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文化建设

法治文化建设（共12篇）

法治文化建设 篇1

一、引言

我国的法制建设宣言和总纲领在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就此问题作出指示并讲话。对于“法治中国”在中国法制建设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并列为四中全会的主体, 构建我国法制国家的宏伟蓝图。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也对法治这以为他作出了详细的探讨, 对我国依法治国的战略作出筹划与部署, 并阐述了一系列的新观念, 带动我国法制社会的提升, 使我国依法治国进入一个新的高度。在这一背景下, 本文从培育公民信仰法律和崇尚法治的意识, 根植和培育民主、权利、程序等法治文化, 以及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陕西改革深化、促进陕西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对陕西法治建设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 并对法治陕西建设路径选择提出合理化建议。

二、陕西法治建设存在的障碍

法治文化的形成要经历长期的演进, 然而陕西由于民俗、历史和环境因素, 缺乏政治民主文化意识、法治思想的宣传、法律知识的认识, 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民主政治建设的支持等条件也不够优越, 在法治建设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阻碍。

(一) 人治文化影响深远。

从历史来看, 陕西文化是传统文化代行代表, 一直缺少法治文化的环境。人治核心的观念体系和价值追求建立在宗法制度、伦理道德和血缘亲情基础之上, 由君主掌控国家大权, 主要依靠理治和德治进行治理, 而理治和德治在本质上是人治, 权大于法, 法治只是辅助的治国方式, 即“政教之用”。一个好的领导人是老百姓希望的寄托, 老百姓更愿意是“清官”来治理国家, 在他们眼中法律只适用于保护自身的权益, 而不适用于治理国家。在这种体系下不可能培养出现代法治所需的“平等”原则, 更不可能产生“形式正义”, 这对现代民主法治建设构成了较大障碍。

(二) 法治意识较为淡薄。

和沿海发达地区相比, 陕西一些领导干部习惯把法律作为工具, 只考虑如何为“治”理老百姓寻找所谓的法律依据, 以权代法、以权决策, 而没有依法办事的观念, 导致了以领导干部的“思想”为依据的主导思想成为主流, 法律的定制者则是当地的官员, 而老百姓只有服从。反之就会得到“法律”的制裁, 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影响法制建设进程的主要原因。形成这一问题的主要根源不是法律本身, 而是缺乏法律意识的认知和法律知识的传播。

(三) 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

陕西地处内陆, 内部和外部的文化交流受到环境的限制。长久以来, 民间社会自主形成的本土文化, 在时间和空间的影响下延伸, 渐渐演变成百姓生活中的“活法律”, 一代代流传下来, 成为社会的主要规范, 极难改变。在遇到纠纷时, 过分讲究克制礼让, “闾里不讼于巷, 老幼不讼于庭”的厌讼思想在老百姓中广为流传, “屈死不告状”的事情在现实社会中还有很多, 通过法庭解决问题的人统称是视为异类。多数人往往通过新房的渠道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在他们的思想中认为有政府的介入会更直接有效。同时, 官员和公众对法律缺乏信仰, 以至于导致很多违法行为得不到应有的处罚。

三、推进陕西法治建设的对策建议

对于陕西这一从根本上缺乏民主法治的地区来说, 具体可以从以下4方面着手逐步建设良好的法治环境。

(一) 形成法治文化共识。

“法治文化的形成必须以公民具有一定程度的法治意识和法治素质为前提。”建设法治陕西首先应确立法治文化共识, 从纠正重义务轻权利、重“官”轻民、重政策轻法律的观念入手, 把提升公民主体意识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探讨如何摒弃人治思想, 正确对待发的价值观, 着重强化领导和公务人员的权利是来源于广大人民群众这一节本观念。使公民真正认识到自己是法治的主体, 国家公职人员才是法治的对象, 唤起公民独立的人格尊严意识, 认识到自己主人翁的作用和地位, 使法治成为公民的文化共识、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 使人民群众在知法、懂法、守法的法治观念中建设稳定和谐的社会。

(二) 强化权利的同时进行约束监督。

培根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判决比多次不公正的举动祸害尤烈, 因为后者不过是弄脏了水流, 前者却破坏了水源”。陕西在法治建设的实践中, 应从合理配置权力、确定权力范围、明确权力界限等方面入手, 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强化法治政府建设, 逐步确立权力运行的具体规则、步骤和方法, 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监督体系, 促进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法治价值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形成和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 有法可依、知法守法、依法办事的法制环境。

(三) 重视法律程序正义。

法治文化建设的关键是树立程序的权威, 法律实体正义依靠法律的程序正义实现。传统的法律文化对实体法的重视高于程序法的重视。在交涉陕西法治社会的过程中, 必须要把程序法的权威树立起来。赋予正当程序内在独立价值。把注意力集中在要行政、立法和司法程序上, 司法程序最为重要, 司法是人民权利和实现社会正义最有力的保障。通常权利和舆论会干扰司法机关分析和处理问题, 只有保证司法机关的独立性才可以更客观的处理问题。

(四) 探索法治建设路径。

陕西法治建设的路径不同于经济发达地区, 应该要根据当地的社会经济情况和文化政治的现状来进行。其中政府推进和人民群众的自觉的性是它本身的最佳途径。根据现在陕西的社会现状分析, 法制建设是必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基础之上, 把其作为主要推手。在进行的过程中政府公职人员必须起到以身作则的带头作用, 不能仅仅是制定规则和号召的作用。积极动员和组织社会资源参与法治建设, 引导民众自觉守法。同时, 法治文化建设客观上需要一个历史阶段, 甚至是一代人与一代人的传承与推进才能形成。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在就决定作说明时指出,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 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作为托动力的法治文化, 可以让人民群众更深刻的理解法律的要求, 更好的推动立法和执法, 使其能够更好的发展。建设陕西法治社会必须提高以现代法治为核心的法治意识, 提高公职人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 从而为为营造健全的法制环境, 踧踖全体人民群众法治文化的提高, 实现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必要的条件。

摘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将依法治国作为大慧的主题, 大会中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成为我党建设法治中国的总纲领, 并以此为宣言书。全面推进了依法治国的宏伟蓝图。在党和国家为早日实现小康社会和实现实现伟大的中华名族复兴而努力的关键时期, 如何树立法治思维、掌握法治方式、深化法治改革, 加快推进陕西法治建设, 是陕西省目前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本文对影响陕西法治建设的因素进行分析, 从人治文化影响深远、法治意识较为淡薄、传统习俗根深蒂固等影响因素出发, 进而提出建设法治陕西的实现路径, 以期为推进陕西省法治建设建言献策。

关键词：十八届四中全会,法治思维,法治建设

参考文献

[1]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2]傅小青, 梁知博, 杜宏宠.关于推进陕西法治文化建设的思考[J].理论导刊, 2013 (10) .

[3]王茵.关于树立法律至上权威的思考[J].理论导刊, 2006 (04) .

[4]赵学昌.试论法治文化的培育[J].当代教育论坛 (宏观教育研究) , 2007 (07) .

法治文化建设 篇2

关键词：法治；法治文化；法治城市

法治文化在法治城市建设中的作用

法治文化是法治的灵魂和源泉，体现着法治的理念、精神、原则、制度、现实运行等。正确认识并充分发挥法治文化在创建法治城市中的作用，有助于进一步推进法治城市、法治政府、法治国家、法治社会的全面构建。

（1）法治文化是法治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法治城市建设的宏观体系应包括地方立法完善、法治政府构建、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法治文化培育、法治工作队伍培养等诸多方面。所以，研究法治文化的历史变迁、重大成就以及新形势下所面临的困境，必然成为法治城市建设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基本内容。

（2）法治文化是法治城市建设的思想基础。弘扬法治文化，传播法治理念，有助于培养法治精神、形成法治思维方式、提高法律素养，以奠定法治城市的思想基础和重要精神支柱，从而为法治城市建设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3）法治文化是法治城市建设的必要条件。法治城市建设中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制度的完善，都需要先进的法治文化作支撑，发挥法治文化的理论指导作用、舆论引导作用、示范引领作用。因此，法治文化是法治城市建设的重要保障、内在动力、必要条件。

武汉市法治文化培育的现状

值得注意的是，武汉法治文化建设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和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法治文化建设的理论研究还比较滞后，尚未形成基础理论体系；部分部门及领导干部对法治文化建设的认识深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法治文化培育的运行模式有待转型，目前主要由政府主导和推动，社会各界对法治文化建设的参与意愿和热情不足；法治文化宣传队伍的培育力度和专业化程度不够；虽然拓展了法治文化的载体，但总体上看，内容不够丰富、形式相对单一，传统文化融合不足；法治文化与城市法治实践的结合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典型成果的推广和转化还不够；对特殊群体的法治文化培育有待加强，如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涌入的农村居民；等等。加强武汉法治文化培育的建议

