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媒体

法治媒体（通用6篇）

法治媒体 篇1

法治媒体是媒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从法治的视角来对新闻事件, 社会问题进行探究, 向社会传递对事件或问题的重要态度, 并形成一股巨大的影响力, 推动了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与发展。同时, 由于陈诉客观事实和评述事实本身是法治媒体所具备的两个基本职责 (前者更加侧重于为事件为热点问题提供实时依据, 而后者更倾向于向观众提供思想和观点。) 因此, 法治媒体是具备影响力与引导力的, 它从法治理念, 制度, 文化建设等多个层面, 向社会提出了一些理论维度上的关照与反思。但从我国法治媒体的发展实际来看, 在高速的经济发展形势下, 很多法治媒体为了追求更高的收视率, 获得更高的收入, 这就使得其自身社会责任感缺失, 不客观的报道等现象屡见不鲜。

一、法治媒体传播中存在问题

我国的法治文化建设不断深入推进并发展, 媒体作为新时期我国人民掌握法治知识, 寻求法律帮助的重要平台与窗口, 在法制宣传中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但是就我国的法治媒体发展现状看来, 其中还存在很多的问题与漏洞迫切需要得到解决, 下文将对问题展开具体探讨:

(一) 法律用语不够准确

客观来说, 法治是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一种文化形式, 需要对其使用“习惯”进行培养。而法治媒体作为极富影响力、承担巨大社会责任感的媒体, 需要对公众进行引导, 唤醒公众的良好意识与对法治文化的正确认识。但是一些个别的法治媒体在开展法制宣传时, 由于没有对节目内容进行严格的审核, 这就使得报道中出现了一些不严谨的内容。比如, 对已经确定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嫌疑人的正确称谓为“被告人”, 但是一些媒体却简单地将其称之为“被告”, 这就混淆了被告与被告人之间的概念, 将刑事事件当事人与民事案件当事人简单地归为一类。当一些指向错误, 不正确的报道出现在法治媒体时, 这就很容易对观众造成错误引导, 引发不良的影响。

(二) 报道内容不均衡

个别法治媒体为了夺人眼球, 获得更高收视率, 在法制节目内容的选择上更倾向于对主观恶性较大的刑事案件进行报道, 但是相对缺少对于民事案件以及行政色彩强烈事件的报道。案件类型较为单一, 无法做到各类事件的全面报道始终是当前法治媒体在进行法治宣传报道时的硬伤。同时, 很多的法治媒体对于新法律法规、新司法解释的出台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度, 并对其进行解析, 探究其适用范围。但是针对一些较为抽象的法治理念包括但不限于法律规则, 司法习惯等宣传报道较少, 这就使得公民很难形成自主自决的法律能力, 也很难构建起在全社会营造理性文化权利的大框架。

(三) 法治媒体越位

法治媒体越位的现象在我国并不少见, 具体来说就是利用新闻报道来形成一定的舆论压力来对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造成一定影响的行为, 比如张金柱就曾发出了“我是栽在新闻记者手里的”哀叹。媒体监督是我国监督方式方法的重要补充, 但是由于很多的法治媒体在司法程序进行和司法裁决之前就对案件进行了定性, 这就在社会上形成了一定的舆论指向, 侵犯了独立司法的权利, 违背了我国当前所推崇的权利主体各司其职的法治精神。

二、法治媒体的传播优势

客观来说, 媒体不仅是群众的眼睛, 更是群众的喉舌。而法治媒体不仅能够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法治问题, 社会热点进行审视, 更为在社会上引发热烈的思考, 推动法治社会的建设与发展。而在我国“六五”普法工作大规模开展的背景之下, 我国的法治媒体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有着极强的宣传优势。

第一, 增强公民法治理念, 提升公民法律能力。在宣传法治信息上, 电视或报刊等媒体类型在进行法治内容选择时, 将紧紧围绕着“普法”这一核心, 利用更为生动形象的法治宣传, 来让公民知法、懂法、用法, 普及相应的法律基础知识, 让公民法治理念获得增强的同时, 让公民能够在处理问题或事件时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第二, 对公民进行指引教育, 帮助公民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人。就现代的法律发展来看, 现代国家构建起了以法律准则为基础, 以道德理念为指向, 以相关规范为辅助的行为规范体系。而有序社会的形成是基于社会认同的规范与价值观的构建, 这是社会化问题的范畴。而法治媒体有着极为广泛的受众, 能够在社会形成较大的影响力, 这就使得法治媒体在社会化问题的引导上有着天然的优势。当法治媒体以案说法, 向公众反复传递法治信息, 利用公开庭审来向社会展示庭审过程, 传递法治理念, 这就能够对公民的行为进行警示与警戒, 公民合理合法行为的选择也将有效推动和谐法治社会的构建, 引导公民合理合法地处理解决社会纠纷。

第三, 加强舆论监督。法治媒体的作用一方面在于对民众进行普法教育, 而另一方面却发挥着对司法活动监督的重要作用, 这是法治媒体存在的意义所在, 更是法治媒体宣传优势中的核心部分。通过法治媒体的宣传报道, 公民“知”的权益得到了保障, 人民监督的实效性得以保障。同时, 法治媒体能够对立法、执法、司法等过程进行监督, 让司法更加公正, 真正实现法治实践的科学, 合理, 制度化运作。

第四, 法治媒体同样能够传扬优秀的法律文化。法律文化是社会发展的产物, 随着社会的进步不断进步并完善, 是社会珍贵的精神遗产, 而法治媒体从法律的角度对社会实事, 热点问题等进行剖析, 让社会上的科学知识, 文化艺术, 价值理念得到了传承。这就有力打破了传统由学校, 家庭传承先进文化的局面, 法治媒体肩负着传承法律文化的使命, 将科学的法治理念源源不断地传播给公民, 将繁琐复杂的法律知识以一种简单明了的方式进行了展现, 也让公民深刻领悟到了民主, 法治, 公平, 公正的法治价值。

第五, 向社会提供高效的法律服务。人们的生活工作学习中将涉及到大量的法律问题, 从法律的角度出发, 帮助公民利用法律武器来解决现实问题, 寻求法律帮助是新时期法治媒体宣传工作开展的核心所在。因此, 法治媒体在普法过程中, 要注重与群众间的互动, 让更多样化的媒介形式融入到法治宣传中来, 开展法律咨询, 法律援助等活动, 让群众从中受益, 满足其法律需求。

