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法律公平正义

实现法律公平正义（精选9篇）

实现法律公平正义 篇1

摘要：法律的公平与正义是法律至高无上性的保障, 是实现法制中国的核心问题。新中国建国以来不断地完善法制法规, 增设各项法律其根本目的无非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西方国家相对完善的法律制度以及相对较高的生存力发展水平使西方的社会更加规范有序的发展。在全球法制建设不断发展的今天, 中国同样提出了法治中国的发展目标, 为了更好更快地实现法制中国的伟大目标, 为了更加合理有序的高速发展, 必须完善法律制度, 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地区平等, 完善立法, 不断弥补法律漏洞, 减少法律盲区, 提高法律的时效性。加强普法, 提高公民法律素养, 使公民知法懂法, 善于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完善执法, 加强执法队伍建设, 提高执法工作人员法律素质, 高效执法, 合理执法, 合情执法。

关键词：法治,公平,正义

法治中国建设是新时期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为一体的法治建设新目标, 是当今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环节。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新路径;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新方针;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新方法。实现法治中国就要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公平是效率的必要保证。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就是维护法律的至高无上性。在社会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今天, 如何实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是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

一、法律平等

真正实现法律意义上的人人平等、地区平等是实现法律公平正义的首要环节。实现公民与政府在法律地位等级上的平等, 要完善立法对法律地位平等的保障, 加强对行政机关的内外部监督, 实际解决民告官难的问题。实现地区平等必须减少地区立法差异, 不能由于地区经济地位落后决定其立法水平落后, 落后的立法必然会阻碍该地区经济的发展, 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在行政诉讼法中, 立法应该更好的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在国家赔偿法中, 应提高国家赔偿标准, 应由抚慰性标准向补偿性标准转化, 最终实现惩罚性标准。

二、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是实现司法公平正义, 保证严格执法的核心问题, 司法独立不仅仅是司法部门和行政部门简单的分化, 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司法体制改革。建立一个自上而下、层次分明的司法体系, 想真正实现司法独立必须实现司法系统的经济独立, 不在人、財、物上隶属和依附于同级地方政府。只有经济独立不受制于人, 才能真正做到不看“脸色”判案, 不以权代法、以权压法, 避免司法活动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严禁行政司法不分, 真正实现法律公平与正义。

三、完善立法

法律同样具有时效性, 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加强对法律规章的完善与修订来弥补法律的漏洞与不足, 改善法律制度中的不合理因素。实现法律真正意思上的与时共进, 适应当今社会的现状, 才能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 促进新时期法治中国的建设, 保证中国现代社会经济稳定发展。不断完善立法, 修改已经不符合现如今社会现象的落后条款, 完善不同领域的专项法律条款, 立法保障人民群众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不断规范法律, 明确法律, 细化法律, 缩小法律的弹性, 提高法律的唯一性。

四、加强普法

法律是现代社会人们保障自身合法权利不受非法侵害的重要有力的武器。法律是实现公平正义社会和谐有序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工具。要实现法治社会, 依法治国, 实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必须普及法律常识, 提高民众的法治素养。加强法制节目的建设, 增加法律宣传活动, 让法律课堂走向社区, 走向义务教育, 全民学法, 人人普法, 人人知法、懂法、用法, 更好地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五、完善执法

执法工作是实现法律公平正义的落实环节。完善执法工作的各个环节是实现法律公平正义的重中之重。保证执法就是保证法律的公平正义。完善执法首先要提高执法效率。高效执法, 缩短执法等侯期, 不给违法者寻找后门的机会。减少当事人的时间成本, 避免由于执法时间过长造成的精神财产损失。提高执法效率的同时提高执法质量, 实现执法的公开透明, 加强监督。其次, 提高执法队伍法律素质是完善执法的必要内容。文明合理执法, 执法行为正当合法, 符合情理, 提高执法工作者对保障相对人权利的意识。执法工作高效合理才能实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六、加强监督

要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必须加强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力度, 司法透明, 健全司法权力内部的自我制约机制, 加强内外部监督, 实现上级机关监督, 群众监督, 舆论监督三位一体的全方位监督。加强人大对司法机关的法律监督、工作监督、人事任免监督三个方面。杜绝监督盲区, 减少监督漏洞。杜绝司法系统中的以权谋私, 徇私舞弊, 滥用职权等腐败行为。

法治中国的建设离不开法律的公平与正义。社会主义现代化稳定发展离不开法律的公平与正义。为了更好会更快的实现以法制治理中国的目标就要落实上述的六个重要环节:完善立法, 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司法独立, 加强对司法机关的内外部监督, 完善执法, 保证执法, 加强普法力度, 争取更早实现人人懂法, 人人守法的目标。只有落实了上述环节才能更好的实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才能更好的让法律实现其维护社会和谐发展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张恒山.略论和谐社会中的公平正义与法律[J].法学杂志, 2005, 04:6-9.

实现法律公平正义 篇2

有人讲过一个故事，说很久很久以前，人们和睦相处，猎杀的野兽都要平分。有一天，一个猎户生出私念，把打到的野兽偷偷藏了起来。后来，他的行为被发现，他因违反了部落的规矩受到处罚。讲故事的人说，这就是最早的法律。

这种说法其实不对，因为他把法律与刑罚等同起来了。法律要比这早得多，那就是公平与公正的原则，像猎杀的野兽要平分，这本身就是法律。法律是什么？是“公平、正义的行为习惯”，有了它，就可以保护弱者，对恃强凌弱的人进行约束制裁；有了它，才能建立平等公正的社会秩序，从而保障原始人逐步进化为现代人。所以，法律才被认为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因为别的发明仅仅让人类学会驾驭自然，而法律却能让人类学会如何驾驭自己。

所罗门与包青天

相传，３０００多年前，以色列出了一位伟大君主——所罗门王。有一天，两个妇女带着一个婴儿来找所罗门，她们都说这个孩子是自己的，让所罗门断案。两人在所罗门面前激烈争吵，所罗门也无法听出谁说的是真话。于是，他灵机一动，让人拿来一把宝剑：“你们别争了，我把孩子劈开，你们一人一半。”两个女人闻听大惊，一个女人急切地哀求道：“千万别杀孩子，我不要了。”另一个女人则说：“我得不到，你也别想得到，杀就杀。”于是，所罗门认定孩子属于哀求他的那个女人，因为母亲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人伤害自己的孩子。就这样，真正的母亲得到了孩子，企图冒领婴儿的那个女人则受到所罗门的惩罚。

这个故事在西方流传了近３０００年，所罗门也成为正义、英明执法者的化身。与所罗门相似的是在中国流传千年的包青天的故事。包公断案，以充满智慧、不惧权贵著称，这两个特点为他赢得了“青天”的美称。

然而，无论是所罗门还是包青天，他们与现代法治的理念相去甚远。比如包公，他既是行政官员，又是侦探，既是检察官，又是法官。这种体制，只能依赖执法者的个人素养，素养高还好办，素养差就容易出冤假错案。

正义女神为什么蒙上眼睛

古罗马神话中有个正义女神——朱斯提提亚，她的形象是一手持天平，代表公正；一手持利剑，代表正义。可让人奇怪的是，她的眼睛却用布给蒙上了。

正义女神掌司法，看不见东西怎么行？原来，古罗马人认为，警察是警察，法官是法官，前者要睁大眼睛，而后者是裁判，闭上眼睛就不会先入为主，平心静气才能不偏不倚，准确判断是非。

