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正义

司法正义（精选10篇）

司法正义 篇1

美国埃德加·博登海默曾说:“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 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1]但是, 正义对司法来说又是极其重要的。司法正义是司法制度赖以存在和具有至高无上权威的基础, 是司法永恒的主题。人类对正义的追求是一个永恒的理念, 而人们对司法是否正义却是一个时代的判断。就当下而言, 从制度层面讲, 司法正义表现为司法制度的正义性和制度运行的正义性;在价值维度上, 司法正义根植于悠久的法律传统中, 表现为公平公正的价值内涵。[2]

一、西方正义观的演变

(一) 古希腊的正义观

古希腊的哲学家往往把正义看作是对个人的一种美德, 对社会的一种行为规范, 这表明哲学家经常把正义与法律联系在一起看待。他们认为正义是法律之魂, 而法律就是正义的表现形式。正义的实现依赖于权威性、普遍性和规范性, 这就必须依靠法律在实践中贯彻实施。正义是法律信仰的源泉, 无正义则无法律, “恶法非法”是西方自然法传统的基本思想内容。

在西方思想史上, 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 正义观念强调的是对同等情况给予同等对待, 具体说就是平等的维护人们的权益, 平等的履行各自的义务, 合理的分配相关的责任。[3]这些正义的观念属于实质正义的内容, 因为大家评价是否正义的标准是正当性与合理性, 即只要结果公正, 过程是不受重视的。

(二) 近现代西方的正义观

近现代正义观所讨论的范畴与古希腊时期的正义观是很不同的, 从各自所追求的价值趋向来看, 古希腊人追求的是社会秩序的安宁和人的美德, 近现代正义观追求的是个人的最大化的自由解放。如果说麦金太尔的美德正义论代表古希腊的正义观在当代的思维方式的话, 那么罗尔斯的分配正义论无疑代表了现代另一全新的正义观念。

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在他的名著《正义论》一书中详细论述了程序正义的三种分类:纯粹的程序正义、完善的程序正义以及不完善的程序正义。罗尔斯指出, 正义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应该是如何对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作出合理分配的问题, 并在此基础上对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现象进行适当的调节。纯粹的程序正义观念的提出就是为解决这一问题的, 他认为设计纯粹的程序正义的目的, 就在于在保证程序正义的前提下, 结果能总是正义的。[4]纯粹的程序正义的魅力就在于:结果正义的标准是不确定的, 但程序是否正义是可确定的, 这样的话, 只要大家都遵守了正义的程序, 那么得出的任何结果都应该是可接受的, 并被认定为结果是正义的。

将纯粹的程序正义应用于法律, 就产生了法律上的程序正义。法律上的程序正义强调在适用法律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正义性, 这种正义是具有独立的价值的, 并且与案件审理结果的实质正义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美国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正当程序革命将司法正义所要求的程序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并驾齐驱也成为现代司法正义观念的主题。

日本学者谷口安平认为, 为了实现实质正义必须不断的强化程序的重要性, 但是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 每个人的认识和实践能力都是有极限的, 而且什么是实质正义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于是妥协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就成为必然。这种妥协的结果就是, 当实质正义难以确定时, 程序正义便成为衡量是否正义的主要标准。[5]

二、中国传统的司法正义观

(一) 中国古代的司法价值追求目标

西方法律所追求的最终理想就是实现正义, 这是从古希腊到今天都不曾动摇过的理念, 与之不同的是, 传统中国的法律文化崇尚的是无讼的思想。在传统中国, 法律虽然以刑杀为核心, 但这不是目的, 它追求的是取消刑杀的无讼。这是因为无讼联系着和谐, 联系着大同世界的实现, 对中国人来说, 这才是幸福的源泉和生活意义的所在。[6]但这并不否认中国古代的法律也是要求实现正义的, 这种正义观念主要体现为儒家的正义论。

(二) 儒家的正义论

儒家的正义论是血缘伦理正义论。它的理论起点就是父母子女的血缘关系, 依据自然规律, 儒家指出真正良好的家庭秩序应该是“父慈子孝, 兄友弟恭, 夫敬妇顺”的模式, 把这种家庭伦理模式推到社会层面上, 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际关系, 这样就形成了整个社会的一套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由于每个人的成长过程都会经历从子女到父母的过程, 而且基本上每个人都会通过婚姻形成夫妻关系, 那么每个人在其一生中的权利义务就是相对等的。故不能说古代中国没有平等, 确切地说, 是不表现为个人平等。

由此可见, 传统儒家的正义观念不是简单的每时每刻的人人平等, 而是一定时间范围内的平等者间的相互平等和不平等者之间的不平等, 而且这两者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反映在法律上, 即是法律承认一定程度上的不平等是正义的, 它的正当性来源于血缘伦理正义论。这种植根于道德伦理的传统中国法的正义观念决定了人们追求的只能是实质正义。

在整个古代中国, 即使依法作出的判决, 只要它不符合道德习惯, 就会被认为是不公正的裁判, 程序正义意识是缺失的, 而且正义是被高度抽象化了的。由此可见, 在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中, 正义观念侧重的是对正义的精神实质的把握, 即对实质正义的孜孜不倦的追求。而西方国家的司法机关, 尤其是英美法系的法官, 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 就非常看重法律程序的每一个步骤, 一旦程序正义缺失, 即使审理结果是正义的, 这一裁决也会被认为是无效的判决。在他们看来, 违反了程序正义的判决会导致非正义的出现。

三、中国法律的现状

在目前的司法改革中, 总的趋势是加强程序正义, 许多人认为中国现行的法律实践是对程序重视不够的, 尤其是与英美法系的法律程序规则相比, 似乎中国的法律是很落后的。因此, 我们大量的修改程序法, 以使通过完善的程序规则更好的实现正义。但问题是, 我们是否要像英美法系那样真正做到只要程序是正义的就应当认为案件结果是公平正义的呢?中国人会接受这样的程序正义观念吗?在现实的生活中, 人们会不会因为程序的正义就认可了案件的结果正义呢?

事实上, 在当下的中国人看来, 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法律专业人士, 都认为当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产生矛盾和冲突的时候, 服从实质正义是天经地义的。虽然在过去的百年中, 中国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反对儒家法学思想对我们的干扰, 但每一个生活在当下中国的人都能感觉到, 几千年的儒家法律文化和法律正义观念的渗透, 早已成了每一个中华儿女自身无法改变的文化基因, 这种基因存在于我们的潜意识里, 当遇到结果不正义的案件时, 马上会集体性的爆发出来。[7]

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 我国司法追求的正义的确是有别于西方的正义, 中国当下的正义观念与传统的儒家正义观念区别反而不大。主要表现在, 正义本身是个非常复杂的概念, 它囊括了许多其他的社会因素来作为自己的衡量标准。这种正义观是寻求社会整体和谐效果的大正义观, 只要通过法律达到各方满意了, 实现社会和谐了, 案件的判决就是正义的, 相反的, 无论程序多么规范, 只要大家都接受不了这一判决结果, 那么这个案件就会被翻案。

四、对当下司法改革的指导作用

(一) 对重大案件的审判结果的影响

李昌奎残忍的杀害姐弟二人的案件近年来关注度很高, 云南省高院声称, 根据最高法院的要求, 对因民间矛盾、婚姻家庭矛盾或邻里纠纷引发的案件, 适用死刑要十分慎重, 这是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 而李昌奎恰好属于这种情况。云南省高院审判委员会有27名委员, 过半人数表决同意判处死刑的话, 才能最终下判决。因此, 李昌奎案的判决程序是合法的, 结果也是公正的。

二审改判死缓后, 受害者家属委托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代理本案的申诉委托。受委托的代理律师表示, 单从二审判决书来看, 二审程序和法律的适用上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但是他们仍然向云南省检察院申请提请最高检察院抗诉, 结果竟真的翻案了, 李昌奎最终被执行了死刑。

此案被广泛关注的原因在于, 无论是广大民众还是专业的法律人士都认为该案有违正义, 不能接受。这就说明中国人重视实质正义的心理穿越千年后对当今仍然有巨大影响。类似的案件无疑唤醒了中国人对自己民族数千年传统司法文化和法律正义的记忆。

云南高院的法官说“如果李昌奎死了, 王家可以解气, 但两家必成世仇, 冤冤相报, 而李昌奎活着, 李家还有赔偿王家的可能, 破裂的社会关系还有可能修复。”针对这一现实问题, 中国古代是如何避免的呢?古代法律明文规定, 这种情况下, 一方要迁徙到一千里以外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当然这种方式对当下可能不再适用了, 但是不可否认, 在传统社会中, 相应的配套措施是齐备的。由此可见, 缺少了相应的配套措施, 就会使法律实施起来就不那么完美了。

