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正义（精选12篇）
经济正义 篇1
一、经济法实质正义的内涵和意义
(一) 正义的一般解释
作为宗教、伦理学的基本范畴, 正义一般是指人们按一定道德标准所应当做的事, 也指一种道德评价, 即公正。从宗教学的范畴来看, 正义是抽象化、信仰化以及非法条化话的准则。从伦理学的范畴来看, 正义主要分为社会正义和个人正义两个方面。其中个人正义是指一些归束个人行为的一种善恶的评价准则;社会正义则主要是指社会的制度正义, 主要是对整个社会体系包含基本结构、社会关系、现象等是否正当合理进行追问和评价。
(二) 经济法实质正义的内涵
经济法的实质正义的内涵可以从三个方面分析:
1.从绝对公平到相对公平
众所周知, 传统观念上的法律所界定的公平是“绝对公平”, 主张义务与权利分配的绝对的平等和自由, 所有的市场主体适用于同一规则和制度, 不考虑个人特有的其他禀赋和状况。而经济法所追求的实质正义和公平则是在考虑个人的特殊处境和状况差异, 区别权利和义务分配的相对公平。
2.从局部公平到整体公平
局部公平顾名思义, 是指一定范围区间内的公平。局部公平限定在一定的群体或者一定的区域之内。整体公平则是全部范围的公平, 着眼于全社会, 以社会整体的利益作为公平正义的评判准则。经济法着眼全社会的整体利益, 规制市场主体的行为, 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交易环境,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3.从现实公平到长远公平
和谐社会, 讲求长远利益及现实利益的权衡取舍。在公平问题上, 同时适用这一规则。单纯看重现实公平, 极易导致对资源环境的过度开发和破坏, 损害长远公平。经济法的基本理念是讲求长远公平, 一系列的相关法律规制和约束旨在促进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在保障现实公平的前提下, 不损害长远利益长远公平。
二、经济法实质正义的意义
经济法的实质正义做到了从绝对正义向相对正义, 局部正义到全体正义, 当前正义向长远正义的过渡, 不再只是以一个单纯的标准来分配权利义务, 恒定正义和公平, 而是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根据不同个体所在的不同状况分配权利义务, 也不再只是单纯的着眼某个特殊群体, 特殊部分的利益, 而是以全民族的利益为出发点来判定公平正义, 不再目光短浅的只注重现实正义, 而是着眼于长远的公平和正义, 坚持可持续的策略和眼光。经济法的实质正义的实现有诸多方面的意义, 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 经济法追求的实质正义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关注社会弱势群体, 保障弱势群体利益的作用。经济法实质正义的相对正义, 在分析不同个体所面临的不同禀赋的情况下, 对不同个体进行不同的权利义务的分配, 在这种权衡中可以做到对弱势群体的倾斜。经济法的实质正义, 使得弱势群体在残酷的市场经济体制下, 得到了一定的关注和庇佑。
另一反面, 经济法的实质正义对于维护社会公共秩序, 维护社会稳定, 构建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起到一定的作用。经济法主要是调节市场经济制度下的相关主体的利益关系, 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 维持经济体制的正常运行, 并且经济法实质正义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准则, 相关法规制度对于收入分配的调节, 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 以长远正义为追求, 所有这些都遵循了可持续长远的发展观, 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经济法实质正义的实现
(一) 经济法实质正义的实现机制
1.经济法实质正义的实现依赖于政府宏观调控
市场经济条件下, 经济主体着眼于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 忽视社会公共利益及其他个体的利益。市场经济存在的弊端诸如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 容易带来经济产业结构问题、资源浪费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一系列与社会公平正义相违背的恶劣后果, 并且如果仅凭市场自发调节, 放任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是没有办法解决上述问题的, 也就没办法实现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实质正义。所以, 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政府的干预也就是宏观政策调控发挥作用, 促进实质正义的实现。宏观调控政策协调经济活动下的各种矛盾, 消除影响实质正义实现的不利因素。比如, 政府利用税收财政政策进行财富的再分配, 缩小收入差距贫富差距,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制定税收产业政策进行产业引导, 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2.经济法实质正义的实现依赖于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企业作为社会经济的主体,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同时也是实现实质正义必须要加以调节的主体。需要增强和激发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促使企业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 考虑社会效益, 促进企业在资源环境保护方面发挥作用, 响应国家政策, 优化企业产业结构。另外, 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促使企业完善职工权利保障制度, 企业福利制度, 使得企业在增加居民收入, 缩小收入差距方面发挥作用。
3.经济法实质正义的实现依赖于立法、执法、司法机制
经济法实质正义实现不仅依赖于政府和企业, 同时也需要立法、执法、司法机制的支撑。立法机制对实现实质正义的影响是主要是权利义务分配方面。立法机制权利义务分配是实质正义的起点, 立法过程中对于经济主体需要进行分析和判断, 并以此做出权利和义务的分配, 依据个体的不同特质和差异, 进行权利义务的倾斜实现不同的分配, 以实现经济法下的相对公平而不是单纯的绝对公平。立法机制是实质正义的起点, 进行权利义务分配之后, 需要执法体制发挥作用, 将这些法律规章应用于社会实践。执法活动主动的进行行为干预, 对于违反相关法律的经济主体进行直接处罚和约束, 譬如, 执法质量检查对相关生产经营企业的查处, 对于垄断行为的判罚, 极大的保障了消费者的利益, 保证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平正义。有效的执法活动是促进实质正义实现的重要机制。司法机制作为法律发挥作用的最后一个环节, 同样也对实质正义有着重要的作用。法官的职业道德和素养, 审判和诉讼机制都对司法活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进而对实质公平产生很大的影响。培养高素质的法官队伍, 加强法官队伍的知识建设和职业道德教育, 建设专门且完备的审判机制和多元的诉讼机制, 发挥司法机制在实现实质正义方面应有的作用。
(二) 经济法实质正义实现过程中的阻碍
经济法的实质正义的实现离不开政府和企业团体的共同努力, 只有当政府的干预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机制共同发挥作用, 互补互助, 相互促进时, 才能更好的促进实质正义的实现。政府的宏观调控, 全局干预是可以化解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些弊端和缺陷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但是政府的宏观调控的实现也是需要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相关政府部门往往消极疲软, 不能很好的发挥自身的作用, 也就不能发挥政府干预对于促进经济法实质正义的作用。
经济法的实质正义的实现还依赖于市场主体的相关企业、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企业良好的社会责任感对于实质正义的实现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是, 市场经济条件下, 受经济利益的驱使, 很多企业为了追求收益最大化, 忽视相关市场交易规则, 无视竞争, 进行大规模的垄断经营, 更有甚者, 生产一些质量不过关的产品投放市场, 对消费者的权益造成极大的损害。一些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带来较大的负外部性, 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也会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康运行带来不利影响, 直接影响经济法的实质正义的实现。
四、结语
经济法的实质正义是相对正义、整体正义、长远正义, 追求不同特点和禀赋的个体适用不同的权利和义务, 着眼社会整体利益, 不仅注重追求当下的现实正义, 更以追求长远正义为理念。了解经济法的实质正义的实现机制, 可以进一步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推动社会文明建设。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产物的经济法也不断发展, 满足了当代社会发展和个人需要, 着眼于维护社会主体公共利益, 实现实质公平和正义, 促进市场经济良好运作和发展。因此, 研究经济法的实质正义并且掌握其具体的实现机制, 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经济法,实质正义,实现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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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正义 篇2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要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马克思主义认为，正义是人类社会的崇高境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首要价值所在，“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而这样的制度是正义所要求的”。
（一）马克思经济正义观的内涵
经济活动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是社会存在的前提和发展基础。经济对于人类的意义，在于满足人的生存需求，人的发展的需要。经济正义旨在保障经济社会的发展沿着丰富人的潜能，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道路前进。经济正义具有历史性和相对性，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各不相同，但都离不开对经济制度和经济活动中人的终极命运的关注。经济正义反映的是社会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处理相互利益关系应遵循的价值原则：即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合理化，社会经济关系及其矛盾冲突的平衡解决。
马克思主义对经济正义的理解归纳如下：首先，正义主要源于经济现实，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十分中肯地指出：“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①在这里马克思对经济正义给出了唯物史观视角下的评判，对那些抽象出来的所谓的普遍的正义给出了否定，指出没有适用于任何一切和所有社会形式的“经济正义”的一般规则，正义不取决于人类行为与利益的普遍一致性，而取决于特定条件下的生产方式中的具体要求。因而，正义既不来自于神、上帝，也不是来自于社会权威或人性，而是在现实的社会历史过程中，每个时代和社会都有其特定的正义观。其次，经济正义在本质上是人类在经济实践中实现人的全面解放。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正义思想以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为根基，立足于对现实经济关系中的人的关注。第三，构建人类最正义、最理想的社会形态和经济制度--共产主义制度。只有共产主义制度下，才实现了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才实现了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马克思经济正义观是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正义观。
马克思经济正义观源于社会存在,是现实矛盾及其发展趋向的客观反映。马克思经济正义观是科学性和价值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现实性和理想性的完美统一。对经济社会正义的实现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8页；
（二）理论意义：中国经济正义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方向指导
马克思的经济正义观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运用唯物辩证法和阶级分析的方法阐发，而这些正是中国共产党经济正义思想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是为着实现共产主义而不懈努力的，其经济正义思想也正是把人的自由和解放为终身追求的价值目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作为自己追求的崇高目标，而马克思经济正义观为其经济正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向指导。
1．毛泽东的经济正义思想
毛泽东的经济正义思想体现在其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探索中。毛泽东的经济正义思想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提高生产力；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毛泽东坚持马克思经济正义观的指导，致力于构建一个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共同富裕的正义社会。
2．邓小平的经济正义思想
马克思经济正义观认为，实现社会的正义，必须以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为前提。邓小平经济正义思想的根本特点，就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把正义看成一个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历史范畴。1 3．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经济正义思想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经济正思想集中体现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消除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利益的状况，为每个社会成员的自由发展提供保障。对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的维护，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一个正义的环境，从而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4．第四代领导集体的经济正义思想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总书记的党中央第四代领导集体，以马克思的经济正义观为指导，从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把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和重要目标。以胡锦涛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的经济正义思想体现了以人为本，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物质财富，提供良好社会环境。对利益分配即要求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按劳分配制度，同时也强调要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宏观调控原则，从而才能实现利益分配的正义性。防止贫富差距过大，实现共同富裕，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
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正义思想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坚持马克思经济正义观的指导，并紧密联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为中国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现实意义：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矛盾的解决提供指导
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经济正义观的基本意义,就在于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极端不公平性,由此主张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经济正义观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矛盾的解决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马克思经济正义观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解决指出了现实路径：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要坚持效率的原则，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最终是要为实现人的解放，因此在注重效率的同时，要避免人对物的依赖的普遍化，避免社会主义经济正义的形式化，从而才能最终消除人的异化，实现人的本质的真正复归。也就是说，要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公正、有序、可持续的发展，我们必须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坚持高效发展又要注重和谐发展：
