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公平

社会主义公平（共12篇）

社会主义公平 篇1

教育公平的观念源远流长, 随着社会的发展, 更引起了国内外越来越多的重视。胡锦涛总书记在2007年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要把促进教育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统筹城乡、区域教育, 统筹各级各类教育, 统筹教育发展的规模、结构、质量。”作为教育重要一分子的职业教育, 其公平同样构成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 必须贯彻公平的原则。

1 职业教育公平的内涵

职业教育公平是指公民对职业教育权利享受的均等、对职业教育内容选择权的均等、对职业教育优质资源享受权的均等。公民对职业教育权利享受的均等, 是指每个公民均等地享有接受职业教育的权利, 不因公民的正常差异性而使接受职业教育的权利产生差异。所谓正常差异性, 是指人为差异性以外的各种差异, 比如人们所处地域的差异、性别的差异、兴趣爱好的差异、民族的差异、家庭背景的差异等。对职业教育内容的选择权, 意味着职业教育接受者有权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性格、认知等方面的情况, 自主地选择所要学习的内容, 包括对所学专业、课程、学习形式的选择。职业教育的优质资源包括优美的校园环境、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先进的教学设备、良好的学风、合适的教材等。对这一切, 每一个职业教育接受者都应该能充分地均等地享受。

2 职业教育公平与社会公平的关系

职业教育公平是社会的基础性公平。根据公平理念所适用的社会领域, 可以将社会公平区分为政治公平、经济公平、文化公平、法律公平和教育公平等, 社会公平是影响职业教育公平的重要条件。职业教育公平的缺失, 将极大地影响到其他领域的社会公平, 甚至会使其延续并进一步放大。因此, 促进职业教育公平, 是缩小社会不平等、鼓励社会流动、社会参与和社会团结的必由之路。

2.1 社会公平是影响职业教育公平的重要条件

作为整个社会公平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职业教育公平的水平和状况反映着整个社会的公平水平和状况。在原始社会, 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 人们不得不采取原始的共产主义制度, 集体劳动, 平均分配财物和社会政治权利, 整个社会处于一种低水平的绝对公平状态。这导致原始社会的教育也是如此, 处于一种低水平的绝对公平状态。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出现, 原始的共产主义制度解体, 人们进入到一个极不公平的时代, 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封建主与农民之间以及在其他的各个社会群体如种族、性别等之间, 都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不仅体现在劳动和分配领域, 而且体现在政治领域、法律领域、文化领域等所有的社会生活领域, 职业教育领域也不例外。这个时期的教育处于一种绝对的不公平状态。直到近代社会, 在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民权运动等多种力量的推动之下, 社会公平问题才受到广泛的关注, 公平理念开始在政治领域 (如选举权的不断扩大) 、经济领域 (如按劳分配制度的普遍确立以及高额遗产税的征收) 、法律领域 (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理念的确立) 、文化领域 (如性别平等、种族平等等) 、教育公平 (如废除双轨制、取消种族隔离、方便女童入学、入学机会均等、开放入学政策、全纳教育出现等) 被认同和实施, 整个社会进入了一个反对特权和崇尚公平的时代。人类对职业教育公平的期望程度直接反映着整个社会公平所达到的水平和程度。

不仅如此, 现实生活中其他社会领域内的公平状况深刻地、多方面地影响着职业教育公平。职业教育公平不是处在一种真空当中。从政治领域来说, 如果主权国家内部的公民不能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 那么也就不会享有同等的教育权利和教育机会。文化大革命期间, 由于在政治上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 将“敌我矛盾”泛化到一切社会生活领域, 被认定为地 (主) 、富 (农) 、反 (动派) 、坏 (分子) 、右 (派) 的人们及其子女就不能享受同等的教育权利和机会。从经济领域来说, 如果一个社会还存在着多种劳动形式和分配制度, 不同地区和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别还比较大, 那么自然会影响到不同地区和社会群体的教育投入能力、教育期望水平、实际受教育的程度以及通过教育所获得的最后收益。在某种程度上, 学校教育体系与社会经济制度之间存在一种“对应关系”。同样, 如果一个存在多样文化的社会中, 各种文化之间的关系不平等、不民主、不公正, 那么反映到学校中来也必然会影响到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化出身的青少年儿童的学习成就。其中, 出身于居于支配地位的文化系统中的青少年儿童会比出身于被支配地位的文化系统中的青少年儿童更易于适应学校环境并取得成功。所以, 要想真正彻底地解决教育公平问题, 就要同时提高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领域的公平水平。

2.2 职教公平在促进整个社会公平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职业教育公平是社会的基础性公平, 是矫正社会不公平的重要手段。职业教育公平的丧失, 必将使得整个社会原有的不公平状况进一步加剧。当前, 我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事业正在向纵深发展, 并且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成就, 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然而, 由于种种复杂的自然、历史和社会原因, 在整个社会蓬勃发展的同时, 人们也看到, 社会收入差距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社会差距也日益显现出来并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根据国际公认的指标体系, 其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伴随着不断扩大的社会差距, 人们在意识领域也重新出现了社会区隔乃至社会歧视和社会排斥的意识, 社会成层和分化的速度在不断加快。如何解决这种社会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如何防止这种社会差距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进一步扩大?政治的决策、经济的手段都是不可缺少的。除此而外, 实现和扩大职业教育公平, 关心农村的职业教育, 关心社会处境不利群体的职业教育, 是缩小社会差别、促进共同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

实现职业教育的公平性, 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也是国家追求的目标, 更是全社会不懈努力的结果。在社会发展不断加速的今天, 职业教育的公平性会不断提高, 从而促进社会公平不断提升。

摘要：公平是一个社会和谐的基本要求, 社会公平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基础性、深远性影响。职业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 是社会公平在职教领域的延伸, 也是一直被视为实现社会公平的“最伟大的工具”。本文阐述了职业教育公平的内涵以及职业教育公平与社会公平的关系。

关键词：职业教育,教育公平,社会公平

参考文献

[1]龙春阳, 王强.教育公平的主要需求与教育政策的选择重点[J].科技与管理, 2003 (4) .

[2]郑晓鸿.教育公平界定[J].教育研究, 1998 (4) .

[3]闵维方.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发展报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6.

社会主义公平 篇2

甘文波

一、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和本质要求

所谓公平正义，就是指我们通常说的公正，它是一种道义性价值，自古以来就是人类追求的普遍价值。公平是指对一定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现象的一种伦理认定和道德评价，正义一直被视为人类社会的美德和崇高的价值理想，二者具体表现为对一定社会的性质、制度以及相应的法律、法规、章程、惯例等等的合理性及合理程度的要求和判断。社会的公平正义既是由一系列制度安排和社会结构所形成的社会公平正义的环境所决定的，也是由个人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主管感受和主管评价所决定的。

公平正义更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历史上，社会主义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号召力，就是因为它承诺要创造切实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使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更加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利。资本主义对自由竞争的放纵，使得公平正义难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就是针对资本主义发展中存在的种种不公正、非公平的社会问题而产生和发展的。因此，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核心价值之一，是社会主义在理念和制度上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地方。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要消灭剥削，消除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使全体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多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充分解放。邓小平同志曾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走了邪路了。”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公平正义就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胡锦涛同志说：“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

一般说来，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公平的具体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基本权利公平。即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应得到保证，它旨在从底线的意义上保护每个社会成员的 1

基本权利。二是机会公平。机会公平包含前途的公平和手段的公平两层含义，也就是说，在所有人都享有平等的基本自由的情况下，各种前途是向各种才能开放的。并且，各种才能相当并且意愿相同的人，都能够参加与其能力和意愿相匹配的活动。三是规则公平。规则公平就是社会有序，就是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有章可循，社会成员各守其责。四是分配公平。对于现有的社会资源如何分配，最直接地体现了公平原则的兑现程度。

二、公平正义的缺失已成为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核心问题

改革开放之前，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我们简单地采取强制手段将大家的收入和财富拉平，吃“大锅饭”的绝对平均主义方式。看似公平，实则是平等而不公正。因此，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陷入了极大的困境，甚至走向了崩溃的边缘。在彼时，过于强调平等的“平均主义”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核心问题。

为了打破“平均主义”，最大限度地合理配置资源，发展生产力，我们搞了改革开放，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种体现不同价值的所有制和分配制，一经实施，就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中国经济社会被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发展迅速起飞。时至今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

然而，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尽管我国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物质财富极大地增加，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人民群众都切实地享受到改革开放的甜蜜果实，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社会利益开始急剧分化，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如果不采取果断有效的措施，努力推进公平正义，使利益分配更多地向困难群体和贫困地区倾斜，就会背离共同富裕的长远目标。

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公平正义缺失，正好与改革开放前情形相反。具体表现为：一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发展失衡严重，尤其是城乡差距鸿沟巨大，导致了大面积的普遍性公平正义缺失；二是分配不公，包括初次分配不公，二次分配不合理，以及由此引发的存量不公，流量不公，机会不公，能力不公等；三是上升渠道不畅，社会阶层固化，社会阶层矛盾激化；四是贫富差距过大，基尼系数严重超出危险警戒线，且差距仍在持续拉大。公平正义缺失严重损害了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市场资源配置脱离了市场规律的轨道，不再按需求平衡合理分配，转而向特权区域特权行业

和特权人群越来越集中；同时，公平正义缺失还严重败坏了人的思想追求，通过合法方式追求商业价值和生活质量的主观愿望严重削弱，转而倾向全民通过贪污跑关系搞特权等手段谋取私利；再者，公平正义缺失蓄积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社会和谐稳定受大极大的损害，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稳定基石不再牢靠，另一种形式的崩溃不得不防。由此可见，眼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最大最核心问题就是公平正义缺失。

三、如何修复并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公平正义

按照市场经济的自发逻辑，社会成员的利益迟早会发生分化，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会拉大，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发展会不平衡。解决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缺失会面临双重难题：一方面，如果不采取措施，让这种利益分化无限制地发展下去，就可能造成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后果，会背离“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另一方面，又不能简单地采取强制手段将大家的收入和财富拉平，回到过去那种吃“大锅饭”的绝对平均主义状态。这就要求政府一方面不能强求利益的绝对均等；另一方面，又必须把社会利益的分化控制在一个合适的范围之内。

（一）必须推行民主法治，建立与公平正义相适应的社会体制。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条件下，要真正实现公平正义，必须推行民主法治，这是一个根本的前提条件。胡锦涛同志在论述和谐社会时，将民主法治与公平正义放在首位；温家宝同志在两会的答记者问中，同时提到公平正义与民主法治。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因为两者之间有着内在联系。公平正义是对全社会而言的，而且主要靠法律和制度来保障，不推行民主法治，就难以有公平正义。

实现和维护公平正义，首先要求通过合理的分配制度，把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避免因收入差距的过分扩大而导致两极分化。然而，社会公平的内容绝不只是合理的财富分配，还包括政治、社会、文化、教育、司法等其他内容。要全面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除了缩小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保障，维持基本的经济公平外，还必须从法律、制度、政策上努力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保证全体社会成员能够比较平等地享有教育、医疗、福利、就业、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和接受法律保护等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平正义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