三、如何发挥法治媒体的特色传播优势

首先, 要提升法治媒体从业人员的素养, 提升专业的采编素养。具体来说, 就是让法治媒体工作者从内心崇尚法治, 以正确的法治观念为指向开展新时期的法治宣传工作。同时, 认真学习领悟新颁布的法律法规, 司法解释, 提升自身的素养, 为法治宣传工作的开展做好知识储备。当然, 作为法治媒体工作者同样需要注重自身职业道德的提升, 用合法且正当的手段获得新闻素材, 坚决抵制为了夺人眼球, 提升收视率的虚假报道。而为了提升法治媒体的质量, 法治媒体从业者也需要有较高的采编素养作为支撑, 让法治媒体更具吸引力与影响力。

其次, 搭建起媒体与外界互动的平台。媒体是群众的眼睛, 同样也是群众的喉舌。法治媒体也是如此, 需要与群众进行积极互动, 将新时期的立法精神与目的源源不断地传递给群众, 了解群众关注的重点与热点, 并开展咨询, 答疑工作, 解决群众的困惑, 提高群众的法律素养。同时, 立法机关同样也应该重视来自法治媒体反映的民情民意。司法机关方面也应给予一种更加包容的态度来对待法治媒体, 与其加强沟通, 进一步提升审批的透明度。

再者, 传播个性的独有信息。所谓“独有信息”, 就是法治媒体自己采集的不被另外的媒体所拥有的信息, 即融法治信息、法治理念、法治意识和法治文化于一体的特色信息。法治媒体要在组织内部形成不可仿制的知识和技能, 要打造持续获取并有效传播“独有信息”的能力。同时, 由于在全媒体语境背景之下, 人人都是自媒体, 法治媒体要加强对先进技术的引进、转化和应用, 借助科技力量, 强化与公众的互动, 并且互动平台要从媒体内延展到媒体外, 要充分整合各种传播渠道, 使互动充分以使传播效果最大化。

最后, 法治媒体也需要进行自我约束, 健全自身管理机制。新时期的新闻媒体需要肩负起开展公益性法制宣传教育的责任。这就需要法治媒体一方面要明确自身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在报道素材的选择上, 不能违背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 对一些敏感信息如个人隐私, 商业机密, 未成年人犯罪等进行报道。另一方面注重自身的舆论影响力, 不能在案件尚未裁决之前发表具有指向性, 倾向性的言论, 避免“媒体审判”的现象发生。

结语

我国法治媒体的发展是我国构建法治和谐社会的重要印象因素, 在我国法治建设的新时期, 需要立足于实际, 对当前我国法治媒体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从提升法治媒体工作者的素养, 构建起法治媒体与外界互动的平台, 建立健全法治媒体自身管理机制三个维度来实现我国法治媒体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 社会的进步, 我国公民法律意识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法治媒体作为法治宣传的重要载体, 需要对社会的舆论进行引导, 弘扬我国法律精神, 推动我国的法治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但是客观来看, 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我国的一些法治媒体在开展法制宣传工作时还存在着违背法治精神的报道思路, 这就偏离了法治建设的轨道。在新的时期, 需要进一步发挥法治媒体的特色传播优势, 让媒体在法制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得以实现。本文将从我国法治媒体中存在的问题出发, 探究发挥法治媒体特色宣传优势的重要性以及其具体措施。

关键词：法治媒体,特色传播,存在问题,具体措施

参考文献

[1]祖媛媛.关于新媒体的社会责任研究[D].河北经贸大学, 2015

[2]杨秀.法治评论及其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研究[D].复旦大学, 2012

[3]李升元.法治实践的公民意识教育价值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 2012

[4]魏春华, 吴珂.传统法治媒体的微信运营策略[J].中国记者, 2015, 03:112-113

[5]李楠.新媒体时代如何打造法治传媒品牌[J].内蒙古教育 (职教版) , 2015, 04:89-90

[6]李旭;孙守森.法治媒体要坚定不移做全面依法治国的宣传者推动者[N].民主与法制时报, 2015-07-21001

[7]龚小兰.法治媒体的路径探析——以净化媒体的法制宣传环境为视角[J].法制与社会, 2012, 26:60-61

[8]王舒荧.法治类电视节目媒体利益与媒体责任的关系研究[D].河北大学, 2007

法治媒体 篇2

冯继波 蒋平

甘肃省总工会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立足服务职工、服务基层，注重强化法制宣传、培育法治维权理念、丰富法治维权手段、提高法治维权实效，把握建设法治工会的着力点，切实做好年初确定的“五项活动”、“六件实事”，有力推动工会各项工作健康发展。

一、开展法治宣传和法治教育是基础

法治宣传和法治教育是传播法律知识，培育法治信仰的重要途径，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基本前提。全省各级工会通过向职工群众广泛宣传宪法，普及法律知识，深入宣传劳动法律法规，增强其法治意识，引导其积极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一是把法治宣传和法治教育贯穿干部队伍建设始终。实施工会干部最新理论武装活动，制定了《甘肃省总工会法律人才队伍建设三年规划（2014—2016年）》，用3年左右时间对全省12.5万名专兼职工会干部进行系统的法律知识武 装。省总工会成立专门领导小组，完善工作制度，落实经费保障。2014年举办了6期特色培训班和16期主体培训班，培训工会干部1578名，把 “培训千名工会干部”实事落实。在培训中外聘专家学者深入学习与工会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着眼于维护和保障职工合法权益，系统学习《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法律法规，为依法维权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通过广大工会干部带头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护法，自觉做到研究问题先学法、制定决策遵循法、解决问题依照法。

二是把法治宣传和法治教育贯穿主题实践活动始终。积极开展法律“六进”活动，结合“双联行动”、深化“进企业、访职工、办实事、促发展”活动，将法律知识送进机关、乡村、学校、社区、企业、单位。叫响“有困难找工会”活动，在抓好困难职工和农民工技能培训的同时，加大普法宣传，先后培训困难职工和农民工1.2万人次。开展 “12·4”全国法制宣传日活动，联合省电视台制作了普法宣传节目。在人群聚集的厂矿、社区、广场，举办法律咨询、法律服务，免费发放《甘肃省职工权益保障地方法规汇编》3万册，让职工群众知法、懂法、守法。各级工会依托各项主题实践活动，为法治宣传和法治教育搭建了很好的平台，营造了良好的学法守法用法 氛围，增强了活动的吸引力和法治宣传教育的实效性，切实提高了职工法律知识水平。