城市法治制度和秩序的迅速发展与法治文化缓慢成长之间的鸿沟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武汉法治化建设的全面展开。为此，针对以上不足之处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1）立足于荆楚文化和武汉历史，加强武汉法治文化的理论研究，努力创造符合市情、体现时代、地域特色的法治文化。要充分发挥市委党校、市社科院、市社科联等机构的作用，调动全市广大法学人员、法律工作者、文化工作者以及各界人士的积极性，让他们参与到法治理论研究的工作中来，开设全市范围的法治文化建设论坛，为法治文化建设实践提供理论指导。（2）积极推进武汉法治文化体系建设，按照法治文化发展的规律制定和完善法治文化建设规划和具体的实施意见。（3）改变法治文化培育的运行模式，通过政府、社会和公众层面的多维互动以及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的法治教育体系来推进武汉法治文化建设。（4）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立体的法治文化宣传体系。加强重点对象（党员干部、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农民、外来经商务工人员及流动人口等）的法制宣传教育；扩大创作队伍，鼓励各类法治文化相关的文学、艺术和影视作品的创作，努力创造出更多的反映武汉法治实践活动和全体市民法治生活的优秀作品；充分利用“互联网+”的新载体，创新法治文化宣传教育平台，如创办法治文化网，举办法治文化夜市、社区学法俱乐部，兴建法治主题公园、广场、长廊、街区，在轻轨、地铁、公交站台，出入口通道、车厢内等新型载体上，加大法治文化宣传力度等。（5）召开法治文化建设经验交流会，推广经验，注重培育并总结全市法治文化建设的先进典型，形成在全省、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先进经验，并加以推广，扩大法治文化建设成效。（6）注重培养专门的法治文化宣传队伍，不断提高专兼职工作人员的法律知识水平和普法宣传、参与法治文化教育的能力，尤其要加强对基层法治文化人才的培养和扶持。成立多个层面的法治文化的宣传队、艺术团等（7）积极构建覆盖全市、惠及全民的法治文化服务，坚持不懈地开展法治文化惠民工程建设，使全体市民共建共享法治城市建设成果。

法治文化建设 篇3

【摘要】高校法治教育作为思政教育中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高校法治教育环境下占据着较为重要的地位。文章将高校法治文化建设作为研究的重点，对高校法治教育革新的方案进行了系统探究，核心目的是通过法治教育环境的优化，提升高校法治教育环境的整体水平。

【关键词】高校法治文化建设  高校法治教育  改革方式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32-0064-02

一、高校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

在现阶段高校法治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其项目内容的构建应该在满足高校实际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强化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建设需求，将高校稳定发展作为基础，从而实现和谐、稳定校园环境的构建。同时在教育体系优化创新的同时，也应该对高校法治文化的建设进行系统性的分析，通过对校园文化的建设，充分彰显出校园文化建设中的法治精神，从而为其价值能力的提升提供稳定支持[1]。

同时，通过高校法治文化教育体系的优化创新，可以实现高校自身运行状态与实际需求的充分结合，并在分析高校法治文化的基础上，保证文化教育体系核心价值。在我国现阶段高校法治教育活动构建的过程中，高校应该制定系统化的法律制度管理规章制度。

二、高校法治文化建设的现状分析

（一）法治教育工作管理模式缺乏创新性

通过对现阶段高校法治教育体系构建现状的分析可以发现，高校法治环境下的教学方式，考核方式以及师资队伍的建设都不能充分满足社会及高校发展的基本需求，主要是由于相关制度的建立缺乏创新性的模式，导致师资队伍的建设机制有待加强，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由于管模式缺乏创新性的理念。同时，在现阶段高校法治教育工作构建的过程中，其基本的教育模式仍然采用原有的社会结构，导致一些管理制度的设计缺乏针对性。而且，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当代社会中独生子女占据较大部分，而且，贫困学生的比例也相对增加，很多学生在高校环境中受到生活环境的影响，会形成不良风气，更为严重的还会造成学生心理问题的出现。因此，在现阶段高校法治教育体系构建的环境下，应该构建创新性的运行模式，并通过对学生实际需求的分析，使学生了解并掌握规范性的法律内容，从而实现动态化教育体系的创新及优化，并在真正意义上为教育体系的优化提供依据。

（二）教学方法单一导致教学效果不佳

对于现阶段的高校法律教育基础而言，在传统教学模式构建中，其教学模式只是局限于灌输思维的环境中，虽然在很多院校法治体系构建的过程中，提倡多元化的教学模式，但是，对于非法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其教学效果相对较差，而且，学生在学习中，只是采用死记硬背的方式应付考试，教师也是在该种环境下，照本宣科，从而为法治教育环境的构建造成了制约。同时，在很多高校教育体系优化的过程中，应该采用大班式的教学体系，导致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相对较少，从而为教育体系的优化及教学目的的提升造成了严重制约[2]。

（三）教育考评价值的单一性

通过对高校法治教育考核基数的分析可以发现，高校评估体系的体系往往会采用简单的笔试模式，虽然这种评价标准的效果较为重要，但是，在法治教育环境下，如果只是采用笔试的评估方法，教育工作者会过分的强调应试教育的功能性，从而严重限制了学生发散思维的形式，使学生失去主动思考的意识，并在最终程度上为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造成制约。因此，在现阶段教育体系优化及发展的环境下，应该通过考评方式的综合性分析，构建多元化的评价模式，从而为高校评估方式的确立及优化设计提供稳定支持[3]。

三、高校法治教育改革方式的优化设计

（一）构建创新性高校法治教育运行的创新机制

在现阶段高校法治教育运行机制构建的环境下，教育体系的优化应该遵守系统性、科学性及实效性的操作原则。其中的系统性原则主要是在高校法治运行中，应该将系统性作为基础，充分考虑到整体与部分、结构与功能以及自我及环境的综合性分析，全面强调高校运行环境中，法治原则构建的目的及阶段性原则，从而为教育体系的优化及发展提供稳定支持。实效性主要是指法治运行机制的可操作性，并在实践项目可行性确立的同时，构建可靠性、系统性的创新结果。对于高校法治教育运行工作的实效性而言，其实质工作体系的构建应该充分保证项目设计的功能性及吻合性，提高依法治校内容设计的核心性。因此，在高校运行及时构建的过程中，其基本框架的设计可以如图一所示。

图一  高校法治教育机制运行模式框架设计

通过对高校组织运行教师教育环节而言，其项目内容的设计包含了科学化的运行前提，其项目管理内容的设计包含了领导管理机制、教师队伍建设以及项目协调机制，同时，在组织机制优化及工作明确的基础上，也应该进行任务分解组成部分的分析，明确各个部门的法律关系，从而为高校法治环境的营造提供稳定依据。与此同时，在领导管理体系运行模式构建的基础上，也应该制定科学化的法治教育目标，通过方法及途径的优化分析，进行科学化教育体系的创新，实现资金保障及资源的稳定运用。

（二）构建丰富性的课堂教学机制

对于现阶段高校法治教育内容而言，其项目课程的设计主要是以课堂教学作为基础，将课堂教学作为法治教学中重点，从而为课堂学习方式的设计及学生法律知识的培养提供良好依据，因此可以发现，在现阶段教学环境发展的程中，课堂教学的效果对提高高校学生的法律意识会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所以，在教育优化及创新的过程中，应该做到以下几点内容：第一，构建“诊所式”的教育方式，对于“法律诊所教育”而言，又被称之为临床法学教育，是美国借鉴医学院临床实践的方法，通过案例教学方式的演绎而形成的一种教学方式，这种方式也就是所谓的现场模拟案件教学，通过案例教学可以使学生在整个环境中得到亲身的体验，并通过角色的扮演激发学生的潜在能力，使学生在实践的同时掌握很多专业性的法律知识。同时，在这种教学环境下，也可以逐渐改变传统教育内容的限制，实现教师与学生的主动交流，改变传统灌输性的思维模式，从而为学生法律思维能力的提升提供稳定支持。第二，构建媒体教学方式。伴随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信息化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因此，在高校法治教育环境构建的过程中，应该结合网络中的热点进行法律事件的分析，并通过多媒体教学方式的运用，进行视频、图像以及声音的运用，从而呈现出动态化的教育模式，激发学生的法律知识学习兴趣。

（三）构建完善性的教育评价考核机制

在现阶段高校法治教育体系构建的过程中，针对学生的学习现状，需要构建多元化的教育评价方式，并在整个考核环境下做到以下几点内容：第一，采用笔试、口试以及论文等多种方式融合的考试方式，将笔试作为基础，对学生法律基础知识的掌握状况进行分析，将口试考试作为对学生知识掌握状况的分析，并通过论文设计的方式的确立，让学生掌握知识运用的能力，通过这种综合性考评方式的确立及分析，可以构建系统性的评估策略，从而为教育体系的优化及创新发展提供稳定支持。第二，考核题目设计的灵活性。在法治教育体系优化的过程中，相关考评题目的设计应该充分展现其灵活性的特点，并在丰富题目的基础上，使考评方式呈现出灵活化的发展状态。同时，在案例分析的过程中，可以使学生对法律知识进行系统性的理解，并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从而使学生在生活的过程中，形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同时也减少学生考试作弊现象的出现。第三，在考核计分中，应该包括笔试、口试以及模拟法庭等，有效减少笔试占有的比例，全面提升法治教育体系的优化及创新性发展。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伴随教育事业的创新发展，在高校法治教育体系优化及改革创新的过程中，高校领导者应该结合学生的实际状况，设计系统性的法治教育体系，将高校的文化建设作为基础，实现法治文化的创新性发展。由于法治教学是高校和谐校园构建的基础，同时也是院校法治文化设计的重点内容，因此，院校管理者应该掌握法治教育体系构建的重要意义，结合当代教育的实际状况，加强高校法治文化建设的稳定性，从而依法治校提供稳定支持，同时也全面促进高校法治文化建设的综合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峰.论我国高校法治文化建设[D].安徽农业大学，2011. [2]侯建业.高校法治教育的现状及对策研究[D].中北大学，2016.