（1）发展生产力,经济正义得以实现的基本前提
大力发展生产力,让物质财富更加丰富，这是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义的基本前提。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产力是社会形态更替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高度发展的阶段为前提的。”2共产主义必须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和不断发展的基础之上。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困、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3（2）完善市场经济制度，是实现社会主义经济正义的基本环节
发展生产力,物质财富更加丰富，这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正义的基本前提，但是现实社会物质财富的丰富和经济增长，不会自动地将利益流向极端贫困的群体，还必须有公平正义理念与制度的支撑或牵引。
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一方面大力发展国有经济，使其发挥主导作用，优化结构布局，转换经营机制，花大力气发展公有资本控投或参股的股份制经济，实现资本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有利于维护公有财产权，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积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减少或消除体制性障碍，促进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促进社会主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5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6.义经济制度不断走向成熟与完善，最终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3）缩小分配差距，实现经济正义的保障
可以说分配正义是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义的基本形式，也是缩小分配差距的保障。
我国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就意味着基本实现了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直接结合，应该在制度上更大程度地保障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环节的相对公平，充分利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拓展分配调节的空间，要从收入分配环节的调节扩展到资源分配环节的调节，缩小资源分配的差距，通过对资源分配公平的目标追求，缓减分配不公导致的社会问题及其矛盾，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发展。那么既要对分配差距过大的城乡、地域差距进行宏观调节，又要对资源分配失衡问题给予高度重视并逐步解决，保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及按劳分配在实践中的真正实现，或者通过转移支付手段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这样才可能相对有效地解决我国分配不公而引发的社会矛盾。
（4）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社会经济正义的举措
就个人来讲，其差异首先存在于先天或自然因素（包括性别、相貌、天资等等的生理属性）之中，而当人的这些自然因素进入到社会关系中，还要受到社会因素（包括家庭环境、种族观念、等级制度、教育程度等等）所影响，所有这些因素的叠加造成了人的个体的竞争力的巨大差异，竞争力强的人在同等情况下会为自己赢得更多的机会与财富，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就并非如此简单，人类社会的资源是有限的，在一些人类生活所必需的资源的占有上，一些人享有更多，其他人自然就少了，也就是说竞争力强的人在占有了竞争力弱的人的资源，从而造成了强者愈强，弱者愈弱，使经济社会矛盾不断加剧。要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就要坚持马克思经济正义观的指导，以人为本，根据人自身发展特点，把人放在现实环境中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社会经济正义的举措：第一，在教育上给与充分的保障，以求得个人的发展。第二，就业保障。目前社会，人的发展仍处在对物的依赖阶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人们社会生活的风险显著增加。为了规避各种社会生活风险和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和发展需要，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国家要大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第三，落实好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国家必须制定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法律规范，保证社会保障
制度真正得到贯彻实施，对公民在年老、疾病、伤残、失业、生育、死亡、遭遇灾害、面临生活困难时，由政府和社会依法给予物质帮助，以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
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之理论透视 篇3
关键词：正义；经济正义；理论批评；主要内容
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批判理论，其经济正义思想对资本主义经济正义理论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了双重批判。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是一种抽象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包含现实社会历史内容的生产关系，是一种具有内在矛盾的关系。对这种内在矛盾解决方法的研究，表达了人们对正义的追求，也正是在探讨这种内在矛盾解决方法的过程中，马克思表达了其经济正义思想。
1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正义的理论批判
首先，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经济正义理论的形式性。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资本主义的经济正义理论建立在非正义的经济基础之上，所以资本主义经济正义理论也是非正义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资本积累的原始阶段，就显示出了资本家非正义的一面。他们利用圈地运动等强盗手段剥夺他人的物质财富，积累资本，在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后通过提倡个人权利和自由来为这种制度之正当性进行辩护。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人权利的实现依赖于良好的经济基础。因此，想要获得独立和自由，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只有在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中才能够实现。马克思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产生的、现实的基础。交换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货币制度，事实上是平等和自由的制度。”[1]在社会财富都被资本家掠夺一空，广大无产阶级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获得生存条件的情况下，个人权利对无产阶级来说只能存在于口头上。资本主义经济正义理论也就沦为一种资产阶级寻求特权，标榜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理论。
其次，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非正义性。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占有社会绝大多数的生产资料，而无产阶级只拥有劳动力这一生产条件。无产阶级要想获得生存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资产阶级通过金钱购买劳动力，进行生产活动。资产阶级认为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都是用自己的金钱购买来的，那么生产的全部劳动成果也应该归自己所有。然而，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私有制条件下分配原则彻底掩盖了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卑鄙行为。他指出物质财富应该按照“谁劳动、谁所得”的分配方式进行分配。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工人阶级通过劳动获得的商品价值主要包含三个方面：购买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购买的劳动力的价值和商品新增的价值即剩余价值。其中新增的价值部分按照以上的分配原则应该归工人阶级所有。“最初，在我们看来，所有权似乎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至少我们应当承认这样的假定，因为互相对立的仅仅是权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占有别人商品的手段只能是让渡自己的商品，而自己的商品又只能是由劳动创造的。现在，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别人无酬劳动或产品的权利，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2]由此可见，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一种公开的剥削制度，是一种非正义性的经济制度。
2 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虽然没有一篇直接阐述经济正义思想的文章，但是却在其许多经典著作中表述了经济正义观。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关文本进行检索、解读，可以看出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的内容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2.1 马克思的生产正义思想
马克思认为，人类自从诞生于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生产者的身份，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建立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创造历史，实现人的内在价值。通过辛勤劳动而获得丰富的物质财富，这是对人类自身价值的一种肯定，幸福感、满足感也会随之而来。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不仅剥夺了他们在劳动中产生的满足感和幸福感，更使工人阶级的劳动仅仅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比封建主义更加不正义。
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非正义性批判过程中，马克思提出必须要用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从而实现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当生产资料私有制被消灭，社会普遍实行公有制生产资料，生产过程变得有计划、有组织，人类才能重新支配劳动。这时候，劳动不再是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而是变成生活的第一需要，生产者不再被迫劳动，并从劳动中获得满足感。在这种情形下，共产主义劳动就消灭了资本主义劳动的“非正义性”，生产正义在共产主义社会得以实现。
2.2 马克思的交换正义思想
对于交换正义，马克思具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劳动力的买和卖都是在流通领域和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3]资本主义交换在形式上是具有正义性的，这点要予以肯定。但是，马克思同时也发现了隐藏于资本主义社会流通领域和商品交换领域背后的另一交换过程，在这些交换过程中，“用来交换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本身只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别人劳动产品的一部分”，[3]而且“资本家用他总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别人的已经物化的劳动的一部分，来不断换取更大量的别人的活劳动”，[3]资本主义交换存在着形式上的正义掩盖着实质上的不平等和不正义。在马克思看来，要想使交换正义得以实现，必须将交换与生产联系起来考察，使交换与生产相适应，相一致。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了实质上的自由与平等，实现了生产正义，才能实现真正的交换正义。
2.3 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思想
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方式是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工人阶级得到的财富要远远低于他们所创造的价值。这种分配方式显然是非正义的。马克思认为要在资本主义社会实现分配领域的正义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分配正义。共产主义社会又分为生产力水平发达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列宁后来称其为社会主义阶段）和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这两个阶段，在生产力水平、物质财富、分配平等上都有所差别，因此，要想在共产主义社会彻底实现分配正义，就必须在这两个社会阶段实行不同的分配原则。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马克思对这一时期的分配标准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他认为，由于不同个体在体力、智力等条件上的不同，会造成个人在同一条件下提供的劳动量或者能够劳动时间高于另一人，因此，要把劳动当作尺度，就必须参考劳动的时间和强度。而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由于消灭了阶级差别和异化，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资源极大丰富，实行按需分配原则，就能实现分配正义。
2.4 马克思的消费正义思想
消费是人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一种状态，是人生存的一种基本方式。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商品拜物教的批判表明了自己的消费正义观。马克思所指的异化表现为“我的生活资料属于别人，我所希望的东西是我不能得到的、别人的所有物；也表现为每个事物本身都是不同于它本身的另一个东西”。[4]反映到消费领域，资本主义造成的最严重的异化是人的需求的异化，是外在的物对人的统治，失去了对人的价值追求的本质意义。商品拜物教是消费异化现象的典型表现，它的兴起使人变成了物质财富的奴隶，使物质财富的追求成为生产活动的唯一目的，最后造成严重的社会弊端：“人和（下转第页）（上接第页）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5]而正义的消费，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消费，是一种适度的消费，它需要与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人类的消费活动不光要关注人类的基本物质需要，并且要使消费活动在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承受范围之内，走可持续的消费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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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实质正义及其实现机制分析 篇4
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分析和反思经济和社会中很多关系和制度, 进而在不同的发展时期, 能够明确它们是否还适合当时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如果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 一些法律和制度因为没有及时修改或者执行层面的问题, 而出现了偏差, 我们应该从各个层面上进行反思, 找出问题出现的原因, 然后逐渐修改, 使之趋于合理。
1. 经济法的实质正义理念及其基本内涵
人类社会的发展, 在特定区域内, 资源的有限性以及人类的本性需求, 导致了人类自私的本性和利益的纷争。为了维持相对的和平和稳定, 人类需要公平正义。法律是现代文明的标志, 法律正义虽然只是社会正义的一个分支, 是通过国家暴力来保证实现的公平正义, 它凝聚了人类最高的理性品质, 它不仅渊源于人类的宗教情感、伦理判断, 而且高于这些感性范畴, 并始终回应着其他社会行为规范的要求。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指出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 变幻无常, 随时呈现不同形状和相貌。例如,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我国的经济发展迅速, 不同时期的经济状况不一样, 因此, 如果我国的经济保持一成不变, 就会造成经济法实质正义的形式化。经济法所秉持的正义观同样不能脱离公平、秩序、自由等基本价值范畴, 但以其特有的规范形式、责任机制以及救济途径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实质正义的价值立场。