公平正义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内容。在现代条件下，没有民主和法治，断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正义。因为现在我们讲公平正义，是指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在全体公民之间公平而合理的分配。这就必须有一整套既能充分反映和表达人民利益，又能确保政府权力为人民所用、政府政策满足人民需要的制度、程序和法规，否则，“人民利益”或“人民作主”便是一句空话。这样的一种制度只能是民主政治。

（二）政府应当在维护公平正义中应当发挥主导作用。问题的认识上，还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公平问题通常产生于市场失灵，而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分配不公和市场失灵不是单纯因为强调效率，更多是由于政府权力进入市场所造成的。我与这些人的看法不同。我认为，市场经济的自然逻辑本身就会产生出社会的公平问题，这是市场的局限性所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实现公平正义，政府需要对利益分配进行强制性干预。例如，维护社会公正所需要的“福利国家”政策，没有政府的强制性干预怎么可能实现？因此，关键不在政府干预，而在这种干预是否适当。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在一些情况下，政府管了不该管的事，包括对市场的不适当干预；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政府没有很好地管应该管的事，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环境保护等。

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社会，政府无疑要承担责任，发挥政府职能作用，大力发展经济，建立健全各项政策，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从政治、文化、法律、道德等方面营造一种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确保每一个社会成员依法平等地享有接受教育、社会保障、劳动就业、收益分配、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法律保护的等项权利，切实保障广大公民民的切身利益，协调不同利益阶层之间的关系，进而使社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使每一个人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不断提升经济运行质量和水平，获取更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最终不断增强整个社会的综合实力。

（三）处理好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效率决定公平，率的水平决定公平的程度。没有效率，充其量只是低水平的公平；另一方面，效率又依赖于公平，没有公平，就不可能最大限度的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从而也就难以提高效率。改革前后的实践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入分配越平均，越不利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从而造成低效率；适当拉开收入差距，就有利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有利于提高效率。不提高效率，经济不发展，难以实现更高阶

段上的公平，难以解决不断出现的社会矛盾。相反，如果不讲公平，人们的收入差距就会越拉越大，就会出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就不利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其结果不仅导致效率的下降，还会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效率公平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篇3

一 、效率与公平的含义

1．关于效率

什么是效率呢？阿瑟·奥肯认为：“效率意味着从一个给定的投入量中获得最大的产出。”[1]而美国的另一位经济学家曼昆则说：“资源配置使所有社会成员得到的总剩余最大化的性质。”[2]而我国的《辞海》对效率却是这样定义的，“效率指消耗的劳动量与获得的劳动效果的比率。”

在西方经济学中，它是配置效率的简称。资源配置是指经济资源或生产要素在不同的使用者或用途之间的分配方式。每一经济制度的基本问题都是考虑如何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佳状态。这即是常说的帕累托效率或帕累托最优状态。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载其《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提出了“最大的偏好状态”的概念，这一概念现在常称作“帕累托效率”，意即经济资源的最佳利用程度。帕累托力图证明完全竞争的市场能够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然而这只是理想世界中的状态罢了。在现实当中，有时市场也会失灵，资源配置难以达到最优状态，市场经济同样也会缺乏效率。

2．关于公平

公平有时也叫公正或平等，在经济学意义上，公平主要指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经济制度中的机遇平等属于机会公平；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平等属于结果公平。经济哲学更加关注结果公平即分配公平。

公平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不同时代不同的人对于什么是公平的回答也不相同。恩格斯指出，“关于永恒公平的观念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3]P212“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这种历史条件本身又以长期以往的历史为前提。所以这样的平等观念说它是什么都行，就不能说是永恒的真理。” [3]P448

米勒说，“有两种不同的有价值的平等，一种是与正义有联系的，另一种则是独立于正义的。第一种平等是分配性的。它确立了某种利益——例如权利应当平等地加以分配，因为正义要求这样做。第二种平等则并非在这种意义上是分配性的。它并不直接确定对权利或资源的任何分配。相反它确定了一种社会理想，即一个人们相互把对立当作平等来对待的社会——换句话说，一个不把人民放到诸如阶级这样等级化地排列的范畴中去的社会——的理想。我们把第二种平等称作地位的平等，或简称社会平等。”社会平等本身并不是一个分配理想，但它确具有分配的意义。”[4]P257“首先，它要求我们最为重要的联合体都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 [4]P270 “其次，可以说对社会平等的信奉也许有助于塑形那些本身不是内在的平等主义的其他分配正义的实践。” [4]P270 “在正义本身保持沉默的地方，平等能够塑造正义的实践。” [4]P273由上观之，分配公平和社会公平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分配公平能够促进社会公平。

二、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有一部分人认为效率和公平是绝对对立的，它们犹如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现代经济社会究竟以什么作为主要目标呢？效率还是公平？或者将二者同等对待。要对待这一问题我们就必须正确理解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1．罗尔斯和诺齐克的争论

罗尔斯把自己的正义理论称作“作为公平的正义”。罗尔斯主张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使“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地分配”。[5]P292他提出了正义的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这样安排，首先使它们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且依系于低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 [5]P56第一个原则是平等自由原则，第二个原则包括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第一个原则优于第二个原则，第二个原则中的公平机会原则优于差别原则，只有在满足了前一个原则的情况下才考虑后一原则。可见，罗尔斯是主张公平优先的。

然而诺齐克却不同意罗尔斯的看法，他虽然同意罗尔斯强调的正义的首要性，但他反对“差别原则”。诺齐克反对罗尔斯把“自然才能的分配”看作是一种“集体的资产”的观点。[6]P230在诺齐克看来，社会制度的首要问题不是社会权利的分配问题，而是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保障问题。个人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正义理论就是要保证个人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诺齐克承认社会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但他强调解决这种不平等是一件非常严肃和谨慎的事情；社会的不平等是需要改变的，但这种不平等的改变不应该以产生一种新的不平等为代价。要求公平不能妨碍正常的效率，否则就是对最大受惠者的不公平了。不难看出诺齐克主张效率、自由优先。

罗尔斯和诺齐克的分歧关键在于他们对什么是公平以及效率和公平的关系的理解不同。我们认为效率和公平是辩证的，它们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2．效率和公平的辩证关系

首先，我们来看效率和公平相统一的一面。效率和公平在一定的范围和限度内是相容的。一方面，分配的公平可以促进效率的提高。在此，我们有必要弄清楚公平、平均、均等等概念的区别。平均和均等意义相同，可以互换，它们指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分配完全相同、没有差别。而公平的含义则十分丰富，其主要指的是一种分配的合理性。公平不是平均和均等。我们要求公平但不是要搞利益的平均分配、人人皆得相同的份额的平均主义。公平在原始社会意味着劳动产品平均分配，但是现代经济社会中平均分配确意味着不公平。历史已经证明，利益平均分配（大锅饭）造成了效率低下。因为在大锅饭的分配方式下，人们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奖懒罚勤，这是一种更大的不公平。相反，公平的分配不仅与效率不是对立的，而且还是提高效率的有效条件和保证。有人之所以认为追求公平会损害效率、导致效率的降低，那是因为他们把利益的平均分配当作公平的尺度，把效率和公平绝对对立了起来，从而导致了错误的认识。另一方面，效率的提高有助于在更高的程度上实现公平。分配公平总是和一定的效率相联系的，没有效率，没有经济的发展所谓的公平分配也只能是低层次上的。在低效率和经济发展缓慢的情况之下，即使是平均分配，每个人所得到的份额的绝对数量是很少的。只有效率提高了，经济发展了，经济蛋糕做大了，每个人才能分配到更大的份额。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效率很低，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和政治的平等程度也很低，这二者交替影响，形成了恶性循环。而效率的提高有助于在更高的程度上实现公平，分配的公平又会促使人们去实现更高的效率，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其次，效率和公平之间也同样存在对立的一面。一方面，“不平等确实在各方面起着推动效率的作用”。[1]P46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正是由于不平等的经济利益分配促使人们提高效率，促进生产发展。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进行分配，使效率高者收入也高，效率低者收入也低，这也是公平的。但是这种公平只是形式上的公平。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于不同的劳动者来说是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 [3]P305如果只是注重这种公平，对不平等不加节制，最终会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这同样是不公平的。因此这种不平等只能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效率的提高未必就能实现公平。在现实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富人的猫、狗可以喝牛奶，而这是穷人的孩子维持健康所必需却得不到的东西。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大学，而社会仅在宠物食品上的开支就可能远远超过接受高等教育所需的全部费用。因而有人说“甚至最有效的市场制度也会产生巨大的不平等”。[7]P46我国改革开发以来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经济发展了，总体经济实力壮大了，但贫富悬殊也明显了，至今我国仍有大量人口还生活在贫困状态当中。单单依靠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是难以实现社会公平的。效率的提高不会自动地实现公平，这是社会历史所证明的。

通过上述我们可以看到，效率和公平是复杂的，它们既有相互和谐的一面，又有相互矛盾的一面。因此我们在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时，既不能把它们视为水火，将二者绝对对立起来，认为二者不可兼得。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它们是相互促进的，看不到它们之间的冲突，认为追求一个目标自然会达到另一个目标。但在现实中，要正确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使二者达到统一却并不容易，人们往往很难寻找到它们的平衡点。这正如阿瑟·奥肯所言：“如果平等和效率双方都有价值，而且其中的一方对利用方没有绝对的优先权，那么在它们冲突的方面，就应该达成妥协。这时，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平等，并且为了平等就要牺牲某些效率。然而，作为更多地获得另一方的手段，（或者是获得某些有价值的社会成果的可能性）无论那一方的牺牲都必须是正当的。”[1]P86应当“在平等中注入一些合理性，在效率中 注入一些人道”从而“在一个有效率的经济体制中增进平等”[1]P116

三 、 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分配政策

过去我国的收入分配格局是平均主义和不平等并存。一方面是奉行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由于缺乏经济利益的有效刺激，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都受到抑制，同时也培养了人们偷懒的行为和思想，往往出工不出力，当然是效率低下了。另一方面我国城乡二元制结构的存在致使城乡差别明显，农村远远落后于城市，当然农民的积极性同样难以发挥。前者的平均主义和后者的不平等都不能促进效率的提高。因此，我们的分配制度改革面临两大任务，一方面要打破平均主义，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让人们在收入和财富上有一定的差距，从而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多劳多得，分配公平；为多得而多劳，能够提高效率。另一方面，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逐步解决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分配不平衡，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根据实际情况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政策，这一政策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2007年，我国的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四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我国的财政收入突破5万亿元人民币大关，我国成为了世界经济大国。然而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了起来，人与人之间的财富和收入悬殊明显。同时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地区之间的发展也极为不平衡，沿海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有天壤之别。经济发展了，社会矛盾却尖锐了。一方面中国人在福布斯财富排行榜上的人数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广大的农村人口面临上学、就医、养老等一系列困难，一些孩子因为缴不起一年几十元的学费而辍学。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7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48,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在此情形之下，我国的分配制度必须作出调整。

