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研究

法治研究（共12篇）

法治研究 篇1

一、管子的法治思想

(一)法治的重要性

管子的法治思想集中体现于他流传后世的著作《管子》中。管子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的法律观,但《管子》对于后世法家思想的形成却起到了不可多得的启示性作用。在当时宗法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大背景下,管子充分肯定了法治的重要性。

首先在《管子•七主七臣》中,他肯定了法的作用,即他认为法律具有兴功惧暴、定分止争的作用,在书中的阐述为“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其次,在《管子•任法》中,他又进一步肯定了法对家国政治的重要影响。他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这句话的意思是只有上到君主、下到臣民都遵守法律,才能达到所谓“大治”。这个“治”则是指政治修明、局势安定。也就是说,管子充分肯定了法律对于政治、社会的重要作用。

(二)在法律特征方面

管子认为法律需要具有至高无上性、统一性、适时性、强制性。

首先是法的至高无上性。管子在《管子•任法》中通过阐述,法律是圣君明主用来统一人民行动,管制属下的法宝,进而得出了“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的结论。可见,他认为法律应当是至高无上的、威严的。

其次是法的统一性。他在《法禁》一篇中说道:“君壹置则仪,则百官守其法。上明陈其制,则下皆会其度矣。君之置其仪也不一,则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即他认为只有君主制定统一的法制,臣子才会遵守法律;只有朝廷公开制度,人民才会按照制度做事。反之,如果君主不能统一法制,不遵守法律并且振振有词的人就会增加。可见在管子看来,法制需要统一,这样才会使众人遵守法律。

第三是法的适时性。在《管子•正世》中说:“故古之所谓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设赏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轻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随时而变,因俗而动。夫民淫躁而行僻,则赏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所谓“随时而变,因俗而动”,也就是说他主张法律需要根据实际变化而有所不同。

最后是法的强制性。在《管子•权修》篇中,他说道:“亏令者则死,益令者则死,不行令者则死,留令者则死,不从令者则死。五者死而不赦,唯令是视。”管子详细阐述了不遵守法律的五种情形,并认为应当对不遵守法律的人处以极刑,可见他认为法律的遵守是需要相应的刑罚来保障的。总而言之,在管子看来对于推行法治,必须有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才能保证法律的权威。

(三)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春秋战国时期,君权至高无上,而法律顶多作为君主的统治手段,是以法无常法、朝令夕改的现象非常严重,这也说明了法律的执行遭到严重破坏。但管子看到了严肃执法的重要性,因此他主张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如前所述,管子认为法律具有强制性,这也是他主张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集中体现。

(四)管子思想的局限性

管子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对于推动中国历史的进程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尤其是在法治思想的产生及应用方面,他起到了一种先驱的作用,为后世治国理论提出了新思维。但由于历史和时代的限制,管子的法治思想并未摆脱君权至高无上的局限。他所谓的法治与我们现代的法治也有所不同,他所谓的法治更强调法律是一种用于统治人民的工具。

二、商鞅的法治思想

商鞅是战国中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也是法家代表人物。在管子的基础上,他更加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其法治思想,从而奠定了后世法家思想的基础。商鞅的法治思想是时代的产物,集中体现了诸侯国混战时期统治者的政治主张和利益要求,符合统治者的统治要求,因此也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缘法而治、依法治国

在管子认识到法治重要性的基础上,商鞅更加丰富了他的法治理论。商鞅主张“法治”,是建立在人性恶的人性论基础上的。他认为人性就是趋利避害、好逸恶劳的,因此需要法治来拘束人性。同时,他为了推行法治变革,对同时代的主流学说之一儒家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打击,因此才有了后来的“燔诗书以明法令”,可见他对儒家主张的“礼治”,也足以见得他对自己所推行的法治的信心。

(二)知法而治

较之管子,商鞅及其所在的时代对法治的需要更加迫切。为了推行“缘法而治”,他认为首先需要让百姓知法、守法。所以,为了使百姓能够知法、守法,他认为在制定法律的同时,需要设置管理法律官员,特别是普法官员,对民众的违法行为施以相应惩罚。这一系列措施表明商鞅的法治思想在管子法治思想上的升华,也体现了商鞅法治思想的系统性。

(三)刑无等级,法律平等适用

商鞅变法的一个特点就是严刑厉法。他主张法律需要有权威性,所以他“徙木立信”,以树立法的威严。他的这种对法的推崇决定了他会将法律抬高至王侯将相之上。因此有了他著名的理论,即“刑无等级”,也就是说,他主张王侯将相犯法与庶民同罪,反对“刑不上大夫”的腐败思想,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商鞅主张的“刑无等级”,是把君主排除在外的,他所主张的这种“刑无等级”并不是真正的法律平等适用。虽然商鞅的法治思想仍然不能跳出君权至高无上的桎梏,但我们也应看到,在儒家所主张的“刑不上大夫”思想统治时代的背景下,他的思想也是极具突破性的。

(四)商鞅思想的局限性

与管子相同,商鞅所谓的法治也只是用于统治人民的工具,甚至可以说,商鞅的这种思想倾向比管子更为严重。商鞅认为“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于是,商鞅为了国家的强大,提出了三大弱民政策:第一,通过教育保证人民愚昧,因为商鞅认为保持人民愚昧的办法不是不教育,而是实行统一的教育;第二,通过侮辱人民,使人民人格低下,只要稍微尊重人民,就能够使其感动;第三,迫害强民,用强民反对强民,还会有强民存留,所以要通过弱民的集体力量来反对少数强民。这些观点在如今看来,都是极其不可理喻,甚至非常可怕的。这些观点都反映出商鞅将人民视作君主统治下的万物,被他所谓的“法治”操作的傀儡,以及他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极端漠视。

三、韩非子的法治思想

(一)“法”“术”“势”相结合

韩非子是众所周知的法家思想集大成者,他生于战国末期,彼时诸子百家的思想都已渐趋发展成熟,法家思想也不例外。韩非子吸收前人思想之精华,加以自身独到的见解,成功将法家代表性的三种思想,即“法”“术”“势”三者相结合,使法家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升华。

韩非子有完整的关于法的思想体系。他明确地给法下了定义,即“法者,编著之图籍,设立于宫府,而布之于百姓也”。所以在他看来,法律就是官方制定,由官府负责实施,并公布于百姓的规范。在《韩非子•定法》中,他又阐述道:“法者,宪令着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这句话是指法律必须深入人心,赏罚需依据法律来实行,体现了韩非子将法律视作衡量和评价人行为的标准的思想。

韩非子在总结“申不害”的“术”治思想时,认为所谓的术就是权术,是君主掌控臣子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有君主掌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臣子知晓君主的想法,从而使得臣子不敢轻举妄动、暗度陈仓。在理解申不害的“术”治思想的同时,韩非子也将申不害的“术”治思想与商鞅的“法”治思想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商鞅注重“法”治,但忽略了“术”治,使得法律的地位提高,而君主的权威大大下降,并且君主没有掌控群臣的方法,导致大权旁落,臣子凌驾于君主之上,造成一定程度的秩序混乱;而申不害则过度强调了“术”治的重要性,忽略了“法”治的重要性,致使君主只重权谋,而忽略“法”治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因此朝令夕改,新法、旧法互相矛盾的现象极为严重,极大地扰乱了国家的政治秩序。所以,韩非子认为,“法”治与“术”治必须相互结合,不能重“法”不讲“术”,也不能重“术”不讲“法”,这才是治国的上策。

至于“势”,韩非子认为它是指君主在一国中所处的地位以及拥有的权力,同时也是君主进行统治的一种手段,通俗来讲,它就是指君主的权势。“势”治的理论是由慎到提出的,韩非子之所以吸收这一理论,是因为无论是“法”治还是“术”治,都需要依靠“势”治,也就是说“势”是“法”治和“术”治的前提和基础。因此产生了韩非子著名的理论,即“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

以上即为韩非子的“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为君主提供了一套从到掌权、到控臣、再到依法治国的系统的治国方法,至今也有一些借鉴意义。令人叹惋的是,囿于韩非子所处的时代,他所主张的法治,与管子、商鞅一致,都是帮助君主治国的一种手段,与我们现今所提倡的法治有所不同。

(二)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变法观

“不期修古、不法常可”是韩非子的又一著名主张。这是韩非子继承法家变法图强、锐意进取,反对保守的思想的集中体现。在韩非子之前,商鞅也曾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子则继承并发展了他的主张,提出了“时移而治不易者”乱的主张,也就是说他认为,除了不法古、不循今之外,还要跟随时代变化,相应地改变法制,否则,就会造成政治混乱、民不聊生。

四、小结

法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时期的主流学说之一,到秦朝为止,法家的法治思想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因为秦始皇主张严刑酷法,百姓深受其害,儒家所主张的“礼治”最终取代法家的“法治”,成为统治阶级最为青睐的思想,也就有了汉朝时期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之后,崇尚“依法治国”的法治思想被埋葬,这是我国古代法治思想发展的最大悲剧。

摘要：最早以管子、子产为代表的杰出历史人物在其著作中多次论及法治的重要性,这也是我国法治思想萌芽的阶段。到了战国中期,以李悝、吴起、商鞅等为代表的法家革新派更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法治”主张,完善了我国古代的法治思想。战国末期的韩非子则被推为法家的集大成者,他总结前人法治理论和经验,系统地提出“法”“术”“势”三者合一的君主统治术,将先秦的法治思想加以系统化。文章为更好地、更清楚地论述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将按照管子、商鞅、韩非子的顺序对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进行总结。

关键词：古代,法治,研究

参考文献

[1]刘向.管子[M].北方文艺出版社,2013.

[2]石磊(译注).商君书[M].中华书局,2011.

[3]韩非.韩非子[M].岳麓书社,2015.

法治研究 篇2

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基层教育中心 庞桂婵

2005年国家工商总局首度提出，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建设“信用工商、法治工商和信息工商”，这一高度概括的提法，指明了工商行政管理建设的方向，工商行政管理工作要牢牢抓住这三个重点，不断创新监管机制，严格依法行政，提高执法效能，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促进经济健康发展。为此，我省工商系统也提出了打造“数字、法治、和谐”为内容的“三型工商”建设的目标，各级工商机关正在为推进目标的有效实现，努力创造条件。在此，本文仅就加强法治工商建设作以粗浅的探讨。

一、“法治工商”建设的理论依据及内涵

（一）“法治工商” 建设提出的理论依据

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建立和完善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步入快车道，在中国社会进入全面改革的背景下，逐渐从“人治”走向“法治”，也使人们对法治的理解逐步接近法治的精义和内核。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正式确定了依法行政的原则；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以此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199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把党的决策上升为国家意志，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此，以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上升为一项基本的法律原则。依法治国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其目标是建设法治国家，与此相适应，依法行政作为政府权力配臵和运行的基本准则，其目标是建设法治政府。2004年3月22日，国务院印发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确立了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该纲要提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其

间，党的十六大进一步强化了依法治国、推行依法行政的党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而实施依法治国，党必须依法执政，为此，国务院作出的相关规定，又进一步推进了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进程。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积极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工商是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和核心所在，只有如此，才能维护市场经济公平竞争、有序发展，才能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意愿。

（二）“法治工商”的内涵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以此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理念已经有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这种理念的变化表现为“法治”与“法制”比较，除了包含法律制度体系的建设，还丰富了运用法律制度体系进行治理的内涵。

法治工商建设，是指为适应建设法治政府的需要，大力加强工商执法能力建设，严格依法行政，更好地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安全健康的消费环境，实现工商监管执法水平的新跨越。进一步理解，就是工商行政管理的一切权力来源和行使都受法律的规范和制约，都要按照法治的原则运作。这里的“法治”就是依据法律的治理，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模式，是一种方略或原则。而“法制”通常是法律制度的简称，属于制度的范畴，其基本要求是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所以，法制是法治的基础和前提，要实行法治，必须具有完备的法制；法治是法制的立足点和归宿，法制的发展最终要实现法治，那么对法治工商的内涵，可以从以下几个基本层面来理解：

1、职权法定。指工商管理机关及工作人员的职责、权力的获得及行使均由法律、法规、规章设定，非依法取得的权力都应当认定为无权限，非依法行使的权力都应当认定为无效。

2、依法行政。工商管理机关依法行使权力，履行监管执法职责，必须

遵守法定的行为规则，不得任意扩大行政权力，更不得将部门或个人利益凌驾于法律、法规、规章之上，否则严格追究法律责任。

3、公正行政。工商管理机关要以社会正义的要求，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出发，公正、合理地行使行政权力，不仅做到实体公正而且保障程序公正，不仅考虑合法限度，自由裁量，而且实施人性化监管，文明执法，这也是法治工商建设的理想追求。

二、法治工商建设目标的确立

根据《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的建设法治政府的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结合《河北省人民政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五年规划(2004-2008)》的通知精神及国家工商总局的工作思路以及我省工商工作的实践，笔者认为，我省法治工商建设的目标基本可以确立为：

（一）体制顺畅，职能到位——基本建成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从理顺“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基本关系出发，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也就是说按照所管理事务的特点和规律确定行政职能，设臵管理机构，明确权限职责，解决行政执法体制中多头管理、权限交叉重叠、职责不清等问题。法治工商建设就是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包括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地方法规和规章等不同层次、有机联系的工商行政管理法律体系。

（二）制度建设，规范科学

按《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要求，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制度建设要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充分反映客观规律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制度建设是建设法治工商的基础和前提，建设法治工商必须确保制度明确具体、科学规范、切合实际、切实可行。

（三）依法履责，政令畅通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 “法律、法规、规章得到全面、正确实施，法制统一，政令畅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得到切实保护，违法行为得到及时纠正、制裁，经济社会秩序得到有效维护。政府应对突发事件和风险的能力明显增强”。正如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认为的，行政部门的依法履责就是要实现“三必须”、“三平衡”。“三必须”指必须依法执法、必须严格执法、必须文明执法。“三平衡”指价值、目的平衡，公私利益平衡，目的、手段平衡。

（四）决策科学，顺应民意

政府提供的信息、制定的政策、发布的决定只有尊重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才能保证决策科学、正确；只有发扬民主、尊重民意、广开言路、集思广益，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工商发展的决策才能得到有效执行，法治工商的建设才能向前迈进一步。

（五）纠纷解决，高效便民

法治社会要求一个高效、便捷、成本低廉的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这就需要政府发挥专业、迅速、便捷、成本低廉的优势，使社会矛盾得到有效的防范和化解。工商管理机关主要是在12315消费者申诉举报网络的基础上，通过创新机制、扩大功能、理顺关系、完善网络等措施，大力推进以行政执法、行业自律、社会监督为一体的12315行政执法体系，进一步完善市场监管体系，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确保高效、便捷、成本低廉的方式解决各类纠纷。

（六）权责一致、监督有力

现代行政是一种责任行政，法律在赋予行政机关权力的同时，也就意味着行政机关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法治工商的基本标志是公权力受法律控制，只有健全行政执法责任制，做到有法可依，责权一致，完善行政监督制度和机制，加强政府的层级监督和专门监督，提高行政监督效能，才能有效推进法治工商的建设。

（七）观念增强，能力提高

法治社会，不仅是制定了法律制度，建立了法律实施机制，更要求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具有法治意识，即人们信仰法律、尊重法律、崇尚法律、遵守法律。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北京市法治政府研究基地主任马怀德认为，科学的发展观，还应当包含科学的法治观。所以，是否具有法治意识，是能否实现法治政府的关键所在，也是法治工商的关键所在。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是提高行政执法水平的关键和基本保证，工商部门要按照从严治政的要求，把加强执法队伍建设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通过提高工商干部队伍的执法理念，进而促进执法能力的提高。

三、法治工商建设目标实现的基本要求和条件

（一）法治工商建设目标实现的基本要求

建设法治政府，就是要求行政机关自觉运用体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法律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按照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的要求，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要赔偿。根据《纲要》的规定，法治工商建设也要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管理中应当达到以下六个方面的基本要求：

1、合法行政。即职权法定和行为有据，工商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有法律法规的依据，并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没有法律、法规的依据，行政机关既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决定，也不得作出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决定。合法行政，对行政机关而言，意味着“法不授权即禁止”，而对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而言，则意味着“法不禁止即自由”。

