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环境的建设

法治环境的建设（共12篇）

法治环境的建设 篇1

2014年,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坚持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为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 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引导全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由此可见, 通过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培育良好的法治环境, 已经成为了全面实现依法治国, 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重要任务。

一、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需要良好的法治环境

法治, 是针对人治而提出的一种治国理念。当前也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认可和采纳。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题讨论依法治国问题, 足以看出国家对于法治的重视程度。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 一直在法治的道路上积极探索。依法治国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 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社会各方面的活动统统依照法律进行, 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 (1) 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有法可依是前提, 即构建法治社会首先要有法的存在, 且这个法必须是良法, 即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国家国情的、能促进本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法律。有法必依和执法必严都是在法律执行过程中的要求, 一是要求在有法存在的前提下, 法律必须得到良好的遵守, 不能被架空, 更不能被滥用;二是要求必须依法执法, 不能有以权代法、越法执法的行为。违法必究则是对违反法律后果的追究, 它更多体现的是对违反法律行为的一种制裁。

从法治要求的内涵来看, 每个方面都彰显着对良好法治环境的依赖。良法的出现, 需要的是一批高素质的知法懂法的专家学者, 能对法律的内容进行广泛的讨论和分析, 能给立法机关提供科学有效的建议和意见, 以达到促进高质量的立法要求。而立法的整个过程, 从议案的提出, 到草案的拟定, 再到意见的征集, 法案的修改、审议和发布都离不开众多主体的努力, 而参与主体法律素养的高低, 也就决定了最终法案的好坏。全社会要形成依法办事, 严格遵守法律的良好风气, 同样离不开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人按照什么样的模式做出自己的行为, 除了受个人主观思想的控制, 另外很大层面上也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在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里, 人人守法, 人人严格依法办事, 也就成为了一种共识, 都会自觉的得到遵守。当然, 在执法和司法环节, 更需要一个法治环境的保障。我们在探讨少数的暴力执法和不公正司法行为的时候, 除了要考虑执法者和司法者本身的素质以外, 也不能不考虑执法司法对象和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我们虽然反对暴力执法和不公正司法行为, 但是也不能忽视拒不接受合法制裁的相对人也还普遍存在, 这种现象之所以存在, 是因为这一部分人的意识里, 还没把法律当作是一种规则, 一种最高准则。

法治社会的建立, 需要从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等各个方面一起努力。党的十八大确立了“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新十六字方针。科学立法是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前提和基础。严格执法是法律权威树立的重要一环。法律作用之实现, 执法是关键。在执法的过程中的不文明执法和暴力执法行为都会直接损害到法律的权威性, 也直接妨害了法治的实现。而司法是保障法律公正的最后一道关口, 可以说公正司法是法律公正的集中体现。而公平正义又是法律的核心价值之所在。“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 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 (2) 法治社会发展的最终方向, 是建立一个人人守法的法治社会, 因此, 全民守法也就成为了我们构建法治社会的一个价值追求。如果说立法、执法、司法从主体的外延来看还只是涉及一部分的人或部门的话, 那么全民守法这个环节则是要求所有的人都能意识到法律的重要性并且切实的遵守, 其困难程度也随着主体范围的放大而增大。因此可见, 对于构建法治社会, 不论处了哪一个发展阶段, 都离不开良好的法治环境。如果在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下, 每个人都有一定的法律素养, 那么我们的立法、执法、司法工作也就简单易行了许多, 我们距离真正的法治社会也就不远了。

二、持续做好全民普法工作是培育良好法治环境的重要手段

2015年是我国六五普法工作的最后一年。我国的普法工作已经为培育良好的法治环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我国公民的文化素质飞速提升, 这就给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但是公民法律素养的提高, 不是一朝之功, 它需要长时间的培养, 因此普法工作也就是一个需要长期抓好的重点工作。

(一) 加强领导, 建立健全普法机构和制度

普法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 应当要有专门的机构和制度予以保障。首先要确立一个专门领导机构。六五普法到了收官之年, 但也并不是每个地方每个单位和组织都有专门的普法组织机构, 有些即便是有, 也形同虚设, 只是设置了以便应付检查而已。从原因上分析是很多领导干部都没有学法用法的习惯, 领导干部自身的法律意识不强。习近平同志就曾指出:领导干部要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

从1986年, 党中央宣布全国普法开始, 我国已经经历了六个为期五年普法周期。"六五”普法规划的主要目标就是通过深入扎实的法制宣传教育和法治实践, 深入宣传宪法, 广泛传播法律知识, 进一步坚定法治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 提高全民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 提高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 促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 推动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环境。

(二) 大力加强法治教育工作, 提高全民的法律素养

法律理念的形成离不开法治教育。我国目前的教育已经从传统的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 全面的素质教育, 自然也应当包括法治素质教育。目前我国的法治教育大部门都集中于高等教育阶段, 这是明显不够的, 而且时间上也有点太晚。笔者认为, 法治教育中应当以小学知法、中学懂法、大学信仰法为基本目标。在小学教育阶段, 努力使学生知道有法律这种规则的存在, 并能知道违反法律规定就要招致法律的制裁, 至于具体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 并不是这时期法治教育的重点。所以这个阶段可以采取一些典型案例教学的方式进行, 主要是让学生知道法律的存在, 而且知道要严格遵守。到了中学阶段, 则应当开展一定内容的法律知识教育, 特别是宪法中公民意识的教育。在中学阶段就应该开设一定的法律课, 学习一些具体法律知识。特别是高中阶段, 学生接近成年, 大部分也都具备了一定的法律责任能力, 这时候如果没有一定的法律内容教育, 可能会导致一部分学生因为不懂法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目前我国的法律教育大部分是放在大学阶段, 而且是包含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 严格说起来也只有思政课中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设有专业的法律教育, 且篇幅只占总课程的三分之一不到。思政课中的法律教育更多的是法治观念和法治精神的教育, 具体的法律法规教育其实很少, 因此也完全有必要进一步开展一些专业法律的教育。所以, 继续开设《法律基础》课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对一个小学生说要他守法, 出于对教育者的尊敬和信赖, 可能他还会遵照执行。你告诉一个大学生说要树立法治理念, 但是你连一些基本的法律知识都不教给他, 他自然也就难以明了所谓法治理念从何而来。强调要全民守法, 严格依法办事, 但是连具体法律是怎么规定的都不知道, 难以想象其严重的后果。

(三)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构筑法治的文化大环境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法治文化环境是法治环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简单的说, 法治文化就是法观念和法意识。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法治文化体系。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必须要坚持社会主义法的方向。马克思主义认为, 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阶级社会中, 法律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其法律必然要体现工人阶级的意志。基于国家法律体系而构建发展起来的法治文化, 必然也要体现阶级的本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必须要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信仰、维护法律权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 法治信仰的确立虽然需要很长的时间和艰苦的努力, 却不得不常抓不懈。

三、倡导社会主义法治价值观, 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价值观是人类在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产生并发挥作用的。公平正义是法律的核心价值。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法治价值观是法治国家的基本标志, 也是贯穿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一条红线。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任务。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十二个词中, 虽然单独只有“法治”一个语词, 但是其他内容诸如民主、自由、平等等, 都和法治相关。在201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中, 明确提出要“注重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要求上升为具体法律规定, 充分发挥法律的规范、引导、保障、促进作用, 形成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法治环境。”

价值观一旦确立, 就能反作用于人类活动指导人类实践。社会主义法治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有之意。在我们大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 积极倡导社会主义法治观, 用价值观来推动法治中国建设。

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 培育良好的法治环境, 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基本前提。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良好法治环境对于构建法治社会的重大意义, 鼓励全社会都投入到培育良好法治环境的建设中来, 为早日实现全面依法治国奉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11.

[2]王岩云, 陈林.优化法治环境的系统思考[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3 (5) .

法治环境的建设 篇2

2019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

2019年以来，县环保局始终把法治政府建设作为推进环保事业发展的根本途径，把贯彻落实依法治县相关会议精神与推动大气污染治理、水源地保护、水污染治理、清理整顿违法排污企业等环保工作结合起来，通过完善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行为、严厉查处各种环境违法行为为手段，从整体上推动了环保执法工作，使全县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环境质量总体上保持了稳定。

一、认真贯彻法治政府及上级环保决策部署，全面开展普法宣教

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贯彻落实《大气十条》《水十条》等系列政策，进一步强化环保“红线”意识。新修订的《环保法》《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监管执法的通知》及相关配套办法实施以来，我县坚决贯彻执行以新《环保法》为基本法的环保各项法律、法规，将新《环保法》纳入普法计划，对全体干部职工和重点企业负责人进行了新《环保法》及配套办法专题培训，深入开展了新《环保法》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等宣传活动，依法行政、强化措施、狠抓落实，保障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得到贯彻实施。

二、进一步明确环保职责，保障依法行政顺利实施

为加强环保工作组织领导，建立环保统一监督管理工作机制，我县将环境保护工作列入县委常委会、政府常务会定期研究事项，制定出台了《XX县环境保护管理职责规定》，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谁主管、谁负责”“管行业、管环保”的原则，明确了县委、政府及县委、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各相关部门的环境保护监管工作职责，进一步完善环境保护责任制和监督检查制，建立健全会商沟通、信息共享、协调联动、跟踪督导等机制，形成全县上下齐抓共管、运行高效、落实有力的环保工作新格局。