弘扬法治精神建设法治文化 篇4

人类早期的成文法常常铭刻在石柱或铜表上, 但铸鼎未必传世, 勒石未必长存, 真正流传下来的是“铭刻”在全体社会成员心中的法治精神。历史发展表明, 只有法律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规则,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法的意义、法的精神才能真正展现出来, 法治的理想才能最终落地。因此,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中, 法治精神和法治文化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要达到“全民守法”的目标, 必须以法治政府的建立促进法治社会的发育, 以司法的严谨、执法的严格来培育公民守法的自觉性。这就要求我们, 一方面要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司法公正对于社会公正的引领作用, 并在此基础上, 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协商沟通机制、救济救助机制, 畅通群众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法律渠道。只有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件具体的司法案件中建立对法治的信心、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感受到法律的权威, 他们对法律的态度才能由认识到遵守, 由信任到信仰。

守法需要自觉, 自觉守法要靠各行业、各领域的自我管理来培育。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同时, 也要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 深化基层组织和部门、行业依法治理, 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 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使各行业、各领域的从业者, 真正在实实在在的自律和自我管理中, 一点一滴培养起社会责任意识和法治精神。

推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和法治精神建设, 离不开类型多样的宣传与教育。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 我国已经完成了以全体公民为教育对象的五个法治宣传教育五年规划, “六五”普法规划正在进行中, 普法内涵不断丰富、领域不断拓宽, 已经成为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我们要在全民教育基础上, 继续推进针对不同领域、不同群体的法治教育, 不断创新宣讲和教育方式, 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 以精准滴灌和春风化雨的形式, 将法治教育送入街头巷尾、百姓人家。只有经过多管齐下的法治教育、培育, 遵法守法的意识才能蔚然成风,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才能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落地生根, 并为全面深化依法治国夯实坚实的社会基础。

民主法治,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篇5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任务，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政治保障。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和重点任务。

1、政治体制改革方向：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政治体制改革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事关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既要坚定不移实施，又要积极稳妥推进，特别是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三者是一个有机整体。全会《决定》从三个方面提出和部署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一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二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三是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2、人民民主：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

全会强调：“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认为“三个更加”意味着，今后国家会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通过制度保证人民依法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

3、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全会《决定》鲜明地提出：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就是推动两个方面的创新，一个是理论方面的创新，当然也包括实践层面的创新，目的就是要更好的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们国家根本制度的作用。

全会《决定》强调：“完善人大工作机制，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近年来，我们辽宁省人大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去年以来，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先后就教育经费支出、大气污染防治、农田水利建设、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进行了专题询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4、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

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的论断。协商民主的推进有利于人民民主权利的实践，从而更好地确保人民当家作主这样一个目标的实现；那么其次就是推进协商民主，有利于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还有就是协商民主的推进有利于促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从而确保各级党委和政府实现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最后就是协商民主的推进还有助于我们推进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的转变。

全会《决定》对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了全面的规划和部署，明确提出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

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系统阐述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提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和制度要求。“法治中国”将作为治国基本方略的依法治国思想进行了重大提升，释放出强烈的改革信号。

1、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法治中国”是党的十五大以来有关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中国版”、“综合版”和“升级版”，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要求和法治基本精神的“具体目标”，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具体平台。

全会《决定》明确指出，法治中国建设，应当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意味着“法治中国”建设将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国家建设和社会建设系统工程。

2、行政执法体制：权责统一、权威高效

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和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两大支柱。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着力点是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目标是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全会《决定》针对权责交叉、多头执法等问题，提出整合执法主体，相对集中执法权，推进综合执法，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要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3、司法体制改革：公正、高效、权威

公平正义，是司法工作的生命线，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为了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让司法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司法改革主要侧重于立法的审查、执法的监督和司法的独立，做到这三点创新的目的就是要实现我们司法的公正，让老百姓在整个司法的过程中、执法的过程中体会到对他们权益的保障，体会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有助于建立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

全会《决定》从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等三个方面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做了具体明确的部署。

4、劳动教养制度退出历史舞台

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实行50多年的劳动教养制度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胡建淼认为：“劳动教养制度在历史上对于维护社会治安、确保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应当看到它的弊端非常大。中央废止劳动教养制度的决心也体现了中央对人权的高度尊重。”

高校法治文化建设研究 篇6

关键词:校园文化;法制文化;制度建设

大学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精英培育和人才集聚的重要基地。我国高校法治文化具有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和高校校园文化双重身份,肩负着构建和谐社会及和谐高校的双重任务,必须同时以和谐社会、和谐高校为标准,树立起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的法治理念和法治观念,使依法治校得到全面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使师生员工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平等友爱、融洽相处,使学校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各种矛盾得到正确处理,学校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最终实现一切有利于学校发展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师生员工安居乐业,学校保持安定团结,学校教学科研水平得到提高,工作学习生活环境良好的目标。

一、加大法制宣传教育力度

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政策,这就为高等学校的素质教育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途径——加强法律素质教育,这是社会、教育和人的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共同要求。高等院校应该把法制教育摆在应有的地位并真正落到实处,才能培养出大批的守法护法和民主法治人才,使整个社会逐渐形成良好的法律文化和法制环境。

依法治校的关键在于转变观念,以良好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指导学校管理和教育教学活动,因此,必须加大法制宣传教育力度。要加大法制宣传力度,首先要加强对学校领导和干部的法制教育。

二、关注高校法治实践,加强法治文化建设

高校法治文化建设应更多地关注高校法治实践问题,围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价值目标,依托高校校园文化,加强高校制度文化、廉政文化、公民文化和法律诚信文化建设,提高高校依法治校的水平。

(一)加强制度文化建设是高校依法治校的基础

随着高校改革的不断深化,办学自主权的逐渐明晰,高校制度建设与制度创新的工作越来越紧迫。学校的人才培养、校务管理、学科建设等必须依据国家关于高等教育的法规,制订各类具体的规章制度,依法管理,照章办学。在高校法治建设实践中,必须确立依法治校、依法管理的理念,充分发挥制度文化具有的规范功能、整合功能和导向功能。通过制度文化的规范功能,更好地约束和规范“高校人”的行为,减少对立或降低对立的成本,调节和抑制不符合学校健康发展的价值取向、道德准则和行为方式。通过制度文化的整合功能,协调高校内部的各种矛盾,促进群体的和谐;通过制度文化的导向功能,激发广大师生员工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激发出他们自身的潜能和激情,不断地朝着理想境界努力奋斗。在高校民主管理的制度体系中,要进一步健全校务公开制度,保障广大师生员工的知情权;进一步规范民主决策制度,保障师生员工的决策权;进一步完善民主管理制度,保障师生员工的参与权;进一步强化干部评议制度和学生的评教制度,保障广大师生员工的监督权;进一步健全争议仲裁和调解制度,保障师生员工的合法权益。

(二)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高校依法治校的重要内容

近十年来,随着高等教育步入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改革之路,再加之受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高校腐败现象在数量上、程度上及范围上呈现出上升和扩大的趋势,个别违纪违法行为时有发生,与高校先进文化建设相去甚远,与高校文化环境不相适应,严重制约了高校的和谐发展和人才培养质量。高校管理中存在的制度不健全,极少数人借为学生转系、转专业、专科升本科、评奖学金及各种奖励或表彰、严重损害受教育者的利益;在学校基建工程招投标、大宗物资采购过程中,一些管理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淡薄,不讲原则,管理不善,监督不严,导致国有财产、集体财产流失。除此之外,高校学术腐败令人担忧,剽窃他人学术成果、侵犯他人专利权等违法侵权行为也常被披露于报端。腐败现象在高校虽属极少数,但社会影响十分恶劣,尤其是对高校所肩负的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建设和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任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要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高校腐败,必须加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提高广大师生员工的民主法制意识,增强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加大民主监督,有效推进法治秩序、伦理秩序的建立,遏制高校腐败文化的蔓延,实现法治高校目标的最终确立。

