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公平正义

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精选8篇）

社会主义公平正义 篇1

浅论社会主义公平与正义

甘文波

一、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和本质要求

所谓公平正义，就是指我们通常说的公正，它是一种道义性价值，自古以来就是人类追求的普遍价值。公平是指对一定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现象的一种伦理认定和道德评价，正义一直被视为人类社会的美德和崇高的价值理想，二者具体表现为对一定社会的性质、制度以及相应的法律、法规、章程、惯例等等的合理性及合理程度的要求和判断。社会的公平正义既是由一系列制度安排和社会结构所形成的社会公平正义的环境所决定的，也是由个人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主管感受和主管评价所决定的。

公平正义更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历史上，社会主义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号召力，就是因为它承诺要创造切实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使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更加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利。资本主义对自由竞争的放纵，使得公平正义难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就是针对资本主义发展中存在的种种不公正、非公平的社会问题而产生和发展的。因此，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核心价值之一，是社会主义在理念和制度上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地方。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要消灭剥削，消除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使全体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多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充分解放。邓小平同志曾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走了邪路了。”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公平正义就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胡锦涛同志说：“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

一般说来，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公平的具体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基本权利公平。即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应得到保证，它旨在从底线的意义上保护每个社会成员的 1

基本权利。二是机会公平。机会公平包含前途的公平和手段的公平两层含义，也就是说，在所有人都享有平等的基本自由的情况下，各种前途是向各种才能开放的。并且，各种才能相当并且意愿相同的人，都能够参加与其能力和意愿相匹配的活动。三是规则公平。规则公平就是社会有序，就是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有章可循，社会成员各守其责。四是分配公平。对于现有的社会资源如何分配，最直接地体现了公平原则的兑现程度。

二、公平正义的缺失已成为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核心问题

改革开放之前，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我们简单地采取强制手段将大家的收入和财富拉平，吃“大锅饭”的绝对平均主义方式。看似公平，实则是平等而不公正。因此，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陷入了极大的困境，甚至走向了崩溃的边缘。在彼时，过于强调平等的“平均主义”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核心问题。

为了打破“平均主义”，最大限度地合理配置资源，发展生产力，我们搞了改革开放，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种体现不同价值的所有制和分配制，一经实施，就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中国经济社会被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发展迅速起飞。时至今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

然而，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尽管我国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物质财富极大地增加，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人民群众都切实地享受到改革开放的甜蜜果实，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社会利益开始急剧分化，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如果不采取果断有效的措施，努力推进公平正义，使利益分配更多地向困难群体和贫困地区倾斜，就会背离共同富裕的长远目标。

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公平正义缺失，正好与改革开放前情形相反。具体表现为：一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发展失衡严重，尤其是城乡差距鸿沟巨大，导致了大面积的普遍性公平正义缺失；二是分配不公，包括初次分配不公，二次分配不合理，以及由此引发的存量不公，流量不公，机会不公，能力不公等；三是上升渠道不畅，社会阶层固化，社会阶层矛盾激化；四是贫富差距过大，基尼系数严重超出危险警戒线，且差距仍在持续拉大。公平正义缺失严重损害了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市场资源配置脱离了市场规律的轨道，不再按需求平衡合理分配，转而向特权区域特权行业

和特权人群越来越集中；同时，公平正义缺失还严重败坏了人的思想追求，通过合法方式追求商业价值和生活质量的主观愿望严重削弱，转而倾向全民通过贪污跑关系搞特权等手段谋取私利；再者，公平正义缺失蓄积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社会和谐稳定受大极大的损害，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稳定基石不再牢靠，另一种形式的崩溃不得不防。由此可见，眼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最大最核心问题就是公平正义缺失。

三、如何修复并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公平正义

按照市场经济的自发逻辑，社会成员的利益迟早会发生分化，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会拉大，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发展会不平衡。解决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缺失会面临双重难题：一方面，如果不采取措施，让这种利益分化无限制地发展下去，就可能造成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后果，会背离“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另一方面，又不能简单地采取强制手段将大家的收入和财富拉平，回到过去那种吃“大锅饭”的绝对平均主义状态。这就要求政府一方面不能强求利益的绝对均等；另一方面，又必须把社会利益的分化控制在一个合适的范围之内。

（一）必须推行民主法治，建立与公平正义相适应的社会体制。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条件下，要真正实现公平正义，必须推行民主法治，这是一个根本的前提条件。胡锦涛同志在论述和谐社会时，将民主法治与公平正义放在首位；温家宝同志在两会的答记者问中，同时提到公平正义与民主法治。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因为两者之间有着内在联系。公平正义是对全社会而言的，而且主要靠法律和制度来保障，不推行民主法治，就难以有公平正义。

实现和维护公平正义，首先要求通过合理的分配制度，把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避免因收入差距的过分扩大而导致两极分化。然而，社会公平的内容绝不只是合理的财富分配，还包括政治、社会、文化、教育、司法等其他内容。要全面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除了缩小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保障，维持基本的经济公平外，还必须从法律、制度、政策上努力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保证全体社会成员能够比较平等地享有教育、医疗、福利、就业、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和接受法律保护等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平正义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

公平正义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内容。在现代条件下，没有民主和法治，断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正义。因为现在我们讲公平正义，是指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在全体公民之间公平而合理的分配。这就必须有一整套既能充分反映和表达人民利益，又能确保政府权力为人民所用、政府政策满足人民需要的制度、程序和法规，否则，“人民利益”或“人民作主”便是一句空话。这样的一种制度只能是民主政治。

（二）政府应当在维护公平正义中应当发挥主导作用。问题的认识上，还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公平问题通常产生于市场失灵，而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分配不公和市场失灵不是单纯因为强调效率，更多是由于政府权力进入市场所造成的。我与这些人的看法不同。我认为，市场经济的自然逻辑本身就会产生出社会的公平问题，这是市场的局限性所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实现公平正义，政府需要对利益分配进行强制性干预。例如，维护社会公正所需要的“福利国家”政策，没有政府的强制性干预怎么可能实现？因此，关键不在政府干预，而在这种干预是否适当。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在一些情况下，政府管了不该管的事，包括对市场的不适当干预；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政府没有很好地管应该管的事，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环境保护等。

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社会，政府无疑要承担责任，发挥政府职能作用，大力发展经济，建立健全各项政策，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从政治、文化、法律、道德等方面营造一种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确保每一个社会成员依法平等地享有接受教育、社会保障、劳动就业、收益分配、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法律保护的等项权利，切实保障广大公民民的切身利益，协调不同利益阶层之间的关系，进而使社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使每一个人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不断提升经济运行质量和水平，获取更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最终不断增强整个社会的综合实力。

（三）处理好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效率决定公平，率的水平决定公平的程度。没有效率，充其量只是低水平的公平；另一方面，效率又依赖于公平，没有公平，就不可能最大限度的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从而也就难以提高效率。改革前后的实践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入分配越平均，越不利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从而造成低效率；适当拉开收入差距，就有利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有利于提高效率。不提高效率，经济不发展，难以实现更高阶

