公民的差异, 而在于考虑要允许某一些差别, 而不允许另一些差别。制度本身在于“求同存异”:保持原有的千差万别, 一个平等的让大家利益获得增大的“同”。社会正义想要实现, 首先社会基本制度应当是正义的。
三、从机会平等到制度正义
罗尔斯的正义论强调“公平的机会优于差别原则”, 同样“旨在建立一种公平的程序, 以使任何被一致同意的原则都将是正义的”。但是中国在正义观念上与现代正义的客观性、普遍性和程序性要求不相符, 致使在建立制度正义过程中, 需要不断改变原有的正义观念, 促成普遍主义社会正义共识的达成。这个是在充分尊重个体不同观点的基础上, 实现制度正义的前提。
前段时间, “李庄案”事件引起了全国人民对中国律师整体性的怀疑。这一事件引起热烈讨论不是因为对案件过程的关注, 而是因为很多公众认为律师和人们心中的“恶棍”站在一起, 为犯罪嫌疑人辩护开脱, 成了为虎作伥的罪恶之徒, 属于泛滥的政府力量的一部分。于是, 在《经济观察报》上, 刘波记者发表了《律师角色再拷问》。律师本来是法治的捍卫者, 是权利的保卫者和权力的制约者, 是整个制度正义的执行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但是, 律师作为普通公民, 作为一个职业, 没有义务直接为社会公共利益考虑, 而只需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行。律师要向自己的当事人和法律负责, 不需要为社会公共利益负责。犯罪嫌疑人在没有获得最后的审判之前和未触犯法律的普通公众身份是平等的, 律师的做法维护了法治的运行秩序, 实际上维护了真正的平等、正义。
政治本身就是摆平的艺术。中国当前实际中存在着各种利益团体, 相互之间矛盾冲突不断, 如何协调、摆平这些利益冲突, 成为当前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问题。政府作为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 应当调动社会各方力量, 集思广益, 探讨和思考如何在当前复杂的政治环境和制度环境下做出最有利于正义的制度安排。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 机会平等是自由主义的机会平等, 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用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来调整市场体系, 防止财产、财富以及那些容易导致政治统治的力量过度集中;另一方面社会必须为所有人建立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而不论其家庭出身的好坏和收入的多少。用罗尔斯的话说:“在社会的所有部分, 对每个具有相似动机和天赋的人来说, 都应当有大致平等的成功机会, 那些具有同样能力和志向的人的期望, 不应当受到他们的社会出身的影响。”显然“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可以解决社会文化因素造成的不平等, 减少由于人为因素导致的不平等现象。
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后, 我们应该着眼于国家政治体制改革, 建立公正平等的制度, 在矛盾冲突和资源短缺的国情下分配好各方利益, 提供人人公平的机会。从建立维护人人机会平等的制度开始建设整个社会的正义。
摘要：罗尔斯在《正义论》中阐述机会平等原则旨在实现社会的正义, 但在行政学和经济学意义上, 机会平等包含着不同的内容, 不过这一概念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整个社会的正义。从机会平等到社会正义的过程中, 还牵扯到实际的制度、行政环境等多种因素, 其中制度对于社会正义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社会正义还要走很漫长的道路。
关键词：机会平等,制度正义,公正,社会正义
参考文献
[1]莫提默·J.艾德勒.大观念[M].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8.
[2]何怀宏.公平的正义[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2.
[3]李芳云, 张琪.论机会平等与政府行政公正准则的实施[J].齐鲁学刊, 2006, (3) .
制度正义 篇2
“经济人”与制度正义初探
“经济人”是在对现实生活中的人进行科学抽象的基础上形成的。理性、自利、追求利益最大化是经济人的主要特性。经济人的行为受制度规范和约束。但是，经济人不正当的`寻租行为会导致不正义制度的产生。这种缺乏正义的制度不仅难以规范经济人的行为，而且会给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严重恶果。因此，树立制度正义，实行有效的制度正义实施机制，实现经济人与正义制度的良性契合意义重大。
作 者：陈泽亚 刘湘溶 CHEN Ze-ya Liu Xiang-rong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湖南长沙 410081刊 名：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PKU CSSCI英文刊名：SOCIAL SCIENCE JOURNAL OF XIANGTAN UNIVERSITY年，卷(期)：24(6)分类号：B82-053关键词：经济人 寻租 制度 正义 “Economic Man” directly unproductive profit-seeking institution just
制度正义 篇3
一、依宪治国是落实依法治国的重点
（一）确定宪法的至上地位是正义实现的关键
2015年7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决定规定的宪法宣誓誓词共70个字：“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努力奋斗！”笔者欣喜地看到，《宪法誓词》中有关“三忠于”的排序是：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把“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列于“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之前，表达了对宪法更高程度的重视。显然，依据宪法治国理政的核心内容是，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
我国《宪法》明文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就这一规定本身而言含义是明确的，而在实际上贯彻的难度却不言自明。法治思维必须认清，唯有执政党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才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于建嵘教授的分析一针见血，在我国“法律文本并不落后，但在现实中往往难以落实，甚至被层层的条例、细则、办法和‘红头文件’等稀释，有法不依的情况也比较严重。比如，《宪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却不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这样一部行政法规”（于建嵘：《稳定系于落实宪法》，《新世纪》周刊2010年第12期。）。尽管我国现行《宪法》还有不尽人意之处，但是，如果现行宪法真正得到落实，法治建设的状态就会绝非如此，而真正能够稀释、曲解、阻碍宪法落实的力量主要来自公权力的执掌者。客观地说，执政党如何实实在在地接受法律监督，解决好自身守法的问题上，至今还是“唱功好、做功差”，官员腐败的不断升级以及不断暴露的腐败案件就是明证。法治建设最忌言不由衷，口惠而实不至。表里如一、心口如一、说到做到、率先垂范，才能真正把宪法落到实处。规范首先要有示范。如果手中握有各种各样权力的领导干部自身行为是不规范的，普通群众的行为就根本无法规范。
讨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对国家职能的正确认识。众所周知，国家的对内职能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公共服务、平等五大方面，国家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履行职能。换句话说，人民之所以需要国家是因为国家能够使人人期待的自由、正义得以实现，当国家治理体系不健全、治理能力有欠缺的时候，人民的满意度就会下降。当前，我国领导干部面临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等任务的挑战，一方面是干部的“能力恐慌”日益突出，另一方面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也正面临严峻挑战。公平正义是国家或社会文明发展的标志，公平正义的实现程度则是衡量一个国家或社会文明发展的标准。总而言之，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平衡，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人的全面发展得到实现。公平与正义紧密相关，通常被简称为公正。公平与正义在内涵上有所不同。正义是公平的基础，没有正义的公平必定沦为平均主义；公平是在正义基础上的更高追求，并以可持续的发展为目标。公平侧重于利益均衡，正义侧重于利益对等；正义侧重于鼓励竞争，扬善抑恶，公平侧重于缩小差距，保持平衡。改革开放以来，法律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总体上是上升的，但也出现了“权为我所用”“法为我服务”的问题。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法无疑可以减少领导干部的不作为、滥作为，但在现有的执政条件下，也要注意防止“依法不作为”“依法滥作为”和选择性执法的出现。
（二）保证宪法的实施才能实现正义
美国思想家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指出： “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年版第3页，第7页，第3页。）。正因为“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正义的实现必须紧紧抓住宪法实施这个“牛鼻子”。2012年12月5日，首都各界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集会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发表讲话时指出：“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只要我们切实尊重和有效实施宪法，人民当家作主就有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就能顺利发展。”这是我党新一届领导人第一次直面宪法实施问题，话语中肯而坚定，鼓舞了全党、全国人民保证宪法实施的决心和意志。
在人类历史上，宪法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宪法既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人类为争取民主、平等、自由前赴后继的历史成果。现在宪法已经成为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和标志，就是因为宪法具有一般法律所不可替代的两个重要的作用：一是凝聚人类在文明进程中的共识作用。通观世界各国的宪法，无论各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其或多或少都要对民主、平等、自由作出自己的表达。宪法是一个国家的人民所达成的最低限度的共识，它具有固化、维护、增进社会共识并保证已经取得的共识得以遵行的作用。二是奠定根基的作用。宪法之所以被称为“母法”，是因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和最高层级的法，是规定国家社会制度、政党制度、经济制度等一切制度、规则的总依据、总准则，是包括执政党在内的所有组织和个体都必须无条件遵守的总规矩、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法执掌政权是世界各国、各政党通过长期执政实践领悟到的执政规律。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要求领导干部在对法治的认识上，更加注重对法治价值的认识；在行为模式上，更加注重自身守法的基础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定一部充分体现人民意志的宪法和保证宪法的实施是法治思维的核心。对执政党而言，法治的价值不仅仅是律他，更为重要的是律己。遗憾的是，在当下领导干部中有一部分人依然把法律视为管束别人的武器，对自身接受法律的监督很不自觉、很不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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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宪治国才是真正的法治思维
根据中国的国情，“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首先是提高领导干部忠于宪法、尊重宪法、实施宪法的意识，把通过自身的行为示范和具体职责的履行使得宪法落实而不是“落空”。扩张是权力的本能，公权力也不会例外。公权力从其形成的第一天开始就存在着扩张、滥用的冲动。宪法是人民权利的总章程，宪法对国体、政体、社会制度、国家机构及其职能、公民权利义务等国家生活中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作出规定的基点是限制公权力、保护私权利。正因为宪法是对公权力的限制和制约，世界各国才会共同认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体的法律制度作为解决具体问题的准则、尺度无疑是正确的，但无论法律的数量和细化程度有多高，人类社会法治的已有发展与未来发展都将注明，法治并不是对外施展力量的工具，而是对权力拥有者的限制和制约。通俗地说，对公权力严格制约的缺失就是不正义，宪法和法律不是执政党用来制服别人的“千钧棒”，而是人民戴在执政党头上的“紧箍咒”。
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陈斯喜提出法治思维是不同于人治思维、革命思维、政策思维的一种治理国家的思维方式，从“心中有法、遇事找法、一断于法、权不离法” 四个方面界定法治思维的内涵（陈斯喜：《深刻理解法治思维的内涵》，《中国人大杂志》， 2013年第8期。）。这种尊重法律、信仰法律、敬畏法律，自觉地把法律作为处理各种问题的准则的思路无疑是正确的。法治思维应当是竭尽所能保证宪法实施的思维，法治方法应当是围绕宪法的实施竭尽所能的方法。我国现行《宪法》虽然还有不尽人意之处，但就整体而言还是比较充分地体现了全中国人民的根本意志，当前的问题主要是宪法的实施不充分、不到位。笔者同意韩大元教授的观点：“树立宪法权威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与保证。预防和降低社会风险，需要以宪法为根本，在宪法的指引下维护稳定、创造和谐。理性的社会稳定是基于内在需求而形成的相对平衡的状态，不能只依靠人为的、外在的、压制性的力量。而要达到这种良性状态，必须尊重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积极履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义务。社会稳定的前提是寻求社会共同体的基本共识，而宪法恰恰是社会共同体基本价值的体现，维护宪法就是维护基本的社会共识，建立不同利益主体都能接受的最底限度的政治道德，以凝聚人心、维护国家的统一。” （韩大元：《论宪法权威》，《法学》，2013年第5期。）尽管我国的现行宪法还有亟待完善之处，但只要举国上下致力于实施现行宪法，严格地落实现行宪法，齐心协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局面就一定能够出现。
二、我国宪法实施的难点在于触动“固有的利益格局”
2011年吴邦国委员长宣布，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为此，当下中国法治建设的问题已经不是“有没有法”，而是为什么要运用法律武器和如何运用法律武器。换句话说，有法可依在中国已经基本实现，而宪法和法律至上的地位还远没有确立，宪法的落实还很不到位，具体法律实施过程中的曲解和“走样”还时可见到。人们不禁要问，当下在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阻力主要来自何方？是无权无势的普通群众还是公权力的掌控者在阻碍民主法制建设？其实，问题的答案非常明显和简单，当下在我国能够足以对抗法治的力量来自既得利益集团。2013年3月18日，李克强总理在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提问时说：“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也可以说是攻坚期，的确是因为它要触动固有的利益格局。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由此可见，深化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固有的利益格局，造就利益固化的一定是公权力的掌控者。按照李克强总理的说法，就当今中国而言，最难突破的是“固有的利益格局”。为什么我国在法治建设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固有的利益格局”同时形成呢？
近年来，我国反腐败的力度持续增大，揭露的腐败分子职务之高、疯狂作案手段之劣、涉案金额数量之大、涉案成员的人数之多令人深思。特别是，一个为首的腐败分子周围都聚集着若干个大大小小的腐败分子，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这种盘根错节、互为支撑、互有利益的腐败格局一旦败露，就表现为纵向上的“串案”，和横向上的“窝案”。这一现象至少说明，我国的官场中存在着具有相当大力量的“潜规则”，把上下级关系异化为人身依附关系的并非个别。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我国官场出现人身依附现象的原因十分复杂。但就根源而言，是接受依附者存在着实实在在的特权，寻求靠山的人企图分享特权。一方面，接受依附者希望能够通过更多人的依附使其更具实力；另一方面依附于特权者也通过依附行为获得了非份的利益。俞可平教授说：“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有什么样的官场生态，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生态。” “毫无疑问，社会上确实存在着众多奸商、刁民、劣医、骗子，他们也无疑应当对上述无良行为负直接的责任。但是，从根本上看，对社会诚信缺失负主要责任的应当是政府，而不是社会；是官员，而不是公民。”（俞可平：《俞可平：政务失信的根源及破解之道》，爱思想网，2012-11-16访问。）以政府信息公开为例，从对政府信息铁桶般的严格保密，到“玻璃门”般的公开，直到群众已经发出的进一步公开的呼吁，都说明了凡是涉及公权力的改革都需要公权力的退让。如果公权力对既有的掌控领域“寸土不让”，正义的实现只能是画饼充饥。
三、实现正义始于对公权力掌控者的管控
实现公平正义在我国并不是新鲜话题，但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至今为止公众对实现公平正义的信心依然不足。根本性的原因在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终极目标在于公平正义，公平正义的现实道路在于保障和发展人权，公平正义必须以人民群众看得见的方式，通过每一项决策的制定、每一起案件的审理具体地体现出来。为此，实现正义的最大难点是对公权力的掌控者实现强有力的管控。
（一）实现正义必须充分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