2. 经济法实质正义的价值构成
2.1 对弱者的保护
在经济关系中, 处于弱势地位往往受到不公平待遇。例如在经营者与消费者关系中, 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 往往受到经营者的支配作用。经济法的实质正义的价值就是对弱者进行权利的倾斜, 以实现对弱者的保护。
2.2 维护社会公共经济秩序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加入国际世贸组织 (WTO) 以后, 经济组织形式逐渐趋于多样化, 国内经济的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复杂多样的经济组织意味着更加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而由于我国在经济法的建设发展历史比较短, 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中, 较弱的一方往往受到不公平待遇。因此, 我们需要经济法对平等主体的不平衡利益关系予以矫正。通过宏观调控政策直接调整具有全局性和公共性的社会关系, 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从而在更宏观的层面实现实质公平的价值目标。
3. 经济法实质正义实现中的障碍
3.1 经济宏观调控的失灵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在市场经济中, 市场本身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 对于市场的参与者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然而, 单纯的市场调节也有很多缺点, 如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被动性。因此, 要想确保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 我们需要借助强大的政府力量来进行相应的宏观经济调节。经济宏观调控是指国家从社会经济的宏观和总体角度, 运用计划、各项经济政策及调节手段, 引导、约束社会经济活动, 以调节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 实现国家预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经济宏观调控的目的建立良好的社会经济秩序, 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和健康可持续的发展。然而, 政府的宏观经济调节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实行过程中, 很容易出现落实不到位、徇私舞弊、暗箱操作等一些不法行为, 导致宏观经济调节的目的与收到的效果想矛盾。
3.2 企业社会责任感的缺失
企业为了提高利润率、扩大生产规模等, 以利润最大化为经济目标, 忽视了其自身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例如, 很多造纸企业盲目地追求利润, 为了降低经营成本, 将生产产生的污水直接排放到周围的河渠湖塘之中, 严重污染了当地农民的灌溉用水甚至饮用水。谁污染, 谁治理;谁开发, 谁保护。企业在利用社会资源进行生产的同时, 需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在我国, 由于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教育发展起步较晚, 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不够强。很多企业虽然也参与相应的慈善救助, 但多是迫于公众压力。很多大型国有企业甚至利用自己的优势来做不利于市场正常运行的行为, 为了追求高利润而实施垄断经营等不正当的竞争行为。企业社会责任感的缺失使得经济法的实质正义徒有虚名, 直接阻碍了经济法实质正义的实现。
4. 经济法实质正义的实现机制
4.1 政府要尽职尽责
经济法实质正义的实现需要政府强大的权力机关充分行使其职能、职责。在本文中, 我们将政府在确保经济法实质正义的实现方面需要在完善法律规定方面以及行使监督职能方面做出努力。
首先, 政府应该完善法律规定。改革开放之后, 我国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 经济组织的形式、交易方式日益多样化, 为了确保经济法实质正义的实现, 我国政府应该本着与时俱进的态度, 根据当前经济的发展状况对我国的经济法进行相关的修改, 使之适应新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另外, 我国经济的发展呈现明显的地区特色, 如东南沿海的经济发展比较迅速, 中西部的经济发展相对迟缓一些。在修改经济法时需要考虑这些地区差异。只有这样才能从真正意义上保证经济法实质正义的实现。
另外, 充分发挥政府的监督职能。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和机构要尽职尽责的执行监督职能。对于妨碍经济法实质正义实现的行为要严格的制止, 对于那些特别严重的、对社会造成恶劣后果的行为要进行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例如, 对于不按照要求进行排污的企业, 当地政府可以进行查封, 给予相应的经济惩罚。对于屡教不改的企业, 则直接追究法律责任, 勒令搬迁或者拆除。另一方面在政府履行监督职责时, 相关的官员要严格约束和规范自己的行为。如果政府官员不能直接秉公办事, 收受贿赂, 徇私舞弊, 故意包庇那些妨碍经济法实质正义实现的恶劣行为, 那么政府的监督作用也就徒有虚名。
4.2 发挥大企业和国家企业的带头作用
大企业的发展和国有企业的发展是公众和媒体关注的焦点。因此, 我国的大型企业如海尔、格力等以及一些大型的国有企业, 如中石油、中石化等, 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榜样带头作用。按照法律规定, 严格地进行污染治理, 并且要投资相应的生活设施改善工厂周围居民的生活环境。另外, 企业要关注慈善和教育事业, 并积极地参与慈善和教育救助。这些一方面可以为企业自身建立良好的社会公众形象, 一方面可以为小企业树立良好的榜样。小企业看到承担社会责任的好处, 就会自动效仿大企业的行为, 这样就可以形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企业道德风尚, 这种良性循环可以推动经济法实质正义的实现。
4.3 企业社会责任教育
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在我国的发展历史比较短, 很多企业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只会导致企业利润的下降, 给企业经营带来负担, 有些企业甚至不了解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含义。因此,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也就无从谈起。因此, 我们需要积极地推行企业社会责任教育, 让企业了解企业社会责任的含义, 并且明确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必要性。立法部门可以将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要求写入经济法, 以法律形式强调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 进而促进企业能够自觉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从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法实质正义的实现。
总结
综上所述, 经济法实质正义的实现有助于我国市场经济行为的规范, 我们应该充分调动各个相关方面的积极性, 如政府要尽职尽责确保立法的合理性和认真执行监督职能, 企业也要以主人翁的精神, 认真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只有这样, 才能确保经济法实质正义的最终实现。
摘要：经济法实质正义的实现关系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 进而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然而,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经济法实质正义的实现逐渐趋于形式化, 这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不良影响。本文在分析了经济法实质正义的内涵以及价值构成的基础上, 分析了经济法实质正义实现的障碍, 并基于此提出了经济法实质正义的实现机制。希望这些建议对经济法实质正义的实现有所助益。
关键词：经济法,实质正义,实现障碍,实现机制分析
参考文献
[1][美]约翰罗尔斯.何怀宏等译.正义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美]昂格尔, 吴玉章, 周汉华译.现代社会中的法律[M].译林出版社
[3]薛克鹏.经济法的实质正义观及其实现[J].北方法学, 2008 (1) :103
[4]江帆.经济法的实质正义及其实现机制[J].环球法律评论, 2007 (6) :62
[5]程鹏, 海彦伟.经济法的实质正义价值观浅析[J].金卡工程·经济与法, 2009 (12)
经济正义 篇5
这部电影主要讲述了1945年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无条件投降。驻日盟军最高统帅师麦克阿瑟签署了逮捕令，100多名战犯被捕。1946年1月1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成立。11名来自美国、中国、英国前苏联、法国等国家法官相继到位。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开庭审判。所以称为“东京审判”。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东京审判”是以真实的历史再线为背景，已身陷历史洪流命运难测的小人物为线索，讲了他们喜怒哀乐和不能逆转的命运。整部影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些在法庭唇枪舌战的场面，中国人的正气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最让我感动的是导演高群书，为了拍这部电影，他举债500万。甚至毫不犹豫的与债主签下了“卖身契”。所以，才会有这样一部出色的影片共我们观赏。
影片中的战争镜头，是我不由想起了抗日战争中很多历史细节：“九一八事件”、“南京大屠杀”、“血洗平顶山”……我们不是头脑简单的民族主义者，不是复仇主义者，我相信大部分日本人民是善良的，热爱和平的。但是，有位哲人曾经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未来。”如果我们忘记过去的中华民族承受的千灾百难，那么也许未来将招来更大的苦难。我们不能忘记历史，因为我们渴望世界和平。
有一种正义叫“心理正义” 篇6
在本刊过去的文章里，我曾经分析过为什么“好人没好报”——这是社会和心理机制带来的，并不是善良的错。善良绝不能单打独斗，它最好还能够得到一些武装。不知道我的分析，是否让很多已经感到绝望的好人看到了希望？
英国社会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说过一句有点好玩的话：即使我们都由自私的基因掌舵，好人终有好报。我怀疑他说完之后自己都笑了。在这里我需要说一下，道金斯老师关于基因的说法在生物学层面没问题，但在社会学层面是错的。“自私”不是生物学概念，是社会-伦理概念，基因确实有复制自己的“本能”，但人是有自由意志，有情感的，并不纯粹就是由基因控制的一架机器，是否自私，跟基因无关，而跟他在心理上是什么人有关。
但老师不可能去鼓吹“人是自私的”这类观点。这既很low，同时也政治不正确。可说人不自私又违背自己的理论逻辑，所以折衷下来就是用一句“好人终有好报”来打哈哈。
正因为如此，他引用的是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爱克斯罗德在博弈论上“一报还一报”的研究。这个著名研究证明，在多次博弈中，最终胜出的还是好人。
理论上好像是这样子的，但历史上有很多事情，足以让我们绝望。而在现实中，残酷的事实也明摆着：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占了便宜，爬得很高的，很多并不是什么好鸟，他们是一些突破了自我，甚至人性底线的人。换句话说，突破自我和人性底线，特别符合分配资源的游戏规则的偏好。所以这些人都具有很强的博弈能力。他们作为胜利者看上去很开心，至少已经掌握了可以让他们开心的诸多资源。相比之下，那些无论有无能力，老实、正义的人们呢？大部分其实都过得很惨。
所以，如果我们摧毁不了这个事实，那一定让人沮丧。在受伤的心理背景下，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把因果报应推迟到遥远的将来，甚至推迟到死后进入天堂还是下地狱，这其实只是一种疗伤，属于“语言疗法”。
我承认我也摧毁不了这个事实中的社会层面——人家确实就得到那些稀缺资源了，而我们则只能在利益和心理层面被吞食。可是我可以摧毁这个事实的心理层面——他们在心理上已经失去了最宝贵的内心安宁和自在感，并且，终其一生，会被自我和人性追杀。干掉了自我和人性的人，自我和人性也一定会干掉他。
这个世界还是公平的。
这些人快乐吗？那还用说。但我们要界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快乐。它绝非发乎内心的那种“自然的快乐”，体验到的并非是人类的各种正常情感和高级情感，不是生命能量的释放，换句话说，不是自我成长时的那种体验。相反，它属于一种“心理保护下的快乐”，是自我被败坏时所要强迫自己体验到，去补偿自己的东西。其特征有三：他们的快乐离不开所拥有的东西；他们的快乐和别人具有对比性，要别人比自己少才快乐；他们的快乐具有攻击性——一天不在精神上、行动上攻击，他就不舒服。
所以这种快乐具有变态性。看着那些被他们在利益和心理上碾压的老实人、正义者，他们确实挺爽的。
但这类快乐的命门就在于：为了获得快乐，必须继续变态；而继续变态就进一步败坏自我。于是，终其一生，别人是在自我成长中，去让自己的心灵对世界开放，去体验到人类美好的情感，他们则是被自我和人性追杀，不停地倒退，能体验到的不过是些变态的情感。
这也是一种惩罚，我们不妨叫“心理惩罚”。相应的，有一种正义，叫做“心理正义”。我认为心理惩罚或心理正义弥补了现实惩罚或现实正义的缺席或迟迟不来。毕竟，一个人永远逃不掉自己的内心，无论内心是什么。
（摘自《南风窗》）
经济正义 篇7
法经济学是指运用有关经济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法学理论和具体法律问题的学科。它产生于经济大萧条时期, 市场失灵迫切需要国家干预。法律则是市场经济最好的干预方式, 由此人们尝试将法学与经济学结合起来, 后来经过科斯和贝卡利亚等学者的研究, 诞生了一门伟大的学科———法经济学。众所周知, 市场经济的目标是效率最大化, 即付出最小的成本产生最大的收益。法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法学, 因此法经济学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波斯纳, 主张效率应该取代正义, 成为法律的根本目标。这种极端思想自然遭到了传统法学家的批判, 他们认为公平正义自古是法律的代名词, 效率不可能是法律的核心思想, 进而否定法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存在价值。
笔者认为任何制度都有其产生的背景, 都是时代需要的产物。所以当时代不需要它的时候, 自然会消失。正如马克思那句, “凡是在历史中产生的必然在历史中消失”。所以, 既然法经济学还没消失, 就说明它有存在的必要, 我们应该挖掘制度本身的魅力, 而不能因为这一制度中权威者的极端思想而否定整个制度。因为权威者也会犯错, 他们并不能全权代表这项制度。而且, 他可能是他那个时代的权威甚至是几个世纪的权威, 但世界上是没有绝对的真理。笔者认为适合当下的制度, 就有研究的价值。有闪光点的制度就有存在的价值。那么, 法经济学的闪光点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是效率, 效率应当作为法律的基本价值目标和评价标准, 具体而言就是立法、执法和司法都要有利于社会资源的配置和社会财富的增殖, 尽量减少社会成本。
二、公平正义与效率于法律不可或缺
笔者试图通过“遗失物报酬请求权”这个制度来说明离开效率的公平正义是伪正义, 片面强调效率。我国《民法通则》第79条规定的拾金不昧制度。拾得人将遗失物无偿返还给失主, 自然是公平正义的。因为他们都回到了最初的状态, 没有人丧失利益, 也没有人得到额外利益。但这只是表面的, 可视化的, 甚至是短期的公平。人们彼此心里的失衡, 正是法律所忽视的。而且这种失衡才是绝对的。因为即使拾得人高尚无比, 无偿返还没有任何的不甘, 但是失主有惊无险, 他们对自己的粗心没有付出任何实质意义上的代价, 这个实质意义是失主自我感觉到的损失。他们除了心情变得焦躁之外, 还有其他深刻的惩罚吗?谁能保证这样的心情惩罚能让失主改掉自己粗心的习惯?尽管物质惩罚也不能保证, 但是带来的效果绝对要相对好些。
因此, 笔者主张应该给予拾得人报酬请求权的权利。有人反驳说这样的规定有损法律的高尚性。笔者认为法律的最大成效或最终目的在于被普遍遵守, 而不是法律本身的高尚和美好。再美好的法律得不到遵守, 那只能是一叠白纸。当然, 追求美好是正确的, 但更重要的是考虑实用性。“当现存的制度结构不存在获利的可能性时, 就会引发新的制度形式的产生 (Davis and North, 1971) 。” (1) 正因为《民法通则》高尚的79条款, 才导致公民想出“悬赏公告”这一救济办法, 后续可能会导致由于公民信用问题产生的诉讼。
那么给予拾得人遗失物报酬请求权, 会带来怎样的效率和公平呢?给予拾得人报酬请求权, 首先是守法效率。拾得人获得报酬的同时良心也免受谴责;失主为自己的粗心承担了应由的责任, 换来了所有权的归属;制度外的第三者也有了返还遗失物的积极性。其次是司法效率, 绝大多数人能通过立法这一规定自行解决遗失物归还的问题, 不用走诉讼程序, 因为像失主不给报酬或者拾得人不归还或者索要极高报酬的现象毕竟是少数。而且司法者也不用权衡优先适用立法还是民间契约。最后是公平的实现, 立法的统一带来司法的统一, 诉讼不再是穷人权利救济的门槛, 也不再是偏向富人的救济方式。而且日本、德国的国家相关立法 (2) 证明遗失物报酬请求权的规定是可行的。“退一步说, 美德不妨受奖励, 完全可以将美德放在天平上, 另一头压上物质的砝码。” (3)
三、总结
公平正义依旧是法律最基本的价值, 是不可突破的底限。失去了公平正义, 法律也就失去了民心。但同时, 不追求效率的公平正义又是伪正义。效率作为法经济学的核心价值, 为我们思考、研究法律提供了一种新方法, 能够回答和解决公平正义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没有必要将二者一较高下, 而应秉着凡是有助于法律的都可以用来为法律服务的思想正确地看待二者在法律中的作用。
摘要：传统法学一直认为公平正义是法律的核心价值, 可伴随法律与其他社会关系联系的日益密切, 单纯追求公平与正义的法律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新的价值标准也成为法律不得不考虑的因素。效率作为法经济学的核心价值, 要不要上升到法律的核心价值, 引起了争议。笔者试图分析效率于法律的作用, 得出一个结论:效率应该作为法律的基本价值, 但不得突破公平正义的底限。
关键词：法经济学,效率,公平正义
注释
11 黄少安, 李振宇.悬赏广告的法经济学分析[J].经济研究, 2002 (5) .
22 日本的<遗失物法>第4条规定:“受物件返还者, 应将不少于物件价格百分之五, 不多于物件价格百分之二十的酬劳金给付于拾得人.但是, 国库或其它公法人, 不得请求酬劳金.”德国民法典第971条规定, 拾得人可以向受领权人请求赏钱.