段上的公平，难以解决不断出现的社会矛盾。相反，如果不讲公平，人们的收入差距就会越拉越大，就会出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就不利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其结果不仅导致效率的下降，还会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我国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方针，是基于特定的国情和发展阶段提出的。当时制约我国提高效率的主要因素，仍然是过去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平均主义的影响。为了增强经济实力，尽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进一步打破平均主义的束缚，通过合理拉开差距，激发市场活力。这个政策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然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需要在整个社会变迁的背景下重新加以审视，不能凝固成贯穿市场经济整个发展过程的不变法则。我们应引起高度重视的是，当前这种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影响到人们生产积极性的提高，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社会整体生产效率的提高。因此，逐步实现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效率与公平并重”或“公平与效率的优化结合”过渡，是当前应突出提出和解决的问题。

社会主义公平正义 篇2

在中国语境下, 公平正义的内涵包含三层含义, 分别为:公平、公正与正义。公平, 包括公民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其他生活的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分配公平。公正, 指社会权威机构和个人在处理社会事务时应秉持不偏不倚、不枉不纵、公而无私的立场和态度。正义, 则是彰显符合事实、规律、道理或某种公认标准的行为。也就是说, 当公平的机会、待遇, 公正的态度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能够被体现出来, 那么事实结果上的正义就能够得以实现。

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 公权力被滥用的问题。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有权力的人直到把权力用到极限方可休止。”显而易见, 公权力在没有刚性约束的情况下具有强烈的自我扩张性。一旦公权力被滥用, 最终损害的都是私权利。主要体现为权力地方化、权力部门化、权力个人化。因此, 当公权力不作为、乱作为时, 既损害了国家利益, 亦导致公民利益受到破坏, 既违背了公平正义, 也无益于法治国家的建设, 与现代社会法治精神背道而驰。

(二) 贫富差距的问题

1、贫富差距问题严重。

目前, 贫富差距问题是我国发展需要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2012年两会期间, 新华网的一份针对400万名网友的调查表明, 缩小贫富差距排在22个问题之首, 成为民众最期待解决的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 2014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69, 远远高于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另有调查显示, 2005~2010年, 从区域看, 城镇居民的高低收入差距由2.33倍扩至2.41倍;从98个行业大类看,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差距由7.8倍扩至11.9倍;城乡居民收入比虽呈现缩小趋势, 但绝对值仍在扩大。这说明, 超出民众心理承受能力的贫富差距问题亟待解决、刻不容缓, 否则会滋生更多的不稳定因素威胁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2、仇富仇官的社会心理问题。

当下中国社会, 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仇富、仇官心理问题依然比较严重, 这就是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问题所衍生出的一个社会现象。但在很多欧美发达国家, 其贫富差距问题同样严重, 即使已经是发达国家的美国, 依然存在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并且在加速,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口号就是“99%对抗1%”。然而, 仇富、仇官这类社会问题却鲜少发生。这是为什么?事实上, 制度的设计至关重要。毋庸置疑, “人作为社会存在物, 总是生活在制度环境中”。而“制度环境”对于每一位公民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它意味着我们所需要的公平, 应当是通过制度的建立, 体现出的平等竞争环境———没有特权的优势, 没有人为制造的障碍, 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和实力来获取自己应得的收获, 而建立该制度的重任只能是由政府自上而下从法律层面上进行。

(三) 腐败与垄断的问题。

寻租腐败导致潜规则在灰色地带游走蔓延, 权钱交易、暗箱操作大行其道, 破坏了公平的社会规则, 社会不公更加凸显;而垄断则是一些部门、行业甚至是一些个别的社会成员通过垄断经营获得利益或高额利润, 而其他的社会群体和社会成员却不能, 因此形成了极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人们可以接受因能力导致的收入差异, 但不能接受被“潜规则”破坏了公平竞争所导致的收入差距, 这会使得公民对政府的公信力、行使公权力的能力和价值取向产生不信任甚至怀疑, 久而久之就会威胁党和政府的执政基础与根基。

(四) 司法不公问题。

英国哲学家培根认为:“一次不公正的审判, 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 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由是观之, 司法不公带来实质问题在社会生活中的严重性。司法不公主要表现为司法腐败。司法腐败也因此被广泛称为“最后的腐败”和“最大的腐败”。长期以来, 我国一直将司法部门与其他政府部门作为行政部门并给予同等管理, 直接导致了司法工作在实质上的不独立, 为司法工作中产生的寻租腐败提供生长的空间, 不仅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更亵渎了司法工作原本拥有的廉洁性和公正性。

三、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 制度建立不完善

1、体制内的监督不到位。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 目前已建立起较为严密的监督方式, 主要包括了人大监督、党内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等几种监督形式。但监督体制在运行方面还存在各种问题, 从而导致监督有效性的缺失。例如, 根据我国现行的领导体制, 地方党委的纪律检查和行政监察部门只能对地方党委、政府的下属部门进行监督, 而不能对同级党委、政府进行监督。能够对地方党委、政府实施监督的是上级纪检、监察部门, 但这些上级部门一般处于异地, 难以对下级党委、政府的日常行为实施有效的监督。在此制度下, 地方党委和政府可以拥有极大的权力, 如此, 极有可能会被一些失去党性的不法分子“钻空子”, 有任意作为而不受到约束的空间。

2、社会监督机制不健全。

目前, 社会监督方面已经存在的形式主要包括个人监督、媒体监督等对于政治权力主体的监督活动, 但社会监督还缺乏合法有效的监督渠道和工具。例如, 网络反腐已经成为来自民间力量反腐的利器, 但正是因为体制内的监督机制没有发挥好作用, 所以民众才会借助网络力量推动反腐进行, 其负面效应也相应显示, 谣言、诽谤、打击报复等多种消极因素被裹挟其中。如此, 一个被谣言、诽谤搞乱的舆论场, 公众也很难有真正的监督权, 从一些案例来看, 确实如此。

3、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不完善。

同经济发展幅度相比, 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以及社会转移支付表现出明显的滞后, 农民、城镇的退休人员、失业人员及其亲属由于得不到及时足量的保障, 最有可能成为贫困者, 使得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另外,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还是以家庭保障居多, 公民的家庭资金支配中有相当一部分比例投入了预防性储蓄, 这让很多公民无法专心开展投资创业, 也不利于国家大力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工作进展。故而, 建立健全全社会性社保制度, 老百姓有所依靠, 才能减少预防性储蓄, 生活才能被良好改善, 经济社会的发展才会毫无“后顾之忧”。