2、合理行政。就是要体现宪法规定的法律实施原则——公平、公正。工商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平等对待行政管理相对人，做到一视同仁，不偏私、不歧视。具体包括：对同样的违法行为作同样的处理；行使自由裁量权应当符合法律目的，排除不相关因素的干

扰；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的，应当避免采用损害相对人权益的方式，或者应当采用损害较轻的方式。

3、程序正当。包括两层涵义：一是程序设定正当，不偏向、不歧视，符合公平、公正的立法原则；二是法律实施中，要严格按规定的程序办事。工商机关实施行政管理，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事项外，应当公开，注意听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要严格遵守法定程序，依法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履行职责，与行政管理相对人存在利害关系时，应当回避。

4、高效便民。高效便民包括两项要求：一是法律规定有时限的，行政机关要按时限办事，这是应尽的职责和最低的义务。二是在法律无时限规定场合，行政机关也应积极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方便当事人。如工商机关实施行政许可或管理，应当遵守法定时限，积极履行法定职责，在不遗漏或倒臵必要程序的条件下，及时履行应尽职责，保障法律实施的畅通无阻，尽一切努力为行政相对人提供办事便利，提供优质服务，实现法律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提高办事效率。

5、诚实守信。主要表现在：工商机关依法公布有关信息时应当全面、准确、真实，维护政府行为应有的公信力；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行政机关不得撤销、变更已生效的行政决定；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其他法定事由需要撤回或变更行政决定的，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并对因此受到财产损失的当事人依法予以补偿。

6、权责统一。工商机关依法履行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的职责，法律、法规应赋予相应的执法手段。同时，如果违法或者不当行使职权，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换言之，就是要求做到执法有保障、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从而实现权力和责任的有机统一。

（二）法治工商建设目标实现的条件

1、完善的制度体系。要实现法治工商建设的目标,就必须有一系列制度。制度是人类社会中人们行为的准则，是一套科学完备、逻辑严谨、成熟可行的规则体系，它包括一系列法律制度和管理制度。首先，加强和完善行政立法，是实现行政执法法治化的一个最基本的环节，法治工商建设必须建立一套适合工商行政管理的法律体系，为工商执法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其次，是重视市场管理基本制度的研究和建设，如在监管对象方面、在监管领域方面，在监管方式方面、在监管效果方面制定相应的制度规范。再次，建立规范执法行为的长效机制，健全完善各项制度，如全面建立行政效能告诫制、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岗位职责制，过错责任追究制、领导问责制、廉政否决制等，以此规范环节、约束裁量、透明流程、强化监督，让权力运行规范化、规则化、序列化，用制度实现不准为，确保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通过完善的制度，使执法人员共同遵守法律、法规要求和办事规程及准则，为法治工商建设目标提供保证。

2、规范的执法行为。法治工商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法治的核心是依法规范权力，依法行使权力，摆正权力和权利的关系，不得以公权力侵犯私权利。因此，依法行政要求每一名工商执法人员都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充分行使职能，做到公正执法、严格执法、文明执法，既不失职，又不越权，坚决纠正和查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随意执法、以罚代管等行为。执法行为规范，要求执法者不仅要通晓法律体系和基本原则，并能从社会规范的层面来恰当区分不同法律的适用领域，要精通与本身执法职业相关的法律，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不仅能够全面正确地理解法律条文，而且能够知晓蕴涵在法律条文中的立法精神和法理；还应能够运用法律所蕴涵的法律精神来填补法律条文的漏洞与空白，从而使抽象的法律在适用具体案件时准确化，实现法律规范的最佳法律效果。因此，首先是要求每一名执法人员都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充分行使职能，既不失职，又不越权；其次，明确工商部门的执法依据、权限和职能划分；再次，对自由裁量权细

化，便于基层操作；最后，掌握各部法的立法精神并灵活运用。

3、牢固的法治理念和较高的执法素质。为实现法治工商的建设目标，首先以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牢固树立法治理念，树立主权在民理念、人权保障理念、权力制约理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理念、程序正当理念和法律极大权威理念。从单纯执法向以人为本、注重疏导、加强服务转变，从重实体轻程序、重形式轻效果向实体与程序并重、形式与效果统一转变，从片面强调公民责任向同时强化执法机关责任转变。树立法律支配权力的观念，纠正权力支配法律的错误思想，革除单纯的法律工具主义观念，树立法律工具主义与法律目标主义同时并重的意识，树立监管就是服务的观念，努力提高执法能力和水平。其次是有一支较高素质的工商执法干部队伍，依据国家工商总局2006—2010年全国工商行政管理系统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的目标要求，对行政执法人才队伍的要求，着眼于提高基层一线综合监管执法能力，坚持以专为主，一专多能，培养一大批能够执行方针政策、掌握执法办案技能、熟练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供优质服务的基层复合型人才队伍。努力改善执法人才队伍的专业结构，充实法律、经济、管理、计算机、财会、外语等专业知识，扩大执法人才队伍的专业覆盖面。充分履行工商行政管理职能，全面提高监管执法效能，以提高依法行政能力为核心，形成一支业务门类齐全、结构梯次合理、整体素质较高、有效适应市场监管和行政执需要的高层次专家型和基层复合型行政执法人才队伍。

4、高效的行政执法效能。执法效能是行政执法的效果和作用，是衡量执法水平和效果的标尺，它能否有效发挥，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化的重要标准，是体现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同时，人民群众往往通过执法活动来认识和评价政府，因而它也直接关系到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加强法治工商建设，就要切实增强创新意识，不断提高创新的能力，推进机制改革，不断提高整体执法效能。提高执法效能，是新形势对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服务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也是确保工商行政管理各项职能到位的关键所在。

四、“法治工商”建设的主要内容

（一）建立与完善工商行政管理法律体系

加强和完善行政立法，是实现行政执法法治化的一个最基本的环节。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有了较为完整的行政法律体系，但由于我国行政立法工作开展时间不长，理论基础尚显薄弱，立法进程与形势发展和行政管理需要仍有差距，仍然存在行政立法“量”的滞后性和“质” 的滞后性。由于一些领域还存在着法规上的盲区，一些本应属于工商行政执法的领域由于无法可依而出现了执法的真空，现有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不强，法律、法规与规章的重叠性规定且相互之间缺乏协调和统一，执法主体不够明确，执法手段薄弱，行政措施不力，违法行为不受制裁，缺乏法律的惩戒性，使得工商行政管理执法工作出现有法可依，但无法可用的局面。加上部门利益思想作怪，参与起草制订的有关部门既是立法者，又进行执法，难免有偏见，这势必影响到行政执法依据的效力和执行机关的效能，也影响工商执法效果。影响了工商行政管理执法工作的权威性。只有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工商执法才能有法可依，才能为法治工商建设提供法律保障。

目前，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5‟37号）的要求，国家工商总局对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进行了梳理，目前工商行政管理法律体系基本确立。形成了包括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地方法规和规章等不同层次、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至2006年6月30日，在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中，共有99部法律和258部行政法规赋予工商行政管理职责，其中一部分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为主要执法机关；总局单独以及和有关部门联合制定的行之有效的行政规章101部，其中，总局单独发布的规章69部，和有关部门联合制定的行之有效的行政规章32部；这些法规和规章基本覆盖了工商行政管理各方面工作，为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提供了较为完备的法律依据。

（二）理顺执法体制，促进职能到位

“工商监管体制”属于国家经济行政管理体制的范畴，它是按市场经济的要求和国家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所设臵和构成的工商管理机构和组织制度、管理制度的总称。包括工商监管机构体系及其法律地位，相互之间、上下级之间的职责权限划分，管理手段和管理方式等等。

工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机构改革；二是领导体制改革。机构改革涉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职能配臵、内设机构及人员编制。改革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精简、高效、统一、协调的工商行政管理组织体系。工商行政管理领导体制，是指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隶属于谁领导的组织形式和工作制度。从1995年下半年开始，经过几年的努力，全系统实现了与所办市场的全部分离，确立了工商行政管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职能定位，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真正站在了市场经济裁判员的位臵上，担负起市场卫士的重要职责，实现了工商行政管理职能历史性转变。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我们实现了两个战略性的转变，即从监管集贸市场和小商小贩转到了监管社会主义统一市场、从监管比较单一的国内市场转到了监管日益国际化的市场。2001年国发„2001‟13号和国办发„2001‟57号再次明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是国务院主管市场监督管理和有关行政执法工作的直属机构。”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更名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提升为正部级单位。从而提高了工商行政管理行政执法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工商行政管理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负有市场监管与行政执法的职能，但由于部门职能交叉、各自利益纷争、地方政府行政干预等问题影响职能的履行，只有做到工商职能真正归位，才能适应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工商行政执法体制的基本要求。

（三）提升工商执法队伍素质

近年来，由于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工商监管执法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依法行政意识有了一定增强，但距“法治工商”建设的目标要求仍存在一定差距，主要问题表现为：

1、执法队伍思想观念上仍存有偏差。目前工商

干部执法队伍中，仍有少数执法人员思想上重人治轻法治，没有树立依法执政的理念，对党提出的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理解不深，对全面推行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把握不够，工作上，喜欢主观臆断，不愿按法律规定办事，定指标、下任务、做决策不注重科学性、合法性，官本位、凭经验办事、按照“潜规则”行事、“管理即收费，执法即罚款”，在依法行政过程中，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执法犯法等现象，甚至个别人在执法中搞“权钱交易”、贪污受贿等，严重损害了国家行政机关的形象，侵犯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2、执法队伍素质不高，法律掌握程度不足。目前部分行政执法人员素质仍较低，执法水平良莠不齐，一线办案人员年龄结构老化，新招录的公务员留在一线办案的比例不大，由于办案经验的延续性，一线办案人员习惯于一些传统的案件，没有随形势的发展而有效跟进，有的执法人员不加强政治学习，宗旨观念淡薄，甚至还有不少的执法人员没有受过系统的专业培训，自身又不注重业务学习，造成不能胜任行政执法工作。

3、执法能力不强。有些执法机构人员连基本的执法程序都搞不清楚，有的滥用强制措施和自由裁量权、涉嫌犯罪的行政处罚案件不移交、擅自改变执法办案流程、擅自剥夺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的救济权，行政处罚文书使用不当，案件定性不准以及法律适用不准确，咨询解答不到位问题经常出现，粗暴执法现象时有发生，越权办案问题仍有存在等。

以上问题直接关系到执法队伍的素质，影响执法水平，加强法治工商建设必须转变观念，提升执法队伍的业务素质，必须加强法律基础知识的系统学习，综合运用相关法律知识解决实际中的各种问题，努力提高执法能力和水平。

（四）构建工商执法监督体系

目前，由于监督法律不健全，某些法律规定不够系统，可操作性差，致使监督责任不够明确。由于受复杂情况和关系等因素的影响，监督力度仍不够，责任追究不到位。由于行政违法追究方面的法律法规规定不够完备，行政执法监督主体的责任权利不相统一，致使许多行政违法案件无法

严肃处理，造成行政违法人员有恃无恐，乱检查，滥收费，乱罚款现象屡禁不止。

构建执法监督体系，依法强化对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力度, 是依法行政的一项极为迫切的任务，也是保障法治工商建设的主要工作内容。加强行政执法监督可分为加强行政执法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加强行政执法内部监督的途径为:设立相对独立的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建立和完善行政执法的各种具体制度、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行政执法和行政执法监督队伍等；加强行政执法外部监督的途径为:加强中国共产党的监督；加强和改善人大监督,确保人大监督的权威性；强化行政执法的司法监督；切实发挥人民政协的监督；加强舆论监督；加强群众监督。工商行政管理执法监督是一种内部监督，应按照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要求，建立健全规范性文件、重大行政处罚备案审查制度，行政复议应诉制度，行政赔偿制度，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行政执法监督制度，投诉举报制度，行政执法争议处理制度等执法监督体系，使执法监督工作做到了经常化、规范化，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及时地纠正行政违法行为。

五、法治工商建设目标实现的主要途径

建设法治工商是一项系统工程，涵盖着我们每一项执法行为的每一个环节，既包括依法行政的观念、理念，又包括依法行政的素质、能力和水平。根据温家宝总理和吴仪副总理对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重要批示和指示，和全国工商行政管理会议精神及周伯华局长提出的监管与发展、服务、维权、执法“四个统一”的要求，我们应紧紧抓住市场主体进入市场和市场交易行为、市场竞争行为这条主线，在工作实践中用已知求未知，在具体操作上以创新促发展，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建立多层次、多元化、多渠道的培训体系与培训网络，通过培训全面提升执法队伍素质。

培训是目前提高业务素质的主要途径，随着我国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产业、网络经济、电子商务、期货贸易等新型经济领域层出

不穷，国际间的争端、法律诉讼也更为普遍和复杂，加强法治工商建设，强化新知识培训，提高执法人员素质成为必然。这要求工商行政管理人员，特别是一线的执法干部必须要有较宽的知识面和处理复杂经济案件的能力。同时要加强一线执法人员自学业务的自觉性引导，特别是对法律法规学习和运用，不仅要学习实体法，还要学习程序法，不仅要学习国内法，也要学习国际法。只有这样才能更新自己，超越自己，溶入大市场，充分发挥监管职能。

①在培训人员上根据工作所需实行分级分层培训，具体包括综合管理层、业务执法层；科级、分局级和一般人员、初任公务员培训；办案能手培训和各业务精英培训等。②在培训方式上，可以采取进修、自学与培训相结合，既有针对性较强的中长期培训，又有阶段性短期培训；既能建立网上培训，又能开展巡回培训，直接服务基层；还可以采用专题讲座，理论研讨、“实践工作的以老带新、传帮带”、组织岗位练兵，开展模拟办案实务竞赛、举办法制员案件核审技能竞赛，推行阳光办案和星级法制员评比制度等多形式；推行“两网，即通过系统内部局域网和互联网，对现行工商行政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司法解释、上级文件等网上发布；两书，即整理编辑《执法办案必读》（需要内容丰富、含盖面更广、能解决工作上疑难问题）和《制度规范大全》；一讲堂，即“法制大讲堂”，由各业务处室的骨干、专门教师、专家、学者主讲相关知识”等教育培训载体。③在培训内容上，应注意在执法能力培养中突出重点，增强业务技能培训的针对性。以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培训、疑难案例探讨研究、综合素质提高培训、法律法规知识和业务技能常规培训为主，融新旧知识的交叉、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以提升知识水平和业务技能。④在培训质量要求上，做到通晓法条、学以致用；对教师质量的要求，更应力求专家、学者、业务骨干、执法办案精英教学相长、相互促进，以求达到最佳培训目标。

（二）加强制度建设，制定执法标准，建立执法标准体系，逐步实现

执法行为的标准化。

法治工商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法治的核心是依法规范权力，依法行使权力，摆正权力和权利的关系，不得以公权力侵犯私权利。因此，依法行政要求每一名执法人员都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充分行使职能，做到公正执法、严格执法、文明执法，既不失职，又不越权，坚决纠正和查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随意执法、以罚代管等行为。

工商机关的行政行为主要包括行政许可、行政征收、行政确认、行政处罚、行政调解、行政指导等。不同的行政行为有不同的法律规定和要求，根据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可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

1、规范制度建设

首先要理解立法层面的精神实质，制定业务操作规范，如与市场主体注册登记与监管相关的配套制度、办案制度规范、市场监管、商标、广告管理、公平交易执法、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制度规范。其次，制定工商自身发展与建设规范，如各职能机构工作制度等；再次，制定执法监督制度规范，如行政执法责任制、评议考核制、行政处罚案件核审制度、法律法规实施情况报告制度、规范性文件审查备案制度、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制度、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行政复议、行政赔偿案件的内部审理规则、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等。

2、明确违法行为种类及处罚标准，规范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根据国务院对工商职能的定位，在明确执法依据和执法管辖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违法行为种类及处罚标准，规范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要以国家工商总局梳理的458件执法依据，加之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结合工商工作的实际，对不同违法行为表现及处罚依据，进行分类、归纳和整理，便与实践中操作。