为了建立和谐社会，我国政府对分配政策及时做了调整，不再一味的强调效率优先，而是加强公平，关注民生。为了缩小城乡差别，党中央统筹城乡发展，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中央政府全面取消农业税，并对农业实施补贴；从2007年起，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全部免费，并对贫困学生进行补助；在农村的社会保障方面，全国绝大部分县区已经建立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体系，同时加快建立农村养老制度。为了平衡地区之间的差距，中央先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一系列战略。这是我国在实现公平上迈出的重要步伐。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关于效率和公平关系的新见解。大会报告提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8]大会还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8]旨在加强公平正义。

实施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分配政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意，是以人为本的内容。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经济发展不是目的，它只是改善人民生活的手段。公平和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寻找到了效率和公平的平衡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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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G]。

公平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篇4

从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看,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对资本主义发展中存在的种种不公平、不和谐等社会问题的批判中产生和发展的, 可以说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严重的不公平催生了社会主义理论。

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 只是一种新制度较之旧制度的历史合理性的胜利。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就在于:物质的生产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 而人民大众则只有人身的生产条件, 即劳动力。”这表明,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都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个根本的不平等基础上的;这个所有制上的不平等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根本前提。即使在资本主义获得高度发展的今天, 这个不平等前提也没有消失。

在这个不平等的前提下, 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和不公:分配显失公正, 贫富两极分化,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平等。正如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指出:“在文明制度的立法中看不到这种公正的影子, 随着产业的发展, 文明制度的立法只会增加人民的贫困。”“在文明时代, 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

追求公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进步的价值取向。恩格斯指出:“从消灭阶级特权的资产阶级要求提出的时候起, 同时就出现了消灭阶级本身的无产阶级要求。” 马克思主义把公平作为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和目标, 把消灭经济上的剥削和政治上的压迫作为无产阶级战斗的旗帜, 提出必须以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 消除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 使全体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

2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公平的本质所在

按照唯物史观, 实现社会公平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人的全面发展, 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基础上。社会发展的程度越高, 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越趋于和谐, 越能体现社会公平, 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就体现得越充分。而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自由平等的最高境界, 未来社会应是每个人得到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得到充分体现的社会。

在资本主义社会, 人作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手段, 成了“劳动机器”, 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的尊严和价值。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能够促进社会成员全面发展的分配方式最能促进生产发展, 而这也应该是一种最公平的分配方式。恩格斯曾经说过:“最能促进生产的是能使一切社会成员尽可能的全面发展、保持和运用自己能力的那种分配方式。”恩格斯在论及社会主义生产时提出:“通过社会生产, 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的富足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生活, 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 这种可能现在是第一次出现了, 但是它确实是出现了。”

保证“一切社会成员”实现人的自由平等权利, 体现了社会主义所特有的真实、普遍的公平。社会主义制度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和超越, 实现了人的生存方式的改变、生存价值的提升。虽然限于主客观条件还不可能做到“一切社会成员尽可能全面的发展、保持和运用自己的能力”, 但由于劳动者已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 获得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权利, 已向“尽可能全面的发展、保持和运用自己的能力”迈出了一大步。

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由人联合体”即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 也是公平的最高境界。在共产主义社会, 生产力高度发展, 物质极大丰富, 一切阶级差别彻底消灭, 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也逐渐消失, 人们才能摆脱固定分工的束缚, 在生产领域和一切社会生活领域实现完全的平等, 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 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 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 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 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 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 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 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

3 实现社会公平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政治主张和价值追求

公平问题是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现实的利益问题, 直接关系到全体人民的经济权益和政治权益。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是人民的政权, 共产党是为人民谋福利的党, 一切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利益出发, 一切为了人民群众, 这是我们党的唯一宗旨和光荣使命, 也是党坚持长期执政的依据和强大动力。所以, 我们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 始终把实现社会公平作为党的重要任务, 这也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 是我们党执政兴国和开展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没有公平, 广大人民就没有真正的幸福可言, 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优越性就无法得到体现, 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因此, 实现社会公平, 不仅关系到党的形象和威信以及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 关系到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心, 关系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而且关系到公民的基本权利, 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 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4 实现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

邓小平曾说, “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 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 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

第一, 社会主义社会具备实现社会公平的经济基础。

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 具备了实现社会公平的社会经济基础, 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表现。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私有制造成了人际关系的扭曲与异化, 是社会不公平的主要内在因素。虽然一些资产阶级民主人士也提出实现社会公平的理论主张和观点, 在实现社会公平方面作过努力, 并且在社会实践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性质决定了资产阶级与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 利益的对立决定了在这两个阶级之间根本不可能实现公平。因此, 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把扬弃私有制作为真正公平的前提。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从根本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公平原则及人与人相互平等的社会关系。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使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 消灭了剥削和压迫, 实行了按劳分配这一公平的分配方式。每一个社会成员能够参与管理国家事务, 劳动者恢复了人的尊严, 拥有个人发展的机会, 实现了人的真正平等, 从而真正享受社会公平。

在社会主义社会, 劳动是衡量公平的根本尺度和实现公平的基本途径。马克思说:“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按劳分配所体现的公平, 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最能促进生产发展的分配方式, 是分配方式上的伟大变革。从根本上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物质财富的公平合理的分配。所以, 公有制的经济关系是社会成员利益关系平等的根本保障。

社会主义的公平关系也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实现社会公平需要经济的高速发展, 物质财富的相对丰富。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 国家和社会提供了让每个人“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环境、条件和机会, 使每一个劳动者与社会生产资料紧密联系在一起, 每一个劳动者都平等地拥有社会生产资料, 从而有力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 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 提高了效率, 创造出更加丰富的物质财富, 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正因如此,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 从源头上为社会公平提供了可能性和保障, 也证明, 社会主义公平是人类历史上最有可能实现的真正的公平。

第二, 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具有实现社会公平的政治基础。

我国社会主义社会, 确立了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政治制度, 这是我国实现社会公平的政治基础。坚持党的领导, 加强执政党的建设,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健全民主法治, 加强制度建设, 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政治优势, 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政治基础。实现社会公平是我们党的目标和宗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就要通过发展经济、健全民主法制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来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统筹兼顾、整合社会, 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氛围。

第三, 社会主义社会具有实现社会公平的思想文化基础。

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为我们实现社会公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国封建社会的和谐思想建立在三纲五常的基础上, 强调责任而不是个人的权利, 这种压抑人性的和谐是不可能有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平等关系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 我国人民具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和共同的社会主义道德标准, 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以人为本的公平理念以及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所形成的凝聚力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实现社会公平的思想基础。

总之, 社会主义社会具备推进社会公平的社会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和思想文化基础。社会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和思想体系, 还是作为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 都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从最广泛的社会层面维护社会公平, 促进社会公平, 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引导人们共同走向富裕文明的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

摘要：实现社会公平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无论从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看, 还是从党一贯坚持的政治主张看, 都体现了这一本质要求。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之上, 从根本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公平原则及人与人之间相互平等的社会关系, 为真正实现社会公平提供了保障。

关键词：公平,社会主义,本质

参考文献

关注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 篇5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贫困人口从两亿下降到现在的两千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和有目共睹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公平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人民群众之间的贫富分化比较严重，普通群众的基本权利和发展机会还没得到切实保障。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警戒线以上的0.45，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社会公平中存在的问题之所以如此严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对发展的追求冲淡了对公平的重视。改革开放以来，鼓励一部人先富起来，人们对发展的重要性有了充分的重视，却忽视了对公平的关注。其二，“市场经济万能论”的蛊惑。在一段时间内，人们片面迷信市场经济，认为市场经济能够自发地解决公平问题，没有建立起有效保障公平的体制机制。其三，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一些人靠“权力寻租”或者不正当行为获得非法或不正当利益，一些超高收入群体没有得到有效的引导。社会公平是我们改革开放的目的所在，也是改革开放得以继续进行的必要条件，我们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扭转贫富分化拉大的趋势，在全社会更好地`实现公平正义。

第一，要转变观念，把注意力集中到对社会公平的关注上来。“公平”是人类追求的核心价值之一，“不患寡而患不均”一直是我们国家的传统观念，我们必须`要切实转变片面发展、片面注重GDP的观念。我们的发展是为了人民的，我们必须要使人民群众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第二，要从法律上、制度上、体制上努力营造一个维护权利公平的制度环境，保证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够比较平等地享有发展机会。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积极推进分配制度改革，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建立统一、公开、公正、高效的公共财政制度，把更多的财政资金推向教育、卫生、文化、就业再就业服务、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公共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领域。

第三，高举反腐剑，取缔非法收入，弘扬社会正气。官员腐败、企业违法等行为影响非常恶劣，造成的危害非常严重，必须要保持对这些违法犯罪行为的高压态势，要发挥媒体监督和群众监督的威力，要为犯罪违法行为布下天罗地网。只有邪气得到打击，正气才能得以伸张。“社会公正是政府的良心”，我们的政府要时刻敬畏肩头担负的巨大责任。相信通过全社会的努力，社会公正会得到切实保障，一个“老有所养，学有所教，病有所医，劳有所得，住有所居”的和谐社会会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共同努力。

1.为了维护公文的权威性并方便公文处理，国家规定了统一的公文格式。

正确。公文格式具有了较强的规范性。只有这样才有利于维护公文的严肃性，方便对其进行阅读、传递、处理，有利于应用各种现代化信息技术处理与管理公文。2.会议记录是会议纪要的基础，没有会议记录就没有会议纪要。

正确。会议记录是记载会议情况，会议经过的文字材料。会议纪要是对会议记录进行分析、整理、综合概况，并按会议的议题和宗旨对会议主要情况和议定事项的一种准确反映。

3．不经签发人同意，任何人不得改动公文定稿的内容。正确。签发是对定稿的一次全面核查更是对公文质量与正式效用最终确认，签发人确认的意志即机关整体的意志，公文一经签发即为有效文件。

4．公文处理必须接受集中统一的领导指导。

正确。在公文处理活动中由机关的办公厅（室）集中统一管理本机关的公文处理工作，并对下级机关的公文处理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各级各类工作人员应接受集中统一的领导与指导，遵行统一的制度与标准。部分公文处理活动须由专职或兼职的文件处理部门与人员专门完成。5.在收文办理时领导可以只阅不批。

错误。批办指机关（部门）领导人对公文办理提出批示意见的决策性活动。批办有利于加强公文办理的集中领导。领导人应在职权范围内认真审批公文，批办意见务求明确、具体、前后一致，切实可行。改错

1.标题文种应将报告改为请示。2.标题内申请应两字应删除不要。

3.主送机关名称应为全称，即将省行改为省XX银行。4.文章如是报告正文违反了报告不得夹带请示事项的规定，应将请示内容删除。文章如按请示行文 5.请示缘由写作不简洁、不具体。