说起古罗马，就不能不提律师，因为古罗马是律师制度的发源地，而普利尼则是古罗马最杰出的律师之一，许多看似很难打的官司，他都赢了。有一次，一个女人为一笔遗产打算起诉其继母。原来，她８０岁的老父取了新夫人，可两人结合没多久，老人就病死了。新夫人于是想利用老人的遗嘱发笔大财，可老人的女儿不干，她决定起诉继母，就找普利尼，让他帮忙。这是个棘手的案子，但普利尼接了下来，开庭那天，法庭上挤满了人，普利尼用自己渊博的知识和精确的计算，滔滔雄辩几个小时，最终打赢了官司。

古罗马的法律制度是人类法治史上的一个高峰，在这里，出现了完备的法庭和一套程序、第一次将法律划分出公法和私法、诞生了在法治史上有重要影响的《查士丁尼法典》，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布鲁诺之死与宗教裁判所

１６００年２月１７日，罗马城内鲜花广场上警卫森严，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自然科学家布鲁诺被绑在广场中央的火刑柱上，临刑前，他慷慨陈词：“黑暗即将过去，黎明就要来临，真理终将战胜邪恶。”

布鲁诺因为宣传唯物主义哲学和哥白尼的太阳中心学说而触怒了罗马宗教教庭，于１５９２年被捕。布鲁诺被关押在宗教裁判所的监狱里８年，受尽折磨，但他的信仰始终未动摇。１６００年２月６日，宗教裁判所最高审判官马德留奇红衣主教宣判布鲁诺死刑。这是欧洲中世纪最黑暗的一页，古罗马那一套完备的法律制度被无情摧毁，取而代之的是宗教法庭和各封建领主自己设立的法庭。天主教的势力越来越大，罗马教廷最终成为西欧至高无上的宗教王朝，而宗教法庭也逐渐遍布西欧各地，凡是他们认为背离天主教信仰的人都要受到宗教法庭的审判，布鲁诺就是被宗教法庭杀害的无数人中的一个。

米兰达警告与沉默权

早在古罗马时代就流行一句格言：“正义从未呼唤任何人去揭露自己的犯罪”，也就是说，人在受审问时，有沉默的权利。

最早与沉默权有关的故事发生在１６３９年，几十年后，英国最早将沉默权写入宪法。然而，从那以后，人类为争取沉默权仍然努力了几百年。

看过美国警匪片的人一定会很熟悉一段“套话”：“你有权保持沉默，现在你所说的每句话都可能成为审判中不利于你的证据。你可以请律师在讯问时到场，若无力聘请，可以为你指派。”这是美国?包括西方国家?警察在逮捕犯罪嫌疑人之前必须说的话。

为什么美国警察要说这句话？这还有个故事呢。

１９６５年，美国亚利桑那州发生一起强奸案，犯罪嫌疑人是个２０多岁的青年，叫米兰达。在警察连续审问下，米兰达招了供，州法院根据他的供述判他５０年徒刑。在律师的指点下，米兰达提出上诉，他声称自己没有罪，所做的供述是违心的，他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有沉默的权利，不知道自己的供述会成为法院判决的依据，更不知道自己有权请律师。最高法院认为，警察未通知米兰达有两个权利，因而违反了宪法的有关规定，据此，最高法院判决米兰达无罪。从此，美国警察多了一项工作：在逮捕犯罪嫌疑人时必须提醒他们拥有两项权利，即保持沉默的权利和请律师的权利。这就是著名的“米兰达警告”，美国警察衣袋里都装着印有这段话的小卡片。

米兰达规则对限制国家滥用权利、消除警察刑讯逼供、保护公民合法权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法无明文不处罚

十几年前，澳大利亚曾出现一件轰动全国的官司：悉尼北部的曼利海滩是个裸泳者的天堂，而曼利市政府觉得裸泳有碍观瞻，而且容易诱发犯罪。当地政府翻出１９１９年澳大利亚颁布的一个法案，发现里边有如果游泳着装不当，当地政府可以禁止的条款。于是，当地政府以此为依据，将裸泳者告上法庭。没想到，法庭驳回了政府的诉求，理由是那部法律只规定对各种“着装不当”行为进行处罚，而未规定对不着装的情况进行处罚，所以，法庭无权对裸泳者进行处罚！

实现法律公平正义 篇3

各位专家学者、同志们：

每年此时，我们都齐聚一堂，总结过去一年的检察理论研究工作，分享大家的研究成果。在此我代表高检院，向热爱检察理论研究的各位同志和学术界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感谢，向检察理论优秀成果获奖作者表示祝贺！在全国上下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之际召开本次会议，目的在于准确把握十八大关于法治建设、政法工作的战略部署，从理论层面探索检察工作在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的职责任务和工作重点，研讨两大诉讼法修改后检察制度的发展完善。

十八大报告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确立为推进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对“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重要部署，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目标和要求，为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确立了新的功能导向和路径选择。这也给检察机关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维护者和实践者，检察机关应当把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内化于心，外践于行，全面提升法律监督的品质，履行好保障法律实施、维护公平正义的职责，在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发挥应有作用。

一、更新司法理念

十八大提出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把“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作为重要目标，这给检察机关维护公平正义提出了更高的期望。立足检察职能，牢固树立科学的、正确的司法理念，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位任务。检察工作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相适应，模范地执行宪法和法律，立足本职，发挥守护法律、保障人权的作用，并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到工作之中。最近一段时间陆续披露的一系列司法冤错案件，让司法蒙羞，让每一个有良知的人痛心疾首！原因虽然各有不同，但根本上是我们的执法者正确理念的缺失、体制机制的瑕疵、政绩观的错位。用人治的思维和方式去做法治工作，不仅没能维护公平正义，反而造成错案，使无辜的人受到冤狱，使真正的罪犯得以逃脱。也使司法信誉付出沉痛代价！尽管这些年来一直强调要树立正确的执法理念，但这些冤错案件再一次警示我们，一些陈旧的执法观念和执法方式是多么的根深蒂固，转变执法理念决不是喊几句口号就能实现的。我们必须真正地吸取教训！从内心深处进行深刻反思，从观念上进行一场深刻的革命。只有在正确的司法理念指引下，严格地遵守法律程序，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人来看待，心存忠诚、公正和良知，身怀应有的职业素养和技能，才能避免司法悲剧的发生！

二、强化法治思维

十八大报告强调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从价值观和方法论上，对新时期如何治国理政提出了新标准、新要求。法治的精髓，也是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本质在于，国家权力在法律范围内行使，公民的自由和权利通过法律得到切实保障。由此出发，人权意识、正当程序意识、敬畏法律的职业精神、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执法观，是我们检察机关履行宪法使命、保障人权、保障国家的制度安全、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所绝对不能缺少的！是具体执法办案活动中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核心所在。

强化法治思维，对司法机关来说，就要求我们用司法职业独特的思维方式观察事物、思考问题、处理案件，尊重司法规律，秉持司法理性，信守司法规则。要坚持职权法定，深化对司法权性质的认识，恪守司法权的边界。权力必须来自于法律具体而明确的授予，必须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履行职责。要严格遵循法定程序，把程序正义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法治即是规则之治，法律程序是约束和制衡公权力，防止执法者凌驾于法律之上，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公平正义的有效保证。要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当事人的各项诉讼权利，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和尊严免受执法机关滥用执法权带来的侵害，坚决防止和纠正刑讯逼供、变相体罚、逼供诱供等非法行为。要始终保持理性和客观，大力弘扬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证据出发，事实认定、逻辑推理和司法判断都要建立在依法取得的证据之上，保证客观理性、衡平如水地适用法律。要自觉接受监督和制约。任何公权力的行使都必须受到监督制约，否则就容易被滥用甚至滋生腐败，检察权的行使也不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行使检察权时更要加强自身监督，勇于接受监督。