三、全面推进网格化监管模式，强化依法行政水平

进一步严格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行为，按照法定职责和权限开展行政执法活动，严格执行和落实“查处分离”、“罚缴分离”、“收支两条线”等行政执法各项制度，认真做好规范性文件和环境违法案件案件的审核备案工作，从法制上保证了我县环保工作的正常开展。立足实际，建立了县、镇、村、重点污染源企业四级环境监管网格。在全县X个镇、X个工业园区设立了X个基层环保管理片区，实行分片管理，将全县所有企业、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全部纳入网格化监管范围，每个网格均配有县环保局、当地镇政府分管领导以及3—4名执法人员，做到定人、定岗、定责，确保环境监管工作全覆盖、无遗漏，形成辖区环境监管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的长效管理机制。实行重点排污企业信息化管理，完成了185家

重点排污企业信息收集，实现了“一企一档”管理，通过信息化平台随时调取查阅相关资料和信息，实现动态监管。

四、扎实开展环境保护大检查，使依法治县各项要求融入环保行政执法全过程

将环保执法检查与依法行政相结合，部署全县环境保护大检查各项工作任务，实现全县各类工业企业100%全覆盖监管。制定实施了《XX县“建设美丽家园”环境综合整治大行动实施方案》，矿区及周边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印发了《结合乡村振兴建设深入推进矿区环境综合整治实施方案》，组织力量对境内群众反响较大的XX线、XX线X条运煤主干线开展了环境综合整治集中大会战，极大改善了XX公里路段的环境面貌。

法治环境的建设 篇3

开展扩消费专项行动，服务稳增长工作大局。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适度扩大总需求、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内贸流通引导生产、扩大消费的重要作用，深入挖掘需求潜力，推动消费全面升级，牵头制定实施了《商务部等13部门关于开展加快内贸流通创新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消费专项行动的意见》（商秩发〔2016〕427号）。“专项行动”为期两年，部署了强化创新驱动、深化流通改革、调整供给结构和优化消费环境等4个方面13项工作任务。“专项行动”通过汇聚政府部门合力，重拳出击，集中整治一批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市场秩序问题，解决一批制约消费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创新经验。“专项行动”部署以来，各地商务主管部门组织得力，行动坚决，形成了良好的工作态势，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整顿规范市场秩序，推动全国统一市场建设。围绕规范市场秩序工作目标，制定《2016年规范市场秩序工作要点》，指导全国市场秩序工作有序开展。为推进统一市场长效机制建设，研究修订打破地区封锁相关法律法规，开展法规实施状况评估，探索建立统一市场评价指标体系。针对扰乱市场秩序的突出问题，充分发挥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协调机制牵头作用，开展集中整治。规范零售商供应商交易关系，加强日常监管，处理举报投诉，有效缓解零供矛盾。加强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防范资金风险。

推进商务执法改革，提高市场监管水平。围绕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加强商务领域事中事后监管。联合中央编办在北京、忻州等10个城市开展商务综合执法体制改革试点，重点在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拍卖、典当、商业特许经营、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等六大领域，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方式，建立了部门联合、上下联动和跨地区联合执法的工作机制；召开了全国商务综合执法体制改革试点会议，对改革试点工作进行总结部署。目前，各地积极推动改革，梳理职能，完善队伍，初步构建了职责明确、行为规范、边界清晰、保障有力、运转高效的商务综合行政执法体制。

深化商务诚信建设，促进信用消费。商务部会同财政部、质检总局连续两年支持8个省（市）开展试点，建立商务诚信公共服务平台，完善管理制度、工作机制和服务标准，实现政府信息和市场信息交互共享，形成政府和市场共同发挥作用的信用激励和惩戒机制。会同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等17个部门和80家行业组织，以“诚信促消费”为主题，开展“诚信兴商宣传月”活动，首次举办“诚信网络展”和“信用消费进万家”主题日活动。商业保理行业发展迅速，为近10万家中小企业缓解了融资困难。行业信用建设成效显著，224家全国性行业商协会参与了行业信用评价工作，累计评出A级以上信用企业2万余家，在推动行业自律、保障行业健康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实施重要产品追溯，打造放心消费环境。围绕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的意见》（国办发〔2015〕95号），召开全国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工作会议，会同有关部门印发了《关于推进重要产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等系列文件，推动追溯体系建设从分散的部门探索试点走向集中的统筹规划和示范引领。同时，还将追溯体系建设纳入《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食品安全工作評议考核办法》等法规制度，发动行业协会开展“共建追溯体系，服务放心消费”倡议活动，推动追溯体系建设由政府主导向政府引导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政府监管与社会共治相结合转变。

肉类、蔬菜、中药材、酒类等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商务部已累计支持58个城市开展肉菜流通追溯试点，18个省（市）开展中药材流通追溯试点，8家企业开展酒类流通追溯试点。会同财政部支持山东、上海、宁夏、厦门等地开展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示范工作，鼓励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模式创新，助力消费转型升级。截至2016年底，全国共有1.5万家企业建成追溯体系，覆盖30多万户经营商户，中央平台累计汇总追溯数据近32亿条，初步形成了辐射全国、连接城乡的追溯网络。

加强重点领域管理，促进行业健康发展。认真贯彻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任务，积极参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药品流通行业转型升级。发布《全国药品流通行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引领“十三五”时期药品流通行业发展。印发《全国中药材物流基地规划建设指引》，初步建成6家集初加工包装、仓储运输、质量检验、追溯管理、电子商务于一体的中药材现代物流中心，中药材流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

法治环境的建设 篇4

(一) 环境污染问题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由于国情、政策以及企业自身发展局限等多方面的原因, 环境污染问题愈演愈烈, 越来越威胁到人民的身体健康:2009 年8 月, 陕西凤翔爆发儿童血铅超标事件, 当地政府部门组织检测的1016 名儿童中, 共查出851 名儿童血铅超标。随后, 湖南武冈、福建上杭、广东清远的“血铅”事件也浮出水面。2010 年, 重点区域城市二氧化硫、可吸入颗粒物 (PM10) 年均浓度分别为39 微克/ 立方米、85 微克/ 立方米, 为欧美发达国家的2-4 倍。2013 年1 月以来, 我国多城市出现了雾霾天气, PM2.5 指数濒临“爆表”, 道路管制、企业停工、机场关闭、港口停运, 雾霾天气, 让一个又一个城市饱受困扰, 市民的工作生活都受到了很大影响。不仅如此, 在多地的医院, 患上呼吸道疾病的病人在大幅增加。笔者认为, 要有效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依赖于法律、制度的保障, 依赖于全国人民环境法治理念的形成, 一个环境法治的社会急待建成。

(二) 环境法治的现状

自上世纪50 年代以来, 人们的环境意识日益强烈, 西方国家开始进行环保, 并逐渐颁布了相关法律, 直至今日, 发达国家的环境法制建设基本完善。而我国直到改革开放之初才开始关注环境立法一事, 由于起步晚, 目前的环境法治建设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 未达到发达国家的成熟阶段。

自1982 年至今, 我国保护环境有关的法律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1982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1984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1986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1986)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1989) 等近三十多部与环境资源保护相关的法律及法规。同时, 为保证上述法律的实行, 国家还制定颁布了600 余项规章和地方法规、800 余项国家环境保护标准。我国积极参与环境保护国际合作及国际公约, 自1972 年联合国环发大会以来我国已参加《京都议定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等50 多项涉及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 先后与多个国家签署双边及多边环境保护合作协议及环境合作项目或谅解备忘录。从一定角度上来说, 我国初步形成了环境法治社会的部分体系。

经过多年努力, 在环保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我国的环境质量随环保法规数量的增多而改善。但环境质量改善增幅小, 一些地区显示, 环境的恶化不仅没有随立法的增多而得到有效遏制, 污染程度甚至更加恶化。

(三) 提出建设环境法治社会

环境问题产生及恶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经济发展方式、政治追求、国民素质高低、文化教育水平、社会体制、生产及环境治理技术以及政府和企业的态度、法律施行及法律自身等都是影响环境问题的原因。但是, 笔者认为, 造成环境恶化最关键、最核心的原因是环保法律政策没有得到切实的执行, 企业、政府及社会没有环境法治的理念, 环境法治社会没有建成。

二、环境社会中的契约

(一) 契约

契约是随着人类社会交易行为的产生而出现的。在经济发展的漫长过程中, 人们的交易行为不断扩展、演变, 人们之间的交易关系也日趋复杂, 契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所谓契约, 俗称合同、合约或协约, 是指几个人 (至少两人) 或几个方面 (至少两方) 之间达成某种协议。一般说来, 契约是当事人 (两人以上) 在地位平等、意念自由的前提下, 各方同时为改进自己的经济状况而在交易过程中确立的一种权利流转关系, 也是一种产权界定方式。契约不仅使同民族、同信仰的所有者进行跨地点、跨时间的交易, 同时还能使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所有者进行跨地点、跨时间的交易。它维护缔约双方或多方的合作, 使缔约方在恪守承诺、承担责任的前提下, 谋求新的、更为远大的利益。