三是把法治宣传和法治教育贯穿职工法治文化建设始终。全面落实《甘肃省总工会关于在工会干部和职工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六个五年规划（2011—2015年）》，结合《劳动法》颁布20周年，广泛深入地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组织全省各级工会开展工会劳动法律知识竞赛，涉及企业1000多家，覆盖职工100多万人。积极发挥企业文化、职工文化的教育宣传功能，开展“中国梦·劳动美·工会情”送文化下基层慰问演出活动，以小品、相声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寓教于乐，不仅丰富了基层群众业余文化生活，更把依法办事、依法解决矛盾纠纷的理念传递给大家。探索法治宣传教育新途径，在“建成职工书屋300个”实事中，及时跟进法治宣传和法治教育，为各书屋配置了大量的法律书籍、法规画册，受到基层欢迎。切实发挥《甘肃工人报》、《五月花》等工会刊物在职工法律文化建设中的优势，构筑起多元化、广覆盖的法制宣传体系，形成了特色鲜明、效果突出的职工法律文化。

二、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关键

法治思维是基于法治的固有特性和对法治的坚定信念来认识事物、判断是非、作出决策的一种思维方式。法治方 式是以法治思维为前提，注重依照法律化解矛盾、开展工作、解决问题的一种行为方式。法治思维决定、支配法治方式，法治方式是法治思维的具体体现，二者既相互作用，又相互促进。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是全面落实“以职工为本，主动依法科学维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维权观，更好地代表和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的关键。

一是主动督促劳动法律法规的制定落实。组织力量就《甘肃省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管理办法》等地方性法规政策认真研究并征求意见，及时向省政府相关部门进行了反馈。由省总领导班子成员带队，分赴9个市州、8个产业（系统）、4个大企业工会开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法规条例贯彻落实情况的专项调研，形成报告，为我省出台实施办法奠定基础。与人大内司委沟通联系，开展《甘肃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的立法调研工作，做好立法前期准备。目前我省已基本形成，以《甘肃省实施＜工会法＞办法》为骨干，《甘肃省厂务公开条例》、《甘肃省集体合同条例》、《甘肃省职工代表大会条例》等地方性法律法规组成的劳动法律框架，为工会开展工作、切实维护职工权益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二是多方联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完善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修订《省协调劳动关系三方联席会议制 度》，制定《甘肃省劳务派遣行政许可管理办法》，着力解决了劳动关系领域的一些突出问题。深化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工作，开展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调研检查，牵头组织了第八次全国互检，深化示范单位创建活动，选树全省厂务公开示范单位20个。强化集体合同和工资集体协商工作，下发了加强职工代表培训的实施意见、集体协商工作发展规划（2014—2018年）、2014—2016年全省劳动安全卫生专项集体合同工作计划等文件，召开全省推进实施集体合同攻坚行动视频会议、保障工作经验交流会议，加强集体协商指导员队伍建设，聘用专职指导员48名，指导各级工会签订集体合同2.18万份，工资集体协议1.99万份。完善职工群体性事件及各种突发事件应对措施和防范预案，协助党政妥善处置了一些群体性事件，有效维护了职工队伍的总体稳定。

三是积极构建四位一体的服务职工工作体系。落实全总《关于建立健全职工法律援助等维权服务长效机制的意见》、《关于进一步推进工会帮扶工作常态化长效化的指导意见》，把建会、帮扶、服务、建家四位一体的工作部署，为职工提供解忧愁、利发展、有实效、高水平的服务。推进困难职工帮扶中心规范化建设，帮扶中心在全省市县两级实现全覆盖，县以上帮扶中心100%设立法律援助窗口，切实加强依法维权的职责，加大劳动争议的调处和职工法律援助服 务工作力度，劳动争议调解成功率明显提高。加强困难职工电子档案规范化、动态化管理，对全省纳入档案的22.6万户、60多万名困难职工实行经常性救助和跟踪服务。认真开展困难职工帮扶慰问，筹措“两节”慰问款物9061.6万元，慰问困难企业823户、困难职工和劳模家庭106309户。各级工会筹集助学金1812.6万元，资助各类困难职工子女入学10480人；实施女职工“关爱行动”，慰问困难女职工2.27万人。大力推动职工互助保障工作，累计参保职工446,392人次，比上年增加157,154人次，为20,056名患病或遭受意外伤害的职工支付互助保障金1,068.3万元。

三、实现法治维权和法治工会是目标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工会是党领导下的重要人民团体，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力量。依法治国必然要求依法治会，要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会工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努力实现法治维权法治工会的目标。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工会工作的环境和条件。及时汇报学习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进展情况和总体思路，进一步争取党委、政府对工会工作的重视支持。省委、省政府领导专门就做好 新时期工会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提出明确要求。“五一”前夕，省委书记王三运来到省总工会机关，同劳模代表座谈并发表重要讲话，这让全省广大职工和工会干部倍受鼓舞、倍感振奋。省长刘伟平主持召开第十四次政工联席会议，出台了联席会议《规则》，帮助解决了省级劳模生活困难、基层工会力量薄弱、市州县区工会机关编制紧缺等突出困难和问题。省委副书记欧阳坚多次听取工作汇报，出席省总重要会议活动，为工会工作水平提升给予了悉心指导和帮助。各级工会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加强经常性请示汇报，推动解决突出问题，工会工作环境和条件进一步改善。

二是依法建会,切实增强基层组织吸引力凝聚力。制定下发了《基层工会建设攻坚活动实施方案》，确定2014年为夯实基础年、2015年为创新发展年、2016年为巩固提高年。制定了新形势下加强基层工会建设的实施意见、分工方案和基层组织建设工作规划(2014—2018年)，提请省委组织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组织党建带工建工作的意见》，把基层工会组织建设纳入党建工作同研究、同部署、同落实。规范工会组织员管理，从改善待遇、激励引导入手，发挥他们在组织职工入会、企业建会和维护权益方面的积极作用。创新工会组织形式，加强区域性、行业性工会联合会、联合基层工会组建，以投产5年以上、职工50人以上未建会企 业为重点，开展集中建会行动，加强督查督办，使职工50人以上企业建会率达到了98.7%。以县为单位，对尚未建会企业摸清底数、列出清单、定出时间表、责任包干、挂牌销号。以乡镇、街道为重点，加强“小三级”工会和区域性、行业性工会建设。目前，全省基层工会数达到3.59万个，会员数达到357万人。

