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与法治的比较研究

德治与法治的比较研究（精选8篇）

德治与法治的比较研究 篇1

目录

内容摘要„„„„„„„„„„„„„„„„„„„„„„„„„ 2 一．德治与法治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 2(一).德治历史背景及其发展„„„„„„„„„„„„„„„„ 2(二).法制历史背景及其发展„„„„„„„„„„„„„„„„ 3 二．“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一）“法治”与“德治”区别„„„„„„„„„„„„„„„ 4

（二）“法治”与“德治”联系„„„„„„„„„„„„„„„ 5 三．德治与法制在中国的实践„„„„„„„„„„„„„„„„ 6 四．结论„„„„„„„„„„„„„„„„„„„„„„„„„ 7 参考文献 „„„„„„„„„„„„„„„„„„„„„„„„ 7

德治与法制的比较研究

摘 要

本文首先阐述了“法治”与“德治”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过程，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有效治理来说，德治和法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一样，不可偏废、缺一不可。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是道德还是法律，在功能上都是有其短板。当法律失效的时候，道德就派上了用场；反过来，法律的不可替代作用就凸显出来了。法律并不能代替道德，家长里短很难诉诸法律来解决，俗语道“清官难断家务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同样道德也不可能完全替代法律，本文重点对“德治”与“法治”的关系进行了简述，其中包括了“德治”与“法治”的区别和联系，其次阐述了“德治”与“法治”在我国的具体实践，最后总结出处理“德治”与“法治”关系的必要性，“法治”与“德治”的这种辩证关系客观上要求我们要努力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最后论述了结语。

[关键词]法治

德治

依法治国

以德治国

辩证关系

一、德治与法治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

（一）德治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

《论语·为政》记录了孔子这样一段言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说以“德”的原则为政，就会如同北极星一样，自在其所，而群星都拱卫于四周。子产作为成就卓著的执政者，也曾经发表“为政必以德”的主张（《史记·郑世家》）。可见，在相当久远的年代，“为政以德”的思想，不仅已经形成政治理论，而且已经影响政治实践。北魏时期一位“以文武才策，当军国之任”，史称“纬世之器”的官员邢峦在奏言中有“昔者明王以德治天下”的说法（《魏书·邢峦传》），更明确地强调了“为政以德”，其“政”在于治国、治天下的主张。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有“大上以德抚民”的说法，强调最高境界的政治成功，是依靠“德”的宣传和实践，来实现民众的顺从和社会的安定的。孟子强调“以德服人”（《孟子·公孙丑上》）。庄子强调“以德为本”（《庄子·天下》）。《管子·兵法》说，“通德者王。”《旬子·议兵》说，“以德兼人者王。”虽然诸子百家政治立场不同，文化倾向各异，但是对于“以德治国”的原则，看来多是赞同的。汉初有的政论家还指出，“有德”和“无德”，可以导致政治的成与败并分别至于极端：“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德”，长期被看作管理国家、统治天下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法宝。唐初名臣魏徵曾经指出：“德”对于治国来说，是政治“根本”，是政治“泉源”（《旧唐书·魏徵传》）。这种见解，在中国古代执政阶层中，是得到广泛认同的。“以德治国”，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色之一。

回顾历史，应当说，所谓“德政”与暴政相比，确实可以给予民众以较宽松的生存空间，给予社会以较有利的发展条件。历史上多次形成的被标榜为治世之典范的所谓“盛世”，常常是执行“以德治国”或者接近“以德治国”的原则而得以实现的。《史记·孝文本纪》中这样赞美文景之治的成就：“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新唐书·太宗纪》中如此颂扬贞观之治的成功：“自古功德兼隆，自汉以来未之有也。”都发现和总结了“以德治国”的历史经验。

然而考察中国历史文化，往往应当穿破表面透视其真质。分析涉及政治文化的现象更是如此。正如鲁迅所说，历史上“人的言行”，在明处和暗处，“常常显得两样”，古来帝王们以“德”为标榜的种种政治宣传，其实是“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准风月谈·夜颂》）回顾中国政治史，也可以看到明暗两样的“以德治国”。

西汉末年，社会危机严重，外戚王莽在复杂的贵族宗派斗争中，运用矫情伪饰的手段取得高位，后来成为新朝的皇帝。王莽在六十八年的生涯中，进行了非同寻常的政治表演。他的人生轨迹，表面看来，是始终遵循“德”的原则的。《汉书，王莽传》正文中所见“德”字多至93例。所见“威德日盛”，“功德烂然”，“圣德纯茂”，“至德要道，通于神明”等等夸诩与阿谄之辞，充斥其中。尽管他的言行时时处处以“德”为标榜，但对照当时的黑暗政治，可以透见这种宣传的虚伪与无聊。直到民众起义的烈火燃烧到宫中，王莽仍然模仿孔子故事，宣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对于这种借用“德”以自欺欺人的伎俩，后世的历史评论家曾经轻蔑地斥之为：“笑话!”(［明］李贽：《史纲评要》卷九）