据资料，在现代法治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康德提出了法治国的五个充要条件：（1）公认的、明确的法律。法治国必须具备公认的、明确的法律，对成员的权利、义务和自由做出规定。（2）公认的、对法律进行权威阐释的来源。当法律的含义或实际应用产生矛盾时，必须有一种公认的方式，来对法律进行权威性的解释。（3）完备性。法律必须具备完备性，覆盖个人的所有行为，如权利、义务和自由，不存在含混未决的领域。（4）一致性。对于法律的权威阐释必须具备一致性。当一个成员在履行权利与义务时，其他成员不能同时被许可阻止该成员行为的发生。（5）有效执行。法律必须通过公认的程序和机构来有效执行，使其规定的外在自由（external freedom）真正得以保障。（转引自《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通讯》，2011 年6 月（总第30期），第30页。）康德认为：自由的本质是意志自由，人的各项权利则是其现实化和外在化，外在自由可区分为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笔者以为，康德在所说的“外在自由”非常重要。所谓“外在自由”是指与生俱来、并非任何人恩赐的，每一个主体都无一例外地平等享有的，以不影响他人自由为界的自由。简单地说，外在自由就是允许人们自由地表达意志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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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我国并不是没有表达的自由，缺少的是对批判性意见的表达自由。1984年10月1日，参加国庆游行的大学生通过天安门时，队伍中突然展开了“小平您好”的横幅。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的这一行动经现场记者报道后，各大媒体公认“小平您好”横幅的突然出现，表达了亿万人民的心声。在组织学生进行国庆游行的场合突然出现“小平您好”的横幅，迄今为止得到一致肯定的法律依据是学生的行为符合宪法关于公民权利的规定。换句话说，我国宪法并没有规定公民言论自由所表达应当是赞扬或者是批评的言词。无论是歌颂或者批评的言论，只要确有事实依据、符合宪法法律的规定都应当得到充分表达的机会。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对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却有“选择性保障”的倾向。说赞扬话的机会多、发表批评性意见的机会少，说赞扬话的渠道畅通、发表批评性意见的渠道堵塞的做法既不符合宪法的规定，也是对正义实现的阻扰。毫无疑问，就法治建设的整体推进而言，必须切实解决公民言论自由全面实现的问题，使得每个人以和平方式作出的意志表达都得到保护。这是因为：“管理国家的本质就在于价值选择；而一个好的执政者的标准就是，在任何时候都会义无返顾地选择公平正义。当公平正义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成为全社会的人们看得见、感受得到并能够分享得到的结果的时候，社会主义法治才能真正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徐显明：《公平正义：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法学家》，2006年第5期。 ）
（二）实现正义必须提高公众的“能见度”
应当充分肯定，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就可以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的蔓延。显然，对执政党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必须在宪法实施的过程中得到明确的体现，而不能停留在宣言层面。在我国，呼吁官员家庭财产等信息公开和政府信息进一步公开的声音日益高涨，同时也存在实质性推进困难重重的局面。坦诚地说，如果所有官员都以敬畏之心在众目睽睽之下工作，腐败就没有存在的市场。正因为政府信息公开至今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人民群众虽然具有理论上的监督权，但由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能见度”不够，监督就只能是“雾里看花”了。“能见度”本来是气象学名词，是反映大气透明度的一个指标，即具有正常视力的人，在当时的天气条件下还能够看清楚目标轮廓的最大距离。其实，公权力的运作也有能见度问题。党和政府运行信息的“能见度”完全是人为控制的。如果以涉及“保密”或者“敏感问题”而遮蔽本应当公开的信息，实际上就是扩大了腐败分子的自由度，加大民众监督的难度。
据丹麦驻华大使裴德盛向《经济参考报》记者指出，在丹麦，媒体监督、政府官员收入公示、健全的高税收制度都压制了腐败的形成。（闫磊：《2012全球清廉指数榜出炉：丹麦居首中国第80》，《经济参考报》2013年1月31日。）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是需要不可逾越的制度作保证的。我党已经认识到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腐败。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可能改变，就会“人亡政息”。面对“人亡政息”的危险，如果至今不能在宪法的实施上有所突破，危险就会变成现实。在反腐败斗争中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无疑是正确的，但也要看到腐败的“老虎”在其大肆贪污受贿的同时，必然会用残汤剩饭喂养出一批又一批腐败的“苍蝇”。在“老虎”一手遮天的状态下，“苍蝇”繁殖的速度、传播细菌的严重程度都是惊人的。“苍蝇”是以看“老虎”的脸色、吃“老虎”的残汤剩饭生存的。
（三）实现正义必须防止公权力破坏群众安全感
周旺生教授认为：“法律正义注重以富有理性的方式实现其价值，重建置富有理性的社会制度特别是社会资源配置制度，注重在权利义务分配机制、经济机会、社会生存和发展条件方面确立、维护并保障实行正义的制度。这是正义的主题，也是实现法律正义的主题。法治如若漠视以社会正义或分配正义为其精神中枢，就易于甚至必然会蜕变为精巧的，层次更高的专制暴政。”（周旺生：《论法律正义的成因和实现》，《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任何社会的运行都必须有法可依，而社会一体遵循的必须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这是奠定法治国家的前提和基础。法治的本意并不是具有一整套法律制度，而是依据法律治理国家，依据法律制约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讲，作出制度安排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社会充满数不尽的善，而是社会存在无孔不入的恶。当人性的弱点一旦与权力相结合，权力便会无恶不作。2013年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使人民群众安全感上升”，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其实不然，“使人民群众安全感上升”既要靠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也要管住公权力的掌控之手，确保司法活动在严格的法律程序之下进行，公民的各项权利才能得到落实。在社会运行过程中，如果刑事犯罪猖獗，人民自然会不得安宁，但是，更有一种可以使人民群众安全感彻底归零的是公权力的非法强制。以已经被明令废止的劳动教养制度为例，多年来由于公民权利意识的逐步觉醒，维权行动开始呈现，维权行为在揭露政府工作瑕疵中的不留情面，也引起了公权力掌控者的恼火，以至于劳教在一定程度上异化为某些领导干部“维稳”的武器，至少可以在自己的任期内使“找麻烦”的人失去人身自由。也许是联合国的立场比较超脱，故其认为：“在有些情况下，国家当局更关心的是巩固权力，而不是加强法制，后者经常被视作是对前者的威胁。”（《秘书长关于冲突中和冲突后社会的法治和过渡司法的报告》（S/2004/616），联合国官网，2013-09-05访问。）显然，如果“巩固权力”与“加强法制”出现了相对立的状态，就应当考虑当权者所竭力巩固的权力是否已经偏离了法制的轨道。所以我们可以说，废止劳教制度的改革既是公权力得以规范的攻坚战，也是“使人民群众安全感上升”的福音，更应该成为推动正义实现的里程碑。
（汤啸天，上海政法学院编审、上海市法学会副秘书长。）
制度正义 篇4
教育公平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 从中国古代教育家孔子的“有教无类”, 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所主张的所有儿童都应该接受机会均等的公共教育;从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教育家夸美纽斯等人大声疾呼“人人都可受教育”, 到法国思想家卢梭和美国近代教育家贺拉斯·曼明确提出教育机会应该人人均等, 都表达了人们对教育公平理想的追求。
教育公平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范畴。马克思主义认为, 公平正义归根结底是对现存经济关系与评价主体利益之间关系的反映。[1]要改变社会的不公正, 不能从公正的原则出发, 而应从现实的由生产力决定的经济关系出发去寻找实现社会公正的正确可行的途径。因此, 实现现阶段中国教育公平的前提是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讨论这个问题。
目前, 我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现代化进程的脚步不断加快, 教育发展的规模、速度、质量和效益都有了极大的改观;另一方面, 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 社会结构迅速分化, 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 利益多元化的格局逐渐形成。于是, 在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相对稀缺的状况下, 利益的冲突便不可避免, 随之而来的是日趋严峻的教育公平问题, 主要体现在:利益分配中教育权利、教育机会、教育条件和发展资格认定等方面分配的不公平。根据其形成的原因我们可以把这些不公平归纳为四种类型: (1) 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差异导致的不公平, 如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教育的差异等; (2) 教育政策与制度规则本身的缺失导致不公平, 如重点班 (校) 制度, 优秀学生干部加分制度等; (3) 学校教育活动内部的不公平, 如教育特权与腐败、课程资源方面男女的不平等待遇等; (4) 社会不平等特别是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导致的教育不公平。
上述我国教育中的不公平是客观的事实, 有些甚至相当严重。值得欣慰的是, 教育公平问题已经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 并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支持教育投资向西部贫困地区倾斜, 完善助学贷款制度、实施免费师范生教育等等[2]。然而, 审视我国的教育发展, 利益分配矛盾仍然十分尖锐, 要实现真正的“教育公平”, 任重而道远。
制度“正义”:教育公平的根本保障
追求教育公平, 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形成的重要前提和基本特征, 要使得社会各方面利益关系得到妥善调节, 需要合理的利益分配方式, 这个任务只能交给制度安排来完成。正如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指出的:“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 或更准确地说, 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 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3]公正的社会生活只能通过基本的制度安排才能实现。如果一个社会基本的制度不能保证社会公正, 任何个人的努力都是无能为力的。制度因素对于社会公正问题的产生之所以重要, 主要是因为“它的影响十分深刻并自始至终”。[3]故而, 我们有理由说, 现阶段实现我国教育公平的根本途径在于“正义”的制度安排。因为它能够保障:生活在不同位置上的人们都能够受到公正的对待, 在教育资源分配过程中获得他们应得的份额。
“正义”的制度安排需要体现公平正义的若干原则。罗尔斯主张通过两个正义原则实现制度的基本正义。第一个原则, 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拥有平等自由的权利, 他称之为平等的自由原则;第二个原则, 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安排应该是:社会所能提供的一切职位和机会应对所有人开放, 即机会平等原则;最利于那些处于社会最不利地位的人, 即差别原则。罗尔斯还指出, 这两个正义原则有着一种词典式的序列, 即第一个原则优于第二个原则, 而第二个原则中的机会平等原则又优于差别原则。在现实操作中, 必须注意公正规则的优先次序, 否则就会使公正原则体系缺乏层次性和可操作性。从操作层面看, 公平应大致按照基本权利保证原则——机会平等原则——差别原则的次序安排实施, 即公正原则体系的前一项规则优先于其后的规则, 前一项规则是后面规则的前提。
罗尔斯的制度正义理论, 对于我们构建一个教育公平的社会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制度的生命在于公平和正义, 制度的最大效用也在于保障公平和正义。按照其理念,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正义”的制度之于教育公平的价值:“它能够保证公民享有教育平等的机会和权利, 能够使这种平等的机会与教育的差别原则得以维持, 并在此基础上体现教育的自由、效率和福利优先的原则, 除非存在一种教育权利的分配有利于最缺乏教育者。”[4]
构建“正义”的制度体系, 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目前, 实现我国教育公平的当务之急在于立足现实, 构建以正义为基本原则的制度体系, 用于保障每一个受教育者的教育权利平等而公正地实现, 进而引导和推动多元化利益群体之间的教育协调发展, 从而不断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步伐。
1. 完善对教育公平的价值认知体系, 营造理性的制度运行环境。
在以经济发展为首要带动力的社会发展战略下, 我国长期坚持“效率优先”的方针。这样的价值取向作为一种定势思维, 存于社会决策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 教育制度轻视、忽视乃至回避了教育公平的问题。我国教育改革的一些根本问题基本上都是在回避教育公平之后造成的, 如城乡教育资源以及教育投入的巨大差异问题, 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歧视、城乡贫困人口因经济困难而失学的问题, 重点学校和一般学校的差异问题, 择校问题, 以及学校对部分学生的教育歧视问题, 学生的生存状态恶化问题、学生在教育中的各种权利不受尊重等问题。因此, 端正社会成员对教育公平的价值认知, 进一步牢固树立公平、正义的教育理念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在教育公平成为社会成员共识的条件下, 才能逐步实现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由“城市优先”向“城乡一体”的转变。
2. 健全多层次、多领域、搭配科学的制度链条, 确保教育公平制度体系运行的可持续性。
由于制度本身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和领域性, 制度是否连贯, 制度间的配合是否脱节或相悖, 是制度设计者必须周密考虑的问题。否则, 教育公平就会遭到破坏。以我国大学扩招制度为例:有关资料显示, 1998年全国高校的招生人数为108万人, 到了2006年已达到530万人。[5]从2002年开始, 扩招带来的大学生就业压力就逐渐显现, “先就业再择业”、“零工资就业”、“考研热”、“公务员热”等社会现象随之伴生。事实证明, 大学扩招制度的设计者并没有考虑到, 至少是没有预估到扩招后需要及时跟进的相关制度 (如就业制度等) , 以致造成大学毕业生质量下滑、大学生就业心理不平衡等诸多始料未及的社会问题, 对社会的教育公平、就业公平乃至社会稳定都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我国是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国家, 个体之间存在个人综合能力和拥有社会教育资源程度上的差别是必然的, 但在一个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里, 在不同社会坐标上生活着的人们都应该有机会和可能提升自身素质, 并进而改变其社会境遇。教育凝结着人们对未来的期望, 教育公平为每一个人提供了公平发展的机会。可以说, 教育权利保证、教育机会均等、公平竞争、弱势补偿等制度性安排和政策举措共同构成了确保教育公平的制度链条, 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都会破坏人们对教育公平权利的享有。可见, 制度体系的结构配合直接影响制度体系运行的功能, 制度链条越科学、越健全, 制度体系运行的可持续性越强, 制度价值的体现就越充分、真实。
3. 建立教育公平监管机制, 加强监督, 确保制度运行的实效。
一方面, 建立体制内监督机构, 依靠政府制度设计和实施过程中相关人员和部门的共同努力, 以相关配套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监管教育公平的具体实施。当前我国学校办学主体日益多元化, 各地各校的办学条件差异甚大, 办学理念在执行过程中也不尽一致, 迫切需要建立专门的监管机构来促进教育公平。可以在适当的位置设立教育公平委员会, 专项负责教育公平的监管工作, 从制度和组织体系上保障对各级政府实施教育督导职责。同时, 将教育公平纳入各级政府工作绩效考核体系, 加强政府教育工作问责制建设。其次, 要建立定期的教育信息公开、透明的披露制度, 公开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教育信息, 如高校招生名额的分配过程及结果、中高考的录取信息、各级学校的收费问题以及各级政府的教育经费投入等, 全面实施“阳光”工程, 还社会公众以知情权。另一方面, 完善体制外的社会监督机制。制度的设计和实施需要公开和透明, 鼓励新闻媒体及社会公众的舆论监督, 既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又是确保制度运行实效的必需。人民能否作为一个基本主体, 对国家制度进行切实有效的监督, 是衡量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尺。社会公众的监督力量是强大的, 正如列宁所说, “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察的职能, 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 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6]”通过体制内外的监督, 杜绝教育腐败和教育特权, 才能更好的落实教育政策, 保障教育公平各项制度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摘要：自胡锦涛总书记强调:“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 要优先发展教育, 促进教育公平”以来, 如何更好的实现中国社会的教育公平已经成为社会各界讨论的热点话题。教育公平是一个需要动态考察的论题, 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 人们对该论题的理解不同, 其实现路径也不同, 在我国现阶段利益多元化的背景下, 制度正义是实现教育公平的根本保障。
关键词：教育公平,正义,制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3卷.商务出版社, 1995.212.
