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治

行政法治（共12篇）

行政法治 篇1

一.依法行政的内涵

依法行政是各级人民政府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推行公共行政并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法律实施的活动。依法行政中的“行政”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所从事的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因此依法行政是指行政机关在从事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过程中, 必须遵守法律, 符合法律规定, 完全按照法律的要求去做, 只有这样, 才能达到依法行政的标准。依法行政的根本含义是要用法来管理社会, 而不是用法统治行政相对人, 行政相对人与行政机关处于同一管理规范之下,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行政在日常生活中一般指“执行事务”、“政务的组织和管理等”。依法行政即政府守法, 它具有如下特征:1.在法律面前, 政府没有任何特权, 政府必须立于法律之下, 它们只是法律所体现和表达的国家意志的执行者, 它们所拥有的行政职能是国家意志的延伸。行使权力, 是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需要, 除去该种权力之外, 它与公民和其他当事人一样, 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2.政府行为的内容不得与国家法律相抵触。政府在其活动中有自由裁量的权力, 然而, 自由裁量并非漫无节制政府行为的内容必须遵守法律的原则, 而不得以游离或独立于法律内容之外的所谓自我意识而为所欲为。3.政府不仅是行政权力的行使者, 而且是义务的承担者。相对权力而言, 强调政府的义务性规范更具有实际意义。

二.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

1. 合法行政是行政合法性原则在行政领域的内在要求。

合法行政要求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 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 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决定。

2. 合理行政具有理性, 属于实质行政法治的范畴, 尤其适用于行政活动

最低限度的理性, 是指行政决定应当具有一个有正常理智的普通人所能达到的合理与适当, 并且能够符合科学公理和社会公德。行政理性表现为以下三个原则: (1) 公平公正原则。要平等对待行政管理相对人, 不偏私、不歧视。 (2) 考虑相关因素原则。作出行政决定和进行行政裁量, 只能考虑符合立法授权目的的各种因素, 不得考虑不相关因素。行使自由裁量权应当符合法律目的, 排除不相关因素的干扰。 (3) 比例原则。行政机关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的, 应当避免采用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

3. 程序正当要求构成行政行为的方式、步骤和时间、顺序要符合法律程序

(1) 坚持公开原则。公开是对行政行为的一项基本要求。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 除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外, 应当公开进行。 (2) 坚持公平公正原则。公平公正的本意是公道正直, 没有偏私。这就要求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办事公道, 不徇私情, 合理考虑相关因素;平等对待行政相对人, 不因相对人的身份、民族、信仰、性别而有所歧视。 (3) 听证原则。在行政程序上要保证相对一方当事人对行政行为发表意见, 并且使这种意见得到应有的重视。“公开原则”中的听证, 主要体现相对人对行政行为的“知”的权利。 (4) 顺序原则。要求行政程序的各项制度表现为一定的顺序性, 如果违反了规定的顺序, 即为违法或不当行政。顺序原则是行政程序的时间性的表现和要求之一, 其实质是保证行政程序的合理运用, 防止因时间的差异而对相对人造成侵害或损害。

4. 高效便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之一, 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社会效益

在行政管理过程中, 行政机关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不强, 办事效率不高, 任其发展下去, 必将直接有损于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和形象, 有损于党和国家的前途, 势必会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 行政机关必须要坚持高效便民原则, 要真正做到高效便民, 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应该不断增强服务意识, 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活动, 应当遵守法定时限, 提高办事效率, 提供优质服务, 方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无论是公平优先还是效率优先的国家, 都把效率问题放到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因为没有效率的公正是虚假的公正, 暂时的公正, 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公正价值。

5. 诚实守信是政府机关的道德准则

行政机关不得撤销、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决定;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其他法定事由需要撤回或者变更行政决定的, 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 并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受到的财产损失依法予以补偿, 这就是行政法上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政府是否守信, 不单是政府官员的个人素质和品行问题, 而是政府机关行使权力的观念和责任问题。只有当每一个政府官员都能对政府权力的来源和行使规则有一个正确深刻地了解, 认识到政府的每项权力都来自人民的赋予, 必须在合法的范围内以合理的方式行使权力, 错误行使权利必须承担责任的前提下, 才有可能树立起守信的观念。

6. 权责统一实际上是赋予行政机关的义务和责任

行政机关必须采取积极的措施和行动依法履行其职责, 擅自放弃、不履行其法定职责或违法、不当行使其职权, 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权责统一原则要求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经济、社会和文化事务管理职责, 要由法律、法规赋予其相应的执法手段。行政机关违法或者不当行使职权, 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实现权力和责任的统一。依法做到执法有保障、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

三.法治行政的基本理念

1.公共行政理念

公共行政是行政的首要理念, 它衍生出公开、公平、公正和公信原则。行政为社会和公众提供公共政策、公共安全和公共服务, 为公共秩序、公共利益和公共事务着想, 为人权保障和发展开发资源和环境。公共行政应当成为公开行政。行政为公众之事, 自当公之于众。行政暗箱操作易于滋生行政私化, 公开行政便于维持行政的公共性能和促进行政民主化进程, 行政公开利于公众参与行政过程, 增强行政动力从而发展着行政效率, 并能深化对行政的监督从而保障着行政方向;公共行政应当成为公平行政。

2.平衡行政理念

平衡行政是行政的根本理念。在民主宪政体制中, 无论行政权力与其它国家权力构建了怎样的关系, 制约和平衡已成为权力关系的基本精神。但广泛存在的权力领域背离权力制衡精神的行政权力的扩张侵蚀着立法和司法的地盘可能突破宪法框架容易形成行政专横。行政专横同样会阻碍行政领域权力与权利关系的平衡、稳定和发展。因此, 行政过程不应是单纯权力意志的体现而可以描绘为行政方与相对方两个方面对行政关系的共建。任何本位思想和观念都会有损权力与权利既独立又统一的和平共处, 民主立宪和宪法指引下的制度发展, 比如立法制度、程序制度、司法审查制度、国家赔偿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是权力与权利和平共处与平衡发展的根本保证。

3.法治行政理念

行政是国家行政权力依法律要求的行动。法治的主要涵义是法律对政府拥有绝对权威, 政府的权力行动符合法律要求, 是法治行政的一般标准。法治行政说明了法律与行政的关系, 其意义可以浓缩为法律对行政具有绝对的权威和支配力, 其属下包含了权自法出、法律保留、行为有据、法律优位、程序规制、司法审查等观念判断和制度选择。它说明行政权力应当来自于法律的规定, 特别是对公民权利产生直接影响的权力必须由法律明示, 行政亦无法外特权;行政作用于社会事务但凡关涉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的事项行政应保留给立法由法律规定, 行政不得取代法律;行政权力行为应当接受立法给予的规范指引, 对公民权利产生不利影响的权力行为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4.程序行政理念

程序行政是行政的关键理念。程序法治原则展现着程序法治理念。程序法治所应遵循的民主原则、公正原则和效率原则, 恰是现代法治精神和人权理念的深刻体现。民主原则是程序设计和程序法制化的基本原则。不讲民主原则的程序往往远离控权精神和人权理念, 以往阻碍公民权利实现的程序壁垒在现行行政法中尚有残存, 它们无论如何也无法与控权和人权等概念相联系。公正原则是程序法治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公正是程序的生命, 不讲公正的程序难负推进法治进程和促进人权保障的使命。效率原则也是程序法治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效率是现代行政的重要特征和生命基础, 通过程序实现效率是行政法制的合理选择。树立程序行政理念既有利于摒弃因程序随意而产生的不公正, 又有利于实现效率。程序制度之于程序原则和程序法治的意义表明, 只有重视程序立法, 通过程序立法建立和完善程序制度支持系统, 才能促进程序民主、公正和效率原则的实现, 才能使程序法治和整个法治融会平衡精神, 通过控权表示对行政法领域人权的关怀。

四.依法行政对转变政府职能的意义

政府职能是通过政府行政官员及其公务员以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 制定发展目标和履行具体职责的事实, 作用于民众思想感情而产生的一种综合认识。政府官员和公务员的作为直接影响着民众对政府的依赖和对政府职能的认识, 从而使政府具有崇高的威信, 巨大的凝聚力和强大的号召力。这就要求政府行政官员和公务员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增强执法意识, 规范执法行为, 提高执法水平, 同时做好执法监督和执法检查, 避免主观性和随意性, 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

依法行政既是依法治国的关健和核心, 又是依法治国的基本内容。当前, 依法行政的突出矛盾并不是无法可依, 而是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确实存在有法不依, 执法不严、执法不公以及以权压法、以言代法、权钱交易、贪赃枉法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落实严格依法办事, 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来规范行政行为, 尤其是政府行政官员和执法部门的公务员必须正心修身, 以身作则, 将依法行政行为置于广大民众的监督之下, 做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转变政府职能要求建立责任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法制型政府、科技型政府和开放型政府, 这一多层次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法治行政。

依法行政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需要。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相应地要求政府转变职能, 实行政企分开, 政府不再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另一方面, 政府应通过大量的行政法规强化政府职能, 解决社会问题, 缓和社会矛盾, 有效地管理现代社会, 使政府的权力合理分配, 职能合理划分, 人员合理配置, 成为权、责、职相统一的政府。

依法行政是保持党和政府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重要前提。只有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才能有效地避免政出多门、朝令夕改以及“人在政兴, 人去政息”的混乱现象, 从而保证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得到长期正确和稳定的贯彻执行, 从而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依法行政是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途径。提高行政效率是行政管理最重要的要求之一。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决策, 按法律规定的程序办事, 避免处事不公、错误和违法, 减少纠纷和矛盾, 是依法行政的核心。同时, 为保证行政管理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在行政管理和实施中, 要严格遵守法定的操作规则, 努力在提高行政效率中依法行政。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 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必须彻底转变政府职能, 全面推行依法行政。坚持在法律的约束下实施行政行为。健全监督机制, 加大行政执法监督力度。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处于支配地位, 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因此监督其行为, 防止其权力滥用就成为依法行政, 建立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

摘要：本文从依法行政的内涵、基本要求, 浅谈法治行政、依法行政对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依法行政,法治行政,政府职能

行政法治 篇2

深入推进依法行政 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一、单选

1.法律体现全体人民意志，由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代议机关制定。（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2.目前我国出现不同层级政府机构重叠、职责不清的情况。（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3.（）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单选 2 分）

[A]德治 [B]以民为本

[C]对外开放

[D]法治

4.（）是指具有宣示性、号召性、鼓励性、促进性、协商性、指导性的规范。（单选 2 分）

[A]硬法规范 [B]软法规范

[C]特定规范

[D]以上都不是

5.（）认为法治就是对法律的普遍服从，同时法律本身应该是良法。（单选 2 分）

[A]亨廷顿 [B]丹宁勋爵

[C]柏拉图

[D]亚里士多德

6.司法权威和人民法院独立审判有助于实现依法行政。（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7.行政系统外部监督当中，尤以（）作用明显。（单选 2 分）

[A]党内监督 [B]人大监督

[C]民主监督

[D]司法监督

8.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单选 2 分）

[A]依宪治国 [B]依法执政

[C]依宪执政

[D]加强宪法实施

9.城管粗暴执法凸显（）缺位。（单选 2 分）

[A]合法性思维 [B]权利义务思维

[C]公平正义思维

[D]责任后果思维

10.（）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就认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只能靠法治而不能靠人治。（单选 2 分）

[A]毛泽东 [B]周恩来

[C]刘少奇

[D]邓小平

11.（）是依法行政最根本的保障，加强司法监督是保障依法行政的关键问题。（单选 2 分）

[A]党内监督 [B]司法监督

[C]民主监督

[D]行政监督

12.“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这句话出自（）。（单选 2 分）

[A]波斯纳 [B]马克思·韦伯

[C]伯尔曼

[D]贝卡利亚

13.在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要素中，作为依法办事中心环节的是（）。（单选 2 分）

[A]有法可依 [B]有法必依

[C]执法必严

[D]违法必究

14.（）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单选 2 分）

[A]十四大 [B]十五大

[C]十六大

[D]十七大

15.（）同志明确指出：“有些行政立法和规则的制定尚未完全消除部门利益，借法扩权，以法争利的现象依然存在。”（单选 2 分）

[A]李建国 [B]马凯

[C]张德江

[D]李源潮

16.（）是制度和规则的权威和成熟的表现形式。（单选 2 分）

[A]法律 [B]经济

[C]文化

[D]政治

17.依法治国应当与（）相结合。（单选 2 分）

[A]依宪治国 [B]依法行政

[C]以德治国

[D]以法治权

18.2012年十八大提出了（）。（单选 2 分）

[A]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B]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C]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D]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19.（）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单选 2 分）

[A]宪法 [B]民法

[C]刑法

[D]行政法

20.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单选 2 分）

[A]民主政治 [B]协商民主

[C]民主化

[D]法治建设

21.构建法治政府测评体系，目的是将政府考核从主要考核经济发展指标，转移到主要考核履行法定职能、严格执行法律、建设法治政府。（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22.我国重要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由政府法制机构组织起草。（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23.（）是国家权力的主体。（单选 2 分）

[A]政府 [B]公务人员

[C]人民群众

[D]军队

24.依法行政的“法”不仅包括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硬法规范，也包括不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软法规范。（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25.行政机关做重大决策时，应该提交国务院进行合法性审核。（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16.（）是法治政府的内在要求。（单选 2 分）

[A]权责统一 [B]依法决策

[C]依法履责

[D]严格执法

26.（）是法律对政府行政行为程序的要求。（单选 2 分）

[A]公正 [B]公开

[C]公平

[D]效率

27.（）指出，加强和改进政府立法制度建设，完善行政法规、规章制定程序，完善公众参与政府立法机制。（单选 2 分）

[A]十七大 [B]十八大

[C]十八届三中全会

[D]十八届四中全会

28.法治的核心是（）。（单选 2 分）

[A]权利的保障性与权力的制约性

[B]法的存在[C]法的正义性

[D]法的至上性

29.政治权力的（）问题，是首要解决的问题。（单选 2 分）

[A]权属 [B]规范性

[C]合理性

[D]合法性

30.（）强调党风廉政建设要从具体事件抓起。（单选 2 分）

[A]朱德 [B]邓小平

[C]周恩来

[D]毛泽东

31.“高效率”是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是衡量法治政府政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32.法律是保证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法。（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33.政府公信力其实质是政权的（）。（单选 2 分）