同类案件的一再发生表明, 英美法系流行的程序优先主张并不符合中国当下的国情, 对于当事人来说, 很难想象参加诉讼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获得程序上的正义, 他们肯定更关注实体结果是否对其有利。实际上, 当事人上诉、申诉的主要动因是实体不公, 这就要求我们在当下的司法改革中, 不能一味的强调英美法系似的程序正义, 同时也要重视我们自己的传统法律文化, 做到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并重。而且, 笔者认为在二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 还是要首先考虑符合实体正义, 这样才能更好的让广大人民群众接受。

(二) 信访制度的存废问题

不可否认, 信访制度并不完全等同于古代的直诉制度, 但我们仍可以明显地看到二者之间众多的相似之处, 这在某种程度上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连续性。

直诉制度, 即我们通常所说“告御状”或者“京控” (顾名思义就是到首都去控诉, 与今日到北京上访如出一辙) 。如果地方司法机关审断不公, 当事人通过正规渠道解决问题变得几乎不可能时, 就可以赴京呈控, 称为京控, 俗称告御状。京控的地方有通政司的登闻鼓厅、都察院、五城察院 (类似于今天的各信访单位) 等处。这里的不公明显的指的是实质上的不正义, 而不仅是程序上的不正义, 相反, 如果结果是公正的, 则没有几个人会纠缠于程序的不正义。由此可见, 无论是古代的直诉还是今天的上访, 无疑都是对实质正义的追求的一种较极端的方式, 但是, 我们也应该看到, 这些制度之所以能跨越几千年而一直存在着, 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传统的法律文化中对实质正义的追求是一直延续下来的。

笔者认为在当下, 想彻底的废除上访制度是不现实的, 因为它仍然有存在的客观原因, 而且深植于中国的法律文化传统中, 因此, 如何使上访制度更好的完善才是我们当下要考虑的重点。

(三) 调解制度的发达

在古代中国, 调处息讼是一项有着深远历史传统的制度。调处息讼满足的一方面是无讼的要求, 另一方面也满足了对实质正义的追求, 所以几千年来保留了下来。我国传统的调处息讼制度为民众提供了一种非对抗性的矛盾解决机制, 既减少了累讼对当事人造成的经济压力, 也能及时有效的修复已遭到破坏的人际关系, 大大缓和了社会矛盾, 使整个社会朝和谐的方向迈进。这种纠纷解决方式为中国人几千年来情有独钟, 可见它的确有巨大的魅力。

在当下的司法调解中, 各方妥协尽管充斥着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之间的矛盾, 比如有观点认为司法调解会损害程序正义的实现, 但是笔者认为由于各类矛盾是在司法制度的框架内展开的, 这就能保证控辩双方能够在充分考虑自身利益的基础上达成满意的处理结果, 进而实现各自所期望的实体正义, 在此过程中, 只要不是对程序正义的严重损害, 各方就是可以接受的。

五、司法改革的方向

人们已经发现并明白, 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 对当下的国人来说, 古老的中华文明是不能被抛弃和割裂的, 因此只能在不断的扬弃中求得发展进步。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正义观念虽不拒绝参考, 但并不可能等同于西方抽象自由主义的正义观念。今天的正义观念应该在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和长远利益的基础上, 兼顾与依法治国并不必然对立的某些传统的, 民族的乃至地方的价值和习俗, 并应该与中国社会和文化背景相适应。

这要求我们要立足中国的现实问题, 充分考虑传统法律文化和制度对当下的影响, 在吸收传统的优秀文化基因的基础上, 借鉴国外的先进制度, 并做好移植本土化的过程。移植西方的正义价值和包括程序正义在内的正义规则时不能简单地照搬, 必须经过仔细选择, 必须经过长期的消化吸收和艰难的创新融合, 这样才能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融会贯通。

摘要：司法正义是司法改革所追求的重要目标, 如何实现司法正义关乎着司法改革的成败, 本文通过将中国传统的正义观念与西方的正义观念进行对比后, 认为应该以当下中国人广泛认可的司法正义观来指导司法改革, 并指出尤其需要重视的几个方面, 以期对司法改革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

关键词：实质正义,程序正义,无讼

参考文献

[1]埃德加·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2]缪蒂生.当代中国司法文明与司法改革[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3]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4][美]罗尔斯.正义论[M].谢延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1.

[5][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M].王亚新, 刘荣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

[6]张中秋.传统中国法的精神及其哲学[J].中国法学, 2014 (2) .

[7]俞荣根.儒学正义论与中华法系[J].法治研究, 2014 (1) .

司法正义 篇2

每年两会，有关司法与法治的话题总是备受关注，今年亦不例外。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向媒体透露，他带来了一份关于改革司法考试制度的提案，建议对司法考试实行两次考试制度。第一次司法考试的内容以法律知识为主，主要考察参加者对法律知识的系统掌握程度和深度。考试合格者，需到律师事务所、法院、检察院实习一年时间，鉴定合格者参加第二次司法考试。第二次考试主要通过模拟审判的方式，重点考察参加人对法律的应用能力和司法技能。

于确立的统一司法考试制度，被誉为是我国法治发展和司法改革进程中的标志性举措，它对提高司法职业门槛及培养法律职业共同体，意义非凡。但经过多年的实践，司考本身存在的诸多缺憾也逐渐显现出来，例如：过于强调知识和记忆，弱于分析、思辨、创新能力;强于法律知识和能力的“通”，弱于律师、法官、检察官等不同职业分别所需知识和能力的“专”。在这种带有强烈格式化考试的筛选下，大量具备丰富实践经验和地方性知识的司法人才面临流失;注重理论化、系统化、思维化的大学教育培养出的法科生，由于一时难以通过考试而无法进入司法系统;而那些好不容易获得法律资格的人，却在实践中往往陷入“地方性经验”的困境。

其实，不光是侯欣一委员意识到上述问题，在以往全国和地方两会期间，就有不少代表委员对改进司法考试制度提出了诸多建议，法律界更是早就开始了反思。例如在考试方式上，有人建议实行累进制，在规定时段内累计通过规定科目的考试即可授予法律职业资格;也有学者建议司法考试实行初级、中级、高级“三级考”;还有的呼吁借鉴大陆法系国家所采取的`阶段性司法考试模式，通过层层培训、层层筛选，让那些具备真才实学的考生脱颖而出。问题是，这些建议和对策多局限于学术争鸣领域，鲜有正式直达行使决策权的“庙堂”之上。所以即便改革司法考试已存共识，但却始终无法在决策层面上启动方案的具体论证，使得实际变革进展无几。

在我看来，侯委员提出的分两次考试，虽然不一定是最佳方案，但却是我们打开司考制度改革的突破口。因为他不仅将学者和民间的共识传递上去，在参政议政的层面再次引起决策层对这一问题的重视;更为我们广泛讨论司考制度改革方案打开了舆论阵地。申言之，司考制度改革绝非仅仅体现在考试次数的变化上，而应是从整体上进行完善。例如，要改变目前的记忆型考试，就需要从考核范围、题型题量、考试形式等多方面重新设计。美国的法律考试分三科，两科为主观题考试，一科为口试。德国第一次考试通过书面考试之后，才能申请口头考试，获得第一次考试合格证书的考生需要实习两年，合格后才可以参加第二次考试，也包括笔试和口试。很显然，在考试中加入技能与实践经验的环节，乃是各国选拔司法人才的通例，也是我们应当努力的方向。

又比如，我们还需要摒弃将司考与其他法律人才培养机制割裂开的做法，谋求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的资源整合。普通法系国家的律师考试一般只能由受过法学院系统训练的法科学子参加，而大陆法系国家则一般规定法科学子可以免考直接进入第二次考试，两种方式殊途同归，都确保了法学教育资源能够有效进入考试选拔系统，既避免了教育资源的浪费，又有助于法律人法律思维的培养。但我国大为不同，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曹义孙介绍，在近几年的司法考试中，非法学专业的考生占到了1/4，其通过率甚至超出法学专业考生1.5个百分点。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提醒我们，司法考试制度改革必须与法学教育改革相结合，尤其是在报考准入条件上，须充分吸收现有的法学教育资源。

司法正义 篇3

一、连锁效应，司法公开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中的多重功效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人民法院各项工作的生命线。司法公开以其特有的程序功能，将会激发系列连锁反应，有力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一是通过强化监督推动司法公正。“秘密裁判”不可能实现司法公正，只有让司法权在阳光下运行，主动接受当事人和社会的监督，才能发现和弥补诉讼不公，防止司法的专横与擅断。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下，法官队伍的能力、水平和作风都将直接面临人民群众的评判，司法审判的任何瑕疵和疏漏都可能被社会所关注。在这种条件下，审判活动和裁判结果必然会因受到多方的监督而更加慎重，审判质量必然明显提高，“暗箱操作”必然随之减少，司法腐败必然得到扼制，司法公正自然得以彰显。

