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

2024-08-07

浅谈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精选9篇）

浅谈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篇1

浅谈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

盾、维护稳定

法治是国家机关有效管理与优质服务、社会组织有序管理与优化服务、社区有效自治与优良服务的基本依托。社会管理的法治化，关系到社会管理水平的提高，关系到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提升，也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实现。在法治成为治国理政方式的大背景下，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将是今后一个时期维稳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基本路径和主要方法，也是领导干部在维稳工作中必须具备的首要能力，更是实现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的基础保障。

一、法治思维方式在改革、发展与稳定关系中的意义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这一全新论述，从价值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提出了改革、发展与稳定难题的破解之道。

（一）法治思维是深化改革的基本要求。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离不开法治的保驾护航，进一步深化改革，同样需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全面实施。当前改革已进入了“攻坚区”和“深水区”，改革的成效将更加体现在如何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的能力上，只有把改革真正提升到制度、体制、机制建设的层面，通过法律的形式，形成社会共识，才能成为推动改革的根本力量，才能保证改革不为各种不确定因素所阻挠，同时整个社会为改革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才会降到最低。只有遵循法治的路径，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才能积极稳妥推进改革、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二）法治思维是推动发展的内在动力。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我们所面临难题的根本途径。但发展只能是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而不是拼资源、竭泽而渔的盲目发展，如果为了追逐“政绩”急功近利，蛮干式发展，甚至不惜以牺牲法治的方式来换取经济的发展，只能引发出各种恶性事件和社会矛盾、社会冲突。事实上，公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对个人财产和利益的维护，对生态环境的敏感，以及享受发展成果的强烈愿望等，都在挑战着粗放式的发展理念。只有以法治方式推动发展才能凝聚共识、排除干扰，才能使发展稳定全面推进。在建设法治政府、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已经成为共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立的今天，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应为常态，绝不允许以“发展”为借口，发生所谓的“良性违法”。

（三）法治思维是化解矛盾的最佳路径。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领导干部能否有效化解各种矛盾，已成为工作成败的关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坚持依法办事和依法维权相结合”。一方面，政府作为公权力主体必须依法办事，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另一方面，在矛盾化解中，要融法、理、情于一体，将民众的诉求及各类争议的解决引导到法治轨道上依法维权、理性维权。正如总书记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使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成为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的最佳路径。

（四）法治思维是维护稳定的根本保障。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法治的精髓在于公平性和正义性，只有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才能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正如十八大报告强调的：“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

二、当前领导干部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稳定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无论是深化改革、推动发展，还是化解矛盾、维护稳定，都亟需各级领导干部培养“法治思维”和提升运用“法治思维”的能力，领导干部能否有效化解各种矛盾，已成为工作成败的关键。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一些领导干部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稳定工作中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法治理念树立得不牢。由于对法律知识掌握的少，部分领导干部在遇到问题时不能突然形成法治思维，特别是在面临多种问题或是棘手问题时不能首先研判处理方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法治精神，不能较好地合理合法地处理好问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仍然存在。同时，在加强领导干部法治教育工作中，也存在重过程、轻结果，重形式、轻实效的弊端。

（二）领导意识错位。一是防范意识不强。对于影响稳定的问题重事后处臵轻事前防范，出了问题也不能正确地分析事件的来龙去脉，查找出现问题的根源，以便从源头上去解决，而是被动应付，哪儿漏哪儿堵。二是推、拖思想严重。有的领导同志不能正确地理解群众的合理诉求，不能沉下心来倾听群众的呼声，而是采取能推就推给其它部门，能拖就拖着不管的办法，表现出严重的不负责任，严重的不作为，使矛盾纠纷越演变越复杂，从而越来越难以处理。三是官本位思想严重。少数领导干部把个人权威凌驾于法律之上，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现象时有发生，阻碍了群众正常的利益诉求，损害了群众的合法权益。

（三）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在解决矛盾纠纷的过程中，少数领导干部不能正确把握运用法治原则和精神，不能做到统筹兼顾，灵活处臵，一味强调运用行政手段解决纠纷，不仅影响了行政功能的发挥，而且背离依法解决纠纷矛盾的初衷，损害了法治的权威和尊严，还容易酿成恶性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甚至，一些地方政府部门领导为了促使当事人息诉罢访，采取“花钱买平安”的办法，一味迁就上访人员，从经济上满足其无理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其他人的攀比思想，增加了不稳定因素。

（四）责任落实不到位。一是个别领导未能把维稳工作真正抓在手上。主要表现在不能正确分析维稳形势，不能深入研究矛盾纠纷的特点及产生的根源，对于辖区内矛盾纠纷的底数不清楚，思路不明晰，工作不深入，措施不得力，处于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状态。二是少数领导和工作人员不能正确履行职责。做好本职工作，避免出现失误，尤其避免出现伤害群众感情和群众利益的现象是确保稳定的重要基础。很多矛盾纠纷都是因为我们工作不到位、不深入、不细致造成的，也可以说是我们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失职造成的。如果各级党委、政府和基层组织的工作人员都能正确履行职责，把各项工作做实、做细，真心实意为群众着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矛盾纠纷就会大幅度下降，确保社会稳定的目标也就不难实现。

三、对策与方法

新时期的维稳工作要根据人民群众的新期盼、新要求和维稳信访工作的新形势、新特点，不断改变思维模式和工作方式，努力从以堵为主的静态稳定，转为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要坚决摒弃“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的庸俗维稳观，坚决摒弃“花钱买平安”的错误维稳观。实践证明，偏离法治轨道的维稳，越维越不稳。为追求暂时“稳定”而牺牲“法治”的被动式维稳，看似解决矛盾，实则回避矛盾、积累矛盾，最终只能陷入“信访不信法”的怪圈。新时期，领导干部只有充分具备了法治思维和运用法治思维的能力，才能依法履职、依法决策，才能推进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才能真正做到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

（一）牢固树立法治理念。实现地区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需要法治作保障，要牢牢树立法治思想，形成“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法治建设的理念和体系。

1．加强法治教育，把法律意识作为在工作中处理问题时的一个价值选择。要建立一个长期的、常态化的、落地的包括新入职的、调任的公务人员在内的具有整体性的法治培训制度，提高法治教育工作的科学性、系统性，培养领导干部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处理各种复杂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努力把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的解决纳入法治化轨道。

2．要切实加强依法行政。在处理问题时，要充分判断职权的运用是否合法，地方性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是否符合法律的精神，在行政决策时是否体现了民主参与、是否进行了必要的合法性审查，是否真正做到了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在行政裁量的时候是否体现了法律平等的精神、是否体现了平等的规则。

3．要树立依法维稳的意识。依法维稳就是要按照法制化、制度化的要求，坚持依法办事，按制度办事，做到法律、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不能有特殊公民。尤其对于私欲膨胀，无理取闹的人员，不能总是以息事宁人，花钱销灾的办法来对待，而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坚决依法予以处理。姑息、纵容这样的行为只能破坏稳定良好的社会秩序，使工作处于被动局面。

（二）加强调查研究，改进工作方法。要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按照依法治理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来制定维稳工作措施。

1．要加强维稳策略研究。要从本地、本部门实际出发，研究矛盾纠纷形成的规律和特点，积极探索化解矛盾纠纷的办法，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以便制定好科学、合理的维稳策略，防止在维稳工作中出现被动局面。