[A]社会化 [B]真实性

[C]合法性

[D]关联性

34.不是任何超越法律之外的权力都是不正当、不合理的。（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35.（）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和关键。（单选 2 分）

[A]以人为本 [B]科学发展

[C]以德治国

[D]依法行政

36.从行政执法系统内部来看，有些行政执法机关的设置比较混乱。（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37.（）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单选 2 分）

[A]十四大 [B]十五大

[C]十六大

[D]十七大

38.（）要求用法律明确规定政府的职权和职责。（单选 2 分）

[A]职能科学 [B]权责法定

[C]执法严明

[D]公开公正

39.（）是世界各国通过实践总结的治国原理，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单选 2 分）

[A]人治 [B]法制

[C]专制

[D]法治

41.建设法治政府，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革命意义的变革。（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42.依法治国是（）法治的路径，它与法治是根本一致的，它是通向法治的必由之路。（单选 2 分）

[A]实施 [B]开展

[C]实现

[D]预设

43.（）是法治的内在机制。（单选 2 分）

[A]监管 [B]问责

[C]选举

[D]监督

44.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单选 2 分）

[A]依宪治国 [B]依法执政

[C]依宪执政

[D]加强宪法实施

45.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A]原则 [B]重大任务 [C]意义 [D]总目标

46.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行政机关要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这是法治政府最关键的标志。（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47.政府权力的取得和运用符合法律规定是程序合法。（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48.（）提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单选 2 分）

[A]十七大 [B]十八大

[C]十八届三中全会

[D]十八届四中全会

49.（）是党的宗旨在法治领域的具体贯彻，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单选 2 分）

[A]依法治国 [B]执法为民

[C]服务大局

[D]党的领导

50.公正是公开的保障，公开是公正追求的最主要价值。（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51.（）是实施法律法规的重要主体，要带头严格执法，维护公共利益、人民权益和社会秩序。

[A]行政机关 [B]立法机关

[C]党政机关

[D]司法机关

52.（）一般指政务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政府情报公开、行政公开、透明行政等。（单选 2 分）

[A]有限政府 [B]责任政府

[C]诚信政府

[D]透明政府

53.（）是指政府权力要依法取得。（单选 2 分）

[A]程序法定 [B]行为法定

[C]责任法定

[D]职权法定

54.（）指出，加强和改进政府立法制度建设，完善行政法规、规章制定程序，完善公众参与政府立法机制。（单选 2 分）

[A]十七大 [B]十八大

[C]十八届三中全会

[D]十八届四中全会

55.法律信仰来自于对法律的学习。（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56.我国政府的重大行政决策行为至今没有统一的行为规范。（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57.所谓重大决策权就是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国计民生，关系到区域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发展的决策行为。（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58.政府权力有限是法治政府的根本和关键。（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59.“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句话出自（）。（单选 2 分）

[A]王岐山 [B]习近平

[C]温家宝

[D]李克强

60.李克强总理多次在不同场合阐释“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这一论断。

[A]正确 [B]错误

二、多选

1.权责法定的宗旨在于保障政府（）。（多选 2 分）

[A]不越位 [B]不乱位

[C]不错位

[D]不缺位

2.下列属于健全依法决策机制的“法定程序”的是（）。（多选 2 分）

[A]公众参与 [B]专家论证

[C]风险评估

[D]合法性审查

3.我国要加快建设（）的法治政府。（多选 2 分）

[A]职能科学 [B]权责法定

[C]执法严明

[D]公开公正

4.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各级政府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加快建设（的法治政府。（多选 2 分）

[A]职能科学 [B]权责法定

[C]执法严明

[D]公开公正

5.法治政府的基本内涵包括（）。（多选 2 分）

[A]组织法定 [B]职权法定

[C]程序法定

[D]准则法定

6.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多选 2 分）

[A]优化司法职权配置

[B]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

[C]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

[D]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

7.（）仍然是某些行政执法部门常用的不当的执法方式。（多选 2 分）

[A]运动式执法 [B]突击式执法

[C]割韭菜式执法

[D]经常性执法

8.对政府内部权力制约的具体方式有（）。（多选 2 分）

[A]分事行权 [B]分岗设权

[C]分级授权

[D]严格防止行政权滥用

9.（），这样才能构成法治政府的监督和责任保障机制。（多选 2 分）

[A]有权必有责 [B]有权要尽责

[C]用权受监督

[D]监督要全面

10.政务公开的范围主要包括（）。（多选 2 分）

[A]决策公开 [B]执行公开

[C]管理公开

[D]服务公开

11.政府职能的设定应正确处理三大关系是指（）。（多选 2 分）

[A]社会和市场的关系 [B]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C]政府和社会的关系

[D]政府内部的关系

12.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具体措施有（）。（多选 2 分）

[A]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 [B]健全依法决策机制 [C]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D]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13.法治政府应当是（）正确的统一。（多选 2 分）

[A]目标 [B]效能

[C]效率

[D]方向

14.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方式有（）。（多选 2 分）

[A]推进综合执法 [B]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

[C]理顺城管执法体制

[D]完善市县两级政府行政执法管理）15.法律是政府一切行为的根本准则和行动指南，这就要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要（）。（多选 2 分）

[A]依法决策 [B]依法履责

[C]严格执法

[D]信息公开

16.对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的形式主要有（）。（多选 2 分）

[A]党内监督 [B]人大监督

[C]民主监督

[D]行政监督

17.行政问责立法中应解决的关键问题有（）。（多选 2 分）

[A]明晰行政问责与行政纪律处分的关系 [C]明晰行政首长的问责处分权

18.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有（）。（多选 2 分）

[A]合法行政 [B]合理行政

[C]程序正当

[D]高效便民

[B]明确行政问责的内涵和外延

[D]制定公开透明、科学严谨的问责程序

19.下列属于建设法治政府的标准的是（）。（多选 2 分）

[A]廉洁高效 [B]守法诚信

[C]职能科学

[D]权责法定

20、政府诚信的基本要求是（）

[A]诚信履约 [B]诚信执法

[C]诚信守法

行政法治 篇3

关键词：传统行政文化；法治行政；扬弃发展

一、引言

从中国传统行政文化来看，我国法治行政道路之所以举步维艰，是因为我国传统行政文化中法治思想的“先天不足，后天畸形”这一要害所致。虽然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从它对法治行政所产生的影响这一层面来看呈现的是一幅“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历史景象。然而“心病还须心药医，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想摆脱这一悲剧的最终上演，还要依靠传统行政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二、法治行政的概念

“法治，即法的统治，强调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工具在社会生活中的至上地位，并且关切民主、人权、自由等价值目标。”现代意义上我国的法治，严格来讲是一个舶来品，尽管在我国古书中很早就有了“法治”的表述，但是表现出来的无一不是“法+治”的概念。目前法治在我国还是较低层次的，但从目前发展趋势来看必然会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不一样的路子，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法治行政，其实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或部门对当地人和事能依法治理的良好状态，即公共行政关系因为得到法律，尤其是行政法的规范和调整而实现了法定化，这样一种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公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公平正义得以彰显的状态。法治行政也就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法治建设在行政领域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状态，达到这种状态的起点在于崇尚法律，并致力于法治政府的建设。

传统行政文化，是指我国传统文化中行政领域的一切思想和文化的总称，具体包括我国传统社会（特别是封建社会）一切影响甚至决定行政人员行为的思想、信仰、观念、准则、心理、意识、道德规范和习惯等。传统行政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织部分，当然也会具有传统文化这个大环境所具有的共性和特征。

三、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特征及其对法治行政的影响

传统法治思想兴起于先秦时期的新兴地主阶级，起源于维护本阶级的集体利益，而不是维护广大普通民众的利益，最后妥协于君主专制制度，成为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工具。秦朝时期，法家思想被奉为统治思想，但由于自身的弊端和统治者的极端使用对社会和国家造成了极大的灾难。自汉朝以后，法治思想更是不敢直接被提倡，从此也与德治思想拉开了一道鸿沟。然而，统治者都知道法治思想对于阶级统治、社会安定等的确有巨大价值和作用，所以统治者正面推崇儒家思想的背后其实一直遵循的是“外儒内法”的治国安邦之道。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所以说中国传统行政的法治思想从起源到运用都显示出“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的迹象。下面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我国传统行政文化的特点及其对我国法治行政的影响：

1.负面特征和消极影响

传统行政文化中的法治是思想家们同君主妥协的产物，其本质是统治者维护国家统治的工具。这种法治思想不是保障民众的权利，而是体现君主的意志，是君主专制的妥协物。

（1）传统行政文化含有浓厚的“人情”思想。偏重感性，缺乏理性。尽管有“法不阿贵”的思想，但时有“皇恩浩荡”的现象，“法外开恩”的做法更是常有之事，像这种带有人格取向的传统行政文化在当下具体表现为人格化的人际交往关系。这种思想严重地影响行政活动中的人际交往，最突出的就是人情风盛行，国家行政人员在行政管理中存在假公济私、官商勾结、“开后门”等不良现象，不但影响法治行政的公正、严明，而且滋生腐败。

（2）“官本位”思想突出。“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和“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等这些影响了我国两千多年的传统思想仍然大有市场。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人们大多以是否为官和官职大小分别作为这个人成功与否评价的唯一尺度，这种思想至今还能略見一斑。也正因为如此，自古以来就有骗官、买官、跑官的先例，公务员体系中的“咆哮哥”正是官本位思想在当下的写照。

（3）严密的等级性。儒家思想倡导“名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的宗族等级纲常伦理思想，长期以来导致行政管理一直存在唯上是从的官僚意志。因此，对于封建官员们来说，官位就是其命根子，为了保位和晋级，百般讨好上司，而对于作为其衣食父母的普通百姓，则视之如草芥。官位分等级，官大地位高，权力也大，所以很多官员奉行“官大一级压死人”哲学。这种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度很明显不利于法治建设，而且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民主发展进程。

（4）重德轻法。关于为政之道儒家始祖孔子最鲜明的观点就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孔子甚至还这样对法治和德治作了比较，“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于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儒家思想长期以来作为国家的主导思想，直到现在传统的“德主刑辅”的思想还一直直接间接地影响着我国的行政管理。

（5）轻视制度层面，重视思想层面。尽管在比较繁盛的朝代也建立了一些法律制度，但是从国家总的治理思路来看还是注重个人的修养、集体的思想统一，从未提出过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国家制度。正是这一特征导致了我国行政法治的实际水平滞后于形式上的水平；法治行政的执行滞后于法治行政的理论层面。

2.正面特征和积极影响

在我国传统行政文化中，法治思想却一直并未泯灭，相反，它还为我们今天的法治行政之路奠定了深刻的历史根基。

（1）传统行政文化具有深刻的“人本”特征。这是保障人民权利的思想根源。“仁者爱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这是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精华。在国家行政上注重举贤任能，强调对人才资源进行开发，对人才使用采取情感激励，并强调人的人生价值和追求。这种人本思想与现代行政管理中的“以人为本”不谋而合。

nlc202309020251

（2）传统行政文化注重对权力的制约。制权这是法治行政的关键环节。自秦汉以来，历朝历代都注重对权力的分散与制约，如秦汉时期的“三公”制度、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宋朝的“枢密院”、清朝的军机处都是分权的典型制度。正是有了这种历史传统和经验，所以在当下习近平同志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这对法律约束权力也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3）传统行政文化对下具有极强的权威性。传统行政文化重视等级秩序，尤重权威，这有利于“法治行政的”直接实施。注重权威的行政秩序符合当代法治行政的客观趋势。因为只有维护了权威，才能合理有效地推动社会的发展，只不过今天我们要把权威聚焦在法律的身上，让法律高于权力。

（4）传统行政文化崇尚“德治”。德治、法治的本质目标是一致的，二者并不是不能共存的。在当下，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以德行政是法治行政的基础，法律的推行离不开道德的支撑。

（5）传统行政文化中的“法治”思想地位仅次于儒家思想。韩非子早就提出过“以法治国”，“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上下贵贱皆从法”等法治思想。尽管传统的法治思想带有绝对的“法律工具主义”成份，但是在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下，任何思想要想成为统治思想被采用就必须向君主妥协，如果大胆猜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无奈之举。所以，虽然传统法治思想有其弊端，但是这却是我国法治行政的源头，对我国法治建设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纵观以上正反两个方面，传统行政文化对法治行政所产生的影响正是一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景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虽然我国传统行政文化中的法治之花并没有结出硕果，但是传统行政文化的根子上已然开出了法治的花朵。所以，只要我们重拾优秀传统行政文化，摒弃那些阻碍法治建设的腐朽思想，那摆在我们面前的必然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行政之路。

四、扬弃传统行政文化以构建现代化法治行政文化

“心病还须心药医，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想摆脱成败萧何这一悲剧的最终上演，还要依靠传统文化，秉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积极改造传统行政文化，构建现代化法治行政文化从而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文明建设。

1.对传统行政文化持包容态度

历史永远没有对错，历史最大的作用就是让我们看清过去，正视现在，折射未来。不管是对于历史人物还是历史文化我们都应该在客观公正的前提下包容地去看待，不要苛求历史，也不要奢求完美。

传统文化是一座宝库，守住传统文化，不让传统文化在历史发展的道路上遗失是我们的光荣任务。包容传统行政文化，取长补短，积极推进传统行政文化转型，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大放光彩更是我们的光荣使命。

2.德法并重

坚持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用道德滋养法治，用法治促进道德，既要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要重视道德的教化作用。摒弃过去“外儒内法、德主刑辅”的传统思想，把法律标准作为行政管理的最低追求，以道德标准作为我们行政行为的最高追求，树立一种“德上法下”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新理念。

3.徹底摆脱人治思想的束缚

摆脱人治关键是把政府的权力放进法治的笼子，把人民更多的权利放进法律体系。与此同时，普及包括传统文化中以法治国在内的法治思想，建立新的行政文化体系，加强公民法治教育，强化公民法治思维，法治与教育相互促进。严打党政中依然盛行的“人治之风”。

