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法制的内涵

法治与法制的内涵（精选7篇）

法治与法制的内涵 篇1

摘要：依法治国, 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理论的提出, 是对邓小平所提出的法制思想的发展, 同时也是对法制思想的实践。本文在分析社会法制和法治内涵的基础上, 重点阐述了法制思想对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指导作用。

关键词：法治思想,社会法治,指导作用

一、法制与法治的概念

(一) 法制思想的概念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法制观念淡薄, 法制建设比较薄弱, 在这种背景下, 邓小平提出了加强社会法制建设的重要思想。法制思想将制度改革作为起点, 将各项法律条款的完善作为主要内容, 将严格执法作为核心,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法制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 发挥社会主义民主, 坚持法制社会建设是基本方针。通过完备的法律体系来保护人民的合法权利, 维护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秩序; (2) 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与人之间享有平等的权利, 只要触犯了法律条款, 都应当受到法律的追责; (3) 加快政治体制的改革以及民主政治的建设步伐, 以此来带动我国经济体制的健全。

(二) 法治思想的概念

现代的法治建设不仅包括了法制, 也包括了文化层面的意蕴, 是我国治国的核心思想。法治是重要的社会治理模式, 社会实现法治也就意味着所有的公权力都应当受到约束, 其本质内涵是约束政府和国家的权力, 避免权力的滥用。社会法治建设的目的是更好地约束和规范公权力, 保障私权利的行使。具体来说, 一方面法治思想意味着公权力受到了约束。法治的最终目的不是治理人民, 而是治理官员。法治是重要的控权手段, 而不是管理工具;另一方面, 法治要求保护公民的合法私权利, 最终目的是保护公民的私权利。

二、法制思想与社会法治实践的内在统一

(一) 法制思想是对法治实践的规律总结

任何思想的形成与完善都经历了特定的历史, 都尤其现实根源, 法制思想的形成也不例外, 而在法制化进程中也充满了法治实践活动。

首先, 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为法治思想的形成奠定理论基础。建国之后毛泽东设想将中国建设成为法制化的国家, 同时也付出了相应的努力。在1954年的时候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出台了宪法, 同时规定了宪法作为根本大法, 人民的每项权利、义务都记载在宪法条文中。

其次, 建国以来我国在法制化建设的道路中既有教训, 同时也收获了经验, 这为社会法制思想的形成提供历史依据。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左倾”思想导致法律形同虚设, 但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法律重新成为治国之重器。

最后, 国家法制化进程加快为法制思想提供了时代背景。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 各国也在法制建设上寻求统一, 这也要求我国在进行法制建设的同时, 也要争取与其它国家的法律相接轨。

(二) 法制思想核心与法治实践目标统一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是法制社会建设的理论精髓, 同时也对我国法制化建设提出了许多要求, 同时该思想对我国法治化建设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要求在法制化进程中需要认清自身发展实际, 理清法制化的本质核心, 用于吸纳各种优秀的元素, 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制化社会。从本质上来说, 法制是国家众多制度的某个方面, 其与国家形态并不是对立的, 因此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法制建设中优秀的经验, 我国也可以吸纳, 用于中国法制化建设中。

其次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同样贯穿于社会法治建设的历程中, 在认清法治本质含义的基础之上, 树立起法律的权威性, 依法治国、依法行政, 保障社会的民主法治。全国人民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履行自己的义务, 争取自己的权利, 让法治理念能够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三、法制思想对社会法治实践的指导作用

(一) 对法治实践目标的指导

法制思想明确指出了法制化建设的方法和步骤, 同时为依法治国的开展指明方向。我国目前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法制化建设所依托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还不够完善, 要想彻底实现法制化还需要经历较长的过程。中国是个人口大国, 因此推动依法治国, 加强法制化建设直接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发展。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法制建设的内在规律, 结合中国发展实际寻找法制建设的途径, 才可以解决法制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邓小平所提倡的法制建设核心是建立法治化社会, 因此他提出了十六字方针, 同时推崇法律的权威性, 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重要原则。在该思想的指导下, 我国法治化进程迈入了轨道。十一届三中去全会至今, 各级领导机关在法制化思想的指导下, 是我国政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已经基本达到有法可依。

(二) 对社会立法的指导

健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法制建设的前提。邓小平在提出加快法制化建设的同时, 也指出了目前立法不完备的问题。只有健全我国的法律体系, 才可以真正地做到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法制化思想对立法提出了以下几点要求:

首先立法进程要加快。无论是经济社会的发展, 还是政治体制的完善, 都需要健全的法律体系予以支撑。邓小平曾经指出立法工作量很大, 但是人手有限, 我们可以将法律条文写的粗略一点, 后续在逐渐完善;有的法律可以在地方先试行, 而后再逐步推广。

其次保证立法的质量。法律关系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因此必须严抓立法的质量。每部法律小文必须要具体化, 内容清晰明了。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 法律也应当有所改进和完善。

(三) 对执法的指导作用

法制化思想的十六字方针中提出了执法必严的思想, 而我国法治化建设的进程中, 同样也要秉持该种思想。执法必严要求执法人员要严格遵守法律条文的规定, 依法行使公权力, 不滥用权利, 不放过每个违法的行为, 维护公民的合法利益, 维护法律的权威性。法律的规范性效果能否充分发挥, 严格执法占据了决定性地位。如果没有严格执法, 那么法律最终成为一纸空文, 没有任何价值。