(二) 环境社会中的契约关系

传统的契约理论认为, 契约法是人域法即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法律, 主要调整人与人之间的财产关系, 包括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契约、个人与单位的契约、单位与单位的契约、个人和单位与国家的契约。但契约法的进一步发展, 已呈现出从人域关系进入人与自然关系的迹象, “契约法将由人域法进化至人际同构法, 将契约关系的外延从人与人之间的财产关系扩展至代际之间、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之间, 从而为传统的契约理论注入生态伦理的内容, 开始订立人与自然或环境的契约。

环境社会契约的内容大致可以包含下列四个方面:人民利用环境资源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契约关系; 自然环境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关系; 当代人与后代人平等享用资源与环境的契约关系;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关系。

人民利用环境资源与自然环境之间存在隐性契约关系, 隐性契约又称默认契约, 与显形契约相对比, 它没有明文条款, 是用以阐述各种书面心照不宣的复杂协议。人民利用自然资源进行经济生产、在自然环境中繁衍生息, 这是契约一方的权利, 在对自然进行索取行使权利的同时, 便有其对自然环境进行保护、促进大自然繁荣义务;自然环境在对人类社会提供原材料、生长环境、生产场所的同时, 就有享受人民改善、保护其自身环境的权利。这种契约关系理应是一种自我履行契约, 但经济主体往往行使权力逃避义务, 因此, 契约的履行往往需要第三方即政府来监督其履行。

自然环境与政府之间存在隐性委托代理契约关系, 政府往往可以看作自然环境的代理人, 在代替自然环境行权。上述的各种法律法规及政策即是代理人———政府保护“委托人”———自然环境的表现。

当代人与后代人在平等享用资源与环境上存在关系性契约关系, 关系性契约是一种长期性的契约安排, 在这种安排中, 过去、现在和可预见将来的个人之间的关系在契约各方之间非常重要。因此, 这种契约在某种程度上是隐性的、非正式的、非约束性的。自我履约有着重要的作用。自然环境是贯穿时空属于全人类社会的, 不是属于某一代人, 当代人的无度使用就有可能为后代人的发展甚至是生存带来灾难, 因此, 当代人应合理行权, 以不影响后代人的权利行使。

人民与政府之间存在着委托代理的契约关系, 根据契约理论, 政府的权力是来自于人民群众。群众通过让渡部分环境权利给政府, 进而与之达成了契约, 委托政府维护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而法律在此从本质上就是人民与政府之间所达成的契约的表现形式。双方对彼此享有相应的权利也担负相应的责任与义务。

三、由契约理论对建设环境法治社会的启示

(一) 建成环境法治, 政府责任是关键

在环境社会的四个契约关系中, 无论哪一种, 政府在监督与促进契约的执行以及自身履约中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 当今社会保护环境已经成为关系人生命健康安全的头等大事, 根据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关系, 政府应当承担保护人民群众赖以生存的环境的责任。

在环境问题方面, 人民与政府之间达成环境契约, 让渡自身的部分环境使用权由政府来管理和保护环境, 可见, 公民的环境权利让渡乃是政府环境权力产生的源泉, 政府行使环境权力要为人民的环境利益谋福祉。根据契约关系的义务权利对等性, 如果政府无法妥善的履行其应承担的责任, 那么人民群众就有权要求政府承担后果。只有健全政府环境责任, 才能更好更快的建设环境法治社会。

(二) 执法必严是建成环境法治社会的必要保障和途径

国家颁布了各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政府每年投重资进行污染防治, 环境状况为何恶化了呢?原因就在于公民没有做到有法必依, 政府没有做到执法必严, 关键在于执法不严。

经济主体尤其是高污染高能耗企业, 在生产过程中为了节约成本谋求自身更大的经济利益, 肆意污染环境, 绕着法律走, 有法不依, 甚至逃避法律责任;政府在执行的过程中, 一些地方政府及其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没有严格执法, 甚至以权代法、干扰执法、包庇违法、执法违法等, 使经济主体没有受到相应的责罚, 这样经济主体更不会依法治污、防污、保护环境, 长此以往便形成了恶性循环。

根据契约理论的契约履行, 当契约无法自动履行时, 就需要第三方介入进行强制执行。在我们生活的环境社会中, 当经济主体没有履行自己对自然环境的义务、保护自然环境时, 政府理所当然应依照法律, 对经济主体进行强行管制, 只有先做到执法必严, 让违法个人或组织受到惩罚, 才能以儆效尤以观下效, 再对其进行法律教育, 使其做到有法必依, 才能逐步实现环境法治。因此, 执法必严是建成环境法治社会的必要保障和途径。

(三) 环境社会主体———个人或组织对生态契约履行义务的意识是建设环境法治的必要条件

如上文所述, 人民利用环境资源与自然环境之间存在契约关系; 当代人与后代人在平等享用资源与环境存在契约关系;人民与政府之间同样存在契约关系。根据契约理论, 契约当事人应当自觉履行契约义务, 增强经济活动主体无论个人或组织对生态契约的履行义务的意识, 才能使其在经济活动中主动遵守环境保护法律、配合行政部门执法, 同时, 有助于经济活动主体形成和培养生态文明意识和生态品格, 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种效益协调、和谐发展, 以“人类和生态共同利益”为中心促进环境法治社会的建成。

(四) 激励机制是环境法治社会建成的催化剂

根据激励契约理论, 委托人可以采用某种激励机制以诱使代理人按照委托人的意愿行事, 这同样适用于环境法治的建设。对社会公众进行环保激励有利于调动社会公众的环保热情, 使其对环保行为和环保事业进行支持, 并主动参与其中;对企业进行治污激励、环保激励等激励手段, 可以促使企业改变原本治污情绪、环保郁结, 实现由逃避环保责任、违反环保法律向自觉甚至积极治理、主动环保、自觉守法的转变, 促进环境法治建设;对政府进行环保激励, 促进了其对环保事业引导、支持、治理的积极性, 可以促进其对企业环保事业提供政策、经济及技术等方面的支持, 同时提高其执法效率、行政效率, 加快环境法治建设的进程。

摘要：人民利用环境资源与自然环境之间存在隐性契约关系;自然环境与政府之间存在隐性委托代理契约关系;当代人与后代人在平等享用资源与环境上存在关系性契约关系;人民与政府之间存在着委托代理的契约关系。解决目前存在的环境污染问题, 应依赖于环境法治社会的构建和人民大众环境法治理念的形成。建设环境法治社会, 政府责任是关键;执法必严是必要保障和途径;个人或组织对生态契约履行义务的意识是必要条件;激励机制是催化剂。

关键词：契约理论,环境法治社会,启示

参考文献

[1]蔡守秋.调整论——对主流法理学的反思与补充[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637

[2]曹明德.生态法原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120

[3]马波.契约理论视阈下环境法上“生态人”模式之型构[J].广西社会科学, 2011 (7)

[4]吴贤静.生态人的理论意蕴及其对环境法的意义[J].法学评论, 2010 (4)

[5]蔡守秋.论政府的环境责任的缺陷与健全[J].河北法学, 2008 (3)

[6]裴强泽.略谈中国环保法治的成就和问题——从立法、执法和司法角度谈[J].青春岁月, 2012 (21)

试论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论文 篇5

摘要：文章从“良法之治”和 “普遍守法”两个方面来对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进行论述，提出了作者对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的一些具体设想。

关键词：生态环境 环境 自然资源 法治建设

生态环境法治建设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它的成效如何直接影响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以及党中央“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宏伟蓝图的实现。对于如何进行生态环境法治建设，方案固有多种，可谓见仁见智。本文笔者试图围绕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对“法治”所做的经典阐述“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1）的角度，具体而言，即从“普遍守法”和“良法之治”两个方面来对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进行论述，以期抛砖引玉求教于同仁。

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的前提――“良法之治”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生态环境立法一直行驶在“快车道”上，没有哪一个法领域能像生态环境法那样，几乎年年有法律通过，甚至一年有几部法律出台。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我们就已经十分自豪地向世界宣布：中国已经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环境法体系。但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生态环境立法发展最为迅速的年代里，我国的环境污染及自然资源破坏却日趋严重。笔者认为，引起环境污染及自然资源破坏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当初在“摸着石头过河”、“成熟一个制定一个”、“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指导下，我国生态环境立法自身尚存在诸多缺陷，已严重影响到实施的效果，因此必须加以完善。笔者认为，完善我国生态环境立法主要应围绕以下两个方面进行。

（一）、生态环境立法的价值合理性――确立可持续发展为生态环境基本法的立法目的

由于立法时所处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特殊的时代背景，作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基本法的现行《环保法》第1条将“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作为一项立法目的。虽然，从理论上来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涵极其丰富，但实践中，衡量“现代化”程度的标准却往往被庸俗化。经济增长的数据成为“现代化”的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标准，同时也是考核地方官员“政迹”的关键标准。众所周知，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有很多，其中通过资源高投入、高消耗、环境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亦能达到，美国、日本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以前曾走过这条路，我们在计划经济年代基本上走得也是这条路。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靠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换取的所谓“经济发展”和“繁荣”是虚幻的，最终是得不偿失的。