4.在把握好国情与国外经验关系的前提下处理好传统行政文化与法治行政的关系

构建现代化法治行政建设一味的照搬照抄国外经验全面抛弃传统行政文化是错误的，有人提出“宪政”、有人提出“多党制”，这肯定是行不通的，搞不好带来的就是政治的灾难历史的退步；那种任由旧的不良传统蔓延，任由落后的制度腐烂，也是不行的，那样终会导致落后。所以，我国法治行政之路，既不能违背历史的发展潮流，又要牢牢把握实事求是的原则，决不能照搬照抄西方国家的法治经验。这，就决定着我国必须要坚定不移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5.在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中处理好传统行政文化与法治行政的关系

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改革发展有利于稳定，稳定才能更好地发展。传统文化在这里即是改革发展的对象，又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只有不断改革发展传统行政文化，才能促进法治行政的发展；只有在继承包容传统行政文化的前提下，才能保证法治行政建设有个稳定的发展环境。

6.从法治行政思想、法治行政价值观和法治行政心理三个层面同时构建现代化法治行政文化

（1）思想上高度重视。要确立执政为民的政治思想，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法治是人民利益得到保障的更高表现；行政人员要真正做到法治行政，就必须树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思想。

（2）价值观上破旧立新。破除旧的“权力观”，树立新的“法治观”，不能一遇到问题只知道权力上做文章，要首先想到“法”，让法成为一种行政思维、价值观念。

（3）心理上扎根于法。健康的行政心理是行政人员成功完成目标任务的关键，构建积极健康的行政心理有利于行政建设的全面推进。一方面，过去有很多落后的行政心理已经阻碍了法治行政的建设，急需转变，具体要从“官本位”转为“民本位”，从“权本位”转为“法本位”，要转管理心理转为服务心理，要把法由一种工具转变成一种思维。另一方面，要求行政人员树立一种勇于接受行政改革的心理，不要畏惧改革的压力，要敢于与封建的落后的行政心理作斗争。

综上所述，在传统行政文化上既然已经盛开了法治的花朵，那么在传统行政文化的合理扬弃的过程中也必定能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行政的果实。

参考文献：

[1]夏勇（中），迪亚巴斯塔佛莱纳（瑞士）.法治与21世纪[M].社会文献科学出版社，2004.

[2]刘泽华，葛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3]李永洪.新时期依法行政难的文化原因浅析[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6（6）.

[4]贺江群，彭忠益.试论我国传统行政文化对现代法治的双重影响[J].价值工程2003（2）.

[5]张承安.中国传统行政文化对依法行政的影响及其解决路径[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2010（3）.

[6]王俊英.传统行政文化对“依法行政”的负面影响分析[J].学习论坛，2007（9）.

[7]刘健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治与法治思想及其现代意义[J].传承2010.（11）

[8]贾智杰.中国的法治化道路[J].法制博览：法治论坛.2012.

行政法治实现途径探讨 篇4

行政法治作为法治国家建设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可或缺的, 而且被认为是实现法治工程总体目标的关键。实现行政法治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1. 完善立法程序, 实现立法的公开化。

立法不完善、漏洞较多等原因导致了破坏行政法治的现象。因此, 政府要健全和完善立法体制、立法权限和立法程序。具体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首先, 健全立法公开征求意见制度。一是立法草案应提前公布;二是将立法听证会制度作为立法的必经环节;三是向市民公布对立法意见的处理结果;四是设置专门的立法咨询机关、咨询程序。其次, 创新立法起草机制, 推行“立法回避”和立法责任承担制度。

2. 制定良好的行政法律。

良好的行政法律必须符合以下几点。

(1) 行政法律应反映和表达广大人民的意志。只有这样的行政法律才能够切实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才能够得到人民的尊重, 得以切实履行。

(2) 行政法律应符合客观规律。只有行政法律符合客观规律, 才能反映广大人民的意志, 任何背弃客观规律的法律都会影响人民的权益。一方面, 政府要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制定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运行方式的行政法律, 改善政府的行政运行机制, 以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 要立足于我国的实际, 制定的行政法律必须与WTO的规则相符, 与国际惯例接轨, 在行政法上保障我们在国际往来中应享有的权利。

(3) 行政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应完整。法律规范是法律的主要要素, 是法的细胞, 是指具体规定法律权利和义务及法律后果的社会规范。法律规范较严密的逻辑结构包括条件、行为模式、法律后果三部分。在制定行政法律时, 政府应注重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的研究, 使每一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都完整地具备这三个部分, 尤其是对法律后果部分的制定要明确具体。

(4) 行政法律规范应协调统一。制定的行政法律规范必须协调统一, 低层次的行政法律文件不得与高层次的行政法律文件相抵触, 同层次不同部门的行政法律文件也应协调统一。

3. 加快行政体制改革。

行政执法中暴露的问题给我们发出了一个信号, 那就是现行行政体制, 特别是执法的财政经费保障机制和行政执法体制已经成为当前推进依法行政的重大障碍, 这个体制上的障碍如果不清除, “依法行政”将只能是一句空话。《国务院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已经提出了前述两个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但如何科学稳妥地推进各项措施, 保证改革不流于形式, 是需要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在改革过程中, 政府必须遵循科学原则, 另外还要注意立法的保障作用, 这样才有利于改革目标的实现。

4. 改进政府管理手段。

政府要加快电子政府建设, 提高行政效率, 降低行政成本。依靠公众信息网, 实现与公众关系密切的公共行政业务的网上办公, 提高政府办公的透明度和对公务员的行政行为实施监督。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 科学界定部门职能。依法规范政府部门的职能和权限, 清理多头行政管理机构, 正确处理省级部门与基层政府的关系。要严格机构和编制的法定化, 合理设置机构, 优化人员结构, 切实解决层次过多、职能交叉、人员臃肿、权责脱节和多头执法等问题。

5. 确立执法程序法定原则。

程序法定原则意味着行政执法的方式、方法、步骤、空间和时限要遵守法律的规定。现代的行政程序以民主为基础, 兼顾行政效率。设计合理的程序为行政执法提供了保障。行政程序为情报公开、听证、咨询等民主制度的实施提供了原则、步骤、方式。行政程序的运行过程就是民主制度的实施过程。设计合理的程序, 本身是一个综合性的控权机制, 其中包括相对人的权利对行政权力的控制, 程序对权力的控制。通过法定的合理的程序限制行政权的肆意, 促使“合理性”的形成, 具有“事中防范”的积极意义。

二

实现行政法治不仅需要政府主动作为, 而且需要强化司法监督。

1. 强化司法监督。

在我国, 抽象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和审理对象, 从而大大缩小了司法监督的范围。抽象行政行为是相对于具体行政行为而言的, 它是指行政机关针对非特定相对人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并且可以反复适用的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它可以分为三类:制定行政法规的行为, 制定规章的行为, 制定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的行为。按照现行有关法律的规定, 我国从乡镇一级人民政府到国务院都有制定“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权力”。根据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 法院不受理对抽象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法院在审理具体行政行为案件过程中, 对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章可以不予适用, 但无撤销的权力。法院对“其他规范性文件”, 从目前有关法律的精神看, 可以不予考虑而无撤销的权力, 因此大大缩小了司法监督的范围。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 对抽象行政行为的法律监督主要是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和人大的监督。就目前的情况看, 人大的监督是力不从心的。行政机关的监督有“自己做自己的法官”的局限性。关于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的问题涉及宪法制度, 本文不加深入。不过, 在保留人大的最终监督权的前提下, 赋予法院对部分“其他规范性文件”以“撤销权”, 以便与《行政复议法》相衔接, 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案。

2. 逐渐完善其他监督机制。

从上可以看出, 强化司法监督既是必要的, 又是可能的。但强化司法监督并不排除其他监督机制。司法监督也有其缺点, 如滞后性、程序繁琐、司法人员对行政业务不熟悉等。因此, 逐渐完善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立法机关的监督、社会监督也是必要的。其一, 加强行政机关的监督。行政机关应充分利用行政复议这个手段, 加强对下级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尤其是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抽象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充分发挥审计机关的监督职能, 消除行政活动中因利益驱动而造成的对公民、社会组织合法权益的侵害。加大监察机关的监督力度, 改变目前监察机关从属于行政系统的状况, 使之从属于权力机关系统, 使其地位更具权威性, 从而使监督更加有效。其二, 加强权力机关的监督。加大权力机关的监督力度, 关键是使人大的监督不受其他部门的干预, 使监督落到实处。一方面加强权力机关对行政行为特别是政府高级官员的行政行为的监督, 另一方面加强权力机关对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等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监督, 在权力机关内设立专门监督机构, 审查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和合法性。其三, 进一步加强大众传媒对行政权运作的监督, 通过报纸、电台、电视台对行政行为的报道, 增加政府行为的透明度。国家制定相关的法律, 保护大众传媒获取信息、发布信息的权利, 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是舆论监督中的重要和有效的环节。

摘要：行政法治作为法治国家建设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可或缺的, 而且被认为是实现法治工程总体目标的关键。本文对我国行政法治的现状进行了介绍, 为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途径, 以助于推动我国行政法治的进程。

关键词：行政法治,现状缺陷,实现途径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

[2]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7.

[3]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上册) [M].北京:务印书馆, 1961.

[4]郭道晖.法治行政与行政权的发展[J].现代法学, 1999, (1) .

[5]余新春.浅议行政违法[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1.

[6]陈步雷.治价值普适性之我见[J].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0, (6) .

[7]许崇德.纯协.新中国行政法学研究综述[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1.

坚持依法行政建设法治地税 篇5

马伟

依法行政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遵循的行政管理准则，也是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核心内容和本质要求。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一切行政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对各级党政机关执政为民和建设法治政府提出了明确要求，随后国务院又颁布施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确立了我国建设法治政府目标，规定了今后十年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指导思想、具体目标、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为地税机关履行执法为民职责、扎实推进依法治税指明了方向。当前，随着我国民主、法治进程的加快尤其是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的推进，如何适应依法行政要求构建法治型地税机关，既是地税工作实现科学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事关地税长远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

一、坚持依法行政，积极推进经济社会的法制化与和谐发展

坚持依法行政，建设法治地税，需要我们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从依法治国、执政为民、和谐发展的高度，切实增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和依法治税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从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把握形势上充分认识依法行政的重要意义，筑牢依法治税的思想基础。

坚持依法行政、建设法治地税，是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的本质要求。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在税收领域的体现和要求就是“聚财为国、执法为民”。这就要求地税机关首先在税收职能上严格执行税收法律，依法征收各项税款，努力实现应收尽收，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为国家职能的全面实现提供充裕的财力保障。同时，税收法治的本质是依法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实现税负公平并优化公共服务，体现“人民税收为人民”的宗旨。因此，只有依法履行税收职责，严格规范执法行为，加强税权监督制约，特别是要依法维护人民群众的税收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让广大纳税人充分享受税法赋予的各项权利，才能从根本上符合广大纳税人对税收的法治愿望，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本质要求，充分调动人民群众依法诚信纳税和参与税收法制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国家各项税收法律政策和决策部署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坚持依法行政、建设法治地税，是在税收领域体现和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并载入了宪法，成为指导国家建设发展的重要思想和大政方针。党的十六大又把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重大发展目标，提出了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和科学执政思想。这些重大思想和战略决策充分显示了依法行政的重要性。从国家法治建设层面分析，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内容和关键环节，推进依法行政是以政府部门为主体的一项系统性法治和民主建设工程，也是各级政府实现职能性转变的切入点和突破口。而地税机关作为市场经济的执法管理部门和政府行政系列的重要窗口，通过税法杠杆的统一性、规范性和严肃性在经济税收领域承担着依法治税的建设重任，是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具体执行机构和实践主体。同时，各类纳税人在依法纳税的同时，可以通过举报、听证、复议、诉讼、评议等维权形式，广泛参与税收民主建设和法治建设，使税收执法更加规范化和民主化。因此，征纳双方的遵从税法、维护税法都是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推动力量。

坚持依法行政、建设法治地税，是积极适应经济社会新的发展

形势的迫切需要。随着我国改革开发的不断推进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税收工作面临许多新课题新挑战。一方面，具有竞争性、秩序性和调节性、以法治和信用为本质特征的市场经济和市场体制的初步建立，要求税收充分发挥调节经济作用，规范市场主体的税收行为，公平税负以促进市场良性竞争，利用税收手段实现国家宏观调控目标，推进市场经济在法治环境中得到健康有序发展；另一方面，我国加入WTO 过渡期结束后，WTO 非歧视性原则、国民待遇原则和各项规则对税收法制化包括优化体制、规范执法、执行政策等各方面提出了新要求，加快税制改革形成适应WTO 要求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税收法治环境的任务日见紧迫，税收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的任务更为繁重。同时，随着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加快，经济社会和利益格局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涉税情况日益复杂，处理难度日渐增加。内外部发展形势都要求地税机关必须坚持依法行政，按照法治要求处理各项税收事务，做到依法界定、依法征管、依法办事。坚持依法行政、建设法治地税，是提高税收执法能力和税源管理水平的根本途径。税收执法能力的高低是衡量地税机关依法行政能力的主要依据。从依法行政的性质看，依法行政是对行政主体所有行为的全面法治化，具体到税收领域，就是要在税收行政决策、行政管理、行政执法、行政权责等各方面各环节贯彻和体现依法合法守法的要求，是对税收执法行为的全面规范和综合考量。因此，只有坚持依法行政，在税收执法中首先做到合法行政、合理行政、权责统一、程序正当，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税收执法行为符合行政法制的规定，切实做到依法履行税收职责、实施税收执法和管理，这

是规范税收执法的前提，也是提高执法能力的必由之路。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化，经济发展日益呈现多元性多样性特征，经济税源管理难度空前加大，而且市场主体的法治意识和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只有把依法行政这条主线贯穿税源管理始终，以规范高效的执法行为促进税负公平，形成公平公正公开的税收法治环境和经济运行环境，才能有效杜绝税收执法随意性和执法过错，减少税收行政复议、诉讼等执法风险，真正提高依法管理税源的能力。