苏格拉底的正义——为正义而自缚 篇8
关键词：苏格拉底,智慧,省察人生,正义
众所周知, 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民主城邦———雅典, 处死了如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苏格拉底, 而他们给予他的罪名是“不信城邦诸神、信新神、腐蚀青年”。然而, 从某种角度来说, 苏格拉底的死因部分源于他自己, 那么,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苏格拉底认为, 智慧本身不为人所拥有, 能够拥有智慧的只有神。虽然人不可能达到完全的智慧, 但是, 应当去追寻智慧, 尽量距离智慧更近, 所以在苏格拉底看来, 一身去追求智慧才是正义的。
苏格拉底还认为, 人应当过上一种省察的、哲学的生活。所以他不仅要求自己过此种生活, 还竭力促使身边的雅典同胞也过上这种省察的、哲学的生活。在他看来, 不仅使自己, 而且使他人过上这种省察的、哲学的生活才是正义的。
综上, 本文所述苏格拉底的正义观主要包括以下两点:1.虽然人不可能拥有智慧, 但是去追求智慧, 距离智慧更近, 为此所作的事情才是正义的事情;2.除非过上一种省察的、哲学的生活, 否则没有人可以开始知道自己, 因此追求省察的、哲学的生活才正义。
秉持着这样的正义观的苏格拉底, 为了追寻正义, 一步一步通往死亡之路。
一、苏格拉底对智慧的追求
在受审时, 苏格拉底自始至终都在为自己申辩。他认为对他的正式指控出于“多年以来的错误印象”。他不仅说了这种错误感知, 而且声称实际上他要申辩的有两种指控。一方面, 他要针对阿努图斯、美勒托、和莱康的指控做出自我申辩, 另一方面, 他要针对其他人长久以来的错误感知做出自我申辩。苏格拉底把这些旧的指控称为“非正式的”指控, 这些指控不是法律性的指控, 而是其他人对苏格拉底的不利感知。而且苏格拉底相信, 即使是“非正式的”“不利的”感知也有可能是有力量的和危险的。
(一) 被污蔑的原因———智慧
在申辩中, 苏格拉底辩称, 早先对他的感知是不正确的, 而且这些感知会传给下几代人, 从而他们对苏格拉底的理解也是错误的。因为这样的错误感知代代传承, 最终导致了对他的正式指控。在受审中, 苏格拉底陈述了长久以来他人是如何感知他的:
那么, 导致对我的污蔑的控告是什么, 还是让我们从头讲起。莫勒图斯在写下现在这份诉状时, 他信的就是这些污蔑。那些污蔑者, 究竟在讲些什么污蔑?他们若来控告, 那他们起誓后的状辞一定是:“苏格拉底行了不义, 忙忙碌碌, 寻求地上和天上之事, 把弱的说法变强, 并把这些教给别人。” (1)
正所谓无风不起浪, 那么苏格拉底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 引得如此众多的人对他心存不满?又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非要对簿公堂争个你死我活呢?
在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作品《云》中, 苏格拉底关心的是一个跳蚤可以跳几个跳蚤脚那么远、昆虫消化系统的性质是什么。 (2) 这里的苏格拉底总是关心一些荒谬且琐碎之事, 阿里斯托芬塑造出这样一个喜剧苏格拉底以供厌恶苏格拉底的人们消遣, 并且总有人津津乐道于此, 原因就在苏格拉底在于追求正义时, 得罪了很多人。
苏格拉底相信, 虽然人不可能达到完全的智慧、不可能彻底的知道自己, 但只要努力, 他就有可能知道很多, 就可以距离智慧更近, 于是他奔走于大街小巷, 演讲于街头集市, 鼓励人们去挖掘智慧, 去追求智慧。只是他鼓励人们的方法却不被一般人所能接受———公然挑战智者, 用盘问与反驳的方法, 找出所谓智者们言行上的漏洞, 以证明他们其实并不智慧。
苏格拉底向陪审团解释说, 许多人之所以相信阿里斯托芬的描述是正确的, 是因为他们被苏格拉底的盘问和反驳激怒了。苏格拉底在与人交谈时, 尤其是与所谓智者交谈时, 总是不断指出对方的信念有弱点, 和这样的人一起痛苦而沮丧的打发时间, 那绝不会是什么痛快的事。况且他还日复一日地重复这种行为, 每次都会逼得对方哑口无言, 这种做法在激怒智者的同时, 连同其支持也一并激怒。就好像现代的追星族一样, 一旦哪位偶像明星遭到他人贬低, 他的粉丝团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同时也会齐心憎恨反抗那位大放厥词者的。苏格拉底在激怒智者的同时, 智者的支持者也同样被一次次激怒着, 时间越久, 他们对苏格拉底的厌恶感就积累的越深。
在申辩中, 苏格拉底解释说, 他盘问和反驳他人, 不是为了激怒他们, 而是为了理解德尔斐的阿波罗给他的神谕。苏格拉底的朋友凯瑞丰, 向据信为阿波罗神中介的一位女祭司问了这样一个问题:谁是雅典最具有智慧的人?女祭司说是苏格拉底。这让苏格拉底疑惑不解。因为他知道自己并非是有有智慧的。就如同某教授从一次物理会议回来后告诉一位文科生, 在此次会议那位文科生被誉为世界上最智慧的物理学家, 那位学生肯定会因此感到不安和疑惑, 因为自己确实对物理学所知甚少。而这也是苏格拉底听到凯瑞丰的说法后所感受到的。他向陪审团这样说:
“我会试着向你们揭示出来, 是什么给我带来了这名声和污蔑……雅典的人们, 我得到这个名声, 不为别的, 正是因为智慧。这种智慧到底是什么样的?也许就是一种人间的智慧。也许我确实善于这种智慧。而我刚刚提到的人, 要么确实有比人间更高的智慧, 因而是智慧的, 要么我说不出那是什么。因为我不懂这些, 而谁说我懂, 都是在说谎, 制造对我的污蔑……我的这些, 究竟是否真是智慧, 是什么样的智慧, 我要向你们举出证人, 就是德尔斐的神。你们该知道凯瑞丰的。他和我从年轻时就是伙伴, 他也是你们大家的伙伴, 一起在新近的逃亡中出逃, 又和你们一起回来。你们知道凯瑞丰是怎样一种人, 知道他无论做什么事时, 都是多么莽撞。有一次他到了德尔菲, 竟敢提出了这个问题———是否有人比我更智慧。于是皮提亚女祭司拿起签说, 没人更智慧。……
你们看我为什么说这些。我想要告诉你们, 对我的污蔑是从何而起的。听到这话, 我就自己寻思:“神说的究竟是什么, 这到底是什么哑谜?我自己知道, 我没有智慧, 也没有小智慧。那么他说我最智慧, 到底是说的什么意思呢?而神不会说假话, 因为这不是神的做法。”在好长时间里, 我都不明白他说的到底是什么。随后, 我很不情愿地转向下面这样的探讨。我去拜访一个据说很有智慧的人, 好像在那里就可以证明那说法是错的, 回应神谕说:“你说我是智慧的, 但这个人比我更智慧。”
于是我仔细审视了他———我观察了他并且和他对话之后, 得到这么个印象:我看到, 虽然别的很多人觉得他很有智慧, 特别是他自己, 其实不然。随后, 我试着告诉他, 虽然他认为自己是智慧的, 其实他不智慧。结果我遭到他和在场很多人的嫉恨。” (3) (申辩P77-80)
苏格拉底为了证明自己并不智慧, 不断向智者挑战, 想以此证明其实还有人比自己智慧, 但在此过程中, 他发现, 所谓智者, 其实并不智慧, 可是他这一发现不仅激怒了智者, 而且激怒了其追随者, 于是怨恨、嫉妒变随之积累。越是想证明自己并不智慧, 苏格拉底就越是发现, 那些声名显赫的人其实最无能, 而另外那些看上去更一般的人却好像更明智些。于是他觉得那个神谕变得不可驳斥了, 但苏格拉底始终认为, 自己也许比别人智慧的地方就在于自己明白自己什么也不知道, 所以自己会去学习知识, 追求智慧, 而不是假装自己什么都知道。正如他自己所说:
“那个人 (前文所提智者) 认为自己知道他不知道的事, 而我既然不知道, 也就不认为我知道。我觉得好像在这件事上总比他智慧一点, 即我不知道的事, 我就不认为我知道。” (4)
随后, 苏格拉底又拜访了一些诗人, 匠人们, 于是发现他理解了神谕———“其实, 神才真是智慧的, 他在那个神谕里表明的是这个, 人的智慧价值很小, 几乎什么也不是。他好像是在这样说这个苏格拉底, 其实是假借我的名字, 用我做个例子, 如同再说:你们中最智慧的, 人类啊, 就是像苏格拉底那样, 知道就智慧而言, 他真是毫无价值。” (5) 而更进一步, 他好像还理解神谕想让他做的事情———“我现在还在按照神的意愿, 四处寻求和追问每一个我以为智慧的公民和外邦人。每当我发现他并不智慧, 我就替神证明, 指出此人不智慧。” (6)
正是因为苏格拉底做了这正义之事———指出他人的不智慧, 虽然他是想帮助他们追求智慧, 可是却为他找来麻烦, 人们嫉恨他, 污蔑他, 长久以来的不好的印象最终爆发的结果便是指控苏格拉底。
在苏格拉底看来, 即使被人们误解, 嫉恨, 污蔑, 但因此要他放弃正义, 那是不可能的。为了正义, 被误解又能怎样?被嫉恨又能怎样?被污蔑又能怎样呢?只要他还活, 他还自由, 他便会一直向正义前行, 而那正义的事情便是帮助人们追求智慧。所以人们会经常看到苏格拉底出现在街头, 集会, 盘问反驳着那些自认为或公认为的智者, 与他们辩驳, 让他们哑口无言。
苏格拉底不断地扮演着惹怒智者与其追随者的角色, 被人忌恨着也要坚持正义, 由此卖出了通向死亡道路的第一步。
(二) 腐蚀青年的罪名
因为按照神谕所示, 苏格拉底不断向正义前行, 最终, 那些被他辩倒但口服心不服的家伙们终于将他送入公堂, 要对其审判, 将其定罪———腐蚀青年。对此, 苏格拉底是这样申辩的:
“而我要么没败坏他们, 要么败坏了他们, 但是无意的;在两种情况下, 你都在撒谎。如果我得到了教诲, 我就会停止我无意做的是。而你却回避, 不愿意与我交往, 不愿意教育我, 反而把我带到这里来, 而法律只要求把需要惩罚的人带到这里, 不是需要教育的人。”
因为苏格拉底津津乐道于揭示他人的不智, 得到了大批青年的追捧, 所以他也因此在正式控告中得到一个罪:腐蚀青年。
1.苏格拉底的教育
在当时的雅典, 有钱的人会将自己的孩子送往智者那里学习辩论术, 他们精于演讲, 可以帮助被控告者写申辩书, 一些青年接受者这样的教育, 同时交付一定的学费。
而在苏格拉底看来, 青年们大可不必接受此种教育。真正的教育应当是免费的, 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教师, 但其一直在探索一种教育方式, 不通过做老师来教育, 因为教育青年是一件高贵的事情, 不仅应当教给他们知识, 还应当教给他们德性。
他在公众面前盘问与反驳智者时, 青年们便已学到了一些辩论的技巧, 于是, 青年们开始自己联系他们免费学习到的技术, 他们也会向智者发问, 向长者发问, 然后便发现, 所谓的智者、长者, 并不是向他们表现的那样通晓一切, 有时候, 他们宣称自己知道所有, 可当被盘问到哑口无言时, 青年们便发现了苏格拉底所说的“他们并非智慧”是正确的。
因为总是被公然挑衅, 智者的威严受到青年的怀疑, 但智者们与他们的追随者却将这一切归咎于苏格拉底的过错, 而不是自我反省。正如苏格拉底自己所说:“有些青年自愿追随我———他们最有闲工夫, 出身豪富。他们乐于听我省察人们, 自己经常模仿我, 还试着省察别人。于是, 我想他们发现无数的人是自以为知道一些, 其实知道的很少, 甚至什么也不知道。于是, 那些被他们省察的人对我生气了, 却不对他们自己生气, 说什么, 苏格拉底式最有害的人, 把青年都败坏了。”
2.爱知
在对苏格拉底的指控中, 还有一个罪名———“信新神”。这个罪名与“腐蚀青年”有很大的联系。首先, 控告者们指控苏格拉底信奉新神, 然后又教育青年信奉新神, 以此腐蚀青年。
“我在很多地方说的, 会出现一个神性的精灵的声音, 而磨了图斯在写诉状时, 嘲讽的也许就是这一点。这从我小时候就开始了, 就出现了某种声音, 每当它出现时, 他总是阻止我要做的事, 却从不鼓励我做什么。”
苏格拉底说的这个声音, 成为莫勒图斯和阿努图斯控告苏格拉底引进新神的理由。
对于这个精灵, 从苏格拉底的申辩中可以看出:它只是阻止苏格拉底做不对的事情, 例如阻止其参政, 而不是鼓励其, 例如苏格拉底追求智慧就既未被阻止, 也未被鼓励, 因此, 追求智慧便是正义之事。
说苏格拉底腐蚀青年, 因为青年对其的追捧, 而教育青年学习盘问和反驳的方法以此追求智慧, 质询假智慧, 既未被精灵阻止, 也未被精灵鼓励, 那么便是正义之事, 只是, 由此而得罪的“智者”及其支持者, 将所有怨恨与过错都归咎于苏格拉底一个人的身上, 而不是自我反思, 为了使苏格拉底闭嘴, 他们最终将其推上法庭。
因为了解苏格拉底的固执, 控告者明白一般的轻罪不至于达到使他闭嘴的效果, 因此他们便指控其死罪, 以恐吓的方法希望能够达到目的。他们希望苏格拉底能够自己提出一个轻的刑罚, 最好是流放, 从此远离雅典, 便可以耳根清净, 了享清福。
但是, 要苏格拉底闭嘴, 却是不可能的。在苏格拉底看来, 帮助人们追求智慧即为正义, 不论是他自己追求智慧, 还是帮助雅典同胞追求智慧, 亦或是教育青年追求智慧, 都没有被精灵阻止, 那么, 做了正义的事情, 虽然因为这正义而被污蔑, 但是为了这正义而死亡, 便成为了苏格拉底的不二选择。
二、过哲学、省察的生活
如前文所述, 苏格拉底认为人生在世, 应当追求智慧, 也因此而得知苏格拉底的正义观还应当包括过省察的生活, 人应当不断地省察自己, 省察自己的无知, 然后过上爱知的生活。如果他依了控告者所想, 从此闭嘴, 停止省察, 停止爱知, 那么相比较还不如死去。
申辩中, 苏格拉底这样表达自己的观点:“如果你认为有点人格的人应该计较生死的危险, 而不是在做事的时候仅仅关心这个:做的究竟正义还是不正义, 是好人做的还是坏人做的, 那你说的真不美。”为了让这个观点更站的住脚, 苏格拉底还提到了忒提斯之子———阿喀琉斯。阿喀琉斯忠于自己的朋友, 当帕特洛克罗斯被赫克托耳杀死时, 他真心实意的痛惜帕特洛克罗斯的牺牲, 决心为他复仇, 于是他又重新武装上战场, 杀死了赫克托耳, 并将他的尸体捆绑在战车上驱车游行, 虽然这是阿喀琉斯凶残的体现, 但这也是他忠于朋友的体现。因此, 阿喀琉斯是一个英勇善战、忠于朋友的人。当面对朋友的牺牲, 阿喀琉斯不愿再在耻辱中苟活, 而藐视危险, 所说了以当他急切地要杀死赫克托耳的时候, 他的女神母亲对他说了一番话, 苏格拉底认为应该是这样的:
“孩子, 如果你为你的朋友帕特罗克洛斯之死报仇, 杀死赫克托耳, 你的死期将至———因为, 在赫克托耳死后, 马上就是你了, 轮到你了。”阿喀琉斯听了这话, 根本就蔑视死亡和危险。他更害怕过坏的生活, 害怕朋友们得不到复仇。“那就马上死吧, ”他说, “我让那行不义者得到惩罚后, 不必留在这弓船旁边让人嘲笑, 成为大地上的负担。”
阿喀琉斯忠于朋友, 为了正义不畏死亡。苏格拉底认为正义是不可被停止的。不论是阿喀琉斯还是自己, 都选择遵循真理。人无论是自己认为这样最好, 从而让自己站在一个岗位上, 还是被长官安排在岗位上, 都应该在危险中坚守, 不把死亡或别的什么看得比耻辱还重。而冒着死的危险待在被安排的岗位上, 苏格拉底认为并意识到, 是神安排他以爱知为生, 省察自己和别人, 如果他反而怕死, 从而逃跑, 那才是真正的做了可怕之事。
控告者们要求苏格拉底从此闭嘴, 做到悄无声息, 在苏格拉底的世界里, 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你们对我说, 苏格拉底, 现在我们不听阿努图斯的话, 而是放了你, 但是有一个条件, 既, 你不要在花时间研究了, 不再爱知了。而如果我们逮到你还在做这些, 你就要死。如果你们就是在我说的这些条件下放我, 那我要告诉你们, 雅典的人们, 我向你们致敬, 爱你们, 但是我更要听神的话, 而不是你们的。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能够做, 我就根本不能停止爱知, 要激励你们, 告诉我遇到的你们中的每个人, 说我习惯说的话, 最好的人, 你是雅典人, 这个最伟大、最以智慧和力量主城的城邦的人, 你只想着聚敛尽可能多的钱财, 追求名声和荣誉, 却不关心, 也不求知智慧和真理, 以及怎样使灵魂变成最好的, 你不为这些事而羞愧吗?如果你们中有人反驳, 说他关心, 我不会很快放他走, 自己也不走, 而是询问他, 省察他, 羞辱他———如果我发现他并没有德性, 反而说自己有———责备他把最大价值的当成最不重要的, 把更微小的当成更大的。无论年轻人还是老人, 无论外邦人还是本城的人, 我都会为他这么做, 尤其是本城的人。你们要清楚, 是神命令如此的。