基于对人类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的深切关注，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了长篇报告《我们的共同未来》，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2）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进一步深化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迄今，可持续发展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认同，不少国家积极采取行动，相继制定出适合本国国情的规范和政策。1994年3月，中国国务院发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提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基本对策和行动方案，并提出要进行体现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环境立法，将可持续发展提高到战略高度，可持续发展在我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是，由于在《环保法》立法时可持续发展尚未为国人所普遍认同，故未能成为《环保法》的立法目的。事实上，在我国很多地区迄今为止还在走着“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从事着或正准备从事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环境污染及自然资源破坏日趋严重的今天，及时修正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基本法的立法目的，确立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使生态环境立法紧跟国际步伐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提升生态环境法的品性，使其具有价值的合理性，无论是对执法还是对人民群众的守法及环境意识的提高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

（二）、生态环境立法的工具合理性――整合现行环境资源立法

长期以来，我国的生态环境立法一直受到非理性思路的影响，其后果表现为在立法时容易就一时一事做出规定，缺乏深厚的理论基础以及体系化的

外商需要什么样的法治环境 篇6

湖南省某市近日为了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向近百名来本地的投资商发放了一个“外商保护绿卡”。绿卡规定，持卡人可以享受“人身财产重点保护，生活生产待遇优先以及投资办厂”等一系列优惠政策。为投资商提供一些诸如此类的优惠政策本无可厚非，但是接下来的优惠政策就有了走样的嫌疑：持卡人可以享受类似“交通违章不罚款、不扣证、不扣车”等特殊待遇。如此说来，这些投资商可以驾驶自己的坐骑在马路上横冲直撞，可以闯红灯，可以随意停放了，你交警又能把我怎么样？一张绿卡就给了这些投资者这么多的“特权”，那么大大小小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又会有多少规定突破法律的底线？

最好的投资环境应该是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而这正是投资商所最需要的。前不久，曾有一个外商准备要到某地投资经商，计划投资额近几千万元之多。当地政府为了留住这个“能拉动当地经济快速增长”的外商，对外商有求必应，唯恐哪个小节出了问题，得罪了外商。在一次宴会上，当地一位主要领导在酒酣耳热之际，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地说：“只要我一句话，想抓谁就抓谁，谁也不敢同你过不去！”外商听了不是喜出望外，而是后背发凉。他心想：我今天投资几千万你这么说，明天哪个财大气粗的投资几个亿，我岂不是死路一条？在这样的法治环境下投资经商，不仅自己的投资没有保证，而且还要整天提心吊胆，说不定哪天就会有牢狱之灾。他吓得第二天就和自己的太太“十分低调”地打道回府了。

如此优惠之政策，为什么外商不买账，反而把外商给吓跑了？这是政府部门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任何超越法律底线的优惠政策都不再称其为优惠政策，而是破坏投资环境的“恶法”。因为它损害了市场经济的公平与政府监管的公正。在一个不公正的法治环境下发展经济，只能导致市场经济的无序和混乱，最多是短期的扭曲的发展，进而导致经济的恶性循环和倒退。《现代快报》报道了牛群败走蒙城的内幕。牛群2000年“下嫁”蒙城走马上任副县长，四年过去了，牛群又在债主的一片追讨中一度从蒙城消失。据蒙城的一位官员讲：蒙城简直成了牛群的后花园，政策随便给，土地随便圈。为了创办所谓的“国际一流的特殊学校”，圈地900多亩，没有履行任何报批手续。安徽省的一位领导视察蒙城时对牛群说：“你是终身县长，也是终身校长。”正是如此“优惠”政策，使得牛群的名片上出現了五个董事长的头衔，在一片轰轰烈烈之后，败走蒙城。

法治环境的建设 篇7

1 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的前提-“良法之治”

改革开放30年来, 生态环境立法一直行驶在“快车道”上, 已经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环境法体系。但是, 就在生态环境立法发展最为迅速的年代里, 自然资源破坏却日趋严重。引起环境污染及自然资源破坏的原因固然有很多, 但当初在“摸着石头过河”、“成熟一个制定一个”、“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指导下, 生态环境立法自身尚存在诸多缺陷, 已严重影响到实施的效果。完善生态环境立法主要应围绕以下两个方面进行。

1.1 生态环境立法的价值合理性-确立可持续发展为生态环境基本法的立法目的

由于立法时所处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特殊的时代背景, 作为生态环境保护基本法的现行《环保法》第1条将“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作为一项立法目的。从理论上来讲,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涵极其丰富, 在实践中, 经济增长的数据已成为“现代化”的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标准, 同时也是考核各级官员“政迹”的关键标准。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有很多, 在计划经济年代基本上走得是通过资源高投入、高消耗、环境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这条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靠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换取的所谓“经济发展”和“繁荣”是虚幻的, 最终是得不偿失的。

由于在《环保法》立法时可持续发展尚未为国人所普遍认同, 故未能成为《环保法》的立法目的。在环境污染及自然资源破坏日趋严重的今天, 及时修正生态环境保护基本法的立法目的, 确立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 使生态环境立法紧跟国际步伐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 提升生态环境法的品性, 促进生态文明的快速发展, 无论是对执法还是对人民群众的守法及生态文明意识的提高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

1.2 生态环境立法的工具合理性-整合现行环境资源立法

对法律来说, “法律将容忍事实上的困难, 而不能容忍不一致性和逻辑的缺陷”, 因此必须对现行生态环境立法加以重新整合。

1.2.1 注重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之间的沟通与融合, 保持生态环境法律制度本身的和谐一致。

目前, 虽然已制定了众多的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 但是却并没有形成科学、完备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环保法》地位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 《环保法》与其他污染防治与自然资源保护的单行法处于同一立法层次,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无法起到基本法的统领作用。其次, 从内容上来讲, 虽然现行《环保法》在立法体例上包括污染防治与自然资源保护两大内容, 但由于种种原因, 环保基本法却基本上是一部污染防治法, 并没有规定自然资源保护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监督管理机制, 因此无法适应自然资源综合性、整体性保护的要求。缺乏对自然环境污染的全面控制和资源整体保护, 形成了分部门多头管理的混乱局面, 各部门之间协调困难重重。例如, 按照现行生态环境法律、法规的规定, 环境资源管理体制上人为地分割为土地、农牧、矿产、林业、水利等众多产业部门和行政区划。环保部门“统一监督管理”的职能在很大程度上被肢解和架空, 其职能根本无法落实。为建立完善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 当务之急是必须对现行的《环保法》重新进行修订。重新修订应着重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a.增加对自然资源保护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监督管理机制等内容, 名称上可更名为《环境资源法》。b.建立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 突出环保部门统一监督管理的职能, 使环保部门与经济管理部门在制定、执行有关决策时互相协调, 有效防止部门之间的冲突。

1.2.2 注重生态环境立法的现实性, 使所立之法具有可操作性, 实践中能够顺利实施。

在生态环境立法中, 有关法律规定缺乏操作性的现象比较突出, 主要表现在:首先, 一些法律规定过于原则、抽象, 实践中难以把握。例如《环保法》第29条规定, “对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的企事业单位, 限期治理”, 但对于“造成环境严重污染”却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规定, 实践中难以把握。其他的一些如排污许可证制度、总量控制制度、集中控制制度的适用范围更是充满了弹性, 增加了落实的难度。其次, 立法中缺乏程序性规范。因为没有明确、合理、完备的实施方式和途径, 环保实体法中的内容便无法落实, 其效力便无法得到保障, 其中规定的权利、义务也便成了空中楼阁。因此, 在整合现行生态环境立法时应注意对其中原则性的规定予以细化, 以便于在实践中操作。

1.2.3 消除现行生态环境立法中法律规定互相矛盾冲突的现象。

现行生态环境立法中, 存在的另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法律规定之间常常自相矛盾。例如《环保法》第37条规定, “未经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擅自拆除或闲置防治污染的设施, 污染物排放超过规定的排放标准的, 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安装使用, 并处以罚款”。从该条文的表述来看, 如果排污单位没有擅自拆除或闲置防治污染的设施, 其超标排放污染物行为并非违法。但是, 依据《标准化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 环境保护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属于“强制性标准”, 而“强制性标准, 必须执行”。在整合现行生态环境立法时必须尽力消除法律规定互相矛盾冲突的现象, 以维护法律规定的统一性, 便于法律的实施, 进而维护法律的尊严。

2 生态环境法治的核心-“普遍守法”

“良法之治”仅是生态环境法治的前提, 实现了“良法之治”也仅是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的第一步。“邦国虽有良法, 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守, 依然不能法治”, 对生态环境法治来说, 其最终实现的标志是“普遍守法”的形成。具体而言, “普遍守法”又包括执法和守法两个环节。

2.1“普遍守法”的关键-严格生态环境执法当前, 在生态环境执法方面存在普遍不力的情况。

一些综合经济部门及其领导狭隘地从发展本地经济的角度出发, 没有坚持“环境、经济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的环境法基本原则, 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重开发, 轻保护”、“先污染, 后治理”的传统发展的道路。“法治的基本原则必须是官方行为与法律的一致, 没有这一原则, 就等于什么也没有”。