二、建设法治地税，全面提高地税机关的依法行政能力

在税收领域贯彻依法治国方略，落实依法行政要求，地税机关必须紧紧抓住依法治税这条工作主线，把依法行政的指导思想和目标、基本原则和要求落实到税收工作全过程，全方位构建权责清晰、执法公正、透明高效、执行有力的法治型地税机关。

坚持有法必依，提高税法遵从度。坚持有法必依是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也是法治型地税机关的本质特征。有法必依既是对税务机关执法主体的要求，也是对纳税主体恪尽税收义务的法制规定。只有征纳双方共同遵守税法，做到税务机关依法征管、纳税人依法纳税，才符合依法行政对包括征纳双方在内的税收行为主体的法治要求。因此，一方面地税机关必须把“有法必依”原则全面落实到税收征管活动中，确保税收征管过程中的每个控制环节、每道法定程序、每项责任权限、每个工作职权都依照税法规定进行，坚持以“依法治税、应收尽收、坚决不收过头税”为原则依法征收税款，以法治化科学化精细化为导向依法管理税源，以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为目标依法实施稽查。同时，要严格按照税收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职权、履行职责，根据法定权限管理各项涉税事务，做到既不失职不作为，又不越权乱作为，特别要纠正税收执法中容易导致滥用职权和执法犯法的“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倾向，无论是作出行政决定还是实施执法行为都必须遵守法定程序，坚决杜绝违法行使税法权力和侵害纳税人合法权益的现象。另一方面，要提高税收法规政策的社会公开度和知晓度，增强税法宣传培训辅导的覆盖面和渗透力，促使各类纳税人知法懂法守法用法，为“有法必依”创造有利条件；要以纳税信用等级评定等有效形式为切入点和突破口，建立健全客观公正地评价纳税人遵从税法情况的监测手段和指标体系，形成科学评估税法遵从度的评审和监督机制，营造“有法必依”的良好税收环境。

坚持执法必严，维护税法严肃性。“执法必严”是依法行政的核心要素，是包括税法在内的法律执行力的具体体现，也是法治型地税机关的衡量标准之一。税收执法如果不坚决不到位不落实，税收立法就失去了意义，税法权威性和严肃性就无从体现，税法的遵从度和执行力势必大为降低。因此，要把“执法必严”作为税收法治的生命线，做到“三严”落实依法行政要求。首先是严格执法。严格按照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进行执法，准确掌握税收法规的立法目的和法治要求，坚决杜绝税收执法中违背立法原则、法规要求和政策初衷的现象，做到执法不变通、不走样、不扭曲，使执法过程成为执行法治意图、规范税收行为的过程，真正把各项税收法规政策的法治要求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其次是严控随意。目前在税收行政处罚等方面法律赋予了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这是统筹税法原则性和灵活性的体现，但决不能成为税收执法随意性的借口和理由。要严格在税法规定范围和幅度内细化行政处罚标准，建立客观公正的量化指标，作出所有税收处罚决定都要重证据重事实重理性，力避忽轻忽重、畸高畸低，坚决消除以言代法、以罚代法等执法随意行为，在税收执法中实现合法与合理、原则与灵活、规范和处罚相统一。第三是严格稽查。税务稽查是为确保税法的执行而对纳税主体实施的审查监督行为，是落实税法的最终保障和执法手段，必须立足税务稽查专司偷逃税查处的专业职能，严格依照国家税收法律、行政法规查处各类税收违法行为，保障税收收入，规范税收秩序，促进依法纳税，保证税法执行。

坚持违法必究，落实执法责任制。“违法必究”是依法行政的重要保障，对违法行为追究其法律责任并依法给予制裁，是法律固有的本质内涵和正义要求，也是依法行政、权责统一原则的体现。坚持“违法必究”，建设法治型地税机关，就必须不断强化行政责任意识，贯彻“重在治内”方针，落实税收执法责任制，把执法责任落实到各个执法岗位和执法流程，在四个环节推进税收法治化和责任化。一是加强税收执法责任监督，根据行政机构和税务活动特点设置税收执法岗位和权限职责，以岗定责，以责设权，建立覆盖各执法岗位的责任预警机制和监督机制，重点加强权力集中岗位和部门的执法责任监督检查，有效防止和减少执法失职违责行为。二是

法治政府关键在于依法行政 篇6

【关键词】政治文明；法治政府；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政治现代化

依法治国已经成为我国治国理政的重要战略抉择，标志着党中央对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治理与评价方式进入一个新阶段，也标明我国彻底与过去旧的侧重人治的治理思路划清界限。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依法治国意味着依宪治国，而宪法的重要下位法是行政法，距离宪法最近的法就包括行政法，宪法和行政法都是人权保障法与行政权规制法，要建立阳光政府、有限政府、法治政府就应当贯彻依法治国理念，而衡量法治政府建设成效的重要现实指标就是政府是否做到了依法行政。

一、为何选取法治政府模式

人类社会处于漫长演化史中，起初当生产力水平低下时，生产资料有限，科技水平不高，人类无法战胜多变的自然，而且人类群落也比较简单，所以选取人治政府的方式，主要依靠贵族皇权治理天下。而随着今日社会生产力的极速发展，人类战胜自然灾害的能力空前增强，社会经济结构及聚落人群结构日趋复杂与多元，人治因其历史局限性而无法再有效应对社会生产力的爆发式大发展，我们急需一种适应现代社会格局的新的治理模式。通过比较许多种治理模式，国际社会达成了共识，无论采取哪种意识形态或者结构，法治政府无疑是发展现代民主政治、政治现代化的最佳选择。法治政府不仅克服了人治的血缘裙带关系，带给社会以效率与公正，而且还能克服人治的狭隘性，广泛聚集人才充分利用生产资料开展社会化大生产，比如在公司治理结构中，以公司法证券法为基础的法治思路更是发挥了融资的强大功能，而国家层面上的法治思路，更容易让政府成为驾轻就熟的优秀“首席执行官”。法治政府是社会长治久安的一剂有效良方，是我们反思历代人治“治乱兴衰律”后的理性成果。

二、法治政府如何依法行政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个综合而系统的工程，体现在治理方式上，摒弃人治采用法治，而且由纸面上的法制发展到动态实践意义上的比较充分的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建设法治政府是政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主要体现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有权也有责、用权需谨慎、行使需监督、失职需追究等理念上。

第一，有法可依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前提和基础，只有作为制度依据的文本框架及其体系都具备，有制度贯彻落实的合法依据，才能有后续的行为可能，而作为这一依据的政府行为准则主要不是政府自行闭门造车出台的，而是由其上级权力机关在征求广泛民意基础上科学立法的结果。

第二，所谓法治政府的有法必依，是指法律不是被束之高阁的文本，而是应该被政府运用起来的鲜活理念与制度，有法必依既是对宪法的尊重，也是对政治文明法治化的支持，包括政府官员及其行为要依据公务员法甚至党的规章制度严格办事，政府行为不能朝令夕改，而是要权威公示于天下，以便让社会成员形成稳定的心理预期。

第三，执法必严，是指政府官员及其守法者，应主动实施或者配合政府执法行为，执法动机不能徇私枉法，执法经过遵循程序正义理念，执法结果符合略式或者要式行为要求，且及时履行告知与送达义务。

第四，违法必究，要求无论政府机关还是其工作人员违法或者被执法对象违法，我们都必须一视同仁，相同情形相同处理，不存在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的个人或者组织，如果政府行为对社会成员构成侵权的，要履行国家赔偿义务。违法的程度与性质要有与之匹配的相关处罚措施，处罚要有明确依据，有监督，有约束，让被处罚人知晓其行为及后果的严重性，以及处罚的正当性。

第五，有权也有责，政府及其官员应明确，现代行政的理念是权为民所谋，而非公权私用，否则只会催生腐败。任何权力的行使都有高压线作为门槛，一旦行使权力错误或者失误，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六，用权需谨慎，公权力具有强制性、行使后果往往具有百姓重要利益的直接关涉性，说白了就是私权容易受公权的侵害，公权力天然有被滥用的可能，所以基于服务人民群众的理念，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一定要谨慎用权，否则草率发动的后果是不可预知的。

第七，行使需监督，法治政府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阳光政府，只有让权力充分暴露在阳光下，才能预防暗箱操作，这样的权力才能让百姓有信服的依据，才算是民主决策与执法，而民主往往与决策的科学性相关。

第八，失职需追究，除了权责统一等行政法内要求外，从刑法角度来看，诠释权责统一的最严厉形态就是失职需追究，任何公务人员行使权力超过行政法责任限度后而达到了刑事责任的程度时，就可能被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部门侦查，而无论是政府工作人员过失犯罪还是故意事实职务犯罪，都将面临刑法严惩，同时其行政法层面的责任也不予免除。

三、法治政府重在落实依法行政

法治政府不仅是一个理念或者规划而更多需要贯彻落实，就当前阻碍法治政府建设或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因素包括行政主体思想观念落后、体制机制呆板、执行力问题等。

有部分工作人员没有完全从人治习惯中解脱出来，习惯搞一言堂、批条子，随意干涉其他部门、司法机关等问题突出，违背了有限政府、有限权力等原则。应继续加大行政体制改革力度，精简政府职能，能由市场决定的事务就不要总通过政府之手管理，能由民间非政府组织自行处理好的事情，就不要让政府部门直接处理，相信通过精简政府职能、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搞活执行机制，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的渠道及氛围定能获得明显增益。应树立法大于权的原则，权力服从法律，法律要求行政权力执行的事务，行政机关就不得推诿。同时，还应牢固树立大局意识、集体主义观念，不是个别领导干部说了算，而是人民群众及其代表机构有决定权，当干部个人利益和国家人民利益发生矛盾时，个人应服从大局，确保上行下达力度，保障法治政府建设进程中对依法行政执行力度的要求。

四、法治政府依法行政建设的循序渐进性

无论是法治政府的构建，还是依法行政的水平，都是个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全局蔓延到局部、以局部促进全局的循序渐进演化过程。任何一夜之间速成的建设思想都是不可取的具有急功近利性，且未充分考虑对法治政府建设存在利弊关系的各种因素，即或者对有利因素估计太高，或者对不利因素估计太低。所谓从无到有，主要集中在有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过度的初期，此时文本意义上的法制以及观念形态的法治刚刚起步，无论政府官员还是民间都有个思维及生活方式转换的问题。从有到优，意味着过渡阶段已经告一段落，法治建设取得初步成效，社会思维及行为方式已经开始将法治内化为自身准则，此时我们不满足于低水平的法制建设，而开始向高水平的法治建设发展，立法也经历了由粗到细，以及更加理性务实的方向发展。从全局蔓延到局部是指，在人治习惯强烈的我国传统社会，要树立一种新的治理方式需要高层有效进行顶层设计，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逐步在全国以及各领域推行法治，而法治政府的构建自然也应从中央开始，逐步蔓延至基层政府组织及非政府社会组织。所谓以局部促进全局，是指当基层政府依法行政觉悟与行为水准达到一个新高度时，其有益实践可以反过来促进顶层设计在技术及理念层面的革新，为其提供鲜活的发展素材。

五、结语

法治政府是政治现代化的要求，是政治文明的体现，我们应充分考虑各种因素，从主体观念、行为方式、体制机制等方面下功夫，循序渐进建设法治政府，层层推进实现依法行政。依法治国要求政府机关依法行政，而依法行政本身又是考验法治政府建设成效的最现实指标，是人民群众最容易直观感受的政绩，也是衡量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水平的直接指标，所以可以说法治政府的关键在于依法行政。

论行政决策法治化 篇7

一、行政决策法治化的界定

在我们对行政决策法治化进行界定前, 我们有必要明确一下什么是法治。法治作为一个动态的或能动的社会范畴, 其基本含义是指, 在制定了法律以后, 任何个人和组织的社会性活动均应该受到既定法律规则的约束, 人人平等地依法办事[2]。它的核心则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严格依法办事。美国法学家福勒就曾说:“法治的实质必定是:在对公民发生作用时 (比如将他投入监狱或宣布他据以主张财产权的证件无效) , 政府应忠实地运用预先宣布的应由公民遵守并决定其权利和义务的规则, 如果法治不是指这个意思, 它就毫无意义。”[3]

行政决策法治化就是指行政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程序进行决策。它是法治原则在行政决策领域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它特别强调法律在行政决策过程中的作用, 它要求决策者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决策, 并要求其接受监督并对违法的决策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行政决策法治化的意义

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背景下, 倡导行政决策法治化具有以下重大意义:

(一) 行政决策法治化有利于促进行政决策科学化

通常来说, 法律是能够体现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 从而是具有科学性的, 因为只有这样的法律在现实生活中才易于被遵守与适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涉及行政决策的法律、法规基本反映了决策的科学规律, 并使它们更加明确, 更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既然相应的法律、法规是具备科学性的, 那么只要决策者严格按照法定的程序与方法进行决策, 就应当可以防止违反科学规律的决策出现。

(二) 行政决策法治化可以保障行政决策民主化

为了实现决策的民主化, 必须推行行政决策的法治化。因为只有法治化, 人民群众才能依法定程序选择决策者;才能依法定程序依法撤换不合格的决策者;才能通过各种法律规定的制度参与政府决策;才能通过法律的途径保证政府决策符合自己的利益;才能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 运用法律手段获得及时有效的法律救济[4]。可以说, 离开法治化, 行政决策的民主化就很难实现。

(三) 行政决策法治化有利于预防与控制行政决策腐败

实践表明, 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容易受眼前利益或某些利益集团的影响, 从而使其作出不利于公众的决策, 也就是说, 在行政决策权的运作过程中是易于产生腐败现象的。由于行政决策法治化既可以规范决策程序, 还会提供健全的决策监督机制, 因此它有利于规范行政决策权的运作, 防止其偏离法律宗旨, 从而起到预防与控制行政决策腐败的作用。

三、我国行政决策法治化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现有的行政决策体制基本上是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虽然党和国家一直在不断地探索适合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的道路, 但现行的行政决策体制仍存在诸多缺陷, 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发展的迫切需要。在行政决策法治化方面, 我国尚存以下问题:

(一) 决策者的法律意识薄弱

许多决策者缺乏“有权力就有责任”的法律责任意识。长期以来, 他们一直以为行政决策失误既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道德问题, 更不是法律问题, 而仅仅是工作问题。决策失误不过是交一次“学费”, 所以只须“批评教育”, “责成有关方面纠正”即可[5]。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 决策中出现了大量的“三拍”现象———先拍脑袋决策、再拍胸脯保证、后拍屁股走人。这些不计后果的决策给人民和国家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

(二) 行政决策权限的划分较为粗糙

行政决策权限划分既包括政府内部各个部门、各个层级之间的权限划分, 也包括政府与人大的决策权划分。就前者来讲, 由于我国尚未制定《国务院组成部门组织法》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1) 已有的相关法律又不够完善, 致使政府内部各个部门、各个层级之间的权限划分不够明确, 经常会出现交叉决策或是相互推诿的现象, 损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就后者来说, 尽管我国宪法和政府组织法规定了人大及其常委会与政府的职权范围, 但这种划分只是初步的,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还有许多不明确之处。

(三) 行政决策程序缺乏严格的法律规制

行政决策应按照严格的法定程序进行, 杜绝个人的任意决策, 这是保证决策质量, 减少决策失误的前提。在我国, 行政决策虽有其步骤与程序, 如确定问题和目标、拟定决策备选方案、选择和决定决策方案等, 但其中最重要的步骤与程序如调查程序、可行性论证程序、听证程序等并没有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在实践中, 决策者的自由度很大, 他们往往凭自己的经验来决策, 而不是根据决策程序进行科学规范决策。

(四) 行政决策法律监督尚显不足

我国行政决策法律监督不力的现象相当严重。目前, 行政决策法律监督乏力的主要表现有:一是监督滞后。我们对决策的监督往往是问题出现以后, 或等到问题堆成堆才进行监督, 很少有事前和事中监督。出现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是行政决策事前、事中的监督办法不多, 从而导致监督滞后。二是监督缺位, 就是指许多的决策监督形式只是徒有虚名, 未能发挥其实际的效力。比如社会舆论就未能全面发挥其有效监督作用。三是监督缺威, 即在许多形式的决策监督中, 由于缺少必要的法律保障和对权力的有效监督手段, 使得这些监督没有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

(五) 对违法决策者责任追究不力

“在公共行政和私人部门行政的所有词汇中, 责任一词是最为重要的。”[6]权责一致是行政管理的一项基本原则。权力与责任要成正比例, 权力越大, 责任也越大。若有权无责, 必将导致权力的滥用;有责无权则目标不能达成。如今我们的行政决策体制中却存在权责脱节的现象:要么有权无责, 要么责任模糊[7]。在现实生活中, 决策者很少承担决策失误的责任, 贪污几万元要坐牢, 但决策失误造成几千万、几个亿的严重损失时, 他们却很少受到法律的制裁, 照样作他们的太平官。

四、促进行政决策法治化的具体措施

我国已经把“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治国方略。为了践行这一治国方略, 实现我国行政决策法治化就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针对我国在行政决策法治化方面存在的上述问题, 应采取以下措施来促进行政决策法治化的实现:

(一) 提高决策者的法律意识

实践证明, 即使有了比较健全和完善的法律制度, 如果人们的法律意识淡薄, 再好的法律制度也会因为得不到遵守而不起作用。因此, 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就行政决策法治化来说, 决策者必须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 特别是法律责任意识。决策者要知法, 应经常学习和研读法律, 分清楚哪些可为, 哪些不可为, 为依法决策奠定坚实基础。另外, 决策者还必须守法, 即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 严格按照法定的行政决策程序进行决策, 决不能超越法律, 凌驾于法律之上。

(二) 通过完善行政组织法等法律, 明确行政决策的权限

为了更为明确、细致地划分政府内部各个部门、各个层级之间的决策权限, 我国应制定《国务院组成部门组织法》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并完善现有的相关法律。这些法律应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拥有的职权和权限, 并应明确哪些职权应该上收, 哪些应该下放, 或是交由社会中介组织承担等。我们要实现政府与人大的决策权划分清晰, 则必须完善宪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 尤其要清楚地界定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权。

(三) 将行政决策程序法律化, 使行政决策程序受到法律规制

行政决策程序立法越不完善, 就越容易产生不良决策和违法决策。我们应根据决策法治化的要求, 使行政决策程序在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得以体现。然而, 我们没有必要把行政决策程序的各个方面都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而只需将那些最为重要的程序制度法律化。这些行政决策程序包括:公开程序、决策规划程序、可行性论证程序、听证程序、咨询程序、审议和批准程序等。

(四) 完善行政决策监督体制, 强化对违法决策者的责任追究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强化对违法决策者的责任追究: (1) 完善人大审议和追究制度, 使各级政府能够切实做到重大决策必须提交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讨论和审议。 (2) 修改《行政诉讼法》, 将行政主体制定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的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增强司法机关对行政决策的监督。这是行政决策法治化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3) 强化决策主体问责制度, 按照《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提出的“谁决策, 谁负责”的原则, 使责任明确化。所有参与决策活动的主体, 诸如信息提供者、方案拟订者、参谋咨询者、决策决断者、执行者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摘要：行政决策法治化是法治原则在行政决策领域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它对于促进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预防与控制行政决策腐败有重要意义。我国在行政决策法治化方面存在决策者法律意识薄弱, 行政决策权限划分比较粗糙等问题。为了促进我国行政决策法治化进程, 应提高决策者的法律意识, 完善行政组织法等法律制度, 将行政决策程序法律化, 完善行政决策监督体制, 强化对违法决策者的责任追究。

关键词：行政决策法治化,行政决策权限,行政决策程序,行政决策监督,行政决策责任

参考文献

[1]杨海坤, 李兵.建立健全科学民主行政决策的法律机制.政治与法律, 2006, (3) :20.

[2]张文显.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333.

[3]L.L.fuller, The morality of law (revised editio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9.209.

[4]许文惠, 张成福, 孙柏瑛.行政决策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341.

[5]顾海波.现代行政决策的法律责任制探析.理论探讨, 2005, (3) :84.

[6][美]特里·库珀.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张秀琴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2.

高校行政行为法治化展望 篇8

(一) 高校定性分析

大陆法系将高校定义为公务法人, 具体解释为掌握于行政主体手中, 由人与物作为手段存在体, 持续为公共目的服务。[1]“如果该大学是依法规设立的, 可以将它作为法定公共机构对待, 用调卷令与强制令之类的手段救济”[2]则是英美法系的观点。

无论是大陆还是英美法系, 虽然侧重角度不同, 但都强调高校是以实现教育为目的的公共机构。我国目前将高校界定为公益法人, 强调其作为公共机构的公益性, 应更多地提供服务, 只进行最低限度的管理。这在理论上易达成共识, 但实际操作中往往会陷入传统观念的僵局。社会生活中提到行政主体人们更多地想到政府机构, 中央近期做出的精简政府机构和下放行政权力更是改革的热点。但高校作为公共机构、受教育权利的实践地其公益性质被过分看重导致行政色彩易被人们所淡忘, 这从学生没有具体区分就将学校作为民事主体起诉可见一斑。在现代中国社会, 教育不仅只是社会承担的一项事业, 而已成为公共行政的一个重要领域。教育行政管理活动本身已构成现代国家行政的一项重要活动。[3]使高校的行政行为进入公众视野、将高校具有管理性质的行政行为与平等地位的民事行为予以区分是解决管理纠纷和寻求合理救济方式的根本。

(二) 高校内规章制度的定性分析

现实中还存在学校内部规章制度的定性和位阶不明的问题, 主要体现在部分规章与法律规定不相适应、超越法律限定范围。在有些高校中有类似于“情节严重和发生不正当性行为者, 给予留校察看直至开除学籍处分”“在校外租房不参与集体住宿者勒令退学”“在校期间外出留学者予以退学”等规定。其中第一条规定涉及道德判定, 第二条规定将服务和管理行为混同, 第三条规定有干涉学生未来发展, 追求自身效益的嫌疑。法律明确规定高校包括颁发学位学历权和处分权在内的行政权, 但是这里的处分权不应具有随意性应该受到公益性、合理性和合法性的限制。综上, 上述规定属于学校作为行政主体的越权行为, 而根据我国行政法的公权力限定目的行政主体只能在明文规定的职权范围内行权, 越权行为当然无效。为解决这一问题, 可参照英国的高校附属立法模式, 明确将学校的规章制度作为教育法在不同高校内具有特殊效力的附属立法, 以形成多层次、位阶分明的教育立法体系, 防止高校对处分权的任意解释。

二、高校行政处分行为的“罪刑相适应”和程序正当性

英美对学生处分遵循两大原则, 理性人原则和正当程序原则。理性人原则强调应按照合乎情理的平均水平进行裁判, 应用于高校行政行为方面体现为罪刑相适应, 即所有处分均应综合考量主客观两个方面是否合理;正当程序原则强调程序正义对实体正义的强化作用, 在高校行政领域强调处分行为的公平、公开和公正。

(一) “罪刑相适应”

高校予以退学的做法侵害了学生受教育权, 具有终局效力和不可挽救性, 因此不能对一些可挽回的行为轻易开除。类似于刑法上的“罪刑相适应”只有对最大的恶才可以处以受教育上的“死刑”。高校应当从自身性质出发思考究竟何种行为可开除, 作为公共教育机构, 高校以培养、引导学生为己任, 只有学生在学术上犯了不能被谅解的错误并且具有主观恶性 (诸如恶意剽窃他人成果、恶意作弊不听劝诫等) 无法挽回时, 才能做出开除的决定以维护学术环境不受污染。这里应注意我们所讨论的是基于行政领域所做出的开除, 学生因触犯刑法所产生的相应后果不在此列。

我们强调对开除决定要谨慎的同时, 不意味着开除以外的留级、记过、通报等处罚方式就有随意性, 只是这些未动摇根本的受教育权尚可通过其他的方式予以弥补, 在高校附属法中可结合本校特点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例如, 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中田永夹带与考试无关的小抄可以作出留校察看或留级的处分或同时要求书写保证书、检讨书等方式小惩大诫。

(二) 程序正当性

高校行政行为中的正当程序主要在于行权时学生的知情权以及对于申诉权和诉权实现的保障。知情权是学生维权的基础, 是正当程序的必备要素, 高校应根据处分程度将处分事由、愿意在不同范围内予以公开, 以保证学生及时知悉相关情况并在处分不公时进入申诉和诉讼的救济途径。涉及到重大隐私的可适度缩小范围或采取变通的方式告知。

三、高校生行政救济的实现途径

首先, 我认为可以将救济途径分为诉权救济和非诉权救济, 而非诉权救济又可以分为申诉救济和组织救济。

(一) 诉权救济

1.诉权救济的含义

诉权救济是学生针对高校对其受教育权的剥夺或潜在的、对于学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侵害不服, 适宜由法院进行裁决而采取的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救济。

2.诉权救济的范围

(1) 对受教育权的剥夺或潜在的、对于学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侵害。从司法实践来看, 无论是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还是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 迄今为止学生对于高校的诉讼不论原由如何均表现为对高校做出的退学决定或不予颁发学位、学历证不服的, 因而诉至法院。有人提出除剥夺受教育权外还应该看是否足以影响相对人作为成员的实质性地位, 是否足以影响到相对人以后的生存权、荣誉权等足以改变一个人命运的权利和是否侵犯了相对人宪法保护的基本或重要权利。[4]我认为除直接剥夺外, 可将这前两点统一概括为潜在的、对于学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侵害并且为了明晰确认这类也具备可诉性应将相关的外延规定于学校的副属性立法之中。而对于第三点宪法性基本权利, 我认为不应作为行政诉讼行为予以起诉, 而应由专门的宪法法院进行审判, 因为这属于具体违宪行为, 而且若涉及到哪一领域就提起何种诉讼那么不仅不利于各部门法的理论研究和实际操作, 还不利于彰显宪法的根本地位。但是由于我国尚未建成体系较为完备的宪法诉讼和违宪审查制度, 所以初步可将其纳入可诉范围内, 但在今后随着我国宪法司法化的不断完善, 应逐渐转移这些诉讼。

(2) 适宜由法院进行裁决。这里拟采用排除法确定可诉范围, 即专业学术类裁判和纯粹的道德类裁决不包括在内。专业学术类主要是指毕业论文的专业审核, 因其具有较高的专业性和局限性, 只有具备专业知识的相关人员才能够进行裁判, 而法院显然不具备资格。最佳方法是应当采取尊重学校的专业权威和维持法院最小的监督相结合的审查标准。[5]而这里的监督更多意义上是程序的监督而非实体的监督。而纯粹的道德类裁决, 即与法律无涉的道德问题, 如非法同居, 不应成为退学的理由, 因为法律要求的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而非全部道德问题, 更不应进入法院裁决的殿堂。

(二) 非诉权救济

非诉权救济是诉权救济范围以外的救济, 即没有实质性或潜在性影响学生学术命运纠纷的救济, 我认为可按照救济的参与主体主要划分为申诉救济、组织救济和社会救济。

申诉救济是校方和学生在纠纷产生后自行协商的一种方法, 由学生主动就争议方面向校方阐述自己的想法并可以提供相应的证据佐证, 是解决纠纷的首选, 具有高效性, 但由于只涉及纠纷双方可能无法达成双方合意。

组织救济是由学生、教师按一定比例通过增设独立于学校机关的相关组织, 使其在高校附属法的框架内承担校内仲裁责任。为使高校内的教师和学生公正裁决, 对纠纷的裁决过程应保密, 并且只有对纠纷裁决异议超过一定比例 (具体可视处分的严重性或事先协商予以规定) 才可改判, 即比例差距不大和同意超过异议均维持原判。

摘要：随着近年来高校学生诉本校案例不断增加、范围不断扩大, 有关高校的行政行为界定以及相应的救济措施不仅对高校及学生的具体行为有重大影响, 还引发了对于高校和校内制度规则定性的思考。本文旨在用比较法通过对高校及校内制度性质的简要分析, 厘清诉与非诉的界限、提出多层次的解决机制和构想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高校,行政行为,救济途径

参考文献

[1]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M].台湾:台湾三民书局, 1998.

[2]威廉·韦德.行政法[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3]陆宏彬.高校行政诉讼上升因素探析——再谈高校的依法行政问题[J].零陵学院学报, 2005.03.