(三)加强公民文化建设是高校依法治校的重要条件

公民文化即民主文化,是与民主制度相耦合的公民的政治态度、情感、信仰和价值取向,属于民主制度的隐结构。公民文化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民主制和民主生活又是培育公民文化的摇篮。因此,加强高校公民文化建设,尤其是要注重广大师生员工公民意识培养,使每一位高校教师和学生都必须明确作为一个社会公民应该享有的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民主权利和应该承担的义务,在法律面前没有特权,人人平等。一些教师和大学生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是模糊的,不了解自己作为公民、作为教师、作为学生依法应享有哪些具体的权利,应履行哪些具体的义务,维权意识淡薄,使学校不能依法治校,违法案件高发。不少大学生存在侥幸心理,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正在受教育,违了法可以不追究或可以减轻处罚,做事目无法纪,为所欲为,不讲后果;有的发短信,强迫对方建立恋爱关系,对方不从,便谩骂、侮辱对方,斗气,造成双方在校外动手打群架,动刀子,造成人命案。这些惨痛的教训,足以引起我们高度警惕。为此,加强“高校人”法律意识和公民意识教育迫在眉睫。在教育目标上要以塑造适应民主政治要求的社会主义公民文化为指向;在教育内容上要注重广大师生员工权利意识、主体地位意识以及法治观念的培养;在教育途径上,积极引导师生进行民主实践,增进师生对我国政治体系和民主程序的了解,提高政治参与能力。

(四)加强法律诚信文化建设是高校依法治校的内在要求

诚信不仅仅是道德的问题,更是法律责任。西方国家将诚信纳入法律体系两千多年,我国的法律体系正在进一步完善,诚信已经逐步成为法律责任。但长期以来,人们把诚信仅看做是道德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缺乏对大学生法律诚信教育,使大学生在观念上不把诚信以法律责任来对待,导致许多不诚信行为严重背离社会主义法治要求。如有的学生毕业论文粗制滥造、抄袭剽窃;有的学生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发布网络虚假信息行骗;更有甚者,不以制造黑客为耻,还以此为荣;有的学生无视各种考试规定,替人代考作弊挣点零用钱;有的学生就业合同意识淡薄,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协议后,找到条件更好的单位便不辞而别,或与用人单位争吵不休;有的学生向银行贷款助学,不履行承诺手续和承担信用责任;有的学生拖欠学校学杂费,毕业后逃之夭夭;甚至有时有损害国家、集体、他人财产不赔偿的现象发生。当前高校受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诚信缺失问题日益突出,大学生道德诚信的基础不断被削弱。要着重加强高校法律诚信文化教育,特别是诚信的义利观教育,不能只享受权利而不尽义务,建立一套依法治校的法律诚信规则,强制规范诚信行为,促使“高校人”对法律诚信乃至对法律的信仰,实现权利和义务的协调统一。

三、依法治校,构建和谐高校的途径

(一)确立依法治校,构建和谐学校的理念

提高学校领导、教师和学生的法治意识,转变学校管理理念,是依法治校的基础。只有转变观念,提高认识,形成依法治校,构建和谐学校的理念,依法治校才能成为学校管理的自觉行为。形成依法治校理念的关键,是要明确教育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以及法律规则。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确定了我国教育的基本原则,其中社会主义方向原则、人的全面发展原则、教育公共性原则、公民受教育机会平等原则、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原则,这些原则是学校依法自主办学的根本准则。学校的自主办学活动不能背离这些原则。

(二)提高依法管理学校的能力,从源头上预防矛盾

学校的各级管理者不仅要树立明确的法制观念,带头学法懂法,坚持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做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的表率,还应具有较强的依法治校的能力和水平。首先,确保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基本精神。高校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和《教师法》等法律要求,以及《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等行政法规的精神,对本校人事管理、教学管理、学生管理等一系列规章制度进行清理与修订。其次,要确实维护师生员工的合法权益。最后,要提高依法管理学校的能力和水平。高校要构建和谐校园,必须彻底根除违法违纪的土壤,还校园一方净土。为此。高校既要坚持原则,又要讲究灵活性,在加强监督和教育等预防措施的同时,要加强检查督促力度,防止违法违纪事件进一步恶化,对已经发生的违法违纪行为,要依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学校的规章制度,及时予以惩处。

(三)积极开展和谐文化建设,加强法治教育

和谐文化是一种以和谐思想内涵和价值为取向的,以和谐理念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氛围、文化形态和行为方式,一般由思想观念、价值标准、社会风尚、行为规范、制度体制等构成。其中核心的内容是崇尚和谐理念,奉行和谐行为。和谐文化是和谐社会的最重要特征,是社会能否和谐发展的导向。因此,在高校的校园里,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前提下,通过高等教育参与各方的共同努力,打造和谐的校园文化,使大家能够在和谐的氛围中陶冶情操。在和谐的校园中愉快地学习、工作。

(四)重视道德规范,实现德治与法治的和谐

法律和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互相联系、相互补充。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应该互相配合,统一发挥作用。高校教育管理中德治对法治的作用表现为:其一,德治是法治的思想基础。一般来讲,人的道德水平越高,守法意识就会越强,执法成本就会越低,法律的效益就越明显。其二,德治是法治的必要补充。法治在内容、功能及作用机制等方面均有某些不足,这就需要德治的补充。法治和德治是一个整体,它们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只有把道德建设和法治化管理紧密结合起来,坚持“两手”都要硬的观点,才能保证高校教育管理保持良好的秩序,取得稳定的效果。在和谐校园建设过程中,只有传承优良传统法制文化、构建以大学现代法律精神为主的现代法制文化,才能实现大学师生个体自身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学校的和谐、学校与社会的和谐。

总之,高校法治建设要正确处理好法治文化与校园文化的关系,改变长期以来重制度设计、轻法治理念教育,重管理、轻文化建设等本末倒置的做法,提高高校法治化水平,更好实现依法治校的目标。

参考文献:

[1]李德顺.法治文化论纲.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7,(1).

[2]杨双论.高校法治文化建设.2009-01-19.

[3]赵任凭.论高等学校法治文化的培育.江苏盐城.2009.

[4]雷金星.论依法治校与构建和谐高校.2009,(11).

[5]周双娥.和谐校园建设中的法文化:冲突与动力.党史文苑.2008,(18).

提升法治素养建设法治政府 篇7

一、当前基层法治政府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是特权现象依然存在。一些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存在特权思想,依法行政意识不强,为了追求部门利益、眼前利益,规避法律甚至突破法律的界限。个别领导习惯按个人意志、个人喜好办事,忽视法律规定。

二是行政执法不规范。基层执法主要问题有:执法乱作为,行政执法重实体轻程序,侵犯老百姓权利,粗暴执法、违法办案等现象时有发生;执法不作为,执法不严;选择性执法,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标准随意性较大;执法无效,对城市管理顽疾执法有效性不强,惯性地将“执法”等同于“执罚”。这些问题导致行政执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不够,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

三是行政执法不衔接。基层政府还存在权责不清、职能交叉及执法机关之间不能有效协调等问题。事实上大多数执法过程中会涉及各部门之间执法环节的相互衔接,一些部门存在本位主义,就容易发生部门间的相互扯皮推诿,造成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的“真空”地带。

二、浅析基层依法行政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是基层政府缺乏法治思维。一些地方政府依法行政意识淡薄。一些地方对推进依法行政重视不够,体现出推进依法行政就是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甚至有唯利是图的倾向。部分领导干部和公务员依法行政意识和能力欠缺。一些领导“官本位”观念突出,不习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问题。甚至有的领导不懂法、不知法。

二是法律法规不完善。主要体现在:有的法是“残缺法”。有对违法情形的表述,却没有作出处罚和惩戒的规定。有的法是“滞后法”。一些已出台的法律法规已明显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却得不到及时修改、完善。还有部分“冲突法”。即,存在部门法交叉冲突问题。很多行政法规是由部门立法,部门职能色彩较浓,因而造成部门间执法中的各自为政、不衔接。

三是监督考核机制缺乏。当前对基层政府的依法行政工作还没有严格的监督考核机制,没有制定出具体的依法行政考核指标体系。因此,造成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依法行政内驱动力不足,依法行政的理念尚未完全转化为自觉自愿的行动。同时,行政监督制度不落实,领导干部违法行政没有及时问责等也是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问题之一。

三、加快推进基层法治政府建设的路径

一是提高法治思维,弘扬法治行政文化。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法治意识。重点要提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行政的能力。通过建构和弘扬法治行政文化,强化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的法治观念,包括:宪法法律至高无上观念;以保障公民权利为天职的观念;职权法定,“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观念等。

二是明晰政府职能,建设有限政府。法治政府是一个有限政府。建设法治政府要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科学合理设置政府职能。要理顺政府部门职责关系,推进大部制改革。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要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行权力清单制度,把法定职责明确下来,让基层的领导干部明确自身的权力和责任。同时,推进各级政府事权规范化、制度化。要科学设计,明确规定中央和地方各自的事权,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的事项,全部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

三是健全决策机制,创新行政管理方式。要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对行政管理方式加以改进。坚持“一切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按照职权法定、行为法定、程序法定、责任法定的要求,所有的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工作都在法律框架内进行。如,要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对重大行政决策要遵循五项基本法定程序: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还必须建立和严格执行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同时,行政管理过程中要善于采取间接管理、动态管理和事后监督管理等手段,要充分发挥行政规划、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方式的作用。四是健全考核机制,加大执法监督力度。

提高基层政府和干部依法行政能力,关键是要把依法行政工作的成效作为考核机关和干部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因此,要积极探索“法治GDP”的评价指标,建立健全法治评价体系和考核标准,对违法行政实施严厉问责。政府权力行使往往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必须强化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对此,要加强党内监督、人大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舆论监督等制度建设。要全面推行政务公开,实行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等五项具体政务公开。

摘要：建设法治政府是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环节。当前基层政府是依法行政工作的薄弱环节,存在行政决策不透明、行政执法不规范、不衔接等问题。为此,基层政府要强化法治思维,完善体制机制,加快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关键词：法治思维,依法行政,法治政府

参考文献

[1]李吉斌.切实加强法治政府建设[N].法制日报,2013.