三是依法构建职工法律维权服务的长效机制。变“职工上访”为“送法上门”，就近就地为职工特别是困难职工、农民工提供及时的法律服务。加强与司法行政部门、律师事务所、高校的协调配合，37人次的法律专家、学者、律师以不同形式开展职工法律服务活动，进一步扩大了工会法律工作的影响。加大工会法律援助者和志愿者队伍建设，从政府人社部门、企业劳资部门和工会机关退休人员中聘用熟悉劳动法律和社会保障、集体协商、法律维权等方面工作，具备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协商谈判能力和研究解决问题能力的人员，指导基层企业事业单位依法开展法律维权。按照工会劳动保护监督检查“三个条例”要求，进一步建立健全工会劳动保护监督检查体系，致力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群监网络。目前，全省基层工会劳动保护监督检车委员会已经发展到1.24万个，车间（分会）工会劳动监督检查委员会发展到3.91万个，工会小组劳动保护检查员3.76万人，劳动保护 专兼职干部4893人。2014年全省各级地方、产业工会和各类企业工会参加安全生产检查7.89万次，共查找出事故隐患和职业危害数2.19万个，整改事故隐患和职业危害1.92万个。（作者系甘肃省总工会理论政策研究室干部

法治媒体 篇3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互联网技术被广泛应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出现, 开启了公众表达的平台, 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公民传播时代。新兴媒体对于政府政策行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新兴媒体监督实际上已经成为社会公众对政府政策行为进行有效监督的主要形式。



关键词：新兴媒体；媒体舆论；行政监督

建设法治政府，完善行政监督制度是必不可少的方面。行政监督主要包括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专门机关的监督、社会团体、社会舆论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人民督促与监督的方式有很多,例如人民对于国家机构设置时的权力制衡安排、选举时公民的投票取向、人民信访、通过媒体监督的形式所进行的监督等，但相较而言，新闻媒体监督最省时省力。

所谓“新兴媒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新”相对“旧”而言。从媒体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当中，新兴媒体伴随着媒体发生和发展在不断变化。广播相对报纸是新兴媒体，电视相对广播是新兴媒体，网络相对电视是新兴媒体。今天我们所说的新兴媒体通常是指在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如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广播、手机短信、移动电视、网络、数字电视、数字电影、触摸媒体等。相对于报刊、户外、广播、电视四大传统意义上的媒体，新兴媒体被形象地称为“第五媒体”。

一、新兴媒体监督的特点

(一)新兴媒体监督的含义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舆论监督是政治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要运用新闻舆论批评党和政府的工作及其工作人员，还要反应人民群众的利益与愿望、意志与情绪、意见和建议,为人民群众参政议政提供有效的平台。特别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互联网技术被广泛应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出现, 开启了公众表达的平台, 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公民传播时代。新兴媒体对于政府政策行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新兴媒体监督实际上已经成为社会公众对政府政策行为进行有效监督的主要形式。所谓的新兴媒体监督主要指以移动媒介、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对政府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的监督。即新兴媒体对政府及其行为、政策等所作的公开评论、指责，提出改进意见等, 体现或引导民众对政府行为的检查与督促。

(二)新兴媒体监督的特点

以互联网、移动通信等为载体的新兴媒体从无到有，从弱小到壮大，从边缘到主流，成为构建我国新闻传播格局的一股极为重要的力量。新兴媒体对我国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介入程度越来越深，在营造社会舆论和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新兴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往往是通过转载传统媒体的信息而引起网民的反应或讨论，尔后与传统媒体产生互动、形成观点性民意即网络舆论，并以此影响社会、影响政府决策，这就是新兴媒体监督的一般模式。由此可以看出新兴媒体监督具有以下的特点：广泛性、时效性、便捷性和亲民性，还有就是监督成本低。

二、当前我国新兴媒体监督的现状

在西方国家，媒体监督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被誉为社会行政、立法和司法体系之外的“第四种权力”。在我国，新兴媒体监督也已成为人民群众行使社会主义民主权利的有效形式，新兴媒体监督因其特有的公开曝光形式，可以形成一种无形的社会公共意志，协调社会机能、调节社会关系、干预社会生活，促进社会健康有序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兴媒体监督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目前，新兴媒体监督因其具有的强烈公众震慑力，已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监督形式。

(一)积极开展新兴媒体监督的必要性

首先，新兴媒体监督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体现。在制度层面上, 公民的监督权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权利，我国《宪法》也明确规定了公民的监督权，所以, 人民群众通过新兴媒体对权力实行监督, 是宪法赋予的权利，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重要表现。在生活中，新兴媒体已成为民众表达诉求，发表观点的重要平台，推动了公民社会的建立，民众可以通过论坛博客、新闻跟贴、专题讨论、网上征询意见、网上民意调查、网上议政等多种方式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可以与政府官员进行在线交流，并通过网络投票、网上建议征集参与政策制定。新兴媒体监督充分调动了人民参政议政的主动意识，使人民参与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热情大大提高，从而形成民主、积极、向上、进步的社会氛围。

其次，新兴媒体监督能够促进党和政府改进工作。近年来新兴媒体对实际案例的报道，对促进司法公正、依法行政和改进领导作风、提高党和政府威信，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自2003年孙志刚事件引发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除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出台，新兴媒体的介入让案件迅速地从地方推广到全国，由个案推动整个制度改革，新兴媒体舆论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和作用备受关注，新兴媒体监督的效果的到深化。

再次，新兴媒体监督一定程度上能够遏制腐败。与传统制度反腐相比，新兴媒体监督更快捷、更彻底、更透明、更隐蔽、更能保护举报者的合法权益。通过网络等渠道，能够集聚大众集体力量，让全社会以最快的速度、在最短的时间内关注到腐败事件，迅速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不但促进了案件的进行，而且对有问题的官员也起到了震慑作用。通过对腐败案件全过程、全方位、立体式的跟踪报道，无疑给官员上了生动的一课，进行了一次廉政教育，使广大官员感到自己置身于广大民众的监督之下，真正做到了警钟长鸣。

(二)新兴媒体监督存在的问题

媒体引导舆论风向以此来监督司法公正，其出发点无可厚非甚至应当得到鼓励。许霆案如果不是媒体的持续跟进和大众争论，许霆就不会被改判，可能连发回重审的机会都没有；段磊案如果不是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其诽谤罪就有可能成立……这一系列因为大众关切、媒体关注而最终得到“符合民意”判决的案件，几乎让媒体成了司法公正完美无缺的监督者。但这种监督远非想象般理想，仔细回顾，现阶段媒体监督司法引发的种种弊端已暴露无疑。