在工商行政执法中，自由裁量权就是合法合理地进行自由选择的权力。这一权利的行使有效增强了执法办案的准确性和灵活性。但受地方保护主

义干扰和地方经济不发达影响，加之地域不同、个人素质和价值取向不同，导致对法律法规的理解不同，从而造成自由裁量随意性大，超过一定标准，超出一定范围、种类，出现畸轻畸重现象，造成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并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背离了公共利益，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助长了特权思想，滋生了腐败。如何规范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将是工商执法中一项重要的工作。

一实施执法实务指导制度。对执法实践中具有具体性、复杂性和可借鉴性的个案，通过编辑典型案例，指导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二在执法办案中实行立案、调查、审核、执行分离，由不同的部门、不同的人员来履行职责，建立自由裁量权的监督。三制定规范性文件，将规则细化。研究制定具有参考价值和指导性的意见，确保法制统一和执法公平、公正。如：江西、福建、上海、北京等地工商部门都已制定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或《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参照执行标准》，对工商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的自由裁量幅度或裁量标准，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和分解，进一步规范了工商执法行为。

3、规范有关程序中的重点问题

随着工商行政管理执法领域的拓宽、执法力度的加大，查处经济违法案件的增多，严格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行为变得更加重要和紧迫。实践中主要做到：①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按照合法高效的原则，简化和完善企业登记、公司登记、市场登记、广告经营许可、动产抵押物登记等一系列行政许可和确认的程序，健全和完善有关证照的申请、审查、批准，以及证照的颁发、变更、终止等程序； ②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健全和完善行政收费程序，公布收费项目、范围和标准，对收费票证的使用、接受检查和社会监督等程序明确规定；③依据《行政处罚法》和国家工商总局《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对行政处罚程序做出更加具体、明确、操作性强的规定；④对行政复议和应诉程序做出具体规定，以解决复议工作中复议管辖不清、复议程序不明等问题，对行政应诉

程序的组织、协调、诉讼代理人等事项作出规定，以规范行政应诉程序。

（三）充分发挥制度的监督作用，严格执法考核，以考核带队伍，以考核促发展

行政执法责任制是规范和监督行政机关行政执法活动的一项重要制度。为了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和质量，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要不断加强行政执法责任制配套制度建设，省、市、县三级要从执法工作的实际出发，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的相关规定，出台一系列配套制度，并在实践中加以完善，形成上下一体、法理相通、科学合理的行政执法责任制配套制度体系，实现对全面执法活动的规范、考核、监督和责任追究。行政执法评议考核是评议行政执法工作情况、检验行政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是否全面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的重要机制，也是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关键环节，建立科学的行政执法考核目标体系是搞好行政执法评议考核的基础和关键，应根据行政执法的基本要求和本机关、本系统行政执法活动的特点，制定科学合理的执法目标及标准。并把行政执法目标责任层层分解细化，逐级落实到执法岗位和执法人员，做到目标合理，责任明确。

如：实行执法人员能力考核可每年或分季度进行，建立考核档案，考察结果将作为执法人员评先、晋级、晋职的重要采纳靠依据。考核内容为执法人员在工商执法活动中应当具有的基本素质和基本能力，包括执法人员业务技能及执法实践中的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解决纠纷的能力和在执法活动中综合协调、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的能力。考核办法采取百分制量化，将考核进行分解，细化岗位职责，量化工作内容，明确考核标准。

通过对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工作的探索和实施，评议结果作为行政主体矫正和改进行政执法行为的依据，以及对其有效的激励和约束，对于提高各级工商机关的行政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加快基层法制建设步伐，推动全系统依法行政建设法治工商的进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开展行政执法

评议考核工作，也是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推进政府管理创新和规范权力运行不可逾越的一个过程。

（四）整合执法资源，实施管理创新，在执法效能上求突破 当前，工商行政管理所处的市场环境、法制环境、社会环境和生存环境已经发生并将继续发生深刻的变化，工商行政管理已进入了一个“发展与规范并重”的阶段，以人为本、依法行政成为对监管执法工作的基本要求。通过执法资源的整合，使执法力量整体合一，避免了多头执法，在着力提高行政执法水平的同时，努力为经济建设创造宽松和谐的发展环境。如继续优化工商所的布局，加强基层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基层一线监管执法力量配备，加强执法车辆、现代化信息处理设备、通讯设备、快速检测设备等执法装备建设，提高监管执法的现代化水平。此外，科学调整事权划分，强化工商所属地综合监管和执法办案职能，建立统一高效、运转灵活的组织指挥和协调机制，实现县级工商局机关与工商所上下联动，提高整体合力。在管理创新方面主要抓好：①制度创新。继续深入推进企业信用分类监管、12315行政执法体系建设、商品准入制度、个体工商户分层分类登记监管等监管制度改革，要注重整合执法资源，加强与司法机关、有关职能部门、外省市工商部门以及新闻媒体的联合协作，建立长期广泛的协作制度，充分发挥系统垂直管理的优势，形成监管执法的强大合力；②手段创新。要不断健全和完善市场监管的方式和方法，特别是要善于运用现代化手段，提高监管执法的科技含量，如建立电子执法档案，推行电子办案模板，规范办案单位执法办案程序和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行使，以此推动整体执法效能的提高。③执法实践创新。从拓宽执法新领域入手，以挖掘启动市场经济秩序深层次中的违法行为类型案源为切入点，攻克一批案件类型新、案值大、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大要案，严厉查处商业贿赂、传销和变相传销、“霸王条款”、陈化粮倒卖、坑农害农、公司虚假出资骗取登记以及登记后抽逃注册资金等违法行为，加强对租赁、教育、医疗、旅游、金融、咨询、拍卖、中介等各种商事违法行为的监管和处罚力度及对电子

商务市场的监管；④执法方式创新。严密规范执法程序的同时，讲究工作策略，注重办案艺术，通过换位思考、柔性办案、人性办案，如对有轻微违法行为的企业，超期经营、超范围经营、擅自改变经营地址等，以预警、行政告诫为主的行政指导方式。如采取以下行政指导制度：建立、健全工商行政管理的信息发布、告示制度；建立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行政建议、劝告、告诫制度；建立和完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行政调解和协调制度；建立、健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行政奖励制度；建立、健全行业协会指导制度；建立、健全工商行政管理评议制度和工商行政管理调研制度；建立工商行政指导审查制度。

六、法治工商建设目标实现的基本保障

法治工商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是一项全局性、长期性和艰巨性的法治系统工程，既要整体推进，又要重点突出，更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和各方的支持。

1、领导重视，一手抓。

全省、市、县局要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在全系统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制，为法治工商建设的顺利进行提供组织领导保障。

2、转变观念，提高执法队伍的业务素质

树立“法制工作全局化，全局工作法治化”的理念，将静态制度的“制”变为动态治理的“治”，使得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型工商”工作，从具体业务工作，提升为涉及工商行政管理方方面面的全局性工作；从法制机构的事情，提升为工商机关所有部门职责范围内的大事，树立法律支配权力的观念，纠正权力支配法律的错误思想，革除单纯的法律工具主义观念，树立法律工具主义与法律目标主义同时并重的意识，树立监管就是服务的观念，努力提高执法能力和水平。

3、各内设机构协调配合，切实做到统筹兼顾、共促发展。

法治工商建设的核心是规范执法行为，促进依法行政。各级要把各项

工作结合起来，实现整体推进。一要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相结合，以整改规范的成果推动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的深入开展；二要与建设学习型机关相结合，继续开展好法律学习培训和岗位练兵活动，达到内强素质、外树形象的目的；三要与机关效能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相结合，严肃查处执法工作中的违法违纪问题；四要与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相结合，严格法定职责、规范执法流程，切实做到依法行政；五要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相结合，加快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

4、现代化设施基本配臵完备，提供技术支撑

吴仪副总理指出，“信息化既是工商部门的监管手段，也是创新监管方式的依托”。随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销售方式日趋多样化、现代化，对监管手段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要进一步提高对信息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努力提高市场监管的科技含量和现代化管理水平，以信息化带动监管执法效能的提高。以信息化为法治工商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5、有充足的资金保障及支持

无论是提高工商干部队伍业务素质，加大培训力度，还是进行规范化建设，推行信息化建设，都离不开财力的支持和保障，只有资金到位，才能更好地保障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才能有效推进依法行政，实现法治工商建设的基本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工商行政管理逐步转向法制化，党的十六大以后，转向势头更为强劲，外部的法制环境开始形成，内部的工作机制开始进入法制轨道运行，依法行政的氛围日益浓烈，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从人治走向法治。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强工商法治建设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内在要求，是适应经济社会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实现工商监管执法水平新跨越的必然选择。加强工商法治建设，必须以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为核心，以切实履行工商法规工作基本职能为立足点，以提高工商队伍素质为关键，以建

立规范和监督执法行为的长效机制为重点，全面提升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

参考书目：

1、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2、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努力建设法治政府》

3、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博导 应松年：《建设法治政府的奋斗目标》

4、著名行政法学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姜明安：《建设法治国家打造法治政府》

5、我国行政法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莫于川： 《行政指导法治化问题研究》

6、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北京市法治政府研究基地主任 马怀德: 《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

7、马怀德 薛刚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8、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北省人民政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五年规划(2004-2008)》的通知 冀政„2005‟33号》

民生法治建设对策研究 篇3

【关键词】民生；法治建设；职责

一、淄博市以法治促民生、构建民生法治的主要实践及成效

1．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和就业制度建设，使百姓更多地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完善统筹城乡的就业制度，保障城乡平等充分就业。加强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稳步推进做实个人账户试点工作，建立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依据《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做好淄博市城镇参保职工向市外转移接续工作，制定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和农村养老保险之间转移接续办法。积极推进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确保病有所医。淄博市通过采取基本保障与费用共担、定点与社区就诊相结合的措施，实现由“保大病、保住院”单一保障模式向“门诊、住院保障兼顾”全面保障模式转变，进一步提高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水平。加强新农保运行工作机制建设，努力将淄博市的地方新农保与国家新农保全面并轨。

2．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的日常监管和应急处置机制建设，

确保人民生命健康安全。淄博市近年来加强了食品药品安全监测预警系统、应急处置系统、评估及保障系统建设，建立健全各类食品药品工作领导机构、办公机构和工作制度，完善责任体系，强化对食品药品安全预防和应急处置的组织、协调、指导和保障。此外，淄博市采取全市联动、部门联合、区域联办的“三联”方式，提高稽查办案效能，重点查办了一批大案要案，有效的打击食品药品各种违法犯罪行为，有力的保护了人民生命健康安全。

3．依法整治城乡环境，净化、美化居民生活环境。淄博市健全和完善城市管理长效机制，深化中心城区市容市貌集中整治；深度治理户外广告；抓好胶济铁路沿线、济青高速沿线、南外环、昌国路以及中心城区建筑立面综合整治和城乡规划执法行动；加强济青、滨博高速公路杨树林带的采伐更新工作，净化、美化居民生活环境，也提升来了淄博对外形象。

4．坚持执法为民和司法为民，及时化解各种矛盾和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严厉惩治滥用执法权侵害民生利益的行为；充分发挥司法保障民生的作用，依法调节和判决涉及“三农”、医患、劳资、拆迁等问题的纠纷，维护农村稳定、社区和谐；依法促进就业、就医、就学、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的解决，从源头上减少利益冲突引发的社会矛盾，为经济发展和构建和谐淄博服好务；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建立大调解格局，构筑大防控体系，全力维护全市治安大局持续和谐稳定。

二、民生法治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就业、社会保障制度差异较大。农民工在养老、工伤、疾病以及子女教育等方面还未能享受到平等的待遇。目前，城镇职工社会保障、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三项居民社会保险制度分割运行，制度对接转换能力较差，造成参保者社会保险异地转移难度大、农村社保向城镇转移难度大，农民工在养老、工伤、疾病以及子女教育等方面还未能享受到平等的待育。

2．对于教育收费和教育资源合理分配问题缺乏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措施。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如何合理配置教育资源，解决某些学校择校费过高、收费过多的问题；如何规范名校办民校，以及民办学校过多过滥的问题，群众还有不少意见。统筹城乡教育资源，积极促进教育公平，既需要严格执行已有的各项规定，还需要及时出台新的切实可行的制度和措施。

3．社会公共管理制度不健全，社会自治组织的作用发挥不够。政府在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过程中，习惯于运用行政权力对社会组织和公民进行严格的管制，缺少服务理念。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明显滞后，更多地是采用行政手段和经济处罚的手段，以罚代管，以罚代法的现象还较为普遍。

4．有些政府部门执法不严、监督不力，对群众的民生利益保障不足。在事关民生的问题上某些政府部门责任意识不强、执法不严格，对民生利益的保障不到位；对于救灾、扶贫、公共卫生、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等公共事业的管理责任，政府各部门如何进行合理划分，并与财权进行合理匹配，在现有的体制和制度下不够明晰，出现了一些社会公共事业谁都管、谁都不管的现象。

5．利益诉求与表达机制有待健全，司法能动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当前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利益分化倾向，利益纠纷和利益冲突加剧，掩盖与压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需要进一步健全公开、公正、公平、合理、能够激励社会各阶层成员获取正当利益的诉求和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保护大多数公民的利益，尤其是司法保障民生的作用需要进一步发挥。

三、加强民生法治建设的基本对策

1．完善地方民生立法及配套政策体系建设。当前，正处于一个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的时期，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需要从宏观方面制定合理的社会政策，最大限度地体现“公平”原则，保证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实现社会决策的民主化，对民生问题做到制度化和法制化的安排。在地方立法中应当把保障民生放在重要位置，始终密切关注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特别是关于合理分配教育资源、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食品药品质量安全、城市管理、住房公积金制度等，需要制定和完善适合本地实际的法规和配套政策。

2．充分发挥地方人大在民生保障中的作用。地方人大要行使好立法权，坚持立法为民。要始终坚持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立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立法项目的确定上，应当优先考虑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问题，在法规草案的起草过程中，应当坚持走群众路线，让民众有充分、完整表达的机会。其次，要发挥好监督作用，把监督的重点放到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生命健康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实施上，着力解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权代法、滥用执法权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加强财政预算审查监督，确保财税用之于民。

3．明确政府的民生职责，为改善民生提供切实保障。政府各部门必须把服务民生做为工作的着眼点，在行政活动中平等地对待行政管理相对人，严格遵循法定程序，积极履行法定职责，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依法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利益矛盾。特别是要规范和强化劳动执法、教育执法、环境执法、食品药品安全执法以及城管执法等，切实保障公民的劳动权、教育权、生命健康权等民生权益。同时要将民生问题的解决与改善程度纳入政绩考核体系并具体化，以此为标尺来检验各级政府和官员的施政绩效。加强对行政权力运行过程的监督，使行政执法活动公开透明、快捷高效，避免因利益驱动而有法不依，执法不公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

社区治理法治化研究 篇4

1 社区治理问题的提出

社区治理是指特定的组织基于一定原则,为满足社区的需求而提供的服务或物品。经过长期的发展,目前,我国各地的社区基本形成了具有当地特色的模式。但形成并不一定代表成功,就目前来看,各地的社区建设到了瓶颈期。城市社区治理行政化严重,资金、人才匮乏。农村社区治理困难,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过渡社区治理方向不明,拆迁、土地、保险等纠纷严重。因此,寻求社区治理的新途径势在必行,而将法治引入并以法治理社区是目前解决该问题的最好办法。目前,我国的社区治理整体发展不成熟,表现在行政性较强而僵化、管理性偏重而民意不达、非协商形成而动力不足的典型困境。基于此,本文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我国目前社区治理进行深入剖析,分析社区的转型和治理的渠道。

2 社区治理现状

研究社区治理的法治化进程可以从多个角度展开。宏观上,可以从国家相关制度和政策、经济水平等分析;微观上,可以从社区公民的社会地位、职业、经济状况等分析。而我国社区基层建设虽然在宏观上积极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设计良好平台,但是相关制度并未全部实施,经济、文化上发展也不平衡。因此,目前,从微观上分析公民对社区治理的认知程度以及认同感、公民对社区开展的活动的参与度、公民对社区治理的政治认识和法律认识等方面,具体的分析社区治理法治化过程中的问题是最有效的。