[4]尹娈波.我国高校行政行为研究[D].江长春理工大学, 2008.04.

《唐六典》的行政法治制度探析 篇9

一、建立行政独立立法制度

《唐六典》直接渊源于《周礼》。唐玄宗以《周礼》的“六官”体制, 确立了《唐六典》“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的编撰指导思想, 其目的就是要仿照周公制礼, 创立治国经邦的唐代法制, 这样将行政法与刑律分离立法, 既可以“文饰太平”, 展现唐朝繁盛景象, 也便于征引行政管理, 强化专制统治。比《唐六典》更早一些颁布的《唐律疏议》, 是一部集中华古代法律之大成的刑事法典。当时的统治者将《唐六典》与《唐律疏议》分别制定, 笔者认为, 这应该是创新行政法与刑法分别立法的一个重大突破, 从而开创了我国行政法的新纪元。之后的《明会典》、《大清会典》, 也都是承袭于此。

纵观《唐六典》的立法体例, 律、令、格、式俱全, 按照“以类相从”的编撰方法, 以卷、目、小目进行分类归纳, 规定了当时封建国家的行政体制, 甚至细化到每个部门的人员编制, 非常之详尽。同时, 《唐六典》还规定了各级各类官吏的各项管理制度, 如选拔、任用、考核、奖惩、退休等, 也非常之具体。另外, 注文作为当时封建法典的一个重要形式, 在《唐六典》中也得到了展现, 其作用主要是进一步解释说明行政机构的具体规制, 以及职官沿革及职掌要求等。仔细归集这些内容和立法方面的细节, 都属于行政法律制度的内涵。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说, 《唐六典》应该是一部典型的“封建国家行政法典”[1]79。

二、严格官吏的选拔制度

唐代的官吏选拔, 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 设立了两个通道:一是科举考试, 为天下所有人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公正、公开、竞争、择优的平台;二是门荫入仕, 迎合了当时皇亲权贵们的世袭利益, 带有极强的封建政治色彩。

在科举考试方面, 《唐六典》继承并发展了隋朝的科举考试制度, 并予以了完善和丰富。在唐代, 生徒 (各类私塾和学馆的学生) 和乡贡 (参加过地方州县考试过的人员) 是科举考试的应试主体, 礼部是科举考度的主持单位。《唐六典》给科举考试设置了内容比较繁杂的制度, 如将考试科目设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等“六科”, 将“正经”确定为大经 (《礼记》、《左氏春秋》;中经 (《毛诗》、《周礼》、《仪礼》) ;小经 (《周易》、《尚书》、《公羊春秋》、《谷梁春秋》) , 并明确规定了考试的方式, 如报考条件、考试程序等, 给全国应试考生以指引, 这也充分说明了唐代对官吏选拔的高度重视, 表明了统治者相对开明的人才观, 有利于人才的普选和社会阶层的演进。

当然, 科举考试只是一种资格考试, 通过者只是获得了为官入仕的资格, 至于是否任实职 (古代有实职和散官之分) , 还必须通过吏部“铨选”这一道关口, 相当于能力测试和实绩考核, 通过者才会给予发展的实际平台。由此可见, 通过《唐六典》的规制, 唐代的科举考试和官吏选拔制度是比较严格的, 能够更大范围、更严程序地选拔优秀人才, 有利于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和才能的发挥, 促进了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2]卷四。

在此基础上, 《唐六典》从封建专制统治的实际, 维护既得利益者的权威, 也设置了门荫入仕制度。基于门荫入仕制度从制度本身的公正性、合理性和科学性来看, 远远比不上科举制度, 为此, 《唐六典》明确并严格规定了门荫入仕制度的适用办法, 对父祖的品阶以及其子、孙、曾孙门荫的品阶, 均进行了界定和限制。当然, 也不可否认皇亲权贵的后代从相对优越的教育环境下, 也产生了一些优秀人才, 但从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来看, “门资取士, 日渐式微”, 科举考试相对来说是当时比较好的官吏选拔手段和方式。

三、明确官吏的职掌制度

封建社会等级非常森严, 唐代同样如此。唐代的官吏主要分有职事官和散官两种。前面也述及, 职事官主要是指有一定实权的官员, 其职务也比较明确, 例如三省、六部、九寺等, 均有实际的权责。而散官则更多的表明一种身份地位, 有品级, 但没有很明确的职权。至于勋官、封爵, 也基本属于散官的范畴, 主要是一种荣誉称号或封赏等级。基于不同类型的官吏均具有一定的品级, 唐代共分为九品三十等, 这些都在《唐六典》中进行了明确规定, 也是源于《唐六典》“以官统典”的立法模式。

在此基础上, 《唐六典》还规定了官吏的编制, 重点明确了官吏的职掌所在, 这样就能够很好地促进官吏们谨记职责, 防止推诿, 以法行政, 同时也为监察机构提供了监督依据和衡量标准, 有利于监察机构对官吏进行有效的行政监察。

此外, 针对与官吏职掌有关的休假、薪酬、奖罚, 甚至包括升迁, 《唐六典》都进行了明确规定。通过这种法律固化的方式, 进一步彰显了唐代以法行政、以法治官的理念[3]153。

四、完善官吏的考核制度

《唐六典》对官吏的考核, 采取的是“四善二十七最”标准。所谓“四善”, 即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烙勤匪懈。通俗点讲, 就是要德高望重、清廉谨慎、断事公平、勤劳不懈。所谓“二十七最”, 则是将官吏分为二十七种类型, 根据职位的要求, 分别规定了各自在才能方面的具体要求或标准, 即“一曰献可替否, 拾遗补阙, 为近侍之最;二曰铨衡人物, 擢尽才良, 为选司之最……二十七曰边境肃清, 城隍修理, 为镇防之最。”虽然每个职位的标准均为区区八个字, 但含意广泛而深远。如第一条“近侍之最”, 要求侍卫官在向统治者进言时, 一定要建议可行的方法, 补正别人遗漏的内容, 不可行的方法就不能进言, 更不能进谗言。

更难能可贵的是, 《唐六典》为了加强考核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设置了一套相对完善的考核复审监督制度。被考核的官吏首先要通过工作总结的方式, 对自己一年来的工作进行总结, 然后由其上级官吏进行初步考核并初定等级。初考结束后, 吏部考功司作为官吏考核的主管单位, 还要对各级官吏进行复考。复考的环节主要由各级官吏的长官向吏部逐一解释初考结果的事实依据, 如果吏部发现事实依据不足, 可以直接修改考核结果, 并启动责任追究制, 对相关人员进行处罚。同时, 在吏部每年度公开复考时, 皇帝还会派出两名具有很高公信力和权威的大臣, 对吏部的复考标准进行校正, 另外中书省和门下省还会各派一名监考使到现场进行监督, 有时还会邀请普通民众旁听和察观, 其目的就是为了全力保障官吏考核程序的公开性和结果的公正性[4]卷二。

由以上程序可以看出, 《唐六典》在官吏考核方面, 非常重制度, 重程序, 重证据, 重监督, 从而促进了官场的清正之气, 也促进了唐玄宗时期的开元盛世。

五、强化官吏的监督制度

御史台是唐代的监察机构。《唐六典·卷十三·御史台》中, 对御史台的机构设置及其官吏管理等都作了非常详尽的规定。御史台设有台、殿、察“三院”, 通过各自不同的分工范围, 监察对象涵盖了从中央到地方, 上至宰相下至普通官吏, 甚至包括御史台自身。也就是说, 除了至高无上的皇帝, 所有官吏都在御史台的监察视野之下。同时, 《唐六典》赋予了御史台独立的纠举百官的监察职能, 以及专折直接奏报皇帝的权利。为了更好地实施监督官吏的职能, 《唐六典》将御史台的职掌定为“六察”:一察官人善恶;其二察户口流散, 籍帐隐没, 赋役不均;三察农桑不勤, 仓库减耗;四察妖猾盗贼, 不事生业, 为私蠹害;五察德行孝悌, 茂才异等, 藏器晦迹, 应时用者;六察黠吏豪宗, 兼并纵暴, 贫弱冤苦不能自申者。“六察”既是御史台监察的范围, 更是官吏行为的规范。

在唐代, 还有一种特殊的监察制度, 即谏议制度, 主要是通过直接向皇帝谏议, 纠正朝政的一些不合理、不合法的行为。谏官的职能在《唐六典·卷八·门下省》中规制得相对明确, 即讽谏、顺谏、规谏、致谏、直谏等“五谏”。谏官 (主要包括给事中及左右谏议大夫、散骑常侍、拾遗、补阙等) 在对政令执行进行监督外, 最难能可贵的是, 也可对皇帝规谏, 这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丰富了监察制度的外延。唐太宗时期, 魏徵直谏作为一段佳话, 一直传颂至今[5]62。

由以上可以看出, 御史制度、谏议制度, 以及官吏考核制度, 共同构建了一张监督网, 将《唐六典》的行政法治思想展现得相当充分, 并对后世行政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六典》作为我国古代的行政法典, 基于当时的社会历史局限性, 也存在一些不足, 主要集中在法典的实际执行方面还远远不够, 尽管有所实施, 但一直没有得到统治者的正式颁布。但通过对《唐六典》内容的考查, 其严格的官吏选拔、职掌、考核、监督制度, 在一定程度上规制了行政的公平、效率、秩序, 保证了“以法行政”、“行政控权”的行政法治思想。非常可贵的是, 《唐六典》通过独立立法, 开创了我国行政立法的新纪元, 导引着国家行政体系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

参考文献

[1]赵剑敏.开元立法与行政法典阐论[J].上海大学学报, 2004 (3) .

[2]《唐六典·卷四·尚书礼部》.

[3]曾宪义.中国法制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4]《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

行政决策法治化亟须程序保障 篇10

一、树立程序正义理念

树立程序正义理念是前提, 可以充分保障重大行政决策实体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

(一) 程序正义是看得见的正义。

西方法谚:“正义不仅要实现, 而且应当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该法谚中“看得见的方式”即是指程序。“法律意义上的程序通常被理解为实施某项具有法律影响力的行为所必须遵循的步骤、环节、时限和方式。”换句话来说, 程序是以一定的步骤和方式来进行的。程序正义理念可以溯源至西方正当法律程序理论, 程序正义理念更多地适用于双方对立需要赋予当事人更多的程序性权利的情况下。结合我国当前的行政法治, 我国的《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等法律体现了正当程序原则。但这一原则并未充分扩展至行政立法、行政规划、行政指导等其他行政活动领域, 这主要是因为这些领域很少涉及两造利益对立的情况。按照现代法治的要求, 我们应当超越具体的行政行为、超越现有的行政行为概念体系, 将程序正义理念运用到行政决策尤其是关涉民众日常生活的重大行政决策活动中, 通过采用公众参与、征求意见、听证等方式, 使得人们能够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公平正义, 从而更好地实现行政决策的目的。

(二) 现代法治是程序之治。

我国法制史上, 程序和实体之间的关系演变过程, 大体是由长期的重实体轻程序、短期的重程序轻实体逐步过渡到实体与程序并重。中国从古有之的“官本位”思想, 使得政府行政决策更多地体现了“一把手”的权力影响, 导致政府行政决策更是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截至目前, 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建成, 法治政府建设工作也开展了十几年, 行政领域的法治建设已进入深水区。法治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模式, 已经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一种潮流。而程序在法治中的作用不可或缺,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 程序之治是法治的必然要求。程序之治具有两个基本要求, 一方面, 相关的程序法律必须公开发布;另一方面, 程序法律应当对程序过程做出确定性的规定。要满足这两个要求, 建议设置一套合理的法律程序, 充分运用程序的作用, 督促公权力的恰当行使, 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从而实现实体正义。

(三) 程序正义保障实体公平。

程序有利于促进和保障实体公正, 而且, 程序本身也具有其独立价值, 这种价值不能仅仅以其结果如何作为标准进行评价, 否则将陷入程序工具主义的错误。人们需要程序来限制和排除恣意, 程序的正义为实体结果提供正当化的依据。当人们对结果的公正性缺乏一个独立的认识标准时, 结果的公正性来源于产生它的过程的公正, 只要遵循公正的程序, 由此产生的结果也是公正、合理的, 也就是说结果因为过程的公正获得了正当性。在这种程序正义中, “分配的正确性取决于产生分配的合作体系的正义性和对介入其中的个人要求的回答”。前面已述及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的有关行政决策的文件, 大都一致性的规定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制度, 将行政决策从以往的封闭式的、结果单向输出式的行政决策模式转变为带有公开、平等、法治元素的透明的行政决策模式。该行政决策模式, 通过平等商谈的形式达成集体性目标, 从而赋予行政决策实体的正当性。与个案执法程序相比, 程序在此发挥作用的机制有很大不同, 即它不强调两造之间的对立, 而是通过为两造搭建一个理性、平等的协商平台, 利于其达成共识。构建友好品格的行政程序, 不仅有利于消除两造之间的争议, 而且更有利于形成共识, 从而积极促进行政目标的实现。

二、坚持程序法定原则

坚持程序法定原则是核心, 指导重大行政决策规范化运行。

(一) 加快立法进程。

在世界范围内看, 行政程序法已经成为衡量一国或地区行政法治实现程度的标志。在我国, 学界和立法界具有不同的态度。学者争相提出了几稿行政程序立法草案, 也有学者直接提出国务院要制定重大行政决策条例, 对行政决策做全面的规制。目前法律、行政法规对行政程序或者重大行政决策没有规定, 但是也正是国家立法的缺失, 地方立法层出不穷。 (2) 可以看出, 我国当前有关行政程序的规定是单行立法模式。这一立法模式, 既有优点, 如, 单行立法模式的先行, 提高了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程序意识, 也解决了一些行政权行使过程中的问题, 又如解决了行政规范性文件中存在的合法性审查问题、“三个统一制度”等, 但是地方政府的单行式立法又导致一些困境, 如地方立法与中央立法之间的冲突、地方立法的法律适用效力、行政机关内部的推行阻力、具体规定内容的原则性过强不易操作等。因此, 分散的单行行政程序的立法模式难以满足法治政府建设的需要, 而且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建设, 是一个全国性的工程, 不应该是地方性的、部门性的, 有必要坚定推行统一立法模式。

