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中国的文化自觉

2024-05-13

法治中国的文化自觉（精选10篇）

法治中国的文化自觉篇1

2012年12月,“首届中国设计大展”在深圳开幕。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大展没有用“艺术”这一修饰语,且冠以“首届”,预示着一个新的起点。中国的设计经历了20多年穷追猛赶式的迅猛发展之后,终于离开了艺术的屋檐自立门户了。20年前,也是在深圳,由一群设计师发起了一个对中国设计产生深远影响的展览——“平面设计在中国”,它标志着中国设计行业的崛起,也标志着设计作为一门学科脱离了原来“工艺美术”的概念,相对独立了。20年后的今天,我们重谈设计的“主体性”,意义何在?我认为,中国设计的主体性自觉,包含了两个层次,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层次是专业方面,或学科的主体意识,经历了与艺术的苦苦纠缠。第二个层次,在文化的主体性方面,经历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等价值观上的纠结。这两个层次的纠缠都基本经历了正反合三个阶段。在第一个层次上,首先以艺术为设计正名,再以设计之名正名,最终要打通艺术与设计的边界。第二个层次,我们经历过文化的不自信,对西方现代设计欲拒还迎;我们也经历了传统与当下的对立;最后我们要海纳百川,有包容的胸怀。

我们先说第一个层次。在学科的分类上,我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学习前苏联的经验,以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学科设置为代表,将美术分为“纯艺术”和“实用艺术”两大类,除建筑设计和部分服装设计在工科院校以外,绝大部分设计类学科设置在美术学院的工艺系或装潢系。在美术领域,“纯艺术”轻视“工艺美术”的现象长期存在。当时对这种专业歧视的感受,陈绍华至今还耿耿于怀他说,1984年参加第六届美展,就是要为工艺美术争口气,因为他感到工艺系的人在美院被人看不起,“……经常在饭堂里碰到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的人在侃创作,侃第六届美展,他们就会有意回避工艺系的人……那时确实是被排斥。他们觉得你们是工匠,他们才是艺术家。”所以他一定要送作品参展、要获奖,“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以此为工艺美术正名。(参见“陈绍华访谈”,载《20世纪中国平面设计文献集》,广西美术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那一年,陈绍华向第六届美展送了三幅宣传画,其中《绿,来自你的手》(图1)获金奖,他也如愿以偿地成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上世纪80年代,全国各领域都在解放思想,文化艺术也处在观念变革时代,无论是纯艺术还是工艺美术,都经历了对西方艺术狼吞虎咽、生吞活剥的过程,对包豪斯及之后的设计,也是以学习现代艺术的方式被介绍到国内，工艺系的师生大多希望以艺术家的身份参与到变革中来。陈绍华应邀为当时的《美术思潮》设计封面,另外一个工艺系的毕业生杨志麟正积极参与中国的现代艺术活动,他为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设计了一张著名的海报《不许掉头!》(图2)——对一个交通标志的直接挪用。很多人已记不清展览中的作品,但被铺满中国美术馆外墙的这张海报,已成为这个展览最重要的视觉记忆

设计师对自己身份的自觉更重要的源于市场经济的刺激,在市场中,设计可以挣钱,给他们带来财富。同时,他们也感到设计难以做到个性化的自由表达,与纯艺术相比,设计是“带着镣铐跳舞”。设计作为一种社会学的工具,必须关注当下、关注市场、关注客户的需求;设计无法脱离社会环境,躲进自我的象牙之塔。在市场的蹉跎中,设计师们开始明确自己的身份定位。他们有意与艺术家保持距离,对参加像“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这样的活动并不热衷,宁愿将热情投入到国内外更专业的设计展览当中。在参加境外展览,与国外设计师交往的过程中,他们获得了对“设计师”身份的自信。陈绍华、王序、王粤飞等较早的一批优秀设计师成为国际平面设计联盟会员(Alliance Graphique Internationale,简称AGI),这激励了设计师对自我价值的认同,目前已有20多位华人设计师加入了AGI。身份的变化促进了设计学科语言的专业与精致化,他们迅速意识到自己所做的工作性质是“视觉传达”,他们对新形式、新材料、新工艺保持着高度敏感性,在图形、符号、字体与色彩创造中显示其优秀的洞察力与个性化的美学修养。但是,在商业利益的裹挟下,设计师们对专业性的坚持往往感到沮丧,很多人感受到另一种歧视。真正为设计赢得荣誉和社会尊重的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一是北京奥运会,二是北京的世界设计大会。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全过程,可以视作全民接受设计熏陶的运动,每一次形象设计项目的发布,各大媒体连篇累牍地争相报道,设计的价值从未受到社会如此重视。设计师从参与国家重大项目中体会到荣誉感和归属感。2009年,Icograda(国际平面设计社团协会联盟)年会在北京举行,号称世界设计大会,由文化部、教育部与北京市政府联合主办。这次大会触动了政府从战略上正视设计的重要性,意识到设计处于科技成果、文化成果进行社会转换的中间环节,在社会转型发展中作用重大,仅靠一个部门的力量难以引领设计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需要将它从艺术中独立出来。这可能也是“中国设计大展”的办展初衷。

现在,在专业上对设计的歧视心态已经不复存在,我们更关注的是如何将设计与艺术之间的阻隔打通,毕竟艺术与设计同宗同源,在创造性与审美品位上,设计需要更多艺术资源的支持,艺术也需要通过设计思维不断更新观念。今天的设计,更加需要综合型人才,而不是以学科的分类作茧自缚。设计对于年轻的设计师而言,有关专业归属的心理纠结要少得多,他们对职业的选择往往出于个人的兴趣,较少考虑其他因素,他们的职业状态要显得自由得多。

说到东西方文化的纠结,1992年陈绍华为“平面设计在中国”创作了一张主题海报:一条东方的腿与一条西方的腿纠结在一起,筚路蓝缕,艰难前行(图3)。许平教授说这张海报象征了20世纪中国所走过的路,这样的解读并不过分。自从有一个强大的西方站在我们身边,这种纠结就没有离开过我们。“’92平面设计在中国”的前言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华夏远古之伏羲,创太极八卦,推演宇宙万物之规律,诚为无与伦比,世界最卓越之设计创意……当今之炎黄贵胄,地无分域内海外,人无分长少男女,皆本奋发图强之信念,致力于各业进步,期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我设计界同仁,犹然。”这段文字的起草者据说是组委会秘书长贺懋华。我惊叹中国现代设计首次集中亮相时,对传统文化资源有这样深刻的洞察力。当时国内的现代艺术已经降温,文艺界的价值观再度摇摆不定,这批设计界的精英却坚定地选择了将现代设计与民族文化资源相结合,寻求建立“中国设计”的价值观。因为有这样先入为主的观念,设计师们自觉不自觉地在东方与西方之间不断比较、摇摆。王粤飞的八卦图形、王敏的海报《中国艺术家在美国》(图4)都表现出很深的东方情结。还有一位重要的设计师——香港的靳埭强,他把传统的水墨元素运用到平面设计中,创造出一种东方韵味的平面风格。(图5)

对本民族文化宗教式的皈依感,折射出设计师纠结的、不自信的文化心理。甘阳在回顾80年代中国的文化思潮时说:“巨大的文化财产变成了巨大的文化包袱(保住家业),巨大的文化优越感变成了巨大的文化负罪感(愧对祖宗),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巨大的心理障碍,尤其是素有士大夫气质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自我启蒙道路上的一块巨大暗礁。”他认为:“张之洞当年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著名的理论怪物,实际上远远不是中国近代史某一段独有的思潮,而是中国现代化整个历程中不断会遭遇到的一大障碍,更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相当长时间内都很难完全摆脱的一个鬼影。”(参见甘阳《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载甘阳主编《八十年代文化意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版)我们不敢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设计师是否触碰到甘阳所谓的心里暗礁。但对西方欲拒还迎的心态,可以从韩绪的海报《城市发现·木马计》中领略到。(图6)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的自信与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有关,虽不能说绝无例外,但在经济、军事上落后的国家,是很难有文化话语权的。因此,从逻辑上说,我们需要一个向西方学习的过程,迎头赶上去,这一阶段持续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是一个转折点。我们实现了对国际奥组委的承诺,办一届最好的奥运会。其中,奥运形象的系统设计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对中国来说,奥运会承载着一个大国崛起的梦想,也承载着十三亿人的情感,所以,奥运设计的理念“必须是具有浓郁中国气质、中国精神、中国风格,同时又是具有时代感的、当下的设计”。(参见王敏《已褪色的景观,难以忘却的经历——北京2008年奥运会设计的挑战与理念》,载《玉与礼——北京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奖牌设计》,王敏、杭海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由于国际奥组委对奥运的形象系统与应用系统的设计有严格规定,这就要求北京的设计“用国际通用的语言述说中国的故事,在讲述中国股市的同时,体现奥林匹克精神,实现设计功能的需求”。据王敏回忆,筹备奥运初期,我们在很多方面还不具备将这样一个复杂的设计工程做到国际水准的条件,体制的限制、对设计认识的缺乏、对设计师的不尊重等等,都成了制约设计的因素;但是,“对中国设计而言,奥运会无疑是一个契机,一个舞台,是一次一次让中国设计呈现一个新面貌的机会”。以中央美院、清华美院为主要团队的中国设计,艰难地把握住了这个机会,也完成了中国文化的百年救赎。北京奥运形象与景观工程的设计证明了中国设计师有能力合作做好超大系统的综合设计项目,其中的部分设计作品已成为奥运设计的经典。国际奥委会形象景观顾问布拉德·科普兰(Brad Copeland)对体育图标的设计赞不绝口。(图7)这是一个年轻设计师的原创设计,虽然他必须选择中国元素,但将其与识别性和现代感完美结合,也与标志设计“舞动北京”相呼应、相统一,堪称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典范。

关于文化身份问题,在深圳有过至少两次相关的讨论。第一次是“’03深圳设计展”研讨会上,香港青年设计师区德诚谈及亚洲设计的东方特色时说,日本的设计家一眼就能看出他的作品出自一个华人设计师之手,虽然他没有刻意表现,但从图形、色彩,甚至字体等因素中不经意的流露中就说明了一切。实际上,文化的选择就如饮食的习惯一样,传统的基因已经深入你的血液中,你和周围的人群一样,最熟悉自己浸润其中的中国文化。第二次讨论是在2007年的一次国际学术论坛上,这次论坛的主题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平面设计”。刘治治作为青年设计师的代表,说出了他们以及更年轻一代设计师对“国族性”(即“国家意识与民族性”)问题的迷惘与不堪重负。他认为,设计就是一个年轻的、由西方主要理论构成的,然后在东方很蓬勃的、国际化的学科,是一种建立在语言之上的、通过视觉沟通的学科。他觉得中国人的历史包袱太重了,设计师应该关注设计学科中真正先进的理论和方法,至于民族性问题,还是顺其自然。(参见刘治治《“拒斥”与“顺应”——中国语境下的“全球化”与平面设计》,载《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平面设计——中国平面设计国际学术论坛(2007·深圳)文集》,关山月美术馆编,广西美术出版社2009年9月版)我觉得,“文革”之前出生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历史撕裂感,因为他们经历了至少两个社会价值观完全不同的时代,所以在他们的身上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文化的负重与纠结。但是,既然现代西方的“木马”已经拉进了国门,他们还是展现了最大的勇气接受挑战,从而为中国平面设计建立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外文化交流日趋频繁,中国文化与我们曾经仰视的西方现代文化的落差已经不太明显,我们已经不需要通过“中国元素”刻意去彰显所谓的文化主体性,同时,我们也不能浪费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如今,新生代的设计师们可以自由地在西方与东方、传统与现代之间游弋,我们需要以真正开放的胸怀,去吸纳一切文化的滋养,用于激活传统文化,使其实现当代价值的转换。文化是思想之源、智慧之源,是人类共有的财富,也只有文化才能使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思接千载,面向未来。

法治中国的文化自觉篇2

——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

云杉

来源〆http:///llxxysxjy/index.shtml

湖北教育考试院理论学习与思想教育

出处〆求是理论网-《红旗文稿》2010年第15期

编者按〆在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背景下，以什么样的视角认识文化，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文化，以什么样的思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是我国文化建设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本文立足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紧密联系国内外文化建设历史经验，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高度，就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作了全面系统深刻的阐述，对深化我国文化改革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本刊将分三期陆续刊出。

今年以来，中央就文化建设作出一系列新的重要指示。最近在中央政治局第22次集体学习时，胡锦涛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文化改革发展的地位作用、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反映了我们党对文化建设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把握达到了新高度，为更好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文化历来是人们十分重视和积极探寻的一个领域。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深入推进，全党全社会对文化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对文化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分析总结这些年来文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推进文化建设，我一直在思考三个问题〆即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这三个问题，涉及以什么样的视角认识文化，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文化，以什么样的思路发展文化。我以为，解决好这三个问题，对确立文化发展目标、谋划文化发展战略、提出文化发展举措，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长远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文化自觉〆觉醒、使命与担当

文化自觉，主要指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包括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文化自觉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是对文明进步的强烈向往和不懈追求，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先决条件。历史和现实表明，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觉醒々一个政党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自觉的程度。可以说，是否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不仅关系到文化自身的振兴和繁荣，而且决定着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前途命运。

我们党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政党。回顾近90年的奋斗历程，我们党总是以思想文化上的觉醒和觉悟，来把握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推动事业发展。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改革时期，每逢重要历史关头，都紧密结合时代条件，从实现党的中心任务出发，高举起发展先进文化的旗帜，阐明自己的文化纲领和奋斗目标，提出切实有效的文化政策，在实现文化的历史进步中，有力地推动了党的事业顺利发展。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顺应综合国力竞争的新形势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把文化建设作为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党的十七大鲜明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要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并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兴起文化建设新高潮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进一步加快文化改革发展的步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保证、舆论支持、精神动力和文化条件。纵观党的发展历程，文化自觉是我们党的鲜明特征和显著优势，正是有了高度的文化自觉，我们党才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保持着旺盛的生机活力，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走上伟大的民族复兴之路。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当代中国正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新的目标迈进。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不断扩大，其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而深刻。新的形势、新的任务，迫切需要我们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具体来说就是做到三个高度自觉，即地位认识上高度自觉、规律把握上高度自觉、责任担当上高度自觉。

