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精选12篇）
正义 篇1
摘要：苏格拉底宣称自己根本没有智慧, 但是却向西方世界具有讽刺地提供了一些最为重要的关于人类处境的洞见。对于苏格拉底而言, 令人痛苦且显而易见的是, 大多数人对自己知道得很少。本文借以《苏格拉底的申辩》一书出发, 得以从以下两个方面阐述关于苏格拉底的正义观点:虽然人不可能拥有智慧, 但是去追求智慧, 距离智慧更近, 为此所作的事情才是正义的事情;除非过上一种省察的、哲学的生活, 否则没有人可以开始知道自己, 因此追求省察的、哲学的生活才正义。
关键词：苏格拉底,智慧,省察人生,正义
众所周知, 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民主城邦———雅典, 处死了如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苏格拉底, 而他们给予他的罪名是“不信城邦诸神、信新神、腐蚀青年”。然而, 从某种角度来说, 苏格拉底的死因部分源于他自己, 那么,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苏格拉底认为, 智慧本身不为人所拥有, 能够拥有智慧的只有神。虽然人不可能达到完全的智慧, 但是, 应当去追寻智慧, 尽量距离智慧更近, 所以在苏格拉底看来, 一身去追求智慧才是正义的。
苏格拉底还认为, 人应当过上一种省察的、哲学的生活。所以他不仅要求自己过此种生活, 还竭力促使身边的雅典同胞也过上这种省察的、哲学的生活。在他看来, 不仅使自己, 而且使他人过上这种省察的、哲学的生活才是正义的。
综上, 本文所述苏格拉底的正义观主要包括以下两点:1.虽然人不可能拥有智慧, 但是去追求智慧, 距离智慧更近, 为此所作的事情才是正义的事情;2.除非过上一种省察的、哲学的生活, 否则没有人可以开始知道自己, 因此追求省察的、哲学的生活才正义。
秉持着这样的正义观的苏格拉底, 为了追寻正义, 一步一步通往死亡之路。
一、苏格拉底对智慧的追求
在受审时, 苏格拉底自始至终都在为自己申辩。他认为对他的正式指控出于“多年以来的错误印象”。他不仅说了这种错误感知, 而且声称实际上他要申辩的有两种指控。一方面, 他要针对阿努图斯、美勒托、和莱康的指控做出自我申辩, 另一方面, 他要针对其他人长久以来的错误感知做出自我申辩。苏格拉底把这些旧的指控称为“非正式的”指控, 这些指控不是法律性的指控, 而是其他人对苏格拉底的不利感知。而且苏格拉底相信, 即使是“非正式的”“不利的”感知也有可能是有力量的和危险的。
(一) 被污蔑的原因———智慧
在申辩中, 苏格拉底辩称, 早先对他的感知是不正确的, 而且这些感知会传给下几代人, 从而他们对苏格拉底的理解也是错误的。因为这样的错误感知代代传承, 最终导致了对他的正式指控。在受审中, 苏格拉底陈述了长久以来他人是如何感知他的:
那么, 导致对我的污蔑的控告是什么, 还是让我们从头讲起。莫勒图斯在写下现在这份诉状时, 他信的就是这些污蔑。那些污蔑者, 究竟在讲些什么污蔑?他们若来控告, 那他们起誓后的状辞一定是:“苏格拉底行了不义, 忙忙碌碌, 寻求地上和天上之事, 把弱的说法变强, 并把这些教给别人。” (1)
正所谓无风不起浪, 那么苏格拉底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 引得如此众多的人对他心存不满?又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非要对簿公堂争个你死我活呢?
在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作品《云》中, 苏格拉底关心的是一个跳蚤可以跳几个跳蚤脚那么远、昆虫消化系统的性质是什么。 (2) 这里的苏格拉底总是关心一些荒谬且琐碎之事, 阿里斯托芬塑造出这样一个喜剧苏格拉底以供厌恶苏格拉底的人们消遣, 并且总有人津津乐道于此, 原因就在苏格拉底在于追求正义时, 得罪了很多人。
苏格拉底相信, 虽然人不可能达到完全的智慧、不可能彻底的知道自己, 但只要努力, 他就有可能知道很多, 就可以距离智慧更近, 于是他奔走于大街小巷, 演讲于街头集市, 鼓励人们去挖掘智慧, 去追求智慧。只是他鼓励人们的方法却不被一般人所能接受———公然挑战智者, 用盘问与反驳的方法, 找出所谓智者们言行上的漏洞, 以证明他们其实并不智慧。
苏格拉底向陪审团解释说, 许多人之所以相信阿里斯托芬的描述是正确的, 是因为他们被苏格拉底的盘问和反驳激怒了。苏格拉底在与人交谈时, 尤其是与所谓智者交谈时, 总是不断指出对方的信念有弱点, 和这样的人一起痛苦而沮丧的打发时间, 那绝不会是什么痛快的事。况且他还日复一日地重复这种行为, 每次都会逼得对方哑口无言, 这种做法在激怒智者的同时, 连同其支持也一并激怒。就好像现代的追星族一样, 一旦哪位偶像明星遭到他人贬低, 他的粉丝团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同时也会齐心憎恨反抗那位大放厥词者的。苏格拉底在激怒智者的同时, 智者的支持者也同样被一次次激怒着, 时间越久, 他们对苏格拉底的厌恶感就积累的越深。
在申辩中, 苏格拉底解释说, 他盘问和反驳他人, 不是为了激怒他们, 而是为了理解德尔斐的阿波罗给他的神谕。苏格拉底的朋友凯瑞丰, 向据信为阿波罗神中介的一位女祭司问了这样一个问题:谁是雅典最具有智慧的人?女祭司说是苏格拉底。这让苏格拉底疑惑不解。因为他知道自己并非是有有智慧的。就如同某教授从一次物理会议回来后告诉一位文科生, 在此次会议那位文科生被誉为世界上最智慧的物理学家, 那位学生肯定会因此感到不安和疑惑, 因为自己确实对物理学所知甚少。而这也是苏格拉底听到凯瑞丰的说法后所感受到的。他向陪审团这样说:
“我会试着向你们揭示出来, 是什么给我带来了这名声和污蔑……雅典的人们, 我得到这个名声, 不为别的, 正是因为智慧。这种智慧到底是什么样的?也许就是一种人间的智慧。也许我确实善于这种智慧。而我刚刚提到的人, 要么确实有比人间更高的智慧, 因而是智慧的, 要么我说不出那是什么。因为我不懂这些, 而谁说我懂, 都是在说谎, 制造对我的污蔑……我的这些, 究竟是否真是智慧, 是什么样的智慧, 我要向你们举出证人, 就是德尔斐的神。你们该知道凯瑞丰的。他和我从年轻时就是伙伴, 他也是你们大家的伙伴, 一起在新近的逃亡中出逃, 又和你们一起回来。你们知道凯瑞丰是怎样一种人, 知道他无论做什么事时, 都是多么莽撞。有一次他到了德尔菲, 竟敢提出了这个问题———是否有人比我更智慧。于是皮提亚女祭司拿起签说, 没人更智慧。……
你们看我为什么说这些。我想要告诉你们, 对我的污蔑是从何而起的。听到这话, 我就自己寻思:“神说的究竟是什么, 这到底是什么哑谜?我自己知道, 我没有智慧, 也没有小智慧。那么他说我最智慧, 到底是说的什么意思呢?而神不会说假话, 因为这不是神的做法。”在好长时间里, 我都不明白他说的到底是什么。随后, 我很不情愿地转向下面这样的探讨。我去拜访一个据说很有智慧的人, 好像在那里就可以证明那说法是错的, 回应神谕说:“你说我是智慧的, 但这个人比我更智慧。”
于是我仔细审视了他———我观察了他并且和他对话之后, 得到这么个印象:我看到, 虽然别的很多人觉得他很有智慧, 特别是他自己, 其实不然。随后, 我试着告诉他, 虽然他认为自己是智慧的, 其实他不智慧。结果我遭到他和在场很多人的嫉恨。” (3) (申辩P77-80)
苏格拉底为了证明自己并不智慧, 不断向智者挑战, 想以此证明其实还有人比自己智慧, 但在此过程中, 他发现, 所谓智者, 其实并不智慧, 可是他这一发现不仅激怒了智者, 而且激怒了其追随者, 于是怨恨、嫉妒变随之积累。越是想证明自己并不智慧, 苏格拉底就越是发现, 那些声名显赫的人其实最无能, 而另外那些看上去更一般的人却好像更明智些。于是他觉得那个神谕变得不可驳斥了, 但苏格拉底始终认为, 自己也许比别人智慧的地方就在于自己明白自己什么也不知道, 所以自己会去学习知识, 追求智慧, 而不是假装自己什么都知道。正如他自己所说:
“那个人 (前文所提智者) 认为自己知道他不知道的事, 而我既然不知道, 也就不认为我知道。我觉得好像在这件事上总比他智慧一点, 即我不知道的事, 我就不认为我知道。” (4)
随后, 苏格拉底又拜访了一些诗人, 匠人们, 于是发现他理解了神谕———“其实, 神才真是智慧的, 他在那个神谕里表明的是这个, 人的智慧价值很小, 几乎什么也不是。他好像是在这样说这个苏格拉底, 其实是假借我的名字, 用我做个例子, 如同再说:你们中最智慧的, 人类啊, 就是像苏格拉底那样, 知道就智慧而言, 他真是毫无价值。” (5) 而更进一步, 他好像还理解神谕想让他做的事情———“我现在还在按照神的意愿, 四处寻求和追问每一个我以为智慧的公民和外邦人。每当我发现他并不智慧, 我就替神证明, 指出此人不智慧。” (6)
正是因为苏格拉底做了这正义之事———指出他人的不智慧, 虽然他是想帮助他们追求智慧, 可是却为他找来麻烦, 人们嫉恨他, 污蔑他, 长久以来的不好的印象最终爆发的结果便是指控苏格拉底。
在苏格拉底看来, 即使被人们误解, 嫉恨, 污蔑, 但因此要他放弃正义, 那是不可能的。为了正义, 被误解又能怎样?被嫉恨又能怎样?被污蔑又能怎样呢?只要他还活, 他还自由, 他便会一直向正义前行, 而那正义的事情便是帮助人们追求智慧。所以人们会经常看到苏格拉底出现在街头, 集会, 盘问反驳着那些自认为或公认为的智者, 与他们辩驳, 让他们哑口无言。
苏格拉底不断地扮演着惹怒智者与其追随者的角色, 被人忌恨着也要坚持正义, 由此卖出了通向死亡道路的第一步。
(二) 腐蚀青年的罪名
因为按照神谕所示, 苏格拉底不断向正义前行, 最终, 那些被他辩倒但口服心不服的家伙们终于将他送入公堂, 要对其审判, 将其定罪———腐蚀青年。对此, 苏格拉底是这样申辩的:
“而我要么没败坏他们, 要么败坏了他们, 但是无意的;在两种情况下, 你都在撒谎。如果我得到了教诲, 我就会停止我无意做的是。而你却回避, 不愿意与我交往, 不愿意教育我, 反而把我带到这里来, 而法律只要求把需要惩罚的人带到这里, 不是需要教育的人。”
因为苏格拉底津津乐道于揭示他人的不智, 得到了大批青年的追捧, 所以他也因此在正式控告中得到一个罪:腐蚀青年。
1.苏格拉底的教育
在当时的雅典, 有钱的人会将自己的孩子送往智者那里学习辩论术, 他们精于演讲, 可以帮助被控告者写申辩书, 一些青年接受者这样的教育, 同时交付一定的学费。
而在苏格拉底看来, 青年们大可不必接受此种教育。真正的教育应当是免费的, 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教师, 但其一直在探索一种教育方式, 不通过做老师来教育, 因为教育青年是一件高贵的事情, 不仅应当教给他们知识, 还应当教给他们德性。
他在公众面前盘问与反驳智者时, 青年们便已学到了一些辩论的技巧, 于是, 青年们开始自己联系他们免费学习到的技术, 他们也会向智者发问, 向长者发问, 然后便发现, 所谓的智者、长者, 并不是向他们表现的那样通晓一切, 有时候, 他们宣称自己知道所有, 可当被盘问到哑口无言时, 青年们便发现了苏格拉底所说的“他们并非智慧”是正确的。
因为总是被公然挑衅, 智者的威严受到青年的怀疑, 但智者们与他们的追随者却将这一切归咎于苏格拉底的过错, 而不是自我反省。正如苏格拉底自己所说:“有些青年自愿追随我———他们最有闲工夫, 出身豪富。他们乐于听我省察人们, 自己经常模仿我, 还试着省察别人。于是, 我想他们发现无数的人是自以为知道一些, 其实知道的很少, 甚至什么也不知道。于是, 那些被他们省察的人对我生气了, 却不对他们自己生气, 说什么, 苏格拉底式最有害的人, 把青年都败坏了。”
2.爱知
在对苏格拉底的指控中, 还有一个罪名———“信新神”。这个罪名与“腐蚀青年”有很大的联系。首先, 控告者们指控苏格拉底信奉新神, 然后又教育青年信奉新神, 以此腐蚀青年。
“我在很多地方说的, 会出现一个神性的精灵的声音, 而磨了图斯在写诉状时, 嘲讽的也许就是这一点。这从我小时候就开始了, 就出现了某种声音, 每当它出现时, 他总是阻止我要做的事, 却从不鼓励我做什么。”
苏格拉底说的这个声音, 成为莫勒图斯和阿努图斯控告苏格拉底引进新神的理由。
对于这个精灵, 从苏格拉底的申辩中可以看出:它只是阻止苏格拉底做不对的事情, 例如阻止其参政, 而不是鼓励其, 例如苏格拉底追求智慧就既未被阻止, 也未被鼓励, 因此, 追求智慧便是正义之事。
说苏格拉底腐蚀青年, 因为青年对其的追捧, 而教育青年学习盘问和反驳的方法以此追求智慧, 质询假智慧, 既未被精灵阻止, 也未被精灵鼓励, 那么便是正义之事, 只是, 由此而得罪的“智者”及其支持者, 将所有怨恨与过错都归咎于苏格拉底一个人的身上, 而不是自我反思, 为了使苏格拉底闭嘴, 他们最终将其推上法庭。
因为了解苏格拉底的固执, 控告者明白一般的轻罪不至于达到使他闭嘴的效果, 因此他们便指控其死罪, 以恐吓的方法希望能够达到目的。他们希望苏格拉底能够自己提出一个轻的刑罚, 最好是流放, 从此远离雅典, 便可以耳根清净, 了享清福。