(四) 对司法的指导作用

一切违反犯罪的行为, 都应当受到司法机关的严惩, 这是社会主义法制化建设的重要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直是法制化的重要思想, 任何人、机关、团体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依法治国首先要保证司法机关的独立性, 即使是党组织也不能干预到司法活动中。执政党要带头守法, 维护法律的权威性, 同时要学会用法律武器来与犯罪分子斗争, 只有这样我国才可以真正建立成为法治化的国家。

(五) 对守法的指导作用

法治社会的建立与完善, 不仅意味着法律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更是意味着法律是人们生存的必备技能, 是社会改革的重要工具。虽然国家在大刀阔斧地开展法制化建设活动, 但是人民的法律意识淡薄, 那么法制化建设不可能取得成功。因此在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当中, 强调了有法必依的重要性, 该思想也是对全民守法提出的最基本要求, 表明当下公民有必要增强自己的法律意识。人民法制理念的加强重在教育。在该种思想的指导下, 我国开展了全国性的普法教育活动, 将校园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 竭力提高全国人民的法律意识, 让更多的群众指导如何利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近几年来该项举措取得了显著性成效, 每年行政案件大幅度上升体现了人们从自觉守法, 逐渐转为了积极利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合法权益, 敢于同违法行为做斗争。

四、结语

由此可以看出, 尽管法治和法制的概念存在些许差异, 但是其本质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双方既有区别, 同时也有联系。在法制思想的指导之下, 我国的法治实践工作才有了明确的发展方向, 法治化进程才有了质的飞跃;也正是在法制思想的指导下, 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才可以稳步进行, 为我国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张长青.论法制与法治的关系[J].宁夏党校学报, 2011 (3) .

[2]黄稻.法治与法制辨析[J].江海学刊, 2013.

[3]姚琦.论邓小平行政法制思想及其时代特色[J].韶关学院学报, 2011, (11) :76-81.

法治与法制的内涵 篇2

佛山举办法治文化研讨班探索法制宣传教育与文化建设结合新途经

所谓法治文化，就是以法制教育为内容，以文化形式为载体，用群众喜闻乐见、主动爱参与的多种文化艺术形式，弘扬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在“五五”普法行将结束之际，开设这个培训班，就是为了总结“五五”普法的经验，让大家思考如何进一步提高普法效果，让普法教育和法制宣传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持续平稳快速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当前，我市正处于工业化转型、城市化加速、国际化提升的新形势下，进一步做好普法工作，推进法治佛山建设，十分必要。全市普法工作者要“六着力”：一是着力培育全社会的法治精神，逐步引导公民把崇尚法治作为一种精神信念，一种思维方式和一种行为习惯；二是着力加强普法队伍建设，提升普法效果；三是着力深化法制宣传教育，充分发挥其宣传、教化和导向功能，切实提高公民依法维权的能力，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维护权益靠法”的社会风尚；四是着力提高领导干部和广大公务员依法行使公共权力的能力，提高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五是着力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提升佛山的法治文化品位；六是强化法治文化的理论研究和市场运作，努力扩大影响。要不断健全“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各部门配合、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法治文化工作机制，把法治文化建设作为一项基础性、长期性、群众性的重点工程，与其他工作同部署、同安排、同推进。

推进法治文化建设，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握法治文化的根本需求，探索内在规律，转变工作观念，创新工作形式，实现工作载体的“由虚变实”，工作机制的“由软变硬”，工作内容的“由浅及深”，工作方式的“由表及里”，努力在完善长效机制、贴近百姓生活、拓展宣传阵地等方面下功夫，努力提升我市法治文化建设的水平，为我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法治与法制的内涵 篇3

一、“法治政府”的基本内涵

“法治政府”是近两年来提出的一个新的行政法治理念和目标。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对行政机关及其社会公共管理活动的规范，最早提出的要求是“依法办事”。应当说，从价值和功能角度来讲，“依法办事”这一概念具有明显的“法律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依法行政”的概念。

“依法行政”的基本含义是指行政机关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行政权力必须经法律授权，行政机关的一切行政活动必须依据法律规定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从依法行政所蕴含的“行政法治”的涵义来看，“依法行政”与“法治政府”这两个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行政机关严格依法行政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和基本条件;另一方面，“法治政府”则是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所追求的目标。但是，严格说来，“依法行政”与“法治政府”在内涵上还是有区别的。这首先体现在，从“依法行政”的价值取向上来看，“依法行政”所依之“法”既可以是体现“法治”精神的“良法”，也可以是违背法治精神的“恶法”或“劣法”;而“法治政府”则内在地要求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所依之法必须是体现“法治”精神的“良法”，行政机关必须依“良法”而行政。其次，从依法行政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来看，依法行政既可以以“法治政府”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也可以以“法制政府”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这也就是说，依法行政并不能必然地保证“法治政府”目标的确立和实现。由此可见，“依法行政”无法包含“法治政府”所包涵的良法之治、公平正义、法律至上以及“民意政府”、“有限政府”、“透明政府”、“责任政府”等涵义。