三、提升司法品质

高品质的司法是司法公信力的基础。当前，司法公信力的水平与人民群众法治意识和权利意识的普遍增强以及对社会公平正义越来越高的要求形成了较大反差，这与司法品质不高有直接关系。我们必须把提高司法品质作为一个重要课题，努力建设高品质、人民群众满意的司法。

要确保司法公正。公正是司法品质的第一要义。要完善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体制机制，加强司法人员专业能力建设，增强在现有国情下准确适用法律、妥善处理矛盾纠纷的实际能力，既要准确适用法律，又不能机械执法、简单办案，“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要倡导平和司法。平和是一种司法心态，也是一种司法的境界。要以追求公平正义为根本，理智、客观、审慎、平静对待每一个案件和每一个当事人。对于任何犯罪嫌疑人，不论其罪行有多大，民愤有多大，都要尽量避免用普通民众的义愤情绪来对待，克服“斗争意识”和“强势心理”，更不能為了追究犯罪而不择手段。要增强司法人文关怀。人文关怀是对人性和人的价值的肯定和尊重，是司法文明的内核。司法工作并不仅仅是冷冰冰的适用法律，还需要道德感召和人性温暖。司法者应当不断提高人文素养，从生活本身审视规则，体会基本的人情世故，拉近司法与民众的距离，设身处地地考虑自己所要处理的问题，在司法过程中体现人文精神和司法的亲和力。要加强司法伦理建设。司法关系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司法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司法伦理的重要性。司法是忠诚、善良和公正的艺术，司法人员应该是善良、有操守和德行的人，是客观理性、衡平如水地适用法律的人。

实现法律公平正义 篇4

关键词：和谐社会,公平正义,法律思考

一、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条件, 其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个基本特征中处于基础地位。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 “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对于这一基本内容的要求, 在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比如在价值优势、道义优势、制度优势方面比较明显。并且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凝聚力、向心力、感召力, 这就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制度建设重要意义的认识, 能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对促进社会和谐将产生深远影响。

公平正义强调能妥善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 并且能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 公平正义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价值目标。

二、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的价值追求

( 一) 公平正义的内涵

法律的制定体现出向往公平正义。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观念之一, 公平正义, 是法律始终希望的最高目标。“法”从世界各国的语源来看, 在其产生之初时就具有公平正义之意。公平正义, 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价值追求和基本内容。从法治理念和法律视角来说, 现代社会人们的一种法治理念之一便是这种价值取向。在我国, 更好地维护、实现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宗旨, 也成为衡量公平正义的一个标准。在社会主义国家, 由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法律来调整经济问题、保障公民权利、维护司法公正等, 既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之一, 也是法治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的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和价值构建。

( 二) 公平正义与法律的关系

法的核心价值之一在于实现公平正义。法的定义和法学格言体现法与公平正义是密不可分的关系: “通过良好的法律才能实现公平正义”, “法是善良和正义的艺术”。每一个社会都存在大量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法为了保障和实现公平正义, 需要公正合理的对权利、义务进行分配。而当社会成员违反法律所确认的分配公平正义原则时, 应当按照均等的原则予以重建或恢复, 表现为法律中的惩罚犯罪或者赔偿损失, 从而弥补分配公平正义被侵犯所带来的不利后果。

三、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法律思考

( 一) 公平正义法治理念的构建

将国家和人民的意志通过法律体现, 在某种程度上, 代表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象征着公平和正义。最大程度上的尊重法律, 是追求公平、 富有正义感的突出体现。一些市场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非正常现象, 是利用社会公共权力和谋取个人私利行为, 从而侵犯国家和社会公共资源的表现, 因此需要强化人们的公平正义监督意识, 较为完善的体系用于社会监督的构建。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 人们的法制理念、法律意识也在不断加强, 实践中, 通过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法律维护权利、解决纠纷。由此也看出, 尊重法律, 追求法律的公正, 应该成为我们的基本选项。

( 二) 为立法公平工作而不懈追求

完备的法律体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目前, 随着我国立法体系的形成, 确保了有法可依, 但在立法的领域、数量、质量等以及在构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方面还有差距。而以社会和谐、公平正义为标准指导立法, 须以能够最大限度地维护和保护老百姓的基本合法权益。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 应当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追求, 所指定的法律都应当符合公平正义的本质要求, 保证公平正义最大范围的在法律层面予以应用, 保证社会公众能接受, 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和政权统治。与此同时, 我们还应根据社会发展变化, 及时的制定、修改和完善法律, 以期能够调整和规范新经济社会关系, 保障更加全面的社会大众利益,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除了实现立法实体内容的公平公正, 还应让法律的制定过程全部处于社会公众监督和参与之下, 实现立法程序上的公平正义, 才能真正体现立法上的公平正义, 才能被绝大多数社会大众认可和遵守。同时, 制度创新也在一定程度上能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起到推进依法治国的实施,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团结。

( 三) 实现司法公正工作任重而道远

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核心就是实现司法公正。当前, 应尊重司法权威, 确保司法公正, 高度重视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在解决社会矛盾中的作用, 为进一步构建和谐与法治的司法环境。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还应负责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为了满足人们的合理诉求, 解决各类矛盾和纠纷, 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推进法治进程。做公正司法的实体, 真正实现或者伸张公平正义, 实现立法所追求的这一核心法律价值, 制止侵害, 保护权益, 止息争议, 促进社会和谐。但也追求程序公正, 维护公平正义。即司法、执法工作的主体、程序等都严格遵照宪法及相关法律规定进行, 是真正实现公平正义的保障和途径。因此, 我们要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就应当规范司法、执法行为, 惩罚违法行为, 使得遭受侵害的利益得到维护, 得到社会大众的支持与崇尚, 公平正义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与维护。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理学[M].法制出版社, 2012.3.

[2][古希腊]柏拉图著, 张智仁, 何勤华译.法律篇[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91-93.

[3]刘继国.和谐与法治视角下的社会公平正义[J].安徽警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5.6

[4]樊百安, 杨迎春.公平正义的科学内涵及要求[J].法律教育网, 2011.12.

[5]张金来.公平正义的法治实现.陕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7.9.