2.1 社区公民的认知缺乏

公民对社区治理的认知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社区公民对社区治理的最为直接的认识。现实中,就算公民对自己周围的环境有认知,也不一定有明确的概念。由于宣传的不到位,许多居民并不知道自己所在的社区是否有社区组织。而且由于城市的居委会和农村的村委会存在历史较长,开展活动较多等特点,在公民对社区治理的认识中占据很大比例。许多居民认识的社区组织就只有村委会或者居委会,而对社区志愿者组织、业主委员会等其他社区自治组织并没有概念。这导致在社区基层治理中,开展治理的组织形式比较单一,其他组织的生存空间狭小。

2.2 社区组织活动的参与度低

在社区活动中,有意愿参与社区活动的公民较多,实际参与并对社区自治组织开展的活动予以肯定的人则大打折扣。公民的主观判断和客观参加、具体评价之间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公民的主观判断不能直接导致其对社会组织活动的参与。另外,大多数居民并不认为他们参加过最多的政治活动,例如:社区组织的精神文化娱乐活动相对较多,因而在实际生活中,居民对这方面的活动参加的也最多,但公民对社区组织活动的评价却非常的低。由此可见,目前,社区组织提供的服务和活动对社区治理所产生的积极意义并不大,而由于服务和活动的不足导致社区居民对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并不能得到很好的满足。

2.3 政府对社区治理的影响过大

公民对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认知影响社区治理法治化进程。首先,我国基层社区建设需要社区公民具有一定的政治知识,对政府和社区事务的关系和运行机制有一定的把握和了解。从理论上讲,社区公民对社区与政府关系认知的越明确,越能调动在清楚认知基础上的参与积极性和主动性。现代法治社区是参与性、主动性的集合体,而政府主导型的社区是被动型、局限性的代表。我国传统文化一直宣扬的是一种“各扫自己门前雪”“私民”意识,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严重影响了社群公民对社区建设的价值取向和主动性。同时,由于我国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期,各项政策对基层影响巨大,基层社区管理无法适应快速流动的社区公民和不断变化的管理区域。

目前,政府对社区自治组织帮扶大,公民对政府依赖性强。政府在社区治理当中起到了主导性作用。这一习惯性的做法导致社区公民想当然的认为,政府在社区治理中起到了应当积极予以支持和具体主导,甚至还有许多居民认为,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影响还有待加强。这些想法直接导致我国公民对政府的依赖程度高。目前,社区组织确实难以摆脱政府的影响,社区自治组织的完全自治化也难以实现。

2.4 法律对社区治理的影响偏低

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便是按照法律秩序运行,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必须包含公民精神和制度两个方面的因素建设。我国法律明确了社区居民有参与社区管理的权利,而且也有一定的机制与其匹配。但法律规定并不完善,目前,我国关于社区治理的立法有《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虽然规定了居委会的自治地位,但是并未对其他的自治组织做出规定,如志愿者组织、业主委员会都没有确定地位。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在与其他组织如何配合,甚至与政府的关系也并明确,各个地方也有自己的具体规定。但这些规定时常调整,难以起到总体调节作用。目前,我国基层社会已经开始培养法治精神,但是公民却没有养成自觉遵守法律法规,通过法律解决现实纠纷的法律习惯和意识。法律制度的缺失和法律知识宣传的漏洞是基层法治社会构建的硬伤。

3 社区治理法治化路径

我国学者一般将社区划分为两种,即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而本文还涉及到第三种社区,即城乡过渡社区。由于此次研究的综合性,侧重于分析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公民态度,所以,此处将三种社区作综合分析。在社区治理的其他相关研究中,存在典型的取向,即研究中针对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持一种应然态度,更多的论述社区治理应该是什么样子而较少的讨论社区治理实际上是什么样子。实际上,社区建设应当政府、社区组织、公民相互合作、共同努力。在立法或司法解释中,首先,应当对现在法律中不清楚的社区组织权力来源、运行的经费、工作人员的身份、具体的职能做出规定,明确社区主体的法律地位、完善社区治理结构。其次,针对立法及法治理念滞后的问题,则必须坚持以公民自治为原则,加大法治宣传,加强法律在现实社会的权威。同时,确认社区自治组织的法人资格,为社区自治组织找到法律理论和保障。

3.1 针对认知严重欠缺

关于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我国基层民主法治文化建设的欠缺。首先,明确社区主体的法律地位。我国的社区自治组织在法律上是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的。只有地位明确,公民认识到的自治组织才是健全的。至于相关法律制定的探讨,本文将在下面部分具体展开。其次,公民文化素养的提高。作为现代国家的公民必须要具有公民意识,即对社会和国家治理的参与意识。而这个意识是建立在文化素养之上的。实践证明,公民的文化素养越高,对国家的参与意识就越强。在社区自治组织的实践中,有一个可悲的现实,即自治组织开展了无数的活动,参与过的公民并不知道是其组织的。所以,必须在提高公民素质的同时加大宣传。再次,社区活动的广泛开展。社区组织必须在现有基础上扩大活动范围,鼓励公民加入其中,这不仅有利于社区组织的自身发展,更是对公民性的加强。

3.2 社区组织自身的完善

我国地域辽阔,由于历史文化的差异,我国的社会组织经历了独特的发展历程。各类社会组织在组织形式、活动内容等方面有较大差异,在发展过程中,又展现出不同的特点。总体而言,我国的社会组织发展迅速,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显现。但是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和我国制度变革和社会转型的历史国情影响,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许多问题和障碍。就每一个具体的社会组织来说,其不仅要与周围环境进行物质、人员、信息的交换,而且还必须根据与其他组织的关系,组成不同的体系,在更大的范围内和更高的水平上与外界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换。实际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工厂、机关、医院、学校、商店等都是社会组织的具体形式。而基层建设中的社会自治组织必须在健全自身的同时,加强与周围的环境相适应,与其他的社会组织相互沟通和协调。这就必须要组织有优秀的人才、合适的活动场所、足够的资金支持。而这些正是目前的基层自治组织所欠缺的,所以,政府必须加强在这些方面的扶持。

3.3 政府与社区关系构建

依宪行政、依法行政是行政法治应有之义。所以,在社区治理中的政府必须由“经济服务型”转向“社会服务型”。要做到此,首先,必须严格区分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公共服务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关系。将政府的权力与自治组织、企业、社会团体的权力、服务区分开来。在政府简政放权的基础上,加强社区自治组织的自主性。政府与自治组织划分板块,例如,稳定秩序、基础建设、社区经济发展等由政府负责。而社区教育、文化活动开展、公益活动等则由自治组织提供服务。政府部门可以宏观上行使一定的调节权力,但是应当减少政府的直接干预。其次,应当严格区分城市社区的小区物业、街道办事处、社区组织的关系和服务的事项,至少应当确定主要服务主体,厘定界限。小区物业商业性质偏重,但现实中却解决了很多的居民生活事宜,如安保、环境保护等。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存在的开发公司物业过渡管理影响非常恶劣。管理街道办事处是我国基层政府的派出机构,并不是自治组织。但它的存在是有必要性,起着连接政府和基层末梢的作用。应当在法律上确定其存在地位,确保其权力来源、资金来源等,保障其与相关部门的合作与协调。再次,分清农村社区的村民小组、村委会、宗教团体等的作用和功能。

我国村与乡之间的非行政隶属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乡镇村治”是我国目前农村地区社区管理的特色。村民委员会在基层的主导作用已然形成,排挤了其他的村民自治组织的生存空间。应当多管齐下,培养各色组织提供服务,让村民有选择的参与活动。而最难以解决的是目前的过渡社区。本文认为,既然过渡社区是“农转非”政策的一个必然产物,那么就必须对其转化过程有一个清楚的定位,应当转向城市社区治理结构。但不宜操之过急,必须考虑到从村民到居民的角色转换的过渡性。政策宣传、基础保障、法律服务必须由政府出面,提供强而有力的保障。至于公民生活习惯、文化精神、观念认识的转化必须通过自治组织逐步实现。政府的行政参与过低固然应当避免,而行政参与过高也必须注意预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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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习近平.基层民主越健全,社会越和谐[N].人民日报,2006-09-25.

[5][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德治与法治的比较研究（共） 篇5

内容摘要„„„„„„„„„„„„„„„„„„„„„„„„„ 2 一．德治与法治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 2(一).德治历史背景及其发展„„„„„„„„„„„„„„„„ 2(二).法制历史背景及其发展„„„„„„„„„„„„„„„„ 3 二．“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一）“法治”与“德治”区别„„„„„„„„„„„„„„„ 4

（二）“法治”与“德治”联系„„„„„„„„„„„„„„„ 5 三．德治与法制在中国的实践„„„„„„„„„„„„„„„„ 6 四．结论„„„„„„„„„„„„„„„„„„„„„„„„„ 7 参考文献 „„„„„„„„„„„„„„„„„„„„„„„„ 7

德治与法制的比较研究

摘 要

本文首先阐述了“法治”与“德治”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过程，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有效治理来说，德治和法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一样，不可偏废、缺一不可。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是道德还是法律，在功能上都是有其短板。当法律失效的时候，道德就派上了用场；反过来，法律的不可替代作用就凸显出来了。法律并不能代替道德，家长里短很难诉诸法律来解决，俗语道“清官难断家务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同样道德也不可能完全替代法律，本文重点对“德治”与“法治”的关系进行了简述，其中包括了“德治”与“法治”的区别和联系，其次阐述了“德治”与“法治”在我国的具体实践，最后总结出处理“德治”与“法治”关系的必要性，“法治”与“德治”的这种辩证关系客观上要求我们要努力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最后论述了结语。

[关键词]法治

德治

依法治国

以德治国

辩证关系

一、德治与法治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

（一）德治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

《论语·为政》记录了孔子这样一段言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说以“德”的原则为政，就会如同北极星一样，自在其所，而群星都拱卫于四周。子产作为成就卓著的执政者，也曾经发表“为政必以德”的主张（《史记·郑世家》）。可见，在相当久远的年代，“为政以德”的思想，不仅已经形成政治理论，而且已经影响政治实践。北魏时期一位“以文武才策，当军国之任”，史称“纬世之器”的官员邢峦在奏言中有“昔者明王以德治天下”的说法（《魏书·邢峦传》），更明确地强调了“为政以德”，其“政”在于治国、治天下的主张。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有“大上以德抚民”的说法，强调最高境界的政治成功，是依靠“德”的宣传和实践，来实现民众的顺从和社会的安定的。孟子强调“以德服人”（《孟子·公孙丑上》）。庄子强调“以德为本”（《庄子·天下》）。《管子·兵法》说，“通德者王。”《旬子·议兵》说，“以德兼人者王。”虽然诸子百家政治立场不同，文化倾向各异，但是对于“以德治国”的原则，看来多是赞同的。汉初有的政论家还指出，“有德”和“无德”，可以导致政治的成与败并分别至于极端：“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德”，长期被看作管理国家、统治天下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法宝。唐初名臣魏徵曾经指出：“德”对于治国来说，是政治“根本”，是政治“泉源”（《旧唐书·魏徵传》）。这种见解，在中国古代执政阶层中，是得到广泛认同的。“以德治国”，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色之一。

回顾历史，应当说，所谓“德政”与暴政相比，确实可以给予民众以较宽松的生存空间，给予社会以较有利的发展条件。历史上多次形成的被标榜为治世之典范的所谓“盛世”，常常是执行“以德治国”或者接近“以德治国”的原则而得以实现的。《史记·孝文本纪》中这样赞美文景之治的成就：“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新唐书·太宗纪》中如此颂扬贞观之治的成功：“自古功德兼隆，自汉以来未之有也。”都发现和总结了“以德治国”的历史经验。

然而考察中国历史文化，往往应当穿破表面透视其真质。分析涉及政治文化的现象更是如此。正如鲁迅所说，历史上“人的言行”，在明处和暗处，“常常显得两样”，古来帝王们以“德”为标榜的种种政治宣传，其实是“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准风月谈·夜颂》）回顾中国政治史，也可以看到明暗两样的“以德治国”。

西汉末年，社会危机严重，外戚王莽在复杂的贵族宗派斗争中，运用矫情伪饰的手段取得高位，后来成为新朝的皇帝。王莽在六十八年的生涯中，进行了非同寻常的政治表演。他的人生轨迹，表面看来，是始终遵循“德”的原则的。《汉书，王莽传》正文中所见“德”字多至93例。所见“威德日盛”，“功德烂然”，“圣德纯茂”，“至德要道，通于神明”等等夸诩与阿谄之辞，充斥其中。尽管他的言行时时处处以“德”为标榜，但对照当时的黑暗政治，可以透见这种宣传的虚伪与无聊。直到民众起义的烈火燃烧到宫中，王莽仍然模仿孔子故事，宣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对于这种借用“德”以自欺欺人的伎俩，后世的历史评论家曾经轻蔑地斥之为：“笑话!”(［明］李贽：《史纲评要》卷九）

回顾历史，距离理想的“德”十分遥远的暴虐的帝王、昏庸的帝王、荒淫的帝王，都不愿意舍弃“德”的旗帜。

（二）法治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形成于近代西方，但其精神和传统可以上溯至古希腊。古希腊尤其是雅典的城邦民主和法治达到了古典世界的辉煌，其在公民范围内实现了较为彻底的民主和法治，但人的等级性划分和奴隶制度的存在，又使它与现代世界的民主和法治有了分野。然而古希腊已在思想上和传统上为后来所有类型的西方民主和法治奠定了基础。罗马继受了饱含法治精神的希腊理性法思想。罗马从王政到共和到帝国初期，不仅创制了庞大的法律体系，而且将法制的精神贯彻于法律之中，其中体现人的理性的平等、意思自治和权利的私法可谓是对集中体现于公法领域的希腊法治精神的弘扬和拓展。进入帝国后，皇权对法制精神的破坏和干扰很大，但历史形成的传统未曾消失。中世纪，西方的理性思想和法治精神被笼罩于宗教的帷幕之下，但法律的神圣性和权威性依然在历史和大众中流传。近代以来，思想家们对权力本质的深刻认识推动着西方法治理论走向完备。“权力就其本质而言是邪恶的，不论其行使者是谁。”但有组织的人类社会又无法取消权力，所以减轻权力对人的伤害的最佳途径就是给权力划分界限即“以权力制约权力”；而这一切都需要在体现民意的法律基础上和框架内展开，也即将权力纳入法律，从而使人的安全、财产、自由、尊严等得到法律的保障。这条思路引导出来的政治法律制度或者社会控制模式就是法治。为了让法治成为现实，西方思想家拿出了“分权与制衡”的实施方案，将中央集权制度改造为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分权体制，通过分权和制衡来实现法治和集权。建构法治的思想和方案是西方文明的特定产物。它一方面源于商品经济高度发展所引起的社会关系的契约化，同时又植根于希腊的理性文化和基督教宗教文化中的人性恶论。人性恶的文化促成人们优选客观公正的法律而不是主观性强的道德作为解决纠纷的社会控制方式。社会关系的契约化形成人们事实上的平等和独立，这构成法治经济基础。在人类文明史上，这两者的充分发达和结合仅限于西方，应该说是世界的特例而不是通例。近代以来，法治文明随西方文明来至世界各地。现在法治已成为大多数国家的社会控制模式。但显然各国的法治程度并不相同且各有特色，因而不能简单地用西方法治的经验和标准来衡量已发展了的现代法治。现代法治是建立在更广泛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与传统相结合的理性文化之上的，西方的经验和标准只是特定的一种，而不是全部或惟一。

二、“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一）“法治”与“德治”区别

1、治国方略上的差异

“法治”与“德治”的最终归宿都在治国上，但二者在治国的侧重点上却截然不同。换言之，前者主要侧重于先“治法”，后者则主要侧重于先“治人”。理论上，就“治人”与“治法”的轻重而言，“治人”应重于“治法”。这是因为：首先，“治人”在内容上实际已包含有“治法”的要求，“治法”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治人”，在本末顺序上，应当是“治人”为本，而“治法”为末。其次，“治人”是“治法”的依托，“治人”有助于更好地“治法”。作为一种规范，法只能约束人们的外在行为，对人的内心世界则无法涉足；要涉足人们的内心世界还需要人本身。而且，“徒法不足以自行”，再良好的法制，假如没有具备应有素质的人去执行，仍无异于一纸具文。因此，单纯“治法”不足以“治人”，要实现法治的理想目标，还必须要把最终的依赖点放在“治人”上。否则，即便将完善至极的法律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也仍难以实现我们最初设想用法制所要实现的理想目标。现代社会之所以更加强调“治法”，并不是基于“治法”比“治人”重要，而是在策略上所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末端治理模式”。现阶段，由于对人的本性问题在认识上难以得出共论，“治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还存在较多障碍，难以真正实现科学地“治人”；相反，对于法，由于人们在许多实质或重要方面都已经达成共识，且这些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已日渐成熟化和科学化，因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治法”都更较为容易地得到实现。