苏格拉底在城中转悠, 所做的不过就是劝说人们当中的青年, 不要那么关心金钱或身体, 如同让灵魂变得尽可能最好劲头, 他说, 德性不是来自金钱, 而是, 金钱和人类所有别的好处, 无论个体的还是城邦的, 之所以好, 都是因为德性。
三、苏格拉底的自寻死路
苏格拉底的态度很坚决, 在放弃正义与死亡之间, 他最终选择死亡。他说的很清楚, 如果要他放弃过省察的生活, 那么像忒提斯之子阿喀琉斯一样选择死亡才是正确之路。
前文提到过, 控告者的真正意图并非要苏格拉底真的死, 而是其不再多嘴即可。显然, 苏格拉底不可能妥协, 但在他的刑罚问题上, 苏格拉底还是有很多方法逃避死亡的, 但这些方法都为他所不耻, 最终其自己选择了死亡。
(一) 提出轻罪或者缴纳罚金
“我相信, 我没有对任何人行不义, 我也不会对自己行不义, 不会说我自己的品行该得恶报, 给自己提出这样一种惩罚方式。”
在当时的雅典, 一般被告被判有罪是, 其可以提出一个相对于原告所提出的轻罪, 而法庭一般也会采纳。所以, 控告者们提出四星的目的之一便是希望苏格兰的能够提出流放, 这样便可以原理他的聒噪。可惜苏格拉底的行为却令他们大失所望。
“但是我可以提出流放吗?也许你们将会给我这个惩罚。我也太贪生怕死了, 你们, 我的同胞公民, 都不能忍受我的行事和言辞, 而觉得这些事那么难以承受, 惹人忌恨, 以致你们要寻求除掉这些;难道别人会容易忍受这类东西吗?根本不可能。对于我这年纪的人, 此时流放, 轮番跑到一个又一个别的城邦去, 又被赶出来, 这可真是高贵的生活。因为我清楚地知道, 我到哪里去, 青年人都会像在这里一样倾听我的话。”
苏格拉底明白, 无论他到哪里去, 青年人都会像在雅典一样倾听他的话, 因为“一个未经性差的生活是不值得人过的生活”, 不论在哪里都是要过省察、哲学、爱知的生活, 那么雅典公民受不了, 外邦公民也未必会接受, 最后免不了重复流放, 被迫停止爱知, 不如追求它们来的正义, 故此, 苏格拉底最终选择赴死。同样, 对于缴纳罚金, 苏格拉底是这样说的:“我不习惯认为我的品行该遭到什么惩罚。如果我有钱, 我就会按我能够付出的那么多提出罚我的钱, 因为那不会伤害我。但现在不是这样, 除非你们愿意我提出我付得起的钱数。也许, 我能付一个米纳的银子。那我就提这么多。”
苏格拉底提出山的可怜的罚金数量在抗议着法律对他的不公。他为了正义, 认为自己所受到的待遇应当是“在政府大厅用膳”。而因为他做了正义的事情受到审判, 还因此被判了死刑, 这本身便是不正义的, 如今要苏格拉底为了逃避死亡而妥协, 缴纳罚金或者流放, 或者像克里同哪的好友愿意帮助他缴纳罚金, 都是不正义的。苏格拉底是可能做这样的不义之事的。因此, 从这个角度来看, 苏格拉底式自愿选择了死亡。
(二) 携带家眷乞求轻罪
苏格拉底有三个儿子, 在他被审之时, 一个已经是小伙子, 还有两个还是小孩子。如果他带着妻儿乞求投票放过他, 那么很有可能他就不会被判处死刑。可是, 他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不是因为我太固执, 也不是我看不起你们;究竟我是否敢于面对死亡, 是另一个话题;但对声望而言, 无论是我的, 你们的还是整个城邦的, 我这样年纪和名声的人这么做, 都是不大高贵的。不论真假, 人们认为, 苏格拉底与很多别人有些不同。那么, 如果你们当中有什么人, 无论因为智慧、勇敢, 还是倍的这类德性, 看来和别人不同, 要这样做就太可耻了。”
尤其是看到一些本来很体面的人, 在受审时坐车极为奇怪的事情, 带着家眷可怜兮兮地乞求减刑, 以为死了就是遭受很可怕的是, 苏格拉底更是不耻于做这种事情。那么这种减刑逃避死亡的方法也被排除, 于是, 苏格拉底依旧选择死亡。
(三) 逃跑
苏格拉底被判刑后没有立即赴死, 因为正赶上雅典派船出去朝圣, 按规定朝圣期间不得处决死囚, 所以他在监狱里待了一段时间, 朋友们常去看他。朝圣船只回来后的第二天, 才是他受刑之日。也就是说, 在这之前, 他是打有机会逃出去, 而他的朋友克里同也致力于帮助其逃跑, 而不惜一切代价, 他说如果苏格拉底要牺牲自己去殉道, 正好落入指控者的圈套。为了要把苏格拉底除掉, 他们处心积虑地设下陷阱, 若苏格拉底牺牲自己殉道, 就正好成为了控告者的帮凶。况且苏格拉底家中还有年幼的孩子需要抚养。
苏格拉底对克里同的一片赤诚十分感激, 但他不愿逃出去然后远走高飞的初衷并未有所改变。他有自己的道德观念, 他认为逃出去远走高飞的行为是不正当的。挚友克里同的开导和劝说使得他陷入两难的境地, 他不愿意逃跑, 但克里同的美意又是他难以拒绝。
苏格拉底认为法律具有普遍的正义, 它是指导雅典城邦政治生活的最高准则, 如果他听从挚友克里同的劝告逃走, 雅典的法律就会对他提出各种责难。这就是判决的本身是合法的, 其权威性受到来自个人的挑战。这样, 雅典城邦还能生存下去吗?推一步讲, 即使城邦法律所作出的判决是不对的, 错待了对方, 就是这样, 也不容许违背法律。当然, 任何人都可以向城邦建议修订其相关法令, 是指正确并具有权威性, 但既定的法令是不能违背的。
按照雅典法律的规定, 公民在成年之后, 如果不同意这个城邦的法律, 任何人都可以带着家眷和财产迁往任何他愿意去的地方。凡是在雅典看到当局者如何依法治理城邦的人就表示他们愿意接受当局法令。要是苏格拉底违背了城邦所制定的法律的规定, 具体讲, 就是不接受裁决, 设法逃走, 这样做, 其罪要比其他别的人要重。因为他已经在雅典生活了70多年, 就是表示遵守这里的法律已经70多年了。如果他逃跑了, 将被看做法律的破坏者, 者更进一步证明雅典法庭陪审官对苏格拉底的控告正确。
最后, 苏格拉底自省:不能将孩子和自己的生命看得高于正义, 判决虽然不正确, 但原因不在法制本身, 而是在于某些控告的人。要是听从克里同的劝说偷偷地不光彩地逃走, 那就是以错对错, 这样, 苏格拉底感到, 他将终生受到法律的谴责。所以苏格拉底不逃走, 就要遵法就死, 成为必然的了。
(四) 苏格拉底对死亡的正视
苏格拉底说是神安排他以爱知为生, 省察自己和别人, 如果他反而怕死或因为别的什么原因, 而脱离岗位, 逃跑, 亦或是做了别的什么那才是真的行了不义, 做了可怕之事。而所谓的怕死, 不过就是不智慧而以为智慧, 就是以为自己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人们惧怕死亡, 是因为人们假装自己知道死亡, 认为死亡是不好的, 所以惧怕, 人们不能够正视死亡, 因此惧怕死亡, 想要逃避死亡。
苏格拉底认为, “死要么就是什么也不存在, 死者没有任何感觉;要么, 根据一些人的说法, 死就是发生一种变化, 就是灵魂从这里迁移到别的一个地方。如果就是没有感觉, 那就如同睡觉, 而且睡着的人还不做梦, 那死可真是很美妙的好事”。如果让人要选出一个他沉睡而没有梦境的夜晚, 把他一生中别的夜晚和白天同这个夜晚相比, 让他仔细想后, 说出在他一生所经过的当中, 有多少日夜, 比这个夜晚更美好, 更舒服呢?“如果死是这样, 我说它是好事, 那时候, 永恒好像也不必一夜更长”。
另外, 如果死就是从这里移到另外一个地方, 即所有的死人都在那里, 还有什么会比这更好呢?在那个世界中可以遇到很多活着的时候公正的半神, 可以和俄耳普斯、穆赛欧、赫西俄德、荷马在一起, 任谁不愿为此付出高额代价呢?就连苏格拉底, 也愿意为此而死。
“当我遇到别的死于不义的冤狱的古人时, 我会把我自己额遭遇和他们的相比, 对我而言, 在那里这样过日子是有其奇妙的———我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快乐的———最大的好事是, 在那里省察和询问人们, 就像在这里做的一样, 看他们当中谁有智慧, 谁自以为有智慧其实没有。”
人们都把死亡当成最大的伤害, 苏格拉底虽然没有认可, 但他也无法否认这种可能性。恰恰因为死亡至少是一件极大的坏事, 往往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恐怖, 战胜死亡才有着巨大的意义。
四、结语
综观全文, 本文先论述了关于苏格拉底的两方面的正义观:1.追求智慧:2.过上哲学、省察的生活。
由于对正义的执着, 他招致了别人的忌恨, 并将其告上法庭, 为了达到不再受苏格拉底盘问到尴尬的目的, 控告者请求法院判处苏格拉底死刑。
对于苏格拉底逃脱死刑的方法本文有具体论述:1.提出流放或者缴纳罚金;2.携带家属乞求轻罪;3.逃跑。但是苏格拉底不耻于做出以上动作, 因此, 他排除所以能够避免死亡的方法, 最终自己选择了饮鸠服刑, 但是他相信, 虽然他的肉体死了, 但是他的灵魂依旧正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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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正义 篇9
法律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 它是解决人类自私本性和利益纷争的有效手段。正义是法律的理想和终极目标, 它凝聚了人类最高的理性品质, 它不仅渊源于人类的宗教情感和伦理判断, 而且也高于这些感情范畴, 并始终回应着其他社会行为的要求。“正义是智慧与善, 不正义是愚昧和恶;人们做正义之事有利, 做不正义之事无利。”因此, 法律必定要追求正义, 但是在现实中往往“只有包含着不正义的正义才是真正的正义。”由此, 引出了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探讨。
(一) 形式正义。
19世纪以来, 随着西方法律规则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法律呈现出形式主义的特点。法律形式主义者认为:“法律规范应该具有完全确定的内容, 法律自身是一个包罗万象、完整无缺的规则体系, 每项规则即是一个一般性命题, 通过逻辑演绎使之能在个案中实现正义的判决。”形式主义在内容上表现为与政治、经济、道德等其他制度完全分离;在方法上建立了不同于政治、经济、伦理等社会科学的论证方式和逻辑推理;在职业上已经形成了非常专业的法律职业共同体。
形式正义是形式主义的体现, 二者的关系可以理解为:“前者基于法律规则体系之视角, 后者基于法律规则体系所体现的价值目标之视角;前者是事实判断, 后者是价值判断。”从长期实践来看, 形式主义所确认的形式正义在保护市场主体的自由平等、防止政府滥用权力、维护法律的稳定与预期、适用法律的公平性和一致性方面确实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 形式正义追求的目标也导致了法律价值目标的偏差, 即将法律形式正义奉为圭阜, 在此思想指导下, “立法活动过分地追求内部规则、术语、逻辑、稳定和权威;司法过程局限于法律内部规则的推导和演绎, 完全回避政治、经济、伦理、习惯等法外因素的左右, 最终使司法机关机械地遵从于法律的规则逻辑而忽视了对裁判结果的善恶以及是否正义的价值判断。”因此, 以耶林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利益法学派, 反对法律形式正义的“逻辑崇拜”, 主张“以‘目的’而不是‘逻辑’或‘形式’来统治法律。”
(二) 实质正义。
基于形式主义所带来的局限性, 相应的法律原则和制度自19世纪末迅速演变。“社会生活的变化使20世纪的法官、学者和立法者, 不得不重视当事人之间经济地位不平等的现实, 抛弃形式正义观念而追求实质正义。”对于实质正义, 有许多不同理解, 如“效益最大化”、“权利最大化”等, 其中罗尔斯的观点是最主流的, 他认为, “在社会经济领域, 主张实质而非形式的机会公平;关注具体而非抽象的人格平等;强调全局性而非局限性的社会利益;并通过‘利益倾斜性配置’来调节和消除给予出身、禀赋等偶然因素而形成的不平等关系以及社会历史过程中基于财富累加而形成的‘交易优势’。”公平、平等、自由和理性秩序是实质正义的价值内容, 对弱者权利按照“差别原则”进行倾斜性配置是其突破之处。
(三) 对实质正义的理解。
虽然实质正义比形式正义更加进步, 但是也容易让人误解为是“单方面”的正义。所谓实质正义有时候可以理解为能够真正落实到实处的正义, 在全力强调保护弱者时, 也要考虑效率原则和现实的社会情况。
从效率原则看, 实质正义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效用最大;二是社会成本最小。效率是正义的基石, 没有效率作保证, 失去了利益激励和物质保障, 正义就像虚幻的梦境一样让人感到虚无缥缈、难以相信。强势群体是相对于弱者而言的, 他们固然拥有丰富的资源可以去享受较多的权利和社会福利, 但是这些“优势”是通过其不懈地努力和辛勤创造而得到的, 强弱之分是效率高低的后天结果。若一味地在立法和执法过程中去强调弱者权利, 那显然是“牺牲效率换取正义”, 不仅达不到预期目的, 反而因为破坏了市场竞争机制和效率机制, 招致相反的结果。同时, 这也违背公平、平等原则, 法律对弱者的过分差别实际上就是一种偏袒、一种歧视。这不是指“效率正义”, 为了效率可以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效率的注重是有限度的, 如果一个国家的效率观念已经建立起来, 能够时刻保持高效状态, 那么我们就应当将主要精力转到“实现实质正义”上来, 因为此时国家已经有充足的物质基础去做到这一点, 同时, 实质正义的全面实现也不会对效率产生实质性的冲击。但是, 如果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处于较低的水平, 那么此时就应当将“正义的实现”作为“服务效率的对象”加以看待, 这不是指要牺牲正义去换取效率, 而是为了以后能够更好、更加有效地“实现实质正义”而做必要的准备。
同时, 实质正义的实现及其程度、标准不能超越现实情况, 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任何正义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任何正义都是带有理想色彩的, 真实的正义就是在现实中能够实现的正义, 而不是理想中的正义。
二、《劳动合同法》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
(一) 实施背景。
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 自2008年1月1日起《劳动合同法》开始颁布实施, 这是一部全新的法律, 充分体现了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的决心与目的, 这是我国法律事业的一个重要成果。但是, 这部法律施行之初便遇到了尴尬。我国著名企业华为集团试图通过用补偿性措施, 强令员工全体辞职而后重新签订合同, 以规避“连续工作十年以上的劳动者可要求签订无规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 诸如此类事件还有很多。虽然有关部门已通过行政手段将其叫停, 但也从侧面反映出, 《劳动合同法》具有形式正义的局限。
我国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万亿元, 比2007年增长9%, 预计2009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8%。但是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的宏观调控、人力资源、自然资源三个方面, 像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还没有成熟, 国家整体效率还不高, 人均GDP只有2, 460美元, 位居世界第104位, 而且我国存在着严重的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 各地区用工情况不尽相同。在我国还未具备足够物质基础和培养出高效体系的情况下, 《劳动合同法》实际效用问题是值得思考的。