6.请示事项写作没有针对性和具体意见表述。7.结束语使用不当将批示改为批复。8.结束语中以上报告四字删除。9．结束语后句号删除。

10.单一机关制发的公文落款处不署发文机关名称，去掉XX银行XX市支行几字。

建设一个公平的社会 篇6

明确提出财富的公平分配是人类社会至高无上之美德的是罗纳德·德沃金，一个著名的美国经济哲学家。在其著作的开篇，他就明确提出，平等的关切是政治社会至上的美德；而宣称对全体公民拥有统治权并要求他们忠诚的政府，它必须对于全体公民的命运表现出平等的关切，否则其合法性值得怀疑。在解释其观点时，德沃金用的是法哲学的观点。他认为，财富分配的公平与否，实质是法律制度的产物。也就是说，是不公平的法律制度导致不公平的财富分配结果。而法律制度又是政治的最集中体现。法律制度不公平，政治当然缺乏合法性。由此，可以导出另外一套相关的逻辑：一个追求财富公平分配的政治，当然会导致好的法律制度，因而也具备合法性。所以，平等具有至上的美德。

其实，从现代西方法律传统我们也能看出公平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与我们中国某些学者强调的“程序正义高于结果”相反，英国学者戴维·米勒说，西方法律传统其实是“程序正义的马车不能停在实质公平这匹马之前”。古老的罗马法就区分严格法和衡平法，前者通过有专业素养的法官和律师严格依据法律规定与程序来保证判决程序正义的实现，而后者则通过普通公民组成的陪审团用来保证正义的判决同时是公平的，符合公民的常识、道德与良知。在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衡平法通常占据上风。在现代法律传统中，衡平仍然是法律理论和实践的基本原则。在普通法传统下，衡平法一直是大法官法庭所适用的独立法律分支，当衡平法和普通法发生冲突的时候，衡平法具有至高的优势地位。这使得建立在道德和公正之上的公平原则得以继续发展，并且被用来纠正在特定案件上适用正式法律规则带来的过分严厉或不公正的结果。在市民法传统下，尽管衡平法用作法律来源的限度要小于普通法传统，但市民法本身就已经把公平理念整合进正式法律，也就是说，公平被看做是法律的一部分，应该通过应用正式法律规则来实现。即使如此，就如同在普通法律体系中一样，倾向公平的法律条文被用来纠正应用其他正式规则而产生的不公平结果。由此看来，在现代法律传统中，公平始终是高于正义的，或者说，先有公平，后才有合法性可言。

当然，公平是至上的美德，并非是政治或法的观念，而更是我们人类社会中人性以及追求幸福的需要。

首先，追求公平是人类社会天生的偏好，最近几年发展的实验经济学成果有很好的证明。其中一个经典的例子是“最后通牒”游戏（the Ultimatum Game）。这一游戏构造了这样一种情境：有两个参与者A与B，给A一百美元钱，但前提是A必须提出一个被B所接受的划分这笔钱的方案，如果A提出的划分份额被B拒绝，那么A与B什么都得不到。两个参与者都不知道另一参与者的真实身份，且都被告知他们永远不会跟对方再次打交道。在这种情况下，按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得出的结果，A提出的划分方案应该是给B尽可能小的份额，比如一美元，而B也一定会接受，因为A知道，对B来说，接受了毕竟意味着能得到一美元，而不接受什么也得不到。但是，实验者在高度异质的文化背景下进行了几百次实验，数额从一小时的报酬到一个星期的报酬都有，反复出现的情况是，A提出的分割方案给B的比例都很高，其中最频繁出现的分割比例竟然是百分之五十。这与标准经济学理论中人的自利性假说相反，表明人类有本能的追求公平的倾向。

世界银行2006年年度报告中还援引《自然》（Nature）杂志最近的一篇文章“猴子拒绝不平等的报酬”，以作为遗传学证据表明人类社会天生偏好公平。该文章说，两位动物学家利用棕色卷尾猴进行交易实验。实验人员把两只猴子放在相互隔开但彼此之间可以通过视觉和声音进行接触交流的两个笼子里，然后给两只猴子各一个代币，如果猴子把代币还给实验人员，就能立刻兑换成食物。在第一组平等性测试中，无论哪只猴子交还代币，它都将得到四分之一个黄瓜片，实验表明，两只猴子仅有不到百分之五的机会不愿意拿代币换食物。在此基础上，进行第二组不平等测试。考虑到卷尾猴在葡萄和黄瓜片之间更喜欢吃葡萄，第一个猴子交还代币，可以得到一粒葡萄；而第二个猴子交还代币，还是像往常一样得到黄瓜片。实验结果非常惊人：因为意识到交换的不平等，两只猴子不愿意拿代币换食物的概率竟然上升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且在能换到葡萄的猴子与只能换到黄瓜片的猴子之间概率差不多。

我们某些经济学家可能想当然地认为，应该是收入较低的人才更偏好公平，但上述两个实验都推翻了这一结论。一个同样有意思的调查结果是由近期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提供的。在对几个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国家进行调查后发现，这些高收入国家的公民表现出对平等的强烈偏好，即：各个收入层次的公民通常认为较低收入的职业应该得到更多报酬，而较高收入的职业应该适当降低其收入。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公平是更符合人性的。

其次，公平的社会可以提高公民的幸福感觉。世界银行年度报告透露，近期在欧洲国家和美国有一项研究，请被调查者个人回答下述问题：“在下列选项中，你认为自己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非常幸福、比较幸福还是不太幸福？”著名经济学家阿莱纳等人基于被调查者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同时测量了客观的收入不平等，结果发现，当收入不平等程度高的时候，个人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不幸福的，即便在控制了个人收入及一系列的个体特征以及年份、国别等虚拟变量之后也同样如此。有意思的是，不久前，中国知名媒体《南方周末》在对中国富人进行调查时发现，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富人认为自己并不幸福，

为什么一个不公平的社会会降低公民的幸福感？这更似乎是一个社会学的话题。可以肯定的是，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不公平的社会中，人群之间分配性冲突会加剧，严重时可能造成穷人与富人之间“低烈度”的“战争”，即“拉美化”现象，这样的社会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当然没有幸福可言。

正因为追求公平是人性的需要，追求公平就是追求人类的幸福，因此，我们也可以把一部人类历史看做是追求公平的过程。仅仅是晚近以来，这种追求公平的过程就成功地推进了人类的进步。这些成就包括美国的人权运动、南非反对种族隔离的民主运动、一些巴西城市中出现的参与式预算行为，以及在印度喀拉拉邦所展开的土地、教育和地方政府改革等等。也是在这其中，弱势群体成功地打破了不公平造成的陷阱，成为这个社会中有机的组成部分，而原本强势的阶层也因暂时的让步换得了长远的利益保证以及生活的安全与和谐。

二、中国社会公平状况不容乐观

到底什么是社会公平问题，我们可以说一百个经济学家就有一百个说法，但分歧中总应该有部分共识。2006年世界银行综合学界各方观点后，把社会公平确立为两项原则：第一项是“机会公平”，即一个人一生中的成就应主要取决于其本人的才能和努力，而且这种才能与努力是可控的，不是被种族、性别、社会及家庭背景或出生国等其他不可控的因素所限制的。第二项原则是“避免剥夺享受成果的权利”，尤其是享受基本健康、教育、消费水平的权利。而据这两项原则，我们也可以对中国社会公平状况作一检视。

关于“机会公平”原则，并非是我们那些主流经济学家所说的“把大家放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如果是这样，恰恰是没有排除那些个人不可控因素尤其是出生对于个人最终所得的影响。正因为如此，要靠社会政策来“损有余、补不足”。“损有余”的方法就是依靠累进的个人所得税以及遗产税等手段，对富人拥有的资源进行适当的控制；而“补不足”就是通过社会的各种援助政策对拥有资源少的穷人进行适当补偿。而这一点，实际上在西方现代经济学界是有共识的。罗纳德·德沃金就指出：“个人在那些其不能控制或者不能得到负责照顾的方面，应该得到补偿。”他赞成这样的资源分配方式，即“对那些力所不及的先天差异，包括能力上的差异给予适当的补偿”。约翰·罗默尔则认为，“个人所不能控制的外部环境不仅影响到其投资的努力程度，而且影响到其最终能够达到的福利水平”。因此，他主张“公共行为应该致力于使有利条件在不同境况的人们之间实现均等化，以使他们能够自由的配置其努力程度”。就连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与乔治·布坎南也是这么认为的。奈特认为：“竞争性制度最主要的缺点是，它基本上是根据世袭权和运气(努力只占很小比重)来分配收入。在竞争条件下，收入不平等日益累积。”布坎南说，真正的“机会公平”就不能让人们“带着出身进行市场比赛”，因为“当这样的参赛者以平等条件与相对较少有利条件而又必须参加这场比赛的人比赛时，我们寻常的‘公正’的概念就被破坏了”。所以，只有社会政策使得“公平的权利分配优先于竞争”，这才是“机会平等”的真正实现途径。

以此检讨中国的公共政策在造就“机会平等”上的表现，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中国此前阶段的公共政策不仅不是“损有余、补不足”，反而过分偏向这个社会中本来就拥有更多经济与行政资源的地区或人群。理论上讲，如果是促进公平的公共政策，农村及西部应该是政府公共投资的重点，然而，恰恰是城市与东部占了政府投资的绝大部分。据统计，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一度不断下降，由1978年的百分之十三点四三，下降到2003年的百分之七点一二。东部沿海地区在受益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政府又辅以行政手段、计划途径，对其实行了倾斜的投资、贸易、税收、财政政策，如税收减免、大型基础设施布局等等，使得“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五年，也是东西部差距继续拉大的五年。以主要经济指标为例，2003年与1999年相比，西部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由百分之十七点五一下降到百分之十六点八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相当于东部地区的百分之四十点一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七点六。再以教育与卫生资源为例，贫困的农村及中西部也理应受到政府公共教育与卫生资源的倾斜，然而在全中国九亿农民中，能够进入北大和清华的人数不及一个北京市。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拨款一项，东部地区占据了一半以上。如今医疗条件最好的北京，每千人口医院、卫生院床位数为六点三一，条件最差的贵州只有一点五二，两者相差四点二倍；而在1982年，条件最好的上海与条件最差的广西相差不过三点一倍。目前，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十五的城市居民享受着三分之二的医疗卫生资源，而占百分之八十五的农村人口却仅获得不足三分之一的医疗卫生保障服务。税收政策更应该体现“损余补缺”，但中国税收长期是反向调节。财政部公布的数字透露，全国约百分之二十的高收入阶层控制着百分之八十的银行存款，而他们所交的个人所得税只占总税收的百分之十。而到目前为止，普通工薪阶层仍是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主力军，2004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百分之六十五来自工薪阶层，这一比例比2000年的百分之四十二点八六又增长二十多个百分点；与此相比较，年收入在十万美元以上的群体所交纳的税款每年占美国全部个人税收总额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是美国税收最重要的来源。