[2]温家宝.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08/3/19.
[3]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5.
[4]冯一粟.教育公平:社会公平的砝码[J].人民论坛, 2005 (12) .
[5]教育部.1998年、2006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http://www.moe.edu.cn/.
制度正义 篇5
这部电影主要讲述了1945年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无条件投降。驻日盟军最高统帅师麦克阿瑟签署了逮捕令，100多名战犯被捕。1946年1月1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成立。11名来自美国、中国、英国前苏联、法国等国家法官相继到位。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开庭审判。所以称为“东京审判”。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东京审判”是以真实的历史再线为背景，已身陷历史洪流命运难测的小人物为线索，讲了他们喜怒哀乐和不能逆转的命运。整部影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些在法庭唇枪舌战的场面，中国人的正气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最让我感动的是导演高群书，为了拍这部电影，他举债500万。甚至毫不犹豫的与债主签下了“卖身契”。所以，才会有这样一部出色的影片共我们观赏。
影片中的战争镜头，是我不由想起了抗日战争中很多历史细节：“九一八事件”、“南京大屠杀”、“血洗平顶山”……我们不是头脑简单的民族主义者，不是复仇主义者，我相信大部分日本人民是善良的，热爱和平的。但是，有位哲人曾经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未来。”如果我们忘记过去的中华民族承受的千灾百难，那么也许未来将招来更大的苦难。我们不能忘记历史，因为我们渴望世界和平。
程序正义大于实质正义 篇6
警察做到按照精准流程执法，比执法的成效本身，也许更有意义。这是程序正义大于实质正义的体现，也是警察在现代政治的框架内明确自身角色的要求。
7月26日，公安部举办全国公安机关规范执法视频演示培训会。演示片中提到，民警執法时，面对群众的围观拍摄，在拍摄不影响正常执法的情况下，民警要自觉接受监督，要习惯在“镜头”下执法，不得强行干涉群众拍摄。
新科技不仅是一种工具，它还改写人类对自身的认知，以及人与人的相处方式。赋予拍摄与上网功能之后，手机就不再是一种简单的通讯工具，它对公众生活乃至社会生态的影响日渐显著。手机拍摄的日常化，从客观上制造了一种“真相供给”的去中心化。在此之前，警察对现场的判断，对真相的裁定，拥有专业的程序、规范和设备，也可以凭借其专业执法能力，获得更多的真相素材。但信息技术普及之后，几乎人人都拥有了拍摄现场——攫取真相——的能力，这就导致真相供给的主体非常之多。对于警察来说，公众拍摄可能是部分截取的、角度偏移的，还可以是迅速发布的，这些公众端的“优势”，每一项都可能成为警察的“噩梦”。
民警习惯于被围观拍摄，看起来是让渡了一部分“真相供给”的空间，但实际也会有利于民警执法，这正是公安部强调日常规范执法的意义所在。
6月1日，郑州市中原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尝试网络视频直播，全程公布执法过程。有网友评论“早该这样了”，商贩也表示挺不好意思。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在镜头下执法的奇效。
事实上，不仅是警察，所有公职人员都应该学会在镜头下工作。这不是想不想的问题，而是必须面临这样的工作情势。本刊记者在商河采访时，得知曾有犯罪嫌疑人在审讯期间离世。前来闹事的家属在看到未经剪辑的执法录像和审讯录像后，疑窦消解。整个过程中嫌疑人喝水、吃饭甚至睡觉的要求都被满足，家属看到一半就笑了：待遇还真不错呢。这就是文明执法的底气与后果。
群众围观拍摄民警执法，源自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权——这是一项宪法赋予的权利，合法性毋庸置疑。
今年6月3日，四川平昌县公安局官微还认定，这是一种“妨碍执法民警执行职务”的行为，法律不允许。新闻出来后，舆论哗然，平昌县公安局随后删除该微博。
今年5月发生的“兰州市和平镇民警粗暴执法，暴力殴打拿手机录像的大学生”事件，正是群众的围观将“暗室”执法大白于天下。假如没有这样的监督，即便是公检法队伍，也未必不会遭遇“暗室”执法。允许酷刑存在的朝代，“请君入瓮”的待遇照样惠及“始作佣者”。
当担心受到不公正处置或认为民警执法不够严谨时，围观群众采取拍照、录像等方式，希望留下证据以自保，这是群众的法治意识、权利意识、证据意识、监督意识与技术便利性相互叠加的结果。
假如民警规范执法、有理有据，经过群众拍摄、传播，只会给民警“吸粉”，甚至成为“网红”，不少地方疯传“最帅交警”就是明证，这种宣传效果可是有钱难买。
制度正义 篇7
事实上党和政府一直在致力于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从一开始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十七大提出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只有在收入分配中坚持公平的原则, 才能让更多的人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罗尔斯认为, 社会的正义恰恰在于保证每个成员自由和权利的不可侵犯性, 以全社会的福利为借口也不能对少数人的利益进行侵犯, 显然在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 罗尔斯分配正义论具有巨大的启示意义。
一、罗尔斯的分配正义思想
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提出两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最大自由原则”, 适用于处理社会基本结构中公民政治权利的问题, 第二个原则中包含“差别原则”和“机会平等开放原则”, 其中“差别原则”是罗尔斯正义论的最突出特色, 它主要是用来解决经济领域中的一些不平等问题, 所以这一原则也是他分配正义的核心体现。所谓“差别原则”即为了保证最不利者的最大利益, 不惜形成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虽然罗尔斯认为正义就意味着平等, 整个社会的财富和收入都应平等地分配, 但他也坦承完全的平等不可能做到, 那么就应该按照“差别原则”来做, 即任何不公平的安排都必须适合于“最不利者”的最大利益。
在社会和经济利益的分配中如何实现正义的分配呢?如何向“最不利者”倾斜呢?一般来说, 不存在判断结果是否正当的标准, 但是存在判断程序是否正当的标准, 符合该标准的程序所产生的结果总是正当的, 因此罗尔斯认为分配正义的前提条件就是纯粹程序正义。家庭、社团乃至政府这些个体都是社会合作体系的参与者, 以契约的方式形成一定的合作关系, 通过一定的合作条件来决定彼此之间所分担的权利和职责以及根据各自的权利和履行职责的情况来决定合作收益的分配。为了保证合作的公平性, 就要有一种公开的规则系统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罗尔斯认为, 在某些制度中, 当对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配没有在个人之间做出任何区分时, 在规范使各种对社会生活利益的冲突要求之间有一个恰当的平衡时, 这些制度就是分配正义。
二、分配正义视角下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罗尔斯承认“最初不平等”的存在, 无论是由于先天原因还是社会原因, 这种不平等对于一部分人无法避免, 自我选择性也有很大的限制, 但他主张在平等原则的前提下, 更加重视和强调“差别原则”, 通过调节主要的社会制度, 从全社会的角度来处理这种出发点上的不平等。罗尔斯的思想显示出对“最不利者”的关注, 想通过某种补偿或者再分配使一个处于弱势的人尽可能得到平等的地位。在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 越来越重视公平, 缩小贫富差距, 改善弱势群体现状, 吸收罗尔斯的分配正义思想无疑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
1. 初次分配提高劳动报酬在其中的比例, 再分配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依靠劳动获得分配的一般是中低收入者, 应该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 促进劳动者收入不断提高。另外, 分配正义思想认为结果的差距既和程序的公正程度有关, 也和个人的先天能力有重要关系, 罗尔斯在承认人的先天能力有差异的基础上, 主张解除各种约束人们能力发展的社会限制, 主要是让人们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并尽力消除造成人们才能差异的社会根源和环境。在分配上, 不可否认“能者多得”原则的正确性, 但正如罗尔斯所说, 赢家无可否认要承认, 输家同样应该给予同情和照顾。这就要求在中国坚持初次按劳分配后, 再分配要关注收入低的弱势群体, 体现社会的公平。
2. 收入分配程序要体现正义。
分配的正义问题主要是程序问题, 根据罗尔斯纯粹程序正义的思想, 必须做出相应的规定, 必要的时候上升到法律层面, 将分配的程序合理化、公平化, 同时还要形成各种形式的监督机制、监督机构及配套的技术手段, 防止在分配中形成既得利益群体, 扭曲公平的分配程序。
3.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罗尔斯思想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 这就要关注最不利者群体。在中国, 一些弱势群体的生活乃至生存面临困境, 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 如失业者仍是一个相当大的群体, 没有收入来源, 如果也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 那么他们的基本生活就会成问题;再如农民工, 若没有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等等, 在外面辛苦了一年, 如果遇上工伤或者疾病, 到年底就很难剩下多少钱了, 还要担心被老板扣留不发等等。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追求, 罗尔斯的“分配正义”旨在通过对最小收入者的倾斜, 最大限度地消除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 以保持社会的公平公正, 维持社会的持续稳定。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确实存在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实现正义分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
摘要：罗尔斯正义论中关于分配正义的思想, 旨在保证每个成员都能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 这与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思路是一致的。吸取罗尔斯分配正义思想中的合理方面, 推动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缩小贫富分化, 最终实现社会公平。
关键词：分配正义,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参考文献
[1][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 等,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2]全国两会我们关注什么:养老问题收入分配居前[EB/OL].人民网, http://energy.people.com.cn/GB/71890/17280831.html.