论社会公平正义及实现 篇5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追求，从原始社会物质极度缺乏下的平均分配到现代社会的权力制约、法治和按劳分配，都无不证明了追求公平正义精神的存在。“公正”一词最早出现于古希腊文，意思是“表示置于直线上的东西”，后来逐渐引申为表示真实的、公平的和正义的东西。如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苏格拉底、柏拉图等著名思想家把“公平”与“正义”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认为正义是社会与心灵的和谐，强调正义的总原则是“每个人都作为一个人干他自己分内的事，而不干涉别人分内的事”。

二、实现公平正义的路径

1、加快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构建民主社会环境

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构建在诚信基础上的法制健全、道德良好、人际关系融洽的社会。因此建立起一个健全的社会信用体系，是构建公平正义社会的支柱。，2、加强法制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历史经验表明，公平正义的实现，不仅需要整个社会成员具有公平正义的道德理念和追求意念，而且还需要有强有力的制度规范作保障。一方面要努力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舆论环境。另一方面在科学阐释和宣传公平正义价值意义的同时，通过法律法规建设，保障公平正义在实践中的落实。

3、扩大公民参与途径，提升公民意识

公民的政治参与，既是一个实现民主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管理的过程。只有在积极的参与过程中，公民才能最大限度地表达自己的愿望，实现自己的利益。为此就需要在以下几方面下功夫：(1)提高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2)提高公民的自治能力和综合素养。(3)培育健康、成熟的公民社会。

4、调整政府职能，规范行政权力

众所周知，政府行政行为的公正是实现社会公正的前提，是维护社会公正的保障。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从管制政府不断走向服务政府的过程。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要求，政府就需要不断强化其社会服务职能，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自觉接受监督。

5、加强监督，完善惩戒措施

历史经验表明，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和权力的腐败，而缺乏政治透明度的监督必然是流于形式的监督。首先要建立健全社会公正的诉求通道。其次要加强监督体制探索和完善。再者要重视舆论监督作用。

6、建立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完善社会保障机制

实现法律公平正义 篇6

教育公平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 从中国古代教育家孔子的“有教无类”, 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所主张的所有儿童都应该接受机会均等的公共教育;从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教育家夸美纽斯等人大声疾呼“人人都可受教育”, 到法国思想家卢梭和美国近代教育家贺拉斯·曼明确提出教育机会应该人人均等, 都表达了人们对教育公平理想的追求。

教育公平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范畴。马克思主义认为, 公平正义归根结底是对现存经济关系与评价主体利益之间关系的反映。[1]要改变社会的不公正, 不能从公正的原则出发, 而应从现实的由生产力决定的经济关系出发去寻找实现社会公正的正确可行的途径。因此, 实现现阶段中国教育公平的前提是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讨论这个问题。

目前, 我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现代化进程的脚步不断加快, 教育发展的规模、速度、质量和效益都有了极大的改观;另一方面, 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 社会结构迅速分化, 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 利益多元化的格局逐渐形成。于是, 在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相对稀缺的状况下, 利益的冲突便不可避免, 随之而来的是日趋严峻的教育公平问题, 主要体现在:利益分配中教育权利、教育机会、教育条件和发展资格认定等方面分配的不公平。根据其形成的原因我们可以把这些不公平归纳为四种类型: (1) 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差异导致的不公平, 如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教育的差异等; (2) 教育政策与制度规则本身的缺失导致不公平, 如重点班 (校) 制度, 优秀学生干部加分制度等; (3) 学校教育活动内部的不公平, 如教育特权与腐败、课程资源方面男女的不平等待遇等; (4) 社会不平等特别是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导致的教育不公平。

上述我国教育中的不公平是客观的事实, 有些甚至相当严重。值得欣慰的是, 教育公平问题已经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 并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支持教育投资向西部贫困地区倾斜, 完善助学贷款制度、实施免费师范生教育等等[2]。然而, 审视我国的教育发展, 利益分配矛盾仍然十分尖锐, 要实现真正的“教育公平”, 任重而道远。

制度“正义”:教育公平的根本保障

追求教育公平, 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形成的重要前提和基本特征, 要使得社会各方面利益关系得到妥善调节, 需要合理的利益分配方式, 这个任务只能交给制度安排来完成。正如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指出的:“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 或更准确地说, 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 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3]公正的社会生活只能通过基本的制度安排才能实现。如果一个社会基本的制度不能保证社会公正, 任何个人的努力都是无能为力的。制度因素对于社会公正问题的产生之所以重要, 主要是因为“它的影响十分深刻并自始至终”。[3]故而, 我们有理由说, 现阶段实现我国教育公平的根本途径在于“正义”的制度安排。因为它能够保障:生活在不同位置上的人们都能够受到公正的对待, 在教育资源分配过程中获得他们应得的份额。

“正义”的制度安排需要体现公平正义的若干原则。罗尔斯主张通过两个正义原则实现制度的基本正义。第一个原则, 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拥有平等自由的权利, 他称之为平等的自由原则;第二个原则, 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安排应该是:社会所能提供的一切职位和机会应对所有人开放, 即机会平等原则;最利于那些处于社会最不利地位的人, 即差别原则。罗尔斯还指出, 这两个正义原则有着一种词典式的序列, 即第一个原则优于第二个原则, 而第二个原则中的机会平等原则又优于差别原则。在现实操作中, 必须注意公正规则的优先次序, 否则就会使公正原则体系缺乏层次性和可操作性。从操作层面看, 公平应大致按照基本权利保证原则——机会平等原则——差别原则的次序安排实施, 即公正原则体系的前一项规则优先于其后的规则, 前一项规则是后面规则的前提。

罗尔斯的制度正义理论, 对于我们构建一个教育公平的社会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制度的生命在于公平和正义, 制度的最大效用也在于保障公平和正义。按照其理念,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正义”的制度之于教育公平的价值:“它能够保证公民享有教育平等的机会和权利, 能够使这种平等的机会与教育的差别原则得以维持, 并在此基础上体现教育的自由、效率和福利优先的原则, 除非存在一种教育权利的分配有利于最缺乏教育者。”[4]

构建“正义”的制度体系, 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目前, 实现我国教育公平的当务之急在于立足现实, 构建以正义为基本原则的制度体系, 用于保障每一个受教育者的教育权利平等而公正地实现, 进而引导和推动多元化利益群体之间的教育协调发展, 从而不断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步伐。

1. 完善对教育公平的价值认知体系, 营造理性的制度运行环境。

在以经济发展为首要带动力的社会发展战略下, 我国长期坚持“效率优先”的方针。这样的价值取向作为一种定势思维, 存于社会决策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 教育制度轻视、忽视乃至回避了教育公平的问题。我国教育改革的一些根本问题基本上都是在回避教育公平之后造成的, 如城乡教育资源以及教育投入的巨大差异问题, 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歧视、城乡贫困人口因经济困难而失学的问题, 重点学校和一般学校的差异问题, 择校问题, 以及学校对部分学生的教育歧视问题, 学生的生存状态恶化问题、学生在教育中的各种权利不受尊重等问题。因此, 端正社会成员对教育公平的价值认知, 进一步牢固树立公平、正义的教育理念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在教育公平成为社会成员共识的条件下, 才能逐步实现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由“城市优先”向“城乡一体”的转变。

2. 健全多层次、多领域、搭配科学的制度链条, 确保教育公平制度体系运行的可持续性。

由于制度本身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和领域性, 制度是否连贯, 制度间的配合是否脱节或相悖, 是制度设计者必须周密考虑的问题。否则, 教育公平就会遭到破坏。以我国大学扩招制度为例:有关资料显示, 1998年全国高校的招生人数为108万人, 到了2006年已达到530万人。[5]从2002年开始, 扩招带来的大学生就业压力就逐渐显现, “先就业再择业”、“零工资就业”、“考研热”、“公务员热”等社会现象随之伴生。事实证明, 大学扩招制度的设计者并没有考虑到, 至少是没有预估到扩招后需要及时跟进的相关制度 (如就业制度等) , 以致造成大学毕业生质量下滑、大学生就业心理不平衡等诸多始料未及的社会问题, 对社会的教育公平、就业公平乃至社会稳定都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我国是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国家, 个体之间存在个人综合能力和拥有社会教育资源程度上的差别是必然的, 但在一个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里, 在不同社会坐标上生活着的人们都应该有机会和可能提升自身素质, 并进而改变其社会境遇。教育凝结着人们对未来的期望, 教育公平为每一个人提供了公平发展的机会。可以说, 教育权利保证、教育机会均等、公平竞争、弱势补偿等制度性安排和政策举措共同构成了确保教育公平的制度链条, 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都会破坏人们对教育公平权利的享有。可见, 制度体系的结构配合直接影响制度体系运行的功能, 制度链条越科学、越健全, 制度体系运行的可持续性越强, 制度价值的体现就越充分、真实。