戴维·米勒曾经把“机会平等”的实质界定为“应得（Desert）”原则，通俗地讲，就是你付出的可控性努力越多，你分得的报酬就应该越多。而中国广泛存在的非法暴富现象是对“应得”原则的严重挑战。美林集团《2004年全球财富报告》表明，截止2003年底，中国内地富豪总数达二十三点六万人，成为亚洲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百万富翁聚集地。这二十三点六万人拥有金融资产九千六百九十九亿美元，直逼中国一点四万亿美元的GDP。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所拥有的人均四百一十万美元资产，其获取时间不过二十几年。据商务部一份调查报告，中国外逃官员数量大约为四千人，携走资金约五百亿美元，折合人民币为四千一百多亿元，摊在十三亿中国人身上人均达三百一十五元。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姚洋指出：中国富豪们的发迹史几乎冲毁了中国人几千年来形成的“应得之物”的信心，造成了广泛的相对剥夺感。

退一万步说，就算中国社会人人都是机会均等的，而且富人财富的获得也具备正当性，这个社会算不算公平呢？这就涉及世界银行提出的第二条原则：“避免剥夺享受成果的权利。”作为这条原则的具体化，世界银行提出，首先社会中不能有绝对贫困，每个公民都应该享有“免于饥饿权、身心健康权与受教育权”；其次，社会中不能出现过度财富分化，否则可能导致公民共同体分裂。而从这两条检讨，当下中国都存在严重的不公平问题。从保障基本需要看，由于过去计划经济下的社会保障网基本被摧毁，一些本应该由政府负责的基本公共产品与服务改成由老百姓个人承担，使得大量游离于社会安全网之外的老百姓的基本需要根本无法保障。尽管因看不起病而等死，以及因缴不起学费而被迫辍学的现象并不普遍，但只要存在，即使是少数，也会因其涉及基本人权以及因怀疑政府丧失了基本的救助功能而使穷人普遍怀有绝望感，这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从财富分化角度看，同样令人触目惊心：在2005年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按基尼系数从低到高排序，中国在一百二十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到第八十五位，已经与后面三十五个社会分化非常严重的国家的水平相接近；报告指中国的基尼系数在过去二十七年间扩大了百分之四十。因此，报告结论认为，中国制度转型造成的贫富鸿沟在世界上是十分惊人的，中国的整体不平等“是所有有资料国家中恶化最快的”。所以，这样的现象也就不奇怪了：一边是矿工明知危险仍然抱着“炸死比饿死强”的心态下矿，而另一边是黑心煤老板在北京车展会上叫嚣：“信不信连车模小姐一起买走！”

其实，中国当下最大的社会不公平还不是在经济领域，而是在公共领域中广泛存在的社会排斥现象。在消极排斥方面，往往是因为贫富悬殊导致贫困人口无法进入富裕人群的社会空间。在北京，稍微具备一点档次的商场、影院、博物馆何曾见到过农民工的身影？在积极排斥方面，往往是经济、社会某些规章或规定导致弱势与贫困人口无法进入某些社会空间。比如，在经济生活中，金融系统对贷款人担保或抵押的限定，以及近几年出台的限制小额存款的规定，将所有的贫困人口排除在金融系统服务范围之外。在社会生活中，大城市对小排气量轿车的限制、宾馆门口“衣冠不整者禁止入内”的告示牌，都将低收入者排除在某些场合之外。公共决策领域的社会排斥则表现为强势集体一边倒地主导着关于改革设计的公共辩论。以医疗改革为例，只要看看设计改革的是些什么人、什么机构，就知道这个制度肯定是不成功的，其中财政部门代表抱怨医疗包袱太重；医药企业代表说企业利润太低；社会保障部门代表说医保资金入不敷出；医院的代表说医生待遇必须提高，医院需要资金更新设备。而恰恰最重要的代表即患者与老百姓被排斥在方案设计之外，于是，医疗改革就变成了政府扔包袱、药厂与医院涨价这样一个简单的方案。而可笑的是，就在国际范围内都对中国医改予以批评时，那些当初的方案设计者现在仍然因为高坐在某些要位上而具有替自己的方案辩护的强势话语权。

中国的社会公平状况的确恶化到必须予以足够重视的程度了！

三、“更多社会主义”

我们需要解决不公平问题。然而不幸的是，在当下中国的知识界，公平一度竟然成了一个被玷污的名词。曾经有段时间，不仅自由主义者攻击这个名词，将追求公平与乌托邦梦想和民粹主义联系在一起，而且左派说起公平竟然也不能理直气壮。究其原因，我们可以说，部分精英不道德地利用了“社会公平”这个名词，将其与贫困、绝对平均主义、政治压迫以及剥夺财产权等造成的恐怖联系在一起，胁迫我们放弃所有的严肃的激进的信仰。也就在其中，齐泽克称之为“保守的自由主义流氓恶棍”便可以为现存秩序进行辩护：他们知道有腐败、有剥削以及诸如此类的不公平现象，但是，他们可以将所有试图改变不公平现状的努力指责为具有乌托邦和民粹主义的危险性，认为它们是反改革开放的，甚至是反现代化的，因而不可接受，从而有效地维护了他们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认为，建设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绝不仅仅是政府某些政策层面的调整可以解决的问题。在思想界，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更加重视社会主义作为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遗产的重要价值。

在思想史与社会史上，社会主义作为左翼思潮，本身就是社会不公平的产物。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百六十年来一切左翼思想的源头，就源于直面人间的不公平事。弗·梅林在《马克思传》中这样论述其思想的由来：“卡尔·马克思对最高认识的不倦追求，是发源于他内心的最深厚的情感的。正像他有一次率直地说过的，他的‘皮肤不够厚’，不能把背向着‘苦难的人间’；或者像胡登所说的，上帝曾经赋予他的灵魂，使他对每一种痛苦比别人感受得更强烈，对每一种忧患比别人感受得更深切。”

被马克思批判过的“调和派”人物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本质上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但面对当时资本与劳动之间的鸿沟，尤其是面对着劳动者的深重苦难，他发出了这样的不平之鸣：“如果要在具有一切可能性的共产主义，和具有各种苦难与不公的现今的社会状态之间做出选择；如果私有制必定带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结果，即劳动产品的分配几乎同劳动成反比——根本不干的人拿得最多，只有名义上干点工作的人居其次，而干着最繁重最肮脏的活的人所得甚至无法肯定能否养家糊口；如果要在这种状况和共产主义之间做出抉择，则共产主义的一切大大小小困难在天平上将轻如鸿毛。”

当然还有伟大的德国诗人海涅，中国人知道得较多的可能是他支持“面包是穷人的权利”以及“穷人对富人的斗争”，但他内心深处其实有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担心。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承认未来时代是属于共产主义的，我是用一种忧虑的和非常恐怖的语调来说这句话的……当真，我想到了那个时候，那个被无知的偶像破坏者们掌握了政权的时代时，我总是惊恐欲绝。他们将要用胼胝的双手毫不悯惜地摧毁我无限心爱的一切美丽的白石雕像，他们将粉碎诗人所非常喜爱的艺术方面的一切游戏和虚幻的想像；他们将要毁坏我的月桂树丛林，而在那里栽种马铃薯……我的诗集将被香料杂货小商贩用来做纸口袋，给未来时代可怜的老太婆装咖啡和烟丝。”但面对着当时那个不公平的世界，这位伟大的诗人接着写道：“虽然如此，我坦白地承认，正是这个对于我一切的趣味和爱好如此敌视的共产主义，它对于我的心灵发出一种诱惑力来……因为它的对面是一个旧世界。但愿这个旧世界崩溃，这个好人遭殃、坏人得势、人剥削人的旧社会！但愿它遭受彻底的破坏，这个外面粉刷洁白，里面充满了欺骗和腐败的坟墓！并且应该给这位香料杂货小商贩祝福，他将来要把我的诗集做纸口袋来给可怜的好老太婆包咖啡或烟丝，这些老太婆在我们今天这个不公平的世界上或许连这种享受都得不到呢！”

除了作为社会不公平的产物，社会主义同时还是社会不公平最好的解毒剂。

欧内斯特·芒德尔面对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世界范围内反社会主义浪潮曾经指出：“在对社会主义一百五十年的斗争经历进行反省时，我们的指控在这一点上应该留有余地……社会主义者一百多年来的顽强努力，最终使社会现实发生了世界性的根本变化：一百五十年前，八岁的女孩子就在煤矿的非人条件下做苦工。而在今天，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这样的惨事都不再有了；一百五十年前，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平均工时为每周七十二小时或者更长，而今天的平均工时至少在工业化国家中已缩短到了三十六小时。一百五十年前，病人、残疾人、失业者和老年人只能在极度贫困中生活，而今天，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已有可能使绝大多数职工免遭这样的贫困。”“此外，人们不再简单地相信1850年、1900年或1944年时曾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传统价值：‘这是上帝安排的’、‘贫困总是存在的’、‘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天生就是杰出的人’、‘最优秀的人统治着我们’”，这也是因为社会主义曾强调“创造幸福要靠我们自己”、“贫困源于剥削”、“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结果。

即使是被我们中国某些智识者现在努力在抹黑的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在世界历史上却是左翼思想推动人类进步最快的年代。作为对东方社会中社会主义左翼浪潮的呼应，在美国等西方社会，彻底冲破种族、肤色、性别与信仰造成的不公平的民权运动恰是在这一时期发生，并最终重新塑造了一个将“社会公平”视为基本的“政治正确性”的世界。

我之所以回顾这段社会主义思想史，当然还是为了针对当下中国的社会公平问题。

2004年以来，“郎顾之争”开启了中国知识界关于改革之争，而支撑争论背后的，恰是因改革与发展成果分配不均而导致的日益严重的社会公平问题。但是，有人为了能在争论中占上风，很轻松地使出惯用的手法，认为这场争论的背后其实是第三次“姓‘社’与姓‘资’”之争。正如我前面所言，在这些人看来，只要唤醒了人们关于某个年代的回忆，以社会公平为基本诉求的社会主义，就好像将与“贫困”、“专制”、“财产剥夺”联系在一起而身负原罪，因而就可以让对手噤声。但他们没有料到的是，这次普通百姓并没有被唬住。到2005年年初，南方有一个媒体发表了题为《更多社会主义、更多市场经济》的评论。对着这个标题，我感慨万千：面对中国社会愈来愈大的贫富鸿沟，在“社会公平”这个词被忽略甚至被玷污了若干年后，我们终于有人重新提出：在需要“更多市场经济”的同时还需要“更多社会主义”。这使我又想到海因里希·伯尔在其著作《保卫马克思》中曾发出过的呼吁：保护卡尔，不要让我们的子孙认为社会主义是可怕的幽灵！

社会主义公平 篇7

我们要传承和宏扬遵义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两次党的历史性转折的会议伟大精神, 善于从党的历史中吸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 直面新的复杂多变而又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和艰巨新任务, 不畏艰险, 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 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而这个巨烈变革的最显著特点就是社会安定、和平、非暴力方式,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在我国当时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 即说服教育的方法改变所有制形式。尤其是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 坚持用和平的方法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平稳开始, 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势已具有了中国的“特点”。尽管后来进程并不完美, 也出现了一些失误, 偏差和过激, 指导思想急于求成, 主要是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 对“什么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阶段”等理论没有完全搞清楚。但毕竟进入了社会主义历程, 并具中国的“特点”, 方向是社会主义的, 老一辈的革命家也讲过:“我们判断历史的功绩, 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需求的东西, 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 (列宁) 这一社会主义历程在中国的开始, 不但没有破坏生产力而且还加强了人民的团结, 增强了民族凝聚力, 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为社会主义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作了启示, 尽管后来任重道远, 路途艰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我们党的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第二代、三代、四代领导集体, 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进程。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时代, 团结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 吹响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时代号角, 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方向。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时代, 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一百年以后也没有必要变, 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力倡“与时俱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推进了21世纪。