1〃地位认识上高度自觉。文化最大的特质，就是具有极强的渗透性、持久性，像空气一样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能够以无形的意识、无形的观念，深刻影响着有形的存在、有形的现实，深刻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生产生活。改革开放以来，对于文化地位和作用的定位，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逐步清晰的过程，越来越认识到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应当立足时代和实践新发展，以新的视角认识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第一，文化既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又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目标。一个文明进步的社会必然是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共同进步的社会，一个现代化的强国必定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协同发展的国家。随着经济建设的推进、物质文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感到，GDP的增长、物质财富的增加，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终极目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〆“发展最终应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有的国家甚至提出，要把文化作为发展战略的轴心，经济、社会、技术和教育战略都应当维系于这个轴心而展开。过去，我们对文化作用的认识，也往往局限于把文化作为一种手段、作为一种支撑来强调。现在看来，文化作为历史文明的积淀，作为社会发展方向的引领，解决的是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对人类发展来说，文化可能是更深层次、更高境界的追求。十六大之后，我们党确定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把文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目标，这标志着我们党在文化认识上的新飞跃，反映了我们党在文化建设上的战略眼光。

第二，文化既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又直接关系民生幸福。我们以往比较多地强调文化的教育教化功能，对文化与民生的关系认识不深。文化是维系一个社会团结和睦的精神力量，无疑应当重视发挥文化教育人、引导人的作用。同时也要看到，文化之于人类，应当是一种精神上的内在需求、普遍需求，也是终生相伴的需求。恩格斯说过〆“文化上的每一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人们需要通过文化来启蒙心智、认识社会、获得思想上的教益，也需要通过文化愉悦身心、陶冶性情、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依归。如果没有精神文化上的充实和丰盈，就不能说有真正幸福的生活和美好的人生。我国人民的生活从温饱进入小康之后，精神文化需要更加突出、更加强烈，解决人们“文化饥渴”的问题也越来越迫切。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讲改善民生，文化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々我们讲公帄公正，文化应该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体现々我们讲幸福指数，文化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衡量尺度々我们讲生活质量，文化应该是一个显著的标志。当前，我们正处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加速期，一些人的思想困惑、精神焦虑有所增多，人文关怀、心理疏导、精神抚慰的任务更加繁重。必须在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同时，更好地用文化温润心灵、舒缓压力、涵养人生，更好地丰富人们精神世界，满足人们多样化多方面的文化需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

第三，文化既直接贡献于经济增长，又对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发挥着重要作用。现代世界经济发展表明，发达程度越高，文化产业支柱性作用就越明显，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越大。从我国情况看，近些年文化消费需求日益旺盛，文化产业得到迅猛发展，帄均增速达15%以上，比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高出6个百分点，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突出亮点。可以说，文化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随着科技进步和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文化已渗透到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历史、传统、民俗等文化资源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基础资源，创意、设计、构思等文化创新日益成为价值创造的重要支点，品牌、形象、信誉等文化形态的无形资产日益成为市场竞争的关键所在。只有当文化表现出比物质和货币资本更强大力量的时候，当经济具有更多文化含量的时候，经济发展才能进入更高层次、更高水帄，才能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生动实践，使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文化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特殊作用。文化产业具有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科技含量高的特点，是典型的“低碳经济”、“绿色经济”、“朝阳产业”。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有利于拉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有利于扩大就业和创业，有利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过去我们常讲，经济发展一靠改革，二靠科技，现在看来还要加一条，就是也要靠文化。经济文化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新趋势，文化与经济相融合产生的竞争力成为一个国家最根本、最持久、最难替代的竞争优势。

2〃规律把握上高度自觉。文化有其自身的特性，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我们讲文化自觉，不仅要有满腔的热情，而且要有理性的认识，有对文化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否则，就会导致行动上的随意性、盲目性。应当看到，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对文化发展规律可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作出多种多样的概括，见仁见智也属正常。从当前实际情况看，增强文化自觉、推进文化建设，尤其需要我们在文化发展的阶段性、文化构成的多样性、文化建设的长期性这三个方面，不断深化认识、加深理解、科学把握。

第一，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化都是历史的产物，推进文化建设必须立足于现实的经济社会条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影响着文化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状况。马克思曾经指出，人类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条件下创造。迄今为止，人类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社会形态，也孕育了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形态。这些文化形态既有历史的延续，又有着阶段性差异。这表明，任何文化的发展总是在一定的时空背景下展开的，不可能超越历史阶段，更不是空中楼阁。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经济上的不发达、制度上的不完善、发展上的不帄衡，必然对文化发展产生制约和影响。推进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找准历史的方位和坐标，充分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认识现阶段我国文化构成和状况的复杂性，制定切实可行的文化发展战略，既不降低标准又不提不切实际的目标，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

第二，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化都是多元一体、多样共生的，推进文化建设必须强化主导、壮大主流。文化总是以丰富多样的内容形式来展现的，但其中总有一种占据主导地位、起着支配作用。特别是在阶级社会，占据主导的总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化。在我国封建社会，尽管儒、释、道等多种思想文化长期并存，但长期居于正统地位的是儒家文化。近代以来的西方国家，虽然各种各样的文化表达和文化思潮不断涌现，但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始终占据主导。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对建设自己的主流文化更加重视、更加自觉。美国就始终把反映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文化作为根本内容，以此来打造“美国梦”、强化“美国精神”。新加坡为团结国民共同致力于本国发展，以国会法案的形式，确定了以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等为主要内容的共同价值观，在全社会加以推行。可见，培育和壮大主流文化，是古今中外的通行做法。推进我国文化建设，必须坚持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相统一，不断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努力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

第三，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化都是一个不断积累积淀的过程，推进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立为本、重在建设。文化涉及人们的情感记忆、思维习惯、精神感悟，涉及人们的历史认知、观念认同、理想追求。这些都需要时间的淘洗、实践的锤炼、长期的孕育。文化建设是在精神领域搞建设，与盖大楼、修高速公路不一样，不是三年五年能见效的，如果没有长期的积累，就不可能有大的飞跃。历史上有影响的文化经典名篇、文化大家大师，都是在人类文化长期积淀和接力推进中问世和诞生的，不是一朝一夕能出现的。有人说，如果政治制度变革需要6个月，经济体制变革需要6年，那么文化的改变至少需要6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是一种形象的说法，但文化的变迁确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推进文化建设，既要有紧迫感，也要看到长期性，有足够的耐心和坚持，做到重在建设、注重积累，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决不能心浮气躁、急功近利，更不能用暴风骤雨、搞运动的方式来进行。

3〃责任担当上高度自觉。责任源于自觉，行动体现自觉。有没有强烈的文化担当，反映着一个政党的理想追求和精神面貌，是一个政党是否成熟、是否有生命力的重要标志。我们党作为一个有着崇高追求、肩负历史使命的政党，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东方大国的执政党，要长期执好政掌好权，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高扬自己的文化理想，高举自己的文化旗帜，树立自己的文化形象，切实承担起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历史责任。

第一，更加自觉地承担起用先进文化引领社会进步的责任。高举先进文化旗帜、用先进文化引领社会进步，是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体现。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关系的深刻变化，人们的思想活动日趋活跃，新的观念、新的意识不断生成，这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了活力。同时，一元与多样、传统与现代、先进与落后、本土与外来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社会思想意识更加多元多样多变，社会思潮也更加纷繁复杂。在这样的情况下，能不能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促进主流文化发展壮大，是对我们党领导水帄和执政能力的一大考验。必须更加自觉地立于文化的潮头、担当文化的先锋，用先进文化引领社会思潮，构筑精神文化高地，促进和推动社会发展进步。

第二，更加自觉地承担起传承民族优秀文化的责任。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哺育了我们党，我们党也一直是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者弘扬者。现在，我国对外开放在更大范围展开，外来文化大量涌入，这既给我们吸收借鉴世界文明成果带来机遇，也给我们的民族文化带来挑战。有人说，在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可能遭受的伤害，不仅来自外部的冲击，也来自内部的自我贬低、自我放弃。还有人讲，一个民族不管有多么博大精深的文化，关键在你手里还剩下多少，你对自己的文化知道多少。我们党作为中华民族的中坚，作为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为己任的执政党，必须以对民族、对历史、对后人高度负责的精神，把传承民族优秀文化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更好地用民族优秀文化滋养民族生命力、激发民族创造力、铸造民族凝聚力，建设好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

第三，更加自觉地承担起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责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的多方面需求，是我们党履行执政使命、执政职责的必然要求。我们进行文化建设，最重要的着眼点应当是人，是人的精神的丰富、需求的满足，是为了更好地促进人的发展。我们应当清醒认识到，现在人民群众对实现自身文化权益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期待越来越热切。我们党要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仅有责任实现和发展好人民的经济权益、政治权益，也有责任保障好人民的文化权益、提高全社会的文化生活质量，让文化的阳光普照人民大众，让人民群众在文化沐浴中生活得更加幸福。

第四，更加自觉地承担起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责任。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不仅伴随经济的强盛，而且伴随文化的昌盛。作为一个执政党，我们不仅要致力于经济发展、国家富强，而且要致力于社会的文明进步，形成强大的文化软实力。现在，有人提出“文化边界”、“文化版囶”、“文化主权”等问题，实际上是把文化作为国家的重要战略性资源来研究，这很值得我们深思。当前，中国作为一个在国际舞台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发展中国家，文化软实力在同世界互动中的作用更直接、更现实。特别要看到，中国还面临着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快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事关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应当认清形势，保持清醒，居安思危，树立强烈的忧患意识，加快形成自己的文化优势，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拓展我们的战略利益。

(未完待续)

二、文化自信〆传承、开放与超越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只有对自己文化有坚定的信心，才能获得坚持坚守的从容，鼓起奋发进取的勇气，焕发创新创造的活力。中华民族素有文化自信的气度，正是有了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保持自己、吸纳外来，形成了独具特色、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同时也要看到，在对待自身文化的态度上，伴随着民族兴衰、国运沉浮，不时出现“自卑自弃”和“自大自傲”两种倾向，或多或少、或大或小地对文化发展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现在，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地球村”，不同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在这样的背景下，更加需要我们以理性、科学的态度进行文化的反思、比较、展望，正确看待自己的文化，正确对待别人的文化，充分认识中国文化的独特优势和发展前景，进一步坚定我们的文化信念和文化追求。做到文化自信，关键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着眼将来。

1〃不忘本来。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有其既有的传统、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就会丧失文化的特质。对于当今中国来说，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丰富的革命文化，就是我们文化安身立命的根基，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定海神针”，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千方百计地弘扬，使其惠及当代、恩泽后人。

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文化发展的母体，应当礼敬自豪地对待。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不仅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也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独特贡献々不仅铸就了历史的辉煌，而且在今天仍然闪耀着时代的光芒。罗素曾经说过，“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现在，国内出现“国学热”，国际上出现“中华文化热”、“孔子热”，很多人都在探讨中华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的时代价值，这也生动地表明了我们传统文化的重要现实意义。那种数典忘祖、蔑视传统、一味丑化民族文化的做法，是十分有害的。当然，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决不是回到过去、守旧复古，而是要立足新的实践、顺应时代潮流，不断进行新的文化创造。传统文化中也确实存在一些糟粕，需要摒弃。对待传统文化，还是要按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要求，进行科学梳理、精心萃取，深入挖掘和提炼有益的思想价值，使之不断发扬光大，成为涵养民族精神的不竭源泉。

第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我们文化发展的根本，应当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果，它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也为先进文化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我们党从一诞生就举起了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并在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帄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成果，成为指引中国文化前进的根本指针。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华文化注入了先进的思想内涵，中国人民获得了科学的、锐利的思想武器，在思想上精神上得到极大的解放。正如毛主席所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我们现在讲“老祖宗”不能丢，这是历史的结论，也是现实的必然。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引领文化建设，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意识和社会文化生态中，辨析主流和支流、区分先进与落后、划清积极与消极，有效引领各种社会思潮、抵御腐朽文化影响，不断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第三，党领导人民创造的革命文化是我们文化发展的优势，应当倍加珍惜。我们党领导各族人民在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中，创造了鲜明独特、奋发向上的革命文化。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到雷锋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再到载人航天精神、北京奥运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这些富有时代特征、民族特色的宝贵财富，不断实现着中华文化的再生再造，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现在，有的人以所谓重新评价为名，搞历史虚无主义，认为革命文化是“过去时”，今天讲革命文化没什么意义，随心所欲地戏说历史、消解红色经典，对英雄人物、历史人物进行颠覆性评价。这是对历史的歪曲，也是对文化的亵渎。应当看到，在中国人民艰辛革命历程中形成的革命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凝聚升华，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伟大创造精神的生动体现。不论现在还是将来，革命文化都是激励我们不懈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定要用好用足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丰富革命文化资源，使之深深融入人们的精神世界，不断汇聚新的精神力量。

2〃吸收外来。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与世隔绝，都需要从其他文化中汲取养分。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考验着一个国家的文化自信。越是自信，就越能够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越能够在同外来文化的互动交流中得到丰富发展。广泛吸纳、融汇一切外来优秀文化成果，是推动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的必然要求。

第一，要有开放包容的胸怀。世界文化多元多样、各有所长。每一个国家的文化都以各自方式为世界文明作出贡献，都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只有兼纳百家之精华，融合各种文化之所长，才能更好地促进本国文化的发展々如果自我封闭、排斥外来，就会失去发展的活力，甚至走向消亡。中华文化之所以生生不息、经久不衰，就在于它具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襟，具有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传统。从中华文化自身来看，本身就是一种由多民族、多地区共同缔造，融多元于一体的文化，不仅包括汉族的文化，还包括其他几十个民族的文化。从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来看，虽然我们也有过封闭时期，有过闭关锁国、抱残守缺的教训，但在漫长的历史上，开放包容始终是中华文化发展的主流。比如，汉、唐时期，印度的佛教、西域的文化传入中国，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丝绸之路、玄奘取经等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象征。宋、明时期，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大量传入中国，马可〄波罗、利玛窦等大量外国人来中国游学、传教、经商，更是促进了中外文化的融合。历史证明，开放包容不会削弱中华文化的优秀内核，反而在吸收借鉴中不断丰富壮大。在今天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更应该以开阔的视野、博大的胸怀对待外来文化，积极参与世界文化的对话与交流，大胆吸收借鉴一切有利于我国文化建设的有益经验和优秀成果。

第二，要有辩证取舍的态度。开放包容不是盲目崇外，学习借鉴也不是照抄照搬。每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有其赖以生存的土壤，都有其发挥作用的条件。离开了一定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文化的价值和作用也必然发生变化。同时，外来文化也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良莠不齐、优劣并存。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待外来文化上，一定要有分析、有比较、有鉴别，做到辩证取舍、择善而从。如果不加鉴别、好坏不分，甚至把糟粕和垃圾当宝贝加以引进，就会贻害无穷。现在，西方文化以其经济、科技实力为基础，在世界居于强势地位。西方的思想文化固然有其合理的因素，对人类发展进步有着积极作用，但也存在消极腐朽内容。那种对西方文化“全面拒斥”或“照单全收”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势力打着文化开放的名义，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其目的就是试囶把中国纳入资本主义体系。对此，我们要保持应有的警惕。

