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模式

法治模式（通用10篇）

法治模式 篇1

摘要：本文针对当前大学生法治教育的现状, 结合法治教育的目标, 提出了“法治阶梯”教育模式。这个模式把大学生法律思维的启蒙、法治信念的培养与法治意识得到实践有机地统一在一起, 既能循序渐进, 又能做到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当然, 这个模式能否满足当前法治教育的需要, 还要在实践中不断检验。

关键词：大学生法治教育,“法治阶梯”教育模式,法治意识

1 传统模式存在的缺陷及原因

对大学生开展法治教育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基础性工作。当前我国各个高校把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作为法治教育的主要手段, 比起以前我国高校教育中法律教育内容的空白, 这确实是一种实现了从无到有的新跨越。但这种完全依赖课堂讲授的传统模式却存在着诸多的缺陷。

第一, 教育方式过于单一。课堂教学虽然是大学生法治教育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但由于教学方法过于单一, 教学过程比较枯燥, 导致学生学习兴趣比较缺乏, 学习动力不足, 由此教学效果也大打折扣。

第二, 专业师资力量不足。法治教育是一项法律专业性非常强的教育活动, 但目前在各大高校中真正聘任法律专业教师进行授课的情况还不够普遍, 很多高校的法治教育课主要还是由思政专业、教育管理专业的教师来担任, 这显然是不能满足法治教育需求的。

第三, 教学内容的比例设置不合理。从内容上来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013版) 这本教材只有两章包含法治教育的内容, 而且都以内容概述的方式进行编撰, 不利于学生从整体上进行学习和把握。其次, 课时安排也不合理。真正落实到法律制度这个内容的一般为6~8个课时, 在这么稀少的课时里, 一方面授课教师很难把法治教育的精髓讲深讲透, 另一方面, 学生们也不容易理解和掌握。当前的法治教育课在很大程度上其实还仅停留在普法宣传的层次上。

造成上述弊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有教育管理工作者在思想上没有认识到法治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重要性的因素, 也有在研究层面, 当前还缺乏可供选择的法治教育新模式的原因。因此在理论层面设计出一个操作性强、预期效果好的法治教育新模式是一项非常紧迫的课题。

2“法治阶梯”教育模式概述

法治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大学生的法治意识。笔者认为, 新的法治教育模式必须是大学生法律思维的启蒙、法治信念的培养与法治意识得到实践的相统一。从法律思维的启蒙到法治信念的培养再到法治意识的实践是一个阶梯式的递进过程, 我们把这种模式称为“法治阶梯”教育模式。这种模式里, 课堂教学主要负责大学生法律思维的启蒙, 庭审旁听活动负责大学生法治信念的培养, 而校园听证制度则承担着大学生法治意识的实践的重任。课堂教学、庭审旁听、校园听证制度这三者虽有分工, 但都是“法治阶梯”教育模式缺一不可的组成部分。

3“法治阶梯”教育模式的三个要素

3.1 要素之一:法律思维的启蒙——课堂教学

法律思维是一种规范性的思维, 它是法律人所特有的思维[1]。法治教育的目标无意要把每位受教育者都培养成法律人, 但是至少要在受教育者心中种下法律思维的种子, 从而实现法律思维的启蒙。课堂教学由于具有课程的规范性、知识的系统性等特点, 因而在启迪大学生的法律思维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其在法治教育中的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但真正要在课堂教学这个阶段完成法律思维的启蒙这个任务, 还需具备一些条件。

(1) 具有充足的法治教育师资队伍。如前所述, 数量充足的法律专业教师是实现法治教育目标的基本保证。由于各个高校的具体情况各有差异, 因此在配备师资时可以结合实际分步骤进行。对于本身拥有法学院的综合性大学而言, 尽可能的一步到位, 吸引本校经验丰富的法律专业教师承担法治教育课教学任务。对于其他高校, 可以先采用外聘教师的方式进行, 再逐步过渡到全部由自编法律专业教师进行授课的阶段。

(2) 教材需要重新修订, 课时量需要增加。首先要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一样, 需要编订一本独立的《大学生法治教育》课程教材, 这对于提升课堂教学的质量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其次, 该教材在内容编排上应重点突出以下三块内容:法理学概述、法制史概述及法律部门概述。法治教育课既然是一门学科, 那么在内容编排上必须符合学习论的一般规律, 即必须借助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才能完成对法治本质的把握, 而法理学和法制史这两门学科恰恰天然地符合了这一需求。法理学是法学的一般理论、基础理论和方法论, 它可以为大学生提供学习法律的入门知识。法制史则是研究法律及相关制度的发生、发展、演变及其规律的科学, 是鸟瞰古今法律全貌的一门基础性学科。学好这两门基础性学科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打开了通向法治教育目标的两扇大门。对于法律部门概述这块内容, 也应该根据法治教育的实际有所侧重, 把宪法、民商法、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相关法律部门有机地编入教材。

在确定了教材应该重点突破的方向之后, 接下来需要思考的便是如何具体编写的问题, 这有赖于法理学专家、法制史专家等相关法律学者们的不断实践和尝试。在此, 我们可以尝试性提出几个需要考虑的原则。原则之一:难易适中原则。法治教育的主体与法律专业人才培养的主体毕竟是不同的, 因此在不改变教学规律的前提之下, 应充分考虑教材普遍适用的特点。原则之二:课时量适中原则。课时量的设置既不过分增加学生们的学习负担, 也不应陷入蜻蜓点水式的教学模式。对此, 我们可以进行合理的参照, 对于一般法学院学生而言, 法理学的课时量在60课时左右, 法制史的课时量在30课时左右。那么对于法治教育课而言, 法理学概述的课时量可以设置在35课时左右, 法制史概述的课时量可以设置在20课时左右, 法律部门概述可以设置在35课时左右。这样总课时在90课时左右, 这90课时可以分配在两个学期里。当然, 这还需要反复实践才能获得比较理想的结果。

(3) 严格规范考试机制。期末考试制度是检验学习成果的一种重要手段, 考试制度的规范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效果。在一些高校, 期末考试制度是分类别的进行的, 对于专业课执行严格的考试制度, 一律采用闭卷的方式进行, 而对于一些公共课, 有些高校可能会采用开卷的方式进行。这其实是有偏差的, 因为如果从一开始学生就知道这门课程的门槛很低甚至没有设置门槛, 那么它就已经丧失了对学生的指引功能, 法治教育的目标更无从谈起。尽管考试制度不是衡量学生学习效果的唯一方法, 但是在大学这个特定的学习阶段里, 严格规范的考试制度将能为法治教育目标的实现提供重要的保证。

法治教育课教学改革的实证。大幅度的课堂教学改革, 是否会过分增加学生的学习压力, 学生能否适应这样的教学改革, 这些疑问确实是无可厚非的, 但事实证明这样的担心是多余的, 现举一实例加以佐证。笔者所在的学院, 对2008级38名社会工作的学生进行了教学改革试验。在社会工作专业培养总课时不变的前提下, 实行5+3的学习模式。即安排5个学期完成社会工作专业的课时量, 剩余3个学期用来学习法学专业知识。4年以后, 这38名学生中有26名学生报名参加司法考试, 报名率在68.4%, 当年一次性通过率在7.7%。毕业一年以后, 对这38名学生进行调查问卷表明:有92.1%的学生表示大学期间3个学期的法学教育, 对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职业生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有84.2%的学生表示, 自己确立起了法律思维, 并认为自己是个法律人了。以上事实说明, 对于一般大学生而言, 两个学期共90个课时的法治教育课是完全可以适应的。

3.2 要素之二:法治信念的培养——庭审旁听

法治信念是法治教育的核心要素之一。法律信念的确立与否与一个社会的教育内容、法制状况、文化特征和社会风气有着密切的联系[2]。对于培养大学生的法治信念而言, 庭审旁听活动能够发挥出其独特的作用。

(1) 庭审旁听活动的几个特质。第一, 旁听主体具有广泛性。根据我国诉讼法的规定, 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的案件以外, 其他的案件原则上应该公开审理, 这个规定为大学生参与旁听提供了法律保障。况且法院开庭审理的案件数量比较大, 只要及时做好与相关法院的联系工作, 足以满足学生的旁听需求。第二, 庭审过程的直观性, 有利于大学生获得丰富的法治实践体验。亲临庭审现场, 零距离感受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人的法律推理, 进而实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 这本身就是一种最生动的法治教育。第三, 庭审结果的权威性有利于法律信念的强化。庭审结果最终以判决书的形式体现出来, 法律所赋予判决书的国家强制力以及由此展示出来的法律权威, 会进一步强化大学生的法律信念。

(2) 法庭旁听活动的具体实施。旁听前准备:这个阶段主要做好案件主题的筛选、与法院的联络、庭审案情的介绍、法庭争议焦点的解读以及解释所涉及到的主要法律条文等。同时要求学生做好旁听记录, 提示学生哪些是旁听记录的要点。旁听结束后的探讨与总结:这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它是法治教育成果的一个阶段性展现。经过课堂教学的理论洗礼, 学生的法律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启蒙。而通过庭审旁听的体验, 学生可以用撰写旁听报告的形式来检验自己法治教育的学习成果。所以这个阶段的重点就是指导学生撰写好旁听报告。

对于旁听的次数, 理论上来讲当然是多多益善, 但是民事、刑事、行政案件最好分别都能组织一次,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民事案件可以多增加一些。总之, 法庭旁听活动能在大学生法治教育中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因此需要充分重视、精心组织。

3.3 要素之三:程序正义理念的实践——校园听证制度

正义应当实现, 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看得见的方式便是正当的程序。程序正义理念是法治意识的关键要素之一, 它的实践能积极推动法治意识的确立。随着我国社会的推进, 高校行政的法治化已经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3]。高校行政的法治化不但推动了高校管理模式变化, 也将为身处其中的大学生们提供一个实践程序正义理念的平台。而大学校园听证制度便是这一程序正义平台的具体化, 积极探索、实践校园听证制度, 将能大大强化大学生的程序正义理念, 也有利于大学生法治意识的培养。

大学校园听证制度, 是指大学行政主体在做出直接涉及师生重大利益的决定时, 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 召开听证会, 听取相关各方主体的意见以实现良好治理的一种程序性制度。其目的是通过合理的程序设计, 赋予学生、教师合理的程序性权利, 鼓励师生广泛参与校园管理活动, 从而实现良好治理的目标, 建立和完善校园听证制度是我国高校走向校园法治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适用范围上, 它具有广泛性, 包括学校内部奖、惩、贷、助等方面的听证;学校在内部管理方面涉及全体学生的具体管理行为方面的听证;对校园管理规章、制度进行制定、修改的听证。在程序上, 它一般包括如下内容:告知;提出申请;委派听证主持人和监督员;召开听证会;制作听证笔录, 并将听证笔录提交裁决机构。

通过积极行使这些程序性权利, 亲身体验程序正义理念, 大学生的法治意识将能得到很大的增强。法治教育的载体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有力的延伸。

参考文献

[1]谢晖.法治演讲录[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2:90.