(二) 注重源头管理。

当前关于重大行政决策的地方立法, 都规定了重大行政决策范围, 但是如何界定重大行政决策以及重大行政决策的量化则留下了自由裁量的空间, 具体量化由各政府或部门自行规定。然而, 如何界定重大行政决策, 是行政决策程序构建的前提, 也是行政决策程序构建的难点。笔者建议, 遵循公正、民主、科学、效率等原则, 综合考量界定“重大行政决策”。鉴于行政决策的事项和范围繁杂庞大, 且具体的数量标准在不同阶段和不同类型事项上的表现也不尽相同, 因此, 建议将重大行政决策范围的界定归为政府的内部行为。政府对重大行政决策实施目录管理制度, 即按照一定的审查程序, 遵循原则, 规定明确的标准, 确定重大行政决策的具体事项, 编印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年度目录, 向社会公布, 并严格执行。明确规定凡属于目录范围内的事项, 都应按法定程序进行决策, 未履行法定程序则不得提交政府常务会或部门领导班子会议集体讨论决策, 从议题管理把好决策审查关。“徒法不足以自行”, 任何一项制度的出台, 没有强有力的执行, 都不会发挥良好的效果。关于落实行政决策目录管理制度, 笔者建议:一是我国的行政领导体制是行政首长负责制, 行政首长要带头贯彻落实行政决策目录管理制度, 督促政府机关落实行政决策目录管理制度。政府应于每年初, 编印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年度目录, 运用政府网站及当地主流媒体向社会公开, 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二是重大行政决策每经过一个部门或环节, 尤其是起草部门提交行政决策建议时, 要严格审查确定该行政决策是否属于行政决策目录范围内的事项, 如不属于, 则需退回起草部门。

(三) 强化过程控制。

在行政法学的视野中, 行政决策行为是行政主体的一项主要活动, 具有一般行政主体所具有的典型特征, 如行政主体的特定性, 行政决策内容具有广泛性和公共性, 行政行为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等。而行政决策作为一项特殊的行政行为, 与一般行政行为相比, 它有着其自身的特性, 如行政决策行为的外在表现形式多样化, 行政决策行为是一种多阶段性的行政行为, 行政决策行为属于设计性的行为和基础性的行为, 行政决策行为是能动性的行为。行政行为的特性要求我们的行政决策要强化过程控制。为了更好地研究行政决策, 有学者运用日本的行政过程论学说来进行论证和分析。该观点认为:行政行为不再是一个个单一、孤立、静止的行为类型, 而是一系列不断运动、相互关联具有承接性的过程;每一个实际存在的行政行为, 都呈现为一种时间上的持续过程, 都包含着若干程序环节和发展阶段, 而每一个程序环节和阶段都具有特殊的法律意义, 需要遵循不同的法律规则。日本的行政过程论学说, 不仅仅是日本的一个研究新范式, 而且确实为我国当前的行政决策程序提供了有效的参考。一方面, 行政决策的本身就是一个过程。在实践中, 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已然发生了变化, 从以前的只注重结果, 到现在不仅注重结果还注重程序, 这使得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上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切实地落实到实践中。只有相对人的参与权和知情权得到了实现, 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服务与合作才能展开, 相互间的信任才能得以建立。为了保障行政相对人的程序上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我们建议行政决策要履行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听证、专家论证等程序。另一方面, 作为行政决策的做出者, 行政首长要对行政决策的做出负有领导责任和监督责任, 对没有经过法定程序做出的行政决策, 做出退回的决定。

三、严格程序不当问责

严格程序不当问责是关键, 不问责,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就会流于形式。

(一) 问责要于法有据。

在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的时代背景下, 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也必须限定在法治框架以内, 特别是重大行政决策程序不当的责任追究更需要予以规范和完善。首先, 要做好顶层设计、统一立法。当前, 国家层面针对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和程序不当责任追究没有予以统一规范, 多体现为纲领性、笼统性和零散性规定,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和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均提出要加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制, 并明确对决策严重失误或决策不作为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情形进行责任追究, 但未提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不当责任追究的相关要求。而地方和部门出台的规范和制度则各行其是, 呈现政出多门的混乱状态, 其形式也多样, 既有政府规章, 也有规范性文件和其他红头文件等, 这与法制统一的原则相悖。笔者认为国务院应当及早出台行政法规, 明确和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和程序不当责任追究, 统一标准和尺度, 做到重大行政决策程序不当责任追究有法可依, 避免混乱无序或者畸轻畸重的弊端。其次, 要正确界定决策程序不当责任和终身追责问题。予以追究的重大行政决策不当责任类型主要分为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 政治责任形式主要包括引咎辞职、罢免、弹劾、免职和党纪处分, 法律责任类型分为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其形式包括行政处分和刑事处罚。在确定决策程序不当责任类型的基础上, 应当考量决策程序不当的情节、后果等具体情形, 明确相应责任承担的裁量标准和幅度, 便于规范操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不当责任也应当实行终身追究, 但构建该制度应当考虑追责时效的问题, 区分两种情形, 即:刑事责任的追责时效应当受刑事追诉时效的限制, 服从刑事法律制度的安排;但政治责任和行政责任均是终身责任, 与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等法律以及党内法规未设定追责时效相一致, 但要注意相关免责规定的特殊情形, 保持法律制度的统一性。第三, 要建立完善决策程序不当责任追究的规范程序。为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设定科学、合理的基本程序, 是实现问责法治化、发挥问责机制基本功能的必然要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不当责任追究程序应当包括启动、调查、决定、移送、救济等五大核心环节, 对各个环节的程序作具体的细化, 增强其中立性、可操作性, 从而实现问责的公正有效运转。建立完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不当责任追究的法律规范, 使得问责这把利剑高悬, 倒逼政府机关严格遵照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做出决策, 促进重大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

(二) 问责要动真碰硬。

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 如果制度执行不到位, 那么再好的制度也是形同虚设。重大行政决策程序不当责任追究制度发挥作用的前提有两条:一是制度本身科学合理, 二是必须得到严格执行。首先, 必须将“关键少数”列为问责的重点。领导干部在行政决策过程中既是决定者, 同时也是主要责任的承担者。当前, 各地出台的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相关制度和文件, 对责任主体的范围界定不相一致, 有的还回避了行政首长的相关责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已明确了三类问责对象, 即行政首长、负有责任的其他领导人员和相关责任人员。《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均明确规定了对“关键少数”——党政领导干部出现决策严重失误或工作重大失误的问责追究。因此,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不当责任追究应当借鉴反腐领域“老虎和苍蝇一起打”的思路, 涉及的责任人, 不论职务高低, 一律从严问责。只有决策程序不当问责对象全面覆盖、不搞特殊化, 才能使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得到很好的遵循。其次, 要形成问责工作的内外联动体系。同体问责即党政系统内部问责是重大行政决策问责的主要形式, 但由于同体问责这部内部监督模式缺陷非常突出, 存在着难以阻断的权力链条的利益关系, 有可能出现官官相护、上级领导存在连带责任等情况, 使得责任追究难以落实。为保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不当问责工作得到顺利推进, 确保各类问责对象得到相应的责任追究, 应当实行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相结合, 即党政机关、人大机关、司法机关等问责主体依照各自职责实施问责, 并建立健全问责联动衔接机制 (如建议和移送制度) , 形成问责追究的合力, 消除问责的空白地带, 使得重大行政决策程序不当的政治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真正落到实处。第三, 要建立完善重大行政决策档案制度。有学者提出, 通过建立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档案和行政领导个人重大行政决策档案的“双轨型”档案制度, 为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构建双层追责路径, 做到双向制约、双轨追责。笔者赞同该论点, 因为建立重大行政决策“双轨型”档案制度, 可以做到对重大行政决策运行的全过程、动态性的记录管理, 为落实重大行政决策不当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和责任倒查机制提供原始、客观证据。只有重大行政决策程序不当问责制度得到不折不扣的落实和执行, 并重抓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才能使问责制度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 问责要公开透明。

公开是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基本要求, 是保障社会公众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的重要途径,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不当问责也必须坚持公开透明, 提高问责的公信力, 做到取信于民。首先, 依据公开是基础前提。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运行、重大行政决策程序不当责任追究等方面的法律规范应当向全社会公开, 一方面, 这是法律规范生效的必要条件, 是重大行政决策程序不当责任追究合法性的基础, 另一方面, 可以使社会公众充分知晓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运行的具体要求以及违反程序规定应当承担的相关责任, 形成全社会共同督促决策机关严格履行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良好氛围。其次, 公众参与是重要环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不当责任追究的启动、调查, 需要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 通过公众和媒体投诉、举报、曝光等途径, 弥补系统内监督的盲点和漏洞, 帮助问责机关查明事实, 充分发挥公民、社会媒体、社会团体等社会力量的监督作用, 同时有助于提升问责的公信度, 取得社会公众的认同和支持。第三, 结果公开是核心要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不当责任追究结果的公开, 一方面, 可以提升问责机关的权威性和诚信度, 树立有责必问、有错必纠的良好形象, 另一方面, 也是接受社会监督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可以督促问责机关依法查处问责案件, 提高问责工作的水平。问责结果公开可以通过典型案例教育、新闻发布会、社会媒体曝光等方式, 进一步扩大重大行政决策程序不当责任追究警示、宣传和教育的社会影响力。问责的公开透明运行, 可以促进重大行政决策程序不当责任追究得到有效开展, 并取得积极的社会效果。

行政法治 篇11

关键词：依法行政；法治政府；行政权力

一、依法行政的内涵

所谓依法行政，是指各类行政主体根据宪法和法律的授权，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项社会事务，依法进行管理，并对其行政行为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学界把“法治”概括为八个字：约束公权，保护私权。从这一本质出发，依法行政应当包括以下三个基本内涵。

（一）行使行政权力的主体必须合法

依法行政首先就要求行使行政权力的机关和组织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主体地位、资格和组织条件，如果进行行政活动的主体不是依法成立的或者不具备行政主体资格，那么，他的行为就不具有法律效力。

（二）行政权力的取得和行使必须合法

依法行政要求行政权力的取得必须于法有据，同时，行政权力的行使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行政活动必须在法定的权限范围内活动，既不能不作为也不能乱作为。现实中“只要初衷是好的，采取什么样的手段也就无所谓了”的观念是经不住法律考验的。依法办事是政府行政的一个基点，唯有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将好事办好。

（三）行使行政权力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做到权责统一

依法行政要求行政主体在享有行政权力的同时，必须承当相应的义务和责任。不当行使权力、滥用权力、不作为、不尽职以及失职、渎职行为，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即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

二、我国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历史进程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法制建设曾一度受到重视，行政法也应运而生，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得到较大发展。但是由于历史原因，自1957年起，在“左”的思想干扰下，法律受到轻视，法治被否定，政策代替了法律，行政法滞步不前。在随后的“文革”时期，法律虚无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民主和法治惨遭践踏和抛弃。我国社会主义法制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依法行政无从谈起。

我国依法行政的发展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正式推进的，可归纳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起步阶段，这个阶段是从1978年到1989年，强调的是政府要依法办事；第二个阶段是建立阶段，这个阶段是从1989年到1999年，这个过程中强调的是约束权力；第三个阶段是发展阶段，是从1999年到现在，这个阶段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过程，经过前面两个阶段，我国的法律体系已逐渐搭建起来，广大政府机关、行政人员的法制意识也得到了较高程度地提高，公民的维权能力得到了发展，在这个阶段我们党鲜明提出了要推进法治中国的建设。

回望历史，纵观我国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轨迹，从1978年，到党的十八大明确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新目标，至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重大任务，步履始终清晰、紧迫而坚定。

三、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主要措施

（一）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

坚持职权法定原则。行政主体行使职权的行为，自始至终需要有法律依据，要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不可否认，现在各方面工作的难度在加大，但是，再难也要依法。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如果基层政府部门还迷信于行政强制，习惯于通过强制的方式推行禁令，将工作简单化，只追求结果，不顾实际，不注重程序，那样，只会引起民怨，而且违法的是政府，被推上被告席的也会是政府。

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没有界限，权力就会无休止扩张。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让行政机关知道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即制定一份权力清单，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力、没有什么权力、能在多大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力，这样才能有效杜绝失职、渎职行为，這是依法行政的前提和基础。

政府要列出自己的权力清单，关键是简政放权。本届政府“开门第一件大事”就是简政放权。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多个场合指出，以大幅精简下放审批事项为重点的简政放权，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马前卒”和宏观调控的“当头炮”。截止到2014年底，国务院17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已取消下放708项。用网络上流行的话来说，为了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国务院也是“蛮拼的”。所有这些充分显示了中央推进审改的决心。与此同时，地方各级政府的“权力清单”也陆续浮出水面，全国各地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实践与创新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二）健全依法决策机制

完善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这是对健全依法决策机制主要内容提出的明确要求。从此政府的决策不再是一人一言一决定，而是人员专家化、程序法定化、责任终身化、结果合法化的一项机制。

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建立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实际上就是为了保证每一个决策者都要对自身的决策负责任，不能随意做决策。决策终身追责，必将“倒逼”广大领导干部谨慎决策，谨慎用权，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敬畏民意用好决策权，既注重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更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真正立足当地实际，立足长远发展，为群众谋求长远利益。

（三）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在行政执法体制方面老百姓反映最多的的问题就是，“有好处就抢着干，有责任就踢皮球”——权责交叉、界限不清、多头执法，执法“缺位”、“越位”、“错位”，对此，老百姓深受其害，反映强烈。

“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就是改革的重点。《决定》针对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提出要合理配置执法力量；推进综合执法；完善市县两级政府行政执法管理；实行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等具体措施。相信这一系列措施有利于从源头上解决多头执法、重复执法、交叉执法、钓鱼执法、选择性执法、养鱼执法等问题。

（四）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大举措，是提升执法公信力的重要途径。

规范执法行为。衡量和判断执法工作的成效，既要看法律效果，更要看社会效果。要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准确把握人民群众对执法工作的期待要求。既要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又要准确把握社会心态和群众情绪，改进执法方式，理性文明执法，注重语言规范、行为规范。坚持以法为据、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力求实现执法效果最大化。