一是新兴媒体监督缺乏相应的制度规范和监督保障机制。由于新媒体信息具有可操纵性、非理性，所以需要建立对不负责任者的约束机制和责任机制，以防新媒体成为形态各异的利益集团影响和控制民意的便利工具，引发社会秩序的混乱。另外，近年来媒体刊登批评监督稿件后受到责问、调查,有关人员受到处分、调离、撤职,甚至被以侵犯名誉权告上法庭的事件时有发生；2008年，又发生了轰动一时的“王伟被跨省追捕事件”，必须立法保障媒体和民众正当的新兴媒体言论自由。因此，加强制度建设是改进当前新兴媒体监督的重要环节。

二是不适当的新兴媒体监督可能会妨碍司法公正。毋庸置疑，新兴媒体监督在我国的法治化进程中功不可没。但是，一旦其监督的功能被不恰当地运用，就极易蜕变成为“媒体审判”，势必就会影响到司法公正的价值追求。“杭州飙车案”、“湖北邓玉娇案”等虽有吸引眼球之处，但在整个司法进程中仍属个案，在新兴媒体舆论反应的民意中，占主导地位的声音是质疑和批评指责，法院尚未开庭，但是“媒体审判”的结果似乎已经相当明显。媒体舆论这种特殊的民主监督形式，对某些事件或现象的认识出现偏差，已经成为新兴媒体监督实践中突出的问题。

三是部分监督主体的自律性缺乏。作为一种相对特殊的行政问责主体，相对于目前立法、行政、司法等常规的监督手段而言，新闻媒体监督是一种非常规的手段。“舆论监督”是一把双刃剑，它的前提是自律，自律都做不到岂能“律他”。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今天，以书籍、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组成的全方位、立体式的新闻媒体网络的信息传播活动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影响着广大群众对事实的认识和评价。尤其是近年来“高价版面费”、“巨额封口费”、“恶意导向性评论”、“山西记者村”等媒体腐化、违纪、违规事件层出不穷，挑战新闻舆论监督真实性和客观性的同时，也阻碍了新兴媒体舆论监督的发展进程。

三、关于完善新兴媒体监督的几点思考

(一)制定相应的法律或者制度规范

没有法律制度的保障, 任何民主的权利都缺乏稳固的支点。我国现有的政策和法律体系对于新兴媒体监督的限定和保护都很欠缺，伴随着数字、网络纠纷的不断增加，新兴媒体监督也应该尽快纳入立法的视野。从具体制度构架来说，有以下几点：要确定以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为基础的新兴媒体言论自由原则，言论自由是法律所赋予的基本人权，在权力本位的现代法律体系下，管制只是手段，保障自由维护人权才是真正的立法目的；有针对性地制定一些在网上发布和传播虚假信息的惩罚性的制度规范，以此来起到约束作用；由于发表言论造成的法律纠纷，应根据纠纷本身的特征及其司法审理、调查取证等方面加以综合考虑，制定出操作性强的规定；对于影响社会秩序，侵犯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等违法行为也要明文规定，做到有法可依、有规可行。

(二)引导媒体监督导向，把好舆论导向关

胡锦涛总书记要求：“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在当今时代，新兴媒体特别是新闻网站处在宣传思想阵地的前沿，尤其要肩负起应有的重大责任。互联网上健康向上的舆论形不成强势，噪音、杂音必然乘虚而入。只有坚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宗旨，才能构建一个自下而上、多层次开放型、灵活互动、批评和建言献策相融合的舆论监督的全新机制。

(三)提升素养，强化自律

对于公众，反映问题要有事实依据，要理性表达，客观真实地反映问题，合法合理地开展监督，而不能损害他人的隐私，伤害他人的尊严，更不能夸大其词、捕风捉影、污蔑陷害。对于媒体而言，它作为社会公器，要以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为天职，进行自我道德约束，尊重他人合法权益，提高自身法律意识，明晰媒体报道的范围，防止触及法律的防线。

[责任编辑：杜红艳]



收稿日期：2012-02-05

作者简介：胡月玫（1986-），女，山东齐河人，中共德州市委党校助教，研究方向：法学；徐玉华（1962-），女，山东齐河人，中共齐河县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教育学。

法治媒体 篇4

“据公安部交管局提供的数据, 2011年5月1日醉驾入刑以来的半个月, 全国共查处醉酒驾驶2038起, 同比下降35%;因醉酒驾驶发生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同比下降37.8%。”2通过该法案的实施, 形成“饮酒不驾车”人格特质的个体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加。

信息流通使大众传播媒介成为影响社会个体人格形成的变量之一, 在国人形成“饮酒不驾车”的人格特质过程中发挥作用。因为, 并非每个人都是通过“酒驾”行为被处罚或看见别人“酒驾”被处罚的直接经验了解该法案, 形成“饮酒不驾车”人格特质的。大众媒介在该法案及相关信息的传播中呈现两个特征:信息量大、关注“酒驾”的行为后果。

一、提高信息量与“饮酒不驾车”的行为模式

信息量大包括两个层面:1.同一时间多元渠道传播使“酒驾入刑”信息可有效抵达受众;2.不同时间持续报道, 扩大信息覆盖面。

高晓松酒驾案正值《刑法修正案 (八) 》刚刚实施。作为“酒驾”典型, 该案社会关注度高, 信息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报道中既有央视、北京卫视、上海卫视在内的广电传媒;也有新华网、中新网、凤凰网等网站;还有包括《法制晚报》在内的报刊媒体, 多元渠道扩充了信息量。其次, 包括央视在内的多个媒体对该案的审理过程进行了连续报道, 拓宽了信息覆盖面。同时, 由于行为人的公众知名度, 使得该案信息被反复传播。一时间, 当受众打开电视、点开网页、翻开报刊都有较大机率接触该案信息。

人们在与大众媒介的信息交互中获知该案相关信息, 形成丹尼尔·勒纳所谓思想位移, 产生一种间接经验, 即:饮酒驾车要负刑事责任。该经验会减少个体驾驶行为在交通安全领域的不确定性, 确定一个行为事实, 即:饮酒不驾车。通过长期、稳定的信息交互大众媒介逐渐对人们的驾驶行为施加影响, 对个体“饮酒不驾车”行为模式的形成产生一定的“塑型”作用。

二、观念传播与“饮酒不驾车”的思维方式

“酒驾入刑”报道中, 大众媒介普遍较关注“酒驾”行为的司法后果。在高晓松案的报道中无论是央视、北京卫视、新华网、中新网, 还是《法治晚报》都将焦点放在量刑上, 即:6个月拘役和4000元罚金。很多媒体引述了法律人士的一句术语:“对酒驾行为顶格处理”。