二是通过深化民主推动司法公正。加强司法民主，是人民法院贯彻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人民法院依法公正审判的民意基础。让更多的群众参与到司法审判中来，可以帮助人民法院更加准确地查明事实、适用法律，使审判结果更加合情、合理、合法。而司法的民主性与司法的公开性密切相关，知情权是参与权的基础，司法公开是司法民主的前提。司法公开直接体现了对群众知情权的保障，可以让参与者更加及时全面地了解法院的裁判理由和裁判结果，更加全面地了解法院审判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从而使人民陪审、代表联络、民意征询等民主参与行为更加务实有效，使法院的审判结果更加体现民意，更加客观公正。

三是通过提升素质推动司法公正。司法公开意味着法官的审判行为除了法律规定以外都是在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公开进行。这就对广大法官的查明事实、适用法律、引导诉讼、调解息诉、危机应对等各种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阳光司法”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将会激发广大法官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职业尊荣感，督促广大法官不断加强学习，提升政治素质、专业水平和实践经验，从而为依法公正履行职责提供扎实的能力保障。

二、全面拓展，构建全方位的司法公开体系

“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新形势下人民法院全方位推进司法公开，构建涵盖人民法院工作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的司法公开体系，实现“以公开促公正、以公开保公正”势在必行。

一是扩大司法公开的范围，实现实质公开和形式公开的统一。一方面，应以提高透明度为目标，扩大形式公开。加大案件流程信息的公开力度，强化承办法官的告知义务，确保当事人可以随时了解各个诉讼环节的程序性信息；加大听证的公开力度，通过各种媒介向当事人公开听证规则和听证权利义务，积极稳妥地提高申诉申请再审、减刑假释、国家赔偿、执行等案件的听证率。另一方面，应以改革裁判文书为重点，扩大实质公开。强化证据意见公开，及时将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向各方公示，确保当事人可以充分有效地行使诉讼权利；强化法官心证公开，在判决之前将自己的看法向当事人公开，并将上述内容详实地记载在裁判文书之中。

二是拓展司法公开的内容，实现审判公开和审务公开的统一。审务公开指的是人民法院向社会公布审判活动以外的司法管理活动的行为。在美国，法院的司法行政事务常常被上传到网上，民众可以随时下载，甚至可以直接参加会议，参与司法行政事务的决策。人民法院在加强立案公开、庭审公开、执行公开、听证公开、文书公开等审判公开工作的同时，还应进一步加大审务公开的力度，及时向社会公布法院工作的方针政策、各种规范性文件和审判指导意见以及非涉密司法统计数据及分析报告，公开重大案件的审判情况、重要研究成果、活动部署等审务信息，让社会公众充分了解法院的司法管理活动和内部工作模式，增强社会对法院的认同感。

三是创新司法公开的载体，实现传统载体和现代载体的统一。传统的司法公开主要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采用专栏、布告、旁听庭审、查阅卷宗等方式传播信息，在时间、空间、技术上阻碍了司法信息的及时全面公开。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必须要创新司法公开载体。在利用好传统媒体的基础上，还应充分发挥新兴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在司法公开中的积极作用，既要充分利用外部网络，加强与重要门户网站的沟通协作，通过法院微博、司法论坛、网络庭审直播等方式扩大司法公开的影响力；也要加强法院自有网络建设，设立民意沟通邮箱，开发案件信息查询系统，及时维护更新司法信息，把自有网络打造成为公开信息、收集意见的重要平台。

四是改进司法公开的模式，实现公开性和交涉性的统一。究其本质而言，司法公开只是一种手段，最终目的是以公开促公正，以公开促公信，提升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司法公开的理想模式应当能实现群众和法院的良性互动，实现信息公布和接受反馈的统一。涉诉群众和社会公众作为司法信息的接受者，并不是对信息简单的相信或服从，而是会对司法信息产生理解和反应。作为信息发布者的司法机关，在公布司法信息的同时认真倾听他们对具体案件和法院工作的看法，积极组织评议法院、评议法官的系列活动，加强与社会公众沟通交流并对群众的意见及时进行反馈。

三、合理规制，推进司法公开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司法公开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好，可以促进司法公正，但稍有不慎，则可能损害司法权威。问题的关键在于准确把握司法公开的法律底线和运行规律，实现全面拓展与适度限制的动态平衡。

一是在推进司法公开和保守审判秘密上寻求最佳结合点。综观各国立法，司法机关掌握的审判秘密基本上都是司法公开的法律边界。但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审判秘密，法律上和实务界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在这种情况下，“审判秘密”就有可能成为少数法院不愿意公开的“保护伞”。因此，可以在人民法院内部设立专门机构或专门人员，定期对有可能属于审判秘密的事项进行梳理，在履行一定的审批程序后，对具有秘密性的文件按照秘密文档进行处理，而对不具有秘密性的内部文件，依法向社会公开，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

二是在推进司法公开和保护个人隐私上寻求最佳结合点。当前，人们对隐私权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隐私的范围也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庭审电视网络直播、裁判文书上网、立案大厅触摸屏查询等司法公开举措的实施，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将得到较为充分的保障，但是如果过度公开，则可能对当事人的隐私权构成伤害，结果是造成新的社会不公。此时，在知情权和隐私权的权衡中，知情权的保障就应让位于隐私权的保护。为此，人民法院不仅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考量公开审判是否会损害当事人的隐私权，还应当积极探索建立异议审查机制、意见征询机制、当事人合议不公开机制等，切实保障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

三是在推进司法公开和接受媒体监督上寻求最佳结合点。现代社会，公开审判和新闻自由都是捍卫公平正义，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保障。但在实践中，两者之间也会产生冲突，媒体的失实报道有可能影响人民法院依法公正审理案件，甚至激化社会矛盾。正确处理好司法公开与新闻自由的关。系，对于人民法院来说，一方面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接受媒体监督，通过设立新闻发言人，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记者旁听、做客电台网络等方式，主动向媒体通报法院的重要活动和重大审判，为新闻舆论监督创造条件；另一方面，还要以更加主动的行动引导媒体报道，协调宣传报道的口径、尺度，防止“媒体审判”现象的发生。

从司法正义看法学教改 篇4

司法正义的追求是任何时代每一个有良知的法律学者的使命。

司法正义是理论能够解决的吗?实践中的司法正义是什么?到底能不能实现?怎样才能实现?司法正义只能体现在实践中,是眼睁睁的事实,是每个人的真实的体验,从身边的事和人身上能切实感觉或触摸到的。当司法正义成为一种社会的普遍现实,并进而成为普遍观念深入人心,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将是一个怎样美好和谐公正的社会。司法正义对于建立一个法制社会(正义社会)到底有多大意义?

法制的正义主要体现在司法正义上,当普通的每一个社会公民把自己的最后希望寄托在司法诉讼这一最值得信赖的定分止争的社会矛盾解决方式时,如果在这里看不到大众化认可的正义,那么损害的就不仅仅是某个或某些公民的利益,那将意味着法制社会的最终失落,进而是社会道德伦理的倒退或毁灭。我们首先应当明确,司法界是由人而不是神组成的职业群体。司法官员行使的权利直接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必须能屏蔽这些对检察官和法官的影响,更不允许干预。从较高的层面上,我们应当想方设法提高司法官员的整体素质,使得司法职业成为一个社会普遍尊重同时从业者自己也特别自重的行业。司法人员的素质对于司法公正是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我们现在的教育能否胜任培养良好的法律职业者,另一个环节便是进入法律职业的途径与标准。

2 司法正义与非法律影响因素

非法律的因素经常对司法的过程和结果产生影响。妨碍司法公正的因素很多。如何让我们的法学教育达到这样的一种成功:受教育者永远都能屏蔽这种外界环境的影响,矢志不渝的追求司法正义而不被腐蚀。

司法公正的实现还要有各种制度,环境,经济,政治,文化,意识等等的辅助。但我们不能够借口社会不成熟而说司法公正不可能实现,经济不发达,政治不显明,没有法治意识,传统的势力不能摆脱,没有其他的好的制度的配合,司法公正不能独立的实现,也不能独立的评价。媒体的作用;学术自由的作用;这些都与司法公正有关系吗?真正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根本性的东西是什么?不要问题提了一大堆,最后还是什么也没有解决。一次庭审就是一堂生动的法制宣传,对于一般社会大众,他们对法律的感知往往受一些具体案件处理结果的影响,从而决定他们对法律是信任抑或不信任,是遵从法律还是违背法律,由此可见司法的廉洁与否不单单是司法本身的事。在社会各个行业中,司法的职业行为至为特殊,它不仅仅是行使裁判权,解决社会中的各种纠纷,而且行使司法权过程本身,实际上是向案件当事人宣誓正义的准则。对于特定国家公民的正义观念的形成而言,没有哪一个因素能够起到司法官员行为所具有的那样大的作用。对于当事人而言,法院是否公正地处理与其利益息息相关的案件更直接影响到他们对法律乃至国家制度本身的评价。司法乃是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立法机关或许会制定不公正的法律,行政机关可能会滥用权力,然而一个社会,如果有廉洁的和高素质的司法阶层,立法不公及行政权力滥用所带来的危害性都会得到相当的抑制和矫正。