生态环境执法中的执法不力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环境污染和生态资源破坏愈演愈烈的恶果, 而且还严重损害了法律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动摇了群众对法律的信任。因为民众如果从经验中得出连政府都带头不守法的法律经验, 将会从根本上动摇他们关于法律的信念, 甚至使人们失去对法律的信心, 更不必说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了。

应进一步完善各级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各政党、各人民团体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执法的监督, 以切实保障环境执法依法进行。此外, 为保证严格执法的实现, 在立法确立生态环境法律中有关规定的实施主管部门时一定要从客观实际出发, 不能主观意想, 要切实考虑该部门是否适合行使主管职能, 在制度设计时充分地考虑到“制度防恶”, 从源头上杜绝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的产生。

2.2“普遍守法”的根本-公众环境守法意识的养成

法不只是靠国家来加以维持的, 没有使法成为作为法主体的个人的法的秩序维持活动, 这是不可能的。针对生态环境法的实施状况而发, 生态环境法的实施现状告诉我们, 如果没有公众的普遍守法意识, 如果公众还继续把生态环境法看作是可有可无、可遵守可不遵守的“软法”, 那么, 再完备的生态环境立法也仅仅是纸面上的东西, 而绝不可能隽刻在公众的心里和落实到他们的自觉行动中。对公众环境守法意识的培养, 不断加强宣传教育无疑是一条十分必要的途径。但是针对民众普遍不了解不关注环境法及环境问题的现状, 大力扩展公众的环境权对提高公众的环境守法意识来说更为重要。只有通过实体法上公民环境权的确立和程序法上类似“公民诉讼”制度的建立, 才能有效地保护受害者的利益, 并进而保护社会公众的利益以及保护包括受害者在内的公众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环境权益, 使人们对切身利益的保护与改善同环境保护联系起来, 增进对环境问题的理解、关注和行动, 进而将环境守法内化为一种自觉性。唯如此, 生态环境的法治才能最终得以实现, 因为, “法律只有在受到信任, 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强制力制裁的时候, 才是有效的”。

法治环境的建设 篇8

(一) 新农村法治环境建设的内涵

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中央一号文件以此为主题, 把农村工作推向了新的历史高度, 建设一个“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认识和行动纲领。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指出, 加快科学发展, 建设和谐山西, 实现“十一五”奋斗目标, 离不开良好的法治环境。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 建设一个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法治环境建设将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新农村法治环境建设的内涵应包含以下方面;

第一, 新农村的法治环境建设应当致力于和谐社会秩序的构建。即以现行宪法规定的基本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为前提, 以依法治国为目标, 着眼于消除现有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障碍, 从法律上确立城乡统筹发展的理念, 进一步修改或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

第二, 新农村的法治环境建设应当致力于法治治理模式的转变。即转变法的政治统治功能, 注重法律宣传教育与法律服务、法律援助有机结合, 引导农民树立遵纪守法观念, 增强参与村民自治和社会管理的意识, 掌握解决矛盾纠纷、维护合法权益的法律途径, 提高农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和依法维权的能力, 积极为农民群众提供法律服务。

第三, 新农村的法治环境建设应当致力于营造“以人为本”的公平理念和价值取向。和谐社会最重要的特征是公平, 民主政治核心的价值观念是平等。农民群众是新农村的主人, 也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和得益者。法治环境建设应当着眼于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民发展, 从法律制度上设定保护农民各项政治、经济和参与社会管理的合法权益。

第四, 新农村的法治环境建设应当致力于发展农村地区社会文化事业, 逐步改善农村地区的人文环境。乡风文明不仅要靠精神文明, 也要靠法律。国家将需要以强制力保障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

(二) 新农村法治环境建设的重要意义

第一, 优化新农村建设的法治环境, 是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保障。新农村建设的过程, 不仅是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过程, 同时, 也是不断消除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过程。

第二, 优化新农村建设的法治环境, 是确立农民主体地位、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和促进农民全面发展的客观需要。推进新农村法治环境建设, 客观上要求保护好农民的合法权益, 尊重农民意愿, 维护农民利益, 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三, 优化新农村建设的法治环境, 是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实现“三农”全面发展的重要举措。建设新农村, 就是要更大程度地发展农业、解放农民、改革农村, 最终解决“三农”问题。加强新农村法治环境建设, 对于依法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 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投入, 使“三农”发展更加具有活力。

第四, 优化新农村建设的法治环境, 是维护农村稳定、促进农村和谐发展的迫切需要, 也是推进依法治省、建设“法治山西”的迫切需要。农村改革的实践证明, 法治是生产关系稳定的最佳保障, 是广大农民的最好“定心丸”。推进新农村建设是各级政府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 各级政府部门必须依法履行职责和提供有效服务, 努力为新农村建设创造良好的法治氛围和外部环境。

二、新农村法治环境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笔者的调查统计数据上可以看到, 只有55%的农民明确表示在切身利益遭受严重侵害时会可能利用法律武器。而针对自己所处的法治环境, 只有一半的人表示满意, 而绝大部分村民认为法治环境的好坏主要是由当地官员来决定, 有70%的人认为当地基层官员的法律意识很一般, 而有近1/4的村民认为基层官员的法律意识很低。基于以上观点, 村民们普遍认为对于政府的行政行为, 村民可以对抗, 有87%的人不认为这是违法行为, 而且有20%的人认为是闹得有理。综合对社会调查和所见所闻所感, 笔者认为:目前, 山西省新农村法治环境建设的社会渗透力不足, 跟不上新形势的发展。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 国家关于新农村建设的法律体系还不完整, 调整农业、农村、农民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 一些现实问题不能运用法律规范来调整, 仍要运用伦理道德或乡土规范来处理。从立法的数量上来看,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已先后制定了20多部调整农村各类社会关系的重要法律, 40多部行政法规以及和农业、农村工作相关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地方规章。但是,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形势下, 农村仍有很多复杂问题, 找不到处理的法律依据, 需要进一步制定、完善和落实相关涉农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第二, 农民法律意识水平总体上仍然十分淡薄, 一些涉农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不力, 执法过程的不严肃对法治环境的形成造成了损害。目前, 在农村,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极为严重, 甚至出现执法的随意性, 以言代法, 以权压法, 执法犯法, 徇私枉法。

第三, 农村治安形势严峻, 司法公正与法治环境的现实还存在一定差距。按照现有的司法体制, 农民通过法院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应该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由于诉讼过程的繁琐、复杂、高昂花费、司法腐败、人治干扰、某些执法官吏的运作效率低下和办事不公等, 致使农民耗了很大的成本和代价去打官司, 但自己的权利仍然得不到维护和落实。

三、加强新农村法治环境建设的思考建议

(一) 制定和完善新农村建设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为新农村法治环境建设提供立法保障

法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不是凭空捏造的, 而是社会需求的产物, “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在立法工作中, 要体现党和国家在“三农”问题上的重要决策, 代表和维护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 要通过立法程序, 把行之有效的政策上升为法律, 努力提高立法质量。要选择事关农村长远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和谐稳定等方面的重大问题进行立法。

第一, 完善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法律制度。要充分认识农业农村立法对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作用, 新农村法治环境建设不是建立平安乡村的问题, 而是如何从法律上保障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公平问题, 要在国民经济财政分配第二次分配中来实现。

第二,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立法。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城乡二元机构的管理模式, 一些相关制度已经不适应新农村建设的要求, 建议积极研究建立和完善有关户籍、教育、医疗、迁徙、公共财政投入、农村社会保障等制度的立法, 进一步推进社会公平。

第三, 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法律制度。当前, 农村的公共产品非常匮乏, 无法满足广大农村社会公众的实际需要。国家除了经济上的侧重和投入, 还有必要通过立法予以保障, 明确相关主体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法律责任, 制定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度, 并促成各级党委政府的积极落实, 逐步改变村镇发展缺乏规划。

第四, 完善农民利益保护的法律体系。着眼于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民发展, 从法律制度上设定保护农民各项政治、经济和参与社会管理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健全村民自治的法律规定, 落实农民各项民主权利;依法确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和村经济合作社及其成员的法律地位, 保护农民的合法经济利益。

第五, 完善巩固农业基础地位的法律制度。为巩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 从法律上规定政府保护农业、支持农业的相关内容。完善和落实《农业法》等相关法律和制度, 明确各级政府在农业投入方面的责任, 以及每年农业投入占财政收入的比例、投入预算、程序和监督等内容;积极发挥政府部门在引导和推进科技创新的作用。

(二) 充分发挥法律服务和保障职能, 为新农村建设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随着新农村建设进程的加快, 农村法律服务需求不断增长。司法、行政机关要充分发挥法律服务职能, 进一步拓展和规范农村法律服务领域, 切实为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提供全方位、宽领域、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第一, 深入务实、不懈普法, 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法律素质是建设新农村的新型农民必备的素质, 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普法理念, 培育农民的现代法治意识, 引导农民尊重法治理念, 营造崇尚法治的社会氛围。

第二, 完善农村法律服务体系, 提高法律服务水平。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要切实强化为“三农”服务的意识, 提高办事效率, 严格执法、秉公执法、减少执法活动的主观随意性, 增强透明度, 为广大农民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