回顾历史，距离理想的“德”十分遥远的暴虐的帝王、昏庸的帝王、荒淫的帝王，都不愿意舍弃“德”的旗帜。

（二）法治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形成于近代西方，但其精神和传统可以上溯至古希腊。古希腊尤其是雅典的城邦民主和法治达到了古典世界的辉煌，其在公民范围内实现了较为彻底的民主和法治，但人的等级性划分和奴隶制度的存在，又使它与现代世界的民主和法治有了分野。然而古希腊已在思想上和传统上为后来所有类型的西方民主和法治奠定了基础。罗马继受了饱含法治精神的希腊理性法思想。罗马从王政到共和到帝国初期，不仅创制了庞大的法律体系，而且将法制的精神贯彻于法律之中，其中体现人的理性的平等、意思自治和权利的私法可谓是对集中体现于公法领域的希腊法治精神的弘扬和拓展。进入帝国后，皇权对法制精神的破坏和干扰很大，但历史形成的传统未曾消失。中世纪，西方的理性思想和法治精神被笼罩于宗教的帷幕之下，但法律的神圣性和权威性依然在历史和大众中流传。近代以来，思想家们对权力本质的深刻认识推动着西方法治理论走向完备。“权力就其本质而言是邪恶的，不论其行使者是谁。”但有组织的人类社会又无法取消权力，所以减轻权力对人的伤害的最佳途径就是给权力划分界限即“以权力制约权力”；而这一切都需要在体现民意的法律基础上和框架内展开，也即将权力纳入法律，从而使人的安全、财产、自由、尊严等得到法律的保障。这条思路引导出来的政治法律制度或者社会控制模式就是法治。为了让法治成为现实，西方思想家拿出了“分权与制衡”的实施方案，将中央集权制度改造为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分权体制，通过分权和制衡来实现法治和集权。建构法治的思想和方案是西方文明的特定产物。它一方面源于商品经济高度发展所引起的社会关系的契约化，同时又植根于希腊的理性文化和基督教宗教文化中的人性恶论。人性恶的文化促成人们优选客观公正的法律而不是主观性强的道德作为解决纠纷的社会控制方式。社会关系的契约化形成人们事实上的平等和独立，这构成法治经济基础。在人类文明史上，这两者的充分发达和结合仅限于西方，应该说是世界的特例而不是通例。近代以来，法治文明随西方文明来至世界各地。现在法治已成为大多数国家的社会控制模式。但显然各国的法治程度并不相同且各有特色，因而不能简单地用西方法治的经验和标准来衡量已发展了的现代法治。现代法治是建立在更广泛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与传统相结合的理性文化之上的，西方的经验和标准只是特定的一种，而不是全部或惟一。

二、“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一）“法治”与“德治”区别

1、治国方略上的差异

“法治”与“德治”的最终归宿都在治国上，但二者在治国的侧重点上却截然不同。换言之，前者主要侧重于先“治法”，后者则主要侧重于先“治人”。理论上，就“治人”与“治法”的轻重而言，“治人”应重于“治法”。这是因为：首先，“治人”在内容上实际已包含有“治法”的要求，“治法”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治人”，在本末顺序上，应当是“治人”为本，而“治法”为末。其次，“治人”是“治法”的依托，“治人”有助于更好地“治法”。作为一种规范，法只能约束人们的外在行为，对人的内心世界则无法涉足；要涉足人们的内心世界还需要人本身。而且，“徒法不足以自行”，再良好的法制，假如没有具备应有素质的人去执行，仍无异于一纸具文。因此，单纯“治法”不足以“治人”，要实现法治的理想目标，还必须要把最终的依赖点放在“治人”上。否则，即便将完善至极的法律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也仍难以实现我们最初设想用法制所要实现的理想目标。现代社会之所以更加强调“治法”，并不是基于“治法”比“治人”重要，而是在策略上所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末端治理模式”。现阶段，由于对人的本性问题在认识上难以得出共论，“治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还存在较多障碍，难以真正实现科学地“治人”；相反，对于法，由于人们在许多实质或重要方面都已经达成共识，且这些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已日渐成熟化和科学化，因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治法”都更较为容易地得到实现。

2、“法治”是他律之治，而“德治”则是自律之治

从“法治”与“德治”所涉足的领域来看，“法治”是他律之治，即它仅仅约束人们的外在行为，通过约束人们的行为而实现治人，它对人们的内心世界无从干预，属于治外之治；而“德治”则是自律之治，它不仅可以约束人们的行为，还可以约束人们的思想意识，并通过约束人们的思想意识来达到约束人们行为的目的，属于治内之治。由于人们的行为总是受一定思想意识所支配的，因而从这一点上来说，“德治”是更高层次的治国模式，是治本之治；而“法治”则是最终实现“德治”的一个必经阶段，是治标之治。

此外，从他律与自律的角度出发，我们还可以推导出二者之间的如下区别：如“法治”是惩恶之治，“德治”是 扬善之治；“法治”是事后之治，“德治”是事前之治等等。

（二）“法治”与“德治”联系

1、“法治”与“德治”相互配合和支持

“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控制、促进社会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两种手段，他们密切联系、相互支持，共同推促着社会的进步。作为一种他律，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惩恶”，而“扬善”则主要应依靠道德的自律来进行，因而在“劝善”方面，法律有着自身先天的缺欠与不足，需要道德来加以支持。同时，法律的创制和运作也必须要以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为指导。同样，“德治”也离不开“法治”的支持与配合。道德作为一种规范，主要是依靠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推动的，其软弱与苍白无力是显而易见的。对于某些严重违反社会基本道德规范的行为，客观上也必然要求运用法律来加以制裁。在此种意义上，守法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法律所维护的是最基本、也是最低限度的社会道德。、“法治”与“德治”有着共同的精神――秩序