(二) 《劳动合同法》的形式正义分析。
《劳动合同法》的立法目的是完善劳动合同制度, 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 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在它的目的中包含着两个要解决的问题:一是解除劳动者失业的忧虑;二是解决企业滥设违约金的情况。但在实践中, 《劳动合同法》却有可能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
1、从解除失业忧虑来看。《劳动合同法》有两处最突出的规定:
(1) 规定“除用人单位维持或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 劳动者不同意续订条件的情况外, 在规定期限劳动合同期满终止时,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可以理解为, 不管劳动者工作如何, 合同到期时, 企业不仅无权干涉劳动者离职, 还应适当补偿, 这虽然保护了劳动者的利益, 但是却忽略了用人单位的利益。我国的人力资源丰富, 呈现供大于求的形势, 在现实中、尤其是在今年经济形势不乐观的情况下, 就业形势相当严峻。此时, 不续签合同的职工一般是“有更好去处的人”, 而此类人员一般不是初级劳动者, 一般是能力较强、有一定经验且有可能掌握重要信息或担任一定职务的人员, 他们离职对企业都是一种人才流失。所以, 面对这项规定, 绝大多数企业都一定不会持欢迎态度, 必定会采用各种措施来对职工加以限制, 以取得一定的主动权。例如, 单位可能会用住房产权约束职工。如果职工离职, 企业通过自身掌握房屋产权来限制职工的二次出售行为, 让他们变相地为离职付出经济损失。此类方法还有很多, 毕竟单位需要维护自身利益, 因此这项规定能否真正保护劳动者利益还值得商榷。
(2) 规定“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 “如果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 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这项规定有利于保护老职工的利益, 而对单位是一个“紧箍咒”。老职工具有丰富的经验, 对单位有着相当的感情, 掌握着大量的单位信息, 部分人员身居高岗位, 除非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 单位一般不会裁减老职工。但如果真到了那种情况, 有无固定期限合同都是无济于事的, 因为用工单位连生存都很难保证又怎能去保障职工权益呢?
同时, “工作满十年”的规定太低, 一般劳动者都是在18～22岁参加工作, 10年之后他们正是30岁左右的黄金年龄, 既有经验又有专长, 是用工单位所需求的人员。而这项规定使劳动者具有了与用工单位讨价还价的依据, 处于主动地位, 用工单位则处于被动接收的位置, 这很容易使其产生很大的抵触情绪, 其后果可能是想尽各种办法加以规避。本来无此规定, 用工单位与职工正常签订合同本无波澜, 但是此时却有可能无意间造成了双方的矛盾, 容易造成不和谐的用工关系。
2、从解决滥设违约金来看。
《劳动合同法》只规定了两种违约金情形:一是在培训服务期约定中约定违约金;二是在竞业限制约定中的违约金。实际上, 违约金是用工单位对职工违约进行的惩罚措施, 是用工单位的最大主动性权利, 是在正常用工状态下制约职工的手段。《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显然将这一手段实质性地剥夺了。
从培训违约金看, 职工上岗工作和日后工作需要, 用工单位都会投入资金对其进行必要的培训和潜力培养, 因此培训违约金只是劳动者对自身获得的能力提升所付出的必要代价, 并不具有明显的惩罚性, 而且对于一般劳动者, 用工单位对其进行的培训投入一般不高, 劳动者蓄意违约的可能性也不大。
从竞业限制违约金看, 这主要是针对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涉密人员制定的。这一群体拥有丰富的经验和相当水平的技术能力, 并且掌握着用工单位的重要机密, 他们离职给用工单位带来的损失无法估量。违约金对于这部分原本收入就很丰厚的人员来说, 无实质影响。同时, 新单位很可能会替其承担违约金, 违约金对职工没有实质约束力。因此, 违约金规定对用工单位可能存在“不平等”, 这将使单位在用工过程中极为被动, 容易形成一种“职工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扭曲观念。
(三) 形式正义可能的不利因素
1、对用工信誉好的企业造成损失。
在原《劳动法》实施阶段, 劳动者的弱势地位相对明显, 当时用工的法律意识还很淡薄, 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 各种压迫劳动者的行为比较多。但是, 经过多年发展,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日臻完善, 秩序井然, 用工行为日见好转, 特别是国有企业, 基本上不存在违法用工和压榨职工的行为。但《劳动合同法》显然给这些用工单位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因为该类职工有一定工作优越性, 容易滥用法律维权。所以, 新法对这些单位带来了新的用工成本和风险, 也影响了以后的用工规划和理念。
2、损害法律权威。
众所周知, 《劳动法》在实施过程中遇到过不少“执行难”的情况, 不依法用工的现象较多, 虽然近年有所好转, 但是还没有完全杜绝, “执行难”问题比较突出。一方面是执行力度不够;另一方面是因为法律规定与用工实际情况不符, 单位为了生存, 就选择逃避责任, 法院也难以执行。
《劳动合同法》对保护劳动者权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是好事, 但也是对用工单位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本身的权威进行考验。我国是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 劳动者权益的维护情况也不尽相同。特别是东西部之间企业实力相差悬殊, 西部产业主要是特色经济和人力密集型产业, 企业用工成本较高, 《劳动合同法》无疑增加了用工成本, 迫于生存压力和自身能力, 部分企业可能采取措施规避法律。一部“用心良苦”的法律如果带来这样的结果, 会严重损害法律权威。
三、实质正义的实现建议
《劳动合同法》属于经济法范畴, 体现了“经济政策的法律化”, “20世纪以来, 当政策借助法律公开参与社会财富分配, 制定经济和社会规划时, 法律越来越担当着政府推行某种政策的工具。”通过对《劳动合同法》的分析, 笔者认为在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时候应当通盘考虑、追求实际效果, 体现出应有的政策导向和灵活性, 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坚持公平原则。虽然实质正义规定了“差别原则”, 主张“向受惠最少者实行差别待遇”, 但是这种差别不代表偏袒, 在《劳动合同法》中用工单位与劳动者地位是平等的, 劳动者在自身力量方面处于弱小, 但在法律权益方面却处于主动地位, 用工单位制约劳动者的手段较少, 不利于保护单位利益。《劳动合同法》应当考虑双方的利益均等和制约平衡, 例如在违约金方面, 用工单位滥设违约金的现象应当予以解决, 但却不能因此对用工单位的约定违约金的权利进行实质性剥夺。
2、坚持差异原则。保护劳动者权益是法律所追求的目标, 但是法律的制定过程需要考虑差异性因素, 各行业的发展情况、不同工种的工作性质及环境等不尽相同, 同时各地区的经济水平、社会环境、地方习俗也各有特点, 因此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只能从社会的一般水平来考虑, 而不是从高水平的状况思考。例如, 签订合同的期限, 对高危险、高污染、高粉尘等特殊行业执行较高标准;对于技术密集型等行业, 根据行业特点, 执行相应标准。
3、政府的积极协助。“国家干预是现代经济法的本质特征, 经济法实质正义目标只有通过国家干预性质的立法和政策手段才能得以实现, 因为实质正义乃是一种‘他者之善或他者利益’。”《劳动合同法》实施不只是法院和政府监管部门的事情, 强制性措施也不是唯一的手段。在进行负激励的同时, 正激励措施也是很有必要的, 要让用工单位感觉到“遵守法律不仅是为了避免惩罚, 同时也是为了得到奖励”, 政府应当从税收、行政审批绿色通道等方面给予“遵纪守法的用工单位”以一定优惠, 鼓励他们依法用工, 实现事半功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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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正义 篇10
正义, 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永恒的话题, 它是一种理想, 是法律的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 为此思想家和法学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正义观以期阐明正义的本质。起初, 思想家们在探讨正义的过程中并没有区分实体的正义和程序的正义, 但是“历史上最早的正义要求看来就是一种程序上的正义, 像《圣经》中告诫法官‘既听取隆著者也听取卑微者’ (《旧约全书》16:19) 等等”。
“程序正义观念是以发生、发达于英国法并为美国法所继承的‘正当程序’思想为背景而形成和展开的。原来这一语词仅是指刑事诉讼必须采取正式的起诉方式并保障被告人接受陪审裁判的权利, 后来扩大了适用范围, 意味着在广义上剥夺某种个人权益时, 必须保证他享有被告知和陈述自己意见并得到倾听的权利。”1066年诺曼底征服后, 诺曼底人将封建制度带入了英国, 那时英国法院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作出裁决:其一是依据他人证词宣誓, 其二就是神明裁判法。法官在依据他人证词宣誓和神明裁判法的审判中的作用就是宣布法律, 其角色受到了相对的限制, 这就要求确定在具体情况下是否遵循了正当的程序。而在12世纪末, 由陪审员根据案情的了解来解决纠纷的陪审团制度由于较原始的神明裁判法更为公平而被英国法院采用。被告人有权利聘请律师并让其为自己辩护, 法庭不能对被告人使用残酷的刑罚以获得被告人的口供等普通法习俗自13世纪起在英国使用, 并逐渐成为英国社会公认的基本权利。
英国《大宪章》第三十九条规定作出如下规定:“……‘除非经由贵族法官的合法裁判或者根据当地法律’, 不得对任何人实施监禁、剥夺财产、流放、杀害等措施”。这一规定成为英国公民基本权利的起源并奠定了未来公民权的法律保护。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于1354年颁布了一项法令:“任何人, 无论其身份、地位状况如何, 未经正当法律程序, 不得予以逮捕、监禁、没收财产……或者处死”, 这条法令被称为“自由令”。《大宪章》第三十九条和“自由令”被认为是最早的程序正义的渊源。所谓“正当法律程序”的条款是由美国联邦宪法第五条和第十四条修正案所确立的, 其承认和保障了程序正义观念。第五条规定:“未经法律的正当程序, 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第十四条修正案将正当程序的适用范围进行了扩大, 适用范围包含了州的诉讼, 到此时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得以确立。英国法律中所表述的“自然正义”也就是我们通常表述的正当程序法律原则, 它是英国司法制度中的一条最基本的法则, 根据这一原则, 以下两项要求应当被遵循:第一, 任何人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 即自己不能当自己的法官;第二, 法官应当在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的基础上进行判决。以上两项要求是法官在解决纠纷时所应遵循的最低限度程序公正的标准。由于这两个要求是关于程序本身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因此这实际上构成人们所公认的程序正义观念的基本内容。
关于正当程序与程序正义观念的关系, 谷口安平认为将“正当程序”的内容理解为“恰当的告知和听取”时, 在内容上看, 正当程序和程序正义是相同的。
二、法的程序与实体
程序正义是一个范畴很广的概念, 而在谷口安平看来, 程序正义的范围得到限缩, 其仅是指司法正义。谷口安平在书中写道:“审判结果是否正确并不以某种外在的客观标准加以衡量, 而充实和重视程序本身以保证结果能够的到接受是则是其共有的精神实质”“只要严格遵守法律程序, 结果就被视为是合乎正义的”, 从他在书中的表述可知, 程序虽然仅是一种形式, 但其意义并非是形式的而是实质性的, 是具有独立性的。这又涉及到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的问题。
以前一般所理解的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即:实体法是目的, 而程序法只是实现实体法内容的手段和方法, 因此程序法也被称为“助法”或“附带性规范”。但是谷口安平认为, “诉讼是实体之母, 或程序法是实体法之母”。
过去普遍观点认为, 程序法与实体法无先后之分, 是同时产生的。谷口安平指出从英国法和罗马法早期的历史来看, 英国法所采取的诉讼程序和罗马法中最先发展起来的诉权都证明了在不存在实体法或实体法规范不甚清楚的时期, 程序法就已经出现了。一方面, 程序法所规定的具体程序要求尊重和实现人民通过民意代表所制定的法律及其法律中体现的民意。由此看来, 确实可以说实体法是目的, 而程序法是只是实现实体法的手段, 但另一方面, 因为实体法的条文总是表现为一般的命题规范, 因此其内容的显现必须通过具体案件的处理, 只有在处理了一定量的具体案例之后, 才能得出实体法中某项条文具有的内容。从这一角度来看, 程序法不仅仅只是所谓的“助法”, 其可以说是在不断地产生和发展实体法, 这一点从英美法系中判例的存在也可以看出。尤其在实体法存在漏洞或实体法的规范与现实生活有不平衡之处时, 程序过程本身产生和发展实体法表现得更为明显。“并非具有任何样式的诉讼都需要以实体法的一般规范性命题为前题, 并不‘依法’进行的审判不仅存在于历史上, 在今天也完全可能”, 上述观点由此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从上面论述可以看出, 把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才能完整地理解程序法和实体法的关系。
三、程序正义的内容
关于程序正义的内容, 很多学者都探讨过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例如萨默斯提出的“程序价值”理论中总结出了符合程序价值的十个要求。谷口安平在书中总结了程序正义的内容, 他从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一) 确保利害关系者参加的程序