2．要加强维稳机制建设。目前，维稳工作一般以政法机关为主，公安机关是主力军。而实际上，在解决社会矛盾工作中，事事都把政法机关、政法干警摆在前面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极易导致矛盾升级，冲突扩大。因为群众认为政法机关是国家机器，是对付违法犯罪人员的，用来对付上访群众就是把他当成了对立面。化解社会矛盾应当由各级党委、政府牵头，一把手负总责，各级各部门完善专门的矛盾纠纷调处组织，并真正发挥作用。在不涉及违法犯罪问题的矛盾纠纷调处过程中，尽量不要让公、检、法来参与。

3．要加强公共服务工作。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一方面是各级各部门要强化服务意识，本着便民利民的原则来安排各项工作，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努力减少因工作失误导致的矛盾纠纷。另一方面，对于群众的诉求，作为各级组织要发挥好协调作用，积极帮助群众去解决问题，不要把自己由矛盾纠纷化解、调处的角色演变成被上访对象，演变为矛盾的焦点。

4．处理矛盾时要主动积极作为。第一，发生社会矛盾，政府各职能部门首先要积极主动介入，不逃避，不推诿，勇于承担责任，与公众沟通；第二，要分析矛盾产生的原因，依据相关的法律分析公众的诉求是否合法、合理；第三，对于合法的诉求要依法展开调查，在调查中公众的参与很重要，确保调查的客观、中立；第四，调查情况清楚后，行政决策或者决定要采取和公众民主协商的方式进行，吸纳公众的意见和建议，不能采纳的应说明理由，避免行政专断；第五，信息要及时有效的公开，事件调查情况等相关信息要通过发布公告的形式公之于众，确保信息的权威和准确，避免虚假信息扩散，掌握信息主动权；第六，对于违法行为，不姑息，不放纵，应追究法律责任的依法进行，行政权力不干预司法行为；第七，保护合法信访、制止违法闹访，推动各类信访问题在法治轨道内妥善解决。

（三）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落实维稳责任。要不断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促进已建立起来的监督体系和监督制度能够在监督合力和实效上不断增强。其次是加强问责制度的完善与实施工作，如不断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保证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监督有力有效。同时，在公务员的晋升过程中，要将“法治状况”引入领导干部绩效考核和选拔任用标准之中，并且应该占很大的分量，才能让法治思维成为领导干部主动自觉的惯性思维方式，充分体现对他们的法治意识、运用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考察，如果在这方面有突出表现的，甚至可以作为提拔的条件。

（四）要真抓实干。习近平同志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就要求我们要避免说空话，说大话，否则就会像赵括一样，只能是纸上谈兵，最终兵败而亡，误己误国。我们化解社会矛盾、搞稳定工作，也要做到说实话、做实事。在法律的框架下，在法治的轨道上，在创新社会管理上真抓实干，努力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纠纷，让人民群众享受到更多的亲情化管理和人性化服务，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好地保障人民权益，更好地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我们相信，在十八大精神的指引下，熟练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将显示出无比旺盛的活力和无限美好的未来。

浅谈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篇2

一、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涵义及当前存在的问题

从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内涵看, 笔者认为, “法治思维”注重的是领导干部要将法治的理念贯穿于决策的过程和行政行为的始终, 使领导干部在主观上能够自觉运用法律规定、法的原则、法的理念来作出行政决策, 影响行政行为。“法治方式”更加注重的是领导干部要善于运用法治的措施、方法、手段来作出行政行为, 而且报告也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指出了应用的范围, 即“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 这四个方面是对能力应用范围的明确, 也是能力运用方面的具体要求。

当前, 社会处于矛盾凸显期, 群体性事件频发, 人们权利意识不断提高, 这些对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都提出了新的挑战。法院判决执行难问题, 执法不严问题, 贪污腐败问题, 以及求人不求法的现象依然存在, 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心, 影响了领导干部法治能力的提升。有一些领导干部将法律知识的掌握等同于法治能力的提升, 这既是个人认识的误区, 也为领导干部的培训环境提出了新的要求。

切实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既要从领导干部自身入手, 不断增强法律知识的积累、尊重法律、主动运用法律, 也要不断完善领导干部提升法治能力、依法行政的外部条件。本文着重分析几个影响领导干部法治能力的外部条件。

二、塑造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的外部条件

完善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的外部条件, 要在体制机制上、领导干部的政绩考评上增加法治内容的权重, 这一点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施行, 它能够有效地促进领导干部主动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除此之外, 还要进一步完善全社会的法律意识, 做到违法必究, 树立法治权威, 在法治培训中要将法治方式也作为领导干部的培训重点。

(一) 进一步加强全社会每一名公民法律意识的培养

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切实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和运用法治方式的能力, 要提高领导干部学法、守法、用法的意识, 提高领导干部的个人能力和法治素养, 同时还需要社会的共同努力、共同推进, 特别是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公民法律意识的培养尤为重要。网络反腐、微博实名举报这些新兴的社会公众参与监督的方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一大批贪官纷纷落马, 焦点访谈等电视节目多年来一直在用法治的视角去发现地方政府和个别部门行政行为中存在的侵害百姓权益的问题。这些都是社会公众监督的力量, 这种力量是整个社会法治环境的一部分, 推动着每一名领导干部增强自身法治能力的进程。我国的传统观念中的“息事宁人”、“厌讼”、“和为贵”等观念在创建和谐社会的今天的确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同时也要看到, 正是由于很多公民对于某些政府违法行为的无限容忍, 使某些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不能够意识到自身行为的失当甚至违法, 此外, 重关系, 轻规则的观念影响也很严重, 这些都在客观上阻碍了领导干部法治能力的提升和建设法治政府的进程。我国法治社会的建立, 除了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之外, 社会公众的积极护法也功不可没。因此, 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 守法以及护法的行为, 有利于及时发现领导干部作出行政决策和行政行为中的不合法之处, 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信访、媒体曝光等途径, 使领导干部的违法决策和行为能够被及时发现和纠正。从而从外在环境上形成倒逼机制, 促进领导干部法治能力的提升。

(二) 通过对违法行政行为的处罚、每一个判决强有力的执行塑造法律权威

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一个社会中法律地位的权威性, 既是领导干部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的外在环境, 也关系着领导干部自身的法律信仰, 它直接影响着领导干部的个人行为选择。法院判决执行难问题, 执法不严的问题, 影响了社会公众对法律权威性的认同。使司法权在百姓心中出现了弱化, 在一些公众看来, 媒体的曝光、上级部门的关注与督促都比法院的一纸判决要便捷、有成效得多。在社会公众中法律至上的观念仍须树立, 在广大领导干部心中也是如此。如果大部分违法行政行为都不能够被及时发现, 或者即使发现了也没有被及时追责, 被追责的只是一小部分, 就会在领导干部中形成法律可以变通执行或者不执行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 使领导干部能够主动运用法治思维进行行政决策, 并在具体行政行为中适用法治方式, 只能是对领导干部的个人法治修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伯尔曼曾经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形同虚设”。对领导干部在法治能力建设上的新要求的具体落实情况取决于领导干部对法律的信仰, 只有法律至上的权威地位在实践中真正得以确立, 法治才会成为领导干部在作出行政行为时首先选择适用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三) 在新的能力要求下, 要与时俱进改变培训方法, 营造法治氛围