除了上述两点之外，“法治”与“德治”的联系还表现在，二者有着共同的精神――秩序。“法治”与“德治”都以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为使命。秩序是“法治”与“德治”存在的价值基础，又是二者可以同步并举的理论依托。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法治”与“德治”之所以能够存在和为人们所认同并可以成为并驾齐驱的两种治国理论和模式，主要就在于它们能够给人们带来秩序。秩序意义在于，它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因此，一旦脱离了秩序这一前提，无论是“法治”还是“德治”都将会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需要以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前提。这两者的实现都既离不开法律也离不开道德。法律可以利用其背后的国家强制力保证政治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可以合理的配置各种资源，及时解决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和纠纷；可以有力的打击各种危害国家和社会的颠覆和破坏活动。而道德则可以利用其内在的意识制约力来防止各种邪恶思想的产生，防止社会混乱；可以限制人们的某些欲望，减少其利益冲突，以加强人们的团结，增强其凝聚力；还可以对法律的创制和实施提供有力的支持、配合和协调。可见，“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法治”与“德治”的这种辩证关系客观上要求我们要“努力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三.法治与德治在中国的实践

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世纪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在政治方面，小康社会就是要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既涉及政治体制本身，同时也与政治之外的经济、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在当代中国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国家治理方式的问题，是一个政治转型如何更好地适应社会转型或者说如何引导社会转型的问题。国家治理方式包含法治和德治两种基本形式，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实难取舍。现代国家治理形式的变迁经历了一个由德治向法治再向法治与德治相统一的过程。江泽民同志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这是中国的执政党在国内外国家治理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论断，是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的正确认识，也是对执政党治国方略的完善与创新，这一治国方略的实施，为现代国家的治理逻辑要求德治与法治紧密结合指明了方向，也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依法治国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

习近平强调,我们提出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所有司法机关都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来改进工作,重点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要坚持司法为民,改进司法工作作风,通过热情服务,切实解决好老百姓打官司难问题,特别是要加大对困难群众维护合法权益的法律援助。司法工作者要密切联系群众,规范司法行为,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公开的关注和期待。要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并指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公民、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都要以宪法和法律为行为准则,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使权利或权力、履行义务或职责。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引导全体人民遵守法律、有问题依靠法律来解决,形成守法光荣的良好氛围。要坚持法制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广泛开展依法治理活动,提高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他律和自律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再次强调,我们党是执政党,坚持依法执政,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重大作用。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各级党组织必须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各级组织部门要把能不能依法办事、遵守法律作为考察识别干部的重要条件。

四．结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需要以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前提。这两者的实现都既离不开法律也离不开道德。法律可以利用其背后的国家强制力保证政治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可以合理的配置各种资源，及时解决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和纠纷；可以有力的打击各种危害国家和社会的颠覆和破坏活动。而道德则可以利用其内在的意识制约力来防止各种邪恶思想的产生，防止社会混乱；可以限制人们的某些欲望，减少其利益冲突，以加强人们的团结，增强其凝聚力；还可以对法律的创制和实施提供有力的支持、配合和协调。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反映，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共同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法治与德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离不开法律，也离不开道德。只有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和思想道德体系，才能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运行；也只有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始终坚持法治和德治 “两手抓”，才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

参考文献

[1]《论语·为政》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 [3][古希腊]柏拉图．《政治家》．黄克剑译，北京广播学院1994

[4]孙冠臣.《康德通向自由的两条道路—海德格尔1930 年弗莱堡讲座分析》

[5]瞿鹤鸣.《论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6]付晓梅.《试析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理论基础》

岁月联盟

[7]马小红.《中国法律思想发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8]郭建华.《关于韩非法治思想与现代法律的思考》,2001年版。

[9]贾应生：《论德治与法治的统一》，《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 [10]陆中静：《关于法治和德治的思考》，《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3年版 [11]盛湘鄂：《关于法治与德治并举的理性思考》，《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3年 [12]苏盾：《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理论月刊》，2003年

德治与法治的比较研究 篇2

一、法治与德治的特点

法治体现的是制度性的法制、周密性的法织、调控性的法治。德治体现的是道德规范、道德教化、道德引导。在社会治理和管理中, 两手并举是题中应有之意。

法治与德治的两手是有其各自特点的: 法治是刚性的, 德治是柔性的。法治是“必须如此”, 德治是“应当如此”。法治是强制的, 违法是要受到法规制裁; 德治是倡导的, 失德则更多的是口水谴责。两类规矩共同运作, 使社会有秩序、使天下成方圆。

二、法治与德治是内在统一的

对于良法和善德而言, 这种统一性体现在: 一是理性精神的相互融合, 法治理性要求合乎法理, 德治理性要求符合伦理, 都是反映了社会规律的客观要求, 都是客观必然的理性表现; 二是实现目的的共同指向, 都是力图达到惩恶扬善, 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 三是运作方式的互补互弥, 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和道德, 都是实现社会调控、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必要手段, 既有铁面无袒, 又有柔情滋润, 刚柔相济, 软硬兼施, 相得益彰。

( 一) 国家的治理和管理, 法治这一手要硬

法治是基石, 是底盘, 是支柱, 良法可依。

1. 要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 在这里, 强调立法的科学化、民主性; 法是良法, 治是善治、体现公平正义; 从而立法先行、规则在先, 引领推动。治国要有规矩, 无以规矩, 不能成方圆, 杂乱无章势必混乱不堪、混沌无序。“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苍天都要守规矩, 何况人类社会。

2. 要有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 在这里, 严格执法, 法无授权不可为, 法定职责必须为。“奉法者强则国强, 奉法者弱则国弱”, “法令行则国治, 法令弛则国乱”。用制度治理社会, 用制度避免事故, 用制度规范行为, 用制度保障利益, 用制度协调矛盾, 用制度激励创造。

3. 要有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 失去监督, 势必乱象丛生。金钱案、人情案、各类关系案等情况屡见不鲜、常态发生, 与缺乏法律实施的阳光监督或者监督软弱无力直接相关。

4. 要有强力的法治保障体系, 表现在司法管理体制, 司法职权配置, 司法队伍建设等方面。特别是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不为私利所惑、把维护社会公正作为职业生命的司法队伍是重中之重。