但是, 要苏格拉底闭嘴, 却是不可能的。在苏格拉底看来, 帮助人们追求智慧即为正义, 不论是他自己追求智慧, 还是帮助雅典同胞追求智慧, 亦或是教育青年追求智慧, 都没有被精灵阻止, 那么, 做了正义的事情, 虽然因为这正义而被污蔑, 但是为了这正义而死亡, 便成为了苏格拉底的不二选择。
二、过哲学、省察的生活
如前文所述, 苏格拉底认为人生在世, 应当追求智慧, 也因此而得知苏格拉底的正义观还应当包括过省察的生活, 人应当不断地省察自己, 省察自己的无知, 然后过上爱知的生活。如果他依了控告者所想, 从此闭嘴, 停止省察, 停止爱知, 那么相比较还不如死去。
申辩中, 苏格拉底这样表达自己的观点:“如果你认为有点人格的人应该计较生死的危险, 而不是在做事的时候仅仅关心这个:做的究竟正义还是不正义, 是好人做的还是坏人做的, 那你说的真不美。”为了让这个观点更站的住脚, 苏格拉底还提到了忒提斯之子———阿喀琉斯。阿喀琉斯忠于自己的朋友, 当帕特洛克罗斯被赫克托耳杀死时, 他真心实意的痛惜帕特洛克罗斯的牺牲, 决心为他复仇, 于是他又重新武装上战场, 杀死了赫克托耳, 并将他的尸体捆绑在战车上驱车游行, 虽然这是阿喀琉斯凶残的体现, 但这也是他忠于朋友的体现。因此, 阿喀琉斯是一个英勇善战、忠于朋友的人。当面对朋友的牺牲, 阿喀琉斯不愿再在耻辱中苟活, 而藐视危险, 所说了以当他急切地要杀死赫克托耳的时候, 他的女神母亲对他说了一番话, 苏格拉底认为应该是这样的:
“孩子, 如果你为你的朋友帕特罗克洛斯之死报仇, 杀死赫克托耳, 你的死期将至———因为, 在赫克托耳死后, 马上就是你了, 轮到你了。”阿喀琉斯听了这话, 根本就蔑视死亡和危险。他更害怕过坏的生活, 害怕朋友们得不到复仇。“那就马上死吧, ”他说, “我让那行不义者得到惩罚后, 不必留在这弓船旁边让人嘲笑, 成为大地上的负担。”
阿喀琉斯忠于朋友, 为了正义不畏死亡。苏格拉底认为正义是不可被停止的。不论是阿喀琉斯还是自己, 都选择遵循真理。人无论是自己认为这样最好, 从而让自己站在一个岗位上, 还是被长官安排在岗位上, 都应该在危险中坚守, 不把死亡或别的什么看得比耻辱还重。而冒着死的危险待在被安排的岗位上, 苏格拉底认为并意识到, 是神安排他以爱知为生, 省察自己和别人, 如果他反而怕死, 从而逃跑, 那才是真正的做了可怕之事。
控告者们要求苏格拉底从此闭嘴, 做到悄无声息, 在苏格拉底的世界里, 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你们对我说, 苏格拉底, 现在我们不听阿努图斯的话, 而是放了你, 但是有一个条件, 既, 你不要在花时间研究了, 不再爱知了。而如果我们逮到你还在做这些, 你就要死。如果你们就是在我说的这些条件下放我, 那我要告诉你们, 雅典的人们, 我向你们致敬, 爱你们, 但是我更要听神的话, 而不是你们的。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能够做, 我就根本不能停止爱知, 要激励你们, 告诉我遇到的你们中的每个人, 说我习惯说的话, 最好的人, 你是雅典人, 这个最伟大、最以智慧和力量主城的城邦的人, 你只想着聚敛尽可能多的钱财, 追求名声和荣誉, 却不关心, 也不求知智慧和真理, 以及怎样使灵魂变成最好的, 你不为这些事而羞愧吗?如果你们中有人反驳, 说他关心, 我不会很快放他走, 自己也不走, 而是询问他, 省察他, 羞辱他———如果我发现他并没有德性, 反而说自己有———责备他把最大价值的当成最不重要的, 把更微小的当成更大的。无论年轻人还是老人, 无论外邦人还是本城的人, 我都会为他这么做, 尤其是本城的人。你们要清楚, 是神命令如此的。
苏格拉底在城中转悠, 所做的不过就是劝说人们当中的青年, 不要那么关心金钱或身体, 如同让灵魂变得尽可能最好劲头, 他说, 德性不是来自金钱, 而是, 金钱和人类所有别的好处, 无论个体的还是城邦的, 之所以好, 都是因为德性。
三、苏格拉底的自寻死路
苏格拉底的态度很坚决, 在放弃正义与死亡之间, 他最终选择死亡。他说的很清楚, 如果要他放弃过省察的生活, 那么像忒提斯之子阿喀琉斯一样选择死亡才是正确之路。
前文提到过, 控告者的真正意图并非要苏格拉底真的死, 而是其不再多嘴即可。显然, 苏格拉底不可能妥协, 但在他的刑罚问题上, 苏格拉底还是有很多方法逃避死亡的, 但这些方法都为他所不耻, 最终其自己选择了死亡。
(一) 提出轻罪或者缴纳罚金
“我相信, 我没有对任何人行不义, 我也不会对自己行不义, 不会说我自己的品行该得恶报, 给自己提出这样一种惩罚方式。”
在当时的雅典, 一般被告被判有罪是, 其可以提出一个相对于原告所提出的轻罪, 而法庭一般也会采纳。所以, 控告者们提出四星的目的之一便是希望苏格兰的能够提出流放, 这样便可以原理他的聒噪。可惜苏格拉底的行为却令他们大失所望。
“但是我可以提出流放吗?也许你们将会给我这个惩罚。我也太贪生怕死了, 你们, 我的同胞公民, 都不能忍受我的行事和言辞, 而觉得这些事那么难以承受, 惹人忌恨, 以致你们要寻求除掉这些;难道别人会容易忍受这类东西吗?根本不可能。对于我这年纪的人, 此时流放, 轮番跑到一个又一个别的城邦去, 又被赶出来, 这可真是高贵的生活。因为我清楚地知道, 我到哪里去, 青年人都会像在这里一样倾听我的话。”
苏格拉底明白, 无论他到哪里去, 青年人都会像在雅典一样倾听他的话, 因为“一个未经性差的生活是不值得人过的生活”, 不论在哪里都是要过省察、哲学、爱知的生活, 那么雅典公民受不了, 外邦公民也未必会接受, 最后免不了重复流放, 被迫停止爱知, 不如追求它们来的正义, 故此, 苏格拉底最终选择赴死。同样, 对于缴纳罚金, 苏格拉底是这样说的:“我不习惯认为我的品行该遭到什么惩罚。如果我有钱, 我就会按我能够付出的那么多提出罚我的钱, 因为那不会伤害我。但现在不是这样, 除非你们愿意我提出我付得起的钱数。也许, 我能付一个米纳的银子。那我就提这么多。”
苏格拉底提出山的可怜的罚金数量在抗议着法律对他的不公。他为了正义, 认为自己所受到的待遇应当是“在政府大厅用膳”。而因为他做了正义的事情受到审判, 还因此被判了死刑, 这本身便是不正义的, 如今要苏格拉底为了逃避死亡而妥协, 缴纳罚金或者流放, 或者像克里同哪的好友愿意帮助他缴纳罚金, 都是不正义的。苏格拉底是可能做这样的不义之事的。因此, 从这个角度来看, 苏格拉底式自愿选择了死亡。
(二) 携带家眷乞求轻罪
苏格拉底有三个儿子, 在他被审之时, 一个已经是小伙子, 还有两个还是小孩子。如果他带着妻儿乞求投票放过他, 那么很有可能他就不会被判处死刑。可是, 他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不是因为我太固执, 也不是我看不起你们;究竟我是否敢于面对死亡, 是另一个话题;但对声望而言, 无论是我的, 你们的还是整个城邦的, 我这样年纪和名声的人这么做, 都是不大高贵的。不论真假, 人们认为, 苏格拉底与很多别人有些不同。那么, 如果你们当中有什么人, 无论因为智慧、勇敢, 还是倍的这类德性, 看来和别人不同, 要这样做就太可耻了。”
尤其是看到一些本来很体面的人, 在受审时坐车极为奇怪的事情, 带着家眷可怜兮兮地乞求减刑, 以为死了就是遭受很可怕的是, 苏格拉底更是不耻于做这种事情。那么这种减刑逃避死亡的方法也被排除, 于是, 苏格拉底依旧选择死亡。
(三) 逃跑
苏格拉底被判刑后没有立即赴死, 因为正赶上雅典派船出去朝圣, 按规定朝圣期间不得处决死囚, 所以他在监狱里待了一段时间, 朋友们常去看他。朝圣船只回来后的第二天, 才是他受刑之日。也就是说, 在这之前, 他是打有机会逃出去, 而他的朋友克里同也致力于帮助其逃跑, 而不惜一切代价, 他说如果苏格拉底要牺牲自己去殉道, 正好落入指控者的圈套。为了要把苏格拉底除掉, 他们处心积虑地设下陷阱, 若苏格拉底牺牲自己殉道, 就正好成为了控告者的帮凶。况且苏格拉底家中还有年幼的孩子需要抚养。
苏格拉底对克里同的一片赤诚十分感激, 但他不愿逃出去然后远走高飞的初衷并未有所改变。他有自己的道德观念, 他认为逃出去远走高飞的行为是不正当的。挚友克里同的开导和劝说使得他陷入两难的境地, 他不愿意逃跑, 但克里同的美意又是他难以拒绝。
苏格拉底认为法律具有普遍的正义, 它是指导雅典城邦政治生活的最高准则, 如果他听从挚友克里同的劝告逃走, 雅典的法律就会对他提出各种责难。这就是判决的本身是合法的, 其权威性受到来自个人的挑战。这样, 雅典城邦还能生存下去吗?推一步讲, 即使城邦法律所作出的判决是不对的, 错待了对方, 就是这样, 也不容许违背法律。当然, 任何人都可以向城邦建议修订其相关法令, 是指正确并具有权威性, 但既定的法令是不能违背的。
按照雅典法律的规定, 公民在成年之后, 如果不同意这个城邦的法律, 任何人都可以带着家眷和财产迁往任何他愿意去的地方。凡是在雅典看到当局者如何依法治理城邦的人就表示他们愿意接受当局法令。要是苏格拉底违背了城邦所制定的法律的规定, 具体讲, 就是不接受裁决, 设法逃走, 这样做, 其罪要比其他别的人要重。因为他已经在雅典生活了70多年, 就是表示遵守这里的法律已经70多年了。如果他逃跑了, 将被看做法律的破坏者, 者更进一步证明雅典法庭陪审官对苏格拉底的控告正确。
最后, 苏格拉底自省:不能将孩子和自己的生命看得高于正义, 判决虽然不正确, 但原因不在法制本身, 而是在于某些控告的人。要是听从克里同的劝说偷偷地不光彩地逃走, 那就是以错对错, 这样, 苏格拉底感到, 他将终生受到法律的谴责。所以苏格拉底不逃走, 就要遵法就死, 成为必然的了。
(四) 苏格拉底对死亡的正视
苏格拉底说是神安排他以爱知为生, 省察自己和别人, 如果他反而怕死或因为别的什么原因, 而脱离岗位, 逃跑, 亦或是做了别的什么那才是真的行了不义, 做了可怕之事。而所谓的怕死, 不过就是不智慧而以为智慧, 就是以为自己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人们惧怕死亡, 是因为人们假装自己知道死亡, 认为死亡是不好的, 所以惧怕, 人们不能够正视死亡, 因此惧怕死亡, 想要逃避死亡。
苏格拉底认为, “死要么就是什么也不存在, 死者没有任何感觉;要么, 根据一些人的说法, 死就是发生一种变化, 就是灵魂从这里迁移到别的一个地方。如果就是没有感觉, 那就如同睡觉, 而且睡着的人还不做梦, 那死可真是很美妙的好事”。如果让人要选出一个他沉睡而没有梦境的夜晚, 把他一生中别的夜晚和白天同这个夜晚相比, 让他仔细想后, 说出在他一生所经过的当中, 有多少日夜, 比这个夜晚更美好, 更舒服呢?“如果死是这样, 我说它是好事, 那时候, 永恒好像也不必一夜更长”。
另外, 如果死就是从这里移到另外一个地方, 即所有的死人都在那里, 还有什么会比这更好呢?在那个世界中可以遇到很多活着的时候公正的半神, 可以和俄耳普斯、穆赛欧、赫西俄德、荷马在一起, 任谁不愿为此付出高额代价呢?就连苏格拉底, 也愿意为此而死。
“当我遇到别的死于不义的冤狱的古人时, 我会把我自己额遭遇和他们的相比, 对我而言, 在那里这样过日子是有其奇妙的———我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快乐的———最大的好事是, 在那里省察和询问人们, 就像在这里做的一样, 看他们当中谁有智慧, 谁自以为有智慧其实没有。”
人们都把死亡当成最大的伤害, 苏格拉底虽然没有认可, 但他也无法否认这种可能性。恰恰因为死亡至少是一件极大的坏事, 往往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恐怖, 战胜死亡才有着巨大的意义。
四、结语
综观全文, 本文先论述了关于苏格拉底的两方面的正义观:1.追求智慧:2.过上哲学、省察的生活。
由于对正义的执着, 他招致了别人的忌恨, 并将其告上法庭, 为了达到不再受苏格拉底盘问到尴尬的目的, 控告者请求法院判处苏格拉底死刑。
对于苏格拉底逃脱死刑的方法本文有具体论述:1.提出流放或者缴纳罚金;2.携带家属乞求轻罪;3.逃跑。但是苏格拉底不耻于做出以上动作, 因此, 他排除所以能够避免死亡的方法, 最终自己选择了饮鸠服刑, 但是他相信, 虽然他的肉体死了, 但是他的灵魂依旧正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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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 篇2
探寻正义之源-读《正义的两面》
正义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无数前贤智者奉献了自己的.心力以为深入思考.《正义的两面》基于作者慈继伟对正义的特有认识展开了独特论述,该著不惟在观点上,于别具一格的分析、证成之技术、方法一面都有极为重要的启发意义.