在领导干部的法治培训中, 除了进一步加强法律知识的培训之外, 还要把国内外优秀的法治方法、措施、手段作为培训的重点。笔者认为, 法治思维以行为的合法性考量作为基础, 而法治方式, 除了法律法规中明确的行为方式指引之外, 还需要大量法治实践中积累的优秀经验的积淀。领导干部可以通过学习总结国内外优秀的法治案例而习得, 成为同类问题可供参考的法治方式。因为我国与国外很多先进国家所属法系、法律规定不同, 在学习国外先进的法治方式中, 重点学习总结与我国法律规定相一致的法治精神、法治原则;在学习国内其他地方运用法治方式的先进经验中, 要总结与自己所在地区相似的法治方面的省情、市情, 为我所用。通过学习, 让领导干部切实看到感受到正确运用法治方式的积极效果。对每一次运用法治方式的法治实践不断总结提升, 这些都将进一步丰富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 切实提升领导干部执政的法治水平。

综上所述, 能力的提升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 切实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 需要领导干部个人有意识的提高能力修养, 也需要提高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司法的权威性、培训的针对性, 为新时期领导干部执政的法治水平提升营造一个良好的外在环境, 从而加快推进我国法治化进程, 使法治真正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摘要：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能力的提升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 需要领导干部个人有意识的提高能力修养, 也需要提高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司法的权威性、培训的针对性, 为新时期领导干部执政的法治水平提升营造一个良好的外在环境, 从而加快推进我国法治化进程, 使法治真正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关键词：法治思维,法治方式,依法治国

参考文献

[1]刘锐, 无规矩, 不成方圆[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2

浅谈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篇3

关键词：法治思维；预防；社会矛盾

中图分类号：DF7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8-0072-01

一、典型事件中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一）“枫桥经验”中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是“枫桥经验”的形象概括。20世紀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之后，“枫桥经验”得到不断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党政动手，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枫桥新经验，成为新时期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典范。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又就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调解和教育并重是“枫桥经验”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枫桥镇在各居委会、村、甚至重点企业都建立了相应的调解组织，每年成功调处民间纠纷1000多起，成功率97.2%，其中80%在村一级得到解決。建立健全具有自身特点的基层民主法治是“枫桥经验”运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另一重要特点。法制要有自己的特色，不能照搬西方法律，基层民主法治是推动和提升国家民主法治建设进程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民主法治建設的关键环节。枫桥镇在加强基层民主，完善基层法制建設方面，推动村民自治，保証基层群众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教育。

（二）“瓮安事件”和“乌坎事件”中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1.做好信息公开工作。

瓮安事件发生后，相关部门立即对瓮安事件做了客观公正的通报，安定了民心，终止了谣言。同样，乌坎事件的解决同样离不开信息公开工作，广东省委政府十分重视信息公开，并且将阶段性的处理结果、乌坎村民的诉求、最终制定的解决方案，也一并向大众公开，重新树立了政府的法治形象和诚信形象，从而推动了整个事态的平息。

2.调查事件原因，依法解决矛盾纠纷。

社会矛盾发生之后，首当其冲的就是调查事件的起因，并依照法定程序对社会矛盾发生的争议、纠纷、问题进行调节和沟通，同时注意调解的方式和方法。依法解决矛盾纠纷是指按照法治思维、法律原则和法律精神以及法律规定来解决问题，而不是一味地给予大闹大解决的那一类群众超出法律规定范围以外的解决方案，否则不仅不在群众中威信扫地，更会造成更多闹访缠访的现象。瓮安事件和乌坎事件最终能够得到妥善解决，都得益于政府拿出了可靠的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从而化解了矛盾纠纷。

3.对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要追究刑事责任。

瓮安事件从一起少女溺亡案件，最终发展成为众多无关人员参与的打砸抢事件，已经属于骚乱事件，在将近七个小时的时间里，三百多人直接参与打砸抢事件，造成三座大楼、交通工具以及办公设施的严重损毁，一百五十多人受伤。对瓮安事件中带头打砸抢的人员必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乌坎事件性质不同，参与其中的基本都是本村村民，个别情绪激动的，属于表达意见过程中的激烈举动，不认定为犯罪活动、流氓活动，不追究法律责任。

二、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

社会会矛盾发生后要依法妥善处理，但是更重要的在于预防，防患于未然找到引发社会矛盾的原因和根源，之后尽最大的努力消除原因和根源，积极做好应对措施。

（一）依法行政，建设诚信政府、法治政府。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猛，成绩举世瞩目，但是问题依旧很多，比如经济发展粗放、经济发展方式单一、社会贫富差距增大等等，百姓与企业甚至政府的对抗也表现在很多层面，比如在农村土地流转、村民搬迁、生态保护、城市房屋拆迁、农村土地征收等层面。通过瓮安时间和乌坎事件，也可以看出，社会矛盾的爆发并非短时间累积而成的，这跟地方政府的法治水平，管理水平和地方秩序有很大的关联。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消除社会矛盾的根源，核心就在于地方政府是否能够做到依法行政。一些地方政府，在重大项目的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没有给百姓应有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机制保障措施方面更是缺乏。因此，与群众密切相关的重大项目决策，首先应当贯彻公正公开的程序，科学分配利益平衡事宜是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关键之关键。另外，政府依法行政尤为重要，只有建立起建设一个诚信的政府，建成一个法治的社会，才能真正做到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

（二）变刚性维稳为制度维稳，依法化解社会矛盾。

习总书记在2012年12月4日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讲话上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条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也就是说，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和维护稳定，首先要做的转变维稳思路，从刚性维稳向制度维稳转变，从压制打击向沟通调解转变，通过多重方法从信访不信法向信法转变，积极推动社会矛盾在法治途径内解决。

（三）依法善用慎用警力，维护公安机关依法行政的形象。

在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过程当中，一旦出现示威、游行、静坐、抗议等群众有组织的行动，公安干警人员往往都冲在第一线，因此，善用慎用警力，维护公安机关依法行政的形象变得尤为重要，甚至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公安机关有权利也有义务动用警力维护国家安全，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但是不适当地、频繁地动用警力，甚至违法使用警力，都会对公安机关的形象造成极大的伤害。善用慎用警力与不用警力不能一日而语，需要区分清楚。

（四）做好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建立健全预警和监测机制。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篇4

法治思维就是以法治的理念和法律的精神为导向，运用法律原则、法律规则思考和处理问题的观念和意识。法治方式则是运用法治思维从事法律活动及其他社会活动的途径和方法。

历史发展到今天，相较于道德、宗教和其他社会规范，法律调整具有一般性、逻辑性、稳定性、程序性、可预期性和权力保障性等优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将法律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中心环节和主要调整手段。由此，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要求和主导方式。

分析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核心内涵，包含以下几个基本要求：

第一，坚持人民主权，处理好民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民主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民主的保障。树立法治思维，首先要求树立民主思维，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其次要发扬人民民主，科学民主决策;再次要尊重和保障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自主权。

第二，尊重和保障人权、完善公民权利体系并监督其实现。尊重和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利是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强大动力。，“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为全面推进人权和公民权利保障提供了雄厚的制度依据。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必须以法律权利体系的完备为基础，以健全和落实宪法监督制度和宪法解释程序机制为抓手。