[2]谢晖.法律信仰:历史、对象及主观条件[J].学习与探索, 1996 (2) .

[3]邢鸿飞, 秦雪峰.高校行政法治伦[M].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8, 12:96.

法治模式 篇2

(1)自国家产生以来便随即产生治理国家的两种主张即所谓人治和法治。

中国古代孔子主张用“名君贤相”治理国家，所谓“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2)而古代西方古希腊柏拉图也主张人治即国家需要一个“哲学家成为国王”。

主张法治的则有中国古代法家和西方亚里士多德。

另有学者重点指出，人治与法治其实并不在于孰优孰劣，而在于哪种治国方略更符合当时时代和社会统治的需要。

众所周知，古东方以及大部分西方国家在前资本主义阶段都曾经选择过人治作为统治手段。

在早期社会，其基本的经济形态是自然经济。

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交换而只是为了自给自足，所以其经济关系是一种依附的关系。

而且强大的中央集权也有利于发展农业和控制社会。

诚然，东西方确实不同，其不同在于西方较早的走上了法治之路。

在西方走上法治之路过程中，理论发展无疑起到了很大作用，如亚里士多德的“法治优于一人之治”思想理论。

但根本上还是取决于西方能够摆脱自然经济而形成市场经济的形态。

同时，在商品经济关系中自然孕育着民主的因子，这便为民主政治的建立提供了可能。

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两个条件都具备是其很快走上法治之路成为了必然。

在中国，虽然法家思想较早产生，但其自身与西方法治思想有着本质的不同。

西方法治主张个人权利，而中国的法家对法治的主张实际上并非与人治根本对立。

其最终目的仍然是维护君主统治，个人只不过被其看作实现政治抱负的工具。

加之，中国几千年以“礼”为核心的法传统使其很难走上西方那样的法治道路。

当然，西方法律发展史为中国走上法治之路提供了一个完全现成的模式和范本也成为了不可能。

说到底，最根本的还是中国政治经济条件的不具备，其中自然经济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即使建国后经历的计划经济也是传统自然经济形成的依附关系所体现出的一种补充关系。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法治社会的形成仍需要长期的过程。

对我国来说，只有内在条件逐渐成熟的基础上，才能促进法治社会的形成。

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并于将其载于《宪法》，表明中国已经开始走上法治之路。

论中国法治现代化道路及模式选择 篇3

关键词：法治；模式选择；现代化

中国的法治现代化道路必须依靠中国人民的实践，既要符合本国国情，又要顺应时代潮流，我国的法治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变革运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法治现代化道路上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

一、中国法治现代化道路现状分析

所谓“法治”指的是一种治国的方式或者说是国家所处于的一种状态，表现为国家权力的行使与社会成员进行的社会活动均处于符合法律规则系统的要求和状态之下。法治现代化的实现包括三个方面要求的实现：第一，存在良好完备的法；第二，现有的法律得到普遍的遵守和认可；第三， 具备使法得到普遍遵守的监督体系，制约的国家权力的行驶，也就是国家的政体与权力机关之间有着明确分工。

从我国法治现代化的发展阶段来看，由于现实情况的制约，我国的法治现代化必然要经历从低级到高级，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体现了阶段性与连续性的有机统一，这也就意味着我国从人治型规范体系到法治型规范体系的变更过程。这个过渡性的初级阶段，是人治型法治秩序二元并存的阶段。

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有着自身的特征与要求，但是在突出个性的同时我们也不能盲目排斥外来优秀的法律文化，我们要大胆的吸收借鉴西方先进思想，从而创新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塑造我们中华民族的法律体系。

二、中国法治现代化迫切需要解决的几大问题

第一，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实现过程中必须处理好政府推动与市场推动两者的关系，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应走政府为主导，市场辅助的道路，同时要求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为基础，从而全面推进法治现代化建设，因此，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建立一个全新的政府行为模式。但是，随着政府角色、职能的进一步转换，绝非意味着国家权威，以及政府整体功能的降低 ，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建设中也存在诸多矛盾，需要依靠政府的有效调控手段。

第二，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必须要处理好政策与法律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既要注意政策的灵活性，又要充分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与严肃性，充分发挥政治协商会议在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方面的作用，充分听取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愿望和诉求，使社会主义法治设能够真正深入人心，更接近社会现实，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现代化。

第三，促使行政权力的运行法治化、程序化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的重要要求，推进政府工作法治化，坚持依法行政、从严治政、加快推行执法责任制、评议考核制等监督措施，提高行政执法水平，一个国家是否是真正符合法治国家的要求，很大程度上就是看一国政府依法行政的质量和水平。

三、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道路选择

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模式选择问题上，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必须要走政府推进型的法治模式。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典型的人治国家，法治传统方面可谓是先天不足。从客观现状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社会没有法治现代化自然演进的必备要素，我国法治现代化的实现必须借助一定的外部条件才能实现，那就是政府的推进，因此，在实现法治现代化的道路上，我国应当走政府推进型法治化道路。在充分认识法治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通过政府的推进，有目的，有计划地走向法治现代化是我国实现法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中国法治现代化道路与模式选择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发展道路与模式选择必须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统筹考虑文化传统与现实情况，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把握世界民主法治的发展潮流，融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元素才能真正实现中国法治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 侯强.中国法制现代化发生期研究综述[J]. 高校社科动态. 2009（01）

法治模式 篇4

改革开放30年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是枚不胜举的，其中最为深刻的是我国社会体制以及社会制度的变化。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我国已经从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社会发展成为初步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从一个人治为主的社会发展成为初步完善的社会主义法治社会。这样的历史性巨变，不仅充分体现在经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也深刻反映在每一个公民的思想观念和日常行为中，成为30年改革开放有目共睹的鲜明特征。

法治即依法治理，是与人治相对应的治国理论、原则、制度与方法。法治原则强调法律要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体现公民的真实意愿，反映社会的发展规律。法治是几千年来人类社会在通向文明进步的过程中经过探索而形成的治理国家最为有效、最为合理和最为完善的理想方式与手段，是人类社会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

党的十五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以来，我国已初步完成了形式法治框架的刚性构建，法治日趋成为影响与引导社会生活的最主要因素。党的十七大提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的战略性新概念，这是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加强法治建设的行动指南和工作方针，标志着我们对法的理解与追求上升了一个新的高度与层次。

法治精神是法治的灵魂，人们没有法治精神、社会没有法治风尚，法治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法治精神的培育则需要通过大力进行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即从法治城市、法治乡村、法治社会、法制宣传教育、法治队伍建设、法治文化氛围营造、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等多方面入手，全面提升公民法治理念。

这样一种战略性目标的实现既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更需要政府、法制部门的切实建设与成功引导。然而，结合本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与历史文化的沉积，培育和建设什么样的法治文化，以及如何推动城市法治现代化和提高地方公民法治精神，为经济社会继续向前健康有序地发展构筑坚实的法治堡垒，正逐渐成为社会各界研究的新亮点。

二、法治文化建设的无锡经验

无锡是江苏省开展依法治市工作较早的城市之一，在提出法治无锡的建设目标之后，近几年无锡市委更加注重深层次的法治内在建设，即无锡法治文化的繁荣与发展。除了对法治文化建设的科学内涵以及法治文化的功能定位进行深入细致地研究外，更加积极推行“以德治域”、“崇文尚礼”、“诚信无锡”、“崇法守法”等法治文化建设。遵循现代法治文化发展的轨迹，无锡法治文化的各个方面、各项环节、各种元素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法治工作的开展以及法治文化的建设都取得了有效的进展和可喜的成绩。

无锡市坚持把法治作为推动科学发展的重要法宝，坚持法治的引领导向，将法治全面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学习教育活动，使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和党的领导等理念深深扎根于广大干部和群众头脑当中，并自觉用以指导法治建设实践;强化全民普法教育和“法律六进”活动，培养公民对法律的崇尚和信仰，注重依法治理的推进，切实强化民主政治、公正司法、依法行政等各项工作，着力在全社会构建以公平正义为主体的法治价值体系;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艺术团演出以及网络等阵地，深入开展法治宣传，广泛传播法律知识、法治理念和法律文化，大力倡导全体公民学法辨是非，知法明荣辱，用法止纷争，努力把法律知识转化为法律意识和法治精神，使法治意识融入每一个公民的内心，成为每个公民文化心理的一部分，成为全社会共同的自觉意识和追求;大力开展法治文化建设活动，培育了一批各具特色的法治讲坛、法治广场、法治公园、法治街区等法治文化示范点，注重法治文化理论研究，建立法治文化研究会、法治文化研究推广中心等，搭建了推进法治文化的坚实载体。通过努力，全市初步形成了“事事有法可依，人人知法守法，各方依法办事”的浓厚氛围。几年来，无锡的法治文化建设，特别是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在提高公民法律素质，提高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无锡市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以其鲜明的特色、扎实的效果，得到了各级领导的认可，更加获得了广大市民的认可和欢迎。隽永绚丽的普法书画展;视角独特的法治摄影展览;朗朗上口的法治文化语录和诚信短语;简明清晰的校园法律教育读本;丰富多彩的法治文艺演出;寓理深刻的法治研究论文;生动有趣的法治文化与单位文化、社区文化、机关文化、企业文化、乡村文化、学校文化、法院文化、检察文化、公安文化的互动;温暖的法治文化家园的建立;更有法治公园以古代法器为寓意，以素壁逸石为载体，以秀书雅刻为形式，融大桥绿韵之嘉秀，寄法治育人之惠美，游憩中幽读诚心故事，闲步时轻吟法治格言，绿荫下猜猜法律谜语，花丛中聊廖法治问答，坐检中国法律辞目，笑解中国法律简史，历代清官世人敬仰，法制故事引人深思;健体，带一把绿意回家，闲适，将诚信装入胸中。在政府、法院、学校、街道、商业区、旅游区、图书馆、公园等公众场所都营造出了浓厚的法治社会氛围。繁荣的法治文化建设为和谐无锡的城市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公民法治情怀。