作 者：李飞 LI Fei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法学院,北京,100084 刊 名：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IJIAZHUANG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年，卷(期)：2007 30(6) 分类号：B15 关键词：正义 《正义的两面》 论证 意义有一种正义叫“心理正义” 篇3
在本刊过去的文章里，我曾经分析过为什么“好人没好报”——这是社会和心理机制带来的，并不是善良的错。善良绝不能单打独斗，它最好还能够得到一些武装。不知道我的分析，是否让很多已经感到绝望的好人看到了希望？
英国社会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说过一句有点好玩的话：即使我们都由自私的基因掌舵，好人终有好报。我怀疑他说完之后自己都笑了。在这里我需要说一下，道金斯老师关于基因的说法在生物学层面没问题，但在社会学层面是错的。“自私”不是生物学概念，是社会-伦理概念，基因确实有复制自己的“本能”，但人是有自由意志，有情感的，并不纯粹就是由基因控制的一架机器，是否自私，跟基因无关，而跟他在心理上是什么人有关。
但老师不可能去鼓吹“人是自私的”这类观点。这既很low，同时也政治不正确。可说人不自私又违背自己的理论逻辑，所以折衷下来就是用一句“好人终有好报”来打哈哈。
正因为如此，他引用的是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爱克斯罗德在博弈论上“一报还一报”的研究。这个著名研究证明，在多次博弈中，最终胜出的还是好人。
理论上好像是这样子的，但历史上有很多事情，足以让我们绝望。而在现实中，残酷的事实也明摆着：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占了便宜，爬得很高的，很多并不是什么好鸟，他们是一些突破了自我，甚至人性底线的人。换句话说，突破自我和人性底线，特别符合分配资源的游戏规则的偏好。所以这些人都具有很强的博弈能力。他们作为胜利者看上去很开心，至少已经掌握了可以让他们开心的诸多资源。相比之下，那些无论有无能力，老实、正义的人们呢？大部分其实都过得很惨。
所以，如果我们摧毁不了这个事实，那一定让人沮丧。在受伤的心理背景下，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把因果报应推迟到遥远的将来，甚至推迟到死后进入天堂还是下地狱，这其实只是一种疗伤，属于“语言疗法”。
我承认我也摧毁不了这个事实中的社会层面——人家确实就得到那些稀缺资源了，而我们则只能在利益和心理层面被吞食。可是我可以摧毁这个事实的心理层面——他们在心理上已经失去了最宝贵的内心安宁和自在感，并且，终其一生，会被自我和人性追杀。干掉了自我和人性的人，自我和人性也一定会干掉他。
这个世界还是公平的。
这些人快乐吗？那还用说。但我们要界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快乐。它绝非发乎内心的那种“自然的快乐”，体验到的并非是人类的各种正常情感和高级情感，不是生命能量的释放，换句话说，不是自我成长时的那种体验。相反，它属于一种“心理保护下的快乐”，是自我被败坏时所要强迫自己体验到，去补偿自己的东西。其特征有三：他们的快乐离不开所拥有的东西；他们的快乐和别人具有对比性，要别人比自己少才快乐；他们的快乐具有攻击性——一天不在精神上、行动上攻击，他就不舒服。
所以这种快乐具有变态性。看着那些被他们在利益和心理上碾压的老实人、正义者，他们确实挺爽的。
但这类快乐的命门就在于：为了获得快乐，必须继续变态；而继续变态就进一步败坏自我。于是，终其一生，别人是在自我成长中，去让自己的心灵对世界开放，去体验到人类美好的情感，他们则是被自我和人性追杀，不停地倒退，能体验到的不过是些变态的情感。
这也是一种惩罚，我们不妨叫“心理惩罚”。相应的，有一种正义，叫做“心理正义”。我认为心理惩罚或心理正义弥补了现实惩罚或现实正义的缺席或迟迟不来。毕竟，一个人永远逃不掉自己的内心，无论内心是什么。
（摘自《南风窗》）
论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辩证统一 篇4
关键词：实体正义,程序正义,法律文化
正义, 是法律永恒的追求。但正义在通过法律制度得以实现的过程中, 又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孰重孰轻的问题。长期以来, 我国司法体系中忽视程序正义, 过分关注实体正义的问题制约了我国法治进程的开展, 但是否追求程序正义, 忽视实体正义就是恰当的, 在理论界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未必一定要分出孰重孰轻, 应该在司法活动中考虑到两者之间的必然关联, 实现两者的统一。
一、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关系
( 一) 两者之间的区别探讨
在具体的法律制度中, 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存在区别, 两者所追求的目标和方向是不同的, 两者所包含的内容也是不同的。因此, 在我国曾经的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因过分重视实体正义的实现而忽视程序正义的现象, 对公平正义的真正实现造成了伤害。一方面, 实体正义所体现的是对权利义务关系的分配, 这是正义得以依托法律制度而存在的基础, 而程序正义则是使实体正义得以运行的机制, 是实体正义得以实现的保障。两者在内容上存在明显的不同, 在法律制度上, 实体正义体现为对权利义务关系的具体的法律规定, 而程序正义则体现为权利义务关系得以实现的法律运行机制; 另一方面, 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价值评判系统是分离的。能够实现实体正义的良法, 未必代表着一定可以实现程序正义。而程序正义的落实, 未必代表着其所依托的法律体系是能够实现实体正义的。比如, 在我国, 长久以来, 程序正义的状况并不理想, 而实体正义却体现在各种法律规范中。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存在的差异, 使得理论界对两者之间的地位也产生了不同的观点与学说, 两者孰重孰轻的讨论不绝于耳。
( 二) 两者之间的统一分析
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并非必然分离的, 两者之间也存在天然的联系, 是能够协调统一起来的。一方面, 实体正义的实现依赖于程序正义的保障。实体正义更多的时候体现为一种虚无缥缈的追求, 而程序正义则是实实在在的。通过程序正义, 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实体正义之实现。如果欠缺程序正义, 实体正义的实现便会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 两者共同通过法律制度发挥作用、实现其价值。程序正义的存在可以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来实现正义, 从而维护社会公平, 实现对法律之尊重。而实体正义则使人们更深切的体会到法律之意义, 从而实现法律之信仰。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 两者从不同的层面来落实法律之价值与追求, 实现法律之目标。
二、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平衡
理论界关于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孰重孰轻的讨论尚未尘埃落定, 而平衡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 实现两者的协调统一, 才是解决问题之道。最理想的状态是遵循程序正义、实现实体正义, 但不容忽视的是, 两者之间也可能产生冲突和矛盾, 解决矛盾, 应该从以下方面努力:
( 一) 在个案中求得平衡
要做到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统一, 需要在个案中, 结合案件的不同情况, 来最终实现两者的平衡。在具体案件的裁定中, 法官完全可以运用其所掌握的自由裁量权, 对案件的公平审判依据其经验与内心对法律之理解来做出判断。在这一过程中, 法官不能死板地坚持程序正义, 也不能固执地认定实体正义, 应该找到两者之间的交叉点, 将两者结合起来, 从而实现法律之目标和价值追求。而要做到这一点, 提升法官的素质十分关键。作为专业人士, 法官在平衡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过程中, 要以其丰富的专业知识、严谨的法律态度、对案件事实真相的全面把握来对案件作出判决, 从而使案件在满足实体正义的基础上, 又能体现对程序正义之遵循。
( 二) 在不同的价值中作出取舍
法律要实现公平正义, 而公平正义所蕴含的价值绝非简单的个体的利益, 更多的是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在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发生冲突时, 应该以更有价值的利益追求来判断应该优先实现哪一方面的正义。在我国, 当个体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 毫无疑问应该以国家利益为先。在司法实践中, 要平衡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 也应该在不同的价值中作出取舍, 优先考虑到更为重要的利益, 从而实现更长远的利益。
( 三) 充分考虑我国的法律文化
作为一个拥有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国家, 在法律文化上, 我国与西方国家存在明显的差异。而在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平衡上, 同样不能忽视这种差异。要完全借鉴学习西方的程序主义至上的观念显然是不现实的, 也是不合理的。我们在借鉴西方法律思想的同时, 也要考虑是否“水土不服”。要实现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统一, 应该考虑到我国现行的司法体系, 考虑到我国社会公众的接受程度, 要与我国的法律文化、公民的法律意识相结合, 从而使两者能够真正统一起来, 真正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1][德]魏德士, 丁晓春, 吴越译.法理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5.