“法治政府”除了包含法律制度、强调法律的执行和遵守、强调依法行政等价值要素之外，还包含有“法治”所蕴含的民主政治、公平正义、权利保障、权力制约等价值要素。正因为如此，必须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和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的行政决策体制;强调行政管理要做到公开、公平、公正、便民、高效、诚信。

二、“法治政府”的基本特征和要求

笔者认为，“法治政府”应具有以下若干基本特征。

（一）民意政府

法治政府首先应当是民意政府。这是因为，法律特别是“良法”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依法治国就是按照广大人民的意志和意愿来治理国家，依法行政也应该是政府按照广大人民的意志和意愿来行政，来进行社会公共管理活动。在现代社会，人民的意志是通过法律和法治来体现和实现的。在我国，各级政府都是由代表民意的機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依据体现广大人民意志和意愿的法律，按照法定程序选举产生而设立的，而且各级政府的职权也是由体现广大人民意志和意愿的法律而授予的。因此，各级政府必须按照法律也即广大人民的意志和意愿来行政，来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同时，人民群众有权对政府的行为进行评价和监督。

（二）有限政府

法治政府应当是有限政府。这主要是因为，一是政府权力有限。政府的权力是人民通过法律授予的，因此，政府只有在法律的权限之内才能获得权力和行为的合法性。从权利和权力的来源来看，公民权利是公民本身固有的，相反，政府权力则是公民权利授予的。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公民的权利是广泛的，只有法律禁止的，公民才不得为之;而政府的权力则是有限的，它的权力只能来源于人民以及法律的授权和委托，它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否则即为无效或非法。由此可见，法治之下的政府权力必然是一种“有限权力”，法治之下的政府也必然是一种“有限政府”。二是政府职能有限。政府职能是政府行政管理的基础，也是政府行政权力作用的范围。在不同的时期，政府的职能是不同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法治条件下，政府的职能是有限的，有很多事情不需要政府去管理而应由社会和市场本身去解决。到底政府应该具有哪些职能？经过长时间的实践和认识，人们基本上达成了一些共识，就是 凡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能够自主解决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通过自律能够解决的事项，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外，政府不要通过行政管理去解决。此外，政府行政权力的扩张性、腐蚀性本性，客观上也要求政府必须是有限政府。

（三）诚信政府

法治政府应当是诚信政府。所谓诚信政府，就是要求政府做到诚实守信。诚信是政府得以存在和进行有效管理的基本前提，同时也是获得人民信赖的基本条件。诚信原则是政府行使权力、进行行政管理活动所必须遵守的原则。这一原则不仅在行政执法活动中具有指导性和适用性，而且在行政立法和行政司法领域，乃至司法机关裁判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行政救济领域中，同样具有适用性和拘束力。政府要做到诚实守信，首先要求政府的行政行为要具有真实性、善良性和稳定性。政府行为的真实性体现为政府行为真实、可靠，政府提供的信息全面、准确、真实;政府行为的善良性体现为政府行为的动机是善意的，是为了社会的利益和公众的利益，政府行为既合法又合理;政府行为的稳定性体现为政府做出的决定和行为具有科学性，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性。诚信政府特别要求政府的行政行为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求政府依法行政所依之“法”要具有稳定性。其次，政府要遵守信赖保护原则。所谓信赖保护，是指公民出于对政府的信赖而作出的行为和获得的利益应受到保护。信赖保护和诚信政府是相辅相成、相互共生的。信赖保护催生诚信政府，而诚信政府必须遵循信赖保护原则。信赖保护原则对政府的行政行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行政机关不得撤销、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决定;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其他法定事由需要撤回或者变更行政决定的，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并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因此而受到的财产损失依法予以补偿。此外，诚信政府还要求政府是透明的。这要求政府必须实施“阳光政策”，推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这也是预防政府腐败的重要手段和制度安排。

（四）责任政府

法治政府应当是责任政府。所谓责任政府，就是说政府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特别是要对自己的违法行为负责，承担相应的责任。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同时也是对政府公共管理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从法治角度来看，权力与责任是相联系和相统一的，有权必有责，行使多少权力必须承担多少责任，而且政府权力（职权）本身就是一种职责、一种义务，政府的权力（职权）必须依法积极行使而不能放弃，否则就是失职，就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法治与法制 篇4

1 法制与法治的概念

对于“法制”这个词, 无论就字面理解, 还是从实践中加以考察, 就其根本而言, 它只能是一种静态意义上的范畴。这个范畴, 可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去理解。从狭义方面讲, 法制与民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是一定阶级民主政治的制度化、法律化, 且只包括资本主义的法制和社会主义的法制。从广义方面讲, “法制”是法律和制度的总和, 是“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表现。”是国家管理活动的法律化和制度化, 且包括奴隶社会的法制、封建社会的法制、资本主义的法制和社会主义的法制。

“法治”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就“法治”的含义而言, 从不同视角得出的结论, 往往是不尽相同的。但, 其内容至少应从如下三个方面来加深理解:其一, 法治是同人治相对立的一种治国的理论和方法。其二, 法治是动态意义上的范畴, 其实现包括法治思想、法律规范及依据法律规范进行国家管理这样的程序过程。其三“, 法治”的主要含义是依法治国。其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诸如宪法、单行法律、行政管理法规的制定;二是对法律法规的有效执行, 即通常所讲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而在这两条之中, 后一条是关键所在。