三、法治无锡建设的新目标及其借鉴

第一，注重培育城市及地方法治精神。法治精神是城市精神的重要构成要件，涵盖了善治精神、民主精神、人权精神、公正精神、理性精神、和谐精神等内涵。培育城市法治精神，就是要引导全社会特别是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确立和实现以宪法和法律为治理国家的最具权威价值的取向，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确立法律是人们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的观念。培育城市法治精神，就是要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现代法治思想内涵全面落实到立法、行政、司法、法律监督等各个环节，落实到依法执政、依法治理、依法办事的各个层面，协调推进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培育城市法治精神，就是要将包容了正义、公平、民主、自由、秩序、和谐、安全等诸多价值要素和蕴含的人文精神输入全体公民的头脑，让更多的人学习法律、信仰法治、遵守法律、履行法定义务、依法维护权利。

第二，注重深化法制宣传教育。加强城市法治文化建设，法制宣传教育是重要内容和手段。在深入推进法制宣传教育中，要充分发挥其宣传功能，使文字化的法律转化为法律意识，努力在全社会树立法律信仰，使广大公民知法守法，树立法治观念，学会运用法律武器，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保证宪法和法律的实施，从而起到传播法律知识、培养法治观念、营造法制氛围、弘扬法治精神的作用。充分发挥其导向功能，着力提高领导干部和广大公务员依法办事、依法行使公共权力的能力。充分发挥其教化功能，通过对社会成员法律行为的分析、评价、判断，教育和感化公民对守法、护法行为的认同和赞同，提高对遵纪守法重要性的认识，从而培养和树立法治观念，提高法律素质和法治文化水平。

第三，注重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加强城市法治化建设，良好的氛围是基础，通过四个强化，全力营造良好的法治文化氛围和环境。一是强化法治文化与其他文化的融合，把法治文化建设与传统文化、廉政文化、行业文化、旅游文化、社区文化、校园文化、企业文化、环保文化等全面融合、有机结合。二是强化法治文化的传播推广，选择百姓关注、影响力大、富有时代特征、地方特色的事件，设计和推出各种形式的法治文化活动和法治文艺活动，让参与者受到生动形象、潜移默化的法治熏陶;加强文化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逐步增加法治文化的内容，并积极推进法治广场、街区、论坛、学校等法治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建设一批传播法治文化的主阵地;加强对公共信息资源的整合，充分运用广告牌、电子显示屏、橱窗和手机短信等载体传播法制信息;发挥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的独特优势，扩大法制刊物、节目、栏目的覆盖面;抓好政府网站及有关法治专栏建设，提高信息发布质量，丰富法治文化内容，增强与群众的交流互动。三是强化法治文化的理论研究，切实发挥法学会、法治文化研究会以及各类法学、文化机构的作用。四是强化法治文化的市场运作，鼓励引导各方面、各企事业法人在法治文化产业上投资、发展，积极开展法治题材文学艺术作品创作，运用市场化运作的方式，为广大群众提供丰富的法治文化产品。

第四，注重全社会的公共参与。加强城市法治文化建设，党委、政府有力的组织领导、全社会的公共参与是保障。应继续坚持和完善“党委统一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各部门配合、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把法治文化建社纳入法治城市、文明城市的大局中，作为一项基础性、长期性、群众性的重点工程，寓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项事业建设中，与其他工作同部署、同安排、同推进。同时积极探索社会动员机制，既要使司法、行政执法机关以及法律服务、法治宣传、法律援助等专职人员在法治文化建设中的骨干作用得到有效发挥，又要拓展社会参与途径，鼓励广大群众积极投身法治文化建设，引导各类媒体自觉承担起公益性法治文化建设的社会责任，努力形成各方面协同配合、合力共创的生动局面，为建设和谐文明的法治城市提供坚强有力的精神文化动力。

参考文献

[1]丁国锋.法治文化是法治城市建设的灵魂工程——访江苏省委常委、无锡市委书记杨卫泽[N].法制日报, 2008-09-19.

[2][美]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 西德尼·维伯.公民文化[M].徐湘林, 等,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9:8.

法治模式 篇5

近几年来，我市在开展“民主法治村（社区）”创建工作中，坚持问政于民、还权于民、取信于民，积极探索和推行以参事制、票决制和双票制为内容的“三制”模式，丰富了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实践，激活了“民主法治村（社区）”创建机制，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先后荣获“全国农村综合实力百强县（市）”、“江苏省村民自治模范市”等荣誉称号。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推行参事制，畅通话语权，提升对村务管理的参与性

为深化创建工作，更有效地畅通民情，让更多农村“诸葛亮”参与村级事务，2007年，我市在认真调研的基础上，出台了在全市试行村级工作参事制度的意见，即在每个村选出三至八位德高望重的村民作为参事，任期两年。在参事制度上坚持“三个明确”。一是明确选聘条件。参事必须具有农村工作经验，个人威望高，参政议政和沟通联系能力强，对新农村建设富有热情和愿望，既可以是本村老党员、种养殖大户与带头致富的创业能人，也可以是原籍在本行政村的市、镇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干部职工和专业技术人员。二是明确选聘程序。采取个人自荐、村民联名举荐、村“两委”推荐、遴选提名、党委审核、村民通过等方式，好中聘优。三是明确工作职责。通过参事参政议政、咨询政事、集思广益、建言献策、沟通联系，充分发挥参事在村级事务民主决策中的参谋、助手和在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中的桥梁纽带作用。

自参事制实行以来，全市10个镇234个行政村选聘了1025名参事，他们定期参加村“两委”举办的情况通报会，列席村里重要会议，并围绕村级经济建设、发展规划、农民增收、新农村建设等内容走村串户、开展调研，集中民智，被誉为我市新农村建设的“智囊团”，群众的知心人。戴埠镇河西村参事，近年来先后提出了建设货运码头、商业一条街等惠民利民的建议，得到村“两委”采纳，其中仅兴建货运码头一项就为村里一年增加收入120多万元。埭头、竹箦、南渡等镇的村“两委”还敢于启用喜欢“挑

刺”、持不同意见的村民担任参事，参与村重要事项的决策、实施和监督，做到兼听则明，保障了村级事务的有效推进。

二、推行票决制，用好表决权，提升村务决策的民主性

以往村一级在决策和执行重大事务时，往往存在“百姓百心心难齐”、“费时费劲劲难使”的情况。究其原因，主要是一些村级重大事务的决策，群众了解少，透明度差，即使是实行举手表决，也难免有举人情手、关系手的情况。为此，我市以不断完善和规范村民代表会议决策机制为重点，于2005年在埭头镇开展了村级重大事务的“票决制”试点，规定村级重大事务票决的事项，如土地征用、征地款的分配和使用，宅基地的安排和使用，村庄建设规划，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大额资金的使用，兴修道路、水利等村公益事业经费筹集建设方案，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等共八类均纳入票决范围。除此之外，村党支部、村委会认为有必要，或三分之一以上村民代表联名要求票决的事项，也可作为村重大事务进行票决。

在全市推行票决制，有效提高了村级事务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目前，全市村级“两委”全部设立了意见箱、村务公示栏等。公示内容由原来的“我公开什么，你看什么”，转变为现在的“你要我公开什么，我就公开什么”；村级重大事项由原来的少数支持者转变为如今的集体拥护，极大地加强了村级基层组织凝聚力，有效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今年以来，全市共有300余项村级重大事务通过票决，并得到有效实施。

三、推行双票制，用足评判权，提升对村级组织监督的公正性

前些年，我市对村定额干部采用的是“上级考评下级”，这种传统、单向的考评办法往往会使一些村干部错误认为只要上级领导满意、对上负责就可以了，极易滋长村干部唯上不唯下，做表面文章甚至弄虚作假的不良风气。为让基层民意在干部考评中得到充分体现，从2005年起，我市组织开展以“干部和群众联合考评、上级和基层联动打分”为形式的“双票制”试点工作，并向全市推开。逐步形成了对村干部的工作态度、工作能力、工作业绩和社会反响等方面实行双向式考评机制。“双票”分为“上评票”

与“下评票”，上评票由镇级机关事业单位干部、镇属各条线部门场所负责人、规模企业负责人参加；下评票由村两委成员、党员代表、村民代表、种养大户等参加，参评人数不少于50人，共同对村定额补贴干部进行民主评议。两票累计得分就是该干部的最后得分，测评分列入干部的个人档案，作为干部考核、任用的重要依据。对总分前三名的村干部通报表彰，并予奖励，对排后三名的干部进行诫勉谈话，并扣除全年一定比例的报酬。对连续两年考评后二位的干部按程序进行处理。

我市“三制”模式的推行，不仅提高了村民管理村级事务的主人翁地位，规范了村“两委”的工作，更促进了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进一步深化和提高。我们的体会是：