[2]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 篇5
陈瑞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一般说来，正义和非正义是人们评价法律制度正当与否的两个对立的价值标准。但是，相对于过于理性、抽象、含混的正义标准而言，非正义具有较为明显的确定性和可感受性。一项法律制度设计得再合乎正义的要求，人们往往也会熟视无睹，或者认为“本来就应当这样”。但是，某一制度或者司法实践一旦明显背离了正义的基本标准，形成一种为人们所公认的非正义，那么直接遭受这种非正义的人就会产生深深的被忽视、被贬低、被看轻甚至被侮辱的感觉。这种感觉经常会促使受伤害者奋起抗争，去“讨个说法”，甚至直接造成冲突的升级。因此，如果说人们对正义并不十分关注的话，那么非正义却会引起人们的重视，尤其是那些直接受到不公对待的人
什么是非正义？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非正义主要是指实体裁判上的不公正。例如，法院对无罪者判决有罪，或者对罪轻者判处了过于苛厉的刑罚。当然，近一段时间以来，程序的正义受到较为广泛的重视，一项法律决定的制作过程如果使人受到无视或者轻视，那么一种程序或过程上的非正义也就随之发生了。程序上的不公正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如裁判结论在制作中不允许利害关系人直接参与，控辩双方受到明显的不平等对待，裁判者对控辩双方中的某一方有所偏袒，裁判者随意地作出裁决，而不明确告知裁判的理由，等等。但笔者这里所要分析的是一种特殊的程序非正义，也就是由于正义来得过于迟缓或者不及时而造成的非正义。为了便于说明的问题，我们首先来看一个实际发生的案例。
１９８４年７月，河南某县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幼童王某被他人杀死在离家不远的玉米地里，凶器是他割草用的镰刀。县公安局经过摸底排查，村民吴留索被列为重点怀疑对象。同年９月，吴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县检察院批准逮捕。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８日，某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吴留索故意杀人罪成立。认定的依据有三个：一是吴在公安机关预审中对其犯罪事实所作的供认；二是河南省公安厅对杀人现场的脚印所作的司法鉴定书，结论是脚印是吴留索所留；三是吴有犯罪的前科，曾因奸淫幼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随后，中级法院展开公审大会，对吴进行公开宣判，判处死刑。在公判大会上，吴留索当场喊冤并提出上诉。
１８８５年４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不开庭审理认为，作案工具上并无吴留索的指纹，现场的勘验材料与吴的口供存有出入，因此认定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原判，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判。原审中级法院则将案件退回检察机关补充侦查。１９８６年，市检察院再次以故意杀人罪对吴留索提起公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重新审理，再次以证据不足为由将案件退回补充侦查。由于一直无法补充新的证据，此案久拖不决，吴留索则长期被羁押在县公安局看守所。
案件久押不决的情况经新闻媒介披露后，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在各界压力下，１９９８年１１月，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案发所在地的县法院审判庭重新开庭审理。在法庭上，吴留索否决了所有的证据，并声称自己无罪，当时所作的口供系刑讯逼供的结果。一个多月以后，一审法院认定吴留索故意杀人罪成立，并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注：此案曾由《南方周末》于１９９８年８月２０日作过报道。）
在这一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吴留索在法院未曾作出生效法律裁判的情况下，一直连续被羁押了长达１４年多的时间。如此长的未决羁押时间在改革开放以来确属十分罕见。对于这
一案件，当地的“公检法”很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和解释。例如，犯罪人作案手段极其凶残，案件在当地引起强烈的反响：“公检法三机关”都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破案压力；吴留索有明显的作案动机和嫌疑，只是定罪的证据还不充足；在当地群众群情激愤的情况下，将吴留索改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会带来十分消极的社会影响……吴留索一直被关押在公安局的看守所，一来可以对他实施“保护性拘禁”，二来有助于获取准确的口供，以便查明真相，不枉不纵。
但是，谁来关心吴留索的命运呢？“公检法三机关”仅凭着一些显然既不充分也不十分可靠的证据，就将他关押在看守所，并且一直把他从青年关押到人近中年。他还要不要置地造房，娶妻生子，要不要为父母养老送终呢？假如“公检法三机关”因为过于自信而把案件搞错了，那么１４多年的羁押期间岂不就将吴留索的一生都给毁掉了吗？作出这一假设绝非空穴来风，因为我们的“公检法”经常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但又不时地“有错必纠”。而河南当地的法院在定罪问题上之所以再三犹豫不决，也不过是因为案件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又假定这一案件“确实”像法院屡次判决认定的那样，吴留索在１９８４年杀害了王某，那么在长达１４年的时间里，法院一直不作出生效裁判，吴留索一直作为嫌疑犯被剥夺了人身自由，其前途、命运甚至生命一直处于不确定和待判定的状态。换句话说，吴留索等待“政府”处理一直等了１４年，这对他公平吗？
很明显，这一案件令人想起了那句源自英国的法律格言：“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Ｊｕｓｔｉｃｅｄｅｌａｙｅｄｉｓｊｕｓｔｉｃｅｄｅｎｉｅｄ）！
有人可能对此辩驳：迟来的正义也是正义，只不过这种正义晚到一步而已。
实际上，迟来的正义之所以为非正义，倒不是因为实体结论发生了错误或者造成了实体上的不公正，而是由于实体结论的过迟产生而造成了程序过程上的不公正。这种正义的迟到现象所损害的是司法裁判的及时性（ｔｉｍｅｌｉｎｅｓｓ）。
这种司法裁判的及时性一般有两个看似矛盾的要求：一是裁判的形成不得过于迟缓，二是司法程序的运作不得过于急速。换言之，及时性讲求的一种典型的“中庸之道”，是在过于迟缓和过于急速之间确定的一种中间状态。在司法裁判过程中，过慢和过快构成了与程序正义直接违背的两种极端。
首先看过慢所带来的后果。一般来说，裁判结论形成得过于迟缓会导致结案周期的任意延长，与案件有关的证据可能大量地流失，了解案情的证人可能出现记忆的模糊或者丧失，甚至死亡。即使是那些“当年”直接负责办理案件的“公检法”人员，也会因事过境迁而无力提供有关案件的一些必要线索。这些都会导致案件的事实真相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越来越难以查明，判决结果出现错误的机率在增加。可见裁判过程的迟缓和低效率，所带来的很可能不是公正的裁判结论。
退一步说，即使迟来的裁判仍然是正义的结论，但有关各方却因为这种结论的迟到而受到直接的伤害。对于被告人而言，案件的久押不决会使他长时间处于未决羁押状态，人身自由受到长时间的限制，其自由、财产甚至生命等实体性权利也因此一直处于待判定的状态，其法律身份和地位也一直处于不确定的局面。而对于被害人而言，案件一直不能形成生效的裁判，结论“真正”的凶手无法被及时地绳之以法，其随犯罪的发生而来的报复的欲望得不到
及时的实现，其权益也得不到及时的恢复和补偿。
这种迟来的裁判所造成的非正义对于不同的被告人、被害人所带来的影响有所不同。但事实上，被告人、被害人往往对此都较为敏感。这种非正义感经常使被告人、被害人以及其他与案件结局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人，产生一种受岐视甚至被抛弃的感觉。他们会据此认为，司法裁判机构并没有将他们“当回事”，他们只不过是国家来维护治安的手段或者工具，其人格尊严和应得的权益受到了深深的忽略和无视。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很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不满的往往不是自己最终被判处什么罪，科处多少刑罚，而是在裁判过程中所受到的对待方式。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一种在西方犯罪学界广为流行的被害人“第二次伤害”（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ｈａｒｍ）理论，说的就是被害人因为在司法程序中受到忽略和慢待而产生了被伤害、不公正的感觉，这里的“加害者”可能是代表国家行使刑事追诉权的警察、检察官，也可能是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的法官。
过于迟缓的裁判是形成非正义的一种源泉。但是，司法裁判是不是形成得越快越好呢？答案同样也是否定的。如果说裁判过迟、久拖不决会使被裁判者产生被慢待的感觉的话，那么，过于急速的裁判则容易使被裁判者无法充分而有效地参与裁判的制作过程，其权益也同样会受到忽视。在以前强调“从重从快”地惩治犯罪的时期，很多地方经常发生在短时间内使犯罪嫌疑人受侦查、起诉、第一审、第二审、死刑复核直至执行死刑的情况，民间甚至有案发７天后被告人被定罪并被剥夺生命的传言。这就是典型的裁判过于快速的例证。
裁判过快会大大限制被裁判者参与裁判制作过程的机会。毕竟，程序正义的维护是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加以保证的。没有必要的时间投入，被告人、被害人及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在调查证据、准备防御和有效影响裁判结论方面，就很难有所作为。没有必要的时间保证，诉讼各方在法庭上也难以展开充分的举证、质证和辩论，使得法庭审判往旆因此而流于形式。
裁判的急速进行对裁判者的公正形象也会造成严重的损害。因为裁判者在极短的时间里无法从容不迫地审查证据、听取各方的意见和辩论，也难以冷静地对案件存在争议的问题进行细致的评议。根据人类生活的基本经验，过于快速的裁判往往是在外部压力下造成的，因此快速裁判经常与裁判不独立如影相随。这种情况一旦发生，那么法庭审理过程就将彻底失去决定裁判结论的能力，这种裁判往往与各方的参与甚至法庭审理过程毫无关系，而成为外部权威强加而来的非理性结论。到了这种地步，司法裁判的公正性也就随之丧失殆尽了。
正义 篇6
摘 要：在《正义论》中罗尔斯提出了“平等自由原则、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当前我国社会目前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型期，社会矛盾和问题凸显，尤其是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成为公众的普遍价值诉求。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对解决当前社会问题、处理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罗尔斯；正义原则；公平正义
中图分类号：D0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5-0060-02
约翰·罗尔斯是当代美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他一直专注于政治道德中的正义问题。在他所著的《正义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正义二原则，即“第一个正义原则：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平等自由原则）。第二个正义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这样安排，使它们：（1）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2）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开放（机会的序公正平等原则）”[1]。他认为原则之间也有先后顺序，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应当优先于差异原则，而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应当居于最大化的平等的自由原则之后。原则之间的先后排序意味着我们在使用一个原则的时候，假定在先的原则应该被充分地满足。在他的书中正义的对象指的是社会的一系列基本制度——即那些明确作为公民所具有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以及社会合作产生的财富和负担如何进行分配的主要制度。
我国进行改革开放已有30多年，虽然我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改革奇迹”并不等于共同富裕也不等于共同发展。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进程中，获得最大利益分配的是处于社会上层地位的少数人，而绝大多数人尤其是边远地区的人民则没有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折射到社会现实中就是教育、医疗、户籍、收入分配以及贫富差距过大等矛盾问题。这些矛盾问题使公平和正义成为公众的普遍价值诉求，这样的价值诉求迫切要求我们思考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实现路径。
所以，《正义论》中的正义原则对十八大以来进行的深化改革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指导和借鉴意义，尤其是其正义原则中利益和负担的平等分配，以及自由、正义等规则，值得我们好好的深思和借鉴，应用到改革中来。
一、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公正的社会价值氛围
自由平等是每个国家和每个公民追求的永恒目标。向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大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更需要公正的社会理念，需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理念始终贯彻到改革和发展的全過程中。正义是社会发展的最后底线，如果忽视了社会公正，任何制度下的社会都不可能发展，任何改革都不可能顺利进。效率优先是发展社会主义必不可少的条件，但单纯的追求效率而忽视公平就会导致社会矛盾的加剧。当前社会热点问题中因为贫富差距所引起的众多社会矛盾已经直接反映出了忽视社会公平问题的一系列不利后果。
“社会公正最终是为了个人生存空间的扩展，实现社会公正依赖于政府执行的公共政策，要提高社会公正的程度，就要提高公共政策的质量[2]。”建立符合社会公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使其渗透到群众路线践行的各个环节中，这是政府实现社会公正的现实途径。
二、人民基本权利优先，完善权利的诉求制度
罗尔斯的第一个正义原则突出的是对个人基本权利的保障和它的绝对的优先性。我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体制和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目的就是最大限度的保障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和按劳动者劳动成果的多少进行公平优先下有所差别的财产分配，这样就既保障了人民的平等自由，又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中部分集团、个人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牺牲他人和社会的利益，这既违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又违背了平等和自由原则。
纵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各种矛盾，如医患事件、极端群体事件、集体罢工事件其产生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对保障人的基本权利的忽视和人民的基本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实现。因此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仅要追求经济的增长，更应该坚持以人的基本权利为本，尊重和保障人的基本权利。同时，也必须健全人民利益的诉求机制和表达机制，在发挥已有渠道应有的作用的同时积极探索和创新新的表达机制。
三、完善财富分配制度，公平享受社会发展成果
第二个正义原则，意在说明如何对社会财富进行分配才是公平正义的。公平正义本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但是，我国当前收入分配不均问题却成为一个社会焦点问题。在当前社会条件下，要达到变革生产关系中的产品分配关系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的目的，我们在在分配方式上必须体现出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3]。”“我国分配体制中的初次分配更多地保障参与经济活动各主体的利益，给予了他们同等的机会体现了平等自由的原则[4]。”但是，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按劳分配的比例过低，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和社会底层人民未能真正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罗尔斯认为：“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并且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5]。”因此，在初次分配中不仅要体现机会平等，更要体现机会公正，让社会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这就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求现实的实现路径。
四、加强宏观调控，实现共同富裕
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社会发展过程程中，纵然政府在改革之初为每个社会成员提供了大体平等的发展机遇，使之享有基本同等的权利，但是由于人们不同的个体素质、岗位条件的差别、区域间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已经在实际上造成了社会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大部分社会财富通过合理或不合理的手段集中到一部分人手中，社会资源大多集中到东南沿海地区，在这种情况之下不仅有限的财富和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和发挥，还会造成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引发社会矛盾。这既不利于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也不利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当下完全靠先富主动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已经不可能了，经济学上的马太效应说人的欲望总是无穷的，人永没有满足的一天，在当前社会道德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指望通过慈善事业来降低贫富差距已然不可能。因此为了缩小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民共同富裕，需要政府加强宏观调控手段甚至是必要的行政干预措施。
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我们长期奋斗与追求的目标。坚定不移地把公平正义体现到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中来。我们就能够更好的解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复杂矛盾和棘手问题，我们就能够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社会更加和谐、国家更加繁荣昌盛。
参考文献：
〔1〕〔5〕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302，70，5，6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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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罗武立敬，刘月岭.罗尔斯正义原则对我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启示[J].理论观察，2014（1）.