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 自党的十六大以来, 提出以人为本, 科学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 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理论创新、发展中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推进公平效率实践中, 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引上建康发展的道路。

中国的改革开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就在这一代又一代以实事求是为指导思想稳步健康的向前发展, 一个又一个的辉煌成果展现在人类面前;同时一个又一个新的矛盾、新的问题迎面而至。

概括起来讲当今时代条件下, 我们中国面临三大新的基本问题, 一是必须密切适应时代的新变化;要始终看到主流, 和平的发展是时代主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这样的国际环境, 全人类更需要这样的生存大环境, 在此前提下研究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 文化多元化, 科技信息多元化。二是紧紧围绕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下, 人民群众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的期望值的变化, 及所面临需要解决的新情况, 新问题;三是对党执政的新要求, 对如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保持党的先进性在所面临新的历史环境下的各种考验, 使国家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 和谐稳定, 从而落足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上。

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 胡锦涛同志提出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 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上, 注意激发全社会活力, 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增强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 与时俱进地践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平与效率, 从而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稳步地向前发展的新使命就摆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面前。

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 我们必须认识了解我们所处时代的特征。有学者曾指出:“国际上的历史经验表明,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3, 000美元向10, 000美元提升, 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重要阶段, 又是矛盾增多, 爬坡上坎的关键时期。”当前我们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达4, 000美元这个水平, 教育、就业、收入分配、城乡差别等状况与人民群众的要求仍有较大差距, 这既成为一些社会矛盾的根源, 又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这些问题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不可逾越的重大问题, 尤其矛盾突出的是城乡收入差距的突显, 对国家的长治久安不利影响是深远的, 各级领导也非常重视, 也成为当今热门话题, 中央及各级政府也积极行动起来着手解决, 各地方党委和政府纷纷拿出了自己的一些措施, 有的已见到了良好的效果, 如重庆市制定的“农村家庭万元增收计划”在一些边远的山区也已落实到了户, 每户都有家庭增收的具体安排。又提出缩差共富的“民生十条”、“共富十二条”等好方略、好章法直指矛盾的实质, 均已开始收到好效果, 得到这些地区广大村民农户首肯和感激, 也为全国作出了好的示范并引起世界关注。

但是由于我国的农村广阔, 人口众多, 地理环境等差异较大, 各地采取“缩差共富”章法各不尽同, 但有一点经验是值得共勉的, 就是用“扶”为主来取代了过去的那种以“济”为主, 但是有一个方面我们认为应当引起相当的重视, 就是在“缩差共富”、公平与效率关系偏重研究时, 从另一角度讲切不可忽略对农民的教育问题, 通过教育以改变他们脑子中残存的一些不利于“缩差共富”的旧意识旧观念, 比如农村至今在“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等方面的传统理念, 还需通过宣传教育加以荡涤, 因为这使国家的人口计划、生育的政策, 遵守执行很困难, 这不仅要给国家增加很大负担, 同时也会给农民自身家庭支出带来相当大的压力, 因此也应不忘“自身减负缩差”。

最近有关中央领导也提出:“改造社会必须从改造农村着手, 改造农村必须从发展农村教育入手……”, “这堂课就是农民的教育课。农民的教育学实际上就是中国人民的教育学、中国社会的教育学。”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现实, 毕竟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还处于艰苦奋斗, 创造更多社会财富阶段, 只有社会的和谐、安定团结, 才有利于更多物质财富的创造, 有利于共同富裕的早日实现。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国内外历史及现实也告诉我们稳定是福, 动乱是祸, 今天的安定和谐是发展的大好时机, 不能有任何的松动情绪和懈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平与效率是共存的, 我们必须以辩证的方式处理好二者关系, 只要我们审时度势, 做到与时俱进,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来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是一定会成功的。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全集》

[2]《列宁全集》

[3]《邓小平文选》

社会主义公平 篇8

一、公平范畴的历史演变

公平是中外思想史中的重要理论范畴, 历来受到马克思在内众多思想家的高度关注。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 管子在《管子·形势解》中说:“天公平而无私, 故美恶莫不覆;地公平而无私, 故大小莫不载”公平在这里有着形而上的哲学寓意, 公平成为社会秩序和自然环境和谐发展的原则。孔子在《论语·季氏》中说:“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 和无寡, 安无倾。”财富分配的不均, 贫富差距的增大, 会成为社会统治的内在不安定因素。荀子在《荀子·王制》中说:“故公平者, 职之衡也, 中和者, 听之绳也。”荀子提倡贤人政治, 认为法律执行的公平与否关键在于执行者的道德素养和知识能力, 唯有这样才能达到“贵贱有等, 长幼有差, 贫富轻重皆有称”的社会理想状态。这种追求公平的思想延续到近代都颇有回响。近代的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描绘了一个“人人相亲, 人人平等, 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

在西方文化中, 亚里士多德认为公平的重要内容是平等。在《政治学》中, 他谈到“公平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确是一种平等, 而不能公平处理这种关系便是一种不平等。”他认为“公正是最主要的, 它比星辰更加光辉”, 是处理社会关系中最为重要的维度。孟德斯鸠将法律和公平相连接, 认为公平是法律的重要属性。在《论法的精神》中, 他说“公平的法律不能牺牲公民的个性, 在公平的社会中, 人民的安全就是最高的法律。”黑格尔从哲学层面解读平等, 认为平等是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思考维度。在《法哲学》中, 他说“在这里, 平等只能是抽象的人身的平等, 正因为如此, 所以关于占有的一切 (它是这种不平等的基础) 是属于抽象的人的平等之外的。”

马克思主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 首先将公平定位为历史的产物, 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适应的过程中生发的一种观念。“平等的观念, 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 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 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 这一观念的形成, 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 而这种历史条件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所以, 这样的平等观念说它是什么都行, 就不能说是永恒的真理。”[1]并且, 马克思将公平定位为利益的分割。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 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个体的利益是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重要的考量要素。公平的需求是和人的本性紧密联系的。在国家和国家之间, 群体和群体之间, 个人和个人之间的交往过程中, 公平都是重要的衡量依据。

马克思认为, 资产阶级的公平观点仅仅是形式上的平等, 在其背后隐藏着实质的不平等。这是资产阶级凭借随意生产资料的占有从而无偿占有了无产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在雇佣劳动制度的基础上要求平等的或仅仅是公平的报酬, 就犹如在奴隶制的基础上要求自由一样。”[3]因此, 公平的实现最终需要从社会制度的改革入手, 改革不合理的所有制形式, 发展社会生产力, 使人的发展形态从人对物的依赖提升为人的自由个性, 使社会形态不断由必然王国走入自然王国。“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而这样的制度是正义所要求的。”[2]只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才能实现形式和实质双重意义上的公平境界。“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 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 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公平范畴

实现社会公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持之以恒思考的主要问题。改革初期, 我国实行的是分两步走的战略发展方针, 先“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再由“先富带动后富”,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 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 综合国力极大增强, 中国逐步进入了小康社会。但是, 社会发展也呈现出了一些亟待改变的问题, 例如社会贫富差距拉大, 区域经济发展失衡, 城乡经济发展差距扩大。正是基于新的问题, 胡锦涛同志对公平做了新的概括。“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 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综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整体思想, 公平的范畴应包含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公平的主体是人民。我国宪法明文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核心。人民是社会主义政治生活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胡锦涛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 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充分凸显了人民的主体地位。公平问题关注的重心和焦点落脚于人民群众是否切实体现在经济、文化、政治各个层面是否得到了实质性的公平。

(二) 公平的保障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国家的执政党。要切实在社会层面实现公平, 其重要保障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的政治前提。唯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才能保证公平理念在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各个层面逐步地实现。

(三) 实现公平的根本途径是经济发展和分配制度改革协调进行。公平作为复合概念, 可以在各个层面延伸, 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分配公平、社会保障公平。在中国, 最为重要的一对矛盾是公平和效率。效率指代社会生产环节的有效性, 公平指代社会分配环节的合理性。胡锦涛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因此, 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依然是当今我国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胡锦涛指出:“发展, 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具有决定性意义。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四) 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认识到社会公平的重要作用。实现社会公平, 能够增强人民的政治认同感和国家向心力, 实现社会的稳定发展。胡锦涛指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保持公平和效率的有机统一, 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指导性原则。

总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公平范畴, 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分配领域的重要指导性原则, 衍生到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等层面, 演变为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重要特征, 成为社会综合发展程度的重要衡量尺度。

摘要：公平是中外思想史中的重要理论范畴, 历来受到马克思在内众多思想家的高度关注。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论域中, 本文重点探讨了公平的主体指向、保障基础和实现途径。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平正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第3卷:30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 第1卷:第82页.第582页

社会主义公平 篇9

效率在经济学上是指人们生产产品的能力, 用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或单位产品包括的劳动量表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如果产品适销对路, 能顺利实现其价值, 效率等于效益, 相反效率并不等于效益。也可以用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比较, 较少的投入取得较多的产出就是效率高, 较多有投入只带来较少的产出就是低效率, 没有产出就是零效率, 带来负面效果就是负效率, 所以效率在这种意义上就是等同于生产力。

这里讨论的公平是社会公平, 即符合主流社会需求或被大多数社会主体认可的公平观。公平作为价值诉求是指特定社会之中社会主体的利益和权利分配的合理化, 公平作为价值工具, 要求在处理社会的权益, 利益时能够合理, 不偏不倚。从有利于个人和社会发展的角度上看。如果我们把社会既定资源看用限制条件, 有社会共识公平至少可以分为三类:最高理想状态的社会公平、通过努力短期可以实现的公平与现实社会资源利用上发挥的公平。其中社会公平对人们积极性, 创造性的影响最大, 处理不好就容易产生社会的不和谐。相反, 如果主流社会间没有达成资源使用及方向的共识或社会资源的运用在限制线以内就是社会不公平。现代社会的公平, 从内容上讲包括五个方面:第一, 权利公平, 它要求社会在宪法制度、制度安排上对每个社会体一视同仁, 使每个社会主体的生存和发展的机遇是平等的;第二, 机会公平或平等, 主要求社会能给于所有社会主体以平等的机会能够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第三, 规则公平, 包括规则公平和规则适用、执行的公平;第四, 分配的公平, 分配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经济利益, 分配不公极易引发社会的不稳定造成社会的不和谐。第五, 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的公平, 尊重和保护社会主体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是现代社会的特征, 机会公平并不能保证社会主体在出生时的条件、运气、努力和选择上都是一样, 更不能消除结果上的事实上的不公平。