法治文化建设 篇8

善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推进法治新区建设是时代的要求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的要求, 应当成为滨海新区领导干部与中央、市委保持一致、提升执政水平、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这一要求也为有效落实滨海新区推进开发开放进程、全面提升干部队伍能力素质教育培训的计划, 提供了指导思想、丰富了培训内涵。因此, 只有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才能引领法治新区建设在全国范围内成为更加普遍、更为生动的法治实践。

(一) 实现滨海新区功能定位需要法治

国务院把天津滨海新区定位为我国北方对外开放的门户、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宜居生态型新城区。这进一步强调了滨海新区要充分发挥区位、资源、产业等综合优势, 努力提高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 成为天津发展的龙头地区。目前, 滨海新区既面临着新一轮开发开放的机遇, 也将面对原有优势分布格局重新调整的新形势, 尤其是新区第二次行政体制改革、街镇整合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那么, 如何把握机遇, 加快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步伐, 进一步以法治推动和保障滨海新区综合竞争力在科学发展轨道上取得新跃升, 从而进一步提升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地位, 更好地向国际化城市目标迈进, 就成为法治新区建设必须应对的全局性重大课题。

(二) 加强滨海新区社会治理创新需要法治

十八大提出的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的基础保障;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是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各项工作的依据和基础, 也是加强社会治理创新的目标追求, 更是加强社会治理创新的有力保障。社会治理的前提是法治, 用法治化解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也是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内在要求。

加强新区社会治理创新, 是新形势下促进社会公正、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目前, 滨海新区开发开放过程中也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迁, 社会治理的内容和范围发生了很大变化, 如城乡差距及贫富收入差距日益扩大问题, 政府公信力问题、社会诚信问题、基层治理问题等都严重地影响着新区的和谐稳定。同时, 市民对社会法治环境的要求和期盼也越来越高。这一切对现有的社会治理理念和管理方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 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区理政, 是新时期、新阶段对新区社会治理的新要求。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建设, 只有以平安新区作为抓手, 推进法治建设, 各级党政组织和领导干部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维护稳定, 才能将社会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 才能营造民主团结的政治环境, 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 协调平衡的生态环境。

(三) 衡量领导干部执政能力需要法治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 努力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这进一步明确了领导干部和公务员要把已习惯的领导思维、管理思维、行政思维转变为法治思维, 善用法治要成为领导干部依法执政和管理社会的基本功。当前滨海新区正处在开发开放的关键期, 既要继续深化改革、推动科学发展,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又要解决社会矛盾凸显、利益结构失衡所带来的问题。因此, 未来滨海新区社会的发展不仅需要持续稳定的改革和发展动力, 更迫切需要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这些都对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多的期待。领导干部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区理政的中坚力量。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凝聚着法治共识的根本, 必须着力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滨海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能力。所以, 培育和强化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以身作则带头具备和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 在法治的逻辑和价值判断的指导下, 在法治的框架内依法执政、依法行政, 既是一种必然选择, 也是一个基本要求。

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法治新区建设

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为法治新区建设指明了方向。滨海新区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和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地带, 肩负着践行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战略的重大历史使命。在法治新区建设过程中, 要立足区域实际, 服务于新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一) 强化法治意识, 提升法治素养

“六五”普法规划实施以来, 通过“法律六进”和普法宣传教育, 滨海新区广大干部群众依法办事意识切实增强, 但个别干部在学法守法用法方面还做得不够, 少数群众“信访不信法”现象仍然存在。建设法治新区, 首要是全面提高全区的法治意识和法律素养。一方面, 加强法律专项培训, 全面提升领导干部、公务员、行政执法人员依法行政水平。在新区干部培训和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 要建立一个制度化、常态化的教育培训制度, 如通过学习、培训、出庭应诉、旁听审理等形式, 提高他们的法治意识, 促使他们不仅要带头依法办事、不得违法行权, 更重要的是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新区开发开放、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同时, 区委组织部和区委党校定期举办领导干部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专题研讨班, 定期组织领导干部参加专门法律知识轮训和新法律法规专题培训。另一方面, 要切实增强广大群众的法制观念, 以“法治大讲堂”工作为抓手, 引导人民群众自觉遵纪守法, 善于理性表达利益诉求, 在新区范围内营造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社会氛围。

(二) 推进依法行政, 维护公平正义

建设法治新区, 无论是机构整合, 还是强街强镇, 都需要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作保障。因此, “法治新区”首先是“法治政府”, 通过加强法治监督、推进“依法行政示范单位”创建、认真梳理行政执法职权、制定依法行政规程, 发挥政府法律顾问团作用, 强化制度建设, 规范行政行为;通过成立执法保障基金, 加强执法保障, 严厉打击暴力抗法行为, 推进严格执法, 促进“平安新区”建设, 营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同时, 要把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各项事业纳入法治化轨道, 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贯穿到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各个领域, 保证各项工作依法进行, 创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具体讲, 就是各级党委要带头执行宪法和法律, 规范决策行为、加强党内法治建设、健全完善党务公开制度, 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比如, 按照“谁制定、谁清理, 谁执行、谁负责”的原则, 对目前仍在继续执行、现行有效的各功能区各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清理;各级政府要加快职能转变、严格依法依规办事, 坚守公平公正原则, 充分发挥网络信息技术的作用, 依托电子政务OA办公系统平台, 不断创新政务公开形式和载体, 着力建设法治政府;各级司法部门要坚持公正司法, 强化司法为民, 把好公平正义“最后一道关口”。

(三) 纳入考核指标, 完善考察内容

法治文化建设 篇9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 推动经济发展需要法治, 深化改革需要法治, 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需要法治, 遏制腐败需要法治。习近平总书记在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坚持依法治理, 加强法制保障,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 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 遇事找法, 解决问题用法, 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 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从微观的角度来看, 增强全民法治观念, 树立法律权威, 成为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的内在根本动力。美国法学家哈罗德·铂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一书指出, “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法律信仰是法治文明的源头, 是人们对法的一种尊重、信赖和认同感。中国古代汉语中的“法”与西方的“法”的区别就在于西方的“法”含义更丰富, 在西方文化观念中, 强调“法”具有维护权利, 促进正义的属性。而中国法治文化建设所面临的艰巨性,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文化因素造成的, 比如, 很多中国人不信法, 不守法, 选择性执法, 选择性守法等, 缺少法律意识和法律信仰。法律信仰来源于法的正义性, 而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在今年的两会上, 就有学者提出“法治信仰托起中国梦”“当全社会都把法治当作信仰, 进而当成一种习惯的时候, ‘法治中国’就会形成”。因此, 树立法治意识, 增强全民法治观念, 为推动法治社会建设发挥着日益深远的影响。

第一, 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增强全社会例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 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意味着法治教育将成为一种全民性教育、全程性教育和全方位教育, 其实质是要把法治变成国民的一种生活方式。坚持法治学习宣传与法治实践相结合, 广泛开展公共性、公益性和专业性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例如, 开展宪法学习宣传活动、强化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养成、加强各类人员学法用法、积极开展专项普法活动, 以多种形式有机结合, 努力掀起学习宣传国家法律法规新高潮。

第二, 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 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社会规范反映了一个群体的共同意见, 即一种共同的价值体系, 个体要在群体中生活, 必须掌握这种价值标准, 有了社会规范, 便有了满足个体物质与精神需要的标准, 对于一个社会的存在、稳定和发展而言, 社会规范是不可缺少的。社会规范越完善、越充分, 就越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 促进社会发展, 社会规范的健全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例如, 乡规民约要发挥其作为一种社会规范的作用, 必须融入社会生活, 遵从社情民意, 才能内化为人们的行为准则, 发挥其积极的教化、规范、引导、评价作用, 推进依法治理社会。“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 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 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各种社会规范只有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基层, 才能得到人民内心的认可, 才能够真正地贯彻执行。