一是理念更新是前提。实施“三制”，关键是要转变好干部的思想观念，调整好干部群众的心态。因此，从事前事中到事后，从参与决策到监督，既对上又对下做到公正公平，客观全面，只有这样，才能使“四民主两公开”制度的落实和“民主法治村（社区）”的创建更直接、更具体、更透明，使之成为干部群众更易接受的模式，成为检验村干部是否真正有作为，是否真正为民办事的重要抓手，成为真正实现“村民自治”的有效平台。

二是引导推动是保证。我市各级各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善于发现、尊重基层的首创精神，按照“先试点后推开”的思路，注重通过典型带动、会议发动、宣传促动、部门联动等多种形式加强推进，市委政法委、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市民政局、市司法局等部门结合职能，各司其职，加强指导，确保了工作推进。

三是体现成效是关键。“三制”建设扩大了人民群众对村务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是当前基层从源头上化解不稳定因素、防范社会稳定风险的良策，全市信访总量逐年下降；村“两委”凝心聚力，村风民风不断改善，村容村貌日新月异，村级经济蓬勃发展，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今年以来，全市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同比增幅均达10%以上。全市“民主法治村（社区）”创建成效得到明显提升，截至目前，我市省、常州、溧阳三级“民主法治村(社区)”命名率达97.4%。

村村开起听证会 “三项制度”创新基层组织建设

在埭头，村级事务“参事制”、重要事务“票决制”、村干部考核“双票制”成为当地老乡津津乐道的话题，老百姓世世代代在此生息繁育，但是，村里开起听证会，轮到自己建

言谈事、考评村官还是头一遭。所以“三项制度”甫一推出，就在埭头的14个行政村引起

巨大反响。

村级事务“参事制”，顾名思义，就是多请农村“诸葛亮”，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共谋一村的发展大事。别小看这些诸葛亮，他们大都是从乡村走出去的老同志、老干部或是农村种养大户、技术能手，不但熟悉农村工作，而且在本村群众中有相当的威望，成为了解民情、宣传政策、化解农村纠纷的重要纽带。另外，村重要事务“票决制”，就是通过村民代表无记名投票表决村级重大事务的一种决策方式，目的就是激发群众参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热情，提高村级重大事务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确保村级重大事务的决策反映民愿、集中民智；而“双票制”，就是将过去单纯的“干部考评干部、上级考评下级”的传统工作考评办法，转变为“干部和群众联合考评、上级和基层联动打分”的双向式考评，让群众在农村基层干部绩效考核中唱起主角，让基层民意在考评中得到充分体现。

如果说村级事务“参事制”是广请村中能人建言谋事，做好广大群众的“宣教员”和“参谋长”；那么村重要事务“票决制”和“双票制”就是充分反映民意的直接表现。埭头镇“三

项制度”的实施，给当地村民的合法利益撑起了腰。

三项制度实施后，埭头镇的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村庄建设规划、村集体经济项目立项、承包方案，集体经济大额资金的使用、村集体资产的承包和租赁、宅基地的安排使用，土地征用、征收费的分配和使用等一桩桩事项都要经过农村听证会的表决，充分反映民意。同时，“双票制”考核村干部，不但能给村干部一个更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价，还有力转变一些村干部“唯上”不“唯下”的工作作风，通过群众的监督，增强了村干部为民服务意

识，推动了农村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有了制度的保障，很多基层矛盾和问题就能得到有效的化解，“三项制度”让农民的心更服了、气更顺了。2008年，埭头镇新建污水处理站、农贸市场和初级中学，涉及多个行政村的土地征用，基层群众由于及时了解规划，参与相关事宜的建言献策，确保项目推进速度与农民利益保护的有机协调。并且，在三项制度积极实施的同时，埭头镇党委还组织土管所、派出所、民政办、农经站、司法所等十多个部门，组成“接访超市”，定期在镇闹市区

集中接待处理群众来访，做好咨询服务工作，更好地协调村情民事，为保护村民的合法权益

法治模式 篇6

摘 要：在高校深入学习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法治高校和国家，要求高校学生具备较高的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同时网络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为高校学生提供更丰富的学习资源和途径。因此如何更好的在“互联网+”的形势下创新高校的法治教育模式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工作。通过分析传统的法治教育模式存在的问题，并针对于互联网在法治教育中的应用给出若干建议及对策。

关键词：“互联网+”，法治教育现状，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0-0235-03

一、问题背景

“互联网+”通常是指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与传统的行业进行深度融合，创造新的发展生态，通过当今的新媒体技术提升创新力和生产力。而高校的法治建设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部分。高校法治教育目标定位是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法治素养，最终的目的是使高校学生具备正确的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有一种对法律的理解和内心的尊重，形成一种内化的法律信仰。在当今的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充斥着智能化、互联网的概念，利用好这种新的教育途径能够提高高校法治宣传教育的实际效果。将互联网与法治教育相结合，利用新媒体技术推进高校法治教育的细致化，具体化和实用化。

二、关于高校法治教育的问卷调查

为了深入的了解当前我国高校法治教育中的问题和弊端，了解现行的法治教育模式中存在问题，以及如何更好的融合和互联网与法治教育。在高校学生中开展了此次的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1000份，其中有效问卷为850份，针对非法学专业学生，其中本科生占70%，研究生占30%；男生占58%；女生42%，展开调查。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问题：

1、你认为在安装软件，app时的相关协议重要吗？你会认真阅读吗；

2、在你平时阅读的新闻，观看的视频，浏览的网页中法律信息方面的信息比重为多少；

3、你觉得有关法治教育的网络平台中，你不满意的地方有哪些；

4、现代网络信息和评论对于学生思想的误导作用和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的消极作用；

5、新媒体技术对于大学生法治教育的影响力情况；

6、大学生利用网络自主学习法律知识的情况；

7、大学生上网留言内容的分布情况；

8、你在互联网使用中会考虑到自己的行为是否合法。

如表一所示有一半以上的学生认为网络宣传教育的方式对于学生的法治教育有着积极的效果，但不明显。也就是说互联网与法治教育的结合是受青年学生欢迎和喜爱的，但是如果要起到一种主流的引导教育作用，仍然存在很多阻力。

从表二中能够得出在互联网普及的今天，大学生的网络浏览内容有较大的一部分集中在生活娱乐和其他方面。对于法律时事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也只是走马观花似的浏览，难以起到实质性的教育效果。

表三的调查数据反映出大多数学生在平时接触的网络平台中注重宣传教育的形式和内容，但是学生对于现有的教育平台并不是很满意。

在调查中另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是约60%的学生认为现代网络充斥的复杂信息对于思想和价值观有着一定程度上的误导和消极作用。

三、高校法治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育模式缺乏系统性，学生法律意识低

从调查结果的分析中可以高校学生的法律意识程度较低，另一方面高校开展的诸多网络法治教育活动缺乏系统性，重点不突出致使最终的教育效果并不理想。首先，“互联网+”下的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模式是被学生老师所认可和接受的，但是这种模式缺乏明确的教育体系和管理体系，以及存在结构性差，教育知识散乱重点不突出，形式创新程度不够等问题。另一客观问题是法治教育工作者自身能力的限制，对于网络途径利用和开发程度有限。这些都给高校在“互联网+”形势下开展法治教育工作带来了困难。

另一重要问题是学生学习法律知识的热情低，对于法治教育工作抱以低糜的态度。认为网络上所宣传的知识存在夸张、虚假、与实际生活关联性差等问题。在方法和形势上不能吸引学生的关注和激发学习的兴趣。再者，青年学生再利用网络的过程中总是存在着追求快速高效的心理，而法治教育的开展要求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那么这两者的矛盾必然会影响最终的教育效果。

“互联网+”的高校法治教育模式的关键应该是通过学生的教育需求来刺激这种教育模式的开发，在培养和提高学生法律意识的同时，改善教育结构体系，最终促进共同进步。

（二）网络法治宣传教育的实效性差

从调查中可以总结出许多高校已经认识到互联网与法治教育的融合是提升高校学生法制教育效果的一种新的教育模式。如今高校的学生几乎每天都在与网络媒体进行接触，但是利用这些新媒体技术进行的各种法制教育活动都只取得短暂性、宏观性和形式性的成功。探討其实际意义和教育效果时则很难经得起考验。另一方面，高校开展的各种网络法治教育或者是普法活动，很多是为了达到数量指标，没有达到相应的质量指标，也就是指实效性差。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许多活动在无意间孤立了受教育的对象——高校学生，成为组织者的团体活动，导致最后真正从中收益的学生不多。第二个影响法治教育实效性的问题是如何让学生进行自主学习，从各种平台途径了解和掌握相关法律知识，培养个人的法治素养和法律意识，这些都是“互联网+”下法治教育模式存在的问题。

（三）利弊共存的“互联网+”形势下的法治教育模式

首先必须承认，互联网的信息传播和教育功能是极具价值的，同时我们大学生更是处于一个现代化的智能信息时代，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平台，如微信、QQ、微博、新闻网页等平台，以及各种网络法制教育活动中得到学习。但是也必须清醒的认识到“互联网+”教育模式中也存在着弊端，第一个方面是指互联网模式下的教育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学生对个人对于这些法律知识的关注程度。因为很多情况下都是将各种正确积极地观念、信息包括法律知识、社会热点事件，以及与大学生亲密结合的法律知识等主动推送给学生，而学生主动积极接受，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因此只有改变教育途径，优化宣传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才能使互联网与法治教育的融合起到真正的作用。另一方面，大学生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认识观形成的重要时刻，利用网络教育的同时，更应注意网络上不良信息和错误价值观的误导作用，从调查结果就体现出作为受教育的主体当代大学生已经认识到这种消极影响，但是要改变这一问题，需要更多的是学校和社会各方面的努力。