第二十二届中国新闻奖291件获奖作品中有三篇“酒驾入刑”报道。分别是上海广播电视台的《严禁酒驾带给社会的启示》;安徽广播电视台的《芜湖查获全国“醉驾入刑”第一人》和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的《打击“酒驾”两岸如何互相借鉴》。三篇作品同样将报道的重点放在了“酒驾”的后果上。《严禁酒驾带给社会的启示》通过对专家、学者和交警的采访, 呈现了“酒驾入刑”法案功效显著的原因:执法坚决、后果严重;《芜湖查获全国“醉驾入刑”第一人》通过对反面典型的报道, 告诉受众“酒驾”要负刑事责任;《打击“酒驾”两岸如何互相借鉴》更是通过两岸专家的交流, 介绍了世界各国对“酒驾”行为的处罚, 分析了“酒驾”的严重后果。

重视后果, 体现了罗杰斯在《创新扩散》中提出的一种有利于观念传播的“相对优势”。罗杰斯认为相对优势就是新观念提供给采纳者相对于旧观念解决问题更有效的方法, “相对优势”高的观念有利于被个体采纳。“酒驾入刑”法案实施后, “酒驾”行为人被公安机关查处后要负刑事责任。这不仅是6个月以下拘役和罚金那么简单。刑事犯罪会被记入档案, 影响个体今后包括工作、借贷和出国等一系列权益的行使, 其后果凸显了“饮酒不驾车”观念的相对优势。“酒驾入刑”法案隐含着“饮酒不驾车”的新观念, 该观念为个体提供了一种更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即:饮酒不驾车。因此, 对于“酒驾”案的报道, 实质上是大众媒介对“饮酒不驾车”观念的广泛传播, 通过该观念稳定、持久的传播, 大众媒介在个体“饮酒不驾车”思维方式形成过程中施以一定的影响, 即:发挥“塑型”作用。

大众传播媒介通过“酒驾”案及相关信息的传播和“饮酒不驾车”观念的传递, 在社会个体形成“饮酒不驾车”的法治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过程中施以一定程度的影响, 即大众媒介在“饮酒不驾车”的法治人格特质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塑型”作用。而人格心理学认为个体人格系统由多个人格特质所组成, 因此, 笔者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在社会个体法治人格系统形成的过程中通过法治信息和法治观念的传播发挥着一定的“塑型”作用。

参考文献

[1]黄希庭.人格心理学[M].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2

法治媒体 篇5

关键词：法治新闻,依法治国,记者

目前,学界对于整体的新闻行业从业者职业现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记者从业状况、工作自主性、工作满意度以及择业观等方面。对于更加细化的从事专门方向新闻报道的记者状态的研究内容仍在少数,对法治新闻记者职业生存现状的研究是一个空白点。本研究从目前的研究空白点出发,通过对北京地区平面媒体的法治新闻记者的调查,来鸟瞰目前我国法治新闻记者的职业现状。

为了全面了解北京地区平面媒体法治新闻记者的生存现状,2016年1月~2016年8月我们对北京地区平面媒体法治新闻记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希望能从此次的调查中获悉他们的工作现状以及未来的职业发展趋向。此次的调查主要采用电子问卷的方式发放,匿名填写,共发出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61份。

一、法治新闻记者的人口学特征

在这次的调查中,接受调查的男性记者为84人,女性记者为177人,男女性别比例略显失衡。受访人群中,以青年记者为主,30岁及以下的记者高达78.9%,30~40岁的记者占12.5%。

受访记者的学历分布主要集中在本科生中,占144人,硕士学历也不在少数,占据42.53%,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还有较少数的专科学历,共6人。

在基本信息中有一处值得关注的是,接受调查的记者中,理工科专业背景占14.94%,有39人,其中科班出身的记者为117人,占44.83%;从事新闻记者工作的人中,有其他人文学科知识背景的也不在少数,有31.03%之多。

受访记者中有19.54%(51人)在党政机关媒体工作,有36人在市场都市化媒体,但更多人在其他一些新媒体领域工作,多达156人。

二、法治新闻记者的择业动机与角色认知

研究发现,在受访者中,以“学习了相关知识”以及希望“传播新思想、启迪民心”为理由选择法治新闻记者工作的人占了大多数,而渴望凭借这份工作“揭露社会问题、维护公平正义”和“出于喜欢”以及“和各界人士交流接触”而作出选择的人紧随其后,这可以看出法治新闻记者的职业目的是非常多元的,不是以单纯目的来选择职业。

法治新闻记者普遍都认为,从事这项工作最主要是能够依据事实报道新近发生的事情,这也许能够说明在不实报道横飞,众多媒体以博取关注度为目标的今天还是有大多数的记者以新闻的客观性、真实性为新闻作品的第一追求。此外,也有不少的法治新闻记者认为新闻职业存在的意义在于帮助人民实行舆论监督,在受访记者中有113人都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有不少记者认为“迅速为大众提供新的信息”以及能够“对复杂问题提供分析与解释”也是其职责所在。在角色认知程度排名的前四者中我们能够轻易地发现,新闻媒体的记者对自己的定位很精准,符合新闻写作的客观性要求,但同时也希望能够有舆论监督的作用。

而在媒体功能的认知上,“对复杂的问题提供分析与解释”“依据事实报道新近发生的事件”和“迅速为大众提供新的信息”等选项的分数靠前,可以看出法治新闻工作者主要把自己定位成传播者和分析者,而不是揭露者。法治新闻记者更倾向于向大众传播信息而不是揭露目前法治社会中的问题。其次,“提高群众的知识与文化水平”的得分也较靠前,可以看出法治新闻工作者也倾向于将自己定位成宣传者。综上,法治新闻记者的角色认知为传播者和宣传者。

三、法治新闻记者的职业满意度与忠诚度

在本次调查中,绝大多数的受访记者处于青年记者的行列中,35岁及以下的记者占83.91%,35~45岁的记者只占7.05%。而在这些记者当中,只有极少数的人在新闻媒体行业从事工作达到10~20年,约1/3的受访记者在这个行业已经工作3~5年,更多的人都是刚刚进入本行业的新人,并且这些人还处在不稳定的流失状态。经过本次调查研究发现,受访人对于所在工作单位报酬收入的满意度最低,5分为满分,报酬收入的满意度只有3.36分。福利待遇以及工作时间的弹性在被访者看来也不尽如人意,情况只比报酬收入好上些许。但是大部分的人对工作单位的同事关系还是较为满意的,在一众比分中,此项以3.74的平均分稳居综合排名第一。然而,这一系列的数据还是告诫我们在媒体工作环境发生大变化的当下,如果工作者最关注的报酬问题以及福利待遇无法得到很好的解决的话,被高唱的新闻理想很可能会折煞于以牛奶、面包为首的现实面前。根据调查表明,261名受访者中,有108名记者只希望能在这个行业做1~5年的时间,有15名被访者已不准备在这个行业继续工作,只有寥寥6人表示想要在新闻业工作到退休。