制度正义 篇8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理应享有平等的社会保障权利。但实际上, 在精神层面,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城乡双重边缘化, 他们既不愿意回到农村, 又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在生活层面,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诸如工资偏低、工资被拖欠、劳动时间长, 安全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多等问题, 还面临着培训就业、子女上学、生活居住等方面的生存困境;在经济、政治、文化权益方面, 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得到有效的社会保障, 这三个层面的问题引发了不少社会矛盾和纠纷。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2010年6月21日发布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 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 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在1亿人左右。[1]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社会生产力中最具影响力同时数量又很庞大的弱势群体, 如果他们收入低下和权益缺失的状况不能得到有效改善, 如果不能逐步将其转化为正规的产业工人和安居乐业的市民, 我国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就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改变和扭转, 社会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为了真正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有必要深入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的原因, 并探索如何建立和完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
一、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的原因分析
(一) 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制约
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是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的根本原因。计划经济体制下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是传统的就业制度模式和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建构的基础, 二元户籍制度不但加深了农民工与城镇居民在经济、政治、文化、心理方面的分隔, 而且也使农民工失去了在城镇就业的机会和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 农民工成为被计划体制彻底抛弃的局外人。[2]改革开放以来, 虽然全国许多地区为打破户籍壁垒都出台了不少新政策, 但是, 这些政策和措施更多的是取消了形式上的户籍歧视, 而依附在户籍上的种种不平等待遇依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正是这些结构性制度安排使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 使其面临着城乡双重边缘化的困境, 以户口身份为准入条件的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制度仍将新生代农民工拒之门外。
(二) 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和诉求不相适应
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和诉求不相适应是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得不到有效落实的制度性因素。首先, 社会保险费率较高, 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参保率较低。现行的城市社会保险制度规定, 新生代农民工要按照城镇居民一样的费率标准缴纳各种社会保险费用, 这样的缴费标准显然对新生代农民工有失公平, 他们普遍感到负担太重。另外, 如果按照现行缴费标准, 作为社会保障制度资金来源主体的企业也感到负担很重, 所以他们一般不会主动给工人提供各种社会保障项目。其次, 社会保险关系难以转移和接续, 导致新生代农民工退保现象严重。由于城乡社会保障的二元体制, 许多农村地区尚未建立起社会保险, 因此确保社会保障关系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顺利转移的管理机制的缺失, 导致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回流时, 其社会保险关系转移和接续工作的难度加大。2010年新的养老保险转移政策执行前夕, 深圳惊现史无前例的退保潮, 退保人数创深圳历史新高, [3]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没有真正实现对接。第三, 社会养老保险缴费期限过长, 这导致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参保。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规定, 农民合同制职工在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时, 累计缴费年限满15年以上的, 可按规定领取基本养老金。然而, 由于工作不稳定,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频繁, 这使得他们很难在同一单位累计工作15年以上, 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参保积极性不高, 并且已参保的新生代农民工不断出现退保现象。第四, 相关法律法规的缺位是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缺失的重要原因。由于缺乏统一的全国层面的法律规定, 新生代农民工跨省、跨县市流动就业时, 其社会保障关系的建立与转续实际操作起来困难, 而且无法通过司法途径强制要求企事业单位履行为新生代农民工缴纳各项社会保险金的义务。
(三) 政府与企业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投资不足
政府部门的责任模糊, 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这导致政府和企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资金投入不足, 这是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的经济原因。首先, 政府部门的责任模糊, 使得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投资不足。目前社会保障改革中遇到的资金不足问题, 并非是真正的资金不足, 而是各方责任不清及因为这一因素的制约导致的财政并未真正到位造成的。[4]在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下,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责任模糊的现状及其惯性, 使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资金无法真正到位, 从而制约了相关制度的建立及持续发展。其次, 企业受利益驱动, 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投资不足。新生代农民工所在单位多为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乡镇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 主要集中在建筑、餐饮、服装等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些用人单位为追求高额利润, 千方百计减少人工成本, 主观上不愿意为新生代农民工购买社会保险, 一些用人单位甚至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 瞒报、虚报、漏报参保人数。
(四) 新生代农民工权利意识的淡薄与工作的高流动性
权利意识的淡薄与工作的高流动性是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的重要内因。首先, 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意识淡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渠道, 主要集中在找基层政府或相关组织 (28.9%) 以及维权组织 (27.3%) 。他们特别信赖政府, 找基层组织 (28.9%) 或向上级政府反映 (9.9%) 的比例加总接近四成。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的仅有11.1%。[5]可见, 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 其维权意识虽有所增强, 但是仍有很多新生代农民工不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次, 新生代农民工的高度流动性降低了其参加社会保险的愿望。就业“高流动性”与“短工化”是“工漂族”的典型特征。调查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人每年换工作0.45次, 而第一代农民工仅为0.08次, 其跳槽频率是其父兄辈的近6倍。[6]工作流动性大和选择性多的特点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参加缴费标准过高的社会保险。
二、建立健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对策建议
(一)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推进平等、规范的就业制度建设
为全面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 保护新生代农民工公平的公民权利, 必须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打破传统的二元分割局面, 推进平等、规范的就业制度建设。首先, 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逐步实现人口的自由迁徙。在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时, 必须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剥离附着在户籍上的诸多社会福利和社会保护政策, 使户籍制度回归登记统计功能, 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使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动过程的每个环节都能得到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受到的公平待遇和社会保护。其次, 要推进平等、规范的就业制度建设。为了保证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顺利实施, 必须消除一切制约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 建立城乡统一、竞争、开放、有序的劳动力市场, 完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服务体系与管理体系, 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合理配置。在制定城市就业政策时, 应消除城乡差别待遇, 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平等就业权, 规范用工监督机制, 强制用人单位与新生代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 使其享受相应的城市社会保障, 而不是将其排斥在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之外。
(二) 加强社会保障的法制化建设和信息化管理
完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是保障基本人权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 因此, 建立健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必须加强社会保障的法制化建设和信息化管理。首先, 加强社会保障立法工作。修改现行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 对具体涉及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法律法规作出明确规定, 使其更具操作性, 积极推进社会保障争议仲裁机构的实体化和仲裁员队伍的职业化、专业化建设, 完善仲裁程序和各项相关制度。其次, 加强依法行政工作。监管部门要加大依法行政检查和监督工作的力度, 及时严肃处理侵犯新生代农民工权益的事件, 使新生代农民工能获得充分的法律保障。要加大现行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 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雇主或用人单位要依法严肃处理, 确保新生代农民工充分享受现代社会的社会保障成果。第三, 加强社会保障的信息化管理。为全面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实现社会保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就必须充分利用网络技术, 加强社会保障的信息化管理, 逐步建立起全国性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网络系统, 借助一体化的网络信息技术, 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在全国范围内的流动、衔接与转移。
(三) 多方筹措, 建立长效稳定的社会保障基金筹集机制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是一项系统工程, 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是社会保障制度顺利运行的基础。由于我国现行社会保障筹资方式的缺陷和社会保障基金的整体短缺, 所以必须拓宽获取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基金的渠道, 形成灵活多样的筹资方式, 建立长效稳定的企业、个人和国家三方共同承担的社会保障基金筹集机制。首先, 国家要做大社保储备基金的规模, 在国家层面实现社会保障的可持续发展, 从而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例如, 国家可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整个预算支出的比重, 弥补社会保障基金缺口;也可以通过社会捐赠、基金的运营增值、彩票收入、税收等方式扩大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 实现社会保障基金的保值增值。其次, 企业要从个人与企业共同发展的角度出发, 实行人性化管理, 依法为新生代农民工办理社会保险手续, 缴纳社会保险费, 最大限度地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最后, 根据国家、企业及劳动者个人三方共同负担的原则, 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要切实转变观念, 正确对待自己的社会保障问题, 按照自己的承受能力主动承担相应的社会保险基金份额。
(四) 加强教育宣传, 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意识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意识的增强, 不仅需要对其进行教育培训, 不断提升其自身的文化素质和法律素质, 而且需要政府部门不断加强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的宣传, 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广泛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利的能力。首先, 要加大宣传力度, 努力营造出“人人参与社会保险, 人人享受社会保障”的良好氛围。政府部门要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的作用, 多形式、全方位地宣传社会保障政策法规, 提高用人单位执行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自觉性和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意识, 在全社会形成“社保利我”的共识。其次, 要加强教育培训, 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提高社会保障意识。政府部门在重视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同时, 也要重视其社会保障意识和法律意识的提高, 加大培训新生代农民工维权的力度。政府相关部门可以通过定期免费举办社会保障政策法规讲座和培训等方式, 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普及社会保障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 使他们懂得如何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社会保障权益。同时, 用人单位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风险防范、职业病防范、职业健康保护以及安全生产等方面的教育培训, 提高新生代农民工预防风险和应对风险的意识和能力。
(五) 建立适合新生代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体系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制度安排必须考虑他们的新特征和新诉求, 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 逐步建立起依据新生代农民工特点的、分类分层实施的社会保障体系。首先, 针对屡屡发生的农民工工伤事故以及由此导致的众多劳资纠纷和迅速扩大的农民工职业病群体, 政府应加快建立新生代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其次, 针对新生代农民工保护条件堪忧, 职业病检查、安全培训落实较差的现状, 政府应当积极建立新生代农民工疾病医疗保障制度, 尤其是大病保障制度, 最大限度地分散由于疾病给他们带来的风险。第三, 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状况极不稳定的现状, 应加快建立新生代农民工失业保险制度, 实行“现收现付”制,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把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城镇失业保险制度的范畴。第四, 积极探索适合不同层次新生代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制度。对于拥有比较稳定的职业、相对固定的住所和单位的新生代农民工, 可以考虑将他们纳入当地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对于无固定职业且流动性较大的新生代农民工, 可以设计一种过渡性的方案, 如可将养老保险的缴费率确定在一定范围内, 并且缴费率可划分为不同档次, 由新生代农民工自愿选择, 并规定用人单位必须根据新生代农民工所选择的缴费率缴纳相应档次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同时, 要改革现行养老保险转移办法, 允许参保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统筹基金与个人账户余额同时转移。第五, 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年轻力壮、流动性大、工作不稳定的特点, 加快建立适合新生代农民工的最低生活保障与社会救助制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救助不应是单纯的经济救助, 而应是提供劳动机会, 可以建立“公共劳动”形式的流动人口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样新生代农民工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为城市提供公共服务, 并因此获得能满足最低生活需要的工资或实物。
摘要：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社会生产力中最具影响力的、数量庞大的弱势群体, 他们面临着社会保障缺失的困境。本文基于公平正义视角, 深刻剖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的原因, 在此基础上, 本文提出了建立健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公平正义,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户籍制度,参保率,城乡二元结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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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正义 篇9
关键词：陪审团,人民陪审员,差异,比较,正义,保障
一、影片概要
普通百姓与拥有雄厚资金的枪械军火商的法庭较量, 有胜诉的可能?这是在看到影片进入正题的疑惑, 因为不论从财力、人力等各方面看, 都是毫无胜诉可能的案子。更何况枪械军火商还重金聘请了无往不胜的律师蓝金·芬奇。而被害人的遗孀所拥有的仅仅是社会反枪舆论的支持。而蓝金在法庭上战无不胜主要还是要归功于他强大的团队所组成的分析小组对每个陪审员进行全面跟进, 了解其短板, 使其听命于自己。但这一次尼克·伊斯特成功混入陪审团和在场外的女友玛丽配合, 玛丽向控辩双方发出了“拍卖陪审团”的讯息。最初控辩双方都认为消息不足为信, 更不会产生影响。却没有想到伊斯特竟在短时间内左右了陪审团的思想, 最终蓝金为了在官司上获得胜利而不得不在金钱上作出了妥协;原告的律师文道虽然面对如此诱惑, 但是最终在良心驱使下, 无奈报以“让命运去决定”。我们不难看出, 事实上最终尼克操纵了陪审团, 但最后法官却宣布判定被告有罪。尾声中真相揭开, 尼克与玛丽是十年前发生的校园枪击案的被害者亲友, 当时也是蓝金以卑劣手段操控陪审团而取得胜诉。
二、美国陪审制度与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对比
陪审团至关重要的原因在于:在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对于案件最终的裁定起着关键作用。美国法庭中陪审团制度中, 从陪审团成员的层层选拔到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享受到的一系列保护, 到其在案件判决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都为我们展现了这个制度的公平和正义性。陪审团制度是英美法系的重要制度, 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与之对应的便是人民陪审员制度。两者都是通过非法律工作者参与到案件的审理中并对审判结果产生一定效力, 实现对案件审理的公开化合透明化。但二者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首先, 在陪审员的选任方面程序便不尽相同, 美国陪审团成员选拔浩大繁杂的。美国法律规定, 只有未满18岁、不在本地居住、不通晓英语以及听力有缺陷的人、有前科者, 才没有资格充任陪审员。因为陪审团成员在选择的时候是一种任意性, 所以陪审员在的法律素养良莠不齐, 他们完全只是凭着自己对案件的主观看法进行投票, 他们的意见可能是社会对案件的心声。陪审团至关重要的原因在于:在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对于案件最终的裁定起着关键作用。因为英美法系认为, 一个人思想在没有外界任何事物干扰的时候, 往往想问题便是最单纯, 最公正的, 也就是良心做出事实的认定。但也可能因其不了解法律, 造成“多数人的暴政”。所以选定陪审团是既一个繁琐费时的程序, 也是一个要用心确保其能保证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同时由于陪审团成员在选择的时候是一种任意性, 成员本身素质参差不齐。更何况他们可能根本对参加案件审判毫无兴趣, 抱有一种敷衍了事的心态。因此, 他们所做出的判断是随机但有高执行力的, 如此进一步加剧了审判公正的风险。
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则相对规范。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需要下列要求: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年满23周岁;品行良好;身体健康。符合担任陪审员条件的公民, 是单位或者基层组织向人民法院推荐, 法院还将进行审查, 最终由法院院长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通过人民陪审员通过层层筛选, 被任命的都是相对具有较高法律素养的人, 他们对案件的把控更为理性和合法律性, 而非仅仅根据个人情感去判断案件, 这对案件审判的规范性及客观性起了良好的保障作用。
从形式上看, 似乎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更具有合理性, 但是人民陪审员以其个人身份加入庭审过程中。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中陪审员对于案件的最终判决无决定性作用, 其以审判人员的身份参加到诉讼中来, 与法官来共同解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审判结果由合议庭表决最终产生, 人民陪审员与法官具有同等的表决权。
三、总结
和有着悠久渊源陪审制度发展历史的西方相比, 中国陪审制度的完善程度及现代化水准与他们有一定的差距的。但是由于全球化的加剧和我国司法的不断改革发展, 中国的法制建设正在吸收西方的先进经验。中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引进陪审团制度, 将其作为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延伸和发展。陪审团制度可以扩大群众参与范围, 更好地体现司法民主、实现民主监督, 应该是我国陪审制度改革的发展方向。人民陪审团总体上符合陪审制度的改革目标和发展方向, 这对于我国陪审制度的完善, 具有积极的参考意义。
同时, 就陪审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对中国陪审制度的影响来说, 在法源不同的法系条件下, 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虽然重要, 但要立足中国社会的现实条件, 认真且专业的分析国情, 切实能够根据需要做出适当的变更以适应我国的法治环境。因此, 陪审制度在中国的开展应谨慎进行。这是由于中国法制所处的特定历史阶段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
不论是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度, 亦或是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产生初衷都是为了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诉讼审判中去, 给所有非司法体系中的百姓一个发表自己言论的平台, 以自己切身的感受对案件进行把握和判断, 从而做出最符合社会伦理和道德的判决, 最为广泛地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
参考文献
[1]张卫平.民事诉讼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9.