2、“法治”是他律之治，而“德治”则是自律之治

从“法治”与“德治”所涉足的领域来看，“法治”是他律之治，即它仅仅约束人们的外在行为，通过约束人们的行为而实现治人，它对人们的内心世界无从干预，属于治外之治；而“德治”则是自律之治，它不仅可以约束人们的行为，还可以约束人们的思想意识，并通过约束人们的思想意识来达到约束人们行为的目的，属于治内之治。由于人们的行为总是受一定思想意识所支配的，因而从这一点上来说，“德治”是更高层次的治国模式，是治本之治；而“法治”则是最终实现“德治”的一个必经阶段，是治标之治。

此外，从他律与自律的角度出发，我们还可以推导出二者之间的如下区别：如“法治”是惩恶之治，“德治”是 扬善之治；“法治”是事后之治，“德治”是事前之治等等。

（二）“法治”与“德治”联系

1、“法治”与“德治”相互配合和支持

“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控制、促进社会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两种手段，他们密切联系、相互支持，共同推促着社会的进步。作为一种他律，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惩恶”，而“扬善”则主要应依靠道德的自律来进行，因而在“劝善”方面，法律有着自身先天的缺欠与不足，需要道德来加以支持。同时，法律的创制和运作也必须要以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为指导。同样，“德治”也离不开“法治”的支持与配合。道德作为一种规范，主要是依靠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推动的，其软弱与苍白无力是显而易见的。对于某些严重违反社会基本道德规范的行为，客观上也必然要求运用法律来加以制裁。在此种意义上，守法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法律所维护的是最基本、也是最低限度的社会道德。、“法治”与“德治”有着共同的精神――秩序

除了上述两点之外，“法治”与“德治”的联系还表现在，二者有着共同的精神――秩序。“法治”与“德治”都以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为使命。秩序是“法治”与“德治”存在的价值基础，又是二者可以同步并举的理论依托。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法治”与“德治”之所以能够存在和为人们所认同并可以成为并驾齐驱的两种治国理论和模式，主要就在于它们能够给人们带来秩序。秩序意义在于，它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因此，一旦脱离了秩序这一前提，无论是“法治”还是“德治”都将会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需要以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前提。这两者的实现都既离不开法律也离不开道德。法律可以利用其背后的国家强制力保证政治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可以合理的配置各种资源，及时解决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和纠纷；可以有力的打击各种危害国家和社会的颠覆和破坏活动。而道德则可以利用其内在的意识制约力来防止各种邪恶思想的产生，防止社会混乱；可以限制人们的某些欲望，减少其利益冲突，以加强人们的团结，增强其凝聚力；还可以对法律的创制和实施提供有力的支持、配合和协调。可见，“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法治”与“德治”的这种辩证关系客观上要求我们要“努力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三.法治与德治在中国的实践

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世纪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在政治方面，小康社会就是要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既涉及政治体制本身，同时也与政治之外的经济、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在当代中国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国家治理方式的问题，是一个政治转型如何更好地适应社会转型或者说如何引导社会转型的问题。国家治理方式包含法治和德治两种基本形式，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实难取舍。现代国家治理形式的变迁经历了一个由德治向法治再向法治与德治相统一的过程。江泽民同志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这是中国的执政党在国内外国家治理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论断，是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的正确认识，也是对执政党治国方略的完善与创新，这一治国方略的实施，为现代国家的治理逻辑要求德治与法治紧密结合指明了方向，也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依法治国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

习近平强调,我们提出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所有司法机关都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来改进工作,重点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要坚持司法为民,改进司法工作作风,通过热情服务,切实解决好老百姓打官司难问题,特别是要加大对困难群众维护合法权益的法律援助。司法工作者要密切联系群众,规范司法行为,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公开的关注和期待。要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并指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公民、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都要以宪法和法律为行为准则,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使权利或权力、履行义务或职责。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引导全体人民遵守法律、有问题依靠法律来解决,形成守法光荣的良好氛围。要坚持法制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广泛开展依法治理活动,提高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他律和自律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再次强调,我们党是执政党,坚持依法执政,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重大作用。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各级党组织必须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各级组织部门要把能不能依法办事、遵守法律作为考察识别干部的重要条件。

四．结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需要以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前提。这两者的实现都既离不开法律也离不开道德。法律可以利用其背后的国家强制力保证政治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可以合理的配置各种资源，及时解决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和纠纷；可以有力的打击各种危害国家和社会的颠覆和破坏活动。而道德则可以利用其内在的意识制约力来防止各种邪恶思想的产生，防止社会混乱；可以限制人们的某些欲望，减少其利益冲突，以加强人们的团结，增强其凝聚力；还可以对法律的创制和实施提供有力的支持、配合和协调。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反映，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共同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法治与德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离不开法律，也离不开道德。只有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和思想道德体系，才能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运行；也只有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始终坚持法治和德治 “两手抓”，才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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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联盟

[7]马小红.《中国法律思想发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8]郭建华.《关于韩非法治思想与现代法律的思考》,2001年版。

公安院校法治文化建设研究 篇6

关键词：法治文化建设；公安院校；研究

公安机关担负着维护社会和国家安全、服务社会经济以及突发事件处置等方面的职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建设公安法治文化也愈加重要。公安院校是未来人民警察的摇篮，在公安院校中进行法治文化建设对学生的法治素质提高非常重要，能够很好地提高人民警察的素质。所以，公安院校必须做好法治文化建设。

一、公安法治文化的含义和价值取向

1.公安法治文化的含义

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八大也提出将法治在国家治理以及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发挥出来。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必须形成社会性的法治文化。社会主义文化是公安法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安政治工作开展的重要内容，其包含了法治舆论宣传、法治理念教育、法治文学艺术、精神文明建设、警察公共关系等几个方面。

我们需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提高司法公信力建设的力度，维护宪法以及相关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弘扬我国优秀法律文化传统。在办案过程中不但需要重视法律，还应该将法、理、情结合在一起。在进行公安法治文化建设时，树立法律至上理念，维护法律权威和尊严，切实提高公安工作本身的公信力，这也是公安法治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取向所在。

2.公安法治文化的价值取向

法治本身便是文明进步和社会文化发展的产物，法治文化的核心是法治精神，也是人类文化系统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长期法律实践的结晶。法治文化和其他社会文化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发展。进行法治文化建设能够带动社会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法治的实施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比如人权、文明、秩序等都能够利用法律从最大限度上得到维护和体现。和谐社会应该是价值观不同的文化和谐共处的社会，法治能够化解价值观整合过程中出现的冲突和矛盾，从而让价值观不同的意识形态、信仰、科学技术以及文学艺术等实现和谐共处。这也是法治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

二、公安院校建设法治文化的必要性

对于公安教育而言，公安院校是重要的阵地，公安院校能够向公安机关输送高素质公安专门人才，也是培养人民警察的摇篮。公安院校培养的是专门人才，其人才培养的要求和规格都会受到警察这个职业的限定。而公安院校加强法治文化建设，是符合人民警察培养需要的。

现在，我国公安院校的课程设置、教育模式和校园文化建设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和问题。首先，公安院校大多数属于大专学历教育，是行业专门学校，这也导致了其在专业设置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和缺陷，如专业设置仅仅包含了公安业务等，而没有重视学生其他方面素质的提高，特别是人文知识方面，不但知识面比较狭窄，而且知识结构非常单一。其次，公安院校的校园文化建设存在明显的滞后性。校园文化对学生的成长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良好的校园文化能够形成良好的文化精神环境，让学生在环境中受到熏陶。而现在学生除了进行公安专业技能的学习外，很少能够学到其他方面的知识。另外，由于很多院校实行警务化管理模式，氛围高度统一和集中，学生的个人发展以及个性发展方面比较滞后。所以，对公安院校学生进行法治文化培育是符合公安人才培养要求的。

三、公安院校进行法治文化建设的策略

公安院校建设法治文化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安院校在校园范围内进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宣传的重要手段，也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手段。重视法治文化宣传教育的深化能够发挥公安院校师生的带头作用，能够给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作出较大贡献。

1.加强宪法教育

就国家法律层面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核心便是宪法。我国的法治建设也是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法律体系，通过学习宪法的相关内容能够提高公安院校师生的法治观念，从而使他们养成自觉遵守法律和维护法律的习惯。其次，公安院校师生需要树立法治观念，这符合新时期公安院校法治文化建设的需要，能够在维护公安院校师生合法权益的同时，弘扬校园法治精神。公安院校在开展各项活动的过程中必须重视社会主义法治观念的树立，并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推动校园法治文化建设。最后，还应该有针对性地对广大公安院校的师生进行政策法规方面的教育，这符合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科学发展观是一项重要的战略思想，新时期公安院校法治文化建设必须将其作为指导思想。此外，还应该要求师生遵守公安院校内部管理的各项制度，形成良好的校风校纪，维护公安院校的外在形象。

2.增加校园法律文化活动

高等院校的校园文化活动能够将德智体美渗透到文化活动中去，使学生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熏陶学生的情感，充实学生的精神生活，升华学生的道德境界。公安院校进行法治文化建设时也应该认识到校园文化活动的重要作用，在校园文化活动中进行法治文化建设。现在很多公安院校认为在课堂上进行法治文化建设便能够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法律意识，所以校园文化活动开展停留在文化、娱乐以及体育方面，仅关注学生才艺和文体能力的提高，而对学生的思想层面关注不够，特别是法治文化活动开展得更少。学校可以引导学生组织法律问卷调查、法律知识大赛等活动，提高学生的法治意识。大型法治文化活动开展需要教师参与进来，对于开展的活动内容也应该由师生双方讨论决定，这样在文化开展的过程中，也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教师，提高其法治意识。

3.利用现代传媒手段建设公安院校法治文化

现代传媒是随着社会科技发展而产生的，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大影响。公安院校可以利用网络进行法治文化宣传，将网络阵地的作用发挥出来。进行网络阵地建设时，内容应该包含法治案例、法律知识、国家方针等。此外，公安院校还可以组织学生观看与法治有关的电影或者纪录片，让学生在观看的过程中加深对法治文化的认识。此外，学校还应该根据自身的需要进行校园法治文化广播专栏以及法治文化教育专刊的创办，切实提高法治文化教育工作的影响力与学生的法治文化素养。

四、结语

教育本身便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在公安院校中进行法治文化建设也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这样才可能取得一定的成绩。公安院校在进行法治文化建设时，除了需要做好上述的几点，还应该努力探索研究，把握新的动态，更新观念，这样才能够切实做好公安院校法治文化建设，提高其对学生的影响力，从而培养更多的高素质人民警察。

参考文献：

[1]刘扬.繁荣公安校园文化建设 推进公安院校转型发展[J].辽宁警专学报，2013（2）：105-108.

[2]张硕，刘晓东.公安院校校园文化建设创新机制探究[J].文化学刊，2012（4）：51-55.

[3]刘申时.论加强与创新公安院校校园文化建设[J].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2（6）：123-126.

[4]田冰.法制教育在公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研究[J].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5（3）：96-98.

[5]鲁丽娜.新媒体环境下公安院校校园文化建设探析[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3）：99-102.

[6]李娜.公安院校《法制文学》课程的开发与应用[J].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4（4）.

新时期法治乡村建设探索研究 篇7

一、乡村法治化的发展现状

中国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大国, 其中乡村社会占有极大空间。中国社会的法律现代化转型, 必然包括乡村社会的法律转型。中国乡村已经不是费孝通描述的传统乡土社会, 而是一个新的乡土社会,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深入, 乡村经济的市场化、乡村社会的自治以及现代文明对于乡村社会“熟人”文化的冲击为乡村法治化的发展提供了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

首先, 从经济发展来看,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各地农村蓬勃开展, 各地乡村经济建设速度明显加快。以乡镇企业为主导的乡村工业化推动农村的经济市场化趋势。灵活多样的经济形式解除了传统生产方式对于乡村成员的束缚, 农村的基础社会关系趋向契约化。其次, 从政治发展来看, 随着《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 村民自治, 自我管理, 自我服务的意识逐步增强, 农村基层政治民主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农民对于社会问题的关心, 对于法治进程的参与积极性更加强烈。再次, 从文化发展来看, 现代文明的成果在逐渐的瓦解乡村传统的生活方式, 广播电视及网络等新兴媒体促使乡村成员的视野分化, 乡村日益开放化, 社会成员间的家庭和人际关系不断理性化。因此, 从法治实践的角度来看, 乡村社会的新面貌为法律的生长培育了经济政治文化土壤, 现代法律介入乡村生活, 进而成为主要的乡村治理方式提供了现实条件。

二、法治乡村建设的实施路径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 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 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重要遵循和行动指南。十八届四中全会高扬法治精神、发展法治理论、运用法治思维、创新法治方式, 为依法治国注入了新内容、赋予了新任务、描绘了新前景。就广大乡村地区来说, 法治乡村建设要求探索出新的法治化道路。

第一, 从法律创制层面, 新时期下的法治乡村建设应当充分考虑乡村社会的特质, 强调法律与乡土社会传统内在的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切合。“明智的创制者也并不从制定良好的法律本身着手, 而是要事先考察一下, 他要为之而立法的那些人民是否适于接受那些法律”3现代化的法律创制应该在借鉴西方先进法律思想的同时, 尽可能全面的对传统的法律文化予以科学现代的诠释, 科学系统的吸收、利用、提升和改进那些易被广大农民熟悉了解的村规民约和习惯惯例。只有这样, 乡村的法治化才不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 进而影响法治推进的成效。

第二, 从法律实施层面, 新时期下的法治乡村建设应当充分完善乡村执法体制, 保障执法的公平、公开和公正。首先, 应加强乡村基层执法队伍的法律培训, 力求执法者形成职业化的法律素养, 通过具体的乡村执法活动, 以案说法, 以案释法, 让广大老百姓能够切实体会法律之程序和实体正义。其次, 积极转变基层政府职能, 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增强基层政府对乡村公共服务能力。通过基层机关工作队伍的法治化, 充分调动村民的主体守法意识, 积极发挥村级自治组织的作用, 有效利用乡村自治资源, 搭建双向交流的宣传机制, 借助乡村内部力量达到治理乡村的目的。

综上, 十八届四中全会为中国描绘了建设法治国家的宏伟蓝图,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需要乡村的法治化。法治乡村建设需要从乡村社会的现状出发, 正视乡村法治建设的面临的困境, 从而在法律创制、实施以及精神培育的层面探索出一条真正适合乡村法治现代化的新道路。

摘要：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法治乡村的建设必然成为中国现代法治化进程的重要突破口。如何在新时期的农村发展现状下探索出一条适合乡村法治化的道路, 将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所在。

关键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乡村社会,法治化

注释

11 国家统计局网.http://data.stats.gov.cn/workspace/index?a=q&type=global&dbcode=hgnd&m=hgnd&dimension=zb&code=A030105&region=000000&time=2013, 2013.