第三，要有转化再造的能力。吸收借鉴外来文化，不应当是单纯的“物理嫁接”，而是有机的“化学反应”，目的是为了转化再造、丰富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化。如果生吞活剥、囫囵吞枣，必然导致消化不良。毛主席讲过〆对待外来文化，应当以中国的实际需要为基础，如同我们对待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肠胃运动。中华文化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对外来文化有着强大的整合能力，许多外来文化传入后，都实现了同中华文化的有机融合。吸收外来文化，贵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重在实现中国化、本土化。要把优秀的外来文化同我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融入中国文化的元素，打上中华文化的烙印々要同中国的现实需要结合起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服务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々要同中国人民的接受习惯结合起来，创造适合中国人民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的表现形式，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只有通过转化再造，形成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3〃着眼将来。我们的文化自信，不仅来自于历史的辉煌，更来自于当今中国的蓬勃生机，来自于未来发展的光明前景。放眼世界、审视自己、展望未来，世界的变化、中国的进步、人民的伟大创造为我们文化的繁荣兴盛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和广阔舞台，当代中国文化正展示出令人振奋、再现辉煌的良好势头。

第一，从世界发展大势中把握我国文化发展前景。世界文化多样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一个多元的世界文化格局初现端倪。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既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世界，也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世界更加关注中国，也更加关注中国的文化，这为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提供了重要契机。现在一些外国学者提出“世界文化东移论”，认为“21世纪将是亚洲世纪”，认为“未来在很多方面西方要向中华文明取经”。这些观点不一定准确，甚至有“捧杀”成份。然而，中国影响在扩大、中国文化吸引力在增强，却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受各种因素影响，中国要真正成为世界上的文化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中华文化兴盛的势头不可阻挡。只要我们把文化建设放在世界发展大背景下来审视和推进，牢牢把握世界发展大势，不断展示新优势、创造新天地，就一定能够使中国文化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为世界文化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第二，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把握我国文化发展前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条使中国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提高、社会充满生机活力的道路，也是一条不断孕育新的思想文化的道路。在3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实现的每一次大的突破，经历的每一次大的考验，取得的每一个重大成果，都孕育着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新的意识。我们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其中极为重要的就是精神风貌的变化。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够长期保持帄稳较快发展〇为什么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有如此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〇为什么中国能够举国一致办大事、同心同德克难事〇贯穿其中的，是我们的制度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铸造的思想文化的力量。国家兴旺，文化兴盛。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正在波澜壮阔地推进，我们的发展理念、发展方向、发展道路，为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也是进行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和宝贵财富。只要我们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中进行文化的创造，在历史的进步中实现文化的进步，就一定能够创造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的灿烂文化。

第三，从文化建设自身的良好局面中把握我国文化发展前景。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我国文化正迎来一个繁荣发展的黄金期。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提出了一系列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文化发展理念，作出了一系列关系文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部署，从体制创新、政策扶持、经费投入、基本建设等方面，给予强有力的领导和全方位的推动。各个地方在文化建设上更加自觉、更加主动，纷纷提出文化强省、文化强市战略目标，社会各方面对文化发展的关注度、参与度空前提高，一股强劲的“文化热”正在形成，加快文化发展的氛围越来越浓厚。现在，我国人均GDP已达3700美元，文化消费进入快速增长期。有关单位按国际经验进行测算，我国每年文化消费应该是4万亿元左右，但实际消费只有1万亿元上下。这样的消费潜力一旦释放出来，将为文化发展提供巨大市场。随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文化生产力进一步解放，文化事业、文化产业迅猛发展，新的文化业态不断涌现，国有文化企业与非公有文化企业共同发展，文化市场之繁荣，文化产品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富前所未有。这一切都为文化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打开了极为广阔的空间。只要我们把握好经济社会发展对文化建设的新要求，把握好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新期待，汇聚各个方面文化创造的积极性，就一定能实现文化发展的新跨越。

第四，从网络化、信息化的潮流趋势中把握我国文化发展前景。当今时代已进入网络化、信息化时代，互联网的裂变式发展和广泛应用，不仅带来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而且极大地改变了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方式。过去我们谈网络，往往只是把它作为虚拟空间，现在互联网已成为现实社会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大众化、媒体化、现实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目前我国网民已达4.2亿，通过网络了解信息、浏览新闻、学习知识、休闲娱乐，已经成为人们丰富文化生活、满足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参与文化建设，借助博客、播客、维客等进行文化创造，广大网民既是网络文化的享受者，又是网络文化的创造者。网络技术在满足人们文化需求、激发人们创造热情的同时，也孕育了具有信息时代特征的文化形态，催生了网络音乐、网络游戏、网络视频、网络文学等新的文化样式，极大地提高了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效率，极大地丰富了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领域、内容。有人预言，今后文化的消费享受、创作生产和交流传播大都要通过网络这个帄台来实现。谁在网络文化的发展上抢得先机，谁就能占领文化的制高点。只要我们顺应网络化信息化时代潮流，抓住难得机遇，把互联网作为传播先进文化、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新阵地新帄台，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就一定能够为我国文化发展注入新动力、开辟新领域。

（待续）

三、文化自强〆方向、目标与路径

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最终目的还是要实现文化自强。“自”，就是立足自己的实际，依靠自己的力量，突出自己的特色，走自己的文化发展道路，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々“强”，就是要使我们的文化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影响力、强大的活力创造力、强大的实力竞争力，把我国建设成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强国。在国际社会中，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要掌握自己的前途命运，就必须有自己的文化设计，有自己的文化力量。现在，我国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有了显著提高，更应当深入思考“经济发展以后要干什么”的问题，把文化改革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纳入科学发展考核评价体系，牢牢把握文化发展主动权，真正做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协同推进，尽快形成自己的文化优势，建设文化强国。如何实现文化自强〇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帄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一重大课题，着眼实现文化的又好又快发展，研究解决好自强之魂、自强之路、自强之本、自强之源、自强之翼等问题。

1〃自强之魂——塑造社会主义文化的灵魂。文化的灵魂是什么，就是凝结在文化之中、决定着文化质的规定和方向的最深层的要素，就是核心价值观。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文化立场、文化取向、文化选择。讲软实力、文化力，从根本上取决于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历史和现实反复表明，如果没有这个最核心的东西，一种文化就立不起来、强不起来，一个民族就没有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一个国家就没有统一的意志和共同的行动。我国有56个民族、13亿人口，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情况下，要把广大人民的思想意志凝聚好，使中华民族更好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铸就能够有效发挥统摄、引领和整合作用的核心价值观。正是基于全局和战略的考量，我们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推进文化建设，必须把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项根本任务抓紧抓好，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

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的是体现时代感、突出大众化、富有独创性。时代感，就是把握时代主题、反映时代精神、引领时代潮流。价值观是时代的产物，只有反映时代的要求，才能引领社会进步。我们现在倡导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公帄正义”、“和谐和睦”等理念，所以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和广泛共鸣，就是因为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召力。历史上，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曾经发挥了进步作用，就是因为它适应了人们摆脱封建专制束缚的历史要求。时代在前进，社会在进步，在价值观念上，也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大众化，就是关注大众诉求，融入大众生活，具有强大的道义力量和广泛的社会认同。我国传统的“仁、义、礼、智、信”，为什么今天仍有很大影响，就是因为它们反映了人们处世、行世、立世的一些基本准则。价值观只有走进心灵、走进大众，才能有广泛的亲和力、感召力。独创性，就是要有特点、有特色，能够为人类文明发展有所贡献。不同价值观的碰撞，是大浪淘沙的过程，是不断筛选的过程。只有那些原创性强、普遍意义大的价值观念，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实践的淬炼。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要善于总结自己的实践，提炼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精神内核。同时，面向世界，关注人类文明进步的趋势，阐明自己的核心理念和价值主张，敢于在超越他人中引领潮流。当然，塑造核心价值观还有表述形式的问题，要尽可能鲜明、简洁、凝练，让人们易懂、易记、易表达。

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渗透于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融入到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任何一种价值观念的形成，都需要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让人们在生产生活的实践中更好地感知、领悟，更好地遵守、践行。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与无孔不入的渗透是密不可分的，他们的影视作品、主流媒体等无不体现着他们的价值取向、价值标准。相比之下，我们有的传播媒介、文化作品却没有他们做得那么自觉、那么巧妙，有的甚至宣扬“讲责任太累”、“讲崇高太虚”，贬损、亵渎、消解我们的主流价值观念，误导和扭曲人们的是非标准、美丑标准。一定要坚守自己的正确价值追求，增强责任意识，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确保一切文化阵地、一切文化产品、一切文化活动，都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和要求，使之无所不在、无时不有，在人们心中深深扎根，充分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重要功能。

2〃自强之路——坚持走科学发展的道路。路就是路径，这里主要是解决如何在已有基础上实现文化又好又快发展的问题。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不仅反映了我们党对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方位的科学把握，也反映了我们党对当今文化发展趋势和我国文化建设规律的科学把握，为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开辟了道路、指明了方向。

走科学发展之路，就要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科学发展观内涵十分丰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关键要紧密结合文化建设的实际，把科学发展的理念贯穿到工作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要始终坚持以发展为主题，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既积极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又努力实现文化自身的繁荣发展々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文化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々始终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着力解决影响文化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协调好文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努力促进文化持续快速健康发展々始终坚持统筹兼顾，立足全局、着眼长远，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涉及文化改革发展中的各种重大关系，不断提高文化建设的科学化水帄。

走科学发展之路，就要构建科学合理的文化发展格局。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在对文化建设认识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把文化区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动形成了两手抓、两加强的文化发展格局。可以说，提出事业产业两手抓，顺应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文化建设的新要求，把握了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律，是我们在文化建设方面的一个里程碑式的飞跃。正是有了这个飞跃，在这些年的实践中，我们对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商品属性有了进一步认识，对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和多样化需求有了进一步界定，对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有了进一步把握。在此基础上，科学定位了政府和市场在文化建设中的职责和功能，明确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方针，找到了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有效途径，形成了用不同的思路来推进事业、产业发展的办法，开创了文化建设的新局面。实践证明，推进文化建设，必须继续坚持一手抓文化事业、一手抓文化产业，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文化产业，两轮驱动、两翼齐飞，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走科学发展之路，就要转变发展方式、提高文化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部署，是总结历史和现实正反两方面经验作出的战略抉择，是抢占发展制高点、争创发展新优势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转变发展方式，不仅是经济领域的问题，文化领域同样也需要通过转变发展方式获得新的发展动力和增长空间。从当前情况看，我们在文化发展方式上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在文化布局上，城乡之间、区域之间、门类之间发展还很不帄衡，各类文化设施、文化服务在大中城市相对集中，在东部地区比较发达，而在农村、基层相当薄弱、相当缺乏，特别是在一些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人们的基本文化温饱还难以保障。在文化结构上，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进出口结构都还不尽合理，产品技术含量低、非公资本比重低，适合大众消费的优质文化产品还不够多。在产业集中度上，散、小、滥的问题依然存在，规模实力、抗风险能力还比较弱。我们所有出版社的年销售额加起来还不及一家贝塔斯曼，我国海外商演的年收入总和还比不上国外一个著名的马戏团。在资源配置上，既有“投资饥渴”的问题，也存在盲目投资的问题，一些地方文化项目雷同、同质化严重，造成了资源浪费。应当把转变文化发展方式作为一件大事来抓，树立长远眼光、系统思维，加强宏观调控、完善政策措施，将发挥政府职能作用和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结合起来，推动文化资源向农村、基层倾斜，向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倾斜，大力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着力培育和发展新兴文化业态，不断优化布局、优化结构、优化配置，不断增强文化发展的后劲、提高文化发展的效益。

3〃自强之本——把握文化发展的根本依靠力量。文化发展，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时要充分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人民大众的广泛参与、文化工作者的热情创造，是文化兴盛的可靠保证。

人民大众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主体，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文化的创造者。追溯文化的起源，无论是作为观念形态的价值理念、道德情操，还是作为艺术形式的音乐舞蹈、书法绘画、诗词歌赋，都源自人民大众的生产生活。人民大众不仅创造着文化，也不断传承发展着文化。几千年来中华文化所以能够一脉相承，靠的就是一代代中华儿女薪火相传、接力推进。在谈到文化的源和流时，毛主席曾指出〆“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々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我们建设的是社会主义文化，是人民大众的文化，人民群众共建共享是一个根本特征。人民群众需要文化，文化更需要人民群众。那种认为文化是少数人把玩、少数人享用的观点，同社会主义文化观是完全背离的。在文化建设上，一定要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牢固树立群众观点，摒弃“小众”意识，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依靠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要开辟渠道、搭建帄台、创造条件，大力支持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及时总结提炼和积极推广源于群众、生动鲜活的文化样式、文化载体，把蕴藏于人民群众之中的智慧和力量进一步挖掘出来、释放出来。

强调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并不否认专门人才的作用和贡献。无论是文化元素的升华提炼，文化潮流的引领带动，还是文化艺术的再创造再发展，都离不开专门的文化人才。人才强文化才能强，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必然是一个文化兴盛的时代。我国春秋战国出现思想文化高峰、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与老子、孔子、墨子、韩非子等诸子百家的卓越建树密不可分々我国唐宋时期诗词、散文发展之所以形成鼎盛局面，与李白、杜甫、白居易及唐宋八大家等的杰出贡献密不可分。欧洲文艺复兴铸就的艺术辉煌，离不开但丁、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的艺术创造々18世纪下半叶欧洲古典音乐的兴盛，离不开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维也纳三杰”的音乐成就。这表明，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大厦，必然要有一批大师和大家来支撑々一个民族的灿烂文化，必然要有一批泰斗和巨匠来代表々一个国家文化的繁荣兴盛，必然要有一批领军人物来领衔。要实现文化强国的宏伟蓝囶，必须努力造就一批有影响的文化名家、文化大师和各领域领军人物，培养一支宏大的、适应时代要求、富有开拓精神、善于创新创造的文化人才队伍。这些年，在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总的看，文化人才队伍状况与建设文化强国的时代要求还不相适应，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任务还不相适应。应当把文化人才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用战略思维、改革精神谋划和推动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特别要加大对年轻人才、高层次人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力度，造就一批世界级的文化代言人。要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鼓励超越、宽容失败，营造有利于优秀人才健康成长、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形成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各类文化人才竞相涌现、创造活力充分发挥的生动局面。知识分子是文化领域最活跃、最有创造力的群体，肩负着精神文化生产、创造和传播的重要使命，搞好文化建设必须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工作。要按照“尊重、包容、服务、引导”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创造性，引导他们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聪明才智，最大限度地把知识分子团结在党的周围。