“获得审判的机会”原则是对确保利害关系者参加程序的另一表述。促进判决的可接受性是程序正义的基本功能之一, 而任何人都难以对一场与其利益攸关却没有陈诉自己理由的机会的审判的公正性产生认可并进而接受它, 因此, 在与自己利益攸关的诉讼中获得听审的机会是被广泛认可的程序正义原则之一。
谷口安平将利害关系者的参加进行了分类, 第一类为直接的参加, 第二类为间接的参加。直接的参与是指利害关系人以当事人的身份来参与诉讼活动, 后者是指当事人并不直接参与诉讼, 而是由代表其利益的人进行诉讼以实现程序参与的方式, 这种参与方式主要针对集团诉讼、团体诉讼, 这些诉讼由于人数众多的原因在诉讼过程中需要选代表人参加诉讼活动。对于这些间接参与诉讼的利害关系人, 谷口安平还主张通过缺席判决制度、公告送达参加诉讼的通知制度等制度的运用来保障其参加审判的机会。此外, 给予了参加的机会并不意味着已经达到了参加目的, 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所拥有的诉讼权利以及与此同时应当承担的诉讼义务的内容都应当为当事人所知晓, 在此基础上当事人能够作出相应的诉讼行为, 例如当事人能够在明确自己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以主张自己的诉讼请求。这些都要求法律来进行明确的规定以确保利害关系人的参加。文章中, 谷口安平对于在双方力量悬殊的案件中法官应依法行使的“释明权”以帮助力量薄弱的一方维护其合法权益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二) 参与“场所”程序的保障
这里的“场所”“包含着具有公正、中立、独立等性质和法官、律师的人选、训练等各种制度方面的特殊要素”, 即是指审判制度。程序正义对审判制度的要求大致有:
首先, 裁判者的公正性。程序正义要求裁判者必须要公正, 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 现实生活中有两个因素影响着裁判者的公正性:一是存在利益冲突或偏见, 如果裁判者存在偏见或对诉讼结果有利益冲突, 无疑是很难做到公正;二是缺乏独立或者具有与公正独立相冲突的职能, 若裁判者受到自身以外的组织或人的控制或裁判职能与其他职能存在交叉, 其独立性就受到了破坏, 进而裁判的公正性就难以保障, 如法官兼行侦查职能与起诉职能就易对案件事实进行预先的裁断。由上述分析可看出, 要保证裁判者的公正性要达到两个要求:纠纷解决者不应有支持或反对某一方的偏见, 结果中不应含纠纷解决者的个人利益;法官具有独立性。
其次, 程序的对等性。这就要求裁判者应对各方当事人给予平等的注意:各方当事人在对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时都应当拥有机会来应对, 这种机会应该是平等公平的;禁止单方联络, 即一方当事人在另一方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与法官进行联络, 使法官单方面从利害关系人处获取信息。
再次, 程序的自治性。这要求裁判者应当根据其在审判过程中认定的案件事实以及对法律适用的理性认识来作出裁判, 并且裁判的作出不应出现在庭审开始之前或者庭审正在进行之时, 其作出应当在审判活动结束之后。
最后, 程序的及时性和终结性。裁判的结果应当及时产生, 这是对审判效率上的要求;程序的终结的标志应当是一个最终裁判的得出。
(三) 程序参加的结果展示
这一内容即是所谓的“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 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在大陆法系国家, 判决结论的给出必须附以理由以阐述决定得以作出的依据。判决理由的陈述应当具有两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对事实认定方面的陈述, 第二个方面是对法律结论方面的陈述。事实认定是法律论证的前提条件, 具体是指裁判者在案件中认定的最终的案件事实。法律结论不同于事实认定, 其是一种逻辑结论。要求判决者陈诉判决理由的原因有很多, 下面简述三种:
第一, 能够防止专断。对于判决理由的陈诉即要求对判决结果提供说明, 若不能根据案件个别情形为判决结果作出说明, 那么在这种基础上作出的判决必然是专断的。
第二, 防止错误。裁判者进行事实认定的陈述必然是建立在其相信其所认定的事实即为真实情况的基础上的, 而更为准确的事实认定更易产生正确的判决。且在陈述法律结论时, 更易发现逻辑推理上的漏洞并对此进行纠正。
第三, 可以增加判决的可接受性。当一项判决是附带理由的, 人们对于它的接受度会更高, 即使当事人并不同意判决的结果, 当其听到判决理由的陈述时, 至少会感觉自己的请求并未被无理地拒绝了, 若其仍不接受判决, 判决的理由也可以让其他人增加对判决的信任。
不同于大陆法系国家, 在普通法系国家, 判决结论的给出不需要阐述依据理由, 这种程序正义即结果公正的现象出现是因为其陪审制度。在谷口安平看来, 在决定给出的同时阐述理由并不是程序正义得以实现的绝对条件, 虽然这仍然是其实现的重要因素, 可见其对程序的推崇。
四、程序正义的功能
(一) 实现实体内容
谷口安平认为, 程序的保障是为追求程序的正义而设计出的, 是一些制度上的方法和方式;程序的正义是借由上述方法和方式将事实真相更快查清而得以实现, 与此同时诉讼外法律关系也得以确定。由此可以看到, 公正的程序比不公正的程序更容易产生公正的结果。
程序正义在实现实体内容的作用上又可以分为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是程序的工具性, 这一功能包括了通过程序将实体法规定由抽象变为具体、保障裁判结果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等。其二是程序的独立性功能, 这一功能表现在通过程序来弥补实体法不足, 主要方法是通过程序制定和发展实体法。
谷口安平同时也在书中指出了夸大程序正义的消极后果, 这一消极后果主要体现在实体内容部分上。他认为传统法学理论中的审判三段论由于过于强调法官在诉讼程序中的权威性, 从而使当事人并非处于诉讼主体的地位, 反而处于客体的地位, 有违程序正义。
(二) 实现审判的正当化
公正的程序对于当事人来说无论是在客观实践上还是主观心理上, 都是一种保障。如果当事人认可程序的正义性, 无论其是否胜诉, 都会承认审判的结果。事实上审判制度的公正有利于树立审判机关的权威, 同时有利于增加公民对审判的信任度, 使其在产生纠纷之后倾向于通过司法途径进行解决, 进而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 而且由于这种信赖感的广泛存在, 这些由审判机关作出的裁决的影响往往不局限于具体案件的当事人, 还对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起到了制约作用。反之, 如果当事人认为程序是不公正的, 就不会接受审判结果, 上诉案件以及再审案件因此会增多, 从而造成法院负担的加重, 甚至会引发人们对于司法的不信任感而使其试图从法律之外寻求纠纷解决的途径, 且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性, 这样无疑就违背了法律以及审批制度设立的初衷。因此, 审判制度的正当性是其存在的基石, 如果缺乏正当性, 会使审判程序难以维持。在谷口安平认为, 程序正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其能够赋予审判正当性。他指出, 程序的正当性具有一种结构化和一般化的特质, 其不局限于某个具体案件的处理和个人意志, 它体现的是对人的尊严维护。
由于“人们判断审判结果的正确性一般只能从制度上的正当程序是否得到了保障来看”, 而同样的, “程序公正的标准是相对的, 一般需要借助于程序最后导出的结果反过来验证程序设计是否公正”, 因此, 程序正义实现实体内容的功能和实现审判正当化的功能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这里应当看到, 程序正义的实现并不意味着一定出现实体正义的结果。从判断标准来看, 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也并不是一定相同的, 符合程序正义的结论不意味着其一定也符合实体正义, 有的时候甚至可能会出现公正的程序阻碍真正公正结果的形成的情况。
五、结语
“重实体, 轻程序”是我国法律在过去和现在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现状, 不管是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上, 程序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人们对实体正义的追求远远超过对于程序的关注。而强调程序在保障实体法实施方面的作用和意义、否定程序本身具有的独立价值和品质的程序工具主义反是“我们的一种传统, 程序的设计者尽管在理性上试图离开传统的怀抱, 但由于种种原因, 终究可能还是在传统的氛围中呼吸自如” (1) 。在我国现今的法律环境下, 谷口安平对程序价值的强调有利于加强人们对程序问题的重视, 对于发展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理论, 深化对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制度的研究都有参考价值。
注释
经济正义 篇11
摘 要：在《正义论》中罗尔斯提出了“平等自由原则、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当前我国社会目前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型期，社会矛盾和问题凸显，尤其是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成为公众的普遍价值诉求。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对解决当前社会问题、处理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罗尔斯；正义原则；公平正义
中图分类号：D0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5-0060-02
约翰·罗尔斯是当代美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他一直专注于政治道德中的正义问题。在他所著的《正义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正义二原则，即“第一个正义原则：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平等自由原则）。第二个正义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这样安排，使它们：（1）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2）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开放（机会的序公正平等原则）”[1]。他认为原则之间也有先后顺序，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应当优先于差异原则，而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应当居于最大化的平等的自由原则之后。原则之间的先后排序意味着我们在使用一个原则的时候，假定在先的原则应该被充分地满足。在他的书中正义的对象指的是社会的一系列基本制度——即那些明确作为公民所具有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以及社会合作产生的财富和负担如何进行分配的主要制度。
我国进行改革开放已有30多年，虽然我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改革奇迹”并不等于共同富裕也不等于共同发展。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进程中，获得最大利益分配的是处于社会上层地位的少数人，而绝大多数人尤其是边远地区的人民则没有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折射到社会现实中就是教育、医疗、户籍、收入分配以及贫富差距过大等矛盾问题。这些矛盾问题使公平和正义成为公众的普遍价值诉求，这样的价值诉求迫切要求我们思考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实现路径。
所以，《正义论》中的正义原则对十八大以来进行的深化改革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指导和借鉴意义，尤其是其正义原则中利益和负担的平等分配，以及自由、正义等规则，值得我们好好的深思和借鉴，应用到改革中来。
一、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公正的社会价值氛围
自由平等是每个国家和每个公民追求的永恒目标。向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大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更需要公正的社会理念，需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理念始终贯彻到改革和发展的全過程中。正义是社会发展的最后底线，如果忽视了社会公正，任何制度下的社会都不可能发展，任何改革都不可能顺利进。效率优先是发展社会主义必不可少的条件，但单纯的追求效率而忽视公平就会导致社会矛盾的加剧。当前社会热点问题中因为贫富差距所引起的众多社会矛盾已经直接反映出了忽视社会公平问题的一系列不利后果。
“社会公正最终是为了个人生存空间的扩展，实现社会公正依赖于政府执行的公共政策，要提高社会公正的程度，就要提高公共政策的质量[2]。”建立符合社会公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使其渗透到群众路线践行的各个环节中，这是政府实现社会公正的现实途径。
二、人民基本权利优先，完善权利的诉求制度
罗尔斯的第一个正义原则突出的是对个人基本权利的保障和它的绝对的优先性。我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体制和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目的就是最大限度的保障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和按劳动者劳动成果的多少进行公平优先下有所差别的财产分配，这样就既保障了人民的平等自由，又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中部分集团、个人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牺牲他人和社会的利益，这既违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又违背了平等和自由原则。