22 郑永流.当代中国农村法律发展道路探索[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全面推进高职院校法治建设研究 篇8

一、全面推进高职院校法治建设意义重大,需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全面推进高职院校法治建设是规范办学机制,提升院校综合实力的必然要求。高职院校法治建设在办学方面的目标体现为依照国家宪法和法律,用法治的理念在权限范围内公正的运用权力,并以程序化的方式妥善处理校内事务,从而规范办学机制。但从目前看来,高职院校的法治体系还很不完善,很多办学的模式中保留着非常浓厚的“行政”色彩,规章制度等欠缺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已经严重影响到了高职院校的办学质量和办学水平。综上,高职院校唯有通过法治建设,方可提高办学水平,提升综合实力,在激烈的高等教育事业竞争中脱引而出。

全面推进高职院校法治建设是创建平安校园,维护校园和谐的必然要求。近年来,高等职业教育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与投入下得到了长足的进步,无论从校园规模,还是师资力量等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随之而来的管理上的复杂化,也使得各方面的矛盾越加突出,教学、人事、科研、后勤等方面出现的纠纷也越来越多,这便影响着校园的稳定与发展。究其原因在于高职院校的法治建设力度不够,缺乏规范的法治机制,没有形成良好的法治氛围。由此,当前形势下亟待大力推进高职院校的法治建设工作,以协调各方利益关系,维护校园的安全与和谐,从而推动高等职业教育的全面发展。

二、全面推进高职院校法治建设任重而道远,需要重点突出,统筹兼顾

推进高职院校法治教育。法治教育绝不仅仅是走马观花般的向学生简单介绍现有的某些部门法,而应是教育学生如何运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的权利、如何作为我国公民主动参与国家的法律监督行使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履行公民的基本义务。但目前高职院校的基础法律教育被纳入到思想政治课的教学之中,统一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在有限的课时之下,法律教育内容的课时更是被一再的压缩,这便使得高职院校的法律教育流于表面,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功效。因此,在高职院校推进法治教育,就要打破以往单一的法律知识灌输模式,转而根据不同时期、不同专业学生的实际需求,增设与其专业相关的法律类选修课,例如财会专业开设《经济法》、医学类专业开设《卫生法》等,同时,还可根据学生的兴趣与需求开设《婚姻法》、《合同法》、《劳动法》等实用性较强的法律类课程,这对高职院校培养具有法治精神的应用型人才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而推进法治教育的形式,除了传统的课堂之外,还可以采取案例分析、模拟法庭、法律征文、设立法律咨询网站、举办法律知识竞赛、组织学生开展社会调查、组织学生参加法院案件庭审的旁听,旁听有关刑事、民事、经济、行政案件的审理等多种有效的教育形式,丰富法治教育的课堂,使法治教育直观化,从而提高学生学习法律知识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以便增强法治教育的实效性。

推进高职院校法治化管理。“教育者和管理者是依法治校的主要对象,要将依法治校真正落到实处,营造一个和谐发展的法治校园,对教育者和管理者进行法制教育必不可少。”⓪学生的法治观念直接受到高职院校的管理水平和法治程度的影响。因此,法治的落实必须在高职院校率先厉行,根本目的是提高高职院校管理者和广大教职员工的法律素质,建立健全依法办学、依法治学的监督机制、提高学校管理的法治意识、增强学校在日常工作中依法办事的执行能力,把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落实到学校工作的各个方面。

三、全面推进高职院校法治建设事关全局,必须坚定信心,以人为本

以坚定的信心推进高职院校的法治建设,学校应当以学生为本,为将其打造成符合本院特色和社会发展的合格人才来展开日常各项工作。因此,推进高职院校法治建设,其实质是依法治校、依法治教、依法治学,对院校发展中的所有人和事一律平等、一视同仁,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法治理念。在此过程中,领导干部是关键,要从思想上转变观念,牢固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以坚定不移的决心、求真务实的态度投入到高职院校的法治建设进程中。⓪将高职院校的法治建设纳入学院总体规划,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利用自身优势,建设符合学院发展需要的,符合依法治国要求的法治化高职院校新模式。教职员工要积极带头,坚持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严格落实科研、教学和管理的各个环节中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有效保证高职院校法治建设的有序进行。

摘要：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慢慢减退,社会用工对于应用型人才的需求进一步凸显,而作为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高等职业院校,肩负着培育德才兼备的应用型人才的重要使命。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高职院校培养出的人才将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因此,高职院校势必成为法治建设的重要阵地。

关键词：高职院校,法治教育,法治建设

参考文献

[1]刘桂云.高职院校大学生法治精神培育研究[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2(4).

法治研究 篇9

2008年1月,国家发改委公布了《珠三角区域 改革发展 规划纲要 》 ( 2 0 0 8 2020),明确提出“支持广州建设区域金融中心,允许在金融改革创新方面先行先试,建立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

2012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印发了《广东省建设珠江三角洲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2012年9月,中共广东省委印发了《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金融强省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将广州建设成以银行、保险、财富管理为重点的区域性金融中心城市”。

为贯彻国家及广东省的文件精神,广州市近几年先后出台了《广州区域金融中心建设规划(2011-2020年)》、《关于加快建设广州区域金融中心的实施意见》、《关于支持广州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若干规定》、《中共广州市委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建设广州区域金融中心的决定》等一系列具体的配套实施政策。

目前,广州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蓝图已经确立,各项任务也已经明确,正处于不断深入推进的关键阶段。法治环境的优化与完善,对于广州建设区域金融中心意义重大,本文就此进行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完善法治环境的意义和作用

在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过程中,应该说广州市是非常重视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在2011年6月出台《广州区域金融中心建设规划(2011-2020年)》后,紧接着于2012年8月制定了《广州市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实施方案》,对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作出了部署。

金融生态环境是在借鉴生态学中的生态系统(eco-system)这一词语的内涵基础上产生的,是对金融业运行环境的形象描述。金融生态环境是指影响金融主体运行和发展的经济、社会、法治、文化等体制、机制环境。

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有利于提高金融市场运行的质量和效率,是广州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基础性、决定性工程。金融生态环境是一个大的系统,在其构成的诸系统中,笔者认为最核心的是法治环境。

金融法治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着金融生态环境的有序性、稳定性、平衡性和创新能力,决定了金融生态系统的发展空间。能否形成完善的法治环境,是广州区域金融中心建设中至关重要的环节。

一、完善的法治环境,是广州区域金融中心发展过程中最为强劲的推动力。

市场经济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有学者认为:从国际经验来看,在国际金融中心形成过程中,除经济实力外,法治环境是决定性因素,英国的经济实力不在世界前列,但伦敦长期位居世界第一金融中心位置,即使是在前几年欧债危机严重的时期,也位居世界第二。究其原因,正是完善的法治环境成就了伦敦在国际金融市场的领导地位。

对于正在建设的广州区域金融中心而言,完善的法治环境,可以消除各类金融组织及个人对“人治”环境模式的担忧,吸引更多的金融机构、投资者、金融市场客户参与其中,增加广州区域金融中心业务的广度和深度。完善的法治环境相对政府制定的各类短期的优惠制度而言,其对各类金融业务参与者的吸引力更为强大和深远,是广州区域金融中心发展过程中最为强劲的推动力。

二、完善的法治环境,是规范广州区域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政府行为的有效手段。

世界金融中心根据其发展历史,按其形成的机制可以分为两种类型:自然形成型和政府主导型。

自然形成型国际金融中心的产生是建立在本国经济自然孕育和发展的基础之上的,由本国经济的发展衍生出金融服务需求,然后形成国内金融中心,随着本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提升,又自然演化为国际金融中心,如伦敦、纽约等。

政府主导型国际金融中心是指有政府引导和在目标的推进下形成的金融中心,政府通过制定政策措施促进金融机构的聚集,增加该地区的金融供给能力,通过金融要素对实体经济的渗透,形成相互依存的良性发展格局而形成的,新加坡、东京属于这一类型。

世界金融中心不论其形成机制是哪一种,均十分重视市场机制和法治环境的完善,注重政府发挥其职能的尺度和范围。

具体到广州区域金融中心,其形成的机制更接近于政府主导型。政府主导的区域金融中心建设有整合聚集金融资源进程快速的优势,但也很容易出现“以政府替代市场,以政府替代法治”的“政府失灵”问题。市场经济中存在无形的市场之手和有形的政府之手,如果没有完善的法治环境作为基础,对政府有形之手的活动边界进行规范,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很难避免。

因此,在广州区域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必须对原有的法治环境进行优化,以形成完善的法治环境,更好地规范政府行为,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更好地发挥广州区域金融中心的功能。

三、完善的法治环境,是保障广州区域金融中心安全稳定运行的需要。

区域金融中心是金融要素的聚集区,其高度发达的金融体系,既会促进当地实体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会积累下大量的金融风险。纵观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大的金融危机,其发源地无一不是金融中心,金融风险对于金融中心而言是如影相随,客观存在的。

要保障广州区域金融中心的安全运行,政府监管必不可少。而有效的政府监管是建立在健全的法规与制度以及相应的科学、合理的组织管理体系基础上的。因此,要实现政府对金融中心的依法、有效监管,客观上需要有完备的法律体系,更为重要的是严格地执法,所有这些都属于法治环境完善的范畴。

优化法治环境的几项原则

一、公平性原则。

良好的金融法治环境是建立在公平的金融法律制度的基础上的,公平性原则首先体现在金融法律制度中。公平性原则就是要求在广州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及运营过程中体现金融公平。所谓金融公平,是指在金融活动中,各类主体不因自身经济实力、地域、行业、职业、身份、民族、宗教等因素而受到差别对待,能够公平地参与各种金融活动,机会均等地分享金融资源,并形成合理有序的金融秩序。

坚持公平性原则,就要求在广州区域金融中心金融制度建设中,改革金融市场准入制度,逐步放宽金融特许制度,允许和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监管部门在运用金融工具进行市场调控时要一视同仁;建立普惠金融体系,实现金融资源的全面、均衡配置。

二、系统性原则。

金融法治环境的建设包括金融法律制度建设和金融司法体系建设,涵盖金融立法和执法两大课题。

建设与广州区域金融中心相适应的金融法治环境是一项全方位、多层次、综合性、循序渐进的长期系统工程,涉及立法机关及部门、司法机构、行政管理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宣传部门等众多单位。要运用系统管理的思想和方法,运用“总—分—合”的原则,按轻重缓急的原则,在明确总体任务的基础上,进行任务分解,形成子任务系统,制订时间表,并层层落实到具体单位,最终达到完善现有金融法治环境的目的。

三、因地制宜的原则。

区域金融中心由于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及金融创新,会产生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对立法的需求往往十分迫切。2014年5月广州民间金融街成立了互联网金融基地,鼓励互联网金融这一新兴金融业态的发展,是一种顺应金融业未来发展趋势的金融创新,值得鼓励。

但是无论从国家还是地方层面来看,有关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法律制度都还是空白,互联网金融这类金融创新行为陷入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类似的还有为广州民间金融街小额贷款公司设立的再贷款公司的监管问题,在当前还是法律上的盲区。

因此,在广州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过程中,地方政府要争取一些“特别立法权”,在对一些新生事物先试先行的同时,因地制宜地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形成一定的经验后再推广至更大范围。

四、适度超前原则。

适度超前原则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立法上的适度超前,立法机关或部门要能洞悉金融业发展的前沿趋势,针对新生事物的立法需求尽早开展立法调研和草拟,并且在具体的内容上为未来发展留有余地,延长法律法规的适用周期;二是指各类监管、司法部门在金融执法过程中要对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预先研判,更多地采取事前控制措施来解决各类法律实践中的纠纷。

法治环境建设面临的问题

一、金融法律法规体系还不够完善。

广州区域金融中心法治环境建设的前提和基础是立法,也就是建立起适应其发展的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由于我国经济整体上还处在工业化时期,第三产业还未能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导致金融业立法的滞后性。从国家层面上来看,一些金融市场急需的如存款保险、金融机构破产、私募基金等法律法规经过多年的研究、调研仍未能出台。

广州区域金融中心由于金融业的高速发展,对金融立法的需求往往更加迫切。在上位法缺位的情况下,地方立法机关又未能及时制定与本地实际情况相符的地方性法规,因而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些法律上的真空地带。

二、金融司法体系存在缺陷。

金融司法是维护金融市场秩序,保护金融机构、消费者、投资者利益的最终手段。与全国很多地方一样,广州区域金融中心在运行中存在对金融犯罪打击力度不够、金融债权追索案件执行力度不够、金融纠纷解决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导致一些企业利用虚假信息骗取银行贷款,银行债权诉讼案件审判时间周期长、诉讼成本高、执行难等问题时有发生。

此外,对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保护不够,在本辖区范围内,各类损害群众利益的金融诈骗案件,如各类打着“炒黄金”、“炒白银”等旗号的非法公司在市中心长期、大量存在,上当受骗者并非少数。

三、金融监管水平有待提高。

广州聚集了大量的各类金融机构,在现有监管框架下,存在着金融监管反应不够灵敏,监管机构法治意识不强等问题。在法律缺位的情况下,监管机构靠政策和文件行使监管权力,监管机构权力大,责任小,加之由于分业监管体系造成的条块分割,使监管的盲区和交叉地带同时并存。因金融监管不力产生的突发性、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金融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监管部门和金融业的共同努力,应该结合实际情况不断改进监管方式,特别是要妥善处理好加强监管与鼓励金融创新之间的关系。

四、金融法制宣传和征信体系建设有待加强。

金融业法制建设一方面存在滞后性,另一方面又面临宣传不够的问题,立法机关及金融监管部门往往根据市场中出现的问题出台相应的法规或规范性文件,但公布后往往缺乏后续的宣传普及,不仅是普通的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不了解,即使是金融机构也无法全面领会其内涵和实质,使法律法规的实施效率大打折扣。此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还不完善,虽然《征信业管理条例》自2013年3月15日开始实施,但相应的征信体系建设仍然任重道远,骗贷、骗保、恶意逃避债务等现象屡见不鲜。

五、金融法律服务水平不足。

广州在建设区域金融中心过程中,由于吸引力不足,面临优秀的金融法律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缺乏的问题。金融法律服务需要有熟悉外语、金融、法律的复合型人才来提供,但此类人才在广州无论是数量还是服务质量都与建设区域金融中心的目标有很大的差距。各类金融服务中介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不能满足未来的需求。

优化法治环境的建议

一、完善地方性金融法规体系。

广州区域金融中心完整的法律体系包括框架性法律、放权性法律、优惠性法律、监管性法律等。法律体系建设的核心任务是在维护金融秩序,确保金融安全的同时,不断拓展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形成比较发达的多功能、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金融立法的重点应当侧重于鼓励发展创新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同时维护好正常的金融秩序。

在中央完善金融立法、填补上位法空白的同时,一方面,我们应该呼吁国家就广州区域金融中心的市场准入、金融创新、监管改革、税收优惠、民间金融等方面为广州区域金融中心量身定制一些规范,或者是争取一些“特别立法权”,争权全国人大或国务院授权广东省人大或广州市政府对金融创新制定地方性法律法规,以解决金融中心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法律制度障碍。

另一方面,省市立法机构及政府部门要根据广州金融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已有的立法权限内,对过时的地方性法规进行清理废除,同时针对新情况,对有关法律法规进行补充完善,建立适合广州区域金融中心运行的法规体系。

应该看到,法律体系的完善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同时也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立法机关及政府部门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在充分调研和征询公众意见的基础上,把握重点,分步骤、分阶段来完成。

笔者建议,成立广州金融法治环境建设联席会议制度,统筹规划广州金融法治环境建设,定期总结和分析广州金融法治环境建设进程,加强成员单位之间的沟通。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由省人大、省政府相关法治部门、司法机构、行政执法部门及金融监管部门组成。

二、加强金融领域司法体系建设。

1.建立公平、高效的金融纠纷解决机制。

广州现有的金融纠纷解决机制以诉讼为主,存在程序复杂、资金及时间成本高、效率低下等问题,即使胜诉,往往也存在执行难的问题。

公平、高效的金融纠纷解决机制是一种集“金融审判、金融仲裁、金融调解”三位一体的解决机制,能够高效地解决金融纠纷。2011年7月广州金融仲裁院正式成立,为金融纠纷的解决提供了一个快速、高效的解决渠道。要积极支持金融单位用仲裁的方式解决纠纷。同时支持广州市各级法院设立金融审判庭和执行庭,实行金融纠纷案件简易诉讼程序,降低诉讼费用,提高金融债权的执行回收率,保证金融债权得以清偿。

2.加大金融司法的执法力度。

由于司法执行的不力,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的债权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使一些企业的恶意赖账行为屡禁不止,严重地削弱了银行的信贷能力。此外,还要建立、健全金融案件查处的联动机制。金融监管部门应与司法部门加强沟通和合作,实现情报共享,为有效打击金融领域的犯罪行为创造条件。