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法学教授、前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大法官Dieter Grimm应约到我国讲解“法治国原则的多层内涵”, 指出: 法治国的理念既包含“依法治国”, 又包含“以法治国”。其核心要义是, 国家应以法的形式来实行社会统治。国家应当依照规则并且通过规则实施统治。其中, 依照规则来实行社会控制统治既要为其治下的社会成员制定规则, 又要使国家自身也在规则服从之中。通过规则来实行社会控制亦有两个层面: 一则, 国家向其治下的社会成员发布的行为要求要以规则的形式出现; 二则, 这些要求的制定要以规则为基础。谈到规则的制订, 就应当是普遍的, 而不应当是特殊的, 即不能仅仅适用于一次性的个案, 而应适用于未来的大量的事例; 它应当具有稳定性, 而不能变幻无常; 它应该一视同仁。Dieter Grimm教授特别强调: 与符合规则的统治的背道而驰则是为所欲为的统治。随心所欲地发号施令本身就是非法, 社会成员就可以依法为据, 不予服从。确保以法的形式来施行社会控制, 就可以防止政治权力或政治意志轻易地转化为法律层面的举措或命令。在任何法治国家中, 权力的运用在一般情况下都应当遵守权限和程序方面的要求。只有遵守了权限和程序, 统治行为才获得约束力。通过立法程序不可对社会成员判处刑罚, 通过刑法程序不可解散议会。 (2)

同时就执政党来说, 要有系统的党内法规体系, 并与国家法律有机衔接, 着重规范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中共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 ( 2013—2017 年) 》发布, 通过5 年的党规建设, 要基本形成涵盖党的建设和党的工作主要领域, 适应从严治党、制度管党需要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而且党规党纪要严于国法, 从严治党更深的层面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官, 从而保证依法治国的实现。只有健全党规, 没有漏洞, 而且党规如铁笼, 铁腕反腐败, 坚决扫除“以言代法”胡作非为和“权大于法”的自以为是, 才能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全社会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政治生态。

( 二) 国家的治理和管理, 德治的这一手也不能软

对于一个社会环境来讲, 道德风气要清纯、健康, 道德良心要诚信、友善, 道德人际要有情、有义, 避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 没有慈悲情、怜悯心、同情感的冷冰, 私利当头、不择手段、六亲不认的冷酷。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 用善良温暖社会、滋养百姓。习近平在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工程中, 特别要求中央政治局要带头实行“三严三实”, 要求全党做到的, 自己首先做到, 要求全党不做的, 自己坚决不做。“政治能力要强, 思想定力、战略定力、道德定力要特别过硬。”

在公正的法治环境和友善的道德氛围中, 阳光灿烂, 清风徐徐, 邪恶被惩治, 邪气被扫荡。贪腐只有一条死路, 缺德必将人怒众谴。是非分明, 善恶有报, 整个社会才有安全感、和谐感、幸福感。

坚持法治、德治两手并举, 建设廉洁清政的法治环境和道德氛围, 根本任务是健全打击和预防腐败的“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的社会治理体系。马克思曾经要求立法者肩负起责无旁贷的义务: “不把那种由环境造成的过错变成犯罪。他应该以最伟大的人道精神把这一切当作社会混乱来纠正”。 (3)

对于人民军队来说, 在治军管理的过程中, 一方面要坚持从严治军铁律, 加大军事法规执行力度, 全体官兵要养成恪守规矩的自觉习惯, 确立依法的意识、守法的自觉、违法的畏惧。在直线加方块的军营, 在“1、2、1”的队列, 令行禁止, 一切行动听指挥, 军中无戏言, 军令如山倒。为实现“听党指挥, 能打胜仗, 作风优良”的强军目标提供以铁律保障。另一方面, 要守护道德纯洁的高地, 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 保持内部关系的风清气正, “拒腐蚀、永不沾”, 拒斥庸俗、拒斥虚假、拒斥奢侈、拒斥享乐, 以形式主义为耻, 以“三严三实”为荣。培养军委主席习近平提出的“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当代革命军人, 锻造“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过硬部队, “召之即来, 来之能战, 战之必胜”。

参考文献

[1]陈金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所展现的战略定力[J].法学论坛, 2015, 01:5-12.

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篇3

关键词：德治；法治；德治与法治

一、德治与法治的形成

（一）德治。德治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最早形成德治的时期是在西周。西周完成了早期中国社会的统一，确立了礼的制度，正是这种礼才使刚刚完成统一的封建社会有了初步的稳定。礼制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它在每个人的内心中确立了一种服从的观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以皇权和父权为主的社会制度，为当时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有了稳定的社会环境，经济也就随之繁荣起来了。

（二）法治。法家的思想最早起源于春秋时期，在战国时期得到了发展，由于当时处于礼崩乐坏的时期，造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法家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派。商鞅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商鞅变法为秦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制度上的基础，他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这是难能可贵的，在当时也是十分先进的。

二、道德与法律的差异性

德治的基础是以道德作為治理国家的依据，而法治是以法律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那么二者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道德和法律的区别。

（一）表现的形式不同。法律的表现形式多以文件性的形式出现，比如法律法规，各种不同的规范等，更多的是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并且，法的规范有其特定的逻辑结构。道德则是以“社会意志”出现的，其形式主要是社会舆论，道德规范结构不如法律规范结构严谨。

（二）违反的后果不同。违反具体的法律将承担法律责任，将会受到国家强制力的制裁，与法律不同的是，违反道德受到人们的蔑视。违反道德的后果是由社会直接实施的，不像法律制裁那样需要经过特别的程序并有特定机关实施。