3 司法独立与司法正义

监督司法的社会力量和机制。中国的司法改革并不完全在司法领域中完成,需要各个方面,尤其是要高层的党和政府及全国人大充分意识到这点。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对司法改革问题作出系统调查,从法院的设置、区域的划分到法院的结构、法官的选任及其他种种问题,搞出一揽子计划,循序渐进的加以实施。对于致力于制度建设和社会建设的人们,某些时候要意识到他们与纯粹科学研究的人们不一样。要提醒自己,无论多么美好的东西都要有代价。

法官的独立性是法官得以公正、得以在社会中展现正义力量的非常重要的保障,而我们现行的官僚化的、等级化的法官制度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在任何一个国家,法律究竟是怎么回事,实际上,要落实在具体的案件处理过程中,而这一过程中法官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现代社会中,司法、法院越来越成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一个中立的裁判者。

司法是任何国家社会的重要现象,我们不需要证明它存在的合理性或正当性。司法或司法制度是在不断地变化之中,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它的存在或变化,也不管我们是否去自觉地主动地去改革,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我们到底有多大的作为,我们行动的范围或界限到底在哪里?是不是一切自然而然的就都做好了?司法是社会现象,社会是人的社会,一切都是人做出来的。

4 怎样进行一种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和教育

正义是一种美好的感觉,或想象。哪怕就是想一想,心情都会感到很舒畅很愉悦。就是我还没有很好理解它的时候,我就知道它是一种很美好的东西。也许,既然它是感觉、是想象,我也不用确切地知道它是什么。但我们必须能把它和具体的事物联系起来。我们必须至少能说出某个具体的事物是不是正义。我们只要具备这样的能力就足够了。但这是一种简单的能力吗?我现在越来越迷惑了:真正的学术研究或思考到底是什么?学术有没有确定的标准。如果有,那就是那个社会的大多数人(特别是有智识的人)的共识,是集体良知。哪怕在未来的某个时候证明它是非常荒谬的,也不能否定其当时的历史价值。

从程序正义看我国的司法改革 篇5

刘 远

摘要：针对我国司法制度中重实体而轻程序的倾向，在剖析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关系、正当程序与程序正义联系的基础上，从程序正义的角度对我国的司法改革提出了一些设想。关键词：程序正义；实体正义；正当程序；司法改革

一、我国司法制度中轻程序的主要弊端

程序正义是民事诉讼的主要价值之一，也是我国当今司法改革所追求的目标之一。正如谷口安平所说，“程序是法律的心脏”，没有程序正义，再完美的法律都将是一纸空文。长期以来，在我国的理论和实践中过多关注的是民事诉讼程序在实现实体正义上的工具价值，而对程序本身的内在价值则重视不够，即我们常说的“重实体而轻程序”。这一观念的形成与我国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是分不开的。我国历来是一个重权力、轻权利的权力本位主义国家，政治体制和文化背景的集权主义特征突出；新中国建立以来，又长期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缺乏以限制国家权力和保障个人权利为目的的，以“法治”和“程序制约权力”为基础的现代民主的契机。显然，在这种背景下所形成的作为国家制度一部分的司法体制必然带有强烈的国家主义色彩，因此，我们所倡导的“程序保障机制”和“程序制约机制”也就难有栖身之地。对照程序正义的标准，我国司法制度中轻程序的弊端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1·现行法律规范存在否定程序内在价值的现象

在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典和最高法院的适用意见中，存在着许多否定程序内在价值的法律规范。例如，民事诉讼法第153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原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换句话说，即使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的程度再严重，只要它没有“影响案件的正确判决”，第二审人民法院也不再做出处理，这显然反映了重实体的立法倾向。与此相对的是，在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的司法制度中，如果诉讼程序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其判决结果自然归于无效，而不论其是否“正确”。

2·司法独立性受损

司法独立是程序正义的前提，也是宪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但在我国的现行司法体制下，程序的独立性受到了极大的侵害：一方面，由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在司法资源的配置上受制于同级地方政府，因而导致“司法权地方化”。由此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丧失了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应有的中立性而沦为保护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司法工具，形成了所谓的“地方保护主义”，从而危害了司法的独立性和程序的公平性。另一方面，就法院内部管理而言，由于我国法院的管理方式仍类似于行政机关的上下级关系，因而法官在对于个案进行审理时不得不顾及其所在法院的院长及所在庭庭长的意见；并且依照法律规定，疑难、复杂、重大案件还必须经过审委会讨论决定，而法官对于讨论决定的结果也必须绝对服从。这种体制所造成的结果就是使整个司法过程贯穿着强烈的行政色彩，法官在司法中难以独立、自主的进行审理，法官的判决也并非完全是自身内心确信的反映，而是演变为长官的意志。

3·公开审判流于形式

公开审判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制度，但是在实践中这种制度并未得到很好的实施。首先，在我国的大多数案件中，公开的只是审理过程和最后的一纸判决书，但是对于诉讼中最关键部分，也是当事人最关心的部分，即判决的产生过程和合议庭的讨论意见都予以保密，因而使公开审判缺乏实质性的内容。其次，在向当事人公布的判决书中，大多只有判决的结果，而缺乏判决的详尽理由及完整的论证过程，这就易于使当事人对于判决结果产生“不服气”的情绪，从而不利于纠纷的解决，并且这也不符合现代法治对于程序正义的要求。除了上述几个方面之外，我国的民事诉讼在审理期限、审级设置、当事人的地位及法官的选拔等方面也存在着不甚完善之处，这些问题的存在已经对我国程序正义的实现及我国的法制进程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基于程序正义的改革已经变得十分迫切了。

二、我国司法改革拙见

程序问题曾经是世界上许多国家改革的重点。本世纪60年代，美国进行了一场以程序为焦点的空前改革——即正当程序革命，它引起了美国法律制度和法律原理的深刻变化。在德国，也存在着法律程序化的现象和主张，其中著名的法社会学家卢曼提出了“通过程序获得正当性”这一命题。他指出，在“正当程序”得以实施的前提下，程序过程本身确实能够发挥出给裁判结果以正当性的作用，这种作用不仅体现在审判程序中，而且在选举程序、立法程序和行政程序中都可以看到。

各国的改革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为我国的改革指明了大的方向；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个体的特质往往有限大差异，因此程序正义的建设还需依我国的国情而进行。据

此，笔者在此提出一些自己的拙见，供大家参考：首先，要在观念上摆正程序与实体的关系，克服“轻程序”的观点，树立程序与实体并重的思想，目前尤为迫切的是弘扬程序正义、程序效益等价值，树立民事诉讼的权威。其次，要将程序正义的理念落实到实处。

1·从宪法的高度对程序正义进行根本性的保障，使程序正义得到宪法的确认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如果将程序正义写入宪法，一方面可以使人们从观念上加强对程序价值的认识，另一方面，被宪法赋予了最高效力的程序正义就可以对抗司法实践中的一切“非正义”，从而使我国“重实体轻程序”的状况得以缓解。尽管各国学者都认识到应当赋予程序正义以宪法的保障，但在世界各国的宪法中却很少有直接规定程序保障的条文，一般都需要法学家对法条进行学理解释才可以作为程序保障的宪法基础。例如《日本宪法》第31条规定的法定程序保障，第32条规定的接受审判的权利，第76条规定的裁判官独立及第78条的身份保障、第82条规定的公开审理都包含有保障程序正义的内容。我国宪法中没有关于程序保障的直接规定，但有一些内容是与程序保障密切相关的。如《宪法》第32条关于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125条关于公开审理等规定。笔者认为，从彻底解决我国“重实体轻程序”的角度出发，应将程序正义作为一项内容明确规定在宪法之中，以保障其实现。2·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对民事诉讼规则进行改革

(1)限制法官过大的职权。我国的诉讼模式类似于大陆法系国家的职权主义，法官职权过大，并且缺少可行的监督机制。一方面这种体制使案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不依赖当事人的举证和辩论，而是依赖于法官个人对事实的认定和对法律的看法(例如，法院可以依职权提起审判监督程序而随意废弃自身所作的判决)。另一方面，法官的职权过大在实际操作中很难保证法官不会滥用这些权力，这对于保证裁判的正义是十分不利的。因此，在程序设计中对法官职权进行严格限制和制约是十分必要的。

(2)为诉讼当事人参与诉讼提供平等的保障。公正的程序就是要给予双方当事人平等的诉讼地位，赋予其平等的攻击和防御的权利，以及要求其在诉讼中平等的承担诉讼义务。唯有如此，才能保障双方当事人公平参与的机会，充分发挥当事人作为诉讼主体的作用，并最终对他们的诉讼利益予以充分保障。因此，参与诉讼的当事人，无论是一般公民还是政府执法部门，无论是追诉者还是被告人，都只存在诉讼角色的不同，而不存在地位上的高低贵贱之分。