三、进一步提高金融监管的水平。

1.尝试金融业集中监管模式。

我国目前在金融业实行的是多级分业监管模式,这种监管模式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各个监管机构之间不协调的问题,降低了监管的灵敏度,妨碍了金融创新的步伐。

笔者建议,可以考虑借鉴西方金融市场发达国家的经验,建立集中监管制度,申请在广州试点组建集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监管于一体的地方金融监管机构,完善各金融行业的监管合作,提高监管效率。

2.充分发挥行业协会自律作用及金融机构的内部风险控制制度。

要充分发挥广州金融协会、股权投资协会、保险业协会等行业自律组织的监督协调作用。同时金融机构内部应当严格遵守审慎经营规则,按规定建立和健全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制度,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建立良好的市场退出机制,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3.建立金融风险预警、应对体系。

金融监管部门在日常工作中,应建立金融风险的预警体系,把金融风险化解于萌芽状态。要定期或不定期组织金融突发事件演习及培训,提高应对已经出现的金融风险的能力。

四、加强金融法治宣传和征信体系建设。

政府部门及金融机构要积极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类媒体及营业网点现场,向全社会普及金融知识和相关法律制度,增强全市人民的金融法治观念,让大家了解广州建设区域金融中心的重大意义,充分调动各方面参与金融中心建设的积极性。加强社会诚信教育,增强全社会的信用观念,加强金融消费者及投资者教育,增强他们的风险防范意识。

加强广州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尽快制定《广州市个人征信管理办法》和《广州市企业征信管理办法》等地方性法规,建立全市非银行信息统一征信平台,推动非银行信息和银行信息的对接共享。加强对会计、担保、评级等中介机构的管理规范和引导,提高中介机构的综合素质,培育和发展种类齐全、功能互补的具有市场公信力的信用评估机构。

五、提高金融法律服务水平。

1.成立专门的研究咨询机构。

为促进广州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建议成立政府主导的广州国际金融研究院,作为广州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决策咨询机构和智囊团。研究的内容既包括金融又包括法治,人员从政府部门、高校、金融机构、司法部门等挑选聘任。

2.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金融法律人才。

法治建设背景下社会道德重塑研究 篇10

关键词：法治建设,背景,社会道德,重塑,研究

1 法治背景下的道德现状

社会的每一次重大变革和转变, 都会有一些旧的价值观衰落和新的价值观产生, 正如人性一样, 人有善、恶, 因此道德也就有道德和不道德之分, 一个社会不可能人人都是道德高尚的“圣人”, 也不可能人人都是道德败坏的“小人”, 从古至今, 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如此, 尽管人性中有善、恶之分, 但是人类社会在不断地同人性恶的一面做斗争, 因为人类始终是向善的。 在这个斗争中人们扬善抑恶, 使人性向善, 社会进步。 同理, 当代社会公民既有优秀的道德行为, 也存在不良的道德行为, 我们要客观正确的看待。

1.1 当代公民的优秀道德

1) 团结互助、无私奉献。 近年来, 随着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推进, 公民的道德素质有了显著的提高, 团结互助、无私奉献的精神日渐增强。 在应对2008 年的汶川特大地震、2010 年玉树强烈地震、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等重大自然灾害中, 我们看到了灾区人民顽强不屈、不畏艰难, 看到了中国人爱心如潮、仁者爱人的美德。 全国公民在灾难面前表现出来的一切, 充分证明了我国公民道德品质中团结奋进、无私奉献,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强大民族精神。 再从举办大事喜事的过程看, 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等重大活动, 志愿者为参加奥运会的人员提供信息资讯、应急服务、语言翻译等多方面的志愿服务, 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奉献、参与、互助、友爱”的奥运志愿服务精神, 展示了中国人讲文明、讲礼仪的公共道德和热情服务的奉献精神。

2) 百折不挠、不畏艰险。 “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 ”胡锦涛总书记在汶川地震的废墟上铿锵有力的宣示。 在抗震救灾的战斗中, 广大子弟兵面对空前巨大的灾难, 面对极其严峻的危险, 临危不惧、不畏艰险、奋不顾身、舍生忘死。 每个人都密切关注着灾区救灾的进展和受灾群众的生活, 从老人到儿童, 从国家公务员到捡垃圾的老太太, 都捐出了自己的爱心, 更有志愿者自告奋勇奔赴灾区支援抢险, 这都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顽强奋斗的真实写照。

3) 爱岗敬业、服务社会。 在过去, 大多数人只是把职业当成一种养家糊口挣钱的手段, 但在今天职业被赋予了一种更加重要的意义, 许多人已经将它视为实现个人价值的手段, 视为社会做贡献, 为人民服务的岗位。 当然, 现代的就业观念也发生了变化, 即更加尊重个人的选择。 社会允许个人择业, 也允许个人可以随时变动自己的职业。 但这些都不影响在新的社会时期职业人士的爱岗敬业, 把职业当成是奉献社会、 实现个人价值的重要手段和平台, 认真学习, 不断向更高的目标追求, 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成绩。

1.2 当代公民不良道德行为

1) 社会公德缺失。 社会公德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应遵循的最起码的公共准则。 虽然我国公民的公德意识已有所提高, 但是缺乏公德的丑恶现象还大量存在。 如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随意破坏公物、乱扔垃圾、随地吐痰、见死不救、撞伤不如撞死等怪象在一定范围内存在。 在外国人眼中, 中国人是最没有公德意识的。 20 世纪90 年代初, 一则新闻报道让许多中国人都为之脸红, 深深地刺痛了中国人的自尊心, 在巴黎圣母院入口处的一个牌子上用中文写着“请保持安静。 ”在珍珠港景区也用中文专门给中国人写的提示“垃圾桶在此”。 在泰国皇宫, 用中文写着“请便后冲洗。 ”不仅如此, 当代公民的社会正义感和羞耻感、责任感和义务感淡化, 人情冷漠。 近几年来, 老人跌倒无人问津, 被帮人群讹诈帮助自己的好心人, 聚众赌博, 嫖娼买淫, 中国游客在薰衣草庄园大打出手等新闻事件层出不穷。 拐卖妇女儿童、色情服务、迷信等邪恶现象泛起。 这都反映出我国有少部分公民社会正义感和责任感、 义务感、耻辱感的淡化与丧失, 进行道德重整成为必要。

2) 家庭美德丢失。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家庭美德是人们在家庭中应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 遵守家庭美德有利于维护家庭的和谐稳定, 实现个人的幸福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在家庭生活中存在三种基本关系, 即夫妻、长幼、邻里关系, 家庭美德就是调节这三种关系的道德原因和规范。 社会转型对传统家庭道德产生了冲击, 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是传统孝道被丢弃, 过分爱幼。 一些家庭以孩子为中心, 溺爱孩子, 对孩子一味迁就, 而把老人视为“累赘”, 随着现代社会老龄化的发展, 子女赡养父母的负担越来越重, 老年人的社会化问题日益突出, 有些子女对年迈的父母不孝顺, 相互推托赡养老人的责任, 不赡养老人, 没有尽到为人子女的责任和义务, 甚至虐待老人。 二是婚姻家庭问题增加。 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家庭美德应该是夫妻之间以礼相待, 互相尊重, 共同承担家务, 创造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 随着社会转型和环境的变化, 给家庭生活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一些社会成员家庭美德意识不强, 做出一些违背家庭道德规范的行为, 夫妻之间的矛盾冲突导致家庭失睦、家庭暴力与婚姻危机, 婚外恋增多、离婚率上升、未婚同居与重婚现象严重, 严重影响了家庭文明和社会和谐。 三是邻里关系疏远、冷漠。 尤其是在城市小区, 邻里之间几乎没有沟通, 不再像以前那样互相串门, 彼此之间密切热情、互帮互助, 而是同一小区甚至隔壁邻居一起居住几十年, 鸡犬之声相闻, 却老死不相往来, 见面也不打招呼。 以上几点都体现了当今家庭美德的消弱。

3) 职业道德失范。 职业道德是人们在职业生活中应遵循的道德规范, 每行业都有其道德准则, 它既能促进本行业的发展, 也有助于良好社会道德风尚的形成。 然而,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少数人为了一己私利不惜牺牲他人的利益, 做出了有违职业道德规范的事情。 这些人在得到物质享受的同时, 丧失了他们作为社会人的道德底线。 当前, 各个行业都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职业道德失范现象。 如:一些政府官员在个人利益驱使下为了谋求个人私利, 不惜损害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利益, 滥用公共权力或公共资源谋求个人私利, 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一些企业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采用劣质原材料制造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 如果不制止这种不讲道德良心的犯罪任其蔓延, 我们损失的不止是财产, 而是身心的健康, 生命的安全。

2 社会道德失范原因分析

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 在总体上是进步的。 但另一方面, 社会生活中道德失范, 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 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 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社会公害。 公民道德现状可以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些年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成绩, 反映着国人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民族精神上的变化。 面对着“道德滑坡”、“信仰迷茫”等社会现象的冲击, 只有正确认识当前道德现状的成因, 才能解决道德领域的种种问题, 使得道德作为衡量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尺度更好地发展。 造成目前道德发展不完善有极其复杂的原因, 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2.1 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疑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人们的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和民主法制意识都得到明显增强, 这些新观念强烈地冲击着封闭保守、等级特权、小富即安等传统落后的价值观念。 在深入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大量的新问题、新情况正严峻地挑战着公民道德教育。 虽然建立了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 但没有建立起符合市场社会的道德伦理机制, 我国社会道德具有滞后性, 道德的发展变化落后于经济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变化。

2.2 道德教育失误、制度不完善

道德教育是道德建设的重要途径, 是人类精神延续不可或缺的手段, 它能使人类几千年来的道德文明传承下去。 目前我国的道德教育在内容和方式上存在问题。 有学者认为, 改革开放30 多年来, 我国道德价值取向和道德教育的最大失误, 就是一直不愿意承认、不敢承认利己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而总是一味地把利他和自我牺牲标榜为道德的实质。 道德教育的内容严重脱离实际生活, 专注于理想性和先进性, 表现出对高层次道德的偏爱, 道德理论与道德现实的脱节。 德育的皇帝新衣一旦被识破, 人们对德育就会阳奉阴违, 口头上是一套, 现实又是另一套, 用理想性的道德包揽一切道德教育, 对一些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不够重视。 以致出现了学生从小接触的是共产主义的道德教育、 却没有做到一名合格公民应该遵循的基本行为规范的现象,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学生的道德意识逐渐淡化。

2.3 网络信息的影响

当今社会是一个网络社会,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 信息传递时间短、范同广、受众多且素质良莠不齐。 媒体应切实负起社会责任, 积极合理地进行舆论引导。 有学者认为, 一些道德失范现象往往更容易成为公共媒体的报道对象。 而那些做着默默无闻的善事的平凡的道德模范们的事迹, 却难以成为小报小刊关注报道的对象。 作为舆论向导, 媒体应该有品格, 有智慧, 坚持真善美的理念, 应该把政府的对错, 社会的美丑如实告知受众并积极理性地加以引导解释, 而不是煽动、误导受众接受自己的评论和价值观。

3 法治建设中道德重塑的策略

尽管道德失范是存在于当前社会的一个客观事实, 但是我们不能消极被动地对待道德失范问题。 作为社会的认识主体和实践主体, 我们完全可以发挥自身的能动作用, 认真分析造成道德失范的各种成因, 切实减少当前社会道德失范现象的出现。

3.1 加速完善经济体制, 健全市场竞争机制

社会道德的缺失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不完善有关, 因此要加快完善市场机制, 确立新道德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基础。 首先, 要深化各项改革, 加速完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 现实生活中确有某些方面的道德消极现象是市场经济的负效应, 但更多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还未完全建立、改革开放尚不彻底的结果。 其次, 我们要健全市场的竞争机制和监督机制, 加强在经济领域的立法工作, 对市场主体在生产销售过程中的一些行为进行约束, 引导他们合法经营和公平竞争, 对市场中欺行霸市、制假售假的失德行为进行惩治, 保护其他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 最后, 要加强对经济行为的监督, 减少市场中道德失范行为, 以往我们只注重事后的批评性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 这种监督的力度还不够, 我们还应该在各行业成立道德委员会, 制定行业道德规范引导各行业的行为。

3.2 发挥社会舆论的道德评价功能

作为舆论向导, 坚持真善美的理念, 创造一种弘扬善良、抑制邪恶的舆论氛围, 引导人们积极向善。 要通过各种舆论机构和舆论工具, 利用表彰先进、树立道德楷模等舆论形式抑恶扬善, 应该把政府的对错, 社会的美丑如实告知受众并积极理性地加以引导解释, 努力传播适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需要的积极的、 正确的道德观, 褒扬和崇尚道德的行为, 监督和鞭挞不道德的行为, 引导广大公民特别是青少年正确认识外来文化尤其是外来的道德文化, 营造有德光荣、失德可耻的社会舆论环境, 从而促进人们形成正确的道德价值取向, 提高人们择善而从的向善能力。

3.3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原则, 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

思想道德建设是解决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的问题。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必然要求,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 这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提出为我们思想道德建设提供了社会主义方向。 因此, 在教育过程中应以此为基础加强公民的思想道德建设。

参考文献

[1]兰小平.法治社会中的法律与道德[J].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1, 49 (1) .

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问题研究 篇11

【关键词】西部地区；法治文化；问题；建设；路径选择

尽管西部地区法治需求内在的发轫于自身的现代化历史逻辑，但作为一种与传统法文化完全两立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法治理论的提出与法治实践的开展不可避免的依赖于西方的法治理论资源。传统的“以法治国”观念和法的工具性取向，对西部地区的法律观念和法治意识的影响，无疑是极其深远的。因此，在把握西部地区法治文化特质的基础上，研究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对推动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意义重大。

一、西部地区法治文化的特质

法治文化是指沉淀在人们内心和行为方式中的法治意识、法治精神和价值追求，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法治文化”，就是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机制、法律设施体现出的文化内涵和公民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所持有并遵循的以法律价值观为核心的心理意识与行为方式。

西部地区法治文化作为在西部地区文化土壤上成长起来的一种具体的法治文化形态，除具有政治性、国家意志性、规范性等法治文化的共同特征，以及我国法治文化的社会主义特质、初级阶段特性之外，还具备多元混合、交织并存的特点。不难发现，传统人治型法律文化在这片土地上仍然根深蒂固，人们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仰仍被各种传统文化思想所制约，但同时也能看到现代法治文化在西部地区已经有着长足的发展。

（一）传统“法治”文化根深蒂固

“法治”思想在我国古已有之，但其含义却与现代法治大相径庭，其内核仍是以传统“人治”为基础的文化特质。在西部地区，这种传统的“法治”文化仍非常盛行，其主要表现为：

1.强调身份等级的文化观念积淀浓厚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强世功在陕北采访的一起“炕上开庭”，描述了这样的一种场景：在一起诉讼案件中，法官、信用社主任、营业所主任、派出所干警和村支书都不脱鞋就上了炕，并且在相互的谦让中按某种“默会”的位置依次坐定。当强世功刚要脱鞋时，就被主人拦住了，“烂土炕，不干净，随便上”。然而，案件当事人被告却没有上炕。什么人可以上炕穿着鞋，什么人应当不穿鞋上炕，与其说是一种关系到日常生活的科普性知识，还不如说是一套标识各方当事人长幼尊卑的社会身份的礼节或仪式。由此可见，在西部地区，强调身份等级的法治文化观念可谓是根深蒂固，积淀浓厚。

2.机会主义的法治文化普遍存在

由于历史原因，西部地区是多种社会经济形式和文明群体共存的地区，是历史上世界各国或地区法治文化交流和互动频繁的地区，这就决定了该地区法治文化的多元性特质。面对多元并存的法治文化规则（国家法、宗教法、家族法、习惯法、乡规民约等），西部地区社会成员在无所适从的情况下有时会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规避国家法律竭力避免那些不利于自己利益的法律规定或法律解释。如藏族习惯法中处理刑事案件的关于“赔命价、赔血价”的规定，刑事案件中受害一方在活佛等宗教权威的调解下，可通过向对方索取经济赔偿来解决矛盾纠纷，规避刑事处分。