那么公平的标准是依据什么来确定的呢?从逻辑上讲, 确立一种公平原则必须有价值标准, 因为标准本身在确立之前也必须接受衡量, 这样会导致无穷的循环。从现实上看, 确立分配的准则主要包括三点:一是从受社会主体, 特别是主流社会的价值诉求和实现这一价值诉求的主要手段决定。如资本主义的要素分配, 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和我国现在的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并存的分配方式;二是在程序上取决于社会主体, 特别是主流社会之间“民主协商”, 取得多数人的“同意”达成社会“共识”;三是公平必须是正式制度, 那种只存在于人们思想中的公平, 由于没有统一的准则只会使人们的思想更加混乱而使潜规则盛行, 使社会更加不公平。

二、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关系

效率与公平具有对立统一的关系, 首先, 它统一于特定的具体的社会形态。否则, 效率与公平不可能发生联系, 例如我们不能用共产主义的公平来衡量社会主义的公平, 也不能用社会主义的公平衡量奴隶社会的公平。其次, 在特定的具体社会的平台上, 效率与公平存在相互制约关系, 一方面效率制约公平的水平、范围;另一方面公平会影响到效率, 公平意识是社会制度运行的基础, 如果人们认为一种社会制度是不公平的, 那么人们就不会去遵守它。社会从根本上讲就不会稳定, 也就谈不上效率。如果社会没有统一的公平共识, 即使统治者制订了许许多多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体现在这些规章制度中的“公平”意识也不得到很好贯彻和落实, 相反流行的可能是非正式制度的“潜规则”。最后, 存在着适应就促进, 不适应就阻碍的关系。如在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问题, 如二战以后公平优先问题使英国患上了“英国病”。从世界头号强国逐渐沦为西方国家的落伍者, 且英国社会贫富悬殊的不公现象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相反, 我国的改革开放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社会公平的水平和和范围在不断提高。可见低水平的效率产生低水平的公平, 超过效率承受能力的公平也产生低水平的效率。总之,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的处理, 应是总体结构公平之下与社会底线公平基础上的效率优先, 在实际操作中应统筹兼顾, 综合平衡, 使之动态互补。

三、效率优先, 更加注重公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

1. 正确认识在和谐社会背景下对效率与公平关系中的效率, 效率作为生产力的象征, 它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任何忽视效率的社会必然灭亡。但是效率的取得即使在和谐社会中, 各地区之间, 个人之间都可能是同步的, 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继续强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仍然存在先富与后富的问题, 绝不应追求效率上的平均主义。另一方面, 在和谐社会的背景下的效率必须是可续的, 它应该是社会关系协调型、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的基础的效率, 是关注当代人利益, 也关注子孙后代利益的科学的可持续的效率。对于公平的问题, 必须立足于现实条件谈社会公平, 既不能超越时间淡公平, 也切忌简单的把效率同完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进行类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更加关注的社会公平, 是指在资源许可的条件下, 在不影响效率有前提下, 动用一切社会资源可实现的公平。公平相对于社会不公平, 一般情况下对少数人的公平是对多数的不公平, 是社会的大忌。特殊情况下社会必须以对多数人的不“公平”换取对少数人的公平, 才能实现社会公平。

2. 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 在效率优先的前提下, 更加关注公平, 需认识和处理的基本关系。

第一, 以权利平等为政治前提, 以分配公平为基础, 特别是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以机会平等为核心的公平参与和竞争机制, 是保证效率优先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促进发展的效率优先原则, 在目前生产力下, 提高效率的重要方法就是市场竞争, 充分和有序的竞争是解决稀缺资源约束下资源分配的一种有效方法, 这种方法的最大优势就是充分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 实现人尽其才和物尽其用, 这是市场经济高效率的根本原因。相反, 如果不是充分以挥市场竞争的作用, 而是只注意结果均等主义就必然回到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情况。机会平等是竞争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 限制了机会平等就会产生垄断, 垄断必然产生低效率。

第二, 构建以利益补偿和利益分享为补充的社会公平机制, 所谓利益补偿机制, 就是指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 部分地区和人群为了保护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放弃了暂时的发展机会所谓利益分享机制就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对于某些地区和人群、甚至个体, 无论其什么原因导致效率低下, 他们也一样要随着社会总体效率的提高而参与效益的分享。不仅保证其最基本社会生活的需要, 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所提高。包括国家财政的转移支付, 最低生活的社会保障、基本医疗保障、基本养老保障等为主导的公共财政利益分享体制, 并在这些保障的基础上, 动员鼓励支持社会其他资源为补充的社会关爱事业的发展, 使弱势的人们也能过上稳定健康的基本生活。

第三, 以民主协商为基础, 加强与完善效率与公平的制度建设, 用制度保障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民主是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必然出现社会主体的利益满足渠道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以及相应的思想意识的多元化。在此基础上, 通过民主集中制整合出具有最大公约数的对社会损害最小的“共识”, 取得社会多数的同意后制定成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用以统一人们的思想并规范人们的行为。以严格规范公正执法确保制度的实施。并逐步清除与和谐社会不相符合的“潜规则”, 这样才能真正的营造和谐社会的制度环境。

总之, 在新形势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 坚持效率优先率并且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以分配公平和机会公平为基础, 保障竞争机制充分有效有序发挥作用, 确保效率的不断提高。以利益分享机制和社会补偿机制为补充不断完善社会公平, 在社会上营造出符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的理念。并在民主与法制的基础使之制度化、规范化, 才能在充分调动人们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在效率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发展社会公平, 推动社会公平的范围, 水平越来越高。在公平的基础产生更高的效率, 效率与公平相互促进不断提高, 社会主义事业才能以最小的社会代价取得最大的成就, 社会才能越来越和谐。

参考文献

[1]孙来祥:规范经济学与社会选择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年, P121

[2]诺思: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上海三联书店, 1994, P27

社会主义公平 篇10

1 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的内涵

公平,历来是人类追求的一个价值目标。在英文中“公平”有两个单词,一是Justice,词义为正义、正当、公平、合理、公道等;另一个是Equality,词义为同等、平等、均等、公平、合理等。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公平”的释义是“处理事情合情合理,不偏袒哪一方面”,它既含有公正的意思,又含有平等的意思,是两者的复合词。“社会公平”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人类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社会公平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引导着不同的社会群体选择不同的行为取向,从而展示出了它多层次的内涵。它既可以从静态的角度加以考察,也可以从动态的角度加以区分。从静态角度看,社会的公平、平等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即经济地位上的平等、政治地位上的平等、文化上的平等、人格上的平等。从动态的角度来看,也就是从公平实现的过程来考察,社会公平表现为条件(起点)的公平、机会(规则)的公平和结果(终点)的公平。

“和谐”指的是不同事物内在与外在关系的平衡与协调。从哲学的视角看,和谐不仅是一个关系范畴,更是一种存在状态,指的是事物之间协调、均衡有序的发展状态。由于社会的主体是人,社会是人的活动在一定时空系列的展开,是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人与人之间各种社会关系的产物。因此,和谐更多的是指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各阶层之间、各群体之间的一种相互关系,主要表达的是对各社会主体的一种认同感。作为一种理想状态,和谐就是让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利益都得到充分满足。“社会和谐”作为社会的一种存在状态,是指社会内部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状态。社会和谐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是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它主要表现为社会结构内部和外部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人身心的和谐等。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1]。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按照社会主义本质和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形成的以共同富裕、民主文明、公正平等、互助合作等为根本价值目标,“注重激发社会活力、协调社会利益、整合社会资源、维护社会稳定、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人类共同的社会理想和生生不息的价值追求,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

2 社会公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

社会公平作为一种价值取向,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前提和基础。胡锦涛同志指出:“只有真正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社会关系才能协调,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发挥出来。”可见,“一个和谐的社会,必定是公平的社会”[2]。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必要保障。

2.1 社会公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目标

社会公平关系到一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关系到政权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是任何社会都应该遵循的基本价值原则。公平也是制度合法性的依据,是社会秩序的源泉。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表明,严重的社会不公,明显的两极分化,势必导致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和社会阶级之间剧烈的利益矛盾,直至暴力冲突[3]。一旦社会的利益冲突演化成剧烈的政治冲突,社会和谐就随之失去了制度的保障。亚里士多德曾告诫道,一切社会动乱,不管其原因如何,归根结底是由社会不公引起的。因此,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为了避免社会动荡,寻求社会安定,都要设法解决不公问题。社会公平是一个带有终极意义的命题,其意义不仅在于它要求在现实中为人们寻求公平和正义,更重要的是在于它作为一种社会理想根植于社会制度和人们心中,成为人类世代追寻的价值目标。正是由于对社会制度和社会整体具有如此巨大的价值力量,社会公平才成为社会价值的核心内容,在社会发展中受到普遍的关注,并引领人们去为实现社会公平而努力。因此,追求社会公平就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价值取向。

2.2 社会公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公平是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维护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协调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从而使人们和谐共存、共同发展。公平不是绝对的平均主义和两极分化,而是指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大体协调和平衡。公平的核心是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实现“社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公平的分配”[4],从而达到利益和谐。公平所反映的是以社会利益关系为客体的价值关系,社会利益关系的合理性是公平的实质内容。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展开,社会公平问题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从社会整体全面和谐的角度看,解决好这个重大课题,理顺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建立健全社会管理和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化解各种社会利益矛盾,建设公平、合理的社会利益格局,是我们党构建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要求。

2.3 社会公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

追求社会公平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没有社会的公平,社会就不可能诚信友爱、安定有序、充满活力,社会就不可能实现和谐。因为,公平是现代社会进行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的重要依据,是协调社会各个阶层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社会具有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的道义基础。在进行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只有遵循公平的原则,才能取得社会各个阶层的共识和认同,使出台的制度获得最广泛的支持,从而得以顺利地推行和实施。只有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协调,人们的心情才能舒畅,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充分发挥,整个社会才会和谐稳定。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作为维护发展的重要基础,切实实现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才能够真正实现社会发展的均衡合理与稳定和谐。所以,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的纲领里,应该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为首。

2.4 社会公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柱

社会公平既是社会主义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又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还是支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柱。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与自然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凸现,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阶层之间等不同方面的利益变动进一步加剧,加之社会的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日益复杂,贫富差距问题、城乡差距问题、区域差距拉大问题、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不协调问题以及社会弱势群体权益保障问题等随之出现。这些问题的背后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社会不公的影子,影响了社会不同阶层的和谐相处。因此,深入认识和分析我国当前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的发展变化,完善法律制度和政策措施,加大调控力度,使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利益诉求得到统筹兼顾,利益矛盾得到及时消解,是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紧迫任务。

3 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追求社会公平是人类发展的根本价值取向,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和前提条件。我们要采取积极措施,努力解决社会上存在的不公平的问题,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3.1 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调控机制