(3)减少、消除诉讼程序中的行政色彩。如前所述，行政运作方式与诉讼程序从根本上说是矛盾的，只要在诉讼中采用下级服从上级的命令和指挥方式，许多正义的诉讼程序就不可

能进行。因此，一方面我们需要修改有关由院长发动再审的不合理规定，限制审委会的职权；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建立一套规则来防止本法院内部的庭长、院长以及法院的法官对本法院以及下级法院的合议庭或独任庭的审判活动进行干预。此外，在对于裁判质量的保障方面应当通过程序和制度的完善，努力实现裁判的正义，而不应该通过对法官的行政制裁来解决问题。

(4)充分体现程序的及时终结性。正如前述所说，效率原则是程序正义的必然要求，无休止进行的程序不仅浪费了司法资源，也违反了程序正义及诉讼的固有规律。因此在民事诉讼中，我们要尽可能将程序简化，以利于当事人进行诉讼，从提高效率角度实现程序正义。3·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推动我国程序正义的完善

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我国的司法改革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对我国的影响以及与国际接轨的需要使我国的司法改革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特别是“公平、透明、独立、统一和准确”原则已然为我国的程序正义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1)非歧视性待遇原则的要求。该项原则实行“内外无别”、平等对待国内外企业的国民待遇原则，及“内外相等”、平等对待所有外国企业产品的普遍最惠国待遇原则。该原则要求我国法院严守中立，保持同等的司法距离，平等适用法律，消除差别待遇，公平对待国内外一切当事人，同时要求我们更新传统的司法理念，将“中立”扩大到世界范围内。

(2)透明度原则的要求。透明度原则是指成员方必须予以公布正式实施的有关进出口贸易的政策、法令及条例等。GATT第10条规定：成员方有效实施的„„以及关于影响进出口货物的销售、运输、分配、保险、仓储、检验、展览、加工或使用的法令、条例与一般援用的司法判例及行政决定，都应迅速公布，以使各成员方政府及贸易商熟悉。同时，世贸组织专门评审机构对成员各方的贸易政策定期轮流评审。由此可见，WTO的透明度原则及贸易审查机制的客体包括司法裁判。所以，入世后，我国法院的重要裁决将会受到各世贸成员国的监督，其质量要求的高标准自然不言而喻。除此之外，透明度原则还对于司法解释的公开、庭审程序的公开以及判决程序的公开提出了一定的要求。

有关程序正义的理论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且具复杂性，并且随着两大法系的融合以及现代法学研究的深入，其理论必将不断发展，所以，对于程序正义的理论不是一篇或几篇论文所能涵盖的。但是之所以落脚于该论题，笔者是希望通过对于程序正义基本理论的分析，能够对我国现在仍旧根深蒂固的“重实体轻程序”的观点予以反击，并且在立足于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对我国有关程序正义的改革尽一点微薄之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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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正义 篇6

当下我国司法信任危机的特点

我国社会转型速度快、程度深，在这个过程中，经济体制转型、社会结构变动、社会形态变迁、价值观念变化都较大，这就决定了转型期社会矛盾纠纷也是空前的。从矛盾纠纷两个解决途径的公开统计数据看：一是2008-2012年间我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受理各类案件5610.5万件，同比上个五年（2003-2007）增长29.3℅；2013年受理1421.7万件，同比上年增长7.4℅；说明诉讼渠道受理各种社会矛盾纠纷数量大、增长快。二是中国信访系统的有关数据量，2013年处于每月60万件次、一年700多万件次的水平，其中一大批属非正常上访，说明基层的矛盾治理能力与民众的需求相距甚远。还有人民调解、商事仲裁等其他渠道的统计数据，但前两组数据足以反映我国矛盾纠纷总数高位逐年增加、频度加快的现状。与此相伴随的就是司法审判出现腐败，司法信任遭遇危机。目前，司法信任危机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以下特点。

1.再审申请率高，影响对下级法院的司法信任

我国在两审终审制之外，为体现“有错必纠、实事求是”的思想，还设置了审判监督程序，但对于审判监督程序启动条件的规定并不清楚，使得经过二审后败诉一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比率较高，其中有为数不少的案件被法院受理，获得了改判或依法发回重审。

2.涉诉上访率较高，造成对整个法院系统的司法信任危机

我国在司法系统外还设置了党委和政府的信访机构，接待和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化解矛盾纠纷，致使司法审判并不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最终机制，甚至出现“信访不信法”。许多当事人在诉讼没有达到自己的诉求后采取上访的方式寻求救济，甚至公然闹访缠访。

3.执行难突出，导致司法信任危机

由于民众普遍对司法信任不足，导致对法院裁判书的自觉履行有限，拒绝执行、逃避执行较为常见，执行难成为老大难问题，在有些地方还出现了打折拍卖判决书的情况，极大地损害了司法权威。

4.刑事错案频现，产生对刑事司法的司法信任危机

近年来，法院频频发生的湖北佘祥林杀妻案、河南胥敬祥杀人案、云南杜培武杀人案等刑事错案，经媒体追踪报道，引发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但同时也产生司法信任危机的负效应。

5.司法腐敗发生，引发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司法信任危机

频频出现的司法腐败事件，有些地方法院出现的串案、窝案，甚至出现法律职业共同体相互勾结，伪造证据篡改司法裁判书损害当事人权益的事件；在行政诉讼案件中，民告官的对抗民处于劣势地位，检察院与法院之间作为公权力的勾连，都严重影响了法律职业共同体公正廉洁的形象，引发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司法信任危机。

对中国语境下主观程序正义的理解

司法审判不仅要注重实体也要注重程序，要有相对公开透明的司法审判程序，增加当事人对司法审判结果的满意度和认同度，对此，当事人主观上对于司法过程的感知是不可或缺的。主观程序正义理论正是基于程序参加者对于程序主观感受和认知从而影响其对公正的评断，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可以以此增加民众对司法的信任。

主观程序正义理论由社会心理学教授锡博特（Thibaut）和法学教授华尔克（Walker）提出，认为程序正义可以被划分为客观程序正义与主观程序正义：客观程序正义关注程序是否遵守客观的规范，从而使得依此程序作出的决定达到公平。但客观程序正义存在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就是标准问题，客观程序正义需要具有一个客观标准，但依据什么原则确定这个客观标准才能导致正义的判决是个难题。分配正义理论重视结果的正义性，但是如何评价结果是否正义也是一个难题。通过对社会纠纷和冲突的研究，锡博特和华尔克发现实质影响到当事人对公平感知的因素并不是他们在诉讼中是否胜诉，而是主观程序因素。如果通过完善程序设计来提升当事人和民众的司法满意度，就可以促进他们对于纠纷解决的正面态度。增加程序观察者和参与者眼中的程序公正性，正是主观程序正义关注的重点所在。[苏新建：《主观程序正义对司法的意义》，《政法论坛》2014年第4期，第129页。]笔者认为，主观程序正义理论拓展了社会正义的理解，它关注在纠纷的司法解决过程中，民众尤其是程序参与者当事人等对于程序的主观评价，主张发现民众对于司法审判的主观愿望和期待，主观程序正义对于提升司法满意度、促进当事人对司法审判的服从、化解司法信任危机都具有一定价值。

主观程序正义理论源于西方，把它引入我国司法审判应当具有中国语境的内涵。

法院在社会矛盾纠纷多样化复杂化的情况下，如何进行司法审判，最大限度实现公平正义才能重新赢得司法信任。司法公正是树立司法权威、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核心，但究竟什么才是司法公正并没有统一标准，它更重要的是体现为每一个个案审理，是否得到当事人以及社会主体的服从和认同，这与关注主观程序正义的目标一致。主观程序正义理论在我国当下司法审判的运用中应当考量国情、司法审判特色以及民众需求。

法官在审理案件时，除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以外，要保障当事人参与司法审判过程的积极性，根据案件的特点和当事人的具体情况，在审判过程中，让当事人具有参与程序的存在感，认真对待当事人发表的观点、设想等直接影响他们对于司法审判结果认识的因素；当地的传统、风俗习惯也需要予以重视；对于当事人不理解审判中运用的法律条文，不清楚庭审程序和诉讼权利，对当事人的困惑、疑问或者扰乱法庭纪律，打断法官说话的举动等，法官应当及时察觉，与其沟通以充分了解当事人的主观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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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主观程序理论，在对抗式的审判程序下，程序参与者对公正的满意度更高。而我国目前审判模式采取的是以法官职权为核心的职权主义模式，法官在案件审理中拥有权力管控当事人双方的权利，难免出现限制当事人话语权的现象。因此，法官应当给予当事人充分的话语权，认真聆听当事人说的每一句话，关注当事人在庭审时的表情和态度，增加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争辩，以便更好地掌控双方当事人对整个审判过程的感知。对于有影响力的案件，还应当让社会主体了解审判程序和判决结果，以增强他们对诉讼程序正当性的感知。这是因为有影响力的案件会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体对于司法的信任，所以应当注重社会主体对于司法审判程序的参与，如鼓励民众旁听案件审理，设立法院新闻发言人制度，在保障当事人隐私前提下允许电视台直播、微博直播等方式让民众能够了解司法审判的展开，感知司法审判的正义性，从而认同审判结果，重拾对司法的信任。