第三，促进和保障社会公平正义。要依法实现权利的平等、机会的平等、规则的平等，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保证人民群众在遇到法律问题或者权利受到侵害时能获得及时有效的法律帮助;要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第四，弘扬理性精神，坚持严格规范文明执法。值此改革的关键阶段和矛盾高发期，地方政府的相关部门，如城管、警察、工商税务等经常面对各种冲突和问题，对此要创新执法体制，完善执法程序，推进综合执法，严格执法责任。

第五，夯实程序观念和法治精神，遵循正当程序。在现代社会，程序法(立法程序、行政程序、司法程序、选举程序等)是否完备并得到严格的遵守执行，是衡量国家法治文明、司法公正、诉讼民主、人权保障程度的重要标志。法治实践中，一切事情都按程序办、按规则办，必然会大大降低出现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的可能性。

当前法治实践中，要强调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

一、深化改革中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改革是“变”，法治是“定”，一动一静，二者天然存在一定的矛盾，必须妥善、辩证地处理好改革和法治的关系。一方面，必须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以法治引导改革方向，以法治规范改革程序，以法治确定改革方式，以法治保障改革成果，唯如此才能理顺二者关系。另一方面，要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通过立改废释等多种途径，让改革与法治良性互动。

二、推动发展中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以人为本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科学发展的逻辑起点。依法促进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与国际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内在要义;处理好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关系，是制度目标;善于运用法治方式解决房屋拆迁、土地征用、土地承包转让、林权改革、环境保护、资源开发等方面的突出问题，优化发展的法治环境，是当务之急。

三、化解矛盾中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法治是最大的社会公约数。在法律框架内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惩治各类犯罪、维护政治安全，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预期、赢得人民群众拥护和社会支持，使法治成为社会安定有序的压舱石。要处理好法理情的关系，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要重视和善用司法作为矛盾终结机制的制度与方法，维护司法尊严、权威和公正。

四、维护稳定中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实现维权与维稳的统一。要把执法司法权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关键是明确执法司法权都由法律授予;没有法律授权，不得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实施执法司法行为。要把严格公正执法司法与理性文明执法司法结合起来。

浅谈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篇5

3月1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希望全军认真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部署，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并重点就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提出要求。他强调，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是我们长期探索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规律的重大成果，是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他指出，要强化法治保障，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军民融合发展。

规范完善军队福利待遇

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日前印发《关于规范完善军队人员有关福利待遇的若干规定》。《规定》主要对现行福利待遇制度之外，政策规定不明确、不易把握的相关待遇问题予以明确，明确了官兵应当享受的合理福利待遇及标准。《规定》的印发，为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维护官兵合法权益，提供了制度保障。

今年首轮中央巡视全面展开

中央第八巡视组近日进驻中国南方电网公司开展专项巡视工作。至此，今年首轮中央巡视工作全面展开。中央巡视组大约工作2个月，设专门值班电话、专门邮政信箱等，受理反映巡视单位领导班子成员、下一级领导班子成员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党风廉政建设、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执行政治纪律和选拔任用干部方面的举报和反映。

建立国家机关违纪通报曝光制度

中央国家机关工委3月6日印发《关于中央国家机关违纪案件通报曝光工作的规定（试行）》，建立规范化、科学化的违纪案件通报曝光制度，通过公众传播媒介公开有关党纪处分典型案件情况。规定提出，由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纪工委查处或批准，向纪工委备案以及其他由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查处的党纪处分案件，除涉及党和国家秘密的，都可以在中央国家机关党组织范围内发文通报。

开查央企境外资产

国务院国资委网站3月17日发布《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2015年度集中重点检查项目和境外国有资产检查项目服务采购招标公告》，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将通过采购第三方服务方式检查央企境外“家底”。此番采购服务招标项目分为7个包，其中，4个包为集中重点检查项目，3个包为境外国有资产检查项目。

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范围再次扩大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3月18日发布《关于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通知指出，自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20万元（含2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部署推进大众创新创业工作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部署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工作。《意见》明确，推进大众创新创业要坚持市场导向、加强政策集成、强化开放共享、创新服务模式。

中国好声音

■ 《政府工作报告》要实现真利民真惠民，必须将“白纸黑字”兑现为“真抓实干”，用实际行动兑现对人民的承诺―― 新华网

■ 比实现数据指标、刚性任务更有意义的是，在民生领域改革中，“公平”这条主线越发闪亮 ―― 《人民日报》

■ 一个农民一个家庭真正挪到城里，没有三四代做不到 ――政协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

■ 要逐步改变社会上对“好职业”和“坏职业”的偏见，要让蓝领看到，他们并非永远被定义在社会的下层，这种地位是可变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

中国经济从速度上，要适应从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转变为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从内涵上，要从粗放式发展转向集约式发展。中国经济到了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头，当务之急是要寻找新引擎。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已然告别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增长，步入更追求质量与效益的时代。这也是一个中国经济前所未有的时代，挑战与机遇并存。

习近平提出“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重构政治生态的工作艰巨繁重”，王岐山提出“治病树、拔烂树，坚决遏制住腐败蔓延势头”。此次反腐可谓又一次的“砍树救林”。

浅谈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篇6

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条例》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有关反腐倡廉建设重大决策部署，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立足青海省情，坚持教育、制度、监督并重原则，建立健全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目标原则、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明确规定了各地、各单位预防职务犯罪应承担的职责任务，以及不履行职责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有效解决了以往各地、各单位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职责不清、权利义务不明、工作不规范等问题，充分体现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新理念、新措施。

长期以来，青海省高度重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不断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对策措施、推进制度机制建设，在加大惩治力度的同时，积极探索总结有效预防的途径和办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在各地、各单位通力合作和努力推进下，全社会预防职务犯罪的责任意识进一步提高，落实任务措施的积极性、主动性进一步增强，合力推进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社会氛围越来越浓，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但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在工程项目建设、政府物资采购、医药器械购销、土地及矿产资源配置、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中，职务犯罪仍然时有发生，有的甚至十分严重，反腐败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因此，在坚决惩治职务犯罪的同时，更加有效预防职务犯罪，确保国家工作人员干净干事、廉洁履职，既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更是一项法律性、政策性、社会性很强的系统工程，需要各地、各单位密切配合和全社会共同参与支持，努力形成党政齐抓共管、各方协作配合、社会整体推进的良好发展环境。

《条例》作为预防职务犯罪的地方性法规，对构建社会化预防工作格局将发挥重要作用。贯彻落实《条例》，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必须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全面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

要加强学习宣传。全省各级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领导机构要率先抓好自身的学习，先学一步，学深学透，尤其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准确把握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组织原则、领导体制和工作机

制，明确加强组织领导的职责任务和措施办法，增强运用《条例》指导和推进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各地、各单位要在各级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领导机构的统一安排下，组织广大干部职工原原本本、全面系统地学习《条例》，深刻领会《条例》的法律精神，准确把握职务犯罪的概念定义，明确个人及相关组织在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应承担的职责要求和法律责任，增强法治意识，切实提高贯彻执行《条例》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各地、各单位应组织新闻媒体和大众传媒广泛开展《条例》的宣传教育，同时结合民族地区实际，印发民族文字宣传材料，举办双语宣讲和专题辅导等活动，使《条例》精神深入群众，为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所了解、所掌握，打牢落实《条例》的群众基础。