(二) 立法不当

1、存在行政部门主导立法、特殊利益群体牵制立法、国外大公司财团渗透立法的问题。

第一, 早在2000年10月, 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王明时就提醒常委会在审议法律草案中, “对部门所要的权力一定要加以甄别”。他认为, 通过权力获取的部门利益, 看似符合国家的政策和法律, 但久而久之将使人民对立法本身产生怀疑, 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的制度性因素产生不信任。这种危害是潜移默化的, 也是巨大的;第二, 以《反垄断法》为例。为了制止因立法空白导致国内财富外流的情况, 我国起草和颁布《反垄断法》。但由于境内外相关利益集团联结共同施压, 致使我国《反垄断法》推迟出台达十多年之久;第三, 国外利益集团针对我国经济状况, 斥巨资聘请、打造、包装优秀的华人学者, 创造各种机会和舞台, 给予其强大的话语权, 使得他们的意见活跃于国内经济金融圈内, 进而影响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方针的制定与出台。

2、公民参与立法机制不健全。

第一, 信息报告不充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对人民政府的权力义务从法律层面进行了规范。但目前关于地方人大立法信息公开的正式法律缺位, 公民立法知情权缺乏保障。许多地方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留给公民对立法草案所提意见的时间较短, 无法达到公布草案制度预设的效果;第二, 反馈机制虚化。地方人大对公民所提关于立法的意见存在“重征集、轻处理”现象, 与公民之间的互动没有建立起来, 对公民参与立法活动反馈机制不健全, 这会损伤公民参与地方立法的热情和积极性, 失去对立法机关的信任。

3、立法监督机制不健全。

我国现行立法监督主体主要是人大及其常委会, 现行监督体制为单向性的, 没有设计外在监督制约的因素。让立法者自己监督自己, 既没有前进的动力, 也缺乏外来的压力, 十分不利于立法工作的开展。

(三) 司法层面的原因

1、司法职权配置和权力运行机制不科学。

过去法院判案, 小的案件由法院负责, 而涉及到“特殊利益”、“特殊群体”, 一些领导的意见或批示就决定了案件的走向与结果, 但当案件出现问题时却很难追究责任。这表明, 我国司法职权配置和权力运行机制不科学, 而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后, 这种官员可以随意干预司法的时代即将结束, 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完善的司法管理体制, 但真正的实施与管理还需要实践的积累。

2、部分司法人员职业道德素质亟待提升。

“徒法不足以自行”。也就是说, 法律需要被运用、被执行, 否则, 即使再完备的法律却被视作是一纸空文, 也是徒劳。而要运用法律, 就需要有法官。“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运用到个别场合时, 根据他对法律诚挚的理解来解释法律”。这是马克思对于法官的诠释。很显然, “对法律诚挚的理解”并不能先天具备, 而是司法工作人员需要从专业理论、业务知识方面, 从职业道德和忠于人民、忠于事实、忠于法律的信念出发, 通过后天的学习予以形成、进行维护。如是, 从事司法工作, 最基本的底线是要凭良心办事, 司法人员多熟悉法律、了解司法程序, 如果在职业道德素养方面有所欠缺, 则更容易做出损害党和国家的威信和法律的尊严, 损害广大人民利益的事情。然而, 可以确定的是, 在一些司法案件中出现的司法腐败、程序不公、判决不公等问题, 极大地挫伤了公众的道德感情, 甚至使国人的道德观出现严重倒退的问题, 这不能不引起社会和司法界的重视。

3、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不健全。

案件办理忽视漠视人权保障的观念、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性权利给予不够、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等等。不容讳言, 这与案件中当事人对权利日益增长的需求尚有一定差距, 我国人权司法保护还存在亟待有效根治的顽疾。

四、通过法治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一) 通过民主科学立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1、建立健全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

应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加强人大对立法工作的组织协调, 健全立法起草、论证、协调、审议机制, 健全向下级人大征询立法意见机制, 建立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 保障上述立法机制发挥作用, 逐步推进立法科学化、精细化。

2、明确地方立法权限与范围。

2015年3月15日,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作出修改:地方立法权扩至所有设区的市。赋予更多设区的市以地方立法权, 有积极效应, 但同时需要保证地方立法的科学性。一是可以委托第三方起草地方立法草案。地方政府可委托相应学术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专家教授等专业机构及人士进行法律法规的起草。目的是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立法思维混乱, 以及避免立法受部门利益影响, 亦避免出现“法盲立法”的情况;二是建立健全对地方立法权的监督形式。主要包括事前与事后的监督程序。事前监督程序是指地方性法规需报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查备案, 批准后方可实施。事后监督程序即指对已实施的地方立法, 如发现其存在违宪、违法的问题, 则要求立即予以撤销。随着地方立法权限在全国范围的扩大, 对地方立法的监督职权必须执行到位, 否则极有可能出现地方立法权被滥用的问题。

3、畅通民主科学立法的渠道。

第一, 政府要搭建更加广泛的向社会公开征求立法草案意见的制度平台;第二, 完善立法听证制度;第三, 推行律师和法学专家为法律草案设计的利害关系人提供专业立法咨询、参与立法听证等立法援助制度;第四, 推进立法公开工作的进行。

4、构建立法评估制度及其配套制度。

建议规定立法评估的具体程序、内容、方法和标准, 同时要保证立法评估所发挥的作用和效果, 这需要制订并出台具体的规定以明确责任制, 明确责任的主体、程序及应负的责任, 使违法行为得到纠正, 有效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和健康运行。

5、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1) 完善体制内监督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首先, 完善体制内监督机制。第一, 加强党内监督, 重点监督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 同时赋予纪检机关更多的独立性, 成为有权威的党内监督机构;第二, 建议效仿瑞典、韩国等国家, 积极探索垂直领导体制, 赋予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机关独立性;第三, 人大监督方面, 建议建立隶属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门监督机构, 保障人大监督的有效性;第四, 推进司法改革, 保证司法工作与职权的独立性。其次, 建立并完善社会监督机制。应对社会监督进行探索并立法, 制定颁布《社会监督法》, 明确社会监督主体的职权、监督方法、监督程序、监督客体的权利义务等, 以专门立法的形式确定社会监督的合法性, 使社会监督有法可依。

(2) 为公权力的行使划定边界。列宁曾经说过:“不受制约的权力, 必然导致不受节制的堕落”。因此需做到:第一, 权力法定:对国家机构权力的授予、形成和使用范围作出实体规定, 使国家机构和人员依照法定权限行使权力, 不得逾越;第二, 程序法定:应抓紧制定统一适用的行政程序法, 一旦违反法定程序, 有关监督机构即可裁定其行为违法, 并使违法者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第三, 监督法定:抓紧制定和完善《行政监督程序法》、《反贪污贿赂法》等项法律规定, 对各种腐败行为的内容、认定和处罚等以法律形式予以明确, 便于依法监督和查处;第四, 坚持违法必究、执法必严, 法律面前无例外。