2 法制与法治的区别

2.1 从两者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来看。

法制是随着国家的形成和法律的出现而产生的概念。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 原始社会的解体, 社会阶级的分化, 某一地域中处于强势地位的阶级对弱势阶级进行划区统治。这样, 国家就产生了。在国家形成以后, 统治阶级总要采取一些方式方法对他们所辖地域的臣民进行统治, 法律正是适应统治阶级的管理需要而产生的。这也符合法律是由统治阶级制定或认可的, 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 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调整人们行为的规范这一个法的定义, 体现了法的工具性价值。有了法律就开始有了关于法律的一系列形式与内容的法律制度。而且这一概念也是人们对各国各代的法律进行研究的需要。在我国, 夏朝是第一个国家形态, 因此自从有了夏法后就有了法律制度, 法制这一词及对它的研究也就开始了。而法治是在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倡导下, 资产阶级在推翻封建专制, 反人治的基础上而形成的一种治国方略与理念。在古代, 虽然有法治思想, 但没有法治。“如古罗马著名的政治家, 法学思想家西塞罗在《论法律》中表达, ‘既然法律统治长官, 长官统治人民, 确实可以说, 长官是能言善辩的法律, 而法律是沉默寡言的法官’;‘我们是法律的仆人, 以使我们可以获得自由’。”古代之所以没有形成法治环境是因为法治产生所需要的条件不具备。根据张文显先生的说法, 法治的形成, 需要具备三个条件, 即:“法治的文化基础:理性文化”;“法治的政治基础:民主政治”;“法治的经济基础: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在古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这三者无一具备。因此, 有远见的天才思想家虽然提出了美妙的法治思想, 但在当时只能是脱离现实的空中楼阁。西方资产阶级在反封建过程中打破了束缚法治的三大障碍, 即非理性文化, 专制政治, 自然经济。

2.2 从两者所体现的实质内涵上看。

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 所以首先指的是静态的法律规范, 但仅仅停留在书面的法律条文的研究, 而不考察法的制定, 法的运行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从实际情况来看, 每本以法制史为研究对象的书都不仅仅研究静态的法律条文与规范以及与法律有关的组织机构, 也在探讨动态的法的运行, 如立法、执法、司法等。因此, 法制在实质上包括静态的法律及制度和动态的法的产生与运行。而法治主要指的是依法治理, 因此, 它首先研究的是动态的法律, 如法的立法程序, 合法的执法与司法等。但法治还在于人们的法律意识与法制理念的形成。对这些法制理念等思想内化了的东西, 不应归于动态的法中, 因为它是深藏于人的内心深处, 外表很难察觉的东西。这样法治就成了动态的法律运行与静态的法律理念的整合。

3 法制与法治的联系

3.1 法治是法制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法制是法治的前提与基础, 法治是法制发展的产物和必然趋势。社会在进步, 法律在发展, 工业革命的巨大生产力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从以前的社会中看到了人性的特点, 提出了权利、平等、自由等口号, 抨击了以前社会的专制统治, 号召人们为自身的权利而斗争。他们认为, 众人之法优于一人之法, 而众人之法最好的模式就是法治。在资产阶级的号召下, 广大人民用武力打碎了封建国家机器, 资产阶级从此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体系———民主政治。这样, 张文显先生所说的法治所需的三个条件都具备了, 法治也就在西方资产阶级国家首先抬头了。我国在“十五”大前提出过“法制国家”的口号, 有其合理性, 因为当时经济落后, 思想保守, 行政权比较大, 必须在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基础上发展法制。只有在量变 (法制建设) 的基础上才能产生质变 (法治) 。经过努力, 我国实行法治的条件基本成熟了, 我国在“十五”大上才提出“法治国家”的建国模式。另外, 法制的发展也不能只追求量变, 而不追求质变, 法制的最终发展趋势是法治, 任何事物都是现象与本质, 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体, 相比而言, 我们只有通过对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分析来判断这个国家是否符合法治的精神。而且对法制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实行法治, 从这个层面上看, 法制是主要强调的是形式的表面的法律制度层面的东西, 而法治主要强调的是法制内涵的本质层面的东西。而且在现象与本质, 形式与内容方面, 现象与形式表现本质与内容, 本质与内容决定现象与形式。因此, 是法治的价值判断决定法制的好坏, 是法制表现形式体现法治的内容。

3.2 法制现代化的核心是法治。

在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推进民主改革的过程中, 提出了“法制现代化”的口号, 其实法制现代化的核心就是法治。对现代化的解释, 众说不一, 最通俗的理解指的是欠发达国家发展到与发达国家一样拥有富裕的社会和强大的国家。从这个对现代化的解释来看, 法制现代化就是要赶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制水平。我们承认西方资本主义的法制建设水平更高, 但法制现代化不能等同于西方化或资本主义化, 而不管是“姓资”或是“姓社”, 只要其法律的发展处于世界最高水平时, 我们就需要力图以这最高水平为标准而赶上。所以我认为法制现代化就是使欠发达国家的法制赶上法制建设最发达的国家的水平。

综上所述, 法制与法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两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而且在法制建设的基础上提出法治口号具有现实意义, 那就是用法律限制国家公权力来保护公民的私权利, 因为法制并没有特别强调这一点。在理解法制与法治的基础上, 我们一定要加强法制建设, 在质和量上提高法制水平, 以最终实现法治国家。

参考文献

[1]韩秀桃, 张德美, 李靓.中国法制史 (教学参考书) [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2.[1]韩秀桃, 张德美, 李靓.中国法制史 (教学参考书) [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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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桑保军, 陆建兰.从人治走向法治[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2:245-246.[3]桑保军, 陆建兰.从人治走向法治[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2:245-246.