要认真履行职责。《条例》明确规定了各有关单位的预防职责、预防措施及监督保障工作，全省各级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要严格按照《条例》的规定，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落实各项任务措施和工作要求，加强制度建设，严格监督管理，善于发现和解决问题，着力建立健全内部防范机制，扎紧第一道篱笆、把好第一道关口，做好本单位、本系统的源头预防工作。检察、审判、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机关要严格履行《条例》赋予的职责任务，认真落实执法执纪监督职责，强化措施手段，严肃查处违法违纪行为，加强警示教育，完善预防措施，切实提升监督能力和水平，充分发挥惩治和预防的综合作用。要深化制度机制创新，深入推进政务公开及重大事项公众参与、专家论证、社会听证等工作，加快公

共资源市场化交易平台建设，健全和完善企事业单位党务、事务公开等机制，增强民主监督、民主管理，推进综合治理。

要加强组织协调。全省各级党政组织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高度重视《条例》的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工作。要把《条例》的执行作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作为推进惩防体系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找准切入点，提高融合度，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各级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领导机构要认真履行组织实施和综合协调职责，不断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完善措施办法。重点工作要集体研究，重大事项和问题要民主决策，重要情况要及时通报，着力提升组织协调能力和水平，充分发挥组织协调的职能作用。全省各级人大要加强对《条例》实施的监督，适时开展《条例》实施情况的执法检查，对不依法履行职责、贯彻执行不力等问题，要严格查纠整改，通过人大及其常委会强有力的监督，确保《条例》全面得到贯彻落实。

要严格落实法律责任。全省各级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要明确把握《条例》规定的法律责任，依法履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职责，坚决防止和避免工作中出现失察失职甚至渎职行为，根据法定的责任和要求，抓好职责范围内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检察、审判、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严格按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依法依纪履行监督职责，坚决在法律授权和规定的范围内开展工作，防止和避免违规执法执纪。要畅通群众信

浅谈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篇7

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 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良好的法律”1, 这个思想构成了当代法治思想的精髓。“法治思维”是指将法治理念运用于认识、分析、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 是一种以法律规范为准绳的理性思考方式。“法治方式”则是法治思维的外在行为表现, 与法治思维是外在和内在的关系。各国的反腐实践证明, 根治腐败这个恶性毒瘤最好的工具是法律。法治反腐模式作为一种规范性、程序性、强制性的模式, 是目前构建反腐倡廉长效机制的最佳模式。

一、法治反腐是构建反腐倡廉长效机制的最佳模式

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传统反腐模式经历了政治运动反腐、组织反腐以及制度反腐。这些反腐模式在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均属于阶段性产物, 其时效性与长效性存在矛盾与冲突, 权力的存在决定反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与传统反腐模式相比, 法治反腐模式对构建反腐倡廉长效机制具有明显优势。

1. 实现人治反腐向法治反腐转变

“政治运动型反腐”是指发动广大人民群众以运动的形式检举、揭发和参与惩处腐败的反腐方式2, 如“三反”“五反”等典型政治运动反腐, 其反腐主体主要依靠领导和政府的指示。“组织反腐”是从腐败主体角度进行监督和控制3, 如1982-1983年打击经济领域中腐败犯罪的斗争。该模式的反腐主体主要依靠领导或组织集体意志, 更多体现的是组织内领导者或者少数人意志。“制度反腐”的主体范围则十分广泛, 上至国务院, 下至基层各级政府, 凡具备管理职能的机构几乎都可以成为制度反腐的主体, 均可在职权范围内制定相应反腐制度。制度反腐设定的制度除法律制度之外, 还包含基于其他主体意志所制定的政策、指示、命令及单个单位规定等。

综上所述, 这三种反腐模式的主体最终都落在少部分领导或组织上, 体现人的意志高于法律意志, 充满着人治色彩。与人治呈根本对立, 法治反腐是指通过制定和实施法律, 规范和限制公权力行使的范围、方式和程序, 为公权力的执掌者创造一个公正、透明的运作机制, 使公权力的执掌者“不想腐败、不敢腐败、不能腐败”, 从而达到降低和消除腐败的目标。法治下的反腐更具备“有法可依, 有章可循”的特点, 不会随领导人的更换而随意更换, 更具持续长效性。

2. 实现治标反腐向标本兼治转变

“治标”是对腐败行为发生后的处罚, 是一种补救腐败后果的治理方式。“标本兼治”是预防和惩罚结合的治理方式。我国传统三种反腐模式主要侧重于对腐败行为的惩处, 体现为治标反腐。“依法治国”的理念与标本兼治反腐是互相契合的。第一, 法治反腐模式为标本兼治提供制度依据。法治反腐以法律至上为理念, 而法律是构建预防腐败和惩罚腐败的制度要件, 能将“治标”与“治本”有效衔接起来。第二, 法治反腐模式为标本兼治提供强制保障。实践表明, 仅仅通过提高思想道德进行自觉反腐是不现实的, 没有权威的强制力作为坚强后盾, 即使制定科学合理的反腐措施都难以实现或者长久保持良好状态, 犹如“牛栏关猫”, 使反腐措施受到权力压制而得不到实现。法律权威所具备的强制力是其他政策、规章、制度所欠缺的, 故法治反腐模式下的强制力正是“关猫”最后有效的“栅栏”。

3. 实现单一治理向联动治理转变

“单一治理”是指通过一种方式对腐败进行治理。“联动治理”是相对于单一治理而言的, 是指多种反腐方式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互补充而构成的一个有序的、动态的、程序化的治理系统。单一治理方式在我国传统反腐模式中运用比较明显, 如在政治运动反腐模式下, 我国当时治理腐败的重点方式是通过发动群众运动实现惩治腐败, 方式单一, 缺乏多样化。法治反腐模式的确立则打破了传统反腐的这一格局, 法治反腐模式是强调以法治理念为前提, 多种反腐主体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实施的反腐行为。我国法治反腐下的联动治理表现为党委领导, 纪委、监察、司法、行政分工负责而又相互配合的反腐机制, 同时有效结合网络、媒体、社会组织的反腐积极作用。可见, 相对于传统反腐模式的单一治理而言, 现行法治模式下的联动治理机制具有明显的优势。

4. 实现分散治理向统一治理转变

“分散治理”主要表现为在同样腐败行为和结果的情形下, 由于身份、背景、职位不同而获得不同处罚的现象。“同事不同罚”的分散治理在我国传统反腐实践中比较常见, 这既是传统反腐模式突出的缺陷, 也是我国反腐实践不能得到社会信任的主要原因。造成分散治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缺乏统一的反腐模式, 即缺乏严格、规范、统一的法律系统。自我国确立法治原则以来, 反腐倡廉逐渐走向统一治理。在法治反腐模式下, 处理国家公务人员的腐败行为要做到处罚标准一致、判决与执行一致、此当事人与彼当事人一致等。我国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之一是法制的统一, 不仅仅包含国家立法统一, 也包含行政行为和司法行为的统一。法治反腐模式就是法制统一性的外在具体表现, 直接体现出反腐败的统一性, 包含反腐形式与实质的统一。