第三, 努力改善执法行为, 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 建立相互制衡的司法、执法科学运作机制。从执法环节入手, 尽快提高乡村干部的法制观念和执法水平, 用厉行法治来取信于民, 进而树立起农民对实行法治的信心, 树立农村法治权威。要加强法律服务队伍的管理, 严肃查处损害农民群众利益的法律服务行为。

第四, 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维护农村社会稳定。要充分发挥司法所、综治办和人民调解组织的作用, 进一步健全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 完善农村稳定的预警机制和应急处理机制, 不断增强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依法打击农村犯罪活动, 铲除农村恶势力, 扫除黄赌毒, 净化农村环境, 增强村民的安全感。

第五, 划清司法与行政的界限, 实现和维护司法独立并有效监督地方行政。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与司法改革, 明确各个行政机构的职能, 避免职能冲突与重叠, 消灭争相管辖现象, 确定行政越权、司法违法的责任及其承担, 消灭行政意志在司法领域中的横行, 维护法律公正正义, 净化审判环境。

(三) 完善村民自治制度, 健全乡村治

理机制、探索农村法治实践与道德实践相结合的长效机制, 让民主和法治精神在农村扎下根

第一, 建立以法律为核心的农村新道德, 推动法律与道德走向统一。要教育农民树立先进的思想观念和良好的道德风尚, 努力改善村容村貌, 倡导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 形成文明向上的社会风貌。通过制定“村规民约、乡规民约”等, 积极引导农民崇尚科学、抵制迷信、移风易俗、破除陋习, 在农村逐步形成尊老爱幼、邻里和睦、见义勇为、扶贫济困的社会风貌。

第二, 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 完善和健全村民自治制度。村民自治是农村政治文明与法治建设的基础, 是促进农村政治文明与法治建设的重要途径。

使农民对国家各项方针政策有更深刻的了解, 让农民意识到法律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也知道当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以法律作为后盾, 使民主和法治精神在农民的心中扎根。

参考文献

[1]、左燕东.山西省“五五”普法和依法治省工作全面启动[N].山西日报, 2006-06-01.

[2]、郭超.社会主义新农村法治建设的对策思考[J].法治论坛, 2007 (2) .

[3]、田成有.国家法在乡土社会中取得成功的条件与保证[EB/OL].http://www.legaltheo-ry.com.cn/asp/info.asp?id=1782, 2003-01-31.

法治环境的建设 篇9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总目标、基本原则、总体部署、重要举措和任务要求,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纲领性文献,必将为国家治理领域带来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决定》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指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重要遵循和行动指南。在建党93周年和建国65周年的重要时刻,在我国全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阶段,这个《决定》的颁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把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国家,建设成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二、外汇储备和进出口贸易总量第一的世界大国,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2013年,中国是世界外汇储备和进出口总量第一、经济总量第二的世界大国,已经走进了国际舞台的中心,正按照责权能统一的原则,积极发挥与自身能力相适应的国际影响力,并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分工合作与竞争,分享世界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按照国际惯例办事”,这个“国际惯例”就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而市场经济又是建构在法治制度基础上的经济形态。全面推进法制建设,加快建设法治国家,是新阶段我国积极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维护好发展好国家核心利益的现实需要,也是重建开放新优势,实现从世界大国向世界强国跨越的唯一途径。与此同时,作为有着13亿多人口的国家,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无疑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

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经济总量虽大,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6500美元左右,不仅排在世界第82位,而且正处于跨越“中低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这个阶段的经济社会矛盾集中凸显,社会的软转型比经济的硬转型显得更加迫切和困难。我们虽然基本完成了从农业经济社会向工业经济社会、从计划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变。但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经济社会比较发达、法律体系比较健全、政府行政比较规范、公民素质比较文明”基础上的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它是一匹“好马”,同时又是一匹“野马”。我们收获了市场经济带给经济社会发展的激情;也承受着它带给经济社会的各种深刻影响。

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必须客观面对由此而来的一场新的深刻的社会变革来临的事实——从传统社会到现代(法治)社会的转型已全面展开。但这种全面转型既有前两次转型不规范、不彻底带来的胶着,又未经过历史、文化、思想及制度设计的充分酝酿和足够准备,转型期各个领域出现的各种乱象,放大了人们对社会矛盾的认知和感受,加剧了人们对生存状况的不满,使社会矛盾集中凸显过程中的阵痛更加强烈。因此,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了决定性阶段,改革也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极其繁重、矛盾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全面推进法制建设,加快建设法治国家,是加快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现代化水平的必然选择,也是切实化解“成长期的烦恼”,实现经济社会平稳顺利转型的迫切要求。

作为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和现代国家治国理政的最基本方式与最鲜明特征,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我们党要紧紧按照五个“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更好地运用法治这个重要工具,维护和发挥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更好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2013年,广东人均GDP达到58540元(按当年汇价6.1:1折算,约为9597美元),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6.7%;三次产业的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为4.9∶47.3∶47.8,城市化率67.8%,人均预期寿命达76.6岁。总体上判断,广东已经完成了从小康型社会到“宽裕型小康(中等收入国家)”的过渡,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向中后期跨越的阶段,并开始进入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国际化促进市场化,以城镇化为载体,加快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期,经济社会转型的要求更加迫切,任务更加繁重。

广东必须切实改变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层次不高、发展方式依然粗放的短板,破解好地区之间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解决好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依然较大等社会矛盾,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社会公平正义等关系切身利益的迫切需要,才能率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要完成好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时提出的“努力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排头兵,深化改革开放的先行地,探索科学发展的试验田,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任务,广东必须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总体部署,积极推进“法治广东”建设,努力营造国际化法制化的发展环境,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要在宪法的规范下,加快地方法律法规体系的制定和完善,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依法行政、公开透明、大幅度实质性减少审批为重点,坚决取消一批、下放一批、向社会转移一批行政审批事项。按照“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切实改变政府权力“越位、缺位、错位”问题,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杜绝行政权力对微观行为的干预,减少并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根治重审批轻监管的痼疾,努力实现以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为导向,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协同性。营造公平公开的市场竞争环境,统一市场规则,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加快建设法治社会。

要以建立规范财政转移支付机制为重点,全面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根本方向,加快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现代财政制度,切实协调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要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做大民生蛋糕,确保财政资源更多用于提高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公共安全等水平。贯彻“底线思维”,坚决兜住民生底线,当好老百姓的“守夜人”,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加快建设公平社会。

要以明确权力边界为重点,按照“放得开、用得好、管得住”“适度自由、不踩底线”的原则,大力培育发展社会组织。赋予社会组织相应的政治经济地位和协调权力,充分发挥其在完善社会服务,优化创新社会管理,增加公共产品,促进社会自治,激发社会活力,维护社会公平,建设社会诚信,实现社会和谐中的积极作用。努力建立政府调控机制与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与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与社会参与力量互动的多元化社会治理机制,加快建设和谐社会。

要以服务业开放为重点,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积极探索改革现行外资进入和民资出境的行政审批制度,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建立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的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统一,打造率先接轨国际惯例的投资贸易便利化先行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重建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优势。

法治环境的建设 篇10

“城镇化”是一个地区经济社会演化的写照, 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反映。“城镇化”与工业化密切相连, 国内城镇化已经形成了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城市群, 这些早期区域的城镇化大力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但在早期城镇化的理念中, 只单纯片面地追求自身的发展建设、没有有效地把城镇化发展与城乡统筹发展结合起来, 缺乏对农业与粮食、生态与环境的恰当定位。中原经济还是农业产业比重大的省域, 尤其当前处于资源制约愈加显著的时期, 如何合理地冲破城乡二元框架的壁垒, 谋求在区域间协调互动的发展至关重要。

新型城镇化是加快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必然

新型城镇化是以农业为基石, 以工业为主导, 发挥城镇经济引领带动作用的具有区域特色的发展模式, 是不同规模的城市与城镇、新型农村社区之间的协调互动发展、优势互补促进的城镇化新格局。以新型城镇化格局引领新型工业化、新型农业现代化, 是由河南的省情及其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决定的, 符合河南省域的实际, 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新型特色城镇化作为一种理念在河南省城镇化发展中已成为一个指向标。新型特色城镇化是全新的城镇化过程, 其能有机化解工业化、城镇化与保护资源的矛盾, 能大力保障粮食产量与富民强省的目标, 能有效解决农业人口转化与户籍制约的冲突, 能逐步实现新型城镇化与农民利益保障相统一。

从河南的实际来看, 在5万多个行政村中生活着7 000多万农民。随着城镇化的深入, 全省城镇化率将要达到50%。当原有农民转型为新农村社区成员时, 会衍生相应的投资和消费需求, 会对工业化发展及延长农业产业链起到巨大的调整作用。同时,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在土地集约优化使用、农业规模化经营、农民多元途径就业以及推进生产方式转变的过程中, 也将对新型农业现代化变革产生巨大的推动力。

与传统的城镇化相比, 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为基点的新型城镇化, 更突出以下特点:

一是张扬人本主义。城镇作为现代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重要区域, 人是主导。人既是城镇发展的源泉, 更是城市发展的目的和归宿。城镇化的核心价值在于让城镇居民的生活品质更高。因此, 要把是否有利于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物质文化需求作为衡量城镇化水平的根本标准。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 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有机配置起来, 为城镇化发展奠定良好的人文环境。