笔者认为，中国语境下的主观程序正义是本土化的以接近正义为目标的正义理念，它与我国司法制度、审判模式以及裁决依据紧密相连，是以当事人、社会主体为中心，注重他们对司法审判结果的认可和服从，司法满意度较高的正义理念。

中国语境的主观程序正义对于司法改革推动功能

中国语境的主观程序正义要求法官在司法审判中高度关注当事人的感知和认识，了解他们对于判决结果的心理预期，以此促进当事人对于司法的信任感。笔者提出，中国语境的主观程序正义对于通过司法改革、促进司法信任具有积极功能，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促進通过司法改革，社会主体对于司法判决结果的信任

通过司法体制改革，优化法官队伍，并赋予法官对案件的决定权。法官必定会注重司法审判中的主观程序，这样可以直接促进包括当事人在内的社会主体对于司法判决结果的信任。司法审判在保障公开透明的前提下，法官应当最大限度实现赋予当事人充分的话语权、知情权，从中知悉当事人的真实想法；从立案、审理再到案件的执行，法官应当高度重视与当事人的沟通，了解当事人对案件判决结果的心理预期，依照法律规定，合理运用自由裁量权，作出裁判。目前我国已有服务大众的12368诉讼服务热线，最高法院开通了“给大法官留言”栏目以及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率先实行的判后释疑制度等，都是注重与当事人沟通，更好地关注当事人对于司法审判的主观感受，提高社会主体司法满意度的机制。

2.促进通过司法改革，促进社会主体对于法院的信任

社会主体选择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纠纷往往出于对于法院的司法信任，在一个法治社会中，司法应当作为实现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起到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作用。在当下我国诉讼爆炸、法官流失严重的情况下，法院承受了巨大的诉讼压力，如果司法审判不能实现当事人对于司法审判的期待，就会使本就严重受创的司法权威雪上加霜，增加更多的再审案件、信访数量。因此，当下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有必要关注程序正义理论，进一步拓展该理论在我国司法审判实践中的运用，使得法官在司法审判中注重当事人的主观心理感知，获得当事人对于司法判决结果的认同，降低信访、闹访、再审率等，以促进社会主体对于法院的信任。

试论合同正义之司法适用 篇7

一、法律规则之适用

合同正义的理念翻译为具体法律规则, 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法律规定当事人享有合同自由, 并从反面规定有违自由意志订立的合同可依当事人请求予以撤销或变更;另一方面是法律从正义的角度出发以强制性规范对合同自由进行一定的限制。

法官在司法实践中要始终保持居中裁判地位和公正形象, 充分保障当事人行使法律赋予的是否订立、与谁订立合同、自主决定合同内容、形式等方面的自由权, 尊重当事人对合同相关事项的选择权和处分权。当事人基于真实意思表示处分自身权利而自愿达成的协议, 只要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不损害国家、社会、他人利益, 就应当被认定为有效。法官在司法审判中尤其要灌输意思自治的司法精神, 依法限制合同无效的范围, 防止将有效合同确认为无效, 将可以继续履行的合同解除或撤销, 致使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 违反合同形式正义的基本要求。

对于因欺诈、胁迫、重大误解等意思表示瑕疵情形下订立的合同, 一方当事人享有撤销及变更合同的权利。法律并不直接否认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效力, 而是把决定合同效力的权利赋予了当事人, 具有撤销权的合同当事人可以自主决定是继续履行合同, 还是变更或撤销合同。撤销权人如果在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内通过仲裁或诉讼来行使自己的撤销权的, 可以由仲裁机关或审判机关确认合同无效;如果撤销权人没有请求变更或撤销合同, 仲裁机关和审判机关就不能主动地否定合同的效力, 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同自由。

在司法实践中, 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合同自由并不意味着可以背离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首先, 强制性缔约义务的立法规定, 取消了诸如公共运输的承运人、承租人、供电营业机构、机动车的所有人或管理人、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主体不订立合同的自由。其次, 格式条款的强制性规定要求提供方履行注意、说明义务, 对于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免除自身责任的条款依法认定为无效。法官在司法实践中要落实立法规制, 直接适用法律中的强制性规定, 判定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行为无效, 以实现合同实质正义。

二、法律原则之适用

合同法是一个以权利为核心的体系, 权利既有合同法规则明文规定的, 又有隐含于合同基本原则之中的。法律原则是不同于法律规则的独立的准则, 它应该得到遵守, 并不是因为它将促进或者保证被认为合乎需要的经济、政治或者社会形势, 而是因为它是公平、正义的要求, 或者是其他道德层面的要求。

在司法上, 法官作为客观、公正、博学的法律宣告者的带保镖, 比提出公然认为是人类行为新准则的法律制定者的形象, 更深地蕴藏在文明社会的意识之中。基于对公平合理的考量, 对合同正义的追求, 法官往往需要利用立法上的弹性条款, 如公平、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原则对具体案件进行自由裁量, 从司法审判上对合同自由进行规制, 使当事人订立的合同条款正义化。

法官在审判中运用自由裁量权维护合同正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合同当事人文字所表达的内容不明确、不完整, 以致双方出于各自的利益发生纠纷时, 法官必须对合同内容进行解释。随着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 法官在解释合同时并不刻意寻求当事人通过合同所要表达的真实意图, 而是基于维护交易安全和社会正义的需要, 逐渐采用对合同内容进行客观解释的原则。即法官应当以合同正义为判断标准, 根据“当事人的意愿是要订立公正且符合社会利益的合同”这一推定对合同进行解释, 并依此作出公平、正义的判决。二是合同法中没有适用的法律规范, 或虽有可适用的法律规范, 但其规范不完备, 则法官在审判中需要适用基本原则对此漏洞进行价值补充, 此时所遵循的价值标准无疑也是合同正义。

合同基本原则适用的正当性和有效性, 一方面取决于法官、当事人之间理性对话机制的完善。法官应坚守其超然中立地位, 保障当事人参与讨论的机会平等, 从各方当事人处获取信息, 在整合各方意见的基础上, 加强当事人之间的沟通, 促使其妥协, 使纠纷通过调解方式结案。在各方坚持已见, 难以沟通的情况下, 法官就必须在整合的基础上作出自己对合同基本原则的适用论证, 详列判决理由, 及时作出判决。另一方面取决于法官的个人品性及道德素质。因为法律原则的解释权最终属于法官。司法的过程, 从一定意义上说, 就是法官解释和运用法律的过程。因此, 法官应以优秀的人品道德和司法操守、以高度的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 真诚地按照自己对法律的客观理解作出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判决, 以实现对合同正义的价值追求

三、结语

合同正义在司法中的实现, 要求法官始终心存合同正义观, 并将合同正义的价值理念贯彻在整个司法审判过程中。在适用具体法律规则时, 应当严格依法裁判, 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 最大限度地实现合同形式正义;在无具体规则而适用法律原则时, 应当秉承对法律精神的理解和对案件具体因素的判断, 从平衡双方利益以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出发, 客观解释合同内容, 正当行使自由裁量权, 作出公正合理的判决, 实现合同实质正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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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正义 篇8

一、语义分析

本书的一大特点就是作者采用了实证主义分析方法之一的语义分析法。通过语义分析方法郑老师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了在九种语境下的公正与公平的关系。关于正义和公正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而且无法只用正确或错误来判断, 所以在面对正义和公正的时候很多人都无法交代清楚, 反而会让人觉得又多了几分迷惑。罗尔斯在其著作《正义论》的开篇就说“什么是正义, 什么是不正义, 这通常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人们对于应由哪些原则来规定他们团体的基本条件, 意见也不一致。然而, 尽管存在着这种分歧, 我们仍然可以说, 他们每个人都具有某种正义观。就是说, 他们懂得他们需要一系列特定原则, 并准备认可这些原则, 以便用这些原则来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来决定他们所认为的是对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的恰当分配。因此, 把这种关于正义的概念看作是与形形色色的正义观截然不同伪, 是由这些不同的原则、这些不同的观念所共有的作用规定的, 这似乎是很自然的。这样, 即使具有不同正义观的人也仍然会一致认为, 只要在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时不在人们之间任意制造差别, 只要这些准则能够对社会生活中相互对抗的利益要求确立恰当的平衡, 那么体制就是正义的。人们能够同意对正义体制的这种描述, 因为任意差别的概念和恰当平衡的概念都包括在正义的概念之中, 每个人都可以按照他所接受的正义原则对它们做出解释。这些原则指出了人们之间哪些相同点和不同点确定权利和义务有关, 同时也明确规定了哪种利益分配才是恰当的。显然, 这一概念与形形色色的正义观之间的差异, 并没有解决任何重大问题。它只有助于认识社会正义诸原则的作用而已。”但是在郑老师的这本书中, 作者使用语义分析方法将复杂的正义问题非常简洁的分为几种类型, 使人看后心灵受到很大的启发, 仿佛如梦初醒, 恍然大悟。可见郑老师的学术造诣深厚。虽然郑老师在书中一直通过语义分析法建构和阐述他的理论, 可以发现他在此书中表现出的实证主义姿态。但是我认为在郑老师的论述过程中关于法律实证主义存在问题。