3. 建立教育公平监管机制, 加强监督, 确保制度运行的实效。

一方面, 建立体制内监督机构, 依靠政府制度设计和实施过程中相关人员和部门的共同努力, 以相关配套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监管教育公平的具体实施。当前我国学校办学主体日益多元化, 各地各校的办学条件差异甚大, 办学理念在执行过程中也不尽一致, 迫切需要建立专门的监管机构来促进教育公平。可以在适当的位置设立教育公平委员会, 专项负责教育公平的监管工作, 从制度和组织体系上保障对各级政府实施教育督导职责。同时, 将教育公平纳入各级政府工作绩效考核体系, 加强政府教育工作问责制建设。其次, 要建立定期的教育信息公开、透明的披露制度, 公开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教育信息, 如高校招生名额的分配过程及结果、中高考的录取信息、各级学校的收费问题以及各级政府的教育经费投入等, 全面实施“阳光”工程, 还社会公众以知情权。另一方面, 完善体制外的社会监督机制。制度的设计和实施需要公开和透明, 鼓励新闻媒体及社会公众的舆论监督, 既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又是确保制度运行实效的必需。人民能否作为一个基本主体, 对国家制度进行切实有效的监督, 是衡量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尺。社会公众的监督力量是强大的, 正如列宁所说, “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察的职能, 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 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6]”通过体制内外的监督, 杜绝教育腐败和教育特权, 才能更好的落实教育政策, 保障教育公平各项制度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摘要：自胡锦涛总书记强调:“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 要优先发展教育, 促进教育公平”以来, 如何更好的实现中国社会的教育公平已经成为社会各界讨论的热点话题。教育公平是一个需要动态考察的论题, 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 人们对该论题的理解不同, 其实现路径也不同, 在我国现阶段利益多元化的背景下, 制度正义是实现教育公平的根本保障。

关键词：教育公平,正义,制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3卷.商务出版社, 1995.212.

[2]温家宝.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08/3/19.

[3]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5.

[4]冯一粟.教育公平:社会公平的砝码[J].人民论坛, 2005 (12) .

[5]教育部.1998年、2006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http://www.moe.edu.cn/.

实现法律公平正义 篇7

一、公安机关公正执法的重要性

(一) 公正执法是公安机关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

公安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 担负着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任务。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 关系到国家政治稳定的大局、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是公安机关坚持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必然要求, 是公安机关义不容辞的职责。

(二) 公正执法是公安机关维护社会和谐和稳定的基本要求

在工作中切实维护社会和公平和正义, 公正执法是公安机关服务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历史使命的基本要求, 是公安机关维护社会稳定大局的需要。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与保证, 稳定的社会环境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必要前提条件。公安机关作为维护稳定的中坚力量, 在执法中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可以更好地融洽警民关系, 在人民群众中树立公正执法的形象, 增强群众对公安机关的信任, 从而为化解和消除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创造有利条件。

(三) 公正执法是依法治国方略的客观需要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实行依法治国, 必须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严格执法是法律价值实现的重要方式和重要途径。作为我国重要的一支执法力量, 公安机关在工作中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是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要求和基本体现。

二、当前妨碍公安机关公正执法的因素

(一) 执法理念尚未完全适应新的执法形势

长久以来, 公安机关执法活动的理念指导是以国家主义的执法观为基础的。近年来经过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系统教育, 绝大部分民警已经更新了观念, 确立了执法为民、公平正义的新型执法理念, 但仍有少数民警尚未完全摆脱国家主义执法观的羁绊。在执法实践中, 个别民警基于个体的主观臆断, 自认为是“为了办案的需要”, 突破法律的规定, 随意地限制、剥夺执法相对人的法定权益, 这正反映了权力至上执法观念的局限。

(二) 公安民警业务水平和业务能力存在局限性

部分执法民警, 有些是缺乏知识学习更新的意识, 有些是缺乏对法律法规的准确把握和熟悉, 也有些是缺乏对客观事实准确判断认知的能力, 还有些是缺乏与执法相对人打交道的本领, 从而导致在执法实务中出现偏离公平正义的行为。

(三) 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 执法监督程序不完善

目前, 我国人权、公平、正义等先进的理念正逐步深入人心, 但是, 法律法规的建设与现实需要相比总有一定的滞后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等规定的不完善是目前公安执法质量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执法监督和考核方面, 目前我国公安执法的监督机制和考核机制还不成熟、不完善, 这种相对落后的执法监督机制和考核机制, 不能完全有效的确保公安执法的质量。

三、实现公安机关公正执法的对策

(一) 提高公安民警政治思想觉悟和为民服务意识

一方面, 我们要开展经常性的政治教育, 提高民警的思想觉悟。通过现有政治思想工作, 不断提高民警的群众意识, 使广大执法民警牢固树立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思想, 增强执法民警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自觉性和责任感。另一方面, 要通过培训教育, 提高公安民警的法律意识和公正文明执法意识, 公安机关承担着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 维护国家长治久安,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政治和社会责任, 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民是同一问题的两方面, 保护人权、促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也是公安机关执法所要实现的目标之一。

(二) 提高公安民警的执法水平和执法能力

首先, 要积极依托大练兵平台, 对执法民警进行业务练兵, 提高执法民警对法律的运用能力。其次, 加快软硬件建设, 认真做好科学、翔实的调研工作。再次, 要通过不断机制创新, 为公安民警的业务交流和业务学习提供新的渠道和途径。

(三) 提高公安工作和公安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水平

实现法律公平正义 篇8

审美文化产品作为审美文化形式之一, 本身具有艺术的审美属性, 但一旦进入市场领域, 就具有双重属性, 一方面, 作为社会主义市场化经济的产物, 具有物质的商品属性, 另一方面, 审美文化并不是独立于社会的另外一个领域, 审美文化有着不可忽视的社会价值, 与社会正义和社会公平息息相关。正义与公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文化作为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要处理好与社会正义和公平之间的关系, 审美文化产品要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正义、公平服务, 实现审美文化产品的社会价值。

一、审美文化产品实现其社会价值要坚持机会公平, 过程公平, 结果分配公平的原则, 弘扬社会主义的正义

十八大报告指出, 要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审美文化产品要处在一个公正公开的环境中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 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审美文化产品要为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服务, 就要使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目前在商品经济的形态下, 审美文化具有消费性的特征, 人们在对审美文化产品进行直接的消费时, 就有可能因为一时物欲的满足而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公平与正义。