正义 篇7
正义, 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永恒的话题, 它是一种理想, 是法律的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 为此思想家和法学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正义观以期阐明正义的本质。起初, 思想家们在探讨正义的过程中并没有区分实体的正义和程序的正义, 但是“历史上最早的正义要求看来就是一种程序上的正义, 像《圣经》中告诫法官‘既听取隆著者也听取卑微者’ (《旧约全书》16:19) 等等”。
“程序正义观念是以发生、发达于英国法并为美国法所继承的‘正当程序’思想为背景而形成和展开的。原来这一语词仅是指刑事诉讼必须采取正式的起诉方式并保障被告人接受陪审裁判的权利, 后来扩大了适用范围, 意味着在广义上剥夺某种个人权益时, 必须保证他享有被告知和陈述自己意见并得到倾听的权利。”1066年诺曼底征服后, 诺曼底人将封建制度带入了英国, 那时英国法院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作出裁决:其一是依据他人证词宣誓, 其二就是神明裁判法。法官在依据他人证词宣誓和神明裁判法的审判中的作用就是宣布法律, 其角色受到了相对的限制, 这就要求确定在具体情况下是否遵循了正当的程序。而在12世纪末, 由陪审员根据案情的了解来解决纠纷的陪审团制度由于较原始的神明裁判法更为公平而被英国法院采用。被告人有权利聘请律师并让其为自己辩护, 法庭不能对被告人使用残酷的刑罚以获得被告人的口供等普通法习俗自13世纪起在英国使用, 并逐渐成为英国社会公认的基本权利。
英国《大宪章》第三十九条规定作出如下规定:“……‘除非经由贵族法官的合法裁判或者根据当地法律’, 不得对任何人实施监禁、剥夺财产、流放、杀害等措施”。这一规定成为英国公民基本权利的起源并奠定了未来公民权的法律保护。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于1354年颁布了一项法令:“任何人, 无论其身份、地位状况如何, 未经正当法律程序, 不得予以逮捕、监禁、没收财产……或者处死”, 这条法令被称为“自由令”。《大宪章》第三十九条和“自由令”被认为是最早的程序正义的渊源。所谓“正当法律程序”的条款是由美国联邦宪法第五条和第十四条修正案所确立的, 其承认和保障了程序正义观念。第五条规定:“未经法律的正当程序, 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第十四条修正案将正当程序的适用范围进行了扩大, 适用范围包含了州的诉讼, 到此时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得以确立。英国法律中所表述的“自然正义”也就是我们通常表述的正当程序法律原则, 它是英国司法制度中的一条最基本的法则, 根据这一原则, 以下两项要求应当被遵循:第一, 任何人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 即自己不能当自己的法官;第二, 法官应当在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的基础上进行判决。以上两项要求是法官在解决纠纷时所应遵循的最低限度程序公正的标准。由于这两个要求是关于程序本身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因此这实际上构成人们所公认的程序正义观念的基本内容。
关于正当程序与程序正义观念的关系, 谷口安平认为将“正当程序”的内容理解为“恰当的告知和听取”时, 在内容上看, 正当程序和程序正义是相同的。
二、法的程序与实体
程序正义是一个范畴很广的概念, 而在谷口安平看来, 程序正义的范围得到限缩, 其仅是指司法正义。谷口安平在书中写道:“审判结果是否正确并不以某种外在的客观标准加以衡量, 而充实和重视程序本身以保证结果能够的到接受是则是其共有的精神实质”“只要严格遵守法律程序, 结果就被视为是合乎正义的”, 从他在书中的表述可知, 程序虽然仅是一种形式, 但其意义并非是形式的而是实质性的, 是具有独立性的。这又涉及到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的问题。
以前一般所理解的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即:实体法是目的, 而程序法只是实现实体法内容的手段和方法, 因此程序法也被称为“助法”或“附带性规范”。但是谷口安平认为, “诉讼是实体之母, 或程序法是实体法之母”。
过去普遍观点认为, 程序法与实体法无先后之分, 是同时产生的。谷口安平指出从英国法和罗马法早期的历史来看, 英国法所采取的诉讼程序和罗马法中最先发展起来的诉权都证明了在不存在实体法或实体法规范不甚清楚的时期, 程序法就已经出现了。一方面, 程序法所规定的具体程序要求尊重和实现人民通过民意代表所制定的法律及其法律中体现的民意。由此看来, 确实可以说实体法是目的, 而程序法是只是实现实体法的手段, 但另一方面, 因为实体法的条文总是表现为一般的命题规范, 因此其内容的显现必须通过具体案件的处理, 只有在处理了一定量的具体案例之后, 才能得出实体法中某项条文具有的内容。从这一角度来看, 程序法不仅仅只是所谓的“助法”, 其可以说是在不断地产生和发展实体法, 这一点从英美法系中判例的存在也可以看出。尤其在实体法存在漏洞或实体法的规范与现实生活有不平衡之处时, 程序过程本身产生和发展实体法表现得更为明显。“并非具有任何样式的诉讼都需要以实体法的一般规范性命题为前题, 并不‘依法’进行的审判不仅存在于历史上, 在今天也完全可能”, 上述观点由此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从上面论述可以看出, 把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才能完整地理解程序法和实体法的关系。
三、程序正义的内容
关于程序正义的内容, 很多学者都探讨过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例如萨默斯提出的“程序价值”理论中总结出了符合程序价值的十个要求。谷口安平在书中总结了程序正义的内容, 他从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一) 确保利害关系者参加的程序
“获得审判的机会”原则是对确保利害关系者参加程序的另一表述。促进判决的可接受性是程序正义的基本功能之一, 而任何人都难以对一场与其利益攸关却没有陈诉自己理由的机会的审判的公正性产生认可并进而接受它, 因此, 在与自己利益攸关的诉讼中获得听审的机会是被广泛认可的程序正义原则之一。
谷口安平将利害关系者的参加进行了分类, 第一类为直接的参加, 第二类为间接的参加。直接的参与是指利害关系人以当事人的身份来参与诉讼活动, 后者是指当事人并不直接参与诉讼, 而是由代表其利益的人进行诉讼以实现程序参与的方式, 这种参与方式主要针对集团诉讼、团体诉讼, 这些诉讼由于人数众多的原因在诉讼过程中需要选代表人参加诉讼活动。对于这些间接参与诉讼的利害关系人, 谷口安平还主张通过缺席判决制度、公告送达参加诉讼的通知制度等制度的运用来保障其参加审判的机会。此外, 给予了参加的机会并不意味着已经达到了参加目的, 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所拥有的诉讼权利以及与此同时应当承担的诉讼义务的内容都应当为当事人所知晓, 在此基础上当事人能够作出相应的诉讼行为, 例如当事人能够在明确自己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以主张自己的诉讼请求。这些都要求法律来进行明确的规定以确保利害关系人的参加。文章中, 谷口安平对于在双方力量悬殊的案件中法官应依法行使的“释明权”以帮助力量薄弱的一方维护其合法权益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二) 参与“场所”程序的保障
这里的“场所”“包含着具有公正、中立、独立等性质和法官、律师的人选、训练等各种制度方面的特殊要素”, 即是指审判制度。程序正义对审判制度的要求大致有:
首先, 裁判者的公正性。程序正义要求裁判者必须要公正, 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 现实生活中有两个因素影响着裁判者的公正性:一是存在利益冲突或偏见, 如果裁判者存在偏见或对诉讼结果有利益冲突, 无疑是很难做到公正;二是缺乏独立或者具有与公正独立相冲突的职能, 若裁判者受到自身以外的组织或人的控制或裁判职能与其他职能存在交叉, 其独立性就受到了破坏, 进而裁判的公正性就难以保障, 如法官兼行侦查职能与起诉职能就易对案件事实进行预先的裁断。由上述分析可看出, 要保证裁判者的公正性要达到两个要求:纠纷解决者不应有支持或反对某一方的偏见, 结果中不应含纠纷解决者的个人利益;法官具有独立性。
其次, 程序的对等性。这就要求裁判者应对各方当事人给予平等的注意:各方当事人在对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时都应当拥有机会来应对, 这种机会应该是平等公平的;禁止单方联络, 即一方当事人在另一方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与法官进行联络, 使法官单方面从利害关系人处获取信息。
再次, 程序的自治性。这要求裁判者应当根据其在审判过程中认定的案件事实以及对法律适用的理性认识来作出裁判, 并且裁判的作出不应出现在庭审开始之前或者庭审正在进行之时, 其作出应当在审判活动结束之后。
最后, 程序的及时性和终结性。裁判的结果应当及时产生, 这是对审判效率上的要求;程序的终结的标志应当是一个最终裁判的得出。
(三) 程序参加的结果展示
这一内容即是所谓的“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 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在大陆法系国家, 判决结论的给出必须附以理由以阐述决定得以作出的依据。判决理由的陈述应当具有两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对事实认定方面的陈述, 第二个方面是对法律结论方面的陈述。事实认定是法律论证的前提条件, 具体是指裁判者在案件中认定的最终的案件事实。法律结论不同于事实认定, 其是一种逻辑结论。要求判决者陈诉判决理由的原因有很多, 下面简述三种:
第一, 能够防止专断。对于判决理由的陈诉即要求对判决结果提供说明, 若不能根据案件个别情形为判决结果作出说明, 那么在这种基础上作出的判决必然是专断的。
第二, 防止错误。裁判者进行事实认定的陈述必然是建立在其相信其所认定的事实即为真实情况的基础上的, 而更为准确的事实认定更易产生正确的判决。且在陈述法律结论时, 更易发现逻辑推理上的漏洞并对此进行纠正。
第三, 可以增加判决的可接受性。当一项判决是附带理由的, 人们对于它的接受度会更高, 即使当事人并不同意判决的结果, 当其听到判决理由的陈述时, 至少会感觉自己的请求并未被无理地拒绝了, 若其仍不接受判决, 判决的理由也可以让其他人增加对判决的信任。
不同于大陆法系国家, 在普通法系国家, 判决结论的给出不需要阐述依据理由, 这种程序正义即结果公正的现象出现是因为其陪审制度。在谷口安平看来, 在决定给出的同时阐述理由并不是程序正义得以实现的绝对条件, 虽然这仍然是其实现的重要因素, 可见其对程序的推崇。
四、程序正义的功能
(一) 实现实体内容
谷口安平认为, 程序的保障是为追求程序的正义而设计出的, 是一些制度上的方法和方式;程序的正义是借由上述方法和方式将事实真相更快查清而得以实现, 与此同时诉讼外法律关系也得以确定。由此可以看到, 公正的程序比不公正的程序更容易产生公正的结果。
程序正义在实现实体内容的作用上又可以分为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是程序的工具性, 这一功能包括了通过程序将实体法规定由抽象变为具体、保障裁判结果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等。其二是程序的独立性功能, 这一功能表现在通过程序来弥补实体法不足, 主要方法是通过程序制定和发展实体法。
谷口安平同时也在书中指出了夸大程序正义的消极后果, 这一消极后果主要体现在实体内容部分上。他认为传统法学理论中的审判三段论由于过于强调法官在诉讼程序中的权威性, 从而使当事人并非处于诉讼主体的地位, 反而处于客体的地位, 有违程序正义。
(二) 实现审判的正当化
公正的程序对于当事人来说无论是在客观实践上还是主观心理上, 都是一种保障。如果当事人认可程序的正义性, 无论其是否胜诉, 都会承认审判的结果。事实上审判制度的公正有利于树立审判机关的权威, 同时有利于增加公民对审判的信任度, 使其在产生纠纷之后倾向于通过司法途径进行解决, 进而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 而且由于这种信赖感的广泛存在, 这些由审判机关作出的裁决的影响往往不局限于具体案件的当事人, 还对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起到了制约作用。反之, 如果当事人认为程序是不公正的, 就不会接受审判结果, 上诉案件以及再审案件因此会增多, 从而造成法院负担的加重, 甚至会引发人们对于司法的不信任感而使其试图从法律之外寻求纠纷解决的途径, 且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性, 这样无疑就违背了法律以及审批制度设立的初衷。因此, 审判制度的正当性是其存在的基石, 如果缺乏正当性, 会使审判程序难以维持。在谷口安平认为, 程序正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其能够赋予审判正当性。他指出, 程序的正当性具有一种结构化和一般化的特质, 其不局限于某个具体案件的处理和个人意志, 它体现的是对人的尊严维护。
由于“人们判断审判结果的正确性一般只能从制度上的正当程序是否得到了保障来看”, 而同样的, “程序公正的标准是相对的, 一般需要借助于程序最后导出的结果反过来验证程序设计是否公正”, 因此, 程序正义实现实体内容的功能和实现审判正当化的功能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这里应当看到, 程序正义的实现并不意味着一定出现实体正义的结果。从判断标准来看, 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也并不是一定相同的, 符合程序正义的结论不意味着其一定也符合实体正义, 有的时候甚至可能会出现公正的程序阻碍真正公正结果的形成的情况。
五、结语