研究者发现,导致目前法治新闻行业工作人群流动性大的原因除去报酬、工作福利等的满意度,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对工作自主性的追求时常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其中较为严重的是政府部门会干预新闻写作,对采访内容提出要求;紧随其后的是经营部门说情,以及在采访过程中经常会遇到采访对象动用公权力进行跟踪侦查的情况。

四、结语

法治媒体 篇6

“醉驾”案中“醉驾入刑”观点的表达 (2)

2009年6月30日南京私营老板张明宝酒后驾驶轿车一路上撞倒9名路人, 并撞坏6辆轿车, 最终造成5人死亡。张明宝案2009年12月23日由南京市中院一审宣判, 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处无期徒刑。《新京报》在南京醉驾惨案发生之后第三天, 也就是2009年7月2日发表了杨涛的《南京醉驾何以如此惨烈》的文章, 文章首先对其所主张的“醉驾”立法的理由进行了阐述, “据报道, 现状之惨烈令人触目惊心。一个根本问题是, 南京醉驾何以如此惨烈?从法理上讲, 醉酒驾车, 就涉嫌到危害公共安全, 是一种危险犯, 对其采取刑事制裁完全可行;而且, 只有规定醉酒驾车应当负刑事责任, 而不是等到发生事故后才追究刑事责任, 才有利于从源头上制止醉酒驾车, 才有利于防范醉酒驾车产生的严重的交通事故, 让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效的保障, 而像南京的这起惨烈车祸发生的几率就更小”。他提出刑法要提前介入对“醉驾”的惩处, “对于酒后驾车和醉酒驾车, 我国虽有相应的行政处罚, 但是并没有刑罚措施”, 另外, “事实上, 许多国家和地区都特别重视对于醉酒驾车的刑事处罚, 从源头上防范重大交通事故的发生”。最后, 他建议“对待酒后驾车, 可以适用行政处罚, 而对于性质比较严重的醉酒驾车, 不管有无造成严重后果, 理应在法律规定应用刑罚制裁, 比如判处三年以下的刑罚”。这可以说是一种明确地要求“醉驾入刑”的主张。

对政府相关部门治理“醉驾”措施的评论

在酒驾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之后, 各地、各部门纷纷通过推动制度的完善以加大对酒驾的治理力度, 这一阶段可以称作是用“法规”加强对“醉驾”行为处理的时期。此后, 评论就由第一阶段针对个案的讨论发展到对于制度层面问题的批评和建言。相关部门治理“醉驾”政策的推出可以视为是“醉驾入刑”的前奏, 成为以后“醉驾”启动国家立法程序的铺垫。媒体选择了通过对法规、政策的讨论以参与到“醉驾入刑”的发展过程当中。这一阶段在政府与公众的互动中媒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2009年8月8日, 浙江省召开严管严重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电视电话会议, 强调对严重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一定要始终坚持“零容忍”, 醉酒驾驶, 一律拘留15天。对此, 有评论指出此举作用有限, “‘严管’只是浙江警方执法力度的加强, 浙江警方, 乃至浙江政府、人大本身不能立法, 创设对交通肇事的更严厉的惩罚”[1]。8月初,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负责人表示, 公安部将实施五项管理措施, 遏制酒后驾驶的违法行为, 其中公安机关将同文明办协作, 把酒后驾驶、闯红灯等严重交通违法, 与相关评优挂钩;协调保监会、银监会等部门, 将违法驾驶与车辆保险费率和银行个人诚信体系挂钩, 凡酒后驾驶发生重大事故或醉酒驾驶的, 提高车辆保险费率, 纳入银行个人不良记录。8月13日《新京报》发表黑格二律师《严惩醉驾不应止于“重刑”》的文章对这些措施分析指出:“一方面是既有惩处醉驾的措施, 没能让百姓满意, 另一方面则是民众希望政府出台治理违法驾驶的强有力新手段。但是, 有必要追问, 当严惩醉驾成为社会共识, 政府应该做些什么, 还有哪些制度创新呢?”作者通过分析后认为, 对违法驾驶做出负面的评价, 包括记入信用档案、剥夺荣誉权、提高保险费用, 这些同样也是“严惩”。但这样的制度创新还不够, 因为以违法驾驶为耻的荣辱观, 并没有在社会上得到普遍确认。他建议, “政府不仅可以将违法驾驶与个人荣誉、个人信用相挂钩, 还可以依法对违法驾驶者在媒体上曝光、公示, 将违法记录与官员的升迁、企业资质相挂钩……政府责任之后, 更是公民的责任——每个公民应该自觉意识到醉驾是可耻的”。

2009年9月公安部交管局下发《关于修改酒后驾驶有关法律规定的意见 (征求意见稿) 》 (简称公安部《意见稿》) , 《意见稿》建议将醉驾分别按照没有造成交通事故、造成交通事故和情节特别严重3个档次进行处罚, 造成事故和情节特别严重的法定处罚应当高于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罚。另外, 公安部《意见稿》还建议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将饮酒后驾驶等情形造成交通事故构成交通肇事犯罪的, 作为“其他恶劣情形”降低起刑点, 但在量刑上由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提高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是政府部门首次明确提出对醉驾“立法”的建议。王琳对这一点也给予了积极评价, 他说:“近十余年来, 行政部门在对待立法与实践的冲突时, 已逐渐回归到寻求影响立法的路径上来。这一现象无疑值得称道。对普通公民而言, ‘影响立法是最高级别的维权’。对于权力部门而言, 亦是如此。”至于《意见稿》中争议性的问题, 作者主张还是通过公开的立法博弈来解决。最后, 他表达了立法机关出面进行“酒驾”修法的愿望, “从舆论热议、律师上书、公安部就修法建言征求意见等事实来看, 修改与‘醉驾’相关的法律及司法解释已然凝聚了越来越多的共识。期待立法机关对这些立法参与行为能有及时的反馈, 并为公众参与立法提供渠道”[2]。