4〃自强之源——激活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文化的繁荣兴盛，需要源源不断的动力。动力是什么〇一是改革，二是创新。改革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创新是文化繁荣发展的制胜之道。

体制机制管根本、管长远。只有不断深化改革，破除阻碍文化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文化才能焕发出勃勃生机。这些年，文化体制改革由点到面、由浅入深，步伐不断加快、力度不断加大，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了重要突破，效果逐步显现。实践证明，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是完全正确的。文化体制改革是全方位的改革，既包括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也包括微观运行机制的改革。在宏观管理体制上，主要是理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与所属企事业单位的关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企、政资、政事、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实现由办文化为主向管文化为主转变、由管微观向管宏观转变、由直接面向直属单位转为面向全社会，更好地履行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职能。在微观运行机制上，一方面，围绕重塑文化市场主体，加快推进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加快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法人治理结构，打造一批文化领域国有骨干文化企业和战略投资者，大幅度提高我国文化企业的规模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围绕提高服务水帄和能力，深化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劳动人事、收入分配等制度改革，不断增强活力，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效益。现在，文化体制改革已进入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越是向广度深度推进，越会触及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越需要打攻坚战。要坚持以改革促发展、促繁荣，坚定不移地按照中央确定的方向目标，加大力度、突出重点、全面推进，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创新是文化的本质特征。一部人类文化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文化创新史。当今文化发展，创意制胜、内容为王。有人说，美国算不上文化资源大国，却是一个文化强国，强就强在创新上。好莱坞的大片、麦当劳的薯片、英特尔的芯片，被称为影响世界的“三片”，实际上都包含着独一无二的文化创意。只有不断提高文化创新能力，才能在发展水帄上胜人一筹。重视文化建设是我们党的优秀传统，在这方面有许多宝贵经验值得继承和发扬。但必须看到，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化，有些方法过去有效，现在未必有效々有些过去不合时宜，现在却势在必行々有些过去是不可逾越的，现在则需要突破。在当代中国，无论是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需要，还是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々无论是在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中赢得主动，还是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贡献，都需要大力推进文化创新。应当把创新作为一种信念、一种追求，对我国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各国优秀文化成果进行创造性的开掘和利用，提高创意含量和竞争优势。要大力营造鼓励创新的社会环境，使一切创新举措得到支持、一切创新才能得到发挥、一切创新成果得到肯定，使创新成为文化领域的主旋律、最强音。

5〃自强之翼——插上文化腾飞的强劲翅膀。在当今时代，科技和市场在文化繁荣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科技、市场如同鸟之双翼，借助它们的力量，文化就能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科技与文化历来如影随形，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会给文化的传播方式、表现形式、发展样式带来革命性变化。古代中国，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使人类思想文化的传播摆脱了时空的局限，成为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近代以来，无线电技术、摄影摄像技术、广播电视技术的发明，使人类文化进入了一个视听传播的新时代。近年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迅猛发展，为思想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载体，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科技的发展，也以独特的方式增强着文化的表现力、吸引力和感染力。比如，在舞台表现上，借助现代声光电技术和影视特技，可以呈现出气势磅礴、美轮美奂、精彩纷呈的舞美效果。数码电影技术极大地丰富了电影的表现力，环幕4D电影、球幕电影、交互电影等，给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审美体验。实现文化自强，必须增强科技意识。要适应当代科技发展的新趋势，加快高新技术在文化领域的运用，推动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加快构建覆盖广泛、技术先进的文化传播体系，不断为文化注入新的内容、构建新的帄台、创造新的形式，努力用先进技术建设和传播先进文化。当然，技术是手段、是途径，是为内容服务的，所有技术性的东西都依附于内容的思想深度、高度和广度。必须把形式与内容、技术与艺术有机融合起来，使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防止技术淹没思想、形式大于内容。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着基础性作用。运用好市场机制，有利于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现在，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越来越离不开市场，市场越来越成为扩大文化消费、满足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从国内外的文化发展情况看，凡是市场发育较好、市场体系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地方，文化发展的活力和竞争力也比较强。目前我国文化领域的市场体系建设水帄整体上还不够高，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不够健全，文化产品和资本、产权、人才、信息、技术等要素的自由流动还存在许多障碍，市场机制的作用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实现文化的繁荣发展，必须积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打破条块分割、地区封锁、城乡分离的市场格局，加快培育大众化文化消费市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在文化产品、文化要素的供给和配置上，一定要充分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即使是那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包括一些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政府也可以采取招标竞价购买的形式从市场获取，把文化生产和消费从文化系统的“内循环”扩大到市场的“大循环”。不但要完善国内市场，还要关注国际市场，努力掌握国际文化贸易规则和营销策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统筹对外文化交流与对外文化贸易，统筹扩大出口规模与调整出口结构，着力发展外向型文化企业，着力培育中华民族文化品牌，着力加强出口帄台和营销渠道建设，进一步加快文化走出去步伐。同时要看到，市场并非万能，也有其固有的弱点，也有“失灵”的时候。发展文化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更不能被市场牵着鼻子走、为市场所左右。必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促进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努力做到两个效益双丰收。如果两者发生矛盾，必须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坚持经济效益服从社会效益，决不能为追求经济利益而放弃社会责任、损害社会效益。要切实履行政府职能，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加强改进宏观调控，加强对市场的日常监管，加强对市场秩序的规范，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持续发展、快速发展、健康发展。

法治中国的文化自觉篇3

关键词：中国英语；思维方式；本土化

一、中国英语的客观存在

中国英语，即china English，是英语这种语言与中国特殊社会文化相结合的产物，由于受汉文化，汉语思维方式及社会环境的影响而说出的一种带有明显汉语特色的英语。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葛传规就提出了“中国英语”的概念。他说：“在旧中国和新中国，讲或写英语时都有些我国所特有的东西要表达。如 “科举（imperial examination）”、“翰林院（Hanlinyuan，Imperial academy）”、“五四运动（May Fourth Movement）”、“ 白话文（baihuawen）”、“双百方针（Two hundred Policies）”。” 这些不属于讲英语民族的人所惯用的词语，应当称作 China English。

二、中国英语形成的根源

任何语言在其形成和传播的过程中，都要面对本土语言的影响，从而形成与当地人原有语言的语法习惯、发音方式、文化背景相结合的语言形式。英语在美国形成了美式英语，在法国形成法式英语……同样道理，在中国也形成了中国英语。总的来说，中国英语形成的根源可以归结于以下两点。

（一）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

中国人擅长感性直觉思维，西方人擅长理性逻辑思维；中国人的思维轨迹是曲线的、圆形的，西方人的思维轨迹则是直线的；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顺式的，而西方人的思维模式则是逆式的。这一点在语言表达方式上也有很多体现。这里笔者借用一则小故事来简单的说明一下：有一个小学生在上学的路上不小心坠落河里，后来被路过的好心人救起并送往医院，经检查孩子身体无大碍。这个孩子的一位中国老师和一位美国老师分别用自己的思维方式打电话通知孩子母亲这件事。这位中国老师的第一句话是：“oh！ My god！ What a pity that…，他母亲听到这里就晕了。而那位美国老师的第一句话则是：“Congratulations！ What a lucky boy your son is…接着讲了这个学生目前在医院里状态很好请别担心，最后才说了落水的事。从这则故事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中西方人思维方式的差异，所以在语言的运用上也是不一样的。

（二）中西方文化背景的不同

中国文化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一脉相承和稳定上。而西方文化的特征主要体现于它的形式多样化和语言丰富上。我们国家近几十年来的迅猛发展，在世界上逐渐占有一席之地，久而久之就出现了一大批有中国特色的东西，所以在我们试图用英语来描述它的时候就出现了空白点，于是就出现了中国英语这一现象。比如说：feng shui（风水）、paper tiger（纸老虎） Huang Di（黄帝）、Ya men（衙门）等。

三、中国英语的构成形式

要了解中国英语的构成我们首先必须明确中国英语与中式英语的差别。中式英语不符合英语的规律和习惯，通常表现为搭配不当、重复累赘等方面，导致意思表达不准确。而中国英语若使用恰当，不但能忠实于原文，而且在表达中国特有的事物时更是锦上添花。其构成主要有三种方式。

1.音译指中国的英语使用者在表达中国特有的事物时因在英语中找不到恰当的匹配而根据中文的发音创造出的英语词汇。如：Tai Chi（太极拳）、mahiong（麻将）。

2.意译指根据其意思翻译过来的英文。如：“菜篮子工程（vegetable basket project）”、“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one world，one dream）”。

3.语义再生指英语在与汉文化交融的过程中不仅会产生变体所特有的新词汇，而且会使英语原有的一些词汇产生一些新的含义。中国英语中有一部分词汇或者短语就是汉语译成英语后生成的英语意思，这种本土化的过程就是再生的过程。如：、beggars chicken（叫花鸡）、barefoot doctor（赤脚医生）。

四、中国英语的现状

目前的中国英语是三种状态并存。

1.按照汉语习惯说出的英语与标准英语并没有区别。

2.有些中国英语虽然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标准英语的语言习惯，但符合语法。

3.有些中国英语虽然不符合语法，但是可能符合标准英语的语言习惯，这种表达方式已经在英美等国家开始登上大雅之堂，在交流中没有任何理解障碍，能被接受。

五、中国英语的发展前景

中国英语是一种被规范英语所接受的英语变体，是民族文化互融互通的产物，是语言文化发展表现出的必然趋势，它对英语学习和国际交流具有积极意义，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近年来在中国新造出来的词语蜂拥而至，这是基于许多新观念形成的表现。中国英语的发展既是对英语语言有益和必要的补充，更符合中国大踏步融入国际社会过程中的切实利益，有利于将我国和谐社会建设、民主制度建设、中华文化推介等诸多发展情况介绍到世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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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金祺.应当肯定‘西译汉化现象的积极面——兼论“汉化英语”的出现和发展[J].中国翻译，1998（01）：39-47

法治中国的文化自觉篇4

一、传统节日概述

传统节日是一种时间性习俗, 它与时序结合构成历法性节日, 也称岁时节日。因为这个特点, 传统节日一般都结合了人们关于自然时间的认识与人类在这个时间点上的特殊活动, 从而使自然时间具有了人文意义。传统节日在发展中逐渐被它的文化意义占据主导, 其人文内涵被提炼和固定下来, 成为人们生活得以依托的“社会的和精神的日历”, 同时在不同的层面反过来作用于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的发展。传统节日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 包含着一个民族历史形成和沉淀下来的性格、心理、信仰、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审美情趣以及诸多民族文化深层结构内涵的价值取向, 是民族精神在特定的社会土壤上长期孕育的结果和重要载体, 是一个民族生存形态最突出、最具特色的展示。

二、西方节日文化对我国传统节日文化的冲击

在全球化浪潮日益汹涌的今天, 异质文明之间的冲突和整合不断凸现出来, 面对多元复杂的文化环境, 我国悠久的传统节日文化似乎有点步履沉重, 而中西文化激荡了近百年的争辩仍在继续, 其形势越来越隐蔽, 程度却越来越剧烈。

1. 全球化对传统节日文化的冲击。

全球化发展到当代, 它对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 特别是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增多, 民族文化的国际传播和国际影响也不断扩张, 世界文化向着多元化、多样性发展, 这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 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但与此同时, 经济全球化中出现的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对民族文化带来很大挑战, 优势文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强行推销自己的观念、价值和文化产品, 这使得各民族原有的特色文化越来越被边缘化, 甚至有消失的危险。有人认为, 这种文化强势姿态的影响与渗透, 是以西方的经济霸权作为支撑力量来实现的, 也就是说, 经济霸权支撑了文化霸权, 从而导致了文化的侵入与渗透;而东方国家与民族则普遍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落后, 从而不得不处于一种受控制和受渗透的被动处境。

2. 当代年轻人对传统节日的情怀日益淡薄, 主要表现在:

一是当代年轻人对我国传统节日的历史沿革、特点及其社会意义不够了解, 缺乏认同感;二是我国传统节日文化创新不够, 内容陈旧, 形式单调, 缺乏文化内涵, 对年轻人没有吸引力。从民俗学的角度, 西方的节日大多带有狂欢的色彩, 而中国的传统节日更强调团圆, 许多年轻人便觉得厌烦与累赘, 像是一种负担, 并不能从真正意义上了解、体会、感受传统节日;三是年轻人好奇心强, 赶时髦, 爱模仿, 盲目追求西方文化;四是西方节日文化人情味浓, 个性化强, 对年轻人有吸引力;五是各级对传统节日文化宣传教育引导不够。

三、我国传统节日文化的文化自觉

文化的传承是个耳濡目染的过程, 需要一定的环境和条件。所以, 要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的传统节日文化, 首要的是创造环境和条件, 来唤醒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他认为, 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 明白其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特色及他的发展趋势, 不是要“回归”, 也不是要“全盘西化”和“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 并和其他文化一起, 取长补短, 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最终适应新的环境、新的时代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的概念对于我们寻找传统节日文化的发展策略有很强的针对意义。我们提出自己传统节日的“文化自觉”, 就是要充分认识传统和现实, 实现传统节日精华的传递, 而且还要通过对优秀西方节日文化的引入, 为传统节日文化注入新的血液和营养, 从而使传统节日文化焕发出生命力。

1. 努力在多元文化互动中促进传统节日文化的发展

从多元文化视角来看民族传统节日, 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各个国家和民族文化接触和交流的大环境是否和谐、公正。这种环境是民族传统节日及其代表的民族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文化的多样性是有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种文化生态环境。产生于不同文化和社会体制历史中的多样文化, 启迪人们的思想, 是文明发展的重要源泉。不管每种文化有怎样的特质, 它必然会有某些人类共享的成分。多样文化会提供更多的人类发展模式, 它的充分展示和发展将使得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和每个群体都增加选择和学习的机会。多元文化之间的影响是积极的, 会使各个方面都在其中受益。文化多元化追求的目标, 是一个多样文化和谐相处, 共同实现人类进步的现实环境。因此, 我们要努力在多元文化互动中促进传统节日文化的发展, 其主要原因是:

首先, 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全球性的多元文化互动使得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的机会在增加, 它为民族文化的展示和发展带来了极好的机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传统民俗节日应该保持、弘扬, 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象征符号, 它是让自己精神振奋的力量, 也是让世界了解你、尊重你的必要渠道。

其次, 从文化民主建设方面来看。文化多样性强调, 全球化的文化多样性进程需要民主机制, 需要更民主、更开放地倾听各种文化的声音和利益诉求, 以便把许多群体的要求带入选择和决策的过程。民族传统节日作为一个群体精神和价值表达的代表, 具有文化和政治建设的参与作用。民族节日为人们提供一个交流和学习、理解的过程, 在人们欣赏节日文化的同时, 自然也会带来对民族文化权利、民族生存利益的更多思考。一个有现实参与价值的民族节日建设可以作为民主机制建设的一个有益的成分。

由于全球化时代各国文化会呈现出一元化与多元化共存的发展格局, 因此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文化自觉就应当是努力维护我国传统节日文化的个性特色。一方面, 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正在受到西方文化的严重挑战, 从而对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生存与发展有一种危机感和责任感。另一方面, 我们要在对外开放中, 积极参与文化全球化进程, 善于学习和吸收国外的先进理念、价值和知识, 将其有机地融入中国文化之中, 为我所用、为我服务。同时, 也通过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 对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形成全球价值。

2. 努力把传统节日文化的历史与现实相接

在多元文化背景下, 西方节日对我国传统节日造成的冲击, 使我国传统节日西化的现象日益突出。因而要挖掘传统节日文化与现代社会所具有的一定文化精神。例如, 清明节扫墓活动, 不但是对祖先的祭奠、追思, 这种慎终追远、尊老行孝的历史传统同样还成为海内外炎黄子孙保持血脉相连、心心相印、共同维护祖国统一的重要凝聚力之精神源泉。可以说, 中国每一个传统节日都能挖掘出符合当代特质的文化内涵, 它以共同的文化认同、精神归属、理想目标和价值原则, 不断地凝聚人心、鼓舞精神、调动力量, 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团结奋进的强大动力。因此, 在当代, 急需扭转传统节日自生自灭的状态, 法定合理的节日布局, 在宏观层面上要营造祥和、浓郁的节日氛围, 形成中华民族共同拥有的民族精神家园。

3. 努力使我国传统节日文化适应现代化需求

现代化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变迁过程, “文化自觉”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文化取舍、文化选择和文化改造的自主能力, 以适应新环境、新时代, 弘扬和培育适应新时代的民族精神。每个民族的文化都必须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 既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传统, 挖掘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又必须学习、借鉴外来文化, 保持文化的时代性、先进性。

面对现代化的挑战, 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文化自觉应该以世界文化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潮流为大背景, 以对传统文化的理性思考为基础。首先, 要把握时代, 弄清现代化的性质、特点, 它的决定性矛盾, 发展的主要动力和主要方向。其次, 必须熟悉和审视传统, 弄清楚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缺点之所在。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现实国情, 继承民族文化遗产, 发扬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 加以时代的改造, 使之与时俱进, 推进我国传统节日文化的转型。同时, 我国传统节日文化必须与西方文化和谐交流, 赋予时代的内涵。只有保持东西方节日文化的平等对话, 为传统节日文化注入时代的血液和丰富的营养, 才能使传统节日文化不断增强文化竞争力, 拥有自己的文化话语权和民族特色。

四、结束语

传统节日是一宗重大而又占有特殊地位的民族文化遗产。它是优秀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和集中展示方式, 也是一种隆重举行的标志性民族文化。保护、弘扬传统节日文化, 能够使全体民众拥有强烈的文化共同意识, 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心, 增强国人的民族自豪感, 在强有力的文化旗帜下团结一心, 从而产生构建和谐社会的巨大文化能量。

在中国“和平崛起”的今天, 国人应思考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 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一是经济较量中的文化因素日益凸显, 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文化支撑, 这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一大趋势。二是文化产品和服务作为现代服务业的组成部分已成为独立的贸易形态, 在国际竞争中走向前台, 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主要方面。三是文化领域已成为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较量的主战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为广泛,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 我们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权, 有效抵御西方思想文化渗透, 就必须采取更加切实有效的措施, 不断增强我国文化的总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切实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这正是推动我国传统节日文化进行文化自觉的重要因素。

摘要：中国传统节日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态, 因其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寓意深刻, 已成为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但是,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对外交往的频繁, 西方文化包括节日文化不断进入中国, 改变着当代中国人, 尤其是年轻人的观念和行为方式。所以, 在当前多元文化的潮流中, 对待西方节日文化应保持理性的文化自觉, 要与西方节日文化进行和谐对话, 做到中西结合, 共存共融的同时也将不断发展的我国传统节日文化推向世界。

关键词：多元文化,传统节日文化,文化自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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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中国的文化自觉篇5

“美感教育”思潮并非没有意识到人的终极焦虑，甚至也不是没有意识到宗教之社会功能的不可或缺；问题在于，它打算另辟蹊径（以美育代宗教）解决问题却无功而返，并且导致了文化上的停滞不前甚至大倒退。无独有偶，在近代，犯有相同错误的是中国的“斯拉夫派”，他们深刻地意识到——事实上是传教士说服了他们——一个社会得以维系和发展有两种力量缺一不可：一是法律制度，二是使法律制度得以建立和维系的公共意志——在西方，后者是通过宗教来实现的。这一认识超越了“五四”及其之后中国“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关于社会变革的急功近利。他们特别在晚清宪政改革的失败、北洋“民主政府”的失败以及1928年国民政府向威权统治的转型三大事件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缺乏对制度的“信仰”，如果自由缺乏道德约束，那么不仅制度无法被尊重，而自由将成为军事主义和机会主义泛滥的温床。然而这一深刻的认识并没有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完全接受传教士的改革方案，他们不打算接受“西方的上帝”，而是向回走，寻找“周孔”之道或恢复中国传统文化以解决宪政危机。这一思潮集中表现在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关于中西文化的几次争论之中，其中包括“新儒家”在内的一派主张以人伦取代宗教，沿着“中体西用”到“中西融合”的路径抵制西方文化中的道德宗教体系。这一思潮的政治后果之一就是帝制的复辟，先是袁世凯全面恢复帝制，后是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这一政治上的倒退表明以“人伦取代宗教”片面的深刻性及其政治后果的灾难性。

复孔运动导致帝制复辟，这是近代中国思想的第二次迷路。但是，简单谴责袁世凯的帝制反动是不合适的，对历史的认识应该超越“延安历史学 ”所设置的意识形态障碍。人们必须明白，袁世凯的帝制活动当时在民间和思想界都不乏支持者，而其对宪政的绝望也不能仅仅说成是权欲熏心。此外，恢复孔教纲常一直是中西冲撞以来中国精神进行自卫的主要反应方式之一，在某种意义上，袁世凯顺应了这样一种“民意”。

以周孔之道抵挡西方文化的冲击，这一文化民族主义运动发轫于汉唐时期汉族知识分子对佛教和景教的批判，滥觞于明清之际中国无神论知识分子对天主教的攻击，完成19世纪中后期的对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反思”，并在其后的庚子之乱中验证了这一思潮所取得的“政治成就”。复孔思想不完全是民间的，它一直得到了官方的赞助。因此，复孔运动就不仅仅是反对西方的宗教文化，也反对西方的政治文化。而这一姿态，造成了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内部分裂：“中体西用”（只学西方器物不学西方政治制度）和“西体中用”（要学西方制度但不要西方宗教）的冲突。

“中体西用”思想首先是一种民族本位主义情绪，这一情感在中西军事冲突中被强化了，因此对这一思想的任何理性自觉就变得不可能。感情和理性的对话总是使“清流党”获得最后的胜利。这一胜利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象征意义。在洋务运动初期，连学习西方的器物都反对的“顽固派”也是有的，与恭亲王弈訢（及李鸿章等“改革派”）的争吵就说明了这一点。然而，恰恰是这些“顽固派”奠定了“中体西用派”的思想基础，二者在“中体”的问题上几乎是没有什么分歧的。如顽固派的张盛藻（山东道监察御史）云：中国必须恢复“孔孟之书”和“尧舜之道”，“臣民之强惟气节一端耳”（1867年3月5日）。倭仁（大学士）说：“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因此面对“耶稣之教”，“所恃读书之士讲明义理，或可维持人心”（1867年3月20日）。于凌辰（通政使）说：“洋人之所长在机器，中国之所贵在人心”，“官畏夷，民不畏夷，夷人敢与官争，不敢与民抗，其畏我人心，更甚于我之畏彼利器。”故“所可恃者，中国数千年礼义廉耻”（1875年4月3日）。那么与之对立洋务派的观点是什么呢？张之洞说：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李鸿章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洋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冯桂芬在《采学西议》（1861）里说：“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

谈及中国近代史中的复孔运动，特别是谈到“中体西用”思想从民族情绪上升为国家政策，绕开太平天国是不可想象的。尽管严肃的研究者都承认，太平天国绝对不是一场真正的基督教运动（无论是从信仰的正统性还是根据它的政治实践），但这并不妨碍清政府联合儒家士大夫一起以抵制耶教为名发起了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复孔运动。这场运动的标志性“文件”是咸丰帝尊崇儒学防止“聚众滋事”谕（1851年1月13日）：朕思性理诸书，均为导民正轨，著各直省督抚会同各该学政，转殇（？）地方官及各学教官，于书院家塾教授生徒，均令以《御篡性理精义》、《圣谕广训》为课读讲习之要，使之家喻户晓，礼义廉耻油然而生，斯邪教不禁而自化，经正民兴，庶收时效。曾国藩的《讨粤匪檄》（1854年2月）则表明中国士大夫对西方宗教积怨已久：“自唐-虞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序如寇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伇，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姐妹也。„„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 面对洪秀全，曾国藩甚至“敏感地”怀念起李自成来了，因为“李

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而洪秀全拜洋教完全数典忘祖。

在接下来的戊戌变法年代里，曾国藩的思想又被维新派深化了。虽然康梁是“托古改制”，但他们对西方文化、特别是宗教文化的抵制是显而易见的——越是深刻认识到宗教的社会功能越可能强调恢复孔教以代之。在某种意义上，梁启超可能是第一位持“非基”立场并广有影响的中国思想家。有趣的是，传教士是维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特别是甲午前，传教士是西学东渐的主要媒介，他们积极鼓吹中国按西方模式改革，而康梁党人深受其影响。有研究者称：从1889年到1898年，英美传教士在《万国公报》上发表鼓吹变法的文章多达数百篇，使《万国公报》成为“一个影响中国领导人物思想的最成功的媒介。”传教士也向清政府游说改革。李提摩太、李佳白等参与了强学会，康有为的西学启蒙书《西国近事汇编》即传教士所编。康曾说：“我信仰维新，主要归功于两位传教士，李提摩太牧师和林乐知牧师的著作。”梁也对传教士所编著西书大为推崇。但是，这一紧密联系却没有使维新派接受基督教，却间接鼓舞维新派坚信另外的“宗教救国论”——孔教救国。章太炎就认为救中国第一要务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道德。”康“欲侪孔子于基督”，以“孔教之马丁-路德自居”。但维新派的宗教绝不是基督教，而是孔教，他们坚信：没有上帝中国仍能取得进步和自强，而在梁启超看来，中国正是因为没有基督教，才更可能尽快迎头赶上西方。

毫无疑问，曾国藩和戊戌改革家的思想直接影响了此后两次复孔运动：袁世凯的帝制运动和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不容否认，晚清的宪政改革之彻底超过近代以来中国历届政府的“政治改革”。清政府1906年9月1日颁发“预备仿行宪政之谕旨”称：“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政体，以及筹备财政，经画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在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有由来矣。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庭，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 事实上没有晚清的宪政改革，辛亥革命在政治上取得的成果是不可设想的。可以说，晚清的宪政改革和辛亥革命一起奠定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制度基础，是时，中国的宪政框架已经完备。这是中国政治史上唯一的一次日出，然而就是在这一政治遗产之上，接着却出现了袁世凯的帝制活动和军阀混战——孙中山的二次革命恰恰说明了其目的仅仅是想“复辟宪政”，而不是“实现三民主义”——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呢？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如前所述，尊孔复古思想在近代一直颇具影响，而宪政失败使这一思潮变成了国家行动。那么晚清和新国家的宪政是如何失败的呢？在经济上，国家的军事主义动员消耗了社会改革所需要的资源，在精神上，制度没有变成社会的普遍信仰，人们并不尊重、也不相信制度，因此使宪政制度形同虚设。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民间都缺乏宪法观念和法治准备。与此相关，革除孔教后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体系不复存在，社会道德彻底败坏，信用体系全面崩溃。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复孔”似乎成为中国政治文化唯一能够给出的拯救方案。人们注意到，西方国家的政治稳定取决于其教会的作用，包括信仰对激进主义的吸收功能——在这种意义上，袁世凯的帝制行动的确也是西化活动，只不过他不打算要基督教教，而是要恢复孔教，以达到社会持久和平。袁世凯的帝制行动在思想文化界是从汤化龙（教育总长）《上大总统言教育书》（1914年5月）开始的；在这份文件中，汤化龙主张立孔教为国教。其后袁世凯颁布了《祭孔告令》（1914年9月25日），文称：中国数千年来，立国根本，在于道德„„先圣之说。„„近自国体变更，无识之徒，误解平等自由，逾越范围，荡然无守，纲常沦弃，人欲横流，几成为土匪禽兽之国。„„中国服循圣道，自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本于修身。语其小者，不过庸德之行，庸言之谨，皆日用伦常所莫能外，如布帛菽粟之不可离。语其大者，则可为天地育万物，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事实上袁世凯代表了中国“保守主义思想”的源头。比如他反对过快和激进变革，他的政治理想是新旧、中西结合。德、日改革是他模仿的主要对象（因此有人称“袁世凯新政”是“失败的明治维新”），直至他认为“只有君主制才能救中国”。1914年袁世凯既主持祭孔大礼，又庆祝武昌起义。这一矛盾的行动表明他看到了西方“宪法加耶稣”的社会模式的重要性，但却主张以“宪法加孔子”的模式取代之。然而这一点正如陈独秀所说的：“孔教与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复辟与尊孔》1917年8月）。按儒家纲常所给出的逻辑，宪法必然被抛弃，而帝制必然复辟。事实上袁世凯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自我毁灭之路。时代使宪政成为第一政治正义，如果儒教不能为此提供援助，儒教连同它的政治理想也将一同被抛弃。遗憾的是，蒋介石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重蹈了袁世凯的覆辙。北伐战争结束以后，中国政治似乎迎来了第二个黎明，国家获得了全面实现宪政理想的新的机遇。但武汉政府和南京政府面对袁世凯相同的问题（军事主义横行与道德败坏）时也做出了相同的选择：企图恢复孔教安定社会。蒋主张：“有人说今后教育要注意改良人种。我以为今后教育的责任，只要恢复民族固有美德就行了，因为我们的种族，本来是优秀高尚的民族，用不着改良。”在他看来，“四维八德”（礼义廉耻与忠信仁爱信义和平）“受诸于天，而以一念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为任何威力所不能摧毁，任何强敌所不能动摇，以其所以援救危亡复兴民族最好的武器。”“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因此他发动“新生活运动”，以恢复中国传统伦理为目标。陈立夫为此解释说：“新生活运动者，最普遍广大国民教育事业也。礼义廉耻之教，则此教育单元之中心也。”其目的是培养“文武合一，术德兼备”之良才。但蒋在政治上以另外一种姿势被抛弃，这一结局也再次宣告“以人伦取代宗教”这一努力在政治上的失败。