二、我国反腐倡廉长效机制存在的缺陷

1. 预防腐败机制缺乏可操作性

我国的反腐廉政建设重事后惩戒轻事前预防, 侧重治标反腐, 实际上, 完善预防腐败机制能从源头上有效抵制腐败, 其与惩戒腐败机制配合运行才能达到标本兼治。

目前我国预防腐败机制存在很多不足。第一, 廉政教育效果不理想。由于我国传统专制文化的长期影响, 加之受市场经济的利益驱使以及西方腐朽思想的侵蚀, 党员干部的廉政教育面临诸多考验。然而实践开展的廉政教育往往仅停留在口头上宣扬自觉抵御各种腐败, 而没有切实可操作的具体操作细则, 缺乏实质效果。第二, 廉政教育的对象不全面。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腐败形式呈现多样化, 利益驱使让受贿已成为腐败案之最, 而商业行贿恰恰是政府干部受贿的主要源头, 行贿者多为私人商业部门的从业者, 而我国廉洁教育的对象主要集中于党员领导干部, 没有把重点腐败领域的工作人员纳入廉洁教育的范畴, 致使一些党员干部抵制不住经济诱惑由“好同志”转成“阶下囚”。

2. 监督腐败机制缺乏权力制衡

目前我国建立了庞大的政治监督体系, 其触角遍布社会各个领域, 然而腐败现象仍然相当严重, 主要是因为我国的政治监督体系缺乏有效的权力制衡, 个人把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无权的监督则是无效的监督, 监督主体必须具有更大的权力, 至少也要与他要去限制的权力一样大, 并且具备独立性, 才能有效制约监督客体。”4

我国监督权存在严重失衡的问题。第一, 各级纪检委缺乏独立性。同级纪委在行使监督权时受制于同级党委, 其调查的对象、时间、方式要向同级党委汇报, 出现监督主体受制于监督客体的尴尬现象。纪委书记的职权与话语权不如同级党委的主要领导, 这种“下级监督上级”的局面阻碍了纪委监督作用的发挥常态化。第二, 纪委监督只有纪律监督, 缺乏决策监督。这种体制在运行过程中会存在巨大缺陷, 腐败者可以利用自身拥有的特定决策权, 直接干预纪检委查办案件。同时, 腐败者拥有的决策权以及庞大的关系网能够左右反腐工作人员的职业前景与仕途命运, 使监督权的实施面临强大的阻力。

3. 惩戒腐败机制缺乏处罚力度

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 当预期收益大于腐败的预期成本时则倾向于实施腐败行为。因此, 遏制腐败必须让腐败预期成本大幅超过收益预期, 打击投机心理, 使其无利可图。

目前我国惩戒腐败机制的运行缺乏力度。第一, 腐败成本低于腐败收益。我国刑法侧重自由刑, 忽视财产刑, 对腐败者的经济打击严重缺乏力度。如在受贿罪中, 个人受贿数额只有在5万元以上, 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但仍没有罚金刑。在行贿罪中, 只在“情节特别严重”时 (行贿数额在50万以上不满100万并出现‘情节严重’时) , 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第二, 对行贿的追究过于宽容。我国司法实践重受贿轻行贿, 个人行贿数额在1万以上, 单位行贿数额在20万以上为立案标准, 远远超过受贿“起刑点”。此外, 我国《刑法》对行贿人有自首的特别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 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换言之, 行贿是一种低风险高回报的利益行为, 一旦东窗事发, 可以通过检举揭发受贿人戴罪立功规避法律制裁, 行贿的泛滥直接导致受贿的泛滥。

4. 问责腐败机制缺乏持续常态

世界银行专家组研究指出:“腐败、特殊利益团体和对政府的俘获是发展中国家良政治理和法制建设之路上的三只拦路虎。目前形成的共识是, 解决以上问题和保护公众利益的最佳方法是加强对政府的‘问责’。”5问责制是指问责主体对其职权范围内各级组织和成员承担职责与义务的履行情况, 实施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责任追究制度。“问责文化”为反腐倡廉提供了“软件支撑”。

我国的问责制于2003年“非典”疫情之后在实践中展开, 由于发展的时间短, 目前我国问责制的实施缺乏常态化。第一, 问责范围过窄。问责的焦点往往集中在通过举报、工作事故、媒体曝光的重大事故上, 对存在隐患但未曝光的小事件常被忽视, 还没有实现由“风暴式”“个案式”问责向“治本”“常态式”问责的转换。第二, “终身责任制度”缺乏可操作性。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 但是, 对哪些行政事项纳入重大行政决策范畴还未制定出统一的依据。第三, “同体单一问责制”对高层领导缺乏权力制约。我国政府内部的问责以自上而下的同体单一问责为主, 在这种自上而下的问责体制下, 上级往往需要承担连带责任以及夹杂主观感情, 在问责实践中极易倾向于暗箱操作或避重就轻, 弱化问责力度, 难以保证问责效果。

三、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构建反腐倡廉长效机制的路径

1. 加强预防机制的法治教育

思想支配行为, 人的腐败首先是思想道德的腐败。只有从思想上遏制腐败动机, 才能有效预防腐败行为。法治思维是法治方式的“精神内核”, 培育反腐倡廉法治思维是构建预防腐败长效机制的前提。第一, 健全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的制度。要把学法用法的能力和业绩纳入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考评要素。完善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的相关规定和制度, 将依法办事、依法管理、依法决策等作为考评项目列入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基本条件, 促使领导干部“真学、善用、坚守”。第二, 普及法治教育, 创新“参与型培育”。在传统讲解式培育的基础之上, 组织公职人员以及社会成员代表参与行政复议、旁听案件审理、加入实地调研、举办“法治人物”评选等生动的法治教学实践活动, 使广大社会成员切实体会到法治就在身边, 提高对法治的价值认同、自觉性与自信心, 提升整个社会对法治思维的认知层次和运用法治方式处理问题的能力。

2. 完善监督机制的法治依据

构建反腐倡廉监督制度, 要以宪法与党章为根本法, 确保监督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在遵循权力配置运行规律的基础上, 结合权力腐败的特征, 完善监督腐败机制的法治依据。第一, 完善并落实“双重领导体制”。不少地方纪委查办案件时要得到同级党委同意后方能进行初核或查处, 严重影响腐败案件查办的独立性与及时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强调:“深化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 加强制度创新, 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党委和纪委的监督, 推动纪委双重领导体制落到实处。”在“双重领导体制”下, 纪委发现本地重大案件线索或者查办重大腐败案件时, 需要同时报告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 通过上级纪委对同级党委的制约, 确保同级纪委监督权的行使。第二, 完善对决策监督的法治依据。一方面, 坚持“大部门体制”改革方向, 对“决策、执行、监督”“三权”进行厘清, 以防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的矛盾以及权限冲突, 有助于监督部门与决策部门各司其职, 相互协调又相互制约。另一方面, 为了确保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以及最优化, 需要设定科学论证程序、展开事前调查、提前预告以及介入专业监管, 防止重大决策失误。