第三, 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四中全会公报提出了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两个关键点:一是要扩大覆盖面;二是要强化公共法律服务。人民权益靠法律保障,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真诚信仰,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 因法律资源分布不均而导致的“找律师难”、因法律服务渠道不完善而造成的“诉讼难”、因法律援助体系不到位而形成的“赔偿难”等问题依然普遍存在, 让法律服务惠及更广大的人民群众, 也成为法治中国的题中之意。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不仅需要“量”的扩大, 也需要“质”的提升, 需要通过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和法律规范, 让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能够切实发挥作用, 同时构建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是一个系统的民生工程, 涉及司法、财政、民政以及社会力量等多种环节。需要更为具体的制度来保障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 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社会纠纷机制写入公报十分罕见, 表达了决策层对法治中国建设的高度重视, 四中全会此举就是要解决权大于法, 人治大于法治的现象。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权益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加强制度机制建设, 构建对维护群众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体系, 为有效维护群众利益提供健全完善的制度保障, 一方面建立健全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另一方面建立健全群众利益表达维护机制, 加快构建对维护群众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体系。法治社会不是没有矛盾纠纷的社会, 而是矛盾纠纷出现后能够得到及时有效解决的社会。在长期实践中, 我国已经建立了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纠纷解决制度, 为适应新形势下化解矛盾纠纷的实际需要, 需要进一步完善各项纠纷解决制度, 建立健全不同纠纷解决制度运行顺畅、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第五, 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平安是人民幸福安康的基本要求, 是改革发展的基本前提。”安居乐业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切身利益所在。要着力构建党政主导、综治协调、部门负责、社会协同、全民参与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格局, 健全以源头防控、动态防控、重点防控、科技防控、网格防控、区域防控和网络防控为主要内容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网, 有效防范化解管控影响社会安定的问题, 维护社会治安秩序。要深入开展基层平安创建活动, 依法强化危害食品药品安全、影响安全生产、损害生态环境、破坏网络安全等重点问题治理, 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依法严打方针, 依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涉黑犯罪、邪教和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 绝不允许其形成气候。同时, 要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依法运用好“宽”的方面, 最大限度减少社会对抗, 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法治文化建设 篇10

一、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需要良好的法治环境

法治, 是针对人治而提出的一种治国理念。当前也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认可和采纳。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题讨论依法治国问题, 足以看出国家对于法治的重视程度。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 一直在法治的道路上积极探索。依法治国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 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社会各方面的活动统统依照法律进行, 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 (1) 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有法可依是前提, 即构建法治社会首先要有法的存在, 且这个法必须是良法, 即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国家国情的、能促进本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法律。有法必依和执法必严都是在法律执行过程中的要求, 一是要求在有法存在的前提下, 法律必须得到良好的遵守, 不能被架空, 更不能被滥用;二是要求必须依法执法, 不能有以权代法、越法执法的行为。违法必究则是对违反法律后果的追究, 它更多体现的是对违反法律行为的一种制裁。

从法治要求的内涵来看, 每个方面都彰显着对良好法治环境的依赖。良法的出现, 需要的是一批高素质的知法懂法的专家学者, 能对法律的内容进行广泛的讨论和分析, 能给立法机关提供科学有效的建议和意见, 以达到促进高质量的立法要求。而立法的整个过程, 从议案的提出, 到草案的拟定, 再到意见的征集, 法案的修改、审议和发布都离不开众多主体的努力, 而参与主体法律素养的高低, 也就决定了最终法案的好坏。全社会要形成依法办事, 严格遵守法律的良好风气, 同样离不开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人按照什么样的模式做出自己的行为, 除了受个人主观思想的控制, 另外很大层面上也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在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里, 人人守法, 人人严格依法办事, 也就成为了一种共识, 都会自觉的得到遵守。当然, 在执法和司法环节, 更需要一个法治环境的保障。我们在探讨少数的暴力执法和不公正司法行为的时候, 除了要考虑执法者和司法者本身的素质以外, 也不能不考虑执法司法对象和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我们虽然反对暴力执法和不公正司法行为, 但是也不能忽视拒不接受合法制裁的相对人也还普遍存在, 这种现象之所以存在, 是因为这一部分人的意识里, 还没把法律当作是一种规则, 一种最高准则。

法治社会的建立, 需要从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等各个方面一起努力。党的十八大确立了“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新十六字方针。科学立法是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前提和基础。严格执法是法律权威树立的重要一环。法律作用之实现, 执法是关键。在执法的过程中的不文明执法和暴力执法行为都会直接损害到法律的权威性, 也直接妨害了法治的实现。而司法是保障法律公正的最后一道关口, 可以说公正司法是法律公正的集中体现。而公平正义又是法律的核心价值之所在。“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 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 (2) 法治社会发展的最终方向, 是建立一个人人守法的法治社会, 因此, 全民守法也就成为了我们构建法治社会的一个价值追求。如果说立法、执法、司法从主体的外延来看还只是涉及一部分的人或部门的话, 那么全民守法这个环节则是要求所有的人都能意识到法律的重要性并且切实的遵守, 其困难程度也随着主体范围的放大而增大。因此可见, 对于构建法治社会, 不论处了哪一个发展阶段, 都离不开良好的法治环境。如果在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下, 每个人都有一定的法律素养, 那么我们的立法、执法、司法工作也就简单易行了许多, 我们距离真正的法治社会也就不远了。

二、持续做好全民普法工作是培育良好法治环境的重要手段

2015年是我国六五普法工作的最后一年。我国的普法工作已经为培育良好的法治环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我国公民的文化素质飞速提升, 这就给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但是公民法律素养的提高, 不是一朝之功, 它需要长时间的培养, 因此普法工作也就是一个需要长期抓好的重点工作。

(一) 加强领导, 建立健全普法机构和制度

普法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 应当要有专门的机构和制度予以保障。首先要确立一个专门领导机构。六五普法到了收官之年, 但也并不是每个地方每个单位和组织都有专门的普法组织机构, 有些即便是有, 也形同虚设, 只是设置了以便应付检查而已。从原因上分析是很多领导干部都没有学法用法的习惯, 领导干部自身的法律意识不强。习近平同志就曾指出:领导干部要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

从1986年, 党中央宣布全国普法开始, 我国已经经历了六个为期五年普法周期。"六五”普法规划的主要目标就是通过深入扎实的法制宣传教育和法治实践, 深入宣传宪法, 广泛传播法律知识, 进一步坚定法治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 提高全民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 提高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 促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 推动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环境。

(二) 大力加强法治教育工作, 提高全民的法律素养

法律理念的形成离不开法治教育。我国目前的教育已经从传统的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 全面的素质教育, 自然也应当包括法治素质教育。目前我国的法治教育大部门都集中于高等教育阶段, 这是明显不够的, 而且时间上也有点太晚。笔者认为, 法治教育中应当以小学知法、中学懂法、大学信仰法为基本目标。在小学教育阶段, 努力使学生知道有法律这种规则的存在, 并能知道违反法律规定就要招致法律的制裁, 至于具体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 并不是这时期法治教育的重点。所以这个阶段可以采取一些典型案例教学的方式进行, 主要是让学生知道法律的存在, 而且知道要严格遵守。到了中学阶段, 则应当开展一定内容的法律知识教育, 特别是宪法中公民意识的教育。在中学阶段就应该开设一定的法律课, 学习一些具体法律知识。特别是高中阶段, 学生接近成年, 大部分也都具备了一定的法律责任能力, 这时候如果没有一定的法律内容教育, 可能会导致一部分学生因为不懂法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目前我国的法律教育大部分是放在大学阶段, 而且是包含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 严格说起来也只有思政课中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设有专业的法律教育, 且篇幅只占总课程的三分之一不到。思政课中的法律教育更多的是法治观念和法治精神的教育, 具体的法律法规教育其实很少, 因此也完全有必要进一步开展一些专业法律的教育。所以, 继续开设《法律基础》课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对一个小学生说要他守法, 出于对教育者的尊敬和信赖, 可能他还会遵照执行。你告诉一个大学生说要树立法治理念, 但是你连一些基本的法律知识都不教给他, 他自然也就难以明了所谓法治理念从何而来。强调要全民守法, 严格依法办事, 但是连具体法律是怎么规定的都不知道, 难以想象其严重的后果。

(三)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构筑法治的文化大环境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法治文化环境是法治环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简单的说, 法治文化就是法观念和法意识。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法治文化体系。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必须要坚持社会主义法的方向。马克思主义认为, 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阶级社会中, 法律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其法律必然要体现工人阶级的意志。基于国家法律体系而构建发展起来的法治文化, 必然也要体现阶级的本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必须要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信仰、维护法律权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 法治信仰的确立虽然需要很长的时间和艰苦的努力, 却不得不常抓不懈。

三、倡导社会主义法治价值观, 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价值观是人类在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产生并发挥作用的。公平正义是法律的核心价值。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法治价值观是法治国家的基本标志, 也是贯穿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一条红线。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任务。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十二个词中, 虽然单独只有“法治”一个语词, 但是其他内容诸如民主、自由、平等等, 都和法治相关。在201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中, 明确提出要“注重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要求上升为具体法律规定, 充分发挥法律的规范、引导、保障、促进作用, 形成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法治环境。”

价值观一旦确立, 就能反作用于人类活动指导人类实践。社会主义法治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有之意。在我们大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 积极倡导社会主义法治观, 用价值观来推动法治中国建设。

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 培育良好的法治环境, 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基本前提。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良好法治环境对于构建法治社会的重大意义, 鼓励全社会都投入到培育良好法治环境的建设中来, 为早日实现全面依法治国奉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11.