狭义上讲, 实证主义法学就是指各种分析法学派, 因此又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它强调的是实在法, 即国家制定的法。这派法学的特征是:区别“实际上是这样的法”和“应当是这样的法”, 即区别实在法与正义法或理想法;它申明自己只研究实在法, 着重分析实在法的结构和概念;根据逻辑推理来确定可适用的法;认为法与道德无关或至少二者没有必然的联系。从上面这个狭义的实证主义概念上强调一点就是实证主义法学并没有彻底的否定法与道德的关系,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承认二者之间有关联, 只是这种联系不是必然的、内在的。也就是说实证主义法学者并不排斥法律中存在道德, 没有将所有的道德拒斥与法律之外, 他们要反击的是自然法学派者认为道德是法律的全部内容, 道德就是法律或法律就是道德的这种道德和法律必然的联系的观点。相对于自然法学派几乎总是在用缺乏理智的情感说话而言, 法律实证主义者认为自己在法律面前做到了价值无涉。书中郑老师在分析价值意义上的应当和逻辑意义上的应当时, 用凯尔森的话说“法律由规范组成的, 研究法律就不能不涉及应当与否的问题, 但是实证分析是在描述意义上而不是在规定意义上使用应当一次的这里的‘应当’只有逻辑意义而没有道德意义。”我认为郑老师用这句话是在逃避自己理论的缺陷, 当郑老师遇到自己理论中不能不涉及道德问题并做出道德和价值判断时, 借用这句话来搪塞读者和自己。我认为“应当”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包含着浓厚的道德和价值的词语, 即使是在描述意义上或逻辑意义上这种价值也不能排除, 并且要解释清楚, 但是郑老师只是简单的跳过去了。价值判断转化成逻辑判断进行解读是很有价值的, 只是将价值判断完全的转化成逻辑问题进行解读就难免会出现疏漏, 并引发一些问题。我觉得郑老师在此不妨稍微进行一下价值判断, 给读者一个清楚地交代, 这个价值判断也不会影响郑老师的实证主义态度, 因为法律实证主义也承认法与道德之间存在的不是必然的联系。况且郑老师在书中还将道德分为法律之内的和法律之外的道德。例如郑老师在本书的第六章论述司法公正的特殊品质的第三节普遍的正义中, 郑老师说普遍正义具有优先性, 但为了弥补过度强调普遍正义而造成少数人利益、正义的缺失, 而说应该有条件的例外。在这种例外的情况下郑老师考虑的则是法律之外的东西——法律之的道德。

二、逻辑

在本书的第五章中, 作者假定了一个能够有效探讨司法公正的语境和前提, 该语境的设定是建立在对两种不能有效探讨司法公正的语境进行排除的基础之上。具体说来, 郑老师认为, 用实证分析方法来讨论司法公证问题, 必须排除一下两种情况:第一, 被谈论的法律制度本身就被认为是不正当、不正义的;第二, 法律制度在实质上是否正义还存在正义的时候。由此, 郑老师把司法公正的探讨限定在这样一个虚拟的语境之下, 即法律制度本身已经具备了实质正当性和正义性, 并且人们也准备以合作的态度来对待法律制度。对于郑老师假设的虚拟语境, 我们可以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中找到于此相似的虚拟语境, 在《正义论》中罗尔斯为了证明正义即公平时假定一个社会之所以井然有序, 不仅是因为它的宗旨是促进社会成员的利益, 而且也因为它受到普遍正义观的有效支配。就是说。它是这样一个社会, 在这个社会里, (1) 每个人接受了并且知道所有其他人也接受了同样的正义原则, (2) 社会基本体制一般都符合, 并且人们一般都知道它符合这些原则。郑老师的假定和罗尔斯的假定有异曲同工之处, 不过罗尔斯在研究正义的时候是从整个法律体系出发的, 他没有分为实体的法律正义和程序的法律正义。而郑老师则仅仅是从实质上的法律制度进行假定, 因为实质正义的法律制度太多涉及价值判断。我想这就是郑老师为什么只将正义限定在司法领域之中的原因吧。

司法正义 篇9

关键词：法治,司法腐败,正义 (矫正正义) ,司法公正

一、法治的内涵

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 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框架。它是被历史证明了的, 优于其他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治国方略与社会调控方式。“以人权为核心范畴构筑的法治秩序, 是人类在无数次制度试错过程中作出的较优选择。”[1]

亚里士多德言:“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必须获得普遍的服从, 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法律”。[2]法的价值包括:平等、自由、秩序、正义等, 而正义价值乃最终目的性价值。良法及包含的价值是一切良好社会制度设计与运行的终极目的, 也是法治相关制度、措施、理念等的终极意义。

二、什么是腐败及司法腐败

腐败, 广义上它是行为主体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职权或偏离公共职权的权利变异现象;狭义上泛指国家公职人员 (包括司法人员) 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权力的权利蜕变现象 (本文便指狭义的权力而言) 。

“任何拥有权力的人, 都易滥用权力, 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3]阿克顿的“权力腐败论”是对权力本性的深刻洞见。他认为任何形式的权力都具有一种天然的“腐败”共性, 这种共性并不因为掌权者的信仰与意识形态不同而有所改变。权力与腐败乃一矛盾的统一体。然而, 法治的建立与运行离不开权力, 更离不开司法权的终极裁判作用。“社会公共秩序和安全应由各种力量集合而成, ……但这些力量必须依附于必要的公权力。”[4]公权力对于法治是一个必然的与核心的要素。那么基于权力与腐败这一矛盾统一体的特性, 如何规制各种公权力对司法的干预及司法权力的自律 (造成司法腐败的原因) , 让它真正扮演好“守夜人”角色, 便成了法治建设与运行的关键。

三、矫正正义的含义、以及作为法的价值对法治的意义

“正义”一词源于拉丁语justitia。有多重含义。法律层面正义是指具有公正性、合理性的观点、行为、活动、思想与制度。正义作为法的最高价值目标, 推动着法律的发展, 法治相关制度的建设。“正是正义观念, 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到了作为规范大厦组成部分的规则、原则和标准的公正性与合理性之上。[5]正义可以说是法治大厦建立与运行的灵魂。而矫正正义则是这一灵魂的“净化器”。

亚里士多德将正义分为一般正义与特殊正义;在特殊正义中, 矫正正义, 又称校正正义, 涉及社会财富, 荣誉与权利被侵犯之后的恢复与补偿。在该正义下, 不管谁伤害了谁, 或谁是伤害者、被伤害者, 伤害者均要补偿受害者, 即为正义。矫正正义基于平等价值, 适用于违约与损害赔偿。在法治中主要体现为司法的公平与正义, 及对被侵害权利的救济和回复, 即司法公正。司法中法与权力、金钱或其他私利相冲突时, 如将私利作为法律“天平”的标准, 并向其倾斜。直接造成的后果便是案件的审判不公。笔者将在下文中从矫正正义视角, 探讨腐败对法治的破坏与影响, 进而对正义的亵渎。

四、司法腐败对矫正正义或司法公正的影响

(一) 司法腐败对法治体制的影响

以司法独立为前提的司法体制是法治制度的关键一环。司法腐败对法治的侵害与影响会使社会矫正正义的制度失去正常功能。其表现为置法律、公平正义和道德良知于不顾, 在司法审判和执行中不是以法律为唯一依据, 而是将权力与金钱和其他私利益做为衡平的准则。直接造成当事案件审判的不公, 进而造成对司法体制的侵蚀。“一次不公正的审判, 其恶果甚至超过了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还是无视法律, 好比污染水流, 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是毁坏了法律, 好比污染了水源。”[6]司法腐败扭曲了一个正常国家的基本框架, 破坏了守护民众正义的“免疫系统”。司法不能真正独立, 变成“权力寻租”的对象, 附着于权力。同时, 司法者自身的腐败势必与其他权力机关的腐败分子结为“连襟”, 成了各种不公平与邪恶势力的保护伞, 形成“贪腐群”, 会破坏法治的制度根基。