二是强力回归自然。回归自然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大方向, 也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必然趋势。保护生态环境, 最大限度地节能减耗, 是评判城镇化综合水平的重要指标。新型特色城镇化要求强化知识、技术、信息的作用, 提倡规模效应, 注重城镇功能的升级, 形成集约型、环保型、高效型、社会和谐型的城镇化新模式。

三是协调城乡统筹发展。城市带动乡村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共同规律。城镇化表现为农村人口向城镇的分流和集聚。城镇的形成与乡村的转型是城镇化进程中相互依存的两面。传统城镇化是建立在农业减退的基础上, 而城乡统筹兼顾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也是新型特色城镇化理念的重要内容。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可以促使农村产业链的深化和农村多元经营模式的增加, 使农民充分就业, 可以污染集中整治, 建构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协调发展。

河南省新型城镇化法治环境建设中若干法律问题探究

正如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在《法律与革命》中提出的:“如果没有城市法律意识和一种城市法律体系, 那就根本无法想象欧洲城市和城镇的产生。”

城镇化是城市法治理念、法律制度不断向农村、城镇居民普及渗透的过程。这不仅是单一的经济发展、行政运作过程, 究其本质是一种法律规范的推行及接纳的过程。因此, 在推行城镇化的过程中, 不能仅靠经济、政治手段, 还必须从法律上维护城镇化过程中农民的合法权利, 才能持久有效地保障城镇化的顺利进行。法治是优化城镇发展软环境的一个关键因素。城镇发展到一定阶段, 软环境更具有可持续性, 法治环境比经济发展速度更重要。

一、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可能遇到的社会问题

1. 征地拆迁中农民利益缺失, 权利弱化发展。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 城镇规模不断扩大, 农村土地无可避免地被征收或征用, 土地成为城镇化必然冲击的主要资源。在已经推进的城镇化过程中, 土地征用成了“圈地运动”, 产生了大量引发矛盾的社会问题, 例如补偿政策不到位, 社保、就业等保障措施配套不起来, 利益分配不公等, 直接影响了社会稳定和新型城镇化的顺利推进。

2. 生态环境难免被破坏。

城镇化中工业发展所引发的环境污染随着城镇化的推进, 不可遏制地扩散到农村地区。若不以生态化城镇发展战略为指引, 只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保护, 那么就会造成生态环境恶化, 且现阶段有关生态保护立法尚未到位, 如何解决好这个难题, 是决定着中原经济区城镇化水平的重要因素。

3. 城乡规则相冲突, 乡村伦理道德异化。

城乡差异主要是文化理念的隔阂。乡镇以传统习惯为准则, 在宗法传统为主的乡镇, 法律意识总体上比较差, 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 通常会经过熟人、村委会的私力来解决。新型城镇化使村民成为市民, 随着身份的改变, 人们意识也会转变。随着城镇化的推进, 法治理念强烈颠覆着乡镇传统文化思想, 同时城市的糟粕思想也会对乡镇予以渗透, 使传统习俗规范和道德理想出现盲从状态。在推行城镇化过程中, 如何从意识领域解决好两种理念冲突而引发的问题, 是推动发展步伐的重要环节。

4. 城市务工人员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全面保障。

虽然国家加快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 着力解决流动人口就业、居住、就医、子女就学等问题, 但城乡户籍制度的二元框架仍然存在。大量城镇农民的合法权益常被忽视和侵犯, 如工资待遇常被拖欠, 子女难以同等接受教育等。

5. 违法犯罪及治安案件加剧。

犯罪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恶性产物。河南省已进入城镇化深入发展阶段, 近年来犯罪及治安问题凸显。城镇化的过程必然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 随着大规模外来人口流动、集中到城镇, 在当前经济社会结构不断调整时期, 利益关系失调, 贫富分化严重, 各种理念和价值观互相冲突, 在政府协调机制滞后的状况下, 城镇犯罪居高不下仍难以有效控制。因此, 如果不对违法犯罪及治安问题采取有效应对措施, 将影响社会稳定, 阻碍城镇化的进程。

二、解决新型城镇化社会问题的支撑因素

区域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可能遇到的诸多问题, 要保障新型城镇化得以持续、健康、快速地发展, 需要推动其发展的制度支撑、经济产业支撑、公共服务支撑的系统作用。

在公共服务支撑上大力推进法治宣传并建立社会公共供给制度。在中原区域经济发展提速增效的关键时期, 应着力倡导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营造依法行政的良好氛围。树立政府良好的服务形象, 提升行政执法主体在社会各界心目中的地位;引导社会成员学法知法、懂法守法, 着力培养诚信守法观念和社会责任意识, 增强守法自觉性和维权主动性;以理性合法的方式反映诉求、解决问题, 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在法律制度支撑上切实规范行政执法行为。行政执法是行政机关最重要的职责。优化区域经济发展环境, 提高行政机关特别是基层部门的服务意识, 规范行政行为, 加强行政处罚和综合执法法律规范, 通过健全的法制和职能的合理配置, 减少执法层次和交叉重叠执法的矛盾;要明确进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制度, 控制自由裁量范围, 防止执法随意性, 促使行政执法行为更加合理;严格规范执法程序, 强化对行政执法环节、步骤的具体规范, 维护行政执法的严肃性, 提升服务保障区域发展战略的行政执行力。

三、保障新型城镇化顺利推进的法律对策

城镇化是一项综合经济活动, 在新型城镇发展法制化进程中必须以良好的法治环境为基础。在推进河南省城镇化进程中, 把握法治建设的切入点和着力点, 切实为中原经济区建设提供法律支撑和法治保障, 充分发挥法治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的作用, 需要建构和完善的法律制度还很多, 上到国家经济政策法律制度, 比如财政拨付法律制度、经济区域规划法律制度、经济扶助法律制度、区域经济技术合作法律制度等;下到社会区域个体权益保护法律制度, 比如优化推进户籍法律制度、区域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保障性住房及教育资源合理配置等。本文仅从城镇区域个体权益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来阐述。

1. 加快完善征地法律制度, 保障公民权益。

我国当前对征地拆迁补偿所适用主要依据《宪法》和《土地管理法》。《物权法》也仅部分条款对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作原则规定, 实际操作性不强。在现有的法律中, 对城镇土地征用、房屋拆迁、补偿标准等都没有明确规定, 致使公民的利益受到侵害。为解决城镇化进程中征地拆迁而引发的诸多问题, 2012年实施的《行政强制法》及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拆迁补偿条例》, 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有力法律依据。然而这些法规尚不足以解决关于城镇集体土地房屋的征收与拆迁的相关问题。为进一步推动区域城乡一体化, 应从保障农民基本权利出发, 以法律制度将其纳入城镇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中, 使其享有和城市居民同样的权利义务。

2. 加强环境保护的立法和执法。

新型城镇化必须走集约资源、天然环保的道路。农村环保领域覆盖面广, 现有环保法律法规对涉及农村环保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妥善的解决路径。河南省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地方性法规主要涉及《河南省农业环境保护条例》, 其主要立法重点也是对农业环境的保护而非系统化的农村整体环境保护。这与实际需要明显不相适应, 因此要刻不容缓地确立环境与资源立法体系, 为中原经济区新型城镇生态化建设提供环境立法支撑。例如加强土壤环境保护、重金属排污治理;通过确立水资源管理标准, 建立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制度等, 为中原经济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立法提供重要的法律支持和导向。这是城镇化过程中环境法治建设中的关键一环。

3. 以立法手段消除户籍壁垒。

城乡二元框架源于我国长久以来的户籍制度, 它所带来的影响成为制约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原因。目前, 全国户籍改革旨在通过建立城乡统一户籍登记制度打破城乡隔膜, 实现城乡劳动力的自由迁移。河南省应从立法层面上进一步弱化户籍所承受的各种利益, 在国家法律、法规滞后的情况下, 结合河南省实际进行探索试点。比如, 打破原有关于进入城镇户口的规定, 尝试确立依托合法固定住所或合法稳定的职业背景, 同时履行相应的法定义务, 例如纳税、办理社保等, 即可申办城镇户口, 享受城镇居民待遇。

4. 加强犯罪预防与治理。

环境法治亟待强化 篇11

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法律中心副主任、督察诉讼部部长

从目前的状况看，环保领域的矛盾纠纷主要存在以下特点：首先纠纷的总量大、增量大。根据环保部统计的数据，近几年全国年均环境信访量是74万余件，自2002年以来年均增长30%。我们有一个统计数据，从1996年开始，全国环境群体性事件年均增量是29%，这个增幅不容小觑。从2005年到2011年，环保部直接接报处置的事件一共是927起，其中重特大事件是72起。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呢？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判断。首先，全国性环境规划不足，致使我国环境保护工作整体统筹不够，尤其是全国性的产业布局没有统筹，比如长江流域沿线应该上哪些产业，珠江流域应该上哪些产业，或者其它重点流域产业怎么布局等等均缺乏有效的规划，由此造成一些产业重复建设，产能严重过剩。目前各省份都是以各自为主来发展各自的产业，甚至有时候是一哄而上，像现在河北地区仅是钢铁产能就严重过剩，所以大家都讲北京的雾霾天气跟河北有很大的关系，这是一个现实。其次就是城乡规划布局不合理。之前我们环境保护的主要工作重点是集中于城市。随着城市居民对生活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很多污染转移到乡村，这就涉及到城乡发展不平衡的一个问题。我们原本认为乡村是我们的后花园，但是现在一些乡村地区成了藏污纳垢的地方，一些污染企业甚至一些工业园区因为农村用地便宜，集中到农村地区，就产生新一轮的污染，从而引发居高不下的污染纠纷。