3.强烈的宗教信仰认同意识

改革开放以来，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了宪法和其他相关法律的有力保障，这让西部地区的人民群众曾经被“冷落”的宗教感情再次升温。在西部一些民族聚居的地区，存在着一种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上的神治型法治文化，这导致许多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现在仍然存在神明裁判的情形。

如聚居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各县的景颇族，山官作为调解纠纷的法官与执行神明裁判的神职人员身份是重合的，他们一般被认为是神意权威的代表者。当争议发生时，在山官的主持下，可通过捞开水、砍鸡砍狗、喊天喊雷、煮米等方式来解决双当事人的争议。这些仪式具有法律性、权威性、普适性，以及羁束力等属性，与原始宗教信仰支配下的神判所具有的基本属性形成了水乳交融的外在表现特质。

（二）现代公民法治意识发展与困境并存

在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导致传统法治/礼治文化观念的根深蒂固，要形成现代性的公民意识、法治观念困难重重。但是，随着我国社会民主与法治水平的提高，法学教育与研究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常态。西部地区的社会成员由此受益，现代公民法治意识已显著增强。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西部地区社会成员的公民权利意识已初步形成，几千年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传统型法治文化所塑造的只重义务、不讲权利的传统法治文化开始逐渐向现代法治文化变迁。历次“普法教育宣传”使得现代法治文化更多地进入西部山区，越来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不再抱有“厌诉”和“耻讼”的观念了。在西部地区一些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的城区，这种现代公民意识表现更为突出。近年来，不仅各种因合同纠纷、人身伤害等诉诸法院的民事案件层出不穷，而且以往较为少见的行政诉讼案件也是屡有发生。一些环境侵权案件、知识产权案件的起送和受理，更是说明西部地区已在适应社会转型，初显现代法治文化自我觉醒的良好开端。

二、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至上”原则与“权力至上”传统的冲突

现代法治文化和传统法治文化的的冲突在西部地区尤为明显。发生争议时，注重调解而非诉讼是双方当事人的首要选择。“每有纷争，最初由亲友耆老和解，不服则诉诸各房分祠，不服则诉诸叠绳堂。叠绳堂为一乡最高法庭，不服则讼官矣”。因此，“和息”成为西部地区乡村解决纠纷的终极目标。一般人都尊奉“饿死不做贼、气死不告状”的文化信仰，认为去法院打官司是件不光彩的事情。云南白族某些村落的习惯法还有明确反对斗狠好讼的规定，如：“近有仇視刁蛮小人，请讼师占原告，自鸣得意。此后不论大小事故，先由村内公处，如不合者，方可报官，否则，村不齿，为绅耆者，不可武断乡曲。”①

从现代法治理念的角度审视，上述传统法治文化所带来的冲突主要由以下几点组成：一是法律至上原则与权力至上传统的冲突，二是法律平等原则与“礼治”等级观念的冲突，三是保障人权和自由与统治人民之工具的法律意识之间的冲突。

（二）法律的普遍性原则与礼治的特殊性精神

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所倡导的“礼治”精神对现代“法治”文化的抗拒成为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进程中的第二大难题。

传统的法治文化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之上，强调集体本位，崇尚人本，道德性浓厚，因而导致人情观念浓厚、圈子意识和宗亲观念根深蒂固，以致在一般民众看来，“法律不外乎人情”， 打官司就是打关系，这在西部地区表现尤为突出。法律的普遍性和平等原则遭到破坏。在部分经济不发达的地区甚至导致了法律实施困难和司法腐敗层出不穷，“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等现代法治理念受到传统法治文化的空前挑战。

（三）人权自由原则与法的工具性取向

尽管西部地区法治需求内在的发轫于自身的现代化历史逻辑，但作为一种与中国传统法文化完全两立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法治理论的提出与法治实践的展开不可避免的依赖于西方的法治理论资源。传统的“以法治国”观念和法的工具性取向，对国人的法律观念和法治意识的影响，无疑是极其深远的。这种影响反映西部地区社会成员的法治观念上，主要表现为认定法律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因而一些政府官员习惯于把法律当作管理人民的工具，以为法律的作用仅仅是强化国家权力而不包括限制政府的权力。

工具性取向的法治意识反映在一般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上，则主要体现在：一部分民众的思想深处，还对法律持对立或怀疑的态度，避之唯恐不及，根本不相信司法是伸张正义的有效途径。一方面，人们的法治意识淡薄，当日常生活中与他人发生各种利益纠纷时，不愿意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而更倾向于私了或利用各种关系去解决纠纷；另一方面，一些人认为守法是保守和怯懦的，不仅不自觉遵守法律，甚至还想方设法逃避法律的规制。

（四）法律从业者的专业素养参差不齐与法治文化宣传的缺乏

目前，西部地区的法治文化建设队伍，主要以社区工作人员为主，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法治文化建设队伍法律素养参差不齐，而且缺乏法律知识的系统学习，懂法律知识专业的人才少之又少。大部分社区工作者处理问题只凭工作经验和热情，不能从法律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矛盾纠纷。显然，这一现状制约了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的进程。

法治文化宣传内容单一，手段落后，未形成系统性。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起步较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西部法治文化的宣传工作。法治文化宣传只注重法律法规条文的宣传、法律咨询、普法教育等传统方式，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法治文化传播和普及。

三、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法治文化应包含两个基本要素：一是法律的理性，即公共治理以承载理性的法律规则为依据，这是“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核心要求，是形式法治的范畴；二是公民性，即公共治理以保障公民尊严、塑造公民身份为目标，凸现“公民”的公共意识和社会属性，强化治理过程的开放性、公民参与性和公共责任性，是实质法治的范畴。

目前，西部地区还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而法治文化建设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需遵循其固有规律顺序而积极推进。基于西部地区经济、民主政治发展实际情况，因此，现阶段地区法治文化建设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就要用以人为本这一核心理念审视、反思我们的法治文化建设。要把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利、促进人的自由平等发展作为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的灵魂，作为一条红线贯穿于其全部过程及各个环节。《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关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关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西部地区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组成部分，是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法治文化，是党领导下的法治国家所需要的先进文化，要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培养高度的法治文化自觉，提高全民族的文明素质。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将法治理论研究创新与法治文艺创作创新，为法治文化建设注入新的活力。在理论研究过程中，要注意吸收西部地区传统优良的法治文化元素，并大胆借鉴“外来”的先进法治文化元素，尽量使其民族化、本土化，真正达到以民为本、服务大众之目的。

（二）推进普法教育，提高公民个人法律素养

普法的功能和目的不仅仅是法律知识的传播，而是法治理念的渗透和法治文化的深入，更重要的是在于法律信仰的建立。

首先，法律至上是现代法治文化的核心，也是法治社会的基本特征。法律至上还意味着在调整社会关系、社会行为的各种规范中，不得以宗教、道德、习惯法等手段或规范取代法律。在西部法治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应尽可能采取为西部地区社会成员接受和消化的方式，让他们深刻理解国家法的自由、公平、正义，认可国家法的适用比民族习惯法的适用更有价值，消除对国家法的恐惧感、陌生感和异己感，让其从心理上逐步接受国家法并内化为他们的生活逻辑，而不是简单的服从。同时，应尽量扩大少数民族人士的参与，吸取民智，实现政府行为与民间认同的和谐，引导习惯法思维向良性发展，减少习惯法、宗教法等传统法治文化对政府行政行为的抵触和负效应。

其次，要转变法治教育导向，提高公民个人的法律素养。法治文化的形成是以公民具有一定程度的法治意识和法律素质为前提，法制宣传教育应以切实提升公民的法治理念为核心目标，将法治由“口号”内化为公民自觉自愿的行动，培养公民对法律发自内心的尊重，形成法治文化的现代化。我们并不能要求西部地区的社会成员掌握系统的法治理论和法律知识，但我们可以要求民众能够把握法治精神的内核。只有民众对法治精神有了良好的把握，西部地区的法治实践才能有质的发展。

最后，要深入开展西部地区法治文化理论研究。组织专家、学者开展多种形式的法治文化建设理论研讨，准确把握西部地区法治文化的科学内涵，认真研究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的客观规律，深入探讨加强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的现实途径，推出一批具有理论深度和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

（三）推进公正司法，提高依法行政能力

首先，法治文化理论普及的途径不仅仅是对法治观念的传播，更重要的是通过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等良性法律實践的教育活动，增进国民对诉讼的信任和期待，培育国民对法律的信仰心理。在西部地区法治文化理论的普及过程中，要处理好法治文化与的西部地区其他文化形态关系，根据不同地域文化的特征，将现代法治文化与宗族法，习惯法和乡规民约等传统法治文化有机融合。

其次，应把法治建设的重点放在法律的遵守和实施、实现。须知，法律只有得到有效遵守，法治文化才能形成，法治也才能实现。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要立法，而是强调在目前我国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的情况下，西部地区法治建设的重点和难点乃在于法律的遵守和实施、实现，尤其是政府守法更是关键。而且在目前的情况下还需要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来处理现行法律可能存在的漏洞和不完善之处。有必要强调的是，解释法律统一甚至更为需要政府执法者具有良好的法治文化素养。如果执法者不具有良好的法治文化素养，即使制定再完备的法律也有可能执行不好，甚至会被恶意歪曲，导致恶劣的后果。因此，司法公正，政府依法行政是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的关键所在。

（四）加强民主监督，营造法治文化氛围

首先，要加大民主监督的力度。必须克服西部地区传统法治文化在制度上和观念上的障碍因素，充分发挥民主监督在法治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在整个社会营造出强烈的法治文化氛围，推动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

其次，打造特色法治文化基地，丰富视觉法治文化。应当针对西部地区社会成员的文化特质，依托现有场所、机构，建设符合不同群体需求的法治宣教中心，打造符合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法治文化教育基地。在城区和集镇区域等有条件的地区，充分利用电子显示屏、灯箱、石碑、公益性广告牌等为载体，宣传“六五”普法规划、法律知识；以基层社区为重点，结合城乡统筹发展，开展法治文化广场建设，扩大法治文化广场的覆盖面，抓好法治文化展馆建设；以基层社区文体中心为载体，建设法治文化展馆，在馆内设立法制宣传栏、法律图书室、学习室、法制展览室等，让西部地区社会成员更好地参与法律知识的学习，让其身处在浓厚的法治文化氛围当中。

总之，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肩负着承接传统文化，开拓当下文化创新路径的历史使命。法治文化的宣传和教育的目的乃是使得法律能够达到民众的内心深处，使得民众成为法律的主体，养成对法律的尊重和信赖。宣传教育是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手段，也是法治文化传统形成和代代相传的载体。开展深入持久的宣传教育，应当成为法治文化建设的根本举措。

【注 释】

①“叠绳堂”为梁漱溟文中的梁氏宗祠。“吾梁氏约三千，居山之东麓，自为一保……本保自治机关则吾梁氏宗祠‘叠绳堂’。自治机关之最高权，由叠绳堂子孙年五十一岁以上之耆老会议掌之。未及年而有‘功名’者（秀才监生以上） ，亦得与焉”。

【参考文献】

[1]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2]张冠梓.论法的成长：来自中国南方山地法律民族志的诠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

我国大学生法治教育研究 篇12

一、什么是法治观念

所谓法治观念, 是指人们对于法律的认识和看法, 包括其性质、地位、作用等方面, 也就是借助法律的手段管理国家、经济和社会的观念。同时, 也指人们在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中, 形成于人脑的一种内在约束, 是人们将自己的实践和法律要求相互融合的结果。[1]法治观念的塑树需要以法治教育为基础, 因此, 大学生法制教育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二、目前大学生法治教育现状分析

很多高校都十分重视法治教育, 对大学生的法治教育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但是在进行法治教育过程中因为种种原因的存在, 仍存在着各种问题和不足。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法治教育缺乏科学的定位。目前, 一些高校领导将主要精力和关注点放在重点学科建设上, 对法治教育的重视度不足, 对高校法治教育缺乏应有的研究, 没有找准法治教育应有的定位, 这就造成了在开展对大学生的普法教育时, 采用填鸭式的方法向大学生灌输法律知识, 而没有将培养大学生的法治意识作为己任, 在高校这种不科学的法治教育定位下, 大学生具备了法律知识, 但缺乏法治信仰。

二是法治教育内容相对陈旧, 更新不及时。高校在开展大学生法治教育时所选用的教材没能及时更新, 有的法律已经修改了, 法条内容和观点都变化了但是由于沿用原来订购的老教材, 致使法治教育与社会发展脱节。此外, 高校教师在进行授课时, 往往注重义务而轻视权利, 重视内容目标忽视过程目标, 很难做到以案说法, 大学生对对抽样的法律条文的理解很难到位, 不利于其社会主义法治意识的形成。

三是法治教育的形式过于枯燥单一。目前, 很多高校在对大学生进行法治教育时往往采用传统的课堂授课形式, 通过向学生灌输枯燥的法律条文来完成法治教育的目标。这种传统的授课形式仍以教师为课堂的主角, 学生仍是被动地学习, 师生间缺乏有效地互动。这种教学模式很难调动学生学习法律知识和塑树法律意识的积极性, 也难以确保大学生法治教育的教学效果。

四是高校法治教育师资力量与法治教育的形势不相适应。当前, 国家高度重视依法治国, 把提高国民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作为重要任务来抓。但是一些高校的法治教育教师综合素质较差, 缺乏专业系统的法律知识体系, 理论功底不够深厚, 实践经验也很缺乏, 法治教育师资力量如此薄弱势必会影响到大学生法治教育的效果。高校法治教育的这种师资状况与目前国家大力研究推行依法治国的大背景是不相适应的。

五是法律素质未被列入素质教育之列。一些高校对大学生的综合素质的认识过于片面, 认为综合素质只包括政治素质、道德素质、专业素质、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 没有将法律素质列入素质教育之列。这也是很多高校对法治教育重视度不足的原因所在。

三、增强大学生法治教育效果的有效途径

随着依法治国这一治国方略的深入推进, 大学生只有具备较高的法律素质、法律意识和法律信仰才能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针对目前大学生法治教育的现状, 笔者针对性地提出了新形势下增强大学生法治教育效果的有效对策。

一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 加强法治观念和法律素质教育。在现代法治社会里, 以法律知识、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为基础的法律素质是当代大学生参与国家民主政治建设、行使民主权利、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基础。[2]这就需要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开展法治教育, 培养大学生的法治观念, 杜绝“马加爵事件”发生在大学生身上。

二是科学准确地进行法治教育定位。高校对大学生进行法治教育, 应通过多种教育形式来提高大学生的法治素质, 使大学生具备遵纪守法的自我约束能力, 形成自己的法律信仰。因此, 高校法治教育应定位在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律信仰上, 使得大学生通过学习, 能够守法, 也能够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从这个角度上看, 高校开展法治教育仍要以向学生传授法律知识为基础, 让大学生认识和了解我国依法治国现状和形势, 通过加深认识帮助其牢固树立自己的法律信仰。

三是对教材内容和教学形式及时更新、调整。高校教育主管部门应当组织人员对现行法治教育的教学大纲进行调研, 并根据调研结果进行调整。[3]高校加强对教材的关注, 一定为学生选用最新的教材, 避免陈旧的内容影响学生法律知识的获取和法治意识的塑树。同时, 要鼓励教师创新教学形式, 在进行基础授课的同时, 利用法律知识深入分析社会热点问题, 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

四是提高教师队伍素质。高校应为法治教育教师创造尽可能多的学习培训机会, 通过多种渠道提高教师素质, 使他们能够切实承担起依法治国背景下大学生法治教育的任务, 较高的政治素质、渊博的法律知识和高尚的人格魅力为大学生呈现精彩的法治教育课程, 为培养大学生的法治意识和法律信仰作出贡献。

摘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将依法治国推向了新的高度。法治教育作为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 将会成为国家未来的栋梁, 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对其进行法治教育是提高他们法治观念、遵守法律法规的重要保证,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大学生,法治教育,观念,途径

参考文献

[1]邓姝然.加强大学生法治观教育研究.职业教育, 184.

[2]董升太.当代大学生法治教育现状及对策分析.菏泽学院学报, 2011年1月.第33卷第1期: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