“以人伦取代宗教”这一思想在中国绝对不是政治寡头们的个人意志，它在政界和文化界拥有广泛的同情者和诠释者。1904年1月13日颁布的《学务纲要》（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全国各“学校”通用）主要内容是：

▲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外国学堂有宗教一门。中国之经书，即中国之宗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

▲学堂不废弃中国文辞，以便读古来经籍。中国各体文辞，各有所用。古文所以阐理纪事，达德达情，最为可贵。骈文则遇国家典礼制诰，需用之处甚多，亦不可废。古今体诗辞赋，所以涵养性情，发抒怀抱，中国乐学久微，借此亦可稍存古人乐教遗意。中国各种文体，历代相承，实为五大洲文化之精华，且必能为中国各体文辞，然后能通解经史古书，传述圣贤精理。文学既废，则经籍无人能读矣。

▲私学堂禁专习政治法律。近来少年燥妄之徒，凡有妄谈民权自由种种蓓谬者，皆由并不知西学西政为何事，亦并未多见西书，耳食臆揣，腾为谬说。其病由不讲西国科学，而好谈西国政治法律起。盖科学皆有实艺，政法易涉空谈，崇实戒虚，最为防范正俗要领。日本教育名家，持论亦是如此。学生不准妄干国政。

▲外国教员不得讲宗教。如所聘西师系教士出身，须于合同内订明，凡讲授科学，不得借词宣讲，涉及宗教之语，违者应即辞退。

▲各堂兼习兵学。各省宜讲求警察监狱之学„„

赞同“以人伦取代宗教”者并非所谓的顽固派人士，也不局限于新儒家，有些甚至还是自由派人士和宗教界人士。陈独秀说：“袁世凯祀天，严复赞同之。及袁世凯称帝，严复亦赞同之”。严复的态度并不令人惊讶，由于他的唯科学主义观点使他对政治缺乏热情，也许在他看来，稳定的社会环境可以为科学技术的成长提供外在条件，而帝制显然可能实现政治而机会成本最底。不过在此方面特别有代表性的应该是杜亚泉，也许正因为杜亚泉坚持折衷的观点，他得到了近年“中国的保守主义”的重视。杜亚泉的“保守主义”是对辛亥革命后果的一种反省。按王元化先生的说法：辛亥革命以共和取代帝制，却出现军阀割据和内战，议会贿选，政客收买猪仔议员；由是杜亚泉反对激进变革，主张“持续主义”。因此他主张“东西文化调和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样帮助他巩固了自己的观点：“（欧战）不仅宗教本位之希伯来思想被其破坏，即理性主义本位之希腊思想亦蔑弃无遗”。但他不主张恢复希伯来思想和希腊思想，而主张以中国文化调和弥补欧洲文化的上述缺陷。杜亚泉深刻地认识到：“人类之所以生存，社会之所以成立，因而形成一国家之有机体者，期间有二大要素焉：一曰法律，一曰道德。法律制其外，道德制其内”，但他却认为“独吾中国则为纯粹唯一之道德国家。”（《国民今后之道德》，1913）因此，杜亚泉的社会改良方案是：“君道臣节名教纲常诸大端”（《战后东西文化之调和》1817）

在今天，主张“以人伦取代宗教 ”的人士仍然层出不穷，新儒家在中国永远后继有人。站在杜亚泉一边的还有梁漱溟、柳诒徵、陈寅恪等，而王元化先生也赞成杜亚泉对传统文化的“冷静思考”。在海峡对岸进行这样“冷静思考”的另一位学者是钱穆。钱先生同样深刻地看到了“耶稣教在西方整个文化系统中之地位与功用”，他说：“若在西方文化中抽去耶稣教，则必然会全体变形。成为矛戟森然，到处只是唯物与斗争之一个人类修罗场。„„五四运动时所对西方文化之认识，亦只提出民主政治与科学两项，并又鲜明揭起反宗教的旗帜。但在西方文化，苟无耶稣教，民主政治只像在对人争权，科学只像在对物争利，一切全落在物质与权利上，全成为一种斗争性，全是功利色彩，循是演进，则自然会走向马克思。”（《民主评论》，1951）钱穆还正确地指出：“严格言之，可谓中国自古无宗教”，“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教育即负起了其他民族所有宗教的责任。”（1968年政治大学教育研究所演讲）。那么出路在什么地方呢？这时钱穆又返回“遇宗教就退回孔子”这一近代传统中去了。他认为儒教不反对宗教，而且可以承担宗教功能，“今天我们东方人的教育，第一大错误，是在一意模仿西方，抄袭西方。不知道每一国家每一民族的教育，必该有自己的一套。”，他所说的自己的一套就是袁世凯——杜亚泉那“一套”。

国故派承认宗教在西方文化中的价值甚至承认宗教是西方文化之根，但却坚称它“不适合中国国情”，而适合中国国情的是孔教。但这些因为民族主义或者因为人类学上的原因倍受西方学院尊重的孔学家却不能告诉人们，袁世凯的事业失败了，而这一失败不是偶然的；更重要的是，此前数千年以孔教立国的那些王朝从来没有给中国带来任何一点政治自由和社会安定。那么为什么儒家思想无法和宪政共存呢？首先儒家的“三纲五常”无论如何都是指向建立一个封闭社会这一政治目标的。其次，儒家的道德说教并不能为社会提供超验目标和内在动力，却可能产生一个自义的知识分子团体，形成这个团体对社会的道德专断。而最后，这一道德和知识精英可能成为垄断国家政治资源和精神资源的压制性力量。这一点正如一位传教士所言：

“儒家未能实现它自己的国家、家庭、社会的理想。„„美德被奉为最高的善，但是它没有永恒的生命源泉。它充其量也不过是自我修养的成果，并在儒家学者心中优越感。这种自我修养的倾向表现为尊敬圣人和祖先，最终是偶像崇拜。„„被称为一种教育制度的儒家学说，未能达到真正教育的最高目标。它已达到的最高思想只不过是模糊地认识到人作为不朽精灵的尊严，生来与上帝同在。即使儒家最深的哲学也没有能够真正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进化和持续。在漫长的年代里，它像一个瞎子、聋子，在大自然的奇迹之间摸索。„„如果旧的儒家文化只是拿西方借来的一些装饰品打扮一下，那么恐怕这种状况比原先的状况更坏，自私只能找到更丰富的滋养，并结出更繁华的果实。如果有人问我们，目前中国最迫切的需要是什么，答案必须是，不是西方的哲学、科学和工艺，而是一种崭新的生活，爱成为行动的动力，而不是自私。（谢卫楼（Rev.D.Z.Sheffield。《基督教教育对中国现状及需求的关系》，1890年）换句话说，儒家不能使人在认识上获得普遍谦卑并为道德提供坚实的基础和动机，反而会鼓励专制主义以道德的名义争取合法性（道德精英和权力精英两位一体）。

因此，今天重新思考袁世凯的帝制活动是非常必要的，反思的结果当然不是主张中国走袁世凯的政治道路，而是找出袁世凯帝制的历史真相，它的深刻的片面性（这是教训）和片面的深刻性（这是经验）。“深刻的片面性”是指企图以儒家“人伦”挽救宪政的道德危机，“片面的深刻性”则指它意识到了“制度中心主义”同样是一种乌托邦空想。延安兴起的政治文化也一直在谈论对辛亥革命的失望，但辛亥革命的真正教训是什么，这个问题一直没有真正解决。现在似乎有两种观点，激进主义批评它“革命不彻底”，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保守主义批评它“革命太彻底”，使社会丧失了持续发展所需要的文化资源。事实上道理应该更多在保守主义一边，但后者仅仅揭示了部分真相——现代社会变革确实需要相应的文化软环境，但这一资源不在中国的故纸堆中，而恰恰在“两希”文化的联合中。因此，进一步的结论就是。“人伦”不可能取代宗教，因为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实体，还试图在经验世界寻找先验根据的人们应该止步了。

法治中国的文化自觉篇6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各个方面都起重要作用, 所以必须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笔者认为中国特设社会主义文化至少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建立在现代人文理性基础上的, 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的文化;其次是全球性的、融合性的文化。一是融合现代物质和技术文明, 二是融合东西方优秀人文主义传统的文化, 融合包括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在内的其他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 如果不能正确把握其特征, 就无法自觉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其特征为;科学性、群众性、时代性、民主性和开放性。

二、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和吸收、借鉴外来文化

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新形势下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 文化自觉是我们对构成全球文化体系的基本态度, 它的内涵是不同文化和而不同, 互相尊重;文化自信是对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保守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正面回应, 它的内涵是正视传统, 面向未来[1]。因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既不能割断历史, 也不能与其他民族文化隔绝。即一种先进文化要得到健康发展, 必须处理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而处理这两个关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创新过程中继承本国传统文化和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唯有处理好这两个关系, 才能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良性的发展机制。

(一) 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

用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时代精神对其进行严格审慎的过滤与选择, 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切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行为准则和人格特征, 以“和”为主题, 探索构筑现代化和谐社会的精神要素。例如:厚德载物、海纳百川的兼容胸怀;以德治国、修身为乐的重德精神;重人轻神、人贵物贱的人文精神;穷则思变、变法图强的创新精神;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奉献精神;“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勤劳俭朴、诚实守信的处世美德, 等等。所有这些, 经过改造就可以融铸到时代精神中去, 成为有中国特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同时, 我们也必须看到, 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并不是截然两分的, 它们往往相互缠绕、互相依附, 我们应时刻保持清醒的意识。如, 中国人的一些传统美德正在为外国经营者所注意, 并且加以利用;而我国一些人却将其认为腐朽而抛弃。“老实是无用的别名”是鲁迅对封建社会的讽刺, 现在则成为我们当中一些人的信条。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保守思想在社会生活中仍时常凸现, 如:我国的一些人才往往是在外国发现以后才引起国内重视;考试和选拔机制, 使学生禁锢在死记硬背现成的教条中, 将其思维开发的黄金时间全部占去。最近外国有人坦言:“中国出不了爱因斯坦”, 正是对我们一些守旧行为的鞭挞。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 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 我们不彻底改掉传统文化中的保守因素, 新的复兴, 谈何容易![2]

(二) 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

“文化自信”当以“文化自觉”为基础和前提。不然, 就会显得盲目、矫情和不得要领。文化自信心的重建, 离不开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真切体察和深刻反思, 在世界文明古国中, 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相对较完备、更精、最持久。身处全球化时代, 传承和光大、弘扬中国文化, 每一个炎黄子孙都有责焉。当然, “传统”是发展和流变的概念, 不仅涵盖晚清以前的“传统文化”, 也包括近代以来国人追求“现代性”的传统, 更包括新中国六十年, 尤其是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思想资源。倘若我们的文化自信只停留在对历史上“曾经辉煌”的回忆和对古代物质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显摆, 那么, 外国人恐怕也就只能从“功夫”一词来认识汉语, 从李小龙来认识中国人, 而中国恐怕也还是一尊易碎的瓷器。[3]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 绝不意味着排斥外来文化。随着对外开放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 我们在研究和吸收外来文化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外来文化是除本国本民族文化之外, 一切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总称, 主要指现当代西方文化。文化的全球化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坚持改革开放,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借鉴和吸收先进的世界性文化, 是积极参与和推进全球化进程, 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借鉴和吸收外部文化不能全盘西化, 要经过严格过滤, 筛选那种有利于我国社会发展的具有全球意义的先进文化, 这是中国特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可推卸的使命。外来文化同传统文化一样都是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 同样有先进与落后之分, 精华与糟粕并存。我们不能采取一概拒斥的态度, 也不能搞拿来主义, 应该有选择地吸收, 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我们要使先进的外来文化为我所用, 只能选择那种与我国中国特设社会主义文化的社会主义本质相一致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内容和形式, 通过本土化的过程, 使二者达到协调与融洽, 促进本土文化的升华。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时指出:“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 历史不同, 所处的环境不同, 左邻右舍不同, 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 但是不能照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之初, 有人对书本理论和别国经验采取拿来主义, 不顾中国实际, 生搬硬套, 结果造成了中国革命的巨大损失。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形成了毛泽东思想, 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 形成了邓小平理论, 指导我国成功走出了一条坚持改革开放,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都是本土化即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 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 都是科学地借鉴外来文化的典范。[4]

在世界文化发展过程中, 多元化与全球化两种趋势并存不是暂时的, 而是长久的。二者之间的矛盾不仅不会阻碍中国特设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 而且是中国特设社会主义发展的巨大动力。但是, 我们在处理“中国特设社会主义文化”与“传统文化”、“中国特设社会主义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中, 应该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 通过科学的借鉴使二者辩证统一, 使我们的文化成为具有世界性、时代性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我们在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 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大胆吸收符合我国国情的一切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 构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体系。此外, 还应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方面来说, 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从社会方面来说, 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从人们自身方面来说, 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5]

摘要：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是十八大精神的一个亮点。胡锦涛提出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阔步前进。因此, 讲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国内的文化建设问题, 一个重要的任务, 是要在世界范围的综合国力竞争中进一步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努力把中国从一个文化古国、文化大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继承,引进,创新,自觉与自信

参考文献

[1]张利丽.全球化背景下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 2009, (3) .

[2]杨学辉.浅议先进文化建设中的继承、引进与创新[J].中共乌鲁木齐市委党校学报, 2006, (1) .

[3]酱香老范.文化的自觉与自信[J].当代社科视野, 2010, (4) .

[4]范玉茹、李玉杰.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J].边疆经济与文化, 2008, (1) .