目前，我国司法保护环境的力度严重不足。当前环保民事诉讼难以得到支持，首要的问题就是立案难，许多案件被卡在立案的门槛之外，造成污染纠纷久拖不决，这样相当于变相纵容了企业违法。此外，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诉讼还面临许多方面的困难和障碍。比如说公众不愿意诉、不敢诉、不能诉的现象比较普遍。由于环保案件技术性非常强，证据保存、保护非常复杂，对于普通老百姓讲很困难。例如受康菲公司污染而导致财产严重受损的河北乐亭渔民，要求康菲公司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事情，很多人都已经为此倾家荡产，因为他们许多是借债来做养殖的，你让他们拿出大笔费用去做污染损害鉴定是不切合实际的，而法院明确要求要做，不做鉴定不立案，所以他们的环境维权非常之难。数据显示，我国司法渠道解决环境纠纷的不足1%。于是现在就出现了信访不信法，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现象。

涉及到公益诉讼这一块，我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8月正式通过了关于公益诉讼的条款，2013年1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实施之后，中华环保联合会从年初到现在一共进行了7起环境公益诉讼，无一例外，全未立案，给出的理由均是法律对公益诉讼的主体规定不明确，现在还不能立案。换句话说，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公益诉讼的规定将继续挂“空挡”，排污企业将可以继续“免费”使用公共环境排污而不承担任何代价。

行政诉讼方面民告官也非常之难，难受理、难申诉，所以很多环境治理得不到有效监督。其实很多环境污染行为都是由于行政部门不作为或者乱作为造成的。此外，刑事法律对环境犯罪的惩治力度也须加大。

那么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该如何应对？第一是要从源头上来预防，包括如何统筹我们的工业布局、城乡规划；第二是推进我们的环境法治。立法、执法、司法三个方面都要加强，同时要积极发动社会力量，包括社会组织参与到环保纠纷的调解和解决之中，用大调解的方式促进一些环保纠纷的解决；第三就是建立科学的领导干部的绩效考核体系。如果不去影响、约束这些政府领导的想法和意志的话，我们的环保是做不起来的。因此，必须要做一个约束程度高、可塑造性强的绿色考核体系。

（本文系《小康·财智》根据作者在10月21日中华环保联合会主办的第九届环境与发展论坛上发言采访整理而成）

法治环境的建设 篇12

以信用为先导, 全面推动信用云浮建设

总结云浮全面推广信用建设的经验, 主要是做到“五个创建”:

(一) 创建征信中心, 共享信用信息资源。依法采集、客观记录企业、个人的信用信息, 建立信用信息共享的平台, 是推进信用建设的核心和关键。云浮市紧紧抓住这一关键环节, 在郁南县试点的基础上, 在全国率先设立市县两级征信中心。中心依托全国联网运行的人民银行征信系统, 建成企业和农户 (个人) 两大非银行信用信息征信系统, 收集公安、检察、法院、工商、税务等30个部门掌握的企业和农户信用信息, 建立企业和农户信用信息数据库, 开通信用信息查询系统, 实现区域内信用信息统一平台归集和查询共享。截至今年6月, 两级征信中心已收集6.25万家在册登记企业和个体户的各类非银行信用信息数据共13.18万条, 采集25.02万户农户97.19万人户籍信息, 以及2.49万条农户家庭经济信息和社会评价信息;接受查询9601人次。

(二) 创建信用企业, 促进企业诚信经营。为破解中小微企业 (个体户) 贷款融资难, 推动本地中小微企业守信经营、做大做强, 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 云浮市以企业非银行信用信息系统为基础, 以完善公共安全、信贷、纳税、合同履约、产品质量的信用记录为重点, 综合企业质量、环保、纳税、工商、劳动保障五大方面信用情况, 建立企业信用档案, 在石材等行业、企业建立信用评级制度, 推动企业诚信经营。目前, 全市完成了3224家石材企业的信用等级评定, 占全市石材企业的83%, 授予13家综合信誉度较好的石材企业“优秀石材企业”称号, 享受银行信贷、利率、纳税和免除质量、环保、用工检查等方面优惠政策和服务。

(三) 创建信用农村, 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为破解农民贷款难、农村党员和群众作诚信表率难、农村社会管理难等问题, 2009年6月, 云浮以郁南县桂圩镇勿坦村为试点, 以农户 (个人) 非银行信用信息系统为基础, 以构建切合农村实际的农户、行政村信用评价机制为重点, 开展信用户、信用村创建工作。去年开始, 在云浮全市推广信用户、信用村建设。目前, 全市已有511个行政村开展了信用村、信用户创建工作, 完成对28198户村民的信用等级评定, 对16907户信用户进行了授信, 授信金额18748万元。

(四) 创建信用政府, 推进廉洁公务员队伍建设。为实施对公务员廉洁诚信状况的有效监管, 2011年10月, 在郁南县试点建立干部征信系统, 全面征集全体公务员职务职级、婚姻, 配偶、子女就业就学、财产登记等64项基本信息和工作考核、群众举报、经济责任审计、党政纪处分、刑事处理、不良行为等23项特殊信息, 实行“一月一征集、一更新”制度, 建立公务员电子信用档案, 探索建立公务员预防腐败信息共享机制和预警监管机制, 推进廉洁政府建设。目前, 全市初步建立干部信用档案1700个, 录入信息2万条。

(五) 创建奖惩机制, 形成人人讲信用的社会氛围。针对当前信用激励不足、约束不力等问题, 云浮着力建立完善守信正向激励机制和失信反向惩戒机制, 拓宽信用应用领域, 推动形成人人讲信用的长效机制。一是建立守信激励机制, 为诚信者创造更多发展机会和发展空间。从信用货款、民生民情办事优惠服务、社会公益项目资金支持、政治待遇4大方面制定90项措施, 激励引导农民争当信用户、农村争当信用村。二是建立惩戒机制, 挤压失信者的发展机会和发展空间。行政主管部门和纪检监察机关、司法机关, 通过查询掌握企业和个人的违纪违法信息线索, 提高惩治失信者、违纪者、违法者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如对建筑企业的围标串标等失信行为实行“黑名单”制度, 限制其进入本地市场, 去年来共有3家企业被限制入市。

信用云浮建设对全省的启示意义

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 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云浮市大力推进政务、商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的经验值得学习借鉴, 对广东有以下启示意义。

(一) 信用建设是营造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基础。今年5月召开的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 要力争通过五年努力, 基本形成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制度框架。最近省委又通过了《建设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五年行动计划》, 并在广州、珠海、汕头、惠州、云浮、顺德及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省地税局率先进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试点工作。这充分表明省委以建设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为重点推动广东实现“软转型”的坚定决心。信用与法治相辅相成。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 则是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建立公平制度环境、保障公民和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对接国际先进理念和通行规则的基础工程。信用云浮建设大大提升了云浮的法治化水平。如今年上半年郁南法院新收各类案件922件, 同比上升56%;办结案件732件, 同比上升76%。为此, 要以深入开展“三打两建”为契机, 严厉打击欺行霸市、打击制假售假、打击商业贿赂, 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和建设市场监管体系, 加快营造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二) 信用建设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强力助推器。诚实守信、依法经营, 可以降低金融资源运用门槛, 有助于提高金融资金运行效率, 推动经济发展。云浮通过建设信用村、信用企业、信用个人, 运用金融资源和手段, 对信用主体授信发放贷款, 破解“三农”融资难问题, 有力推动经济发展。截至今年6月, 累计对16908户信用户进行了授信, 授信金额1.92亿元, 为2819户信用户发放了小额信用贷款5237万元。当前, 广东应大力总结推广以信用云浮为代表的各地信用建设经验, 加大信用建设的推广应用力度, 通过信用建设, 推动金融工具应用与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相结合, 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三) 信用建设有利于培养现代公民信用价值观。信用是现代人最重要、最健康的生存品质和最为合理的生存信念追求。信用最大的价值体现在对个体与社群的存续良性演进所具有的主体性正效应。通过社会信用建设, 营造良好的信用氛围, 可促使全民参与营造诚信社会发展环境, 促进道德意识觉醒, 塑造现代公民价值观。云浮通过建立信用镇、信用村, 促进村民信用道德觉醒, 自发对多年结欠信用社的逾期贷款主动进行偿还。如2011年郁南县桂圩镇农户到信用社偿还贷款就有212户, 同比增加119户;农户逾期贷款2户, 同比减少38户, 实现了诚信之风与信用环境双促进。当前, 广东正在大力宣传新时期“厚于德、诚于信、敏于行”广东精神, 信用建设是新广东精神的重要内容, 必须将社会信用建设与践行广东精神结合起来, 推动社会信用建设落到实处, 并取得实质性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