“重实体, 轻程序”是我国法律在过去和现在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现状, 不管是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上, 程序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人们对实体正义的追求远远超过对于程序的关注。而强调程序在保障实体法实施方面的作用和意义、否定程序本身具有的独立价值和品质的程序工具主义反是“我们的一种传统, 程序的设计者尽管在理性上试图离开传统的怀抱, 但由于种种原因, 终究可能还是在传统的氛围中呼吸自如” (1) 。在我国现今的法律环境下, 谷口安平对程序价值的强调有利于加强人们对程序问题的重视, 对于发展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理论, 深化对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制度的研究都有参考价值。
注释
正义 篇8
在人类思想史上, 公平和正义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话题。早在古希腊时期, 公平与正义就开始倍受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并逐渐成为哲学家、思想家探讨的重要议题。哲学家苏格拉底将德性、理性与正义结合在一起, 认为一个公民服从法律才是正义的。柏拉图继承和发展了苏格拉底的正义观, 他认为, 正义是人的天性和行为, 天性忠厚, 天真单纯, 并将正义作为构建理想国的准则, 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就个人而言, 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1]。亚里士多德则认为, 人类在本性上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 “城邦以正义为原则。由正义衍生的礼法可凭以判断是非曲直, 正义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2]在这个意义上, 亚里士多德把正义看作是德性之首, 认为正义的也就是守法的和平等的, 不正义的也就是违法的和不平等的[3]。他还将正义分为“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分配正义意味着对共同体中荣誉、财富和其他可分配资源的分配, 可以是均等的, 也可以是不均等的。而矫正正义就是让已经错的转变为正确的, 恢复业已被扰动的平衡。古希腊这种以人的行为和理性为主要内容的正义观在经历了欧洲中世纪的冬眠后, 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 近代启蒙思想家又从自然法的角度开始对公平和正义进行诉求, 并逐步形成了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主要内容的正义观。罗尔斯正是在吸收前人这些正义思想的基础上, 以新契约论观点形成对正义的判断, 提出了“作为公平的正义”基本范畴, 对正义作了系统的论证, 从而创立了制度正义论。正如他所说, “我一直试图做的就是要进一步概括洛克、卢梭和康德所代表的传统的社会契约论理论, 使这上升到一种更高的抽象水平。”[4]
此外,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还继承了新自由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他认为, “自由的优先性意味着自由只有为了自由本身才能被限制。”即“只有自由的主张获得了满足后, 其他的原则才能发挥作用。”[4]但是对自由坚持的同时, 罗尔斯新自由主义通过“词典序列”使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中心转为了“平等”。“在实质结论方面, 我们看到, 罗尔斯理论的基本倾向是结合与调和自由与平等”[5]。由此可见, 两者在理论前提、哲学基础, 方法论等方面有着深刻的思想渊源[6]。
二、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核心内容
罗尔斯正义理论在批判吸收前人正义思想的基础上, 对正义作了系统的论证, 提出了“作为公平的正义”基本范畴, 是迄今西方思想史上有关公平正义问题最有代表性和最有系统的论述。其核心内容包括:
1.“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
原初状态相当于社会契约论中的自然状态, 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假设前提之一。他认为, “它是一种其间所达到的任何契约都是公平的状态, 是一种各方在其中都是作为道德人的平等代表、选择的结果不受偶然因素或社会力量的相对平衡所决定的状态。”[4]原初状态的观念旨在建立一种公平的程序, 使得任何被一致同意的原则都是正义的, 其目的在于用纯粹程序正义的概念作为理论的一个基础。在他看来, 我们必须以某种方法排除使人们陷于争议的各种偶然性因素的影响, 它们将引导人们利用社会和自然环境以适于他们自己的利益。所谓“无知之幕”是指原初状态中相互冷淡的各方除了有关社会理论的一般知识, 不知道任何有关个人和所处社会的特殊信息, 他们完全是在“无知”的条件下运用博弈理论中的“最大最小规则”进行选择的。它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又一个重要的假定前提。无知之幕的设定排除了由于自然机会或社会环境的偶然事件使人们选择只对自己有利的原则, 也排除了由于偶然事件使得人们对正义原则无法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这样, 就避免了根据功利主义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原则进行选择所造成的对一部分人 (特别是少数弱势群体) 的平等自由的严重侵犯。
2. 两个正义原则。
在假定无知之幕下的原初状态后, 罗尔斯提出了两个“正义原则”:第一个原则是“自由平等原则”。即“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4]。第二个原则是“公正原则”。包括“社会的公平、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 即“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 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 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利益;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4]。它所涉及的是基本的“善”, 即基本的自由的一个集合。它包括两个要求:一是我们每个人都具有对同样的基本自由的平等权利;二是基本自由应该尽可能广泛。第二个原则是机会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的结合。该原则要求社会、经济的不平等, 只有在地位和官职对所有人开放并且这种不平等对所有人都有利, 特别是对在社会中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都有利情况下才符合正义。罗尔斯在其所提出的正义原则中强调以“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为标准来判断是否正义, 并希望通过补偿或者再分配使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获得公正。因为在现实社会中, 人们并不像设想的原始状态那样处于平等地位, 由于出身和天赋等原因造成的不平等应该对其加以补偿。“可用一些人的较大得益补偿另一些人的较少损失, 或更严重些, 可以为了使很多人分享较大利益而剥夺少数人的自由。”
3. 新契约理论。
罗尔斯正义理论不仅仅简单地回归古典契约论, 而是将古典契约论和道德建构主义结合起来, 建立了一种新契约理论。他明确指出, 契约论实质上是“假设的和非历史的”, 其核心是一种“纯粹程序正义”。在没有正义标准的情况下, 需要一种“纯粹程序正义”的观念。他认为, 一个正义的社会需要某些正义的原则, 用来支配其社会基本结构和基本制度。我们面对着许多原则, 但是不知道哪些原则是正义的, 按照纯粹程序正义的观念, 我们在正义程序中选择的任何原则都是正义的, 因此, 关键不在于我们“选择了什么”, 而在于“如何选择”, 如果我们能够设计出一种正义的程序, 那么, 我们从中所选择的任何原则都是正义的, 通过程序正义, 条件的公平能转变成为结果的公平。在新契约论中, 程序比结果重要, 正义的结果是由正义的程序建立的, 而“原初状态”的设计则保证了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
三、罗尔斯正义理论的现实观照
社会公平与正义是人类社会一直追求的价值目标, 也是当前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基本价值需求。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不仅是对西方现实的一种批判, 也是对世界现状的一种反思。他的两个正义原则对当前我国实践科学发展观,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
第一, 要重视社会制度的正义与合理。正义是社会的基础, 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如罗尔斯所言, “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 或一个接近正义状态的社会, 其目标是维持和加强正义制度。”“某些法律和制度, 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例, 只要它们不正义, 就必须加以改造和废除。”[4]可见, 一个社会是不是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一个正义的社会基本结构, 换句话说也就是有没有一个正义的制度设计。和谐社会不是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 而是一个善于化解利益冲突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一个好的制度往往表现在它能容纳社会矛盾和冲突。当前, 我国的各项改革从本质上看实际上是一种利益调整的过程。如果这种利益调整是一种“帕累托”改进, 则社会将和谐稳定, 否则就会产生各种问题。所以, 在制度的安排上, 我们应根据我国具体情况, 形成一个能包括所有阶层、反映最大多数人利益的正义制度框架。正如他所指出的“社会制度应这样设计, 以便事情无论变得怎样, 作为结果的分配都是正义的”。而“社会正义原则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 是一种合作体系中的主要的社会制度安排”[4]。
第二, 要强调社会分配的正义与公平。分配正义是人类世代向往的理想目标, 是人类美好生活的基础, 也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目标。罗尔斯认为, “分配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体系的选择。”[4]“一个正义体系给予每个人以他应得的一份, 换言之, 它分配给每个人以正义体系本身规定的它有权得到的东西。”从我国现阶段来看, 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依然存在着许多不和谐、不平衡的因素, 尤其是分配问题, 已成为决定中国改革与现代化建设成败的重要因素。所以, 要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 关键要在政治经济制度安排和社会经济活动运行中实现分配正义。当前, 我国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 参与分配者可以按照他们各自提供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的贡献大小, 在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等方面进行公平正义的分配。同时, 任何生产要素的提供者都不应当侵占其他生产要素提供者的利益, 否则, 就违背了公平正义原则, 必然导致新矛盾的出现和激化, 社会和谐则无从谈起[7]。因此, 建设和谐社会必须妥善处理和协调好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努力实现公平正义分配。
第三, 要发展可持续的代际正义。代际正义实际上是一种契约正义, 是人们在原初状态中接受和推进正义制度所负有的自然义务。在原初状态中, 订立契约的各方都把自己当作是代表着家庭延续线, 带有连续世代的情感纽带。代际的储存的目的是为了使我们的后代在一个较为正义的社会中享受较好的生活。罗尔斯关心实际资金的积累率, 一般来说, 应该由社会状况来确定并随着社会状况变化而变化:当人们贫困而储存比较困难的时候, 就应该要求一种较低的储存率;而在一个较富裕的社会里, 人们就可以合理地期望一种较高的储存率。如果储存率太高, 就有可能出现两种情形, 要么不能形成恰当的储存, 要么由于负担过重而大大干扰经济效率。因此, 必须找到一个适度的储存率, 既能照顾当代人的利益, 又考虑到下一代人的利益。可见, 代际正义“不允许我们仅仅根据各代的时间先后来区别地对待它们”, [4]强调不能以后代的更大福利为借口而损害现代人的公平份额, 更不能为满足本代人的眼前利益而损害下一代人的长远利益。可见, 罗尔斯的代际正义原则把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结合起来, 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即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为坚持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思维路径。
参考文献
[1]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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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4]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 等,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5]何怀宏.公平的正义——解读罗尔斯[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7.
[6]李建芳.罗尔斯正义思想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J].广西大学学报, 2007, (12) .