纵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各种矛盾，如医患事件、极端群体事件、集体罢工事件其产生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对保障人的基本权利的忽视和人民的基本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实现。因此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仅要追求经济的增长，更应该坚持以人的基本权利为本，尊重和保障人的基本权利。同时，也必须健全人民利益的诉求机制和表达机制，在发挥已有渠道应有的作用的同时积极探索和创新新的表达机制。
三、完善财富分配制度，公平享受社会发展成果
第二个正义原则，意在说明如何对社会财富进行分配才是公平正义的。公平正义本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但是，我国当前收入分配不均问题却成为一个社会焦点问题。在当前社会条件下，要达到变革生产关系中的产品分配关系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的目的，我们在在分配方式上必须体现出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3]。”“我国分配体制中的初次分配更多地保障参与经济活动各主体的利益，给予了他们同等的机会体现了平等自由的原则[4]。”但是，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按劳分配的比例过低，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和社会底层人民未能真正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罗尔斯认为：“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并且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5]。”因此，在初次分配中不仅要体现机会平等，更要体现机会公正，让社会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这就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求现实的实现路径。
四、加强宏观调控，实现共同富裕
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社会发展过程程中，纵然政府在改革之初为每个社会成员提供了大体平等的发展机遇，使之享有基本同等的权利，但是由于人们不同的个体素质、岗位条件的差别、区域间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已经在实际上造成了社会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大部分社会财富通过合理或不合理的手段集中到一部分人手中，社会资源大多集中到东南沿海地区，在这种情况之下不仅有限的财富和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和发挥，还会造成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引发社会矛盾。这既不利于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也不利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当下完全靠先富主动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已经不可能了，经济学上的马太效应说人的欲望总是无穷的，人永没有满足的一天，在当前社会道德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指望通过慈善事业来降低贫富差距已然不可能。因此为了缩小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民共同富裕，需要政府加强宏观调控手段甚至是必要的行政干预措施。
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我们长期奋斗与追求的目标。坚定不移地把公平正义体现到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中来。我们就能够更好的解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复杂矛盾和棘手问题，我们就能够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社会更加和谐、国家更加繁荣昌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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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罗武立敬，刘月岭.罗尔斯正义原则对我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启示[J].理论观察，2014（1）.
经济正义 篇12
关键词：公平,正义,罗尔斯
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是美国著名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沥血之作, 把他近20年潜心研究的社会正义问题的成果发展成一个逻辑严密、条理一贯的体系, 被誉为“二次大战后伦理学、政治哲学领域中最重要的理论著作”, “标志着伦理学研究中的重大转折, 使伦理学从脱离社会生活的元伦理学转到古典的非怀疑的传统-规范伦理学”, 这一转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十九世纪及其以前的古典的非怀疑的哲学伦理学传统的复归, 是对康德、密尔等所代表的哲学传统的复归”。罗尔斯本人也被称为二十世纪的洛克。
一、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
罗尔斯的《正义论》从契约论出发, 假设人们都处在“无知之幕”下的“原初状态”, 从而推出正义的两条根本原则。
(一) 原初状态
原初状态相当于社会契约论中的自然状态, 但罗尔斯的《正义论》不再是以往社会契约论的空想而是科学的论证———罗尔斯直接承认历史上并不真实存在原初状态, 它纯粹是一种假设的状态, 是一种思辩的设计。在罗尔斯所谓的原初状态之中, 所达成的任何契约都是公平的契约, 各方在其中都是作为道德人的平等代表、选择的结果不受偶然因素或社会力量所影响。罗尔斯想通过进一步概括以洛克、卢梭为代表的契约论, 使之上升到更高的抽象水平而提出了他的“公平的正义”的理论。
(二) 无知之幕
无知之幕背后的理性人并非一无所知, 而是假定他们有所知有所不知。他们虽然知道有关社会结构的一般事实和人类心理的一般法则, 但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社会地位, 即不知道任何足以产生个人偏向的因素。无知之幕排除了由于自然机会或社会环境的偶然事件使人们选择只对自己有利的原则, 也排除了由于偶然事件使得人们对正义原则无法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三) 正义原则
在原初状态中无知之幕后, 人们选择的正义原则有两个:
第一个原则: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
第二个原则: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 使它们:
1) 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 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2) 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
第一个原则是自由平等原则, 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我们每个人都具有对同样的基本自由的平等权利, 二是基本自由应该尽可能广泛。第二个原则是机会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的结合, 该原则要求社会、经济的不平等, 只有在地位和官职对所有人开放并且这种不平等对所有人都有利, 特别是对在社会中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都有利情况下才符合正义。
罗尔斯在其所提出的正义原则中强调以“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为标准来判断是否正义, 并希望通过补偿或者再分配使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获得公正。因为在现实社会中, 人民并不像设想的原始状态那样处于平等地位, 由于出身和天赋等原因造成的不平等应该对其加以补偿。“可用一些人的较大得益补偿另一些人的较少损失, 或更严重些, 可以为了使很多人分享较大利益而剥夺少数人的自由。”但是, 罗尔斯的这种为了对最少受惠者特殊关爱的制度安排并不是没有限制的, 而是在对基本自由权的平等尊重的前提之下进行的, 即自由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是按“词典式的序列”的先后顺序排列的:自由平等原则优先于差别原则, 对平等自由权的尊重优先于对最少受惠者的特殊关爱。
二、理论上的回应
不同于逻辑重建主义, 罗尔斯采用逻辑构造主义的方法, 从高度直觉的前提构造出了几近完美的正义论体系的。由于其逻辑的严密、理论的深度, 以及其正义设计中表现出的全面和综合的倾向, 从而使他的理论具有巨大的伸缩余地和回旋空间, 而为包括伦理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诸多领域理论家所热捧, 甚至为一般公众所关心, 其理论价值可见一斑。
同样,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自公开以来也受到来自各方的批判, 主要来自两种思潮, 一是渊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另一种是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社群主义, 其主要的代表有M·J·桑德尔、A·麦金泰尔、查尔斯·泰勒等, 甚至包括同属于罗尔斯自由主义阵营的诺齐克的质疑, 这一系列的批判和探讨为我们深化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认识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也使得罗尔斯对其正义理论有了更进一步的完善, 继而推出了其完善的《政治自由主义》。
三、现实的对应
虽然众说纷纭,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罗尔斯的正义论的理论价值和精神实质。尽管罗尔斯的制度正义理论是适合西方政治社会的政治哲学论著, 但其理论价值不仅仅在西方社会, 对我国目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制度创新也有借鉴意义。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追求, 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目标, 是我们社会共同发展和向往的未来。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 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 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如果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 必将影响经济发展, 加剧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混乱, 激化贫富矛盾, 甚至会影响社会政治的稳定、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因此, 罗尔斯的正义论对我国现阶段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缩小收入差距有着深刻指导意义。
第一, 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指出:公平是正义的第一要义、首要原则, 在差异上要遵从机会均等和保护弱者的原则。也就是在市场经济中实行公平竞争, 这需要政府为每个主体提供和创造平等的种种机遇和条件, 使市场主体机会均等。要求政府采取相应手段, 调节人们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以实现分配的真正公平正义。同时, 通过加强社会保障力度, 保证社会公民发展的平等、机会的平等, 诸如通过发放助学金、奖学金、教育贷款等, 保障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机会;采取各种对贫困家庭、生病、失业者获得特别补助的福利政策等等, 保障每个公民公平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
第二, 我国之前实行的“先富带动后富”的政策, 给在沿海地区的经济主体以很大的政策优惠, 同时又实行“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计划”、“中部崛起”计划等, 也充分体现了平等基础上的差异原则。
当然, 根植于西方土壤的正义论其理论实质还是为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提供解释和改革的依据。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拿来主义原则, 为我所用, 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提供支撑。
参考文献
[1][美]约翰·罗尔斯, 何怀宏等译.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2]何怀宏.公平的正义——解读罗尔斯正义论[M].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2.
[3]薛长绪.国内学者对罗尔斯《正义论》的研究综述[J].石油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