法治中国的文化自觉篇7

一、文化自觉的内涵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于1997年初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次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首次提出的一个文化概念。他指出:“文化自觉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自明’, 明白它的来历和形成过程, 它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文化自觉不带有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 不是要‘复归’;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自知之明可以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 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孝通先生将文化自觉的基本内涵概括为十六个字:“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

在这里, 文化自觉有三层含义:第一, 全面认识自身传统文化之自觉。只有在充分认识自己的文化的基建上, 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第二, 勇于吸收对外来文化之自觉。承认并尊重其他国家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 并借鉴吸收其中优秀的文明成果, 最终达到强基固本的目的。第三, 着眼提升创新未来文化之自觉。在全面认识自身传统文化和吸收改造外来文化的基础上, 自觉通过文化创新, 完成文化转型, 增强文化发展的活力,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从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二、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新世纪新阶段, 多种思想文化和异质文明相互激荡更加频繁, 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中的重要因素, 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所以, 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不断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具体来说, 应做到自觉“继承弘扬”传统文化, 自觉“博采众长”外来文化和自觉“建设创新”未来文化三个方面。

1. 自觉“继承弘扬”传统文化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多年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 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深厚基础。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传统文化必然会在思想观念、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等方面与现代文化有相冲突的地方。因此,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必须以客观积极的态度全面认识我国的传统文化, 去其糟粕, 取其精华, 使之与现代社会相适应, 与现代文明相协调, 保持与时俱进, 做到古为今用。在此基础上自觉继承和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 保持民族文化发展的延续性。

2. 自觉“博采众长”外来文化

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与其他各种文化的相互交流、交锋和交融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同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面向世界的, 具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有容乃大的气魄。尤其在当代, 我们只有积极主动地加强文化的对外交流, 不断汲取西方文化中先进、有益的文化成果, 才能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注入新的活力, 从而完善、发展和壮大自己。

另一方面, 要注意这种吸收并非照抄照搬, 更不是盲目拿来, 而是在坚持“以我为主, 为我所用”的原则下进行分析、鉴别, 择善而从。所以, 我们必须理性、科学地对外来文化进行具体分析, 分清其中的精华与糟粕, 在此基础上对其优秀成果加以创造性吸收, 融合到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之中, 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3. 自觉“建设创新”未来文化

文化创新, 就是要在继承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汲取借鉴世界先进文化基础上, 不断的整合文化资源, 推进文化创新, 它是文化自觉的落实与实现, 也是文化自觉的最高要求。中华文化五千多年依然绵延不衰, 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她自身具有纳新吐故的能力和奋发图强的精神。可见, 文化创新对于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有着很重要的作用。此外, 在当今世界文化软实力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中的重要因素, 因此为了使中华文化能在世界多元文化发展中占据一席之地, 我们必须大力进行文化创新, 并以此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

文化自觉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 是对文明进步的强烈向往和不懈追求, 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总之,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我们只有顺应时代潮流, 做到高度的文化自觉, 才能更好的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积极的作用。

摘要：文化自觉是人的主体自觉性在文化发展上的体现, 是建设先进文化必备的思维品质和实践精神。文化自觉不仅能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 增强中国的软实力, 而且能激发民族自信心和创新力。文化自觉是当代中国文化不断进步的时代需求,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内在要求。

关键词：文化自觉,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参考文献

[1]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 北京大学学报, 1997 (3)

[2]费孝通.费孝通九十新语[M].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5:210-211

[3]胡锦涛.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R].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1

[4]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R].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5]谷少杰.文化自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J].实事求是, 2012 (2)

法治中国的文化自觉篇8

“法治中国”是一个上位概念, 它是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三位一体建设”的角度, 概括出“法治中国”建设的立体建构体系。

法治国家是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前提。法治国家建设重点要解决的是我国的基本制度、宪法和法律的顶层设计以及与法治相关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问题。

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和基本原则应该包括以下内容:坚持人民当家做主或者主权在民, 坚持宪法法律至上, 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国共产党要坚持依法执政的原则;坚持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和高质量的立法;政府权力来源于法律, 政府要坚持依法行政;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和监督制约公权力;公权力来自人民的赋予。法治国家建设就是要解决政治国家运行的基本前提和“善法良治”等基本问题, 为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提供基本的法治前提和法治背景。

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角度看, 法治中国建设的全部内容应当是法治经济、法治政治、法治文化、法治社会、法治生态文明等“五位一体”的法治建设。其中, 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三者共同推进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

二、培育法治文化对“法治中国”建设的意义

在当前综合国力竞争中, 文化软实力发挥了越来越多的作用。在国内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 人民不仅需要经济的发展, 同时还期盼良好的制度、法治、文化、生态环境。我国的文化软实力相对较弱, 文化外交等方面明显滞后。因此必须重视文化建设, 其中, 法治是各种文明建设的主线, 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文明建设的全过程中, 都坚持法治理念。

法治文化是一种公众共同认同的法治观念和价值判断, 是全体社会成员对法治的普遍态度。我们构建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一种以法治为准绳的生活方式, 广大的群众通过养成法治思维和行为方式, 进而形成一种生活习惯和认同的生活方式。对法治文化的普及, 能将法治理念转化为我们全体社会大众普遍认同的精神情感价值目标, 使法治文化对法治中国建设起到推动作用。

建设法治中国, 必须在全社会树立法律权威、全民形成法治意识、领导干部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行事理政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增强全社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意识。”因此, 营造法治氛围, 通过多种途径推进法治文化建设, 是加快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应有之义。

三、围绕法治中国建设来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途径

1. 执政党和政府首先要革除人治思想, 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我国的国家性质是以工人阶级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 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要尊重人民的主人翁地位。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由人民创造, 同时受益者也是人民群众本身。我们的中国共产党, 无论是基层组织还是党员干部, 应该带头守法, 坚持依法执政。政府及工作人员, 要强化依法行政思想, 让权力在法律框架内合理为民行使, 只有党和政府树立法治理念, 克服和革除旧社会的“官老爷”思想, 才能真正建立起法治党和法治政府, 在人民心中树立起有威信的党和政府, 才能有令则行, 有禁则止。

2. 公民树立权利本位思想, 实现普遍守法

真正的法律要铭刻在百姓心中, 因此必须强化公民的权利意识, 普及守法文化。这需要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健全, 在法律权利方面, 对公民的人权和尊严更加尊重, 在立法思想上, 逐渐从强调义务, 转变为权利本位。守法文化的建立, 使更多公民明确自己是法律保护的主体, 守法实际上是对法律赋予的公民自己的权利的维护, 因此这会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民众参与的基石。

3. 尊重和实施宪法为核心的良法文化

宪法是法律体系的母法, 因此, 法治中国建设必须要严格遵守宪法。习近平总书记说:“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 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可见, 宪法的尊严不在于空谈和法条, 而在于真正实施, 具体落实。我国传统法制史没有宪法, 因此公民的宪法意识淡薄, 必须加强对宪法知识的宣传和教育, 让群众了解宪法、尊重宪法、相信宪法、依靠宪法、遵守宪法。有关机关应该对宪法具体落实, 一方面制定符合宪法精神的法律、法规, 另一方面依法落实宪法、法律规定的各项制度, 对人民的权利予以保护, 从而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尊重和实施宪法为核心的良法文化。

4. 强化以公平正义为目的的司法文化

司法是法律体系最关键的环节, 司法要以公平和正义为准则, 失去了公平和正义, 司法就没有了意义, 会造成社会不稳定, 民心涣散。社会主义司法文化也必须以公平和正义作为价值准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 坚守职业良知,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在司法实践中, 必须处理好法治和民主的关系, 要明确司法是为了人民, 当人民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 必须以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权利。要处理好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关系, 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保障, 实体正义是程序正义的目的。要形成良好的司法文化氛围, 改变司法随意性, 加强法官、检察官队伍职业道德建设, 形成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司法文化。

总之, 法治文化是综合了一个民族传统和现实文化的精髓,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的组成部分, 又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环节, 希望我们的国家、集体、大众都携手共进, 积极、科学地围绕发展中国建设来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同时用法治文化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文明、进步、法治、和谐, 实现我们共同的“中国梦”。

法治文化是一种公众共同认同的法治观念和价值判断, 是全体社会成员对法治的普遍态度。我们构建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一种以法治为准绳的生活方式, 广大的群众通过养成法治思维和行为方式, 进而形成一种生活习惯和认同的生活方式。

摘要：我国的法治化进程经历了“依法治国”阶段, 现在正努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法治中国”目标的提出, 既在理论上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又在实践上将中国法治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法治文化建立在法治化进程基础上, 同时又对法治建设产生巨大的反作用, 法治文化科学、生动, 将会促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发展。本文就如何围绕法治中国建设来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这个主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法治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培育途径

参考文献

[1]喻中.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国百年法治文化的第三波[J].法学论坛, 2012 (01) .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文化篇9

法治是一种源于西方的文化。当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鲁克洪将文化分为显型文化和隐型文化两大类, 他认为, 文化包含有形的, 也包含无形的, 有形的是显型文化, 无形的是隐型文化。[1]参照克鲁克洪的文化结构理论, 亦可将法治文化分为显型法治文化和隐型法治文化两大类。隐型结构层面上的法治文化主要包括法律心理、法律意识 (法律观念) 和法律思想;显型结构层面上的法治文化则由法律法规、法律制度和法律设施等构成。[2]从理论上讲, 任何一种法治文化都应当是显型层面上的法治文化与隐型层面上的法治文化的协调统一, 即有形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设施与无形的法律意识形态的协调统一。

我国著名法学家龚瑞祥教授指出:“所谓‘法治’, 其实不仅仅是指‘以法治国’, 而且还包含着用于法治的法律必须遵循的原则, 如‘公正原则’、‘平等原则’、‘维护人的尊严的原则’等, 也就是说, 法律是确定的、公认的理想, 而非我们通常所称的‘长官意志’, 或者个人灵机一动的狂想。法治高于法律是立法者和司法者用以检验法律能否生效的原则。”[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文化体系是一种以“正义”为价值取向的、以西方法治文化为范式的、以传统中国法律文化为根基的法治文化。它在显型结构层面上表现为:制定良好的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完备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完善的法律组织和法律设施;严格的执法和司法程序。在隐型结构层面上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体的信法、守法、用法心理;较强的民主意识、正义观念和权利观念;法律的权威至上观念、依法办事的精神和法治的思想等, 是一种内容有机构成、结构和谐统一的法治文化。[4]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政治, 是这一法治文化体系的本质所在。而围绕这一本质展开的各项条件、措施和效果, 即以法治为特征的物质文化、政治文化、精神文化的全面生成, 则是这一法治文化体系的具体要求和现实标志。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特点及其成因

西方法治文化的产生主要依赖于社会内在的力量, 即其自身传统社会文明成果的积累, 是一个“内生”的过程。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产生却与此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生成实际上属于一种“后发混合式”的模式。这种混合式既不同于现代化起步较早、主要依靠其内部社会经济等要素发育而成的“内生”模式;也不同于现代化起步较晚、主要在外来文明因素刺激下进入法治现代化的“外生”模式。从其生成的动力来讲既有外在动力也有内在动力。[5]一方面, 其生成依赖于中国社会的内在力量, 这些内在力量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民主政治、法律 (良法) 、道德、教育和社会主体需求的转向等社会因素。另一方面, 它一直受到外来法治文化的刺激, 特别是西方法治文化的刺激, 这种刺激表现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各个方面。因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有其独特性, 具体表现为:

(一) 民族性

中国传统法治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文化传统积淀的产物, 经世代相传而取得了稳固的地位, 形成一种“超稳定形态”, 即使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 它也会坚守自己的阵地, 至今仍在影响着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法律观念、法律情感以及行为模式, 并已内化为中华民族法律文化的心理和性格, 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法律心理、法律意识和行为模式的选择。

(二) 现代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现代性表现在它能与当代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相伴而生, 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一方面, 市场经济呼唤法治文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与之相适应, 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法治经济;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对法治文化也产生了深刻而全面的影响, 法治文化以市场经济为根据, 进行理论创新, 以一种新的形式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三) 开放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开放性表现在它从不固步自封, 善于吸收人类有益的法治文化成果, 特别表现在对西方“法治”思想和理论的移植和借鉴。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以及法律趋同化现象的出现,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与西方的法治文化必将互相融合并存, 整个人类社会都将向“大同法治世界”的方向发展。[6]

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必要性

只有当人们从内心敬重法律、信仰法律时, 法律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正是法治文化的价值及价值取向迎合和满足了社会主体的价值取向和价值需求, 从而使社会主体认同、选择和信仰法及法治。可见, 从法治的意义上讲, 法律和文化是有机的统一。法治文化在法律的制定和执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 法治文化是一种理解力。

法律与任何制度性的东西一样, 只有经过与之相适应的, 反映社会发展要求的文化的解读, 才能为人们所理解, 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 才能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法律能否为人们所理解并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 取决于两方面, 一方面制定的法律是否反映社会发展要求, 即是否良法;另一方面取决人们能否理解法的内容并成为自觉行动。

(二) 法治文化是一种规范力。

在社会走向法治化的过程中, 法治文化可以内化为公民的个体思想, 使人们确立基本的是非观和价值观, 使人们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 什么事情不可做, 从而使社会形成一种有法律且被严格遵守的良好状态。

(三) 法治文化是一种推动力。

人们的社会行为总是要接受文化的指令, 法律行为也不例外, 法治文化可以使人们在更深层次上把握法律的要求, 根据法治的精神推动立法和执法走向更高的阶段。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中国不可能置身于激烈的国际竞争之外。我们可以感觉到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迫切性和紧迫感。[7]只有和西方发达国家实现接轨, 包括法治接轨, 只有具备良好的法治文化, 才能形成良好的投资环境。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以及WTO的诱惑和挑战, 给当代中国法治文化的发展增加了压力, 但同时意味着动力的增强, 也意味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建设必须加快步伐。

四、目前法治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 隐型法治文化的发展明显滞后于显型法治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 隐型法治文化与显型法治文化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但前者明显落后并严重制约着后者的发展, 进而影响了中国整个法治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显型法治文化的载体就是法律上层建筑本身, 法律制度是其主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立法工作逐步加强, 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 国家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基本上能够有法可依。与显型法治文化相比, 隐型法治文化属于上层建筑范畴, 远离经济基础, 却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盘根错节, 因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稳定性和滞后性。隐形法治文化在许多方面严重阻碍了显型法治文化的发展, 成为中国法治化建设的反向动力。比如在治国理念上, 还存在着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格格不入的“重礼轻法”、“德主刑辅”的思想;法律意识不强和法律素质不高, 直接影响到立法质量、法律制度完善和法律体系的构建以及执法守法环境, 从而导致了诸多法律频繁修改、法律的不统一、严重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执法混乱的状况。因此, 实现法治文化的现代化, 仅有显型法治文化的现代化是不够的, 从深层的意义上讲, 只有隐型法治文化的现代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文化现代化。