正义 篇9
关键词：塔克尔—伍德命题,马克思,正义
一.由“塔克尔—伍德命题”所引发的正义问题大讨论
1969年,普林斯顿大学罗伯特·塔克尔《马克思的革命观念》一书的问世,挑开了“马克思与正义”大讨论的帷幕。其撰文说 :“马克思主义奠基者的基本激情不是出于对正义的激情。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谴责也非对其正义的抗议,他们并没有展望一个作为正义王国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一般来说,他们反对主要关心分配问题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概念。”意在借马克思对拉萨尔派所主张的“公平的分配”的批判说指明马克思是反对“分配正义”的“非道德论”者。此语一出,立刻引起了全世界马克思研究者广泛的关注。
无独有偶,1972年,康乃尔大学教授艾伦·伍德于《哲学与公共事务》上发表了《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一文,公开表明对塔克尔观点的支持,并作出了如下阐述 :“当我们为了寻找对非正义的详细解释而查阅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时,我们会再次发现,在他们的著作中根本不存在谴责资本主义为非正义的论点,甚至也没有确切说资本主义是非正义和非公平的,或者说它侵犯了某个人的的权利。”由此归结出马克思从未站在正义的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道德批判这一结论。布坎南将以上二人的观点命名为“塔克尔—伍德”命题,而正是由于这个命题,掀开了长达数十年之久的“马克思与正义”关系问题大讨论的热潮。
然而,“塔克尔—伍德”命题并未在学术界所广泛认同,伴随着日渐蜂起的质疑之声。1978年宾州大学教授胡萨米在美国《哲学与公共事务》杂志上发表了《马克思论分配正义》一文以支持马克思为“道德论”者,首开批判“塔克尔—伍德”命题的先河。随后,伍德又于1979年发表了《马克思论权利与正义—对胡萨米的回应》。由此,围绕“马克思与正义”这一关系问题的不同见解、不同思想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大批学者如科亨、尼尔森、布坎南、杰拉斯、米勒等人前赴后继的加入争论 ;无疑使得“马克思与正义”关系问题异彩纷呈,更对当今的马克思理论下的道德重建问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由以上所见,当以马克思理论中哪一视角为标尺,是解决“马克思与正义”关系问题的出路所在。
二. 破译马克思笔下正义的实质与内涵
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主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间的“科学主义”色彩不言自明 ;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所具有的浓厚科学韵味的哲学体系,是机械而排斥“人道主义”的存在,相反,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中,无不闪烁着人道主义的光芒。
科学主义中应当渗透人道主义,任何历史规律不但作用于人类社会,更离不开人的参与 ;离开了人的历史规律就说明了人类在改造自然上的失败,而包含“人”的因素的历史规律才是人类社会实质的反映,才使人的复归成为可能。诚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指出的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而要在真正意义上实现改变世界,就必须看到“人”的价值。人道主义与科学主义相辅相成,才构成了马克思笔下丰满的正义。而反思“塔克尔—伍德”命题的症结与实质所在,就是双方孤立地看待马克思哲学思想中的科学主义与人道主义。
正义 篇10
导论介绍了国际私法的存在基础和基本方法。国际私法的存在基础包含两个相对的因素,即强调法律多样性的“多元法律体系”和强调法律统一性的“法律共同体”。之前,学者们普遍强调前者,但本书作者却细心地注意到“如果多个法律体系的文化信仰、法律结构等毫无共通之处,那么即便表面上某国具备健全的冲突规则,也因此会不具备适用外国法的心理基础和技术能力。”[1]可见,作者对国际私法中“法律共同体”概念的重要性有着透彻的体悟。
国际私法的基本方法包括四个:(1)单边方法;(2)多边方法;(3)意思自治;(4)优法方法。和绝大多数研究者不同,本书作者将意思自治方法作为一种独立的基本方法,而非在多边主义方法框架内讨论,主要是考虑到其与多边主义方法在本质上是存在一些区别的,同时其在国际民商事交往中的法律作用和适用范围不断扩大,已不能为多边主义方法所容。[2]
第一篇概括总结了当代国际私法实体取向的历史演变。作者介绍了国际私法以上几种方法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以及各自的利弊。以“批判———建构———妥协与融合”为具体线索,论述了20世纪国际私法的危机和冲突法革命。在本篇中,作者得出了本书的主旨:当代国际私法的总体特征和一般趋势为“当代国际私法的实体取向”。该实体取向主要有以下表现:(1)以法律规则为基础的法律形式,并强调增加规则的灵活性和自主性。(2)要求在适用法律过程中查明竞相适用的法律的实质内容、背后蕴涵的立法目的,甚至要求直接促进该特定法律结果或法律目的的实现。(3)综合运用四种方法,即单边方法、多边方法、意思自治和优法方法。[3]
第二篇对当代国际私法实体取向进行了具体展开,包括:(1)实体取向的多边冲突规则:选择性冲突规则、重叠性冲突规则、保护性冲突规则、伴有例外条款的冲突规则。此类途径被称为结果定向的方法。(2)意思自治方法的扩展。此为内容定向的方法。(3)直接适用规则。此为政策考虑的方法。这几种方法虽出发点不同,具体适用上也有很大差异,但都致力于促进国际私法实体取向的同一目标。第三篇篇幅较短,只用一章论述了当代国际私法实体取向的比较法基础。但考虑到比较法对法学研究,尤其是国际私法研究的重要性,所以对这一篇也不能予以忽视。最后,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为“国际私法——冲突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双螺旋’结构”。
二、对本书的点评
(一)历史分析法
国际私法的历史就是学说的历史。作者也在本书中指出,国际私法的发展是与当时的法学思潮离不开的。国际私法从产生起到现在,已经有了八百多年的历史,各种方法和学说林立,作者将其归纳总结为四种。随着不同时代社会背景和历史任务的变迁,每种方法的作用和地位也随之发生变化。作者以这四种方法为串联,将国际私法的宏大历史完整有序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与国内现有的一些论著相比,本书对国际私法历史基础的阐释较为较为准确和全面。作者对基本理论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对相关学说不流于表面,不只是简单肤浅的概念特征及优缺点的理解,而能进一步体察到这些传统理论产生、发展、灭亡的过程,内在与外在的原因和对后世的影响。
(二)比较分析法
通读全书可知,作者对西蒙尼德斯的《20世纪末的国际私法———进步还是退步?》借鉴颇多。[4]在此文的基础上,作者对实体取向进行了具体展开,表明当代的冲突规则不再是中立的,无关乎实质内容、立法政策和目的的规则。恰恰相反,其内容已发生巨大改变,逐步开始关注实体内容和案件具体结果。同时比较法方法的运用,不仅给作者的论证增加了说服力,更有效地避免了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希·K·荣格所批评的那种使冲突法失去世界性品质的危险。[5]
作者不但对各国的立法进行了比较,也对国际私法史上一些大家的观点进行了比较分析。事实上,当代国际私法的发展,离不开柯里(Currie)、卡弗斯(Cavers)、莱弗拉尔(Leflar)等人的巨大影响。虽然我国的一些学者对他们的观点持不同意见,但无可否认的是,他们的思想具有巨大价值,不仅对美国,甚至对欧洲和其他国家也产生了有益的作用,并不像我国有些学者想的那么无益。[6]如果我国学者能够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对柯里等人的研究,摒弃偏见,发现其中能为我所用的部分,那么无论是对我国国际私法的理论还是实践,都将是大有裨益的。
值得一提的是,现今国内大部分论著都有外国立法例以及比较分析。那么本书又是如何脱颖而出的呢?援引其他国家的立法例并不困难,难的是如何做到不一叶障目,而是在具备一定思想理论高度的前提下,用普遍主义的视角,利用外国立法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而不是仅仅陈述事实,而不加分析,更不能是为达到特定目的而曲解外国立法。本书作者立足于各国立法,并基于对国际私法史的总结,得出本书核心观点———当前国际私法具有实体取向,进而从多角度进行论证。同时又考虑到我国的现实状况,给我国的立法工作人员和司法工作人员建言献策。因此可以说,如果没有法哲学、法理学的思维高度,比较法的长处也会变成弱点,甚至被扭曲;如果没有中国的实际立场,比较法的运用会变成泛泛而谈,无助于我国国际私法的发展。[7]总之,本书作者法学功底很强,避免了一般学术书籍对学说和立法例的简单肤浅列举。
三、冲突正义与实质正义
在本书中,当代国际私法的实体取向是一条明线,而冲突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关系则是一条暗线。作者指出,传统理论将冲突正义放在首要位置,将案件分配到与其有最适当联系的法律体系中,以维护不同国家法律之间的平等地位,并实现萨维尼“判决一致”的理想,在此目的下,各法律体系相关实体规则的内容是次要的。革命理论的关注点则在于实质正义,认为涉外案件应适用能使案件得到公正审理的法律,以期在维护当事人利益的同时,也能实现社会和国家利益。[8]当代国际私法的实体取向就是对冲突正义与实质正义要求的平衡,当代国际私法的基本结构是这两种正义的“双螺旋结构”。
当代国际私法努力满足对两种正义的需求,对相关法律不仅做形式判断,标准是与案件的联系程度,也对其进行价值判断,标准是法律的实质内容和适用后的可能结果。要完成前一目的,多边方法是首选;而要进行价值判断,便须采用单边方法、意思自治和优法方法。当代国际私法试图结合传统理论和革命理论,其实就是在处理以上四种方法的“和平共处”问题。无可非议,这四种方法存在矛盾,不可能做到完全融合,当代国际私法正致力于发挥每种方法的优点,克服其缺点,使其在最大程度上综合运用。
要了解作者的这些思想,我们需要回到关于冲突正义与实质正义的一些基本问题。在法理学意义上,法的正义包括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落实到具体部门法中,如国际私法领域,形式正义就被具体化为冲突正义。[9]传统观点认为,国际私法的首要和最重要任务是寻求合适的连结点,以保证涉外民商事案件能依与案件具有最适当联系的地方的法律得到审理。在这个过程中,与其说冲突规范在寻求“最适当的法”不如说是在寻求“最适当的国家”。可见,传统的国际私法追求的是冲突正义,即判决结果的明确性、可预测性和一致性,某些学者甚至将其称之为“立法管辖权的选择方法”。[10]在机械的、僵化的冲突规则的指引下,法官很容易忽视实质正义,即便偶尔被置于冲突正义与实质正义的两难境地,也会严格依据冲突规则断案,而导致忽略实质正义。但以涉外民事关系为调整对象的国际私法,其基本任务虽是解决法律选择问题,但其最终目标仍是调整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以维护其正当利益。因而国际私法同任何其他法律一样,也应当以实现实质正义为己任。
大多数学者认为,冲突法的实质正义单纯指涉外案件中双方当事人的权益。然而除此之外,实质正义还有更多需要考量的因素,其中蕴含着多种主体之间公私法利益的博弈。这一点在1971年美国《冲突法重述(第二次)》第6条的规定中可见一斑,该条认为,在缺乏具体冲突规范指引而要求法院来作出法律选择时,法官所应考虑的“正当性”就是含义十分广泛的一个概念,该条款要求法官考虑的因素包括:(1)州际及国际体制的需要;(2)法院地的相关政策;(3)其他利益相关州的相关政策以及在决定特定问题时这些州的有关利益;(4)对正当期望的保护;(5)特定领域法律所依据的政策;(6)结果的确定性,可预见性和一致性;(7)将予以适用的法律是否易于确定和适用。[11]在上述七项法官在选择法律时均应加以考虑的因素中,虽然我们必须承认只有第(4)项对当事人正当期望的保护,是实质正义的核心含义,但还得考虑到第(1)项即有利于保护和促进州际或国际的民商事法律交往体制中的主权利益和交往利益;第(2)、(3)、(5)项,即法院所属州及相关州或国家的法律所体现的政府利益;第(6)项法律自身的价值和利益;和第(7)项司法便利的利益。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国际私法价值观从冲突正义向实质正义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前者被舍弃,事实上,冲突正义作为国际私法的基本追求,是不可能被否定的。那么在传统的冲突正义中,融入对实质正义的追求,真的是一道难题吗?对于依据个案情况解决争议的英美法体系而言,追求实体正义比较简便可行。在英美法系国家,保障个案正义的实现比较容易。因为在其法律制度下,法官自由裁量权很大,且正义观念是其审理案件时的考虑因素,因此更利于选择既有事实联系又能维护当事人合法利益的法律。而在大陆法系国家,随着法律价值观的转变,我们无需在两种正义中做一两难选择。我们的任务变为寻求适当的方法将两者进行融合。
为促进国际私法中冲突正义与实质正义的融合,本书作者提出了四种途径:单边方法、多边方法、意思自治和优法方法。笔者认为还可以求助于:(1)外国法查明制度的完善。莫里斯曾说,在英国法院,外国法查明的义务由当事人承担,因而即使法院知晓双方当事人对外国法的理解与适用不正确,也无权主动予以纠正。[12]同时在中国的涉外案件中,很难发现一例是在比较所涉国家的实体法之后作出法律选择的判决的。究其原因,固然法院对内国法的偏爱不无影响,但当事人难以举证,法院难以或不愿主动查明,也是重要原因之一。(2)有利于原则。该原则是一个利益平衡原则,旨在削弱强者优势地位,提高弱者劣势地位。它体现了特殊的政策,需要司法人员于选法过程中通过某种方式达成特定结果,逐渐变成当今受到广泛认可的确立准据法的方法。它有三类具体情况:一是“有利于保护弱者”,像2006年的《保加利亚国际私法》第96条即为典型表现。(1)二是“有利于法律行为形式上有效或者实质上有效”,如1895年的《意大利国际私法改革法》第28条就体现了有利于婚姻成立的立法政策。[13]三是“有利于取得、解除某种身份”,像1998年的《奥地利国际私法》87条就表现出这一点。(2)
总之,实现冲突正义和实质正义之间的均衡协调是当代国际私法的主要目标之一。在国际私法的发展史上,20世纪以前将冲突正义奉为圭臬,追求判决结果的一致性,之后则因过分追求实质正义而使判决的可预测性降低。这些都说明两种正义一直被认为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无法兼得。这是国际私法学者长久以来存在的误区。国际私法的基本要求就是维护和实现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的正当利益,促进国际民商事秩序的健康运行,因此,必须在追求冲突正义时兼顾实质正义。当代国际私法就是在一种妥协与融合的中间寻找平衡点,而实践也证明这两种正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得到衡平的。
四、结语
本书论据充实,论证合理,对国际私法的学说和立法都有着深刻的研究。同时作者视角敏锐,能够对以前学者的研究成果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批判的同时,还有所突破和创新。作者用历史的视角、比较的方法进行阐述,详细论证自己观点的同时又能够面向实践,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值得赞赏和学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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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西蒙尼德斯.20世纪末的国际私法——进步还是退步?[A].宋晓译,黄进校.梁慧星.民商法论丛(第24卷)[C].香港: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2.