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问题研究 篇11

【关键词】西部地区；法治文化；问题；建设；路径选择

尽管西部地区法治需求内在的发轫于自身的现代化历史逻辑，但作为一种与传统法文化完全两立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法治理论的提出与法治实践的开展不可避免的依赖于西方的法治理论资源。传统的“以法治国”观念和法的工具性取向，对西部地区的法律观念和法治意识的影响，无疑是极其深远的。因此，在把握西部地区法治文化特质的基础上，研究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对推动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意义重大。

一、西部地区法治文化的特质

法治文化是指沉淀在人们内心和行为方式中的法治意识、法治精神和价值追求，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法治文化”，就是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机制、法律设施体现出的文化内涵和公民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所持有并遵循的以法律价值观为核心的心理意识与行为方式。

西部地区法治文化作为在西部地区文化土壤上成长起来的一种具体的法治文化形态，除具有政治性、国家意志性、规范性等法治文化的共同特征，以及我国法治文化的社会主义特质、初级阶段特性之外，还具备多元混合、交织并存的特点。不难发现，传统人治型法律文化在这片土地上仍然根深蒂固，人们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仰仍被各种传统文化思想所制约，但同时也能看到现代法治文化在西部地区已经有着长足的发展。

（一）传统“法治”文化根深蒂固

“法治”思想在我国古已有之，但其含义却与现代法治大相径庭，其内核仍是以传统“人治”为基础的文化特质。在西部地区，这种传统的“法治”文化仍非常盛行，其主要表现为：

1.强调身份等级的文化观念积淀浓厚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强世功在陕北采访的一起“炕上开庭”，描述了这样的一种场景：在一起诉讼案件中，法官、信用社主任、营业所主任、派出所干警和村支书都不脱鞋就上了炕，并且在相互的谦让中按某种“默会”的位置依次坐定。当强世功刚要脱鞋时，就被主人拦住了，“烂土炕，不干净，随便上”。然而，案件当事人被告却没有上炕。什么人可以上炕穿着鞋，什么人应当不穿鞋上炕，与其说是一种关系到日常生活的科普性知识，还不如说是一套标识各方当事人长幼尊卑的社会身份的礼节或仪式。由此可见，在西部地区，强调身份等级的法治文化观念可谓是根深蒂固，积淀浓厚。

2.机会主义的法治文化普遍存在

由于历史原因，西部地区是多种社会经济形式和文明群体共存的地区，是历史上世界各国或地区法治文化交流和互动频繁的地区，这就决定了该地区法治文化的多元性特质。面对多元并存的法治文化规则（国家法、宗教法、家族法、习惯法、乡规民约等），西部地区社会成员在无所适从的情况下有时会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规避国家法律竭力避免那些不利于自己利益的法律规定或法律解释。如藏族习惯法中处理刑事案件的关于“赔命价、赔血价”的规定，刑事案件中受害一方在活佛等宗教权威的调解下，可通过向对方索取经济赔偿来解决矛盾纠纷，规避刑事处分。

3.强烈的宗教信仰认同意识

改革开放以来，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了宪法和其他相关法律的有力保障，这让西部地区的人民群众曾经被“冷落”的宗教感情再次升温。在西部一些民族聚居的地区，存在着一种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上的神治型法治文化，这导致许多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现在仍然存在神明裁判的情形。

如聚居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各县的景颇族，山官作为调解纠纷的法官与执行神明裁判的神职人员身份是重合的，他们一般被认为是神意权威的代表者。当争议发生时，在山官的主持下，可通过捞开水、砍鸡砍狗、喊天喊雷、煮米等方式来解决双当事人的争议。这些仪式具有法律性、权威性、普适性，以及羁束力等属性，与原始宗教信仰支配下的神判所具有的基本属性形成了水乳交融的外在表现特质。

（二）现代公民法治意识发展与困境并存

在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导致传统法治/礼治文化观念的根深蒂固，要形成现代性的公民意识、法治观念困难重重。但是，随着我国社会民主与法治水平的提高，法学教育与研究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常态。西部地区的社会成员由此受益，现代公民法治意识已显著增强。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西部地区社会成员的公民权利意识已初步形成，几千年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传统型法治文化所塑造的只重义务、不讲权利的传统法治文化开始逐渐向现代法治文化变迁。历次“普法教育宣传”使得现代法治文化更多地进入西部山区，越来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不再抱有“厌诉”和“耻讼”的观念了。在西部地区一些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的城区，这种现代公民意识表现更为突出。近年来，不仅各种因合同纠纷、人身伤害等诉诸法院的民事案件层出不穷，而且以往较为少见的行政诉讼案件也是屡有发生。一些环境侵权案件、知识产权案件的起送和受理，更是说明西部地区已在适应社会转型，初显现代法治文化自我觉醒的良好开端。

二、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至上”原则与“权力至上”传统的冲突

现代法治文化和传统法治文化的的冲突在西部地区尤为明显。发生争议时，注重调解而非诉讼是双方当事人的首要选择。“每有纷争，最初由亲友耆老和解，不服则诉诸各房分祠，不服则诉诸叠绳堂。叠绳堂为一乡最高法庭，不服则讼官矣”。因此，“和息”成为西部地区乡村解决纠纷的终极目标。一般人都尊奉“饿死不做贼、气死不告状”的文化信仰，认为去法院打官司是件不光彩的事情。云南白族某些村落的习惯法还有明确反对斗狠好讼的规定，如：“近有仇視刁蛮小人，请讼师占原告，自鸣得意。此后不论大小事故，先由村内公处，如不合者，方可报官，否则，村不齿，为绅耆者，不可武断乡曲。”①

从现代法治理念的角度审视，上述传统法治文化所带来的冲突主要由以下几点组成：一是法律至上原则与权力至上传统的冲突，二是法律平等原则与“礼治”等级观念的冲突，三是保障人权和自由与统治人民之工具的法律意识之间的冲突。

（二）法律的普遍性原则与礼治的特殊性精神

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所倡导的“礼治”精神对现代“法治”文化的抗拒成为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进程中的第二大难题。

传统的法治文化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之上，强调集体本位，崇尚人本，道德性浓厚，因而导致人情观念浓厚、圈子意识和宗亲观念根深蒂固，以致在一般民众看来，“法律不外乎人情”， 打官司就是打关系，这在西部地区表现尤为突出。法律的普遍性和平等原则遭到破坏。在部分经济不发达的地区甚至导致了法律实施困难和司法腐敗层出不穷，“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等现代法治理念受到传统法治文化的空前挑战。

（三）人权自由原则与法的工具性取向

尽管西部地区法治需求内在的发轫于自身的现代化历史逻辑，但作为一种与中国传统法文化完全两立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法治理论的提出与法治实践的展开不可避免的依赖于西方的法治理论资源。传统的“以法治国”观念和法的工具性取向，对国人的法律观念和法治意识的影响，无疑是极其深远的。这种影响反映西部地区社会成员的法治观念上，主要表现为认定法律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因而一些政府官员习惯于把法律当作管理人民的工具，以为法律的作用仅仅是强化国家权力而不包括限制政府的权力。

工具性取向的法治意识反映在一般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上，则主要体现在：一部分民众的思想深处，还对法律持对立或怀疑的态度，避之唯恐不及，根本不相信司法是伸张正义的有效途径。一方面，人们的法治意识淡薄，当日常生活中与他人发生各种利益纠纷时，不愿意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而更倾向于私了或利用各种关系去解决纠纷；另一方面，一些人认为守法是保守和怯懦的，不仅不自觉遵守法律，甚至还想方设法逃避法律的规制。

（四）法律从业者的专业素养参差不齐与法治文化宣传的缺乏

目前，西部地区的法治文化建设队伍，主要以社区工作人员为主，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法治文化建设队伍法律素养参差不齐，而且缺乏法律知识的系统学习，懂法律知识专业的人才少之又少。大部分社区工作者处理问题只凭工作经验和热情，不能从法律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矛盾纠纷。显然，这一现状制约了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的进程。

法治文化宣传内容单一，手段落后，未形成系统性。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起步较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西部法治文化的宣传工作。法治文化宣传只注重法律法规条文的宣传、法律咨询、普法教育等传统方式，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法治文化传播和普及。

三、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法治文化应包含两个基本要素：一是法律的理性，即公共治理以承载理性的法律规则为依据，这是“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核心要求，是形式法治的范畴；二是公民性，即公共治理以保障公民尊严、塑造公民身份为目标，凸现“公民”的公共意识和社会属性，强化治理过程的开放性、公民参与性和公共责任性，是实质法治的范畴。