[4]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人学出版社, 2001:166-178.[4]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人学出版社, 2001:166-178.

浅析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涵 篇5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要求、精神实质和基本原则的概括和反映，其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和党的领导等五个方面。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这五个方面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法治的有机整体，直接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协调统一，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在要求、本质特征和原则之间的辨证关系。

结合工作实际，本人认为：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以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等战略思想为指导，进一步端正执法思想，更新执法理念，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质量，树立良好检察形象。

一、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树立依法治国的理念，就是在全社会和全体公民，特别是执法者中养成自觉尊重法律，维护法律的权威，严格依法办事的思想意识，使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依法进行，逐步实现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规范化、程序化和法制化。

二、执法为民的理念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是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的，同时也是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在检察工作中的直接反映和体现。一切为了人民是执法为民的基本内涵，是检察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走群众路线一是要正确处理检察机关与群众路线的关系，二是要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尊重和保障人权就是检察机关要牢固树立人权保护意识，努力提高执法水平，切实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人权提供完善的司法保障。

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检察机关永恒的主题，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作为法治理念的公平正义是指社会成员能够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公平地实现其权利和义务，并受到法律的保护。正确树立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要求广大检察干警既要正确行使执法中的自由裁量权，又要注重实体、程序合法；既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又要反对特权，禁止歧视；既要及时高效地打击违法犯罪，又要拓宽当事人权利被侵犯时的救济渠道。

四、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它不仅规定了法治实践和检察工作的方向，同时也要求检察干警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有大局和战略思维能力，站在全局的高度去思考法治实践和检察工作。树立服务大局的法治理念，必须坚持法治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事业服务的方向，自觉肩负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重要使命，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主动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大局，为国家、为人民掌好用好执法权力。

五、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和监督，是宪法赋予的历史使命。党的方针、政策集中反映了党对检察工作的基本政治主张，蕴含着先进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深刻的政治内涵，是制定法律的根据，是执行法律的灵魂，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是检察工作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的前提，是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根本保证。要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精神实质，自觉地把执行党和国家的刑事政策与执行法律统一于检察工作的全过程，正确处理独立行使检察权与接受党的领导的关系，既要防止搞法律虚无主义，用政策代替法律，又要坚持以党和国家的一系列重要政策为指导，坚定不移地依靠和接受党的领导和监督。

法治与法制的内涵 篇6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从产生到今天差不多一百多年了,它在发展历程中,曲折坎坷,曾经取得过辉煌成就,也遭受过挫折失败。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发展,是人类的思想创举,在它的中国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也跟着发扬光大,前后历时几十年,共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及新中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第一个阶段。在新中国社会建设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论知识和中国社会实际国情相结合,进行了一系列民主法治的研究探索并实践执行,同时也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理论,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中国化坚实基础。中国当时也制定出台了不少法律条例来巩固革命成果,其中以建国初期的宪法大法最为著名。这一阶段对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问题有所涉及,有一定的政治空间局限性,所以很大程度上,法律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工具。另外也为今后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探索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社会经验,奠定了后期的理论积累与实践基础。

随着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们社会生活的进步,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并得到了广泛研究。随着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打开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局面,中国由此进入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在总结中国法制建设经验实践的基础上,邓小平针对时局提出了社会主义法制理论,即坚持法治民主和法制建设。明确指出要完善社会各项立法,制定出完备的法律法规条例,确保广大群众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同时也纠正了一些错误的法律思想,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力求打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第三个发展阶段,就是后来社会发展,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实践中,改法制为法治,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了尊重与保障人权的根本准则,并记入中国宪法。到了这个阶段,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中国化,经过改革开放和建设实践,已经适应时代社会法治的需要,充分展示马思主义法律思想强大的内涵及生命力。

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涵研究

(一)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表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法律是社会的上层建筑,来源于社会经济并服务于社会经济

法律从属于社会形态,不是绝对的独立,而是相对的独立。从表面上来看,赋予法律的决定力量来源于它所确认和保护的社会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简要概括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另外也在社会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内容。具有双重性质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一方面包括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内容,另一方面又奠定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论基础。

(二)从广义方面来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原则、服务大局、坚持党的领导共五个方面

1.依法治国是我国法制社会的基本方针,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社会的核心,也是我国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针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方式方法管理国家各项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等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正常进行,实现民主的法制化社会化。通过法律对公民权利的行使,对社会进行监督与限制,保障人民权利不受侵害。

社会主义法治,是指以依法办事为核心,以社会民主为前提,以权利制约为关键的社会管理机制、社会秩序状态和社会活动方式。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有关依法治国的理论理念,是各项立法依据的主导思想,是中国独特的法律文化和历史传统文化的演变。法治理念是法律制定的来源,有什么样的法治思想一定有什么样的法律制度。依法治国的理念还包含着人民民主,树立法律权威,法制完整,权利制约等内容。