进入国家立法程序后的“醉驾入刑”评论

2010年4月28日, 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 在刑法中增设危险驾驶机动车罪。这也意味着“醉驾入刑”有可能在国家层面进入人大的正式的立法程序。《新京报》2010年4月30日的社论对此表示支持, 它是这样分析的:“酒驾者的违法行为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 确实要严惩, 但酒驾者与其他故意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人相比, 主观恶性显然小得多。因此, 仅以危害后果严重, 就将两类不同恶性的犯罪人, 处以同样的重罚乃至极刑, 一是不符合刑法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 二是不符合平衡和公平原则, 三是漠视了行为预测可能性的刑法精神。”不过, 社论又认为:“即便如此, 又不得不承认, 如果还仅以交通肇事罪处罚那些酒驾致重大事故的人, 不仅因处罚过轻不利于惩前毖后, 也会在刑事司法政策上, 误导少数人肆无忌惮地酒后驾驶。鉴于此, 国家有必要调整刑法的尺度, 将‘交通肇事罪’和‘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具有共性的规定提取出来, 设立独立的‘危险驾驶罪’。”还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设立危险驾驶罪, 既符合现实的需要, 也是使刑法更加完善和平衡的需要。如果能在具体标准充分征求公众意见的基础上, 最后确定罪状与罪责, 将不仅是宣传文明驾驶的好机会, 也可以成为民主立法、科学立法的典范。”[3]这一阶段《法制日报》关于醉酒驾驶入罪的评论中, 也有人提出“醉驾”立法化是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的。[4]不过, 此时《法制日报》也还是发表了与大多数人所赞成的“醉驾入刑”的主流舆论观点相反的意见。[5]

2010年8月25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刑法修正案草案, 其中“醉酒驾驶”被定为犯罪引起各方关注。针对草案规定的“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或者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 情节恶劣的, 处拘役, 并处罚金”的内容, 有代表建议应减少“醉驾”限定条件, 删除“情节恶劣”表述, 并强调“无论该行为是否存在恶劣情节, 都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对此, 《法制日报》专门围绕“醉驾规定‘情节恶劣’是不是画蛇添足”这一问题展开辩论。[6]同时展现了双方的观点。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的刑法修正案草案将“醉酒驾车、飙车”等危险行为入刑定罪。《新京报》2010年12月29日发表韩涵的《“醉驾入刑”处罚过重吗》的文章对一些质疑的声音, 如“‘醉驾入刑’的处罚过重、‘什么是醉驾’难以认定”等不同意见进行针对性的回应。

《人民日报》关于酒驾的评论比较少, 宋伟的《酒驾者为何敢上路》[7], 认为公众教育的缺失、缺少社会公德和违法成本低是“醉驾”产生的根源。《人民日报》评论并未涉及“醉驾入刑”的具体讨论。

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 》, 其中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后增加一条, 作为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 情节恶劣的, 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处拘役, 并处罚金。”这也标志着“酒驾”正式入刑, 飙车、醉驾行为可以构成新的罪名“危险驾驶罪”。另外, 对于醉驾造成严重后果的还是按照最高法院对于孙伟铭案之后司法解释中的要求应当依据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进行追责, 对此, 《刑法》并未如媒体部分评论所期待的那样再单独增加新的罪名。[8]

对“醉驾入刑”中媒体法治评论的思考

媒体在“醉驾入刑”中积极参与, 成为“公众表达”的意见平台。媒体评论对“醉驾”案的关注以及针对个案发表的“醉驾入刑”的观点为后来“醉驾”入刑奠定了舆论基础。舆论关注之后, 政府部门试图通过新的措施减少“醉驾”案件以降低公众对于公共安全的忧虑, 媒体此时发表大量相关评论参与“醉驾”案应对措施的讨论, 促进了社会与国家的互动。

“醉驾入刑”中媒体的浪漫化表达。在“醉驾入刑”的问题上, 《新京报》发表的评论以及社论中都支持和赞同“醉驾入刑”, 由于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倾向, 也使得其很少发表对于“醉驾入刑”的反对意见。《法制日报》在“醉驾入刑”问题上显得更加中立, 通过辩论的方式将双方的意见都展示出来。对于“醉驾入刑”是否必要, 事实上是存在不少对立声音的, 《法制日报》相较于《新京报》, 在此问题上, 更多地传达了这样的质疑, 平衡了两种观点。

自“醉驾入刑”后的新法实施以后, 社会上仍然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方认为“醉驾入刑”的确起到了效果, 这一立法理念需要坚持。[9]不过, 反对的观点也不少。 (3)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2011年5月10日在重庆召开的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 要正确把握危险驾驶罪构成条件, 并非醉酒驾驶就一律构成刑事犯罪。这进一步证明, 当初对于“醉驾入刑”的不够慎重。 (4) 这带给我们的思考是“醉驾”立法化中媒体评论显得多了几分一劳永逸的“浪漫主义”色彩。虽然我们并不能期待一次立法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所以也就不能因此而苛求媒体一味去追求“立法”、“入刑”的倾向, 但是在“是非”尚无法作出明确判断, 媒体仅为得到立法的认可或者为了有意迎合自己的受众而导致观点表达的失衡, 甚至对不同的意见采取选择性的“忽视”, 这就违背了媒体客观、平衡的职业操守。美国全国社论撰稿人大会《基本准则声明》所言:“社论撰稿人应该意识到, 如果一些别的什么人也被给予言论自由的机会, 那其他公众会更为赞赏《第一修正案》的价值。所以, 应当给予不同观点表现自己的机会, 忠实地编辑以真实地反映各种见解。批评的对象——不管这种批评是一封信、一篇社论、一幅卡通画还是一篇署名专栏文章——尤其应当拥有作出回应的机会, 编辑应当固守报业辛迪加必须固守的这些规则。”[10]

参考文献

[1]黑格二.让地方严处酒驾难有突破[N].新京报, 2009-08-10.

[2]王琳.遏制醉驾须回到立法上来[N].新京报, 2009-10-03.

[3]社论.“危险驾驶”写入刑法确有必要[N].新京报, 2010-04-30.

[4]褚宸舸.增设危险驾驶罪的合理性与正当性[N].法制日报, 2010-05-05.

[5]游伟.慎重对待“醉驾”入罪[N].法制日报, 2010-08-31.

[6]张贵峰, 等.醉驾规定“情节恶劣”是不是画蛇添足?[N].法制日报, 2010-08-27.

[7]宋伟.酒驾者为何敢上路[N].人民日报, 2009-08-12.

[8]张明楷.危险驾驶罪及其与相关犯罪的关系[N].人民法院报, 2011-05-11.

[9]致远.“醉驾入刑”的立法理念值得效仿[J].中国人大, 2011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