（三）调节人们行为的方式不同。法律是通过具体的规定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利和义务，通过建立各种各样的法律关系来调节人们之间的关系。而道德则主要是通过历史传统文化影响为人们，让人们通过一定的规范行为来生活，这样就在人们中间建立起以义务为纽带的道德关系。法律是通过权利和义务双向调整人们行为的，而道德则是以义务为调整重点的。

（四）调整的对象不同。法律只针对人们的外部行为，而不管人们的内心想法是什么，内心的恶并不是法律调整的范围，法律只针对行为采取相应的对策。道德直至人们的内心，道德要求人们从内心就要符合一定的标准，不能有恶的想法。

（五）规范体系的结构不同。法律规范体系，横向构成是不同的部门法，纵向构成是具有不同效力层级的规范，这样的交叉纵横结构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法律规范网。而道德规范体系则是由具体的道德规范直接组成，并不存在像法律体系那样严密的制度性结构。因此，法律与道德相比具有更强大的组织功能。①

三、德治与法治的基础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存在着根本的差别，主要是二者的依据不同。

（一）德治的基础。德治则不同于法治，德治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人之初，性本善”是儒家伦理文明的理论基础。儒家重要代表人物孟子对性善论作了充分的论证。他认为，人与生俱来具有“善端”，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②因为每个人都是善良的，他们做的事也都是善良而不是充满纷争的事，由此也可以推出统治者内心也是善良的，因此他们会爱百姓，因此而实施宽厚的法律措施。整个社会就是太平和稳定的。德治究竟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好处呢？孔子对德法治理的效果进行了比较“道德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段话不仅比较德治与法治的不同结果，更指出了德治的结果与法治的结果在对于人的期待性方面是具有一致性的。治国的目的在于推进人的善的本性，而不仅仅限于对行为的规范。

（二）法治的基础。法治理论的前提是“人性恶”`，每个人的内心都是邪恶的，需要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不去实施恶行。除了柏拉图以外，亚里士多德以及后来大多数西方思想家都接受人性本恶的观点，因此认为需要具体的法律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这是西方法律的传统。中国的传统法治基本上约束的都是百姓，就是具体的人。与中国传统法治不同的是西方的法治，不仅将每个具体的人看成是需要约束的对象，掌握公共权利的政府更是如此，虽然政府不是具体的某一个人，但是正是政府需要人来行驶具体的权利，因此，行对于个人行为，政府的公权力的行驶更加需要进行规范。因为人心具有不稳定性，随时可能会受到诱惑而去做不利于他人的事。掌握公权力的人更加危险，因为他们受到诱惑危害公共的利益，将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因此法律对他们的行为进行具体的约束，并规定相应的惩罚措施，使他们的内心产生恐惧。同时这种约束又是明示的，即只要不违反规则，做其他任何事都是可允许的。

四、道德与法律之间的相互转化

正如博登海默曾经说过的那样“那些被视为是社会交往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正当原则，在所有的社会中都被赋予了具有强大力量的强制性质，这些道德原则的约束力的增强，当然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规则而实现的。”所以道德和法律之间存在相互转化的关系。

（一）道德建设的法制化。道德建设的法制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这体现了一种社会在发展中的逐步的融合过程。但并不要求所有的道德建设内容和建设过程等都要成为法律和制度的形式，而是将那些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内容，经过一定的程序表现为法律的形式，并以制度和法律来保证道德建设的规范性、长期性和稳定性。

（二）法制建设的道德化。与道德建设法制化相对应，法制建设也在趋向道德化。道德约束的范围更加广泛，法律不能像道德一样将约束的范围扩充的太大，因为法律的违反后果较为严重，其不利后果是将会收到国家强制力的制裁，因此法律的调整范围不宜过宽。但是面对社会层出不穷的问题，很多问题光靠道德约束并不能起到良好的作用，这时，法制建设的道德化可以约束那些行为，为道德的遵守也建立一个良好的屏障。并且，法律作为一种制度文明，其本身就蕴含着道德的因素，法律是最基本的道德，法律的运行方式与道德的运行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共性。

五、结语

在现代社会不能单单只依靠单纯的法治或者是德治。中国的古代社会以德治为主，将很多道德层面上的东西上升到了制度层面，使得社会越来越封闭，人们越来越不自由，生活太过拘束而压抑了创新的思维，从而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如果仅仅依靠法律来治理国家的话，又会将法律从实际生活中分离出去，没有生活气息而显得日益冰冷。所以，道德和法律要相互结合来治理国家。德治是法治的基础，也是法治的前提。一个让大部分人都认可的法律条文必然是符合大家共同的价值观，而大家普遍的价值观，就是这个社会的道德。法律是最底线的道德，道德不仅约束人们严重违法的行为，更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道德的约束更为细致，法律约束着人们最基本的行为不触犯整个社会的底线，但是，法律不应像道德约束人们行为般那样细致，法律应该是简单而朴素的，因为违反法律会受到国家的制裁，违反道德只会受到他人的谴责，与国家制裁相比较轻微。所以，德治和法治应该紧密结合，这样既不影响人们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又能维持社会的稳定。（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注解：

① 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19.

② 孔子、孟子.四书五经[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19.

孔子的德治思想与中国当代法治 篇4

孔子的德治思想与中国当代法治

本文通过阐述孔子德治思想的内容、基础及孔子的德治思想与当代价值,旨在说明孔子的德治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对中国的`政治实践与法治建设仍然具有可借鉴的精神性价值;在此基础上还进一步阐述了传统“德治”、当代“德治”及当代“法治”之间的逻辑关系.