(二) 司法腐败对司法权威的影响

法律普遍权威的树立有待于司法权威的建立。司法权威有基于司法对被侵犯正义的矫正。司法公正的前提是司法独立, 即不受任何外因的左右, 只以法律为准绳。司法腐败却影响每一案件的公正, 使司法机关变成权力或个人私利的依附。结果为:司法根本不能达到化解当事人纠纷, 回复当事人之间已破裂或正在破裂的关系。反而造成更大当事人之间的矛盾, 破坏司法的权威与统一。司法腐败容易激起民怨, 损害司法的权威。这会给法治建设带来莫大困扰。重塑司法权威的关键是将司法权与可能蜕化为腐败或权力寻租的一切形式权力隔离, 压缩权力寻租空间, 严惩司法腐败。

(三) 司法腐败对民众法律意识的影响

司法腐败对矫正正义的破坏还有极为重要的、深层的一面, 即民众对法律心理与信仰的影响。“法治的根基在信仰与习惯”[7]法律意识泛指人们对法律, 特别是本国现行法律的态度、观点、知识与思想, 以及基于此形成的信仰。法治在一国家的建立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是民众与政府互动的过程。此中真正起主导作用的是民众而非政府。司法腐败会造成民众心理的“阴影”产生对政府与其他权力机关的不信任。如此, 民众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会走向边缘化, 法治建设成了上层机关的“独角戏”。这样建成的只是形式上“完整的框架性结构”而已, 或者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

司法公正是一民主法治国家治国的重要环节。坚持司法公正, 树立法律权威乃法治的灵魂。它是矫正正义这一法律价值在民主政治中与社会运行中的法律制度的体现。也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解决纠纷的一种法律理想与信仰。司法公正是实现法治的保证, 也是司法独立的终极目的。司法腐败及产生的不公正, 则是对法治的否定与背叛。

五、结论

对法治而言, 司法具有特殊作用。它是纸面法律到实际生活的桥梁, 也是正义等原则转化为民众现实权利的中介;它从现实意义上也是一种具有立法意义的活动。[8]司法腐败必然会破坏“桥梁”和“立法”作用, 也会造成法治制度构建严重问题与社会正义艰难的修复。更何况对处于“转型时期”和“变革时期”的中国。法治的构建与形成永远是在一条通向此伟大使命的路上, 制度的校正与改善将伴随始终。司法公正包含的矫正正义是其中的“矫正器”。包含有矫正正义的法治之威力, 不仅在于对违法犯罪的严惩, 更在于使人相信, 那由法律正义精神与制度构筑的世界是民众能够公正、和谐生活的世界。这也正是我国法治建设中司法制度所面对、设计与思考的最核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齐延平.法治与社会公平[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11.

[2][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134.

[3][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中国社科院出版社, 2007.87.

[4]刘平.法治与法治思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67.

[5][美]波斯纳.法理学问题[M].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395.

[6][英]培根.论司法[A].培根论说文集[C].水天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193.

[7]冯象.政法笔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139.

司法正义 篇10

2005年佘祥林冤案的发生引起舆论一片哗然。到底是什么原因, 使得一个“事实不清, 证据不充分”的刑事案件, 由8个部门历时五年来回审查、监督, 最终裁判出弥天冤案?时至今日, 距佘祥林出狱已近7年, 其已获得近70万余元国家赔偿, 中国司法史上屈辱的一页已经翻过去, 但是为吸取经验教训, 我们仍应对造成冤案的原因进行必要地分析。笔者认为, 佘案主要原因在于司法实践中对程序正义的曲解, 具体表现为:公安侦查机关采取刑讯逼供手段获取证据;法院在审判时实行“有罪推定”;政法委等机关协调干预, 导致此案“先判后审”;申诉之路遭遇艰难险阻。

二、我国程序正义现状

法律程序是人们遵循法定的时限和时序并按照法定的方式和关系进行法律行为。法律程序可以进行不同分类, 可分为调解程序、审判程序、立法程序、选举程序和行政程序;也可以分为正当程序 (民主式程序) 和非正当程序 (专制式程序) 。笔者认为我国目前司法程序现状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1、司法者职业理性的缺失

司法理性的具体表达方式是职业化的, 其只能通过司法活动过程及结果表现出来, 也即我们只能通过对司法活动过程和结果来探讨其所包含的世俗情理的认同和关怀, 但不能指望它成为世俗情感发泄的一般渠道。当我们将司法定位为裁判者, 它的上司只能是法律, 这样司法的目的就是“给当事人一个公正裁判,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当司法承载过多职能, 包括但不限于担当民意泄愤渠道, 负担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承载着维护政权稳定的使命。这时司法所被寄予期盼越多, 司法活动中处处被掣肘, 司法的公正独立性便日益削弱。

目前我国刑事案件 (尤其是杀人案件) 由于社会影响力巨大, 社会舆论对公安司法机关尽快破案会施加压力, 公安机关内部甚至出现“命案必破”、“限期破案”的指令。破案率往往是我国地方机关内部考核的主要依据, 破案率高则业绩优良, 破不了案则证明你工作不负责任, 片面追求高破案率则容易导致“黑案”和“冤案”的产生。

2、司法主体意思自治的缺失

司法主体意思自治要义在于:即使有外力干涉下, 司法者也只对法律负责, 并能够坚持自己的判断。我国目前造成司法主体意思自治缺失的原因在于司法机关独立性的丧失:司法机关内部实行上下监督体制, 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审判案件进行监督指导, 为了防止案件被发回重审, 许多基层法院法官审判前会向上级“请示”, 这样一来, 将两审终审实质上变为“一审终结”, 剥夺了当事人上诉权, 难以确保司法结果的公正性。

佘祥林案件在审判阶段就发现存在证据不足问题, 最后是由当地政法委牵头, 公检法等机关参加的协调会一致定论, 判处佘祥林15年有期徒刑, 并且定论若上诉, 则中院仍然维持原判。

笔者认为, 程序正义自20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至今, 对我国司法程序有一定积极作用, 但是我们对程序正义有曲解之处, 这是致使程序正义移植来后在我国出现“水土不服”现状。

三、如何促进我国程序正义的实现

结合佘祥林案件来看, 程序正义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尚未真正实现。笔者认为, 可以从以下三点继续完善程序正义的实现。

1、加快市民社会和民主政治的建立

程序正义的根源在于市民社会和民主法治, 它在西方市民社会个人权利与国家公权力博弈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我国目前民主法治进程并不完善, 国家公权力侵犯个人私权利的现象屡现不止, 个人权利受侵害后的救济难以实现。因此我们应在宪法及宪法性文件中对立法权、司法权及行政权予以划分, 并严格遵守法定程序行使权力, 切实确保权力之间互相监督和制约, 保障公民个人权利, 严禁绕过法律程序, 拓展权力行使空间。

2、转变程序工具主义观念

程序正义最根本要求在于确保其本身的合理的、科学的、法治的价值, 而非确保具体实体正义实现。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两者间既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 也是前提与结论的关系, 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程序工具主义仍然占主导地位。国家司法机关进行司法活动, 既不是单纯替被害人复仇的活动, 也不是简单的以国家名义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赤裸裸的报复和镇压。

3、继续推进司法改革

程序正义是我国司法改革所致力的一大目标, 然而我国司法体制在50年代建立的, 且不说其蕴含理念及相关制度已不符合现实实际, 在改革开放近30年的历程中, 司法机关也在不断改革之中, 但是这些改革大多是反应性而非主动性。法院审判活动行政法、司法权地方化和法官职业大众化, 导致司法公开性、透明性还很不够, 成为制约司法改革的“瓶颈”。继续锐意推进司法改革, 才能最终确立完善的程序正义机制。

四、小结

程序正义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司法改革热潮掀起过程中得到重视, 但时至今日, 佘祥林、聂树斌以及刘涌事件, 从反面折射出我国司法程序中程序正义并不完善。笔者认为,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建成, 我国法律制度将随着社会实践发展不断得以完善, 而程序正义作为司法程序乃至立法、听证程序核心要点, 经过司法实践长足发展最终将在我国彻底实现。

摘要：我国司法改革进程中, 刑事司法程序中刑讯逼供、滥用司法审判权等问题不断涌现。笔者拟立足于佘祥林冤案探析我国刑事司法程序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分析其原因, 并提出程序正义在中国承继和实现的建议, 以期促进我国司法改革目标尽快实现。

关键词：程序正义,程序独立价值,民主法治,司法改革

参考文献

[1]http://baike.baidu.com/view/163011.htm

[2]黄明:《揭开“杀妻”冤案的幕后真情》, 《新京报》, 2005 (04) 。

[3]公丕祥:《法理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10。

[4]沸腾:《“命案必破”的逻辑悖论》, 《中国青年报》, 2004,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