[2]江伟.民事诉讼法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苏格拉底的正义——为正义而自缚 篇10
关键词：苏格拉底,智慧,省察人生,正义
众所周知, 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民主城邦———雅典, 处死了如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苏格拉底, 而他们给予他的罪名是“不信城邦诸神、信新神、腐蚀青年”。然而, 从某种角度来说, 苏格拉底的死因部分源于他自己, 那么,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苏格拉底认为, 智慧本身不为人所拥有, 能够拥有智慧的只有神。虽然人不可能达到完全的智慧, 但是, 应当去追寻智慧, 尽量距离智慧更近, 所以在苏格拉底看来, 一身去追求智慧才是正义的。
苏格拉底还认为, 人应当过上一种省察的、哲学的生活。所以他不仅要求自己过此种生活, 还竭力促使身边的雅典同胞也过上这种省察的、哲学的生活。在他看来, 不仅使自己, 而且使他人过上这种省察的、哲学的生活才是正义的。
综上, 本文所述苏格拉底的正义观主要包括以下两点:1.虽然人不可能拥有智慧, 但是去追求智慧, 距离智慧更近, 为此所作的事情才是正义的事情;2.除非过上一种省察的、哲学的生活, 否则没有人可以开始知道自己, 因此追求省察的、哲学的生活才正义。
秉持着这样的正义观的苏格拉底, 为了追寻正义, 一步一步通往死亡之路。
一、苏格拉底对智慧的追求
在受审时, 苏格拉底自始至终都在为自己申辩。他认为对他的正式指控出于“多年以来的错误印象”。他不仅说了这种错误感知, 而且声称实际上他要申辩的有两种指控。一方面, 他要针对阿努图斯、美勒托、和莱康的指控做出自我申辩, 另一方面, 他要针对其他人长久以来的错误感知做出自我申辩。苏格拉底把这些旧的指控称为“非正式的”指控, 这些指控不是法律性的指控, 而是其他人对苏格拉底的不利感知。而且苏格拉底相信, 即使是“非正式的”“不利的”感知也有可能是有力量的和危险的。
(一) 被污蔑的原因———智慧
在申辩中, 苏格拉底辩称, 早先对他的感知是不正确的, 而且这些感知会传给下几代人, 从而他们对苏格拉底的理解也是错误的。因为这样的错误感知代代传承, 最终导致了对他的正式指控。在受审中, 苏格拉底陈述了长久以来他人是如何感知他的:
那么, 导致对我的污蔑的控告是什么, 还是让我们从头讲起。莫勒图斯在写下现在这份诉状时, 他信的就是这些污蔑。那些污蔑者, 究竟在讲些什么污蔑?他们若来控告, 那他们起誓后的状辞一定是:“苏格拉底行了不义, 忙忙碌碌, 寻求地上和天上之事, 把弱的说法变强, 并把这些教给别人。” (1)
正所谓无风不起浪, 那么苏格拉底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 引得如此众多的人对他心存不满?又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非要对簿公堂争个你死我活呢?
在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作品《云》中, 苏格拉底关心的是一个跳蚤可以跳几个跳蚤脚那么远、昆虫消化系统的性质是什么。 (2) 这里的苏格拉底总是关心一些荒谬且琐碎之事, 阿里斯托芬塑造出这样一个喜剧苏格拉底以供厌恶苏格拉底的人们消遣, 并且总有人津津乐道于此, 原因就在苏格拉底在于追求正义时, 得罪了很多人。
苏格拉底相信, 虽然人不可能达到完全的智慧、不可能彻底的知道自己, 但只要努力, 他就有可能知道很多, 就可以距离智慧更近, 于是他奔走于大街小巷, 演讲于街头集市, 鼓励人们去挖掘智慧, 去追求智慧。只是他鼓励人们的方法却不被一般人所能接受———公然挑战智者, 用盘问与反驳的方法, 找出所谓智者们言行上的漏洞, 以证明他们其实并不智慧。
苏格拉底向陪审团解释说, 许多人之所以相信阿里斯托芬的描述是正确的, 是因为他们被苏格拉底的盘问和反驳激怒了。苏格拉底在与人交谈时, 尤其是与所谓智者交谈时, 总是不断指出对方的信念有弱点, 和这样的人一起痛苦而沮丧的打发时间, 那绝不会是什么痛快的事。况且他还日复一日地重复这种行为, 每次都会逼得对方哑口无言, 这种做法在激怒智者的同时, 连同其支持也一并激怒。就好像现代的追星族一样, 一旦哪位偶像明星遭到他人贬低, 他的粉丝团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同时也会齐心憎恨反抗那位大放厥词者的。苏格拉底在激怒智者的同时, 智者的支持者也同样被一次次激怒着, 时间越久, 他们对苏格拉底的厌恶感就积累的越深。
在申辩中, 苏格拉底解释说, 他盘问和反驳他人, 不是为了激怒他们, 而是为了理解德尔斐的阿波罗给他的神谕。苏格拉底的朋友凯瑞丰, 向据信为阿波罗神中介的一位女祭司问了这样一个问题:谁是雅典最具有智慧的人?女祭司说是苏格拉底。这让苏格拉底疑惑不解。因为他知道自己并非是有有智慧的。就如同某教授从一次物理会议回来后告诉一位文科生, 在此次会议那位文科生被誉为世界上最智慧的物理学家, 那位学生肯定会因此感到不安和疑惑, 因为自己确实对物理学所知甚少。而这也是苏格拉底听到凯瑞丰的说法后所感受到的。他向陪审团这样说:
“我会试着向你们揭示出来, 是什么给我带来了这名声和污蔑……雅典的人们, 我得到这个名声, 不为别的, 正是因为智慧。这种智慧到底是什么样的?也许就是一种人间的智慧。也许我确实善于这种智慧。而我刚刚提到的人, 要么确实有比人间更高的智慧, 因而是智慧的, 要么我说不出那是什么。因为我不懂这些, 而谁说我懂, 都是在说谎, 制造对我的污蔑……我的这些, 究竟是否真是智慧, 是什么样的智慧, 我要向你们举出证人, 就是德尔斐的神。你们该知道凯瑞丰的。他和我从年轻时就是伙伴, 他也是你们大家的伙伴, 一起在新近的逃亡中出逃, 又和你们一起回来。你们知道凯瑞丰是怎样一种人, 知道他无论做什么事时, 都是多么莽撞。有一次他到了德尔菲, 竟敢提出了这个问题———是否有人比我更智慧。于是皮提亚女祭司拿起签说, 没人更智慧。……
你们看我为什么说这些。我想要告诉你们, 对我的污蔑是从何而起的。听到这话, 我就自己寻思:“神说的究竟是什么, 这到底是什么哑谜?我自己知道, 我没有智慧, 也没有小智慧。那么他说我最智慧, 到底是说的什么意思呢?而神不会说假话, 因为这不是神的做法。”在好长时间里, 我都不明白他说的到底是什么。随后, 我很不情愿地转向下面这样的探讨。我去拜访一个据说很有智慧的人, 好像在那里就可以证明那说法是错的, 回应神谕说:“你说我是智慧的, 但这个人比我更智慧。”
于是我仔细审视了他———我观察了他并且和他对话之后, 得到这么个印象:我看到, 虽然别的很多人觉得他很有智慧, 特别是他自己, 其实不然。随后, 我试着告诉他, 虽然他认为自己是智慧的, 其实他不智慧。结果我遭到他和在场很多人的嫉恨。” (3) (申辩P77-80)
苏格拉底为了证明自己并不智慧, 不断向智者挑战, 想以此证明其实还有人比自己智慧, 但在此过程中, 他发现, 所谓智者, 其实并不智慧, 可是他这一发现不仅激怒了智者, 而且激怒了其追随者, 于是怨恨、嫉妒变随之积累。越是想证明自己并不智慧, 苏格拉底就越是发现, 那些声名显赫的人其实最无能, 而另外那些看上去更一般的人却好像更明智些。于是他觉得那个神谕变得不可驳斥了, 但苏格拉底始终认为, 自己也许比别人智慧的地方就在于自己明白自己什么也不知道, 所以自己会去学习知识, 追求智慧, 而不是假装自己什么都知道。正如他自己所说:
“那个人 (前文所提智者) 认为自己知道他不知道的事, 而我既然不知道, 也就不认为我知道。我觉得好像在这件事上总比他智慧一点, 即我不知道的事, 我就不认为我知道。” (4)
随后, 苏格拉底又拜访了一些诗人, 匠人们, 于是发现他理解了神谕———“其实, 神才真是智慧的, 他在那个神谕里表明的是这个, 人的智慧价值很小, 几乎什么也不是。他好像是在这样说这个苏格拉底, 其实是假借我的名字, 用我做个例子, 如同再说:你们中最智慧的, 人类啊, 就是像苏格拉底那样, 知道就智慧而言, 他真是毫无价值。” (5) 而更进一步, 他好像还理解神谕想让他做的事情———“我现在还在按照神的意愿, 四处寻求和追问每一个我以为智慧的公民和外邦人。每当我发现他并不智慧, 我就替神证明, 指出此人不智慧。” (6)
正是因为苏格拉底做了这正义之事———指出他人的不智慧, 虽然他是想帮助他们追求智慧, 可是却为他找来麻烦, 人们嫉恨他, 污蔑他, 长久以来的不好的印象最终爆发的结果便是指控苏格拉底。
在苏格拉底看来, 即使被人们误解, 嫉恨, 污蔑, 但因此要他放弃正义, 那是不可能的。为了正义, 被误解又能怎样?被嫉恨又能怎样?被污蔑又能怎样呢?只要他还活, 他还自由, 他便会一直向正义前行, 而那正义的事情便是帮助人们追求智慧。所以人们会经常看到苏格拉底出现在街头, 集会, 盘问反驳着那些自认为或公认为的智者, 与他们辩驳, 让他们哑口无言。
苏格拉底不断地扮演着惹怒智者与其追随者的角色, 被人忌恨着也要坚持正义, 由此卖出了通向死亡道路的第一步。
(二) 腐蚀青年的罪名
因为按照神谕所示, 苏格拉底不断向正义前行, 最终, 那些被他辩倒但口服心不服的家伙们终于将他送入公堂, 要对其审判, 将其定罪———腐蚀青年。对此, 苏格拉底是这样申辩的:
“而我要么没败坏他们, 要么败坏了他们, 但是无意的;在两种情况下, 你都在撒谎。如果我得到了教诲, 我就会停止我无意做的是。而你却回避, 不愿意与我交往, 不愿意教育我, 反而把我带到这里来, 而法律只要求把需要惩罚的人带到这里, 不是需要教育的人。”
因为苏格拉底津津乐道于揭示他人的不智, 得到了大批青年的追捧, 所以他也因此在正式控告中得到一个罪:腐蚀青年。
1.苏格拉底的教育
在当时的雅典, 有钱的人会将自己的孩子送往智者那里学习辩论术, 他们精于演讲, 可以帮助被控告者写申辩书, 一些青年接受者这样的教育, 同时交付一定的学费。
而在苏格拉底看来, 青年们大可不必接受此种教育。真正的教育应当是免费的, 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教师, 但其一直在探索一种教育方式, 不通过做老师来教育, 因为教育青年是一件高贵的事情, 不仅应当教给他们知识, 还应当教给他们德性。
他在公众面前盘问与反驳智者时, 青年们便已学到了一些辩论的技巧, 于是, 青年们开始自己联系他们免费学习到的技术, 他们也会向智者发问, 向长者发问, 然后便发现, 所谓的智者、长者, 并不是向他们表现的那样通晓一切, 有时候, 他们宣称自己知道所有, 可当被盘问到哑口无言时, 青年们便发现了苏格拉底所说的“他们并非智慧”是正确的。
因为总是被公然挑衅, 智者的威严受到青年的怀疑, 但智者们与他们的追随者却将这一切归咎于苏格拉底的过错, 而不是自我反省。正如苏格拉底自己所说:“有些青年自愿追随我———他们最有闲工夫, 出身豪富。他们乐于听我省察人们, 自己经常模仿我, 还试着省察别人。于是, 我想他们发现无数的人是自以为知道一些, 其实知道的很少, 甚至什么也不知道。于是, 那些被他们省察的人对我生气了, 却不对他们自己生气, 说什么, 苏格拉底式最有害的人, 把青年都败坏了。”
2.爱知
在对苏格拉底的指控中, 还有一个罪名———“信新神”。这个罪名与“腐蚀青年”有很大的联系。首先, 控告者们指控苏格拉底信奉新神, 然后又教育青年信奉新神, 以此腐蚀青年。
“我在很多地方说的, 会出现一个神性的精灵的声音, 而磨了图斯在写诉状时, 嘲讽的也许就是这一点。这从我小时候就开始了, 就出现了某种声音, 每当它出现时, 他总是阻止我要做的事, 却从不鼓励我做什么。”
苏格拉底说的这个声音, 成为莫勒图斯和阿努图斯控告苏格拉底引进新神的理由。
对于这个精灵, 从苏格拉底的申辩中可以看出:它只是阻止苏格拉底做不对的事情, 例如阻止其参政, 而不是鼓励其, 例如苏格拉底追求智慧就既未被阻止, 也未被鼓励, 因此, 追求智慧便是正义之事。
说苏格拉底腐蚀青年, 因为青年对其的追捧, 而教育青年学习盘问和反驳的方法以此追求智慧, 质询假智慧, 既未被精灵阻止, 也未被精灵鼓励, 那么便是正义之事, 只是, 由此而得罪的“智者”及其支持者, 将所有怨恨与过错都归咎于苏格拉底一个人的身上, 而不是自我反思, 为了使苏格拉底闭嘴, 他们最终将其推上法庭。
因为了解苏格拉底的固执, 控告者明白一般的轻罪不至于达到使他闭嘴的效果, 因此他们便指控其死罪, 以恐吓的方法希望能够达到目的。他们希望苏格拉底能够自己提出一个轻的刑罚, 最好是流放, 从此远离雅典, 便可以耳根清净, 了享清福。
但是, 要苏格拉底闭嘴, 却是不可能的。在苏格拉底看来, 帮助人们追求智慧即为正义, 不论是他自己追求智慧, 还是帮助雅典同胞追求智慧, 亦或是教育青年追求智慧, 都没有被精灵阻止, 那么, 做了正义的事情, 虽然因为这正义而被污蔑, 但是为了这正义而死亡, 便成为了苏格拉底的不二选择。
二、过哲学、省察的生活
如前文所述, 苏格拉底认为人生在世, 应当追求智慧, 也因此而得知苏格拉底的正义观还应当包括过省察的生活, 人应当不断地省察自己, 省察自己的无知, 然后过上爱知的生活。如果他依了控告者所想, 从此闭嘴, 停止省察, 停止爱知, 那么相比较还不如死去。