2.社会主义法治强调以人为本,并将其作为价值根基和精神实质,指导法律制度的价值选择

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观念就是尊重和保障人权,并倡导人的人身自由和全面发展,这从根本上展现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西方资本主义法治的不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要求我们国家在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建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坚持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结合,另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所包含的五个方面,也已经把保障人权作为内在的衡量尺度。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要以民为本,维护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本质要求是执法为民,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根本目的。这需要我们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保障人民的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制定各项立法。

3.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目标是公平正义,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提倡的“公平正义”,就是利用法治来平衡处理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妥帖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及人民与其他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关系,从而实现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是指社会成员能够遵守法律的规定,公平行使自身权利,履行应担的社会义务,并享受权利承担责任的同时受到法律保护。从这个方面来说,执法为民和公平正义都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要素:社会法治理念实质内容是执法为民,法治理念的价值体现是公平正义,执法为民是对公平正义的实质约束,公平正义是对执法为民的社会实践保证。公平正义的具体内容可以理解为公平对待每一个人,反对特权主义、霸权主义,禁止民族歧视不平等待遇等等。另外,及时高效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平正义,做到降低成本,节约资源消耗提高效率等。公平正义同样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

4.服务大局就是要把握整体局势,紧紧围绕大局,保障社会主义全面的建设,这是我国法制建设的重要任务

社会主义法律本身就是人民意志的反映体现,因此依法办事就是按照人民的意志办事,就是服务社会大众,服务整体大局。服务大局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责任,另外,它也是针对中国社会法治正处于转型期,同时面临复杂情况而对社会法治建设特别强调的要求。坚持各决策战略都要以大局为重,具体行为要落实到各单位部门,从全局出发,紧跟社会潮流各方面建设的整体发展方向。

5.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

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做到:坚持党的思想领导,坚持党的政治领导,还有组织领导。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是我们的最根本指导,中国法治建设坚持以马克思主义领导旗帜,坚持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立足中国独特的经济制度社会发展现状,积极吸收古今中外的各种法律优秀成果,完善中国自己独特的司法体系,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选择顺应社会历史发展,促进了社会事业的进步发展。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内在精神和灵魂。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关系到依法治国根本方略的落实,关系到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盛衰,关系到人民利益和公民权利的切实保障。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行依法治国,才能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才能保证民主的法制化,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社会事务,人民真正当家做主。

同时,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过程中,我们始终要站在中国社会实际国情基础上,针对我国法律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可以选择针对性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做指导,结合具体问题分析研究,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才能发展有效的科学解决方法。而且我们还必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毕竟是产生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状的思考,未来社会的规划设计,在某种程度上是与西方社会生活有关联。因此,我们不能全部照搬抄袭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要探讨适应中国社会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创新发展,才能更好地促进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中国化。

摘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新进展,是法学范畴内的分析。解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产生的社会法治理念的背景;另外也解读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涵,试着分析中西方文化相互结合发展而形成的独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法治,法制,依法治国

参考文献

[1]罗干.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切实加强政法队伍思想政治建设[J].求是,2006(12):3-101.

[2]张福森.社会主义法制理论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1-421.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6-1471.

[4]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72-1071.

法治与法制的内涵 篇7

“醉驾”案中“醉驾入刑”观点的表达 (2)

2009年6月30日南京私营老板张明宝酒后驾驶轿车一路上撞倒9名路人, 并撞坏6辆轿车, 最终造成5人死亡。张明宝案2009年12月23日由南京市中院一审宣判, 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处无期徒刑。《新京报》在南京醉驾惨案发生之后第三天, 也就是2009年7月2日发表了杨涛的《南京醉驾何以如此惨烈》的文章, 文章首先对其所主张的“醉驾”立法的理由进行了阐述, “据报道, 现状之惨烈令人触目惊心。一个根本问题是, 南京醉驾何以如此惨烈?从法理上讲, 醉酒驾车, 就涉嫌到危害公共安全, 是一种危险犯, 对其采取刑事制裁完全可行;而且, 只有规定醉酒驾车应当负刑事责任, 而不是等到发生事故后才追究刑事责任, 才有利于从源头上制止醉酒驾车, 才有利于防范醉酒驾车产生的严重的交通事故, 让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效的保障, 而像南京的这起惨烈车祸发生的几率就更小”。他提出刑法要提前介入对“醉驾”的惩处, “对于酒后驾车和醉酒驾车, 我国虽有相应的行政处罚, 但是并没有刑罚措施”, 另外, “事实上, 许多国家和地区都特别重视对于醉酒驾车的刑事处罚, 从源头上防范重大交通事故的发生”。最后, 他建议“对待酒后驾车, 可以适用行政处罚, 而对于性质比较严重的醉酒驾车, 不管有无造成严重后果, 理应在法律规定应用刑罚制裁, 比如判处三年以下的刑罚”。这可以说是一种明确地要求“醉驾入刑”的主张。