[5]Friedrich K.Juenger,The Need for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Choice-of-Law Problems,73 Tul.L.Rev.1309(1999).
[6][7]李庆明.走向成熟的国际私法[J].武汉大学国际法评论,2011(1).
[9]国际私法正在发生质的飞跃——试评<20世纪末的国际私法——进步还是退步?>一书的总报告[A].李双元.国际私法与比较法论丛(第五辑)[C].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415.
[10]李双元.中国与国际私法统一化进程[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155.
[11]熊育辉.国际私法上的冲突正义和实质正义[J].浙江社会科学,2007(5).
[12]J.H.C.Morris,The Conflict of Laws(2nd ed.1980),Transnational Publishers.
正义守望者 篇11
连环杀人凶手的覆灭
原FBI探长坎贝尔向他的心理医生波利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杀人犯格里芬的特点。警方在案发现场忙于侦破的同时，杀人犯格里芬却正在残害另一名女人。坎贝尔在回家的路上，警方正在他的住宅前查案。坎贝尔的头疼病发作，无心过问此事，径直朝家中走去。他被警官霍利斯拦住，问他是否认识被害女人，坎贝尔没有回答。霍利斯告诉他有情况打电话给他，回到家中，坎贝尔发现快递邮件中有一张女人的照片，马上报告霍利斯。这张照片是从本地发出的，犯罪地点就在坎贝尔居住的这座大楼里。
在警察局里，坎贝尔告诉霍利斯，这个杀人犯经常用钢琴线勒死年轻女人，和在洛杉矶发生的杀人案的手段完全一致。这使他想起在洛杉矶他曾用三年半的时间侦破此案，杀人犯化名大卫·艾伦·格里芬曾连续作案11起。但是没有人能够抓住他。坎贝尔答应与芝加哥警察合作侦破此案。
杀人凶手格里芬来到芝加哥繁华区的一家照相馆，给此店的女服务员埃莉照相，这又是他的一个猎物。
格里芬把电话打进坝贝尔的住房内，通知坎贝尔他已经跟踪他来到了芝加哥。他声称要和坎贝尔玩一个游戏，他将准备杀害的女孩照片寄给坎贝尔，坎贝尔可以有一天的时间寻找并解救被害者。坎贝尔只能从收到的照片上寻找侦破此案的疑点，终于在照片中女孩的眼镜上发现了问题。情况十分紧急，每一个小时都十分关键，被害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警方派出大量人员散发传单，让路人辨认被害人，新闻、广播、报纸都重复地报道此事，以此来拯救这个被害人，甚至出重金悬赏杀人凶手。坎贝尔带领警察走访各个宾馆、饭店、购物中心等公共场所。终于在购物中心附近的照相馆，服务小姐提供了照片上女人的线索，这个女孩叫埃莉。但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坎贝尔打通了埃莉家的电话，结果接电话人是凶手格里芬。坎贝尔赶到现场，埃莉已被杀害，格里芬又逃掉了……
在一场搏斗中，坎贝尔受伤住进了医院。警方正在进一步寻找另一个被害人的线索，坎贝尔也在努力地分析杀人凶手和被害人的线索……
突然，又一张被称为简多的照片寄到警方手里，给破案工作又添了一道麻烦。但是坎贝尔却明白格里芬要干什么……格里芬在被害死的莉莎墓旁喝着啤酒，等待坎贝尔的到来。坎贝尔找到了他，心理医生波利此时已被格里芬绑架，坎贝尔为了营救波利稳住格里芬，坎贝尔答应格里芬的任何条件，他在格里芬的侮辱下，强忍怒火。格里芬将坎贝尔带到了一个废弃的加油站内，准备让坎贝尔亲眼看到他杀死波利的情形……在搏斗中，油库意外地被点燃，熊熊的大火四起，坎贝尔救下波利，俩人跳出窗外，落入水中。全身是火的格里芬也跳出窗外的河里，当警察将他捞起时，他已被烧死……（木公）
编剧：大卫·埃略特 克雷·埃尔斯
导演：乔·查巴尼克
主要演员：詹姆士·斯贝德
玛里莎·通美
欧尼·豪林
译制导演：胡连华
配音演员：孙佳禾 郭金非 孟丽
美国环球电影制片公司 出品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 发行
杜甫《蜀相》“频烦”正义 篇12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 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 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
其中对“三顾频烦天下计”一句注释如下:“意思是刘备为统一天下而三顾茅庐, 问计于诸葛亮。这是赞美诸葛亮在对策中所表现的天才预见。频烦, 犹‘频繁’, 连续多次。”笔者认为教材对“频烦”一解值得商榷。
本诗选自清仇兆鳌《杜诗详注》。仇氏费20年心血, 穷罗广搜, 成杜诗研究集大成之作。其在本诗后有注云:“频繁, 言频数繁多也。陆云诗:黄钺授征, 锡命频繁。庾亮《辞中书令表》:频烦省闼, 出总六军。”令人吊诡的是, 仇氏原诗采用“频繁”, “繁”后有一附注“郭作烦”[1], 而教材则径改用“频烦”, 其用意不知为何。清学者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中对“频烦”多有考证:
频烦, 汉人语, 《蜀志·费祎传》“以奉使称旨, 频烦至吴”是也。《晋书·纪瞻传》“频烦饕窃”, 《庾亮传》“沐浴芳风, 频烦省闼”, 《周书·太祖纪》“频烦请谒, 至于再三”, 刘知几《史通·书志篇》“频烦互出”, 《杂说篇》“诏策频烦”, 皆取“频仍”之义。亦作“频繁”, 《晋书·王浚传》:“蒙国厚恩, 频繁宠擢。”杜诗“三顾频烦天下计”, 正用《蜀志》。[2]
如是陈陈相因, 周汝昌在《唐诗鉴赏辞典》中也特意指出“频烦”即“屡屡、几次, 不是频频烦请”之意。但也有学者不苟同此论, 如徐中玉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把“频烦”当作动词使用:“频烦, 屡次烦劳, 指多次商量, 反复计议。”显然作者把“频烦天下计”归属同一节奏。但萧涤非却非常明确地指出, “三顾频烦天下计, 两朝开济老臣心”这两句“都是上四下三的句法, 应在第四字读断”, “‘三顾频烦’, 就是‘频烦三顾’”。
“频烦”通假“频繁”之意, 当是无误, 但“频烦”就只能释为“频繁”, 恐也未必。例如上文庾亮《辞中书令表》中“频烦省闼, 出总六军”, 其“频烦”实有“屡次烦劳”之意。而“烦”释为“烦劳”就更不胜枚举了, 如人教版高中必修一《烛之武退秦师》中:“若亡郑而有益于君, 敢以烦执事。”曹植《洛神赋》:“日既西倾, 车殆马烦”等等。
参互以上各种解释的优劣, 笔者以为, “频烦”应释为“屡次烦劳”, 并以“三顾频烦”为读断。其理由如下:
一、从对仗角度来看, 律诗要求颔联和颈联使用对仗。杜甫一生中共创作了约900首律诗, 占其全部诗作的三分之二。王世贞赞美他:“子美神矣, 七言律圣矣。”可以说, 律诗代表了杜甫诗歌创作艺术的最高成就。“律诗重在对偶”, 杜甫律诗之对仗精工讲究, 后人难及, 甚至有些律诗四联均用对仗而仍显得游刃有余, 如《登高》、《阁夜》等。在本诗中, 颈联“三顾频烦天下计, 两朝开济老臣心”, “频烦”与“开济”相对, “开济”, 由两个单音词组成, 意为“开创匡助”, 同理, “频烦”也应该是由两个单音词组成, 即“频”为一个单音词, 释为“屡次”, “烦”为一个单音词, 释为“烦劳”, 而不是仅由一个双音词“频烦”通假为“频繁”, 这样才更符合老杜律诗对仗精工之特点。
二、从语义环境来看, “频烦”释为“屡次烦劳”, 不仅意味更丰富了, 而且在表现诸葛之形象及作者之情感上更有力了。“三顾频烦”, 写刘备不厌其烦地三顾诸葛于草庐之中, 从中可见刘备识人之明及待人之诚, 但更重要的是以侧面烘托手法表现了诸葛之才。一位纵横四海身经百战的天下枭雄, 封侯拜将的帝室皇叔以及年已46岁的长辈, 他能够“不以卑鄙, 猥自枉屈”, “屡次烦劳”地去寻访一位毫无资历、隐居乡野的26岁的晚辈书生, 正是因为诸葛亮具有鼎定天下的非凡韬略。如此求贤之渴, 托付之重, 亦为后句“老臣心”所展现的忠贞品质伏下一笔。而诸葛之才, 诸葛之忠正是痛睹当时倾颓形势而引老杜无限敬仰、追慕和赞美的。这种情感, 从杜甫留下的大量咏怀诸葛篇章即可见一斑:“功盖三分国, 名成八阵图”, “君臣当共济, 贤圣亦同时”, “三分割据纡筹策, 万古云霄一羽毛”……由此看来, “烦”释为“烦劳”, 大大加深了诸葛形象及作者情感。
三、从三顾事实来看, “烦”释为“烦劳”有史实及推论依据。“三顾”典出诸葛亮《出师表》“三顾臣于草庐之中”, 而《三国志·诸葛亮传》有关“三顾”的记载史实非常简单, 仅用五个字:“凡三往, 乃见。”但着一“乃”字, 仍可见拜访之艰辛烦难。如果我们作出推论及参之以《三国演义》的一些情节, 计有如下烦劳:1.路程天气之烦劳。当时刘备驻扎的新野, 距诸葛亮隐居的南阳卧龙岗, 计有二百里左右路程, 一路车马劳顿, 可想而知。至于天气之烦劳, 《三国演义》“第二顾”中写道:“时值隆冬, 天气严寒, 彤云密布。行无数里, 忽然朔风凛凛, 瑞雪霏霏:山如玉簇, 林似银妆。张飞曰:‘天寒地冻, 尚不用兵, 岂宜远见无益之人乎!不如回新野以避风雪。’”2.繁文缛节之烦劳。《三国演义》在“第三顾”写道:“乃令卜者揲蓍, 选择吉期, 斋戒三日, 薰沐更衣, 再往卧龙冈谒孔明。关、张闻之不悦, 遂一齐入谏玄德”……“离草庐半里之外, 玄德便下马步行”。3.不遇久等之烦劳。《三国演义》在“第三顾”中同样有精彩的片断:“分付关张二人, 只在门首等着。玄德徐步而入, 见先生仰卧于草堂几席之上。玄德拱立阶下。半晌, 先生未醒”, 张飞大怒, 扬言烧庐, 被刘备止住, “又立了一个时辰”, 诸葛亮醒后“转入后堂, 又半晌, 方整衣冠出迎”。前面三次引用均有述及, 不复赘言。总结以上四大烦劳, 路程、礼仪、关张阻力引起的烦劳是肯定存在的, 而天气及等待引起的烦劳既可能存在, 也可能是后人的文学虚构。
注释
1[1]仇兆鳌:《杜诗详注》, 中华书局1979年版, 第736-7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