申辩中, 苏格拉底这样表达自己的观点:“如果你认为有点人格的人应该计较生死的危险, 而不是在做事的时候仅仅关心这个:做的究竟正义还是不正义, 是好人做的还是坏人做的, 那你说的真不美。”为了让这个观点更站的住脚, 苏格拉底还提到了忒提斯之子———阿喀琉斯。阿喀琉斯忠于自己的朋友, 当帕特洛克罗斯被赫克托耳杀死时, 他真心实意的痛惜帕特洛克罗斯的牺牲, 决心为他复仇, 于是他又重新武装上战场, 杀死了赫克托耳, 并将他的尸体捆绑在战车上驱车游行, 虽然这是阿喀琉斯凶残的体现, 但这也是他忠于朋友的体现。因此, 阿喀琉斯是一个英勇善战、忠于朋友的人。当面对朋友的牺牲, 阿喀琉斯不愿再在耻辱中苟活, 而藐视危险, 所说了以当他急切地要杀死赫克托耳的时候, 他的女神母亲对他说了一番话, 苏格拉底认为应该是这样的:
“孩子, 如果你为你的朋友帕特罗克洛斯之死报仇, 杀死赫克托耳, 你的死期将至———因为, 在赫克托耳死后, 马上就是你了, 轮到你了。”阿喀琉斯听了这话, 根本就蔑视死亡和危险。他更害怕过坏的生活, 害怕朋友们得不到复仇。“那就马上死吧, ”他说, “我让那行不义者得到惩罚后, 不必留在这弓船旁边让人嘲笑, 成为大地上的负担。”
阿喀琉斯忠于朋友, 为了正义不畏死亡。苏格拉底认为正义是不可被停止的。不论是阿喀琉斯还是自己, 都选择遵循真理。人无论是自己认为这样最好, 从而让自己站在一个岗位上, 还是被长官安排在岗位上, 都应该在危险中坚守, 不把死亡或别的什么看得比耻辱还重。而冒着死的危险待在被安排的岗位上, 苏格拉底认为并意识到, 是神安排他以爱知为生, 省察自己和别人, 如果他反而怕死, 从而逃跑, 那才是真正的做了可怕之事。
控告者们要求苏格拉底从此闭嘴, 做到悄无声息, 在苏格拉底的世界里, 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你们对我说, 苏格拉底, 现在我们不听阿努图斯的话, 而是放了你, 但是有一个条件, 既, 你不要在花时间研究了, 不再爱知了。而如果我们逮到你还在做这些, 你就要死。如果你们就是在我说的这些条件下放我, 那我要告诉你们, 雅典的人们, 我向你们致敬, 爱你们, 但是我更要听神的话, 而不是你们的。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能够做, 我就根本不能停止爱知, 要激励你们, 告诉我遇到的你们中的每个人, 说我习惯说的话, 最好的人, 你是雅典人, 这个最伟大、最以智慧和力量主城的城邦的人, 你只想着聚敛尽可能多的钱财, 追求名声和荣誉, 却不关心, 也不求知智慧和真理, 以及怎样使灵魂变成最好的, 你不为这些事而羞愧吗?如果你们中有人反驳, 说他关心, 我不会很快放他走, 自己也不走, 而是询问他, 省察他, 羞辱他———如果我发现他并没有德性, 反而说自己有———责备他把最大价值的当成最不重要的, 把更微小的当成更大的。无论年轻人还是老人, 无论外邦人还是本城的人, 我都会为他这么做, 尤其是本城的人。你们要清楚, 是神命令如此的。
苏格拉底在城中转悠, 所做的不过就是劝说人们当中的青年, 不要那么关心金钱或身体, 如同让灵魂变得尽可能最好劲头, 他说, 德性不是来自金钱, 而是, 金钱和人类所有别的好处, 无论个体的还是城邦的, 之所以好, 都是因为德性。
三、苏格拉底的自寻死路
苏格拉底的态度很坚决, 在放弃正义与死亡之间, 他最终选择死亡。他说的很清楚, 如果要他放弃过省察的生活, 那么像忒提斯之子阿喀琉斯一样选择死亡才是正确之路。
前文提到过, 控告者的真正意图并非要苏格拉底真的死, 而是其不再多嘴即可。显然, 苏格拉底不可能妥协, 但在他的刑罚问题上, 苏格拉底还是有很多方法逃避死亡的, 但这些方法都为他所不耻, 最终其自己选择了死亡。
(一) 提出轻罪或者缴纳罚金
“我相信, 我没有对任何人行不义, 我也不会对自己行不义, 不会说我自己的品行该得恶报, 给自己提出这样一种惩罚方式。”
在当时的雅典, 一般被告被判有罪是, 其可以提出一个相对于原告所提出的轻罪, 而法庭一般也会采纳。所以, 控告者们提出四星的目的之一便是希望苏格兰的能够提出流放, 这样便可以原理他的聒噪。可惜苏格拉底的行为却令他们大失所望。
“但是我可以提出流放吗?也许你们将会给我这个惩罚。我也太贪生怕死了, 你们, 我的同胞公民, 都不能忍受我的行事和言辞, 而觉得这些事那么难以承受, 惹人忌恨, 以致你们要寻求除掉这些;难道别人会容易忍受这类东西吗?根本不可能。对于我这年纪的人, 此时流放, 轮番跑到一个又一个别的城邦去, 又被赶出来, 这可真是高贵的生活。因为我清楚地知道, 我到哪里去, 青年人都会像在这里一样倾听我的话。”
苏格拉底明白, 无论他到哪里去, 青年人都会像在雅典一样倾听他的话, 因为“一个未经性差的生活是不值得人过的生活”, 不论在哪里都是要过省察、哲学、爱知的生活, 那么雅典公民受不了, 外邦公民也未必会接受, 最后免不了重复流放, 被迫停止爱知, 不如追求它们来的正义, 故此, 苏格拉底最终选择赴死。同样, 对于缴纳罚金, 苏格拉底是这样说的:“我不习惯认为我的品行该遭到什么惩罚。如果我有钱, 我就会按我能够付出的那么多提出罚我的钱, 因为那不会伤害我。但现在不是这样, 除非你们愿意我提出我付得起的钱数。也许, 我能付一个米纳的银子。那我就提这么多。”
苏格拉底提出山的可怜的罚金数量在抗议着法律对他的不公。他为了正义, 认为自己所受到的待遇应当是“在政府大厅用膳”。而因为他做了正义的事情受到审判, 还因此被判了死刑, 这本身便是不正义的, 如今要苏格拉底为了逃避死亡而妥协, 缴纳罚金或者流放, 或者像克里同哪的好友愿意帮助他缴纳罚金, 都是不正义的。苏格拉底是可能做这样的不义之事的。因此, 从这个角度来看, 苏格拉底式自愿选择了死亡。
(二) 携带家眷乞求轻罪
苏格拉底有三个儿子, 在他被审之时, 一个已经是小伙子, 还有两个还是小孩子。如果他带着妻儿乞求投票放过他, 那么很有可能他就不会被判处死刑。可是, 他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不是因为我太固执, 也不是我看不起你们;究竟我是否敢于面对死亡, 是另一个话题;但对声望而言, 无论是我的, 你们的还是整个城邦的, 我这样年纪和名声的人这么做, 都是不大高贵的。不论真假, 人们认为, 苏格拉底与很多别人有些不同。那么, 如果你们当中有什么人, 无论因为智慧、勇敢, 还是倍的这类德性, 看来和别人不同, 要这样做就太可耻了。”
尤其是看到一些本来很体面的人, 在受审时坐车极为奇怪的事情, 带着家眷可怜兮兮地乞求减刑, 以为死了就是遭受很可怕的是, 苏格拉底更是不耻于做这种事情。那么这种减刑逃避死亡的方法也被排除, 于是, 苏格拉底依旧选择死亡。
(三) 逃跑
苏格拉底被判刑后没有立即赴死, 因为正赶上雅典派船出去朝圣, 按规定朝圣期间不得处决死囚, 所以他在监狱里待了一段时间, 朋友们常去看他。朝圣船只回来后的第二天, 才是他受刑之日。也就是说, 在这之前, 他是打有机会逃出去, 而他的朋友克里同也致力于帮助其逃跑, 而不惜一切代价, 他说如果苏格拉底要牺牲自己去殉道, 正好落入指控者的圈套。为了要把苏格拉底除掉, 他们处心积虑地设下陷阱, 若苏格拉底牺牲自己殉道, 就正好成为了控告者的帮凶。况且苏格拉底家中还有年幼的孩子需要抚养。
苏格拉底对克里同的一片赤诚十分感激, 但他不愿逃出去然后远走高飞的初衷并未有所改变。他有自己的道德观念, 他认为逃出去远走高飞的行为是不正当的。挚友克里同的开导和劝说使得他陷入两难的境地, 他不愿意逃跑, 但克里同的美意又是他难以拒绝。
苏格拉底认为法律具有普遍的正义, 它是指导雅典城邦政治生活的最高准则, 如果他听从挚友克里同的劝告逃走, 雅典的法律就会对他提出各种责难。这就是判决的本身是合法的, 其权威性受到来自个人的挑战。这样, 雅典城邦还能生存下去吗?推一步讲, 即使城邦法律所作出的判决是不对的, 错待了对方, 就是这样, 也不容许违背法律。当然, 任何人都可以向城邦建议修订其相关法令, 是指正确并具有权威性, 但既定的法令是不能违背的。
按照雅典法律的规定, 公民在成年之后, 如果不同意这个城邦的法律, 任何人都可以带着家眷和财产迁往任何他愿意去的地方。凡是在雅典看到当局者如何依法治理城邦的人就表示他们愿意接受当局法令。要是苏格拉底违背了城邦所制定的法律的规定, 具体讲, 就是不接受裁决, 设法逃走, 这样做, 其罪要比其他别的人要重。因为他已经在雅典生活了70多年, 就是表示遵守这里的法律已经70多年了。如果他逃跑了, 将被看做法律的破坏者, 者更进一步证明雅典法庭陪审官对苏格拉底的控告正确。
最后, 苏格拉底自省:不能将孩子和自己的生命看得高于正义, 判决虽然不正确, 但原因不在法制本身, 而是在于某些控告的人。要是听从克里同的劝说偷偷地不光彩地逃走, 那就是以错对错, 这样, 苏格拉底感到, 他将终生受到法律的谴责。所以苏格拉底不逃走, 就要遵法就死, 成为必然的了。
(四) 苏格拉底对死亡的正视
苏格拉底说是神安排他以爱知为生, 省察自己和别人, 如果他反而怕死或因为别的什么原因, 而脱离岗位, 逃跑, 亦或是做了别的什么那才是真的行了不义, 做了可怕之事。而所谓的怕死, 不过就是不智慧而以为智慧, 就是以为自己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人们惧怕死亡, 是因为人们假装自己知道死亡, 认为死亡是不好的, 所以惧怕, 人们不能够正视死亡, 因此惧怕死亡, 想要逃避死亡。
苏格拉底认为, “死要么就是什么也不存在, 死者没有任何感觉;要么, 根据一些人的说法, 死就是发生一种变化, 就是灵魂从这里迁移到别的一个地方。如果就是没有感觉, 那就如同睡觉, 而且睡着的人还不做梦, 那死可真是很美妙的好事”。如果让人要选出一个他沉睡而没有梦境的夜晚, 把他一生中别的夜晚和白天同这个夜晚相比, 让他仔细想后, 说出在他一生所经过的当中, 有多少日夜, 比这个夜晚更美好, 更舒服呢?“如果死是这样, 我说它是好事, 那时候, 永恒好像也不必一夜更长”。
另外, 如果死就是从这里移到另外一个地方, 即所有的死人都在那里, 还有什么会比这更好呢?在那个世界中可以遇到很多活着的时候公正的半神, 可以和俄耳普斯、穆赛欧、赫西俄德、荷马在一起, 任谁不愿为此付出高额代价呢?就连苏格拉底, 也愿意为此而死。
“当我遇到别的死于不义的冤狱的古人时, 我会把我自己额遭遇和他们的相比, 对我而言, 在那里这样过日子是有其奇妙的———我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快乐的———最大的好事是, 在那里省察和询问人们, 就像在这里做的一样, 看他们当中谁有智慧, 谁自以为有智慧其实没有。”
人们都把死亡当成最大的伤害, 苏格拉底虽然没有认可, 但他也无法否认这种可能性。恰恰因为死亡至少是一件极大的坏事, 往往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恐怖, 战胜死亡才有着巨大的意义。
四、结语
综观全文, 本文先论述了关于苏格拉底的两方面的正义观:1.追求智慧:2.过上哲学、省察的生活。
由于对正义的执着, 他招致了别人的忌恨, 并将其告上法庭, 为了达到不再受苏格拉底盘问到尴尬的目的, 控告者请求法院判处苏格拉底死刑。
对于苏格拉底逃脱死刑的方法本文有具体论述:1.提出流放或者缴纳罚金;2.携带家属乞求轻罪;3.逃跑。但是苏格拉底不耻于做出以上动作, 因此, 他排除所以能够避免死亡的方法, 最终自己选择了饮鸠服刑, 但是他相信, 虽然他的肉体死了, 但是他的灵魂依旧正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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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转型正义”有正义吗 篇11
《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是有针对性的“正义”
6月22日，台湾“立法院”在民进党主导下初审通过《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民进党当局强调，通过此条例是要还原历史真相、促进社会和解、促成政党公平竞争。具体做法包括开放政治档案、清除威权象征、保存不义遗址、平复司法不法、还原历史真相及处理不当党产等。
从中不难发现，民进党推动的“转型正义”，不是外界普遍理解与认识的社会正义，而是民进党当局所规定的有特定含义的“转型正义”，是针对过去国民党执政时期政治与历史遗留问题的“转型正义”。
民进党推动“转型正义”，本应用统一的或一致的标准，正视历史，还原历史，客观看待历史。然而结果却是，民进党上台执政后第一时间就宣布终止马英九当局推动的还原历史真相的“课纲微调”方案，其目的就是要恢复错误的“台独史观”与“殖民史观”，肯定日本殖民统治者对台湾的“正当统治”。这就是民进党的“转型正义”？蔡英文最信任的“行政院长”林全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公然表示慰安妇“很多人可能是自愿的”。这完全是对无数慰安妇的污辱！更是对人类社会正义的最大污辱！
追求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的普遍共识，有着共同的价值与标准。可到了民进党那里，正义就出现了变异，成为蔡英文式的“发夹弯”。民进党高举民主、人权与正义大旗，却干着反人权、歧视弱势族群、违背社会正义的勾当。台湾老荣民是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者，如今成为台湾社会的弱势群体，却不见蔡英文、民进党为他们寻求正义。“陆配”是台湾人的媳妇或女婿，是同胞，可民进党对陆配极为歧视，实施不公平的政策待遇，长期反对陆配取得公平的身份权、工作权、政治权甚至生活权。同样，对于陆生赴台求学，民进党持反对态度，认为陆生会抢占台湾资源，不应享受健康保险，对陆生在台求学设置了“三限六不”的政策，公然对陆生实施违背正义的歧视政策。