3. 强化惩戒机制的法治力度

通过法律制度预防和打击腐败, 是最普遍也是最有效的措施。严格惩戒, 有利于提高反腐效能, 构建党和政府工作人员“不能腐”的格局。第一, 加大“财产刑”的处罚力度。我们可以借鉴“亚洲最廉洁国家”新加坡实行的中央公积金制度, 即在在职公职人员每月工资中扣除一定比例的公积金, 存在银行里等其退休后才能支取。照此计算, 退休时会有一笔数目巨大的公积金可以支取, 既是福利, 又是一种廉洁保证金, 若腐败者被法律判决后, 他的公积金将全部上缴国库。同时, 新加坡重视经济处罚, 犯罪人职位越高, 处罚越重, 从而增加公务员腐败行为的成本预期, 大大降低腐败几率。第二, 受贿与行贿惩治并重。行贿和受贿在法律上是对合关系, 因为有了行贿才有受贿。行贿与受贿的目的都是利益驱动, 行贿人员获得的利益往往高于受贿人员利用职权所得的经济利益, 加上我国重受贿轻行贿的法律制度, 导致行贿泛滥, 随之增加公职人员受贿的几率, 所以必须加大对行贿自由刑和财产刑的处罚力度, 减少腐败的发生。

4. 提高问责机制的法治效率

大量实践证明, 问责制能够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 遏制权力腐败。问责制在我国发展还不成熟, 亟须提高问责机制的法治效率。第一, 制定统一政府责任制度。权责清晰是问责效率的前提, 对官员问责的对象、范围、方式以及“下马”官员重新启用的时间、条件与程序等, 必须做出明确可操作的规定。建议制定统一政府责任制度, 其内容不仅包括对政府责任从总体上的明示与失责的追惩, 而且要对各级政府之间、政府部门之间以及部门首长与非首长领导之间的责任都做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第二, 加快“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相关的立法。为了确保“终身责任制度”的有效实施, 国家要尽早出台《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条例》, 在符合宪法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的前提下, 科学量化“重大行政决策”的范围, 避免弹性过大不可操作的情况。第三, 完善“异体问责制度”。为了弥补“同体问责主体”制度的缺陷, 需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问责、社会公众问责的作用。同时, 必须贯彻落实“两个责任”制度, 即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 提高对各级领导干部的问责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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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守芬, 李淳.新加坡廉政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4-5.

[3]陈海英.新时期我国反腐倡廉机制的完善与创新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 2015:83-219.

[4]聂帅钧.构建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的困境与路径选择[J].行政与法, 2015 (4) .

[5]陈金钊.对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诠释[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13 (02) .

浅谈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篇8

[关键词]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法治理念；法律自信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这一论述的提出，对于深化改革、推动发展、维护稳定具有重大意义，更从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高度，提出了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决策的新思路。

近年来社会上发生的一些违法征收土地、违法拆除建筑物，任意侵犯公民正当权利事件，折射出个别领导干部法治意识较为淡薄，这势必影响党的执政水平，影响依法治国方略的全面落实，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新形势下如何提高领导干部向“法治”思维转变，关键在于提高各级领导干部运用法律的实效性，做到学以致用。

一、以法治宣传教育为先导，增强法治理念

领导干部只有具备了一定的法律素养，增强了法治理念，才能在履行自身职责的过程当中不断提高依法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能力，从而适应新时期、新形势下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需要。通过普及法律知识，使领导干部提升其法律素养，增强领导干部正能量，进而使领导干部形成法律信仰，增强法治理念。

法治宣传教育以法治基本理论为主要内容，涉及依法行政、法治政府建设、法治社会建设、法治国家建设等方面。让领导干部切实领会社会主义法治的理念精髓，切实领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离不开法治思维，依法行政离不开法治思维。以此增强领导干部内心的法律信仰、法律自信，最终在领导干部内心深处形成法治理念。法治理念的最终形成对于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养成、法治方式的运用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以群众利益为中心，责任与监督并重

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在进行重大决策时没有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行政权干预决策的问题比较突出，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有的领导干部遇到应该由法律调整的问题，却运用非法律手段解决，如用行政手段干预来解决问题；有的领导干部对法律不熟悉、不了解执法程序，不能严格依法执法。这充分说明，提高各级领导干部法律素质、提升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的迫切性。在实际工作中，依法行政是针对全体公务人员的，法治应体现在法律被公务人员的信仰中。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严格执法用法制度，通过落实责任、严格监督来促进各级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的提升。

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到权责是统一的。法律赋予领导干部相应的权力，同时也要求领导干部承担相应的责任。作为领导干部要始终把责任意识放在工作的中心，无论在何种情形下，要意识到权力来自于人民，所做的任何行政决策都要为此承担法律责任，承担自身做出的行政决策的不利后果，将没有无责任的行政决策的法治意识贯彻始终。

同時，对领导干部的日常行政工作做常态化的监督。没有监督的行政决策必将偏离法治的轨道。通过常态化的监督，使领导干部深刻体会权责的统一。通过有效监督途径，使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得到提升。其中网络作为新兴的信息媒介，在当今中国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监督角色，其对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的提高作用毋庸置疑。

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高领导干部依法履职水平

对于领导干部考核应形成长效化机制。长期以来考核内容中并不包含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决策等法治内容。因此，领导干部主动提高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主观意愿并不强烈。这导致个别本身缺乏法治素养的领导干部对法治思维需求变得更不迫切。适时完善现有的领导干部考核机制迫在眉睫。应将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决策纳入对领导干部的考核内容。完善适应当前形势考核评价机制。大力提拔善于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领导干部，树立正面典型的引导作用。对于那些坚持人治思维，违背法治思维的责任人，要依法问责、追责。只有这样，在管理领域摒弃人治思维，提倡法治思维，才能促使领导干部不断提高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治国理政的能力

四、以执法为民为宗旨，深入法治实践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提升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的必由之路。更关键在于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学法用法活动的实效性，做到知行合一，学以致用。领导干部应多深入基层，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现实问题，通过运用法治思维解决问题提升自身的法治素养。没有实践的理论只能是纸上谈兵，夸夸其谈。应将领导干部指派到工作第一线，通过基层工作锻炼，体会执政为民的执法宗旨，通过法治实践不断践行，自身法治思维能力。领导干部通过参与解决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总之，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的提升，对于建设法治政府，建设法治国家，建设法治社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领导干部通过自身法治思维能力和法治方式的提高，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作出应有贡献。

[参考文献]

[1]丁国强.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N].人民法院报，2012

[2]缪蒂生.提升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N].法制日报，2012（12）.

[3]费德平.提升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能力[N].湖北日报.2012（12）.

[4]王其远.提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有效途径之浅见[OL].四川法制网.2013.