以电视选秀节目举例说, 从参赛选手的报名海选, 比赛的过程以及最后评选结果都要体现社会主义的公平和正义, 体现一种平等、秩序。电视选秀节目面向的是社会大众, 男女老少都可参加, 普通的草根阶层通过一种公正公开的方式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在一些电视选秀节目的参加上, 人人都有机会参加, 而不是面向少数人群, 只有在机会公平的基础上, 才能顾及大多数人的利益, 实现社会主义的公平和正义。在比赛过程中, 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参赛选手的真正实力, 比如在歌唱比赛中, 音乐本身是参赛选手考评的重点, 而不是外貌和背后的权力背景。如果音乐艺术成为消费的附庸, 就难以为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服务, 因此, 审美文化产品社会价值的实现, 需要审美主体在欣赏或者使用的过程中, 秉承一种公平的原则, 摆脱权力话语的束缚, 按规则办事。电视选秀节目要实现结果分配公平, 没有所谓的“内定”。评委对选手的名次有着直接的决定权, 如果评委仅凭一己之好恶进行判断, 这将是对参赛选手极大的不公正。在评审结果阶段要实现公平正义, 实事求是, 可以通过场外观众手机短信, 现场观众投票, 专家评委轮流更换等方式, 遏制“内定”的不公正现象。

体育类的竞赛也应该如此, 没有种族界限, 没有肤色差异, 人人都有机会参加。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 主赛场前树立了两尊运动员的铜像, 他们姿势健美却没有头像, 不知道是哪个国家, 哪个民族, 不知道是黑人还是白人, 这正是体现了一种公平和正义。2009年, 在浙江宁波奉化的一条商业步行街上树起了一尊名为《公平》的雕塑, 商人在为顾客称桃子, 童叟无欺的场景反映了买卖公平的精神。审美文化产品无论是电视选秀节目、歌唱大赛还是雕塑, 都可以发挥自己的社会价值, 为社会主义的公平与正义服务。

二、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

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 使审美文化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做到普遍均等, 覆盖到全社会, 审美文化产品的服务惠及到农村、边远地区, 使弱势群体也能享受到审美文化产品, 促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 可以宣传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理念, 并且发展诸如博物馆, 公共图书馆等包含公共性审美文化产品的事业, 是以人为本的表现, 为大众提供优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使审美文化产品的服务惠及到全体公民。国家投资建设的公益性文化事业是全社会共同受益的, “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理应归社会全体公民所有, 必然为社会全体公民所共享。”公益性文化事业要扩展到各个地区, 使审美文化产品的服务实现地区均衡发展, 艺术馆, 公共图书馆等这些公益性文化事业提供的公共审美文化产品服务上, 要面向全体人群, 使广大的城乡民众都能公开平等的享受到公共服务, 保护残疾人, 边远地区的人群等享受审美文化产品的权益。以城市中广大的农民工群体来说, 从事体力劳动为审美文化创造物质基础, 但却很少有享受到审美文化产品的机会。审美文化产品的受众人群不只是少部分的精英群体, 而应该覆盖到全社会, 保障全体公众的文化权益, 这样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公益性文化事业提供的审美文化产品是不以营利为目的, 服务于广大的社会大众。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 坚持以人为本, 公众参与, 传播社会主义的公平与正义。

三、审美文化产品为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服务, 落脚点在于以人为本

审美文化产品如果过度依附于政治, 比如音乐的生产必须要用于对统治者的歌功颂德, 那么社会主义的公平和正义就很容易被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所颠覆, 如果审美文化产品以经济为立足点, 片面追求经济的增长而不顾社会的公平正义终将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 贫富差距拉大。商品经济时代下的审美文化产品, 不可避免的具有一定的商品属性, 艺术也开始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 我们应该想到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促进人类自身的解放, 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今天, 审美文化产品的社会价值在于使人类摆脱异化状态, 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意义。审美文化产品比如书画作品, 被批量生产, 失去了艺术净化精神, 陶冶情操以及教育的功能, 打上了商品消费的印记, 被一小部分人作为消遣的对象, 忽视了审美文化艺术的社会功能。审美文化产品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 以人为本是其根本的落脚点, 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社会主义的公平和正义。广告、电视剧、电影这些审美文化产品都可以为体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服务, 不是为单纯地追求经济利益, 而是传播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 体现社会大众的利益, 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

当然, 审美文化产品也需要考虑到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提高审美文化产品生产的效率是促进社会公平的物质基础。效率与公平不是绝对矛盾对立的, 而是可以兼顾的。可以通过发展经营性文化事业, 促进文化领域的繁荣, 而生产效率的提高, 促进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 这样才能为社会主义的公平与正义打下经济基础。如果经济落后, 促进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就只是一句空话, 所以, 文化的发展要处理好经济效益与社会公平的关系, 使商品经济条件下生产出的审美文化产品有充分的物质基础去实现社会主义的公平与正义。

审美文化产品如何为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服务的问题, 简而言之, 就是如何处理好文化与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关系, 这就需要解决我国目前审美文化社会价值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 协调处理好各种矛盾, 处理好机会、规则、分配的不公平, 处理好地区发展的不公平, 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审美文化产品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 面向社会大众, 以人为本, 为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服务, 这样才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实现法律公平正义 篇9

一、收入分配的公平正义诉求与权利追索

古今中外, 收入分配的过程一直受到人们的极大关注, 因为利益和利益关系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 而涉及经济剩余的收入分配, 始终会强烈地触动人们的利益神经。应该说, 利益驱动是一种社会进化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利益驱动更是成为一种原动力, 在亚当·斯密看来, 每个人对私利的追逐恰恰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其结果也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然而, 在普遍的意义上, 逐利而又有怜悯心的人类, 在利益分配问题上具有内生的矛盾, 既逐利, 同时又希望分配结果能够平均一些。正如亚当·斯密在他的另一本著作《道德情感论》中指出:人人都有一种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的牵挂, 这种本性就是同情, 它是人性中的一种原始情感, 而且还是道德起源的原始感情基础。[1]于是, 现代人类理性实际上必须面临效率与公平的矛盾, 人们必须选择“效率”和“公平”, 何者在价值上占优, 何者居于次优选择的序位。“平等和效率之间的冲突是我们最大的社会经济选择, 它使我们在社会政策的众多方面遇到了麻烦。我们无法既得到市场经济的蛋糕又公平地分享它”[2];“社会面临着选择:或是以效率为代价的稍多一点的平等, 或是以平等为代价的稍多一点的效率”[3]。

然而, 在效率与公平之间, 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经济理性的逻辑关系:先设法将财富创造出来, 然后再讨论如何更公平的分配。恰如艾哈德所言:“与其喋喋不休地争辩国民财富的分配, 倒不如集中所有的人来增加国民财富要明智得多……有了一个较大的‘蛋糕’, 不难让每个人分到较大的一份, 如果一个较小的蛋糕, 尽管讨论了怎样分法, 总不可能使每个人多得一点”。[4]“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对此关系的诠注, 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具有相对真理的含义。“如果人民大众从人口或任何其他东西的增长得不到丝毫好处的话, 则这种增长也就没有什么重要意义。”[5]

因此, 必须从更广阔的空间来理解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从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出发, 在有利于提高社会成员劳动积极性的基础上, 建立能够促进效率持续提高和社会和谐发展的公平分配原则, 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 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关键。而这其中最重要的在于, 是否存在“前提公平”, 即平等权利与机会均等。舍弃前提公平而一味地追求结果公平, 既不能很好地解决效率问题, 更谈不上根本意义上的公平。因此, 在研究和讨论收入分配问题, 更值得关注的是各种观点背后所隐藏的理念。特别是在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的政策导向上, 是立足于追求平等权利, 还是劫富济贫?