可见，民进党所谓的转型正义并不是人类社会普遍认知的社会正义，而是民进党自己定义的“正义”，主要是针对国民党在台湾威权统治时期的，是民进党政治斗争算计下的“正义”。
追查党产是在清算国民党
2016年7月25日， 民进党在重新执政并取得“立法院”绝对多数议席后，通过《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
根据该“条例”，国民党“不当党产”的清算时间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与国民党接收台湾开始。“不当党产”是指“国民党及其附随组织接收财产或无偿或交易时显不相当之对价取得之财产，除党费、政治献金、选举补助金外”全部推定的“不当财产”。追讨对象不只是国民党本身，还有其“附随组织”。不当财产的认定取决于“行政院”下设立的“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由绿营“立委”顾正雄担任，成员基本上都是反国民党的绿营人士。
根据规定，“条例”颁布一年内国民党要申报政党及附随组织财产。“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也可主动调查后提醒要求四个月内申报，并应经过听证会确认。若不按时申报会进行巨额处罚，连续处罚五次则将财产推定为“不当财产”。一个有120年历史的政党与相关组织的财务来源、财产交易与去向是相当复杂的，要在一年内完成申报是非常困难的。
据统计，截至去年底，国民党党产净值为166亿元新台币。清查上百亿党产的政党，可能是一场漫长的法律战与政治战，因此有人称“国民党党产恐变为民进党的大巨蛋”（“大巨蛋”是指台北市棒球馆，台北市长柯文哲与建商远雄集团围绕这一建案展开了一场持久的法律战与舆论战）。
在发展进程中，台湾形成了一个“党政一体”的政治制度，党政不分，党产与“国产”不分，党职与公职人员有相同或类似的级别、工资与退休待遇。党产的来源是否合法应该如何界定与区别？蓝绿之间对这一法案本身也出现“违宪”与“合宪”之争。对于“不当党产处理条例”，国民党认为是“违宪”的：它是针对性立法，即针对特定时期特定政党，违反立法公平原则；“不当党产”定义模糊，调查范围广泛，违反法律明确性与比例性原则；以“推定方式”认定党产取得的合法性，违反“宪法”对人民财产权的保障；“党产处理委员会”设在“行政院”下，还享受准司法调查权，违反权力分立原则。
民进党不顾历史事实或以切割历史的方式追查与清算国民党党产，其政治目的太过明显，就是要让国民党不得翻身，甚至在台湾消失，从而为民进党的长期或永久执政甚至实现“台湾独立”扫清障碍。
不可否认，这一法案将对国民党的未来发展是毁灭性的一击，未来国民党重新再起变得更加困难。
对原住民道歉是典型政治操作
8月1日是台湾“原住民族日”。蔡英文兑现竞选承诺，代表政府向原住民公开道歉。
蔡英文发表了道歉演说。其中，蔡英文援引《台湾通史》指出，“台湾固无史也。荷人启之，郑氏作之，清代营之”，并批评此乃汉人史观，反省“只会用强势族群的角度来书写历史”。蔡英文特别强调，光有口头道歉是不够的，政府未来为原住民族所做的一切，将是岛内是否真正能够和解的关键。对此，蔡英文宣布“总统府”将设置“原住民族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委员会”，“行政院”也会定期召开“原住民族基本法推动会”，并表示会与各族代表对等协商未来政策方向。
对于蔡英文向原住民道歉一事，无党籍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表示，从道歉中，只看到优美的词藻，“转型正义”的核心应该要还原原住民各族历史真相与返还土地。高金素梅强调，政府不只要向原住民道歉，更要以“总统”的地位，要求日本政府向原住民道歉、认错与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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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在蔡英文大肆宣讲原住民“转型正义”之时，在“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上，“原住民族转型正义联盟”成员以实际行动抵制蔡英文。7月30日，300名原住民向蔡英文当局提出三大诉求：拿出“政院版”原住民族转型正义条例、要求“蔡总统”确立台湾政府与原住民族“准国与国关系”、要求“蔡总统”提出原住民族九大主张政策的立法及推动日程表。
一位原住民代表表示，事前蔡英文当局没有做任何沟通，没有公开透明，就突然搞一个隆重的道歉仪式，其实就是对原住民的不尊重，是“形式大于实质”。还有原住民认为，蔡英文讲的都是过去国民党原本推动与表示要做的，因此蔡英文讲的“都是空的”，没有具体的作为，不会兑现任何承诺。原住民歌手张震岳也公开发文强烈质疑蔡英文道歉的诚意，认为是一场“闹剧”。
蔡英文在道歉中，否定历史上中国政府对台湾的主权、管辖与治理，把外国侵略者与中国中央政府对台湾及台湾原住民的治理等量齐观，都视为“外来者”，这是典型的“台独史观”与错误的“殖民史观”！郑成功驱赶了荷兰对台湾的侵占，收复台湾，可是蔡英文却把郑成功与荷兰殖民统治者视为同样的“掠夺者”，是原住民的屠杀者，这是赤裸裸的“台独”思维在作怪！
蔡英文在对原住民提到的十次道歉中，字字不提日本殖民者对原住民的大屠杀，反而肯定“日本统治时期有全面深入的理蕃政策”，颂扬日本殖民统治，这再次证明了蔡英文对原住民的道歉是非常不单纯的，是有强烈的政治目的，再次揭穿了蔡英文向原住民道歉是一个典型的政治操作。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在采访中对蔡英文的这一做法提出强烈批判，也充分这证明了这一点。
作为执政者，需要还原历史真相，让后人吸取历史教训，避免历史悲剧重演；而不是重揭历史伤痕，有意制造矛盾。而蔡英文的所作所为，恰恰是在颠覆历史，扭曲历史，有意重揭历史伤痕，制造新的族群矛盾与社会矛盾。
蔡英文对原住民道歉，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就是继续“围堵”国民党。众所周知，国民党在台湾执政后，虽然在原住民政策上有失误，曾经走偏，但后来对原住民实施了特殊的照顾政策，获得了原住民的肯定，因此原住民一直是国民党选举的重要支持力量，这一点让蔡英文与绿营人士一直不能释怀。因此，蔡英文企图通过政治操作道歉方式，进一步制造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外来者”对原住民的伤害，制造原住民对国民党的不满，让国民党失去最后一个强有力的支持群体。
民进党是在搞“逆转型正义”
观察民进党上台以来的所作所为，虽然高举“转型正义”大旗，开始了政治改革，但其实际做法则是“有转型、没正义”，而且是在违背正义，不断制造新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对立，是“反转型正义”，是“逆转型正义”。
民进党重新执政后，企图从历史、政治与经济上削弱国民党发展的正当性与竞争力，彻底打跨国民党，让民进党“一党独大”、“一党独霸”，成为新的“民主独裁党”。在历史与政治上，民进党继续以“二二八事件”、“威权政治”与“不当党产”等“污名化”国民党，让国民党负起历史责任，背上沉重的政治包袱。在经济上，通过制订“促进转型正义条例”与“不当党产处理条例”，以强制性的法律手段对所谓的国民党“不当党产”进行彻底追缴与清算，并有意将“所缴党产”用于推动社会福利事业，以削弱国民党的经济基础与社会基础，进而崩解没有了经济依赖的国民党地方派系与地方势力。如此一来，国民党未来发展必将陷入更大危机，重新上台执政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民进党不再有强有力的政治竞争对手，就为其实现“绿营长期执政”与“一党独大”创造了条件。
民进党以“转型正义”为名的政治改革，实际上是旨在全面推动“去中国化”与实现“台湾国”建构。蔡英文大力推动“转型正义”的政治改革，表面上是要“处理威权时期违反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不法行为与结果、还原历史真相”，改变所谓的过去“不正义”问题，但实际上是在“威权万恶论”、“中国万恶论”与“独立正当论”的“台独”思维下，从历史、文化、体制、制度等方面消除一切与“中国”相关的符号、象征与印迹，切割台湾与大陆的脐带，实现从“中国主体性”到“台湾主体性”、从“外来政权”到“本土政权”的彻底转变，以达到全面“去中国化”与“台湾独立建国”的政治目的。这是民进党另类“台湾正名”举动。
民进党当政后绿营“立委”先后提出“废除孙中山遗像”、“侨委会”名称正名、“台侨取代华侨”、“中正勋章”改名及废除“课纲微调方案”等诸多改革或修法提议，均是“去中国化”的“台独”举动的具体表现。特别是民进党“去中国化”的一些举动，如蔡英文将1989年4月7日“台独”分子郑南榕自焚日定为“自由言论日”，“立法院”有意修法将“台湾国护照贴纸”合法化等，均已具有“准法理台独”性质。如果按照蔡英文“去中国化”与“台湾正名”的“台湾国”建构步骤，预计数年之后台湾社会的“中国印迹”或海峡两岸的“中国象征性连接”将大幅弱化，台湾将会逐步完成虽无“台湾国”之名、却有“台湾国”之实的“台湾独立”建构工程，这将对未来两岸和平统一带来巨大挑战。
蔡英文将“转型正义”列为上台执政后“五大政治改革”首要目标的目的，是民进党企图通过“转型正义”口号树立民进党执政的历史正当性，掌握政治发展的话语权。除了上述两大政治目的之外，还有意将其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一方面树立民进党执政的历史正当性，塑造民进党代表进步政治力量在进行政治改革与民主深化，从而掌握了台湾政治改革与发展的话语权、主动权；另一方面将国民党过去执政视为“不正义”甚至“非法”，将现在抵制与反抗“转型正义”的国民党塑造为“旧势力”与“反改革势力”，让国民党在台湾政治发展进程中长期处于被动挨打地位，进而为未来民进党执政政绩不佳与逃避责任留下伏笔。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台湾所研究员）
制度正义 篇12
法律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 它是解决人类自私本性和利益纷争的有效手段。正义是法律的理想和终极目标, 它凝聚了人类最高的理性品质, 它不仅渊源于人类的宗教情感和伦理判断, 而且也高于这些感情范畴, 并始终回应着其他社会行为的要求。“正义是智慧与善, 不正义是愚昧和恶;人们做正义之事有利, 做不正义之事无利。”因此, 法律必定要追求正义, 但是在现实中往往“只有包含着不正义的正义才是真正的正义。”由此, 引出了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探讨。
(一) 形式正义。
19世纪以来, 随着西方法律规则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法律呈现出形式主义的特点。法律形式主义者认为:“法律规范应该具有完全确定的内容, 法律自身是一个包罗万象、完整无缺的规则体系, 每项规则即是一个一般性命题, 通过逻辑演绎使之能在个案中实现正义的判决。”形式主义在内容上表现为与政治、经济、道德等其他制度完全分离;在方法上建立了不同于政治、经济、伦理等社会科学的论证方式和逻辑推理;在职业上已经形成了非常专业的法律职业共同体。
形式正义是形式主义的体现, 二者的关系可以理解为:“前者基于法律规则体系之视角, 后者基于法律规则体系所体现的价值目标之视角;前者是事实判断, 后者是价值判断。”从长期实践来看, 形式主义所确认的形式正义在保护市场主体的自由平等、防止政府滥用权力、维护法律的稳定与预期、适用法律的公平性和一致性方面确实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 形式正义追求的目标也导致了法律价值目标的偏差, 即将法律形式正义奉为圭阜, 在此思想指导下, “立法活动过分地追求内部规则、术语、逻辑、稳定和权威;司法过程局限于法律内部规则的推导和演绎, 完全回避政治、经济、伦理、习惯等法外因素的左右, 最终使司法机关机械地遵从于法律的规则逻辑而忽视了对裁判结果的善恶以及是否正义的价值判断。”因此, 以耶林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利益法学派, 反对法律形式正义的“逻辑崇拜”, 主张“以‘目的’而不是‘逻辑’或‘形式’来统治法律。”
(二) 实质正义。
基于形式主义所带来的局限性, 相应的法律原则和制度自19世纪末迅速演变。“社会生活的变化使20世纪的法官、学者和立法者, 不得不重视当事人之间经济地位不平等的现实, 抛弃形式正义观念而追求实质正义。”对于实质正义, 有许多不同理解, 如“效益最大化”、“权利最大化”等, 其中罗尔斯的观点是最主流的, 他认为, “在社会经济领域, 主张实质而非形式的机会公平;关注具体而非抽象的人格平等;强调全局性而非局限性的社会利益;并通过‘利益倾斜性配置’来调节和消除给予出身、禀赋等偶然因素而形成的不平等关系以及社会历史过程中基于财富累加而形成的‘交易优势’。”公平、平等、自由和理性秩序是实质正义的价值内容, 对弱者权利按照“差别原则”进行倾斜性配置是其突破之处。