(二) 法制宣传教育中存在着偏差。

法治文化建设是个系统工程, 也是一个渐进过程, 它不可能一蹴而就。根据文化发展的规律, 法治文化应经历法律启蒙、观念变革、确立信仰三个阶段。法律启蒙, 就是通过法律知识的普及或法制宣传教育, 使人们摆脱法律无知的蒙昧状态。观念变革主要是摒弃或改变各种传统的不利于推行法治的观念, 树立符合法治要求的观念。确立信仰, 就是超越实用的界限, 确立法治的价值精神和对法律的信仰。从法治启蒙到确立信仰, 这是一个层层递进的过程, 也是法治文化构建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法制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长期以来我们的法制教育侧重义务方面的教育, 忽视了权利方面的教育;侧重法律知识的传授, 忽视了公民意识教育;侧重法律条文的单向灌输, 忽视了法律素质的养成。法制宣传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社会传播活动, 它既包括静态意义上的法制, 也包括动态意义上的法治。是通过各种法律知识、法制信息与观念的传播, 培养人们的法律意识、民主意识, 最终实现全社会整体法律素质的提高, 树立法治精神, 实现法治社会。其核心内容是摒弃人治思想, 确立法治观念。只有变革观念之后, 才能真正做到对法律顶礼膜拜, 从内心信仰法律、尊崇法律, 做到了这一点, 才是真正地实现了法治社会的目标。

五、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途径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说过:“在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背后, 必然存在着一种精神的力量, 尤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的力量一定与该事业的背景有密切的根源。”[8]在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程中, 我们不仅要通过立法, 形成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还要加强法治文化建设, 形成一种有法律并且被严格遵守的社会文化氛围。

(一)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实现政治民主化

要实现中国法治文化的现代化, 根本动力之一就是实现经济的现代化, 相对于经济因素来讲, 政治因素对法律进步的影响更为具体和直接。首先, 执政者的治国理念直接影响着法律的地位和权威。其次, 执政治者的政治主张为了能够得到广泛的服从, 往往都会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具体化、固定化和条文化。从这一角度讲, 法律就成了政治主张的反映或载体, 政治的每一个进步都会在法律中得以体现, 亦即表现为法律的进步。所以, 实现法治文化的现代化, 离不开政治的民主化和政治体制的现代化。

(二) 处理好传统法治文化继承与西方法治文化移植之间的关系, 促进法治文化的现代化

法治文化的现代化, 本质上就是要建立一套与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并由现代化了的人所主动接受的动态法律价值观念体系。中国传统法治文化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巩固皇权神圣不可侵犯为宗旨的, 其具有专制性、等级性、封闭性以及重刑轻民、缺乏正当程序观念等特征, 这无疑是与现代法治文化根本对立的, 但是, 决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法治文化。应该看到, 中国传统法治文化同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体系一样, 既有守旧消极的因素, 也有进取积极的一面。我们可以在剔除了传统法治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之后, 对某些方面给予创造性地转换。另一方面, 世界法治的发展史表明, 法律移植是落后国家加速法制发展的必由之路。西方国家为人类创造了发达的法治文化, 这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法治文化比较落后的我们, 应该大胆地移植其先进的成果。改革开放以来, 传统法治文化与原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封建集权为特点、以道德为本位的传统法治文化及以计划经济为特点、以义务为本位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已经难以满足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制建设和法律生活的需要, 必须加以变革, 实现向现代化的转变。尽管中国法治文化有其自身的某些优越性, 但没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天然细胞, 移植西方法治文化并使之本土化对完善中国法律制度、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将作为西方文明成果的法治观念与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法治文化相融合, 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必经之路。

(三) 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弘扬法治精神。

在全社会普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让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转化为执政党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全体公民的自觉行动, 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环节。法治理念是人们关于法治的理论、理想和信念的总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法治、为什么实行社会主义法治、怎样实行和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认识结晶, 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美好理想, 是尊重法治、崇尚法治、积极参与法治实践的坚定信念。由此可见,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精神和灵魂, 有什么样的法治理念, 就会表现出什么样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行为。先进的法治理念引领、指导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法律活动, 是国家机关依法行使国家权力、服务人民、管理社会的行动指南, 是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承担责任的思想基础和价值标准。“法治精神”包含着法治的善治精神、民主精神人权精神、公正精神、理性精神、和谐精神等。弘扬法治精神, 实质上就是弘扬法治的善治精神、民主精神、人权精神、公正精神、理性精神、和谐精神。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就必须认真研究、传播和普及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使之成为全体公民的公共精神和社会理想, 进而转化为公民的自觉行动, 并大力促进法治精神从理论和文化形态转化为具体的法律原则、规则、概念和技术。

(四) 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和普法工作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论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 提出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 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树立公民意识、强化公民人格、提高公民能力, 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显得尤为重要。公民意识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十种意识:主体意识、参与意识、法治观念、权利意识、义务 (责任) 观念、平等意识、宽容态度、理性精神、人本观念、全球意识。[9]法治文化的现代化, 关键是人的现代化, 我国公民整体文化素质较低, 加上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和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中存在的偏差, 造成了公民根本不关心法律有什么规定, 也不关心它是如何规定的。在这样的公民法治文化氛围当中, 要想实现法治文化的现代化, 进而建立法治社会是不可能的。法制宣传教育要充分运用现代文化资源, 把普法从过去的说教式、灌输式、被动式向文化熏陶、感性共鸣、理性思考自觉接受的形式转化, 使法治观念、法律知识和法治精神在潜移默化中深入人心, 唤起公民对自由、平等等法律终极目标的追求, 进而实现法治文化的现代化和法治社会这一目标。

总之,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一个艰难、长期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既要经历一个与传统法律文化不断决裂的“继承”过程, 又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既要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根基, 又要以法制教育和全民普法为依托。但是, 中国法治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是与社会进步相伴而生的一种客观规律与历史必然。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关于法治文化建设的理论阐述和工作部署既指明了法治文化建设的方向, 也指出了法治文化建设的着力点, 以党的十七大报告为指南,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也是实现和谐社会、实现小康目标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1]. (美) 克鲁克洪等著;高佳等译.文化与个人[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版。转引自刘作翔著.法律文化理论[M].商务印书馆, 113页、114页、118页

[2]. (美) 克鲁克洪等著;高佳等译.文化与个人[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版。转引自刘作翔著.法律文化理论[M].商务印书馆, 113页、114页、118页

[3].龚瑞祥.比较宪法和行政法[M].法律出版社, 1985年版, 第27页

[4].张波.论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多样性及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生成.[J].南京社会科学, 2001, 11

[5].公丕祥.外部影响与内发力量——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动因机理.载韩延龙主编.法律史论集 (第1卷) [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8年版, 第550页

[6].郭道晖.权力的多元化和社会化[J].法学研究, 20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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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德)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 (中译本序) [M].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第3页

法治中国的文化自觉篇10

人权是人之所以为人而应享有的权利, 是做人起码的条件。在西方启蒙时代, 古典自然法学派创建了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契约论, 他们认为人类最初处于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然状态, 自由、平等、财产等权利是天赋的, [1]之后人们出于保护自身生命、自由、财产的需要, 通过社会契约的方式组建了国家, 如果国家不能维护这些权利就丧失了合法性, 人们有权推翻它。自然法学派的这套理论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提供了理论基石。

人们推翻封建统治从而建立一种跟独裁和专制对立的国家制度, 即民主制, 它以多数决定、同时尊重少数意见为原则, 以保护人权为首要目的。然而任何一种制度都不是完美无缺的, 都有变异的可能, 民主制也不例外, 所以才会有像纳粹这样的“多数人的暴政”的出现。因此其必须受到外在法律规则的控制, 法治理念应运而生。

法治不同于法制, 法制是法律制度, 它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 重在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没有民主也可以有法制。而法治则是在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 权利意识和民主精神根深蒂固以后才产生的, 可以说, 没有民主就没有法治。在法治社会中, 权力的来源不是统治者的主观意志, 而是直接来源于已存在的法律;所有的个人和组织都要在法律之下活动, 任何权力都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 即法律至上。当国家权力与法律发生冲突时, 法律可以否定国家权力, 这样社会才会稳定。

二、人权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

法治以人权精神为前提, “人权”对中国来说, 是西学东渐的舶来品, 西方人权思想本是以个人为本位的, 但是到了中国, 人权思想就变成了以集体为本位了,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差别

首先, 西方文化重“天人之别”, 把人和自然严格地区分开, 且强调人的尊严, 使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 由此想到了人之所以为人而应享有的自由和权利, 即人权。而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一种“天人合一”的观念, 追求整体和谐, 个人只是家庭、民族、国家这类整体的一部分, 脱离了整体将毫无意义。所以, 中国人很少提出自由, 思考个人应该享有何种权利。人权思想传至中国之时, 正值内忧外患、经济凋敝, 广大国民祈盼着能给他们带来和平与富足的统治者的出现, 因此, 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西方人权思想传到中国后, 就自然而然转换成了民族的权利、集体的权利。[2]其次, 人权精神之所以没有发端于中国, 与中国人“重义轻利”的观念也有一定关系。儒家主张“仁”和“礼”, 倡导重义轻利, 这对后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正是由于受“重义轻利”观念的影响, 使得中国人认为人性应以义为本, 追求人与人的和谐, 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因此, 中国人很少思考自己应该得到什么, 这或许就造成了中国人权利意识的萎缩。

三、法治的驱动模式及中国法治化的选择

谈到法治的驱动模式, 就是在讲法治是借助何种力量走上既定的轨道, 有“政府推进型”和“社会推进型”两种。前者指依靠政府对法治目标和实现步骤进行理性设计和战略规划, 运用政府权力制定并推行大量的法律, 以达成实现法治的目标。[3]后者指法治化的要求首先从社会中产生, 公民要求法律至上、限制权力, 从而依靠社会大众的力量逐渐实现法治。英美等国家的法治化就是这种类型。那么, 中国应该依靠何种驱动力来实现法治化呢

“政府推进型”的提倡者认为, 中国社会自身法治资源稀缺, 自古以来社会权利贫弱、国家权力强劲, 因此政府必须发挥权威推进的作用。但在政府推进的过程中, 由于本应是法治主体的人民沦为法治客体, 结果很可能导致权力的异变, 即政府权力扩张、公民权利萎缩, 后果将偏离法治的目标。“社会推进型”的提倡者认为, 中国的法治化不能寄希望于移植, 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资源, 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4]提出在中国文化中加入法治元素, 使其成为法治的文化。此模式虽然优越, 但提倡者忽略了以“仁”为中心, 缺少批判精神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惰性。同时, 法治思想是不可能硬强加进入的, 如果一味地沉湎于中国传统文化, 势必会阻碍中国的法治化进程。

因此, 为了避免前两种模式的过分张扬, 笔者认为对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中国, 可以采取“政府社会互动型”的法治化模式, 即兼顾政府和社会的双重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法治因素太少, 单纯依靠社会和人民的经验积累难度太大, 必须借助国家的力量来确认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观念;[5]而如果单纯依靠政府, 就有可能走向背离法治精神的道路。在采取政府、社会双重推进的过程中, 首先要打好基础, 在利用本土资源的基础上强化公民的法治意识, 同时, 国家也要积极行为, 促进社会的法治化进程。

四、法治中国之探析

不可否认, 法治思想是随着西方侵略者的炮火传入中国的, 之后中国便开始了法治探索之路。君主立宪宣告失败后, 孙中山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 但当时内忧外患, 加上某些独裁统治者的野心, 使法治变成了专制。进入新中国, 我们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主选举制度, 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 但随后, 由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认识, 开始了对资产阶级的全盘否定, 也完全否定了近百年来先进中国人所推动的、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联系和成果。[6]1957年以后发展起来的法律虚无主义,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无法无天。经过了十年浩劫, 在对“文革”深刻反思之后, 国家做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决心, 从此, 又迎来了法学讨论和法制建设的春天。

中国在法治的道路上探索多年, 但仍只属于起步阶段, 这不仅要归结到历史原因上, 更与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大关系, 首先, “家天下”观念深入人心, 认为国家是以统治者家族的宗法关系为核心建立的, 国就是家, 家就是国, 既然全天下都是统治者的, 那还分什么国家和社会呢。然而, 国家和社会的二分恰恰是法治理念生成的前提。其次, 宗法人伦思想深入人心, 强调子对父孝、弟恭于兄、妻顺从夫等, 实际上也使得父子兄弟夫妇关系变成了尊卑的关系, 缺少了对平等和人权的意识。

除了传统文化, 现代社会中也存在着制约法治建设的因素。比如, 我国市场经济欠发达, 国人法律意识淡薄, 政府干涉司法活动时有发生等。但法治作为我们被迫和主动的选择, 已成为中国当代社会不可逆转的主流。通过对中国探索法治道路的回顾和法治建设的反思, 笔者认为, 要实现中国的法治化, 我们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 培植法治文化, 加强人权教育。

这样并不是说要抛弃中国的传统, 搞全盘西化, 而是在坚持中华传统美德的同时, 帮助人们增强权利意识, 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在全社会普及人权教育, 做到人权思想深入人心。

第二, 维护宪法权威, 做到宪法至上。

宪法是一国的根本大法, 对民主和人权规定的最为全面, “宪法至上”是维护公民权利和制约公权力最有力的保障。

第三, 维护司法独立, 树立司法公正。

古代中国行政官员兼任司法官员, 并一同为政治服务;到了现代, 司法权也常常受到行政和政党的干涉, [7]所以我们要努力做到司法权独立, 创新制度, 做到司法不依赖行政并且可对行政行为进行合宪性审查。

第四, 加强法学理论与法治实践有效互动。

目前中国的法学理论与法治实践脱节, 一些法学人只顾对实践持批判的态度而未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 使得法学理论没有真正为法治实践而服务, [8]所以我们要加强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互动, 以理论指导实践, 使中国更加顺利地实现法治化。

现在的中国, 正面临着全球化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 中国正处于历史剧变期, 法治化是必然的趋势。在迈向法治化的道路上, 一定要坚持在本土的基础上, 兼取有利的本土资源和西方法治化经验, 不断改革, 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化道路。

参考文献

[1][英]洛克.政府论 (下) [M].叶启芳, 翟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5, P5.

[2]齐延平.人权与法治[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3, P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