作 者：许富仁 作者单位：肇庆学院,广东,肇庆 526061刊 名：行政与法英文刊名：PUBLIC ADMINISTRATION & LAW年，卷(期)：“”(5)分类号：B222.2关键词：孔子 德治 法治

浅谈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有效途径 篇5

法治，是指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德治，是指以德治国，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通过大力倡导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的社会公德，大力倡导爱岗敬业、诚实信用、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职业道德，大力倡导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家庭美德，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配套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认真学习、全面贯彻江泽民同志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重要思想是当前司法行政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

一、法治与德治相结合。

首先，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思想是我国法制建设的指导思想。中国的法制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而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传统就是德治。作为中国文化传统主流的儒家思想十分重视道德的教化作用，把德治作为一种社会和政治思想，这一传统至今对人们的心理仍有深刻的影响，人们在评价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甚至一个地区的时候，都会十分注重社会风气、社会的道德水准。在现代条件下，法律作为可以量化操作的形式规范，他所能规范的是人们行为的外在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只能以行为的结果为对象，而很难顾及行为的动机。道德则不同，它更多的是以行为的动机来衡量行为的效果。加入WTO后，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时期。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利益的调整和各种价值目标的碰撞，而法律作为抽象的行为规范恰恰会漠视这一点，如果在法制建设过程中，不能有效的体现法治与德治的结合，就难免的会出现法律精神和法律形式的冲突和背反、道德和法律的冲突和矛盾。例如，某些城市制定的在春节期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由于这种规定，漠视了广大群众长期的风俗习惯和道德认可，使人们对冷冰冰的法律规范产生了排斥和抵触情绪，因而这样的法律规范在执行过程中必将会面临困境，笔者认为这是在立法活动中重法轻德的必然结果。与此相反，在一些地方立法中重德轻法的现象也时常出现。例如，前几年某城市通过的地方性行政法规中，规定行人违章被机动车辆撞死或撞伤，机动车的司机或车主可以不承担责任。这样的法律规定，只注重了道德的要求，而忽视了法律的严肃，是典型的将道德规范法律化。笔者认为这是立法活动的大忌，对于我国的法制建设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

因此，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思想，应当是我国法制建设的指导思想。

其次，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提高执法质量的重要措施。

法治国家的主体是人民，但实施法律的则是具有丰富法律知识的执法者。因此，能否公正、准确的把握立法宗旨，在执法环节上能否做到公平、公正，完全取决于执法者的思想道德素质。社会关系是复杂多变的，而法律总是具有滞后性和僵硬性。古今中外，立法者为了尽量使法律在调整社会关系时具有较大的适应性，便会在立法活动中有意采用一些模糊性的条款，让执法者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能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处理。如各国民法中“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原则规定，反垄断法中的“合理”原则的规定等，就属于此类情况，因此，执法人员在法律适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具有了一些自由裁量权，如执法者在庭审或诉讼过程中所具有的在证据采信方面的权利就属于自由裁量权的范畴。“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刑事诉讼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定罪量刑的基本原则，但这里的“事实”在诉讼活动中需要经过审判人员的认定才能转化为证据，进而才能成为对被告人进行处罚的依据。由此可见，保证司法公正，不仅要求执法人员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更需要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在行政执法过程，我国的行政法规十分完善，但是，一些行政执法机构和行政执法人员的不作为、乱作为、行政越权的行为仍不断出现，并且成为滋生腐败的“病灶”其社会影响十分恶劣。这些现象的发生是法治与德治不能协调发展的必然结果。

上述情况说明，德治和法治在执法过程中同等重要。只有将德治与法治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保证执法质量的提高。

第二、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途径。

其一，运用立法、执法手段促进法治与德治的结合。原创文章，尽在文秘知音网。

首先。通过科学的立法活动，直接把社会主义道德中最低限度的义务法律化，使之具有全社会共同遵守的法律强制力。道德是靠人的良心和社会舆论来保障实施的，但是，在利益多元化和价值观念多样化的条件下，良心和舆论尚不足以防止反道德的行为发生。在道德体系中，有一些道德义务是最低限度的义务，这些义务能否得到普遍遵守，意味着社会基本秩序能否存在，因此，必须利用法律手段把那些广大人民群众普遍认同的最低限度的道德义务，以法律制裁为后盾，赋予其强制执行的效力。这样就会大大增强道德义务的约束力，使之从“软制约”变成“硬制约”。同时，国家还可以通过立法，在对违反最低限度道德义务的行为予以制裁的同时，对见义勇为等先进行为和典型人物给予各种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积极引导人们向先进榜样学习，培养良好的社会风尚。

其次。通过公正执法，惩治不道德行为，可以增强公民的道德意识。例如：通过依法惩处家庭暴力、虐待老人的行为，可以促进家庭美德的培育；通过打击各种商业欺诈行为，可以提高经营者的职业道德和遵守诚实信用原则的自觉性；通过实行政务公开，既可以培养政府的诚信意识和公民的监督意识，又可以强化公务人员的廉政意识。此外，具有良好法律知识和道德素养的执法人员的公正执法行为，不仅会使广大人民群众心悦诚服地遵纪守法，同时，又会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平。

其二，通过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推进法治与德治的结合。

法治与德治的结合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因此，坚持这一方略关键在党，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通过从严治党，是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成为遵守国家法律和实践社会道德的表率，成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有力推动者，这样才能使法治与德治的相结合落到实处。