四、关于高校法治建设的若干建议

（一）营造优良的法治宣传环境和法治教育氛围

现代大学生法治教育的加强要依靠良好的法治社会环境。积极的正确的社会舆论、良好的道德环境、现代化的媒体宣传在培育和加强大学生法律意识方面有着细微而广泛的影响。在大力提倡“互联网+”这个概念的新形势下，应积极有效的发挥各种网络平台的作用。社会媒体应传播正能量、充分整合资源，并选取典型案例，进行生动、客观、严谨的法治宣传，从而促进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法治教育环境和氛围。也就是保护和改善法治教育的社会环境，也就是教育的“外部土壤”。同样，高校应为学生树立榜样，依法治校，依法办学，倡导学术公正自由民主创新，这样才能使学生树立法治观念。另一方面要注重创建法治校园文化，开展多样化的活动如法律知识咨询室、校园模拟法庭、法律知识竞赛等，形成浓厚的法治教育氛围，进而实现线上线下同步发展。

（二）结合时代特征进行创新法治教育

现代化的网络技术为高校法治教育工作拓展了空间和渠道。应充分利用网络图文并茂、形象生动的特点，使法制治教育体现直观新颖。用类似慕课的方式开展名师教学，提升教学水平，增加对学生的学习兴趣的吸引。三微一端的时代已经来临，网络不仅是交友和游戏平台，更应加重学习内容的比重，法治教育在网络的开展迎充分适应三微一端的模式，用可行可信有内涵有形式的模式深入到大学生网民当中去。如法治短片、法治动画、法治海报，可以设计民法、商法、行政处罚等各项内容，让法治以形象具体的姿态展现在大学生网民面前，在校内各部门的官方微信平台，教务平台，电子政务系统内都插入形象的法治教育内容，定可大大提升校园法治教育的效果。

（三）挖掘学生兴趣，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

网络法治教育应该是教育与受教育二者相结合。要让网络法治教育富有成效就必须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网络互动的过程。这种平等互动，双向学习的教育模式才能激发教育的活力，提高教育的水平。充分发挥“互联网+”形势下高校法治教育模式的优越性。利用网络资源自主培养充实自己才是这种教育模式的最终目的。经历的过程应是主动教育→潜移默化的影响→自主学习和法律意识的培养。

高校应该在“自由、创新、公正、法治”的指导原则下，放开对学生的各种束缚，给学生创造和发挥的空间。如建立校园法治频道客户端，鼓励学生发布各类法治法律相关知识、热点事件、定期评比优秀学员；第二建立虚拟人品货币，学生的各类优良事迹和行为都能兑换成模拟人品钱币，意义在于倡导学生的优良品格和良好的法治素养是有实际意义和价值的。这些虚拟钱币可以用来购买学分和兑换校园活动的优惠券或入场卷；第三该平台也可以展示学法、守法、普法先进个人，以榜样力量带动学校整体的法治教育氛围；第四鼓励学生参与管理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创新管理模式。实现学生自我培养、自我教育，自我学习的良好结合。另一方面创建文明和谐校园，形成优良的法治教育环境，通过校园广播、网络视频、宣传板报等形式曝光各类与大学生相关的法治教育的反面教材，在学生心中立起警钟。真正做到将法治观念融入生活化为行为准则，体现高校法治教育的实用性。

五、結束语

通过对高校学生的调查，可以总结出高校法治教育过程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本文的创新之处是在指出这些问题的同时，针对“互联网”形势下高校法治教育模式的创新，提出创新可行的建议。如文中提到的创建校园法治频道客户端、组建学生社团、开展学生法律援助活动、建立三位一体的法治教育环境等。最终目的是提高高校法治教育的实际意义和效果。提高大学生的法律信仰和培养起法律素质，促进大学生的综合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勇.浅谈提高大学生法治教育实效性的途径.2012，（04）.

〔2〕徐德刚.高校依法治校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J].湖南社会科学，2005，（3）：61.

〔3〕陈毓.试论大学生法治教育的实现途径[J].法制与社会，2009，（3）：312-313.

〔4〕揣志强.浅谈高校法治宣传教育[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0，（6）：26-27.

法治模式 篇7

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法治优于人治, 这是不容置疑的真理。人治具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法治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无疑是逐步走向法治。当今世界, 一个现代化文明国家的基本标志、基本特征就是法治, 法大于权, 法大于人, 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在1997年, 党的十五大会议上, 正式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自此依法治国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档案管理作为国家行政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 必然与社会发展同步, 走依法行政之路。

我国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已有30多年, 这期间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在档案管理这一领域上, 我国于1987年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下简称《档案法》) , 在《档案法》颁布实施的这20多年来, 我国行政部门的档案管理理念和模式也在发生变化。但目前转变不够彻底, 效果并不明显, 这与档案的依法行政管理目标和要求相差甚远, 不适应当前档案管理实践和需要。在当前法治背景下, 加快档案法治建设迫在眉睫, 档案管理工作只有与时俱进, 坚持依法行政, 才能避免出现“不作为”、“滥作为”、“错作为”等现象, 才符合当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目标和要求, 促进社会主义档案事业发展和进步。

面对严峻的现实, 我们要建设档案依法行政管理模式并加快其进程, 转变档案行政管理模式, 抛弃过去以业务指导为主、依法管理为辅的管理方式, 大力扎实推进档案依法行政的建设进程。不仅是档案管理思维、观念的转变, 更是一场档案行政管理革命, 势必促进档案事业科学发展和快速进步。

二、我国纪检部门档案管理现状

我国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档案馆及工作人员的重要职责和任务就是做好档案工作、发展档案事业。《档案法》第四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档案工作的领导, 把档案事业建设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1) 其中, 《档案法实施方法》第三条对以上条文做了具体规定, 即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档案工作的领导, 把档案事业建设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建立健全档案机构, 确定必要的人员编制, 统筹安排发展档案事业所需的经费, 其他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组织应当加强对档案工作的领导, 保障档案工作的开展 (2) 。

我国纪检部门的档案管理机构模式以机关档案室为主, 机关档案室是我国档案组织机构中设置最为普遍、大量的基层档案管理机构。为本机关收集、管理档案, 作为机关参考决策的依据是我国机关档案室的主要职能。同时, 要求档案室为党和国家积累档案材料, 留存国家记忆, 将具有长远保存价值的档案定期向档案馆移交。

根据我国政府机关开展档案管理的实际情况, 机关档案室模式主要有三种组织形式:第一种组织形式是在机关内部设立档案室, 有专职档案管理员, 有专门办公室和档案库房的机关综合档案室模式;第二种组织形式是机关内只设立档案库房, 没有档案行政管理办公室, 设专职或兼职档案管理员, 由档案管理员负责档案行政管理工作和档案管理工作, 称为机关档案库房模式;第三种是负有某一行业档案监管职能的专业管理机关设置的组织形式, 设有档案保管机构, 负责本机关及行业系统内的档案管理工作, 同时设有档案工作管理机构, 履行行业档案行政管理工作职能, 指导和监督行业内档案工作, 称为专业档案室模式。

当前我国纪检部门主要以第一种综合档案室模式为主。这一档案管理模式是我国档案管理模式中最基础的组成部分, 是我国当前最为普遍且最基层的档案管理组织机构, 也是机关的有机组成部分, 主要作为统一保存和管理本机关档案的内部机构, 为机关提供参考咨询服务。但由于其作为机关内部机构, 具有内部性和分散性特征, 具体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限制和排斥对外利用。在《档案法》相关法规中, 规定机关的现行文件经过同级或上级机关批准后, 可以对外提供利用。但由于现行机关档案室管理模式是作为机关内部机构, 大部分机关单位在开展档案管理工作时, 只关心本单位对档案资源的利用和强调档案的保密问题, 而忽略来自社会的利用需求, 没有根据实际情况对档案进行开放。因此, 各机关部门档案的对外开放手续十分繁杂, 源于我国对档案保密观念过于固化, 对外提供利用往往不能实现。从机关档案室作为机关内部机构角度来看, 档案室必然站在本单位立场上, 带着机关的自利性, 因而对保管的档案信息理所当然采取保密状态, 本能限制甚至排斥对外提供利用。由此可见, 当前机关档案管理模式仅按照本单位立场设立档案室, 并没有严格执行“依法治档”。

二是档案管理部门的行政编制混乱。在历次机构改革中, 经常发生各级各地政府为精简机构而压缩档案行政编制的情况。各级部门的档案管理工作常常被“弱化”甚至被忽略, 很多基层的县、市、区根本没有专门进行档案管理的内设机构, 或者仅把设立档案管理部门作为其安排一些非专业“老弱病残”家属进入机关部门的虚设部门。档案管理部门成为各级机构的虚设部门, 说明各机关部门并没有严格贯彻《档案法》的相关规定。

三是缺乏提升管理水平的动力, 难以应对档案管理技术的更新。从档案室内部性来看, 档案管理工作的目的是为本机构或上级机构服务, 从这一角度出发, 各部门并不需要投入太多就能完成相应的档案管理工作, 造成很多单位对档案管理工作不积极。从机关档案室的分散性特征来看, 随着时代进步, 信息技术进步和发展, 档案管理手段呈现多样性。要求档案管理设备更新和技术不断发展, 以及管理人员水平相应提高。总之, 档案管理需要的人、财、物投入都要不断增加。现有机关档案管理模式要适应时代发展, 单依靠机关进行投入, 成本过高且动力不足, 使机关难以应对技术更新和变化。

四是档案管理执法不严。《档案法》已经实施二十多年了, “依法治档”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促进我国档案事业规范有序健康发展。但是目前我国档案执法状况仍然不容乐观, 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不仅严重损害《档案法》的尊严, 还与“依法治国”、“依法治档”的方针要求不适应, 不利于档案管理工作和事业健康发展。

综上, 纪委部门现行档案管理模式出现了种种问题皆因脱离了《档案法》的相关规定, 没有做到有法必依, 缺乏相应的监督, 导致执法不严、违法不究, 因此, 当前纪委部门的档案管理模式改革必须从“依法治档”、“依法行政”出发。

三、外国政府档案信息管理的立法建设与发展

国外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立法历史悠久。最早在1776年瑞典就信息资源管理颁布了《新闻自由法》和《秘密法》, 此后欧洲各国相继出台了相关法律法规, 不断完善本国政府档案信息管理模式。本文以美国和日本为例, 介绍档案管理的立法建设历程, 为我国纪委部门的档案管理模式改革提供借鉴。