(3) 通过法治缩小贫富差距。首先, 降低垄断收入。我国市场运行机制还很不完善。原有某些体制性或政策性原因, 使得电力、电信、铁路等行业至今仍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垄断, 可获得高额垄断利润, 也拉开了这些行业与其他人群的收入差距。为此, 应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 在垄断行业中引入竞争机制, 降低其垄断性收入。对少数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行业, 加强监督管理;其次, 完善社保制度。政府作为社会保障的重要责任主体, 应提高财政用于社保支出的比重, 逐步实现社会保障向适度普惠型转变。到2012年, 我国已开创性地实现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保障的制度全覆盖。但制度全覆盖并不等于实际全覆盖, 个体经营者、农民工、被征地的农民等都是失业风险较高的非正规部门的劳动者, 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因为收入水平低而无法缴纳规定的社会保险费用。所以, 国家应采取更加灵活便捷的参保方式, 适当降低农村低收入者的缴费额, 尽早实现人人享有社保。

(二) 通过严格执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1、公正执法。

在纠正不法行为的同时, 明确执法人员自身行为是否合乎规范, 严禁“关系执法”、“人情执法”, 必须秉公执法、严肃执法, 做到见违必纠, 纠违必罚, 处罚有据。

2、提高依法行政能力。

一是转变观念。执法人员要转变以往不良的执法观念与行为, 确保在思想方面树立依法行政意识, 在工作中努力提高依法行政的执法水平;二是强化法治思维。执法人员需要牢固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程序办案, 真正做到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 不断提高对法律法规的应用能力。

3、文明执法。

所谓文明执法, 是指在执法过程中树立以人为本、依法行政、执政为民的理念, 严格遵循法律规定的执法程序, 充分尊重行政执法相对人的权益。确保在执法过程中执法理念端正、执法纪律严明、执法行为规范、执法信息公开、执法权责明确, 不断提高行政执法效能, 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三) 通过公正司法,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所谓公正司法,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并非仅仅指的是实施正义, 同时也意味着通过提供某种保护以阻止重大的不正义发生。

1、减少对司法活动的干预, 确保司法机关的独立地位。

司法独立, 实质上是政府对于社会和公民做出的誓约, 它代表着政府和公民、企业以及其他社会团体一样共同遵守现行法律体系, 表明政府应当在不同利益集团中保持超然公允的状态, 保障司法的独立性。2015年3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 中央政法委印发了《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2015年8月,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人民法院落实〈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的实施办法》 (下称《实施办法》) 。两个《规定》和《实施办法》的出台为领导干部和司法机关内部人员干预司法划定了不可逾越的“红线”, 明确了不可触碰的“底线”, 同时为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提供了保护。这是对宪法权威的维护, 更是对宪法精神的彰显。但需注意的是, 两个《规定》和《实施办法》正是对宪法精神的继承, 因此一方面要严格贯彻两个《规定》和《实施办法》;另一方面则要加大对领导干部关于宪法教育的力度, 从思想根源上增强领导干部的宪法意识, 提升其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

2、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第一, 进一步规范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务的司法程序, 依法保护公共财产和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第二, 健全错案预防、纠正、责任追究机制, 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 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 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的权利, 防止无罪的人受到刑事法律追究, 防止有罪的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第三, 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 完善法律援助制度, 努力使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弱势群体当事人都能充分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保障公民基本人权和社会公平正义;第四, 完善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机制和违法违规执业惩戒制度, 加强职业道德建设, 发挥律师在维护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方面的重要作用。

3、提升司法人员职业道德修养。

“奉法者强则国强”。法治人才是保障司法公正的关键。司法人员良好的职业道德修养, 对于确保司法公正, 维护国家法治权威至关重要。首先, 加强教育培训力度。一个人修养能力的提升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做到, 而是需要坚持不懈地在学习与实践过程中努力方可获得提高。一方面加大对法律院校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力度, 培育其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观, 这有助于从根本上提升司法人员的职业道德素养;另一方面对司法工作人员进行职业道德教育方面的继续教育, 有助于形成良好的职业风气。其次, 在录用考评机制方面加大改革力度。在司法人员录用标准方面从严要求。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 能够从法律职业的入口处保证司法人员的专业知识水平, 但对于他们的人格、道德等方面却并不能够加以衡量。因此, 这就需要借鉴国外的法官遴选制度, 即在资格考试的基础上再选拔最佳法官人选的制度。同时, 建立合理的考评和升迁机制, 保证德能兼备的司法人员能够得到继续任用和升迁, 同时对缺乏职业道德的司法人员予以辞退。

4、强化监督机制。

司法机关要自觉接受人大、政协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和司法机关内部监督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保证监督渠道的畅通无阻。同时, 积极研究、探索更加符合司法活动客观规律符合法官职业特点, 更为有效地加强监督、接受监督的渠道和方式, 使监督最大限度地发挥防止和惩戒少数司法人员违法违纪, 同时也维护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的作用, 从而达到既防止和惩治腐败, 又不损害独立司法的目的。一是健全内部监督机制。完善制度, 强化内部监督, 强化对司法主体的监督和制约, 以制度确保强化案件质量管理, 以制度落实责任追究, 努力形成“制度管人、制度管事、制度管案”的良好局面;二是健全社会监督机制, 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 广泛实行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制度, 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渠道, 重视和规范舆论监督。当前, 随着微博、微信等新媒体迅速发展, 舆论监督对促进司法公正, 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影响越来越大。一方面司法机关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以阳光执法来争取公众的理解和支持, 提升司法公信力;另一方面要规范媒体对案件的报道, 防止舆论影响司法公正。

(四) 通过自觉守法实现公平正义。

亚里士多德认为对于“公平正义”的理解, 除了“平等”, 还应包括“守法”的含义在内, 即为了“整个城邦和全体公民的利益”, 人人都应当自觉守法。那么, 为了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使得良好的社会关系和全体公民的福祉得以建立和增进, 公民的“自觉守法”应当常态化。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 法律权威需要人民维护”。公民守法只有源于对法律的信仰, 才能将法治当作一种价值和目标来追求, 才能对法律背后蕴含的自由、平等、公正等无形法治精神形成高度自觉和理性的认同。为此, 应养成全体公民运用法治思维方式处理问题的习惯, 并把这种方式默认成一种理想信念、一种价值判断, 使其成为一种生活态度、一种行为方式、一种精神追求。当全体公民浸润在法治文化、精神当中时, 中国法制才是真正建成, 公平正义才能够得以真正实现。

参考文献

[1]王春玺, 张旭东.理性看待贫富差距问题[N].学习时报, 2015.1.19.

[2]何建华.马克思与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观:比较及启示[J].伦理学研究, 2011.5.

[3]王明时.要避免部门利益法律化[EB/OL].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 2000.10.31.

[4]古延波.论法的执行力[D].安徽大学, 2010.

[5]季卫东.司法不独立, 则法制无权威[EB/OL].财新周刊,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12.31.