和谐社会的本质是利益均衡。利益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内在根据,人的一切行为皆根源于利益,人与人的关系说到底是利益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每一个既定社会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恩格斯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和谐社会应是各方面利益关系得到均衡发展和协调的社会,所以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调控机制,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实现利益分配和谐,既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又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经济职能。正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所指出的,我们必须努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历史的经验已充分证明,市场经济不会自发地带来社会公平,政府的干预是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平的基本手段,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政策是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平的基本保障。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要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群众的利益。针对目前的分配不公,要综合运用体制、机制、政策、税收多种手段,依法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形成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同时,扩大转移支付,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构筑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3.2 建立科学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保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即使是公平的规则仍然有可能使一些弱势群体陷入困境。要实现社会的公平与和谐,就必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社会保障力度,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让他们共享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带来的成果。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存在覆盖面狭小、体系不完备、保障水平偏低等问题。因此,应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按照均享性、适度性、对等性、统一性和灵活性的原则,拓展筹资渠道,完善社会保障基金制度,建立全国性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要重视、关切低收入者和城镇困难职工的救助及生活保障。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健全的社会保障和完善的社会福利可以提高整个社会对贫富差距的容忍程度,降低社会中弱势群体的被剥夺感,从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3.3 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效率与公平是社会主义的两大基本价值。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突出矛盾就是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因此,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就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和题中之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仅要追求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和效率,更要注重维护社会公平,因为社会主义本质就是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我们既不能因强调“社会公平”而妨碍经济效率,也不能因重视“经济效率”而损害社会公平。邓小平同志曾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既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注重提高经济效率,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又要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坚决维护社会公平,坚持走共同富裕之路。

3.4 建立完善、公正的制度

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5]。制度本身就是规范,但“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6]。它为社会的和谐有序运行提供了保障。社会不公一般都有其制度根源,因为制度安排和规定实际上就是对人们利益的分配和权利义务的规定,所以,制度能否符合社会公认的公平精神和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不仅直接关系到人们对制度的接受、认同和遵守,而且间接关系到由此带来的制度的经济绩效。要改变社会不公的现状,唯有通过公正的立法,建立能体现社会公正的法律和制度,才能建立制度性公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一方面,需要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建立健全权力监督约束机制,铲除“权力经济”和“灰色收入”,制止“权力资本”参与收入分配;另一方面推进政治结构的合理化,建立均衡的政治结构,保障公民平等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平等参与政治的权利;建立有效的、不同层次的、能畅达民意的组织系统,使不同利益群体的政治愿望、经济愿望和利益诉求得到及时回应,避免政治结构被强势群体所左右而使社会公平受到损害。一个社会只有遵循公正的基本原则,才能使大多数人受益,才能激发各阶层以及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潜能,实现社会的有效整合和社会团结。

总之,建立和谐社会是人类梦寐以求的愿望。实现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环节和内在动力。社会公平理念的高扬,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反映了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基本价值诉求。

摘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必须维护社会公平。社会公平既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又是贯穿于和谐社会各个层面的核心价值理念。文章论述了只有社会公平理念得以实现和维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才能成为可能。

关键词：公平价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

参考文献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吴鹏森．公平：和谐社会的柱石[J]．探索与争鸣，2005(4)．

[3]吴忠民．社会公正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

[4]俞可平．和谐社会面面观[J]．马克思主义与实践，2005(1)．

[5]万俊人．“和谐社会”及其道德基础[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1)．

道路安全：一个社会公平问题 篇11

在发展中国家，行人和两轮机动车驾驶员是暴露于道路交通事故伤亡危险最大的群体，因而他们受到伤害的可能性更大。

在中低收入国家，绝大多数的交通事故罹难者是行人和骑自行车者。对他们而言，为便利机动车出行而制定的政策不但没有给自己带来任何益处，反而带来了伤害、环境污染和社区分隔等恶果。

在高收入国家，相对于汽车出行而言，步行、骑自行车和骑摩托车的危险性仍然非常高。

在许多国家，由于缺乏道路安全弱势群体的声音，使得行人和骑自行车者的安全经常会让位于汽车的交通便利。为了避免贫困人口和道路安全弱势群体承受不公平的伤亡负担，应该将公平地保护所有道路使用者作为一个指导原则。公平性是减轻全球道路交通事故伤亡负担的一个核心问题。

推进教育公平 维护社会和谐 篇12

关键词：教育,公平,社会,和谐

1、教育公平的原则

教育公平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客观要求和必然反映, 许多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 国家发展与强盛, 关键在于人, 在于国民受教育程度。我国人口众多, 如果素质低, 就成了沉重的负担;素质高, 就是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优先发展教育, 是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巨大人力资源优势的根本途径, 是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国家在经济社会规划中要优先安排教育发展, 财政资金要优先保障教育投入, 公共资源要优先满足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所需要, 围绕全面提升教育质量, 实现新的跨越发展, 实现教育公平, 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需求。

教育公平的原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公平接受教育的机会要公平, 适龄青少年都应当享有公平地受教育的权利。二是公民受教育的过程要公平, 要能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享受到同等的优质教育资源。

2、教育公平存在的问题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我们在实现教育公平上迈出了重大步伐。教育公平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我国当前经济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 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出现了大分化, 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日益突出, 诸如上学贵、买房贵、看病贵、就业难等民生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 仍影响着经济发展, 社会和谐。

教育公平存在的问题表现在:

2.1 城乡之间

在我国社会结构上, 实行的是城乡二元结构, 这种结构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建构的, 支配了我国社会几十年, 并仍然影响着社会生活。这种户籍制度将我国公民分为这“农村”和“城市”两个部分, 从而形成了两个在政治、经济和权利上有重大差别的社会阶层——农民和市民, 也使在教育、医疗、就业、保险、劳动保障等方面存在着差别, 就教育而言, 农村教育相对落后, 教育经费相对不足, 一些农村学校的校长甚至不得不四处筹钱来保障学校的正常运转, 保证沉重接受完整的义务教育。

2.2 地区之间

我国东部地区经济比较发达和比较富裕, 教育经费的投入比较多, 占GDP的比例相对较高, 而中西部地区经济欠发达或相对落后, 教育经费比较困难, 占GDP的比例低, 虽然国家近年来大幅度提高了对教育的投入, 并主要用于支持中西部地区, 但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还不到4%, 教育投入总额与我国教育发展的需求相比还有不少差距。由于中西部地区在教育上欠账多, 教育经费困难, 于是与东部地区相比, 教育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不少贫困家庭的子女仍然上不起学。

2.3 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和重点班与非重点班

由于应试教育未解决, 新时期教育评价体系还未建立, 在群众心目中乃至教育界, 均以考试分数和升学率来评价学校的优劣。于是, 重点学校和重点班, 应运而生。重点学校和重点班虽“名亡”但“实存”, 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此种教育不公平现象并未消失。

2.4 富裕家庭与普通家庭之间

由于一个时期把教育视作产业, 而不是把其视为公益事业, 所以有钱、有权家庭的子女, 读好学校, 甚至不远百里、千里, 花数万元、数十万元进大、中城市就读, 用老百姓的话说“有钱有权读重点, 无钱无权读普通;重点名牌进了‘保险箱’, 读了重点又留洋。就读普通高考无希望, 即使重点被录取, 大学门前独观望。”这种教育不公平现象, 影响了社会的和谐。

3、推进教育公平的对策

教育公平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公平, 是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大事, 推进教育公平, 对于维护社会和谐意义重大。

3.1 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

优先发展教育, 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 满足老百姓对教育的需求,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这是最根本的。在义务教育方面, 新修正的《义务教育法》规定“实施义务教育, 不收学费、杂费”, 明确了国家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 将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要求各级政府将义务教育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按照标准拨付经费, 确保义务教育经费的逐步增长。明确义务教育经费来源, 实行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根据责任共同负担, 省级政府统筹落实的体制。温总理在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全国财政用于教育支出五年累计2.43亿元, 比前五年增长1.26倍。”财政部官员表示, 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达到4%, 已被列入国家的“十一五”规划, 也必将按期逐步实现, 这是推动教育均衡发展, 促进教育公平又一重大举措。

3.2 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以求教育均衡发展, 新义务教育法将此作为方向性要求确定一来, 明确“不利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学校不得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 各级政府应当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这为促进教育公平,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法律保障。师资是最大的教育资源, 不少地区和地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如城市学校的教师轮流到农村学校任教, 城市学校新进的大学生先到农村学校任教。城市学校与农村学校和师资雄厚与师资力量相对薄弱的学校, 结成对子, 扶教相帮, 教育资源共享, 使教育资源配置趋于合理。另外, 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鼓励和支持青年志愿者和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到中西部地区的学校服务和任教。

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其最终目标是全面提升教育水平, 任重而道远。

3.3 摒弃应试教育理念

应试教育理念根深蒂固, 必须坚决彻底摒弃之, 提倡并实行素质教育, 因而应建立新的教育评估体系, 要重新认识教育的本质, 以及政府、学校在发展教育过程中, 应该承担的职责。解决应试教育的问题, 减轻沉重课业负担, 不能单靠法律规定, 需要政府、学校、教师、家长和社会其他方面的共同配合。政府应进一步加快和深化高考制度的改革, 加大高等院校招生的自主权, 彻底改变高考定终身的局面;学校和教师应摒弃应试教育的理念, 树立素质教育的新理念, 真正认识教育的本质, 把学校办成合格的新学校;家长应改变传统的人才观, 树立“创新型”的人才观;社会对学校的评价不能以分数, 升学人数为标准, 应从培养沉重的政治思想素质, 社会和职业道德素质, 知识文化素质, 身体和心理健康素质, 服务和创新素质的新标准评价。

3.4 加强师资培训

加强师资建设已成为教育现阶段的迫切需求, 我们呼唤在教师队伍中能有更多的名师、大家。加强师资培养一是要微观上驾驶师资培训, 二是要努力引进优秀人才, 三是要继续加大师资培训的投入。从今年秋季开始, 北京师范大学、华东、东北、陕西和西南等6所部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 将有1.2万名学子享受免费政策, 大部分名额向中西部地区投放。这项政策结束了1997年以来, 我国大学生招生并轨后, 师范生收费教育的历史, 恢复了改革开放后一度实施过的师范生补助政策。这项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的政策, 对于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意义重大, 有助于推进教育公平。

3.5 加大助教力度

从1989年“希望工程”这种民间的呼吁和救助, 到如今政府免费提供义务教育。并对农村家庭经济困难的寄宿生提供生活补助, 匆匆20年的时光, 将我国推进教育公平的历程一步步展现出来。

同时, 我们应该看到不少适龄受教育的青少年, 由于家庭遭受课外灾害, 或家庭成员生病死亡, 事故伤残, 工伤车祸, 失业下岗等原因, 往往失学, 丧失受教育的权利。为了保障其受教育的权利, 应加大助教力度, 扩大覆盖面。在加大助教力度方面, 除了民间慈善机构, 个人“助教”献爱心救助外, 主要应由政府为主导, 克服体制性、机制性, 保障性上的障碍,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助教体系, 充分发挥助教功能, 促进教育公平, 真正做到不让一个孩子失学, 使考上大学的每一个学子能入学。

参考文献

[1]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法院报

[2]刘曼.教育公平, 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石.人民法院报.2008.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