对政府相关部门治理“醉驾”措施的评论

在酒驾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之后, 各地、各部门纷纷通过推动制度的完善以加大对酒驾的治理力度, 这一阶段可以称作是用“法规”加强对“醉驾”行为处理的时期。此后, 评论就由第一阶段针对个案的讨论发展到对于制度层面问题的批评和建言。相关部门治理“醉驾”政策的推出可以视为是“醉驾入刑”的前奏, 成为以后“醉驾”启动国家立法程序的铺垫。媒体选择了通过对法规、政策的讨论以参与到“醉驾入刑”的发展过程当中。这一阶段在政府与公众的互动中媒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2009年8月8日, 浙江省召开严管严重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电视电话会议, 强调对严重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一定要始终坚持“零容忍”, 醉酒驾驶, 一律拘留15天。对此, 有评论指出此举作用有限, “‘严管’只是浙江警方执法力度的加强, 浙江警方, 乃至浙江政府、人大本身不能立法, 创设对交通肇事的更严厉的惩罚”[1]。8月初,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负责人表示, 公安部将实施五项管理措施, 遏制酒后驾驶的违法行为, 其中公安机关将同文明办协作, 把酒后驾驶、闯红灯等严重交通违法, 与相关评优挂钩;协调保监会、银监会等部门, 将违法驾驶与车辆保险费率和银行个人诚信体系挂钩, 凡酒后驾驶发生重大事故或醉酒驾驶的, 提高车辆保险费率, 纳入银行个人不良记录。8月13日《新京报》发表黑格二律师《严惩醉驾不应止于“重刑”》的文章对这些措施分析指出:“一方面是既有惩处醉驾的措施, 没能让百姓满意, 另一方面则是民众希望政府出台治理违法驾驶的强有力新手段。但是, 有必要追问, 当严惩醉驾成为社会共识, 政府应该做些什么, 还有哪些制度创新呢?”作者通过分析后认为, 对违法驾驶做出负面的评价, 包括记入信用档案、剥夺荣誉权、提高保险费用, 这些同样也是“严惩”。但这样的制度创新还不够, 因为以违法驾驶为耻的荣辱观, 并没有在社会上得到普遍确认。他建议, “政府不仅可以将违法驾驶与个人荣誉、个人信用相挂钩, 还可以依法对违法驾驶者在媒体上曝光、公示, 将违法记录与官员的升迁、企业资质相挂钩……政府责任之后, 更是公民的责任——每个公民应该自觉意识到醉驾是可耻的”。

2009年9月公安部交管局下发《关于修改酒后驾驶有关法律规定的意见 (征求意见稿) 》 (简称公安部《意见稿》) , 《意见稿》建议将醉驾分别按照没有造成交通事故、造成交通事故和情节特别严重3个档次进行处罚, 造成事故和情节特别严重的法定处罚应当高于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罚。另外, 公安部《意见稿》还建议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将饮酒后驾驶等情形造成交通事故构成交通肇事犯罪的, 作为“其他恶劣情形”降低起刑点, 但在量刑上由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提高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是政府部门首次明确提出对醉驾“立法”的建议。王琳对这一点也给予了积极评价, 他说:“近十余年来, 行政部门在对待立法与实践的冲突时, 已逐渐回归到寻求影响立法的路径上来。这一现象无疑值得称道。对普通公民而言, ‘影响立法是最高级别的维权’。对于权力部门而言, 亦是如此。”至于《意见稿》中争议性的问题, 作者主张还是通过公开的立法博弈来解决。最后, 他表达了立法机关出面进行“酒驾”修法的愿望, “从舆论热议、律师上书、公安部就修法建言征求意见等事实来看, 修改与‘醉驾’相关的法律及司法解释已然凝聚了越来越多的共识。期待立法机关对这些立法参与行为能有及时的反馈, 并为公众参与立法提供渠道”[2]。

进入国家立法程序后的“醉驾入刑”评论

2010年4月28日, 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 在刑法中增设危险驾驶机动车罪。这也意味着“醉驾入刑”有可能在国家层面进入人大的正式的立法程序。《新京报》2010年4月30日的社论对此表示支持, 它是这样分析的:“酒驾者的违法行为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 确实要严惩, 但酒驾者与其他故意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人相比, 主观恶性显然小得多。因此, 仅以危害后果严重, 就将两类不同恶性的犯罪人, 处以同样的重罚乃至极刑, 一是不符合刑法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 二是不符合平衡和公平原则, 三是漠视了行为预测可能性的刑法精神。”不过, 社论又认为:“即便如此, 又不得不承认, 如果还仅以交通肇事罪处罚那些酒驾致重大事故的人, 不仅因处罚过轻不利于惩前毖后, 也会在刑事司法政策上, 误导少数人肆无忌惮地酒后驾驶。鉴于此, 国家有必要调整刑法的尺度, 将‘交通肇事罪’和‘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具有共性的规定提取出来, 设立独立的‘危险驾驶罪’。”还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设立危险驾驶罪, 既符合现实的需要, 也是使刑法更加完善和平衡的需要。如果能在具体标准充分征求公众意见的基础上, 最后确定罪状与罪责, 将不仅是宣传文明驾驶的好机会, 也可以成为民主立法、科学立法的典范。”[3]这一阶段《法制日报》关于醉酒驾驶入罪的评论中, 也有人提出“醉驾”立法化是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的。[4]不过, 此时《法制日报》也还是发表了与大多数人所赞成的“醉驾入刑”的主流舆论观点相反的意见。[5]