社会主义公平正义 篇3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公平正义 实现

公平正义的社会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社会，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揭露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形式上的公正和实质上的不公正，而且指出只有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公平正义。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思想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统一，对实现我国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公平正义思想的基本观点

第一，公平正义是历史的、具体的，具有阶级性。马克思指出，平等原则不是从来就有的永恒的东西，它产生于现实的经济生活。恩格斯明确指出：“这个公平则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现。”[1]212 社会公平正义观念归根结底地是客观存在的经济关系的观念表现，不存在永恒不变的、超越社会经济关系的公平。公平正义还具有阶级性，不同的阶级会根据自身的利益提出不同的关于公正的主张，也不存在超越阶级的抽象的公正。

第二，社会公正应是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的统一。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形式公正下隐藏着实质的不公正。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认为资本获得利润是最公平不过的事情，而事实却是利润是资本家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对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是不公正的。他说：“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别人无酬劳动或产品的权利，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马克思追求的不仅是形式公正，更是实质公正，是人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一切领域内的公正。

第三，无产阶级追求的公平正义是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实行按需分配。建立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提是消灭阶级差别，要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无产阶级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公平正义的内核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其实质是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实现每一个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随着阶级差别的消失，一切由这些差别產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也自行消失。”而“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这样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它需要随着条件的成熟逐步实现。

二、社会主义背景下我国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的凸显

从总体上看，公正与和谐是我国社会的主流形态。但在一些领域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公平正义缺失。主要表现在：

在经济领域，主要表现为收入差距加大。目前，我国城乡居民之间、区域之间、不同阶层以及不同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依然存在。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社会成员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拉大是不可避免的。贫富差距存在，要控制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否则就容易造成两极分化，不利于社会全体成员实现共同富裕，损害人们的公平正义感，从而导致社会心理失衡，引发各种社会矛盾，造成社会不稳定，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良性发展。

在法律、政治以及行政领域，司法腐败、权力腐败现象较为严重。我国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损害了法律的公正感。我国法律体系还有待健全，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奠定基础。政府本身首先必须是正义的，才能提供正义的服务。但依然有个别政府领导漠视群众的利益诉求，造成极坏影响，个别部门甚至出于私利侵害群众权利。这些行为我们必须坚决纠正，防止行政不作为或乱作为现象的发生。

在社会与文化领域，政府相关部门应充分利用好各种媒体资源，倡导公平，弘扬正义，揭露和谴责各种社会不平、不公和丑恶现象。然而，事实却是：在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出现不公正现象。比如，在文化教育方面，存在文化教育公平缺失现象。在就业方面，存在着性别等歧视导致就业结果不公平。社会保障方面则表现在城乡社会保障不平衡，增加了社会的不公平。在文化领域，文化发展中存在地域间、城乡间、阶层间的不均衡发展。此外，公民参与文化生活的缺位与不均衡并存，弱势群体文化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

三、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思想对实现我国社会公平正义的启示

首先，在经济发展领域，要大力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是协调各种利益矛盾、保障公平正义的前提条件。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为彻底消除贫困、维护公平正义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要确保经济制度的公平正义性。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建设，努力推进市场化进程，建立一个主体之间自由、平等、竞争的经济秩序，保障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此外，要保证分配的公平正义，完善再分配功能，以缩小收入差距。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其次，加强民主法治建设，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提供制度保障。民主法治建设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民主可以减轻、缓和社会矛盾和冲突，是解决社会不公正的有力手段。维护社会秩序离不开法律，社会秩序和社会公正需要法律的确认和调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环境需要更加民主科学的决策制度和完善的法律制度。此外，当前公平正义问题的解决也要完善我们的法律制度，杜绝贪污腐败等违法乱纪行为对社会公正的影响。

再次，健全各项社会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民生状况直接反映社会公正的状况，因此要保障和改善民生，使社会公平正义实现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的统一。社会公共服务制度的健全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直接措施，人的全面发展、我国贫富差距的解决都依赖于社会公共服务。因此，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要加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缩小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社会保障差异。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唐代兴.公正伦理与制度道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4]袁贵仁．论马克思主义公正观[J]．求索，1992．04．

[5]龚秀勇．马克思的公平正义思想及其当代意义[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04．

[6]刘德定．论马克思恩格斯公平正义思想的当代启示[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02．

社会主义公平正义 篇4

崔新建：更加注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胡锦涛同志指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要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这是对新世纪新阶段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目标作出的新部署。

公平正义是人类的永恒追求。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人们不懈维护和促进公平正义的历史。社会主义就是在反对不平等、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的斗争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必然追求公平正义。马克思主义不仅把公平正义作为最高诉求，而且揭示了促进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现实途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坚持和发展，本身就包括对科学社会主义公平正义观的理论丰富和实践发展。从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到党的十七大提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再到十八大中提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倡导平等、公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我们党对公平正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体现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丰富和发展。

促进和维护公平正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要着力点。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来看，到20世纪末我国实现总体小康之前，主要是解决如何发展起来的问题，重点是为促进和维护公平正义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进入21世纪，从提出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主要是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重点是更加注重促进和维护公平正义。从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到更加关注公平，再到必须坚持维护公平正义，反映了随着我国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公平正义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更加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更加明显。在这样的条件下，加紧建立健全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更好地促进和维护公平正义，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要着力点。促进和维护公平正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要让公平正义的阳光普照中华大地，让人民生活更幸福和更有尊严。

社会主义公平正义 篇5

人文精神一词，源于西方，早在雅典城邦制小国寡民的体制下孕育，可惜的是，这只是自由民的人文精神，奴隶，妇女往往沦为城邦哲学家们构架在人文精神上的牺牲品，所谓（1）早期人文精神，包含三个元素，即人性，主要精神就是尊重人，尤其尊重人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的价值；理性，以科学的意义来说，人是有思想有头脑的，能够思考真理，追求真理；超越性，以宗教的意义来说，人是有灵魂的，可以追问、追求生命的意义。从某方面而言，它叙述了人们在探索未知世界过程中，不因前路迷茫而退却，追求真理，积极进取，坚韧不拔的精神。不可否认，雅典的城邦奴隶制的哲学家们，以他们深邃的思想，就认识自身，重视人本的思想，对后来的西方文明产生不可磨灭的深远影响，以至现代人文精神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深受它的启发。

到现代社会，在人们更多的呼吁人文思想的精神下，一些思想应运而生，我国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其核心便是“以人为本“，可以看出，国家对人文精神的重视。（2）人文精神不仅是精神文明的主要内容，而且影响到物质文明建设。它是构成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文化个性的核心内容；是衡量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一个国家的国民人文修养的水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教育中人文教育的地位和水平。素有”人文精神之父”之称的彼得拉克曾说，(3)人的本性，人的目的和幸福，应当是研究的主题。现代社会更需要一个以人文精神构架的社会体系，使得人与人在平等自由的社会秩序下能够得到平等，充分的发展，便是人类所追求的最高理想。放眼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腾飞，现代化建设事业蒸蒸日上，也可以说，是经历过人文精神的黎明前夜——十年文革，人文精神的解放，经济的开放，涌入的不仅是大量的先进技术，产品和资金，还有一些价值体系的渗入，经济的解放，催生了人文精神的解放，但是在利欲熏心的当下，如果没有正确价值观的引导，诸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大行其道，对构建和谐社会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将三个代表写入宪法，三个代表中，必须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点，这标志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文精神的理念，第一次被中国共产党以法律形式呈现，这体现了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人文精神的重视，早在毛泽东时期，那句“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并