完善执法程序。严密的执法程序是规范执法的重要前提，也是执法公平公正的重要保障。特别是对一些敏感复杂案件的处置，如果执法程序规范严密、公开透明，就能最大限度地赢得人民群众对执法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最大限度地避免出现执法瑕疵而授人以柄。

论行政法治下的信赖保护原则 篇12

对于法律自身来说,通过自身的稳定性和强制性,其目的就是要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而行政行为在执行过程中因现实情况在不断发展变化,一些行政法律规范就必须随着社会现实发展受到修改,而一些行政行为因违法或不合理而必须对其撤销或废止,另外为了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也需要对某些行政行为加以变更等。因此结合上述情况可知,现实中为了保护相对人因相信法律的安定性以及信任公权力而产生的合法利益不受损害,建立相关的保护制度是必要的,行政信赖保护原则便是旨在保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应运而生,而我们要深入了解和研究信赖保护原则,首先就要明确信赖保护原则的概念。信赖保护原则被公认最早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德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趋于成熟和完善。但是信赖保护原则的概念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信赖保护原则的概念在不同的国家以及不同的行政法学家对其表述不一。

目前,国内外学者都有不同的观点。中国行政法学界对信赖保护原则也表述不一。姜明安教授认为:“信赖保护原则是指政府对自己做出的行为或承诺应守信用,不得随意变更,不得反复无常。”①应松年教授认为:“信赖保护原则通常指,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基于对公权力的信任而做出一定的行为,此种行为所产生的正当利益应当予以保护。”②信赖保护原则的基础是要有信赖利益,其实质内容是行政相对人信赖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行为能使自己获得现实的或预期的并且能够得到的利益,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公权力合理性和合法性的信任,理应受到保护。因此,笔者认为行政信赖保护原则是指当行政相对人因对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行为产生合理信赖,并通过安排社会活动进而产生信赖利益时,行政机关不得随意变更已做出的行政行为,如若因维护重大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不得不变更行政行为时,也必须赔偿或补偿行政相对人的信赖损失,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二、信赖保护原则的价值

随着现代民主、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政府不仅要实现形式法治,也要实现实质法治。信赖保护原则之所以能在世界各国得到越来越普遍的适用,是因为其自身拥有重要的价值。我们只有正确认识到信赖保护原则的现实价值,才能将其更好地引入我国,发挥出其强大的保护功能。

(一)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信赖保护原则基于保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而产生,要求行政机关维护法律的安定性,不得对做出的行政行为随意变更,这样相对人因对公权力的信赖产生的信赖利益才能得到保障。这是行政法其他基本原则的现实要求,为行政执法提供了指导,实现依法行政、合理行政。司法者在处理案件维护公共利益的同时,也更加重视了个人利益,充分衡量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有利于切实保障相对人的合法利益。③

(二)有利于建设“诚信政府”

信赖保护原则有利于缓和行政机关和相对人之间的矛盾,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国家管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要想治理好就必须树立起政府权威,使人民愿意信赖政府。政府对自己做出的行为要负责,不能言而无信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信赖保护原则保护相对人因信赖公权力而产生的信赖利益,用法律救济的途径保护既得权益。政府要做到有诚信,就需要行政机关对自身严格要求,迫使行政机关行使权力时本着为人民服务的态度,法律赋予其权力是为了保护权利。④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应是和谐共生的关系,行政机关应做到让人民相信自己,赢得人民的信任。只有做到彼此信任,政府才能树立起权威,以实现实质法治,更好地建设诚信政府。

(三)有利于塑造“责任政府”

政府要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就要对人民负责,行政机关如果做了合法或不合理的行政行为,不能逃避责任。行政机关要做到依法行政、合理行政。信赖保护原则限制了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行政机关不得随意变更已做出的行政行为,如果不得不变更行政行为而给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害,必须赔偿或补偿行政相对人的利益损失,以此逐渐减少乃至杜绝行政机关做出不合法或者不合理的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做到对人民负责,有权必有责、违法受追究,这样才能树立起权威性和产生公信力,促使我国行政活动实现实质法治。只有建立起责任政府,公民的合法权利才会得到真正保障。

三、信赖保护原则的具体适用

(一)信赖保护原则在抽象行政行为上的适用

信赖保护原则并不是一开始就适用到抽象行政行为中,随着信赖保护原则的不断发展,其适用范围才渐渐拓展到了抽象行政行为。因为适用时间较晚,所以信赖保护原则在抽象行政行为领域的适用表现形式相对较少,其适用表现形式一般主要体现在不溯及既往方面。法不溯及既往是有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它也体现了法律的安定性。法不溯及既往,行政相对人的既得权益就不会轻易受到侵害。行政机关在确需变更抽象行政行为时,对以往的事件应保证不发生溯及力,否则就要赔偿或补偿相对人的损失。如果抽象行政行为随意发生溯及既往的效力,法律的安定性将会得不到保障,政府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也会减弱甚至丧失。信赖保护原则在抽象行政行为中也无法适用。不溯及既往,要求行政机关本着诚实信用的精神。

(二)信赖保护原则在具体行政行为中的适用

由于信赖保护原则在最初得到适用时就主要适用于具体行政行为,所以其对具体行政行为有较多的适用方式,而在众多适用方式中主要是限制行政机关随意变更行政行为。虽然现在民主法治进程不断推进,但行政机关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依然存在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情况,这些需要信赖保护原则来加以限制。在具体行政行为做出后,其并不是只对行政相对人具有约束力,行政机关也要受其约束,对做出的行政行为负责。但已做出的行政行为并不是绝对禁止变更的,其可以于事后被撤销或废止。至于具体行政行为在哪些情况下可以被行政主体撤销或者废止,这些都涉及了具体行政行为的确定力问题。具体行政行为的确定力包括形式确定力和实质确定力。形式确定力表现为对行政相对人的效力,要想变更行政行为,行政相对人必须在法定期间内提出请求。而实质确定力系针对行政机关来说的,也是信赖保护原则对具体行政行为的主要适用方式,这表现在行政机关在做出具体行政行为后,便不能随意做出变更,只有在因维护重大公共利益而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撤销或废止。行政行为并不是绝对不能在做出行政行为后自行撤销或废止,而是要严格限制这种情况,信赖利益受到保护的程度是与该行政行为涉及相对人的利益的重要性成正比的,涉及的利益越重要,就越要限制对该行为变更。

(三)信赖保护原则在事实行政行为中的适用

事实行政行为指的是行政主体做出的不以产生特定的法律效果而以事实效果为目的的行政行为。总体来说,信赖保护原则适用到事实行政行为中时间较晚,适用形式也相对较少,主要表现在行政指导行为中。行政指导是指行政主体不以强制性的手段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助和指导行政相对人实施或不实施某种行为,以达到行政目的的指导性行为。行政指导也是现实生活中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活动的一种常见的手段。行政指导行为虽然不具有强制性,但它在实施过程中也会使公民对其产生信赖,如果行政机关的行政指导行为存在不合理或不合法情况,抑或是因为重大过错给公民生产、生活造成损失,行政机关也得赔偿或补偿公民的损失。⑤

四、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的现状和完善机制

(一)现状

在我国,因为长期以来受传统权力至上思想的影响,国家行政机关总是更重视公共利益,个人利益长期被忽视而得不到真正保护,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国家一向会因保护公共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信赖保护问题在我国基本不存在。直到20世纪末,我国对信赖保护的研究还非常少。随着我国建设法治国家和民主国家步伐的加快,公民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的提高,政府为树立威信、保护公民权利,先后出台了一些法律法规,而这些法律法规都多少体现了信赖保护原则。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我国对信赖保护原则越来越予以重视。

国务院在2004年3月22日颁发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它体现了有限的信赖利益保护的精神。现在法律要求行政机关做到合法行政、合理行政,保证行政机关有权必有责、违法受追究。这些方面的规定也体现了信赖保护原则在约束行政机关行为的重要性,这对于行政信赖保护原则的确立是一个积极的推动,也说明政府已经认识到保护信赖利益的重要性。我国《行政许可法》在立法上第一次体现了信赖保护原则,这对于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明确确立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该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这正体现出了信赖保护原则对相对人信赖利益保护的精神。2014年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修改后的行诉法当中许多新规定的内容更加保障了当事人的起诉权利,扩大了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对行政机关做出了更多约束。如修订后的行诉法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起诉权利,对应当受理的行政案件依法受理。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干预、阻碍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的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这条首次规定了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出庭应诉,有利于解决以前的告官不见官的难题。这是对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完善,解决现实中复议机关的拖延问题,保障相对人的复议请求得到快速和高效的解决。

虽然《行政许可法》中的许多规定都体现出了信赖保护原则,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也更多体现了信赖保护原则的精神,但这还远远不够,我国在立法方面对信赖保护原则的确立还急需完善。信赖保护原则的价值对于今天要建设诚信政府、服务型政府的我国来说作用巨大。虽然信赖保护原则近年已越来越受到重视和快速发展,但由于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的研究起步较晚,还有很多不完善之处,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的发展之路依然任重而道远。

(二)信赖保护原则的完善机制

1.制定《行政程序法》,将行政信赖保护原则确立为一项基本原则

要使信赖保护原则在实践中得到更好适用,就必须用法律来保障,另外还要建立起信赖保护相关制度。现如今许多国家在立法上已将信赖保护原则上升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立法上仅在《行政许可法》中有所规定。另外,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的适用范围还很狭窄,有些行政行为没有纳入其中,如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国家和地区如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它们大都通过制定《行政程序法》对信赖保护原则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规定,包括信赖保护原则在哪些情况下得以适用,还有信赖保护原则的一些保护方式等等。这些具体规定为信赖保护原则的具体有效适用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只有借助法律来为其保驾护航,信赖保护原则才能得到更好的适用。所以,我国应尽快制定出《行政程序法》并将信赖保护原则确立为行政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这为行政机关开展行政活动的约束提供了法律依据。还要在《行政程序法》分则中详细规定信赖保护原则的具体适用规则,保证信赖保护原则在实践中得以有效适用。对信赖保护原则详细规定可以促进《行政程序法》的完善,也是我国对信赖保护原则研究的进步。另外,信赖保护原则行政信赖保护原则不应只停留在理论上,还应该应用到实践当中去,在实践中对其进行完善。应将信赖保护原则普遍适用于公法领域,还应适用到所有的行政行为中,加快我国民主法治的进程。

此外,还要制定《国家补偿法》,完善《国家赔偿法》。只有完善行政赔偿和行政补偿机制,才能当出现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时,相对人请求赔偿自己的损失拥有法律依据。国家通过这两部法律规定了行政赔偿和行政补偿的相应机制和程序。目前,在我国的《国家赔偿法》中对行政赔偿做出了规定,使得相对人在现实中请求赔偿有法律依据。但我国现在还没有一部统一的《行政补偿法》,因此在现实实践中,行政相对人很难顺利获得行政补偿。行政补偿制度要成为一种健全的制度,一方面是明确补偿标准,另一方面是完善行政补偿的程序。⑥因此有必要尽快制定出《国家补偿法》,以保障相对人的信赖利益。

2.通过行政途径完善

首先,在行政立法方面应当贯彻不溯及既往原则。在新法制定颁行之后,对相对人以前产生的信赖利益一般是应禁止适用的。如果确因维护重大公共利益而必须溯及既往时,必须赔偿或补偿相对人因此遭受的损失。其次,构建公开、透明信息化政务平台。公民应该享有信息的知情权,行政机关应改变关门独自进行行政活动的做法,那样会使公民没有任何的知情权和参与感。⑦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管理过程中应将可以向公众公开的信息及时公开,便于民众对行政活动的了解和提出建议,加强行政机关和公民之间的合作,这是建设廉洁、高效和服务型政府的重要途径。再次,要完善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行政复议是除了行政诉讼外相对人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一条重要途径,这可以纠正行政机关合法或不合理的行政行为,防止和纠正违法的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对行政机关行使公权力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严格行政复议程序,规范行政复议机关的职责,使行政相对人通过行政复议使自己的信赖损失获得救济,以此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行政相对人提出行政复议后,复议机关经审查后认为该信赖利益是值得保护的,应当宣布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行为是不合法或不合理的,责令行政机关改正或赔偿损失。

3.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司法救济作为相对人主张权益的最后一道屏障,对相对人权利的保护至关重要。因此有必要在司法方面进行完善。

首先,建立行政判例制度。为了保护信赖保护原则得以有效适用,一些国家建立了行政判例制度来保障信赖保护原则。在具体案件审判中,法官往往需要使用自由裁量权。因而要保证法律适用的公平,我国应当建立行政判例制度,规范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其次,对有关的规范性文件及行政权进行监督。司法机关在受理案件时应对行政机关依据的相关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确保其没有溯及既往。此外,司法机关要能动司法,对行政机关随意变更、撤销决定以及不信守承诺等行为进行监督,对行政权进行规制,保障信赖保护原则得到更好的适用。

五、结语

信赖保护原则在追求民主、公平、法治的今天日益重要,对行政机关实现实质法治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今社会,政府权威普遍面临挑战,塑造诚信政府、提高公信力,是各个国家面临的一个巨大考验。信赖保护原则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尤其是西方国家已趋于完善,我国应加快在立法、行政和司法等方面完善信赖保护原则,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信赖保护原则加以适用,学习和借鉴一些国家有益的经验。尽快建立和完善信赖保护制度,这对于促进我国民主法治社会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

摘要：信赖保护原则在当今世界已被许多国家所确立,并且很多国家将其作为了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信赖保护原则从产生、发展到趋于完善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而在我国,由于引入行政信赖保护原则的时间较晚,对信赖保护原则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在立法、司法、实践方面存在很多问题。信赖保护原则在维护法律安定性、建设诚信政府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要使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得到更好适用,必须建立信赖保护原则的完善机制。首先,立法方面应作为先导,制定《行政程序法》,将信赖保护原则规定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完善行政赔偿和行政补偿制度;其次,在行政方面,要规范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活动,拓宽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范围,完善行政复议制度;最后,在司法方面,加强司法机关对行政权的监督和规制,建立行政判例制度,对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进行监督。通过各方面的完善机制以实现对公民的存续保护,保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