目前，西部地区还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而法治文化建设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需遵循其固有规律顺序而积极推进。基于西部地区经济、民主政治发展实际情况，因此，现阶段地区法治文化建设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就要用以人为本这一核心理念审视、反思我们的法治文化建设。要把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利、促进人的自由平等发展作为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的灵魂，作为一条红线贯穿于其全部过程及各个环节。《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关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关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西部地区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组成部分，是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法治文化，是党领导下的法治国家所需要的先进文化，要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培养高度的法治文化自觉，提高全民族的文明素质。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将法治理论研究创新与法治文艺创作创新，为法治文化建设注入新的活力。在理论研究过程中，要注意吸收西部地区传统优良的法治文化元素，并大胆借鉴“外来”的先进法治文化元素，尽量使其民族化、本土化，真正达到以民为本、服务大众之目的。

（二）推进普法教育，提高公民个人法律素养

普法的功能和目的不仅仅是法律知识的传播，而是法治理念的渗透和法治文化的深入，更重要的是在于法律信仰的建立。

首先，法律至上是现代法治文化的核心，也是法治社会的基本特征。法律至上还意味着在调整社会关系、社会行为的各种规范中，不得以宗教、道德、习惯法等手段或规范取代法律。在西部法治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应尽可能采取为西部地区社会成员接受和消化的方式，让他们深刻理解国家法的自由、公平、正义，认可国家法的适用比民族习惯法的适用更有价值，消除对国家法的恐惧感、陌生感和异己感，让其从心理上逐步接受国家法并内化为他们的生活逻辑，而不是简单的服从。同时，应尽量扩大少数民族人士的参与，吸取民智，实现政府行为与民间认同的和谐，引导习惯法思维向良性发展，减少习惯法、宗教法等传统法治文化对政府行政行为的抵触和负效应。

其次，要转变法治教育导向，提高公民个人的法律素养。法治文化的形成是以公民具有一定程度的法治意识和法律素质为前提，法制宣传教育应以切实提升公民的法治理念为核心目标，将法治由“口号”内化为公民自觉自愿的行动，培养公民对法律发自内心的尊重，形成法治文化的现代化。我们并不能要求西部地区的社会成员掌握系统的法治理论和法律知识，但我们可以要求民众能够把握法治精神的内核。只有民众对法治精神有了良好的把握，西部地区的法治实践才能有质的发展。

最后，要深入开展西部地区法治文化理论研究。组织专家、学者开展多种形式的法治文化建设理论研讨，准确把握西部地区法治文化的科学内涵，认真研究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的客观规律，深入探讨加强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的现实途径，推出一批具有理论深度和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

（三）推进公正司法，提高依法行政能力

首先，法治文化理论普及的途径不仅仅是对法治观念的传播，更重要的是通过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等良性法律實践的教育活动，增进国民对诉讼的信任和期待，培育国民对法律的信仰心理。在西部地区法治文化理论的普及过程中，要处理好法治文化与的西部地区其他文化形态关系，根据不同地域文化的特征，将现代法治文化与宗族法，习惯法和乡规民约等传统法治文化有机融合。

其次，应把法治建设的重点放在法律的遵守和实施、实现。须知，法律只有得到有效遵守，法治文化才能形成，法治也才能实现。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要立法，而是强调在目前我国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的情况下，西部地区法治建设的重点和难点乃在于法律的遵守和实施、实现，尤其是政府守法更是关键。而且在目前的情况下还需要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来处理现行法律可能存在的漏洞和不完善之处。有必要强调的是，解释法律统一甚至更为需要政府执法者具有良好的法治文化素养。如果执法者不具有良好的法治文化素养，即使制定再完备的法律也有可能执行不好，甚至会被恶意歪曲，导致恶劣的后果。因此，司法公正，政府依法行政是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的关键所在。

（四）加强民主监督，营造法治文化氛围

首先，要加大民主监督的力度。必须克服西部地区传统法治文化在制度上和观念上的障碍因素，充分发挥民主监督在法治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在整个社会营造出强烈的法治文化氛围，推动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

其次，打造特色法治文化基地，丰富视觉法治文化。应当针对西部地区社会成员的文化特质，依托现有场所、机构，建设符合不同群体需求的法治宣教中心，打造符合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法治文化教育基地。在城区和集镇区域等有条件的地区，充分利用电子显示屏、灯箱、石碑、公益性广告牌等为载体，宣传“六五”普法规划、法律知识；以基层社区为重点，结合城乡统筹发展，开展法治文化广场建设，扩大法治文化广场的覆盖面，抓好法治文化展馆建设；以基层社区文体中心为载体，建设法治文化展馆，在馆内设立法制宣传栏、法律图书室、学习室、法制展览室等，让西部地区社会成员更好地参与法律知识的学习，让其身处在浓厚的法治文化氛围当中。

总之，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肩负着承接传统文化，开拓当下文化创新路径的历史使命。法治文化的宣传和教育的目的乃是使得法律能够达到民众的内心深处，使得民众成为法律的主体，养成对法律的尊重和信赖。宣传教育是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手段，也是法治文化传统形成和代代相传的载体。开展深入持久的宣传教育，应当成为法治文化建设的根本举措。

【注 释】

①“叠绳堂”为梁漱溟文中的梁氏宗祠。“吾梁氏约三千，居山之东麓，自为一保……本保自治机关则吾梁氏宗祠‘叠绳堂’。自治机关之最高权，由叠绳堂子孙年五十一岁以上之耆老会议掌之。未及年而有‘功名’者（秀才监生以上） ，亦得与焉”。

【参考文献】

[1]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2]张冠梓.论法的成长：来自中国南方山地法律民族志的诠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

法治文化建设 篇12

首先, 增强法治意识,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必须要确保法律是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利器”。法律的制定是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相关权益的, 只有强化法律在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性, 法律才会得到人民群众的尊重, 才能树立法律的权威。

要想让法律真正发挥作用, 就需要建立健全法制体制机制。这就需要在立法的过程中, 既要发挥人大的主导作用, 也要做到所立法律必须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维护人民权益, 这就需要立法过程的公开性、民主性和全面性, 让法律真正成为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有力工具; 在司法中, 要保证司法权力的独立运行, 针对以前中国的司法管辖范围和行政管辖范围是重合的这一现象,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与行政区划分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 建立省级以下地方法院和检察院的人财物统一管理, 这样就可以避免行政权力干预司法权、影响司法权的独立运行; 在执法过程中, 既要提高执法者的法治意识, 也要对其行为进行严格的监督, 保证执法者是按照法律程序执法、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利用法律方式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其次, 增强法治意识,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党员干部必须要做好榜样作用, 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做到“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 作为领导干部, 必须要带头学法、模范守法、严格执法, 这就需要党员干部自身必须有坚定的法治意识和依法办事的能力。

这就需要各级组织部门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学习时间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的法治教育、提高其法律素养, 在国家公职人员的在职教育中设置法治课程; 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努力创造更多的法治实践的机会, 尤其是基层法治机构的执法人员要发挥自己和人民群众直接接触的岗位优势, 坚持把自己的工作岗位作为法的平台, 用法律程序解决问题、化解矛盾, 要时刻谨记自己手中神圣的权力其实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对待任何一项工作都必须坚持按照法律程序进行, 遇到有争议的问题, 务必要都走法定程序, 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再次, 增强法治意识,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必须要培养人民群众的法治观念, 尤其要注重从小培养公民的法治意识, 深化推进法治教育。公民法律素质的高低和法治意识的强弱, 尤其是未成年人的法治素养代表着一个国家法治建设的科学化程度。所以我们应该从小抓起, 把学校作为普法教育和法治意识培养的教育阵地, 这样不仅可以预防未成年人违法、降低未成年犯罪的比率, 还可以让他们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 同时也可以培养他们从小就学会用法律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用法律来表达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等他们日后进入社会参加工作后一定用自己的法治意识和守法行为, 为法治国家的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最后, 增强法治意识,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必须要创造良好的社会法治宣传环境和守法氛围。尤其是要加强对新闻媒体的监管。新闻媒体对重大事件的报道不仅能吸引社会关注, 更能引导社会舆论的方向, 现在部分媒体人在“眼球经济”的刺激下, 哗众取宠, 歪曲事实, 造成了很坏的社会影响。这就需要新闻媒体一方面发挥自己的正面引导作用, 利用电视、报刊等传统新闻媒体和网络、微信等新媒体, 进行法治意识、法律常识等知识的宣传, 并通过法律节目对正负面案例进行分析, 提高全社会尊法守法的法治意识; 另一方面要加强职能部门和社会各界对新闻媒体的监督, 同时也要加强其行业自律, 只有负责任的新闻媒体才能“不负重任、不辱使命”, 成为宣传“法治意识”的重要平台。

此外,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还需要发挥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等其他社会主体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这是因为任何社会主体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中的重要成员, 都应该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是一个长期性的系统工程, 相信在党的领导下, 在所有社会主体的努力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一定会越走越畅通, 越走越宽广。

摘要：党十八届四中全会是第一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的是为了可以更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群众既是依法治国的直接参与者, 也是直接受益者, 所以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必须要坚持“党的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结合”, 让人民群众在依法治国的建设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关键词：法治国家,法治意识,人民群众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J].求是, 2015 (01) .

[2]汤晓江.推进“法治中国”战略的制度逻辑与构建[J].学术探索, 2015 (08) .