没有得到彻底贯彻，但仍涌现出诸如，焦裕禄，孔繁森这类人民的孺子牛，而在当下，贪污腐化之风愈演愈烈，那样感人至深，躬身为人民服务的“孺子牛”却难觅踪影，不得不说，在法制仍不健全的国家，在一个人文精神并没有认真贯彻的当下，毛主席的一句话的力量，其影响是写入宪法的章程比拟不了的，呵呵。(4)努力建设当代中国新的人文精神。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人文精神有其时代的主题和历史痕迹。不同类型的人文精神，其特征和内涵都有一定的差别，在当今中国的人文精神建设中具有不同的作用。在当代中国，构建新人文精神，必须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充分汲取中外传统文化中各种形态的人文思想的科学内容的基础上，树立起以人为本位、尊重人的价值、维护人的权利、实现人的目的和发展、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人文精神，以体现人对人生理想和价

（5）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当代值意义的追求。

中国具体国情以及时代特征相结合所产生的最新理论成果。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是科学精神的体现，也有深刻的人文精神；“以人为本”，是人文精神的体现，但也有科学内涵。

但在我国，自古以来传统的民本观念是相对于君本，官本而言的，其思想主要主要表现为重民，安民，贵民等。东西方人文主义的差异表现在，对人的关注点不同，西方强调个性发展，东方强调集体性，社会性;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着眼不同，中国强调社会等级秩序，西方强调人的平等，可以说，本文开始，所阐述的人文理念与当下中国人文社会建设下所宣扬的以人为本，有共同点，但我国人文精神的历史性，又使得一种平等，自由的人本位思想，很难再当代社会中得到全面的贯彻，这与历史是脱不了干系的。

现代社会，人文精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既陌生又亲切，既遥远又仿佛触手可及的理念，造成这样的原因，往往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在告诉我们人文精神发展历程的时候，我们的政策在宣导人文精神的价值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在标榜人文社会的时候，我们头脑的观念里充斥着人文精神的概念，而作为人文精神所重视自身的我们，却没有受到它的启发，我们肯相信，但我们却肯不承认，这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人文精神在我们看来只是一些学术期刊，党政报纸，官方

新闻才有的名词，于自身却并没有多大关系，和谐社会的构建不一定是安居乐业，真正的和谐，源自于人们内心深处的对人文精神的渴求，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对人生真理的探寻。

（1）百度文库

（2）《21世纪素质教育系列教材——艺术的意蕴》，陈旭 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世界文明史》

和谐社会与公平正义的治国理念 篇6

就法律层面而言，公平正义的治国理念主要体现在各级司法机构必须坚持公民的权利平等和司法公正，有效防止司法腐败。各级司法机构必须坚持三条原则：一是合法合理原则，二是及时高效原则，三是程序公正原则。

建设一个公平和正义的社会，不仅需要政府有正确的、前瞻性的治国理念，而且还是一个需要全社会长期

共同努力的工程。

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只有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人们的心情才能舒畅，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和谐，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这对当前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高扬公平正义的旗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何为公平正义？现代意义上的公平指的是一种合理的社会状态，它包括社会成员之间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所谓权利公平，是指公民的权利不因职业和职位的差别而有所不同，其合法的生存、居住、迁移、教育、就业等权利得到同等的保障与尊重。所谓机会公平，是指公民能普遍地参与社会发展并分享由此而带来的成果。所谓过程公平，是指公民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各项活动的过程公开透明，不允许某些人通过对过程的控制而谋取不当利益。所谓结果公平，则主要指在分配上兼顾全体公民的利益，防止过于悬殊的两极分化，以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正义的内涵与公平存在若干重叠，但它更多的指向是社会的是非观及荣辱观。它呼唤社会正气，谴责歪风邪气，与各种社会丑恶现象更是水火不容。公平正义是古往今来人们衡量理想社会的标准之一，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价值取向。就当代中国而言，公平正义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处于十分关键的基础地位。没有公平正义，社会的诚信友爱、安定有序、充满活力等等也都无法实现。因此，高扬公平正义的旗帜，从我国社会各个层面体现和推进公平正义的治国理念，应该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就政治与行政层面而言，公平正义的治国理念主要体现在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要充分尊重法律赋予公民的各项权利，认真听取和妥善处理他们的利益诉求；在谋发展、搞建设时要综合考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现实利益，找准最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和不同阶层、不同群众具体利益的平衡点，决不能顾此失彼，使一部分人大获其利而另一部分人深受其害，甚至失去生计；对过去一些不合理的制度与法规，要在条件成熟时逐步加以清理和调整；任何一项政策措施出台前，要充分听取各方面群众的意见，考虑各方面群众的利益；对个别部门出于私利侵害群众权利的行为要坚决纠正，严格防止行政不作为或乱作为现象的发生。总之，能否妥善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能否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使社会的公平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应成为衡量党和政府各级组织是否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试金石。

就经济层面而言，公平正义的治国理念主要体现在政府应以更为有效的财政、税收等经济手段调节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阶层之间业已存在的贫富差距，并使这一差距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而逐步缩小。具体地说，政府的财政应向农村、不发达地区和困难阶层逐步增加扶持力度，使我国正在规划实施中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开发中西部的战略、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战略得到财政上的切实支持和保障。政府的税收制度和政策同样应立足和着眼于对公民之间过于悬殊的收入差距的有效调节。要加强现行的个人所得税、财产转让税、奢侈品消费税等税种的监管与实施，对偷逃上述税费的行为处以重罚，确保应征税费的收缴入库。还要审时度势，对现行调节个人收入的税率进行微调，以限制过高的个人收入和财富的过分集中。总之，国民财富的一次分配应注重效率，二次分配则应注重和维护公平，从而使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平逐步得到实现。

社会主义公平正义 篇7

网络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

网络媒体是一个全开放式的大众传播媒体, 在这种媒介传播环境之下, 越来越多的公众选择并热衷于在网络上发表包括社会热点问题、公共政策以及评说关乎自身利益的言论。由于网络传播的虚拟性以及网民参与身份的隐匿性, 使得网络媒体成为公众评说社会热点事件、发表个人意见看法的首选媒介渠道。与传统舆论相比, 网络舆论形成快捷、信息多源, 易调动民气, 网民可以作为舆论主体平等地、广泛地参与对公共事件的讨论, 各抒己见, 进而引导和影响事态的进程和发展, 使网络舆论监督表现出平民化的特点,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民意所向, 并显示出强大的舆论监督作用力, 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有利于伸张正义、维护社会公平。在2007年10月~2008年6月的“华南虎事件”中, 正是由于网络舆论一浪高过一浪的难以平息的质疑浪潮和网民不遗余力地查找相关证据的行为, 才会促进并推进了事件调查的进程, 并最终使事件真相大白。汶川地震发生之后, 在整个公共危机之下, 陕西西乡县粮食局在救灾粮中掺假, 被网民揭发, 此事件引起多方面的关注, 促进了问题的及时解决。