德治与法治的比较研究 篇6

德治和法治的.主要功能都是维护人际关系的和谐,维护社会的客观公正和保持社会的稳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人与人之间、市场主体与市场主体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因此更需要德治和法治双管齐下,发挥它们的互补作用.在此基础上,文章分析了我国公民目前道德水平滑坡和违法犯罪现象严重的主要原因,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作 者：周丽琴 Zhou Liqin  作者单位：江苏大学,人文学院,江苏,镇江,21 刊 名：理论月刊  PKU英文刊名：THEORY MONTHLY 年，卷(期)： “”(1) 分类号：B82-053 关键词：德治   法治   市场经济   社会成员   行为规范  

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法治与德治 篇7

关键词：法治,德治,市场经济

当前,依法治国已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追求目标。但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一些人在指责中国“人治”弊病的同时,认为西方式的“法治”是万能的,似乎只要有了西方式周密、详尽的法律,在解决社会矛盾和人们行为规范方面的一切问题时也就统统迎刃而解了。更有甚者,认为“既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需再念‘道德经’,经济搞上去了,道德自然也就上去了”。面对错误的理论和现实中思想道德的滑坡,善良的人们也开始感到迷茫和彷徨。我们认为关键是要搞清市场经济运行中法治与德治的辨证关系。

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提倡和坚持社会主义道德并不矛盾

在众多错误的理论观点中,有一种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它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而我们目前搞的是市场经济。所以,市场经济的社会存在决定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能提倡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利己主义道德而不应提倡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这种立论,初听似乎有道理,但只要稍作分析,就可以发现它的欺骗性和虚伪性。

第一,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运行的方式,它是商品生产、交换过程中的一种调节手段,而不是经济基础,因而不应该、也不可能改变业已形成的与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意识形态。

第二,我们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并没有改变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准确地说我们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就是说,我们的经济基础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我们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它不是要改变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可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既然我们社会的经济基础仍然是社会主义的,那么就应该继续提倡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培育出来的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

二、道德法律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客观的来看,现实中一些同志之所以认为实行市场经济可以不需要坚持社会主义道德,并不是因为他们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因为他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不全面、不深刻。笔者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同时也是德治经济。因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必然内涵着诚实、信誉、公平、互惠互利等道德因素,并可以带来实际的经济效益。当前我们所要实行的市场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而这种现代市场经济是有序地、规范地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的一种经济运行方式。要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就必须在配置过程中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按照一定的规范运作,接受一定的规范约束。这种规范既包含法律规范,当然也包含道德规范,因为法律与道德在“规范”的层面上是相通的:可以说法律是道德的底线,道德是最高的法律。

拿市场经济的精髓“竞争”来说,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和“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过程中,起初人们被鼓励去“转变头脑”,被鼓励“要有经济眼光”,注重经济利益的取得。于是人们为了获利,就会在竞争中不顾忌那些普遍性道德规范的束缚而不择手段,他们大可坦然地以“只要我不违法,就无可指责”作为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做一些不道德的事。这些行为自然与我们一再倡导的“精神文明建设”存在着矛盾,而这一矛盾的解决,单凭“法治”无疑是不能奏效的,因为许多这样的行为并不直接触犯法律,行为者也往往十分小心地注意不去触犯法律。

当然,依靠权威性和强制力的法律,可以使人在法律监督的范围内,不做违法的事,但是却不能使人有“羞耻之心”,不能有知善知恶的荣辱观念,因此,只要法律管辖不到,或者法律有空隙可钻,他们就会为所欲为,无恶不作。在现实社会中,一些人虽然在法律的管辖和威慑下不敢犯罪,但由于没有羞耻之心,钻法律的空子或者打法律“擦边球”的现象时有发生。另外法律也是需要人去制定和执行的,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要求以该社会关系相对稳定为前提,这就从客观上给没有道德感的人提供了天然的“空隙”。这一空隙的存在和负面示范效应,必然促使一些人的投机取巧之心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道德素质也就难以提高,整个社会风气就会日益败坏,结果常常导致社会的动荡。

为了扼制这种不道德的“竞争”,迫切需要我们制订一系列的经济法律规范和经济道德规范,“法治”、“德治”并举。现在我们有规范竞争主体公开、公正、公平竞争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法律规范,也有诚实劳动、守法经营、货真价实、公平交易、一视同仁、童叟无欺、恪守信誉等职业道德规范。在法治的“外化”和德治的“内化”作用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正在稳步推进。

不过,我们也应看到,尽管这几年我国在规范市场和社会活动主体、市场运行秩序、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维护社会保障及政府依法行政等方面出台了不少法律、法规,但还不够配套。因此尽可能把道德行为规范层面的诸多内容法治化,在促进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使精神文明建设也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建立完整,严密、和谐、优质的法律体系,从而把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和主要社会关系的调控都纳入法治的轨道,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制约社会公害泛滥的基础。

三、法律道德化是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途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也可以导致人们道德的严重滑坡。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人们的价值观必将产生一系列的转变。比如,在义与利的关系上,由过去的重义轻利变为义利并重;在公与私的关系上,由抑私崇公变为公、私并重;在平等与效率的关系上,由重平等轻效率变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等等。这些观念的变化对于提高人们的效益意识、自我意识、竞争意识等,无疑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然而,“凡事过则绝”,真理与谬误常常只有半步之遥。市场经济的一般法则,如果不受先进道德的约束而任其自然地向社会主义过渡,或与落后的思想道德相结合,那就会产生严重的负面作用。比如,市场经济的获利性原则,可能生成拜金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的腐朽风气,导致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坑蒙拐骗、损人利己乃至图财害命等缺德和犯罪行为;其等价交换的原则,可能导致权钱交易、金钱万能、“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等腐败现象,从而丢掉集中体现我党优良作风和民族优秀精神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其竞争性原则,可能导致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玩弄诡计等丑恶行径,进而形成“人欺人,人压人,人害人”的悲惨局面;其优胜劣汰的原则,可能导致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不问他人利益”、“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等等。对于此类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必须设法加以避免和抵制。这也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与一般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之一。所以,要使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产生良性效果,避免或遏制其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光靠法律的严惩是不行的,必须以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作保障。