美国作为信息资源立法最早的国家, 建立了一系列信息档案管理法规, 系统地生产、保存和有效管理政府档案信息资源。美国的政府档案管理模式的发展是立法主导的过程, 因此, 美国也在不断探索适合本国政府档案信息资源管理模式的过程中不断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在政府部门进行档案管理的过程中, 对于出现的问题和障碍, 美国政府都是利用法律或者政策解决问题, 而不是以命令方式进行。

日本是当前世界上对信息管理很系统的国家, 不仅在政府部门, 在企业、学术机构和民间, 都对档案信息的管理高度重视。日本于1987年颁布了《档案管法》, 但早在1968年, 日本就开启了档案管理政策的信息化进程, 提出了“知识集约型产业机构”的政策, 大大促进了日本政府档案管理模式的发展。特别是70年代发生的一系列政府机要文件泄密事件以来, 日本民众对政府档案信息的管理越发关注, 要求信息公开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社会舆论压力下, 日本政府开始制定相关法律法规, 并于1999年通过了《信息公开法》, 这对日本政府的档案管理模式改革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大大促进了日本系统化档案管理系统的建立。

通过比较美国和日本的档案信息管理立法, 可以发现只有以立法为主导的档案管理模式改革才是有效合理的。结合我国当前档案管理实际情况, 我们应该坚持以“档案立法”为主导, 依法治档的同时根据发展实际需要, 不断完善档案管理法律法规, 进而推动政府部门档案管理模式的改革创新。

四、基于法制背景下纪检部门档案管理改革

(一) 坚持“依法治档”的方向

我国实施依法治国战略多年, 建立健全了较为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法规体系, 日益全面普及法治精神, 人们的法律意识日益增强, 社会正义得到伸张, 执法力度不断加强, 国家各项事业都走上了法治的轨道。作为“依法治国”大方针的延续和实践, 在相关档案管理人员的努力下, 现已在档案管理领域建立了较为完备科学合理的档案管理法律法规。在相关法律法规的大力宣传下, 人们对“依法治档”的认识不断深化, 执法成为档案管理工作的方式和手段。坚持“依法治档”是做好档案管理工作的必由之路。当然, 在“依法治档”过程中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 不仅需要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各方面客观条件的发展和进步, 而且要求人们思想认识等主观条件发展和提高, 这是一个逐步发展和完善的历史过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坚持依法治档, 必须明确当前档案管理工作的根本目的, 立足国情搞好档案行政管理的建章立制工作。

(二) 转变档案行政管理人员的行政管理职能

转变和提升档案行政管理人员的思想观念和行政管理职能是转变档案行政管理模式的核心。对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而言, 转变职能首先要求档案部门领导转变其管理思想和理念, 把档案行政管理思想尽快转变到“依法治档”方向上, 这就要求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必须在宪法、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活动, 并把一切行政行为都严格纳入法制化范畴中。具体来说, 必须明确档案行政管理目标、任务、职责、内容、程序等, 并确认它们都是有法可依的。

当前, 我国《档案法》等法律法规中规定的档案行政管理职能有:制定档案工作规章制度, 监督、指导档案工作, 依法査处档案违法行为等。其中, 监督和指导是《档案法》赋予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两大主要职能。《档案法》中规定的“监督”指档案依法依规行政监督检査, 主要解决档案行政相对人的档案工作做不做的问题, 要求必须依法开展档案工作、归档应当保存的档案并确保档案安全等, 它的中心是管理“档案事务”, 是强制性行政行为;“指导”指档案行政指导, 不再是指令性业务指导, 主要解决档案行政相对人的档案工作是否会做, 做得好不好的问题, 它的中心是管理“档案实物”, 是非强制性管理行为, 通过档案工作规范化、标准化管理认证等办法解决工作好坏问题, 实际是解决档案管理工作“点”的问题, 起引导示范作用。转变职能要求首先必须清楚档案行政指导的职能, 档案行政指导必须坚持合法、准确的原则, 进行档案指导管理。

(三) 建立行政执法为主、行政指导为辅的行政管理模式

由于以行政执法为主、行政指导为辅的行政管理模式和机制与以前档案行政管理模式有着根本性区别, 因此要建立健全这样一种机制和模式, 要求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必须从思想观念、现有体制机制、职责定位等各个方面做出根本性转变和改革, 尽快探索出一条适合行政执法为主、行政指导为辅的行政管理模式和机制方法和思路。

五、结语

随着各地各机关对档案管理模式改革实践的不断发展, 档案管理模式研究已经成为当前档案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在对当前我国纪检部门的档案模式分析时, 本文认为, 当前纪检部门现行档案管理模式出现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没有做到有法必依和执法必严, 没有严格执行《档案法》的相关规定, 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 导致违法不究现象。因此, 面对当前现实, 要抓住问题根本, 建设相应的档案依法行政管理模式, 并推进其进程。要求必须转变旧的档案管理模式, 将以往以业务指导为主、依法管理为辅的管理方式向以行政执法为主、行政指导为辅的行政管理模式转变, 坚持依法治档, 明确档案管理目的并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进一步转变和提升档案管理人员的思想和职能, 推进依法行政为主的档案管理模式。

参考文献

[1]陈忠海, 刘东斌.从政府信息公开看《档案法》的修改[J].档案学研究, 2010 (3) .

[2]陈忠海.依法治档中“治档”应作何理解?———谁来治、治什么、如何治[J].档案管理, 2011 (4) .

[3]陈忠海.档案馆职能和功能定位与建设研究述评[J].档案管理, 2010 (1) .

[4]陈忠海.论我国传统档案立法理念及其更新[J].档案管理, 2008 (2) .

[5]程训方.对档案执法的几点认识[J].档案管理, 2011 (3) .

[6]管先海.刍议档案执法监督的概念及其主体和客体[J].档案天地, 2007 (2) .

[7]刘东斌.论依法行政下的档案行政管理职能[J].档案管理, 2011 (3) .

[8]刘东斌.论档案行政管理的对象[J].档案管理, 2011 (4) .

[9]刘东斌.论档案行政管理的范围[J].档案管理, 2011 (5) .

[10]吴雁平.依法行政与档案服务机制创新[J].档案管理, 2003 (5) .

[11]吴雁平.依法治档研究文献抽样文献综述[J].档案管理, 2011 (5) .

法治模式 篇8

本文笔者从法治思维的角度, 创设性地提出构建中国特色之社区矫正监察监督新模式的设想, 并从不同角度对新模式作些梳理。

一、运用法治思维认识中国特色之社区矫正

人们一直把社区矫正当作政治范畴的问题, 也习惯了用政治的手段和方法来对待接受社区矫正人员, 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以运动式的、一阵风式的或者一波一波间歇式的开展工作的各种新模式。即使是政治问题, 在行使权力时也应当遵从法律, 依照法律办事。

在中西法治思想中, 由于法治的概念的差异, 法所包含的内容也有很大差异。中国传统法治思想中的法主要是指刑法, 在很多时候刑就是法的代名词。“刑, 常也, 法也。”, 可以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法、刑不分和法、刑互用的传统, 所谓“法即刑”、“法吏即刑吏”是也, 这种法律文化的特点之一是法律的功能在于打击, 因此即使有了《办法》, 人们也总不习惯于像西方法治国家中的公民那样当作继续、救济自身权益的一种机制, 因此不难想见, 在尚未完成社会转型的当下中国, 让“社区矫正”与“监禁矫正”区别开来, 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 (犯罪性质比较轻微和社会危害性较小) 的罪犯置于社区内, 由专门的国家机关, 在中国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 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 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 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 实在是代表了一种健康、积极的法律文化发展方向。

因此, 我们需要对社区矫正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基于我国是一个有着浓厚重刑主义传统的国家, 目前仍以监禁刑为刑罚体系的主体,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中国和平崛起的大背景下, 面对国际行刑领域成本低廉的社区矫正制度的蓬勃发展, 适宜地定位我国社区矫正的内涵, 建立以司法行政部门为主体, 创建各种监督监察模式, 对我国社区矫正实践中的突出问题准确把握并有针对性地予以法律完善, 无疑将对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注入新的活力。

二、运用法治思维认识社区矫正中的监察监督

上述关于“中国特色之社区矫正”的理解, 对构建中国特色之社区矫正监察监督新模式也同样适用。在构建模式前要将监察监督工作, 即限权放在突出的位置, 确定防治的重点, 增强防治的效果。

社区矫正工作在我国还是个新事物, 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 对社区矫正监察和监督自然也存在法律制度不完善、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这些问题的存在制约着监察监督职能的发挥。在法治的轨道建设过程中, 有必要纠正当前社会上对社区矫正监察监督存在的一些模糊和不正确认识。

主要体现在:

(一) 监察监督不能及时全面掌握信息

《办法》第三十五条: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建立例会、通报、业务培训、信息报送、统计、档案管理以及执法考评、执法公开、监督检查等制度, 保障社区矫正工作规范运行。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建立突发事件处置机制, 发现社区矫正人员非正常死亡、实施犯罪、参与群体性事件的, 应当立即与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协调联动、妥善处置, 并将有关情况及时报告上级司法行政机关和有关部门。司法行政机关和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建立社区矫正人员的信息交换平台, 实现社区矫正工作动态数据共享。

在实际执行过程中, 一些职能部门却不能够按照有关规定送达法律文书、通报相关情况, 实现数据共享。致使代表国家行使监察监督部门不能及时、准确掌握社区矫正对象在“判决、交付、监管、教育、考核、奖惩、解矫”等环节的执行情况, 造成底数不准, 情况不明, 不能及时发现脱管、漏管以及其他违法违规问题。