大量案例表明:在网络空间中普通百姓真正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 从而真正实现了公民的舆论监督权。在焦点事件发展的过程中, 一些网民对关键事实进行认证, 从多角度提出质疑, 参与不同观点的争辩, 在互联网这样一个全新的媒体平台中呈现出来。网络舆论以强大的精神力量对国家权力和公共事务进行监督。在网络舆论形成的过程中, 网友对事实的深刻分析、犀利评论、批评质疑对事件当事人产生了较为明显的监督效果。

网络舆论成功地实现了舆论主体的角色转变, 使在传统媒体舆论环境下少有发言机会的普通民众得到了充分的言说与评论机会。作为社会公器, 网络媒体提供给了公众一个实现知情权、表达权与监督权的最便捷的渠道, 而公民对于知情权、表达权与监督权的获取与不断完善, 正是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进程, 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与必要途径。公民权利的不断完善, 离不开大众媒介的支持与保障。由于传统媒体很难为所有的社会成员尤其是底层的社会群体提供均衡的传播机会, 因此网络舆论监督就显得尤为可贵。网络媒体创建了一个广泛的舆论共声场, 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得以以平等的身份在同一平台上探讨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 社会公众需要及时有效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而不使自身群体处于失语状态, 从而充分实现公民的话语权、参与权、监督权, 促进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理解与沟通。对社会公共事物的碰撞性讨论是社会民主进步的反映, 通过网络舆论的汇集与影响达到了维护公民权益的目的, 体现出了建设民主社会的重要意义与价值。可以说, 网络舆论监督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民主社会的形成, 维护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网络舆论监督在维护公民权益过程中存在的误区

网民的正义感和爱心容易被网络中的虚假信息所迷惑和利用。网络信息的发布与传播有别于传统媒体的信息发布, 在网络媒体上, 每个人都可以集记者、编辑与受众的角色于一身, 传播权力的过于集中致使信息传播者缺乏外在制度性的约束与监测, 这就导致了网络信息因缺乏信息把关而使信息在传播源头上就受到质疑。在网络上很容易制造与传播虚假信息, 并借炒作虚假信息的手段来实现自身的目的, 这极大地破坏了网络媒体的传播秩序, 降低了网络媒体的公信力。在网络舆论的形成与传播过程中, 许多网民无意中参与了不良舆论的二次传播与扩散, 成为不良舆论的推波助澜者, 众多网民善意的心愿与正义感被网络中的虚假信息所蒙蔽和利用。由于网民对弱势群体所持有的道德同情与关注, 而使网络不良舆论的生成与汇集过程极为迅速与有效, 并且如放任这种态势的发展, 极易使网络舆论失去控制。在2007年7月的“女童受虐事件”中, 事件制造者正是利用了网民对弱者的天然道德同情感和失当的正义感来发起和号召了一起恶性的“网络救助事件”, 正义感与爱心成为了易被不良舆论利用的筹码。

网络舆情的偏激性及非理性导致网络舆论监督失衡。“舆情是舆论生成前的一种特殊形态, 它是群众的心理、情绪、意见、要求的一种综合表现。”舆情反映了舆论状态与当下网民的心态。网络公民身份的虚拟性、匿名性、隐蔽性导致了其言论的随意性与发散性, 使网络信息出现了理性与非理性错综交织、善恶混杂、对错难辨的复杂局面。在网络舆论的形成与传播过程中, 网民无形之中担当起舆论监督的职责, 进而升级为网下的现实行动。重庆某学院旅游系大三学生“Die豹” (网名) , 因在网上发表“第一次在重庆本地感受到地震, 很舒坦, 我还在想为什么不来得更猛烈一点, 死的人不够多”等过激言论而遭遇网络舆论炮轰和网络人肉搜索, 不得不选择休学一年。网络舆论缺乏客观的舆论环境, 加之在网络虚拟环境中缺乏现实社会中必要的道德约束与法律约束, 致使网民制造网络舆论暴力事件, 而导致网络舆论多为情绪化、宣泄性语言, 缺乏建设性和理性的意见。近来网络越来越盛行“网络通缉”、“人肉搜索”等, 这违背了网络舆论公开、公平的原则, 而极大地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 触犯了公民权益, 并触犯了法律与道德的双重底线, 使网络舆论偏离了公平正义的轨道。

网络舆论监督的失衡局面一方面是因为网络意见领袖的舆论引导, 在舆论探讨中逐渐形成权威性言论, 使其他网民失去对价值的独立性思考和判断转而迎合强势意见, 从而使舆论形成意见合流;另一方面, 由于网民在参与网络舆论中具有非理性心理, 并且网络环境对内缺乏有力度的约束, 而使网民的网络行为与在现实社会中的行为大相径庭, 网络舆论没有及时跟进的舆论监督系统, 网民一旦自律失败, 便很容易沉迷于典型的网络“过于宽松”的舆论环境之中而无法自拔, 从而导致网络舆论的偏激、极端与异化。网民对于话语权的滥用必会有损于网络的媒体品质和网络舆论的公信力。在这种背景下, 如何对网络舆论实行行之有效的引导, 以期达到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的目的, 就成为新闻工作者所面临的一个全新课题。

加强网络舆论的引导和控制, 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网络舆论具有既能扬善, 又能为恶所驱的双重品格, 使公众对于网络舆论爱恨交加。网络舆论的产生和发展是有利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建立和完善的, 因此有必要加强对网络舆论的引导和控制。以长远眼光来看, 网络舆论是否健康有序不仅关乎公民权益的实现与维护, 还关系到当前构建和谐、民主社会的进程。

培养网络舆论领袖, 加强舆论引导。网络舆论领袖在网络舆论传播中担负着“把关人”和引导者的职责。在网络虚拟的舆论环境下, 网民的从众心理极为明显, 从而形成倒螺旋式的“一边倒”言论模式, 当舆论绝对一致后, 就易形成网下行动, 从而使虚拟行为变为现实行为。因此, 舆论领袖在网络舆论的生成和传播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探索网络舆论监测与调控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建立良好的网络舆论环境。在网络上人人都可以是传播者, 如尼葛洛庞蒂所说:“每一个拥有互联网的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没有执照的电视台。”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 博客、播客等各种网络信息发布方式日趋多元, 网络舆论的生态环境也在发生着变化。在社会生活中, 网络舆论监督往往易出现双重效应, 而且舆论监督的过程不易控制。传统媒体一般通过“把关人”进行信息渠道的封堵以实现对舆论的控制, 但网络舆论的形成及传播过程难以监测与控制, 网络舆论监测是网络舆论调控的基础, 目前网络舆论还缺乏有效的监测途径和方法, 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参考文献

[1].钟瑛:《网络传播伦理》,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2].杜骏飞:《中国网络新闻事业管理》,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3].胡钰:《新闻与舆论》,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1年版。