收入分配作为一种经济活动, 从表面上看, 反映的是 “人与物”的分割关系, 而从本质内容上, 则反映了分配主体之间的“人与人”的权利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最终决定“人与物”的关系。事实上, 目前收入分配在中国成为热点问题, 其隐藏在诸多激烈观点的背后, 并不是简单的“仇富情绪”及要求“复古” (均贫富) , 而是弱势群体基于每个人天赋权利平等的呐喊和追求。这种现代平等要求引导我们去探求:在收入分配合理化中, 权利究竟具有什么样意义和作用?

社会发展归根到底表现为人自身的发展, 保障人的权利、增进社会公平, 是人类追求的目标。从历史唯物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认识效率与公平, 可以认为, 效率与公平是人类实践活动的最基本内容, 集中表现了人类实践活动的需求取向。应该说, 效率最本质、最终极的要求是人的创造性、人的能力的使用和发挥;而公平则是人的能力和创造性的培养、激励、发挥的条件和保障。因此,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则折射出人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从我国改革的实践来看, 改革的成功之处, 不仅在于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 从而摆脱了在贫穷中追求收入分配平均化的困境, 更在于赋予个人权利在市场经济中的应有地位以及更大的选择空间, 从而大大强化了收入分配的激励功能。公平与效率关系的调整与公民权利的发展呈现出一致性, 合理的财富分配机制需要良好的权利关系。但是, 由于渐进改革历史轨迹所沿续下来的非均衡性, 客观上造成了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 这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个人平等权利的供给不足, 所以, 解决收入分配中的不公平现象, 调整收入分配的公平正义行为, 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而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公民权利公正的基本表现。收入分配的不公实质上是权利不公的一种基本表现, 收入分配公平正义的调节, 实质上是以此为基础的权利公平全面建设要求的表现。

二、权利平等:收入分配公平正义的价值基础

“权利”是人类文明史上出现得比较早的一个概念。收入分配从效率公平的权衡上升到公平正义的诉求, 不仅是在更广阔的空间探求公平效率的合理关系的需要, 也是权利本身蕴含的“正义”需求。

英文中“权利”, 即“rights”一词本身包含了“正义”、“资格”的意思。亚里士多德把权利定义为正义的标准:“正义的观念是同国家的观点相关的, 因为作为正义标准的权利, 是调节政治交往的准绳”。[6]功利主义代表人物穆勒也认为“一个人具有某种与道德义务相关的权利, 这一特点构成了正义与慷慨、仁慈之间的显著区别。…凡是涉及权利, 这种情况就不会再是仁慈美德, 而与正义有关。”[7]时至今日, 权利的内在正义品质已得到了广泛认可, 收入分配的公平正义, 既是公民权利的社会基础, 又是各种权利公平的表现和要求。

一定意义上说, 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 就是一部人民群众不断争取公平正义的斗争史。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是人类几千年的美好梦想。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 人类对公平的追求就定格在比例上, 而不是绝对的公平, 对公平的理解会也随着不同的社会制度而有所变化, 对事物的分配不是平等分配, 而是按照人们的品质、品格或成就的比例进行分配。在一定社会制度结构中, 人们并不能完全享有他们的应得权利, 对公平权利的要求“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有制制约的社会文化发展。[8]”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收入和财富分配上的差别与不平等也是一种自然倾向。但问题是怎样的差别和不平等才是合理的, 才是公平的、正义的, 才是社会所允许的?这正是社会正义所必须解决的。

从权利的本源上说, 无论是行使权利还是追求利益, 人们最终要达到的是一种满足的状态, 即需要的满足。因此, 一种合理的制度应顾及不同群体的要求, 这种要求权应该与其紧迫程度成比例, 公平正义就是要实现要求权与满足之间的比例平等。这样, 公平就包含了以下含义: (1) 如果人们能够通过自由选择形成一定的关系, 那么, 所有人都有加入这种关系的权利; (2) 同等重要关系中的人享有相同的权利与义务; (3) 同等的需要要求同等的满足; (4) 要求的满足通过努力程度衡量。[9]我们可以这样认为, 上述该项关于公平的界定从一个共同的原则出发, 这些权利从属于人格, 而人格之外的事则与之无关, 这一点正是滋生不公平的重要原因。当然, 与人格相关的平等权利的实现只是社会运行的粗糙规则, 而真正的公平需要伦理标准加以调节。如果这些引导社会运行的规则有利于社会整体福利的改善, 我们可以将这些规则视为是公平的。

在推进社会和谐发展时, 每个人或每个群体的利益都应加以考虑, 他们共同享有平等的要求权, 如果他们的所得有所差别, 这些差别本身必须是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尽管在民主社会中, 少数服从多数是一种普遍性的决策规则, 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说:“意见一致当然是一种理想, 实际上, 我们花不起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在每一个问题上达到完全一致。我们不得不降低标准。这样, 我们因之而以某种形式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作权宜之计。”[10]但仅此, 并不足以表明多数人侵犯少数人的正当性。“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 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 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所以, 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 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移的, 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11]

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极度推崇现有财产分配制度格局下的机会平等, 而个人财产的差别远不是工资与个人能力所能达到的, 正是这种巨大差别阻碍了机会平等的实现。先天的差异和后天环境的不同, 使机会和权利存在不可辩驳的不公平。在我国改革进程中, 不可否认, 30余年的改革开放在改善居民生活水平的良好愿望下出现了利益的分化, 使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社会分层难以流动, 劳动者的劳动成为“廉价”的资源, 并被置于资本和管理之下。劳动者中同等的需要不能同等地满足, 更加谈不上享有相同的权利, 机会公平只能成为纸上谈兵。

三、权利保障:分配制度体系公平正义的内涵

一个正义的社会是一个按照规则来治理的社会, 而不是一个按照目标来治理社会。分配的公平正义必须通过具体的法律和制度才能得以确定和巩固下来。只有建立在法律与制度基础上的公平才是有保障的公平。只有通过法律与制度的确立, 才能排除恣意妄为的执政者随意剥夺公民平等权利的可能, 公民的平等权 (不管是政治平等还是经济平等, 也不管是机会平等还是结果平等) 也才有了最根本的保障。

(一) 建立健全市场机制。

将市场机制引入社会制度体系, 引发了社会结构的一场重大裂变, 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运行机制。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逐步完善, 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资源配置方式, 极大地提高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率。它将社会变迁与发展的立足点, 从依靠少数人的英明决策, 转移到了依靠每个人的理性选择和每个人的创造性活动上。这不仅有效地分散和化解了社会变迁发展的决策风险, 而且真正赋予了每个人在现代化变迁中的主体性地位。市场作为一种经济制度, 不仅具有实现经济繁荣的功能, 也具有实现分配公平正义的功能。市场为人们提供了广泛的自由空间, 在促进人的平等和社会秩序的形成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虽然市场在运行过程中有着竞争的不完全性、交易的非零成本以及市场本身的外部性等问题, 使得市场在社会资源和财富分配过程中不能完全实现正义, 从而导致分配正义的制度要求与市场的效率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尽管如此, 市场机制仍不失为实现社会分配公平正义的必要条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 不仅会为实现每个人的平等权利提供越来越坚实的物质条件, 更重要的是它将促进权利观念的转变及其平等赋权体制的建立健全。