中国有句古语“徒法不足于自行”,虽然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必须有严密的法律规范。但是,法总是要人去遵守去执行的。如果人的道德素质不高。道德观念不强,就会缺乏遵守法规的内在要求,缺乏弃恶从善,抑恶扬善的自觉信念和“慎独”精神,从而也就不可能自觉地去遵守法纪;就会有法不依,甚至知法犯法:就会挖空心思地投机钻营,钻法律的空子,利用法制的某些不完备去做损人利己、图利害人之事。进而法律、法规就不可能有效地实施;市场经济就会变形而不能正常运行;腐败现象就会禁而不止,社会风气也就不可能净化。纵观腐败犯罪现象,其主体无一不是从其心中的“道德围墙“被其私欲、金钱欲侵蚀坍塌而开始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他们的腐败犯罪行为表现虽然不一样,但其道德的沦丧却是共同的。深究腐败犯罪的原因,固然有许多方面,但无论如何也排除不了其道德良心泯灭这个深层的思想原因。一个社会,一个集体,如果失去了道德维系,那么恶行甚至铤而走险的罪行,就会防不胜防,打不胜打;社会风气坏到什么程度,也就不堪设想,进而也就无稳定可言。可见,道德是法律的“助手”,稳定社会离不开法律,也离不开道德。因此要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使法律道德化。

社会治理需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 篇8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这个总目标，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主体地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从中国实际出发五大原则。其中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原则就是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一、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法治是通过法律规范和指导人们的行为，为人们提供行为模式。法律作为社会行为的底线，是社会公德的固化和外化，作为他律对人的社会行为发挥强制作用；德治是通过道德建设来指引、教育人们的行为。道德作为更高的行为标准，像看不见的软性法律在人的内心规范着人们的行为，起着自律的作用。法律和道德都是社会行为规则。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治具有刚性和强制性，德治具有柔性和非强制性；法治侧重于惩戒，德治侧重于教化；法治具有滞后性，德治具有超前性；法治主要是外在约束，德治主要是自我约束。由此可见法治和德治作用互补，并行不悖，共同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发挥作用。

二、依法治国需要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

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共同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决定》指出，“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这既是法治建设的重要要求，也是法治发展的基本方向。为此我们要在立法、执法、守法方面大力体现与提倡道德的作用。

法律的制定必须体现道德要求和精神。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需要大力增强法律形成的道德底蕴。要建立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首先要有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治的核心是法，无法谈不上法治，但法的形成离不开道德，法律的制定必须体现道德要求和精神。法律的形成如果偏离了道德的要求，背离了道德的精神，则法律难以实施，法治也难以实现，所以，要推进法治建设，必须首先从法律形成这个源头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增强法律形成的道德底蕴，就是要推进科学立法，提高立法质量，形成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要增强执法司法人员的道德修养，使法治得以实现。“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需要人来执行。如果执法司法人员自己都不守法，那法律再好也没有用。增强法律实施的道德底蕴，关键是要增强执法司法人员的道德修养，实现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这是增强法治道德底蕴的主要环节和举措。如果执法司法人员没有过硬的思想道德素质，凭自己的好恶去执法，甚至知法犯法，见利忘法，再好的法律也无法得以实施，更谈不上实现法治。

要在全社会形成守法的道德环境。法律是外在约束，是他律；道德是内在自觉，是自律。治理国家和社会仅仅依靠法律是不够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曲阜孔府时指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必须加强全社会思想道德建设，“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所以要深入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持久开展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这是增强法治道德底蕴社会基础。没有全社会思想道德水平提高，法治建设道德底蕴就不会深厚，增强法治道德底蕴就会失去坚实基础。如果连基本的道德底线都把不住，法律再完善也只是徒手无力。所以，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必须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全社会思想道德水平。

三、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社会主义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客观要求，也是保障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决定》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这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离不开完备的法律规范，也离不开有力的道德配合和约束。现代市场经济都是以相应的道德意识、道德习惯和价值观念为前提的。这种观念形态的内涵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和价值取向。在潜移默化中成为一种社会秩序和为社会大多数人认同的自律准则，对保证市场运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有利于解决市场经济中的利益矛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发挥出来，生产力得以较大地解放，但也出现了收入差距过大等现象，人们对物质生活、文化生活要求的多样化，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难免出现。对法律难以约束或尚无法律约束的某些角落及某些依法惩处有显失公平的问题必须运用道德规范来协调和治理。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科学总结。建国初我党就进行了法制建设的探索并于1954年制定了第一部宪法，为依法治国奠定了基础。同时注意用革命理论和高尚的道德教育人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使民主法制不断发展完善，同时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重要思想。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针，进而提出以德治国的思想，强调把二者紧密结合起来。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的观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科学总结了我党治国理政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有助于反腐倡廉，改良社会风气。《决定》强调，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对任何腐败行为和腐败分子，必须依纪依法予以坚决惩处，决不手软。这是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具体体现，是加强党的领导迫切需要，是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建设的必然要求。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腐败现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没有盲区，不留死角，对腐败行为和腐败分子形成巨大震慑，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绩显著，得到全党全社会拥护。在严厉打击的同时，要强调道德的作用，形成腐败可耻的社会氛围，改良社会风气。

总之，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仅要依法治国，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还要以德治国，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从而使法治与德治共同发挥其调控作用的社会治理模式树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