2010年8月25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刑法修正案草案, 其中“醉酒驾驶”被定为犯罪引起各方关注。针对草案规定的“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或者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 情节恶劣的, 处拘役, 并处罚金”的内容, 有代表建议应减少“醉驾”限定条件, 删除“情节恶劣”表述, 并强调“无论该行为是否存在恶劣情节, 都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对此, 《法制日报》专门围绕“醉驾规定‘情节恶劣’是不是画蛇添足”这一问题展开辩论。[6]同时展现了双方的观点。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的刑法修正案草案将“醉酒驾车、飙车”等危险行为入刑定罪。《新京报》2010年12月29日发表韩涵的《“醉驾入刑”处罚过重吗》的文章对一些质疑的声音, 如“‘醉驾入刑’的处罚过重、‘什么是醉驾’难以认定”等不同意见进行针对性的回应。

《人民日报》关于酒驾的评论比较少, 宋伟的《酒驾者为何敢上路》[7], 认为公众教育的缺失、缺少社会公德和违法成本低是“醉驾”产生的根源。《人民日报》评论并未涉及“醉驾入刑”的具体讨论。

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 》, 其中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后增加一条, 作为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 情节恶劣的, 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处拘役, 并处罚金。”这也标志着“酒驾”正式入刑, 飙车、醉驾行为可以构成新的罪名“危险驾驶罪”。另外, 对于醉驾造成严重后果的还是按照最高法院对于孙伟铭案之后司法解释中的要求应当依据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进行追责, 对此, 《刑法》并未如媒体部分评论所期待的那样再单独增加新的罪名。[8]

对“醉驾入刑”中媒体法治评论的思考

媒体在“醉驾入刑”中积极参与, 成为“公众表达”的意见平台。媒体评论对“醉驾”案的关注以及针对个案发表的“醉驾入刑”的观点为后来“醉驾”入刑奠定了舆论基础。舆论关注之后, 政府部门试图通过新的措施减少“醉驾”案件以降低公众对于公共安全的忧虑, 媒体此时发表大量相关评论参与“醉驾”案应对措施的讨论, 促进了社会与国家的互动。

“醉驾入刑”中媒体的浪漫化表达。在“醉驾入刑”的问题上, 《新京报》发表的评论以及社论中都支持和赞同“醉驾入刑”, 由于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倾向, 也使得其很少发表对于“醉驾入刑”的反对意见。《法制日报》在“醉驾入刑”问题上显得更加中立, 通过辩论的方式将双方的意见都展示出来。对于“醉驾入刑”是否必要, 事实上是存在不少对立声音的, 《法制日报》相较于《新京报》, 在此问题上, 更多地传达了这样的质疑, 平衡了两种观点。

自“醉驾入刑”后的新法实施以后, 社会上仍然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方认为“醉驾入刑”的确起到了效果, 这一立法理念需要坚持。[9]不过, 反对的观点也不少。 (3)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2011年5月10日在重庆召开的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 要正确把握危险驾驶罪构成条件, 并非醉酒驾驶就一律构成刑事犯罪。这进一步证明, 当初对于“醉驾入刑”的不够慎重。 (4) 这带给我们的思考是“醉驾”立法化中媒体评论显得多了几分一劳永逸的“浪漫主义”色彩。虽然我们并不能期待一次立法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所以也就不能因此而苛求媒体一味去追求“立法”、“入刑”的倾向, 但是在“是非”尚无法作出明确判断, 媒体仅为得到立法的认可或者为了有意迎合自己的受众而导致观点表达的失衡, 甚至对不同的意见采取选择性的“忽视”, 这就违背了媒体客观、平衡的职业操守。美国全国社论撰稿人大会《基本准则声明》所言:“社论撰稿人应该意识到, 如果一些别的什么人也被给予言论自由的机会, 那其他公众会更为赞赏《第一修正案》的价值。所以, 应当给予不同观点表现自己的机会, 忠实地编辑以真实地反映各种见解。批评的对象——不管这种批评是一封信、一篇社论、一幅卡通画还是一篇署名专栏文章——尤其应当拥有作出回应的机会, 编辑应当固守报业辛迪加必须固守的这些规则。”[10]

参考文献

[1]黑格二.让地方严处酒驾难有突破[N].新京报, 2009-08-10.

[2]王琳.遏制醉驾须回到立法上来[N].新京报, 2009-10-03.

[3]社论.“危险驾驶”写入刑法确有必要[N].新京报, 2010-04-30.

[4]褚宸舸.增设危险驾驶罪的合理性与正当性[N].法制日报, 2010-05-05.

[5]游伟.慎重对待“醉驾”入罪[N].法制日报, 2010-08-31.

[6]张贵峰, 等.醉驾规定“情节恶劣”是不是画蛇添足?[N].法制日报, 2010-08-27.

[7]宋伟.酒驾者为何敢上路[N].人民日报, 2009-08-12.

[8]张明楷.危险驾驶罪及其与相关犯罪的关系[N].人民法院报, 2011-05-11.

[9]致远.“醉驾入刑”的立法理念值得效仿[J].中国人大, 2011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