社会主义公平正义 篇8

一、连锁效应，司法公开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中的多重功效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人民法院各项工作的生命线。司法公开以其特有的程序功能，将会激发系列连锁反应，有力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一是通过强化监督推动司法公正。“秘密裁判”不可能实现司法公正，只有让司法权在阳光下运行，主动接受当事人和社会的监督，才能发现和弥补诉讼不公，防止司法的专横与擅断。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下，法官队伍的能力、水平和作风都将直接面临人民群众的评判，司法审判的任何瑕疵和疏漏都可能被社会所关注。在这种条件下，审判活动和裁判结果必然会因受到多方的监督而更加慎重，审判质量必然明显提高，“暗箱操作”必然随之减少，司法腐败必然得到扼制，司法公正自然得以彰显。

二是通过深化民主推动司法公正。加强司法民主，是人民法院贯彻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人民法院依法公正审判的民意基础。让更多的群众参与到司法审判中来，可以帮助人民法院更加准确地查明事实、适用法律，使审判结果更加合情、合理、合法。而司法的民主性与司法的公开性密切相关，知情权是参与权的基础，司法公开是司法民主的前提。司法公开直接体现了对群众知情权的保障，可以让参与者更加及时全面地了解法院的裁判理由和裁判结果，更加全面地了解法院审判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从而使人民陪审、代表联络、民意征询等民主参与行为更加务实有效，使法院的审判结果更加体现民意，更加客观公正。

三是通过提升素质推动司法公正。司法公开意味着法官的审判行为除了法律规定以外都是在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公开进行。这就对广大法官的查明事实、适用法律、引导诉讼、调解息诉、危机应对等各种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阳光司法”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将会激发广大法官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职业尊荣感，督促广大法官不断加强学习，提升政治素质、专业水平和实践经验，从而为依法公正履行职责提供扎实的能力保障。

二、全面拓展，构建全方位的司法公开体系

“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新形势下人民法院全方位推进司法公开，构建涵盖人民法院工作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的司法公开体系，实现“以公开促公正、以公开保公正”势在必行。

一是扩大司法公开的范围，实现实质公开和形式公开的统一。一方面，应以提高透明度为目标，扩大形式公开。加大案件流程信息的公开力度，强化承办法官的告知义务，确保当事人可以随时了解各个诉讼环节的程序性信息；加大听证的公开力度，通过各种媒介向当事人公开听证规则和听证权利义务，积极稳妥地提高申诉申请再审、减刑假释、国家赔偿、执行等案件的听证率。另一方面，应以改革裁判文书为重点，扩大实质公开。强化证据意见公开，及时将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向各方公示，确保当事人可以充分有效地行使诉讼权利；强化法官心证公开，在判决之前将自己的看法向当事人公开，并将上述内容详实地记载在裁判文书之中。

二是拓展司法公开的内容，实现审判公开和审务公开的统一。审务公开指的是人民法院向社会公布审判活动以外的司法管理活动的行为。在美国，法院的司法行政事务常常被上传到网上，民众可以随时下载，甚至可以直接参加会议，参与司法行政事务的决策。人民法院在加强立案公开、庭审公开、执行公开、听证公开、文书公开等审判公开工作的同时，还应进一步加大审务公开的力度，及时向社会公布法院工作的方针政策、各种规范性文件和审判指导意见以及非涉密司法统计数据及分析报告，公开重大案件的审判情况、重要研究成果、活动部署等审务信息，让社会公众充分了解法院的司法管理活动和内部工作模式，增强社会对法院的认同感。

三是创新司法公开的载体，实现传统载体和现代载体的统一。传统的司法公开主要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采用专栏、布告、旁听庭审、查阅卷宗等方式传播信息，在时间、空间、技术上阻碍了司法信息的及时全面公开。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必须要创新司法公开载体。在利用好传统媒体的基础上，还应充分发挥新兴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在司法公开中的积极作用，既要充分利用外部网络，加强与重要门户网站的沟通协作，通过法院微博、司法论坛、网络庭审直播等方式扩大司法公开的影响力；也要加强法院自有网络建设，设立民意沟通邮箱，开发案件信息查询系统，及时维护更新司法信息，把自有网络打造成为公开信息、收集意见的重要平台。

四是改进司法公开的模式，实现公开性和交涉性的统一。究其本质而言，司法公开只是一种手段，最终目的是以公开促公正，以公开促公信，提升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司法公开的理想模式应当能实现群众和法院的良性互动，实现信息公布和接受反馈的统一。涉诉群众和社会公众作为司法信息的接受者，并不是对信息简单的相信或服从，而是会对司法信息产生理解和反应。作为信息发布者的司法机关，在公布司法信息的同时认真倾听他们对具体案件和法院工作的看法，积极组织评议法院、评议法官的系列活动，加强与社会公众沟通交流并对群众的意见及时进行反馈。

三、合理规制，推进司法公开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司法公开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好，可以促进司法公正，但稍有不慎，则可能损害司法权威。问题的关键在于准确把握司法公开的法律底线和运行规律，实现全面拓展与适度限制的动态平衡。

一是在推进司法公开和保守审判秘密上寻求最佳结合点。综观各国立法，司法机关掌握的审判秘密基本上都是司法公开的法律边界。但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审判秘密，法律上和实务界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在这种情况下，“审判秘密”就有可能成为少数法院不愿意公开的“保护伞”。因此，可以在人民法院内部设立专门机构或专门人员，定期对有可能属于审判秘密的事项进行梳理，在履行一定的审批程序后，对具有秘密性的文件按照秘密文档进行处理，而对不具有秘密性的内部文件，依法向社会公开，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

二是在推进司法公开和保护个人隐私上寻求最佳结合点。当前，人们对隐私权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隐私的范围也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庭审电视网络直播、裁判文书上网、立案大厅触摸屏查询等司法公开举措的实施，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将得到较为充分的保障，但是如果过度公开，则可能对当事人的隐私权构成伤害，结果是造成新的社会不公。此时，在知情权和隐私权的权衡中，知情权的保障就应让位于隐私权的保护。为此，人民法院不仅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考量公开审判是否会损害当事人的隐私权，还应当积极探索建立异议审查机制、意见征询机制、当事人合议不公开机制等，切实保障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

三是在推进司法公开和接受媒体监督上寻求最佳结合点。现代社会，公开审判和新闻自由都是捍卫公平正义，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保障。但在实践中，两者之间也会产生冲突，媒体的失实报道有可能影响人民法院依法公正审理案件，甚至激化社会矛盾。正确处理好司法公开与新闻自由的关。系，对于人民法院来说，一方面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接受媒体监督，通过设立新闻发言人，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记者旁听、做客电台网络等方式，主动向媒体通报法院的重要活动和重大审判，为新闻舆论监督创造条件；另一方面，还要以更加主动的行动引导媒体报道，协调宣传报道的口径、尺度，防止“媒体审判”现象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