(二) 法律法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

对执行机关实施法律监督的前提, 是具有发现社区矫正监管活动中存在问题的能力。但由于各种原因, 特别是在工作中发现问题的渠道有限, 多依赖于社区矫正工作职能部门报送相关材料、提供相关信息, 往往造成执行法律法规规定, 缺乏可操作性。比如《办法》第三十七条:人民检察院发现社区矫正执法活动违反法律和本办法规定的, 可以区别情况提出口头纠正意见、制发纠正违法通知书或者检察建议书。交付执行机关和执行机关应当及时纠正、整改, 并将有关情况告知人民检察院。这里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存在着滞后性与被动性的特点。再看《办法》第三十九条: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切实加强对社区矫正工作的组织领导, 健全工作机制, 明确工作机构, 配备工作人员, 落实工作经费, 保障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这里虽然明确了向一般公众宣传有关社区矫正的性质和内容, 不同的执行方式的适当信息, 以便使一般公众, 包括个人, 公私组织和涉及矫正执行的政府部门, 都能够了解它, 把它看成是对犯罪行为的适宜和可靠的反应, 但是现在对监察监督依法限权还有待深入研究。

(三) 监察监督的时间滞后、手段单一

《办法》第三十六条:社区矫正人员的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者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社区矫正人员在就学、就业和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 不受歧视。司法工作人员应当认真听取和妥善处理社区矫正人员反映的问题, 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在认真听取和妥善处理上, 常使得监察监督无法达到及时与有效性, 社区矫正工作易出现监督漏洞。另外《办法》第三十八条中规定的, 在社区矫正过程中, 司法工作人员有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等违法违纪行为的, 依法给予相应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实践中因监督手段单一, 对一些明显的违法违规行为, 需要由公检法司共同研究出台一些有针对性的较中性的监督措施。由于法律没有赋予其中任何一个部门采取相关强制措施的权力, 只能提请有关部门解决, 明显刚性不足。

(四) 监察监督缺乏明确的具体规定, 大大影响社区矫正监察监督的权威性

我国的政治模式是“一府两院”, 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但是就社区矫正这一特殊的刑罚执行方式来说, 司法行政部门却是主体, 但就司法行政机关而言, 在实践中因法律并未规定司法行政机关履行对社区矫正工作的刑罚执行权力。在社区矫正衔接、矫正措施落实等方面还缺乏明确规定。如何在看守所和监狱环境外监督犯罪人并向他们提供服务, 这还是一个新领域, 如何避免监督流于形式, 仅凭现有的监督方式、通报机制显然是不够的, 只有拓展工作, 创新工作机制, 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地全面监督、同步监督。

三、运用法治思维要积极从国外汲取经验与教训

作为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制度最先从西方国家盛行, 经过l9世纪、20世纪的创建与发展, 到21世纪的现在, 在世界上已成为一项稳定的行刑制度, 其中以美国最为典型。如今, 社区矫正这种刑罚执行方式已在世界各国被广泛使用。

我国长期以来过分期待监狱发挥净化社会功能的文化传统和刑事政策, 使我国进入21世纪以后仍然实行着以监禁刑罚为主的刑罚制度, 这和西方国家20世纪中叶后犯罪的非刑罚化及轻刑化的发展趋势, 尤其是以非监禁刑罚为主的行刑理念与制度之间形成较大的反差。

与世界各国相比, 《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于2012年3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 这标志着我国开始与国际接轨, 为改革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社区矫正制度提供了法律保障, 随后, 各地在加强和创新特殊人群管理上, 又根据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总体部署, 已开展了不少构建中国特色之社区矫正新模式。从我国现行刑罚制度来看, 我们的社区矫正有自己的体系和特色, 但与国外的情况相比, 在适用的对象、范围、矫正的方法及其效果方面还有待加强。总结提炼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成功经验, 制定的规范统一全国社区矫正监察监督工作的规范性文件, 还没有, 这就需要建立新模式上开展探索。

四、运用法治思维构建中国特色社区矫正之监察监督新模式

要构建新模式, 首先需要明确改革和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实现的目的, 即解决监狱的拥挤状况, 降低行刑成本和加强实际的行刑效果。增进罪犯与社区的联系, 避免监禁刑罚对犯人心理和行为的负面影响 (监禁综合症) 促使其最终有效的回归社会。促使犯人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公民觉悟, 为社区做出实际意义的服务, 为社会作一点补偿。

为此, 本文笔者从立法角度、组织角度、职能交叉角度、突出中国特色和监察监督工作要齐抓共管提出以下建议:

(一) 建议地方立法

从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来看, 社区矫正是当今世界各国矫正领域中发展较快的一个领域, 也是集中体现各国在矫正领域中的创新精神的领域之一。在许多国家中, 适用社区矫正的人数大大超过监禁人数, 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从国外的社区矫正的立法来看, 有的是由国家统一制定的法律, 如俄罗斯联邦的《刑事执行法》, 加拿大的《矫正与有条件释放法》, 但也有许多法规是属于地方性法规, 如美国一半以上的州均有社区矫正和类似于社区矫正的法律规范, 澳大利亚, 英国, 俄罗斯也均有地方性的社区矫正的法规。当然, 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等国家都属于联邦制国家, 各州均有独立的立法权。地方性立法的好处是:由于各地政治, 经济, 文化以及社区状况的不同, 因此, 结合地方的特点制定地方性法规, 对充分利用地方的资源, 适用地方的特点, 是大有好处的, 它不仅使地方立法机关能更有主见的根据当地的特点制定法规, 而且在修改法规时也更加方便灵活, 不必拖延很长的时间。

就我国而言, 地域广阔, 各地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极不平衡。而且在我国农村地区多是山岭, 同国外意义上的社区是很有区别的。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百九十三条中, 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未成年罪犯, 人民法院可以协助社区矫正机构制定帮教措施。这又将人民法院协助作为社区矫正工作中的一项特殊规定。另外《办法》规定:有关部门、村 (居) 民委员会、社区矫正人员所在单位、就读学校、对于社区矫正人员来说, 一般是主观恶性不深, 犯罪后有悔改, 积极赔偿受害人损失, 得到受害人谅解, 或者积极退赃退赔, 再犯罪的可能性不是没有, 而是较小, 就可以不需要过多的司法力量, 由家庭成员或者监护人、保证人等协助社区矫正机构进行社区矫正。即使是偏远山村也可以在村委会的监督下进行改造。以上需要地方立法。

(二) 建议成立以司法行政部门执行为主, 法院、检察院、公安积极配合的社区矫正监督监察的组织体系

依据我国其他部门监督与监察的实践经验, 同时借鉴国际社会矫正法制建设的成果, 利用分权和限权重新确定职能, 采取以司法行政部门执行为主, 法院、检察院、公安积极配合的社区矫正监督监察的组织体系, 以堵塞社区矫正工作中可能存在的徇私舞弊漏洞, 维护司法公正及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由于社区矫正是执法工作, 是矫正、教育人的工作, 涉及到对罪犯的教育改造和心理矫治, 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政策性。要将社区矫正工作落到实处, 就必须健全和提高社区矫正机构规格, 配备人员, 赋予职能职责。不妨从全国层面上, 成立一个社区矫正监督监察工作领导小组, 在最下层的区和街道层面上也成立了相应的矫正工作监督监察领导小组, 建立这样的一个新模式, 可保证使《社区矫正工作细则》《社区矫正工作者手册》《社区矫正对象手册》《社区矫正对象的奖惩办法》等一系列的制度得到了初步的落实和建立。

(三) 建立与党委、人大、政协的联系机制

在配套法律法规不完善, 保障机制未建立的情况下, 要做好社区矫正监察监督工作, 有必要借助党委、人大、政协的力量, 建立与党委、人大、政协的联系机制, 制度性的汇报工作, 充分发挥联席会议制度的效能, 建全联系制度, 加强相互之间的衔接、配合。实现计算机联网, 信息共享, 及时掌握有关社区矫正工作, 实现对社区矫正的动态管理和动态监督, 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针对社区矫正人员思想动态、矫正环境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提出意见和建议, 共同研究对策, 制定措施, 发现问题, 及时解决。

(四) 突出中国特色

在中国法治社会建设中, 突出“中国特色”总是一个躲避不了的命题。比如《办法》第一条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规定, 结合社区矫正工作实际来制定的。1924年孙中山先生有《建国大纲》中提出解决中国政治体制设想, 即“五权宪法”, 而到今年召开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即“两会”又将“分权、授权、确权、限权、治权”新的五权作为关键词热议推出, 这为未来十年“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改革方略奠定了基础。笔者以为中国特色式法治思维的关键在于分权、限权和治权, 只要把这三个方面协调好, 达到依法治权, 方有真正法治, 不只是社区矫正监察监督工作, 就是其他社会管理工作, 也能收到明显的效果。

(五) 监察监督工作要齐抓共管

因我国的社区矫正是政府主导体制, 是从上至下的推行社区矫正, 要防止社区矫正流于形式, 必须实行监察监督工作要齐抓共管。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本身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 实践中, 社区矫正领导小组成员不仅应包括公检法司, 还应涉及民政、劳动、教育、房屋管理等多个职能单位, 如何协调和发挥各职能单位的作用, 取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尤为重要。

法治模式 篇9

善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推进法治新区建设是时代的要求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的要求, 应当成为滨海新区领导干部与中央、市委保持一致、提升执政水平、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这一要求也为有效落实滨海新区推进开发开放进程、全面提升干部队伍能力素质教育培训的计划, 提供了指导思想、丰富了培训内涵。因此, 只有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才能引领法治新区建设在全国范围内成为更加普遍、更为生动的法治实践。

(一) 实现滨海新区功能定位需要法治

国务院把天津滨海新区定位为我国北方对外开放的门户、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宜居生态型新城区。这进一步强调了滨海新区要充分发挥区位、资源、产业等综合优势, 努力提高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 成为天津发展的龙头地区。目前, 滨海新区既面临着新一轮开发开放的机遇, 也将面对原有优势分布格局重新调整的新形势, 尤其是新区第二次行政体制改革、街镇整合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那么, 如何把握机遇, 加快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步伐, 进一步以法治推动和保障滨海新区综合竞争力在科学发展轨道上取得新跃升, 从而进一步提升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地位, 更好地向国际化城市目标迈进, 就成为法治新区建设必须应对的全局性重大课题。