(三) 对实质正义的理解。
虽然实质正义比形式正义更加进步, 但是也容易让人误解为是“单方面”的正义。所谓实质正义有时候可以理解为能够真正落实到实处的正义, 在全力强调保护弱者时, 也要考虑效率原则和现实的社会情况。
从效率原则看, 实质正义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效用最大;二是社会成本最小。效率是正义的基石, 没有效率作保证, 失去了利益激励和物质保障, 正义就像虚幻的梦境一样让人感到虚无缥缈、难以相信。强势群体是相对于弱者而言的, 他们固然拥有丰富的资源可以去享受较多的权利和社会福利, 但是这些“优势”是通过其不懈地努力和辛勤创造而得到的, 强弱之分是效率高低的后天结果。若一味地在立法和执法过程中去强调弱者权利, 那显然是“牺牲效率换取正义”, 不仅达不到预期目的, 反而因为破坏了市场竞争机制和效率机制, 招致相反的结果。同时, 这也违背公平、平等原则, 法律对弱者的过分差别实际上就是一种偏袒、一种歧视。这不是指“效率正义”, 为了效率可以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效率的注重是有限度的, 如果一个国家的效率观念已经建立起来, 能够时刻保持高效状态, 那么我们就应当将主要精力转到“实现实质正义”上来, 因为此时国家已经有充足的物质基础去做到这一点, 同时, 实质正义的全面实现也不会对效率产生实质性的冲击。但是, 如果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处于较低的水平, 那么此时就应当将“正义的实现”作为“服务效率的对象”加以看待, 这不是指要牺牲正义去换取效率, 而是为了以后能够更好、更加有效地“实现实质正义”而做必要的准备。
同时, 实质正义的实现及其程度、标准不能超越现实情况, 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任何正义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任何正义都是带有理想色彩的, 真实的正义就是在现实中能够实现的正义, 而不是理想中的正义。
二、《劳动合同法》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
(一) 实施背景。
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 自2008年1月1日起《劳动合同法》开始颁布实施, 这是一部全新的法律, 充分体现了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的决心与目的, 这是我国法律事业的一个重要成果。但是, 这部法律施行之初便遇到了尴尬。我国著名企业华为集团试图通过用补偿性措施, 强令员工全体辞职而后重新签订合同, 以规避“连续工作十年以上的劳动者可要求签订无规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 诸如此类事件还有很多。虽然有关部门已通过行政手段将其叫停, 但也从侧面反映出, 《劳动合同法》具有形式正义的局限。
我国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万亿元, 比2007年增长9%, 预计2009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8%。但是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的宏观调控、人力资源、自然资源三个方面, 像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还没有成熟, 国家整体效率还不高, 人均GDP只有2, 460美元, 位居世界第104位, 而且我国存在着严重的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 各地区用工情况不尽相同。在我国还未具备足够物质基础和培养出高效体系的情况下, 《劳动合同法》实际效用问题是值得思考的。
(二) 《劳动合同法》的形式正义分析。
《劳动合同法》的立法目的是完善劳动合同制度, 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 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在它的目的中包含着两个要解决的问题:一是解除劳动者失业的忧虑;二是解决企业滥设违约金的情况。但在实践中, 《劳动合同法》却有可能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
1、从解除失业忧虑来看。《劳动合同法》有两处最突出的规定:
(1) 规定“除用人单位维持或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 劳动者不同意续订条件的情况外, 在规定期限劳动合同期满终止时,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可以理解为, 不管劳动者工作如何, 合同到期时, 企业不仅无权干涉劳动者离职, 还应适当补偿, 这虽然保护了劳动者的利益, 但是却忽略了用人单位的利益。我国的人力资源丰富, 呈现供大于求的形势, 在现实中、尤其是在今年经济形势不乐观的情况下, 就业形势相当严峻。此时, 不续签合同的职工一般是“有更好去处的人”, 而此类人员一般不是初级劳动者, 一般是能力较强、有一定经验且有可能掌握重要信息或担任一定职务的人员, 他们离职对企业都是一种人才流失。所以, 面对这项规定, 绝大多数企业都一定不会持欢迎态度, 必定会采用各种措施来对职工加以限制, 以取得一定的主动权。例如, 单位可能会用住房产权约束职工。如果职工离职, 企业通过自身掌握房屋产权来限制职工的二次出售行为, 让他们变相地为离职付出经济损失。此类方法还有很多, 毕竟单位需要维护自身利益, 因此这项规定能否真正保护劳动者利益还值得商榷。
(2) 规定“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 “如果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 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这项规定有利于保护老职工的利益, 而对单位是一个“紧箍咒”。老职工具有丰富的经验, 对单位有着相当的感情, 掌握着大量的单位信息, 部分人员身居高岗位, 除非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 单位一般不会裁减老职工。但如果真到了那种情况, 有无固定期限合同都是无济于事的, 因为用工单位连生存都很难保证又怎能去保障职工权益呢?
同时, “工作满十年”的规定太低, 一般劳动者都是在18～22岁参加工作, 10年之后他们正是30岁左右的黄金年龄, 既有经验又有专长, 是用工单位所需求的人员。而这项规定使劳动者具有了与用工单位讨价还价的依据, 处于主动地位, 用工单位则处于被动接收的位置, 这很容易使其产生很大的抵触情绪, 其后果可能是想尽各种办法加以规避。本来无此规定, 用工单位与职工正常签订合同本无波澜, 但是此时却有可能无意间造成了双方的矛盾, 容易造成不和谐的用工关系。
2、从解决滥设违约金来看。
《劳动合同法》只规定了两种违约金情形:一是在培训服务期约定中约定违约金;二是在竞业限制约定中的违约金。实际上, 违约金是用工单位对职工违约进行的惩罚措施, 是用工单位的最大主动性权利, 是在正常用工状态下制约职工的手段。《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显然将这一手段实质性地剥夺了。
从培训违约金看, 职工上岗工作和日后工作需要, 用工单位都会投入资金对其进行必要的培训和潜力培养, 因此培训违约金只是劳动者对自身获得的能力提升所付出的必要代价, 并不具有明显的惩罚性, 而且对于一般劳动者, 用工单位对其进行的培训投入一般不高, 劳动者蓄意违约的可能性也不大。
从竞业限制违约金看, 这主要是针对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涉密人员制定的。这一群体拥有丰富的经验和相当水平的技术能力, 并且掌握着用工单位的重要机密, 他们离职给用工单位带来的损失无法估量。违约金对于这部分原本收入就很丰厚的人员来说, 无实质影响。同时, 新单位很可能会替其承担违约金, 违约金对职工没有实质约束力。因此, 违约金规定对用工单位可能存在“不平等”, 这将使单位在用工过程中极为被动, 容易形成一种“职工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扭曲观念。
(三) 形式正义可能的不利因素
1、对用工信誉好的企业造成损失。
在原《劳动法》实施阶段, 劳动者的弱势地位相对明显, 当时用工的法律意识还很淡薄, 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 各种压迫劳动者的行为比较多。但是, 经过多年发展,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日臻完善, 秩序井然, 用工行为日见好转, 特别是国有企业, 基本上不存在违法用工和压榨职工的行为。但《劳动合同法》显然给这些用工单位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因为该类职工有一定工作优越性, 容易滥用法律维权。所以, 新法对这些单位带来了新的用工成本和风险, 也影响了以后的用工规划和理念。
2、损害法律权威。
众所周知, 《劳动法》在实施过程中遇到过不少“执行难”的情况, 不依法用工的现象较多, 虽然近年有所好转, 但是还没有完全杜绝, “执行难”问题比较突出。一方面是执行力度不够;另一方面是因为法律规定与用工实际情况不符, 单位为了生存, 就选择逃避责任, 法院也难以执行。
《劳动合同法》对保护劳动者权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是好事, 但也是对用工单位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本身的权威进行考验。我国是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 劳动者权益的维护情况也不尽相同。特别是东西部之间企业实力相差悬殊, 西部产业主要是特色经济和人力密集型产业, 企业用工成本较高, 《劳动合同法》无疑增加了用工成本, 迫于生存压力和自身能力, 部分企业可能采取措施规避法律。一部“用心良苦”的法律如果带来这样的结果, 会严重损害法律权威。
三、实质正义的实现建议
《劳动合同法》属于经济法范畴, 体现了“经济政策的法律化”, “20世纪以来, 当政策借助法律公开参与社会财富分配, 制定经济和社会规划时, 法律越来越担当着政府推行某种政策的工具。”通过对《劳动合同法》的分析, 笔者认为在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时候应当通盘考虑、追求实际效果, 体现出应有的政策导向和灵活性, 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坚持公平原则。虽然实质正义规定了“差别原则”, 主张“向受惠最少者实行差别待遇”, 但是这种差别不代表偏袒, 在《劳动合同法》中用工单位与劳动者地位是平等的, 劳动者在自身力量方面处于弱小, 但在法律权益方面却处于主动地位, 用工单位制约劳动者的手段较少, 不利于保护单位利益。《劳动合同法》应当考虑双方的利益均等和制约平衡, 例如在违约金方面, 用工单位滥设违约金的现象应当予以解决, 但却不能因此对用工单位的约定违约金的权利进行实质性剥夺。
2、坚持差异原则。保护劳动者权益是法律所追求的目标, 但是法律的制定过程需要考虑差异性因素, 各行业的发展情况、不同工种的工作性质及环境等不尽相同, 同时各地区的经济水平、社会环境、地方习俗也各有特点, 因此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只能从社会的一般水平来考虑, 而不是从高水平的状况思考。例如, 签订合同的期限, 对高危险、高污染、高粉尘等特殊行业执行较高标准;对于技术密集型等行业, 根据行业特点, 执行相应标准。
3、政府的积极协助。“国家干预是现代经济法的本质特征, 经济法实质正义目标只有通过国家干预性质的立法和政策手段才能得以实现, 因为实质正义乃是一种‘他者之善或他者利益’。”《劳动合同法》实施不只是法院和政府监管部门的事情, 强制性措施也不是唯一的手段。在进行负激励的同时, 正激励措施也是很有必要的, 要让用工单位感觉到“遵守法律不仅是为了避免惩罚, 同时也是为了得到奖励”, 政府应当从税收、行政审批绿色通道等方面给予“遵纪守法的用工单位”以一定优惠, 鼓励他们依法用工, 实现事半功倍。
参考文献
[1]柏拉图著, 郭斌和, 张竹明译.理想国.商务印书馆, 2002.
[2]章海山.经济伦理及其范畴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