(二) 建立利益均衡机制, 畅通利益表达渠道。

资源的有限性与利益需求的无限性必然导致主体间的矛盾与冲突。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的要求体现在社会经济生活方面就是要在全社会实行利益协调、利益均衡和利益共享。这种利益均衡和共享, 并不是完全消除人们之间的差异、冲突与矛盾, 也并不是要通过回避矛盾和压制冲突来谋求多元利益的一致, 而是在承认不同利益群体平等地位的基础上, 让多元利益群体能够充分实现自己的利益表达, 在看似冲突和矛盾的互动过程中争取利益博弈的协调与均衡, 形成多元化的利益分配机制。因此, 需要建立一套完备的利益协调机制, 以平衡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与平衡配套的是建立完善的利益表达渠道, 畅通、有序的利益表达制度是利益均衡机制重要组成部分。分配公平正义的实现程度与利益表达的充分程度是密切相关的, 利益表达越充分, 政策受社会的影响就越大。利益表达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是提高其充分程度的保障, 也是其能够影响实际决策过程的基本条件。利益表达的有序进行是要有畅通的表达渠道为前提, 缺乏有效畅通的表达渠道, 可能导致利益表达采取无序或过激的形式。利益表达往往意味着冲突, 它包括各种对政府和社会的压力方式。如果表达渠道不畅通, 利益诉求得不到回应就会日积月累酝酿出更严重的危机, 因此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探索建立健全利益表达畅通、有序的制度。

(三) 强化对政府的监督制约机制。

“平等只会是弱者发出的呼唤。与被要求平等 (均分物质财富) 的主体之间本无平等可言——平等主体之间原本只存在实力的较量。平等只能依靠超越平等主体的权威力量才能求得——这种力量一定比强者更强, 且为弱者所拥戴推崇。”[12]在利益分配上, 政府作为比强者更强、为弱者推崇的力量而受到广泛关注。公共利益是政府的合法性基础, 在现代社会, 政府对公民权利干预的依据集中体现为公共利益。政府以安全和平等为名, 越来越经常地把从某些人那里得到的东西给与另一些人。在政府活动的领域, 正如在市场中一样, 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 但它的作用正好同斯密的那只手相反:一个人如果一心想通过增加政府的干预来为公众利益服务, 那他将“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 去达到同他的盘算不相干的私人利益。”[13]如果所有人都要“公平份额”的话, 那就必须由某个人或某个集团来决定什么样的分配是公平的, 而且他们必须能够把他们的决定强加给别人, 从财产多于“公平”份额的人那里拿走一部分, 给予财产少于“公平”份额的人。那些作出决定并强加于他人的人与听从他们决定的人能是平等的吗?因此, 对政府的分配行为进行监督和制约, 是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

四、权利补偿:差别化的政策设计

经济学的分析不依赖于道德观念的改变, 经济学本身也不以改变人们的道德观为目的, 而只是在现在人们一般具有或者接受的道德规范下研究人们的选择方式和行为方式, 设计出经济体制、经济政策, 以使经济运行取得较好的效果。[14]以权利平等为基础的公平正义理念, 最终必然要经由相应的公共政策的出台才能得以实现。不经由具体政策来落实的平等理念仅仅是停留在思想层次的“空想”, 因而也就难以成为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公平。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想固然美好, 但由于他们并不掌握公共政策的最终决策权力, 所以只能是不切实际、无法实现的空想。我国要解决社会平等问题, 离不开以平等为指向的具体政策的实施, 只不过在制定与实行这种公共政策时, 必须具备充分的正当性。正如罗尔斯指出的, 要“平等地分配各种基本权利和义务, 同时尽量平等地分配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和负担, 坚持各种职务和地位平等地向所有人开放, 只允许那种能给最少受惠者带来补偿利益的不平等分配, 任何人或团体除非以一种有利于最少受惠者的方式谋利, 否则就不能获得一种比他人更好的生活。”[15]

人生而不平等, 由于财产的多少等因素造成发展机会的不平等, 与人的后天努力无关, 因此, 要由重视所谓的机会平等转向增加弱势群体的发展机会实现的可能性, 更多的应当从消除机会实现的障碍来着手, 要为持不同意愿的少数预留下申诉、辩解和反抗的渠道。在《阿米绪的故事》中林达提出一个论断:“一个制度能否保证这微乎其微的少数得到公平的善待, 恰恰是检验这个社会是否文明和人道的试金石, 也是决定这个制度能否长治久安的一个关键。”[16]当少数人与多数人产生矛盾时, 甚至是与强大的国家机器和普遍的公民义务发生冲突时, 不依恃强权推行多数人意志的做法应当值得我们深思。

目前分配过程不公是我国收入分配政策最严重的不公平。政府要保证人的发展和进入市场的机会以及流动机会的平等, 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要保护底层的生存生态系统, 尤其是谋生机会的平等。政府的公共政策应该向弱势群体和底层社会倾斜, 立足于他们的需要, 为其营造有利于他们发展的生存生态和社会环境。

(一) 拓展社会流动的通道。

社会流动是化解阶层冲突, 促进社会和谐的有效途径。可以说, 在一个贫富分化较大的社会中, 一种相对流畅的社会流动渠道以及较多的流动机会, 是实现收入分配公平, 抵消贫富差距过大的重要机制。最近几年, 我国政府用于扶助弱势群体、扶助贫困群体的开支在增加, 低保医保等政策也在不断完善。但是贫困群体在我国社会中的规模仍然不小, 所以仅仅依靠政府的再分配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如何使社会的底层, 能有一种发展的机会、发展的能力, 这才是至关重要的。而这种发展的机会和发展的能力与社会低层进入社会高层的通道是否畅通密切相关。因此, 为从根本上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 消除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 政府应该在保护和扩展社会流动的通道方面做出努力。打破社会阶层之间的壁垒, 相互开放和平等进入, 建立通畅的社会流动机制, 使各社会阶层的人员处于不断的更新变换之中, 使得能者上、不能者下成为社会普遍认同的规则, 缓和社会地位差别造成的冲突, 释放由社会不公平的能量形成的社会张力, 确保每位公民的权利和地位平等。

(二) 重视解决就业问题。

目前对就业问题表面上是关注, 实际上却是忽视或者称为漠视。现代经济学普遍认为, 政府的经济职责主要是:充分就业、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而地方政府由于区域的局限, 对于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的要求并不高。按照现行考核体系对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目标进行分解细化后, 地方政府比较重视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 相对不重视充分就业目标的实现。因为, 经济增长目标主要分解为财政收入、GDP、可支配财力等, 和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直接联系在一起。充分就业目标现阶段主要体现为城镇登记失业率, 而失业指标则自定义为 “城镇登记失业率”。实际上, 这一统计指标定义无法准确的、真实的反映中国目前日益突出的失业问题。现行的失业人数统计口径, 总是有意无意的忽略农村劳动力失业状况。数量庞大的外来民工即使长久找不到工作, 为数不少的流浪乞讨人口在街头徘徊, 他们仿佛也属于另外一个世界, 并不为失业统计数据所容纳。正是这种统计口径上的问题使真实就业情况与名义就业情况相脱离, 使得地方政府对能够促进就业、而对财政税收和GDP增加影响不大的中小企业不够重视。关键性统计信息真实或失实直接关系到决策者对经济形势的判断, 也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和目标。因此, 建议应按国际通用的统计指标来定义我国失业人口, 这符合我们的改革长期目标。

(三) 重视解决低收入人群融资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