(二) 加强滨海新区社会治理创新需要法治

十八大提出的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的基础保障;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是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各项工作的依据和基础, 也是加强社会治理创新的目标追求, 更是加强社会治理创新的有力保障。社会治理的前提是法治, 用法治化解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也是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内在要求。

加强新区社会治理创新, 是新形势下促进社会公正、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目前, 滨海新区开发开放过程中也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迁, 社会治理的内容和范围发生了很大变化, 如城乡差距及贫富收入差距日益扩大问题, 政府公信力问题、社会诚信问题、基层治理问题等都严重地影响着新区的和谐稳定。同时, 市民对社会法治环境的要求和期盼也越来越高。这一切对现有的社会治理理念和管理方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 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区理政, 是新时期、新阶段对新区社会治理的新要求。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建设, 只有以平安新区作为抓手, 推进法治建设, 各级党政组织和领导干部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维护稳定, 才能将社会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 才能营造民主团结的政治环境, 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 协调平衡的生态环境。

(三) 衡量领导干部执政能力需要法治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 努力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这进一步明确了领导干部和公务员要把已习惯的领导思维、管理思维、行政思维转变为法治思维, 善用法治要成为领导干部依法执政和管理社会的基本功。当前滨海新区正处在开发开放的关键期, 既要继续深化改革、推动科学发展,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又要解决社会矛盾凸显、利益结构失衡所带来的问题。因此, 未来滨海新区社会的发展不仅需要持续稳定的改革和发展动力, 更迫切需要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这些都对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多的期待。领导干部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区理政的中坚力量。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凝聚着法治共识的根本, 必须着力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滨海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能力。所以, 培育和强化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以身作则带头具备和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 在法治的逻辑和价值判断的指导下, 在法治的框架内依法执政、依法行政, 既是一种必然选择, 也是一个基本要求。

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法治新区建设

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为法治新区建设指明了方向。滨海新区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和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地带, 肩负着践行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战略的重大历史使命。在法治新区建设过程中, 要立足区域实际, 服务于新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一) 强化法治意识, 提升法治素养

“六五”普法规划实施以来, 通过“法律六进”和普法宣传教育, 滨海新区广大干部群众依法办事意识切实增强, 但个别干部在学法守法用法方面还做得不够, 少数群众“信访不信法”现象仍然存在。建设法治新区, 首要是全面提高全区的法治意识和法律素养。一方面, 加强法律专项培训, 全面提升领导干部、公务员、行政执法人员依法行政水平。在新区干部培训和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 要建立一个制度化、常态化的教育培训制度, 如通过学习、培训、出庭应诉、旁听审理等形式, 提高他们的法治意识, 促使他们不仅要带头依法办事、不得违法行权, 更重要的是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新区开发开放、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同时, 区委组织部和区委党校定期举办领导干部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专题研讨班, 定期组织领导干部参加专门法律知识轮训和新法律法规专题培训。另一方面, 要切实增强广大群众的法制观念, 以“法治大讲堂”工作为抓手, 引导人民群众自觉遵纪守法, 善于理性表达利益诉求, 在新区范围内营造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社会氛围。

(二) 推进依法行政, 维护公平正义

建设法治新区, 无论是机构整合, 还是强街强镇, 都需要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作保障。因此, “法治新区”首先是“法治政府”, 通过加强法治监督、推进“依法行政示范单位”创建、认真梳理行政执法职权、制定依法行政规程, 发挥政府法律顾问团作用, 强化制度建设, 规范行政行为;通过成立执法保障基金, 加强执法保障, 严厉打击暴力抗法行为, 推进严格执法, 促进“平安新区”建设, 营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同时, 要把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各项事业纳入法治化轨道, 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贯穿到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各个领域, 保证各项工作依法进行, 创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具体讲, 就是各级党委要带头执行宪法和法律, 规范决策行为、加强党内法治建设、健全完善党务公开制度, 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比如, 按照“谁制定、谁清理, 谁执行、谁负责”的原则, 对目前仍在继续执行、现行有效的各功能区各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清理;各级政府要加快职能转变、严格依法依规办事, 坚守公平公正原则, 充分发挥网络信息技术的作用, 依托电子政务OA办公系统平台, 不断创新政务公开形式和载体, 着力建设法治政府;各级司法部门要坚持公正司法, 强化司法为民, 把好公平正义“最后一道关口”。

(三) 纳入考核指标, 完善考察内容

培育法治精神推进法治建设 篇10

【关键词】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

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跌宕起伏，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曲折的探索中，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念智慧，逐渐形成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伟大成就，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需要更多的群众更加主动、自觉和积极地参与法治建设，必须使最广大人民群众认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理解现代法治，尊重法治和信仰法治。

一、法律的概念

依法治国的“法”是什么？法律是如何产生的？法律代表正义、理性，还是代表强权？科学地认识法律，才能从观念上重视法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价值。

法律是国家的产物，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是统治阶级为了实现统治并管理国家的目的，经过一定立法程序，所颁布的基本法律和普通法律，是国家的统治工具。这是马克思主义法的学说的基本理论。社会主义法律具有巨大的作用，首先它是社会主义国家所制定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的使命是建立、保护、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消灭一切旧制度和旧的社会关系。其次，社会主义法律反映了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意志，它是依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制定的。

二、法治与法制的关系

法治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法治的出现需要法制的准备，没有法制同样也不会产生法治。法制既不同于法治，又内含于法治，两者具有逻辑和历史的一贯性。法治与法制的关系：一是法治是法的统治，依法而治的意思，是动态与静态的统一，既包含依照法律治理国家的动态过程，也包括法理国家所遵循的各种法律这一静态规则；而法制则多为静态的概念，是法律及相关制度的总称，侧重于法的静态方面；二是作为治理国家的方式，法治的对立面是人治，而法制作为一种制度则是相对于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来说的；三是法治的前提必须是“良法之治”，既在治理国家中所依据的法律必须是在民主基础上制定出来的代表大多数人利益和意志的法律。而法制则既包含良法也包含“恶法”；四是法治与民主政治有必然的联系，法治是民主政治的要求，而法制则同民主政治没有必然的联系。可以说，有“法制”未必有“法治”，而有“法治”必有法制。

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涵、特征

新中国法治建设从无到有，从否定法治的存在到树立法治的权威，从法治认识的片面化到法治建设的全面化，坚持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最终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

（一）社会主义法治概念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后，我党在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上处于领导核心的地位，探索和总结了一些成功的方法和经验。首先摒弃了“人治”思想。建国初期，我们对法治的重要性还是有很清醒的认识的，但由于种种原因及几千年传统的“人治”思想的影响，致使在治国的过程中经历过一些波折，十年“文革”的浩劫使中国法制遭到了彻底的破坏，法律的权威也丧失殆尽。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思想指导下，中国理论界开始了对人治与法治问题的新的大讨论，从而真正揭开了正面解释“法治”的序幕。在这次人治与法治的争论中，“法治主义”获得胜利。二是从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转变。建国初期，由于“法治”被认为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而加以回避，所以那时很少使用“法治”一词，基本上都讲“法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界对“法治”概念不再进行批判性的解释，但许多人仍然存有种种顾虑，不敢大胆揭示“法治”的真实内涵，而是采取回避或价值中立的态度。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一般也使用“法制”而非“法治”。1997年党的十五大胜利召开，大会决议正式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党章，1999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新的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彻底宣告几千年来中国人治和专制社会的瓦解，国家政治发展的道路勘定了“法治”这一科学文明而充满生气的目标。

（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涵和特征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形成的有关法治问题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包含五个方面内容，即：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核心内容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我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本质要求是执法为民，执法为民理念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其主要精神内涵是实现、维护、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基本价值取向是公平正义，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和落实依法治国的目标，不但要有完善的法律体系和理论，还要使公平正义的精神和价值通过法的适用和实施，并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实现、彰显和弘扬。重要使命是服务大局，指法治建设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保障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服务。为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和高效的法治环境服务。根本保证是党的领导，我们要搞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必须明确树立党的领导地位，坚信党能带领全国人民健康有序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五个方面是一个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构成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完整理论体系。

四、培育法治精神的重要性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明，保障公民的权利。任何法治建设都是人民群众在探索中创造的，离开法治建设的主体，法治建设不啻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本。社会主义法治的建立、存在和发展，必须适应社会发展规律、经济关系的变革，但其直接依据是社会公众对它的普遍认同、充分信任和坚定信仰。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绝不仅限于制度建设和技术性的“硬件”系统的完备周详，更要重视精神层面的“软件”系统的开发，促使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普遍化、社会化，并深深扎根于人们心中，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法治理想目标得以实现的关键。

五、培育公民法治精神的措施

法治精神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识则成为这一概念的具体实践。公民法律意识的生成，是一种教育过程、理解过程和社会氛围。在法治建设过程中，公民法律意识的培养应当是一项比较艰巨的任务。

（一）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促进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生长发育

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治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种自由的、平等的政治，这种特性为各种政见和立法建议的表达和交流、各种政治主体参与决策提供了机会，使制定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能真正地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实现法出于民。

（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公民法律意识

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属于上层建筑，它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地蕴涵着自由自主精神、公平正义精神、契约自治精神、平等效率精神、责任规约精神。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进行经济活动时，为保证自己的合法权益、规避风险，就必然期待具有至上权威的、明确的法律来规范市场秩序，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信任法律、依赖法律、遵从法律成为其明智且唯一的选择。

（三）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为培育公民法律意识提供道德支持

道德不仅是人们信赖法律的客观依据，也是人们进行法律活动的动力。社会主义道德通过对社会主义法律所确立的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评价，帮助人们认识到其合理性和历史进步性，认识到遵守法律不仅是公民的法律义务，也是公民的道德义务，人们应该养成正确地行使权利、忠实地积极地履行义务的习惯，并把这一要求作为评判善恶是非的标准，谴责滥用权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

参考文献

[1]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页.

[2]张雪筠.我国法治之路的精神分析[J].山东法学，1999（02）.

[3]孙光妍，毕晓棠.法律意识与法治建设.人民日报，2002年8月13日，第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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