浅谈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篇9

李天一案件及其思考

1、法治思维方式的含义及与人治思维方式的区别

法律思维是排除个人主观的感情，依循法律逻辑，合理地从法律之立场，去思考问题、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台湾）王泽鉴

法治思维方式是指：人们按照法治的理念、原则、和标准判断、分析和处理问题的理性思维方式。“法治”已被普遍地接受为社会的理想治理方式。对于法治理想的实现，有两种途径，一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构建法治所需要具备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二是靠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地培养法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后者往往是法治的目标和归宿，只有在官员和民众法的生活方式成为一种常态时，我们才能说法治真正地实现了。

法治思维方式或称法律思维方式郑成良老师概括为以下几个特点：以权利与义务为分析线索、普遍性优于特殊性、合法性优于客观性、形式合理性优于实质合理性、理由优于结论。

2、法律思维的特征

（1）法律至上（讲法律）

法律至上就是法律最高，就是宪法至上，就是人民主权至上。所谓法律最高，即法律具有最高的权威性，人人受法律的支配，人人只受法律的支配。法律不仅支配着每一个人，而且统治、管理着整个社会，把全部的社会生活都纳入到一个制度化、规范化、法律化的框架之中，所有的人、组织、团体，所有的行为、事务都遵守、适用已知的法律、法律原则、法律规范。我们遵循法律至上原则，就是坚持法律的最高性，坚持宪法的至上性，坚持人民主权的至上性。这里主要讲的是法与情的pk，怎么样能达到双赢的结果？案例：相声演员艾国生，血染四合院。2006年11月南京男子彭宇因搀扶摔倒的老太太，反被告上法庭。2007年9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裁定彭宇补偿原告40%的损失，赔偿45876元。判决书称“从常理分析，彭宇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不是彭宇撞的老太太，他完全不用送她去医院”。

（2）权力制约（讲证据）

权力制约原则的定义是国家权力的各部分之间相互监督、彼此牵制,以保障公民权利的原则。

权力制约原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权与制衡原则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监督原则的总称，其存在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前提是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导致出现了一个不依附于土地、国家、教会、以商品经济为主的私人自治的领域。社会成员本身获得了私人意义上的“市民”和“公”意义上的国家公民两种身份。为了保证公共权力的行使不脱离人民的掌控，所以必然要寻求制约公共权力的机制。

如果司法权不与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孟德斯鸠

现代社会分权主要模式1.典型的美国式的三权分立形式。美国式的分权模式对其它国家产生过重要影响，当今许多国家比如委内瑞拉就沿袭了美国的这种模式。2.英国式的以议会为重点的分权模式。现在世界上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和实行议会共和制的国家都采用英国式的分权原则，比如日本、意大利、德国等。3.法国式的以行政为重点的分权模式。法国早在《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就依据孟德斯鸠的见解规定了：“任何社会，如果在其中不能使权利获得保障或者不能确立权力分立，即无宪法可言。”这一精神为法国现行宪法（1958年）所忠实地继承。

权力制约原则在社会主义宪法中的体现——社会主义宪法是在一种新型的国家理念下，来规划国家权力的所属和运行以及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因此，它力图克服资本主义国家因实行三权分立而产生的诸多弊端，更强调国家权力行使中的互相配合，更强调国家权力的统一与行使效率。但社会主义宪法并未因此而放弃权力制约原则，我国现行宪法就比较全面地体现了权力的分工与制约原则。

（3）、人权保障

人权保障原则：宪法在确认人民当家做主的基础上，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确保公民享受各种平等的权利和自由。人权是指人依据其自然属性和社会

本质所应平等享有的权利。在有德行的政治制度和宪政实践中，每个人都应享有被尊重和被保护的权利。德沃金说这就是政治道德的一种要求，甚至认为权利就是“个人握在手里的政治王牌”。

我们为什么要了解人权?儿童虐待，家庭暴力，死刑，体罚，强奸„„你的身边是否发生过侵犯人权的行为？如果侵犯人权情形无处不在，则人权与政府、与我们个人都有关系。

二战时期是一个人权屡遭践踏的时代：犹太人集中营、随意入侵别国等。今天又是一个人权话语泛滥的时代。美国随意干涉我国人权、**与热那亚以人权为借口肆意在我国境内制造恐怖事件。

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

——胡锦涛在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人权的“权”：三代同堂？

第一代人权第二代人权第三代人权性质防御权受益权集体权

背景17、18世纪自由主义19、20世纪社会主义20世纪末反帝国主义与环境保护

內容政治参与权、表达自由、公正审判社会保障权、健康权、受教育权、工作权发展权、民族自决权与环境权

（4）正当程序

正当程序是英美法系的一条重要的宪法原则；程序的正当性包含的价值是程序的中立、理性、排他、可操作、平等参与、自治、及时终结和公开；通过正当程序达到宪法的至信、至尊、至上从而实现宪法权威。

法律的正当程序（Due process of Law），通常又译为“正当法律程序”或“正当程序”。它作为一条重要的法治观念与宪法原则，起源于英国的“自然正义”，光大在美国，传播于全球。注重程序公正日益成为现代法治国家共同的价值取向。在我国，由于受“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影响，同时缺乏自然法的法律文化基础，程序意识相对落后，正当程序观念亦不发达。

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法谚

没有程序的正义就没有实体的正义。——法谚程序先于权利。——法谚

程序是法治和恣意而治的分水岭。——法谚

请问：公安机关能否在抓到李天一后直接将其送到法院审判吗？

公安机关侦查——检察院审查起诉——基层法院一审——中级法院二审（程序终结）

二、正确理解社会主义法律思维方式

（一）法律思维方式的含义和几种关系

1、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已经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好的法律”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法治的两大基本要素：法律的至上权威、法律本身的优良。为什么要树立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观念?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根本保证、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2、权利与权力的关系

区别：权利与权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属于法律上的概念后者则属政治上的概念两者存在密切的联系

联系：一方面权力以法律上的权利为基础以实现法律权利为目的权利作为一种法律上的资格又制约着权力的形式、程序、内容及过程各个方面；另一方面某些法律上权利的实现依赖一定的权力的行使两者也存在一定的一致性如都以追求一定的利益为目的；都有相应的法律上的规定和限制要求等等但两者却有显著的区别。

案例女子公交车上丢千余元现金近百乘客甘愿被搜身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我国《宪法》第51条

法律提供保护以对抗专断，它给人们以一种安全感和可靠感，并使人们不到在未来处于不祥的黑暗之中。——布鲁纳

3、权利和义务的关系

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是一致的，不可分割的，两者之间是互动的关系。没有义务，权利便不再存在；没有权利，便没有义务存在的必要。同时，权利和义务，又是为权力所保障的。作为法律所规定的权利的实现，当然离不开义务的履行；实质上，在此过程中，也是权力作用的结果。

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1）法律关系中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是指任何一项法律权利都有相对应的法律义务，二者是相互关联、对立统一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2）社会生活中的对等关系。这主要表现在权利义务的总量是大体相等的。如果权利的总量大于义务的总量，有的权利就是虚设的；如果义务总量大于权利总量，就有特权。

（3）功能上的互补关系。法律权利的享有有助于法律义务的积极履行。在许多情况下，不主张权利，义务人就不去履行义务。法律义务也是法律责任，义务规范要求的作为与不作为要令行禁止。法律主体如果都能这样对待义务，就必然有助于权利的实现，建立起良好的秩序。（4）价值选择中的主从关系。在任何类型的法律体系中，都是既有权利又有义务的，这样，才能通过法律对人们的社会行为进行调整。

4.自由与平等的关系

（1）依法行使和享有自由的权利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权利。

（2）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公民在守法上一律平等、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自由和平等是社会思想与行动的两个方面

第一只有自由平等才有可能，没有自由平等是句空话。（奴隶社会）

第二平等是自由的保证，这个你应该可以理解

第三自由会要求更多的平等，不管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思想方面

第四自由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自由，比如你不可能说我要天上的星星。平等也是相对的不可能有有绝对的平等就像你出生，不可能家里和外面的其他家族一样。

自由就是做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事情的权利。——西塞罗

5、实体与程序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